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治理绩效

提高治理绩效（共11篇）

提高治理绩效 篇1

一、混合所有制概念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过去我们所说的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 是指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混合所有制经济从本质上说就是股份制经济, 我国的股份制特点是不同性质的资本融合的股份制经济, 也就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现在强调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 实质上是指混合所有制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之一。

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指财产权分属于不同性质所有者的经济形式。 从宏观层次来讲, 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制结构的非单一性, 即在所有制结构中, 既有国有、集体等公有制经济, 也有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 还包括拥有国有和集体成分的合资、合作经济, 如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和共同发展的社会所有制结构就是一种广义的混合所有制; 而作为微观层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是指不同所有制性质的投资主体共同出资组建的企业。本文讨论的是微观层次的混合所有制。

微观层面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核心内容就是指企业的股权结构, 通常也称为“所有权结构”, 包括公司股权类型及比例配置。股权结构是决定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 因为股权结构决定着公司控制权的分布, 决定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的性质, 公司治理绩效的高低最终体现在公司经营绩效上。股权结构包括股权集中度与股权构成。股权集中度, 即前五大股东持股份额在公司总股份中所占比重;股权构成, 即各个不同性质的股东分别持有股份的多少, 在我国, 就是指国家股东、法人股东和自然人股东的持股比例。

二、混合所有制的历史渊源、现状及未来走向

混合所有制在中国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发展历程, 其发展历程是我们党对有关所有制论断和基本经济制度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在传统经济体制下, 我国公有制实现形式单一, 企业效益低下, 严重阻碍了公有制经济发展。我们一直在摸索, 适合社会主义中国的股权结构是什么?怎样的股权结构能够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也是认识规律的重要途径, 我国的混合所有制起源于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 持续30年的改革开放让混合所有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回顾混合所有制的发展过程 (见表1) , 我们希望找寻其中规律和探寻未来趋势。

通过对混合所有制发展过程的分析, 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一些结论。

第一, 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是中国政府的一项战略决策。混合所有制出现于改革开放后, 因应实践发展十五届四中全会就提出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过去十年, 因为国民经济处在快速增长期, 很多国有企业日子好过, 就没有了改革的强烈愿望, 社会上产生了大量“国进民退”的争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重新确认了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方向, 未来混合所有制企业会越来越多。

第二, 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优势通过混合所有制得到有机结合。同时, 更容易得到认同。国企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历史悠久, 政府资源雄厚, 信誉良好, 金融政策优惠, 拥有土地储备、人才、国际渠道等优质资源方面;民企的优势主要表现在机制灵活、创业创新精神、市场敏锐、执行力强, 但也存在管理基础薄弱, 治理结构不完善, 无法吸引高端人才, 很难得到法律保护等弊端。采用混合所有制可以实现优势互补, 产生协同效应。同时, 今后国企尤其是央企改革更多会采用整体上市等方式实现混合所有制, 像21世纪初期重组改制导致大量国有企业破产、职工下岗等剧烈变革情况会减少, 更容易得到原有职工和社会的认同。

第三, 混合所有制发展历程体现了自控制权至所有权、自小至大、自下至上的趋势。之前混合所有制或者股份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激发国企职工积极性和帮助国企脱困, 并没有深刻认识到产权制度才是企业发展的根本, 随着放权让利、承包制、 租赁制等制度的实践, 国企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也推动国企改革从控制权逐渐深化到了所有权改革, 1997年之后国企脱困倒逼所有权改革从小型企业扩大到中型企业。十八届三中全会后, 国务院国资委提到混合所有制经济要作为国企改革的重头戏来抓, 大部分国有企业会通过股权多元化改革, 逐步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未来国有企业改革必然要求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推进混合所有制。

第四, 治理的规范化。在混合所有制的控制权体系下, 内部人占有很大优势, 尤其是国有企业, 因为国有产权代理人缺位产生内部人控制现象, 他们可以依据现有职位等有利条件通过谈判来保证自己的控制权利益, 甚至争取更多的所有权。但今后, 市场会在各种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市场机制决定了管理层必须为企业发展创造价值, 否则, 就要优胜劣汰。只有按照法规要求以及惯常的商业规则和商业模式来构建自己的公司治理, 才能促进管理层正常更迭制度的形成和市场化考核与薪酬制度的形成, 而只有完成了公司治理的规范化, 才能真正建立可持续的公司治理。

