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绩效

治理绩效（共12篇）

治理绩效 篇1

0 引言

中国幅员辽阔, 各地区间企业生产外环境存在明显的外部差异性, 这种区域性的特征更直接体现为环境问题与环境治理的差异[1]。作为矿山环境问题的一种, 中国各地区矿山尾砂坝治理也有很强的地域性[2]。在市场经济的外环境下, 资本进行逐利而污染了环境, 这是市场经济盲目性和自发性的直接体现, 相反对社会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尾砂坝治理绩效指标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成为当前学术讨论的热点话题。在尾砂坝治理过程要注意将环境治理考核纳入政府绩效考核的范畴[3]。郭然和宋良荣 (2010) 应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和因子分析及线性回归模型建立了以尾砂坝治理为案例的环境治理绩效考评的动态模型[4], 但存在缺陷与漏洞。冯春涛和郑娟尔 (2014) 通过建立激励机制修补了因为绩效考核带来的片面性等结果导向型弊端[5]。学者们致力于通过构建更具有普适性和客观性的尾砂坝环境治理绩效指标体系, 并不断进行实证分析, 对此达成了一致, 即构建的指标体系应该从社会的整体协调性出发, 指标的量化在这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笔者沿着这一学术研究路径, 期望通过层次分析法探索并建立尾砂坝治理的绩效指标, 得出适合现实情况的尾砂坝绩效考评体系, 做到动态性和协调性相结合。

1 方法与数据来源

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著名运筹学家、执教于美国匹兹堡大学的萨蒂建立了层次分析法基本理论模型[6]。按照萨蒂的观点, 在进行评价时, 要将评价的对象或称之为问题视为一个整体的系统体系。以问题为导向, 首先明确问题的组成要素和组成部分, 并且按照要素之间的相关性和层级关系, 对各个要素进行多层级的再整合, 最终形成一个系统化、层次化的体系结构。这种体系化的指标体系构建是一种定性分析的过程, 是对各个要素之间、要素和整体之间的相关性、隶属关系进行一个整体设计和规划, 再利用定量分析, 分析并求出不同方案间的指标体系评价的最终得分情况, 经过比较、检验等过程选择一个适合方案的决策过程。

在具体方法上, 层次分析法采用1-9比例标度法, 对不同情况的评比给出数量标度, 然后根据标度理论, 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 并采用方根法对建立的两两判断矩阵进行求解, 进而求取权重, 最后对求取的权重进行一致性检验, 通过一致性检验方可认为所求权重合理, 否则调整判断矩阵, 重新计算, 直至通过检验为比。本文基于这样的指标构建的逻辑思路, 通过构建由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构成的指标体系多维度考察尾砂坝治理的绩效。按照层次分析法的要求, 先进行指标的主观评价, 进而进行客观的指标间相关性测算, 最终得出相关结论。

2 指标体系构建

2.1 指标设置

作为一个系统性的工程, 尾砂坝治理不仅要考虑社会效应, 还要考虑环境效益;不仅要从尾砂坝内部环境进行指标设计, 还要从尾砂坝外部环境进行指标设计。因此, 尾砂坝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分为社会、经济和环境子系统, 构建由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组成的一个完整的指标评价体系。

综合上述分析, 从环境治理社会效益、环境保护效益和资源利用效益三个维度设计了3个层次、7个指标的尾砂坝治理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目标层次为尾砂坝治理的绩效评价, 准则层为社会效益、环境保护效益和资源利用效益, 如表1。

2.2 指标权重设置

2.2.1 判断矩阵建立

在进行指标设置后, 需要对每一个指标的权重进行设计, 首先对准则层的三个指标进行两两比较, 构造出了判断矩阵。接着采用1-9比例标度方法, 对每一个指标进行两两对比分析, 达到定性分析指标之间相对重要性的目的。其中, 数字1表示前者的指标与后者的指标同等重要, 数字9表示前者指标比后者指标极端重要, 而处于1~9之间的数字表示前者比后者重要, 但是重要程度根据数字大小依次增强。按照类似方法, 构建了各个准则层面的内部的指标判断矩阵, 得到如下判断矩阵表, 见表2~表5。

由表2可知, 社会效益P1与环境保护效益P2相比较, 同等重要;社会效益P1与资源利用效益P3相比较, 社会效益P1稍微重要;环境保护效益P2与资源利用效益P3相比较, 同等重要。

2.2.2 层次排序

下面以表2层次排序和检验为例, 介绍各个层次的指标设置权数的设置过程。

计算表2中每一行的因子乘积的n (维数) 次方根。

式 (1) ~式 (3) 中, βij为判断矩阵中元素;n为判断矩阵阶数;为判断矩阵第i行元素的乘积的n次方根。

那么, 进一步可以求出, 归一化向量组合:

进一步可得:

按照层次分析法的基本要求, 式 (8) 即为所求的特征向量, 也是各指标的权重系数。下面进行检验, 计算出最大特征根向量λmax:

式 (9) 中, ai为P1-P3判断矩阵中的第i行向量。进而计算该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指标。

因为维数为3, 那么平均的随机一致性指标RI为0.58, , 因此构建的P1-P3判断矩阵满足一致性检验的要求。

2.2.3 总体层次排序

按照上文所述, 构建总体层次指标体系的排序层次, 具体如表6。

经计算, 说明整个评价指标体系较符合实际, 能较好地从整体上进行绩效考核评价。经过上述分析, 本文认为作为在尾砂坝治理绩效评价指标中, 组织管理水平、所在地居民满意度、放矿流量和复垦率成为具有关键作用的因素, 其权重分别达到了18.25%、23.06%、23.35%和20.8%。

3 实证分析

尾砂坝环境治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后, 该指标的实用性、易用性和可靠性成为进一步实证分析的目的。

3.1 对比评分

在建立了上述评价指标体系之后, 选择了两个案例, 分别是湖南湘西自治州花垣县铅锌尾矿和郴州市苏仙区白鹿洞镇黄泥坳铅锌矿的尾砂坝, 参考两地2013年—2014年相关数据对比分析。分值从1~10分别设置, 量化评分, 而一些相关标则根据尾砂坝面积与环境承受能力进行比较后分析填列。按照层次分析法要求, 先进行主观性指标测算, 进而根据直接的测算结果进行对比评分再测算, 具体见表7。

3.2 对比分析

通过上述的对比评分, 案例1的尾砂坝治理比案例2的治理绩效要高, 这主要原因是由于近几年案例1严抓尾砂矿治理, 案例2管理效率低下, 居民满意度低。

a) 社会效益对治理绩效的影响。社会效益对治理绩效主要体现在组织管理水平和所在地居民的满意度。组织管理水平越高说明企业或政府尾砂坝治理绩效的效率越高, 组织协调能力越强, 具有较高的重视程度。而所在地居民满意度则直接反应了治理绩效的效能及社会环境对尾砂坝治理的绩效要求程度。

案例1中居民满意度得分为1.277 5, 案例2的为0.73, 见表7。显然在居民满意度方面, 案例1优于案例2。这是因为案例1通过尾砂坝资源整合和利用, 落实推行“两型矿山”治理, 环境改善效果明显。在调查中显现, 43%的村民对于政府治理工作的表示满意, 33%的居民感到不满意, 10%的居民感到非常不满意。其中不满意主要集中在土壤和空气方面, 对于河流方面, 居民认为是改善最大的, 据居民反映原来花垣河污染十分严重, 不但河水发黑发臭, 河道中还有大量锰渣残留, 经过大力治理之后, 河水明显变清。而案例2中的尾砂坝却因为在早年 (2010年4月) 发生特大尾坝矿垮塌事故, 对下方近1.5 km2农田、0.5 km2鱼塘造成重大环境污染和经济损失, 恢复与治理一直效果欠佳, 对居民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因此该项目得分较低;

b) 环境保护效益对治理绩效的影响。在沉积滩矿泥的沉积面积上, 案例1与案例2得分分别为0.186 8和0.326 9, 但是环境保护效益的影响是一种直接影响, 主要体现在沉积滩矿泥沉积面积、沉积滩坡度和放矿流量三个方面。作为大型的矿产开发区域, 案例1中沉积滩矿泥沉积面积较案例2大, 沉积滩坡度较小, 因此对环境的影响较小, 而在放矿流量上二者相差无几;

c) 资源利用效益对治理绩效的影响。资源利用效益对治理绩效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尾矿回采利用率和复垦率两方面。案例1中复垦率与案例2中较为接近, 均为1.456 (见表7) , 主要是因为案例中的土地利用方式主要为尾矿库的治理与改善, 例如花垣县同力公司白岩弯尾矿库治理, 在尾矿库下库坝体内约100 m处加筑一道土坝, 把库内积水赶至库后, 由库内左侧开挖一条宽1.5 m、深1 m的排洪明渠。而案例2中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建筑活动。在尾矿回采利用率方面, 案例1实现了资源的再循环利用, 充分利用尾砂坝尾砂和固体废渣资源进行二次开发, 如2013年在花垣工业园启动建设的蒸压铅锌尾矿标准砖全自动生产线项目, 生产加工出高品质的新型墙体产品, 可年处理铅锌尾矿54.28×104t, 加压混凝土砌块产量20×104m3, 蒸压铅锌尾矿标准砖年产量1.2×108块, 销售收入可达2.56×108元;据悉为解决花垣县存量巨大的铅锌尾矿库, 实现尾矿的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利用, 花垣县还拟建设一条年产150×104t综合利用水泥生产线, 彻底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案例2中的溃坝事故就是由于没有落实好尾矿回收利用, 尾矿大量堆砌而引发的。

3.3 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实证研究, 发现社会公众对尾砂坝环境治理绩效评级是一种综合性的、基于客观标准的主观性评价, 尾砂坝环境治理绩效结果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公众多方博弈的结果。基于上述判断与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a) 制定有关尾砂坝治理的法律制度。法律是环境治理的最强有力的保障, 在尾砂坝环境治理中要因地制宜地出台尾砂坝治理的地方性法律和规章制度。特别要加强《环保法》的执行, 在尾砂坝环境治理的绩效评价过程中, 加强法律责任问责和落实, 并加强网络化监管机制建设;

b) 发挥政府的主导型作用。政府作为看不见的“第三只手”, 对社会资源的配置起着兜底作用, 因此在尾砂坝环境治理中, 要明确政府的社会责任。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要积极从治理研究、引导社会组织有序参与、及时发布相关信息等方面组织好尾砂坝环境治理的评价工作;作为资源调配者要通过财政资金的资源调节作用, 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尾砂坝环境治理工程项目建设。在尾砂坝环境治理工程中也要加强监督和落实, 加强企业对尾砂坝环境治理指标落实情况, 严格把控工程项目的建设质量;

c) 鼓励全民参与尾砂坝治理和维护。社会公众是尾砂坝环境治理绩效的直接感受者和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 是参与尾砂坝环境治理绩效评估的最终决定性力量。在尾砂坝环境治理绩效评价中, 社会公众首先要加强自身环境治理和保护意识, 自觉、客观地看待环境问题。社会公众要采取合理恰当的方式, 有序参与尾砂坝环境治理绩效评价。只有这样才能最终促进尾砂坝环境治理绩效评价工作有序开展;

d) 企业要把治理尾砂坝贯彻在矿产开发的各个阶段。企业是社会环境问题特别是尾砂坝环境治理问题的发源地, 企业在开矿过程中是否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是否落实国家政策法规是影响到尾砂坝环境治理的直接原因。对此, 企业首先要在开矿和后期环境治理过程中强化环境保护意识, 加强对国家环境标准和法律法规的认知。在尾砂坝治理工程建设中要提高尾砂坝环境治理的技术手段, 实现矿产开发与尾矿治理可持续发展, 不断适应新环境治理的要求与自然环境的变化。

4 结语

尾砂坝治理评价指标设置应当从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两个维度进行考察, 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的指标体系能较好地进行尾砂坝治理绩效评价, 该方法具有较好的普遍性, 能适应多种环境要求下的环境治理的绩效评估和预测。

a) 尾砂坝治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置充分考虑了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双重属性, 能够对一个尾砂坝的治理进行综合、客观评价, 且这种评价的可靠性高、准确性较强;b) 在尾砂坝治理过程中不仅要兼顾环境治理的生态效益, 更要注意保持较高的社会效益, 注重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协调发展;c) 在尾砂坝治理过程中, 特别要注意资源再利用处理, 构建的指标体系的实证分析表明, 资源再利用不仅能对治理绩效产生直接、积极影响, 还能对治理的社会效应产生间接影响, 因此特别要注意资源的再利用和使用。

站在环境治理的绩效评价的视角下对尾砂坝治理绩效进行综合性的指标构建、实证分析和解释, 但是尾砂坝治理评价指标设置的多样性、能够在多种环境下适应该地区的评价还并不完善, 是深入分析与研究尾砂坝治理的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1]崔媛媛.企业社会责任视角下我国上市公司环境治理行为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 2012.

[2]马嘉铭.矿山环境治理绩效评价与预测研究[D].北京:中国地质大学, 2012.

[3]郭伟杰, 吕航.关于我国矿山环境治理与恢复创新研究[J].价值工程, 2014 (27) :81-82.

[4]郭然, 宋良荣.环境综合治理绩效评价探讨:基于上海市环境投资的实证研究[J].市场周刊 (理论研究) , 2010 (9) :53-54.

[5]冯春涛, 郑娟尔.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鼓励政策设计研究[J].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 , 2014 (9) :53-55.

[6]胡伟, 龙庆华, 钱茂, 等.基于层次分析法的企业污水治理评价指标体系权重确定[J].环境污染与防治, 2014 (2) :88-91.

