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网络治理

政策网络治理（共7篇）

政策网络治理 篇1

城市圈的发展要求圈内各政府部门施行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与协调发展,如此才能实现城市圈的整体目标。但是,碎片化的政府(Fragmented Governments)为整体目标的实现提出了不少的阻力,产生了很多棘手的问题。城市圈内各地方政府之间所属不同的行政区划,有着各自的利益倾向,彼此博弈的动力大于合作的动力,容易产生囚徒困境,出现“大而全,小而全”的格局,导致市场分割严重、产业结构雷同、重复建设和地方保护主义盛行。某些看似经过行政手段调和的目标,在“经济联邦”的巨大利益冲击之下也显得貌合神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通过交换固然可以互利于双方,但是受制于彼此之间信息的限制、公共产品提供的难题和垄断问题,市场机制也一筹莫展。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网络治理理论为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较好地解决了联合公共产品提供中所出现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难题。

武汉城市圈作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其首要目标包含生态、能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问题,要求这三方面在全国要做出典范。但是,“8+1”城市圈结构中所包含的地方政府中,位于城市圈中心的武汉市无论是在人口、经济、工业门类和基础设施上都是“一树独大”,显示出极大的不对称性。就行政环境来看,除了文化不存在太大差异外,其他方面都表现出巨大的落差。目前,湖北省政府专门成立城市圈战略规划办公室来协调各方利益,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就长远来看,这种行政协调问题很多,一方面是耗费大量人力和物力,落实起来也相当困难;另一方面“硬的基础设施”容易实施,“软服务”难以协调。随着公民社会的崛起,行政协调方式也不符合全球化的现实。因此,本文着力探讨政府、第三方组织、私人部门和个体所形成的政策网络治理在武汉城市圈的实践问题。

一、网络治理的特征

网络治理,通常也称之为政策网络(Policy Network),它来源于三个基本假设。第一,现代治理绝大多数都是非官僚制的形式,由公共权威单一主体制定的政策往往带有强制性,常常导致政策的失败。治理通常包含公共与私人部门间、不同的公共部门间的合作与相互依赖。第二,由于不同的政策领域中利益集团与政府的关系是变化的,因此政策过程要分开来对待。某些政策领域中利益集团的互动比其它政策领域更强烈时,政策的制定过程将更加复杂。第三,政府仍然对治理负主体责任,但并非全部责任。在决策制定前,政策选择要由大量牵涉到自身利益的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行动者之间通过商议来形成[1]。

根据以上假设,并结合目前网络治理已经形成的观点,公共政策网络治理具有5个鲜明的特征。首先,网络治理有着多元的参与主体,不仅包括官僚体制的政府机构,同时也包括非政府组织,它是“行动者的集合,每个行动者在指定的政策中表达自己的利益,并且有能力决定政策的成功或失败”[2]。其次,作为公共利益的代理人,政府在公共事务治理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非政府组织作为网络治理主体之一,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三,参与主体往往因合作事务的不同而出现差异。换言之,不是所有的公共事务都具有相同数量的参与主体。根据以上定义,rhodes再依网络组织间整合的强弱、成员互动稳定性及成员排他性共分5类政策网络:政策社群(Policy Community)、专业网络(Professional Networks)、政府间网络(Intergovernmental Networks)、生产者网络(Producer Networks)及议题网络(Issur Networks)[3]。政策社群的成员数目相当有限,他们的互动关系也非常稳定。相反,议题网络的参与者数目庞大,成员开放且不固定,互动频率与强度也不稳定。第四,参与主体间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相互依赖的关系。B觟rzel(1997)指出,政策网络是大量的非层级的、相互依赖的行动者所构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他们分享政策的共同利益,通过资源交换实现利益共享,彼此都承认合作是达成共同目标的最好方式[4]。最后,网络治理关注过程而非结果(Heclo,1978)[5]。政策网络一般被视为是利益表达的中介机制,反映了政府政策体系功能分化,以及需要利益团体和专业社群参与政策制定与执行之务实考量。因此,网络治理本身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运作过程,只不过它打破了传统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权力关系呈现水平化的特点。

二、武汉城市圈网络治理体系的构建原则

以上分析表明,政策网络主要是指大量的行动主体间所形成的人际网络、非正式制度网络和正式制度网络,它颠覆了“官僚制”的传统观点,打破了权力自上而下的藩篱,它更强调利益相关者的平等参与和协商的过程。格里·斯托克指出,“治理出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一套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6]。这种多主体、平等参与、强调协商的过程恰恰是目前武汉城市圈治理所需要的,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治理目标是多元的,涉及不同的利益主体;如果单由政府决策,信息限制容易造成决策的失误,即使决策正确,执行起来阻力很大,因此多元利益表达机制是必要的;第二,从政策内容上看,治理事务跨越行政区划,层级控制不再起作用,各行政区划主体不再是领导和被领导关系,而是平等合作关系;第三,从权力关系上看,由于关系是平等的,命令和控制不再起作用,因为沟通和自愿协调是唯一选择。

依据网络治理的本质,我们设计了三项构建武汉城市圈治理的原则:

一是主体多元化的原则。政府机关受制于资源和信息的限制,在政策制定中必然依赖于私人企业和第三方组织;公民社会的崛起表现在公民参政议政意识的增强,各方团体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传统自上而下的权力动作方式已越来越不适应民主发展的要求。因此,在公共治理的过程中,所有利益相关者,既包括各方面的公共权力主体,也包括私人机构和公民个人等权利主体。从组织合法性的角度来看,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种机构(包括社会的、私人的)只要得到公众的认可,都可能成为社会权力的中心。因此,区域公共治理的主体不仅仅是政府,还包括私人企业、公民社会(第三部门)和个人。然而,政府在公共治理的过程中起着“元治理”的作用。

二是平等协商的原则。在区域公共治理的过程中,所有治理主体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不同的治理主体的区别只是分工与职责的不同。黄显中、曾栋梁两位学者就明确指出,各利益相关者应在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下,在社会政治层面各自以平行主体身份,就某项共同关切的公共事物或公共利益彼此对话协商,以期达成共识的平等对话与合作[7]。平等协商是公私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理论的主旨,它代表着治理时代权力分化之后的结果。总之,各治理主体在互信、互利、相互依存的基础上进行持续不断的协调谈判,参与合作,求同存异,化解冲突与矛盾,实现共同治理。

三是相互依赖的原则。一些学者认为因为政府失灵,所以需要市场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然而市场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它有自身的缺陷,市场同样存在着失灵;在市场与政府之间还存在一个“灰色地带”,这就需要发挥“公民社会”的作用。而在区域公共治理中,公民社会因为其独特的优越性,其重要作用显得尤为显著。一方面,在区域公共治理中,区域政府之间的作用容易受到限制;市场具有一定的非组织性。另一方面,公共社会可以借助各种跨区域的组织来进行协调合作,实现共同治理。

三、武汉城市圈网络治理主体构成

根据上述网络治理体系的构建原则,结合武汉城市圈的实际,武汉城市圈参与主体构成囊括了区域治理的利益相关者,包含政府、私人企业和非营利组织。

第一,武汉城市圈各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是重要的参与主体,也是公共事务的主要责任者。作为公共权力的代表和公民利益的代理人,政府毫无疑问在政策的规划、组织和执行中起着重要作用。传统理论认为城市圈区域政府在区域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具有“元治理”作用。然而,基于合作治理理论的“多中心秩序”思想认为治理是多元主体以增进公共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合作体系。这要求打破政府的“元治理”地位,并不强调治理的“元作用”,而是在各自的领域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

具体来讲,武汉城市圈中的9个地方政府及其所包含的职能部门是公共权力的实际运作者。如前所述,跨越行政区的公共事务,政府必须出面协调。例如,武汉市和孝感市都想在天河机场附近建立“临空经济区”,这是由于地方利益而出现的冲突,最终也只能由两市政府才能协调解决。然而,政府的角色因治理事务的不同而不同。如果涉及到私人经济的事务,政府应该间接参与。比如,据我们调研所知,武汉市化工企业向黄冈市迁移,两市政府就没有直接干预,更多地是表现出协调者的角色。

第二,私人企业是代表市场力量的参与者。我们常常以企业作为市场的代言人。企业通常被认为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企业比其他主体更乐意参与区域公共治理,原因不在于企业的公共服务精神或公共治理责任,而在于企业以实现其利润目标,参与区域治理可望在税收和政策方面获得一定的优惠。此外,企业通过与社会各界的沟通,使自己能够在公众面前树立良好的形象,从而降低运营成本。企业对区域治理的参与主要通过共同生产和游说影响决策这两种方式[8]。

武汉城市圈中的各种企业,不论其所有权归属如何,都可参与到区域治理事务中来。城市圈各企业参与治理往往取决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作为私人产品生产者,某些公共政策会涉及到它们的利益,因此它们要求参与决策。比如,武汉城市圈多年前就提出电信一体化,即城市圈内各政府之间同区号同资费,但这个政策一直没有落实,究其原因各电信网络运营商之间的利益难以协调。对于这种政策,如果政府直接采取行政命令,也只能是一纸空文。另一方面,作为政府的替代者和竞争者,私人企业参与可以提高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效率,改善资源配置。例如,私人企业高度参与武汉城市圈内的自来水和公共汽车等大量公用事业的改革。

