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反腐与公共治理

网络反腐与公共治理（共8篇）

网络反腐与公共治理 篇1

网络反腐与公共治理

伏创宇

2008年，有关周久耕抽天价烟、戴名表的信息在网络上不胫而走，“史上最牛房管局局长”迅速“倒台”，拉开了网络反腐的序幕。如今，“表叔”、“房叔”事件的发生对公众而言已非什么新鲜事，这些凸显了网络在反腐方面的强大力量。

“网络反腐”之益端

网络举报十分快捷：投诉举报成本大大降低，上访举报要花路费、住宿费和时间，对很多人来说是不小的负担，选择网上投诉则可以大大节省成本。并且，这种方式还可以一定程度地避免受到相关利益机关和官员的打压，减轻了投诉举报人的心理压力。

因而，网络反腐拓宽了反腐监督的渠道，使得现有的反腐举报和投诉制度变得更有效率，较传统监督方式具备明显的优势，能倒逼党政官员自觉接受监督，对干部廉洁自律来说是一种无形的鞭策。

同时，“网络反腐”是参与式民主的具体体现。公民参与是现代国家参与民主的必然要求，是代表制民主的重要补充，并在公共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果民意缺乏合适的表达渠道，不仅无从抒发亦恐将造成社会的另类病源。

网络提供了民意抒发的平台，发扬参与式民主，克服代表制民主的局限性，同时与权力监督方式相结合，避免了传统自上而下监督的官僚主义。

并且，“网络反腐”构建了网络言论自由、表达利益诉求的平台。传统的来信、来电等举报方式，因为担心报复多是匿名，纪委部门查案过程中多无法联系到举报人，给办案带来困难。在网络论坛，任何人都可以交流互动，信息交流活跃，许多事实和证据在交互性强的情境中得以呈现，为腐败案件侦办提供了便利，加快了案件处理的进程。

而作为外部效应，“网络反腐”的教育作用也很明显。以前纪委处分干部，查处结果往往以文件下发，除了政府机关内部外，外界难以知晓；即使在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刊播，阅读收看的人也只是一部分。

当下，纪委等权力机关对网上投诉的处理反馈在网上公布后，直接面向社会，被广为点击、转载后，其教育、警示的传播效应比其他方式大得多。此外，一些检举揭发的帖子在网上张贴后，尽管最终不一定属实，但对党政干部来说，警示作用仍不可小觑。

“网络反腐”需公法保障

“网络反腐”为反腐工作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推动了公共治理，但其只是在传统的投诉与举报方式上融合了现代信息传播和沟通的因素，网络反腐必须依赖公权力的介入。

“ 网络反腐”可以包括两种具体形式，公民的投诉行为和公民的曝光行为。

公民的投诉行为指国家机关通过制度明确投诉和举报的网络渠道，公民的投诉与举报必然引起国家机关的处理程序。但这种制度化的渠道仍需诉诸于官方的行为，透明度不强，官僚主义的负面影响也使得这种制度渠道的功效减弱。

公民的曝光行为指公民通过网络将腐败现象曝光，从而引起公众与国家机关的注意，是以民意压力促使官方作为的一种表现。这种机制一定程度上“迫使”国家机关介入腐败现象的调查和处理，但不必然引起国家机关的处理程序。因此，建立网络曝光行为与政府介入之间的制度化渠道，是当前新形势下反腐工作的当务之急。

网络是个好东西，也是个坏东西，“众口铄金”反映了网络作为“双刃剑”的特质。网路言语的尖锐态度、网络传播的轰动效应以及网络反映事实的难以证实性使得“网络反腐”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潜在的负面效果。

网络反腐是公民行使监督权利的一种方式，但由于网络信息良莠不齐，举报不实的情况难以避免。而且，由于在网上大张旗鼓地公开这些信息，也很有可能让违法官员事先防备，给案件的侦办带来困难。

因此，对于网络反腐，有必要用法律加以规范，避免出现诬告、诽谤、干扰案件侦办、举报不清楚等情况的发生，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一反腐渠道的作用得以有效地发挥。

同时，对举报人而言，其也或多或少地要承担被报复的风险，所以对举报人权利的保护应也纳入法治的轨道。

宽容对待网络言论

相较私人言论，政治性言论对于公共治理与政府的透明化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这一重要性，必然要求公共官员放弃一定的名誉权利益，而采取比私人对他人的言论侵权更大程度的忍让和宽容。

政治人物应该像玻璃缸里的鱼一样，带着透明治理的理念，大方地接受人民大众的监督。对党政干部来说，网民发布的意见和牢骚，哪怕是讽刺和讥骂，只要不违法违纪都可用宽容心对待。

在这个信息时代，媒体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网络公开和透明所带来的巨大舆论效应将使得民间反腐的旗帜继续高高飘扬。对此，唯有以开放心态对之，才能充分发挥网络对公共治理的推动，实现社会共赢。

网络反腐与公共治理 篇2

一、我国网络广告的市场失灵

“所谓网络广告,是指在互联网的站点上发布的以数字代码为载体的各种经营性广告。”[1]从本质上看,网络广告活动是市场经济活动。1994年美国“连线”网(www.wired.com)登出全球第一则网络广告。1997年3月,Chinabyte网站上出现了第一条商业性网络广告,它标志着中国网络广告的诞生。

根据iResearch的调研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网络广告市场规模为46.6亿元,比2005年增长48.9%。另据最新统计,2007年中国网络广告整体市场规模增长至76.8亿元人民币(不含搜索引擎关键字广告),较2006年增长54.2%。随着网民数量的快速增长、更多传统行业广告主对网络营销重视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以及奥运会的强势拉动,预计2008年中国网络广告市场规模将增长至约121.7亿元,相对于2007年的增长率预计为58.5%,增长势头良好。尽管我国的网络广告市场取得了飞速发展,但目前仍处于不完善阶段,经营状况不容乐观,主要有以下表现:

第一,虚假网络广告呈现很大危害,影响网络广告发展环境。虽然这一问题在传统广告领域就已出现,但在网络广告中显得尤为突出。面对范围广、数量大的网络广告,消费者难辨真伪,遇到虚假广告时没有相应的法律武器,显得无能为力。这不仅直接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对网络广告行业本身也是一种伤害。

第二,网络广告价格混乱,恶性的价格竞争不断。由于网络广告起步阶段的各种不规范操作,出现广告价格的不正当竞争,既影响了网络广告经营者的自身利益,也使广告主对网络广告失去信任,影响网络广告的长远发展。

第三,欺诈广告、色情广告、枪支广告、毒品广告等违法犯罪广告内容在网络空间不时出现,严重影响网络秩序、社会秩序,败坏社会风尚。甚至在一些违法犯罪分子眼中,网络成了犯罪的天堂。由此可以看出,在没有政府监管的背景下,通过网络广告活动主体自愿交易无法实现网络广告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这就是“市场失灵”。“网络广告市场的自由和自发的活动个体在反复的博弈中进行的非合作选择,使得网络广告市场秩序的自发建立成为不可能”,[2]因而网络广告市场的秩序需要政府培植。网络广告的政府监管正是源于此。

二、我国网络广告监管的政府失灵

网络广告所依托的互联网具有虚拟性、超地域性、跨国界等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网络广告市场无法有效地配置资源,即所谓的市场失灵。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基本依据,但是,政府干预也非万能,同样存在着“政府失灵”的可能性,用林德布洛姆的话说就是政府“只有粗大的拇指,而无其他手指”。[3]传统的政府网络广告监管在面临广告主体资格界定困难、行政监管成本过高、行政监管体系落后时,同样无法完全匡正和纠补网络广告的市场失灵,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造成了我国网络广告监管部门的缺位,网络广告监管存在着许多空白和漏洞,同时也带有严重的滞后性,主要表现在:

(一)主体资格难界定

《广告法》对广告市场三大行为主体进行了明确的划分,规定了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的职责和权限,使广告监管对象明确。对于传统广告形式,这种区分是可行的,但在互联网上,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自然人均可委托网络服务商发布广告,或者只要具有一定的网络知识和手段,就可以直接为自己的商品或服务进行宣传,独自完成信息传递的全过程。因而,面对网络广告主体多元化的特殊发展倾向,传统的三分法的监管思路很难适用于网络广告监管。

(二)行政监管成本高

互联网的虚拟性、超地域性、跨国界等特点,以及违法广告发布手段的不断翻新,给行政管理部门对网络广告的监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主要体现为“三难”:一是广告形式认定难。“网络传播的特点是网络广告形式的淡化和信息的泛广告化。”[4]信息与广告间的界限越来越不清晰,如企业在自己建立的网站上为自己的商品和服务进行宣传,其他还有,在一些虚拟社区、电子公告牌(BBS),一般注册用户即可以发布各种信息,包括商业广告信息。由于无法准确界定此类信息的性质,加之信息容量可无限发展正是网络媒体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之一,面对海量的信息,监管机关在确定监管范围时往往无所适从。二是对违法行为的管辖权确定难。在互联网时代,网络广告的影响实际上是超越国界的,广告经营者可以利用国外的服务器向国内消费者发布广告,国内消费者也可以浏览国外网站,接受广告信息。如何适用法律,由谁来管辖成为难以解决的问题。三是违法责任追究难。查处违法广告关键在于证据的认定,而网上证据的真实性存在疑问。网上电子文档可以任意修改,不留痕迹,当事人完全可以对违法事实加以否认。况且在网络这个虚拟的空间里,违法广告经营者可能并未披露真实的经营者地址和名称,因而寻找违法负责人也变得困难。

(三)行政监管体系落后

目前,我国尚无专门对网络广告进行管理的监管机关。按照《广告法》规定,县级以上(含县级)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广告监督管理机关,因此对网络广告的监管义不容辞地也应该由各地工商管理部门来负责。但事实上各地工商管理部门对传统广告的管理都应接不暇,对数量巨大、来源复杂、互动性强、管理权限不清的网络广告进行监管,基本上是力不从心。此外,大多数工商局没有配备相应的硬件设施,缺乏广告监管的技术含量和技术支撑,人员素质也落后于网络广告的发展。因此,网络广告经营处于自发无序的“大辩论”状态。

(四)相应监管法律的缺失和滞后

除了少数省(市)如北京、浙江等已制定了适用于本地区的网络广告管理办法外,就目前而言,我国还没有专门针对网络广告的法律法规,仍只能沿用1995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这一法律是在网络广告出现之前制定的,没有把网络广告纳入法律法规调整的范围,更没有对网络广告监管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对于网络广告带来的一系列新鲜问题,我国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没有任何明确的规定,这是造成网络广告行业混乱的根本原因。网络广告的相关立法、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相当缺失,远远跟不上网络广告发展的需要,使得政府管理部门面对网络广告这一个新的广告媒体,在监管中无章可循,常处于被动状态。

三、公共治理理论的导入

网络广告的属性一方面导致了市场无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另一方面也影响了政府监管的效率,导致监管的低效甚至失效。网络广告领域中市场和政府的双失灵要求我们必须突破传统的监管模式,寻求新的问题解决路径。而兴起于20世纪80、90年代的西方公共治理理论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思路。笔者认为,实现从网络广告监管到网络广告治理的转变势在必行。