治理绩效 篇2

文献标识码：A

限期治理制度是我国现行环境法体系规定的一项基本法律制度，这项中国独创的环境法律制度，存世的数年间在我国的环境管理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时至今日，该制度在现实与预期之间存在着重大差距，甚至某种程度上说该制度在环境治理中起到了负面激励的作用，通过对于制度绩效的考察，我们应该反思该制度是否有继续存在的必要。

一、限期治理制度的立法预期与现实绩效

(一)限期治理制度的环境法律解释

限期治理制度是指对现已存在的危害环境的污染源和污染严重的区域环境，依法限定其在一定期限内治理并达到规定要求的一系列措施。限期治理通常采用限期治理决定通知书的形式告知被限期治理的对象。限期治理的概念在 1973 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首次提出，1978 年基本形成了限期治理的环境资源管理政策，作为法律制度，限期治理成形于 1979 年的《环境保护法(试行)》的 17 条和第 18 条的规定之中。

限期治理在法律上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 18 条规定：“在国务院、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内，不得建设污染环境的工业生产设施；建设其他设

施，其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已经建成的设施，其污染物排放超过规定排放标准的，限期治理。”第 29 条规定：“对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企业事业单位，限期治理。……被限期治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必须如期完成治理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 24 条规定：“对造成水体严重污染的排污单位，限期治理。……排污单位应当如期完成治理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48 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向大气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排放标准的，应当限期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 2l 条规定：“对造成固体废物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事业单位，限期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 17 条规定：“对于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造成严重环境噪声污染的企业事业单位，限期治理。……”另外，我国很多省市的地方环境保护条例也规定了该制度，如《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34 条规定：“对排放污染物超过排放标准或者总量控制指标且严重污染环境的，实行限期治理。”由此可见，限期治理制度是在我国环境法律实践中广泛适用的一项法律制度。

(二)限期治理制度的立法预期

我国的环境保护基本法规定了限期治理制度的两大种类适用对象：位于特别保护区域内的超标排污的污染源和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污染源。而随着大量单行环境法律对于该制度的规定，该制度的规制对象也逐渐多样化和具体化。但这些法律对于该制

度的适用在立法预期上基本相同：

第一、在制度适用目标上，执法机构需要有明确目标，治理任务可以是达到某一排放标准，也可以是完成一定量的削减指标，还可能是恢复某一环境功能。

第二、在具体期限方面，《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4 条规定，限期治理视不同情况规定为 1-3 年。限期治理的期限由决定限期治理的机关根据污染源的具体情况、治理的难度以及治理能力等因素决定，但最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年。

(三)限期治理制度实施的实际效果

限期治理制度有着很好的立法预期和貌似完美的制度设计，但在环境执法中却经常被异化成超标排污的“护身符”，导致这种现象的出现当然有企业环境意识不强、环境执法难等因素，但限期治理制度本身带有的顽疾也不能忽视。湖北省荆州市 2007年 3 月启动“造纸行业专项治理”，要求限期内通过技术改造实现达标排放，否则将被强制关停。然而“限改令”发出后，一些企业利用“限改令”前时间抓紧生产公开排污。一名纸厂老板甚至直言，出台“限改令”其实还不错，起码这一两年生产排污没人干扰。“限改令”竟成公开排污“护身符”，上述的例子仅仅是个个案，绝对不是偶然现象，在福建、云南和贵州等省市的调研中，这种情况频繁发生，令一线的环境执法人员苦不堪言，以至于厦门市 XX 局工作人员建议取消限期治理制度。

二、限期治理制度的缺陷分析

限期治理制度之所以存在着制度绩效与立法预期的巨大差距，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法律专业角度分析，其自身存在着多重缺陷，这将从根本上影响到和决定了其存在的必要性。

(一)限期治理决定权规定上的混乱

我国现有的环境法律体系对于限期治理制度决定权的主体存在着多种规定。处于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的“基本法”地位的《环境保护法》将限期治理的决定权赋予给了各级人民政府。环境基本法对于限期治理决定权的规定非常明确，但在环境保护的单行法律中却有着不同的规定，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97)除了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可以行使决定权之外，还在第 17 条第 3款规定了，“……对小型企业事业单位的限期治理，可以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内授权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决定。”《水污染防治法》(1996)则规定，“……中央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直接管辖的企业事业单位的限期治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部门提出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决定。市、县或者市、县以下人民政府管辖的企业事业单位的限期治理，由市、县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部门提出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决定。由环境保护部门提出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决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04)在第81 条规定，“……造成固体废物严重污染环境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决定限期治理……”根据行政法的法律原则，行政主体实施行政授权，必须有法律、法规的明文许可，从此角度而言，在上述的这些环境单行法中，只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是通过法律明确规定有各级人民政府授权由环保部门行使限期治理决定权的。

考察我国地方的《环境保护条例》等环境保护方面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也基本上分为这几种情况：第一类是严格按照《环境保护法》中关于限期治理决定权的规定进行立法，如《贵州省环境保条例》；第二

类是对《环境保护法》中关于限期治理决定权规定了行政授权，即限期治理决定，按照治理权利由相应人民政府作出，但经过授权，也可以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作出，如《湖北省环境保护条例》、《江苏省环境保护条例》和《福州市环境保护条例》等；第三类是规定限期治理的决定权不是由人民政府行使，而是由环境保护部门行使，如《深圳经济特区环境保护条例》。

限期治理是一种带有一定条件的强制性行政处理制度，我国的限期治理制度在决定行使权规定上的混乱直接影响到了该制度的实际效果，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规定的混乱和不统一直接影响到环境法制的统一。我国在实现环境法治中突出表现了很多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政府和公民的环境意识和环境法制观念不强，需要通过法制的统一实现法律治理环境问题。但我国环境保护基本法、单行法和地方性法规在对于限期治理这一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规定上存在着如此大的不同，使得努力促成的环境法制统一面临倒退的危局。正如上文列举，尤其是各地方环境保护法规在对于此制度规定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异，更是造成了极为恶劣的负面影响和激励，可能同一个企业、同一种情况在不同地区会面临着截然不同的环境法律的负面评价――环境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的承担。

第二、不同污染源适用不同的限期治理决定权属造成了环境执法的困难、增加执法成本和社会成本。如前所述，《环境保护法》和其他的一些污染防治的单行法规对限期治理决定权的规定各有不同。针对不同的污染源，限期治理的决定权的归属不尽相同，这势必会使我国的污染防治工作的展开受阻。环境执法难已经是顽疾，而同一项限期治理制度在各单行污染防治法上规定不同，会进一步增加执法成本和难度，从根本上说也是浪费社会资源。

第三、客观上会加重地方保护主义。正是因为现有的环境法律体系中容忍、接纳限期治理多种决定权主体和行使方式的存在，使得各地以“地方特色”为借口采取自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限期治理的决定具有了法律上的合理性，这样就为环境治理上地方保护主义提供了生存空间，尤其是在基本法已明确规定限期治理的适用范围的条件下，将决定限期治理的权限特别授权地方政府行使的做法会造成负面影响，因为在理论上存在着地方政府为了某种利益需要而采取行政不作为的可能，其结果是放纵严重违法行为并对环境造成更大的污染或破坏。

(二)限期治理制度程序上的漏洞

限期治理制度之所以被认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法律制度，是因为拥有环境监督管理权的国家机关对于排污者并不是直接进行处罚，而是责令污染者在行政命令所规定的某一具体时间范围内，履行治理污染的义务和减轻、消除污染危害。之所以采取这种折中的做法是因为被责令限期治理的企事业单位往往又是当地或国家的骨干企事业单位，因为并不能简单地“责令停业、关闭”了事，这与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追求 GDP 增长的思路不符。因而，要求排污者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治理任务、达到治理目标，是限期治理制度的最明显的特色，但也恰恰是这种特色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制度弊端的存在，“规定期限”(法律规定最长不得超过三年)这种过于宽松的自由裁量权恰恰留下了违背该制度的初衷、污染破坏环境的空间，污染者钻空子、地方保护主义甚至是权力寻租都可以利用这一规定的模糊性来规避法律。在全国各地的调研中，很多环境执法人员对于排污者利用这一规定而大肆排污苦不堪言但也认为无计可施。即使是排除了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增长的政绩诉求而在环境污染治理中采取地方保护主义的做法，也排除了享有环境监督管理权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寻租的现象，在正常的制度适用过程中同样难以避免制度漏洞的出现，而污染者对于该制度漏洞的利用已经严重超过了该制度可能起到的正面作用。实践中，环境保护执法人员认为，污染着经常利用限期治理制度适用所必须遵循的一些正当法律程度，钻空子、“打时间差”而大肆排污，甚至是有些污

染者采取“自杀式”行为，在风险收益的考量下在限期治理决定的“规定期限”内进行大肆排污，即使最后被“责令停业、关闭”。

我们可以具体考察限期治理制度的程序性规定。按环境保护法律和相关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对污染企业决定“限期治理”直至“责令停业关闭”，一般要经过以下几个程序和环节：群众投诉等→环保部门现场调查检测→上报政府、决定“限期治理”→听证→污染者向上一级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维持决定→污染者开始治理→环保部门验收未达标→上报政府、决定停业关闭→听证→污染者向上一级政府申请复议→维持决定→企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环保部门申请强制执行。

要完整地遵循这些复杂的程序需要经常很长的时间，而这些时间有些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时间，有些则是可能是不可预期的。首先就法律规定的程序来看，根据《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办法》第34 条规定：“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可以在听证告知书的送达回执上注明听证要求，或者在 3 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听证申请。”第 35 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听证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受理，并在收到当事人听证申请的 5 日内，确定主持人，决定听证的时间和地点。在听证举行的 7 日前，将听证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并由当事人在送达回执上签字。……”同时《行政复议法》第 9 条规定了污染者可以在知道被决定“限期治理”之日起 60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并且“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

误法定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而第31条规定了行政复议机关在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情况复杂的可以适当延长，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 30 日。中间还可能经过行政诉讼的时间，即使法院判决污染者接受处罚，也还要经过 180 天的时间才能申请对污染单位强制执行。实践中，污染单位经常用足所有的程序、尽量拖延最长的时间。还有不可预期的时间，比如由于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可能环保部门需要反复检测才能确定准确数据；环保部门可能因为多种主客观原因要很长时间才能建议政府决定“限期治理”；地方政府也可能因为多种原因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作出对污染“限期治理”的决定；再加上污染企业开始实施治理最长在法理上可以长达 3 年……现实中，数年间也治理不了一个污染企业的情况经常发生。

正是因为限期治理制度本身所要求的上述一系列的复杂程序，使得在实践中，污染企业面对政府或者政府授权环境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限期治理的决定总能找出多种借口拒绝履行或者不当履行，至于延迟履行则最为经常发生，即使在最为理想的状况下走完一系列繁复的法定程序，经常是污染者在接受处罚之时已经对于环境造成难以逆转的污染或破坏。

(三)保障限期治理制度法律责任的软弱

企业治理的绩效之谜 篇3

《凯德伯瑞报告》指导公司与利益相关者尤其是股东之间的相互交往，是这一领域首次出版发行的重要法则。报告的推动力在于一个叫做“遵从或解释”的措施，这个措施给了公司一些灵活性，让公司可以选择是否赞同指导方针的建议。

《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则体现了更为坚定的立场，那就是通过作用于上市公司的一组强制规定来对职责和任务立法。那么，经过若干年的政策干预，我们的公司是否已变得更好？企业进程是否更加健全，投资人是否得到了更好的保护？

绩效更佳 世界各地许多企业丑闻不断，在这纷扰之中，企业治理的作用显得混杂不清。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或许是：更强大的企业治理是否带来了更好的公司绩效？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研究人员一直对企业治理的绩效之谜紧抓不放。他们发布了各个国家混杂不同且极不确定的各种结果，而其中很多国家拥有严格的企业治理法则和强大的公司。有几种可能的原因：

第一，模型与方法的问题。许多治理措施的信息在向公众披露时已经延迟了，比如通过年度报告这种形式。金融从业人员知道，在一个有效的股票市场上，从公共信息那里是赚不到股票收益的。因此，企业治理信息将很难导致绩效研究中显现出来的异常股票收益。

第二，会计报表可能被用来体现绩效。我们知道，董事会尤其是他们的审计委员会，通常在财务状况的呈现方面有着强大的话语权。作风严格的董事会可能更趋保守，而我们甚至会遇到较强的治理导致较弱的账面利润这种情况。

第三，有可能是因为较高的合规成本，治理要求实际上导致了较差的绩效表现。很多公司都有这种情况。比如，《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在美国推广后便是如此。

假如企业治理因此没有作用或只起到负面作用，那么公司是不是应该忽视它？为什么股东们还要捶胸顿足地迫切要求多一些治理保障措施呢？

消极面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某些公司的其他活动，这些活动和价值之间关系模糊而且时常引起争议。其中之一就是良好的会计和审计工作，这一工作本身就和企业治理有着紧密联系。这些工作是创造财富的活动吗？很难说清楚，但如果没有这些活动，就会有明显的消极影响。

或者考虑品牌化。市场营销人员马上会提出，品牌化会增添一个产品或服务的内在价值。然而，这个增添的价值是无形的，很难衡量。但从另一面来看，尽管它的影响不那么确定，无视品牌建设却很可能导致销售损失。

另一个几乎已成咒语的因素就是质量。对于几乎任何产品和服务而言，质量保证都是经营策略的基石。这一保证对绩效的直接贡献也不明确，但它在顾客做出购买决定时肯定起到了增长信心的作用。

预期 这些和企业治理的应用有什么联系呢？实际上是，企业治理本身看起来似乎只增加了微乎其微的有形回报，但如果没有企业治理，那将会产生天壤之别。这就像守法——遵守法律是一种预期或给定的情形，但不遵守法律则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同样的观点还可以延伸到企业战略。由于企业治理对公司绩效的作用尚不明确，我们可以说，这种治理可能不会带来竞争优势。要产生这一竞争优势，企业治理必须允许公司获取其经营行业的超额利润。由于情况未必如此，我们只能说它最多只是带来了竞争均势。由于企业治理尚未确定和公司业绩挂钩，我们就需要正确地去实行它。我们对董事会和其他相关治理机制的预期必须有所调整。

绩效治理的六大致命伤 篇4

◎缺乏战略指引与文化支撑,考核过程一盘散沙

绩效治理的重要性之所以名列人力资源各模块之首,其根源不在于它的程序之繁、任务之多,而在于它的地位之高。它不仅关系到企业战略执行的成效,而且为统一全员价值观提供了最好契机。也可以说,在绩效治理中,企业战略是引领其航向的明灯,企业文化是凝结其运行的粘合剂,缺少这两个护身符,绩效治理的价值就要大大折扣,甚至蜕化变质。不幸的是,中国的很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根本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因此根本谈不上对战略目标在各部分和个人之间如何进行公道分解的题目了;所谓的企业文化也不外是狼藉思惟、群体观念的大杂烩,绩效治理过程缺乏必要的凝结力、向心力,这让原本应该环环相扣的治理体系成了一盘散沙。

