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网络谣言对策研究

治理网络谣言对策研究（精选9篇）

治理网络谣言对策研究 篇1

摘要：大学生作为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且接触互联网频率最高的群体, 接受媒介信息传播的能力却各不相同。本研究以沈阳师范大学在校本科生为例, 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发现网络谣言传播对大学生的影响可以用“怀疑、随众、省思”三个词来概括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治理对策。

关键词：网络谣言,大学生,影响,治理对策,校园媒体

谣言自古有之, 伴随媒介技术的发展与叠加, 其愈发泛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2014年12月, 我国网民规模达6.49亿, 互联网普及率为47.9%。其中20-29岁年龄段的网民占比最高, 达31.5%。[1]大学生群体属于该年龄段之内, 说明大学生群体接触网络频率高。互联网的高速发展, 也使网络谣言一词进入人们视野。笔者曾对网络谣言下过一个较为简单的定义——网络谣言是一种通过网络媒介工具, 在社会中传播未经核实的信息。[2]在此, 笔者进一步阐述, 网络谣言是一种基于网络媒介工具 (包括聊天软件、社交论坛、新闻客户端等) , 向社会群体传播并促使其再传播的未经核实的信息。

本课题, 笔者针对大学生这一特定群体, 以沈阳师范大学在校本科生为例, 研究与探讨网络谣言传播对大学生的影响并提出治理对策。在本研究中, 笔者向沈阳师范大学在校本科生发放调查问卷共计160份, 回收有效问卷共计152份, 有效率为95%, 符合调查的规范与标准。经过对调查问卷数据的统计与整理, 从性别看, 男生有21.05%, 女生78.95%;从年级看, 大一17.76%, 大二28.29%, 大三37.5%, 大四16.45%。

从调查与分析中, 网络谣言传播对于大学生的影响有以下三点:

1.怀疑——对信息获取的不信任感增加

网络谣言的欺骗性与诱导性强, 常常使人信以为真。调查显示, 49.34%的大学生认为当得知自己被网络谣言欺骗时会对任何信息保持怀疑态度。同时当再次遇到各类信息时, 他们会显得尤为谨慎, 并展现出对信息获取的不安全感。调查中还显示, 当自己怀疑一条信息的准确性时是否会到辟谣平台进行求证, 仅有4.61%的大学生会常常进行求证, 其余大学生则很少或从不进行求证。这也导致了大学生对任何信息都不相信且不愿意进行求证的恶性循环模式的形成, 进而影响自身对世界认识的偏差。

2.从众——顺从多数人的观点而信念动摇

“沉默的螺旋”是传播学的经典理论, 大意是说当一个人的观点与大多数人接近时, 就会更愿意深入讨论;而当自己的观点与群体不一致时, 因害怕被孤立而只好追随大多数人的意见、放弃原有观点。在大学生群体中, 这种现象较为明显。调查问卷中显示, 55.17%的大学生会因为信息与好友有关或被好友转发, 自己也选择跟着转发。这一点说明, 或许在面对几个好友转发的谣言时尚能保持独立意见, 但当面对群体的意见趋同时, 最初的信念都会开始慢慢动摇。

3.省思——提高了辨识信息的能力

纷繁复杂的信息不断进入大学生群体视野中, 经历被网络谣言欺骗后的大学生们逐渐意识到——培养自己在面对海量信息时的判断力——尤为重要。调查问卷中显示, 32.24%曾转发过网络谣言信息的大学生认为, 网络谣言之所以能够被传播, 在于自己的知识水平和辨识能力不足。同时, 有43.42%的大学生认为原因在于自己“先入为主”, 没有更好地进一步求证信息的真伪性。在不断信谣的过程中, 自己也不断辟谣并朝着不传谣的方向发展。调查问卷中还显示, 91.45%的大学生当得知自己曾经转发过的信息是谣言后会积极辟谣。其中有65.13%的大学生能够常常积极辟谣, 告知身边的好友消息的真伪, 这样就促使他们进一步培养自身辨识信息的能力, 并在省思中得以提高。

那么, 怎样治理网络谣言传播对大学生的影响?笔者着重从校园和个人层面给出建议。

作为大学校园里重要的“发声筒”, 校园媒体应争做辟谣“先锋”, 积极建立专门辟谣版块。笔者经过调查发现, 沈阳师范大学的校园媒体种类全面, 包括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网络新媒体等。然而, 针对“校内有没有辟谣消息的平台”这一问题, 调查问卷显示, 57.24%的在校生不清楚校内有辟谣消息的平台, 21.71%的在校生表示“校内没有辟谣消息平台。因此, 可以得出结论:沈阳师范大学校园内并未真正建立起一个关于“辟谣消息”的专业平台。

那么在沈阳师范大学现有的较为成熟且运营良好的几家校园媒体中, 哪一家的平台发布辟谣信息更易使在校本科生相信呢?针对这一问题, 调查问卷显示, 51.32%的在校本科生更信任在全媒体平台“文新传媒”社团下属的《文新周刊》微信公共账号上发布的辟谣信息。笔者认为, 沈阳师范大学可以借用一家校园媒体的平台设立专门“辟谣栏目”, 以此发布辟谣信息, 在师生中树立良好的形象, 成为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对于个人而言, 尤其是大学生群体, 不得不提到“媒介素养”这一概念。1933年英国学者利维斯 (Leavis) 和汤普森 (Thompson) 在《文化与环境:批判意识的培养》中最早提出这一概念。一般而言, 它是指人们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用的能力。[3]但是, 对于很多在校大学生而言, 媒介素养的缺乏导致其在面对网络谣言时不知所措。笔者调查发现, 沈阳师范大学并未开设“媒介素养”相关的课程, 因此很多在校本科生没有“媒介素养”这一概念。所以, 开设“媒介素养”相关课程并普及“媒介素养”相关知识在沈阳师范大学成为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www.cnnic.net.cn/gywm/xwzx/rdxw/2015/201502/t20150203-51631.htm

[2]薛翔, 丁婉莹, 李瑞等.浅谈网络谣言在微信中传播及其对受众的影响[J].新教育时代电子杂志 (教师版) , 2014, (11) :294.

[3]黄楚新, 王丹.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人的媒介素养[J].青年记者, 2014, (10) :11-12.

治理网络谣言不必草木皆兵 篇2

http：//note.fyfz.cn/b/878485

看到这个新闻，颇感无奈，这种消息，警方竟然需要“核查”才知道是虚假信息！

所谓谣言，现代汉语词典定义为“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然而对于显然不可能、公众显然可以识别真假的消息，定义为谣言是否妥当？如果是不是谣言都存疑，以传播谣言为由进行处罚是否合适？

即使那个标题是真的，公众也会认为是报纸的笔误，而不会认为是某个地方真的会做出这样的违背常识、违背法律的规定。类似有关国家领导人姓名的笔误也屡次出现，并未听说后果如此严重。

退一步讲，如果《阳江日报》认为肇事者对其新闻标题进行篡改并传播的行为侵害了其名誉权，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来进行救济，也用不着如此大动干戈。公权力机关此番直接出手，并以传播谣言之名限制人身自由，令人颇感诧异，附加“谆谆教导”更是让人看得满腹疑云。网络时代，类似的PS图片实在太多，大家多会付之一笑，有的图片甚至让人惊叹制作者的才华和灵感，网络上传播的比这张图片尺度更大的亦可谓不计其数，按照这种标准制作或传播即要遭受处罚，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脊背发凉。

公民在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的时候不应恣意，公权力在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时候更不应该任性，而应当秉承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对于这种图，公众要么认为是恶搞，要么认为是笔误，鲜有人会信以为真。公权力机关以治理谣言的名义贸然出手，只会让人啼笑皆非之后，感到一种风声鹤唳的无奈。

探析网络谣言的成因及治理对策 篇3

关键词：网络谣言,成因,对策

一、何谓网络谣言

所谓谣言, 就是指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谣言可以使原来比较和谐的人际关系变得紧张, 使人们互相猜疑、倾轧;谣言可以使原来比较稳定的社会秩序变得十分混乱, 造成人心惶惶;谣言可以削弱人们之间的信任, 削弱团体的凝聚力。总之, 谣言能够混淆舆论, 对社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危害。

传统的谣言往往采取人际传播的方式进行传播, 而网络谣言主要是通过互联网进行传播。受传播渠道的限制, 传统谣言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还不是很严重。而网络谣言就不同, 由于其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 一旦泛滥, 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十分严重。

