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治理效率（共7篇）
网络治理效率 篇1
摘要：网络治理作为一种以协调与维护为目的的新型治理已成为治理技术创新网络的有效模式。不同的网络结构特征, 其治理机制所发挥的作用不同, 从而产生有差异的网络治理效率, 强连接、高密度、高中心度的技术创新网络更易于产生信任机制、约束机制、互动机制和权力机制, 有效防范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 提升网络治理效率。
关键词：技术创新网络,网络治理效率,治理机制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与网络时代的到来, 技术创新网络作为技术创新过程中围绕企业形成的各种正式或非正式协作关系的总和逐渐成为企业获取分散稀缺创新资源, 在技术创新网络中, 各创新主体并非孤立的, 网络治理本身并非完美的, 其治理效率要受到很多因素影响。在这种情况下, 探讨高治理效率的技术创新网络是否存在显著结构特征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目前众多学者主要围绕网络治理结构、机制与绩效展开了大量研究:Propris (2001) 认为网络治理结构可以理解为网络的组织结构, 它是网络主体在共同演化过程中共同博弈的结果;Jones等 (1997) 从需求的不确定性、资产的专用性、任务的复杂性与交易频率等四重维度入手, 结合结构嵌入理论, 提出了网络治理的社会机制 (限制性进入、宏观文化、联合制裁、声誉) ;大多数文献对治理过程中的结构、机制、绩效等问题分别单独地进行了研究, 但关于网络结构特征与网络治理效率的关系研究却少有涉及。然而明确具有怎样特征的网络结构更有利于治理机制发挥作用, 提高网络治理效率, 对于企业发挥网络优势, 提升竞争力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为此笔者基于结构嵌入性视角, 结合Jones等所提出的企业网络治理四重维度环境, 从技术创新网络联接强度、网络密度、网络中心度三个特征变量分析不同的网络结构对网络治理效率的影响。
1 技术创新网络结构与概念模型
1.1 技术创新网络结构特征
研究技术创新网络结构特征对网络治理的影响比研究企业网络结构对网络治理影响更为重要合理。在“嵌入性”视角下, 企业所处的社会情境可分为结构、制度、认知及文化四个维度, 这四个维度的网络嵌入性会影响企业的行为和绩效。其中结构嵌入性强调社会关系网络非人格化一面, 分析重点在于网络联系和网络结构的特点。Zukin和Di Maggio (1990) 所提出的结构嵌入性与Granove tte r (1985) 提出的有所不同, 其涵盖的范围同时囊括了Granovetter (1985) 所述结构嵌入性和关系嵌入性两个维度的内容 (联接强度、网络密度、网络中心度) 。本文正是基于Zukin和Di Maggio (1990) 的结构嵌入性维度, 分别对联接强度、网络密度、网络中心度这三个技术创新网络结构特征变量对网络治理效率的影响展开分析。
1.2 网络治理
从交易成本视角, 网络治理作为一种中间组织治理模式体现的也是一种交易机制;本文基于嵌入性视角, 将网络治理理解为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和个体通过经济合约的联结与社会关系的嵌入所构成的以企业间的制度安排为核心的参与者间的关系安排。
网络治理效率涉及到技术创新网络的经济系统学习能力、互补资源共享程度的高低, 也将影响企业能否有效减少资产专用性和市场变化带来的成本上升问题。网络治理的关键内容是合作关系治理, 网络结构特征将影响网络主体间关系, 继而对网络治理效率产生影响。
1.3 概念模型
根据上述相关理论基础以及以往研究的成果及不足, 笔者提出如图1所描述的技术创新网络结构对网络治理效率的影响的概念模型。基于结构嵌入性维度, 探讨企业层次的企业位置中心性、企业间层次的网络连接强度和网路层次的网络密度三个网络结构特征变量的不同, 作用于治理机制, 导致有差异网络治理效率。模型显示, 有差异的技术创新网络结构特征变量将引起网络治理效率变化。
2 技术创新网络结构对网络治理效率的影响
2.1 联接强度
Granove tte r于1973年首次提出联接强度的概念, 并将联接强度分为强联接和弱连接, 认为可以通过“在某一联接上所花的时间、情感投入程度、亲密程度 (相互信任) 以及互惠性服务等的综合”四个维度对联接强度加以测量。强联接是指那些经常发生的、持久和充满信任的关系;而弱联接是指那些偶尔发生的、疏远的关系。
从互动机制看, 复杂性任务要求团体通过互动以完成一个产品或服务, 增进团体间的共同联系。通过互动机制, 个体或团体能获得进入其他个体或团体资源的机会与实施对隐性资源或知识的交流。强联接能实现成员双向、频繁的深度知识交流互动, 有利于复杂粘滞知识在技术创新网络中传递和转移。弱连接中节点间交流较少, 甚至有时只是一次性交易, 比较适合简单知识传递。因此, 强联接比弱连接更易形成互动机制, 提升交易频率, 实现网络中的关键复杂知识有效转移, 提升成员协作水平和一体化治理倾向。
从信任机制看, Mayer、Davis和Schoorman (1995) 认为, 信任是指一方在有能力监控或控制另一方的情况下, 宁愿放弃这种能力而使自己处于弱点暴露、利益可能受损的状态。因此, 应根据节点知识技术的重要性、不确定性程度, 及任务的复杂性, 与关键节点保持强联接, 避免机会主义风险带来的高损失, 与次要节点保持适当的弱连接, 增加网络知识多样性, 降低知识信息重复管理成本。
2.2 网络密度
网络密度指网络中企业联接稠密程度, 借鉴Burt (1992) 的结构洞理论, 可用冗余度或非冗余度来测度。冗余度越高表明企业所处网络联系紧密, 如果较低则表明企业所处网络联系较为松散。
从约束机制来看, 技术创新网络是一种动态的网络组织, 具有不稳定性, 但网络背后隐藏了一种具有弹性的非正式人际网络模式, 在网络中产生集体惯例和互惠规范, 约束成员的行为以克服成员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治理难题。
从信任机制来看, 密集网络比疏松网络更易在网络成员间产生信任和互惠, 减少机会主义, 增强伙伴间合作, 缓解知识吸收能力问题。提升网络密度之所以能提升信任和互惠是因为:1) 伙伴间共享相同的第三团体伙伴, 企业可通过第三方加深对当前以及未来伙伴的了解, 减少企业间信息不对称, 增加对另一方的知识基础信任。2) 企业可比较从不同成员获取的信息, 辨别信息的完全性和扭曲度, 从而保证信息真实。综上所述, 网络密度提高会加速知识和资源的流动, 信任关系、共享准则以及共同的行为模式的产生会限制节点的机会主义行为, 提升节点间的合作稳定度度, 促进企业间关系专有资产的投入和隐性知识的转移。
2.3 网络中心度
测量上中心度指企业和网络中其他企业间的距离, 既描述了企业间的直接联结, 也表明了间接联结, 其计算可以通过评估企业与其他企业间的平均距离来表示。在技术创新网络中, 新知识的获得是开展创新活动的关键所在, 占据不同网络位置的节点, 拥有不同获取新知识的机会。
从权利机制来看, 随着创新组织网络化, 处于网络主导地位的核心企业可通过自身的声誉和实力对其它成员施加影响, 组织协调、监督约束网络节点的行为。高网络中心度暗示更高的权利和地位, 中心节点拥有更多接触资源的机会, 且中心节点可以通过多渠道比较信息, 保证信息的完全性和真实度。中心度高的企业也意味着拥有更多结构洞数量, 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占据有利位置。
从约束机制来看, 高中心度的核心企业可以通过权力和威望对非核心企业的非合作行为进行约束, 然而, 同样是基于核心企业拥有的权力, 核心企业对非核心企业行使一定的控制权的同时, 对其进行的权益侵犯的行为该如何有效治理值得关注。
总而言之, 从网络中的企业层次探讨, 一方面提高核心企业在网络中的中心度, 可以提升其地位和影响其他成员的能力, 通过权力机制约束网络中的投机败德行为, 回避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 提升网络治理效率;另一方面, 核心企业的中心度越高, 其嵌入网络的程度越深, 对网络关系的依赖程度也随之增加, 更易受到网络规则的束缚, 从而限制中心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据此, 我们可以认为核心企业的网络中心度正向调节网络治理效率。
3 结论
本文从结构嵌入视角着眼, 基于理论推演分析了网络结构特征对网络治理效率的影响, 不同网络结构特征, 其治理机制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 从而产生有差异的网络治理效率, 由此克服了以往研究不足, 有助于对技术创新网络治理机制更为全面观察理解。但本文的研究结论还仅限于理论逻辑推理, 缺乏对命题进行实证检验, 这也是未来技术创新网络治理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王大洲.企业创新网络的进化机制分析[J].科学学研究, 2006.
[2]Propris D, Lisa.Systemic Flexibility, Production Fragmentation and ClusterGovernance[J].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01.
[3]Arnaldo C, Fabrizio G.An integrated competency-based approach to manage-ment education:an Italian MBA case stud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ining andDevelopment, 2004.
[4]刘卫民, 陈继祥.创新网络、复杂性技术及其激励性政策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 2004.