在很多跨国公司看来,做企业治理就是做人力资源治理,而做人力资源治理就是做绩效治理,足可见绩效治理的重要性。它需要企业一把手站在战略的高度来认真对待,切实将绩效治理与公司战略、企业文化融会贯通。而我国一些企业根本不考虑自身的管理结构与价值取向,生硬地复制成功企业的“圣经”。殊不知,不同企业的管理基础与文化背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盲目地照搬照抄很可能会导致劳民伤财、怨声载道。

◎职位分析不到位,考核随着感觉走

一个好的绩效治理系统不仅能拉动企业整体绩效上升,而且能匡助员工改进个人的工作技能,其枢纽就在于绩效治理是与职位分析与员工胜任素质模型密不可分的,也可以说,职位分析与员工胜任素质模型是绩效治理的起点与落脚点。没有这两个基础作参照尺度,企业的绩效考核就只能是随着“感觉”走。这也恰是海内一些企业的实际作法。很多企业老总不仅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峻性,相反却对这种“感觉考评”布满了自信。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下面的人做的怎么样我是有感觉的,大家也是有感觉的”。殊不知,这种“感觉”是存在偏差的,而且有时还会酿成严峻错误。由于,不同职位的绩效外显程度差别很大,当然也就需要用不同的尺度来丈量。假如用评判市场开发职员的“感觉”来“嗅”研发职员的绩效,优秀的员工也极有可能被定为不及格。

再者,“感觉”多数是“以成败论英雄”,对人而分歧错误事,这恰恰违反了绩效治理所倡导的以事实为依据,对事分歧错误人的定位原则,使绩效治理蜕变成了传统意义上的人事考评。在这种以“人”为中央的“英雄论”指引下,员工多数会以面前利益为重,投领导之所好,公司上下一团和气,“好好先生”迅速走俏,但终极领导会在悠然中见证企业土崩瓦解的惨烈一幕。

◎盲目追求指标量化,时髦方法华而不实

从定性的一维考核到定量的多维考核,中国企业的绩效考核越来越程序化、数目化,多数企业但愿能在正确的“算分”中“算”出公平、公正。为此,人力资源治理者可谓是挖空心思来设计名目繁多的记分标题题目,在月末、年末更是不辞辛苦地为每位员工计算各考核项的得分。在某些考核者看来,考评结果越正确越好,考评方法越时髦越能体现绩效治理水平之高。其兢兢业业之心虽难能可贵,但遗憾的是,这种耗财费力的庞大考核工程为企业赢得的不是业绩的持续攀升,而是人际关系的紧张与核心人才的外流。于是,迷失的国人发出了西洋化考核工具水土不服的慨叹。

诚然,在国外,绩效治理非常注重量化指标的提取与跟踪,但这是以西方企业高效的信息治理系统作为基础的,而且是围绕着枢纽绩效指标来开展工作的,不是在普通指标上琐屑较量。很多海内企业不去花心思完善自身的信息治理系统,探求企业的枢纽成功因素,修正不同岗位的枢纽绩效指标,却一味地追求考核指标的面面俱到以及数目化与正确化。不难想象,这种打分方法除了主观臆断之外,还有多少科学成分在里面?也就是说,考评结果的科学性是靠整个绩效治理体系的科学性来支撑的,而不是靠算分运动“算”出来的。

◎反馈机制不健全,难以奏响共识曲

绩效治理之所以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简朴考核,枢纽一环就在于它引入了双向沟通机制,注重考评结果的及时反馈,使员工由原来完全被动的角色变成了一个主动介入的角色,引起了员工心灵上的共识。而在海内的一些企业,绩效考核工作是暗箱操纵的。在很多治理者看来,员工只需要知道自己的得分和名次就可以了,详细的算分过程是不能对他们泄漏的,甚至某些枢纽性的考核条目也是分歧错误的。也就是说,员工是无法切当地知晓自己是如何在“三六九等”中动态转换的,也无法亲身体会绩效考核的价值究竟在哪里。长此以往,员工就会逐渐丧失介入绩效考核的热情与决心信念。

在反馈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对于被评为优秀的员工来说,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哪些优点获得了上司的青睐,所以很难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相反还可能会弄巧成拙,朝错误的方向发展下去。对于被鉴定为不及格的员工来说,他们也弄不明白自己的不足在哪里,所以也很难修正自己的错误,获得技能的晋升,最后要么在忿忿不平中离开企业,要么整日胡乱猜疑,无法正常开展工作。要知道,员工职业糊口生计发展是绩效治理的终极目标,绩效治理就是为员工进步自身的工作技能所服务的。试问,没有考核者与被考核的双向沟通与互动,技能改进将从何谈起?

◎相关领导不支持

在绩效治理中,人力资源部确实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这并是说绩效治理是人力资源一个部门的事。实际上,绩效治理作为企业治理的核心工作,其执行不仅需要决议计划层的政策支持,还需要相关部门经理的通力合作。有些企业领导不仅不为人力资源部开展绩效治理工作开绿灯,相反却设置了各种各样的障碍,甚至将自己的主观偏见强加给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使绩效治理过程演变成了“主座意志”的宣传过程。一些业务经理原本就看不起这帮舞文弄墨的逍遥大仙,在绩效治理中更是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冷眼看人力资源部门唱独角戏。

诚然,人力资源从业者要胜任自己的工作,需要认识各个部门的业务流程,但要把每个岗位的枢纽核心因素都剥离出来,恐怕还必需借助于相关部门负责人的鼎力协助不可。而且站在业务经理的角度来说,绩效治理也不是像他们所说的“纯粹给我添麻烦”。试想,绩效治理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还不是晋升员工的工作技能吗?员工的能力与岗位匹配了,受益最大的当然是部门领导。他们不仅会少花费很多心思用于指导员工开展工作,而且还会从公司的利润分配中得到更多的实惠,由于大部分经理的奖金都是基于部门绩效的。

◎相关措施不匹配,治理方案被迫流产

绩效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实施的成效不仅取决于方法本身的科学性、公道性,更需要相关配套措施的有力支撑。概括地说,保障绩效治理系统有效运作的配套措施可分为战略层面、战术层面、执行层面三部门。它不仅需要有明确的目标导向与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还需要完善的培训机制、监控机制、反馈机制与之相匹配。其中,考核职员的培训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由于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考核者的素质比考核方法本身更能决定考核结果的可信度。另外,完善的监控体系也是避免绩效治理流于形式的必备措施,由于某些事情单靠当事人的自觉自律是不能解决根本题目的。

比起绩效治理方案而言,中国企业的培训机制与监控机制更加薄弱,或者说执行能力不高是中国企业的通病。这主要是由于,方案的设计阶段投入的是设计者的脑细胞,老板当然不心疼;而方案的执行阶段注入的却是白花花的银子,企业老总就会担心资金打水漂而不愿意慷慨解囊,尤其是在需要进行全员培训时领导更喜欢用“让我好好想想”来搪塞。最终,绩效治理方案被束之高阁,或者纯粹演变成人力资源治理者的文字游戏。

治理绩效 篇5

公司治理目标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公司治理源于解决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所产生的代理题目，亦即内部人控制题目，因而其产生之时的主要目标就是保护所有者的最大福利(即所有者权益)。如今，经过公司各相关利益主体(所有者、经营者、债权人、员工、消费者、社区等)的长期权利博弈，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公司治理框架基本形成，公司治理目标为充分关注和维护企业利益相关者利益，以实现企业长期价值最大化。公司治理目标是确立专司公司治理的企业董事会的具体职责的基础。

根据上述公司治理目标，考虑到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以及国内外学者的成果，我们将董事会具体职责回纳如下：

1.审核和制定公司战略、经营计划、风险政策、年度预算，监视业务和公司业绩，审核企业重大投资项目支出、企业购并和分拆活动;

2.任命、监视高层治理职员，审核高层治理职员薪酬;

3.监视和治理董事会成员、治理层及股东在关联交易、资产处置等方面的潜伏利益冲突;

4.通过健全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监视会计信息表露过程等措施来保证公司对外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相关性与完整性;

5.监视公司治理结构在实践中的有效性，必要时能够进行改进;

6.与外部治理机构和公司利益相关者进行联系与沟通，为公司获取成功所需的关键资源(资金、信誉等);

7.设立董事和高层治理职员的培训项目等。

董事会为了保证全面有效地履行上述具体职责，需要建立一个自身的业绩评价系统，将其所肩负的公司治理职责转化为可以具体量化的指标体系，以便观察与评价公司治理效果，矫正公司治理行为。关于公司治理实践中董事会的业绩评价题目，国内外学者正处于探索之中。美国学者Melcher曾经用9个项目来评价最好和最差的董事会，随着公司治理实践的发展，现在看来这一评价方案也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国内关于这方面的专题研讨有限，至今尚无全面系统的董事会业绩评价方案公布。我们受加拿大治理会计师(CMA)协会利用平衡计分卡(the Balanced Scorecard)计量董事会受托责任的启发，利用平衡记分卡原理来设立董事会的业绩评价体系。

由卡普兰(Kaplan)和诺顿(Norton)于1992年创立的业绩评价――平衡记分卡，是由围绕组织的战略目标，以及体现或促进实现这些目标的关键因素的指标组成的业绩评价系统，主要由财务、内部经营过程、顾客、组织与成长四大方面的指标体系组成。我们根据上述对公司治理目标和董事会具体职责的理解，以平衡记分卡为基本框架，设计如下董事会的业绩评价体系：

按照平衡计分卡原理，董事会为了保证前述公司治理目标的顺利实现，需要从影响这一目标实现的如下四个相互联系的因素进手：即满足各利益相关者财务方面的价值增值要求;利用其公司治理和企业治理的双重权限来创建制度化的、富有效率的内部营运过程;加强与内部治理层、员工以及外部公司治理机构、投资者、债权人、客户和社区等的联系与沟通;提升企业的成长潜力等。显然，这四个方面也可以看作是董事会为实现公司治理目标而必须首先达到的具体目标。接下来，进一步为这些具体目标寻找具体的计量指标，也可以看作是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方法路径。我们初步设想计量各具体目标实现程度的主要指标如下：

(一)财务方面：每股收益(EPS)，增加值(EVA)，现金净流量，董事、治理层与员工的报酬增长率，贡献(纳税额与社会公益性捐赠)等。

(二)企业内部过程：参与公司发展战略、重大投资决策及经营计划的制定与审批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监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与风险政策的会议次数，对CEO及其高级治理团队的经营业绩与正当性的评估状况，制定CEO及高级治理层的薪酬安排与继任计划状况，董事业绩的自我评论与相互评价状况，定期审核与评估重大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的技术、本钱和进度状况，公司治理结构的改进措施等。

(三)与内外部的联系与沟通：为治理层提供的建议数目，与员工直接沟通的次数，了解客户及供给商需求的次数，内部信息覆盖率，外部公司治理机构和投资者、债权人所认可的会计信息质量(包括信息的及时性、可靠性与透明度)，通过各种渠道(会议、访谈等)与外部公司治理机构、投资者、债权人和社区进行沟通的及时性与次数，社区责任的履行程度(社区就业人数与环境保护责任履行程度)等。

(四)组织学习与成长：董事会成员的程度与治理水平，CEO及其高级治理团队的满足程度和创新能力，治理层的知识结构、教育程度与培训次数，CEO及其高级治理团队发展计划的实现程度等。

董事会在企业战略计划的制定、实施与评价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但位居企业最高治理层次的董事会，究竟阔别了企业的具体经营治理活动，因而需要从各种渠道获得制定与实施战略计划的相关信息(包括利用这些相关信息和治理会计决策方法所提出的战略计划方案)，以保证董事会决策的性和有效性。

董事会制定(或审查与评价)企业战略需要企业财务职员和其他相关职员提供大量的财务与非财务、内部与外部信息。外部信息包括消费者需求现状和发展趋势、公司当前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状况、竞争对手战略、行业信息和发展趋势、对利益关系方(如大股东)反应的分析以及其他相关信息。内部信息则包括战略计划所需的职员、技术、资本、以及投资能力、战略计划各实施方案、产品生命周期内的本钱与效益分析、战略方案内在风险的评估等信息。

为了保证董事会战略决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上述信息最好由董事会内部的战略委员会委托财会职员根据其特殊需求提供。我们设想由企业财会部分提供具体的、具体的、经过初步分析和整理的治理会计信息，再由董事会内部具有会计信息分析和投资决策背景的专业人士进行分析提炼，以形成独立于CEO及其高级治理团队的价值判定。

在企业战略实施过程中，董事会还应对战略实施计划进行审查与评估，以确保企业的重要经营活动与战略计划的一致性与协调性。为此，董事会需要企业财会职员提供战略计划(或重要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治理会计信息：包括全面预算与预算执行的结果，以及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风险评估、潜伏影响与治理层的应对措施等信息。

董事会的重要职责之一是对CEO及其高级治理团队的经营业绩及正当性进行评估，以确定其薪酬和继任计划，这也是擅长计量受托责任的治理会计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域。与前述对董事会这一特定主体的业绩评价体系的忽略相比，对CEO及其高级治理团队的业绩评价在各国均受到重视，并已有较为系统完整的业绩评价体系。我国颁布的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与相应操纵细则较为全面地评价了企业CEO及其高级治理团队的经营业绩与治理效率。在这里我们只想补充两点：

一是董事会应将对利益相关者的受托责任与治理目标明确无误地传递给CEO及其高级治理团队，以便企业各层次的治理能够围绕总体治理目标来进行。董事会可以将高级治理层是否贯彻落实公司治理政策增设为一个重要的业绩评价指标，以保证公司治理系统的有效运转。

二是明确董事会对CEO及其高级治理团队的业绩评估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应与企业高级治理层进行公然讨论，并提出改进其业绩的建议，及时发现和纠正企业潜伏的题目。而这一过程是否有效的关键还在于董事会能否及时获得关于CEO的治理过程(战略计划落实、经营决策制定、员工培训等)和治理效果(市场份额、新产品销售比例、盈利质量等)的各项治理会计信息。