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使用“治理危机”一词,此后,“治理”便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发展和公共管理的研究当中。公共治理理论打出了“良好治理”的旗帜,旨在探索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模式。它的兴起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从根本上说它是对政府与市场“双重失效”以及市民社会兴起的一种回应。市场在发展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的同时,也显现了十分严重的弊端,单纯的市场手段不可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化配置,无法达到经济学所称的“帕累托最优”。同样,仅仅依靠政府强制的计划和命令,也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同时还会引起效率低下、政府规模膨胀、寻租行为等现象的发生,最终导致政府的合法性危机。

在政府和市场面临“双重失效”的同时,作为民间组织的“第三部门”开始兴起。这不仅是对政府失效和市场失灵的回应,同时也是国家权力向社会权力回归,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互相渗透这一现实的集中体现。正如哈贝马斯所描述的“公共权威覆盖到私人领域之上,与此同时,国家权力为社会权力所取代。”[5]民间具有不同于政府和市场的优越性,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因素,推进当代社会政治变革中自上而下型的“统治”模式向上下结合型的“治理”模式转变。[6]正是在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这三对基本关系的反思过程中产生了治理理论。它所蕴涵的理念对我国网络广告监管改革有很好的启发作用,为突破网络广告监管困境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新思维。

网络广告治理是指在网络广告市场中,以政府职能部门为主体多方共同参与,以合作为导向,更加具有回应性、责任性地提供网络广告管理服务。它的基本特征主要可以概括为:第一,多元化的治理主体。政府并非是网络广告治理的惟一主体,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等在其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第二,合作导向的治理关系。多元化的网络广告治理主体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和互动的伙伴关系。各主体之间依靠自己的优势和资源,通过对话树立共同目标,增进理解和相互信任,最终建立一种共同承担风险的网络广告治理联合体。第三,服务导向的职能定位。新的网络广告治理体系要求政府实现由过去的重管制、轻服务,以己为中心到开始注重公共服务,以满足公众需求为中心的转变。

四、我国网络广告的治理对策

网络广告治理是一项综合工程,单纯依靠政府无法有效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动员行业组织和社会力量进行监督,形成政府、民众、行业组织等多方共同参与的格局,构建政府调控机制与社会协调机制相结合、政府行政功能与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与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治理网络。

(一)树立新的网络广告治理理念

公共治理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服务行政的有效性,用公民的满意程度来检验公共服务。因此,政府作为一种公共组织,应在公共治理理念的指导下,牢固树立服务意识,把服务对象和公众等的满意程度作为自己治理工作的评价标准,并尽可能降低治理的损耗成本,提高治理的效率。服务型治理属于诱导式的制度安排,服务对象从政府机构提供的服务中获益,就自然地接受了管理。这无疑降低了治理过程中资本的流失和效率的损失。正所谓服务是有效的网络广告治理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良好的服务,就不存在有效的治理,而有效的网络广告治理又是网络广告市场稳定和健康发展的必要保障。

(二)制订与完善治理框架下的法规和制度体系

1.完善网络广告管理的相关法律

对于网络广告的治理,立法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必须尽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使网络广告逐步走上规范化、法制化道路。虽然《广告法》也同样适用于网络广告,但是针对网络广告的特殊性,现有的法律规定已很难满足网络广告的发展需要。所以,只有通过专门的法律规范,才能有针对性地、更准确地管理。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国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一些成功经验,制定出细致而明确的法律法规,重点解决一系列问题,诸如明确网络广告的定义与分类,以确定网络广告治理的范围;明确网络广告监管机关的管辖权限;明确界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监控义务和法律责任等。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网络广告没有国界,而每个国家的广告法都只具有域内效力,对本国广告行为可以进行规范和调整,而对国外的广告行为则无法干预。这就要求我们“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对话与合作,通过协调一致来解决网络广告上的法律冲突问题,并积极就此问题展开司法合作。”[7]

2.建立、健全市场准入制度

在我国,网络广告市场的实际情况是放任主义的状态,任何企业或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在互联网上做广告,不需要行政主管机关审批或登记,这是目前网络广告市场混乱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网络广告的市场准入制度,否则,实现网络广告治理只能是空谈。在制订准入制度时,应鼓励广告行业协会、ISP(网络服务提供商)、ICP(网络内容提供商)和社会民众等的广泛参与,通过听证会、座谈会、问卷调查等方式征求和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与建议,这样既增强了制度制订过程的透明性,也保证了制度本身的科学性。

(三)强化网络广告治理中的政府功能

多元治理虽然强调多个主体对社会生活的参与,但并不否认政府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多元合作主体的地位并不是完全平等的,政府仍然占有绝对优势,其他社会行为主体在作为公共事务治理的参与者的同时,仍然需要接受政府的管理,政府仍然享有最终的权威。因此,为了更好地履行职责,网络广告监管机关应加强自身建设,强化自身功能。

1.适应新形势发展要求,加强政府网络广告监管队伍建设

由于网络广告是有别于传统广告的高科技媒体,它对管理人员的知识素质以及技术、设备等有较高的要求。因此,广告监管部门一方面要加强对现有人员进行必要的网络知识、网上执法方面的业务知识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工作技能;另一方面,还要重视对网络技术人才的引进,将一批文化水平高、精通网络技术的高科技人才引进到监管队伍中来,并配备先进的计算机网络设备,提高广告监测水平。只有这样,网络广告治理手段才能跟上网络广告发展的需要。

2.转变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能,变广告的事后监督为对广告事前、事中和事后全过程的监督

我国现行的广告监管体制赋予广告管理机关的核心业务更多的是对广告进行事后监督。也就是说,只有广告在大众媒体上发布出来,变成切实的广告信息后,才被纳入广告管理机关的监督范围,而且只有当广告出现虚假、违法问题时才进入广告监管机构的“管辖”范围,网络广告监管整体模式也是该体制的衍生和简单复制。该模式最大的弊端就是:广告监管机构只有在虚假、违法网络广告出现并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后,才行使其管辖的权限。而规范、科学的网络广告治理体系要求广告监管机构肩负起对整个网络广告运营进行严格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过程监管,最大限度地减少和杜绝虚假、违法广告对社会的危害,规范整个网络广告市场的良性运转。

(四)构建多方参与的治理体系

在公共治理范式中,治理主体从单一的政府向政府、非政府组织、民众等共同参与管理的多元主体转变,也称之为“多中心治道”。在网络广告治理中,除了要发挥政府监管机构的作用外,还要特别重视中介组织、行业自律组织、民众的共同参与,营造新型的网络广告治理格局,提高治理绩效。

1.将第三方监管纳入治理体系

市场经济中的中介组织作为政府与市场、市场与社会、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中介环节,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条件。“中介组织一般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政府行政权力的延伸;二是公共服务性组织;三是按照市场规则运行的营利性中介组织。”[8]这三种形式的中介组织都可以成为行政监管的有益补充,而且按照市场运行规则设置、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监测机构,市场前景广阔,能发挥的作用也更大。可以说,建立行政监管为主,第三方中介组织为辅的监管网络,是对目前网络广告混乱状况进行治理的较为有效的办法之一。

2.发挥社会监督的重要力量

一方面,鼓励广大消费者以及消费者权益组织,抵制和检举违法网络广告,补充行政执法力量不足的问题。广告受众是广告社会监督的主体和重要力量。因此,加强广告受众接受真实广告信息权利的教育,增强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是置广告于广告受众的监督之中,对其进行全方位监督的前提。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对广告的全方位监督;另一方面,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暴光重大的违法广告,特别是虚假广告,及时警示消费者。

3.推动行业协会建设,加强行业自律

由于网络广告是一种新兴事物,目前尚没有专门性的法律法规,也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人们对网络广告的认识也是深浅不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行业协会可以准确、全面地反映行业成员的意见、建议与要求,为政府决策提供一定的根据。因此,要推动行业协会向规则完备、职能健全方向发展,使其在政府和网络广告行业之间发挥好桥梁与纽带的作用。与此同时,还要加强行业自律,特别是ISP和ICP的自律,离开它,政府监管将显得势单力薄。

公共治理理论抛弃了传统公共行政的垄断和强制性质,强调政府、企业、团体和个人的共同作用,充分挖掘政府以外的各种管理和统治工具的潜力,并重视网络社会各种组织之间的平等对话的系统合作关系。它为公共事务的管理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就网络广告治理而言,只有树立了正确的治理理念,强调服务导向,鼓励民众、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等,网络广告治理体系才能更加完备,并为网络广告的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在此过程中形成动态的市场稳定与和谐的机制,从而实现我国网络广告由监管向治理的转变,最终实现善治。

参考文献

[1]王庆宇.我国网络广告存在的问题及政府的监管责任[J].党政干部论坛,2007(6):32.

[2]周又红.论网络广告的政府监督和管理[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7):115.

[3][美]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M].王逸舟,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91.

[4]杨同庆.网络广告发展与监管研究[EB/OL].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28/3157489.htm l,2005-1-31.

[5][德]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171.

[6]张山.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理——民间社会组织与法治秩序关系的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59.

[7]许亦宁.网络广告监管问题的思考[J].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2(12):37.

善治理论下网络谣言的公共治理 篇3

[关键词]善治;网络谣言;舆论治理

[作者单位]刘荣，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网络与新媒体研究所。

[基金项目] 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善治理论下的网络谣言传播与危机管理研究”（11YJCZH111）阶段性成果。

乌尔里希·贝克将后现代社会诠释为风险社会：人类面临着威胁其生存的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这种社会风险对人类的威胁已经超过自然风险。社会风险的积累导致公共危机的产生，而谣言往往成为公共危机的直接诱因。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谣言都是一种以信息传播为特征的集群行为。在信息化社会，互联网日益成为重要的传播工具和舆论平台，网络谣言作为一种负面的舆论资源，威胁社会稳定，影响政府公共管理的绩效，因此具有强大的负面外部效应。

一、网络谣言善治的必要性及实现模式

1.善治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社会形态大格局的演变，多元的社会利益主体的出现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的传播方式和传播秩序的出现，单纯依靠传统的政府强力控制，而忽视公民和非政府组织的功能，已不能适应对网络谣言引发的公共危机事件的有效管理。而重视公民自我管理的作用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和必然要求，在2011年7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下称《意见》）中提出的核心思想：“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正是对此要求的回应。

虽然存在国情的差异，但从核心内容来看，以上党和政府的《意见》和来自西方政治学和社会学且在我国学界受到热议的 “善治”理念不谋而合。善治是指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根本目的是公共利益最大化。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各个平行主体就某项共同关切的公共利益或公共事务彼此协商对话与合作，在公开、公平、平等、开放的原则下参与和管理公共事务，以期达成共识。”

2.善治的基本模式

善治是治理的理想状态，它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也是还政于民的过程。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生活的合作管理，是追求实现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正和博弈关系的一种努力。近年来的几起重要公共危机治理的实践也证明，改变原先单一的政府控制模式，在网络谣言治理领域开始尝试多元治理和多程控制的善治模式是必然的趋势。