第三,作为社会权力代表公民和第三部门。俞可平(2006)认为“公民社会当作是国家或政府系统,以及市场或企业系统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它是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的民间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组成要素是各种非政府和非企业的公民组织,包括公民的维权组织、各种行业协会、民间的公益组织、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同人团体、互助组织、兴趣组织和公民的某种自发组合等等”。[9]公民是公共产品与服务的直接承担者,同时也是公共政策服务的对象。由于单个公民力量的限制,公民往往形成利益集团,推动了第三部门在社会中的兴起。公民与第三部门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决策参与、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两方面。此外,他们还承担着监督政府和市场的责任。武汉城市圈内的各种行业协会、自愿者组织、社区组织等非营利组织大量存在,它们参与城市圈内公共事务的足迹随处可见。涉及到产业结构转移和调整的政策,城市圈内各工业协会广泛参与,共同协调,以实现城市圈的整体目标。例如,城市圈内9个城市科协定期举行会议,商讨科技产业布局。涉及到两个行政区划结合部的公共产品,各非营利组织广泛参与;武汉市郊的行政村与周边城市的行政村,由于生源减少,彼此各村都兴建一所学校,成本巨大,容易造成设施浪费,因此很多民营学校参与进来,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空缺的补充。

四、武汉城市圈网络治理结构

公共政策网络治理在结构上既不同于传统垂直的层级管理,也不同于市场协调治理,它是一种基于自愿参与的水平治理方式。这种治理摒弃了精英主义(Elitism)和法人主义(Corporatism)的治理方式。前者强调政治事务中精英的能力,造成了政治与行政二分法。最为关键的是,它强调自上而下权力的运作,忽略其他利益集团表达偏好的途径。而后者在治理结构中虽然加入了少数利益集团的参与,但更多侧重经济事务的规划,功利主义倾向过于严重。最为重要的是它忽视了基层民众的声音。网络治理属于典型的社会中心治理方式,强调以社会为中心的治理与自我治理。这种模式主张多元主义(Pluralism)模式,多元主义者认为团体是政治过程的中心,政策是不同团队相互竞争的结果,而透过不同团体之间的竞争,能有效制衡国家机关的行为。此外,多元主义者也认为权力是分配在各团体之间,但并不是所有团体都有同等的影响力与参与机会,团体的影响力视其拥有的资源、组织大小、动员程度及合法性而定,而国家机关则是扮演中心的角色,开放所有管道让各利益团体竞争。因此,多元主义模式特别适合于城市圈区域治理体系。

虽然武汉城市圈治理中强调政府机构、市场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等多方利益的表达和互相协调,但根据多元主义理论,这种多元主体的方式并不意味着各治理主体在权力结构中有着同等重要性和参与机会,网络治理与层级制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弹性治理。因此,我们认为武汉城市圈政策网络体系应区别对待不同政策领域中的治理主体和权力分配,不能采取大一统的策略,具体如下:

第一,城市圈中涉及到区域规划等政策时,参与主体不能太多且以政府机关为主。政策规划是对未来发展的指导方针,涉及到长远的利益,普通民众并不关心。区域规划中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信息,其他组织并不具备。区域规划要求统一,过多的参与主体容易造成方案的分歧和决策的困难。因此,区域规划应该以公共组织为主体,基础设施规划由9个政府机关及其相关部门根据专业知识的需要组织专家进行,产业规划除了以上主体之外还应该邀请相关行业协会和骨干龙头企业负责人参与。

第二,涉及到公共产品供给的政策应该吸纳私人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参与决策。公共产品由于私人不愿意或无法提供,因而会导致市场失灵。但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仍然面临着政府失灵。根据新公共管理运动(New Pubilc Management)的精神,私人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共同参与公共产品的决策与提供是一种较好的模式。因此,武汉城市圈中涉及到公共产品,特别是准公共产品的政策,应该邀请私人组织和第三方组织的参与。比如,武汉城市圈电信政策中的信号覆盖、圈内收费等政策可以采取这种措施。这种模式中决策的主体仍应以政府为主,其他组织为辅。

第三,涉及到私人产品供给的产业政策应该以第三方群体和私人企业为主要决策者,政府为辅。产业政策更多的牵涉到私人企业和第三方组织等具体生产主体的利益,对于这方面的事务,可以采取公共政策中的“利益集团”模式进行决策。具体来说,政府在决策过程中起着制定游戏规则和裁判的角色,其他利益集团通过相互的斗争、商讨和妥协等互动策略,最终会达到一种利益均衡,政府再将这种均衡的利益制定成政策。比如,城市圈中的银行业务的通存通兑可以采取这种方式。

第四,偏重于民生的政策应该全部主体参与。因为这部分政策主要关系到公民的利益,因此公民是主要的决策参与者。但是,社会政策服务的传递既可以是政府,又可以是私人企业和第三方组织,因此这两种生产单元也应该参与决策。此外,从责任来分析,政府在民生中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于是,这就形成了四种主体共同参与决策的机制,应该听取民众的意见,综合和反馈他们的意见,由下而上形成政策。

五、结论

武汉城市圈的发展既是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需要,也是中部崛起的中坚力量。但是,城市圈内各地方政府机构又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域,有各自的管辖范围,同时也形成了版图利益的冲突。城市圈内各地方的目标与整体目标之间存在着调和的困难。这种困难通过更高一级的政府来协调,行政成本巨大,而且改变不了根本的利益诉求。此外,城市圈整体的目标涉及到广泛的政策领域,政府的行政干预似乎也难以平衡它们的利益。更为关键的是,日益高涨的民主呼声要求权力分配的变革,自上而下的权力分配方式不再符合社会的潮流。面对这种难题,大量实践证实政策网络治理理论可以指引我们来解决这些问题。网络治理并不排斥目前的公共政策领域,它更注重政策参与主体、产品供给主体的多元化模式,主张各主体的平等参与,提倡政策的弹性设计,重视利益的协商、互动和沟通等政策过程,反对行政权威的强制控制。我们认为此理论切合武汉城市圈的实际情况,具备尝试的条件。

摘要：武汉城市圈的发展既是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需要,也是中部崛起的中坚力量。但是,城市圈内各地方政府机构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划,形成了版图利益的冲突。这种利益冲突通过更高一级的政府来协调,行政成本巨大,而且改变不了根本的利益诉求。此外,城市圈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和社会自组织机制的发展要求一种自下而上的权力分配格局。面对这种难题,经过国外大量实践证实的政策网络治理理论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本文在对政策网络治理文献梳理的基础上,针对区域规划、公共产品供给、私人产品供给和民生等不同的政策领域,提出了政府机关为中心、政府引导下的私人企业与非营利组织参与、第三方和私人企业为主政府为辅和全部主体参与四种治理模式。

关键词：城市圈,政策网络,公私伙伴关系,治理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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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概念、分类与制度环境[J].中国社会科学,2006,(1).

政策网络治理 篇2

1 政策网络:农村公共危机治理的新范式

在新型农村建设进程中, 农村社会公共危机发生率呈现剧增态势, 政府机构单方治理的传统模式受阻, 跨组织、跨部门、跨地域的多维治理理念因现实公共危机治理情境而生。因此, 政策网络作为一种理论分析范式, 被引入公共危机治理领域, 以此来分析政府部门和社会利益行为的复杂社会群体关系结构。政策网络的思想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 研究当时美国多元主义模式下政策过程中各利益群体 (政府、垄断企业、国会和社会公众等) 寻求利益协调的复杂社会关系。西方政策网络是政府部门、利益群体和利益相关参与者等行动主体基于相互联系, 相互信任与相互依赖原则而形成的稳定社会关系, 在政策过程中通过策略的互动, 水平的协调、信息的交换和合作, 使得各参与群体多获利时而产生的内在关系。由此可见, 西方政策网络主要是从利益维度分析社会公共现象。对政策网络的分析, 学界尚未形成统一定论。从参与群体整合层次, 参与群体的类型和参与群体的资源分配上考察, 对政策网络在最具代表性的描述当属罗茨 (Rhodes) , 他认为政府不同部门间及其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群体间的相互联系、互动构成了政策网络, 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政策网络分类模型分析框架, 如表1。

资料来源:R.A.W.Rhodes and David Marsh (1992) .