三、混合所有制与治理绩效的关系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而生产关系会反作用于生产力, 所有制作为企业生产关系的基础, 企业经营绩效是企业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这两者具有密切关系。而股权结构、高管职位、利益相关者约定作为所有制的核心内容, 对公司经营绩效尤其是治理绩效更是有着直接影响。

分析混合所有制对治理绩效的影响要素, 按照内部 (Interior) 、外部 (Outside) 和决定性要素 (Determinant) 、 非决定性要素 (Non Determinant) 两个维度, 划分为四个象限。 将决定性要素 (Determinant) 、内部 (Interior) 、非决定性要素 (Non Determinant) 、外部 (Outside) 四个单词顺序连接起来, 就是DINO模型, 因此DINO就是我们确定的混合所有制对公司治理影响要素的基本研究框架 (见图1) 。

(一) 股权集中度对治理绩效的影响

股份制目的是建立产权“归属清晰、权责明确、 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企业制度。作为特殊股份制的混合所有制有利于资金资源集聚, 取得管理、财务、运营等协同效应。但如果股权集中度过高, 大股东可以通过股东大会决议、选派董事等方式行使自己的意志, 可能会侵害其他小股东利益, 不利于公司健康持续发展。国有资本一股独大, 会导致政企不分, 政府这只有形的手经常按照行政命令等非市场化手段应对市场的变化, 因为政府在信息、 沟通、需求把握、激励机制方面的先天不足, 导致其行政式管理方式很难适应市场的变化, 中国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民营资本一股独大, 通常也会导致大股东家族和企业不分, 就容易造成内部人员和家族成员待遇不平等、家族事务与企业事务相互牵扯, 导致无法吸引和保留有效人才, 创新精神减退。股权集中度适度降低, 促使其他股东及经营者的目标一致, 这对于企业的长期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另外, 在中国也要防止另外一种倾向, 就是股权过度分散, 过度分散股权一方面可能造成决策效率低下, 另一方面某些股东为了争夺控制权和搭便车而影响公司正常经营, 股权过度分散和过度集中都对公司治理绩效产生消极影响。国内上市公司绩效排序依次是法人控股型、股权分散型、国有控股型, 也印证了这个问题。

2000年前后科研院所改制就是采用了降低国有股权集中度的做法, 改制成功的规律可以简单概括为“适度分离, 另起炉灶” , 形成科研院所的国有法人股份、社会资本和经营者骨干三种基本资本结构, 避免国有股东“一股独大”现象的出现。其中的典型是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部分人员改制而成的中联重科。1997年, 该公司开始实施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工作, 国有控股51%, 职工持49% 股份。 2000年9月, 由建机院、中标公司等作为发起人的中联重科成功登陆深交所。截至2009年底, 中联重科由当年400多人、总资产仅2000万元的研究院发展到现在总资产超过300亿元、年收入200多亿元、员工近2万人的科技型产业集团。中联重科由此被国家科技部两任部长朱丽兰、徐冠华评价为“科研院所改革的成功样板, 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典范”。

(二) 股权构成对治理绩效的影响

在我国现阶段, 单一性质的企业很难有效解决因为所有权和经营权没有有效统一所导致的治理绩效低下, 表现出来的现象就是民营企业盲目决策、 人才制约、文化不和谐, 而国企则是人员积极性不足、 道德风险等问题。股权构成对治理绩效的影响可以从风险控制和协同效应两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 不同性质股东出于对各自权益的关心会形成制衡机制, 促使企业规范经营, 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 防止产生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等内部控制人现象, 彻底解决国有资本代理人缺位、监督和治理能力缺失的现象。

其次, 不同性质股东会形成1+1>2的协同效应,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营协同, 指经营效率提高带来的效益。近期典型案例是笔者所在公司主导的山东如意集团收购日本名牌服装企业声望公司。 山东如意并购的目的是出于战略转型需要, 希望从一个优势纺织企业转变成国际知名的时尚产业集团, 但缺少的就是品牌。日本声望公司有100多年的历史, 有数十个知名品牌, 年销售额上百亿元人民币。 合作后, 山东如意增加了许多知名品牌, 成功导入高端业务;而声望可以借力进入中国市场, 扩大在中国市场份额, 形成了良好的经营协同效应。二是管理协同, 指管理能力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 通过采购、物流、生产、销售等管理环节的协同降低边际成本, 实现规模经济。三是财务协同, 财务协同效益的取得是由于税法、会计处理惯例、企业理财以及证券交易的内在作用而产生。例如中国上市公司一般是国家或者地方政府积极扶持的行业, 因此上市公司在税收上享有优惠。