财务治理与财务治理效率文献回顾 篇2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公司治理一直是国内外理论界研究的热点课题。受此影响, 我国部分财务学者借鉴公司治理理论研究成果, 提出了财务治理理论, 希望从财务方面为解决公司治理问题提供参考。实践中, 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问题常常交织在一起, 为解决某单方面问题而采取的措施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 只有综合研究并提出全面解决方案, 才能切实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复杂问题。财务治理是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交叉渗透的产物, 肩负着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赋予的双重使命, 财务治理理论的提出和不断完善, 正是适应了这一方面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现实要求, 迅速成为财务理论研究的新兴领域。财务治理理论研究是由西方财务理论界开始初步探索, 并在国内财务届得以明确提出并有所发展。财务治理两大理论基础是公司财务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 西方理论界起初对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理论的研究是各自独立进行的。西方财务界对公司财务理论研究较早, 其理财思想可追溯到15、16世纪时期。一般认为, 以1900年法国学者贝奇里耶发表的博士论文《投机理论》为标志, 西方财务学开始以其独特的研究核心和方法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现代西方财务理论发展, 是以马科维兹 (M arkwitz) 的投资组合理论 (1952) 、莫迪格利尼 (M odigliani) 和米勒 (M iller) 的资本结构理论 (1958) 为基础发展而来的。两大理论加之以后发展起来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资本市场有效理论、期权定价理论等, 共同构成了现代西方财务的理论基石。公司治理问题的提出是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 而正式展开公司治理理论研究, 可以追溯到1932年美国学者伯利 (Berle) 和米恩斯 (M eans) 发表的经典论文《现代公司和私有产权》。经过60年代前后鲍莫尔 (Baum ol) 、马瑞斯 (M arris) 等人的进一步发展, 公司治理理论已经成为当今西方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 成果十分丰富。特别是近些年企业理论的发展、成熟, 深化了公司治理理论研究, 为其进一步深入拓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学基础。随着财务理论、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 为解决日趋复杂的公司财务与治理问题, 仅仅从各自学科出发, 独立研究财务或治理问题已经不能满足学科发展和经济实践的需要了。理论研究需要拓展视野, 进行交叉性学科研究。由此, 西方理论界便产生了对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融合研究。其中, 具有代表性的综合研究成果有:1976年, 詹森 (Jensen) 和梅克林 (M eckling) 开创了资本结构的契约理论, 从公司治理角度, 建立了强调资本结构与经营者行为之间关系的代理成本模型, 得出了当股权边际代理成本等于边际债务代理成本时, 公司资本结构最优的研究成果。由此, 开始了西方理论界有关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理论融合性、开拓性研究———财务资本结构问题的研究。此后, 罗斯 (R oss) 的信号传递模型、格罗斯曼 (G rossm an) 和哈特 (H art) 的担保模型、阿洪 (A ghion) 和博尔顿 (Bolton) 的控制模型等具有广泛影响的资本结构理论的建立和完善, 极大丰富了财务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 对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理论发展意义重大。1988年, 美国《财务杂志》 (The Journalof Finance) 第七期发表了威廉姆森 (W illiam son) 的《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 (Corporate Finance and Corporate G overnance) 一文, 该文明确指出:应综合考察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问题, 如负债与股权融资, 不仅仅是可相互替代的融资工具, 更是可相互替代的治理结构。文章在比较了“交易费用经济学”分析方法与“代理理论”分析方法基础上, 阐释了公司融资方式选择受交易费用因素影响, 主要取决于资产的特性。此外, 该文还就其他一些相关治理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为进一步综合研究公司财务与治理问题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1991年12月, 世界第一部公司治理原则文献———卡德伯瑞 (Cadbury) 报告在英国产生。该报告由英国财务报告委员会、伦敦证券交易所等机构合作成立的公司治理委员会起草并发布。报告的题目是《公司治理的财务方面》 (The Finance A spectsof Corporate G overnance) , 着重突出了公司治理中财务的重要性。报告注重了董事会的控制与报告职能以及审计人员的角色, 尤其注重公司内部财务控制和风险管理问题, 对公司财务治理理论建立与发展, 影响深远。
二、财务治理理论综述
(一) 财务治理 (结构) 内涵
西方对财务治理问题的研究是伴随着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激励机制设计理论等微观经济学的新进展而产生的, 彰显了基于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关联性基础上的融合交叉研究趋势, 产生了以信息不对称理论为中心的新资本结构理论 (即资本结构代理成本学说、资本结构财务契约论、资本结构信号模型、资本结构新优序融资理论) 和以控制权理论为中心的后资本结构理论 (即资本结构控制权理论) 两大主要理论成果。西方理论界对公司财务和公司治理研究已具有融合研究的趋势, 并有所发展, 产生了财务治理理论的萌芽, 其研究成果必将对财务治理理论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文献检索显示, 尽管西方学者意识到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具有内在关联性和依存性, 但并未展开深入研究, 未能正式提出财务治理范畴, 未能构建出完整的财务治理理论体系, 更没有深入研究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财务治理效率问题, 因而其理论探索尚处于“萌芽阶段”。关于财务治理的内涵, 国内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界定。伍中信教授秉持财权配置论, 认为财务治理结构是以财权为基本纽带, 逐步确立出资人、董事会、经理人和企业财务人员财权流动和分割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 分别体现各主体在财权上相互约束、相互制衡的关系 (伍中信, 2001) 。衣龙新 (2005) 博士也是财权配置论的拓展者, 认为财务治理是指基于财务资本结构等制度安排, 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配置, 在强调以股东为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 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等机制, 实现公司财务决策科学化等一系列制度、机制、行为的安排、设计和规范。宋献中教授 (2000) 从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进行界定, 认为财务治理结构是一组规范所有者、经营者的财务权力、财务责任和财务利益的制度安排。林钟高教授和冯巧根教授则从“财务契约安排”的角度进行了定义。财务治理作为一种规范、完善企业财务制度的创新组织和契约机制, 它通过一定的财务治理结构、机制和行为手段, 合理配置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 以形成科学的财务约束机制和相互制衡机制, 目的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和权责关系, 促使他们长期合作, 以保证企业财务决策的科学性和效率性 (林钟高等, 2005) 。财务治理结构是通过一定的财务治理手段, 合理配置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 以形成科学的自我约束机制和相互制衡机制, 目的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和权责关系, 促使他们长期合作, 以保证企业决策效率的一种契约制度 (冯巧根, 2000) 。从财务治理与公司治理关系视角进行考察, 财务治理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子系统, 从属并取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根本性质, 是公司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和财务监督权的划分与配置;公司重大财务事项的决策权必须赋予董事会, 一般财务事项由经理人员斟酌决定, 财务经理和财务职能部门拥有财务执行权, 财务监督权则赋予监事会 (黄菊波等, 2003) 。公司财务治理权是公司法人财产权的核心, 法人财产权的主要内容就是法人财务治理权 (包括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和财务监控权) 。财务治理结构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部分, 财务治理权配置是财务管理体制和财务运行机制的核心内容, 配置合理与否是影响财务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性因素 (李心合, 2001) 。从利益相关者角度看, 公司财务治理“是指通过财权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 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作用, 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 (杨淑娥, 2002) 。以上各位专家的论述, 笔者发现对财务治理概念的界定仍然比较混乱和模糊。我们认为, “财务治理”是在股东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基础上, 通过财权合理配置和财务冲突协调, 形成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与财务治理环境良性互动, 实现财务决策科学化和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的制度安排。
(二) 财务治理主体
杨淑娥 (2002) 将财务治理主体分为两类: (1) 依赖公司内部财务治理保障其利益的主体。主要包括大股东、董事会和经理层, 一般掌握着公司控制权, 在财务治理中处于相对主动地位。 (2) 依赖公司外部财务治理保障其利益的主体。主要包括小股东、政府、债权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其利益易受侵害, 居于相对被动地位。衣龙新 (2005) 认为, 财务治理主体是有能力、有资格、有意愿参与公司财务活动, 并在公司治理中占有一定地位的内部权利机构、个体与法人, 主要包括: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债权人。油晓峰 (2005) 则认为财务治理主体主要是股东、经营管理者和债权人三个主体。本文认为, 公司是物质资本所有者 (股东和债权人) 、人力资本所有者 (经营者和雇员) 和社会资本所有者 (顾客、供应商、政府、社区) (以下简称“利益相关者”) 缔约形成的合作收益大于合作成本的产权契约联结体。公司财务治理主体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来理解。狭义上的财务治理主体是有资格有能力对财权合理配置和财务冲突协调、财务决策科学化和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具有重要影响的机构、法人和个体, 主要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股东、债权人、雇员。广义的财务治理主体除狭义的财务治理主体之外, 还包括顾客、供应商、政府和社区等社会资本提供者。
(三) 财务治理客体