农村公共危机治理是以多元治理模式承载的, 政府部门、农村社会团体、农村公众群体等多元主体的博弈在公共危机治理情境中形成复杂政策网络体系。从政策网络范式考察, 农村公共危机的治理逐步从传统的、封闭式的政府部门单一治理模式向由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公众等多元化参与群体间的相互联系, 相互协调、互动而形成的多元治理模式转化。因此, 政府部门在农村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 要从农村社会参与网络的视角考虑, 洞察政策网络中参与群体, 参与结构和网络演化态势, 并结合农村公共危机现实情境出发, 分析农村公共危机治理的政策网络, 以更好的把握农村共危机的运行态势。在公共危机治理领域引入政策网络分析工具开辟了农村公共危机治理研究的的新范式。

2 公共危机治理的政策网络分析

公共危机治理中政策网络的形成, 其根源在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利益关系。由此可见, 政策网络其实质是利益的分配, 用以满足各行为利益群体的载体, 而农村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策网络就是在公共危机运行的动态过程中各行为利益主体分配、控制和协商利益的政策过程, 以达到行为主体相关利益的载体。根据罗茨 (Rhodes) 的政策网络分类模型, 并结合我国转型期新型农村建设的现实情境, 可以把农村公共危机治理的政策网络按其参与的网络关系分为农村公共危机治理政策社群、农村公共危机治理专业网络、农村公共危机治理生产者网络和农村公共危机治理议题网络。

农村公共危机治理的政策社群。在农村公共危机的治理过程中, 政策社群主要是指基础的政府社群, 其内容包括地方政府政研部门, 以及与农村公共危机责权相关的其他部门。农村公共危机治理的政策社群体系在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互动、交流, 这种政策社群主要是为了维护社会整体的利益, 达到资源在整个社会的合理有序分配。因此, 在农村公共危机治理中, 政策社群是化解危机的主导者, 即农村公共危机治理政府主导。

农村公共危机治理的专业网络。农村公共危机治理政策专业网络, 是在农村公共危机运行的动态进程中, 由具有专业知识或者技能资格的机构、组织与个人所形成的互动网络 (例如, 在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 由农村生态环境引起的农村公共危机, 环境评测机构、组织的行为就成为专业网络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这种政策网络具有弱利益性特点, 为政策社群提供必要的参考。

农村公共危机治理的生产者网络。农村公共危机治理领域的生产者网络相对复杂, 行为主体存在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各个政策网络中, 从形式上, 可以说是农村公共危机治理政策社群、治理专业网络、治理生产者网络和治理议题网络的耦合体, 包含的政策网络行动者的各种利益相关主体。农村公共危机治理中的生产者网络间的互动, 提高了治理中政策过程的复杂性。因此, 农村公共危机治理中, 应在充分考虑社会整体利益的条件下, 规范、引导这种生产者网络互动, 必要时可以采取强制性措施。

农村公共危机治理的议题网络。在罗茨 (Rhodes) 的政策网络分类模型中, 议题网络具有行动主体广泛性、网络关系离散和主体间相互依赖程度低等特点。农村公共危机治理的议题网络相对罗茨政策网络分类而言, 其特点具有强相似性, 农村公共危机议题网络行动者略少, 网络关系离散性更高, 依赖程度更低。其原因是由于在农村公共危机治理进程中, 行动者包括了广大的农村群体, 且在局部农村区域中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文化习俗的影响, 对利益的诉求缺乏理性。因此, 在治理农村公共危机中, 政策议题网络必须由政策社群引导, 把握议题网络的关系互动和行动主体的合理利益, 以达到强化社会整体利益的效果。

3 小结与探讨

政策网络的分析方法是农村公共危机治理的新框架, 在分析农村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中, 可以有效的获取公共危机行为主体间的利益关系, 行为方式, 组织方式等, 为控制和化解农村公共危机提供必要的政策数据。在使用政策网络工具分析农村公共危机治理的实践中, 应充分认识政策社群的主体地位, 从而达到预期的治理效果。然后, 本文是把政策网络分析工具引入农村公共危机治理的一种尝试, 对农村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策网络进行了粗略描述, 要更进一步利用政策网络工具分析农村公共危机治理, 必要采用适当的研究方法来探讨政策网络相互间的关系。在现实的实践中, 采用主体博弈的分析方法分析农村公共危机治理中政策网络相互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尝试。

摘要：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引入政策网络分析范式。简单描述了农村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策网络, 提出更深层次的探讨选择。

关键词：政策网络,公共危机治理,农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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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玫, 西方政策网络研究的发展与变迁-从分类到政策仿真[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4 (5) :5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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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春福.政策网络与公共政策效力的实现机制[J].管理世界, 2006 (9) .

政策工具:国外治理教育的秘诀 篇3

利用拨款工具助推政策目标实现

关注弱势学生, 缩小差距成为各国政策取向。美国是联邦分权制国家, 教育管理重心在州一级, 而美国教育部则主要通过立法和拨款两大政策工具引导各州教育优先。美国著名的《不让一个儿童掉队法》立法宗旨就是提高弱势学生的学业成绩水平, 缩小弱势学生与普通学生的差距, 确保每一个儿童都享有接受公正、平等和高质量教育的机会。为此, 法律规定在2002至2007年间总计向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拨款1162.5亿美元。美国教育部正在实施的“学校改进拨款”计划, 面向最薄弱学校, 通过拨款引导和鼓励地方和薄弱学校提高教育质量。该计划采取分级和竞争性拨款, 做出承诺最大的地方才能获得拨款。美国现有1300多所最薄弱学校, 每所学校获得了600万美元的拨款, 受益最大的是那些小城镇和农村学校。

利用专项拨款改善儿童福利, 促进教育公平。免费校餐是最大的儿童福利, 世界上许多国家实施了学校免费午餐计划。印度从1995年开始实施学校免费午餐计划, 覆盖面逐步从小学扩大到高小 (六至八年级) 学生, 以提高就学率、保持率和出勤率, 改善儿童营养状况。在落后地区中央政府负担90%的费用, 在普通地区则负担75%的费用, 受益儿童达1.13亿人, 该计划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学校免费午餐计划。

利用标准工具助力教育质量提升

完善的教育标准体系为质量提高提供了重要保障。日本注重基本标准建设, 逐步制定了一套完善的从幼儿园、小学到高等教育机构的设置标准, 保证了教育均衡发展。公共教育投入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例5%已成为发达国家的教育投入基本标准, 欧盟27国平均达到5.41%, 其中学前教育占0.55%。英国从2013年开始陆续出台各科新的课程标准, 向世界一流教育体系迈进。美国、日本等国建立了国家评价标准, 定期评价学生学业成绩, 注重趋势评价。

构建国际可比的现代人才培养标准。在“欧洲资格框架”的强势推动下, 欧盟国家纷纷建立了国家资格框架, 以学习结果为导向的八级总体国家资格框架成为主流发展趋势。作为资格框架的核心构成要素, 资格等级标准对一个学习者在每一资格等级应知能做什么提出了通用要求, 运用知识、技能、能力和态度四维发展目标描述, 具有综合且均衡的素质成为现代人才培养的标准, 承认在不同学习背景下取得的学习结果更是体现了终身学习理念。在职业教育高度发达的德国, 则强调过程与结果并重, 凸显了德国人历来的务实精神。在欧洲的影响下, 美国推出了学生在完成副学士、学士和硕士学位时应知和能做什么的高等教育资格框架, 强调学有所用, 具有批判精神和分析能力, 较强的专业知识和综合知识以及社会责任感。在鲁米那基金的资助下, 美国目前有数十所高校正在对这个资格框架进行试验。

利用国际评价工具推动教育改革

一个国家的教育在国际比较中的表现成为判断教育质量高低的重要尺度, 许多国家越来越认识到, 评价本国教育质量必须考虑到国际标准因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实施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 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不断扩散, 国际排名对国家的教育政策走向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德国在2000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中排在第20名以后, 学生差强人意的表现引起举国震惊, 德国教育部部长专门召开会议, 商讨提高教育质量的对策。英国新一届政府上台后, 教育大臣戈夫感受到10年来英国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排名滑落的巨大压力。英国通过比较研究发现, 英国在核心课程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与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成绩表现上乘的新加坡等国存在着差距。因此, 英国政府发表《教学的重要性》白皮书, 提出建设世界一流教育体系, 推进国家课程改革, 英语、数学、科学等科目的课程标准将从2013年开始陆续实施。

印度学生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垫底成绩引起印度各界震惊。印度有两个邦参加了国际学生评估项目2009年第二轮测试, 数学和科学成绩分别仅得337分和325分, 在73个经济体中排在第71名。有印度媒体分析指出, 印度学校仍然深陷在教授“内容”的范式之中, 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早已转向培养学生“能力”。印度教育部指示有关部门深入研究, 分析原因并提出对策。

利用信息披露工具加强社会监督

政府信息公开是依法行政和加强社会监督的前提条件。英国在2000年颁布《信息自由法》, 日本在2001年实施《行政机关信息公开法》, 印度在2005年通过《知情权法》, 目前世界上有近70个国家制定了政府信息公开法。各国重视政府教育信息公开, 建立规范的学生学业评价报告和信息披露制度, 增强信息透明化, 更好实现公民知情权, 加强社会监督。

英国每年都改进和完善学校表现评价指标, 将每一所中小学“学校表现表”公布在英国教育部网站上, 表现表包含学生群体、核心科目统一考试与教师评价结果、进步测量与增值测量、缺勤、教师、经费、督导评价等100多项评价指标和信息项目, 这使家长和公众能够全面了解学校的相关信息, 从而评价某一学校学生的学习成绩和进步程度。

