治理司法腐败是反腐败重中之重

治理司法腐败是反腐败重中之重（共7篇）

治理司法腐败是反腐败重中之重 篇1

让腐败远离我们身边

一、治理司法腐败是反腐败重中之重

任何社会，司法是保障社会正义最重要、也是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关乎人民的财产与生命，任何形式的腐败只要被查处，最终都将受到司法惩罚，一旦司法失守，社会公正和正义就会荡然无存；司法也是日常社会生活，不同社会角色之间互动的中间或者缓冲地带。对执政者来说，司法更是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根本。法就是秩序，对任何统治者来说，对司法的信任是一个社会的最基本面，也是最后一根“稻草”。道理很简单，一旦社会失去对司法的信任，怀疑司法，这个社会就必然出现形式多样暴力和腐败横行的局面，所以司法腐败是社会乱源，一个社会腐败，首先是因为司法腐败，司法腐败比其他腐败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更恶劣。司法腐败最根本的表现是置法律法理、公平正义、社会道德、天理良心于不顾，把权利和金钱做为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在每每遇到和权利、金钱相牵连的案件时，不加思索地将法律的天平向权利和金钱一方倾斜。司法就象一个风向标，它会引导着社会风气向好的或坏的方向发展。健康的司法是惩恶扬善，引导社会风气向好的方向发展；腐败司法结果是惩善扬恶，它将引导社会风气向坏的方向发展。司法腐败是导致社会道德堕落，社会风气恶化的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之一。司法腐败使得的社会正义无处伸张，人们有仇无处报，有冤无处伸。让人们对社会的感觉是一片黑暗。在司法腐败的背景下，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层出不穷。正因为如此，任何一个法治社会都会动用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不惜成本来保障司法的公正和司法的尊严，只要司法公正，社会上各种腐败和犯罪将无处藏身。

司法腐败根源在于缺少强有力监督惩罚机制，这样必然产生各种腐败的现象，即使腐败分子最终被绳之以法也给社会造成极坏的影响。公检法等权力部门一部分人之所以敢不依法行事，办关系案、人情案、收受贿赂、以权谋私，他们为什么敢明目张胆一错再错？我想主要因为权力部门没有一套行之有效对权力实施人员的监督机制和惩罚措施，错判对他们没什么影响，或者即使承认是错判也可堂而皇之找个理由解释一下，又不会扣工资，又不会处分，利益上没损失，反正是铁饭碗，干好干坏没多大区别（这要是在企业设计人员设计一个产品出现问题给企业带来损失，企业会追究设计者责任，扣除工资，严重的将会被开除）。由于存在这种现状，所以眼下在中国打官司或者犯着什么事到了权力部门处理时首先就是要找人，还要找到关键的人，如果双方都去找人，就要看哪一方找的官大（你若不信你去问一问你周边人），如果要找不到相关的人，那只能听天由命，如果要遇到秉公执法的，那你就走运，这样很多现实中无法解决的事，想到执法机关依法公正裁决，最后大都变成是找人、托关系竞赛，最终演变成以权谋私腐败的寄生地。所以将公检法等权力部门管理好，腐败将远离我们身边。

我们中央领导都认识到反腐是当务之急，因为腐败已经成为导致社会不满的一个主要因素，在电视和新闻上几乎天天讲，要反腐倡廉，提高执法人员素质，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和谐，中央对反腐倡廉是坚决支持的，我觉得关键还是底层很多执行部门缺少行之有效的具体执行措施，制定一套完善的行之有效对各级权力实施人员的监督机制和惩罚措施是反腐倡廉成功与否的根本。从我身上发生的事情，我的感受很深，打了十多年官司，对法院等一些执法机构的管理和执行措施有些了解，我们的很多底层执法人员本质上都是好的，素质也是很高的，都不愿意去做违背法律和良心的事，但就是缺少一套完善的监督机制、惩罚和奖赏措施被一些人钻了空子，把本来很容易解决的纠纷变得复杂化，给社会造成很坏影响。

二、治理腐败要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和惩罚措施

时下老百姓对腐败痛恨不已，有的人片面认为主要是缺少民主体制，其实腐败存在于任何社会体制，有的认为主要缺少监督，又没有具体实施措施。能否让形形色色的腐败远离我们，做到防患于未然，我认为仅仅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学习、考试、提高素质（其实他们素质都很高）是不够的，关键是要制定一整套行之有效对各级权力实施人员的监督机制和惩罚措施，必须要在防和制两方面都要做足文章，并将这些措施尽量实现信息化管理，尽量减少人为因素影响，以下是我的一些建议措施：

1、引入淘汰机制

引入淘汰机制彻底打破铁饭碗，每年淘汰5%左右的不适合人员，从外面再吸收一批新鲜血液。（现假设淘汰5%）执法部门每年要淘汰一批道德败坏的、以权谋私的、明显错判误判的、业务能力最差的，从外面再吸收一批新鲜血液充实进来，这样长期逐步下去我们的执法部门将会拥有大量的业务能力强的秉公执法人员，执法部门根本不用担心找不到合适的优秀人员，每年都有大批把头都能挤破想进入的人员。

现实情况是没有采取淘汰机制的铁饭碗，让一些本来有积极向上的人逐渐被磨练成得过且过的人，很多人工作效率非常低、业务素质能力差，有的意志力比较差的甚至就会堕落，即使做出道德败坏、以权谋私的事，只要不要犯重大失误即使被发现因为有铁饭碗而不用担心。只有每年淘汰一些的不适合人员这样才能让每个人员都有紧迫感、危机感，必须努力学习充实自己，必须秉公执法使自己业务水平不断提高，这样才不会被淘汰。对于淘汰人员实行信息全国、全省联网，要让他知道是为何被淘汰的，让他心服口服，更要让因道德败坏的、以权谋私人员永远不能从事此职业，造成严重影响的甚至要绳之以法。对执法人员犯法要有比普通人有更大的惩罚措施，只有这样才能对一些试图图谋不轨的人在做坏事之前要认真考虑是否风险太大？是否值得？

2、实行绩效考核制度

将工资分成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年终奖几部分，每月发基本工资、绩效工资，要彻底打破干好干坏，干多干少一个样，要让工作比较出色的人员得到较多利益。

实行信息化管理可以很轻松知道每个执法人员接了多少案件，每件案件做到什么程度，案件是否正常审理，是否延期，延期是否办理正常手续，还存在什么问题等，计算机根据复杂案件、典型案件、普通案件等综合因素每个人打工作绩效分，作为绩效工资分发依据，一年累计的工作绩效分作为年终奖分发依据，工作绩效分也是提拔干部任用的参考。目前状况一些执法人员的办事效率太低。通过计算机就可以很容易统计出来，干多干少（处理案件多少），干好干坏（处理案件满意度，是否有争议，是否有上访）。

3、实行回访制度

采用电话回访、短信回访、人员回访相结合 实行回访制度对于预防腐败有很大威慑和监督作用。

案件结束后，可以采用电话回访、短信回访、人员回访相结合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信息回访；

1）对案件审理判决的满意度（满意、一般、不满意）调查。只要执法人员对案件双方人员有理有据的解释引导，依照法律判决，一般最终都会接受。在我的案子里07第二次上诉后判不离，法官依法解释有理我也满意，上访高院虽然没给我解决问题，但我也心服口服，对其它几次法院判决我都不满意。

2）案件判决后，对案件审理法官廉政表现（满意、一般、不满意）调查。法官人品能力调查包括法官是否受贿、当事人是否找人托管系调查。这项调查搞得好会大大减少腐败，是对心存侥幸的人极大震慑，你想如果收了贿赂肯定怕事后哪天被人揭发，即使是别的领导打的招呼也怕那一天被人揭发。

这方式我们这里一个驾校里在用，驾校对毕业的学员进行短信回访，其中不满意是针对教练收受学员贿赂，如果一个教练一年当中被学员打了两个不满意，教练的年终奖将全扣，如果超过三个不满意将被开除，这个驾校风气一直很好，想进入学驾驶的人太多很难报上名，其它驾校风气差，一般不送上几百元礼是不行的，我想你周围也有很多这种现象。所有必须有揭发腐败行为灵活的通道机制。

4、真正让信访工作发挥实效，实行异地公开联审制，建立网络透明监督机制

很多信访案件，不管是严冬和酷暑信访者之所以不提辛苦坚持信访，起早去排队信访（你不信？事实就是这样，我建议信访部门最好安装一套类似银行的排队机），因为他们绝大部分身正不怕影子歪，一般都是有问题的，实行公开联审制，实现社会公开监督这样案件，主审他就会好好考虑不敢乱来。现实情况是很多案件即使明明是错判也不会纠正，因为这里面同一个地方司法部门大都熟悉、是同事、上下级关系，不可避免官官相护；另外如果错判达到了纠正就等于承认司法部门或某个司法人员的过失，影响到相关人员的利益，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信访有实效吗？所以很多上访人在这里被一些接访人员玩弄于法律法规变通和解释之中，同样的行为，下可以是行政拘留处罚，上可以是无期徒刑直至杀头。中国出现这么多腐败，就是因为什么法律、什么章程都可以恣意的解释、恣意的变通，法律法规变成了弹簧。实行信息化管理，对于一些复杂的、久拖不决的、特别是信访要求重审案件全部进行信息公开，这些案件一般社会影响坏，实事求是将案件主要情况公开在网络上，建立网络透明监督机制，将案件分类，全国或全省建立相关法律专家库，随机抽取异地的相关法律专家发表裁决意见，进行评审，对于错判的案件要查明原因坚决纠正，如果不纠正就会纵容腐败。真正让信访工作发挥实效，反过来就是对司法部门一个很好的监督，所以一定要重视信访工作。实行异地公开联审，避免在同一个单位，由于案件是同单位的同事审理的，而不好发表不同意见得罪于他，现实情况一般是进行包庇，以致很多信访要求不了了之，只是走个形式过场。很多信访案件开始只是一个小案，就是因为司法机关处理不公，最后矛盾激化变成疑难案件，到处上访，有的坚持很多年上访，实在给社会造成很怀影响，所以司法机关不能只抓大案要案，不抓小案，其实大要案都是从小变大的，这和一个人生病一样，小病不治变大病就不好治了。