(三) 股东间及股东和政府间的约定条款

混合所有制企业不完全是根据各股东的持股比例和《公司法》条款来治理, 许多混合所有制企业存在股东间及股东和政府间的约定条款, 这些条款可能包括初始股权结构和后续股权结构、控制权分配、管理层留任与激励、企业对政府的承诺和政府对企业的支持计划等丰富的内容, 分析这些约定条款, 对于我们认识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公司治理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例如PE投资时常用的对赌协议其实就是股东间的约定条款, 对赌协议给蒙牛乳业 (02319.HK) 、 中国雨润 (01068.HK) 等带来了巨额利益, 也导致飞鹤乳业 (NYSE:ADY) 、海伦哲 (300201.SZ) 等因对赌失败而做出了巨大的赔偿, 甚至出现了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华网投资集团 (Nasdaq: CHINA) 因对赌失败被迫提出破产保护申请的案例。

当国有企业改制为混合所有制企业时, 政府对于所有权和控制权转移的安全性和顺利性不能摆脱责任, 经常会提出一些人员稳定、股份转让、纳税地点、优惠政策等特别规制。特别规制、公司协议、 公司章程是一种具有契约性质的规则。公司法则兼备强制性和任意性的特征, 在任意性规范的范围内, 公司法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自治与自主经营权, 公司协议等内容具有优先的法律效力, 但相关规定不得突破强制性规范所设的法律边界, 否则不具有法律效力。

所以说, 股东间或股东和政府间的特别规制对于治理绩效是双刃剑, 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把合作真正变成双赢而不是双输。

(四) 核心高管职位的分配和内部重要群体关系的处理

股权结构与公司控制权配置密切相关。但是, 对股权结构的研究并不能替代对控制权配置的研究。研究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权力配置, 不但要分析董事会席位分布, 更要分析董事长和总裁以及财务总监等核心高管职位的分布。由于《公司法》规定, 董事长属于核心高管, 他在公司权力配置中具有枢纽地位。总裁和财务总监职位的分配也十分关键, 董事长、总裁、财务总监等核心高管的职位分配决定了混合所有制的控制权结构。

国有企业改制后会通常存在新老三会之间的矛盾。所谓新三会, 是指常态公司治理机构中的股东会、 董事会和监事会;老三会是传统企业组织制度中的党委会、职代会和工会。新老三会之间如何更多产生建设性作用而不是发生更多的冲突和矛盾呢?其实老三会工作与企业日常经营并不矛盾, 找到其中的共同点, 明确各自职责范围, 共同推进, 相互促进, 老三会可以有力地支持新三会的经营工作, 而经营工作的提升也会反哺老三会的工作。不仅很多国企实现了生产党建双丰收, 很多民营企业也日益重视党建等老三会的建设工作。其中的典型是江苏红豆集团, 其党建的特色概括起来就是“一核心三优势”。 所谓“一核心”, 是指把集团党委作为企业的政治核心, 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三权分设, 互相制衡, 日常的经营管理党委不做任何干预。但是党委支持企业的日常工作, 作为政治核心, 党委的主要任务是确保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企业的贯彻落实。所谓“三优势”, 是针对民营企业存在的三个先天性不足, 即民营企业往往抓不准机遇、抓准了机遇往往还缺少人才、有了人才但容易人心不齐, 所以江苏红豆集团充分发挥了党组织的凝聚力优势, 形成了三大优势, 即机遇优势、人才优势、凝聚力优势, 来弥补民营企业存在的三个先天不足, 这一核心三优势成为了红豆党建的特色, 也成为红豆集团近年来飞跃发展的重要支撑。

(五) 职工的雇佣关系

职工是企业重要的利益相关者, 企业与他们之间的雇佣关系对于他们的利益保护和行为取向有着重要影响。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职工利益保护和行为取向与一般企业存在重大区别, 这就是职工身份制度问题。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职工身份比单纯的国有企业和单纯的私有制企业复杂得多, 他们究竟具有什么样的雇佣关系, 不但取决于国有股在企业中的比例, 还取决于一些特别约定。只有对混合所有制企业职工的雇佣关系进行研究, 特别是对职工身份进行认真分析, 才能真正了解职工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找到他们在企业利益结构和权力结构中的位置, 才能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职工雇佣和安置方案, 确保人员稳定和稳定的经营环境。

