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

治理（共12篇）

治理 篇1

王英玮在2009年第3期《北京档案》撰文指出人事档案质量审核工作及人事档案清理工作的做法, 均属于事后治理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其效果是可以提高人事档案积累的数量和整体质量, 但是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事档案管理的整体制度水平, 即建立可以从根本上保证人事档案数量和质量的制度规范, 防止日后再一次的清理、审核。所以转变人事档案管理的“治理”思想, 变事后治理为制度治理和全程治理, 才能保证人事档案的齐全完整和质量优化。

第一, 整体设计规则。保证制度建设的体系性和有机关联性, 避免制度建设的零散性和矛盾性。

第二, 整体推进规则。人事档案管理工作制度体系一旦确立之后, 就应当采取整体推进的方式予以落实和实施。不能搞所谓“成熟一个, 推出一个, 落实一个”的亦步亦趋式的制度执行, 因为这样会造成执行者的困惑。由于新制度和旧制度 (未改变的传统制度) 在内容规定上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冲突和对立, 在旧的 (原有的) 制度未被废止之前, 新发布的制度很难达到预期制度治理的目标。所以, 坚持整体推进性, 为保证人事档案改革工作的正常进行, 是必须要予以遵守的一项基本行为和思想原则。

第三, 长期实践规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理论思想成果。在人事档案治理思想中, 我们也应该始终坚持这一重要指导思想, 根据人事档案信息发挥作用的规律性和特点, 以及国家和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 及时调整人事档案管理制度中的“不和谐”因素和规定事项, 保证人事档案作为社会人力资源管理重要信息资源的实现。

第四, 有效落实规则。对人事档案进行有效治理的思想观念、制度体系、保证措施的落实, 是衡量人事档案管理改革工作成效的重要尺度。没有落实, 好的观念和思想及合理化建议只是停留在“学术思想交流”层面, 而在国家的人事档案管理政策、立法和制度层面却毫无反映, 那么再好的“治理”思想和制度构想都只能成为泡影和空中楼阁, 无异于“画饼充饥”。

第五, 系统更新规则。对制度内容的调整或改革, 不可只针对其中的某一项制度搞“小型手术治疗”, 而应该充分注意到人事档案管理制度的整体性和相互关联性, 对制度的“诊断”和“治疗”均应全盘考虑, 作到整体更新, 以达到联动高效的制度建设目标。

治理 篇2

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发展(治理之道)

李曜坤 刘理晖

《 人民日报 》（2018年07月25日

07 版）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推进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内在要求。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长期以来，一些地方的基层社会治理主要以维护社会稳定为着力点，对行政手段的依赖比较多，基层社会治理的综合成本也比较高。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需要转变基层社会治理理念，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寓治理于服务之中，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实现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良性互动。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基层社会治理应准确把握和主动适应当前我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使政府从基层社会治理的单一主体转变为主导力量和兜底保障，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在党委领导下，政府的作用应更多体现在以改革激发社会活力、凭规划引导社会预期、用政策保障社会公平、靠监管规范社会秩序，实现从管治向服务转变。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充分发挥专业化社会组织、城乡社区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使各种社会主体广泛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中。探索构建由财政专项、政府采购、公益基金等构成的社会公共服务资金结构，为各类企业和社会组织进入城乡社区服务领域提供便利。

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科学设定基层社会治理的目标、范围和工作标准，遵循基层社会治理规律，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科学化水平，是新时代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科学确定城乡社区的规模和布局，摸清人、地、事、物等基层社会要素情况，按照便于治理和服务的原则进行综合治理服务平台和网格体系建设。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以网格化治理为依托，进行集成化、精准化、智能化治理。改革基层工作体系，健全因地治理、因需治理机制，优化服务流程，将行政管理、综治防控、监管执法、公共服务有机整合为“一张网”，不断完善基层社会治理运行机制。在总结现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加强顶层设计，健全基层网格化治理体系、执法监管体系、协商调解体系、效果评估体系，完善部门间职能协调、信息共享、标准共建等协同共治体制机制。

强化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保障。当前，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基层社会治理遇到不少新矛盾、新问题，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需要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执法规范建设，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这就需要在综治、信访、基层自治、社会组织发展等重点领域加快立法进程。一方面，推进基层社会治理范围及政府职能法定，明确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建立程序公开、标准公开、结果公开的行政执法行为规范。另一方面，加快基层社会治理重点领域的法律制度建设，根据新型社会组织、社区自治组织等的发展及时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同时，注重提升群众法治观念，保障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事务中依法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探究 篇3

关键词：高校；治理体系；治理能力

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中，知识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潮流，与之而来的，是对高等教育的重视。高校内部的教育管理制度成为了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对于管理制度的研究视角也是百花齐放。近几年来，从治理角度对高校内部体系和制度的研究成为一个新的切入点。谈到治理的角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两个必不可少的方面。

一、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内涵

治理，即管理的另一种状态，两者的区别在于，管理侧重对于制度、规则和条例被动的接受，而治理侧重对于这些规定的相互协调，依靠民主的手段来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高校的治理体系，是指教育管理制度等一系列的规范体系，例如国家发布的有关高等教育的法律法规、高校规范以及章程等制度性的文件；高校的治理能力，顧名思义，是指高校依据治理体系，进行治理的力度和有效性。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高等学校的体系中是不可分割、相互依靠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有机统一于高校的教育管理实践中。高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协调发展，不仅对于高校自身有着重要意义，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二、高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相互作用

（一）完善治理体系是基础：高校治理体系就像一座大楼的顶层设计，决定着这座建筑的整体架构，所以需要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完善高校治理体系，不仅仅需要依据高校的自身特点，更需要特别关注高校教育管理过程中的突出问题。现在的高校治理体系中，对于这些突出问题的关注还远远不够。这需要高校管理者和学者们，研究并完善制度设计，并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二）提升治理能力是根本：有一套完善的治理体系仅仅是为高校管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如何执行，如何在良好的体系下发挥作用，这就需要提升治理能力，两者良性互助，共同促进高校的发展。首先，不断优化高校的制度体系，制度是进行治理的前提和基础，合理的规章制度是治理进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次，促进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提高执行力。而执行力的核心是人，如何培养出一批品质优良，综合素质高的管理群体，成为高校培养人才的重中之重。当然，高校治理能力的提高，会进一步促进高校治理体系的优化与完善，形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三、高校治理体系完善与治理能力提升的措施

完善高校的治理系统、提高其治理能力，是实现高校自身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于改进的策略和措施，研究者们都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本文立足于高校自身的现状，从政府、社会和学校三方面提出一些建议和改进措施，旨在依托体系和能力的完美结合，实现高校的治理的良性循环。

（一）政府部门提供制度保障：（1）完善高校治理相关制度。教育从来不是孤立的，它不仅涉及到学校，同时也关系到社会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高等教育的质量决定着高校未来走向的同时，也影响着整个社会群体。在高校进行治理的过程中，政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高校固有的治理体系影响着治理的有效性，也是提升治理能力的前提。政府要在制度方面充分保障高校的权益，加大对高校的监管和惩治力度，对于不良竞争和不正之风及时惩戒。政府可以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和人员，对高校进行不定期检查，保障各高校的治理体系得到完善，并有效的实施。（2）优化高校管理层次和结构。政府在监管高校的同时，要注意监管力度。监管的重心在于监督，而管理则是高校依据自身实际，进行的自我完善。政府的职责在于为高校提供良好的制度支撑和保障，与此同时，政府要给予高校更多的自主权和决策权，减少因为干预过多而造成脱离实际等一系列的问题。高校自身也要制定合理的管理制度，增加对学术的投入，回归教育本质，做到合理、全面的治理。

（二）构建社会合作型治理模式：（1）增加社会对高校管理的参与性。高等教育是为社会培养出高素质的精英群体，其教育目的、教育计划的制定当然也要以社会需要为前提。高校应该与社会建立紧密联系，加强两者之间的交流和沟通。高校要积极响应社会需要，接受各团体的宝贵意见：同时社会要发挥作用，主动参与到高校中去。可以建立社会参与高校治理的监督体制，保障政府的政策和社会资助对于高校发展取得实际效果，消除高校治理过程存在的不合理行为，实现良好的互动。（2）各教育要素间建立积极主动关系。高校的教育者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除了完成教学任务、进行科学研究等职责，要积极主动的参与到高校管理中去，为受教育者提供合理的学习目标，切实的促进其成长与发展：学习者要培养自身的主人翁意识，树立自主管理和学习的观念，在完成学业任务的同时，积极配合学校的管理。

（三）完善高校内部管理结构：（1）改变高校过分依赖政府的现状。高校要根据自身能力，从实际出发，进行招生计划和预算。要避免过分依赖于政府和社会，增强自身的决策性。在招生计划、学校管理、办学规模、培养方向等方面做到因校制宜，并在法律上树立独立的法人地位。教育管理部门也要配合高校进行治理，遵循教育发展的规律，避免过多的人为干涉，积极主动对高校实施放权政策，逐步减少对高校的束缚和行政管理，提高高校自主办学的水平。（2）明确高校各层人员的职责。高校管理的过程中，明确高校内部各层人员的职责，使管理人员各司其职，是高校进行自治的前提和基础。减少对政府依赖的同时，要增强学校自身的管理水准，进一步明确教师和行政人员的职责，减少行政对于学术的过分干涉。要逐步完善“校长治校、教授治学”的理念，进一步明确治理结构。校长主要负责学校的行政管理，维持高校秩序和规章制度；教授要专心投身于教学和科学研究，强化学术力量，促进学校全方位的发展。

治理 篇4

一、全球核心价值理念需要地方治理过程中地方的认同

相同的、一致的价值理念或生存、发展观念可以调和、缓解、消除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种全球价值理念的推崇, 并不是说对民族文化的磨灭, 甚至趋同。而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在全球范围归结出的共同的理想目标, 是诸多目标中最本质, 最根本的东西。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之家》中写到:“要提高全球治理的质量, 最为需要的, 一是可以在全球之家中指导我们行动的全球公民道德, 一是具备这种道德的领导阶层。我们呼吁共同信守全体人类都接受的核心价值, 包括对生命、自由、正义和公平的尊重, 相互的尊重、爱心和正直。”在这种价值理念的指导下, 有利于形成人们良好的道德规范, 明确人们各自的权力与义务。