相对于企业外部的投资者、债权人，董事会是代理人;而针对企业内部的治理层和员工而言，董事会是委托人。因此，董事会在促进企业内外部委托代理双方的沟通与交流中发挥着中心作用，并有责任缓解委托代理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另外，董事会也有责任与外部公司治理机构进行公司治理信息的沟通。而企业治理会计职员可以利用专业技能提供董事会与各方交流的相关信息，维持公司治理各方的信息交流体系。

就董事会与企业内部的治理者和员工的信息交流而方言，主要依靠于为企业内部经营治理服务、规划与控制企业内部资源配置的治理会计信息，企业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预算编制过程、全面预算信息以及预算执行差异、原因分析与改进措施等信息，就是董事会与企业内部最好的交流形式与交流语言。

至于董事会与外部进行交流与沟通的信息，就企业对外公布的年度报告、中期报告、季度报告、招股说明书以及董事会决议公告等来看，主要是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事后的财务会计信息，反映董事会履行公司治理与战略治理职责的相关信息则十分有限。实际上，长期以来，信息需求各方对这种信息表露现状并不满足，安然事件以后，更有学者称现行财务报告表露了大量的信息垃圾。并且，哈佛大学商务与政府研究主任Iraa.Jackson20xx年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剖析安然事件时指出，现行财务报告忽略了治理的表露与治理透明度，导致各方缺乏对企业治理政策与措施的了解。事实上，当今外部委托人并不甘心事后“用脚投票”的被动地位，对公司治理和企业治理透明度的关注日益增加。因此，董事会应该逐步对外报送涉及到企业公司治理、重大战略决策、主要经营治理过程(如经营猜测、全面预算)等方面的治理会计信息，进步企业公司治理与治理的透明度，加强与外部委托人和外部公司治理机构的沟通。

就发展趋势来看，我们以为董事会为了解除其受托责任，应该向委托人报告其针对公司治理目标的努力行为以及努力结果。因此，前述对董事会治理目标及其具体职责完成情况进行计量的.业绩评价信息，应作为董事会与其委托人进行沟通的重要信息，建议上市公司在年报中加进前述董事会平衡计分卡框架内的业绩信息。

以上我们阐述了治理会计在董事会业绩目标的制定与实现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主要是提供必不可少的治理会计信息与方法的支持。因此，会计与实务界应该意识到，在公司治理和企业治理实践中地位日渐突出的企业董事会，迫切需要一个符合其运行机制与独特需求的治理会计信息系统，来帮助其富有成效地履行职责。而当前的会计理论与实践却忽略了董事会的这一需求，治理会计信息系统的服务对象主要还是定位于CEO及其治理团队。因此，为了满足董事会的信息需求，充分发挥会计在当今公司治理和企业治理实践中的作用，应从下述三个方面对治理会计的理论与实践加以改进：

(一)明确治理会计服务对象的不同治理层次，并根据各治理层次的相应职责范围来提供其所需的会计信息。由于不同层次治理者关注和影响的企业活动不同，如总经理感爱好企业总体经营状况，部分经营关注的是部分业绩，基层治理者关心的是个人工作表现，信息需求各异。当前，尤其应该将董事会这一最高治理层次由于其独特地位(具有公司治理和企业治理的双重职责)而需要关注的公司治理信息、受托责任履行状况、企业竞争表现、销售和盈利的总趋势、本期战略计划以及重要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等信息纳进财会部分的视野之中，并主动研究和及时满足董事会的治理会计信息需求。

(二)改进内部治理报告的报告形式与报告内容，进步治理会计信息的有效性。为了使财会职员提供的、针对各层次治理者的治理会计信息产生应有的效果，必须采用治理者能充分理解和有效运用的简明扼要的报告形式，并且报告的内容应突出重要题目以及应采取的针对性措施。财会职员应综合运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及形式的会计报告，向董事会报告具有战略性、全局性、专题性、分析性、趋势性的信息，并留意信息的概括性与简明性，以免董事会陷进繁杂的会计信息之中而委决不下。

(三)完善财会职员的知识结构。企业财会职员不仅应该熟练地把握财务会计与治理会计信息天生与报送的方法与技术，更应该突破就会计论会计的狭隘思维，广泛学习和深进思考公司治理机制、企业战略和策略治理的思想与方法。比如为了向企业董事会及高层治理职员提供战略决策信息，财会职员必须了解组织环境、竞争对手状况、企业核心竞争力等战略决策要素，以便在会计信息与企业战略决策之间架起一应桥梁。

1.李维安。公司治理原则与国际比较。中国财政出版社，20xx. 2.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国证券监视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20xx 3.李维安等。20xx.公司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xx 4.席酉民，吴淑坤，公司治理与中国改革，机械出版社，20xx 5.[美]理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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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布罗密罗着。倪卫红刘瑛译。公司治理和董事会。石油产业出版社，20xx 6.[美]吉姆斯。

D.威廉森。阎达五等译。现代主计长手册。经济出版社，20xx 7.杨惠敏。20xx.公司治理、企业治理与信息系统。会计研究。2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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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绩效 篇6

关键词：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绩效；委托代理；利益相关者

从具体形式来看，公司治理结构一般指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构成的公司内部控制和监督机制，其目的在于控制公司的经营活动不偏离企业的长远规划和最终目标，提高企业绩效。此外，企业的生存还依赖于内外部环境中其他相关利益者的支持和约束，包括企业雇员、债权人、工会、社会组织、国家行政机关等等。

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上述4个相关的利益主体在权力上的分配和利益的协调，以及相应的激励与约束体制的建立。在此，将公司治理结构划分为股东、董事会、经理层和其他各方利益相关者这4个主要主体，分析它们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

一、股东与公司绩效的关系

股东是公司治理结构中拥有最高权力的利益相关主体，董事会与经理层的所有决策都应该以维护股东的利益为标准和目的，企业中所有的治理机制也都应该以维护股东利益为目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股东除了利用股东大会和监事会或者独立董事对董事会和经理层进行监督以外，还可以利用企业外部的公司控制市场对其进行制约和影响，或者加入公司董事会亲自参与公司治理（当然，只有大股东才能做到这一点）。

一般认为，小股东是广泛分散且不干预公司运营的缺位所有者的同质集团。因此，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公司的股权结构越分散，委托人对代理人的有效监督程度越低，对公司绩效可能越有不利的影响。从总体上来说，股东对提升企业绩效和价值的影响力相对于董事会和经理层来说更加趋于宏观和间接。考虑到成本与效益的匹配，股东中持有较大比例股份的大股东和机构股东会比小股东更有动机去监督管理者作出有利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决策，从而对公司的绩效实现过程施加影响。

可以看到，积极的大股东和机构投资者愿意而且能够通过多种方式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施加影响，并最终影响公司的绩效。

同时，大股东和机构投资者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也存在负面作用。大股东的利益和外部小股东的利益常常并不一致，两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在缺乏外部控制威胁，或者外部股东类型比较多元化的情况下，大股东可能以小股东的利益为代价来追求自身利益，通过追求自利目标而不是公司价值目标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的事实得到验证。首先，大股东可能更多地考虑自身的利益，将股份公司作为自己的“提款机”，从而损害众多小股东的利益；大股东过多地干预使股份公司的管理层名存实亡，影响股份公司战略目标和绩效的实现。其次，投资者并不是真正的所有者，而是机构性的代理人。作为“被动的投资者”，一部分机构投资者会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公司能付给他们多少红利上，而不在乎企业经营管理的绩效好坏；另外，机构投资者出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目的，往往会制定投资组合策略，分散投资，同时持有多家公司的股份，分散风险的同时也分散了机构投资者对于其中某一家公司经营管理绩效的关注程度。

综合以上论述可知：大股东和机构投资者对公司绩效实现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虽然有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但是总体上他们能够对公司经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约束，同时他们投资的稳定性和长期性使得他们可以和公司结成战略联盟，增强公司的长期竞争能力和发展能力。

二、董事会与公司绩效的关系

1． 董事会对公司绩效的积极作用。

目前世界各国所实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制度的依据是委托代理理论，即股东按所拥有股份的多少选举出董事会，将其资产委托给董事会管理；董事会再选择总经理，将资产委托给总经理负责。

股份公司实际上是“资合”公司，这就决定了资产及其拥有者在股份公司及其董事会中的地位，资产的大小决定了其所有者拥有权利的大小，因此，公司治理结构所追求的目标自然而然地就是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实际上也就是追求资本增值的最大化。

实际操作中，董事会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主要通过为经理层提供建议、顾问和积极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战略方针的制定过程来实现。从微观管理角度讲，董事会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手段还包括对公司战略实施过程的控制。这可以通过董事会对于公司经营管理的事前控制体现出来，例如对重大经营决策（如重大投资、兼并、收购等）进行参与、审查和批准，决定经理人员的聘用等等；或者是事中控制，例如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战略实施；最后还体现在事后控制上，例如根据公司绩效的实现情况决定经理人员的替换与奖励等等。

随着现代公司制度的发展以及对公司治理结构的深入认识，董事会在制定公司长期发展战略以及经营管理中决策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已经由股东大会的附属机构转变为股东大会无法干预的独立权力机关。

由于董事会在公司治理结构中所处的中心地位，因而提高董事会的质量就成了建立有效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任务，也是影响公司绩效的重要因素之一。

2． 董事会对公司绩效的消极作用。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董事会是股东的代理人，代表股东利益，要尽到信义、注意和忠实三项义务，是降低经理层代理成本的重要机构。但是，这种代理关系使得董事会与其委托人——股东之间也出现了代理成本。董事会成员的机会主义倾向使他们不可能完全按照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进行决策。另一方面，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经理层往往采用各种手段控制董事会。这样，董事会对经理层的约束机制就会被破坏，甚至出现董事与经理“合作”的情况，损害公司与股东的利益，结果就是公司的经营决策与公司的绩效和长期战略相背离。

3． 经理层与公司绩效的关系。

（1）经理层对公司绩效的积极作用。按照企业契约理论的观点，传统公司内部治理模式是股东拥有最终控制权，董事拥有授予剩余控制权，经理拥有实际剩余控制权。经理层负担着通过对企业拥有的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维持并发展企业，实现资源使用效率的最大化和相关主体的利益最大化。

在公司的经营管理实践中，经理层作为公司治理结构链条上的中心环节，其特殊地位决定了他们是公司内外部信息的接收中心和过滤、发送中心，经理层比其它任何环节都更了解公司整体的资源使用情况、经营业绩情况。而且董事会构成中一般包括经理董事。因此，虽然在大多数国家的《公司法》里董事会是公司真正的战略决策制定者，经理层只是战略的执行人，但是由于上述特点的存在，很多具体的经营战略决策最终要由经理层来做出，一些重大的决策也是董事会与经理层协商并共同制定。

除了进行经营管理决策之外，公司经理层还是所有决策具体的实施者以及风险控制者。现在的职业经理人，不仅是公司的经营者、管理者，同时还是公司文化、道德、价值观的代表者和领导者，经理层的风格往往会左右公司的发展目标和战略方向。由此可以看到经理层在公司经营管理和绩效实现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2）经理层对公司绩效的消极作用。根据委托代理理论，由于两权分离的特点，企业股东是以获得最大的投资回报——即最大的正现金流为投资目标，而经理人员在进行企业经营决策时还要考虑个人权力、个人经济利益、社会地位、个人成就感以及个人的工作保障程度等因素。在委托代理理论有限理性和经济人自利的假设前提下，经理层在进行经营决策时可能并不是围绕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而是选择有利于实现个人目标的战略，因此有可能损害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影响企业绩效和长期发展。例如，经理人员为实现自身利益过度增加自己的报酬；为提高个人社会地位、权力和工作成就感而盲目进行购并以扩大企业规模；为保障自己的工作而拒绝实施有风险的经营决策等。

在委托代理理论的假设前提下，经理层的机会主义倾向几乎不可避免。因此，公司治理的主要内容就是构架对经理层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最大限度减少经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

4． 其他利益相关者与公司绩效的关系。

一个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存在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指与企业拥有利益关系的个体或群体，包括股东、员工、客户、供应商、合作者，政府和社区等。

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是否能够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形成与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协同效应。实践说明，企业的每一个利益相关者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绩效，忽视任何一个利益相关者都有可能导致企业经营的失败。

20世纪80年代，西方出现了“利益相关者管理”的思想，指出经理层应该系统考虑那些能够影响并且受到公司影响的集团的利益。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化，企业的价值链逐渐被拉长，以战略联盟形式为代表的协作型竞争成为20世纪末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企业与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协作关系成为企业重要的资源之一，对企业绩效的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很多企业已经认识到，仅仅将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公司治理的原则是不够的，需要更加着重考虑企业所有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这样有利于公司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公司的绩效实现和长远发展。

在未来的全球化竞争中，我国企业面临着发达国家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下大型跨国企业所带来的生存压力，如何理顺公司治理结构和公司绩效的关系，提高企业绩效，使企业效益最大化以应对这种挑战，是摆在我国企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1．李维安．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1999，（6）．

2．于东智．股权结构、治理效率与公司绩效．中国工业经济，2001，（5）．

3．王智慧．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战略绩效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邱亿如，长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梁树安，长江大学管理学院研究生；孙伟，中原石油勘探局建筑集团。

公司治理对并购绩效影响的研究 篇7

一、公司治理影响并购绩效的理论分析

公司治理是解决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导致代理问题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在公司决策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般从董事会特征、管理层特征、股权结构三个维度研究公司治理内部机制对并购绩效的影响。

(一) 董事会规模。

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一项重要机制, 保留了决策控制和批准权以及雇佣、解聘和设定最高经理人员薪水的人事权。而董事会作用的发挥受到董事会规模、董事会构成和领导结构因素影响。随着董事会规模增大, 成员之间沟通和协调难度随之增大, 进而降低了对管理层的控制能力。董事会成员之间分歧产生的权利空隙, 为CEO控制董事会提供便利。管理者为了个人利益, 会阻碍收购增加股东价值的交易。我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主要由股东代表构成, 董事会成员之间的协调和沟通主要是基于各董事所代表股东权利的大小, 而不是基于董事本人的能力和学识。因此, 股东之间利益存在分歧时, 规模大的董事会不仅不能发挥“集思广益”带来的好处, 反而会降低决策效率, 错过恰当的投资时间, 进而放弃有利于增加公司价值的投资机会, 或支付过高溢价, 损害公司价值。同时, 董事会规模过大使得管理层掌握实际控制权有机可乘, 而高管为了获得更多的薪酬和在职消费, 往往发动并购。管理层通过并购获得私人收益的机会主义行为, 必将降低公司并购绩效。而适度的董事会规模不仅能提高并购决策效率, 也能有效监督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