5、建立案件办理负责制

建立案件办理负责制，将案件由专人审理负责，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本单位领导、外单位领导、或案件其它人打招呼、说人情一律不予理会，必须要有相关人署名的书面材料说明理由，并将这些材料记录在册，以供以后查阅。这样案件办理人就可以专心办案，不必理会其它外界干扰，如果案件办理完出现问题，就很容易追查责任，对打击办关系案、人情案等腐败行为起到很大作用。

6、实行上、下级之间相互打分制

每个季度和年终实行实行上、下级之间相互打分制，下级对上级分别在工作能力、领导能力、廉政状况等进行无记名打分，上级对下级分别在工作能力、敬业精神、廉政表现等进行打分，分别作为季度奖、年终奖发放依据，也作为绩效分计算，这样全年的总绩效分最低的领导和部分职工将被淘汰。

实行打分制使领导和职工相互监督，这样领导就不敢轻易为私利为某个案件对下面打招呼，办案人员也是如此。这样对选拔优秀人才有很大好处。现在有很多好企业都实行了打分制。

7、立重罚规定惩处司法犯罪

本来司法人员知法犯法就应该罪加一等。只有对司法犯罪有严厉的刑罚，司法官员才能望而生畏，不敢贪污腐败，做到公正廉洁。

8、司法机关要在人大领导下真正独立

司法部门工作不受地方任何部门干涉，司法部门的一把手由人大任免的有业绩、作风正派、有领导才能的司法专家。其他内部领导实行绩效分评比、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差额考察、任前公示、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任职试用期等制度。加强人事管理和监督方面的制度建设，逐步形成相互配套、约束有力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和干部选拔任用监督机制。

9、司法官员任职前、后要公开财产，公开家庭成员情况

司法官员（应该是所有公务员包括所有的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任职前、后要公开财产，公开家庭成员情况。

10、建立激励人民群众举报机制

1）按贪污受贿官员被查处金额的百分比（假设百份之五十）奖励给举报人 按贪污受贿官员被查处金额的百分比（百份之五十）奖励给举报人，[也许有人说奖励太多，我认其实不多，如果没举报人的举报，大部分贪官污吏是很难被发现的，且举报人是担着被打击报复风险的]，另外，做好保护反映真实情况的举报人工作，对保护举报人不当的司法人员要从严惩处，还要规定接受举报的司法机关应直接去查处，不能当中转站，转到当地去查处，转来转去往往又转回到被举报人手里去了，接受举报的司法机关一定决不能犯官僚主义，当然如何细化执行要制定一系列措施规定，搞得不好也会冤枉一个好人，避免犯文革时冒进错误。

2）自首及配合司法机关调查的行贿人要免于处罚，并给予适当状励。对自首的行贿人及配合司法机关调查的行贿人要免于处罚，按一般的举报人对待并给予适当状励。对不配合司法机关调查的行贿人要与受贿人同罪对待。此举是解决行贿受贿问题的最有力措施。最了解受贿人就是行贿人！现在对行贿人的处罚比受贿人还严厉，简直就是逼着他们结盟！行贿人举报若无罪，受贿人就会自危，怕行贿人过河拆桥而不敢受贿，行贿人也就无处行贿了，行贿受贿被斩断一角，行贿受贿问题也就很好解决了，50%的腐败不攻自破。

三、反腐败关键看决心

由上所述反腐败是有很多办法的，关键看决心和基层落实，有的措施可以立即实行，我想只要有中央强有力领导，有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有正确的战略战术，大家都来想一些好的点子来反腐败，就会形成更多、更成熟、更有力的反腐败措施，铲除腐败生存的土壤。以上一些措施是我十几年打官司亲身经历有感而发，逐渐完善一套专门针对司法部门监督和管理机制不是难事，而且不需投资多少，我们要真正让监督和被监督成为自觉习惯，成为一种民主机制！别忘了反腐败重点在于治理司法腐败，任何形式的腐败最终都要在司法部门处罚，司法公正至关重要，司法若是腐败了，搞出错案冤案，社会影响更坏，如何更好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监督和管理我们的执法部门是当务之急，如果司法腐败被治理好，我敢说执法部门将会涌现出无数个铁面无私的包青天，不发分子将会战战兢兢，无处藏身，形形色色的腐败就会远离我们，社会风气将会大大好转，社会将会变得更加和谐，同样一些好的监督机制也可应用在国家相关机关部门，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国家想不发展和壮大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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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司法腐败是反腐败重中之重 篇2

一、封建制度下的英国司法改革

1066年,今天法国北部的原维京后裔诺曼人在威廉公爵的率领下入侵英国。“在诺曼底征服前后的几百年时间里,出现了郡或县法院,起先,法院开庭的时间间隔是6个月,诺曼底征服以后,随着案件的增多,法院开庭的间隔期改为6个星期或一个月。”(1)法院开庭的间隔越来越短,反映出人们对司法诉讼这一公共产品的需求在增加。应该说人们对于正义的追求是不分时代、种族和国界的,但要受限于制度、价值观和社会事实。所以这种对司法诉讼需求的增加与威廉一世到亨利二世时期的司法制度改革有很深的关系。而这些改革赋予司法权的活力,最后也奠定了英国近现代的成就。

当威廉一世(WilliamⅠthe Conqueror,1027-1087)征服英国时,岛上的盎格鲁—萨克逊人已经处在了封建王国时代末期。从政治上看,盎格鲁—萨克逊人甚至已经走向统一,在10世纪中叶,威塞克斯国王阿塞尔斯坦(Aethelstan,925—940年)征服了威尔士和苏格兰,成为“全不列颠的统治者”。但事实上,盎格鲁—萨克逊人依然是分裂的。因为在司法层面,盎格鲁—萨克逊人还保留着部落制习惯遗风,“盎格鲁—萨克逊统治末期,在英国已经形成了四级法院体系,即村镇法庭、百户区法庭、郡区法庭和贤人会议。”(2)村镇法庭的作用非常类似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宗族祠堂或族长族规模式,主要调解村镇内居民的纠纷。这一时期的法律诉讼主要是适应封建制的习惯法,在“审判程序中带有浓厚的原始、迷信、愚昧的色彩。”(3)主要依据誓言和上帝神灵的名义取证。这种落后的部落制司法,使得盎格鲁—萨克逊人并没有能够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威廉一世入侵以前的英国是一个弱国,一直受到来自维京人、日耳曼人乃至法国人的威胁。而此后,英国则逐步成为了强国。其中原因复杂,但最重要的一条,莫过于成功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府。但这一中央集权政府的形成,不是在对国王的人身依附和行政权的控制下产生的,而是在司法权的推动下完成的。这是有非常别于古代中国或其他中央集权制国家的。

威廉一世及其继任者所率领的诺曼人在英国土著居民中是算是的极少数的入侵者。要想把封建分割状态的领土统一到王权的控制下,诺曼王朝王室的手段非常有限。

首先从人口结构上看,这群殖民者没有办法单纯的用暴力进行统治。他们必须以一种非暴力的方式让占绝大多数的盎格鲁—萨克逊人承认诺曼王室的权威。

其次基督教非常好的限制了国王的政治权力。使他不能像中国皇帝那样,利用御用文人制造“天人合一”的神迹,成为教皇加皇帝的统一体。这就造成了欧洲独特的封建制度,在世俗权力领域出现了“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不是建立来对国王个人的人身依附上,而是建立在对权力和义务的相互匹配上。这使得王室必须时刻对抗封建贵族离心力,找到长久维持王室权威的方法。

最后,英国王室还必须面对来自教会法院的竞争,使得王室和王室法庭并不能为所欲为,而必须遵循社会认可的正义原则。威廉一世进行了诸多改革,其中一项是“禁止主教对百户区法庭行使宗教性的管辖权,作为交换,同意成立教会法院。”(4)虽然教会法院在1857年以后逐步衰落,但在中世纪则是与王室法院(普通法院)竞争的最主要力量。教会法院由各区的主教本人或其代表担任。所有教职人士案件都只能由教会法院审理,即“教士的司法豁免权”。

所以英国王室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即行政命令难以进入领主和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城镇村落;神化君主建立绝对个人权威在基督教世界也难以实现。那么王室宣传自身权威的唯一出路,就只有代表司法权的王室法庭了,而且必须维持王室司法正义之名,否则将在同教会法庭和地方领主法院的竞争中落败。