二、全球规制的建立需要考虑到各地方治理的不同国情, 体现公平原则

全球规制 (global regimes) 就是维护国际社会正常的秩序, 实现人类朴实价值的规则体系。具体包括用以调节国际关系和规范国际秩序的所有跨国性的原则、规范、标准、政策、协议、程序。国际规制的职能、所涵盖的地域和人员都极为广泛。从职能上说, 它包括了像北极熊保护协议这样比较狭窄的内容, 又包括了像南极洲和外层空间保护这些更加宽泛的内容。从地理上说, 它的范围可以像北太平洋上受到严格限制的能够从事海豹毛皮贸易的地域那样狭窄, 也可以像管理国际航空运输或核试验控制的全球性体制那样宽泛。在成员方面, 国际规制既可以像国际北太平洋渔业协会下成立的公海渔业协会那样只有两三个成员, 也可以像防止核武器扩散组织那样有100多个成员。 (2) 正如罗西瑙所言, 正是由于国际规制在维护当代世界秩序中的实际作用, 在国际生活中才会出现一种“没有政府的治理”的新治理体制。

但在一些大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策下, 在全球规制的制定中往往以一国或少数国家的意志为依据, 忽视个别小国的实际发展进程和具体国情, 导致规制的公正性失衡, 更多地向资源占据优势者倾斜。

三、全球治理的实施需要地方治理的参与

对全球治理实施过程中行动主体的探讨, 对有些人来说, 全球治理意味着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来制定法律和政策。对另一些人来说, 它意味着简单地建立一些得到主权国家支持的促进共同理解和行动的制度。今天, 虽然仍有一些思想家支持一个世界政府, 更多的人则关注从其他实体产生和支持下的制度化权威。

如今在全球治理过程的行为主体主要包括: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 (公民社会组织) 、跨国集团。甚至于一些学者所提出的少数精英人物。例如斯蒂芬·吉尔、罗伯特·考克斯和马丁·休逊等强调“全球精英”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例如在涉及全球性的一些公共事务领域, 非政府组织 (公民社会组织) 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相继担任了服务提供者、灾害救济者、政策分析者和推荐者、社会学习和问题解决者、地区冲突的调节者等多种身份。据国际组织年鉴统计, 这种非政府组织 (公民社会组织) 的规模和数量正在逐年攀升, 相比与过去10年已经增长了4倍。

四、全球治理的内容需要以地方治理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

全球治理包含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 相应地, 全球治理的内容也就纷繁复杂。目前各国学者提出的需要对全球治理加以关注的问题, 包括:全球安全 (包括国家间或区域性的武装冲突、核武器的生产与扩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生产和交易、非防卫性军事力量的兴起等) 、生态环境 (包括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开发、污染源的控制、稀有动植物的保护) 、国际经济 (包括全球金融市场、贫富两极分化、全球经济安全、公平竞争、债务危机、跨国交通、国际汇率等等) 、跨国犯罪 (例如走私、非法移民、毒品交易、贩卖人口、国际恐怖活动等等) 、基本人权 (例如种族灭绝、对平民的屠杀、疾病的传染、饥饿与贫困以及国际社会的不公正等) 等等。 (3)

在设定全球治理所涵盖的范围时, 要更多地考虑到大部分国家, 多数地区的利益需求, 同时, 内容的包含面要尽可能广泛, 尽量解决一些关乎地方治理中的关键性和危机性问题。

五、全球治理的绩效需要各地方治理的监督、检验和评价

公共管理理论探讨中, 很多学者提出要把公共事务的执行者和绩效评估的检验者相分离, 安排由不同的人员或组织来承担政治和行政两种不同的职责。在全球治理过程中, 也需要一些地方组织和政府的监督和考评。这不仅有利于地方治理更多地关切全球治理事务, 并且参与到全球治理的过程来, 而且有利于全球治理各项事务公正、有效地执行。

参考文献

[1]孙柏瑛.当代发达国家地方治理的兴起[J].中国行政管理.200 (34)

[2]吴娟.全球治理与政府治理的互动分析——兼论全球治理影响下的中国政府治理转型[J].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6)

[3]俞可平.全球化与政治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4)

[4]孙波.全球化论坛[M].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1 (9) :P184

[5]杨雪冬.全球化——西方理论前言[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

[6]俞可平.全球化——西方化还是中国化[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 (25)

[7]萨米尔·阿明.世界一体化的挑战[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

[8]戴维·赫尔德、安冬尼·麦克格鲁.治理全球化——权力、权威与全球治理[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 (412)

[9][美]约瑟夫·S.奈、约翰·D.唐纳胡主编.王勇、门洪华等译.全球化世界的治理[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 (39)

治理 篇5

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隆重举行

2014年05月27日 16:5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陈叶军字号

打印 纠错 分享 推荐 浏览量 228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这为我国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巨大理论发展空间和政策执行空间。

5月18日，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隆重举行。论坛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工作协会、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院长、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国家行政学院原党委书记魏礼群主持开幕式，并发表“积极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主旨演讲。

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本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共设五个分论坛，分论坛“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由北京市社会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坚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朱光明教授分别主持上、下半场。

社会治理旨在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将‘社会管理’改为‘社会治理’，标志着由传统的社会体制向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现代社会体制转变，也就是要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和管理创新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院长魏礼群说。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必须遵循现代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指出，当前，社会治理缺乏顶层设计，社会治理各个部门以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导致社会政策碎片化。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必须理顺政府诚信与社会诚信之间的关系。政府首先要带头讲诚信，政府公共价值是社会公德的基础,也是社会治理的价值基础，仅仅依靠法律不足以约束人们的行为、形成良好和谐的社会氛围。

魏礼群表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社会的深刻社会变革，需要从多方面着力，特别应当把握好政府善治、合作共治、基层自治、社会法治、全民德治五个关键环节。政府善治就是要创新政府治理方式，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合作共治就是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发挥社会组织的桥梁作用；基层自治就是要重视基层社会自治，发挥群众参与的基础作用；社会法治，就是要推行法治社会建设，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全民德治，就是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项极为复杂、艰巨、长期的系统工程。”魏礼群强调，实现这个超大规模战略工程，需要我们牢牢把握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根本要求，始终坚持社会治理创新正确方向；需要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决破除各种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旧思想的束缚；需要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结合，既要从战略上谋划社会治理现代化，又要及时总结推广地方社会治理创新的新鲜经验；需要坚持立足中国基本国情，高度重视继承我国传统社会治理优秀文明成果，同时又要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善于学习借鉴人类治理社会文明一切优秀成果；需要坚持统筹推进全面改革，加强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与其它各方面改革的配合性、系统性、协调性，以利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顺利推进。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崔亚东认为，创新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社会治理是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治理方式，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必须不断推进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他以在上海和贵州工作中亲历的实际问题为例，阐释了公众参与、源头治理和法治保障对于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意义。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丁茂战教授认为，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六项任务：一是要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二是要从顶层设计开始；三是社会治理主体要多元化；四要促进二次现代化的实现；五要解决托底的问题；六是必须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

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司长邓文奎指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核心本质上是正确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应该明确政府和社会的权责边界，更好地发挥公民、社会组织，以及企事业单位的作用，依法规范其行为，实现共治的格局。对于政府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所有政府行为必须依法有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春光教授围绕“社会转型与社区治理创新”问题发表演讲，他以在全国各地社会调研的第一手数据和研究为基础，指出了中国城乡社区建设普遍存在着社区服务能力弱化和社区团体虚化的问题。认为社会建设是五大建设的最关键切入点，必须予以足够重视。台湾在社区营造方面的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高小平认为，恰恰是社会治理的力量让地方官员和专家学者们一起坐下来探讨问题。当前智库应该为高层领导决策提供三个方面的研究基础:第一是理念方面的创新，尤其是带有批判性的理念；二是研究方法和操作技术层面的创新；三是经典案例的整理和启迪。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教授认为，我国政府目前普遍还是采用传统治理理念和治理手段，但在一个国家和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传统模式一定会遭遇诸多困难和挑战。因此，研究治理问题必须要有全球视野，要放到一个全球公共事务和全球治理的国际框架中去考虑。“开放、包容、多方参与”应该是其必备的特征和要素。

广东省深圳市社会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陈东平以深圳市的社会建设工作为例，对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用三个案例说明了当前政府工作程序的繁琐和制度建设的滞后。论证了深圳“织网工程”在以信息化手段推动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方面的重大意义。强调了深圳社会建设工作的四个着眼：着眼于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着眼于推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着眼于工作体制机制的改革；着眼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电子政务云计算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连樟文认为，信息化对社会治理方式转变可以起到带动和引领的作用。可以用来作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一种技术路径，去催生管理革命和服务模式的创新。

充分发挥法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建设法治社会

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之分论坛“加强法治社会建设”由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叶静漪教授和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直属支部书记兼副院长赵秋雁教授分别主持上、下半场。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会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王东进强调“依法施保”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是实现社会保障良好治理的根本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李林教授认为，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必须把握四点：一是把握法治文化建设的规律特征：导向上的政治性、内容上的法律性、背景上的文化性、过程上的长期性、受众上的实用性；二是加强公民意识教育；三是推进全民守法；四是加强领导干部的法治教育。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吴江教授呼吁建立国家荣誉制度，认为国家荣誉制度体现国家意志与公民意志的统一、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品行肯定与贡献肯定的统一、以精神奖励为主导的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的统一、时代需要与文化传承的统一。

著名刑法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院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国际刑法学协会副主席暨中国分会主席赵秉志教授做精彩点评；他认为，加强法治社会建设在当今国家加强社会建设、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要发挥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作用。“引领”要求社会管理者采取积极措施，正面引导社会的观念、文化等朝着法治的方向发展，引导民众自觉运用法治的思维、方法和手段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保障”则要求社会管理者针对法治社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采取积极措施，不断的夯实法治社会建设的基础，为法治社会建设保驾护航。

论坛上，黑龙江省大庆市委常委、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曹力伟，黑龙江省哈尔滨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办主任锡东升，江苏省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书记、市作风办主任唐健，北京市东城区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主任宋庆华，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美容美发化妆品商会会长吴茜，先后分享了《以大庆市十年改革实践为范例——论公安改革对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大力推行“两种模式”，深化社会治理基层平台建设》、《“零障碍”工程与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中的冲突管理》、《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与技能帮教》等实践经验。

知名社会学家、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谢志强教授做精彩点评。他认为这些实践探索体现了问题导向、前瞻性、创新性、规范性等共性，同时又具有鲜明个性。大庆实践在于“体制重建”，通过“扁平化管理、综合性执法”的改革，增强执法能力，提高警务效率，配套实施机制创新与流程再造，促进规范执法，保障司法公正。哈尔滨实践在于“全”，探索了城乡社区治理，尤其是抓住了基层这个核心。徐州实践是“通”，重在打通环节，实现“零障碍”，提高服务效能。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是“转”，体现民主协商的精神；北京工商联化妆品商会实践是“特”，关心、关爱、关注特殊人群的服务和管理。