结合舆论管理的特征，对于谣言危机管理的善治模式就是：在民主和法治的前提下，由政府主导，政府机构、个体公民和其他社会组织在面临大规模危害社会稳定的网络谣言面前协调好彼此之间的角色和关系，分工合作，以期将网络谣言的危害降低到最小化的管理方式。

二、在网络谣言善治过程中政府的主导功能

1.政府主导的正当性

网络谣言的治理具有非常明显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因而属于公共产品。在我国的现行体制下，政府在网络谣言危机治理中的宏观调控以及组织协调发挥的主导作用依然是最重要的。同时，谣言管理在本质上属于舆论管理，舆论具备多元性和流动性的特质，使之成为社会生活和国家决策过程中非常微妙的因素。李普曼因此说，“在很大程度上，公共利益与舆论根本无法一致。并且，公共利益只能由一个特殊阶级来管理。”实践和理论双方面的因素，使我国政府主导对网络谣言的公共治理成为必然。

2.社会信任资本是发挥政府主导功能的基础

任何公共危机事件的预测和应对的有效性，都与对事件中民众的社会心理预测及其应对的正确性有关。有效建立公众心理预警机制是治理网络谣言的第一步。在服务型政府构建的要求下，政府应当利用现有的信息发布渠道，如新闻发言人制度、主流媒体，特别是党报（这里的党报概念也包括主要电台、电视台、官方网络媒体等）的时空资源，对社会现实报道做到客观公正，“报喜亦报忧”，树立官方信息渠道的公信力。笔者认为，官方信息渠道的权威性作为一种优质历史传统，是创造“社会信任资本”的重要因素。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可以增加公众的社会安全感和信任感，特别是对政府的信任感，从而建立公众对于谣言的心理免疫力。这样在公共危机爆发时，公众对政府信息渠道的信任得以延续，公众才能不再迷信小道消息和谣言的蛊惑，从而避免社会恐慌，特别是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3.法治化是发挥政府主导功能的途径

法律是公共管理的最高准则，任何政府官员和公民都必须依法行事。依法加强网络谣言危机管理是提高危机管理合法性、权威性的需要。网络谣言危机管理的法治化就程序来看，包含法律制度的制定、法律实施和法律监督等一系列活动和过程;就内容来看，则包括网络谣言危机预防的法治化和网络谣言惩治的法治化。

第一，谣言危机预防的法治化

相关信息的模糊性是谣言产生与传播的两个因素之一。网络谣言的产生与传播很多时候是源于网民对信息本身的无知，制度缺陷形成的“信息不对称”则是这种无知的成因。《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以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为代表的信息公开制度使保障公民知情权的法律体系初具形态。就目前我国信息公开制度的执行来看，关键是明晰制度设计，保障政府信息公开的落实。

第二，网络谣言惩治的法治化

我国《刑法》第105条第2款、第181条、第221条和第291条等相关条款分别对以造谣等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影响证券交易，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以及编造恐怖信息等行为做出了有罪规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也规定网络传播不得含有“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内容;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对于“利用互联网造谣、诽谤或者发表、传播其他有害信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或者煽动分裂国家，破坏祖国统一”的行为，将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这些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对于惩处制造和传播网络谣言的责任者提供了法律依据，但仍需要相关配套机制的完善，如举报、取证、审判和制裁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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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信息公开在网络谣言治理中的角色

第一，信息公开的效用

当前我国社会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世界经验表明，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美元至3000美元，一个国家就会进入社会矛盾的高发期。人们在希望维持旧的社会秩序下的既有利益的同时，开始意识到自己该有的权利，如知情权的呼声日涨。英国危机公关专家迈克尔·里杰斯特提出：对传播的有效管理和危机本身的处理一样重要，因为外界对危机的态度取决于他们接受的信息。通过媒体的信息公开揭示人们关注的社会事件真相，可以实现公民知情权和表达权。根据奥尔波特R=I×A的谣言模式，减少信息的模糊性，向公众充分提供其关心问题的相关信息，增加信息量，可以有效减少谣言发生的可能性或程度。

第二，信息公开的作用方式

信息公开涉及两种作用方式：

一是传统新闻媒体的报道。汶川地震后，胡锦涛在考察《人民日报》社工作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健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牢牢掌握新闻宣传工作的主动权”。历史的经验表明，大灾必然伴随谣言高发，2003年非典事件又验证了这一规律的可靠性。但在汶川地震后并没有出现谣言肆虐的现象，这是因为非典之后，政府改革新闻传播制度，特别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充分保障了新闻媒体对地震进行及时公开全面的报道。此举不但赢得了国内公众高度评价，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好评，成为我国针对公共突发事件新闻传播的宝贵经验。

二是网络平台的互动。传统的新闻报道有滞后性，而网络谣言往往涉及最新的事态。同时，媒体的报道也有承载能力限制，这往往成为信息公开的盲点，进而成为网络谣言生存的利基点，因而，特别需要一种传统新闻报道的补充机制。面对网络出现谣言，公众可以通过有关部门的网站迅速查到相关信息，或者通过网络互动，向主管部门求证。这种机制应包括以下三个环节：公众或媒体发现疑似的网络谣言，可以迅速而无障碍地向有关部门求证;主管部门有义务及时查证相关信息是否属于谣言;有关部门应该如实向求证者反馈查证情况，或通过公开渠道发布信息。

第三，信息公开的局限性

需要指出的是，仅仅公布事实无法遏制谣言的传播。如2011年沸沸扬扬的 “郭美美事件”并没有因为中国红十字会的简单声明而消停下来。这涉及上文所述的政府社会信任资本和公众心理预警能力提升的问题。这也跟我国新闻传播制度，特别是媒体所有制体系有关系：政府（红十字会在中国具有半官方的性质）是公共事件中谣言的当事人，又是信息公布渠道的所有者，价值无法中立是媒体辟谣的先天缺陷。霍夫兰的耶鲁实验证明，辟谣的信息出处非常重要，“如果你想改变人们的既有观点，最好的做法不是给他们看对手和敌人的信念，而是给他们看那些与他们立场相近的人的观点”。在现有的社会条件和媒体体制下，我国有相当多的民众对国内主流媒体置信度不高，偏听偏信于西方媒体的报道。因此，在面对突发公共事件，特别是无关乎政治的自然灾害的信息控制过程中，适当向公众开放第三方，甚至是意识形态对立的西方媒体的客观性报道，有助于不坚定的公众了解真相，这在汶川地震后的新闻报道实践中得到了验证。

三、网络谣言善治的社会合作主体

社会机制主要通过惯例、道德或宗教的形式来实施社会自治。在今天的信息社会，网络社区正成为人们生活的组成部分和现实生活的延伸。网络社区因成员结构、功能和理念的趋同性，往往形成具有一定特征的社区文化和社区认同。依法加强各类网络社区建设，加强政府与网络社区公众在网络谣言危机时在信息交换、预防及处置过程中的沟通，使之在公共危机事件治理中发挥调节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作用。这其中包括和个体公众，特别是网络社区活跃分子（意见领袖）和网络民间组织的合作。

1.意见领袖

在网络谣言的社区治理机制建设中，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担负重要功能。网络社区和现实社区一样，存在对他人能施加影响的活跃分子，也就是网络社区的意见领袖。他们在网络社区中往往具有较强的综合能力和较高的社会地位或被认同感，和社区其他成员在社会类别、社会关系、团体结构和价值观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同质性。无论是真实的信息还是虚假信息——谣言，网络意见领袖在其传播过程中都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他们往往首先接触信息，并将经过自己再加工的信息传播给社区内的其他成员。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网络社区的成员对于信息真伪性的判断依据，除了所掌握的资料的翔实程度和自身的经验素养，社区意见领袖的态度也是重要的因素。因此，可以通过法律约束，建立网络社区意见领袖（如版主）的良性推选制度，充分发挥意见领袖在网络谣言的社区治理过程中的正面功能。

2.民间公益组织

网络公益组织正日益成为网络社会的重要力量。政府相关部门应积极推动与民间组织对公共生活的合作治理，创造各种条件，推动网络志愿组织的建立和发育，使之成为民间网络谣言治理的“第三部门”，如2011年5月建立的“辟谣联盟”。“辟谣联盟”作为一个网友的自律组织，一方面约束自己，另一方面为净化网络舆论生态贡献了力量。自成立以来，“辟谣联盟” 战果不菲，揪出了2011年6月北京暴雨中3张移花接木的照片，查出“卖淫女裸体受审照片”其实来自越南，澄清了“出血性大肠杆菌已入侵北京”的不实信息等等一系列轰动性的网络谣言。类似“辟谣联盟”这样的网络志愿者组织，在谣言开始大范围传播时，他们通过主动调查取证，及时发布辟谣信息，或者被动地成为网民在遇到疑似谣言时求证的渠道和信息平台，有效减少了网络谣言的产生和扩散几率。政府应为网络志愿组织有序参与网络谣言的治理提供制度保障，并建立协调和沟通机制，提高网络志愿组织参与谣言治理的水平。

四、结语

就具体的时空段而言，网络谣言的危机管理体系的形成并不能保证社会及其成员就此不受网络谣言侵害，根本的途径还在于其公共治理结构的不断优化，即优化程序设计从而有效避免网络谣言引发公共危机。善治语境下的政府与公民、网络民间组织对网络谣言的合作治理，体现了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政治国家尊重网络社区公众知情权和表达权，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宽网民正当网络传播的渠道和方式，由此才能形成政府社会信任资本和公众心理预警能力。同时，通过相关法律制度对公民权利和相关的政府管理权的行使进行规范，以及建立有效的网络社区治理机制，才能最终塑造网络舆论管理的公共权威和公共程序。

[1] [德] 尤根·哈贝马斯. 公域的结构性变化[ M ]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2] [美] 罗纳德·斯蒂尔. 李普曼传[ M ] . 北京： 新华出版社，1989.

[3]Francis Fu Kuyama.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M ] .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56.

[4]Fortner 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M].Beijing： China Publishing Company，2000：187.

[5] [美]卡斯· R ·桑斯坦.谣言[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88.