二、网络谣言的成因

(一) 客观原因

1. 权威信息发布不及时、不准确。网络谣言往往基于一定的事件产生。当这些事件发生时, 人们迫切希望当事人或者有关部门能够提供准确的信息。但是, 当事人或者有关部门在受众最渴望了解事实真相的时候, 没有及时出面发布信息或者只是简单地采取封堵的方法去遏制网络谣言的蔓延, 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2. 网络媒体把关人的缺失。在过去, 由于传统媒体对信息的发布有着非常严格的筛选程序, 所以谣言信息很难通过这些渠道进行传播, 往往经由人际传播的方式扩散。在新媒体环境下, 由于传播主体多元、传播渠道四通八达, 并且缺少像传统媒体一样的“把关人”, 网络谣言肆意传播。

3. 公众对传统媒体的信任度降低。应对谣言的最好办法是正面疏导, 尤其是政府, 应该通过报纸、电台等正规媒体公开信息, 减少谣言生存的土壤。然而在现实中, 一些传统媒体往往以“报喜不报忧”的方式来处理信息, 使得传统媒体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公信力大为降低。因此, 一些重大事件发生后, 传统媒体虽然对谣言进行了澄清, 但有些网民反而并不信任传统媒体的澄清, 甚至从反面进行理解, 这也加速了谣言的扩散。

(二) 主观原因

在网络谣言传播的过程中, 许多网民并不是谣言的始作俑者, 只是对谣言进行了转播, 但客观上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导致损害扩大。这些网络谣言的转播行为也是基于一定的主观原因发生的, 这些原因具体包括:

1. 受网络谣言中的威胁性内容影响, 网民对谣言的辨析能力遭到削弱。一般而言, 网民对于网络信息的辨别能力越强, 网络谣言传播的空间就越小。但是, 一些谣言往往依存于突发的重大公共事件, 如禽流感、地震等灾难性事件。这些事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导致人们产生了恐慌的情绪, 这种情绪在网民中蔓延, 而有关部门又没有及时发布准确的信息进行疏导。由此, 网民对网络谣言等“小道消息”的依赖程度增加, 抱着“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的心态来对待网络谣言, 使得其对网络谣言的辨别能力下降。

2. 某些网民为了宣泄内心对社会的不满情绪而传播谣言。当前, 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 贫富差距、官员腐败等问题非常严重, 这就使得许多人对社会产生了“仇富”、“仇贪”等负面情绪。当网络谣言触发这些人的负面情绪时, 他们往往急于通过传播网络谣言来表达自身对社会的不满情绪。

3. 某些网民为了实现个人目的而制造和传播谣言。在网络谣言传播的过程中, 许多网民相对“被动”地接收谣言信息, 然后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 并没有积极地扩散谣言。可是还存在一些网民出于自身的利益需要, 恶意制造网络谣言或者积极参与到谣言传播中去, 借此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例如, 一些网民因为个人恩怨而对相关人员编造网络谣言、恶意诽谤, 以达到打击报复的目的。同时, 还有一些网民为了满足自己的表现欲望, 制造、传播爆炸性的网络谣言。

三、网络谣言的治理对策

当谣言和网络媒体结合起来形成网络谣言, 其舆论影响力和社会危害性大大增强。如果处理不当, 极易破坏健康的舆论氛围及社会的和谐稳定。针对网络谣言产生的原因, 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加强对网络谣言的治理。

(一) 人大应积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对恶意制造、传播网络谣言的网民, 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 并加大惩罚力度, 从源头上有效遏制络谣言的产生。

(二) 政府应加强信息公开和网络监管工作

首先, 政府部门应加强信息公开工作, 增强社会透明度。网络谣言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权威信息发布不及时、不准确。如果在谣言发生的初期, 政府等权威机构就能够及时、准确地将事实发布出来, 那么就能有效地遏制谣言的蔓延。其次, 网络监管部门应完善网络谣言的监测、预警与处理机制, 加强监管。针对网络谣言, 应建立网络谣言等负面信息的监测、预警与处理机制, 发现问题, 及时反应, 及时处理。另外, 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网络谣言造成的各种社会负面情绪, 及时疏导。对于公众意见比较大的问题和领域, 应切实纠正自身工作的不足, 努力提高工作效果, 从源头上疏导、消除公众的负面情绪, 削弱网络谣言传播的社会基础。

(三) 网站发现谣言应立即删除, 尽好把关人义务

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 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 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 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因此, 网站发现谣言等有害信息应立即删除, 尽好把关人义务, 发挥其在网络谣言治理中的关键作用。

(四) 网民应加强自律, 努力提高自身素养

谣言止于智者。网络谣言的传播与公众的理性批判能力成反比。网络谣言的扩散往往与一些网民过于感性、对谣言缺少理性思考的跟风有关。因此, 网民应努力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 提高对网络信息的鉴别能力。

参考文献

[1]孟卧杰.防范与治理网络谣言的对策研究[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4 (1) :119-123

网络传播中的秩序、谣言与治理 篇4

思考网络传播秩序的框架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网络传播秩序一直是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并成为评估社会稳定风险的一个指标。目前来看，尽管政府对治理网络传播秩序做出了相当的努力，但对包括微博在内的新媒体形式的监管仍显力不从心。这主要是因为微博用户众多，并持续增加，通过运营商一类的外界力量不能保证秩序从内而外形成。

当我们谈论网络信息传播秩序的时候，往往只关注讨论治理的框架和方式，容易忽视信息的总量。这好比当我们讨论规范交通道路秩序的时候，无法忽视公路上运行着的交通工具的数量，因为数量的增加很可能造成拥堵，在无法及时得到解决的时候便会进一步扩散和恶化。实际影响交通状况的有一些重要的内生和外生变量。首先，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在物理上被区隔在不同的道路上，对于过马路的行人还有专门的斑马线与交通灯保障其安全；其次，全部机动车司机都要经过学习和训练，掌握交通法规，这确保了最基本的道路规范和共识；再次，政府可以采取发牌、拍卖、限购等措施，控制交通流量；第四，交通部门还可以和电信部门合作，通过追踪定位车辆及时疏导拥堵；最后，政府还会采取专项行动，整治某些带有安全隐患的交通工具，例如电动摩托车。上述变量中，当其中一个或几个因技术、政策或经济原因而发生改变的时候，治理交通的思路就要发生改变。例如，当对私家车的需求不断高涨时，很难预期现有交通状况会立即发生实质变化、容纳新的需求，可行的方案要么是投资于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把蛋糕做大），要么是通过价格等杠杆疏导不同人群的出行需求（重新分配蛋糕）。

治理网络信息传播秩序也可以按照上面的思路来分析。政府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治理互联网内容的框架和协调机制，并正在逐渐和既有的媒体管理机制相互衔接照应。但这样静态的治理框架很难对不断扩展的动态网络信息内容进行实时关注和追踪。互联网的特点有别于上述提到的交通运输系统：（1）各种信息形态和服务模式都通过数据传输提供，各种媒介之间早就开始打破限制并相互融合，特别是移动互联网；除了广电系统还在牢牢控制着IPTV（交互式网络电视）的内容集成之外，各种信息都可以被自由转载，使ICP（网络内容服务商）牌照制度失去一定意义；（2）不同于线下媒体的记者，活跃在网上的网民几乎没有任何门槛即可以使用互联网，他们缺乏对网络规则的共识，无法达成一致的辩论规则和道德规范，而可以匿名地发布不受责任约束的内容，这就很难确保最低限度的共识达成，群体极化现象严重；（3）政府试图通过实名制限制使用某种网络服务的用户数量，但效果并不明显，中国的网民数量仍在持续增加，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极大地帮助扩展了手机上网人群，上网成本十分低廉；（4）各级地方政府通过舆情监测系统试图掌握本地互联网信息，监控重点网站，但很难就位于外省市的网站信息或网民采取行动，或者成本很高，无法成为常态；（5）政府同样会对某类网站内容采取专项整治，由于信息量巨大，无法一一甄别，为了在短时期内完成指标，只能采取一刀切的措施，在给无辜网站带来损害的同时，没能建立起长效机制。

可以预期的是，中国网民数量会持续增长，但因为上面提到的规则、共识、信任、良好的行为模式和秩序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这涉及上亿人的重复博弈，还有线上与线下言行的差别），对政府而言，净化网络环境的任务就显得尤为艰巨。管理者面临的困境在于，政府对网络信息的监管既面临着国内民意的压力，又担心西方意识形态的传播，结果往往是对“最坏状况”的想象和假定导致做出某些极端的整治措施。实际上，如何平衡诸多价值和利益是互联网内容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这一政策的目标是维护和建设一个作为公共领域的网络空间，那么这个世界的秩序只靠严格的法律法规来维持和封堵是无法实现的，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网络秩序将如何形成，其与现实世界秩序的关系如何，现有的管理手段能否帮助塑造新秩序。