新公益、新体制、新社会，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之分论坛“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赵克斌教授和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与文化学部副主任马庆钰教授分别主持上、下半场。

在上半场，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赵世洪、民政部社会工作司司长王金华、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研究室主任岳金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秘书长姜再增、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社会工作部主任王长红等主要从社会组织实务层面依次做了演讲，并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葛延风和外交部涉外安全司副处长姚琳娜对嘉宾演讲做点评。随后，由赵克斌教授主持了讨论。

下半场在马庆钰教授的主持下开始，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教授、香港理工大学第三部门教研中心主任陈锦棠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第三部门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徐家良教授、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副教授从学术层面分别做了精彩演讲。王名从“新公益、新体制、新社会”三个层面解读了公益、多元共治和社会体制的发展趋势；陈锦棠重点介绍了香港社会组织的发展沿革与社会组织创新；徐家良从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角度分析社会组织发展；金锦萍做了关于社会组织立法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社会公益研究中心主任陶传进、上海仁德基金会副秘书长束鹏做点评人。在互动环节，现场热烈讨论，各抒己见，把此次论坛推向高潮。

“要把社会组织治理现代化摆在重要位置。”丁元竹指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不仅要协调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还要协调政府与社会各部门的关系，并且后者将对决策的产出发挥决定性影响。尽管政府在公共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它仅仅是公共事务决策中的角色之一。问题越复杂，政府越需要与其他社会部门合作。当前各类志愿组织林立，缺乏内在合作，行政化趋势严重，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坚决取消和防止社会组织行政化，否则将损害志愿服务在中国的发展。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名教授表示，建设现代社会组织体制需要从新公益、新体制、新社会三个层面入手，新公益是超越现代慈善的新动向、新趋势，新体制是从社会管理走向多元共治的体制改革，新社会是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所展示的未来图景。

“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快社会组织培育与监管立法，是推进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内在要求。”北京物资学院劳动科学与法律学院法学教研室副主任吴长军说，发挥社会组织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必须完善社会组织立法，坚持培育发展与监督管理并举，形成“法律规范、分工有序、管理有效、培育得当”的多元化社会组织治理体系。社会组织立法必须坚持社会本位，坚持培育与监管并重原则，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完善社会组织治理结构，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保障实现政府的行政职能与社会的自我管理职能分离，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利分离，以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观点对策的探讨，实务学术的交流，与会专家、领导们就如何更好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达成了部分共识。

搭建社会安全网，聚焦反恐与网络安全

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之分论坛“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分别由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主任龚维彬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王宏新副教授主持上、下半场。

国务院参事闪淳昌作了《关于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的思考》主题演讲，他提出建设一个以人为本、依法应对、科技先进、军民融合、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体系。李京教授认为，闪淳昌参事报告中提出了应该怎么做，特别重要的是讲到了要从全方位、全过程、全灾种、全社会来统筹安排。

清华大学彭宗超教授作了《中国社会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指标体系构建》主题演讲。他聚焦于社会安全风险评估，与大家分享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框架研究成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研究所所长李伟作了《中国反恐与国家安全体系》主题演讲。他就当前我国面临的反恐形势作了详细介绍，指出当前中国进入了反恐斗争的新阶段，反恐领导体制正在不断建设完善，民众反恐安全意识在不断提高。

范继跃书记、许利平教授、张胜军教授、吴福环教授分别对彭宗超教授、李伟教授等的演讲作了点评。互动环节中各演讲与点评嘉宾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进行详细的讲解与探讨，会场气氛十分热烈。

青年才俊共聚一堂，共议社保制度完善

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之分论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青年学者联盟论坛”，是为鼓励和支持青年才俊广泛交流、深入探讨而特设，是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青年学者联盟自2013年组建以来的首次活动。由郑功成和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青年学者联盟成员、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研究员谢琼分别主持上、下半场。

郑功成在主持会议时指出，社会保障肩负解除人民后顾之忧和提供稳定安全预期的重大职责，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社保制度还存在着制度性缺陷和体制性障碍，亟待通过优化制度安排和完善相关体制、机制走向成熟、定型，而慈善事业作为社会治理的有益且有效途径，亦需在法制化轨道上向前发展，青年学者们围绕这两大主题展开讨论并提出有价值的对策建议不仅体现了一种责任感与使命感，亦可以为正在推进的社保改革与慈善事业立法提供参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郑秉文研究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刚研究员、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刘佑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孙洁教授对为本论坛做点评。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贸易大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华北电力大学、西北大学、辽宁大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中国慈善联合会、中华慈善总会等单位的社会保障青年学者围绕深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发展慈善事业与社会治理创新展开深入研讨。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川生，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北京市副市长戴均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科扬，上海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崔亚东，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王东进，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赵世洪,北京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校长方福康，全国人大常委郑功成，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书记宋贵伦，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蓬奇、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任珑等领导和专家出席了论坛。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工程 篇6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工程，正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就新形势下如何推进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中国社区治理的未来走向等问题，《瞭望东方周刊》日前专访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司长蒋昆生。他同时介绍了实施已有三年的“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项目。

“根据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要求，实验区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为推进社区治理探索路径、积累经验。”他说。

蒋昆生强调，必须站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充分认识推进实验区建设的重要意义，“以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时不我待的责任意识和敢为人先的创新勇气”，率先推进社区治理和服务体制机制创新。而这些实验区的尝试方向，也正是新形势下中国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的改革方向。

倒逼的改革和实验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看待社区治理在当今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为什么要创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

蒋昆生：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工程，也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工程，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前提。

“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的建设思路，是在全面深化社会体制进程中逐步酝酿产生并发展的。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贯彻落实中央决策精神，探索顶层设计与基层实际有机结合的可行路径。

经过十余年的接续奋斗，我国的社区建设事业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初步形成了以“属地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主要特征的社区治理体制。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原有基层社会治理体制中许多深层次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

比如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不强，居民自治活动的内容和载体相对单一，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倾向过重，社区治理多元参与机制还不健全，政府部门包办过多，社会力量、市场主体参与缺乏长效机制，社区居民参与缺乏组织化渠道，等等。这些困难和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发挥，影响社区居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改革由问题倒逼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社区建设实践，有效解决制约基层发展的体制机制难题。

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

《瞭望东方周刊》：以“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为例，未来我国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有哪些？

蒋昆生：实验区建设开展近三年来，特别是第二批实验区建设开展近一年来，各地围绕创新社区治理体制、丰富社区自治形式、完善社区服务制度、优化社区服务手段等领域开展创新实践。这些探索实践从一定意义上代表了社区治理未来的发展方向。

首先是推进社区减负增效。各实验区将社区减负增效作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任务，研究制定推进社区减负增效的政策措施，确保社区组织承担的行政事务只减不增。

比如，江苏省南京市各实验区统一开展以“五减两增一考核”、建立社区公共服务准入制度为重点的专项行动，社区逐渐回归自治本位，社工逐渐回归服务本色，考核逐渐回归群众本元，部门逐渐回归管理本分。

其次是加强社区自治能力建设。许多实验区把健全社区居民自治制度作为激发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活力的重要途径，在完善社区民主管理机制上出实招用力气，调动了居民参与自治活动的积极性。

比如，成都市锦江区全区113个社区、1065个院落根据居民特点和居民意愿，制定实施了各具特色的居民（院落）公约，从源头上、基础上、根本上完善和深化居民自治，有力地加强和推进社区依法治理，提升了社区治理和服务水平。

第三个方面是培育社区社会组织。许多实验区把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作为完善社区治理结构的突破口，通过建立孵化机制、扩大购买服务和加强政策引导等方式，创造有利于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外部环境，逐步构建了多元参与、多元治理、多元服务的社区治理新格局。

比如，武汉市武昌区投入500万元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基地，投入3600万元社区惠民资金重点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以公益创投的形式支持社区社会组织承接社区服务项目。社区社会组织已经成为社区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为扩大社区居民参与探索了可行路径。

第四个方面是创新社区服务机制。许多实验区积极推动社区服务的理念创新、机制创新和方式创新，全面提升社区服务功能和服务质量。

nlc202309011328

比如，杭州市大力实施社区服务业的产业化转型，推动社区服务项目由政府独力举办向社会共同参与转变，社区服务机构从单纯公益型向公益经营型转变，社区服务实体从个体分散向规模连锁转变，在“一区一品”、“一社一品”建设过程中，涌现出上城区“333+X”，下城区“66810”工作法，西湖区“三全十服务”等多个社区服务品牌。

第五个方面是加强社区服务信息化建设。各实验区按照民政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关于推进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扎实推进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工作。

比如，攀枝花市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在组织体制、技术设计和建设模式等方面都具有开创意义。具体表现在：将平台部署“提升”到市级层面，突破了以区县为单位部署建设的社区信息化建设传统格局;将平台应用“下沉”到社区范围，将综合信息平台服务终端直接延伸到社区，梳理确定了社区直接办理和代办代理事项，有效缩短了服务半径，最大限度方便居民办事;将平台运行“拓展”到专线网络，依托政府部门信息专网部署综合信息平台网络，探索出综合信息平台建设与社区信息化建设有效衔接的可行模式。

共同参与社区治理

《瞭望东方周刊》：“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目前面临哪些困难，下一步工作有哪些规划？

蒋昆生：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服务机制创新是社会建设领域一项全新的重大课题，由于受到既有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的局限，受到长期历史条件和现实发展的制约，受到目前经济条件和工作基础的影响，部分实验区推进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的理论准备、实践准备和思想准备并不充分，实验区建设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实验工作仍然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

关于实验区下一步工作规划，我们主要聚焦于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民自治机制 ;二是推进“政社互动”实践;三是发展社区民主协商;四是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五是加强社区公共服务信息化建设;六是提升社区服务能力。

经过近年对社区治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民政部正在与有关部门共同研究起草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的文件。文件力争能针对基层，尤其是社区治理中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取得实质性突破。 比如确立社区居民委员会法人地位的问题，厘清社区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的突破，最终的目标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老百姓。

《瞭望东方周刊》：“社区治理”、“政社互动”和“民主协商”都是现阶段社会治理的热点问题，主要举措有哪些？

蒋昆生：推进城乡社区治理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基础环节。要进一步健全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自治组织为主导、社区居民为主体、社区社会组织和驻区单位共同参与的社区治理体制机制。