乡村社会的公共性与村庄治理 篇4

熊易寒

社会学者张静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指出，当代中国村落政治的一大痼疾在于：利益政治支配人事变更，张三通过上访或选举取代李四，但之后一切照旧，依然是通过个人关系运作公共事务，“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始终无法建立一套现代的公共规则，导致公共服务原则付诸阙如。

张静的这一论断曾经让我深深地为乡村社会的前途担忧：村庄治理如何才能摆脱“低水平循环陷阱”，跃迁到一个更加理想的状态？当前的这种困局，是因为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还是因为农民的组织化方式出了问题？如果说公共规则是唯一的解决方案，那么，这种公共规则应该如何建立？是诉诸乡村社会的自主性，还是依靠国家的“送法下乡”？

最近出版的两本关于中国农村政治的博士论文，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我的困惑。一本是美国政治学者蔡晓莉(Lily L.Tsai)的《中国乡村的连带团体与公共物品》，另一本书则是国内青年学者刘伟的《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两本专著从不同的视角回应或突破了张静关于“公共规则缺失”的论述。

蔡晓莉提出了一个非常“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在不存在西式民主的条件下，是什么机制促使中国乡村的公共机构提供最基本的公共物品？在当代中国的财政体制下，村内的公路、学校、卫生、排水、灌溉等公共设施主要依靠村委会筹资修建，各个村庄在这些公共物品的供给方面差异甚大。最初蔡晓莉猜想，村庄的经济发展程度和集体财产多寡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但经验观察很快令她推翻了这个假设：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江西，同样贫穷的两个邻村，一个村的道路宽敞洁净，而另一个村的马路则坑坑洼洼；而在富裕的福建沿海，同样是财力相当的两个村庄，一个村的公共设施一应俱全，而另一个村除了有气派的村委会办公楼，连条像样的村道都没有。由此可见，“不差钱”并不一定会带来良好的治理。此外，在这些村庄，公共机构和制度安排也大同小异，都实行村民自治，基层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基本雷同，蔡晓莉的调查显示：村委会选举和村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施对村庄公共物品供给并没有显著影响。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种差异呢？ 在深入细致的质性研究与大样本的定量研究基础上，蔡晓莉发现并论证了一个新的解释变量：连带团体(Solidary Groups)。所谓的连带团体，主要包括宗族组织、社区协会、寺庙和教堂。蔡晓莉指出：即便没有民主或科层式的责任机制，只要当地官员属于某个希望他们提供公共物品的连带团体，他们便很有可能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也就是说，这些连带团体可以构成非正式的责任机制(Informal Accountability)，促使官员对民众负责。咋一看，这并不新鲜，完全是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研究路径，认为公民之间的信任、规范、合作与结社可以培育公民美德和共同体，提高政治参与度，进而提高政府的治理绩效。但是，蔡晓莉进一步指出：并非所有的社会团体和社会资本对政府绩效和公共品供给都有正面影响。

只有同时具备两种结构特征的连带团体能够在功能上替代正式的责任机制：首先，连带团体必须具有包容性，即对当地任何人都是开放的；其次，连带团体必须是嵌入性的，它的成员要包括当地官员。当满足这两个前提时，村庄的治理边界就会与社会边界重合。村庄就超越了行政区划的意义，不仅仅是行政版图上的一个小圆点，而是由共享某种传统、信念或利益的人组成的社群。当村庄内部存在这类组织时，村干部的行为会受到道德义务的约束，更多地为村民谋福利，因为他们与村民同属于一个共同体，有共同的血脉、信仰或者利益，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着一种责任和义务。村干部或许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地方性知识来“忽悠”基层政府，摆脱正式制度的约束；但如果有连带团体的存在，他们就必须给自己的族人或其他团体成员一个交代，否则他们在社群中将丧失道德地位，这就构成了一种非正式激励机制，促使村干部为村民提供公共物品。

通过向连带团体履行集体责任，村干部可以在集团成员中获得社会声望和道德地位。对于村干部而言，这是一笔宝贵的政治资源，能够帮助他们执行难以执行的国家政策，譬如计划生育、税费征收。如果不履行集体责任则意味着道德地位的丧失，他们就会被排除在团体活动之外，甚至遭到连带团体的抵制，日后便难以在村里开展工作。

蔡晓莉用三种类型的连带团体来说明她的理论：其一，村庙。小型村庙为人们提供烧香、宗教仪式、节日演出的场所，有时还组织体育竞赛和旅游。当某寺庙委员会要求村干部修缮学校或公路时，村干部会很快回应。作为回报，寺庙委员会将宣传村委会的好名声。当村委会与村民发生矛盾时，寺庙委员会协助村干部与农民协商解决。寺庙委员会兼具包容性和嵌入性，可以对村委会提供公共物品施加积极影响。其二，乡村教堂。政府允许基督教教堂存在，但严格规定党员干部不得加入。因而，乡村教堂不具有嵌入性，不能促进村委会对公共物品的供给。

其三、宗族或者说血缘集团。这是中国农村最常见的连带团体。当一个宗族把村里每个人包括在内，宗族的功能就与村庙类似。但如果宗族不覆盖全村，村民就被分成几个派系。嵌入某个宗族的村干部也可能组织一些项目，但这些项目可能只对他所属的宗族有利，全村却受益不多，这种情况往往会加剧村内的宗派斗争，不利于村民福祉的改善。

蔡晓莉的这个理论非常富有启发性，打破了我们对于公与私的传统认识。按照张静等学者的理解，宗族、家族、村庙等组织本质上是台湾学者林毓生所说的“私性社会”(Private Society)。林毓生认为中国传统的“民间社会”（如行会、帮会、寺庙等）是以家庭式结构组成的，具有很强的“私”的性格，大多由血缘亲疏来决定的，以家庭为本位，是与“公民社会”相对立的“私性社会”，不利于形成一套普遍性的政治游戏规则，无法突显公民社会的“公共性格”。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转化成“公民社会”的现代组织。张静的设想与之相近，主张以公共规则取代公私混合的结构。

然而，蔡晓莉的研究表明：公共性就蕴含在“私性”之中。当行政村的边界与宗族、宗教的社会边界重合，“私性原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公共规则”的功能了，基本的公共服务也就有了保障。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乡村社会的公共性。

乡村社会的公共性与城市有着很大的差异，以我个人的亲身经验为例：去年年底，我祖母病危，按照乡俗，不能在城里去世，而必须回到乡下的祖屋里咽气，否则不吉利。但祖屋已经被我叔父租给了外乡的一个老太太。于是家里人找房客商量，是不是可以“借用”祖屋送终和办丧事，虽然这会给房客带来很大的不便，但对方还是爽快地答应了。作为回报，我祖母丧事期间，房客老太太和她的小孙女跟我们一起用餐。到了出殡的前一天，“上人情”（付礼金）的时候，这位老太太还是坚持要上一百元的“人情”，众人怎么劝都不肯罢休，只好收下。事后，我们私底下以红包的方式将礼金返还给她的孙女，她才没有推辞。

这个故事可能是城市社会的逻辑无法理解的：首先，按照房屋租赁关系，这位老太太完全可以拒绝房东的“无理”要求，因为她已经支付了租金，我们不可以“染指”她对房屋的使用权；其次，这位老太太非常贫困，儿子儿媳在广东打工，她独自带着孙女租住在我家的祖屋里——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土坯房，破旧不堪，家徒四壁——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完全没有必要给非亲非故的房东“上人情”。

但是，乡村社会不是这么思考问题的：乡村社会的产权关系、群己权界是相对模糊的，人们不习惯跟熟人算得太清楚，如果算得过于清楚，那就表示：我不打算跟你来往了。人们更倾向于通过人情往来的方式“相互持股”，你中有你，我中有你。这样一来，我们对彼此就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为什么，在乡村社会，礼物经济显得更加重要。因为一旦你退出礼物的循环，你就不再是游戏的参与者了，互不相欠，也就隔断了与他人的社会联系。正因为如此，在农村，丧事是集体的事情，几乎全村的老少都会参与其中，或帮忙，或出工（有低于市场价的报酬），最低限度也会出一份礼钱，吃一两顿饭。而在城市，丧事完全是一件私事，殡仪馆是一个封闭性很强的私密空间，一个社会成员去世了，甚至不会惊动他的邻居。

乡村社会是自然“生长”出来的，城市社会则是人造的、规划出来的。后者是一个大规模的陌生人社会，在那里产权清晰，几乎一切公共物品都依赖正式组织来提供：在小区，有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在小区之外，有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以及大大小小的单位。乡村社会没有那么多正式组织，也没有那么多的财政支持，不少公共物品都是由非正式组织来提供的，以私性的逻辑运作出公共的产品。

简言之，与城市社会相比，乡村社会具有更强的人情性质，群己权界不那么泾渭分明，公与私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类似于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向外看，是私，向内看，则是公。公私的界限是模糊的、权宜的、非正式的。在特定的条件下，“私”完全可能服务于公共性的目标。公共性的建立不必以抑制私性为前提，正相反，对私的尊重、对传统的尊重，也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生成公共性。也就是说，公共性是有层次的，有“大公”（国家），也有“小公”（各类社群或集体），“小公”构成了“大公”与“小私”的中间地带，可以发挥缓冲和纽带的作用，促成公与私的重合。

但是，公与私的重合，毕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不是每个村庄，都正好有一个兼具包容性和嵌入性的连带团体；更糟糕的是，正如蔡晓莉意识到的，过度依赖非正式制度可能会给将来建立正式制度造成困难。那么，如何处理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村落自生秩序与国家治理体系之间的关系呢？ 这就是刘伟的《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一书力图解决的问题。刘伟的逻辑起点与张静有所不同，在他看来，农民并非缺乏“公心”，也不乏集体行动的能力，事实上，农民常常为一些公共议题而集合起来，形成各色各样的群体性活动，只不过，这些群体性活动往往“只开花，不结果”，他用“没有产出的政治”来描述这样一种结构性困境：围绕各种类型的利益，村民群体性活动往往可以迅速展开，但由于国家（主要是基层政权）对此缺乏回应，加之活动过程中精英/信任的缺乏（实质上是权威的缺乏），导致群体性活动不能产生预期的结果。用政治系统的理论话语来说，就是只有政治输入（通过群体性活动进行利益表达），却没有政治产出（形成具有规范性和约束力的规则或决议）。

基于这一经验事实，刘伟认为：国家仅仅在村落安排一定的现代制度并不能自然带来有效的治理，更为重要的，需要有一种力量和机制将现代制度嵌入村落并成为村民的生活方式和游戏规则。这似乎又回到了张静的问题。刘伟开出的药方主要包括两味药：

一是国家的合理、适度介入。在他看来，涉及公共事务的村民群体性活动客观上需要与国家的有效衔接，村民群体性活动之所以难以达成，除了市场化和家庭经营带来的利益分化、纠纷增多之外，国家的基层代理人对村落的介入方式也是一个深层次的原因：一方面，是国家的行政化干预；另一方面，又常常存在国家“不在场”的情况。国家时而“越位”，时而“缺位”。这样不仅损害了国家在农村社会的权威，也侵蚀了村落社会所剩无几的自主性。因此，国家需要以更加制度化的方式去积极回应村民的群体性活动和政治诉求。一方面让自生秩序在其应当发挥积极作用的空间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应调整其介入范围和介入方式，帮助村落重建政治共同体，从而在新的基础上与自生秩序相衔接，共同生成村落中的治理结构。