如果网民并不把互联网想象成和现实世界有所区别的“空间”，而是后者的延伸，或者就是后者的一部分，甚至是工具，那么就不太可能指望单纯通过互联网改变网民的行为模式，后者可能会破坏前者正在形成的新秩序。我们可以从两方面考虑逐渐改善这种状况，第一，在现实中改进人们的交往模式，培养规则意识，并让他们清楚地认识到网络空间对其行为的约束实际上大为降低。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也同样面临着多重博弈的问题。第二，进一步发现和研究不同网站、社群正在兴起的某种秩序，分析现实世界中的日常规范是否影响了前者，具体要素例如成员的身份、网站技术的架构、群体内部的互动规则、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程度，等等。这些要素可以对网民形成不同程度的约束，而无序就意味着它们基本上都不起作用。

剖析网络谣言

以微博为例，近来讨论最为激烈的便是网络谣言，特别是由于微博的兴起便利了无法证实的各种言论的传播。形成网络谣言的原因有很多，不同内容的谣言也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

作为传播谣言的主体，网民在发言时较少考虑到可能的后果，除了拥有众多粉丝的公共人物或加V的大号外，普通人几乎无法预料自己的转发会有什么后果。现实是，大部分微博内容都无法证实或证伪，也不会被注意到，只有少数信息可以被其他大众媒体捕捉，或通过中心节点放大影响，形成所谓的公共事件，而它们也转瞬即逝，因为用户很快就会转向下一个热点。因此，为了使谣言成真，让众人接受和相信，造成巨大影响，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很多谣言事后看来觉得很自然，但如果与每天微博上生产出的海量信息相比，只是沧海一粟。

从内容上看，政治性谣言、涉及政府官员的谣言、商业推手谣言以及缺乏科学知识的谣言更容易得到广泛传播。由于中国政治一定程度的封闭特征，使得议论此类事件都可以成为毫无根据的说辞；而由于官员腐败的事件不断曝光，使网民对这一群体的整体评价不佳，以至于有任何批评或传闻都能够被立即相信为可能。至于商业谣言，背后有众多网络水军和僵尸粉支持，实际上是一种营销和公关手段，目的仅仅是为了打击竞争对手或促进自己产品的销售。因此，前一种谣言主要由于信息的不透明所致，人们有议论此类信息的需要，而谣言正好可以满足这种需要；这在公众的认知模式中形成恶性循环：越是有这样的谣言，人们越容易相信，这符合他们对所涉对象的认知和想象，因而很难改变。后一种谣言，商业推手将自己伪装成无私的公共利益的代言人，掩盖了背后的获取经济利益的动机，更加剧了网络空间中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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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信息传播服务相比，微博的架构更加便利此类信息的生产和传播。微博本质上就是要通过信息迅速地生产和传播而获利，刺激网民不断寻求新消息，保持与他人的沟通，增加流量，从而获取更多的广告收入。网民大量生产的信息则通过用户协议默认为微博运营商可以永久使用的资产，从而确保微博上永远有信息可以吸引网民。140字的上限催生了标题党和个人意见的流行，这些意见没有多少证据和道理作为支撑，这就变成了谁的声音大，谁的文字更能吸引眼球、迎合受众、获得关注的竞赛，而不是为了理性地讨论问题。这样以猎奇和发声为目的的微博就不太可能形成稳定而封闭的群体，而会是少数公共人物可以获得大多数人的关注，形成一个长尾结构，他们的声音也更加容易地被人听到。如果某种谣言通过这些中心节点传播，就可能比普通用户产生更大的影响，也可以相对准确地预知自己的影响力。这些影响力也可以通过对粉丝数量、传播速度等变量加以计算，从而将微博平台上的影响力排序，其原理与搜索引擎相似。

面对上述情形，我们需要认真思考仅凭法律规定能否有效治理微博谣言。

谣言治理：原理

一般而言，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可以考虑的约束对象有信息发布者、传播者和传播平台。对信息发布者来说，只要谣言带来的收益大于被发现的概率与惩罚强度之乘积，发布就有利可图。这一点可以较好解释商业推手的存在，因为雇佣水军发帖成本极低，但却可以给竞争对手造成巨大打击，收效也比一般的广告为佳。按照目前的法律，对此类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处罚强度不高，同时监管者能够通过推手发现幕后的公关公司也较为吃力，组织专项整治成本更为高昂，也即被发现的概率相对较小。在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下，不难想象商业推手在微博上大行其道。对传播者而言，由于任何谣言都是众多网民集体行为的结果，甚至很难预测谣言何时停止、何时扩散，若事后要求转发者皆承担相同的责任，成本过于高昂。除非遭受损失的当事人有动力寻找幕后推手，否则判定传播者与发布者承担共同侵权责任也仅仅能够起到威慑作用。更何况在一个传播网络中，很难证明每一个人明知其行为带来的后果，以及其行为和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转发者通常是由于从众和扩大声誉的非金钱利益的动机而实施传播行为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最有效率的办法是要求微博平台服务商承担第三方侵权责任。如上所述，因为服务商极大地依靠大量信息生产和转发而获利，它们没有动力主动清理和鉴别谣言，反而还可能与推手组织相互合作。中国目前的《侵权责任法》尚未将“通知--删除”作为诉讼的前置程序，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对网络服务商的某种威慑，即利害相关人可以不经通知而起诉，而这就需要相当仔细地搜集充分证据。

上述思路体现了针对不同网络谣言内容而采取的不同治理方式，其指导原则是“成本--收益”分析。如果我们把每一个谣言传播都看成是潜在风险的话，就面临着是否动用某种资源进行事前预防还是事后救济的选择。成本就是抑制该（可能的）谣言传播付出的一切费用，包括政府成本和社会成本，例如人力、财力和技术的投入，以及机会成本（与其他价值冲突，资源可以用于其他领域）。在打击政治谣言上，可以看到主要是由行政力量主导，并要求服务商加以配合，以事前预防为主，并辅以事后的整治。尽管政府也试图打击商业谣言，却动力不足，投入的资源无法和前者相比。收益则是相关代理人服从命令得到的好处，以及是否能够较为彻底地根除谣言土壤，并增加公共信任。实际上，谣言并非完全是需要打击的非法存在，毋宁说其根源在于信息不对称。只要存在信息模糊和不公开的情形，就会有谣言存在。而消除谣言的最好方式不是压制和打击，而是及时公布真实的信息，扭转人们的心理倾向性，将通过谣言获利的空间降至最小。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尽管通过微博传播谣言迅速，但及时辟谣才是真正有效的救济方式。与其将大量资源投入至封堵和整治，不如用于加强信息公开，改善社会整体的认知和预期环境，这同样是一种事先预防，但收效更大。我们已经在诸多民间科普网站上看到了科学传播的初步效果。

治理谣言还可能和言论自由发生冲突。如果用户并不清楚自己的言论能够带来哪些后果，受“最坏状况”思维影响的事先禁严的预防原则就容易过度，对言论施加了不必要的影响。所以，在没有可预见的现实危害之前不宜对网络言论加以限制，否则会导致自我审查、分享和创新意愿的降低。我们需要综合地考虑政府治理方式与其他重要社会价值之间的关系。

从压制到沟通

政府应当鼓励各种媒体、社会团体和个人提高发布真实信息的能力，特别是涉及公共利益的信息，要动员社会资源以降低其成本。特别是一些和人们生活相关的谣言，例如食品和药品安全，应当由专业研究人员和机构及时向公众介绍相关专业知识，或引起讨论和关注，供公众和业界选择，并深化公众对科学知识的了解。这一过程本质上是提高公共信息质量，互联网已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需要考虑的是如何生产高质量的信息、如何加强公开以及如何让公众及时接触到这些信息，免受垃圾信息的干扰。就事后救济而言，政府也应当尽量将关于个人的谣言和诽谤交给私人主体处理解决，把有限精力放在培育良好的信息环境上面。