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是要促进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围绕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总体要求，积极推进基层行政体制改革，发挥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主导作用。

其次是要完善居民自治机制。把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实践贯穿于社区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

第三是要激发社区组织活力。积极探索“社区、社团、社工”三社联动，推动建立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为支撑的社区服务管理新机制。

第四是要健全社区服务机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便民利民服务和志愿互助服务相互衔接的服务体系，确保城乡社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生活服务多样化和志愿互助服务制度化。

最后是要构建多元参与机制。探索建立以分类统筹为基础组织群众参与，以“以奖代补”项目为载体吸引群众参与，以信息化技术为依托扩大公众参与，以培训提高为手段引导群众参与，以制度建设为根本规范群众参与，以公共精神为纽带提升群众参与的新模式。促进居民群众在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优化政府治理是创新社区治理体制的首要任务，也是衡量社区治理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尺。 推进“政社互动”工作的主要举措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积极推动基层政府与社区组织“双向确权”，认真梳理基层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权责，划清基层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责权边界。

其次是积极建立基层政府与社区组织的“双向契约”，明确基层政府委托社区自治组织事务的项目内容、经费保障和违约责任，引导社区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承接对于法定职责以外的委托事项，形成社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竞争机制。

第三是积极开展基层政府与社区组织的“双向评估”，建立社区自治组织、社区居民评估结果与基层政府绩效考核挂钩的有效机制。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一方面，社区民主协商以涉及居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和实际问题为内容，使各项决策的实施符合群众意愿。

另一方面，要完善社区居民会议和居民协商议事会议制度，健全民情恳谈、社区听证、社区评议等对话机制，推进社区民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除此之外，还要推动建立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社区制度，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群众普遍关心的实际问题听取基层群众的意见，将涉及居民利益的公共决策和公共服务事项纳入协商议事范围，不断丰富社区民主协商内涵。

治理 篇7

一、乡村治理模式变迁的动力

1. 时代转换的需要

市场经济的引入, 促进了社会利益的分化。农村也打破了传统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 涌现出来一批率先实现富裕的群体即农村先富群体。这部分人对政策的理解较为准确, 具有敏锐的市场洞察能力和分析能力, 能够把握市场先机、整合经济、政治资源, 成为市场经济时代的经济能人。现时代, 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村稳定、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民增收、实现富裕是当今农村的核心任务。乡村政治中维护宗法道德观念、维持社会秩序的传统功能让位于带领村民致富的功能。传统的道德权威型村官仅凭道德力量和人格魅力已经远不能完成乡村治理的任务, 逐步失去了乡村管理的话语权。“中国农村近年来的发展证明, 原有的村干部队伍已经明显跟不上农村经济发展的步伐, 越来越不适应工作的需要”。乡村治理方式从传统社会的道德权威型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时代的经济能人型。市场经济是能人经济,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村工作, 需要能人当政。“可以说, 富人治村是农村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相结合的必然产物”。先富群体参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在乡村治理中的要求, 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2. 政府的推动

党重视培养农民中先富群体中的积极分子。“双带理论”是当前党建理论中先进的理论。即农村党员干部要带头致富, 同时要带领村民共同致富。中央多次发文指出, 要重视农村党员干部致富能力的培养, 农村各级党组织要把党员培养成致富能手, 把致富能手培养成党员, 把党员致富能手培养成村组干部, 使广大农村党员在带头致富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这两个方面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这个双带方针成为新时期农村党组织发展的指导方针, 成为先富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政策性支持的理论依据。出于对先富群体个人致富能力和带动致富能力的信任。地方政府重视对先富群体的培养, 从态度上倾向于选择先富群体来担任村级政权的领导者。政府的推动、政策的支持成为刺激先富群体参政的重要因素。

3. 村民致富的需求

新时期, 农民的主要矛盾在于快速致富的需要同欠缺的致富能力之间的矛盾。农民的关注点在于如何快速实现富裕, 作为致富模范的富人群体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羡慕并崇拜的对象。由于其更能改变贫穷现状、带领农民实现致富、更新乡村设施而成为农村社会形式上和实际中的领头人。致富能力强的先富群体成为村干部的最佳选择。首先富人有致富的经验和能力, 更懂的如何获得致富, 否则他就成不了富人。其次, 富人以其先进的致富理念和较强的致富能力成为村民的榜样。再次, 富人更有条件对村庄进行投资兴建基础设施或者干脆直接资助村民。先富群体的参政分主动参与和动员参与两种:有的是主动参与竞选村干部, 因其施政纲领和致富承诺打动村民;有的因农民信任而被动的选举为村干部。这都说明, 在农民心目中, 能够带动村民致富的先富能人更容易得到农民的青睐。评价一个人能否当村官的一个主要指标是看他自己能不能致富, 能不能带领村民致富。新时期, 道德权威型的村官在实际工作逐步失去了发言权。“穷人当村长, 说话也不响”正是这一现象真实的写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农民的价值观和社会评价标准发生了变化, 先富群体参政治村是农民出于自身利益选择、接受的结果。

二、乡村治理变迁下富人治村的现实效应

乡村治理模式由道德巨人治理嬗变为经济能人治理, 是社会大背景对于中国农村的影响。这种变迁为农村社会带来的巨大的变化, 对乡村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

1. 富人治村有利于整合农村资源, 带动经济的发展。

富人村官较之于道德权威型村官更能带动村民实现致富愿望。首先, 富人村官已经实现了自己的致富愿望, 拥有较多的财富, 这对于尚处在贫困或者半贫困的人们一种榜样的示范, 刺激了村民的致富需求。其次, 富人村官拥有较强的致富能力、拥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 能够敏锐的观察到潜在的商机并且制定出成功的策略。这种能力对于经营村集体企业或者遇有农村资源转让时有利于维护本村的利益。再次, 富人村官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富人村官在多年的经商中积累了丰富的社会资源和人脉关系。这些私人的社会资源和人脉关系在富人做村官的条件下很容易迁移成农村社会的公共资源和人脉, 有利于本村的发展。最后有些富人村官以其财富直接为村人造福。有些富人为了获取政治资本, 赢取政治威望而选择用自己的财富直接造福村民, 为村民修建公路、打井、通自来水等民生工程。富人村官这种主观上为自己赢取政治威望的做法, 在客观上方便了村民, 也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2. 富人治村容易破坏村治民主, 压缩村民诉求利益空间

从资源的占有角度来看, 资源的占有量与话语权成正比, 即对资源的占有量越大, 在管理中就越有绝对权和发言权。富人具有较丰厚的经济实力, 占有丰富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竞选成功做了村官之后, 掌握了村级政治的管理权, 又占有了农村的政治资源。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资源的此消彼长。富人在拥有大量资源的同时压缩了普通村民的占有资源的机会。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掌握资源的人也就掌握了话语权。富人以其占有的丰富的社会资源、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在管理中逐步形成了村落管理中的寡头政治而排斥民主。富人村官一支独大导致了在村级管理中受到较少的约束和限制, 一言堂、或者寡头当家做主。破坏了村治的民主性。“在富人党政和富人控制乡村各种资源的态势下, 由于普通村民占有资源份额的降低, 普通村民参政议政或者表达自己政治经济诉求的机会和空间自然被压缩。”

3. 富人治村容易导致权力异化, 助长乡村腐败

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无限的使用权力直到限制为止。富人村官以其占有的绝对优势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在农村管理中形成了寡头管理的局面。这种权力较少受到来自制度化的制约, 便利了财富与权力的媾和, 导致权力的异化, 助长了乡村腐败。首先, 表现在侵吞、贪污集体财产, 这尤其表现在某些较富裕的村庄。村干部故意搅乱村级账目, 或者通过收入不入账等方式侵吞、非法占有公共财富。其次, 以权谋私现象严重, 富人村官大部分自己从事商业行为, 从事多种经营, 其参政的目的往往是为了借助政治手段谋求经济的利益。第三, 权力寻租现象繁多。在遇有土地出让等情况时, 不法分子往往以租用权力的形式达到非法目的。只要采取以经济收买为主各种方式与得到了村干部的认同, 往往就能够低于正常途径的代价达到目的。

三、规范经济能人治村的路径

1. 完善村民选举制度

构建完善的基层权力制约机制, 首先应该完善村民选举制度, 选出既有较强的政治素质、又有较强的能力素质, 能够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合格干部。从源头上避免农村干部权力异化的现象。完善农村选举制度, 建立公平的选举机制, 把好先富群体成为村官的入口。坚持事务公开, 完善选举程序, 在选拔、任用、考核村干部时, 要坚持选举事务公开, 把村委会选举的制度和程序明明白白地告诉群众, 把选举办法的自治权交给群众, 让村民真正懂得如何选村委会, 同时细化村委会选举规则, 强化村委会选举制度的可操作性

2. 完善村官培训制度

对于选上来的村官, 上级政府应该加强教育培训, 完善对先富群体村官的教育培训机制。实施村官岗前培训制度和定期培训与适时培训相结合的制度。对村干部的培训要做到常态化、规则化、专业化。重点对村干部进行党的理论、方针、政策教育、执政能力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先富群体村官正确认识到党的政策与富民强民的关系。引导富人村官正确的处理执政中遇到的各种关系。正确处理先富与共富的关系, 个人与组织的关系, 干部与群众的关系等, 不断提高先富群体村官的思想政治素质、提高为村民服务的觉悟, 加强村级事务管理能力。

3. 完善村级运行制度

完善乡村政权的运行制度。首先, 完善村民代表大会制度, 使村民代表大会定期举行。坚持定期举行与处理突发事务临时举行相结合。村级重要事务须经村民代表大会通过方可实施。其次, 落实村务公开制度。“要实行办事公开, 增强工作透明度, 制订‘财务公开监督制度’‘工程公开招投标制度’等。特别是与村民利益有密切关系的, 如计划生育、土地转让、山林发包、发放救灾扶贫款物等方面的经济活动, 都应严格依法进行, 实行办事程序、办事结果公开, 尽量直观明了地给村民一个明白, 让群众有知情权、参与权, 防止干部滥用职权, 中饱私囊, 杜绝贪污、腐败源头。”实施村级主职干部离任审计制度。要对换届后离任的村主职干部在任期间经济运行情况实施审计, 从而规范干部行为。要实施村级财务预决算制度, 对于重大财政开支事先预算、事后决算制度。要建立乡、村两级财政审计制度, 乡镇政府应组织力量定期不定期的审计村级事务。

4. 完善权力监督制度

要建立健全对先富群体村官的监督管理制度, 完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各项制度, 强化各项监督制度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严厉打击违反党的政策、国家法律, 给村民带来伤害的各种不法行为。首先, 强化乡镇组织的监督作用。乡镇组织作为农村组织的上级管理部门, 对村干部的约束和监督最为有效。理顺乡镇的监督渠道, 加强上级监督是防止先富群体村官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等权力异化的重要手段。乡镇政府应该建立专门的监督专员, 实行责任负责制, 使监督常态化、科学化。同时要正确处理与村级政权的关系, 既不缺位, 也不能越位。“乡镇党委政府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加强村务监督的同时不能领导村务, 要用科学的方法引导农村治理的方向而不是管理。”

参考文献

[1]周雨, 刘强.富人治村新时代[J].商界, 2004 (1) .