二是乡村精英与社会信任。在刘伟看来，“没有产出的政治”，其根源还在于村落政治共同体的解体。刘伟的研究虽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分析框架，但却极力避免这一研究范式的结构主义之弊，没有就农村而研究农村，而是把当代中国农村放置到城市化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当今村落共同体的部分解体，在一定程度上是城市化的结果，因为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他们的生活重心已经转移到城市，其中的精英分子或在城市定居，或到县城和乡镇购房置业，这样不仅导致了能人的流失，更重要的是，缩短了村民的博弈链条，降低了彼此之间对于未来长期合作可能性的预期。博弈论早已证明：长期的重复博弈有利于人们选择合作，而短期的博弈则可能诱发欺诈与不合作。人无恒产则无恒心，当越来越多的村民离开或可能离开村庄，村民之间的合作也变得越发不可能。那么，在城市化的大趋势下，如何再造精英和重塑信任呢？刘伟指出，国家应该让渡部分发展空间，或是供给相应的资源，帮助农村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并展开相应的群体性活动。结合蔡晓莉的“连带团体”理论，我们在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时，应当使其同时具有包容性和嵌入性，一方面要向全体村民开放，但必须是志愿性的，不得使用强制手段；另一方面也不妨将乡村干部吸纳到顾问、理事会或监事会中来，但必须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不能由乡村干部直接领导或控制。如果这些社会组织可以发挥连带团体的功能，那么，乡村社会的治理绩效将有可能大为改观。

由是观之，蔡晓莉之所谓社会边界与政治边界的重合，其实也就是刘伟所说的国家与村落的有效衔接。而刘伟所倡导的农村社会组织建设，若能取代村庙和血缘集团成为连带团体的主流，不仅能够改善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而且也有助于张静所谓公共规则的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讲，三位学者的研究视角或有差异，但最终的理论关怀和现实指向却是高度一致的。

参考文献：

（《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对村民群体性活动的中观透视》，刘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九年版；Lily L.Tsai, Accountability Without Democracy: Solidary Groups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张静著，上海书店出版社二○○六年版。）

治理司法腐败是反腐败重中之重 篇5

一、治理司法腐败是反腐败重中之重

任何社会，司法是保障社会正义最重要、也是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关乎人民的财产与生命，任何形式的腐败只要被查处，最终都将受到司法惩罚，一旦司法失守，社会公正和正义就会荡然无存；司法也是日常社会生活，不同社会角色之间互动的中间或者缓冲地带。对执政者来说，司法更是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根本。法就是秩序，对任何统治者来说，对司法的信任是一个社会的最基本面，也是最后一根“稻草”。道理很简单，一旦社会失去对司法的信任，怀疑司法，这个社会就必然出现形式多样暴力和腐败横行的局面，所以司法腐败是社会乱源，一个社会腐败，首先是因为司法腐败，司法腐败比其他腐败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更恶劣。司法腐败最根本的表现是置法律法理、公平正义、社会道德、天理良心于不顾，把权利和金钱做为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在每每遇到和权利、金钱相牵连的案件时，不加思索地将法律的天平向权利和金钱一方倾斜。司法就象一个风向标，它会引导着社会风气向好的或坏的方向发展。健康的司法是惩恶扬善，引导社会风气向好的方向发展；腐败司法结果是惩善扬恶，它将引导社会风气向坏的方向发展。司法腐败是导致社会道德堕落，社会风气恶化的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之一。司法腐败使得的社会正义无处伸张，人们有仇无处报，有冤无处伸。让人们对社会的感觉是一片黑暗。在司法腐败的背景下，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层出不穷。正因为如此，任何一个法治社会都会动用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不惜成本来保障司法的公正和司法的尊严，只要司法公正，社会上各种腐败和犯罪将无处藏身。

司法腐败根源在于缺少强有力监督惩罚机制，这样必然产生各种腐败的现象，即使腐败分子最终被绳之以法也给社会造成极坏的影响。公检法等权力部门一部分人之所以敢不依法行事，办关系案、人情案、收受贿赂、以权谋私，他们为什么敢明目张胆一错再错？我想主要因为权力部门没有一套行之有效对权力实施人员的监督机制和惩罚措施，错判对他们没什么影响，或者即使承认是错判也可堂而皇之找个理由解释一下，又不会扣工资，又不会处分，利益上没损失，反正是铁饭碗，干好干坏没多大区别（这要是在企业设计人员设计一个产品出现问题给企业带来损失，企业会追究设计者责任，扣除工资，严重的将会被开除）。由于存在这种现状，所以眼下在中国打官司或者犯着什么事到了权力部门处理时首先就是要找人，还要找到关键的人，如果双方都去找人，就要看哪一方找的官大（你若不信你去问一问你周边人），如果要找不到相关的人，那只能听天由命，如果要遇到秉公执法的，那你就走运，这样很多现实中无法解决的事，想到执法机关依法公正裁决，最后大都变成是找人、托关系竞赛，最终演变成以权谋私腐败的寄生地。所以将公检法等权力部门管理好，腐败将远离我们身边。

我们中央领导都认识到反腐是当务之急，因为腐败已经成为导致社会不满的一个主要因素，在电视和新闻上几乎天天讲，要反腐倡廉，提高执法人员素质，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和谐，中央对反腐倡廉是坚决支持的，我觉得关键还是底层很多执行部门缺少行之有效的具体执行措施，制定一套完善的行之有效对各级权力实施人员的监督机制和惩罚措施是反腐倡廉成功与否的根本。从我身上发生的事情，我的感受很深，打了十多年官司，对法院等一些执法机构的管理和执行措施有些了解，我们的很多底层执法人员本质上都是好的，素质也是很高的，都不愿意去做违背法律和良心的事，但就是缺少一套完善的监督机制、惩罚和奖赏措施被一些人钻了空子，把本来很容易解决的纠纷变得复杂化，给社会造成很坏影响。

二、治理腐败要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和惩罚措施

时下老百姓对腐败痛恨不已，有的人片面认为主要是缺少民主体制，其实腐败存在于任何社会体制，有的认为主要缺少监督，又没有具体实施措施。能否让形形色色的腐败远离我们，做到防患于未然，我认为仅仅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学习、考试、提高素质（其实他们素质都很高）是不够的，关键是要制定一整套行之有效对各级权力实施人员的监督机制和惩罚措施，必须要在防和制两方面都要做足文章，并将这些措施尽量实现信息化管理，尽量减少人为因素影响，以下是我的一些建议措施：

1、引入淘汰机制

引入淘汰机制彻底打破铁饭碗，每年淘汰5%左右的不适合人员，从外面再吸收一批新鲜血液。（现假设淘汰5%）执法部门每年要淘汰一批道德败坏的、以权谋私的、明显错判误判的、业务能力最差的，从外面再吸收一批新鲜血液充实进来，这样长期逐步下去我们的执法部门将会拥有大量的业务能力强的秉公执法人员，执法部门根本不用担心找不到合适的优秀人员，每年都有大批把头都能挤破想进入的人员。

现实情况是没有采取淘汰机制的铁饭碗，让一些本来有积极向上的人逐渐被磨练成得过且过的人，很多人工作效率非常低、业务素质能力差，有的意志力比较差的甚至就会堕落，即使做出道德败坏、以权谋私的事，只要不要犯重大失误即使被发现因为有铁饭碗而不用担心。只有每年淘汰一些的不适合人员这样才能让每个人员都有紧迫感、危机感，必须努力学习充实自己，必须秉公执法使自己业务水平不断提高，这样才不会被淘汰。对于淘汰人员实行信息全国、全省联网，要让他知道是为何被淘汰的，让他心服口服，更要让因道德败坏的、以权谋私人员永远不能从事此职业，造成严重影响的甚至要绳之以法。对执法人员犯法要有比普通人有更大的惩罚措施，只有这样才能对一些试图图谋不轨的人在做坏事之前要认真考虑是否风险太大？是否值得？

2、实行绩效考核制度

将工资分成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年终奖几部分，每月发基本工资、绩效工资，要彻底打破干好干坏，干多干少一个样，要让工作比较出色的人员得到较多利益。

实行信息化管理可以很轻松知道每个执法人员接了多少案件，每件案件做到什么程度，案件是否正常审理，是否延期，延期是否办理正常手续，还存在什么问题等，计算机根据复杂案件、典型案件、普通案件等综合因素每个人打工作绩效分，作为绩效工资分发依据，一年累计的工作绩效分作为年终奖分发依据，工作绩效分也是提拔干部任用的参考。目前状况一些执法人员的办事效率太低。通过计算机就可以很容易统计出来，干多干少（处理案件多少），干好干坏（处理案件满意度，是否有争议，是否有上访）。

3、实行回访制度

采用电话回访、短信回访、人员回访相结合 实行回访制度对于预防腐败有很大威慑和监督作用。

案件结束后，可以采用电话回访、短信回访、人员回访相结合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信息回访；

1）对案件审理判决的满意度（满意、一般、不满意）调查。只要执法人员对案件双方人员有理有据的解释引导，依照法律判决，一般最终都会接受。在我的案子里07第二次上诉后判不离，法官依法解释有理我也满意，上访高院虽然没给我解决问题，但我也心服口服，对其它几次法院判决我都不满意。

2）案件判决后，对案件审理法官廉政表现（满意、一般、不满意）调查。法官人品能力调查包括法官是否受贿、当事人是否找人托管系调查。这项调查搞得好会大大减少腐败，是对心存侥幸的人极大震慑，你想如果收了贿赂肯定怕事后哪天被人揭发，即使是别的领导打的招呼也怕那一天被人揭发。

这方式我们这里一个驾校里在用，驾校对毕业的学员进行短信回访，其中不满意是针对教练收受学员贿赂，如果一个教练一年当中被学员打了两个不满意，教练的年终奖将全扣，如果超过三个不满意将被开除，这个驾校风气一直很好，想进入学驾驶的人太多很难报上名，其它驾校风气差，一般不送上几百元礼是不行的，我想你周围也有很多这种现象。所有必须有揭发腐败行为灵活的通道机制。

4、真正让信访工作发挥实效，实行异地公开联审制，建立网络透明监督机制

很多信访案件，不管是严冬和酷暑信访者之所以不提辛苦坚持信访，起早去排队信访（你不信？事实就是这样，我建议信访部门最好安装一套类似银行的排队机），因为他们绝大部分身正不怕影子歪，一般都是有问题的，实行公开联审制，实现社会公开监督这样案件，主审他就会好好考虑不敢乱来。现实情况是很多案件即使明明是错判也不会纠正，因为这里面同一个地方司法部门大都熟悉、是同事、上下级关系，不可避免官官相护；另外如果错判达到了纠正就等于承认司法部门或某个司法人员的过失，影响到相关人员的利益，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信访有实效吗？所以很多上访人在这里被一些接访人员玩弄于法律法规变通和解释之中，同样的行为，下可以是行政拘留处罚，上可以是无期徒刑直至杀头。中国出现这么多腐败，就是因为什么法律、什么章程都可以恣意的解释、恣意的变通，法律法规变成了弹簧。实行信息化管理，对于一些复杂的、久拖不决的、特别是信访要求重审案件全部进行信息公开，这些案件一般社会影响坏，实事求是将案件主要情况公开在网络上，建立网络透明监督机制，将案件分类，全国或全省建立相关法律专家库，随机抽取异地的相关法律专家发表裁决意见，进行评审，对于错判的案件要查明原因坚决纠正，如果不纠正就会纵容腐败。真正让信访工作发挥实效，反过来就是对司法部门一个很好的监督，所以一定要重视信访工作。实行异地公开联审，避免在同一个单位，由于案件是同单位的同事审理的，而不好发表不同意见得罪于他，现实情况一般是进行包庇，以致很多信访要求不了了之，只是走个形式过场。很多信访案件开始只是一个小案，就是因为司法机关处理不公，最后矛盾激化变成疑难案件，到处上访，有的坚持很多年上访，实在给社会造成很怀影响，所以司法机关不能只抓大案要案，不抓小案，其实大要案都是从小变大的，这和一个人生病一样，小病不治变大病就不好治了。