财务理论界对财务治理客体的研究并不多, 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财务治理的客体是 (财) 权, 即特指财务治理范畴的财之权, 因为财务治理主要就是对财权的配置 (伍中信, 2007) 。财务活动的客体可以归结为“本金”, 它贯穿财务活动始终, 是财务主体共同作用的目标, 财务主体都关注和追求本金的增值。财务治理活动作为财务活动的组成部分, 其客体也应该是“本金”, 只不过与作为财务管理对象的“本金”所处领域不同罢了。而从财务关系角度, 财务治理的客体又具体表现为本金运动所形成的特定“财务权利”关系 (当然, 这部分财务权利并不是一般意义的财权, 而是特指财务治理范畴内的财权) , 对财权的配置贯穿治理活动始终。因此, 财务治理客体就相应具有了两种表现形式, 治理框架下具体体现的是“财权”, 财务范畴之内总体体现为“本金” (衣龙新, 2005) 。财务冲突是财务治理研究的起点, 也是财务治理的客体。财务冲突是指企业中各利益相关者之间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产生的财务矛盾或冲突, 具体包括两类:一是股东与经营管理者之间的财务冲突, 二是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财务冲突。从国外的研究来看, 财务冲突来源于财务不合作的倾向性, 而财务不合作的倾向性主要是由于企业财务信息不对称以及利益相关者在财务契约中对现金流量要求权的本质差异造成的。而这种财务不合作的倾向性转变为现实的财务冲突则主要是因为财务治理机制不健全 (油晓峰, 2005) 。财务治理客体, 也即财务治理的对象, 取决于财务治理的属性。财务治理的核心在于明确出资人、董事会、经理人和企业财务人员在财权流动和分割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 而财权体现为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对称分布, 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合理分配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已成为财务治理的现实内容。因此, 如何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合理分配是财务治理的客体, 具体表现为筹资、投资、资本运营、收益及其分配等财务活动及其所形成的各种财务关系 (张敦力, 2002) 。我们认为, 财务治理的客体也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的财务治理客体是指“财权”, 狭义的财务治理客体特指“财权”中的“权力”。虽然“财权”包括通用财权和剩余财权两个方面, “权力”也包括通用财权中的“权力”和剩余财权中的“权力”, 但广义财务治理客体的核心是指剩余财权, 狭义财务治理客体的核心则是指剩余财权中的“权力”。
(四) 财务治理目标
财务治理的目标是实现公司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对称和利益均衡 (姚晓民, 2003) 。也有学者认为, 财务治理的目标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责利关系, 合理分配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 以促使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最大化, 为顺利实现企业目标提供基础 (李秉祥, 2003) 。从公司财务角度来看, 财务治理目标直接体现为本金 (资本) 增值的满意化;从公司治理角度看, 财务治理目标主要体现为优化财务资源配置、促进科学财务决策。因此, 财务治理目标是形成科学合理的财务治理体制、制度和行为规范。这些治理体制、制度和行为规范是对财务治理主体的直接约束, 是财务治理体系要取得良好运作成果、财务科学决策及本金有效增值的根本保证 (衣龙新, 2005) 。财务治理的目标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冲突, 以促进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 为顺利实现企业目标提供基础。这个目标基本上分为两个部分, 其一是具体目标, 即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关系;其二是战略目标, 即促使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 (油晓峰, 2005) 。财务治理的目标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责、利关系, 合理分配财权, 尤其是剩余财权 (剩余财务控制权与剩余财务索取权) , 以促使企业价值最大化和企业决策科学化, 为顺利实现企业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伍中信, 2007) 。既然财务治理在公司治理和公司财务中扮演着“双肩挑”的重要角色, 那么财务治理目标必须在综合考虑公司治理目标和公司财务目标的基础上进行界定。因此, 我们认为, 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就是实现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
(五) 财务治理机制
张兆国教授等 (2004) 认为, 在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 要使各利益相关者的财务收益权和财务控制权都能实现, 就必须建立一套共同治理和相机治理相结合的企业财务治理机制。企业财务的共同治理机制就是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 使各利益相关者都有平等机会分享企业财权, 即通过分享企业财务收益权来实现其产权收益;通过分享企业财务控制权来相互制衡, 以保护其权益免遭他人侵害, 从而达到长期合作的目的。企业财务的相机治理机制是指在企业经营出现危机时, 通过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受损失的利益相关者能够取得企业的财务控制权, 以改变既定的利益分配格局。杨淑娥教授等 (2005) 认为相机治理机制的依据是关注企业所有权的或有特征 (state-contingent) , 主要是通过对剩余控制权的争夺来改变既定利益格局的, 各利益主体可通过相机治理机制, 确保财权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配置能发挥衡量监督和激励是否相容、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是否匹配, 从而利用财权配置达到相关利益者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衣龙新博士 (2005) 认为, 财务治理机制是在企业财权配置的基本框架下, 基于财务治理结构安排和一定制度设计, 能够自动对企业财务治理活动进行调节和规范的一种机制。财务治理机制包括财务决策机制、财务激励机制、财务约束机制三个方面, 这三大机制与财务基础机制的财务主体机制、财务动力机制和财务制衡机制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林钟高教授 (2005) 认为财务治理机制主要解决财务基本机制、财务激励约束机制以及财务相机治理机制等问题。张敦力博士 (2002) 探讨了委托代理结构中的激励机制 (薪金激励机制、职位消费激励机制、期权激励机制和声誉激励机制) 和约束机制 (内部约束机制和外部约束机制) 。
(六) 财务治理 (结构) 体系
林钟高教授 (2005) 和衣龙新博士 (2005) 均认为, 财务治理体系包括治理结构、治理机制与治理行为三个部分, 但在对各构成要素的具体内容上存在分歧。林钟高教授等认为, 治理结构主要解决财务资本结构安排、财务组织结构安排、财务运营模式安排以及财务机构岗位安排等;治理机制主要解决财务基本机制、财务激励约束机制以及财务相机治理机制等问题;治理行为则主要解决财务政策选择、财务战略规划以及财务行为规范化问题。衣龙新博士则认为, 财务治理结构由财务资本结构安排、财务组织结构安排和财务运营模式安排构成;财务治理机制由财务决策机制、财务激励机制和财务约束机制构成;财务行为规范由财务决策行为规范、财务监控行为规范和财务分配行为规范构成。油晓峰博士 (2005) 提出的财务治理理论框架包括财务治理主体、财务治理客体、财务治理假设和财务治理模式等构成要素。伍中信教授 (2007) 认为, 财务治理结构体系包括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中心、治理模式和治理目标等基本要素。在此基础上, 构建了一个以财权配置为核心, 以融资结构为基础, 以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为内核的财务治理结构的研究体系, 并认为财务治理权具有财务决策、控制和监督三个权能。财务治理权是财权范畴中的核心, 其对财权配置的作用和影响主要是通过财务决策权来实现的, 因此财务决策权就成为财务治理权、财权配置乃至企业财务治理结构的核心。
(七) 财务治理效率
财务治理效率是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 没有对效率的深入考量, 就不可能有财务治理理论的真正成熟。关于财务治理效率的研究, 国内研究的不多, 其代表如下:姚晓民和熊瑞芬直接触及了“财务治理效率”这一研究主题, 但其研究还有待完善。姚晓民等 (2003) 认为, 公司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信息不对称引起包括内部利益相关者和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以及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 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司财务治理效率。其中, 前者是主要矛盾。而公司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是提高公司治理效率, 实现公司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对称和利益制衡, 因此, 外部相关者 (尤其是债权人) 利益的保护成为提高公司财务治理效率的关键。可见, 这种论述混淆了财务治理目标与公司治理目标, 也没有抓住财务治理效率的本质。熊瑞芬 (2004) 则从独立审计的角度触及了财务治理效率问题, 但并未论及问题的实质。认为要提高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效率, 就必须改变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 控制信息不对称对各方利益的影响, 充分发挥独立审计在财务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三、总结
国内财务治理研究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明确提出并剖析了财权、财权配置、财务治理、财务治理结构等概念;初步提出了财务治理 (结构) 理论体系。但是国内理论界对财务治理内涵、财务治理体系等基本问题尚未达成共识;未能系统地阐述财务治理的理论基础;研究财务治理效率、财务治理评价等深层次问题的理论成果十分少见。通过文献综述并结合我们的理解, 可以发现, 财务治理产生的原因是公司财权契约不完备和代理问题的存在;财务治理的本质是剩余财权配置 (剩余财务索取权与剩余财务控制权配置) ;财务治理体系由财务治理环境、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和财务治理效率组成;财务治理效率则是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
参考文献
[1]钱颖一:《企业的治理结构改革和融资结构改革》, 《经济研究》1995年第1期。
[2]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孙永祥:《公司治理结构:理论与实证分析》,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衣龙新:《公司财务治理论》,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林钟高、王锴、章铁生:《财务治理:结构、机制与行为研究》, 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年版。
[6]黄菊波、杨小舟:《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财务治理相关问题的研究》, 《财政研究》2003年第2期。
[7]杨淑娥、金帆:《关于公司财务治理问题的思考》, 《会计研究》2002年第12期。
[8]油晓峰:《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治理研究》,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9]伍中信:《现代企业财务治理结构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10]Shleifer A, Vishiny R.A Surve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Journal of Finance, 1997.
[11]Blair M.Ownership and control:Rethink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Washington: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5.