(六) 市场环境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决定性作用意味着市场在所有社会生产领域的资源配置中处于主体地位, 对于生产、流通、 消费等各环节的商品价格拥有直接决定权, 意味着不能有任何力量高于甚至代替市场的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并没有否定或忽视政府作用, 而是要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混合所有制企业在运行中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过多干预、不当干预。当前, 我国很多行业出现产能严重过剩, 主要受体制机制、发展理念和行业发展阶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一些地方政府过于追求经济增长和政绩, 希望以投资手段拉动GDP, 通过廉价供地等政策招商引资, 加剧了产能扩张;同时, 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 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调控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无法充分发挥平抑市场的作用, 而行业政策、产业规划、环保要求引导和约束不强, 投资体制运行不完善, 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不到位, 政府没有更好地发挥守夜人角色, 导致生产要素价格扭曲, 落后产能退出渠道不畅, 产能过剩矛盾不断加剧, 产业循环和升级缓慢, 产业竞争力不断下降。 光伏行业就是这样的典型行业, 2010年, 中国的光伏装机量仅为0.45吉瓦, 而2012年已达到4.5吉瓦, 2013年预期将达到6吉瓦以上。中国在短短三年内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光伏应用市场之一。但随着欧美双反规定, 导致行业内很多企业破产, 分析其根本原因是政府违背市场规律, 改变企业的供给曲线; 企业在政府的引导和补贴政策下盲目扩张产能, 恶性竞争;银行则相信政府会为辖区内的企业提供信用担保, 各方没有对于市场规律的正确认知和有效风险控制手段, 最终市场规律发挥了作用, 出现了行业全面亏损的恶劣后果。

(七) 金融环境

金融本质是价值的交换和流通, 如果金融环境不好, 例如产权制度不完善、融资不畅、没有投资补偿机制, 股东就会过分关注短期利益;如果金融环境优良, 股东可以得到很好的融资、投资、保险、 资产评估、破产的优良环境, 股东会更关注企业的长期投资收益, 会选择战略投资者完善治理绩效。 中国的一些大型国企, 在数年前还处于濒临破产的边缘, 通过借助资本市场等金融手段, 这些企业无论是治理机制、内部管理, 还是盈利能力等方面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完善的金融环境可以有效促进企业治理绩效的提升。

混合所有制就是通过不同性质股东共同入股解决股权构成和股权集中度问题, 可以充分发挥国有股东政策、资源优势和民营股东的机制、创新优势, 为企业发展打下良好的治理基础, 它将是国民共赢的企业组织形式。混合所有制在发展历程中涌现出来很多典型, 例如央企中国建筑材料集团从一家濒危企业一跃成为世界500强企业, 十年营收利润增百倍, 其成功的秘诀就在于正确处理了混合所有制各要素的关系, 成功找到了适合自身特点的混合所有制模式, 有效促进了企业的治理绩效提升, 进而推动了企业经营绩效的良性循环。其他典型案例还有很多, 如国药控股、联想集团、万科地产等。

四、混合所有制对于提高企业治理绩效的要求和具体操作建议

混合所有制经济从本质上说就是股份制经济, 应该包括股权结构、法人治理结构、职业经理人制度、规范化管理等核心内容。但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一种特殊的股份制形式在操作层面仍然有很多具体问题, 例如如何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以及保护股东权益, 如何调动投资者入股混合所有制的积极性, 如何选择投资者等;完成了这些内容, 既可以解决国企规范董事会建设和职业经理人制度建设等国企深化改革的问题, 也可以加速推动众多民营企业完成从企业家族化到家族企业化和企业社会化的过程, 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 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一) 如何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以及保护股东权益

成立混合所有制时, 中小股东可以借鉴《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其中五独立原则和董事会选举累积投票制度可以成为混合所有制成立基础, 混合所有制股东单位与混合所有制企业应实行人员、资产、 财务分开, 机构、业务独立, 各自独立核算、独立承担责任和风险。股份制企业的“同股同权, 利益共享, 风险均沾”的分配原则, 为股东资产的保值增值提供保障。当然, 要加强外部监管, 向未履行、 未正确履行职责造成企业资产损失的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问责, 从而建立股东资产保值增值的制度。

(二) 如何调动投资者入股混合所有制的积极性?