相反地，目前采取的专项整治措施，其效果值得探讨。技术上的封堵和追踪尽管可行，却十分单调、粗暴，没办法回应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微博实名制政策施行以来，尚没有专门研究微博上的谣言、诽谤和不良信息是否得到抑制。这一政策可能的直接后果是减少了僵尸粉的数量（一个身份证号码只能对应一个微博账号），降低了商业谣言和诽谤出现的概率，净化了网络公共空间。这一政策还可能减少实名注册的用户，但这未必能在整体上降低谣言的规模（既有用户已经有很多，需要逐渐完成），也无法改变谣言传播的结构（中心节点一般而言已经实名，而只有经过他们才可能造成大规模传播），更无法消除谣言出现的土壤（源于信息不对称和强烈需求）。如果按照2012年《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的规定全面加强网络实名制，就抑制不良信息传播而言，可能收效甚微。可以预见，一旦时机成熟，各种网络谣言还会再次发生，这一伴随着人类社会的最为古老的信息传递方式将在数字技术时代延续下去。我们并不能指望彻底消除各种谣言，更加理性有效的办法就是信息公开，通过及时发布真实信息、强化主流媒体的合力来推动网络空间信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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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并非仅仅是公布一些基本的事实，而是涉及信息传播的环境、传播的结构、受众的态度。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网民，他们在现实世界中所处的社会状况实际上也多少决定了他们在网络空间中的群聚与交往。尽管前台的匿名性确保所有人都可以平等地交谈对话，但事实上不同的人会逐渐寻找和自己相似的人，最终在网上形成不同的小圈子，这在很多web2.0服务中很常见，但在微博上并非一目了然。我们可以列出一些良好的网络社区，其中大部分成员的背景相似，有着共同的语言，遵守共同的交往发言规则，每个人都理性地探讨问题，也更容易达成共识。而混乱的网络社区平台刚好相反：成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背景范围广泛，除了体育、娱乐之外缺乏共同语言，也不大可能就某类交往规范达成共识，导致网络空间极度无序。一个明显表现是微博上的激烈言辞，反映了不同思想意识的冲突。微博的架构决定了其不可能成为公共讨论的空间，人们能够看到的仅仅是各种不同的意见，缺少有实质内容的证据和逻辑。一旦这样的信息环境成为一个国家的主导信息平台，谣言的出现就很难避免，公众的思维也将变得越来越简单，盲目相信意见，缺乏反思和追问的能力，这正是谣言生存的丰沃土壤。

因此，政府应当在提升公众认知和讨论能力的基础上重视网络社群的发展。由于使用互联网的人数逐年增多，即使通过旧有网络服务而形成的稳定社群如今也随着商业模式的变化而被新服务所替代。网络空间中的社会规范尚未经过充分的交流而得到共识就不断被新加入的用户冲毁。可行的解决方法不是依靠向新型服务投资，而是在既有平台上，充分利用平台的特点，帮助塑造具有相同背景网民各自的群体。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公民自由结社的过程。由于在现实生活中的结社行为受到严格限制，成本很高，公民通过社团而实践学习的民主过程严重缺失，互联网则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只有通过这样的结社与民主互动，加强与民主制度相适应的公共讨论能力，才可能为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打下坚实基础。

网络空间是一个混合体，各种利益群体的声音，都在其中争夺公共空间话语权，但尚没有哪个群体能够主导微博平台上的舆论。将网络舆论空间简单地划为政府宣传和民间声音显然是有偏差的，毋宁说，微博的出现导致网络空间进一步碎裂化，也导致中国社会在各种议题上更难以达成共识。

全面的碎裂化和全面的群体化都有其负面影响。前者可能意味着一盘散沙，没有任何声音可以主导，群体之间缺乏信任感，网络空间充斥着未加证实的缺乏责任感的言论。后者则意味着群体之间毫无交流，自说自话，形成严重的群体极化。两种情况在社会遭遇重大危机和风险的情况下都会导致民众对真正有价值的信息不敏感，无法安排自己的生活，遭致损失。应当承认，中国网民数量众多，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的公共空间碎裂化不可避免。如上所述，政府一方面应当努力促成更多的基于共同经验、职业和兴趣为纽带的虚拟社群，自下而上地产生有公信力的意见领袖，并训练网民在不同群体中参与公共生活的能力，使碎裂化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弥合；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国家应当增强政府公信力，加强信息公开，与不同群体积极互动，提升自身的文化舆论主导权。这将是一个重塑共和国舆论生态系统的复杂过程。

这一过程还意味着需要摒弃过去仅仅将沟通（communication）看做宣传和传播的单向角度，而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双向交流。信息和事实的公开与确认是一个过程，不会一蹴而就，应有反复和争辩，但这个过程本身有很大的价值。它提醒参与对话的人，事实的澄清需要证据证明，并需要平和与有建设性的心态。

新挑战

这一过程虽然漫长，第一步却很容易走出，那就是通过技术手段认清微博平台乃至整个网络空间中各阶层、松散社群的基本情况，提供基于大数据的公共政策分析。网上每天都在生产出海量的信息，政府可以在尊重用户隐私的前提下对像腾讯、百度、新浪这样的互联网平台上生产的信息进行系统分析，了解各种舆论及其代表的群体，从而有的放矢地加强信息公开和交流。商业力量青睐大数据，因为这对他们是无价而免费的信息原料，亟待开掘发现无穷商机，但对国家而言则事关公共利益。体现一国网民真实心态和舆论的数据可以精确反映某些细小但重要的征兆，从而提供关于风险和灾难的线索，提前采取措施提供预防；还可以提供公众的健康、偏好、习惯、职业等通过传统问卷调查才能获得的数据，并为公共卫生与安全提供一手资料。无序的非结构性数据需要加以不断整合分析，社会科学在数字时代将大有用武之地。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

治理网络谣言对策研究 篇5

一、网络谣言产生的原因分析

导致网络谣言产生和传播的因索很复杂, 既有客观的社会条件, 也有个人心理上、认识上的缺陷和不足。

(一) 产生根源。

谣言是人们的主观心理与社会环境交互影响而产生的。其产生根源主要有四个方面:

1.人们认识上的偏差。由于认知水平、知识结构和所处环境等的不同, 人们常常在观察、记忆、理解事物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甚至连同一事物都得出相反的结论。

2.人们喜欢自圆其说的倾向。人们往往希望自己的话在别人听起来是真实的、合理的, 或者要满足某种原因关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有些人喜欢有意无意地增补、删改事实, 导致谣言的产生。

3.为了耸人听闻。人都有猎奇的心理。有些人在交往时为了引起他人的注意, 或为了避免相处时的尴尬。无话找话, 也可能无意中传播了谣言。

4.信息渠道不畅, 捕风捉影, 主观猜测。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 当正常的信息渠道受到阻碍, 或缺乏信息、信息不清时, 个人可能会依据猜测、想象, 对事物作出自己的解释, 这就难免产生谣言。

(二) 传播条件。

1953年克罗斯就提出了决定谣言产生的公式:R=I×a×c.R=谣言 (rumor) , l=重要度 (importance) , a=模糊度 (ambiguity) , C=听者的判断能力 (critical ability) 。[2]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 (G.W.AIIport) 等人也提出了谣言产生的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故事的主题必须对传谣者和听谣者有某种重要性;二是真实的事实必须用某种模糊性掩盖起来。用公式表示为: 谣言=事情的重要性×情况的模糊程度, 即谣言传播的广度随其对相关人员的重要性乘以该主题证据的含糊性的变化而变化。重要性和含糊性之间的关系不是加法而是乘法, 因为如果两者之中只要有一个为0, 也就没有谣言了[3]。我国社会学家孙本文在《社会心理学》一书中指出了谣言产生的特殊社会背景, 即社会的不稳定, 社会生活的动荡不安是繁殖谣言的温床。由此可知, 信息接收者的自身特点, 关注事件的真相不明加上客观的社会环境, 是构成谣言传播的基本条件。

二、网络谣言的特征及危害

(一) 网络谣言的特征。

与传统的谣言相比。网络谣言在传播的速度、空间、手段和危害性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主要特征:

1.真伪更加难辨。网络作为“第四媒体”, 正在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媒体。由于它具有开放、快捷、包容量大等特点, 无论官方机构还是民间团体和个人都喜欢将网络作为传播信息的手段。但网上的信息形形色色, 既有严肃权威的官方信息, 也有貌似权威的信息, 其中也包括网络谣言。再加上传播者常常借助图形、声音和视频等技术手段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处理, 从而使谣言的模糊性更强, 真伪更加难辨。

2.传播更加迅速。由于网络信息制作不受采编的约束, 不受各个环节通联工具的制约, 不受出版发行时间的限制, 它的信息采集发布有随机性, 在速度上是口头传播无法比拟的。口头传播谣言通过一传十、十传百, 人数成几何增长。而网络谣言则搭乘了网络这架“云霄飞车”, 在传播上突破了时空界限, 可以瞬间传遍四面八方。