(二) 独立董事规模。

独立董事成员的构成对于创建一个有效的监督管理者行为的董事会起着重要作用。一般认为随着独立董事比例的提高, 董事会独立性逐渐增强, 进而提升公司决策质量。我国也引进独立董事制度, 但在目前情况下, 独立董事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 高管特征与并购绩效。

经理层作为公司决策的执行机构, 对公司的经营负有直接的责任。代理理论认为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利益的不一致以及经理人的自利性, 使经理做出的决策可能会损害股东的利益。我国管理者持股水平虽然相对较低, 但管理者持股能够缓解高管以谋取私有收益为目的低效率并购行为。和英、美上市公司不同,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问题的重点是解决大股东和其他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 而不是分散的股东和经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 因此, 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持股目的同英美降低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利益不一致性不同, 我国公司管理层持股可以作为对管理层的一种薪酬补偿, 提高管理者积极性, 促使其在发动并购时认真搜索相关信息, 合理评估目标公司。因此, 与非持股管理层相比, 管理层持股与并购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四) 股权结构与并购绩效。

大量实证研究成果表明, 现代公司所有权结构呈现出越来越集中的趋势, 集中股权结构已经取代分散股权结构而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主要特征。集中股权结构下, 股东和经营者之间代理问题的重要性已经被控制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所取代, 控制性股东引发的代理问题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的主要矛盾, 控制性股东治理风险也因此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的重要风险。股权结构决定了公司控制权的分布, 是公司治理风险产生的决定性因素。股东之间的治理风险是指大股东利用其控制权优势, 通过关联交易、担保、挪用等方式非法转移、侵占公司资产, 以致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风险。因此, 股权越集中, 大股东滥用控制权的风险就可能越大。我国企业的股权结构有两个特点, 从性质而言, 国有控股企业占主体;从股权集中度来看, “一股独大”现象非常普遍。企业性质的不同, 导致企业目标存在很多差异。地方政府能够通过并购手段来缓解当地的失业率问题或者实现其政治晋升目标, 这会导致国有企业的低绩效。同时, 国有企业存在“所有者缺位”导致内部人控制。对于非国有企业其发展更多是基于市场竞争原则, 当遇到经营困难时, 无法像国有企业那样可以获得政府财政支持, 其只有获取持续竞争优势, 才能在激烈的竞争市场中生存。因此, 非国有企业在发动并购时, 股权集中可以更好地监督管理层, 防止高管机会主义行为。

二、公司治理对并购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 模型设计。

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本文构建了如下模型:BJi=βiX+εi。其中X为各个解释变量, BJ为公司绩效。

(二) 变量定义和数据来源。本文主要选取下列指标衡量上市公司治理风险及其影响因素:

1. 因变量。

股票超额回报和会计收益是用来衡量并购绩效的常用方法。但是股票超额回报率不一定能够真正反映公司发展状况。此外, 并购重组概念一直是我国资本市场炒作的热点, 这导致股票回报率与未来绩效不一定相关。因此, 为了更好地反映并购绩效, 本文采用每股收益指标来衡量公司并购绩效。

2. 被解释变量。

主要引入以下解释变量代表公司治理变量。用董事会人数、独董比例来衡量董事会治理效应;高管特征采用管理层持股比例进行衡量。第一大股东持股所占比例代表股权集中度。

3. 数据来源。

本文并购事件来源于中国企业兼并重组研究中心数据库 (CCMAR) , 财务数据来源于色诺芬数据库, 以2002-2009年为研究区间, 以我国所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总体。在剔除2008年以后上市的公司、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以及数据有缺失的上市公司之后, 最终得到一个包含837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

(三) 实证检验结果。

表1给出了公司治理相关变量对并购绩效的影响。从回归结果来看, 董事会规模同并购绩效呈负相关关系, 与预期相一致。董事会规模越大, 决策越难以达成一致, 这也与整体上市公司的情况相类似。高管持股所占比例变量系数为负, 与预期相反, 表明管理层持股并不能缓解代理问题, 相反可能为了提高股价, 积极推动并购活动, 借助二级市场炒作实现股价升值。实际控制人变量的系数为负, 表明仅考虑股权特征的治理情况下, 实际人控制性质对并购绩效没有影响。股权集中度的回归系数为负。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规模影响并购绩效, 董事会规模越大, 并购绩效就越差。独立董事没有显著地影响并购绩效, 高管持股没有缓解代理问题, 相反对并购绩效产生了负面效应。随着公司治理实践的深入推进和市场外部环境的发展变化, 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积极推动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条例以及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行为准则等, 不断健全上市公司治理的法规制度体系。

第一, 加强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监管。抓紧制定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 从制度上禁止直接干预公司经营决策及日常生产活动, 更不能通过资产重组、不正当的关联交易、贷款担保、占用公司资金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利益, 督促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提高董事会运作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积极采取措施, 提高中小股东参加股东大会的比例, 通过完善网络投票制度, 鼓励中小股东参与上市公司重大事务的决策管理。

公司治理对家族企业绩效影响研究 篇8

关键词：公司治理,家族企业,绩效

一、引言

过去10年的研究数据显示, 像拉丁美洲这样曾经拥有巨大潜力的企业最终也成为了家族企业问题的殉葬品, 家族企业问题受到各界广泛关注。家族企业是一个由家族内部成员参与管理的组织。Brenes等人 (2006) 指出股权和继承权问题是导致家族企业最终产生问题的关键。[1]涉及到企业, 家族最关心的是谁能胜任并能持续担当企业经理人或企业董事, 换句话说:谁能以合理的方式成功领导家族企业, 并使其得以永续发展。此外, 家族企业也关心如何分配家族成员的股权, 以确保家族企业成员的所有权。

Brenens和Madrigal (2003) 提出, 为了更有效的预防、避免家族成员在企业内发生冲突, 应该制定家族协议或制定政策。[2]这些协议或是政策应该充分考虑到企业成员的利益, 这就更需要建立一个能保证该协议或政策实施的机制。于此同时, 机制要能保证家族企业相关决定的落实, 同时建立对企业和家族同样适用的治理结构。建立该结构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公司的整体竞争力, 以家族对企业的期望为依据建立控制机制, 确保实际股东和潜在股东之间的信息迅速传播, 使得直接干预或妨碍公司经营管理的情况得以避免。职业的董事会董事作为一种主要的存在方式是确保家族企业能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本文提供了22个拉丁美洲家族企业的研究结果, 这些家族企业都制定了家族协议或是已经形成了一套公司治理结构。本文同时也对建立董事会的家族企业进行了预测, 观察董事会建立对公司绩效产生的影响。

二、家族企业公司治理

许多公司成立之初就是家族企业。时至今日, 许多家族也依旧控制着一些公司, 他们影响了这些公司的治理模式。不同的文化、传统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董事会的构成。不是每一个企业都拥有董事会, 但拥有董事会的企业, 董事会成员完全由家族人员担任。由于这个原因, 完全由家族成员组成的董事会可能会影响到公司治理过程中的公正性, 因为家族企业都会优先考虑公司利益。拉丁美洲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大约90%的公司都是完全由是家族成员组成的董事会来控制企业。然而, 近几年, 很多公司开始实行国际化公司治理方式和标准。多数情况, 企业需要国际市场的资金注入, 但由于他们认为采取恰当的公司治理方式可以为公司争取到竞争优势, 所以把科学的公司治理战略引入企业中。

当面对相似的商业机会和需求时, 家族企业首先要考虑自己家族的需求和愿望, 为企业制定长远目标这些使得家族企业逐渐复杂化 (Ward, 2002) 。数据显示, 有30%家族企业成功过继给第二代;10%家族企业成功过继给第三代;只有4%家族企业成功过继给第四代。然而, 家族企业也有其自身优势 (Ward, 2002) 。家族企业的领导通常在职时间长, 从而保证企业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同时, 除了盈利之外, 家族企业主要致力于做到长远发展, 科学发展。最终, 他们就拥有一批与企业长期利益息息相关的, 忠诚的长期员工和管理人员。注意到家族企业的优势时, 也要看到家族企业的不足。家族企业必须清晰的意识到股份继承权问题, 以及评估其对公司战略的影响问题, 这使得下一代上任股东大会的期望和要求也应该随之变化。家族企业站在公司的角度建立董事会, 同时要充分考虑企业生命周期 (Brenes, 2008) 。起初公司没有董事会, 都由公司所有者直接管理公司。公司所有者通常自己决策公司所有业务, 并且也没有账目。一般情况下, 企业家也不认为有必要找人帮助他们做决策。当第二代继承人开始参与到家族企业管理以后, 企业家开始考虑成立一个部门帮助他们解决一下公司在发展过程中遇到问题, 并处理一些由于他或她的子女进入企业以后产生的内在冲突。

家族企业在过度阶段, 董事会由家族成员或者公司合作伙伴组成。在大多数情况, 董事会完全由家族成员组成, 其中包括那些参加公司经营管理事物中的人。一些家族企业并不具有一个正规的董事会他们只是建立一个由企业家本身以及其子女组成的执行委员会, 决策权仍然只掌握在企业家自身。他们不允许家族以外的成员进入董事会, 不能吸收他们带来的管理公司的知识以及经验。当家族企业进入成熟期时, 公司通常建立一个正规的董事会并定期召开董事会议。然而, 这个阶段的董事会有一些特点, 在某些情况下, 董事会由一些公司高管组成, 这些高级管理人员且都拥有公司管理的专业知识以及对公司的绝对忠诚度。在另外一些情况下, 一些不参加企业管理的家族成员也是董事会的一部分, 其原因是他们是组织或者家族成员的亲密朋友。但在另外的一些情况下存在的是, 非家庭董事会成员在企业的管理中担有重要责任, 他们有时作为企业或家族的顾问或仲裁人员出现。

经验表面, 董事会在家族企业的地位正在发生转变, 已经成为了公司治理的典型形式 (Ward, 2002) 。首先, 董事会作为顾问为家族和公司提供客观公正的决策, 促使股权和继承权得以顺利过渡。随着家族企业对董事会的操作越来越成熟, 董事会成为了家族企业之间的催化剂, 换句话说, 董事会鼓励或要求建立一个机构处理家族或企业的关系, 确保家族在有关企业业务的一些问题上可以保证信息流畅, 并最终达到保护公司和股东以及家族利益的目的。其次, 一旦形成规模化的家族企业, 董事会必须能够有效管理以保证正常运作;对有关公司利益的市场进行严格评估;建立目标以及投资决策的标准体系;支持管理者的创意。最后, 董事会建立了资金分配战略, 以充分考虑家族企业的不同需求和期望。家族企业通常建立一个体系, 其中包括两个平行机构, 分别是家族委员会和企业委员会 (Brenes等人, 2007a) 。家族委员会是由属于家族的股东和潜在股东组成。家族委员会每年最少召开一次, 就那些在家族委员会中提出的公司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 并提出意见和建议。企业委员会, 包括那些在家族企业管理中活跃的家族成员。企业委员会向家族委员会报告家族企业的一些发展问题并对家族企业提出一些展望, 即 (新企业想法、新项目以及新的投资方案) 。并且把这些想法分享给董事会和高级经理人, 这些研究的提出让我们对这些机构更加关注。

三、研究方法

研究拉丁美洲的一些家族企业并对数据进行整理观察, 检验这种情况是否属实。作者以个人经验为出发点, 调查了22个家族企业, 确定董事会的建立是否对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绩效产生影响。研究得到了消息持股人 (即, 拥有股份的家族成员, 但不参与企业营运) 、董事会成员以及公司高管等的反馈。研究小组共发了90份电子邮件, 收到了来自12个家族企业的20份答案 (图1) 。

这份问卷包括了16个问题, 设计的李克特量表为8点量表, 其中1是最低分值, 8是最高分值, 量表中任何两点之间的差距是相等的。这个问卷包括了一些调查基本信息的问题, 另外也有一些开放式问题, 这样可以确保调查结果更精确。其中75%的家族企业回答了这份关于是否制定家族协议的调查问卷, 这其中我们对18岁以上的家族企业成员进行了调查。其中25%的家族企业没有回答。选择的家族企业都是拥有正规董事会的家族企业。同时研究小组把企业分为两类:成功公司和不成功公司。其中成功公司的李克特量表值都在5.5分以上, 其余的都基本低于这个值。

四、研究结果

1. 公司治理

结果表明, 70%的家族企业拥有正规的董事会或是制定了家族协议。然而, 董事会作为管理委员的身份要参与到公司的日常运作中, 所以在公司治理的过程中也不能一直保证公正。在测量董事会绩效中, 大多数成功公司都得了5.7分以上的分数, 而不成功的公司基本保持在4.7分以下为了更好的评估董事会绩效, 研究者又引入了9个变量。 (见图2)

如图所示, 成功公司和不成功公司所得值, 除了在适当管理控制上相近以外, 其余的成功公司都高于不成功公司。此外, 成功公司所得值在企业专业知识、清晰的股权分配策略和做出客观决策这三个变量都相对较高。研究小组由此也可知, 成功公司和不成功公司在是否注重提高董事会绩效这方面存在较大不同。董事会附加值以及研究董事会相关问题这两个变量上, 分值相差最大。可见不成功公司没有充分调动董事会讨论相关问题。

评估非家族董事会成员绩效时, 大多数成功公司平均分值为6.5, 而不成功的公司的平均分值为5.4。统计非家族董事会成员绩效时, 研究小组考虑了8个变量 (如图3) 。成功公司的分值都高于不成功公司, 研究小组为了找到提高非家族董事会成员绩效的主要方法, 对得出分值进行分析。调节家族或企业冲突、积极参与以及企业委员会这三个变量成功公司与不成功公司的差值较大。企业专业知识的掌握两种形式的公司得分都是最低。可以看出非家族企业的董事会成员相对缺乏对企业以及企业管理制度的了解。非家族董事会成员的贡献度和参与度之间影响了非家族董事会绩效。