股市泡沫前后政府治理政策研究 篇4

1989年中国股市开始试点, 到2015年, 中国股市已经走到第26个年头, 沪指在06—07年强势走势后一年的时间里深幅下挫72.82%。2014年年初我们还在担心上证综指能否守住2000点, 在14年的年末上证综指重回3000点, 2015年更是一路高歌猛进, 于6月12日, 沪指达到5178的高点。在半年的时间里上涨60.1%。然而从6月15日开始, 上证综指大幅下跌, 二十多天里下跌34.86%。广大投资者损失惨重。经历了股市过山车式的大涨大跌, 尘埃落定之后, 股市的各方参与者, 都有必要对这段跌宕起伏的经历、对中国的股市做深刻的反思。股市泡沫的破裂将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后果。从历史上来看, 荷兰“郁金香泡沫”、英国“南海泡沫”、美国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日本90年代的股市泡沫、台湾1990年的股市泡沫等, 这些泡沫的破裂都对经济发展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具体来说, 第一:股市泡沫会加大贫富差距。股市泡沫使得股票价格大幅偏离其内在价值, 泡沫本身并不增加经济体中的财富总额, 但泡沫形成和泡沫的过程促使财富转移和再分配。股票价格的飚升, 使一些人一夜暴富;股票价格的暴跌, 又使得一些人折戟沉沙变成一贫如洗。第二:泡沫会损害实体经济运行。股市泡沫带来的虚假繁荣会扰乱资源的优化配置, 价格的大幅上升产生的财富效应会直接刺激经济的扩张。其次, 二级市场的财富效应会吸引大量资金, 这将直接导致实业投资的减少。此外, 资源配置的结构会受到泡沫和群体狂热的影响, 大量的资金涌入短期和高产出的项目和行业, 长期的战略性的投资被忽视。第三:泡沫的破灭过程会影响社会的稳定。股市的泡沫繁荣吸引了大量投资者涌入市场, 这些人中很多毫无经验和风险意识。非理性的价格上涨使得投资者行为出现非理性化、短期化。而这些资金中很多是普通投资者的养老储蓄、教育储蓄甚至是借贷资金。一旦泡沫破灭过程, 很多中小投资者会在一夜之间倾尽所有。这必然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同时极大的收缩消费, 造成经济衰退, 由此带来的居民收入下降又会使得这些投资者的境遇更加恶化。

股价的暴涨暴跌让我们对股市“泡沫”更加重视。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 有义务在泡沫产生前后综合运用宏观调控手段, 平滑风险释放泡沫, 维稳经济运行。让中国股市未来稳步发展, 真正成为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二、泡沫形成期的政府政策选择

(一) 近期中国股市暴涨暴跌主要原因

1、政府干预。与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相比, 中国股市的发展与政府的干预紧密相连, 市场在推动股市发展中往往受制于政府。中国股市从诞生之初带着很强的政府意志和政策偏向, 中国牛市一度被称为“政策牛”, 国企改革、自贸区、“一带一路”等政策促成了新一轮牛市。在暴跌后, 央行“双降”, 多部门联合救市。集中体现政府对中国股市干预。

2、股市机制的不健全。中国股市具有较强的政策市特征, 而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的, 造成了股市波动幅度较大。中国股市机制的不健全, 上市公司很少分红, 投资者只有通过股票价格的上涨来赚取利润, 做空机制的长期缺席致使利益输送、“老鼠仓”盛行, 随着中国股市的不断发展, 2015年3月中国正式启动做空机制, 沪港通, 深港通可以进行双向交易, 有利于中国股市健康发展。

3、市场操纵行为和非理性投资。中国股票市场的法制不健全、规则漏洞等使得行业内从业人员利用非公开信息进行市场操纵、内幕交易和并购重组过程财务舞弊等, 严重违反了股票交易的“三公”原则。“庄股文化”屡见不鲜。易导致中国股市暴涨暴跌。由于中国股市机制不健全、信息披露不及时等因素, 同时, 多数中小投资者缺乏专业的投资知识和技能, 非理性的投资者容易形成跟风入市炒股, 带动大盘过度上涨股价狂飙。市场操纵行为和非理性投资为给市场带来了极大的风险, 使得波动增大暴涨暴跌频现。

(二) 泡沫形成期的政府政策选择

1、加强证券监管,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中国股市因其制度不健全, 发展至今存在大量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行为。政府应加强证券市场监管, 出台更为积极和强硬的政策为股市保驾护航。证券监管部门严格执行相关证券监管法律, 加大对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严厉处罚违法行为, 提高操纵者的违规成本, 使其不敢违规操纵, 确保证券市场公平、公开、公正运行。加强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管理,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2、扩大证券市场供给, 增强市场流动性。增加供给是调节市场平衡和遏制泡沫扩张的重要手段。股价非理性上涨带来的流动性过剩, 民众投资需求提高, 主要矛盾是供不应求。可从以下三方面增加市场供给。第一, 保持适当新股发行规模。创业板和新三板的推出扩宽了民营企业的上市渠道, 增加了投资者选择机会。第二, 理顺优秀企业的再融资渠道。加强监管, 鼓励企业上下游产业链延伸。确保资金进入实体产业而非金融市场。通过鼓励企业成长增加企业价值缩小泡沫。第三, 当股价明显高估时加大国有股二级市场减持力度, 一方面增加二级市场股票供给, 减少泡沫破灭带来的损失, 同时也可以锁定收益。再将减持获得的资金, 完善医疗养老保障, 加强教育投入等民生工程。进而增强经济长期增长的后劲和动力。

3、培育机构投资者, 降低投资风险。机构投资者相比个人投资者而言, 他们一般具有较为雄厚的资金实力, 具有投资管理专业化、投资行为规范化特点, 同时能够较好地进行投资组合, 分散风险。机构投资者以获取长期稳定的投资收益为目的, 他们可以抑制股市过度投机。此外机构投资者通过发行基金、债券、信托投资等方式把中小投资者的资金吸引过来, 由专家进行投资组合, 降低中小投资者的风险。减少市场上投资行为, 释放泡沫。

4、培养投资者理性的投资观念, 强化投资者的风险意识。中国股民中散户比重较大, 他们中有很大比例的人金融知识较为欠缺, 投机行为较多。政府应对普通中小股民风险意识教育, 培养股民的投资理财意识, 引导股市向健康良性的方向发展。

三、泡沫破灭后的政策选择

(一) 严格控制热钱流出

泡沫破灭将会导致大量资金外逃, 政府应严格控制热钱的流出。如果对热钱的流出不加以控制会形成信心崩溃和财富崩溃的循环, 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 热钱的流出过程是经济体内部的财富不断外流的过程。不加限制会导致在泡沫形成膨胀和破灭的整个过程之后, 国外的投机资金获得巨额的收益, 却使得本地投资者和经济体承担巨大的损失和经济衰退的严重后果。

(二) 保证货币供应

当泡沫破灭时, 市场上的流动性会出现逆转, 并导致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保证货币供应, 加强市场流动性。可以避免一些金融机构因缺乏流动性而发生连锁反应。防止非理性的恐慌形成负反馈循环。此外, 泡沫破灭时, 银行由于坏账大幅增加和流动性紧缩的压力, 会变得过度谨慎。使得一些行业因为信贷过度紧缩而陷入经营困境。加大泡沫破灭的影响程度。在合理评估的基础上, 可要求金融机构适度信贷扩张以对抗经济衰退压力。同时央行需要通过购买大量资产来保持货币供应。这也是稳定市场的最重要力量。当然需要合理评估市场的泡沫程度, 避免购买不良资产。

(三) 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一个成熟高效的证券市场应该是低成本的。中国证券市场相比国外成熟市场, 交易成本仍然比较高。长期看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和资源配置作用的发挥。降低交易成本, 有利于刺激市场回稳。

(四) 加大公共投资和公共支出

泡沫破灭会导致信贷规模收缩, 会明显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政府在经历泡沫阶段之后, 国家财政可适时加大公共投资和公共支出, 以弥补私人部门投资减少的影响, 同时, 拉动经济增长, 保持适当的GDP增长速度, 防止因为经济衰退而出现连锁社会问题。

摘要：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 对一国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金融市场的高速发展和资产证券化程度的大幅提高, 使得金融对于经济运行影响程度加大。资产价格的泡沫的形成和破灭的过程随着经济周期的收缩和扩张将对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 政府需要在股市泡沫的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治理政策。平稳经济运行和释放泡沫风险。本文将探讨政府在泡沫形成期和泡沫破灭期的政府治理政策。为政府治理泡沫提供政策参考。

关键词：股市泡沫,流动性,政策治理

参考文献

[1]古志辉, 郝项超, 张永杰.卖空约束、投资者行为和A股市场的定价泡沫[J].金融研究.2011 (02)

[2]赵鹏, 曾剑云.我国股市周期性破灭型投机泡沫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08 (4) :174-187.