资本性质是逐利的, 无论完全竞争行业还是垄断行业, 国企凭借历史积累占据了大量市场资源, 外企占据了技术和品牌的制高点, 但灵活的市场机制则是民企的优势。例如, 在煤炭等资源性行业, 国家可以控股上游资源, 但在下游运输、流通、销售等环节可以采用混合所有制发挥民企优势, 放大资源价值;在生物医药等技术密集型行业, 民企和外资可以成为很好的结合, 中国有巨大而不平衡的市场空间,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为消费者提供更符合需求的产品;在航天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国有企业要发挥主导作用, 但其中很多技术可以与民企、外资合作开发国内外民用产业市场, 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市场的作用会吸引投资者选择适合的组织形式和资源配置方式。当然还需要国家、地区、行业尽快出台具体政策和配套措施, 大力推动混合所有制的发展, 如针对民营资本入股国有企业提供顺畅渠道, 破除玻璃门、弹簧门等壁垒。

(三) 如何选择投资者?

投资者的选择非常重要, 企业发展史上, 上演了许多成功和失败的案例, 我们总结其中的经验, 建议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选择。

首先, 确定选择投资者的目标。根据投资目的可以将投资者划分为战略投资者和财务投资者, 根据相关性可将投资者划分为竞争型、互补型、非相关型。根据自己的投资者目标确定选择范围。

其次, 投资各方意愿和能力要相互匹配。意愿是基础, 志同道合才能长久, 意愿方面主要考虑三点:一是经营理念能否认同, 二是投资目标是否一致, 三是是否相互信任尊重。能力是保障, 能力方面不能匹配, 就无法产生协同价值, 能力方面主要考虑三点:决策机制是否匹配, 经营模式是否协同互补, 管理方式是否存在承接性。

最后, 确定出资价格和出资方式。出资价格依据目标企业及投资各方期望权益确定;出资方式有现金、股权、债权、知识产权、品牌、土地资源等多种方式,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因地制宜。

展望全球, 其他国家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虽然早已存在但数量很少, 尤其是在经济中的重要性很低。 目前, 混合所有制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企业组织形式, 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引入非公资本形成混合所有制企业, 已经占到总企业户数的52%。截止到2012年底, 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总共是378家, 上市公司中非国有股权的比例已经超过53% ;地方国有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681家, 上市公司非国有股权的比例已经超过60%。未来, 混合所有制的队伍会越来越庞大, 其发展历程深刻地体现了中庸等中国传统智慧。如果中庸等中国传统智慧通过混合所有制等形式可以解决国企改革等经济领域问题, 积累的经验甚至可以推动政治领域改革, 从这个角度看, 混合所有制不仅承载着提高企业治理绩效和经营绩效的重任, 而且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作为其中的研究者和探索者, 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张文魁.中国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兴起及其公司治理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

[2]本书编写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学习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3.

[3]中国政府网.关于发布<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通知[Z].2002.

[4]傅子恒.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若干热点问题[J].中国市场, 2012 (16) .

提高治理绩效 篇2

文献标识码：A

限期治理制度是我国现行环境法体系规定的一项基本法律制度，这项中国独创的环境法律制度，存世的数年间在我国的环境管理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时至今日，该制度在现实与预期之间存在着重大差距，甚至某种程度上说该制度在环境治理中起到了负面激励的作用，通过对于制度绩效的考察，我们应该反思该制度是否有继续存在的必要。

一、限期治理制度的立法预期与现实绩效

(一)限期治理制度的环境法律解释

限期治理制度是指对现已存在的危害环境的污染源和污染严重的区域环境，依法限定其在一定期限内治理并达到规定要求的一系列措施。限期治理通常采用限期治理决定通知书的形式告知被限期治理的对象。限期治理的概念在 1973 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首次提出，1978 年基本形成了限期治理的环境资源管理政策，作为法律制度，限期治理成形于 1979 年的《环境保护法(试行)》的 17 条和第 18 条的规定之中。

限期治理在法律上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 18 条规定：“在国务院、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内，不得建设污染环境的工业生产设施；建设其他设

施，其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已经建成的设施，其污染物排放超过规定排放标准的，限期治理。”第 29 条规定：“对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企业事业单位，限期治理。……被限期治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必须如期完成治理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 24 条规定：“对造成水体严重污染的排污单位，限期治理。……排污单位应当如期完成治理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48 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向大气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排放标准的，应当限期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 2l 条规定：“对造成固体废物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事业单位，限期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 17 条规定：“对于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造成严重环境噪声污染的企业事业单位，限期治理。……”另外，我国很多省市的地方环境保护条例也规定了该制度，如《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34 条规定：“对排放污染物超过排放标准或者总量控制指标且严重污染环境的，实行限期治理。”由此可见，限期治理制度是在我国环境法律实践中广泛适用的一项法律制度。