5、建立案件办理负责制

建立案件办理负责制，将案件由专人审理负责，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本单位领导、外单位领导、或案件其它人打招呼、说人情一律不予理会，必须要有相关人署名的书面材料说明理由，并将这些材料记录在册，以供以后查阅。这样案件办理人就可以专心办案，不必理会其它外界干扰，如果案件办理完出现问题，就很容易追查责任，对打击办关系案、人情案等腐败行为起到很大作用。

6、实行上、下级之间相互打分制

每个季度和年终实行实行上、下级之间相互打分制，下级对上级分别在工作能力、领导能力、廉政状况等进行无记名打分，上级对下级分别在工作能力、敬业精神、廉政表现等进行打分，分别作为季度奖、年终奖发放依据，也作为绩效分计算，这样全年的总绩效分最低的领导和部分职工将被淘汰。

实行打分制使领导和职工相互监督，这样领导就不敢轻易为私利为某个案件对下面打招呼，办案人员也是如此。这样对选拔优秀人才有很大好处。现在有很多好企业都实行了打分制。

7、立重罚规定惩处司法犯罪

本来司法人员知法犯法就应该罪加一等。只有对司法犯罪有严厉的刑罚，司法官员才能望而生畏，不敢贪污腐败，做到公正廉洁。

8、司法机关要在人大领导下真正独立

司法部门工作不受地方任何部门干涉，司法部门的一把手由人大任免的有业绩、作风正派、有领导才能的司法专家。其他内部领导实行绩效分评比、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差额考察、任前公示、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任职试用期等制度。加强人事管理和监督方面的制度建设，逐步形成相互配套、约束有力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和干部选拔任用监督机制。

9、司法官员任职前、后要公开财产，公开家庭成员情况

司法官员（应该是所有公务员包括所有的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任职前、后要公开财产，公开家庭成员情况。

10、建立激励人民群众举报机制

1）按贪污受贿官员被查处金额的百分比（假设百份之五十）奖励给举报人 按贪污受贿官员被查处金额的百分比（百份之五十）奖励给举报人，[也许有人说奖励太多，我认其实不多，如果没举报人的举报，大部分贪官污吏是很难被发现的，且举报人是担着被打击报复风险的]，另外，做好保护反映真实情况的举报人工作，对保护举报人不当的司法人员要从严惩处，还要规定接受举报的司法机关应直接去查处，不能当中转站，转到当地去查处，转来转去往往又转回到被举报人手里去了，接受举报的司法机关一定决不能犯官僚主义，当然如何细化执行要制定一系列措施规定，搞得不好也会冤枉一个好人，避免犯文革时冒进错误。

2）自首及配合司法机关调查的行贿人要免于处罚，并给予适当状励。对自首的行贿人及配合司法机关调查的行贿人要免于处罚，按一般的举报人对待并给予适当状励。对不配合司法机关调查的行贿人要与受贿人同罪对待。此举是解决行贿受贿问题的最有力措施。最了解受贿人就是行贿人！现在对行贿人的处罚比受贿人还严厉，简直就是逼着他们结盟！行贿人举报若无罪，受贿人就会自危，怕行贿人过河拆桥而不敢受贿，行贿人也就无处行贿了，行贿受贿被斩断一角，行贿受贿问题也就很好解决了，50%的腐败不攻自破。

三、反腐败关键看决心

由上所述反腐败是有很多办法的，关键看决心和基层落实，有的措施可以立即实行，我想只要有中央强有力领导，有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有正确的战略战术，大家都来想一些好的点子来反腐败，就会形成更多、更成熟、更有力的反腐败措施，铲除腐败生存的土壤。以上一些措施是我十几年打官司亲身经历有感而发，逐渐完善一套专门针对司法部门监督和管理机制不是难事，而且不需投资多少，我们要真正让监督和被监督成为自觉习惯，成为一种民主机制！别忘了反腐败重点在于治理司法腐败，任何形式的腐败最终都要在司法部门处罚，司法公正至关重要，司法若是腐败了，搞出错案冤案，社会影响更坏，如何更好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监督和管理我们的执法部门是当务之急，如果司法腐败被治理好，我敢说执法部门将会涌现出无数个铁面无私的包青天，不发分子将会战战兢兢，无处藏身，形形色色的腐败就会远离我们，社会风气将会大大好转，社会将会变得更加和谐，同样一些好的监督机制也可应用在国家相关机关部门，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国家想不发展和壮大都难。

请支持此E政案第9952号人大提案请进，进入下面地址点击联署签名，谢谢！

网络反腐与公共治理 篇6

一、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是建设部门反腐倡廉的客观要求建设部门，经过多年整顿，在反腐倡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必须清醒地看到，目前从全国范围看，反～斗争的形势依然比较严峻，建设领域仍是～案件的多发高发的行业，只要建设活动不停止，～现象就不会停止。建设部门的党员干部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在～和反～的斗争中，打败仗的仍有人在。建设部门重点岗位权力容易产生不廉洁行为的薄弱环节还没有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一些处于实权岗位的干部，仍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或小团体谋取私利。同时，建设部门权力运行的特点，迫切需要在反腐倡廉中加大治本的力度。建设部门是工程建设的主管部门，担负着资质年审、工程审批、招标投标、现场管理、工程设计、工程结算等重要职责。建设部门的职能职责，决定了其权力在运行中具有不确定性。所谓不确定性，是指在规范建设部门职能职责的法律、法规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其权力往往是依据党和国家的政策、决定以及领导的指示而运行的。法律、法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政策、决定、指示可能处在经常的变化和调整之中。建设部门的公共权力，缺乏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如在工程审批，在没有实施规范的程序性规定和责任追究的情况下，违规操作、搞“变通”、拖着不办为难人、迫使对方给“好处”等行为就有可能发生，要改变这一状况，建设部门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工作。

二、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是深化建设部门反腐倡廉工作的切入点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政府职能的转变，加速了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如果我们在反腐倡廉中，不坚持从严治标，严惩～，～现象蔓延的势头就难以遏制，治本工作也就缺乏必要的基本条件。只治标，不治本，不从源头上铲除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倡廉就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已取得的成果也就难以巩固。建设部门在反腐倡廉中做好治标工作，要重点把握住资质审查、工程审批、招标投标等容易发生不廉洁行为的薄弱环节，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并针对系统工作特点，尤其注意查处那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活动的吃、拿、卡、要等所谓“小事”，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接受企业纪包和有价证券等权钱交易行为，以及接受企业的邀请，参加各类名为学习考察实为游山玩水的违纪行为。建设部门在反腐倡廉中要做好治本工作，要坚持以人为本，切实抓好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筑牢防线，着力预防职务犯罪。近年来，建设局把党员干部思想教育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开展党风廉政纪律教育，认真组织民主评议党员，着力提高党员干部的“免疫力”，引导党员干部自觉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经得起金钱、美色的考验，过好权力关。建设局还有针对性地实行政务公开，增强权力运行的透明度。真正做到政务公开，让人民群众有知情权、监督权、批评权和建议权。坚持以规范权力为主线，以强化监督为切入点，以紧贴业务为目标，健全完善各项制度，防止工作出现随意性，使想滥用权力搞～的人没有可乘之机。

三、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立足创新，从体制、机制和制度上确保建设部门的权力规范运行

（一）结合建设部门的工作实际，在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上实现创新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倡廉的“龙头”工程。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体现了责权的统一，从制订上规定了各级领导干部要负起“一岗双责”的责任。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关键在于严格责任追究，要形成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班子成员分工负责，责任制要延伸到科（室），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网络。同时，要不断健全以责任分解、责任考核、责任追究、民主评议、工作报告等为主要内容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制度体系，完善以督察考核、责任追究为重点，促进责任制全面落实的工作体制，努力形成反～的整体合力。建设局在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中，注意做了以下工作：一是抓好机关内部的责任制落实工作。“一把手”责任到位，“一把手”负起对班子成员、对广大党员干部的教育责任，负起对重要业务工作中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督察的责任。二是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要向科（室）延伸。主管局长与科（室）领导签订责任制，主管局长对科（室）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负起督查责任，科（室）领导也要认真履行抓好本部门党风廉政建设的责任。三是要强化责任制考核。制定《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办法》，把责任制工作内容细化为若干项目，而后逐项制定考核的指标和分数，考核办法可根据规定每年根据考核结果，评选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先进单位和先进领导干部。

（二）从权、钱、人三个反腐倡廉的关键部位入手，在建立权力制约机制上实现创新首先，要切实做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对行政审批制度实施改革，就是在行政管理体制、政府运行模式和施政方式上进行变革和创新，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审批制度。去年以来，建设局已取消审批事项12项，核准事项6项，并将建筑企业、设计企业资质的初审权、工程评优的初审权等下放给协会管理，转移部分职能，既受到基层企业的欢迎，又减少办事环节，减少职务犯罪的机率。其次，进一步规范办事程序，增强工作透明度。近年来，建设局紧密结合实际，积极探索，摸索出一套工程建设预防职务犯罪的有效办法，其中一条就是进一步规范工作程序，增强透明度。如施工报建涉及质监、安监、造价、建材、档案等多个部门。以往，建设单位报建时，需跑10多个部门，盖10多个印章，环节多、手续繁琐。去年，该局针对这一情况，下决心实行改革，制定出台了施工报建“一站式”服务的管理

规定，采取“窗口式”办事制度，实行“一站式”管理，提供“一条龙”服务，将原来报建单位要跑多个部门，改为只跑一个窗口，即到即办，大大方便了报建单位。同时，将施工报建全过程在报建大厅中“阳光作业”，避免出现“关、卡、要”行为，有效的预防职务犯罪。第三，改革人事制度，严把用人关口。强化选人机制。严格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的规定选人用人。选拔任用领导干部和重点岗位公务人员时，应遵循公布职位、自愿报名、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组织考察、集体研究、公示等程序确定人选，防止用人失察失误，搞任人唯亲。强化岗位交流轮岗力度。重点岗位掌握实权的领导干部和公务人员，在一个岗位上任职时间长，极易将工作关系变成人情关系，形成“工作圈”、“关系圈”、“社会圈”，甚至利用这种关系内外勾结，搞假公济私、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行为。要按照《国家公务员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把定期轮岗交流作为一项制度，认真坚持落实。同时，既要轮岗交流，还要做到一个项目由两个人办理，以便起到相互监督的作用。