[3]曲双双.基于国际视野分析我国股票市场的泡沫现象[J].现代商业.2014 (33)

[4]戴园晨.股市泡沫生成机理以及由大辩论引发的深层思考——兼论股市运行扭曲与庄股情结[J].经济研究.2001 (04)

会计政策选择与公司治理的关系 篇5

会计政策选择与公司治理的内涵

所谓政策, 就是为达到一定的目标而制定的需要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会计政策也不例外, 也就是指企业进行会计核算和编制会计报表时所采用的具体会计原则、方法和程序。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经济中, 经济业务复杂多样, 同一项经济业务涉及多种会计原则、方法和程序的选择。

一般来讲, 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大都包含以下几个项目:计价基础、合并政策、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存货计价方法以及无形资产的摊销方法等等。这些会计原则、方法和程序的选择, 是企业财务信息揭示的基础, 决定着会计事项的初始确认和计量以及再次确认和计量。正确合理的会计政策选择, 能够在制度上保证财务报表的真实可靠性, 有利于投资者和债权人等财务信息使用者进行投资、信贷决策, 进而对广泛的公司治理结构得以完善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公司治理, 涉及的是诸多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是一个多层次多角度的概念, 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概念, 主要是指股东、董事会与经理层的监督和制衡关系。而广义的公司治理, 不仅局限于股东对经营者的制衡, 还涉及到广泛的利益相关者, 包括股东、债权人、供应商、雇员、政府和社区等利益集团, 公司治理研究的就是通过一套内部和外部的制度或机制来协调这些相关利益各方之间的关系, 即通过股东大会、监事会、管理层及其他相关利益者构成的公司治理结构下的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 防止经营者对所有者利益的背离, 继而达到企业股东权益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最终目标。

会计政策选择与公司治理关系

1. 公司治理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

(1) 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政策选择。在企业中, 会计系统的运行离不开公司治理结构的支撑, 也就是说会计政策必须在一定的治理结构下进行选择。这样会计政策必然要受到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 在激励机制的作用下, 能够很好地抑制经营管理者的道德风险, 同时, 又可以通过权利制衡机制, 对其利用会计政策造假的行为动机进行制约。当企业组织结构不完善, 公司相关利益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分配混乱、内部控制与外部控制失效导致监管缺失时, 基于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委托与代理信息不对称下的企业经营管理者就有可能变更会计政策, 出于自身利益、筹措资金、配股或者避税等考虑, 粉饰财务报表和虚构利润以欺骗股东、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因此, 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是保证会计政策合理有效的内部保障机制。

(2) 公司治理下相关利益主体与会计政策选择。广义上的公司治理, 涉及到多个利益主体, 其中经营管理者、投资者、债权人以及政府所起的作用最为明显。由于自身利益和相应需求的动机, 在会计政策选择方面, 各利益主体均选择对自己有利的策略加以实施。 (1) 经营管理者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经营管理者, 作为道德风险的实施一方, 对会计政策选择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尤其是在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的情况下表现最为突出。从我国企业的实践来看, 经营管理者往往出于自身利益或者政绩考虑, 会选择增加当期利润的会计政策。 (2) 投资者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投资者是企业发展的动力之源, 在企业中他们不仅扮演着出资人的角色, 而且通过股东大会来参与、决议并实施监督。但是股权分置改革以后, 股东群体的扩散带来股票占据的分散化, 投资者的各项权力有弱化的趋势。尽管这样, 投资人在会计计量方法的选择上仍旧有自己的偏向, 即保证资本的保值增值。在此基础上, 投资人与经营管理者参与企业利益分配时会产生对立, 投资人希望会计政策更多的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而经营管理者则可能考虑到职位的短暂性, 因此, 往往与投资人产生矛盾。债权人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提供信贷的银行和与企业发生应付款项的供应商, 是一个企业最主要的债权人。为保证自己的利益, 债权人在提供贷款时, 都会要求企业提供详细权威的审计报告和财务报告, 以了解企业的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这将会使企业管理者选择可减少违约可能性和提高偿债能力的会计政策。例如, 对于固定资产折旧的计提, A企业以前采用年限平均法, 但后来与该资产相关的技术发生较大变化, 继续采用年限平均法有失公允, 企业应采用加速折旧法。但A企业管理层基于企业偿债能力的需要, 往往选择不轻易变革会计政策, 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企业的资产和利润虚增, 偿债能力虚高, 扰乱债权人对企业正常经营下的偿债能力的评估。 (3) 政府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的调控主体, 为纳税主体企业及其投资人提供良好的经营和制度环境。在会计政策选择上, 政府往往倾向于收取更多的税收以保证对经济持续有效的调控, 而企业则为了减少税负控制成本, 整体上会趋向于对企业纳税有利的会计政策。这也会直接影响其他利益相关的可分配利益, 从而加剧会计政策选择的复杂性。可见, 公司治理下的相关利益主体, 都会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涉及内部治理的经营管理者和股东, 对会计政策选择的行为动机最为明显, 他们的决策往往对会计政策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外部治理的债权人和政府对会计政策施加影响最终还要通过内部治理机制来得以实现, 在经营管理者和股东的相互制衡中体现出公司治理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

2. 会计政策选择应以完善公司治理为目标

上述分析的影响也会形成逆向机制, 也就是说公司治理效率的提高是会计政策选择的直接目的。具体来讲, 会计政策选择直接作用于会计信息, 而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 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与约束相关利益主体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 出于实现公司治理目标的需要, 企业管理者在对会计政策和方法选择时, 应该保证会计政策的公允性, 争取杜绝会计政策选择的机会主义行为, 进而提高公司治理的效率, 实现企业的最终目标。对于达到公司治理的优化目标, 在会计政策选择方面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考虑:

(1) 会计政策必须得到财务信息公允反映的支持。历史上, “两权分离”理论以及“委托代理"机制的发展, 带来了企业革命性的变革。尤其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导致了投资者对企业影响力逐渐减弱, 随着经营管理层实施行为的空间越来越大, 财务信息的公允揭示变得意义重大。通过对公司治理与会计政策选择机会主义行为的分析, 可知, 经营管理层自主变更会计政策的几率最大。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企业财务信息没能得到有效公允反映, 再加上经营管理者一直都对财务报表实施很大的控制, 这就决定了经营管理层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的不断发生。这种不透明的缺乏公允揭示的财务信息, 极不利于会计政策的有效合理选择, 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所以, 要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 进而推动公司治理的完善, 会计政策选择必须要得到财务信息公允反映的支持, 否则, 会计政策选择始终都会在经营管理层被企业某项利益所牵制。

(2) 会计政策选择必须以法规制度为限度。一般来说, 企业选择会计政策的空间范围只能是我国会计准则规定的部分, 只有当原来选择的会计方法或原则已经被证明不能适应新经济环境变化后, 才能重新选择更有效的会计政策。新企业会计准则允许企业根据自身情况, 自主决定相应会计政策的选择, 但必须是建立在法规制度限度以内, 变更后的新会计政策也必须能更充分地反映企业变化了的经济状况。

政策网络治理 篇6

在学术界,较多的研究结果表明,民营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一个银行贷款难问题。考虑到上市家族企业归属于民营企业这个概念范畴,本文发现,上述命题是值得商榷的。文章以广东省上市家族企业为例,收集了企业负债融资水平相关数据,发现家族企业负债融资水平个体上呈现较大的差异性。有的家族企业的负债融资水平极低,比如,汕电力(000534)2005 年末的资产负债率为1.2581%,茂华实华(000637)2008 年末的资产负债率为1.8299%,嘉应制药(002198)2009 年末的资产负债率为4.6996%,这些民营家族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不超过5%;而有的家族企业的负债融资水平极高,比如,深达声A (000007)2006 年末的资产负债率为97.8745%,创智科技(000787)2007 年末的资产负债率为87.5619%;还有的处于非正常财务状态下的家族企业,其资产负债率超过了100%,处于资不抵债的境地。对于负债水平极低的家族企业,或许存在贷款难问题,但是,如果说负债水平极高的家族企业也存在贷款难问题,那么,这种说法就很难成立。

事实上,家族企业的负债融资,既受获得银行贷款难易程度这一客观因素的影响,又受家族企业是否愿意较多负债这一主观因素的影响,后者是一个企业负债融资政策选择问题。根据本文收集的样本数据,有近乎一半的样本,其资产负债率低于40%,公司的负债融资政策比较保守;而差不多另一半样本,其资产负债率超过40%,公司的负债融资政策比较激进。本文要研究的问题是,企业负债融资政策受哪些因素的影响?进一步的问题是,不同的负债融资政策有怎样的经济后果呢?

二、文献回顾

(一)负债融资政策的影响因素

财务保守行为是公司采纳的一种持续的低财务杠杆行为,属于负债融资政策的研究范畴。财务保守行为的影响因素很多,包括产品市场竞争状况,资本市场的融资时机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等。

1、战略公司财务主要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与资本结构的互动关系研究财务保守行为,分析产业特征、竞争格局与经营战略对公司财务政策的影响。朱武祥、陈寒梅(2002)构造了一个两阶段模型,分析当企业必须加大投资的情况下,未来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与公司当前负债融资水平的关系。研究表明,当公司预期未来竞争程度越激烈,当前选择的负债融资水平也越低,竞争型产业上市公司为了保持其后续投资能力、避免财务风险,其理性选择是采纳财务保守行为。刘志彪、姜付秀(2003)的理论分析表明,公司的资本结构作为公司向市场发出的一项承诺,它具有信号显示功能。企业的负债融资水平与其所在的产品市场竞争强度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2、行为公司财务关注资本市场条件对负债融资的影响。赵蒲、孙爱英(2004)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证明由于非理性投资者和理性公司管理者之间相互作用,上市公司存在最佳的市场时机。在上市公司与资本市场的博弈中,公司往往选择在资本市场高估其股票价值时发行股票,在资本市场低估其股票价值时回购股票。乐观的市场预期造成了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导致了较低的财务杠杆。