我国地方环境污染治理效率研究 篇3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稳定快速发展, 并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 但与此同时, 经济发展付出了巨大的环境成本, 经济高速增长导致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使得我国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污染问题日益严重, 并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
本文试图从治理效率的角度探讨我国地方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由于向自然界排放各种污染物可以看成是经济增长的代价, 因此我们可以把污染排放与经济增长看成是投入和产出的关系, 即经济增长是产出、污染排放是投入 (或称环境成本) 。而所谓环境污染治理效率是指同样经济产出所付出最少环境成本的特性, 反映的是环境成本与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 相同经济产出所需污染排放越小, 则意味着治理效率越高。
从这一思路出发, 借助数据包络分析法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简称DEA) , 就可以评价我国地方环境污染的相对治理效率及其动态变化。由于DEA方法内生确定各个投入和产出的权重, 不需要指定投入和产出的具体函数关系, 排除了很多主观因素, 而且具有单位不变性的特点, 因此是评价多投入与多产出的同类决策单元 (Decision Making Units, 简称DMU) 生产效率的有效方法, 并得到广泛认可和实际应用。
本文以我国省级地区为研究对象, 试图解决两个问题:第一, 我国地方环境污染治理效率水平如何, 是否存在地区差异?第二, 我国地方环境污染治理效率动态变化如何, 是改善还是恶化?对这两个问题我们分别应用DEA方法得到的技术效率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 (Malmquist Productivity Index) 来分析。本文接下来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DEA方法作了简要介绍, 第三部分利用DEA方法对我国地方环境污染的相对治理效率及其动态变化进行了评价与分析, 最后是结论。
2 基于DEA的技术效率和Malmquist生产率
2.1 基于DEA的技术效率
DEA方法的基本原理是通过线性规划求解出最优生产前沿面, 并把每一个DMU的生产可能性集同这个最优前沿面相比较, 从而得到各个DMU相对效率的测度。通常, DEA方法可基于投入亦可基于产出来计算, 前者评价的是为了得到相同的产出所需要投入的多寡, 后者评价的是相同的投入可能得到的产出大小, 但本质上两者并没有区别。
本文以基于投入角度的DEA方法进行地方环境污染治理效率评价, 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 基于投入角度的DEA技术效率即为求解如下形式的线性规划 (Charnes et al., 1978) :
式中, x为投入, y为产出, z为权重, N、M和K分别表示投入变量、产出变量和DMU的个数, Fi为第i个DMU的技术效率。显然, Fi的取值为不大于1的正数, 等于1说明该DMU处于最优生产前沿面, 其生产为DEA有效, 小于1说明该DMU处于最优生产前沿面之内, 其生产为DEA非效率, 取值越大说明DMU的技术效率越高。
2.2 Malmquist生产率
我们对地方环境污染的跨期治理效率表现有兴趣。但基于DEA方法得到的技术效率是静态值, 其跨期比较只能比较不同时期各个地方效率表现相对于最优DMU表现的差距, 换言之, 由于不同时期DMU的最优生产前沿面可能发生移动, 因此我们无法用DEA效率对DMU跨期效率表现进行分析。为此, 我们需要采用Färe et al. (1994) 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Malmquist生产率指数亦以DEA模型为基础, 但辅助于距离函数的概念, 可以用来评估DMU跨期效率变动。
基于投入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Mi (xt+1, yt+1;
其中, (xt, yt) 和D
显然, 当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大于1时, 表示该DMU从第t期到第t+1期生产率改善, 小于1则说明该DMU的效率在衰退或恶化。
3 地方环境污染的治理效率及其动态变化
3.1 样本选择、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1) 样本选择
本文选择我国省级地区为DMU, 由于数据取得的原因, 本文未包括港澳台和西藏, 由于重庆在1997年升任直辖市, 为了保持数据的连续性, 本文将1997年后的四川和重庆合并, 这样本文分析的对象一共是我国29个省级地区。分析的时间段为1992年至2007年。
(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如前所述, 在地方经济增长和污染排放之间, 我们把污染排放看成是地方经济产出所付出的环境成本。地方经济产出我们用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GDP表示, 以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而为了更全面反映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 环境成本我们选择了6个污染排放指标来表示:工业废水、工业废气、二氧化硫、烟尘、粉尘和化学需氧量①。所有数据都来自于相应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年鉴》。
(3) 变量的相关性与简单描述
投入变量和产出变量之间的相系关系以及简单描述统计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 所有投入变量与产出变量之间都是显著的正相关, 符合DEA模型的单调性假设。同时可以看到, 样本研究期间的GDP平均为1814亿元, 工业废水排放平均为74307万吨, 工业废气排放平均为5947万吨, 二氧化硫排放平均为56亿立方米, 烟尘排放平均为29.9万吨, 粉尘排放平均为27.7万吨, 化学需氧量排放平均为216203吨。
注:所有相关系数均满足1%显著程度的双尾t检验。
3.2 地方环境污染治理效率
(1) 总体效率表现
运用OnFront软件包, 可以求得基于投入的规模报酬不变假设下地方环境污染治理效率。我们将全国以及东部、中部与西部三大经济地带的平均效率得分整理如图1所示②。从图1可以看出, 总体上我国地方环境污染治理效率是不断“下降”的③, 而且这一“下降”趋势直到2005年才得到一定缓解, 但最近5年的总体平均效率均不到0.5, 效率之低下令人异常担忧。从三大经济地带来看, 东部地区的环境污染治理效率明显好于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 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 西部地区效率要好于中部地区, 但从90年代后期开始, 中部地区效率逐渐好于西部地区, 而且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差距有越来越大的趋势。以上结果说明, 第一, 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以重大的环境成本为代价换取的, 而且地方环境污染治理效率在样本研究期间总体来看是不断趋于发散而不是收敛的趋势, 地方差距也越来越大, 但值得庆幸的是, 我国最近几年开始实施的“节能减排”政策取得初步成效, 环境污染治理效率有开始好转的迹象。第二, 说明我国地方环境污染治理效率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 虽然东部地区绝对污染排放比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更多, 但从相对效率表现来看, 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为经济发展所付出的相对环境成本更大,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是以环境为代价来追赶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 西部地区尤其如此。
(2) 省市效率差异
作为代表, 我们把1992年、1995年、2000年、2005年和2007年的29个省级地区环境污染治理效率得分整理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 我国地方环境污染治理效率表现相对最好的是北京与上海, 在所有年份中都处在最优生产前沿面;其次是天津、广东、海南等地区, 每年都位居前列;而表现最差的是山西、宁夏、广西、甘肃、辽宁等地区, 几乎每年都是排名位于倒数之列。1992年共有10个省级地区表现最好, 处于最优生产前沿面, 总体平均效率为0.79, 但到2007年, 只有北京、上海和广东3个省市处于最优生产前沿面, 总体平均效率只有0.45, 这说明在1992年至2007年期间, 我国不同地方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很大差异, 地区异质性特点很明显。
为便于对地方环境污染治理效率进行比较, 以进一步了解环境污染治理效率的地区差异, 我们对29个省市区的环境污染治理效率进行了排序, 代表性年份的排序结果一并列于表2。从中可以看出, 在样本期间相对位置下降最大的是青海、新疆、山东、河北、内蒙古等地, 相对位置上升最为明显的是湖南、江西、吉林、安徽等地, 其他地方的相对位置变化不大。上述结果充分说明, 地方政府在对待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态度和政策上存在非常大的差异, 部分省市为了发展经济而严重忽视环境保护, 但也有部分省市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实现了相对的和谐共同发展。
我们另外还绘出了环境污染治理效率1992年和2007年的Salter曲线, 具体如图2所示, 要注意的是横坐标的地区顺序是根据1992年效率值从低到高进行排序而来的。从图2可发现, 1992年的曲线几乎处处高于2007年, 这进一步说明我国地方环境污染治理效率整体趋于发散趋势, 地方效率差距在扩大。同时可以看出, 1992年高效率区域的地区到2007年“倒退”趋势出现的频率更高, 而低效率区域的地区到2007年并未呈现出明显的“赶超”趋势, 这也进一步说明我国经济增长是以巨大的环境代价换取的。
3.3 地方环境污染治理效率的动态变化
根据DEA方法, 不同年度之间地方环境污染的治理效率缺乏有说服力的可比性, 为进一步分析治理效率的跨期变化, 接下来我们对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进行核算。我们首先以上一年为核算基期, 核算了29个省级地区环境污染治理效率每年的动态变化, 作为代表, 我们把1993年、1995年、2000年、2005年和2007年的结果整理如表3所示。同时, 我们以1992年为基期, 核算了29个省级地区各个年份相对于1992年的环境污染治理效率累积进步情况, 代表性年份的结果一并列于表3。
我们重点关注的是1992年至2007年期间的累积效率变化, 结果列于表3最后一列, 并整理如图3所示。从中可以发现:第一, 除广西、青海、宁夏三个地方以外, 我国各省市环境污染的治理效率在1992年至2007年期间基本都得到明显改善,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总体平均值达到2.51, 上升了约150%;第二, 地区之间效率变化的差异非常大, 进步最大的是北京、上海和天津这三个直辖市, 其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分别达到11.02、9.57和4.05, 而最小的是广西、青海和宁夏, 其治理效率甚至在衰退,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分别只有0.82、0.86和0.92, 这说明这三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高污染产业发展;第三, 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平均值分别为3.69、2.10和1.54, 表明东部地区的效率改善明显好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而这有可能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有关;第四, 结合1992年至1995年期间、1992年至2000年期间、1992年至2005年期间的三大经济地带环境污染治理效率累积变化结果, 可以看出三大地区效率差距扩大有加速发展的趋势。