公元1100年,亨利一世(HenryⅠ,1100-1135)继承了威廉一世在英格兰的土地,成为英国国王。他“着手进行了一件对英国法发展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即派出司法长官,以监督国王的诉讼的名义,到全国各地去巡回。”(5)由此巡视法庭成为王室法庭的重要组成部分。巡回法庭有三项政治任务,保护王室财产、监督封建贵族、树立王室正义(权威)。但鉴于中世纪的封建制,巡回法庭无法插手地方管理权,所以只能以“维护王国稳定和正义”之名,借助司法诉讼的形式干预封建领主,“亨利一世时期,法官们的职责从偏重于行政管理而转向刑事诉讼。”(6)到12世纪,亨利二世(Henry II Curmantle,1133-1189)进行了更深入的司法改革,1166年颁布了《克拉伦敦敕令》,敕令肯定了巡回法官在打击暴力犯罪中的作用,他希望“将王室法庭的司法活动带入王国的每一个角落,使每一个自由人都可以参与王室诉讼”,从此巡回法庭成为定制。随后颁布《克拉灵顿条令》创立了陪审制度。“陪审团在刚被引入司法领域时,主要是为王室法官提供案件事实及当地法律,后来演化为对当事人提供的事实作出判断。”(7)“1178年在威斯敏斯特建立了长期的中央法庭———普通诉讼法庭,受理一般‘民诉讼’”(8)这一系列的改革,都体现出即使在政治和法治发展中,保护自发持续,维护一定程度的竞争是非常必要的。国王改革的目的是通过收回司法权方式强化其王权,成为全国唯一的仲裁者。但在领主法院和教会法院的竞争之下,必须首先保证王室法庭能够提供更公正、更高效的司法诉讼。1170年12月,亨利二世曾经企图通过谋杀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的方式收回“教士的司法豁免权”,他的四个骑士在他的授意下杀死了与他作对的大主教。如果他成功通过暴力政治获取特权,英国司法或许就难有后来的成就。但为此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威胁要惩罚亨利二世,使他不得不屈服,并公开忏悔。于是教会法庭对王室法庭的竞争一直持续到1875年司法改革之后。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种竞争所带来的混乱,远远小于竞争所带来的改革利益。

司法改革的结果,“随着12世纪的不断推进,来自于更广泛社会阶层的更多人能够更经常地掏钱诉诸法院。巡回陪审诉讼令、在王室法官面前进行协议诉讼所达成的最终和解(以契尾部分存档),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批量产出的、相对便宜的权利保障形式。”(9)当时使用司法诉讼保护个人权利已经成为了英国人的新习惯法。有一份小档案中记录了在查理一世(1157-1199)统治时期将自己交给郡法庭大陪审团裁断的人和诉讼,“在小档案记录的136起诉讼中,大部分涉及的只有几英亩的小块土地,有时低至半英亩或3路得,或其义务仅值每年几便士。”(10)这种广泛的使用司法诉讼获取正义(社会团结)的模式到底对英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以目前所有的历史资料,已经很难从人们互动模式转变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视角进行研究。但依然可以通过历史重大事件和记录历史的词汇变化认识社会的转变。

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历史事件来研究英国自1066年起的深刻变革。1215年,国王约翰(John Lackland,1167-1216)被迫签署了《大宪章》是英国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节点。之所以产生《大宪章》,通常解释是,约翰王有僭位之嫌,穷兵黩武,狂征暴敛,且私生活不检点,所以贵族反对他。但此种事情,如若在中国,必然是王被杀,新王拥立,天命所归。绝不会有《大宪章》一文,在《大宪章》的63项条款中,从头到尾都是“权利”和“正义”,且不会将《大宪章》于1216年、1217年和1225年连续三次再次颁布。这是在此之前的英国历史事件中也不曾出现过的现象。所以对于反对约翰王的解释应当是“1215年的怨恨再简单不过了。约翰统治期间的最后一次总巡回审终止于1209年,同年,皇家民事法庭被关闭了,因此司法事务大部分是在王座法庭(国王面前)处理。国王曾经提供的司法服务被严重削弱了。”○11对于当时还没有司法独立的英国(司法权并不独立于王权),只保留王座法庭其本质就是司法垄断。没有了司法竞争,其实也就没有了司法公正,人们需要对权威进行人身依附,这与中国帝王的司法独裁就等同了。但已经体验过司法公正,且具有贵族相对独立传统的英国人,无法忍受这种倒退,于是在《大宪章》中就有了这样的要求:“普通民事诉讼应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举行听审,王室法官将每年到郡法庭巡游四次。”司法不能再成为国王的特权被以成文法的形式表达出来。这就是社会法治化的表现。在运用法律保护自身权利的诉讼实践过程中,各级封建人身依附关系都被公开的法律诉讼打破了,社会结构和文化发生了转变,将人们引向“共同的善”的不再是国王权威,而是法庭诉讼。并且要注意的是,此次“革命”是由贵族主导,而不是被压迫的更为严重的平民和农奴,因为当时能享受司法诉讼的基本都是有地产、有钱的贵族阶层,司法诉讼改变了贵族的世界观。而对于平民的改变,要等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这种现象再次证明了托克维尔悖论的正确性。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句话并不正确。应当说是哪里有被认识到的压迫,哪里才有反抗。司法诉讼厘定权利的过程,也就是帮助人们认识到自身权利遭受了哪些压迫的过程。

在《大宪章》之后,这种对司法诉讼的需求得到进一步发展,到亨利三世(1207-1272)时期已经成为了重要的王室收入,“亨利三世早期卷档中所包含的为购买以下令状而向国王提供的贡奉,其数目大得惊人:为了将案件(从领主法庭)转移到总巡回审或皇家民事法庭的催促令状(writs of pone),或是开始调查小陪审团裁断是否虚假之诉讼的令状。”到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英国法院组织开始摆脱王权面纱,1873-1875年司法改革后,巡回法庭成为了英格兰普通法庭制度中的组成部分,“巡回法官拥有了高等法院法官的权力。”○12

英国巡回法庭的成功并非单一事件,而是一整套历史条件和机缘的碰撞整合。由于王室的行政权难以直接的作用于各级领主的土地,所以当王室需要树立权威,引领“共同的善”时,无法选择简单直接的压迫臣服,而只能选择需要长期构建才能得到的司法正义。并且在此过程中一直受到来自领主地方法院和教会法院的竞争,使得王室法院不得不始终坚持其正义性、效率性,从而发展为现代海洋法系,司法产品的质量最终决定了英美等国在近现代的成就。因为这种高水平,低成本的司法诉讼保护了社会成员在政治生活和社会权利方面的自发秩序。当司法诉讼成为了普通人维护自身权利的工具。这不单单是维护了个人的权利,而是通过司法诉讼建立起国家政治生活层面自发秩序的过程。首先可以观察到语境和历史记录方式的改变,诉讼案卷开启了普通人在历史学中的价值。“泰勒古德温在1198年和1200年分别就2英亩和6英亩的土地继承权提起了权利诉讼,并导致大陪审团的裁决,位于赛德斯通(Syderstone)的土地达成了最终和解。”○13一个又一个不是伟大君王,甚至不是社会名流的人进入了历史卷宗,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普通人不在是历史的沉默者,而成为了历史的塑造者。其次每一个人对自身权利的申诉构建出了复杂的法律体系和司法程序,限制他人(也包括公权)的侵权行为提供了司法实践和法律发展依据。从而既维护了个人权利,又推动了公共政治生活的理性化标准。所以将法律用于解决社会生活中的侵权诉讼,才是法治发展的基本要素。离开了私权的概念,离开了高水平的司法竞争对手,离开了大量的司法诉讼实践,英国巡回法庭的结局恐怕就会和中国的巡抚制度一样了。

二、行政权代管下的中国司法改革

巡抚制度是明、清帝王专制之下的行政权内部监督,属于监察体系而不属于司法体系。这是中华法系的一大特色,因为在帝王将公共权力私有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古代的司法制度只能说是萌芽状态,不能起到维护国民权利、保持社会公正的作用,甚至不能帮助皇帝监督官员的不法(当然更不能对抗皇帝特权)。例如“明代在诉讼制度方面,限制告诉权。为了充分发挥地方司法机关的增压职能,明代规定自诉案件需自下而上逐级控告,严禁越诉。严禁奴婢、婢幼控告主人、尊长,违者处以杖、徒刑。”○14这也是孔夫子的要求“无讼”。

所以皇帝虽然通过中央一级司法机关(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的三司制约,和地方省、府、县的行政化司法体系控制了司法权。但却没有诉讼维权的主体。人民想要维权,那是造反;人民默不出声,那就只有滥权。官员的滥权与皇帝统治特权是孪生兄弟。但皇帝只想反对官员贪污,而不触及自己的绝对权威,虽然在某位“开明皇帝”的支持下,会出现某些屈指可数的特例故事,比如齐威王烹阿大夫、缇萦救父、朱元璋《大诰》制度之下的陈寿六。但特例也都在加强专制王权的制度框架下,个别的成功上访者只是有幸分享到了皇帝特权,而不是真正成功维护了自身的权利。没有可靠的司法,而运用监察体系控制官员,也是皇帝的无奈之举。

明、清时期,君主专制达到顶峰,监察制度在承袭历朝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洪武十五年(公元1682年)设都察院,“职专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地方下设13到监察御史,“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15他们直接受命于皇帝,代表皇帝巡抚州县,考察吏治。