(二)限期治理制度的立法预期

我国的环境保护基本法规定了限期治理制度的两大种类适用对象：位于特别保护区域内的超标排污的污染源和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污染源。而随着大量单行环境法律对于该制度的规定，该制度的规制对象也逐渐多样化和具体化。但这些法律对于该制

度的适用在立法预期上基本相同：

第一、在制度适用目标上，执法机构需要有明确目标，治理任务可以是达到某一排放标准，也可以是完成一定量的削减指标，还可能是恢复某一环境功能。

第二、在具体期限方面，《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4 条规定，限期治理视不同情况规定为 1-3 年。限期治理的期限由决定限期治理的机关根据污染源的具体情况、治理的难度以及治理能力等因素决定，但最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年。

(三)限期治理制度实施的实际效果

限期治理制度有着很好的立法预期和貌似完美的制度设计，但在环境执法中却经常被异化成超标排污的“护身符”，导致这种现象的出现当然有企业环境意识不强、环境执法难等因素，但限期治理制度本身带有的顽疾也不能忽视。湖北省荆州市 2007年 3 月启动“造纸行业专项治理”，要求限期内通过技术改造实现达标排放，否则将被强制关停。然而“限改令”发出后，一些企业利用“限改令”前时间抓紧生产公开排污。一名纸厂老板甚至直言，出台“限改令”其实还不错，起码这一两年生产排污没人干扰。“限改令”竟成公开排污“护身符”，上述的例子仅仅是个个案，绝对不是偶然现象，在福建、云南和贵州等省市的调研中，这种情况频繁发生，令一线的环境执法人员苦不堪言，以至于厦门市 XX 局工作人员建议取消限期治理制度。

二、限期治理制度的缺陷分析

限期治理制度之所以存在着制度绩效与立法预期的巨大差距，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法律专业角度分析，其自身存在着多重缺陷，这将从根本上影响到和决定了其存在的必要性。

(一)限期治理决定权规定上的混乱

我国现有的环境法律体系对于限期治理制度决定权的主体存在着多种规定。处于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的“基本法”地位的《环境保护法》将限期治理的决定权赋予给了各级人民政府。环境基本法对于限期治理决定权的规定非常明确，但在环境保护的单行法律中却有着不同的规定，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97)除了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可以行使决定权之外，还在第 17 条第 3款规定了，“……对小型企业事业单位的限期治理，可以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内授权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决定。”《水污染防治法》(1996)则规定，“……中央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直接管辖的企业事业单位的限期治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部门提出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决定。市、县或者市、县以下人民政府管辖的企业事业单位的限期治理，由市、县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部门提出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决定。由环境保护部门提出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决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04)在第81 条规定，“……造成固体废物严重污染环境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决定限期治理……”根据行政法的法律原则，行政主体实施行政授权，必须有法律、法规的明文许可，从此角度而言，在上述的这些环境单行法中，只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是通过法律明确规定有各级人民政府授权由环保部门行使限期治理决定权的。

考察我国地方的《环境保护条例》等环境保护方面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也基本上分为这几种情况：第一类是严格按照《环境保护法》中关于限期治理决定权的规定进行立法，如《贵州省环境保条例》；第二

类是对《环境保护法》中关于限期治理决定权规定了行政授权，即限期治理决定，按照治理权利由相应人民政府作出，但经过授权，也可以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作出，如《湖北省环境保护条例》、《江苏省环境保护条例》和《福州市环境保护条例》等；第三类是规定限期治理的决定权不是由人民政府行使，而是由环境保护部门行使，如《深圳经济特区环境保护条例》。

限期治理是一种带有一定条件的强制性行政处理制度，我国的限期治理制度在决定行使权规定上的混乱直接影响到了该制度的实际效果，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规定的混乱和不统一直接影响到环境法制的统一。我国在实现环境法治中突出表现了很多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政府和公民的环境意识和环境法制观念不强，需要通过法制的统一实现法律治理环境问题。但我国环境保护基本法、单行法和地方性法规在对于限期治理这一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规定上存在着如此大的不同，使得努力促成的环境法制统一面临倒退的危局。正如上文列举，尤其是各地方环境保护法规在对于此制度规定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异，更是造成了极为恶劣的负面影响和激励，可能同一个企业、同一种情况在不同地区会面临着截然不同的环境法律的负面评价――环境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的承担。