大部分不成功企业的董事会都拥有大量的董事会成员, 这是必不可少的, 但其中大多缺乏专业知识, 董事会成员也不固定。在另一方面, 不论是是家族董事会成员还是非家族董事会成员, 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得不到落实致使他们缺乏对企业知识了解的热情。一些受访者认为 (主要是消息持股人) , 如果可以更好的落实这些意见和建议, 那么也将提高董事会绩效。

评估家族董事会成员绩效时, 大多数成功公司平均分值为6.2, 而不成功的公司的平均分值为5.6。统计非家族董事会成员绩效时, 研究小组考虑了7个变量 (如图4) 。成功公司的分值都高于不成功公司, 研究小组为了找到提高家族董事会成员绩效的主要方法, 对得出分值进行分析。管理意见和建议、企业专业知识和积极参与分值最高。战略视角以及企业委员会这两个变量差值较大, 可以看出成功公司和不成功公司主要区别。得分都很低的是在做出客观决策这一变量。

此外董事会开会频率也是影响董事会绩效的又一原因。调查结果显示, 成功公司中的80%每年至少召开12次董事会, 不成功公司中有71%才可以达到这个标准。结果显示董事会召开频率与董事会绩效呈正相关。因为, 只有频繁的召开董事会才可以使得董事会成员更好的参与公司的管理中, 提高他们的认知度和参与度。

最后, 被调查者中83%都不希望调查董事会绩效。这些受访者认为调查董事会是多余的, 因为他们对其非常满意。在一个调查中显示, 他们之所以不愿调查董事会也是因为他们不愿得罪朋友和家族成员。余下的17%家族企业希望有一个机制来检验董事会绩效。企业也采取不同的方式了解董事会绩效, 一些借用测评工具调查每个在任期的成员, 一些执行董事会为了得到反馈信息与其成员进行面对面交流。

2. 家族结构和家族协议

结果表明。60%的家族企业已经建立了家族企业治理体系, 其中包含:企业委员会和家族委员会。由于受访者认为这两种结构在缺乏启动能力和执行能力的情况下难以实现, 所以也批判了建立的家族结构。

58%的家族企业建立了企业委员会, 其中成功公司的平均值是5.7, 不成功的平均值是3.9。此次对建立企业委员会的测评涉及5个变量。成功公司依然都高于不成功公司 (见图5) 。研究小组为了找到提高企业委员会绩效的主要方法, 对得出分值进行分析后得出, 确定潜在领导者分值最高。

企业委员会在家族企业发生冲突时起到重要作用, 例如企业委员会可以使股东处理问题上是正确区分理性和感性行为。研究发现, 存在家族冲突或是马上面临企业继承问题的企业都拥有企业委员会。企业认为企业委员会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冲突, 并确保企业永续发展。

另外不到50%的企业建立了家族委员会, 其中成功公司的平均值是6, 不成功的平均值是3.7。此次对建立企业委员会的测评涉及6个变量。成功公司依然都高于不成功公司 (见图6) 。在此项调查中发现, 存在最高值的变量有两种不同的分值。是因为, 一些成功公司有时又把是否进行慈善活动作为评判标准, 但一些不成功公司则把能否创造价值作为评判标准。但是两种形式的公司在涉及到一些利益时他们是一致的, 比如在达成家族或企业共识、解决家族或企业冲突。研究表明, 实行家族委员会具有一定优势, 它可以促使大家共同解决问题, 即使一些问题与企业营运无关。

受访者发现建立家族协议, 更好的促使家族企业的秩序和结构的建立。家族协议可以使公司治理更加透明, 一些政策得以在成员积极参与的情况下制定, 一些家族冲突也可以在积极参与的过程得以解决。家族协议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董事会董事的意向, 使他们更加具有责任感, 并提供了董事会召开频率, 并使得董事明确了自身在家族中的地位。

同时, 受访者也知道在短期也不可能制定家族协议。因为家族协议的实施更需要企业主具备充分的领导能力和诚信度, 同时他们还认为应该监督董事会。建立家族协议的效果在企业中还不是很明显, 但企业也应该提高组织的流动性和分散性。许多家族企业认为他们没有必要制定家族协议, 尽管家族协议已经使得他们的家族更加团结。

五、结论

研究结果显示, 董事会绩效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 董事会绩效越高, 公司竞争力越强。所以, 一个正规的董事会可以提升公司绩效并保证家族企业永续发展。全球化促使形成单一的董事会结构, 尽管企业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离不开该结构, 但是我们也应同样重视家族企业的基本治理问题。笔者指出, 尽管家族企业有与董事会绩效呈正相关的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 企业的文化也会起一定作用。这个过渡阶段受企业是否成熟的影响较大, 其中这个阶段包括企业生命周期和董事会成员的经验。

董事会按照公司的管理将会更加完善, 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使非家族董事会成员和那些消极持股人意识到提高公司透明度的重要性。为确保董事会构成平衡, 董事会由家族和非家族董事会成员构成, 这对于公司至关重要。结果显示, 一方面, 家族董事会成员对企业知识和企业营运有充分了解, 另一方面, 非家族董事会成员可以给公司带来更客观、更专业的评判。所以, 无论哪种形式都对企业做出了贡献。非家族董事会成员在很多时候起到了企业仲裁员的作用, 他们可以更加理性而不是感性的处理家族中的矛盾冲突。长远上看, 不仅保证了家族团结, 而且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家族企业意识到了企业委员会和家族委员会的重要性, 但是还未着手建立。研究表明, 众多家族企业都认可其中的一项 (企业委员会、家族委员会) , 但也没有认为都重要的。笔者认为, 存在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第一, 一些制定家族协议的企业都是由于面对家族企业冲突、股权分配问题或需要建立继承机制问题, 所以他们建立了企业委员会, 帮助企业解决多种问题和冲突。但是, 家族企业还没有完善利用家族协议处理家族的财富问题, 因为家族股息的管理基本都由个人完成。第二, 不存在冲突的家族企业认为建立家族委员会, 可以促进家族内部的交流。换句话说, 企业同样认为建立家族委员会也可以处理家族问题 (如, 企业社会责任、尊敬家族成员、完善家族内部关系) 。然而, 家族企业治理虽然看起来和很多家族都有关, 但拥有大量成员的家族企业并没有参与到治理中。不但如此, 他们还认为没有必要进行家族治理, 这是多余的。

六、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

研究家族企业的数据非常有限, 加之受访者的反馈率只有22%, 使得研究更加具有局限性。因为, 大多企业成员无论是家族还是非家族企业成员都很犹豫回答这些问题, 担心泄露企业信息。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 应该把调查研究扩大到更广阔的企业中, 然后再对调查结果进行比较。研究者也应该尝试扩大所调查的数据范围, 以使研究结果更有说服力。

参考文献

[1]Brenes Esteban, Madrigal Kryssia, Molina German.Family business structure and succession:critical topics in Latin American experience.J Bus Rev2006 (3) :372–374.

[2]Brenes, Esteban and Madrigal, Kryssia. (2003) Anticipando el Conflicto en los NegociosFamiliares.INCAE Magazine, Vol.XII, Issue3, October2003 (5) :125-129.

[3]Ward John.The role of the board in family business strategy.Family Business Know-How;2002 (7) :257-264.

债权治理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 篇9

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针对国企的发展提出全面深化国企体制改革的目标,因而国企的绩效和发展已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随着我国金融体系的日渐完善,银行成为国企最大债权人。而银行债权融资对企业影响具有财务效应和治理效应,即银行通过与国企间的信贷关系可影响国企绩效并对国企的经营具有治理效应(林朝南等,2007)。然而,与国外高效的银行债权治理效应不同,由于我国国企与政府存在关联方关系,且国企与银行之间也存在无法独立的产权关系,加之金融市场上存在的“软预算约束”、“银行债权软约束”等问题,导致我国银行债权对国企绩效的治理效果不明显、不理想。

笔者认为,在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的指引下,国企改革将掀起新一轮高潮。因此探讨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的影响,将不仅为提升国企绩效提供参考依据,而且可为加快国企体制改革进程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市场经济的经验证明,在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市场中,银行债权治理对企业绩效发挥着正效应。学者研究发现,银行可通过奖惩等方式约束国企管理者行为,降低管理者发生的道德风险,以提升国企绩效(Garg,2000;Allen,2001)。银行也可通过“市场信息传递者角色”来影响贷款单位被收购的概率,从而达到对贷款单位的治理目标(Amoud,2000;Victoria Ivashina etal.,2009)。

二、债权治理理论研究回顾和文献综述

我国关于银行债权治理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伴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而发展。回顾我国金融改革进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步步深入,现有对银行债权治理理论和实证研究进程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998年底,我国商业银行进行市场化改革,强调对银行贷款风险的控制。由此,学者开始探讨我国银行债权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由于国企与银行间产权无法独立的性质,使得银行对国企的治理力度较弱,银行债权治理未能对国企绩效发挥积极影响(吕景峰,1998;王继康,2000)。后来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银行债权不仅对国企绩效的治理效应被弱化,而且对全部上市公司绩效治理都存在“软约束现象”(杜莹,2002;于东智,2003)。

2004年初,我国商业银行进入股份制改革阶段,这时期有关银行债权治理理论的研究文献增多,获得较大突破。邓莉等(2007)提出的“银行债权治理效应”观点受到广泛认同,他们认为银行为保证贷款质量,利用法律和相关规定,会采用一定方式对债务人或债务公司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控制和激励,从而对其经营绩效产生影响。有些学者将公司银行贷款按期限结构进行划分,将期限小于等于一年的贷款作为短期贷款、期限长于一年的贷款作为长期贷款进行分析,发现长期银行债权治理效应明显优于短期债权(季现政,2007)。在研究国企借款方面,学者们发现银行借款的政策性导致国企出现“银行债权软约束”现象,即随着银行贷款的增加,国企绩效却出现下降的现象(田立辉,2004;王满四,2010)。

2011年以来,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我国政府实施了新一轮金融体制改革。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背景下,银行债权对公司绩效的治理效应虽仍存在弱化现象,但这个现象已逐步得到改善(胡宗义,2011)。然而,政府行政干预等因素促使银行将资金贷款给予政府存在关联方关系但盈利性较差的国企,导致银行资金利用效率下降,造成银行债权无法发挥对国企绩效的应有治理效应(胡宗义、刘亦文,2011)。一些学者分别对中小板上市公司以及不同地域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银行债权治理对中小板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依旧为负,不过,它降低了企业代理成本。如对广东省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银行债权对绩效的治理效应依旧没有体现出来(孙炜,2013;王满四、邵国良,2013)。但近期研究发现,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的影响已呈现出较好的治理效果,银行债权可有效地抑制国企管理者在追求企业规模及享受在职消费等方面的不良偏好(简泽,2013)。

综上可见,现有文献大多采取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来研究我国银行债权对国企绩效的影响,其得出的结果表明,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的积极影响总体上被弱化。但是,这种从单方面进行研究的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其可信度不高。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决定了国企与国有银行有一种特殊关系。因此,应将国企和非国企进行对比分析,分别研究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和非国企绩效的不同影响,只有找出二者的异同点,才能更好地分析我国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影响的根本原因,进而为指导国企绩效提升提供强有力的证据。

本文基于代理成本理论,分别从银行债权治理与国企绩效关系、不同期限结构下银行债权的治理效应等方面提出假设,并建立基于面板数据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不同行业背景下不同期限结构银行债权对国企绩效的影响,并且以银行债权对非国企绩效的治理效应来对比分析银行债权对国企绩效的影响,从而探究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的影响是否与国企产权性质有关,据此得出的研究结论可供提升国企绩效决策参考。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银行债权治理与国企绩效水平的关系

银行债权在国企中体现为债务,账务反映为银行借款。银行根据贷款量制定治理措施,以对借款企业进行管理,进而影响借款企业绩效水平(简泽,2013)。换言之,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的影响可表示为国企银行借款量对绩效的影响,即通过研究国企长短期银行借款的数值来反映银行债权治理的程度,进而分析该数值对该国企绩效水平的影响及影响程度。

委托代理成本是股东为激励或约束经理人而支付的成本。一方面,企业向银行贷款融资增加了企业的债务资本,相应地增加了经理人所持股份额,从而激励经理人努力工作,降低代理成本(韩博印,2006);另一方面,银行为促使企业定期还款,保障贷款及时回笼,会制定条款限制经理人过度投资等行为,以降低代理成本(孙玮,2013)。因此,银行借款降低了委托代理成本,进而提升国企绩效。根据净收益理论,在权益融资成本率和债务融资成本率不变时,公司合理提升债务融资占比可降低融资成本(胡宗义,2011)。可见,国企银行借款可降低代理成本和融资成本,从而提升绩效,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银行债权治理与国企绩效显著正相关。

(二)不同期限结构下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的影响

企业向银行债权按借款期限不同分为长期银行借款和短期银行借款。银行针对借款期限不同会制定不同的管理标准。银行对长期借款企业设定了信用评级、贷款资金用途等借款条件,并且对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即进行相机治理(Hart,2001;王满四、邵国良,2013)。而对于银行短期借款,银行只限制短期借款企业资金投资方向等行为,并不会监督其经营活动。因而不同的监管约束,促使长期借款企业为达到银行借款的条件而不断发展业务、开拓市场、充分利用借款资金提升企业绩效。而对于国企而言,企业拥有更多长期银行债权会更加促进企业经营效率的提升,并最终促使企业绩效水平的提升。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长期银行债权对于国企绩效的治理效果要优于短期银行债权。

(三)银行债权对国企和非国企绩效治理的影响

我国的政体和特殊的经济发展背景,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齐头并进。所以一直以来,各级政府都不遗余力地保障国有经济的健康发展。近些年来,国有企业的发展速度有一定的减缓,为促进国企发展,政府给予国企更多的政策保护,银行也因政策导向降低国企贷款条件。与此同时,银行对非国企借款条件只增不减。银行的“区别对待”导致银行资金在国企中利用率下降,而非国企由于贷款成本较高而充分利用借款资金,提高资金效率,由此造成国企比非国企存在更为严重的“财务预算软约束”现象(王满四、邵国良,2013)。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银行债权对于国有企业绩效的治理效应要劣于非国有企业。