关于巡抚产生的起点,说法不一,王鏊《守溪笔记》记载明代巡抚始置于永乐十九年王彰巡抚河南:“时有告周王将不轨者,成祖欲以兵临之,都御史王彰劝止,请带御史三四人巡抚其地,成祖从其请。”但此种监察其实是人对人的监督,御史的巡抚权威来着帝王,对皇帝负责,地方官员的权威也来自皇帝。监察其实是监视对方是否忠诚于皇帝。这种监察以培养对权威、权力的衷心为目的,以人际关系为执法标准,法律本身只为权力服务,所以既没有以私权为核心的司法诉讼实践,又没有办法突破帝王权威保持司法公正。最后其监察功能被行政功能取代,而不得不蜕变为一级行政官职。到明朝后期,巡抚已有最初的“单纯代表中央都察地方官员,发展为总领一方,节制三司。”○16其实这种现象在汉末就已经出现过了,用于监察的刺史最终变成了和太守争夺行政权的地方官职。这种历史的重复,说明只要保持专治,社会稳定依赖帝王权威和人身依附下的衷心,司法权被金字塔形权力结构的行政权代管就不可避免。

三、总结

在法制逻辑下对比了英国的巡回法庭和中国的巡抚制度,就能更好的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所说:“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要让法之必行,单靠纪委推动的行政权内部审查是缺乏长期动力的。因为法的核心精神是契约精神,契约的根基是签约人的权利。必须让全民有条件用法律维护自身的权利,维护私权的司法诉讼才是反腐和改变“四风”的关键,才是“八项规定”的长效机制。所以法制的治标是用行政权以法律规定的形式控制人们的行为,这其实是打着法制旗号的行政治理。而法制的治本是在司法实践中发展法律解决社会冲突的能力。要治本,就必须突破行政治理的逻辑。法律不是单纯用来遵守的规则,而是用来维护人权、公民权的工具。这一工具需要在法庭的司法诉讼中得到使用和发展。在读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后,可以相信中国法制的治本是能够实现的。《说明》的第六条:“提高司法公信力。为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全会决定提出,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扩大参审范围。”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有利于审判机关重心下移、就地解决纠纷、方便当事人诉讼。”第十条:“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审判特别是庭审的作用,是确保案件处理质量和司法公正的重要环节。”但司法改革是需要长时间坚持,取信于民,而后才能改变社会互动模式、社会结构和文化。英国人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中国人需要多少时间还是未知数,其中潜在着反复与倒退的危险。

参考文献

[1]何勤华主编.英国法律发达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2]王继尧.论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演变及特点[J].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律硕士(JM)学位论文,2004.

[3]冯建勇.明代巡抚制度及其作用演进[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1).

娱乐化难以承受反腐败之重 篇3

娱乐化难以承受反腐败之重。

首先，必须认识到，反腐败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是一场关乎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抉择，是正义和非正义你死我活的较量。近年来，腐败现象趋于严重，特别是在反腐败斗争高压下，有些人还在顶风作案、我行我素。他们在我们的队伍中的破坏力之大，可以说是侵蚀肌体的蠹虫，腐蚀灵魂的毒化剂。有人预言，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些腐败分子恰恰就是从内部攻破堡垒的核心人物。反腐败是一场多严峻的斗争啊，可以说在中国的发展之路上，它应该被排在第一位，如此之重岂能娱乐化了之？！

其次，腐败分子绝不仅仅是发现和查处的这些人，还有大量腐败分子，也许就在我们身边。目前腐败的主要特征包括：体制外和体制内挂钩，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同在，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盘根错节，形成了“共腐关系圈”。也正因为如此，反腐败是一场复杂的、需要持久而卓绝的斗争。我们注意到，面对严峻的反腐形势，党中央已经明确绝不手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不定指标、上不封顶，让那些想搞腐败的人断了念头、搞了腐败的人付出代价。这既是应对反腐败复杂性的鲜明态度，也使我们持之以恒的反腐败有了底气。

第三，常识和党规国法都告诉我们，无论对一个共产党员还是官员，廉洁都是为官者的最低要求，而不是高标准高要求。如果连这些基本要求都作不到，可见反腐败有多么迫在眉睫。如果以娱乐的心态看待，这绝不是举重若轻，而是麻痹大意，实在很危险。

仅仅从这三点看，反腐败就与娱乐毫无关系。娱乐的一大特点是轻松不严肃；娱乐的第二大特点是瞬时效果，短期效应；娱乐的第三特点是哗众取宠，吸引眼球；娱乐的第四大特点是寻求轻松，消解凝重等等。反腐败是一场必须赢的较量，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这些腐败分子虽然受到法律的惩处，但他们对事业产生的恶劣影响，他们对人民群众与党关系的破坏和对党的公信力的肆意践踏以及所带来的方方面面的损失都不是法律所能够补偿的。我曾经说，若论腐败分子之罪恶，枪毙十次都不为过，关键是挖出背后的成因和土壤，防止新的腐败分子滋生，避免给党带来更大损失。

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面对这样严肃的政治斗争应该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认清危害，提高反腐败斗争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二是谨防看客心态，当腐败分子被揭露时要引起反思；三是按照中央纪委的要求，要以云南原政协副主席学习，敢于揭发检举，向中纪委提供线索反应实情；四是公众尤其是媒体，用娱乐化的眼光看待是难免的，但要有个度。总之，反腐败不仅仅是纪委和监查部门的事情，每一个希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健康发展的中国人都有反腐败的一份责任，这份责任是良心的托付，是理想的寄托，也是这样一场严峻的斗争面前每一个共产党员不二的选择。

责任编辑 张惠清

解决司法腐败 篇4

1、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从法律上保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国家必须实行由中央政府对司法机关的人财物予以单独立项、单独调配，制定相应的制度，保证司法机关人事安排、办案经费等方面的独立性，以摆脱司法机关对地方财政的依赖关系。当然，司法改革也必须置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大环境中来进行，脱离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背景来进行司法改革，只能是一厢情愿，孤掌难鸣。立法、行政、司法是国家的三种政治权力，三机关紧密配合而各有分工，任何一方权力的增势必意味着另两方面权力的减弱，反之亦然。同时，三机关都必然要接受的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在现有体制下会有不同的方式，对各方的侧重也有不同。司法机关的改革，势必影响到党对三者领导方式的变革，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这种情况下，司法改革只有与政治体制改革一同推进，方能从政治和法律等方面同时得到支撑，从而比较好地弥补现行司法体制的漏洞及司法制度的缺陷，最大限度地减少司法腐败的可能性。

2、重视并提高基层审判人员素质，尤其是业务素质。为了使司法权得到正确、合法、及时、有效的行使，司法人员必须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特别是业务素质。要建立严格的任用制，确保司法人员进入时即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

3、加强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提高其社会地位。这可以迫使司法人员在试图用司法权换取个人利益时，慎重考虑其得与失、成本与收益，这是保障司法公正和廉洁的根本所在。实行职业保障的目的在于免除司法官员受免职和调离等的威胁，使其能独立地依据法律进行审判或其他司法工作，确保司法公正与廉洁。

5、建立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公开司法活动。监督是防范腐败、源头治腐最有效的措施。法院可从四个方面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一是邀请人大代表协助案件调解，搭建主动接受监督的平台；二是聘请执法监督员，不断完善长效监督机制；三是实行信访听证制度，疏通监督渠道；四是改进院长接待日方式，加强院领导与当事人的沟通，便于当事人对审判或执行结果意见的直接诉说。

6、加大惩处违法违纪的力度，减少司法腐败。司法腐败现象日趋严重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查处不力、治“官”不严。惩治有力，才能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约束力和监督的威慑力。

治理司法腐败是反腐败重中之重 篇5

为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和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精神，按照中央、省、市、县纪委的工作部署，坚定不移惩治腐败、促政风转变，以抓改革建机制推进廉政建设。严明党的各项纪律，强化执纪监督，坚定不移改进作风和纠正“四风”，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提升纪检监察干部履职能力，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引入深入，为司法行政工作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现将全年工作计划做如下安排：

一、推进反腐体制机制创新，着力形成反腐倡廉工作合力

（一）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和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精神，结合我局实际健全反腐败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形成反腐败强大合力。局党组按照县纪委要求，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党组书记、局长为抓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领导班子成员根据工作分工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领导责任。纪检组落实“三转”，聚焦主业主责，担负监督责任，组织协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加大问责力度，分清局党组和纪检组的责任，健全责任分解、检查监督、倒查追究的完整链条，有错必究、有责必问。对易发生违规违纪、失职、渎职和职务犯罪案件的局机关各股（室）、各司法所、社区矫正局、法律援助中心、公证处、律师事务所等单位，实行“一案双查”，既要追究当事人责任，又要追究相关领导责任和监管责任。

（二）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详实制定2015年司法局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落实好责任状的签订和责任分解。实行局主要领导与局各股（室）、司法所负责人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明确责任考核和追究办法，细化责任追究的内容。认真贯彻落实局领导班子成员“一岗双责”，一手抓业务工作，一手抓党风廉政建设；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融入司法行政工作中，做到与司法行政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行风。

（三）严格执行责任追究制。建立机关股（室）、司法所、公证处和律师事务所工作目标考核办法，严格实行“一岗双责”和责任追究制度，开展执法大检查，强化跟踪督办，积极探索推进干部不作为责任追究办法。按照《律师法》和《公证法》的要求，在律师事务所和公证处严格执行错案（证）责任追究制，使律师、公证人员和法律工作者在执业过程中做到严格执法、秉公执法，从源头上遏止腐败现象滋生蔓延。