第二、不同污染源适用不同的限期治理决定权属造成了环境执法的困难、增加执法成本和社会成本。如前所述，《环境保护法》和其他的一些污染防治的单行法规对限期治理决定权的规定各有不同。针对不同的污染源，限期治理的决定权的归属不尽相同，这势必会使我国的污染防治工作的展开受阻。环境执法难已经是顽疾，而同一项限期治理制度在各单行污染防治法上规定不同，会进一步增加执法成本和难度，从根本上说也是浪费社会资源。

第三、客观上会加重地方保护主义。正是因为现有的环境法律体系中容忍、接纳限期治理多种决定权主体和行使方式的存在，使得各地以“地方特色”为借口采取自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限期治理的决定具有了法律上的合理性，这样就为环境治理上地方保护主义提供了生存空间，尤其是在基本法已明确规定限期治理的适用范围的条件下，将决定限期治理的权限特别授权地方政府行使的做法会造成负面影响，因为在理论上存在着地方政府为了某种利益需要而采取行政不作为的可能，其结果是放纵严重违法行为并对环境造成更大的污染或破坏。

(二)限期治理制度程序上的漏洞

限期治理制度之所以被认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法律制度，是因为拥有环境监督管理权的国家机关对于排污者并不是直接进行处罚，而是责令污染者在行政命令所规定的某一具体时间范围内，履行治理污染的义务和减轻、消除污染危害。之所以采取这种折中的做法是因为被责令限期治理的企事业单位往往又是当地或国家的骨干企事业单位，因为并不能简单地“责令停业、关闭”了事，这与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追求 GDP 增长的思路不符。因而，要求排污者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治理任务、达到治理目标，是限期治理制度的最明显的特色，但也恰恰是这种特色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制度弊端的存在，“规定期限”(法律规定最长不得超过三年)这种过于宽松的自由裁量权恰恰留下了违背该制度的初衷、污染破坏环境的空间，污染者钻空子、地方保护主义甚至是权力寻租都可以利用这一规定的模糊性来规避法律。在全国各地的调研中，很多环境执法人员对于排污者利用这一规定而大肆排污苦不堪言但也认为无计可施。即使是排除了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增长的政绩诉求而在环境污染治理中采取地方保护主义的做法，也排除了享有环境监督管理权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寻租的现象，在正常的制度适用过程中同样难以避免制度漏洞的出现，而污染者对于该制度漏洞的利用已经严重超过了该制度可能起到的正面作用。实践中，环境保护执法人员认为，污染着经常利用限期治理制度适用所必须遵循的一些正当法律程度，钻空子、“打时间差”而大肆排污，甚至是有些污

染者采取“自杀式”行为，在风险收益的考量下在限期治理决定的“规定期限”内进行大肆排污，即使最后被“责令停业、关闭”。

我们可以具体考察限期治理制度的程序性规定。按环境保护法律和相关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对污染企业决定“限期治理”直至“责令停业关闭”，一般要经过以下几个程序和环节：群众投诉等→环保部门现场调查检测→上报政府、决定“限期治理”→听证→污染者向上一级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维持决定→污染者开始治理→环保部门验收未达标→上报政府、决定停业关闭→听证→污染者向上一级政府申请复议→维持决定→企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环保部门申请强制执行。

要完整地遵循这些复杂的程序需要经常很长的时间，而这些时间有些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时间，有些则是可能是不可预期的。首先就法律规定的程序来看，根据《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办法》第34 条规定：“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可以在听证告知书的送达回执上注明听证要求，或者在 3 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听证申请。”第 35 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听证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受理，并在收到当事人听证申请的 5 日内，确定主持人，决定听证的时间和地点。在听证举行的 7 日前，将听证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并由当事人在送达回执上签字。……”同时《行政复议法》第 9 条规定了污染者可以在知道被决定“限期治理”之日起 60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并且“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