[2]周挺.对村官富人化现象的思考[J].行政论坛, 2005 (2) .

[3]张书林.农村富人党政:利大?弊大?[J].平顶山学院学报, 2007 (6) .

[4]高华中, 于方.农村基层干部权力异化现象调查[J].人大建设, 2009 (5) .

公司治理与财务治理研究 篇8

从实践中看，我国近几年来，由于财务治理失效导致公司倒闭的数量不少，财务治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并且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中国加入世贸，中国的企业越来越感受到国际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冲击。要应对国际竞争的挑战，就必须有良好的财务治理，从而实现更快速度的增长。同时近年来中国上市公司虚假会计信息等事件不断，引起广大投资者强烈不满，迫切要求通过改善财务治理环境和加强公司治理来提高上市公司的素质并规范其行为。因此，研究如何改善上市公司的财务治理状况来公司治理具有很强的实际意义。

一、公司治理与财务治理的概念

公司治理是一个多角度多层次的概念，但从公司治理这一问题的产生与发展来看，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去理解。狭义的公司治理，是指所有者 (主要是股东) 对经营者的一种监督与制衡机制，即通过一种制度安排，来合理地配置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关系;广义的公司治理则不局限于股东对经营者的制衡，而是涉及到广泛的利害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供应商、雇员、政府等与公司有利害关系的集团。可见在广义上公司已不仅仅是股东的公司，而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公司的治理机制是利益相关者通过一系列的内部、外部机制来实施共同治理，治理的目标不仅是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是要保证决策的科学性，从而保证公司各方面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

财务治理一般是指财务内部治理，尤其是特指财务治理结构。可简单定义为由企业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等权力机构对企业财务权利进行配置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狭义的财务治理强调的是通过财务治理结构安排，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分配，以形成一种财务激励约束机制。

二、完善和发展我国公司财务治理的对策

在完善上市公司财务治理过程中，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这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为了克服财务治理问题，完善公司治理，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一）改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规范国有控股股东行为

国有股东在上市公司中处于控股地位，目前多数上市公司中有逾75%左右的股权属法人股或国家股，股权高度集中，使得第一大股东利用控股地位几乎完全支配了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从而导致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平衡。在相关制度不完善的情形下，国有股东可以凭借其控制地位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上市公司国有股东的行为必须进行规范。我们认为，国有股减持是证券市场发展绕不开的弯子，尽管在国有股减持的具体实施中存在诸多问题，但有些问题是回避不了的。因为国有股权的问题只有靠国有股权的减持来实现。减持国有股权是一个方向性的战略问题，可以采取国有股权的协议转让、上市公司回购国有股权以及管理层收购、员工持股等多种方式实现。

（二）营造良好的控制环境，加强企业财务控制

健全公司财务治理需要营造良好的财务控制环境。首先，规范证券市场并发挥其有效的制约作用。财务治理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证券市场的有效性。有效的证券市场不仅能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还可强化对经理人员的约束作用。通过完善证券市场可以加强信息披露、制约“内部人控制”、约束财务经理人的违规操作、降低“道德风险”、提高公司财务治理效率，有效促进企业加强财务控制。其次，营造良好的公司治理环境。主要包括公司权力机构权利有效制衡，企业资源合理利用，企业内部控制科学，生产经营效率高等。再次，强化预算管理。全面实现财务预算管理是企业实现财务治理目标的有力保证，要加强预算研究与编制、预算决策、预算调整和预算执行等环节，强化财务综合分析，促进增收节支，提升企业内部财务控制效力。最后，健全多元化财务监督系统。建立企业内外部多元化监督是保证公司财务治理有效运转的重要措施。充分发挥国家审计和社会中介机构监督、加强信息披露，是现代企业制度实施的有效保障;加强群众民主和社会舆论监督，可以促使企业正确履行责任和义务，强化劣迹经理人的市场禁入。

（三）构建有效的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

提高职业经理人管理水平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是公司财务治理的重要内容。公司财务有效激励的核心是使经营者对个人效用的追求转化为对企业最大化利润的追求。首先，建立财务评价机制，促进对公司高管人员的激励。公司可以在董事会下设立由独立董事组成的报酬委员会，该委员会可就管理高层尤其是总经理的年薪、激励酬金、期权计划、绩效衡量等细节制定方案，及时披露并认真执行对经营者的财务评价。激励机制不仅要适应公司当年经济增加值的增长，还要充分考虑激励结构的合理化，使经营者和所有者利益相统一，成为合作的利益共同体。其次，构建竞争性经理人才市场。我国目前严重缺乏职业经理人市场制约机制。构建竞争性经理人才市场需改变现存的经理人员行政任命体制。若企业经理人员因决策失误或恶意损害企业利益被撤职且该信息被披露，该经理人必将受到经理人才市场约束，从而促使其努力经营企业。只有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才能不断挖掘经营者潜力，促使其作出正确的经营决策，保证企业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不断发展。

（四）科学配置企业财权

促进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传统观点认为，公司财务治理主要是股东和经营者的内部财权配置。但随着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企业被认为是一个专用性投资的资产和人员相机治理的集合，公司财务治理中的财权配置不仅仅是股东和经营者的内部财权配置，其扩展到包括所有利益相关者在内的、为保证实现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的财权配置的相机治理机制。良好的相机治理机制应包括：

1、出资者的财务治理。

当企业出现经营危机或经理层产生侵害出资者利益的行为时，公司股东可通过监事会加以制止、通过股东会更换管理层，转移股权或抛售股票退出企业的方式，实现财权配置与财务治理的主导作用。

2、债权人的财务治理。

债权人可对企业财务建立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的相机治理机制。即事前与企业签订约束性条款，消除企业逆向选择行为;事中通过中介机构等进行监督，防范经营管理的高风险行为;事后通过破产法庭及接管市场来更换管理层或进行财务和清算重组等监督，以确保债权人利益。

3、政府的财务治理。

政府一般通过立法等方式对公司财务行为进行监督和约束，如制定会计法规、准则及财务制度等，加强上市资格审查、增强公司信息披露、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惩罚等。政府还直接参与对公司的税务检查、工商检查以及委托市场监管机构、中介机构对公司的行为进行监督等，以督促公司完善财务治理。

4、员工的财务治理。

员工可通过建立员工董事制度和广大员工积极参与的企业文化控制机制影响财务决策权。当企业经营业绩下降或经营者发生损害企业利益行为时，员工可采取一定措施，如要求董事会更换经理、修订财务预算、监督和罢免劣迹经理人员等，以保证公司稳定发展并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5、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财务治理。

其他利益相关者，如顾客、合作者和社区等的财务治理主要是通过财务监控权的市场分享体系等外部市场来实现，顾客拒绝购买公司产品，合作者中止进一步合作，社区通过法律提出环保要求等，均可以对公司财务治理和企业的发展产生影响。

摘要：随着公司形式的发展, 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公司治理与财务治理应运而生, 对公司的各项资源和活动进行分配和规范。因此要保证上市公司的健康发展, 必须要将公司治理与财务治理紧密结合起来, 以公司治理为基础, 财务治理为核心, 二者缺一不可。

关键词：上市公司,公司治理,财务治理

参考文献

[1]、李维安.《现代公司治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2]、油晓峰.《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治理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03

[3]、张维迎.《产权·激励与公司治理》.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

治理 篇9

一、绍兴乡村治理模式创新实践

乡村典章。2004年6月, 由新昌县县委组织部、纪委和儒岙镇党委、政府牵头起草, 再由村两委会、村民代表会议和全体村民公决, 正式通过了浙江省首部“乡村典章”。

《石磁村典章》。内容主要涉及村级组织职责、村务议事及决策、村级财务管理、村务公开制度、村干部违规追究办法等, 共6章、26条。乡村典章在全镇实施后, 有效地保障了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 缓和了干群之间的矛盾, 提高了村干部在群众中的威望,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一是因财务引发的矛盾明显减少。2004-2008年, 这方面的信访案件分别为15件、9件、1件、0件和3件 (因换届选举产生) 。二是村级日常接待费用明显减少。据统计, 儒岙镇年集体经济收入超过10万元的5个村的日常接待费用逐年递减, 2005年下降25.89%, 2006年下降46.5%, 2007年下降3.4%, 2008年因村级换届选举而略增长4.6%。三是村干部犯错误的机会减少。

夏履程序。2004年6月, 莲东村在夏履镇党委政府等上级部门指导下, 从深化村务公开和落实村民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监督权入手, 把23项村级民主管理制度中日常运作最重要、群众最关心、干部最容易出事的一些制度设计成“6个程序” (即“夏履程序”) , 包括村年度规划、重大政策、工程项目;集体资产经营;村干部报酬、误工补贴;村干部公务消费补贴;重大工程招投标;财务审批等六大类村级重大事务, 并用图示形式分解表达, 上墙公开。在实际操作中, 运用事前意见征求制度、重大村务听证会制度、村两委会议事制度、重大村务表决制度、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等加以贯彻落实, 实现了用制度规范权力运行, 用程序保障制度执行。2005年以来, 11个行政村干部无一例违纪违法案件产生;全镇无越级访、集体访、重复访现象, 连续多年成为市级信访“三无镇”;以村干部公务消费补贴的形式取代过去村级招待费按实报销的办法后, 村级招待费支出比改革前下降了50%左右。