二、持续深化作风效能建设，着力提高执政能力和工作水平

（一）狠抓纪律建设。深入开展政治纪律、组织纪律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严格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办事，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开展执行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等各项纪律监督检查，铁面执纪，坚决查处违反党纪的行为，确保纪律的刚性约束。

（二）继续政务公开。继续政务公开，建立和完善政务公开制度，不断创新政务公开和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方法。加强廉政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做好司法行政过程中的政务公开。继续推进政务公开规范化、标准化建设，进一步完善服务体系，提高政务公开的水平。

（三）深化作风建设。继续完善“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长效机制。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省委条三十条意见，围绕“四风”问题，深入开展全局党员干部作风状况评价活动，不断提高干警自我约束的能力、主动规范的能力、服务群众的能力、履行职责的能力，探索建立作风建设评价体系。不断强化机关工作人员的公务员意识、宗旨意识、群众路线和服务理念，加强政风、警风和行风建设，提高严格、公正、廉洁、文明行政能力。严格落实《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等制度，进一步完善“三公”消费管理办法。严肃查处党员领导干部用公款互相宴请、赠送节礼和高档消费等行为，重点纠正领导干部到私人会所活动、变相公款旅游以及利用婚丧喜庆事宜收受下属及有利害关系单位和个人礼金等行为。

（四）加强效能监察。督促本单位有关部门深化审批制度改革，全面落实二次审批办结制度，按照“授权再到位、时间再缩短、服务再优化”的要求，建立健全责任清单机制。转变效能查处重点，改进效能监察方式方法，从严查处办事拖拉、吃拿卡要、推诿扯皮等行为，进一步加大问责力度，完善效能追责机制，实行即查即处、调离岗位等措施。

三、强化干部监督教育管理，着力规范领导干部用权行为

（一）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加强党风党纪、廉政法规和从政道德教育，深化示范教育、警示教育和岗位廉政风险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组织学习中纪委、省纪委、市纪委全会精神，认真把握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决策部署，开展理想信念、廉洁从政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正确看待反腐败的形势，增强反腐败的信心。认真组织学习《党章》、学习《两个条例》，牢固树立干部职工廉洁从政、为民服务意识，筑牢拒腐防变的高墙。深化警示教育，运用正反两方面的典型，引导全局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自觉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筑牢思想防线。

（二）强化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等制度。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推进“阳光工程”建设，以权力公开和群众关注的工作为重点，利用信息化手段，规范和明确权力运行程序、环节、过程和责任，强化公开监督制约。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规定，建立抽查核实制度。

（三）加强舆论宣传倡廉。充分利用简报、专栏、报刊等形式，及时报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先进典型，从正反两个方面强化警示教育、强化廉洁意识，努力提高反腐倡廉思想教育的感染力、吸引力、渗透力，积极营造人人思廉、人人讲廉、人人促廉的良好氛围。

四、加强联系人民群众，着力维护基层群众的合法权益

（一）注重法制宣传。完善各重点对象的学法用法机制，根据不同的对象，编写通俗易懂的普法读本，免费发放，提高群众法制意识。

（二）着力人民调解。要坚持调解优先原则，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基础性作用，扎实推进人民调解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建设，努力为人民服务。

（三）细化律师管理。继续加强律师党员队伍建设，加强对律师工作的监督、检查指导，增强律师服务大局、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的自觉性。

（四）优化公证服务。逐步探索适应公证业务发展新模式，充分发挥公证工作预防性功能和服务功能作用。强化法律援助，努力扩大法律援助的受援面，做到“应援尽援”。

（五）抓好社区矫正。进一步拓展社区矫正中心视频系统功能建设，建设社区设立司法专网点，探索社区矫正工作新方法和管理经验，培植先进典型，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

（六）落实安置帮教。从源头上预防重新犯罪和消除社会隐患，积极探寻社会管理创新途径。

五、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着力打造过硬的纪检监察队伍

（一）突出主业主责。积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转变职能、聚焦主业主责，把不该管的工作交还给主责部门，重在督促和推进职能部门正确履行职责，做到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确保集中精力承担好党章和法律赋予的执纪监督的职责。

（二）带头改进作风。纪检监察干部要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纪律加强作风建设，带头树立进取意识、机遇意识和责任意识，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带头改进工作作风，带头严于律己，进一步深化巩固纪律作风整顿月活动成果。

当前反腐败形势与治理对策 篇6

李军鹏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各位学员，大家好！今天我主讲的题目是当前反腐败形势与治理对策。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反腐倡廉建设永远在路上，反腐不能停步，不能放松，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落实“三严三实”要求，严明党的纪律与规矩，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与监督责任，健全改进作风长效机制，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巩固反腐败斗争成果，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

今天主要讲四大问题：第一，当前反腐败的形势分析；第二，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极端重要性；第三，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的特点与成就；第四，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对策。

一、当前反腐败的形势分析

（一）腐败定义及其分类

第一个大问题，当前，反腐败的形势分析。首先，腐败的定义及其分类。广义的“腐败”是指腐败行为的主体是所有的公民，方式是滥用权力（包括国家权力及非国家权力），其目的也是谋取私利，行为的后果也会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狭义的“腐败”行为主要是指国家权力的行使者的腐败行为，包括了国家公职人员以及受委托行使国家权力的非国家公职人员。反腐败主要是指狭义上的腐败行为，公共权力型的腐败行为。

公共权力型的腐败主要包括了党政领导机关官员的腐败，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腐败，经济管理部门和其他公共事业部门的腐败等。

（二）怎样评价当前反腐败形势

当前，反腐败的形势怎么样看？怎么样评价？究竟好不好？取得了哪些成就？这一些都是广大干部群众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特别重要，这个问题不解决，思想就无法统一，就无法更深入地反腐败。对当前的反腐败的形势，首先要充分肯定反腐败斗争的主流和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全党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当中，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程度不同地得到了遏制。中共中央政治局2015年6月26日下午，就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进行24次集体学习，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面，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部署的重要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顺应党心民意，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新的重大成效。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一振，从整个反腐败的斗争来看，保持了严厉打击腐败的势头。

如2014年全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违规违纪问题5.3万起，处理党员干部7.1万人。2014年，中央纪委对于涉嫌违纪的中管干部结案处理和立案审查68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一共接受信访举报272万件（次），立案22.6万件，结案21.8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3.2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2万人。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5.5万人。行政监察监督的作用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加大了对失职渎职行为问责力度，对2.1万人进行责任追究。

同时，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腐败分子只是极少数。2013年1月22日，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我们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始终是好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一些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影响恶劣，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同时，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重要的成效。

从清廉指数来看，中国的清廉指数也在逐年的上升，如总部位于德国柏林的透明国际组织公布“2013年全球清廉指数”报告。在本排行榜中，中国在17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80位；但在1995年的时候，当时样本国家和地区数41个，排名在第40位，倒数第二。所以，从中国的清廉指数来看，也是在不断上升的。全全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的廉洁程度在中等以上。从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反腐败的情况来看，腐败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并非中国独有的问题。从中国的特色来看，社会主义制度和腐败现象格格不入。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民意调查也显示，人民群众认为腐败现象得到了不同程度遏制，国家统计局民意调查时，2003年时认为腐败现象得到遏制的人数占调查人数的68.1%，到2010年的时候，达到了83.8%，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在反腐倡廉势头良好的时刻，我们党对反腐败的形势依然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总书记明确指出：“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成效是阶段性的，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开弓没有回头箭，反腐没有休止符。”在中国，反腐败斗争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不敢腐、不能腐和不想腐方面。不敢腐已初步实现，但不能腐的制度笼子尚未完全扎好，不想腐的理想信念仍然没有牢固地树立，腐败和反腐败依然呈现出相持态势。

1、不想腐远未做到。2015年7月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曝光131起问题中，基层党员干部在土地征收流转、“三资”管理、惠农补贴、扶贫救济、低保医保、旧村改造资金管理使用方面以权谋私、虚报冒领、贪污侵占等问题多达102起。

目前，公款吃喝由明转暗，微信红包、电子预付卡等互联网交易形式又成为了新的“送礼神器”。在中央三令五申的情况下，少数党员干部仍心存侥幸，顶风违纪。所以，现在中国腐败存量大，历史遗留问题多，同时，新的一些腐败形势又开始产生。有的党员干部在反腐败的高压态势下，仍然不收敛、不收手。

2、不能腐尚未做到。“牛栏关猫”仍然存在。尽管我国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成效显著，但制度的建设需要一个过程，制度漏洞和制度执行不力问题依然存在。有一些地方尽管制度完善，但高高挂起，形同虚设，导致了管理混乱、漏洞百出，事故频发。有一些人仍然寻找制度漏斗，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谋取不正当的灰色甚至是黑色的收入。所以，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腐败现象的严重性。

当前，我国存在的腐败现象有如下一些现象和特征。

1、腐败行为在一些领域仍然易发多发。特别是在一些权力集中部门和岗位腐败案件依然多发，资金密集型行业商业贿赂、内幕交易等现象严重，土地、矿产资源和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

2、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现象依然严重。“一把手”的腐败问题仍然严重。同时，“一把手”的腐败也是危害最大的腐败。

3、高中级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时有发生。2015年7月4日，中央决定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原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进行组织调查；六天后，中央又将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开除党籍，并将违法犯罪材料移送司法机关。