资料来源:作者核算。
4 结论
本文从治理效率这一新的视角探讨了我国地方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利用DEA方法, 本文首先在基于规模报酬不变假设下对我国29个省级地区1992年至2007年的环境污染治理效率进行了评价, 然后进一步计算了这一期间治理效率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 以分析地方环境污染治理效率的跨期动态变化。综合起来, 本文得到以下结论:
(1) 我国地方环境污染治理效率在总体上表现很不乐观, 最近几年的效率平均值不到0.5, 而且在1992年至2007年之间, 总体效率明显趋于“下降”, 直到2005年才开始得到一定缓解。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地方经济增长是以巨大的环境污染作为代价换取的, 进入21世纪以来甚至可以说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 另一方面则说明我国地方环境污染治理效率呈现出明显的扩散而不是收敛趋势。但所幸的是, 我国政府及时认识到这一点, 最近几年实施的节能减排政策已取得初步成效, 地方环境污染治理效率的“恶化”得到一定遏制。
(2) 我国地方环境污染治理效率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 总体上东部地区好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目前表现为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从各个省市的相对效率表现来看, 相对表现最好的是北京与上海, 而表现最差的是山西、宁夏、广西、甘肃、辽宁等地。部分省市在发展地方经济的同时, 严重忽视环境保护, 导致环境污染治理效率的相对位次严重下降, 但也有部分省市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实现了相对的和谐共同发展, 环境污染治理效率一直表现相对最优, 或者实现治理效率相对位次的大幅上升。
(3) 我国各省市环境污染的治理效率在1992年至2007年期间基本都得到一定改善, 总体上东部地区的效率改善好于中西部地区, 但地区之间污染治理效率动态变化差异很大。其中, 效率改善最为明显的是北京、上海与天津这三个直辖市, 而广西、青海与宁夏这三个地方的效率甚至表现为令人吃惊的衰退。这进一步说明不同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的态度与政策是存在很大差异的。
本文研究成果的政策启示是, 首先我国应继续坚定实施“节能减排”的政策, 防止自然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其次应将环境保护纳入到对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当中, 防止地方政府为发展本土经济而忽视环境污染。第三在产业转移上应防止高污染产业的区域转移。第四应特别重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摘要：运用DEA方法, 核算了我国29个省级地区1992至2007年期间的环境污染治理效率及其动态变化。结果发现, 我国地方环境污染治理效率表现为发散趋势, 当前效率水平低下, 但总体上存在明显的效率改善, 节能减排政策亦取得初步成效。同时发现, 我国地方环境污染治理效率及其动态变化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 总体上表现为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
关键词：环境污染,经济增长,技术效率,数据包络分析
参考文献
[1]BANKER R D, ACHARNES, WWCOOPER.Some models for es-timation technical and scale inefficiencies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J].Management Science, 1984, 30:1078-1092.
[2]CHARNES A, W W COOPER, E RHOODES.Measuring the effi-ciency of decision making units[J].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Research, 1978 (2) :429-444.
[3]FARREL MJ.The measurement of productive efficiency[J].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Series A) , 1957, 120:253-290.
[4]包群, 彭水军.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基于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估计[J].世界经济, 2006 (11) .
[5]魏权龄:数据包络分析 (DEA) [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4.
股权多元化与公司治理效率 篇4
一、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效率
1、国内外典型股权结构及其比较
所谓股权结构是指股份制企业中不同性质股权的数量、所占比例及相互关系, 包括股东属性、控股权归属、股权比例分布、股权流动性状况以及股东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内容。按照股权集中度的不同可将股权结构分为高度集中型、过度分散型和适度分散型;按照控股主体的不同可分为国家控股型、法人控股型和家族或个人控股型。这些各异的股权结构的形成存在着诸多原因, 一国经济发展水平、法律制度、企业组织结构、历史政治因素等是影响股权结构的制约因素。比如法律因素, 英美法系下金融监管严厉, 对于投资者法律保护相对健全, 国家立法限制商业银行持股以及设定个人持股限制反对垄断, 从而使得英美国家股份制企业持股分散, 呈现分散型的特点;相反日德等国对于金融机构持股和股东持股没有严格比例限制, 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相对集中的股权结构。东南亚国家股权结构则较多受历史因素的影响, 多呈现“金字塔”式。对于我国而言, 股权结构一定程度上受政治历史因素的影响。
以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例, 股份公司股权结构非常复杂, 股票种类繁多。按照上市区域可以划分为A股B股和H股, 三种股票可以各自在相应的股票市场流通, 但是由于股票流通的市场彼此分割, 却有着各自不同的市场价格;按照产权主体可以分为国家股、法人股、社会公众股、内部职工股等。这种复杂情况来源于我国特殊的政治历史因素, 从整体上看, 主要呈现如下特征: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过度集中, 并且大股东之间存在较大的持股比例差异, 即呈现“一股独大”现象, 我国股权结构中存在着股权不平等的现象, 我国上市公司中的国家股和法人股大多是在公司改制时按照净资产折价而来, 社会公众股则是在证券市场溢价发行定价得来, 两种产权不同的股份体现着价格差异。另外, 在进行股权分置改革之前, 我国股权结构还存在流动性差等问题。
2、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效率
国际学术界对于股权结构与企业业绩、企业价值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相关关系方面并无明确一致的实证结果。国内研究结论倾向于认为国有股集中对于企业价值会产生负面影响, 法人股多元化则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和经营业绩。Berle和Means (1933) 认为股权分散导致的代理问题是公司治理的核心。Jensen (1989) 认为股权结构过于分散会导致公司治理系统失效, 产生管理层内部人控制问题。许小年 (1997) 通过对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关系进行研究, 得出国家股比重越高的上市公司效益越差, 法人股比重越高的公司效益越好的结论。朱武祥则认为“仅仅简单得从股权结构角度考察公司治理质量并不可靠, 股权结构与企业经营业绩和价值的关系即使统计上显著也难以简单推出多元化的法人股权结构的政策倾向”。
二、不同股权结构及其相应的公司治理模式比较
1、英美国家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模式
英美国家股权结构普遍具有分散性, 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持有绝大部分股份, 在这种高度分散化的股权结构下, “搭便车”的心理使得中小股东较少的参与公司内部治理。而且英美国家资本市场起步早发展较为完善, 也使得英美国家公司内部治理弱化, 以市场为基础的外部治理机制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公司治理组织结构采用单层治理模式, 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层共同组成相互制衡的权利机构。相对弱化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以激励机制为主, 内部监督机制为辅。为了尽量减少股东与经理人员的利益冲突, 公司采用各种管理者激励计划, 促使经理人员努力为股东创造价值。公司外部治理机制主要包括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公司控制权市场以及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约束等。英美有着发达完善的经理人市场, 公司可以在该市场寻找自己适合的高级管理人员, 而且人力资本的风险具有不可分散性, 相对于股东, 管理者属于风险规避者, 因此这也形成了对于管理者的约束。英美还拥有活跃的控制权市场, 公司业绩不佳、股价较低时, 常常会面临被竞争对手收购的威胁, 为了避免失业, 他们会努力工作避免公司被兼并收购。这些外部治理机制的有效运营, 保证了股权高度分散的英美公司治理有效运作, 不仅较好地保护了广大投资者的权益, 也提高了公司价值。这就是以英美为代表的股权高度分散下的治理模式。
2、日德国家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模式
与英美不同, 日德两国公司的股权结构是相对集中的股权结构, 而且交叉持股现象普遍。主银行制度下, 日本的银行成为主要股东并拥有控制权, 它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债权人, 实质是公司的核心股东。法人相互持股是日本股权结构的另一重要特征, 公司法人之间相互持股形成一种不轻易出让股权的稳定形式, 破坏了股票市场的流通性, 因此日本不存在有效的控制权市场。德国则是双层董事制度, 即监事董事会和经理董事会。监事董事会相当于英美国家的监事会, 经理董事会对其负责, 负责企业的日常经营与发展。德国公司治理模式的另一重要特点是职工参与, 这种职工参与制对公司经营者起到了一定的监督约束作用, 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层级治理中出现的代理问题。不同于英美发达的外部治理, 德国集中而稳定的股权结构同样造成了德国股票市场不发达, 难以通过股票市场价格机制和控制权市场对公司经营者进行有效的监督约束, 这一点与日本情况相同。