八郑规程。2006年3月, 嵊州市纪委在试点、总结、完善和推广的基础上, 按照“民主制度化、制度程序化、程序规范化”的要求, 在“三界第一大村”八郑村形成了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主线, 包括民主选举制度、村务决策制度、财务管理制度、项目招投标制度、村务公开制度、民主管理监督制度、村干部谈听评制度和村干部责任追究制度8项管理制度以及与之配套的8项工作流程的“八郑规程”, 体现了村官村民选、村策村民定、村务村民理、村事村民管的民主自治理念, 实现了村干部靠流程来执行, 老百姓靠流程来监督, 乡镇政府靠流程来检查考核, 增强了村级民主管理制度的执行力。6月, 嵊州举办了“中国治村模式论坛”,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嵊州“八郑规程”是个非常有意义的“村治模式”, 是农村民主管理的优秀蓝本。同年, 嵊州市政府还因此被评为“中国十大政府创新典型”。

从实践看, 这三大民主治村典型是在绍兴各地党委和政府注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采取允许试、允许看、允许改的做法, 等成熟之后, 及时总结, 予以推广, 低调进行体制和机制创新而产生并最终得以推广的, 从而使原有传统的以村干部主观意志为主要行为决策方式的村级治理逐渐被由村民共同参与, 通过全体村民公决, 被上级政府所认同的制度、程序、规程等所替代, 并用以约束村干部和村民行为, 规范村级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 最终使自人民公社解体以来形成的传统治理逐渐向农民参与式治理过渡, 其实质就是还权于民。

二、绍兴乡村治理模式创新的启示

产生于社会转型期间的民主治理模式, 由于传统政治文化的惯性和乡村政治生态的局限不可能一步到位, 因此, 发展绍兴基层民主需要在巩固现有成果的基础上, 解决现有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加强制度适应性建设, 使民主制度更公开、公正和高效。[1]

(一) 坚持并完善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民主管理措施和手段

三大乡村治理模式的产生不是偶然的, 而是与绍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 与绍兴乡村政治的发展实践紧密相联的。实践证明, 绍兴乡村治理是在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有足够“存量”背景下的增量政治改革, 是在维护和实现村民利益过程中, 充分发挥村民的权力主体地位, 发扬村民的民主意识, 尊重村民的创新实践, 最终实现“善治”的。在此过程中, 无论是三大乡村治理模式共有的村务政务公开制度、财务监督代理制度、重大工程招投标制度、决策责任追究制度, 还是乡村典章特有的分级管理机制、风险押金制度, “夏履程序”特有的事前意见征求制度、村干部工资评议制度, “八郑规程”特有的村干部谈听评制度, 都坚持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群众参与的原则, 按程序办事的原则, 从而在实践中获得了群众的普遍认可, 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因此, 绍兴乡村治理模式的进一步创新必须建立在成功实践基础之上, 融合三大创新模式中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原则与行为方式, 创设一种与绍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实际相吻合的、已被广大农民群众广泛接受的、能统领绍兴乡村治理实践的、具有普适意义的民主管理制度。

(二) 坚持并深化“自上而下”政策部署与“自下而上”制度创新的民主制度产生机制

三大乡村治理模式在创新过程中, 各级政府充分尊重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把群众创造的成功经验提升为指导面上工作的政策, 顺应群众的意愿和时代发展的趋势, 提出符合地区发展实际的民主制度, 从而把“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与“自上而下”的政策部署有机地结合起来, 使绍兴的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充满生机活力。实践证明, 坚持并深化“自上而下”政策部署与“自下而上”制度创新的民主制度产生机制是我国乡村治理创新过程中最具生命力、最具实践意义的一种机制。今后, 一方面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鼓励基层干部群众的创新精神, 敢于突破影响村民自治科学发展的旧体制、旧政策的束缚;另一方面, 各级党委政府应积极主动地利用各种方式指导、引导群众的创新, 使群众自发的创新活动更有效、更有序。只有从两个方面共同努力, 才能走上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制度创新的正确道路。

(三) 修订并完善现行法律制度、典章规程, 建立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新机制

服务型政府意味着政府有效的社会回应, 其职责的履行需要具备对公共需求和公民诉求灵敏的感应能力和针对问题加以高效处理的解决能力。[2]三大乡村治理模式都是基层民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有较强的时效性和针对性, 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公众需求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 才能保证制度的生命力。一是明确农村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要吸收三大乡村治理模式中协调村两委会关系的有效经验, 进一步在相关法律制度中明确党组织的领导地位、领导程序和领导办法, 明确村两委会的职责规定, 对一些原来界定不清的职责进行调整和明确, 重叠交叉的职责进行重新划分, 实行党的领导权与村务管理权的分离。二是明确村民代表会议、村务财务监督小组的合法地位, 并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没有村民代表会议、村务财务监督小组的提法, 但在绍兴乃至全国的乡村治理实践中, 村民代表会议和村务财务监督小组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应赋予村民代表会议、村务财务监督小组合法地位, 明确其职责并完善工作程序, 防止监督组织的“异化”。三是明确规定村干部任职资格, 提高村干部队伍素质。通过明确村干部任职资格, 规范民主选举, 防止黑恶势力侵入农村基层政权, 防止宗族、帮派势力控制农村基层政权, 防止村民集体利益“异化”为宗族利益和帮派利益。

(四) 健全并落实反映民意、政府参与并能有效提升制度绩效的民主监督机制

三大乡村治理模式在实施村民自治过程中先后建立了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党员代表会议制度、村务财务监督小组制度等, 但由于村干部消极应付、村民自我维权意识淡薄、评议监督缺乏可操作性等, 不少制度在许多村都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制度功能。为此, 一要切实加强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及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 建立会议会前公示制度、会中旁听制度和会后公示制度, 接受广大村民的全程监督;二要严格执行村级组织的年度岗位目标责任制和创业承诺责任制、村干部述职评议制度、村务公开制度、村主职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等, 形成完整、严格、有效的考核机制和制约机制, 提高村干部履职意识、自律意识和守法意识;三要积极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制度, 杜绝不良村干部任职机会, 减少在职村干部犯错误机会, 加强对不合格村干部的调整力度, 有效提升制度绩效。

(五) 贯彻权责对等原则, 构建村级民主管理的权力制衡机制

“任何权力精英都有沦为专制者的倾向, 这种倾向是否会变成现实, 就要看与这些精英搭配的制度是什么。”[3]三大乡村治理模式为规范村干部行为, 都明确规定了村干部应该怎么做、做不到应该承担什么责任、重要村务实行村民公决等, 以避免村干部权力的滥用。另一方面, 三大模式也制定了《村规民约》, 对村民的责任、义务作了相应规定, 但却不是硬约束, 加上村民民主意识淡薄、自我约束力不强, 从而导致实际工作中村干部“责任无限”与“权力有限”、村民“权力无限”与“责任有限”的尴尬。因此, 一要贯彻权责对等原则, 强化村干部和村民的制度意识、规则意识、程序意识, 严格按照制度、规则和程序治理村务;二要合理配置村级公共权力, 明确由村党组织实施组织权, 党员实施评议权, 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实施表决权, 村委会实施执行权, 驻村指导员实施指导权, 全体村民实施监督权, 实现封闭式制定制度向开放式制定制度转变;三要加强民主与法制教育, 使农民在民主实践中逐渐培养公共精神、法治观念、宽容和妥协精神, 逐渐形成民主素质和公民性格, 使农村基层民主真正有效地运转起来。

摘要：“乡村典章”、“夏履程序”和“八郑规程”通过村民的广泛参与, 大大地促进了村级民主管理的落实和发展, 有效地推动了村干部的廉政建设, 实现了村民的民主权益, 保障了农村的和谐稳定。但作为一种制度创新, 由于传统政治文化的惯性和乡村政治生态的局限, 尚需进一步深化民主制度产生机制, 完善民主监督机制、权力制衡机制, 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乡村治理新机制。

关键词：乡村治理,参与式治理,乡村典章,夏履程序,八郑规程

参考文献

[1]李薇薇.基层民主: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树凯 (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12/05/content_5439015.htm, 2006-12-05.

[2]叶晟婷.提升回应性:服务型政府治理模式的本质要求[J].经济师, 2009 (4) :12-13.

公司治理与财务治理关系辨析 篇10

一、概念及内涵

公司治理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地说, 是指有关公司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整套法律、文化和制度安排;狭义地讲是是指有关公司董事会的功能、结构、股东权利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因此, 公司治理是通过制定一系列的制度安排, 协调所有者、经营者及其他利益集体的利益关系。财务治理的内涵, 目前学术界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但大多承认财务治理是通过对企业的财权分配和控制权分配, 协调公司内部各种关系, 建立一系列完整的分配控制制度, 使公司内部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

从概念及内涵上面看, 两者都是协调利益者相关关系, 从而提高公司效益, 但前者偏重于剩余索取权分配, 核心是产权的制衡, 旨在处理利益相关者与管理者的委托代理关系问题。后者关注于财权的分配, 核心是财权。

二、分类标准

世界上主要的公司治理类型包括被称之为股东主导型的英美模式和银行主导型的德日模式。英美模式的特点是股权分散、股份流动性强。在公司外部治理行为上, 主要表现为市场化的治理行为。德日模式是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要特征的资本结构, 主要通过公司内部的主要利益相关者的竞争和相互监督来达到公司治理效率的目的。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导致不同的财务治理模式:第一, 以审计委员会为中心的英美模式, 这种财务监督模式下公司没有监事会, 审计委员会行使财务监督的职责。第二, 以监事会为中心的德日模式, 这种财务监督模式设置单独的监事会, 行使公司的财务监督权力, 公司内部财务监督和财务控制由监事会完成。即股东单边财务治理和利益相关者共同财务治理。

因此, 从分类上面看, 公司治理与财务治理是因果关系, 即公司治理结构一定层面上决定了财务治理模式。

三、影响因素及评价标准方面

前已述及, 在一定层面上面, 公司治理结构决定了财务治理模式, 因此, 二者的影响因素有所重复, 如公司规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企业性质、债务结构等, 但二者影响因素各有侧重, 如公司治理的影响因素侧重于公司内部人事组织制度;剩余索取和监督权力的分配;经营管理运行机制的设计、构建和调整, 以及由此产生的激励与约束问题等。而财务治理的影响因素侧重于财务决策权、财务收支决定权、财务监督权和财务人员尤其是高层财务管理人员的配置问题等等。

对于二者的评价而言, 二者均从效率的角度入手, 且部分学者直接通过公司治理效率的指标来衡量财务治理效率, 然而, 二者对于效率的解释是不同的。公司治理通常通过利润 ( 会计利润和收益) 和价值类 ( 股票价格、托宾Q值、经济增加值等指标) 作为公司治理效率高低的指标;而财务治理通常通过财务治理结构和财务治理机制来体现效率:财务治理结构主要体现在:财务资本结构 ( 资产负债率、流通股比例、股权集中度等) 、财务组织结构 (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人数、两职合一情况等) ;而财务治理机制体现在董事会年度召开次数、监事会年度召开次数、前三名高管薪酬总额等。