（三）紧密结合建设部门权力运行的特点，在监督机制上实现创新对权力实行有效的监督，是防止滥用权力，搞以权谋私的一项重要措施。加强监督的途径和方法很多，概括起来只有二条：一是内部监督；二是外部监督。最主要的是建立起一种适合自身特点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要健全完善以廉政勤政为重点内容的民主评议党员制度，领导干部要充分发扬民主，让班子成员监督自己。并建立健全党政领导干部廉政考评和廉政档案制度。要充分发挥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作用。纪检监察部门必须在党委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作用，实施监督，做到发现干部有缺点、毛病，及时指出，认真整改，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在外部监督方面，主要是发挥社会各界的监督作用。通过人大、政协和民主党派监督、审计和～监督，聘请党风廉政监督员等，形成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实施全面的监督。

网络反腐与公共治理 篇7

一、封建制度下的英国司法改革

1066年,今天法国北部的原维京后裔诺曼人在威廉公爵的率领下入侵英国。“在诺曼底征服前后的几百年时间里,出现了郡或县法院,起先,法院开庭的时间间隔是6个月,诺曼底征服以后,随着案件的增多,法院开庭的间隔期改为6个星期或一个月。”(1)法院开庭的间隔越来越短,反映出人们对司法诉讼这一公共产品的需求在增加。应该说人们对于正义的追求是不分时代、种族和国界的,但要受限于制度、价值观和社会事实。所以这种对司法诉讼需求的增加与威廉一世到亨利二世时期的司法制度改革有很深的关系。而这些改革赋予司法权的活力,最后也奠定了英国近现代的成就。

当威廉一世(WilliamⅠthe Conqueror,1027-1087)征服英国时,岛上的盎格鲁—萨克逊人已经处在了封建王国时代末期。从政治上看,盎格鲁—萨克逊人甚至已经走向统一,在10世纪中叶,威塞克斯国王阿塞尔斯坦(Aethelstan,925—940年)征服了威尔士和苏格兰,成为“全不列颠的统治者”。但事实上,盎格鲁—萨克逊人依然是分裂的。因为在司法层面,盎格鲁—萨克逊人还保留着部落制习惯遗风,“盎格鲁—萨克逊统治末期,在英国已经形成了四级法院体系,即村镇法庭、百户区法庭、郡区法庭和贤人会议。”(2)村镇法庭的作用非常类似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宗族祠堂或族长族规模式,主要调解村镇内居民的纠纷。这一时期的法律诉讼主要是适应封建制的习惯法,在“审判程序中带有浓厚的原始、迷信、愚昧的色彩。”(3)主要依据誓言和上帝神灵的名义取证。这种落后的部落制司法,使得盎格鲁—萨克逊人并没有能够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威廉一世入侵以前的英国是一个弱国,一直受到来自维京人、日耳曼人乃至法国人的威胁。而此后,英国则逐步成为了强国。其中原因复杂,但最重要的一条,莫过于成功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府。但这一中央集权政府的形成,不是在对国王的人身依附和行政权的控制下产生的,而是在司法权的推动下完成的。这是有非常别于古代中国或其他中央集权制国家的。

威廉一世及其继任者所率领的诺曼人在英国土著居民中是算是的极少数的入侵者。要想把封建分割状态的领土统一到王权的控制下,诺曼王朝王室的手段非常有限。

首先从人口结构上看,这群殖民者没有办法单纯的用暴力进行统治。他们必须以一种非暴力的方式让占绝大多数的盎格鲁—萨克逊人承认诺曼王室的权威。

其次基督教非常好的限制了国王的政治权力。使他不能像中国皇帝那样,利用御用文人制造“天人合一”的神迹,成为教皇加皇帝的统一体。这就造成了欧洲独特的封建制度,在世俗权力领域出现了“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不是建立来对国王个人的人身依附上,而是建立在对权力和义务的相互匹配上。这使得王室必须时刻对抗封建贵族离心力,找到长久维持王室权威的方法。

最后,英国王室还必须面对来自教会法院的竞争,使得王室和王室法庭并不能为所欲为,而必须遵循社会认可的正义原则。威廉一世进行了诸多改革,其中一项是“禁止主教对百户区法庭行使宗教性的管辖权,作为交换,同意成立教会法院。”(4)虽然教会法院在1857年以后逐步衰落,但在中世纪则是与王室法院(普通法院)竞争的最主要力量。教会法院由各区的主教本人或其代表担任。所有教职人士案件都只能由教会法院审理,即“教士的司法豁免权”。

所以英国王室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即行政命令难以进入领主和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城镇村落;神化君主建立绝对个人权威在基督教世界也难以实现。那么王室宣传自身权威的唯一出路,就只有代表司法权的王室法庭了,而且必须维持王室司法正义之名,否则将在同教会法庭和地方领主法院的竞争中落败。

公元1100年,亨利一世(HenryⅠ,1100-1135)继承了威廉一世在英格兰的土地,成为英国国王。他“着手进行了一件对英国法发展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即派出司法长官,以监督国王的诉讼的名义,到全国各地去巡回。”(5)由此巡视法庭成为王室法庭的重要组成部分。巡回法庭有三项政治任务,保护王室财产、监督封建贵族、树立王室正义(权威)。但鉴于中世纪的封建制,巡回法庭无法插手地方管理权,所以只能以“维护王国稳定和正义”之名,借助司法诉讼的形式干预封建领主,“亨利一世时期,法官们的职责从偏重于行政管理而转向刑事诉讼。”(6)到12世纪,亨利二世(Henry II Curmantle,1133-1189)进行了更深入的司法改革,1166年颁布了《克拉伦敦敕令》,敕令肯定了巡回法官在打击暴力犯罪中的作用,他希望“将王室法庭的司法活动带入王国的每一个角落,使每一个自由人都可以参与王室诉讼”,从此巡回法庭成为定制。随后颁布《克拉灵顿条令》创立了陪审制度。“陪审团在刚被引入司法领域时,主要是为王室法官提供案件事实及当地法律,后来演化为对当事人提供的事实作出判断。”(7)“1178年在威斯敏斯特建立了长期的中央法庭———普通诉讼法庭,受理一般‘民诉讼’”(8)这一系列的改革,都体现出即使在政治和法治发展中,保护自发持续,维护一定程度的竞争是非常必要的。国王改革的目的是通过收回司法权方式强化其王权,成为全国唯一的仲裁者。但在领主法院和教会法院的竞争之下,必须首先保证王室法庭能够提供更公正、更高效的司法诉讼。1170年12月,亨利二世曾经企图通过谋杀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的方式收回“教士的司法豁免权”,他的四个骑士在他的授意下杀死了与他作对的大主教。如果他成功通过暴力政治获取特权,英国司法或许就难有后来的成就。但为此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威胁要惩罚亨利二世,使他不得不屈服,并公开忏悔。于是教会法庭对王室法庭的竞争一直持续到1875年司法改革之后。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种竞争所带来的混乱,远远小于竞争所带来的改革利益。

司法改革的结果,“随着12世纪的不断推进,来自于更广泛社会阶层的更多人能够更经常地掏钱诉诸法院。巡回陪审诉讼令、在王室法官面前进行协议诉讼所达成的最终和解(以契尾部分存档),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批量产出的、相对便宜的权利保障形式。”(9)当时使用司法诉讼保护个人权利已经成为了英国人的新习惯法。有一份小档案中记录了在查理一世(1157-1199)统治时期将自己交给郡法庭大陪审团裁断的人和诉讼,“在小档案记录的136起诉讼中,大部分涉及的只有几英亩的小块土地,有时低至半英亩或3路得,或其义务仅值每年几便士。”(10)这种广泛的使用司法诉讼获取正义(社会团结)的模式到底对英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以目前所有的历史资料,已经很难从人们互动模式转变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视角进行研究。但依然可以通过历史重大事件和记录历史的词汇变化认识社会的转变。

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历史事件来研究英国自1066年起的深刻变革。1215年,国王约翰(John Lackland,1167-1216)被迫签署了《大宪章》是英国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节点。之所以产生《大宪章》,通常解释是,约翰王有僭位之嫌,穷兵黩武,狂征暴敛,且私生活不检点,所以贵族反对他。但此种事情,如若在中国,必然是王被杀,新王拥立,天命所归。绝不会有《大宪章》一文,在《大宪章》的63项条款中,从头到尾都是“权利”和“正义”,且不会将《大宪章》于1216年、1217年和1225年连续三次再次颁布。这是在此之前的英国历史事件中也不曾出现过的现象。所以对于反对约翰王的解释应当是“1215年的怨恨再简单不过了。约翰统治期间的最后一次总巡回审终止于1209年,同年,皇家民事法庭被关闭了,因此司法事务大部分是在王座法庭(国王面前)处理。国王曾经提供的司法服务被严重削弱了。”○11对于当时还没有司法独立的英国(司法权并不独立于王权),只保留王座法庭其本质就是司法垄断。没有了司法竞争,其实也就没有了司法公正,人们需要对权威进行人身依附,这与中国帝王的司法独裁就等同了。但已经体验过司法公正,且具有贵族相对独立传统的英国人,无法忍受这种倒退,于是在《大宪章》中就有了这样的要求:“普通民事诉讼应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举行听审,王室法官将每年到郡法庭巡游四次。”司法不能再成为国王的特权被以成文法的形式表达出来。这就是社会法治化的表现。在运用法律保护自身权利的诉讼实践过程中,各级封建人身依附关系都被公开的法律诉讼打破了,社会结构和文化发生了转变,将人们引向“共同的善”的不再是国王权威,而是法庭诉讼。并且要注意的是,此次“革命”是由贵族主导,而不是被压迫的更为严重的平民和农奴,因为当时能享受司法诉讼的基本都是有地产、有钱的贵族阶层,司法诉讼改变了贵族的世界观。而对于平民的改变,要等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这种现象再次证明了托克维尔悖论的正确性。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句话并不正确。应当说是哪里有被认识到的压迫,哪里才有反抗。司法诉讼厘定权利的过程,也就是帮助人们认识到自身权利遭受了哪些压迫的过程。

在《大宪章》之后,这种对司法诉讼的需求得到进一步发展,到亨利三世(1207-1272)时期已经成为了重要的王室收入,“亨利三世早期卷档中所包含的为购买以下令状而向国王提供的贡奉,其数目大得惊人:为了将案件(从领主法庭)转移到总巡回审或皇家民事法庭的催促令状(writs of pone),或是开始调查小陪审团裁断是否虚假之诉讼的令状。”到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英国法院组织开始摆脱王权面纱,1873-1875年司法改革后,巡回法庭成为了英格兰普通法庭制度中的组成部分,“巡回法官拥有了高等法院法官的权力。”○12