四、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我国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影响的研究伴随着金融体制改革而不断深入,为反映不同阶段的变化,本文选择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样本期间为2003 ~ 2013年,并且以2008年为分界点,对比分析金融危机前后我国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影响的异同点。因为本文研究对象为存续企业,同时剔除了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存在奇异值或残缺值的上市公司,这样难免会造成后期数据处理中上市公司数量与市场实存数量出现一定的差异。经过上述处理,最终获得2003 ~ 2007年国企170家、非国企630家,2008 ~ 2013年国企104家、非国企519家。本文根据2001版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将行业分为13类。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数据处理均采Stata12.0统计软件完成。

(二)变量设计

1. 被解释变量:多数研究选取托宾Q值来衡量财务绩效。若考虑到我国资本市场弱式有效,公司股票的市价不一定能够准确反映公司价值(汪辉,2003)。本文参照前人(于东智,2003;季现正,2007;王满四、邵国良,2013)的研究,并结合研究对象性质,即银行债权反映在国企的资产项目当中,选取总资产利润率来衡量国企绩效。

2. 解释变量:本文选取银行借款率作为描述银行债权治理效应指标。银行借款率为国企资产中全部银行借款比例,该比例越高表明银行借款规模越大,银行约束性越强。同时,因为银行对不同期限结构下贷款的关注度不同,会使得银企间订立的契约对企业的约束力也存在差异(杨棉之、张中瑞,2011)。因此,本文引入长期银行借款率和短期银行借款率两个指标,来探讨不同期限结构下的银行债权对国企绩效影响的差异。

3. 控制变量:国内经济形势、公司成长性、公司规模和公司所处行业等都是影响国企绩效的因素(平原,2011;张慧,张茂德,2003)。本文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不同样本公司之间规模和成长性(本文指净利润增长率)呈现较大波动。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本文选取国企规模、成长性及行业类型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分析。各变量名称及定义如表1所示:

(三)模型设计

本文根据上述的变量定义,基于面板数据,建立如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即:

式中:ROAit为i公司在t年的总资产收益率;DBETit为i公司t年银行借款率;SIZEit为i公司t年的公司规模;GROWTHit为i公司t年的成长性;INDit为i公司的行业类型;αj为待估参数;εit为随机扰动项。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对样本企业的短期银行借款和长期银行借款额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企业短期银行借款的借款率约13.55%,长期银行借款的借款率约5.7%,这说明国企中银行借款以短期为主。总银行借款率最大值为71%、最小值为0,这表明不同国企对银行借款的依赖度不同,国企之间融资政策存在较大差异。从方差和标准偏差来看,财务绩效指标和银行借款指标波动性较小,这说明样本公司规模和成长性存在较大波动。

(二)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依据多元回归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表3数据反映了我国银行债权治理与国企绩效的关系。下面,我们从显著性、影响程度以及影响趋势对比等方面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

1. 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的影响。从表3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前后国企的P值均小于0.05,且系数均为负数,表明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的影响显著为负,结果拒绝H1,即我国的银行债权治理对于提高国企绩效未发挥促进作用,反而抑制了国企绩效的提升。且在该阶段,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的影响明显劣于非国企。这是为什么呢?照理说,政府给予国企很多的政策保护,并且银行因行政压力将大量资金投资于部分低回报率的国企,而非国企获取银行资金的成本却较大,可见,客观环境对国企是有利的。之所以出现银行债权对国企绩效呈现负向的治理效应,并且明显劣于非国企,是因为国企的经营机制不如非国企灵活。

2. 银行债权期限结构对国企绩效的影响。表3表明,在总银行借款率与国企绩效水平呈负相关时,长期银行借款率对绩效的系数(-0.089 0)小于短期银行借款对绩效的系数(-0.096 0),表明长期银行借款对国企绩效弱化的影响程度要小于短期银行借款,结果验证了H2,即长期银行借款对国企绩效的影响要优于短期银行借款。这主要是长期银行借款的借款约束条件以及还款压力一定程度上强于短期借款的相关规定,促使企业更加注重长期借款资金的利用效率。与此同时,银行长期债权对非国企绩效的影响也优于短期银行债权。

3. 银行债权治理在金融危机前后对国企绩效的影响。从表3还可以看出,全球金融危机后,银行债权对国企绩效的治理效应优于危机前,该现象同时出现在非国企当中。这说明随着金融改革的进行,银行债权治理对绩效的影响逐步改善。分析其原因主要是,2008年中央政府针对市场上泡沫经济现象以及银行出现大量坏账的现象,宣布所有银行必须在2008年开始缩紧贷款供应量,以抑制通货膨胀、降低银行坏账。政府的积极作用促使银行为提升贷款质量严格分析贷款企业的经营情况,并且加强对借款企业的监管,从而促使银行资金的投资效率得到提升,银行债权对绩效的治理效应也得到改善。而且随着金融危机的慢慢褪去,国内的经济开始升温,经济发展速度也不断提升,宏观经济环境的不断改善促进了国企经济的发展,而伴随着国家创新体制机制改革的进行,政府不断出台新的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也加大了国企投资项目的范围和广度,促进国企资金利用效率的提高,进而使得金融危机后国企银行债权治理对绩效的影响明显优于金融危机前的表现。

(三)稳健性分析

为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被解释变量总资产净利润率替换为净资产收益率(ROE)进行分析,ROE可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和负债的财务杠杆效应和治理效应(杜莹、刘立国,2002)。本文认为,采用ROE替换ROA验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是可行且具有说服力的。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可以看出,运用ROE回归的结果与本文实证结果相似,即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的影响依旧显著负向,而长期银行债权对国企绩效的影响优于短期银行债权的治理效果。但以ROA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其显著性更强于以ROE回归的结果。这说明本文得出的实证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六、研究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针对国有企业的发展提出深化国企体制改革的目标,国企绩效的发展已成为新时代背景下的焦点。而银行作为国企最大债权人对国企绩效水平的治理产生着重要影响。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从债权治理角度研究银行债权对国企绩效的影响,分析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和非国企绩效的不同影响、不同期限结构下的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的影响、金融危机前后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影响的变化等问题。从而在新的经济背景下为提升国企绩效提供了政策启示。

现有文献以银行债权治理理论、代理成本理论等为基础,以银行借款率为银行债权治理指标、以资产净利润率、营业利润率等财务指标衡量国企绩效,并引入成长性、公司规模、行业特征等为控制变量来研究我国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和非国企绩效的不同影响。

基于已有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本文通过研究2003年以来不同期限结构下的银行债权对国企绩效的影响,并且对比分析银行债权治理效果对国企和非国企的异同点。为此,本文选取总资产利润率作为绩效指标,以银行借款率作为银行债权指标,并引入成长性、公司规模及行业特征等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银行债权对国企绩效的治理效应不是很明显,并且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的影响要弱于对非国企绩效的影响。2长期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的影响要明显优于短期银行借款。3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化,银行债权对国企绩效的治理效应逐步得到改善。

(二)建议

针对我国金融市场上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积极的影响被弱化的现象,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完善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目前,我国银行信贷资本的配置还未完全按市场化要求进行,过多的行政性干预造成银行大量资金流向低成长性的国企,以致资金利用率低。而资金利用率的下降导致银行债权对国企绩效治理的弱化。因此,必须正确处理银行、国企及政府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银行对国企经营的监督作用,从而降低银行债权治理效应弱化的程度。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治理绩效研究 篇10

据检索, 国内对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研究不多, 特别是对中小企业治理绩效的研究更少。在现有研究中, 曹时礼等 (2007) 通过对十家中小企业板民营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现状及其运营情况进行了分析, 发现其平均绩效优于沪深股市的整体平均水平;吴文华等 (2007) 以中小板3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 研究了经营者持股与公司绩效的关系, 其结果表明提高经营者持股比例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 而刘中学等 (2007) 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中期绩效不佳问题。蔡月锋 (2006) 以38家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其实证分析表明提高管理者持股比例和报酬水平能够提高公司绩效, 公司董事会的规模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而独立董事对公司治理绩效影响不显著, 刘秀琴等 (2006) 以27家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 对其绩效进行了比较分析, 而陶冶等 (2005) 利用38家中小企业2004年的数据进行了聚类分析。

从已有文献不难看出, 目前对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研究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研究内容分散, 缺乏对公司治理绩效的专题研究。从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看,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应是高新技术企业, 应有良好的中长期业绩, 但实证研究 (如刘中学等, 2007) 则表明其中期业绩不佳。因此, 有必要对我国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绩效进行专门研究。

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现状及特征

我国中小企业板起步较晚, 但发展较快。从2004年到2006年, 上市公司数量、总市值等指标呈现出快速增加的特征 (见表1) , 并分布于不同的行业中 (见表2) 。

由表2可以看出, 在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中, 制造业上市公司所占比例高达79.69%, 这显然与中小企业板应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主的预期存在一定的差距, 同时也部分说明了为什么一些实证研究表明其中期绩效不佳的原因。

数据来源: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com.cn) “中小企业板”, 截止到2006年12月29日。

数据来源: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com.cn) “中小企业板”, 截止到2007年4月19日。

从上市公司所处区域上看, 主要集中于经济发达地区 (见表3) , 其中浙江、江苏、广东、山东四个省份聚集了约总数的64.87%, 这说明中小企业对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同时也说明了中小企业发展的不平衡是导致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数据来源: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com.cn) “中小企业板”, 截止到2007年4月19日。

从总体绩效上看, 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绩效好于主板市场的绩效。据Wind资讯统计, 截至2007年4月10日, 2006年中小企业板股票的平均每股收益为0.4731元, 比A股平均值约高出75%——主板A股的每股收益平均值是0.2698元;从净资产收益率指标来看, 相对于主板A股市场13.74%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中小板2006年度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5.54%。

由此可见, 我国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在行业和地区分布上存在着不平衡问题, 从治理绩效上看, 虽然其绩效好于主板市场, 但也存在着绩效不佳的现象, 因此, 要提高公司绩效, 就应深入研究治理因素对公司绩效的实际影响, 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治理绩效实证分析

为研究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治理绩效, 本文以2006年末之前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的公司为样本, 以2004年~2006年的数据为依据进行实证分析。根据所选样本公司的资料齐全且为非ST类的公司的原则, 2004年、2005年和2006年可作为研究样本的上市公司分别是16家、20家和13家。所有数据来自于北京大学CCER经济金融数据库。

根据已有文献本文采用净资产收益率 (ROE) 和每股收益 (EPS) 来衡量公司治理绩效, 而反映公司治理结构的变量包含股权结构因素和董事会特征因素两大类。在股权结构因素中, 包括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CR1、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CR5、前五大流通股持股比例X3、第二大到第五大股东合计持股比例CR25。为研究公司股权激励因素的作用, 本文同时选取了高管人员持股比例ROM。为反映公司最终控制人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本文选取了代表最终控制人类型的变量X4, 并分别用0、1、2、3、4、5代表国有控股、民营控股、外资控股、集体控股、社会团体控股、职工持股会控股。

在董事会特征因素中, 本文选取的因素具体包括反映董事会规模的董事会人数X1, 以检验在主板市场中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的已有结论是否依然正确, 并用GM表示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两职兼任状况 (定义为两职兼任时GM等于1, 否则为0) , 用X2表示公司独立董事总人数 (见表4) 。

注:CCER数据库将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一人兼任、副董事长和董事兼任总经理这两种状况分开设置, 但本文不考虑二者区别, 均视为董事长与总经理由一人兼任, 在录入数据是统一设定为1。

为分析公司治理因素对公司绩效的具体影响, 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 本文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模型1:

模型2:

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包对数据分析, 分析结果如下 (表5) 。

由上表可以看出, 模型的R2调整系数较大, 说明模型本身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在所有治理因素中, 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两职兼任对净资产收益率有显著性影响, 但对每股收益并无显著性的正影响。这说明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两职兼任家族式的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同时可以发现, 高管持股比例同时对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有显著性的正影响, 这说明对管理层进行股权激励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不仅有利于促进技术的进步和经济发展, 而且有利于提高社会就业水平。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 通过对我国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现状分析发现,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以制造业为主, 而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较少, 且大都来自于经济发达地区, 这说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存在着行业结构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通过对2004年~2006年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发现, 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与公司净资产收益率显著正相关, 高管持股比例与净资产收益和每股收益显著正相关。因此, 为促进中小企业板的发展, 应优化中小企业板的行业结构和地区结构;为提高中小企业板公司的治理绩效, 应鼓励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 并实施对高管人员的股权激励计划。

参考文献

[1]曹时礼、梁霄:《中小企业板民营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 《生产力研究》2007年第4期。[1]曹时礼、梁霄:《中小企业板民营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 《生产力研究》2007年第4期。

[2]吴文华、康平:《法人控股中小上市公司经营者持股与企业绩效——来自深圳市中小企业板的数据》, 《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年第3期。[2]吴文华、康平:《法人控股中小上市公司经营者持股与企业绩效——来自深圳市中小企业板的数据》, 《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年第3期。

[3]刘中学、苏保河:《企业板中期绩效不佳的实证分析》, 《统计与决策》2007年第3期。[3]刘中学、苏保河:《企业板中期绩效不佳的实证分析》, 《统计与决策》2007年第3期。

[4]蔡月锋:《中小企业治理结构与绩效的实证研究——以中小企业板为例》, 《上海商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4]蔡月锋:《中小企业治理结构与绩效的实证研究——以中小企业板为例》, 《上海商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5]刘秀琴、王全喜:《中小企业上市公司财务评价及成长状况分析》,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5]刘秀琴、王全喜:《中小企业上市公司财务评价及成长状况分析》,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治理绩效 篇11

摘要：本文基于中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2007～2013年面板数据，研究银行股权机构、董事会治理、监事会监督、高管薪酬与银行绩效之间的关系。通过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建立发现：股权集中度和高管薪酬与银行绩效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而董事会和监事会治理效果不显著。说明在提高银行绩效过程中需要加强董事会治理和监事会监督在银行治理中的作用。

关键词：银行治理；银行绩效；实证研究

一、引言

商业银行治理包括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银行外部治理指商业银行对公司相机治理机制，各国治理主要遵循两种模式：一是以日本“主银行”和德国“全能银行”为代表的内部控制型模式，二是以英、美为代表的外部控制型模式。银行的内部治理是指商业银行遵循公司治理治理结构的一般原则，商业银行的特殊性表现在外部机制作用有限而需充分发挥内部机制的作用，完善商业银行治理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及理论意义。通过实证方法对银行治理绩效机制衡量这一问题亟待解决，鉴于上述目的，本文通过面板数据动态分析银行内部控制的治理机制。