3、公司治理结构理论关注不同的治理结构对负债融资政策的影响。在公司治理结构理论中,股权与债权不仅被视为不同的融资工具,而且被视为不同的治理结构。股权与债权对公司形成不同的控制权,二者的有机结合可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不同企业从完善自身的公司治理结构出发,会选择不同的负债融资水平。

(二)负债融资的经济后果

负债融资的经济后果可以从不同视角展开,本文仅从公司治理视角进行文献回顾。

1、激励效应。Jensen and Meckling(1976)认为,由于管理者收益与成本的非对称性使得他们有动机降低努力水平、增加各种在职消费,其根源在于管理者持股比例过低导致的低剩余索取权。因此,在投资总额一定、管理者个人财富一定的前提下,提高公司负债的比重就增加了管理者的持股比例,这样可以有效地抑制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激励他们更努力地工作。

2、约束效应。Jensen(1986)认为,当公司拥有的自由现金流量过多时,企业公司管理者过度投资的动机就容易变成现实。由于负债的利息和本金采用固定支付方式,所以,负债的利用减少了公司的自由现金流量,约束了公司管理者对自由现金流的占用,从而抑制管理者的过度投资行为。

3、破产威胁效应。Grossman and Hart(1982)认为,公司管理者的效用依赖于他的经理职位,从而依赖于企业的生存。一旦企业破产,管理者将丧失此前所享有的任职好处。对公司管理者来说,存在较高的私人收益与因破产而丧失任职好处这一风险如何权衡的问题。公司负债比例越高、其破产的可能性越大。因此,负债为一种担保机制,能够促使公司管理者多努力工作,少个人享受。

三、家族企业负债融资政策的影响因素:公司治理视角

(一)理论分析与假设发展

1、公司关键人物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股权比例

这里所谓的“公司关键人物”,是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以及监事会主席。他们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股权比例,代表了其在上市公司中的“产权”份额,该股权比例越高,其就越有激励去维护自身拥有的“产权”。负债融资水平越高,企业的财务风险越大,在企业经营风险一定的条件下,导致企业总风险上升。当企业选择激进的负债融资政策时,负债融资水平处于高位,如果企业破产,公司关键人物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产权”将丧失殆尽。因此,如果公司关键人物拥有的股权比例较高,公司采取谨慎的负债融资政策是其理性选择。Datta et al(2005)研究发现,公司管理者持股比例与公司负债融资水平负相关,这一实证研究结论也支持上述理论分析。而对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而言,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股权比例,就是其现金流权。为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基本假设以及四个分假设:

H1:公司关键人物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股权比例越高,公司越有可能选择谨慎的负债融资政策。

H1a:公司实际控制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现金流权越大,公司越有可能选择谨慎的负债融资政策。

H1b:公司董事长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股权比例越大,公司越有可能选择谨慎的负债融资政策。

H1c:公司总经理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股权比例越大,公司越有可能选择谨慎的负债融资政策。

H1d:公司董事会主席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股权比例越大,公司越有可能选择谨慎的负债融资政策。

2、公司关键人物的权力分配

这里所谓的“公司关键人物的权力分配”,是指“实际控制人是否兼任董事长”以及“董事长是否兼任总经理”。现代管家理论(stewardship theory)认为,董事会的董事长与经营班子的总经理,均是公司的忠实管家,均按全体股东的利益行事。因而,没有必要实行“两职分离”。该理论同样适用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兼任董事长的情形。两职合一有利于提高其决策效率,有利于提高公司绩效,进而增强公司偿债能力。这种情况下,在公司与债权人的博弈中,激进的负债融资政策将是一种纳什均衡状态。相反,代理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系列委托代理契约的集合,董事长与总经理必须分离,才能避免组织结构“自己监督自己”的局面,才能降低企业的股权代理成本,进而增强公司偿债能力。对于家族企业来讲,如果实际控制人兼任董事长,将弱化董事会的独立性,强化实际控制人对其他股东的掠夺能力,降低公司绩效,进而降低公司偿债能力。这种情况下,在公司与债权人的博弈中,谨慎的负债融资政策将是一种纳什均衡状态。本文支持管家理论,为此,提出第二个基本假设:

H2: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兼任董事长,或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企业越有可能选择激进的负债融资政策。

3、董事会特征与结构

这里所谓的“董事会特征与结构”,是指“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人数”以及“四委设立个数”。这三个因素都事关董事会的机能与决策质量。首先,如果董事会规模过大,即人数太多,董事会成员会产生“搭便车”的动机,倾向于不再坦率地批评总经理的错误做法,或者不对总经理的工作绩效进行直率的评价。董事会就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并受总经理控制,导致企业绩效降低、偿债能力下降。其次,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制度,是保证董事会决策质量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如果专门委员会个数较少,董事会就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机能障碍,进而对企业绩效与企业偿债能力构成不利影响。最后,董事会不仅应该代表股东的利益,而且应该代表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保持应有的独立性。独立董事制度是保证董事会独立性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如果独立董事人数太少,董事会就更容易被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造成董事会的决策质量下降,导致企业绩效降低、偿债能力下降。在这些情况下,在公司与债权人的博弈中,谨慎的负债融资政策将是一种纳什均衡状态。为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基本假设以及三个分假设:

H3:董事会特征与结构显著影响公司的负债融资政策。

H3a:公司董事会规模越大,上市家族企业越有可能选择谨慎的负债融资政策。

H3b:董事会中专门委员会个数越少,上市家族企业越有可能选择谨慎的负债融资政策。

H3c:董事会中独立董事越少,上市家族企业越有可能选择谨慎的负债融资政策。

4、公司治理组织勤勉程度

这里的公司治理组织的勤勉程度是通过“股东大会次数”与“董事会次数”来体现的。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召开,分别有利于股东与董事们有更多的时间进行交流、制定战略和监控管理层。股东大会次数越多,或董事会次数越多,表明执行股东或董事越勤勉地履行职责。已有研究也表明,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次数越多,企业价值越大。为此,本文提出第四个基本假设:

H4:股东大会次数越多或董事会次数显著影响上市家族企业的负债融资政策。

(二)研究设计

1、变量定义

本部分各变量定义见表1,这里不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本文所谓的保守的负债融资政策,是相对而言的,是指企业的负债融资水平处于中位数以下。它不完全等同于财务保守行为,财务保守行为是指企业在较长时间内持续地采用低财务杠杆的财务政策的一种行为,财务保守行为的定义学术界并不统一,一般认为,企业连续3 年的资产负债率低于20%,即是财务保守行为。本文没有采纳严格的财务保守行为的定义,以便将更多的家族企业纳入研究范围内。

2、实证研究模型

为了验证以上几个研究假设,文章构造如下Logit回归方程:

(三)实证研究过程与结果

1、样本选取

以2005-2009 年所有民营上市公司作为初选样本,全部样本取自国泰安《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库(2010)》。根据研究目标,对初选样本执行了如下筛选程序:

(负债融资政策影响因素回归方程)

第一步,根据“省份”字段,保留省份为广东省的样本,剔除其他省份的民营上市公司。

第二步,根据“实际控制人类型”字段,保留实际控制人是“自然人或家族”剔除实际控制人是“员工持股或工会”“、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公众持股”“、国家控制”“、其他”、的样本。

第三步,从国泰安《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指标分析数据库》进一步收集公司“资产负债率”等研究所需的数据。在此基础上,剔除资产负债率大于(或等于)100%的样本,这些样本均是被ST处理的样本。

第四步,剔除金融行业的样本。本文还采用Winsorize方法,将1%以下和99%以上的数值分别替代为1%和99%的取值,以剔除极端值对计量分析的影响。

2、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 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从中可以看出,除虚拟变量外,其他变量的均值与中位数比较接近,表明变量的数值分布基本上呈正态分布。