3.影响面更加广。网络有几乎无限的信息发布空间, 不同的网络媒体之间还能通过超文本和链接形式形成有机的对接组合, 使得整个互联网成为一个突破时空界限、不断延伸扩展的超级信息“海洋”。任何一个信息的发布都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

4.方式更加多样。传统的谣言传播方式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口耳相传, 书信交往, 张贴字报, 散发传单或利用广播电视等。网络传播手段的多样性使得论坛、聊天室、电子邮件、即时通信等被谣言制造者加以利用。

5.谣言制作者的身份更加隐蔽。网络的虚拟性使网民的身份被隐蔽, 也使得政府控制信息传播的能力大大减弱。

(二) 网络谣言的危害。

人们常说的“人言可畏”、“众口铄金, 积毁销骨”、“谬种流传, 贻害无穷”, 就是对谣言的社会危害性的生动反映。现实生活中, 由于网络谣言导致的危害轻则财产、信誉受损, 重则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

1.混淆视听, 影响判断。

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 在信息缺乏而又没有权威性的信息来源的情况下, 人们对那些与自己有关的事物, 只好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另外, 当同一种谣言从多个人那里传到一个人的耳朵里, 便会在无形中加大分量、压力, 使这个人不得不信。《战国策》里有关于谣言的这样记载:“人有与曾参同姓名者杀人, 人告曾子母曰, 曾参杀人。母曰, 吾子不杀人, 织自若。又倾, 人又曰, 曾参杀人, 母尚织自若。顷一人又告之曰, 曾参杀人。母信, 投杼逾墙而走。”曾参是孔子的第二大弟子, 以孝著称, 但他母亲最终还是听信谣言, 误解了他, 可见谣言的威力之大。台湾一项名为“网络十大罪状”的民意调查表明, 网络谣言的危害排第三位。

2.造成恐慌, 扰乱社会。

网络谣言不仅严重干扰了人们的网上活动, 败坏了网络的信誉, 而且严重威胁着社会稳定。谣言盛行, 社会动荡不安, 将导致政府的威望扫地。如果再有外部势力乘机煽风点火的话, 甚至还可能导致政权的丧失。在科索沃战争中。北约通过国际互联网, 散布各种谣言, 长篇累牍地报道所谓的战争真相, 极力宣染科索沃民族矛盾的尖锐性和危险性, 丑化南联盟领导人, 分化其军心民心, 为北约顺利推翻米洛舍维奇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有效控制网络谣言的对策措施

网络时代, 由于传播者从单一大众媒介组织向普通公众扩散, “市民记者”纷纷涌现, 为信息和舆论的控制制造了障碍, 从而对信息控制提出了新的难题。那么, 应该如何有效控制网络谣言呢?

(一) 畅通渠道, 让谣言止于公开。

网络时代的到来, 导致谣言的泛滥。对于有1亿多人口的中国网民来说, 如果正常的信息渠道不畅通。那么, 不产生网络谣言是不可能的。在网络时代, 信息传播已呈多样化, 要想让谣言失去生存空间, 最有效办法就是及时、准确地告诉公众事实的真相。舆论阵地, 权威信息不去占领, 自然会被谣言占领。现在各级政府开始普遍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 这将会在应对危机、澄清谣言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 针锋相对, 戳穿谣言本质。

有的政府部门对于传闻、谣言缺乏敏感或不屑回应, 任其传播蔓延, 不到迫不得已的地步不主动澄清或回应。此类思维造成的后果往往是错过危机公关的最佳时机。还有的喜欢采取封杀、封堵的办法, 这非但难以遏制和消除传闻, 网络谣言的蔓延及负面影响反而可能助长。笔者认为, 平息谣言最有效的办法是主动出击, 据理力争。抓住谣言中的逻辑谬误, 用大量的客观事实加以坚决驳斥, 揭穿谣言的虚假外衣。

(三) 树立起政府网站和主流媒体和网络的权威。

相对各种网络传言, 主流网站和媒体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威性, 而权威性的高低与主流媒体的有效作为成正比。如果媒体不能及时有效地对事件进行报道, 或不能做到客观、公正, 在受众心目中的分量下降, 将削弱自身的权威性。为此, 各级政府要重视主流媒体在社会舆论中的优势,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准确及时传达权威信息, 杜绝操作, 通过与广大读者密切联系, 获取大量真实可靠的信息, 维护好自身的形象。[4]

(四) 进一步加强对网络传播行为的法律规范。

网络是“自由的王国”和“虚拟的空间”, 但网络绝不是可以无法无天的世界。监管部门要继续完善有关法律制度, 建立起责任追究制度。对违法违纪的造谣生事者要依法处理。目前, 我国已出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信息产业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另外我国《刑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暂行规定》和《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等也有相关规定, 各级执法部门和网络监管部门要严格按照规定对网络谣言进行控制, 对肇事者进行处理。

(五) 强化对网络政治谣言检测的技术措施。

随着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 通过诸多技术手段, 有效追踪网上造谣者已成为可能。比如公安部专门成立了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局, 各省市也逐步建立了专门的网监机构。北京在市公安局网络监控中心建设的基础上, 设计开发了互联网单位地理信息管理系统、互联网经营服务、上网服务场所内容管理等应用系统, 组织18个分、县公安局完成网络监控分中心的建设, 形成了北京市局、分局全面监控互联网信息的体系框架。[5]这在很大程度上防范和控制了网络谣言的产生和传播, 值得各地借鉴。

参考文献

[1].文建龙.网络谣言与思想政治工作[J].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2, 4

[2].胡珏.大众传播效果问题与对策[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0

[3].李国武.谣言实现的社会机制及对信息的治理[J].社会, 2005, 4

[4].谭芳.公共危机中的谣言与传媒[J].城市管理.2003, 3

网络谣言的治理研究 篇6

一、建立信息发布机制, 提高政府公信力

信息的及时发布是抵制网络谣言的有效手段。当前, 政府在应对网络谣言时, 行动迟缓, 且发布的内容往往呆板、过于官方化, 晦涩难懂, 并不能有效辟谣。有的职能部门甚至对一些热点、焦点公共事件采取“不闻不问、漠不关心”的态度, 忽略网友的关注所在, 导致谣言泛滥。

为此, 政府应充分利用政府的权威信息渠道, 建立信息发布机制, 形成及时发布信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及时回复问题的机制。充分利用政府的信息途径, 通过大众媒体的途径发布相关证据等信息, 尤其是在重大事件发生后, 密切关注事件的发展动向和舆论导向, 及时在相关网站、论坛发布相关信息, 进行舆论引导, 从而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二、健全网络法治监管

网络世界是现实社会的缩影, 必然要有相关的法律和制度, 才能维护网络世界文明有序的环境。但是, 网络的虚拟性和受众身份的隐匿性导致一些网络谣言的制造、传播者存有侥幸心理, 肆意制造、传播网络谣言, 误导网络受众, 污染网络环境。同时, 相关法律的滞后性导致对一些造谣伤人者的惩治力度不足, 无法引起造谣者和受众对网络谣言危害的重视。可见, 建立健全网络相关法律和监管制度非常必要, 也非常紧迫。

首先, 尽快制定与网络谣言相关的法律, 打击谣言的制造者和散布者。例如, 美国法律对于网络谣言有着明确的规定, 即便受害者不知道造谣者的个人信息, 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庭也有权力要求网络公司提供造谣者的造谣、传谣记录, 如果情况属实, 造谣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一点便可以借鉴。

其次, 加大对造谣、传谣者的惩治力度。对于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网络谣言制造者、传播者更要严厉惩治, 让社会大众对制造、传播网络谣言所要承担的责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建立多方面舆论引导机制

多方面舆论引导机制, 就是指在澄清谣言时, 应该通过官方、当事人、媒体和网友共同参与辟谣的一种舆论引导形式。网络谣言是群体“贡献”的结果, 并非一人所能做成, 因此在辟谣时也不能只依靠单个人或者单方面来澄清事实, 单方面的辟谣行为有时会给受众一种欲盖弥彰的感觉, 甚至会造成谣言的进一步扩散。通过多方面、多角度评论解析、还原事实真相、发布相关证据材料更能增加可信度, 有效地引导舆论导向。

澄清事实的过程中, 可以采取发布官方声明、发布传闻的证据材料, 网络媒体邀请当事人进行在线采访、网络评论员进行在线引导等多种方式, 建立一条官方、媒体、当事人、网友的“统一战线”, 共同破除谣言。