综上所述, 股权高度分散、证券市场高度发达、投资者法律保护健全的美国, 形成了外部治理机制为主的公司治理模式, 因为前述因素弥补了高度分散化股权结构带来的内部治理的不足。日德的以企业法人和银行治理为主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 与其集中的股权模式和高度发达的银行融资体制相适应, 同时弥补了外部市场治理机制的不足。因此,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一定的公司治理模式是与其股权结构、外部证券市场等内外部环境相辅相成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定义哪一种治理模式是最有效的, 我国也无法套用任何一种定式作为自己的公司治理模式, 因为我国国情不同于上述任何国家。
三、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效率与股权多元化关系分析
朱武祥主张股权多元化者假设多元化股权能够形成股东民主主义, 有助于对公司管理层和大股东进行制衡, 减少和防止管理层浪费自由现金流的管理决策行为。但是这种假设显然不能在各种情况下成立。就像寻找最优资本结构一样, 实践中没有最佳股权结构的定式, 而且股权多元化还可能使得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激化。我国股权结构的确存在弊端, 一定程度影响了我国上市公司公司治理效率。但是一味强调股权分散化多元化, 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因为影响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效率的因素众多。英美股权高度分散, 但是欧美拥有强有力的外部治理机制, 起步早、高度发达的证券市场, 完善的经理人市场, 活跃的控制权市场, 从而弥补了相对弱化的内部治理机制, 解决了股权高度分散带来的内部控制人问题。这些都是我国尚不具备的条件, 我国对于投资人法律保护不健全, 外部治理亟待发展完善, 因此股权分散后带来的内部人控制 (事实上已经存在) 、经理人员与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将会引发新矛盾。
股权分散会引发内部人控制问题, 那么在投资者保护不力的情况下, 股权集中似乎是一种有效的保护投资者的替代机制, 但是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的主要是“一股独大”导致的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例如控股股东利用信息和决策优势, 选择有利于自身的股利分配政策。1990年深交所成立以来,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支付经历了由高支付率到低支付率, 再到高支付率的变化。控股股东具有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强烈动机和能力, 那么缓解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代理冲突便成为我国改善公司治理的关键。
“一股独大”或者股权高度集中的治理模式和股权分散都有一定的弊端, 都会造成公司治理效率不佳, 都可能损害外部投资者的利益。“一股独大”并不是我国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公司治理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政府作为国家代理持股现象在欧亚都普遍存在, 并非中国特有。“所有者缺位”称为“所有者行为存在障碍”更为合适 (郎咸平) 。民营化和股权分散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而且股权分散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 随着控制权市场和并购市场的发展, 股权又将会出现集中趋势。
四、相关政策性建议
首先, 应根据我国目前股权结构的普遍特点, 强调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对于国家和人民的信托责任。我们过多强调激励的刺激作用, 企图通过有效的激励措施促使管理者与所有者利益趋同, 却忽视了管理者作为受托者应尽的责任。因此, 经理人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受托责任至关重要。另外, 加强监管、增强信息披露也会形成对于管理者的约束, 进一步规范他们的行为。同时, 我国亟待建设一个如欧美一样发达完善的经理人市场和控制权市场, 因为这两个市场会增加经理人员违规成本, 形成“真实的威胁”。
其次, 要提高上市公司公司治理评价机制, 并将其与证券市场变现相联系。公司治理绩效是指公司治理的业绩和效率, 它反映公司治理的效果, 目前实务界主要使用某些关键财务指标加以反映。例如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主营业务资产收益率、托宾Q比率 (权益市场价值+债务账面价值/总资产账面价值) 等指标比率。显然这是一些会计指标, 人为改变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就会影响会计数字, 从而无法完全真实公允反映公司的业绩, 影响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判断;同样, 当这些会计业绩指标与管理人员薪酬相联系时, 就可能会出现报表粉饰甚至于财务欺诈的情况。可见, 引入一套系统有效评价上市公司治理效率是十分必要的。南开大学提出了公司治理计分卡 (CGSCnk) , 这一种应用性的公司治理评价诊断工具, 主要从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成本、治理绩效、控股股东行为和利益相关者等维度来评价公司治理状况。CGSCnk可以视为治理层面的绩效评价系统, 实现公司治理过程性指标和结果性指标的结合, 上市公司治理效率成为“可视化”的信息语言, 信息使用者也可以直观地使用该指数评价上市公司治理效率的高低。这样, 一直与上市公司治理效率脱节的股票市场就可以从股价的变现反映上市公司公司治理的努力。
参考文献
[1]王雷:股权结构对我国上市公司价值的影响—基于股权分置改革背景下的研究[D].南京理工大学, 2006.
[2]管加强:论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后的公司治理[D].山东大学, 2006.
[3]李德文:中国上市公司治理中的股东权配置研究[D].湖南大学, 2006.
网络治理效率 篇5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 我国的经济责任审计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 但是同时存在着许多新的挑战。我国的经济责任审计理论过于陈旧没有跟上发展的潮流, 导致了当前我国的经济责任审计的实施程度并不高, 这就给我国相关部门提出的要求, 要尽快找到适合我国经济责任审计特点的理论。
1.1 对于我国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开展创新有推动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政策的逐渐完善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拓展了我国经济责任内涵, 这就产生了经济责任审计并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因此, 加大对经济责任审计各个方面的研究找出适应我国国情的经济审计工作开展制度和提升对其治理效率的方法, 这对我国经济审计的发展和政府、公司相应管理机制的发展、拓展都起到了促进作用。我国的经济责任审计在审计对象、审计的目标、实施方法等方面和其他类型的审计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对于我国经济责任审计的研究会促使新的富有创新的审计理论的出台。
1.2 对于我国要制定出管理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制度政策时打好基础, 以此从各方面来提升审计工作效率
在研究经济责任审计运行机制及其治理效率时应当采用实证研究的方式, 以此来对政府和公司相应的治理效率进行研究和对比, 这样的研究对比对于我国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实施中的问题发现减少了难度, 而且还能针对发现的问题制定出相关的政策制度、并对已有的政策制度进行修改完善, 从而使经济审计工作的治理效率得到提高。
2. 我国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开展中出现的问题
2.1 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缺乏独立性
我国的经济审计工作是要通过国家审计机关工作人员进行审计, 然后在逐级下发经济审计的结果给其他部门, 这就反映出来我国的经济审计单位是由政府全权管理的, 这就使得审计部门不能成为单独的机构, 使得经济审计工作的开展得到了很大的局限性也增大了审计工作的难度, 使得其繁琐化, 这都是不利于审计工作发展的。
2.2 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并不规范
我国对于经济责任审计的法律政策制度并不够完善, 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并指出经济审计的过程、方法、理论指导、审计对象与审计目的等, 因此造成了我国不同的地区所关于经济审计的每个程序都存在着大小不一的差异。对于经济审计的内容更是有很大的区别, 这就使得每个地方的经济审计结果都不同, 这就不利于我国总体的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开展, 使得国家对于经济审计信息的统计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
2.3 我国缺少从事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人才
当前我国经济责任审计的工作发展的速度慢慢减慢, 并且在审计方面的工作花的时间愈来愈多, 这些现象状况都反映出了我国从事经济责任审计的人员的数量并不多, 我国很缺少审计方面的人才, 这样的状况都是由于我国对与经济审计人员的培养不足造成的, 使得我国缺少很多专业能力知识掌握熟练和经济审计工作管理能力突出的人才。人才的缺少使得经济责任审计的工作开展得到了限制。
3. 我国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相应的治理方法
3.1 我国的经济责任审计机制需要完善
我国的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领导机制应该要得到完善, 想要对审计工作的办公室工作整个过程进行完善, 就要使得工作地点和领导组织各个机构得到充分的构建, 并且在领导层面要定期定时地进行工作汇报、任务布置、工作敦促检查等工作, 要将经济审计工作的管理机制落实, 要为我国经济审计工作建立科学的管理基础。
还要加强领导层与各个分部门工作人员的交流合作, 即进行及时的工作状况交流、工作之间的协调配合、审计结果的互相交流意见、对于审计工作计划制定的讨论等, 这样子就能使得各个层面的联动机制得到完善。
其次, 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机制完善过程中, 还要落实我国要求的监管机制和权责对等原则, 要对领导层各个方面进行的分析探讨, 以此来完善经济责任审计中审计结果、审计责任追究、审计工作计划调整等的运用。
最后, 要完善我国不同地方的、不同经济审计部门对于审计结果的标准和对审计结果评判体系, 因此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和各地区各部门实际情况设定相应的经济责任审计结果的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 以此提升经济责任审计的科学性。
3.2 我国需要重视从事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人员的全面素质培养