英国巡回法庭的成功并非单一事件,而是一整套历史条件和机缘的碰撞整合。由于王室的行政权难以直接的作用于各级领主的土地,所以当王室需要树立权威,引领“共同的善”时,无法选择简单直接的压迫臣服,而只能选择需要长期构建才能得到的司法正义。并且在此过程中一直受到来自领主地方法院和教会法院的竞争,使得王室法院不得不始终坚持其正义性、效率性,从而发展为现代海洋法系,司法产品的质量最终决定了英美等国在近现代的成就。因为这种高水平,低成本的司法诉讼保护了社会成员在政治生活和社会权利方面的自发秩序。当司法诉讼成为了普通人维护自身权利的工具。这不单单是维护了个人的权利,而是通过司法诉讼建立起国家政治生活层面自发秩序的过程。首先可以观察到语境和历史记录方式的改变,诉讼案卷开启了普通人在历史学中的价值。“泰勒古德温在1198年和1200年分别就2英亩和6英亩的土地继承权提起了权利诉讼,并导致大陪审团的裁决,位于赛德斯通(Syderstone)的土地达成了最终和解。”○13一个又一个不是伟大君王,甚至不是社会名流的人进入了历史卷宗,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普通人不在是历史的沉默者,而成为了历史的塑造者。其次每一个人对自身权利的申诉构建出了复杂的法律体系和司法程序,限制他人(也包括公权)的侵权行为提供了司法实践和法律发展依据。从而既维护了个人权利,又推动了公共政治生活的理性化标准。所以将法律用于解决社会生活中的侵权诉讼,才是法治发展的基本要素。离开了私权的概念,离开了高水平的司法竞争对手,离开了大量的司法诉讼实践,英国巡回法庭的结局恐怕就会和中国的巡抚制度一样了。

二、行政权代管下的中国司法改革

巡抚制度是明、清帝王专制之下的行政权内部监督,属于监察体系而不属于司法体系。这是中华法系的一大特色,因为在帝王将公共权力私有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古代的司法制度只能说是萌芽状态,不能起到维护国民权利、保持社会公正的作用,甚至不能帮助皇帝监督官员的不法(当然更不能对抗皇帝特权)。例如“明代在诉讼制度方面,限制告诉权。为了充分发挥地方司法机关的增压职能,明代规定自诉案件需自下而上逐级控告,严禁越诉。严禁奴婢、婢幼控告主人、尊长,违者处以杖、徒刑。”○14这也是孔夫子的要求“无讼”。

所以皇帝虽然通过中央一级司法机关(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的三司制约,和地方省、府、县的行政化司法体系控制了司法权。但却没有诉讼维权的主体。人民想要维权,那是造反;人民默不出声,那就只有滥权。官员的滥权与皇帝统治特权是孪生兄弟。但皇帝只想反对官员贪污,而不触及自己的绝对权威,虽然在某位“开明皇帝”的支持下,会出现某些屈指可数的特例故事,比如齐威王烹阿大夫、缇萦救父、朱元璋《大诰》制度之下的陈寿六。但特例也都在加强专制王权的制度框架下,个别的成功上访者只是有幸分享到了皇帝特权,而不是真正成功维护了自身的权利。没有可靠的司法,而运用监察体系控制官员,也是皇帝的无奈之举。

明、清时期,君主专制达到顶峰,监察制度在承袭历朝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洪武十五年(公元1682年)设都察院,“职专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地方下设13到监察御史,“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15他们直接受命于皇帝,代表皇帝巡抚州县,考察吏治。

关于巡抚产生的起点,说法不一,王鏊《守溪笔记》记载明代巡抚始置于永乐十九年王彰巡抚河南:“时有告周王将不轨者,成祖欲以兵临之,都御史王彰劝止,请带御史三四人巡抚其地,成祖从其请。”但此种监察其实是人对人的监督,御史的巡抚权威来着帝王,对皇帝负责,地方官员的权威也来自皇帝。监察其实是监视对方是否忠诚于皇帝。这种监察以培养对权威、权力的衷心为目的,以人际关系为执法标准,法律本身只为权力服务,所以既没有以私权为核心的司法诉讼实践,又没有办法突破帝王权威保持司法公正。最后其监察功能被行政功能取代,而不得不蜕变为一级行政官职。到明朝后期,巡抚已有最初的“单纯代表中央都察地方官员,发展为总领一方,节制三司。”○16其实这种现象在汉末就已经出现过了,用于监察的刺史最终变成了和太守争夺行政权的地方官职。这种历史的重复,说明只要保持专治,社会稳定依赖帝王权威和人身依附下的衷心,司法权被金字塔形权力结构的行政权代管就不可避免。

三、总结

在法制逻辑下对比了英国的巡回法庭和中国的巡抚制度,就能更好的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所说:“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要让法之必行,单靠纪委推动的行政权内部审查是缺乏长期动力的。因为法的核心精神是契约精神,契约的根基是签约人的权利。必须让全民有条件用法律维护自身的权利,维护私权的司法诉讼才是反腐和改变“四风”的关键,才是“八项规定”的长效机制。所以法制的治标是用行政权以法律规定的形式控制人们的行为,这其实是打着法制旗号的行政治理。而法制的治本是在司法实践中发展法律解决社会冲突的能力。要治本,就必须突破行政治理的逻辑。法律不是单纯用来遵守的规则,而是用来维护人权、公民权的工具。这一工具需要在法庭的司法诉讼中得到使用和发展。在读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后,可以相信中国法制的治本是能够实现的。《说明》的第六条:“提高司法公信力。为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全会决定提出,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扩大参审范围。”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有利于审判机关重心下移、就地解决纠纷、方便当事人诉讼。”第十条:“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审判特别是庭审的作用,是确保案件处理质量和司法公正的重要环节。”但司法改革是需要长时间坚持,取信于民,而后才能改变社会互动模式、社会结构和文化。英国人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中国人需要多少时间还是未知数,其中潜在着反复与倒退的危险。

参考文献

[1]何勤华主编.英国法律发达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2]王继尧.论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演变及特点[J].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律硕士(JM)学位论文,2004.

[3]冯建勇.明代巡抚制度及其作用演进[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1).

自媒体时代的网络反腐与网络自律 篇8

近年来，网络反腐浪潮澎湃，从陕西的“表叔”杨达才，到重庆的雷政富；从番禹的“房叔”，到本月倒下的高官刘铁男……兴起的微博，如同一把铁帚把横扫政坛，一时间多少腐败分子倒下，赢得全国百姓的一片叫好。

网络发展是不可阻遏的必然趋势。人类社会经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之后又进入了网络时代。网络本身的发展是积聚性的，近年来，网络迅速发展的势头在中国体现得尤为突出。随着网络的兴起，网络的功能不断得到拓展，信息传送方式的扁平化和民众参与的普遍化，彰显出网络较传统方式无与伦比的优势。信息化作为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不可阻遏，正如农业化之后的工业化无法阻遏一样。国父孙中山曾说过，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面对网络发展的迅猛势头，我们无法规避。网络反腐是网络发展承载的一项重要功能，它充分利用了网络媒质传播快、易放大的发酵功能，越来越凸显了其在反腐倡廉中的作用。遵行网络自身发展的规律与特点，在反腐斗争中利用网络应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不二选择。

网络反腐的神奇功能主要倚靠微博新技术的发明和推广，使广大网民由被动性接受信息，转变为主动性发布信息。时间瞬间缩短，信息双向传播流通，网络新技术的推广使我们进入了“自媒体时代”，并使历来高高在上十分严肃的反腐话题“飞入寻常百姓家”。

人民群众是反腐的主力军。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我党的最大利益，各类腐败分子的贪噬使老百姓的利益遭受极大侵占和损害，而他们巧取豪夺的手段和财富积聚的嚣张，也无不暴露在人民群众的目光之下，俗话说：“你家有金银，隔壁有磅称”，贪占财富的贪官污吏挥霍的私欲总是掩盖不了的。网友们利用微博的公开性和广泛性，利用人肉搜索、围观、跟帖等手段，可以瞬间将一话题放大。一旦有贪腐分子的言行落入此网，就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痛快淋漓。而且网络之宽，网速之快，上达庙堂，下至江湖，众目睽睽下，何人敢掩盖庇护？

但是，利用网络反腐形式，虽可携雷挟电震惊腐败，但反腐毕竟是一件严肃的法治行为。任何法治行为都需要讲证据，讲客观事实，不能信口雌黄，更不许诬言伤人。自媒体时代的网络信息传播，其发布源头与中继传递，目的性都呈多元化，复杂的社会蕴藏着各各样的目的。近年来，网络谣言也比比皆是，如贵州瓮安事件中的网络谣言传播，说“三名嫌疑犯都是当地领导干部的亲戚”，“死者叔叔带到警察局问话被打死”；湖北石首群体性事件中，有网络谣言称，“死者是在知晓当地公安局长、法院院长夫人同永隆大酒店老板走私贩卖毒品后被害的”；就连本月北京京温商城的打工女跳楼事件，也被人造谣是“被保安先奸后杀”。网络信息源的复杂性使网络信息良莠不齐。让人难辨真假，造成社会动荡破坏社会秩序。面对反腐这一严肃的法治行为和网络信息的混杂局面，我们对网络反腐的方式需要十分慎重的思考。

笔者认为，网络反腐这一利器既符合民意潮流，又震惊腐败分子，这种方式一定要坚持和推进。为甄别和剔除虚假信息，各大网站设立了“网络反腐专区”和实名举报制度，这些硬件的设置是必要的。但最重要的是要加强对网民的行为自律教育，辅以法治惩治手段，这样才能保证网络反腐目标的最终达到。

自律，就是人们对自己言行的自我控制。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的言行均会与周边或更大范围的人与环境发生冲突和交往。约束自我，使之适应于乡规民约的情理之中，服从于国法党纪的法理之中，遵循于人的道德理性之中，这样社会才会安宁，人际间关系才能和谐，真善美才会弘扬，假丑恶才会惩治。因此，自律是人类生存发展的一项基本要求。网络世界也需要自律，特别是自媒体时代的网民，更要自律自己的网上言论，不能以己之念随意捏造虚假信息，攻击他人，扰乱社会。

对网络自律，可采取以下方式进行立法和规范。

一是要求各大网站对上述信息（含微博、微信）要明示自律告知条款，凡注册用户要自动默认签署自律书，以加大自律压力，减少或消除不良动机。

二是加强网站上公益宣传版页和自律公益广告宣传，时刻提醒网民自律，并警惕虚假信息的恶意传播。

三是反腐举报要求必须是实名举报才能受理，制止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利用匿名在网络上捏造谣言，中伤他人，但也要更加保护个人隐私。

四是强化网络法治管理宣传。网络虚拟世界也是人类活动的一个范畴，遵纪守法是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责任。同时对利用网络制造和散布谣言的言行要坚决打击，造成中伤他人酿成社会恶果的犯罪分子要绳之以法，并在网络平台上广泛宣传，给不法分子以震撼，以此维护网络秩序。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网络反腐以崭新的方式增强我们的反腐力量，但也带来一些新的冲击，只要我们坚持反腐惩贪的大方向，一切新技术都会为我所用，彻底扫除一切腐败分子，净化我们的党和政府。对于一些怀有不良目的之人利用网络平台散布虚假信息，扰乱社会治安，给人民群众财产造成损失和制造人身安全事故的，我们必须坚持依法治理，严厉打击，保证让网络反腐方式得到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