二、银行治理与银行绩效实证分析

（一）银行业内部治理绩效评价基本假设

（1）股权集中度

本文以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衡量银行股权集中度，并预期股权集中度与银行绩效成正相关，即股权集中度越高，银行绩效越好。

假设1：股权集中度越高，银行绩效越好。

（2）董事会治理

本文选择董事会活动，即董事会会议次数作为衡量董事会治理的指标，并预期董事会治理与银行绩效成正相关，即董事会会议次数越多，银行绩效越好。

假设2：董事会治理越强，银行绩效越高。

（3）监事会监督

本文用监事总规模（含监事主席）衡量监事会监督程度，预期监事会监督与银行治理绩效成正相关，即监事会规模越大，银行绩效越好。

假设3：监事会监督越强，银行绩效越好。

（4）高管薪酬

本文用高管前三名薪酬总额（不含高管领取的津贴）来作为衡量高管薪酬的指标，预期高管薪酬越高，银行绩效越好。

假设4：高管薪酬越高，银行绩效越好。

（二）银行绩效检验模型

本文简化的模型如下，其中非指数形式指标采用其自然对数形式。OCt代表股权集中度指标；BMt代表董事会治理指标；BOSt是监事会监督指标；LnPOMt是高管薪酬指标。

盈利能力检验模型：ROAt=α+β1OCt+β2BMt+β3BOSt+β4LnPOMt+ε（1）

其中，ROAt为资产利润率，用银行年末的净利润除以期初总资产和期末总资产之和的结果来计量。

发展能力检验模型：CARt=α+β1OCt+β2BMt+β3BOSt+β4LnPOMt+ε（2）

其中，CARt为资本充足率，是按照参考标准核算的银行各年年末资本充足率。

经营增长检验模型：OEt=α+β1OCt+β2BMt+β3BOSt+β4LnPOMt+ε（3）

其中，OEt为所有者权益比重，是所有者权益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率。

资产质量检验模型：ALRt=α+β1OCt+β2BMt+β3BOSt+β4LnPOMt+ε（4）

其中，ALRt是资产负债率，是用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来衡量银行的资产质量。

流动性检验模型：DLRt=α+β1OCt+β2BMt+β3BOSt+β4LnPOMt+ε（5）

其中，DLRt是存贷款比率，是贷款期末余额与存款期末余额的比值。存贷款比率越高，贷款期末余额越大，说明银行的流动性越差。

本文选取14家上市商业银行2007-2013年各指标数据，构成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由于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光大银行的数据在国泰安数据库中缺少2007-2009年的数据，所以不包括这两家银行的数据。

（三）实证计量结果

本文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计量分析。从表中可以看出关于银行治理的四个指标对银行绩效的拟合度较为一般。其中，银行治理的四项指标对银行发展能力的拟合度为最低是53.6%，对银行流动性指标的拟合度最高为77.3%，总体拟合度较高。

表中显示：①银行治理的两项指标股权集中度和高管薪酬对银行绩效的影响显著。股权集中度对银行绩效的影响十分显著，总体达到了5%的显著性水平，且股权集中度的符号为正，与预期一致，说明股权越集中，银行绩效越好。②高管薪酬对银行绩效的影响较为显著，显著水平为10%，且其符号为正，与预期一致，说明高管薪酬越高，银行绩效越好。③董事会治理对银行绩效的影响不显著，说明与我国的上市商业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的选任都有地方政府或集团公司决定。

三、政策建议

（一）优化我国银行的股权结构。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基本合理，但在股权集中度趋于更高的水平时，我国应避免股权过于集中，优化股权机构仍然是我国商业银行进一步改革的方向。

（二）加强我国董事会治理。我国商业银行董事会治理与银行绩效成正相关，说明董事会加强治理有利于提高银行绩效，但二者不显著，说明我国商业银行需要进一步发挥董事会治理的作用。

（三）提高我国监事会监督。我国银行监事会的职责没有得到有效地发挥，原因是：一是我国监事会的独立性不高不高，是董事会和经理层的附庸，从而很难形成有效的监督。二是监事会人员构成不合理，缺乏履行职责必要的水平和能力。

（四）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银行高管薪酬与银行绩效有正相关关系且十分显著。我国银行需要进一步提高管理者薪酬激励制度，如提高管理者的年薪或持有公司股票，加大管理者“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成本。（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 曹万林. 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对银行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J]. 对外经贸， 2006， （3）：84-86.

[2] 高正平， 李仪简. 我国商业银行股权结构对银行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国家持股与银行绩效非线性关系的视角[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0， （4）：18-23.

治理绩效 篇12

关键词：项目治理,EPC项目,绩效改善

一、引言

总承包商利用承揽项目资质的市场优势, 将承包后的项目层层分包。项目的资金没有充足落到建设用途上, 不合格材料和施工方式最终导致了工程项目质量不能满足要求。面对工程市场的激烈竞争, 国内建筑企业又往往采用恶性投标报价, 最终得到项目承包价低于项目成本。到了建设期间核算费用发现投标价格无法完成工程项目, 又会采用停工等方式来逼迫业主追加投资。最后项目的进度滞后于计划, 而且投入的资金又多于预期投资。类似的问题还很多, 都证明采用EPC项目绩效没有到达预期目标, 因此需提高项目管理水平来改善项目绩效。

《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指南》的项目管理理论包括进度计划管理、承包管理、合同管理和风险控制管理等。随着将委托代理、交易成本、产权等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应用在项目绩效改善研究, 经济学范式的项目绩效改善范式逐渐建立起来, 其特点是通过项目制度层面的调整来改善项目绩效。经济学范式被认为是项目管理的一个创新方法, 能够使项目绩效改善效果有效提高。项目治理是经济学范式的一种, 治理的内容为针对项目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制度层面活动。面对急需提高的ECP项目绩效, 本文将采用项目治理对绩效改善进行研究。

二、EPC项目绩效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绩效是生产的“过程”以及得到的“结果”的统一体。绩效不仅由执行结果决定, 还由执行过程决定即:绩效=结果 (做什么) +行为 (如何做)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发展, 使绩效的范围得到扩展。大量参与者会加入到工程项目的建设过程, 所以项目绩效不仅包括项目的建设成果, 还应包括参与到建设工程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考虑工程项目绩效包含的两点, 由此需要从多维度衡量其绩效[1]。

工程项目的全生命周期里, 项目指标体系由结果绩效和过程绩效构成, 基于工程项目平衡记分卡绩效评价指标, 可以看出工程项目具体的绩效有哪些。项目盈利能力、资金运营状况和“铁三角” (质量、进度、成本) 控制都属于工程项目绩效, 项目利润率、项目资金周转率和机械设备闲置率等的指标等是项目绩效的指标, 这些指标的高低能够反映出项目绩效的高低。

为改善EPC项目绩效, 因此需要了解其影响因素, 通过相关文献的检索获得EPC项目绩效的影响因素集合。由于搜索到研究EPC项目绩效的文献不多, 将文献搜索范围扩大至工程建设项目。文献检索的过程将会按照以下两方面完成, 文献检索的原则、绩效影响因素的获取。

结合以上项目绩效的描述和研究需要确定文献原则, 其原则如下所示[2]:

(1) 主题为“项目绩效 (project performance) ”或是“项目成功 (peoject success) ”;

(2) 文献的研究对象是关于“工程建设项目”, 去除IT、ERP、科研等类型的项目;

(3) 中文文献来源为“中国期刊网数据库C N K I”中2000~2013年间的文献, 包括电子期刊和硕博论文;

(4) 英文文献来源为:EBSCO和Elesevier Science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现有的Project Management Journal杂志上发表的相关文献及所引用的文献。

按照以上原则, 检索到文献经过核对, 确定41篇中文文献和6篇英文文献。分析并且统计相关文献里提及次数较多的影响因素, 各影响因素的引用次数如下表1所示。

对于上表列举的影响因素, 根据人为改变是否发生变化, 可分成人力可控和人力不可控的项目绩效影响因素两类。不可控的影响因素包括技术和经济水平、政治环境、文化环境、自然条件和法律法规, 属于市场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对项目过程和结果绩效具有巨大的影响, 单个项目通过人为努力很难对这些因素产生影响, 因此单个项目不考虑这方面的影响因素[3]。另一类的人力可控的因素有项目管理和项目治理, 能够通过有效合理的人为努力对其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改善项目绩效。据此构建一系列的内部或外部的制度体系, 科学合理规范项目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责、利关系。对只包含项目治理的影响因素的文献进行筛选, 得出40篇文献, 各影响因素的引用次数如下表2所示。

根据以上项目绩效影响因素的汇总与排序表, 可以看出利益相关者之间协调关系、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以及风险分担等因素均对项目绩效产生较大影响。根据因素对应状况, 可以知道风险分担、报酬激励、承包商声誉和承包商的监管状况等均会对项目绩效产生较大影响, 因此从以上四个方面提出基于项目治理的EPC项目绩效改善方案。

三、基于项目治理的EPC项目绩效改善方案

1. EPC项目所有权配置下的风险分担方案

“具有更好控制风险能力承担风险”的黄金风险分担原则, 其解决的是风险管理效率问题。但是, 假如有能力控制风险的一方匹配不到相应的控制权, 那么该方也无能为力, 或者是享用不到相应的利益, 其也没有承担风险的意愿。因此, 风险分担还需要考虑项目所有权的配置。项目所有权与风险转移时, 也相应的配置给承担风险者, 作为承担者获取项目的成员索取权的收益。当项目所有权与风险分担对应后, 必然激励风险分担主体努力工作, 因此风险分担的另一原则为利益相关者承担风险应与其项目所有权的配置相匹配。

建设单位与总承包商约定, 其能够掌握项目的所有权和相应承担风险, 并且规定为总承包商承建项目所遵守制度。在这制度下, 总承包商有很大自由决定应对各种风险[4], 何时何地如何降低风险成本。如总承包商具有了项目分包的权利, 它会判断有难度的施工部位该是自身施工, 或者是寻找更加专业的承包商, 以等于或者低于其自身施工成本的价格分包, 总承商可以将有限资源投入到自身更有把握的地方, 来提高投入产出。最终建设单位获得质量和进度得到保障, 总承包商也能提高自身的利润。

2. 风险分担下的报酬激励方案

总承包商分担一定程度的项目风险, 采取相应的风险措施积极应对风险, 必然会产生成本支出。要求总承包商来积极承担风险, 他们必须获得最低的风险成本或者是高于成本来激励他们, 改善绩效。将报酬激励的具体情况, 通过合同条款将之具有实质性, 承包商在明确的、有效力的激励条件下, 会促使承包商朝着有利于项目成果的方向努力。根据项目影响工程项目价格的因素, 可以从成本、工期、质量、安全等构建风险分担的激励治理制度。成本激励方面, 对工程项目进行估计设置成本底线, 设置总承包商获得投资剩余奖励和投资超标惩罚的比例, 让建设单位和总承包商共同面对项目实际支出成本与成本底线的差额;在项目进度方面规定出进度提前奖励和进度落后惩罚, 促使总承包商发挥其最大能力控制工程进度;在质量和安全激励方面, 设置获得的项目质量指标和项目安全指标比任务书要求的水平高给予承包商奖励, 对不达任务书要求的做出惩罚措施。

在这些措施下, 总承包商在追求效益最大化下, 会做出尽量提高管理效率, 引入先进的管理模式, 对管理层人员进行培训, 缩减项目管理人员, 减少人员成本开支。通过承包商积极的行为, 促使项目成本、进度、质量和安全等绩效的提高, 达到了改善绩效的目的。

3. 基于声誉的承包商选择方案

承包商的声誉具有隐形的激励作用, 促使承包商保证项目质量。承包商的声誉能够反映出其处理项目冲突的能力和态度, 其体现承包商综合协调管理能力。因此建设单位可以构建基于声誉的承包商选择制度。声誉能够影响到其获得承包项目因素下, 承包商会有很高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维护其在市场上的声誉, 建立起声誉的竞争优势。为了良好的声誉, 需要承包商实施的项目经营成果和建设过程达到合同要求并且获得建设单位的认同。

4. 承包项目的监管方案

EPC总承包商具有项目承建过程中大部分的项目所有权, 缺乏外部的监督容易导致管理权力庞大所产生的寻租或者是投机行为, 构建承包项目的监管制度, 如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的监管, 能够促使承包商按照合同约定进行项目建设。专业的监理单位, 具有丰富的监管工程项目的积累, 可以起到很好的监管作用。第一, 审查承包商的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技术方案和施工进度计划, 指出其改进的地方;第二, 对材料和设备供应商的资质进行审查, 并检查投入到项目建设的材料和设备是否符合使用要求的质量和规格标准;第三, 监督承包商施工时达到技术标准要求;第四, 发现工程施工现场的安全隐患, 指出承包商改进措施, 结合施工实际情况发现设计不足之处, 向设计单位提出修改意见。承包商所提交的各种技术任务书, 都要经过监理的审查。有不符合要求的技术任务书得不到批准, 项目施工不能往前推进, 会使得承包商编写出科学合理的任务书, 并积极的改进不合要求点。在施工时, 因为监理会采取旁站或者是巡视的监管, 承包商的任何投机取巧的行为都可能导致验收不合格, 返工的支出大于其冒险节省的成本。承包商在强力的监管下, 只能诚实负责的执行合同要求, 确保了项目每个细节的质量。

四、结论

为改善EPC项目绩效, 需要充分发挥EPC项目所有权配置下的风险分担方案、风险分担下的报酬激励方案、基于声誉的承包商选择方案和承包项目的监管方案四种方式的作用, 共同对项目绩效进行改善。这四种方案有助于科学合理地规定了项目主要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责、利关系, 从而在项目交易中建立起一种良好的秩序, 并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来维持这种秩序, 以求有效地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并化解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1]杜亚灵.基于治理的公共项目管理绩效改善研究[D].天津大学, 2009.

[2]沙凯逊.从管理到治理:建设项目理论演进探析[J].建筑经济, 2008, (6) :12-14.

[3]李虹.现代企业管理实务[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