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能否正常顺利地进行的基础就在于从事此工作的人员的全面素质是否过硬。因此我国的经济审计工作相关部门、公司都应该对于审计人员的考核培养制度进行完善, 要重视人才的选拔培养, 在部门中设立竞争思维, 以此来促进工作人员自身的学习态度, 激励工作人员对于工作能力学习的态度, 主动积极地提升自身素质。还应该积极组织工作人员培训活动, 并采用丰富新颖的培训活动提升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 增加了工作人员的兴趣, 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结语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机制没有跟上发展的潮流, 导致了当前我国的经济责任审计的实施程度并不高, 而且我国现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进行并不顺利, 这样的情况就显示出了现在从事审计工作人才不多, 这就是现在很多审计人员的专业知识结构和管理能力不足所造成的。通过这些对经济责任审计一系列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 想要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 经济的审计工作能否顺利进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我国的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机制的完善是目前最需要解决的。
摘要：每一个实践过程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实践就是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想要通过实践来达到目标效果就需要有一套完备的实践工作制度。因此, 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开展就需要一套完备的工作制度才能使得我国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达到预定的目标。而这一套完备的审计工作制度就是指在进行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前, 我们就要考虑到对能够影响到工作开展的因素进行分析, 分析出这些因素对于工作产生的影响程度、影响工作的方式以及因素产生的原理, 以此做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保证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本文就是对经济责任审计的运行机制及其治理效率做出探讨。
网络治理效率 篇6
一、经济责任审计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
1.立法层次较低。在我国关于经济责任审计的法律法规, 主要有《县以下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五部委关于进一步做好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意见》、《审计署关于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的实施细则》等, 但这些法律法规的立法层次都不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还没有具体的关于经济责任审计的内容, 其他有关经济审计工作程序、审计技术方法、审计报告等的规定也不全面。由于我国的经济责任审计的立法层次不高, 因此, 我国经济责任审计机制在运行的过程中, 很难发挥到最大的功效。
2.独立性严重缺失。在我国, 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是由国家审计机关公务员实行, 并将审计结构报告给各级部门, 没有独立履行审计工作。这主要是由于审计机关隶属于政府, 并不是独立的机构。因此, 审计的最终结果多少受到地方的影响, 不利于审计结果的准确性和真实性, 从而影响经济责任的评价效果。
3.审计标准不规范。在我国各个地方的关于审计的各项法规文件存在不一致, 比如审计的概念、目标、对象、方法、程序等存在差异。审计的标准、内容存在差异也就导致审计的结果存在差异, 不利于国家对审计信息的掌握。
4.执业人员素质偏低。近年来, 我国经济责任审计任务繁重, 呈现出审计人员严重不足的现象, 主要因为许多的审计人员专业结构、知识结构和管理能力与审计要求不符合。这也严重制约了经济责任审计机制的效果发挥。
5.事后处理难。部分审计部门和审计人员对审计结果不重视, 导致审计中不合理的结果处理不及时, 致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
二、经济责任审计运行机制治理举措
1.加快法制化建设进程, 建立合理可行的审计规范体系。 (1) 制定标准化的审计规范体系。主要是对审计目的、审计范围、审计内容、审计方法、审计程序等制定出标准的、清晰的、科学的定义。比如说, 在审计目的方面, 明确其是在于评价离任人员受托公共经济责任的效果;审计的内容方面, 以单位财务审计为基础, 重点在一些重大的经济行为、重大资金流向的监控情况上。
(2) 明确经济责任审计的评价重点。审计评价时以客观事实为依据, 立足财务审计的经济效益审计, 坚持定时定量定性地考核。另外在考核中要抓住重点, 从实际出发公正地评判。
(3) 建立经济责任交叉和联合审计制度。经济责任审计涉及的面广, 审计过程复杂, 因此必须理清审计的思路。各部门间实行分工合作, 各司其责的同时加强合作交流, 遇到问题时应以及时解决问题为第一要务, 相互协作。
2.实施人力资源开发战略, 培养高素质的审计专门人才。 (1) 要深化人事制度改革, 建立科学规范的用人制度。首先, 建立健全审计人员的考核制度, 加强人才的选拔力度, 增加竞争性;其次, 加强日常和年度考核, 激励审计人员自主学习, 紧跟时代的脚步;另外, 结合审计职业化管理的标准, 健全各种考核制度。
(2) 要大力加强培训工作, 提高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首先, 要鼓励审计人员提高自身素质;其次, 要安排和组织审计人员及时参与培训;另外, 对审计人员培训的形式要多样化, 提高审计人员的兴趣和积极性。
3.客观和公正使用审计成果, 努力提高经济责任审计的功效。 (1) 严格处理程序, 确保审计功效。经济责任审计的结构, 决定经济责任审计的效果。经济责任审计结果, 要及时向各部门反映, 及时作出分析和总结, 从而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问题, 充分发挥审计工作的预防性和警示性作用。
(2) 公示审计结果, 注重处理效果。加强对审计结果处理的监督, 强化审计成果的时效性, 深入分析审查结果并且将之公示, 才能将审计的作用和功效发挥出来。
(3) 强化宣传与教育, 重视示范效应。加强关于审计工作的一些宣传, 让更多的人明确审计工作的内容、程序等等, 另外还要对审计工作的重要性做宣传, 这样才能引起审计人员和社会大众对审计工作的重视, 为审计工作的开展, 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
三、经济责任审计运行机制治理意义
1.有利于客观评价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履行情况。建立健全经济责任审计机制, 重视审计人员的考核与评价, 有利于增强审计人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从而依法办事, 保证审计人员按法律法规开展审计工作, 保证审计结果的准确性和真实性, 从而保证政府及时掌握我国经济的发展状况。
2.有利于完善干部激励与约束机制, 正确评价和选聘干部。其一, 明确了审计人员的责任和义务, 对审计人员的行为有了规范和约束, 从而促进审计工作的正常有序地开展;其二, 可以了解审计工作开展的状况, 对审计工作作出有效性地评价, 做到奖惩有度。这对审计人员来说既有了行为的约束, 同时又有了做好审计工作的动力。总之, 能够为审计人员提供参照的规章制度, 可以有序地开展工作。
3.有利于促进干部勤政廉洁, 规范干部行为。经济责任审查, 是对一些经济利益和财务管理进行审查, 这不仅可以发现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还可以发现其间存在的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在处理审查结果时, 不仅对经济问题进行处理, 还要对作风问题进行审查。这样做一定程度上威慑了领导干部, 增强了干部的责任心。因此, 经济责任审计机制有利于促进干部勤政廉洁和规范干部行为, 有利于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四、结语
网络治理效率 篇7
我国资本市场在历经近20年的发展后, 逐步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的进程。然而上市公司由于其历史渊源性所具有的股权过度集中和“一股独大”的现象仍然成为公司股权结构的主流现状。高集中度股权固然能够赋予大股东有效的决策权和监督权, 并减少了委托——代理的风险。然而, 由此所带来的控股股东侵害中小股东现象, 以及“大股东机会主义”行为, 也成为市场广泛关注的热点。因此, 要想改善公司治理环境, 就要寻求一种合理的股权制衡结构来优化公司的产权结构。股权制衡模式的引用在对抑制公司内部人掠夺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它是一种通过各大股东的内部利益牵制, 达到互相监督、抑制内部人掠夺的股权安排模式。
(一) 国外研究
关于股权制衡与上市公司治理关系, 国外学者也进行过研究。Pagano and Roel (1998) 和Volpin (2002) 研究了多个大股东的存在对于抑制资产掏空等掠夺行为的作用, 他们认为, 多个大股东的存在可以起到相互监督的作用, 从而可以有效地限制大股东的掠夺行为, 可以提高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Gomes (2001) 指出, 当公司有超额现金流量可以进行过度投资并且资本成本又很高时, 股权制衡有利于公司治理效率的提高。但是, 当公司面临着较好的投资机会并且管理者又能较好的进行决策时, 股权制衡未必是很好的制约机制。
(二) 国内研究
我国学者结合我国市场的特征进行过尝试性研究, 实证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其一, 股权制衡机制有助于公司治理效率的提高, 徐莉萍、辛宇等 (2006) 选取了1999年~2003年间的样本公司, 并采用组间比较、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研究公司治理机制中股权结构的作用。他们认为, 控股股东之所以产生不利于公司治理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是因为他们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而建立持股比例相当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大股东互相牵制、互相监督的制衡机制可以约束“一股独大”的低效行为, 从而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其二, 股权制衡未必有利于公司治理效率的提高, 杜莹、刘立国 (2002) 通过回归模型的建立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发现, 不同性质的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效率之间的关系也是不相同的:国家股比例与公司治理效率是负相关的, 法人股比例与公司治理效率是显著正相关的, 流通股比例与公司治理效率不存在显著相关性。此外, 朱红军、汪辉 (2004) 通过研究宏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之争的案例, 认为在我国现有的制度背景下, 缺乏严格的法律监督机制和投资者保护机制的民营企业采用股权制衡的治理机制无法发挥应有的效果。