四、建立网络伦理规范, 加强网络公民素质教育

网络伦理是一种行为守则, 它规定了人们在网络环境中什么事情能够做、什么事情不能够做, 是维护网络环境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在这方面, 西方国家的许多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如在法国就有一些辟谣网站, 这些网站由记者和网民组成, 主要发布经过核实确为谣言的信息, 同时还原事件的真实情况, 这些网站帮助网民摆脱了谣言带来的迷雾, 从而避免了网民因为不知情而误传谣言。除此之外, 国外的网络“摩西十诫”“网络伦理八项要求”等, 都值得我国借鉴, 从而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国情的网络伦理规范。

另外, 可以将网络素质教育纳入到义务教育中, 使受众形成健康、成熟、理智的心理和思维。还可以利用网络平台, 让网民们经常展开讨论, 研究和讨论如何摆脱网络谣言, 形成合理的、负责任的和健康的网络舆论氛围, 培育出网民积极健康的心理、成熟理智的思维, 形成良好的社会意识, 营造出健康文明的、井然有序、和睦相处的网络环境。

总之, 采取正确、合理、有效的多方面措施是遏制网络谣言的有效手段, 是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的重要方法。

摘要：网民是网络谣言得以传播的主体。因此, 网民成熟、理智的心理是根治网络谣言的关键, 而不是依靠简单的辟谣。网络谣言的传播是群体的“贡献”, 官方不可能一次性便将谣言清理干净, 简单的一次性辟谣行为很有可能将数万网友置于官方的对立面上。因此, 如何采取正确的措施来治理网络谣言是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

关键词：网络谣言,治理,研究

参考文献

[1]呼雨, 国强, 兰月新, 陈新杰.网络谣言的认知与政府应对策略研究[J].现代情报, 2012 (11) .

治理网络谣言对策研究 篇7

1.1“传播流”理论的阐释

“传播流”实际上是指一种信息传递的过程:大众传媒的各种信息,通过各种中间环节,向受众传播的社会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两方面:一是信息传递的信息流;二是信息产生影响的影响流。

除了信息流和影响流,“传播流”实际上还包括另一个方面,即噪音流。它是指信息传递过程中出现各种不和谐音符,即各种假新闻,传闻,谣言等,严重影响信息的传递。

1.2 谣言与网络谣言

谣言一词有着长久的历史。有关谣言的经典定义是美国学者彼得森和吉斯特提出的,主要指:“在人们之间私下流传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

而网络谣言实则是互联网发展的情形下传统谣言衍生出的新形式。因其是新生事物,学者众说纷纭,其定义在学界没有形成一定体系。但很多学者认为,网络谣言并非新生事物,只因其传播渠道是网络故称为网络谣言。

1.3 自媒体的定义及其与网络谣言的内在关联

一般来说,媒体的发展过程经历了1.0传统媒体(Old Media),2.0新媒体(New Media)和3.0自媒体(We Media)。自媒体是新媒体不断发展的产物,是新媒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2 自媒体时代网络谣言的构成要素和新特点

笔者结合搜集到的各种资料可以分析得出,作为谣言新的形式,网络谣言在自媒体环境下有其特殊的形成要素和新特点。

2.1 自媒体时代网络谣言的构成要素

传播流的角度阐释:自媒体时代下,信息传播的主体更加多元,人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分享自己周围发生过或正在发生的事件。自媒体的低门槛是网络谣言产生的土壤,一些不良分子利用互联网发布信息更加方便。

影响流的角度阐释:自媒体时代,普通大众借由新媒体可以在原文下面评论转发和跟帖。通过微博、微信朋友圈的多级传播,使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相关事件的探讨。自媒体这类特殊的传播渠道会促进网络谣言的加速传播。

2.2 自媒体时代网络谣言新的特点

网络谣言不是新事物,是传统谣言在互联网发展的背景下衍生出的一种新形式。网络谣言的基本特征与传统的谣言相通,但也有其新的特点。

2.2.1 传播者的双重性

传统媒体时期,传播者与受传者位于两个极端的位置。传者不断传输,而受众则被动接受。

互联网的出现结束了这一不对等的信息传播。从网络谣言这一研究对象来看,其传播者可以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随意捏造信息发布在网上,也可能是接收到某一信息的人,由接受者转换为新的信息制造者再将谣言传播出去。因此,自媒体时代,网络谣言传播者的身份在传者与受者之间相互交替。

2.2.2 加速度传播

传统谣言的传播的渠道是人际传播,其传播的范围和速度是非常有限的。而网络谣言就不同了,由于互联网的即时性,数字化的特点,单单一个简单的群发功能,就可以使谣言在一瞬之间以裂变的方式扩散,造成严重的后果。

3 传播流视角下分析治理网络谣言

以传播流的视角进行网络谣言的治理就是:“有效控制信息流,合理引导影响流,严格消除噪音流。”

3.1 控制信息流

事件越重要谣言越容易产生,信息越模糊谣言更易产生。因此在信息发布平台多样,信息传播加速度增长的情形下,有效控制信息流就是要求权威部门和主流媒体遇到突发事务时能及时,公开,透明地发布信息,堵截谣言产生的源头。

3.2 引导影响流

越是自媒体的时期,意见领袖的舆论引导能力越加不能小觑。这些意见领袖一般在互联网上拥有大量的粉丝,经由他们的发声,可以有效引导舆论。因此,引导影响流就是要重视意见领袖的作用,要引导和规范他们的意见表达,向主流意识靠拢。

3.3 消除噪音流

网络谣言难以治理最基本的原因在于网络的虚拟性。消除噪音流就是要求加强网络系统监管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4 结语

谣言是缺少事实根据的信息,它的大量流传将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安定。自媒体时代下,制造谣言的方法和其传播的途径将更加方便,因此其影响力和杀伤力更是不容忽视。

摘要：随着移动互联的深入发展,我们已进入Web2.0时代。社交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但随着平台的开放和技术的支撑,自媒体时代,我们被各种信息所充斥,网络谣言也更加盛行。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该如何治理网络谣言,还我们一个健康的传播环境呢?

关键词：传播流,自媒体时代,网络谣言

参考文献

[1]胡钰.大众传播效果[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

治理网络谣言对策研究 篇8

关键词：网络谣言,治理政策,谣言伤害

一、前言

现阶段,不管社会上有没有真实的信息,都会不可避免的有谣言存在。因为没有真实的信息,谣言的生命力不是很顽强,随着时间的推移谣言也会随之消失,可以由电视、报纸、媒体等官方平台向大众公布事实的真相,消除这种不具有真实性的信息。因此,谣言与网络、社会、媒体有着极大的关联,谣言信息的传播会迫使社会、新闻、媒体的工作人员追寻信息的真实性。说到底,谣言的产生、发酵,还是与源头的治理不完善、公民团结性不强、素质水平较低等有关,针对这些问题,本文进行了探讨。

二、微博微信谣言给生活带来了困扰

(一)谣言传播的研究策略

在信息时代,人人都会传播信息,谣言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功不可没,人们通过对信息的拼凑变成了一条新的信息,再进行传播,其信息没有任何真实性。这些谣言借助网络媒体进行肆意的传播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而这类信息很容易被其他人认同,大范围传播扩散,这些人又会将各类信息进行剪切拼凑,再传送出去。[1]对于负面信息如果没有及时制止,就会给社会带来严重影响。

经过研究,虽然部分人觉得只要信息透明就可以让谣言消失,但是还有一部分人觉得公开信息时,还要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和发布信息者的权威性才能有效消除谣言。

(二)虚假消息的来源

信息时代让大众都能参与信息的传播交流,同时也拉近了人与人间的关系。信息的传播与共享都变成了免费的,人们在发送信息的同时还可以加入图片、文字,图文并茂,从而使得传播内容更加清晰明了。[2]大众可以通过智能手机等各种设备进行微博、微信的查看,从而使得信息制造者的内容传播得更加快捷。同时,每个用户又都是信息的制造者、发布者,他们通过网络进行交流,使得同一则信息的传播呈现几何式增长。

从此,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控制不再像以前那么简单,这些信息传播速度极快,像是安了翅膀,以最快的速度传播到每个人的手里。如果是谣言的传播,就会一发不可收拾,直接影响了社会和被传播者。

在某些时候,经过加工的信息会影响人们对事实的思考,信息接收者有时候会深度确信虚假信息带来的真实性。大众通过网络媒体进行各方面的表达,我们应该利用这种方法积极传播正能量信息,避免消极的、负面的影响。一些网络平台正是利用了接收者的这点,对这些谣言进行肆意传播。[3]这种虚假信息能够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舆论,给社会带来负能量、消极的影响。