4、一些腐败案件涉案金额巨大，社会影响恶劣。从过去查处的几万元、几十万元，上升到如今的几千万、几亿元，甚至是数十亿元。

5、窝案、串案、案中案明显增多。有的大案要案涉及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有的一个领导班子中多人被查处。一些腐败官员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甚至出现了塌方式的窝案。从***案、令计划案就不难看到这种现象。

6、吏治和司法腐败依然存在。吏治腐败的突出表现是买官卖官。利用干部人事权、司法权、行政审批权谋利的违纪违法案件突出。

7、领导干部与配偶子女串通进行腐败活动比较突出。腐败家族化倾向明显，“曲线敛财”的问题突出。

8、由于中国特有的“官商共同体现象”，利用职权为特定关系人谋取非法利益问题突出。腐败分子与不法“大款”相互依存，直接和间接地进行权钱交易。中国官商关系当中，从“官”支持“商”向“商”回报“官”进行转化。

9、由于中国“行政性腐败问题”导致了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所以，有一些公务人员利用公共权力和其他公共资源为个人或小集团谋取私利，有一些部门甚至发生了政治性的腐败，通过制定政策、法律制定，以特许经营以及垄断利润等形式进行“权钱交易”。这一种交易就更为隐蔽。

10、在教育领域、国企等领域，腐败现象也比较突出。如陈志中从2006年到2013年期间,先后担任南方医科大学副校长等职务；其间他利用职务便利,先后多次收受他人财物共计458.19万多人民币，此外还有一套房产以及其他的一些加拿大元和万美元等。

11、官员腐败从需求型腐败向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于一体发展。习总书记2013年6月1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当中就对这一种现象作出来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在奢靡之风方面，主要是铺张浪费、挥霍无度，大兴土木、节庆泛滥，生活奢华、骄奢淫逸，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

12、违纪违法行为日趋复杂化、隐蔽化、智能化，腐败犯罪很多是智慧型犯罪，特别是利用一些新的程序化交易手段和高新技术手段进行的腐败现象日益增多。

13、小官巨腐的现象突出。涉案现象当中涉及到的科级干部，甚至是普通人员的案件增多。曾查处的温州10名村官瓜分316套安置房的案件，涉案金额就达到了18亿元，犯下了建国以来村级官员集体贪污的第一大案！

14、腐败社会认同度提高，几乎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很多的商人和公众成为了腐败的参与者和制造者，老百姓往往是希望出钱来办事，所以人们对腐败的容忍度，对腐败问题见怪不怪，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

15、中央机关绝非净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同样严峻复杂。有一些中央机关部门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置若罔闻，“四风”依然禁而不绝。有一些单位利用下属单位、社会中介组织疏于管理的情况进行牟利。有一些在项目审批、资金分配、资产管理等环节以权谋私、设租寻租问题突出。所以，这一些现象的存在使我们要更加警醒，清醒地认识到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

二、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极端重要性

第二大问题，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极端重要性。首先，反腐败是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反腐败关系到政权是否稳定。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所以，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腐败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治理不好就会导致亡党亡国，所以我们要将反腐败放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局当中加以考虑，充分地认识到腐败的严重性和危害性。

第二，反腐败关乎到中国是否崛起。中国的崛起最关键的是要保持廉洁政治，官员、政府、政治都要廉洁，中华民族才能实现真正的复兴。如原来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他曾经在1974年对印度总理说，“你别看中国现在这样，几十年后，必成经济大国，只要具备市场经济、政治稳定、人民能干、干部清廉四大条件，中国必然是世界强国。”按照李光耀的这个说法，中国现在具备了市场经济、政治稳定、人民能干的条件，干部清廉这一个条件，我们也在逐步具备，所以，加强反腐败的建设是关乎到中国是否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工程。

第三，反腐倡廉关乎到人心向背。从国际视野上看，如果腐败严重，会导致执政的合法性的丧失，导致人民群众的反对，如执政印尼30年的苏哈托集团因腐败普遍化而土崩瓦解，而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也是因为统治集团腐化堕落被人民所抛弃。

叶利钦就在《我的自白》当中说：“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人，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所以，从叶利钦的说法上看，当时的苏共已经成为了代表特权阶级利益的政党，所以，它会失去人心、失去政权。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的特点与成就

第三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的特点与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从各个方面加大了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取得了举世公认，人民普遍支持的重大成效。

第一，反腐败成为国家治理战略重要内容。党的十大八报告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始终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了党的五大建设的第四位；第一次在党代会的报告中提出了建设廉洁政治的目标，要求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第一次在党代会报告中把党的纪律建设作为一个专门的问题来阐述、进行要求。

所以，我国反腐倡廉上升为国家治理战略的高度。2014年01月，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讲话指出：“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国家战略和顶层设计。”

第二，明确提出要走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从机制上来看，是要明确反腐倡廉必须“惩防并举”。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所以，首先要立足于从体制机制和思想意识等源头上消除腐败隐患和漏洞，从根本上治理和防止腐败。所以，预防腐败也非常重要。

第二，在途径上明确要通过“制约权力”来实现。要严格规范权力的行使，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行使权力的监督。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第三，敢于担当，打铁还需自己硬。习总书记2012年11月15日，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指出：“打铁还需自己硬。我们的责任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所以，进行反腐败的斗争要敢于担当，解决好自己的问题。所以，总书记说：“我们坚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以上带下，发挥表率作用。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第四，对一切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都严惩不贷。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坚决查处大案要案，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不管涉及到什么人，无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对违反纪律的行为必须认真处理，切实做到纪律面前人人平等、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

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对一切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都必须严惩不贷，决不手软。所以，“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的一个重要特点。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

第五，加大遏制与震慑的力度。2013年1月2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同志在中纪委研讨班上的讲话指出：“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在2014年3月，他在全国人代会上的讲话指出：“要把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作为重要任务。”所以，遏制腐败势头，加大震慑力度，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要的策略与特点。

第六，打老虎，拍苍蝇，追逃犯。“治标为主、打大老虎”的策略，香港、新加坡当年都曾经成功地运用了这一策略。香港廉政公署1974年成立，首个目标就是调查总警司葛柏，葛柏后来成为香港司法史上首个因贪污入狱的高官。此后，香港贪腐情况大为好转。

2013年1月22日，总书记在中纪委十八届二次全会讲话指出：“要坚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所以党的十八大以来打大老虎取得的很大的成就。

从2015年3月20日，福建省副省长徐钢落马之后，大家都一直在猜测谁会成为十八大以来中央打掉的第100个老虎，但一个多月的时间迟迟未有结果。2015年4月26日下午，新“老虎”终于现身，中国军网公布了3名军队高官的查处结果，“老虎”的数量一下子就达到了102只。

加强国际追逃也是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要策略。习总书记在2014年10月9日的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七十八次会议上关于加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讲话当中指出：“加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是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党员干部携款外逃事件时有发生。有的腐败分子先是做“裸官”，一有风吹草动，就逃之夭夭；有的跑到国外买豪车豪宅，挥金如土，逍遥法外；有的跑到国外摇身一变，参与当地选举。这些年，我们追回了一些重要外逃人员，但总体看，还是跑出去的多，抓回来的少，追逃工作还很艰巨。”所以，打老虎、拍苍蝇和国际追逃“三位一体”，可以有效地加大反腐败的震慑作用。

第七，纠正不正之风，丝毫不松懈。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非常重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纠正不正之风，所以，中央政治局出台了八项规定，也出台了六项禁令，而且严肃执纪，纠正不正之风。根据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汇总表显示，2015年上半年共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13920件，处理党员干部18673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1350人。如今，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私用、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等现象日益减少，请客送礼之风得到了明显的遏制。

第八，以全面改革清洁滋生腐败的土壤。王岐山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工作报告中提出，要通过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增强宗旨意识，使领导干部“不想腐”；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建设，强化监督管理，严肃纪律，使领导干部“不能腐”；坚持有腐必惩、有贪必肃，使领导干部“不敢腐”。在不能腐方面，以全面改革来清洁滋生腐败的土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我国深化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推进了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龙头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近几年来，国家机关减少审批事项1/3以上，省级部门减少了审批事项1/2以上。同时，我国还严格执行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完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而且也加大了抽查核实的力度。第九，关住权力的“笼子”越织越密。从制度上防止腐败，已经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我国的关住权力的“笼子”也是越织越密，制度越来越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逐步建立健全了重大问题重要干部票决制度、干部选拔任用提名制度、干部选拔任用责任追究制度、离任审计制度、述职述廉制度、巡视巡查制度、政府重大投资项目公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等。

同时，具体细化的法律法规制度规定不断地出台，特别是最新的党内两大法规的出台，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出台。对于关住权力的“笼子”已经是越织越密，同时，我们不仅要加强制度设计，而且要让制度成为带电的高压线，不可触碰的红线，违者必究的底线。

第十，加强了监督检查。健全了纪检监察体制，完善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实行统一名称、统一管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中央纪委派驻机构建设的意见》。

同时，也充分地发挥了巡视制度的监督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组中央巡视组累计与干部群众谈话2万多人次，受理各类信访120余万件，赢得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信任、支持、参与。

第十一，反腐机构履职能力大幅上升。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同志2015年9月23日在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纪检监察机关身建设更要过硬。所以，要用严明的纪律管住自己，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带头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所以，纪检监察机构反腐败的能力大幅提升。