国外资本市场发展比较成熟, 关于股权制衡结构的积极影响的结论也较为一致。而我国不同学者得出的研究结论为何不同;究竟什么样的股权结构才是有利于公司发展的制衡结构;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制衡机制在公司治理层面上又面临着怎样的困境。本文试通过上市公司股权制衡现状的分析, 探讨完善公司治理的政策建议。
二、上市公司股权制衡的缺陷制约了公司治理效率
公司股权制衡治理模式主要是通过股东之间一系列相互制约、相互牵制的制度性约束来实现的, 主要实现途径包括公司控制权竞争、股东对公司决策的相互制衡, 以及公司主要股东的股权属性等方面。股权制衡机制的形成无疑有利于公司的决策效率的提升。而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无法实现有效的股东牵制, 尽管在股权分置改革后, 理论上来说, 股票的流动性增强利于股权的分散化, 但大股东特别是国家股的减持还是存在一定的制度障碍, 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因此而解决, “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仍然存续于市场中, 股权制衡模式仍囿于市场环境制约了公司治理效率。
(一) 股改后国有股的持股结构和流通性能仍待改善
经过股权分置改革之后, 国有上市公司基本上实现了股权全流通。但是, 国有股获得流通的权利并不意味着大股东会减持国有股, 更不意味着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问题会自然而然地解决。到目前为止, 国有资产非但没有通过上市流通实现从竞争性领域退出, 反而通过发行上市和再融资控制了更多的资产, 市场接管机制受到抑制。这与我国“十五大”制订的“国有资产战略性重组”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此外, 虽然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逐步完成, 国有股的比例不断降低, 法人、机构投资者以及境外投资者持股比例不断提高, 最终将形成多个大股东制衡的趋势, 但短期内国有股的“一股独大”的情况仍将普遍存在。
这种持股结构导致了一系列的公司治理问题:首先, 国有股的产权代表存在缺位现象, 使得国有股在产权上表现为“超弱控制”, 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对经营者的监督机制难以落实, 因而“内部人控制”现象非常明显。其次, 国有股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和法人股背景下的集团越权管理的弊病会凸显, 由此导致了“利益输送”和挖空上市公司资金的行为屡见不鲜。最后, 股权流通仍然存在一定的制度性障碍。虽然目前基本实现了股权全流通, 但是股票在市场上的流通仍然存在问题。因为这些股票数额巨大, 按照股改得平均支付对价10:3计算, 流通股在股权分置改革前约占33%, 股改后增加的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率大约为43%, 国家股及法人大股东占有的比率高达57%为绝对控股股东, 即使逐步减少,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依然是相对控股的大股东。
(二) 经理层的约束激励机制仍存在缺陷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对经理人员主要实行的是工资、奖金为主体的单一的薪酬制度。经理人员持股比例低使得以持股权为长期激励手段的股权激励机制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并没有完全形成, 从而导致了经理人员经营行为的短期化。同时, 目前的经理人激励机制并没有将经营风险和经理的工作绩效进行有效的结合, 因此经理层会缺乏为股东创造财富的动力, 甚至会通过经营决策权损害股东的利益, 并由此导致我国上市公司的经济效益大面积严重滑坡。
(三) 股本结构类型单一且创新性不足
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的前十大股东构成单一并且缺乏创新性。公司的股本结构大体上分为:国家股、法人股和社会公众股。其中, 国家股在大部分的上市公司持股比例中处于控股地位, 法人股持股比例居中, 社会公众股很少能在公司前十大股东中占有一定席位。股东会和董事会的“一个面孔”重复出现的现象经常发生, 经理人员的更换次数也很少。内部治理结构中, 以控股股东绝对持股, 各中小股东分散持股的现状依旧存在。
虽然随着近年来要求大力引进外来投资者的呼声越来越高, 但是以机构投资者主导的多元化投资体系并没有形成。在上市公司的前十大股东中,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仍然偏低, 并不能完全与控股股东进行非常有效地股权制衡。同时, 民间资本的引入力度不够, 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依旧处于搁置状态, 制衡的股权结构无法真正运用到公司股权优化方案中。
三、上市公司股权制衡机制完善对策
虽然引进股权制衡的股权优化结构已经成为业界人士在解决此类公司治理问题所共同指向的方式, 但是真正能形成有效制衡的上市公司并不多见。许多上市公司即是是拥有几个相对控股股东仍然存在着损害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发生。外部控制权市场上的自由竞争体制仍然受到阻碍, 外部机构投资者介入公司治理的有效性仍然备受质疑。那么, 什么样的股权制衡机制才有利于公司治理效率的提高呢, 针对这些问题, 本文提出了以下对策和建议:
(一) 正确引导国有资本, 鼓励民间资本投资
2010年5月, 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其中明确界定了政府投资的范围, 即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并表示对于可以实行市场化运作的基础设施、市政工程和其他公共服务领域, 应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国有资本要把投资重点放在不断加强和巩固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在一般竞争性领域, 要为民间资本营造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国退民进”的倡议在正确引导国有股减持的方向上给予了指引。多元化的投资渠道对于制衡制度的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首先, 在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中, 为了保护国有资产不流失, 适当的控股是必要的。对于这些行业, 政府在合法的保护中也应该强化其公司治理机制, 通过制度制衡的手段来规避各种“内部人控制”现象;其次, 应适当放开国有资本对公共服务业和市政工程的持股量。应在总量减持的同时, 可以采取存量优化的策略。如可以把国企委托给优秀的管理团队经营, 国有资本也可以参股业绩好的民企, 从而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 提高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最后, 应鼓励大股东适当的减持股份, 并优先转让给本公司的战略投资者, 如社保基金。在公司治理准则、上市首发、增发和配股过程提出股权制衡的指引, 引导上市公司中第一大股东降低持股比例, 从而解决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问题。
(二) 加强法律和市场约束, 发挥股权制衡优势
加强法律法规对公司股权结构的规范制度, 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章程等形式明确规定相互制衡股东之间的责、权、利和行动的程序。避免制衡股东之间的“内耗”, 从而充分发挥股权制衡的优势。首先, 要用法律手段规范证券市场的恶意侵害小股东的行为。对不正当竞争和恶意收购行为进行一定的规范和制止。《会计法》应规范管理层和经理人员的职业操作, 对违背市场秩序和公司管理制度的行为给予严格的惩罚措施。其次, 应加强公司中大股东减持行为的信息披露, 努力消除大股东的信息垄断和不良行为, 保证信息的公正、透明。同时应健全大股东减持的法律法规制度。如2007年6月1日深交所发布的《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指引》已经实施, 该指引规定控股股东、控制权在近期内出售时的数量、时间和原因等情况应予以公示和披露。但是, 对于规定以外的上市公司不需事前公告。因此, 在对于规定外的公司的法律规范上仍需要加强监管。最后, 要继续完善证券监管体系, 赋予证券交易所一定的审查和监督职能。健全交易机制与规则, 逐步解决上市公司股票全流通的制度障碍, 建立科学、合理的控制权转让体系, 实现“同股同价”。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 提升其对公司治理的制衡力。
(三)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形成有效制衡格局
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充分发挥股权制衡效用的前提条件。在内部治理中, 首先, 要形成具有实质制衡意义的董事会, 充分发挥监事会的监督和约束使命, 使其代表整个公司的利益, 并对经理层实施有效的监督与激励, 并促进公司价值的提升。其次, 股东之间的利益必须独立, 我国很多公司股权开放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满足公司设立或上市融资的法规需要, 股权结构的形成不是按照公司机制, 遵循市场化选择的结果, 而是带着个别股东的利益包装的结果, 发起人股东在吸引新的投资者的时候, 内心里希望的还是能够在实际上保持自己对公司的控制权, 会倾向于挑选能够与自己站在同一个战壕的同盟者, 使得大家联合起来的股权占到相对控股甚至绝对控股的地位, 剥夺其他股东与发起人股东形成制衡的机会, 所以保持股东间利益的独立性是维护良好内部治理效率的前提条件。最后, 应提倡股权激励机制, 增加员工持股比例, 使公司的投资主体多元化。
在外部治理中, 要充分发挥公司控制权市场的自身调节功能, 通过接管和收购等外部监控手段对经理层形成有效监控和激励。此外, 要加强外部投资者对公司治理的参与程度。例如, 要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 全方位引进基金、保险资金、证券公司和QFII等介入公司治理中, 鼓励机构投资者通过二级市场进入制衡大股东的行列, 并引导其对控股股东进行股权制衡和监督。通过资金雄厚、管理经验丰富的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公司大股东进行股权制衡, 并能通过积极的股东主义, “用手投票”的方式为公司治理效率的提高提供有力保障。
(四) 加强制度与内部控制制衡, 发挥多方位制衡力量
股权制衡的结构并不仅仅拘泥于持股比例的相互制约, 上市公司通过投资主体的多样性、公司制度的约束以及内部控制规范的运用都能起到有效制衡的作用。2010年12月1日, 《亚洲货币》杂志在其网站公布了其年度最佳公司治理票选结果。其中民生银行以最高票数成为本年度中国区最佳公司治理企业。民生银行自成立以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就不超过8%, 同时在前十大股东中, 各股东持股比例相对均衡, 不存在“内部控制人”的现象。因此, 相对分散的股权结构, 在一定程度也有利于实现大股东之间的相互制衡。多元化、清晰的股权结构和运行规范, 确保了所有股东享有平等的地位并能够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
事实上, 真正有效的相互制衡的股权结构, 并不是说高度集中或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就是不好的, 如果公司股东、董事会和管理层中有一批实事求是、高度自律、始终以企业利益为重、主动完善治理机制的人, 靠这些“人”的高觉悟弥补决策、监督、激励机制的不足, 每种治理结构都可以建设成好的治理机制。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