三、微博谣言的治理对策

(一)谣言传播迅速

这些谣言信息的传播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谣言信息还会给积极向上的信息带来困扰。大众会只关注这些不真实信息,也会给正常的社会发展带来极大的困扰。现在,我们应该对谣言信息的传播思考出相应的对策,使社会更加富有活力。

社会上的谣言很多,遍布于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不管你在做什么都会受到谣言的影响。谣言已经进入我们的生活中,与我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很多人只认识谣言的表面信息,有时还会带着偏见来看待这件事。[4]这些谣言主要来源于“我听说……”“比如说……”“我跟你说……”,并以这类形式迅速传播,其内容有着很多的不确定,大大迷惑了大众,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种谣言无论是通过网络、报纸、手机传播还是各种社交平台,谣言信息都是以传播为主体,正因为谣言以这种方式进行传播才会吸引大多数人,使谣言变得更加“真实”。这些谣言会经过各种修改再传递出去,而且接收到的人还会根据虚假内容进行再一次传播,传播者不会考虑事情的真相,只会停留在虚假信息上。如果大家都从理性的角度思考问题,对谣言真实性进行研究,无论多么荒唐、可笑的谣言都会不攻而破。

(二)辟谣的解决办法

大多数谣言信息对社会、人身都有危害。当谣言来临时,大众还是会进行夸张的传播扩散,继续引发这种抗议性活动,对社会、人身造成的影响是不堪设想的。因此在现代社会,抵抗恶性谣言是一项值得大家重视和深度研究的课程,而大众对谣言认识的欠缺导致了谣言的传播。那种抗议性谣言给社会、人身带来的负面影响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不能让谣言散布者逍遥法外。人人都应该抵制这些恶性谣言,同时进行自我的疏导,正确看待事实真相。

现在社会上的新闻平均每天都有1~2条虚假信息在进行传播,这些都成为人类不可忽视的现象。[5]公民应该提高自身的社会责任意识,不要恶意伤害他人,运营商应该把握好微博微信信息的管理模式,为谣言创建专属的辟谣平台,对散布谣言者给出惩罚,要确保信息的公正性,完善网络环境,为大家的网络“出行”提供一个良好环境。

四、结语

我国目前处于一个发展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对于微博、微信谣言产生的恶性谣言,国家、社会应该全力制止,大众应该意识到自己对整个社会造成的影响,传播正能量,携手共创美好家园。

参考文献

[1]朱琳,胡中月.微博微信谣言的运行特点、危害及其治理策略[J].长白学刊,2016(03):122-127.

[2]柴艳茹.网络谣言对社会稳定的危害及其治理[J].人民论坛,2013(20):20-23.

[3]程橙.论微信谣言的传播特点及治理[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06):140-143.

[4]顾金喜,黄楚新.微信谣言的传播危害及其治理措施[J].前线,2015(06):94-96.

网络谣言的治理机制探究 篇9

网络谣言影响政府管理、危害网络社会稳定, 并波及现实社会, 需要政府、媒体及网民等各个方面建立积极有效的硬性治理机制, 以应对突发谣言, 了解舆情, 缓解网络社会情绪紧张。从长远来讲, 法律、道德、公民素养等各方面的软条件对于预防网络谣言具有不可或缺的约束意义, 是治理机制得以贯彻执行的保障。综合硬性机制和软条件, 笔者尝试提出以下治理机制:

一、公开、透明、互动的谣言控制机制

(一) 政府公开信息、引导舆论

真话不说, 谣言登场;大道不畅, 小道必猖。如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所说:掌握信息的人越封堵越不告知, 谣言就越盛行。[1]根据霍夫兰的预防接种理论, 思想免疫力是可以培养的, 首先使之接受不太强烈的反面观点, 形成免疫, 这样在面对以后强烈的反面观点时, 就不会轻易改变原来的态度。随着近年来国内突发公共事件频发, 政府及相关部门汲取教训, 日益了解信息公开透明的重要, 相关机制日趋成熟。

《人民日报》曾经刊发系列文章探讨“为何谣言这么多”, 认定人们宁愿相信谣言的深层原因在于作为社会情绪稳定器的公信力被严重损耗, 文章最后呼吁“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尽快从制度层面寻找长久出路, 用心加以解决, 否则未来将可能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2]谣言止于智者, 以政府主导, 从源头上建立谣言防控机制:1.正确利用官方网站, 定期发布信息, 提供有据可查的信息源;2.建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 定期和网友交流、谈心, 把握网络舆论;3.适应网民兴趣, 与时俱进, 积极利用新媒体:开通官方微博、关注相关论坛、运用博客引导热点问题、播客、视频与群众在线沟通;加强政府与网民的互动, 及时听取民间意见, 培养一批媒介素养较高的民间意见领袖, 关注网民的声音;4.建立网络警察制度, 对故意散布谣言者进行惩戒;对不明真相、无意传播谣言者予以解释, 使谣言止步。

(二) 媒体自律、积极辟谣

二战的时候, 波士顿《旅行者先驱日报》为惩治谣言采取了一些措施, 在报纸开辟“谣言诊所”专栏, 每一期都会选取当前流传比较广泛的谣言进行反驳, 或采访无可争议的领导人, 或介绍一些使谣言无法成立的社会事实, [3]这也启示我们, 媒体要避免自身成为谣言的策源地, 尤其是传统媒体, 作为公信力的媒体代表, 要注重对自身公信力的维护和保持。谣言止于智者, 作为监督部门、社会公器的媒体, 首先要认清媒体作为信源的地位, 核实、检查信息, 避免假新闻出现, 传播谣言。作为宣传喉舌、舆论引导工具, 媒体要建立自清机制, 自我监督、避免假新闻演化成谣言的悲剧。此外媒体还要建构及时、迅速、广泛的辟谣机制。

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提出了R=I×A的著名公式, 1953年, 克罗斯发展了谣言产生的公式:R=I×a×c, 即谣言=重要度×模糊度×听者的批判能力, [4]可以推断出消除谣言的公式, 辟谣=公开度×透明度×媒体的引导能力×速度, 当谣言已经出现的时候, 传统媒体要发挥好舆论喉舌的作用, 与政府部门协调一致, 建构及时、迅速、敏锐的信息公开机制, 在谣言的不同时期认清自身的责任, 发挥作用:

1.谣言萌芽期, 媒体要有敏感的新闻嗅觉, 利用媒体人的业务能力, 深入谣言源头进行调查, 发表报道, 澄清谣言。

2.谣言发展期, 媒体要加大力度, 全面报道、解释谣言, 如让·诺埃尔·卡普费雷曾说的:“辟谣要想有效果, 也得翻来覆去地说”, [5]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要综合运用多方面媒体资源, 多渠道报道真相, 解释谣言。

3.谣言消退期, 媒体应该利用机会普及媒介知识、舆论常识, 引导公众反思, 一起接受思想的洗礼, 总结教训, 防止谣言悲剧的再次发生。新媒体可以大量转载传统媒体的辟谣报道和调查报道, 在网络社区利用自己的意见领袖影响网民, 引导网络舆论;使得网络谣言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双重夹击下无处遁形。

最后, 媒体在传达民意, 监督舆论的同时, 应理清谣言的社会心理背景, 为社会把脉开方。二战时期为了控制谣言, 马萨诸塞州公共安全委员会和《波士顿先驱旅行者报》谣言诊所联合制定了《有关部门制止和控制战时谣言的标准》, 其中顾问团包括三类人员:技术顾问, 包括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代表顾问, 如宗教、劳工、商务、种族和文化组织;名誉顾问 (包括社区意见领袖和批驳谣言人士, [6]其科学性可窥一斑, 谣言的流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隐患, 是社会问题的暗示, 各行业领袖和专家对谣言的分析有助于政府预感社会问题, 建立预警机制, 是一种无形的资源。媒体作为一个搭建政府和公众信息交流的平台, 可以联络学界、专家、官员、商界精英等各类意见领袖, 开辟辟谣板块, 定期组织各类意见领袖发表意见, 遏制谣言;定期分析谣言背后的社会问题, 为民众心理把脉, 治愈社会问题, 缓解社会情绪压力。

二、坚固、积极的防御机制———提高网民媒介素养

谣言的传播不同层面上体现了传谣人的心理, 如当年美国“火星人入侵地球”谣言的传播研究发现了“选择性影响”的存在;纳普的《谣言心理学》, 分析了上千条二战期间的谣言, 将之分为三类:白日梦谣言———反应公众内心的渴望;恐惧谣言———反应公众内心的恐惧;挑拨离间谣言———试图损害群体忠诚和人际关系。[7]这反映了受众自身辨析能力的重要性, 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 形成完善的批判能力和媒介运用技能, 穿上防弹衣, 拒绝做网络谣言魔弹论的笑柄。