四、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对策

第四大问题，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对策。我国要保持反腐败斗争深入发展的良好势头。同时要采取更加有效的对策，推进反腐败斗争。第一，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更加严明纪律与规矩。要把严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作为反腐败斗争的重点，切实把纪律和规矩贯穿党员干部管理的日常过程当中，从每一名党员干部入党、工作、履职、用权开始，就把纪律和规矩挺起来、立起来、严起来，覆盖党员干部成长发展的全过程。特别是要把严明纪律和规矩贯穿到选人用人当中，防止产生带病提拔和带病上岗。

第二，要继续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要在全党开展法规制度的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和干部牢固树立法律意识、制度意识和纪律意识，形成尊崇制度、遵守制度、捍卫制度的良好氛围。

要加大贯彻执行力度，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确保各项法律法规落地生根。要加强监督检查，落实监督的制度。

健全问责机制，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大监督检查的力度，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不仅要严肃查处直接责任人，而且要严肃追究相关领导人员的责任。

第三，要继续扎牢制度的笼子。首先是要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主体的责任和监督的责任。同时，也要探索制度反腐的新制度与措施。完善权力运行制度，防止利益冲突的制度，下级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向上级纪委全会述职述德述廉制度、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制公示制度等，通过公示官员的财产，减少隐性腐败，是反腐败的一个重要措施。从全世界反腐的经验来看，不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反腐败都是虚的，或者假的，都落不到实处。所以，在我国，从中长期来看，落实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是大势所趋。

第四，要继续全面深化改革。首先是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各类行政审批权，从而减少“一把手”的审批权。要实施负面清单制度、权力清单制度和责任清单制度。

在人事任命方面，可试行让全部党委常委拥有干部提名权，按特定比例扩大候选人范围，对拟任命的职位施加技术性限制条件。从而使干部人事任命科学化、制度化和法治化。

要强化对重大决策权的事前约束，完善决策程序制度与责任制度。

要加强自下而上的监督，同自下而上的监督结合起来，特别是要完善新闻媒体监督和网络监督。注意研究利用网络等新兴媒体开展群众监督的有益做法。按照中央的要求，纪检监察体系已经开始由过去的属地管理变成了半垂直管理体制，下一步将向全垂直管理体制过渡，试行下级纪委将主要由上级纪委直接领导，从而显著增强纪委办案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第五，不断地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法治国家。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最关键的是要发挥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首先是完善人大对政府的政治问责制度。人民代表大会问责的主要手段包括了人民代表大会问责的主要手段包括重大事项决定权、人事任命权、法律和工作的监督权，以及质询权、调查权、罢免权和撤职权等，都要将它制度化；

同时要将官员的伦理要求置于法治的基础之上，出台《公务员道德法》和相关的配套规定。如《公共部门及公务员廉洁守则》、《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财产公共申报细则》及《离任领导干部重新就职批准程序细则》等。

第六，坚持从政道德底线，恪守廉洁从政的要求。要抓好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解决好“总开关”的问题。党员干部面对权力，要常怀公正之心，要正确地认识权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权力据为己有、以权谋私。要慎重对待权力。严肃对待和负责任地使用手中的权力。并且要秉公行使权力。以公开促进公平和公正。

面对诱惑，党员干部要常怀自律之心。要力戒贪念。管住自己的手，不该拿的东西不拿。面对法纪，党员干部要常怀敬畏之心。要在脑海当中形成强烈的规矩意识。按照纪律和法律的要求思考问题和作出选择。要在内心中熟悉了解纪律规矩。

论《复活》的司法腐败 篇7

《复活》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最后一部作品, 这时的作家已经抛弃了上层贵族地主阶级的传统观念, 站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 重新审查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小说通过男女主人公 (聂赫留朵夫、玛丝洛娃) 的遭遇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一幅沙俄社会的真实图景:草菅人命的法庭和监禁无辜百姓的牢狱;金碧辉煌的教堂和衣衫褴褛的犯人;荒芜破产的农村和奢侈的京都;茫茫的西伯利亚和手铐脚镣的政治犯。它对俄国社会的揭露和批判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 以此揭露法庭、监狱和政府机关的黑暗给人们带来的无尽的苦难。

所谓的司法腐败就是指司法工作人员, 主要是警官、检察官、法官、狱警及司法工作的一系列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司法活动中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司法权, 违反职业道德和法律规范, 以非法手段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 从而造成了司法对象在物质上、精神上的伤害的非法行为。司法权力运作过程的腐败, 它代表了权力腐败的一种类型, 同样也是最大的腐败, 是滋生和助长其他腐败的重要原因。

《复活》对司法腐败的揭示非常的深入, 从法庭到监狱、从地方到中央已都形成一种欺压弱势群体、没有反抗能力的农民、脱离农民身份的城市下层人民的社会风气。引起这样的社会风气是由多方面因素构, 主要有司法制度不完善、腐败的官僚风气、农奴制的社会制度等等。托尔斯泰通过《复活》对沙皇统治下的俄国的司法腐败的揭露, 不仅有着当时的醒世作用, 还有着现在的警世作用。

二、司法腐败的表现

托尔斯泰以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对当时全套国家机器进行了激烈的抨击, 其中的司法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这里的腐败已屡见不鲜, 作者从不同角度把司法腐败分为不同类型。如从腐败人员的角度分可以分为警官司法腐败、检察官司法腐败、律师司法腐败;从腐败的场所分为法庭腐败、监狱腐败、其他场所的腐败。

(一) 法庭腐败

这里的法庭是草菅人命的法庭, 是凌驾法律之上的人掌管的法庭, 不是替老百姓沉冤得雪的法庭, 是把苦难的人推向更深的苦难之渊的法庭。比如女主角玛丝洛娃本无罪却因为陪审法庭的一个小小的疏忽, 却被判为去西伯利亚服苦役;被酒店老板夺了妻子的明肖夫却被污蔑放火烧了酒店老板的院子, 而当时他却在教父的家里;因为一时的孩子气而误伤丈夫的费多霞被判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 其实后来费多霞与自己的丈夫很相爱;因集体祈诵福音符而获罪, 只是因为信仰不同。这都是因为司法工作人员都丧失职业道德而怀有各自私心, 从对案件轻视怠慢的书记官到名利心驱使致犯人于绝地的副检察官勃列威, 到以自己心情左右行动的主观唯心主义者法官玛特维, 到无正义感接受贿赂的律师, 到期待审判早点结束与情人相会的庭长等等一群不负责的人都是如此。还因为陪审团人员缺乏应当的陪审素养。这两类人的区别在于是否完全懂得法律, 因此法庭腐败又可分为以下两类:

1. 司法工作人员

司法工作人员可以说从诵读案件的书记官到一锤定犯人命运的庭长都是熟读法律的、深悉法律的法庭内部的专职人员。这些内部人员大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腐败, 都是出自内心的需求———名、利、享受, 在《复活》中不外乎这三类人员。三种不同的追求驱使着他们在审理案件时有着不同的表现。

追求虚名的典型代表有副检察官勃列威、书记官、枢密官尼基丁等, 在审理玛丝洛娃的案子中副检察官问了一个与本案不重要的问题“这么说, 被告否认她同卡尔津金有过什么亲密关系, 是吗?很好我, 我没有别的要问了。”[1]这句话看起来他是一个精明的检察官, 是一个有职业道德的好检察官, 提出一个巧妙的问题, 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了他的故意刁难, 增加被告人的精神紧张, 想从情绪控制被告人。接着再看看他在问完问题之后的行为, 我们就就可以更深的认识他的动机了, 副检察官立刻把臂肘从写字台上拿开, 动手做笔记, 其实他什么也没有记, 在那漫无目的的描着笔记本上的第一个字母, 原因在于这样的动作不是他首创, 而是从别的检察官和律师那里学来的。所以对于一个副检察官有这样的行为一点也不奇怪, 他为了跟上检察官、律师的脚步, 故意凸显自己的才能, 以博得名誉。而且在这个副检察官的出场介绍中就指明他热衷功名, 为了可以升职, 只要他办的案子, 最终非判刑不可。还有那尼基丁在枢密院重审玛丝洛娃的案子时心怀他事, 想着如何使自己得到垂涎已经的肥缺, 如何使自己获得更多的薪水。

热衷于实利的代表人物则有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的辩护律师、法纳林、沃尔夫等, 可以说小说中绝大多数的司法工作者都是贪利的, 比如上面的尼基丁。这些人严重影响了司法的公平公正的原则, 严重损坏了法院、律师在人民群众中的声望。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的辩护律师只为三百卢比就为这两人开脱, 把所有的罪过都推到玛丝洛娃的身上, 严重违背了职业道德, 也违背了伦理道德。法纳林虽然没有直接说他接受贿赂, 但是在聂赫留朵夫拜访他的府宅时以他的眼睛宣布他也是一个非常热衷于利的律师。一个人代表一群人, 法纳林律师等人如此, 其他律师也不会多么的高尚纯洁, 这种社会下的司法界由这样的人把守能公平公正吗?