3、回归分析结果

注: 括号内的数字为Z值,﹡﹡﹡、﹡﹡分别表示1%与5%的显著性水平。

表3 是基于上述Logit回归方程得到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1)在公司关键人物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股权比例方面,前三个变量(Ucscr、Preshrt、Hdirrt) 均与企业负债融资政策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相应的Z值分别为3.40、3.89、3.20),表明公司实际控制人拥有本上市公司的现金流权(Ucscr) 越大、或董事长持有本上市公司的股份(Preshrt)比例越高,或总经理持有本上市公司的股份(Hdirrt)比例越高,上市家族企业越有可能选择谨慎的负债融资政策。第一个基本假设的前三个分假设得到验证。但是,监事会主席持有本上市公司的股份(Mtprt)在统计意义上与公司的负债融资政策没有显著关系(相应的Z值为0.84)。(2)在公司关键人物的权力分配方面,不论是实际控制人是否兼任董事长因素(Ucpd)还是董事长是否兼任总经理因素(Presmu),均与企业负债融资政策选择没有显著关系,第二个基本假设没有得到验证。可能的原因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家族管理者掌握了民营家族上市公司的主要权力,权力集中抑或权力分散各有千秋,不明显影响公司的股权代理成本,因而对公司负债融资政策不构成显著影响。(3)在董事会特征与结构方面,董事会规模(Bdnum) 与独立董事人数(Dbdbnum) 分别在5%与1%统计水平上与公司负债融资政策显著负相关(相应的Z值分别为-2.16、-2.97),表明公司董事会规模越大,或董事会中独立董事越多,上市家族企业越有可能选择激进的负债融资政策。四委设立个数(Fcmnum)与企业负债融资政策没有显著关系(相应的Z值为0.007)。在第三个基本假设中只有第三个分假设得到验证,第一个分假设与第二个分假设没有得到验证。这可能是家族企业关系治理带来的结果。以执行委员会的功能来讲,在一般上市家族企业(非家族企业)中,它是董事会休会期间的执行机构,负责日常经营决策,但是,在上市家族企业中,日常的经营决策主要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或董事长负责,这样执行委员会的作用与重要性就大为降低。在“重关系”的企业文化氛围下,董事会规模大,公司实际控制人操控董事会的难度就增大,可能有利于董事会发挥作用,这明显不同于非家族上市公司。(4)在公司的公司治理组织勤勉程度方面,股东大会次数(Smtms) 与董事会次数(Bmtms)这两个因素均与企业负债融资政策没有显著关系,第四个基本研究假设没有得到验证。可能的原因是,股东大会次数较多或董事会次数较多,对于有的公司而言,可能暗示公司存在较多的棘手问题,对于另一些公司而言,可能体现了相关组织或人员比较勤勉,这两个方面作用力方向相反,因而整体表现为对企业的负债融资政策选择不构成影响。另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资本市场的估价和企业所处行业竞争程度均不对企业负债融资政策选择构成影响,企业内源融资能力越强,或企业规模越小,企业越有可能选择谨慎的负债融资政策。

四、家族企业负债融资政策的经济后果:公司治理视角

(一)理论分析与假设发展

1、实际控制人直接控制方式下的情形

在实际控制人采用直接控制方式下,当企业采取激进的负债融资政策、负债融资比例增大时,实际控制人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同等程度”地增大,控制权与现金流权保持一致。在这里,用一个例子来展开说明。假设实际控制人拥有的财富是600,直接投资于上市家族企业B公司,B公司的全部财富为4000。考虑以下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B公司没有负债,则实际控制人拥有B公司15%的股份,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均为15%,两权分离程度为0。第二种情形,B公司负债为2000,则实际控制人拥有B公司30%的股份,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均为30%,两权分离程度仍为0。

由此可见,在直接控制方式下,激进的负债融资政策可以提高实际控制人的现金流权,激励效应、约束效应、破产威胁效应均得以增强,控制权转移效应在企业清算时也得以增强,负债融资具有治理效应,从而激进的负债融资政策能提高上市公司的企业价值。

2、实际控制人金字塔式控制方式下的情形

在实际控制人采用金字塔式控制方式下,当企业采取激进的负债融资政策、负债融资比例增大时,实际控制人的控制权增大、现金流权减小,“两权分离”程度增大。仍采用上例,假设实际控制人拥有的财富是600,由于中小股东的搭便车行为,拥有一家公司10%以上的股份即可以控制该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考虑实际控制人采用金字塔结构的情况,实际控制人首先将全部财富注入一家公司A(A的全部财富为1000,没有负债),占有该公司60%的股份;然后A以全部财富的50%即500 进一步投资上市家族企业B,B公司的全部财富为4000。考虑以下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B公司没有负债,则A占有B公司12.5%(500/4000=12.5%)的股份。第二种情形,B公司负债为2000,则A占有B公司25%(500/2000=25%)的股份。根据La Porta(1999)以及Claessens,Djankov and Lang(2000)的定义,控制权比例等于控制链上最弱的投票权相加之和,现金流权就是实际控制人持有上市公司的所有权权益比例,它等于控制链上各层持股比例的乘积之和。本例仅有一条控制链,在B公司没有负债情形下,实际控制人拥有B上市家族企业的控制权VR为12.5% 、 现金流权CR为7.5%(60% ×12.5% =7.5%),“两权分离”程度Excess为5%(12.5%-7.5%=5%);而在第二种情形下,即B公司负债50%条件下,实际控制人的控制权VR为25%,现金流权为CR15%(60%×25%=15%),“两权分离”Excess程度为10%(25%-15%=10%)。从“直接控制、无负债”→“金字塔控制、无负债”→“金字塔控制、有负债”的过程,就是实际控制人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0分离”→“初步分离”→“进一步分离”的过程。即金字塔控制方式与负债融资在“两权分离”问题上具有乘数效应。而Claessens(2002)等研究表明,“两权分离”程度越大,公司实际控制人获取控制权私利时自身承担的相对成本越小,就越有动机侵占中小股东利益。

由此可见,在金字塔式控制方式下,负债融资的激励效应、约束效应、破产威胁效应以及控制权转移效应均被抵消或弱化,激进的负债融资政策增加了实际控制人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从而降低企业价值。为此,本文提出第五个基本假设:

H5:在实际控制人直接控制上市公司条件下,公司采取谨慎的负债融资政策将降低公司的企业价值;反之,在实际控制人金字塔控制上市公司条件下,公司采取激进的负债融资政策将降低公司的企业价值。

(二)研究设计

1、变量定义

本部分的各变量的定义见表4,这里不再赘述。

(负债融资政策经济后果回归方程)

2、实证研究模型

为了验证以上第四个研究假设,本文构造如下线性回归方程:

(三)实证研究过程与结果

1、样本选取以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本部分样本的选取执行了上部分《负债融资政策的影响因素》样本选取相同的程序,这里不赘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5。

(负债融资政策的经济后果回归方程)

2、回归分析结果

表6 是基于上述线性回归方程得到的回归结果。上市家族企业的负债融资政策这个变量的系数非常接近于0(为-0.003),相应的t值也非常接近于0(为-0.007),表明它对公司的企业价值不论从经济意义上讲还是从统计意义上讲均没有显著影响。即如果单独考察上市家族企业的负债融资政策,它对上市家族企业的企业价值并不构成影响,企业可以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选择激进的负债融资政策,也可以选择比较谨慎的负债融资政策。但是,上市家族企业的负债融资政策与实际控制人控制公司方式的交乘项的系数为负数(为-0.53),并且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在实际控制人直接控制(非金字塔)控制方式下,上市家族企业如果采取谨慎的负债融资政策将降低其企业价值。研究假设四得到证实。

(负债融资政策的经济后果)

3、稳健性检验

为了考察本部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重新计算了托宾Q值。托宾Q值代表了公司的企业价值,它是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与重置价值(成本)的比率。在企业清算的条件下,企业无形资产的价值往往丧失殆尽,没有重置价值,为此,在这里,企业的重置价值(成本)以总资产的账面价值减去无形资产净值后的余额替代。即Tobin Q=(股权市值+ 净债务市值)/(期末总资产- 无形资产净值)。仍然采用本部分的线性回归模型,重新进行的回归分析。尽管相关变量的系数与t值有一定的变化,但并不影响本部分的研究结论。限于篇幅,本处从略。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家族企业负债融资政策选择影响因素问题上,产品市场竞争以及资本市场估价对企业负债融资政策选择没有显著影响,企业内源融资能力和企业的发展能力与企业负债融资政策选择显著负相关,即企业内源融资能力越强,或企业处于成长阶段,企业就越有可能选择谨慎的负债融资政策。从公司治理的视角看,公司实际控制人拥有的现金流权比例越高,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持股比例越高,企业就越有可能选择谨慎的负债融资政策,保持较低的负债水平;公司董事会人数或独立董事人数越多,企业就越有可能选择激进的负债融资政策,保持较高的负债水平;公司股东大会次数或董事会次数以及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设立个数等其他公司治理因素,对公司负债融资政策选择不构成显著影响。

在家族企业负债融资政策选择经济后果问题上,在公司实际控制人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方式下,谨慎的负债融资政策降低了企业价值,企业应提高企业负债融资水平;反之,在公司实际控制人金字塔式控制上市公司的方式下,激进的负债融资政策降低了企业价值,企业应降低企业负债融资水平。

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意义是:(1)商业银行必须区别对待不同股权结构的民营企业的借款申请,审慎地对待金字塔式股权结构(而非水平式股权结构)下民营企业的借款申请,以降低银行的金融风险。(2)单层制董事会下的专门委员会与双层制董事会下的监事会制度在我国董事会制度建设中同时存在,但它们没有发挥有效的公司治理作用,表明我国现有的董事会模式还需改革。(3)民营家族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的许多方面(比如,在董事会规模、董事长与总经理二职是否分离等) 有不同于非民营家族上市公司的地方,政府有关部分应专门研究家族企业的公司治理问题,出台《家族企业公司治理指引》,通过有效率的、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鼓励家族企业完善其公司治理,促进家族企业继续健康发展。这些政策建议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摘要：论文以广东省上市家族企业为例,从公司治理的视角研究了企业负债融资政策的影响因素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1)公司实际控制人拥有的现金流权比例越高,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持股比例越高,企业就越有可能选择谨慎的负债融资政策,保持较低的负债水平;公司董事会人数或独立董事人数越多,企业就越有可能选择激进的负债融资政策,保持较高的负债水平;公司股东大会次数或董事会次数以及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设立个数等其他公司治理因素,对公司负债融资政策选择不构成显著影响。(2)在公司实际控制人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方式下,谨慎的负债融资政策降低了企业价值;相反,在公司实际控制人金字塔式控制上市公司的方式下,激进的负债融资政策降低了企业价值。