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 需要为网民普及相关知识, 一是网民要认识到网络平台发言的严肃性, 认识到个人的网络言论对网络生态环境的影响, 控制情绪, 理智、谨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发表意见;二是网民要辨别是非, 形成自己的网络言论判断力, 不轻易相信, 不轻易否定, 利用网络媒体资源对信息来源和内容进行求证和辨识, 不相信谣言才会不传播谣言;三是教育网民预防虚假信息, 对于常见的网络信息操纵和网络欺骗, 积极向相关部门求证、举报, 从正规信息渠道获得讯息, 撤销疑虑。国外对于网民的媒体和信息素养教育已经相当重视, 尤其是加拿大, 1999年就提出了针对网民的互联网教育活动:“认知加拿大网络:理清要点”的互联网教育计划, 延续其成熟的中小学媒体和信息素养教育, 而中国互联网媒介素养教育还相对滞后。

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 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这需要政策的支持、政府的重视、媒体的协助和教育培训的投入, 任重而道远, 但是在当前中国网络环境下通过网络问政、报网互动等方式是可以逐步提高网民媒介素养水平的。拥有较高媒介素养的网民, 如同穿上防弹衣, 在谣言侵袭的时候不至于丧失理智、盲目传谣, 而是独立思考、理性辨析, 使谣言失去市场、难成气候。

三、技术保障机制

(一) 网络技术过滤谣言

通过技术手段, 实施网络注册实名制, 强化公民的责任意识, 是强化公民自律意识、治理网络谣言的重要策略, 国外相关的软件技术可以治理谣言, 如美国推出一款Rumor Bot (谣言机器人) 的软件, 该软件可跟踪谣言, 并分析和确定谣言的出处。[8]2010年底, 俄司法机关对互联网站开始分级, 要求俄境内所有网吧从2011年9月1日起强制安装旨在防止未成年人接触有害信息的过滤系统, 同时建议有孩子的家庭也安装该系统。

借鉴国外经验, 我国互联网企业作为重要的网络“过滤器”, 在整治网络谣言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各类互联网企业都要履行法律责任、社会责任, 依法办网、文明办网, 不能为网络谣言传播提供平台, 对于不实信息、谣言都要定向过滤。网络谣言多萌芽于网络论坛、贴吧, 网站对网民上传的帖子初步过滤, 对虚假信息进行选择性删除, 并及时披露真相, 便可以使谣言不攻自破。互联网企业技术把关, 对预防谣言意义重大。并且随着我国网络环境的成熟和技术的成熟, 网络实名制的贯彻执行也会有助于消除谣言。

(二) 新媒体平台辟谣

“解铃还须系铃人”, 网络辟谣不可小觑。尤其是谣言重灾区的新媒体。以俄国为例, 官方积极利用新兴媒体进行辟谣, 通过对谣言进行专业分析, 向网民证明谣言证据均系伪造, 从而在众多俄网民中树立了诚实与合法的形象。

微博时效性快, 直接性好, 互动迅速;微博容易成为谣言的通道, 也能成为辟谣的平台[9]。结构性事件中, 公众迫切需要这样的信息发泄端口, 形成交流和分享, 消化积极情绪, 排除惊慌失措。此外, 关于明星、名人的谣言也经常通过微博得到控制, 减少谣言对于被传谣者的伤害。如新浪微博设立的不实信息曝光专区, 鼓励网友举报虚假信息、不准确信息。

四、制度保障机制

纵观国外, 德国是全球第一个发布网络成文法的国家, 美国《政府信息公开法》、《个人隐私权保护法》、《美国联邦信息资源管理法》等对于网络信息公开、网络言论权力与义务等都有比较明确的规定, 这些法律条令对于预防网络谣言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我国之前主要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为代表的信息公开制度, 随着近年来利用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进行造谣诽谤等违法犯罪现象的突出,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最新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根据解释, 网上散布谣言起哄闹事可追究寻衅滋事罪, 如利用信息网络辱骂、恐吓他人, 情节恶劣, 破坏社会秩序的, 依照刑法规定, 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对于编造虚假信息, 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 在信息网络上散布, 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 起哄闹事, 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 依照刑法规定, 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9]

五、网络谣言治理模式

如图所示, 谣言的治理机制如同钟表, 需要分秒必争却更离不开完善的机制和运行的动力。治理谣言刻不容缓, 但不同的主体在谣言的不同阶段发挥不同的作用, 需要分工合作, 对症下药, 理清主次, 治理机制方能够如同步履稳健的钟表, 步步紧凑却准确无误。

谣言发生之前, 要重视预警机制, 预警机制如同钟表的秒针, 走得最快, 一步不停, 预警机制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控制机制和善后机制的难度, 如同钟表的好坏可以从秒针看出来其运行的状态, 所以秒针为主导的预警机制是治理谣言的第一步。这要求以政府为主导, 利用网站、网络新闻发言人、网络警察等制度, 建立公开、透明、互动的信息公开制度;媒体利用自身的平台, 积极关注舆论形势, 一旦发现有虚假信息或不实信息, 要及早重视, 着手调查;网民则加强自律意识, 正确利用网络获取信息, 为己所用, 不可道听途说, 随意传谣;互联网企业运用先进的网络技术过滤虚假信息或追踪不实信息的来源, 及早发现及时处理, 以免扩散;同时, 法律保障信息公开, 明晰制度设计, 为杜绝谣言提供法律保障。

分针代表控制机制。一旦不幸发生谣言, 就要重视控制机制的启动。政府要积极占领舆论引导地位, 发布新闻, 主动出击, 引导舆论;同时借助媒体的喉舌功能, 重复辟谣, 打击谣言;互联网企业要重视谣言传播的重灾区———新媒体, 在论坛、微博、博客等网络领域广开辟谣平台, 更新辟谣信息, 公开事态发展, 利用网络意见领袖疏导情绪, 稳定网民;网民也可在此过程中提升媒介素养, 懂得辨析真假, 识别谣言, 合理运用网络;而法律制度在此的震慑作用突出, 保障整个秩序的有条不紊, 以免出现社会恐慌。

步态缓慢的时针代表善后机制。谣言消退之后, 政府要惩治传谣的相关单位, 追究传谣人员的法律责任, 起到警示作用;媒体则引导网民回顾治理谣言的过程, 总结教训, 学会反思, 给网民普及媒介素养的学习机会;使网民的自律意识和媒介素养都有一个提升;配合互联网行业共同建设无谣网络社区。

治理网络谣言, 根据谣言发生之前的预警机制、发生之后的控制机制、消退之后的善后措施, 依靠政府、媒体、互联网企业、技术、网民、法律制度等各方面全力配合, 网民从心所欲, 合理沟通;政府善治, 耐心回馈;媒体搭桥, 信息畅通, 谣言必然“不逾矩”。

以上是笔者针对网络谣言的情况提出的整体治理思路, 针对不同情况还要酌情分析。譬如让·诺埃尔·卡普费雷提出, 控制谣言的神奇秘方是没有的, 只有对情况有了解且肯定的了解, 才能做出诊断、提供建议。辟谣是一门棘手的艺术, 它面临着信息价值过时贬值、失去影响、宣传对象有意或无意逃避以及传播障碍等各个方面的难题, 有时候因为辟谣可能造成未听说过谣言的人也知道了谣言, 受困于人类健忘的信息处理机制, 使得辟谣甚至起到反作用, [10]所以也许永远没有谣言的出现才是最保险的方法, 但这似乎并不可能, 人们对谣言的传播与其说是相信不如说是信仰, 所以针对具体的谣言, 还要深入分析, 个性化治理。

注释

1[1]葛倩.真话不说, 谣言登场;大道不畅, 小道必猖[N].南方都市报, 2012-04-09:A14-15.

2[2]南都社论.抵制谣言有赖政府和公民共同担责[N].南方都市报, 2012-04-10:A02.

3[3][6]奥尔波特.谣言心理学[M].刘水平, 梁元元, 黄鹂翻, 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

4[4]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9:108.

5[5][13]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6[7]Knapp, R.Spring.A Psychology of Rumor[J].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44.

7[8]周诗妮.微博辟谣:公共突发事件中网络谣言治理的新模式[J].东南传播, 2011 (4) :9-11.

8[9]李军林.网络谣言的成因及对策[J].传媒观察, 2008 (12) :5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