并且, 他们的评价体系是有所区别的。公司治理的评价体系远比财务治理的评价体系完善许多。目前, 常见的公司治理评价体系有:标准普尔公司治理效率评价体系、亚洲里昂证券公司治理评分体系、南开治理指数评价体系、其他公司治理评价体系 ( 泰国董事协会推出的泰国公司治理评价标准、北京连成国际理财顾问公司推出董事会治理考核指标体系) 等等, 而财务治理评价体系目前没有统一的定论, 文献中呈现的主要有:根据企业的四大能力体现;根据治理结构和治理成效两方面体现;根据治理职责、预算管理体系、财务原则及方法、内部审计与信息披露等方面体现。

四、结语

总而言之, 公司治理与财务治理既有联系, 又各有侧重。在现代企业制度下, 公司要持续健康的发展, 必须将公司治理、财务治理之间的关系理顺, 让他们“各施其职”, 层层递进, 又相互结合, 共同完成利益各方相互调节的重任, 从而实现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共赢。

摘要：本文通过查阅相关文献, 从概念及内涵、分类标准、影响因素及评价方法及指标等方面对“公司治理”、“财务治理”的关系进行了梳理。笔者发现二者之间并非简单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而是在目标、影响因素等方面具有一致性, 在评价方法及指标等方面各有侧重。

关键词：公司治理,财务治理,关系辨析

参考文献

[1]龙衣新、何武强.财务治理、公司治理与财务管理辨析[J].财会月刊, 2003 (23) :46.

[2]樊行健.公司治理与财务治理[J].会计研究, 2005 (02) :71-72.

治理 篇11

我国VOCs污染形势分析

近几年，我国大气污染形势非常严峻，污染物非常多，主要包括PM、SO2、NOx、VOCs、NH3、H2S、O3、Hg等，其中VOCs的排放量近几年非常巨大。据统计，2013年我国VOCs排放量达到了3000万吨以上，超过了SO2、NOx、PM的排放量，已成为目前我国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而且也已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和地区的VOCs排放量，如2013年美国的VOCs排放量大概为1400万～1500万吨；而日本的清洁生产水平非常高，全年VOCs排放量只有200万吨左右。

那么，我国如此大的VOCs排放量主要来源包括哪些呢？一是自然源的排放，二是移动源的排放，三是生活源的排放，四是工业源的排放。其中，工业源的排放占比最大，而工业源中包装印刷行业又是排放量最大的行业之一。

我国大气污染已经进入到复合型大气污染阶段，这给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带来了更大的挑战。目前复合型大气污染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生成二次有机气溶胶（PM2.5）；二是生成臭氧（O3）；三是引发光化学烟雾污染。

2013年下半年，国务院发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收到了很好的成效。从去年到今年的情况来看，大部分地区PM2.5的浓度已呈现下降趋势，但很多地区臭氧浓度不降反升，特别是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其中，北京市今年7月臭氧超标率达到 58.1%；天津市今年的臭氧污染情况也非常严重，为此今年上半年，天津市发布了《关于加强夏季臭氧污染防治工作的紧急通知》，提到了很多有关VOCs污染控制的问题；上海市今年的臭氧污染也非常严重，今年7月底8月初连续13天中，虽然PM2.5浓度非常低，但臭氧浓度非常高，8小时的臭氧浓度达到200微克以上，中午峰时甚至超过400微克，这是历年来没有达到过的。可见，臭氧污染程度已经超过了PM2.5，成为目前我国大气污染的首要污染物，而O3浓度的升高主要来源就是VOCs和NOx，因此下一步国家对VOCs污染治理会更加严格。

VOCs污染治理政策法规体系

我国VOCs污染治理工作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近年来的重点工作就是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体系。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在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对VOCs的污染治理基本确定为两个方面，一是源头控制，如生产、销售、使用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原材料和产品的，其挥发性有机物含量需符合规定的限值标准，鼓励生产、销售和使用低毒、低挥发性有机溶剂；二是排放控制，如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应当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无法密闭的，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

2.《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

《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提到国家实行排污许可管理制度，排污许可的具体办法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其中，排放工业废气的单位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申请取得；禁止无排污许可证或者违反排污许可证排放大气污染物。下一步排污许可证制度会逐渐推行开，今年国内很多地区已经进行试点，这项工作可能没有这么快完成，因为涉及的面太广，但这是下一步必须要做的。

3.《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按日连续处罚暂行办法》和《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暂行办法》

2015年1月1日，环保部连续发布了这两个文件，特别是《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按日连续处罚暂行办法》公布后，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被认为是目前环保部出台的有关环境管理法规中最为严格的一个。今年以来，被报道的处罚案例已有很多，该制度可能会对整个VOCs污染治理工作起到极大的推进作用。

4.《挥发性有机物排污收费试点办法》

该办法于2015年10月1日起实施，首先在石油行业和包装印刷行业进行试点，其中包装印刷行业主要是针对包装装潢印刷，其他形式的印刷不在此次征收范围内。

办法规定了VOCs污染当量值是0.95千克。各省市区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行上调费率或扩大试点行业。对于包装印刷行业来说，最为关心的是如何进行VOCs计量，办法中规定了计量办法，即物料衡算法，根据油墨、胶黏剂、涂布液、润版液、洗车水、稀释剂中VOCs的量来进行物料衡算。对于已经安装VOCs处理装置的，VOCs的去除量以实际检测和溶剂的回收量进行核减。核算期内现有企业VOCs处理装置未按照治理工程的设计要求定期更换活性炭或者催化剂的，视为未安装任何处理装置，VOCs去除量为0。对于可能无法获得VOCs含量数据的物料，VOC含量按规定的系数值取值。例如，塑料里印油墨白色的系数值为65%、白色以外的色墨的系数值为70%，塑料表印油墨的系数值为60%，纸质凹版印刷油墨的系数值为60%，柔版印刷油墨的系数值为60%，丝网印刷油墨的系数值为45%，金属印刷油墨的系数值为45%，商业轮转印刷油墨的系数值为30%，单张纸印刷油墨的系数值为5%；胶黏剂的系数值为30%；涂布液的系数值为40%；润版液的系数值为20%；洗车水的系数值为17%。

有惩就有奖，目前很多地区都在实施VOCs污染治理奖励措施，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已经制定相关制度。其中，上海市的补贴额度最高，对于256家重点企业，设备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项目按LDAR系统的实施规模统计，每个密封点补贴10元，单个密封点仅可补贴一次；末端治理项目按末端治理装置的有效处理规模统计，单位处理规模（以标态立方米/小时计）补贴20元；VOCs在线监测项目按在线监测装置数量统计，每套装置一次性补贴20万元。对于1744家一般企业，按照每家企业20万元的定额标准实施补贴。

印刷行业VOCs排放控制标准

目前，我国印刷行业VOCs排放控制标准还在制定当中，预计今年年底颁布实施。但目前已经有4个省市颁布地方排放标准，分别是广东省《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天津市《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北京市《印刷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和上海市《印刷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虽然这4个标准的主要内容在排放限值上有一些区别，但都包括以下5方面内容：①印刷油墨VOCs含量限值；②排气筒VOCs排放限值；③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限值；④工艺措施和管理要求；⑤监测与检测。

其中，对于排气筒VOCs排放限值，北京市的规定最为严格，对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限量规定是30mg/m3。对于软包装行业，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可能是每立方米几百毫克，标准要求经过处理后达到30mg/m3，可见要求之高，做起来也十分困难。同样，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限值也是北京市的要求最为严格，对非甲烷总烃的排放浓度限量规定为1.0mg/m3。

另外，在这4个标准中都包含了工艺措施和管理要求，以北京为例，比如使用含挥发性有机物原辅材料的生产活动（清洗、调墨等）及设备（印刷机、覆膜机、复合机等）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应通过局部或整体集气系统导入挥发性有机物处理设备或排放管道，达标排放；采用非原位再生吸附处理工艺，应按审定的设计文件要求确定吸附剂的使用量及更换周期，每万立方米每小时设计风量的吸附剂用量不应小于1m3，更换周期不应长于1个月，购买吸附剂的相关合同，票据至少保存3年等。

大家可能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在线监测，从现在国家的要求来看，天津市有明确规定，即排气筒VOCs排放速率（包括等效排气筒等效排放速率）在大于2.5kg/h或排气量大于60000m3/h时，须配套建设VOCs在线监测设备。上海市在《上海市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和减排方案》中也提到更为严格的要求，即2016年底前，处理规模达到10000m3/h（含）以上的末端处理装置应同时配置VOCs在线监测系统。可见，在线监测可能是下一步VOCs污染治理的趋势，目前山东、北京等省市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对于一些大型企业，VOCs在线监测系统的安装势在必行。

软包装行业VOCs治理形势分析

我国包装印刷行业的VOCs年排放量达到200万吨以上，如果不加以处理，就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那么，下一步我们将如何进行VOCs减排与治理？

首先，从长远来看，要提高行业清洁生产水平，特别是大型企业，从源头上减少VOCs的使用量和排放量，是实现软包装行业VOCs减排的根本解决措施。我们要争取改变生产工艺和生产设备，提高设备清洁生产水平。例如，无溶剂复合工艺目前已经基本成熟，可以替代现有干式复合工艺，对软包装印刷来讲，可以降低50%左右的VOCs排放量；水性油墨和低VOCs含量油墨的使用，可以显著降低VOCs排放量。

其次，溶剂回收与资源化利用，降低废气治理成本，是现阶段包装印刷行业实现减排的主要方向。目前，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复合膜制品专业委员会与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正在组织制定包装印刷行业VOCs最佳回收技术指南。对于VOCs排放量较大（年回收量达到几千吨）的企业，所在地区为杭州市、重庆市、天津市、北京市等，可以自建溶剂提纯装置；对于集中度较高的区域或园区，各企业只需安装溶剂回收装置，考虑建立统一的溶剂提纯中心，由第三方负责运营，以降低企业治理费用；对于分散的中小型包装印刷企业，回收溶剂难以提纯利用的，可考虑采用其他末端治理技术（如吸附浓缩+催化燃烧技术）进行治理。