第三种人, 则是贪图享受生活。这类人追求享受生活没错, 错在不该在决定人命运时那么的轻率, 以自己的私人欲望支配自己的行动, 这样也直接破坏了审判的公平公正性。这类人有玛特维、庭长、斯科沃罗德连尼科夫等人。在审玛丝洛娃的案子时, 庭长为了早点结束这个案件与家庭女教师约会, 明明发现陪审团的错误所在, 却没有及时指出, 而让玛丝洛娃的悲剧继续上演。斯科沃罗德连尼科夫更是可恶, 以自己的喜好来决定受审对象的命运, 他不喜欢玛丝洛娃是妓女的身份, 更不喜欢名律师和聂赫留朵夫为她上诉, 所以在决定玛丝洛娃命运时, 他毫不留情的插上一刀。这些人都缺少律师的铁面无私, 他们主宰的法庭, 只会有更多冤案产生, 而不会减少错案的产生, 所以使法官伟大的公众形象在人民心目中丧失, 加重苦难人们的痛苦。

司法工作人员主要来自贵族, 是依附于法院的寄生虫, 他们大多数人身上都存在着贵族阶级劣根性性, 如贪图名利及美色、热衷自享受生活, 缺乏伦理道德、职业道德等等, 而且他们善于利用手中的权力, 通过不合理的司法制度, 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以他们掌控的法庭, 破坏了司法机关执行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甚至会导致社会信任危机。

“庭长”因念念不忘他与自己红头发的风流情妇的约会而急于早点结束这次审讯, 草草地断了案却直接导致了玛丝洛娃被钉上有罪的枷锁;本质就是个无耻嫖客的副检察官也是故作专业的提出上诉, 他那纸上诉书实际上是他罗织玛丝洛娃罪名的罪证;身披教会光芒法衣的神甫, 也充当了基督教协助罪恶势力的帮凶。一场审讯却更显得是出滑稽却让看者心凉的闹剧, 然而, “大家都轻松地舒了一口气, 高兴地感到审讯就要开始了, 很快一切都会弄个明白, 正义讲得到伸张。”在这样混沌的审讯气氛及愚昧无情的官员们手中, 有何正义可伸张, 一切不过是越涂越黑。

2. 陪审团

陪审制度是当时沙俄统治下的一种司法制度, 是一些贵族争权的产物。这种制度的存在并没有为司法工作带来多少效益, 甚至加剧司法腐败。这不是陪审制度不合理, 只是陪审人员的选拔不合理, 所以陪审团的腐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有些陪审人员没有自己的主观立场, 随波逐流, 只要对自己有利, 他们都会作出一些违背良心的事。《复活》中, 陪审团在商讨玛丝洛娃的案子时, 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 分成两派, 一派首席陪审团认为玛丝洛娃有罪, 一派商人认为玛丝洛娃无罪, 两派争论不休, 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是这些陪审人员想早点离开法庭, 一些摇摆不定的人就开始附和首席陪审员的意见, 以达到可以早些获得统一意见的目的。在这里足以看出陪审员的不负责, 和司法工作人员有共同的私心, 都希望案件可以早点结束, 自己可以早些获得自由行动。

另一方面陪审人员相对于律师来讲就是门外汉, 这些人都不是深悉法律, 只是懂得一些皮毛, 陪审制度也只是为这些没事做的贵族找一些事做做, 以履行一些为国家做贡献的不必要责任。所以让这些人成为陪审员只会把无罪的判成有罪, 把有罪的判成无罪, 把轻罪的判成重罪, 把应判重罪的判为轻罪或无罪释放等等。所以在审理玛丝洛娃的案子时给的判词竟然是“是的, 她有罪”却遗漏了“并非蓄意杀人”这句话, 从而改变了玛丝洛娃的命运, 他们自己却浑然不知。

除上面的两点以外, 陪审人员存在的问题还有人性缺点, 即贪图美色, 商人认为玛丝洛娃无罪就是因为她的美貌。这点在《复活》中虽没有写出造成冤案, 却也会造成错误判断, 影响司法公正, 从一定程度上也会引起司法腐败。

(二) 监狱腐败

监狱是一个关押犯人的场所, 是司法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 按照法律规定她的职责是监押违法国家法律的对社会和谐稳定造成危害的犯罪分子, 并对犯罪分子按照法定程序处置的机构。然而在《复活》中她却成了一个司法腐败的场所。小说中无辜的百姓被监押, 受到监狱的折磨、侮辱、惩罚。在这些无辜百姓受难的过程中, 监狱的腐败也就产生了。这里囚禁着各种无辜的百姓, 因为身份证上的几个过期的数字就被囚禁的外来劳动者, 因无意间牛跑到东家的草场就被关进大牢的农民, 因在她家里搜查别人交她保管的书籍和文件的舒斯托娃等等。他们本无罪, 只是因他们影响贵族的利益或妨碍到他们的统治。对于那些无辜的百姓, 谁也没有想着结束他们这本不该有的痛苦的监狱牢狱生活, 对此典狱长推卸那不是他的责任, 检察官推卸那是省长的责任, 省长则推卸那是检察官的责任, 谁也不愿意对此负责。因此监狱成了只进不出的场所, 随着时间的推移, 监狱罪犯的也越来越多。更可恶的是抓这些人只需一句话, 放这些人也一句话, 舒斯托娃就是如此。

按照当时的法律, 对犯人的体罚已经废止, 然而看守却公然在监狱中殴打犯人, 理由却是剥夺公权的人除外, 对这些人依然可以实现体罚, 所以当着聂赫留朵夫的面也用树条抽打犯人, 从这可想而知在没人探监时又是如何的殴打“犯人”, 所以一些无辜的百姓在监狱中非常的害怕看守, 一点也不奇怪。除此之外, 一些看守觊觎“犯人”的钱财, 总想占“犯人”的便宜, 以公谋私为自己谋福利。在小说中还提到操纵彼得堡全体囚犯命运的是一个德国男爵出身的老将军, 对这个老将军的介绍, 真是令人发指。他是一个没有情感、良心的唯命是从的将军, 他控制犯人的手段非常的歹毒, 把男女政治犯关在特种监狱和单身牢房里, 最终致使这些囚犯以各种方式死亡, 对此这个将军感到无比的荣耀。这里的监狱是如此的不按章程办事, 而是以自己的意愿办事, 违背法律造成“犯人”的痛苦。同时也造成了监狱的腐败, 使监狱变成地狱。这一点集中表现在把无数囚犯押往西伯利亚的途中。七月是夏天最炎热的时候, 在这个最炎热谁也不愿意出门的时候, 监狱却把犯人发往西伯利亚, 而且把犯人分为三六九等, 给予有着不同的待遇。在途中, 因为天气炎热, 又加上是步行、满路尘土飞扬, 致使几个犯人因中暑而死。对于这种情况, 押送官不只是麻木了而且还是铁石心肠, 对此从来都是无动于衷, 甚至责备中暑的犯人。还有在狭小肮脏恶臭的监狱关着超额的犯人, 有许多犯人因为各种因素病重却得不到照顾, 许多人在疾病中丧生, 克雷里卓夫就是这样失去生命的。整个赶往西伯利亚途中, 无论是赶路, 还是停下休息, 都会看见犯人被虐待, 他们的生命总在死亡线上徘徊。腐败的监狱违背人道视囚犯生命如草芥, 任意践踏。

三、司法腐败的原因探究

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理由, 任何现象的产生都是有因有果, 司法腐败也是如此, 而造成当时司法腐败的原因是一三个方面。

(一) 司法制度的不完善

司法制度的不完善是致使司法腐败的首要原因, 而且它表现在多方面。首先没有严格的司法人员选拔制度, 这使得许多个人素质不高的人员进入法庭, 而这些人工作的出发点永远都是自己的利益, 置司法工作的公平公正性质于不顾。其次没有相应的司法监督机制或监督力度不顾, 这使得法官在工作中无所忌惮, 胡作非为。最后就是陪审人员的选拔比较草率, 这些人不但缺少伦理道德更缺少陪审人员的职业素养, 对法律只知皮毛, 所以它也一定程度造成司法腐败。

(二) 官场腐败之风强烈

当时的社会非常的黑暗, 阶级对立, 社会矛盾一触即发。贵族阶级追求奢靡的生活, 很多贵族热衷于名利, 而且对这种目的的追求不择手段。而在当时统治者大都来自这个阶级, 他们视百姓为奴隶, 对他们进行伤害却无动于衷, 甚至认为他们罪有应得, 谁让他们挡了自己的道。这种残暴恶毒之气在官场非常弥漫, 甚至侵蚀微弱的正气, 一些保持正直进步心态的贵族被责备嘲笑排挤, 最终也被这种风所吞噬, 谢烈宁就是如此。谢烈宁年轻时是一个进步青年, 立志改变国家, 改变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 可进入国家机构时, 抵抗他的力量非常的强大, 很快就被吞噬, 连一点反抗的能力也没有。官僚机构的腐败也就成了司法腐败保护力量。

(三) 农奴制的腐朽

托尔斯泰揭露的社会是沙皇统治的农奴制社会时期, 统治者严格限制被统治者的言论权、自由权、平等待遇权、劳动合法收入权等等, 两个阶级的矛盾非常激烈, 而且社会制度决定社会性质这定理无法改变, 贵族统治者剥削被统治的弱势群体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也就越演越烈。这种社会制度已经滞后于社会的发展, 甚至阻碍它的发展, 统治者没有想着怎么解决由于社会制度滞后引起的社会矛盾, 只是想着如何巩固剥削制度, 如何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这使农民生存遭到了威胁, 从而使一些农民犯罪, 如偷破地毯的青年, 清纯少女玛丝洛娃沦落为娼, 这为司法活动提供了对象, 也为司法腐败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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