关键词：家族企业,公司治理,负债融资政策,企业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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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La Porta,Lopez-de-Salinas,Shleifer and Vishny,1999.Corporate Ownership Around the World,Journal of Finance,43:471-520

政策网络治理 篇7

关键词：会计政策,会计准则,盈余管理,盈余信息治理

一、盈余信息及其治理 (概述)

盈余是上市公司在一定期间内经营成果的表现形式, 也是评价经营者业绩的一项重要指标。因此, 盈余信息是关于公司盈余的信息。目前, 国际会计准则、各国会计准则以及我国的会计规范体系大都规定以年度和中期利润表作为会计主体的盈余信息的披露方式, 因此可以说盈余信息的质量在目前的会计界可以以利润表及相关报表的质量来近似表示。根据会计目标的理论———决策有用论, 盈余信息的质量就必须与会计目标相一致, 即会计主体披露的盈余信息要足以达到可以使信息使用者产生决策差别的要求。

从我国目前上市公司年报的披露情况来看, 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披露的信息不够真实:管理当局为了自身的利益蓄意歪曲或不愿意披露真实、详细的会计信息, 这种情况已经成为上市公司年报中的普遍现象;二是信息披露不够充分:管理当局往往对有利与企业的会计信息过量披露, 而对不利于企业的会计信息则披露不充分甚至避而不谈;三是会计人员对于准则的使用不规范, 理解不够透彻导致披露的信息与企业实际的经营结果不符。

由于盈余信息的披露直接影响到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转和企业是否能够做出科学决策, 所以加快盈余信息治理问题是我们目前应解决的首要问题。所谓盈余信息治理, 从宏观上讲是指通过会计法、会计准则等其他法律法规的制定, 对微观会计主体的盈余信息披露进行规范和监督, 从而使得盈余信息的披露更加符合会计目标, 促进资本市场的逐步完善;从微观上讲是基于委托代理关系中各方都关注的问题, 对相关理论和实践进行梳理, 使得人们可以用全新的视角去审视委托代理关系和公司治理问题, 其本质上则是一个如何有效推进企业科学决策的问题。

二、会计政策选择的结果———盈余管理

(一) 盈余管理及其基本特征

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在合法的范围内, 通过选用不同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会计方法等, 对利润进行调整, 以追求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盈余管理趋于预定的管理目标, 实现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其中包括股东财富最大化, 符合债务契约约束条件, 减少经营风险, 避免政治成本, 合理避税等。

盈余管理的基本特征是:第一, 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的管理当局;第二, 在盈余管理的过程中, 企业管理当局是有目的、有意识地选择对自身有利的会计政策或交易安排, 即管理当局是有意图的;第三, 管理当局进行盈余管理的目的在于获得自身的利益。

盈余管理按照其经济后果可以分为两种形式, 一是管理人员如果发生机会主义倾向, 在满足自身效用的同时侵犯公司的效用;二是在有效资本市场中, 管理人员运用盈余管理维护公司运作的稳定性、弥补契约刚性的缺陷, 或是低成本的传递内部信息以前瞻性的引导资源配置, 则表明恰当的会计政策选择能够提高盈余信息的有用性。

(二) 盈余管理与会计准则的关系

从前所述可知, 有效地引导管理当局合理进行盈余管理并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那么, 准则的制定以及关于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又是如何呢?

随着越来越多准则的颁布, 给企业留下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小, 但企业仍然要面临会计政策的选择。这是因为:1.会计准则的制定不是纯技术的, 而是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多次博弈的结果。各利益相关者都想使准则对自己有利, 因而从自己的特殊利益出发提出各自的要求;作为利益相关者一方的准则制定机构, 为了平衡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 使准则制定和执行的阻力最小化, 同时也为维持自己在准则制定中的权威性和垄断性, 保证各方都能接受博弈的结果, 也必须赋予企业一定的会计政策选择权。2.会计准则与会计实务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空白, 因而在实践中常出现会计处理无法可依的现象, 这也为会计政策选择提供了空间。但这并不属于违反会计准则的行为, 因为会计准则根本就未对此做出规定。在这种会计准则未做出规定的领域, 企业拥有更大的选择权。

因此, 在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中, 即便是再详尽的会计准则也无法替代专业判断和会计政策的选择。另外, 制定过于详尽的准则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即无论会计准则规定得多细致, 只要会计人员 (管理当局) 的机会主义存在, 他们的造假能力将会与准则的细致程度成正比。所以, 从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和其本身的特点可以看出, 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是客观存在的, 而且盈余管理是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来实现的。既然会计政策的选择不能通过会计准则的完善来消除, 那么盈余管理当然也是客观存在的, 我们也无法通过会计准则的完善来消除企业盈余管理活动。

三、规范我国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建议

(一) 健全会计标准的执行机制

经过分析会计准则的制定不能够消除会计政策的选择, 但是为了使制定的准则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有必要成立一个会计标准释疑委员会, 其职责是建议在各种情况下如何正确地运用会计准则, 否则, 管理人员往往会置身于会计政策的选择而无所适从。而且该委员会可以通过收集能反映经济实质的证据, 从而更好地解释准则中相应的规范并提供指南。委员会的工作不仅可以反映现行准则的价值, 而且可以促进其不断完善。

(二)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1. 从监督代理方角度看会计政策选择的规范

代理理论使得会计政策选择的不同倾向的产生, 那么, 从完善代理机制角度来谈规范会计政策的选择则有其存在的意义。

第一, 完善企业经营业绩评价指标体系。根据代理理论, 依照传统的业绩评价指标容易造成管理人员的机会主义倾向。所以改进的意见是:应增加一些非财务性的业绩评价指标, 如市场占有率、产品与服务的品质、生产率、企业与顾客的关系, 等等。虽然这些指标理论界早有提出, 但真正实施的企业少之又少。若是企业更多地关注诸如市场价值、品牌价值、新产品的开发能力、员工的培训等非财务性指标, 管理人员的关注范围一部分会转移到这些非财务评价指标上去, 这样有利于减少机会主义产生的动机。

第二, 要减少“用脚投票”的逆向行为———壮大机构投资者并重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作用。只有机构投资者的队伍壮大了, 股权过于集中和流通股过于分散的状况才会有所改变。当机构投资者所持有的股票大量增加后, 大多数股东就会改变“用脚投票”的做法和对企业管理旁观、漠不关心的态度, 积极介入企业战略管理, 从外部施加压力, 要求公司改善治理结构。另外, “一股独大”和“内部人控制”使得其他利益相关者除政府外对企业选择会计政策等决策的影响并不显著。所以, 要重视债权人、员工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 重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实际参与, 通过公司章程等正式制度来确保每个利益主体能以平等的地位参与公司重大决策。

2. 从降低债务契约成本角度看会计政策选择的规范

通过债务契约成本的分析, 管理当局通过会计政策选择企图降低债务契约成本的行为是客观的, 但若是不恰当的会计政策选择则可能对于债权人的利益造成损害。所以必须完善企业的盈余信息披露制度。

强有力的信息披露制度是对公司进行监督的有效措施, 是股东行使表决权的关键, 是影响公司行为和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有力工具。可以使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透明度增加, 将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置于公众监督之下, 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经营者利用会计政策而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从而提高会计政策选择的公允性。新会计准则对于财务报告体系进行进一步规范后, 强调了资产负债表的核心地位, 更加倾向于用资产负债表的质量来衡量企业的经营结果, 即只有所有者权益增加的情况下, 才能表明企业价值的增加和股东财富的增长, 并以此来评价管理当局的经营业绩。但是由于信息披露的不真实性、不及时性、不公平性等问题的存在, 完善信息披露制度还是我们必须一贯坚持的政策。

3. 提高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

我国注册会计师独立性有了一定的展现, 但这种独立性更多的是风险回避型的“两难取其轻”的选择结果, 或者说为了规避责任, 迎合监管部门希望看到注册会计师说“不”的结果。由于说“不”可能失去客户, 注册会计师尚做不到说“不”, 这样注册会计师这个中介就做不到很好的公正作用。对于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也起不到规范作用。因此, 建议从改革收费机制、理顺协会、证监会、财政部、审计署在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督中的职能与分工等角度提高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

4. 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

根据以上配股动机和规避市场监管动机的分析可以知道, 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不规范现象主要与我国资本市场的制度安排紧密相关。也就是说, 我国资本市场中的会计信息失真很大程度上是政策诱导的, 是相关政府机构不愿意或不相信市场力量的结果。因此, 从源头上缓解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减少会计指标的监管制度, 这要求建立市场化的上市、配股和退市机制, 真正让市场成为非政府监管来调节社会资本的配置。

另外, 最重要的是构建关于会计政策选择的健康环境, 这样才可以有效地治理盈余信息。具体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提高注册会计师的执业水平, 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和中介市场, 构建证券市场法规及诉讼机制, 健全会计标准的制定和执行机制。当然, 前文已述, 机会主义的渗入会影响到盈余信息的治理, 所以盈余信息治理不仅是会计界应高度注意的问题, 还会涉及会计运作的经济环境的治理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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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欣.探讨“新”“旧”会计准则下盈余管理的空间[J].经济师, 2006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