治理 篇12

一、高校财务治理及治理风险:概念的厘清

(一) 高校财务治理

一是财务治理。财务治理的标靶是解决由于委托代理关系而产生的所有权与控制权以及经营权的分离而导致的代理问题在财务上的影射, 要求理顺利益相关者的权、责、利关系, 通过合理的契约安排, 在政府、出资人、经营管理者之间形成游戏规则, 确保财务决策的科学性、财务行为的规范性以及财务运行的高效性。二是高校财务治理的核心。我国公办高校的所有权属于国家, 政府主管部门履行对高校的控制权, 高校校长通过经营权对高校进行事务管理。这种“三权分离”所产生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必然需要建立一套规则和机制, 实现权利制衡, 来兼顾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在这种制衡关系中, 政府与高校高层管理者、高层与中下层管理者之间, 高校所有权、控制权及经营权之间, 既表现为控制与服从的关系, 又表现为依靠契约相互界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任何一方超越自己的权利与义务作为或不作为, 都有可能使这种制衡关系遭受破坏。当前形势下, 基于三权分离, 高校财务治理的核心就在于:政府主管部门作为所有权的受托人和控制权的委托人如何对高校进行管控, 高校校长作为控制权的受托人和经营权的委托人如何解除公共受托责任并保证高校治理的任务和目标。这种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在高校财务治理中不可避免的要产生治理风险。

(二) 治理风险

一是治理风险的涵义。结合理论界对治理风险的理解, 笔者认为, 高校的治理风险是指因高校治理制度设计不合理、运行机制不健全及组织行为的不确定性, 给高校的持续运营带来的不稳定性及风险的累积, 从而对公众利益产生威胁。高校治理风险包括外部治理风险和内部治理风险两种类型。二是外部治理风险与内部治理风险的表现形式。由于委托代理关系、自利行为、道德风险而产生的治理风险, 体现在高校本身充当被治理者角色时产生的治理风险以及对高校业务对象发挥治理者的角色时产生的治理风险。外部治理风险具体表现为高校的发展规划、建设规模、贷款额度、财政拨款、招生计划、学费标准、创收渠道、政策监管、激励机制等的选择与外部治理环境的不确定、不稳定而导致的偏离高校治理目标的可能性;高校的建设规模与财政拨款之间没有实现协调增长等。内部治理风险具体表现为高校的财务决策不规范、收益分配不均衡、内部预算编制不科学、内部监控不健全、财务披露体系不成熟等而产生的治理风险。三是外部治理风险与内部治理风险的来源及两者的关系。外部治理风险往往源于高校财务治理环境, 而治理环境的显性表达即为政策性治理风险, 内部治理风险往往源于自主性治理风险, 政策性治理风险与自主性治理风险相辅相成。在存在政策性治理的情况下, 财务治理由高校根据强制性契约安排遵照执行, 如果政策强制过度, 高校可能以“逆向选择”方式而产生自主性治理风险, 如果政策宽松, 高校可能以“道德风险”方式产生自主性治理风险;在没有政策性治理的情况下, 财务治理由高校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内部需求进行自然选择, 但根据“理性人”的假设可能会使财务治理进入无序状态, 或者根据受托责任的完全解除产生最优的财务治理水平。政策性治理风险作用于自主性治理风险而产生过度强制风险或政策宽松风险, 自主性治理风险则孕育于低于或超越政策性治理而采取的治理活动中。因此, 在高校财务治理过程中, 合理识别和评价高校的外部治理风险及内部治理风险, 并采取措施和谐的规范两者的关系, 对于构建高质量的高校财务治理体系至关重要。

二、基于治理风险视角的高校财务治理架构图

(一) 高校财务治理环境

良好的财务治理环境是高校财务治理活动有效运行的基础, 因此, 积极营造良好的财务治理环境, 是政策性治理的重要内容。政府作为高校治理环境建设的主体, 应继续开展高校治理制度建设、治理行为和治理文化的拓展。因治理行为和治理文化是治理制度建设的基础, 所以重点应放在治理行为和治理文化的改善上, 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结合实施的途径和方式。

(二) 高校校级管理机构

校级管理机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职务概念, 而是对内部治理效果负有终极责任的治理结构, 也是内部治理风险防范的权力中心。在以分权模式为主导的现代高校体系中, 校级管理机构在治理机制的设计上最需要解决的是如何识别各部门所面临的风险和可能出现的重大财务问题。这就需要将“经济资源、财权配置和义务、交易或事项”等要素融入到内部治理机制的设计中, 识别并改善内部治理风险。

(三) 未来的现金流量及其治理风险

高校受托责任的履行从实质上来看就是高校管理者获取和使用资源在现金流量上的反映和披露。基于对未来现金流量及其风险的判断可以识别出治理风险并改善治理机制, 更可以进行决策、分配、预算、监控、披露等机制的修正。具体如图1所示:

三﹑基于治理风险视角的高校财务治理措施

(一) 外部治理风险的改善措施

政府对高校的监管一直被认为是高校财务治理环境有效的必要条件, 比如“高校巨额负债”事件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政府推出“化债”政策。笔者认为, 作为一种治理行为或治理文化建设, 更应该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如何阻断日益显露的财务风险, 避免外部治理风险与内部治理风险的交互叠加而导致高校财务治理风险的累积、恶化。具体而言, 现行的外部治理环境可以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 (1) 在政府层面上建立对于高校政策的协调机构, 加强政府部门与高校之间的信息交流与沟通。作为高校政策的协调机构, 一方面应建立高校治理风险的识别措施, 通过实地调研或查阅预决算报告等形式对高校的治理情况做充分的评估, 避免政策的滞后或制定过于笼统的标准;另一方面, 在制定规则之前, 应充分协调或考虑政策之间的衔接, 充分考虑高校实际操作的可行性及接受性。 (2) 建立高校主动、如实的向政府部门上报自身治理状况的机制, 将高校自身存在的治理困惑、影响高校发展的羁绊以自查报告的形式予以反映, 政府政策制定机构在此基础上制定治理政策。同时应考虑, 治理政策如果高于高校的实际要求, 可能会存在高校掩饰自身治理缺陷的情况, 造成治理风险的累积;如果没有治理政策, 可能会造成系统性的政策漏洞。目前高校推行的总会计师制度, 作为一项重大的治理机制安排, 能否承担高校财务治理的重任, 更多的要依赖政府部门及高校自身形成有效共识并展开协同行动。 (3) 建立针对高校财务治理质量的衡量机制。在衡量机制中, 可以重点考虑高校自身的财权配置、财务管理机构、制度的设计、财务分析报告、内部控制的完善程度, 同时, 将在统一的会计制度基础上产生的现金流量信息作为价值衡量的中枢。因为, 如果能够找到一种相对完善的财务治理结构的话, 那么这一结构所导致的结果应是可以通过价值指标来计量的。而 (自由) 现金流量也更符合 (剩余) 控制权与现金流量请求权对称的财务治理原则。 (4) 以规范、准侧的形式推进高校财务更高的信息透明度。“信息不对称”作为高校财务外部治理环境的软肋, 向来引发社会的关注。通过规范、准则的形式, 建立起政府、高校管理者、高校内部利益群体、社会公众乃至学者对高校财务信息的关注, 以舆论的力量推进高校自治及能动性的发挥。

(二) 内部治理风险的改善措施

(1) 改善高校财务治理模式, 推进内部治理环境建设。目前, 高校财务治理模式的选择有分权治理和集权治理两种模式。不适合集权的地方采取集权, 就可以说是强权, 强权客观上就是给财务治理的运行提供了一个很差的治理环境。不适合分权的地方不予集权, 就是放弃财务治理, 使高校财务进入无序状态和治理环境失衡。因此, 在高校实际的内部治理风险识别上, 可以根据交易和事项的繁简、重要性程度进行划分。 (2) 理顺财权配置和义务, 规范财务决策机制。在高校内部财务治理中, 最重要的前提是明确校级决策机构、校级领导和中层领导之间、不同的交易和事项之间的的财权配置、义务, 规范财务权限和议事规则。运用委托—代理理论, 结合高校的实际情况, 在财务制度中予以确定高校的各项财务管理权限, 做到财务权责明晰。在高校实际的内部治理风险识别上, 应重点关注针对交易和事项的权责配置。 (3) 实施全面预算及监控机制, 搞好经济责任制。一是以现金流为核心的全面预算管理;二是内部控制制度建设;三是经济责任制。在以现金流为核心的全面预算管理中, 高校应建立动态的资金预算管理体制, 有效的进行资金综合平衡和适时调度, 挖掘资金潜力, 降低资金风险。完善相关资金管理的内部控制制度, 进行资金的延伸联动管理, 实现资金的物流、资金流的协调统一。经济责任制是内部治理风险防范的重要保证。高校应搞好经济责任制, 在此基础上引入动态的财务分析方法, 长期全面的、系统的监控高校的运作情况, 减少内部治理风险的累积, 化解内部治理风险。在全面预算执行过程中, 高校应建立预算管理委员会进行预算执行情况检查及修正。年终时, 二级院 (系) 、管理部门应向预算管理委员会提交工作总结及财务分析报告, 以考核责任单位是否完成承诺、经济资源使用是否合规、交易或事项是否达到预期的目标效益等。 (4) 建立财务披露机制, 反映财权和义务的履行情况。高校的公共财政性决定了高校财务信息使用者的多样性, 因此, 在建立财务披露机制之前, 首先需要进行财务信息需求者群体的细分, 了解其个性化的信息需求。在多方沟通的基础上共同商定报告信息内容。其次, 由于会计信息不是使用者唯一的信息来源, 应拓展披露信息的范围和内容, 将其他信息纳入财务报告范围。最后, 运用新平台以便于信息需求者知晓和使用信息。高校财务披露机制的建立, 不仅能满足信息需求者的希求, 更重要的是反映高校财权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财务披露机制作为更广范围的交流和沟通, 有利于内部治理风险的发掘和改善。

基于治理风险的高校财务治理研究, 就是不断发觉并改善影响财务治理效率的治理风险的过程, 降低甚至消除治理风险的累积。虽然外部治理规则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高校财务治理的缺陷, 但如果给高校更多的空间并且实施有重要性的监管标准, 也将有助于降低治理风险, 因为任何制度的有效性最终主要依赖规则执行者的自主性治理。因此, 重塑政府与高校的权责关系, 将强调治理主体转向重视治理客体, 在外部治理环境改善的同时, 以针对治理客体的治理规则安排来推动自主性治理的改进, 达到高校财务的分层治理, 最终降低高校财务治理的风险水平。

参考文献

[1]王卫星:《高校治理结构缺失的原因与构造思路》, 《财务与会计》2009年第3期。

[2]蒋宁、胡凯:《所有者掠夺与公司财务治理》, 《财会研究》2011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