误法定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而第31条规定了行政复议机关在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情况复杂的可以适当延长，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 30 日。中间还可能经过行政诉讼的时间，即使法院判决污染者接受处罚，也还要经过 180 天的时间才能申请对污染单位强制执行。实践中，污染单位经常用足所有的程序、尽量拖延最长的时间。还有不可预期的时间，比如由于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可能环保部门需要反复检测才能确定准确数据；环保部门可能因为多种主客观原因要很长时间才能建议政府决定“限期治理”；地方政府也可能因为多种原因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作出对污染“限期治理”的决定；再加上污染企业开始实施治理最长在法理上可以长达 3 年……现实中，数年间也治理不了一个污染企业的情况经常发生。

正是因为限期治理制度本身所要求的上述一系列的复杂程序，使得在实践中，污染企业面对政府或者政府授权环境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限期治理的决定总能找出多种借口拒绝履行或者不当履行，至于延迟履行则最为经常发生，即使在最为理想的状况下走完一系列繁复的法定程序，经常是污染者在接受处罚之时已经对于环境造成难以逆转的污染或破坏。

(三)保障限期治理制度法律责任的软弱

绩效博弈与官僚治理机制 篇3

毛泽东说，在路线确定之后，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干部。这个判断强调国家治理的关键在于吏治。在诸多管理工具中，吏治的关键则在于形成一套有效的干部激励机制，以帮助公职人员成长为出类拔萃之辈的干部。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这种激励更多表现在通过构建量化指标来对官员的工作业绩进行测量，并且将测量的结果和官员的选拔任用结合起来。借助量化指标可以对官员的业绩和能力进行精确的区分。尽管如此，这种制度设计也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绩效考核中存在集体数据作假等博弈行为：被考核者采取不正当甚至是违法的手段对数据进行调整，即出现社会学家所说的目标替代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绩效考核从一种手段被异化为目的本身。

近年来，公共部门中量化考核及其引发的负面效应已经成为公共管理和组织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主题，这些研究使得我们得以窥见博弈这个近乎黑箱的组织现象。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胡德（Christopher Hood）教授的一系列研究都揭示了量化考核的悖论：当一项绩效考核对被考核者的奖惩过大的时候，那么它扭曲被考核者的激励结构和诱发博弈行为的可能性更大。在他与合作者贝文（Bevan and Hood， 2006）对英格兰公共卫生领域的量化指标的研究中，他们发现对医疗救护响应时间的硬性考核规定导致了医护人员对数据进行违规修正的行为。例如，为了达到不超过4个小时救助等候时间的目标，一些病人被要求在救护车中等待，直到医院确定他们能在规定时间内开展救助才允许这些病人进入医院。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的海因里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就业培训中，根据参与人员完成训练后的就业状况来决定管理者的绩效工作的分配，确实诱发了项目管理者的策略性行为。例如，项目的管理方将一些就业前景不好的培训申请者（如低学历和少数族裔等）排除在项目外，以此来达到“提升”项目效果的目的。

基于中国情境的许多实证研究也证实了类似的悖论。香港城市大学的陈汉宣教授和高洁博士的一系列有关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研究，都发现量化考核诱发了不同程度的数据造假行为（Chan and Gao， 2012）。斯坦福大学的周雪光老师及其合作者对中国官僚机构运作的近距离观察，也提供了与此相关的丰富证据（周雪光，2008）。高洁博士（Gao， 2015）在新近的一篇论文中，将中国地方政府的目标责任制中存在的博弈行为区分为良性博弈和恶性博弈，两者的区别在于，“博弈”是否导致了报告的绩效和真实绩效之间的差异。良性博弈主要包括棘轮效应和门槛效应，主要是指被考核者为了避免下一轮考核中更重的任务，将指标的完成水平限制在考核方确定的目标水平之下，或避免以较大幅度地超过上级确定的目标值。这类博弈行为以往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但近年来开始见诸文献。例如，一些研究人员发现，为了应对逐年上升的考核任务，基层派出所会把超额完成的犯罪打击任务，按照一定的比例“交易”给完成情况不理想的派出所，以此来达到一种“双赢”的局面：超额完成的派出所可以避免来年更重的考核压力，而未完成任务的单位则可以通过考核。这类博弈行为出现的直接诱因是目前绩效指标的制定方式：下一年考核目标值的确定，是基于该指标今年的完成情况来制定，因此被考核者为了减轻考核压力，他们会避免在考核指标上完成得太过理想。

相比较而言，恶性博弈指的是被考核方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完成考核任务，而通过直接的数据造假来影响考核的结果。在一些情况下，恶性博弈会直接损害民众的利益。例如，一些地方为了完成节能减排的任务，对所在辖区的企业和居民进行拉闸限电，严重影响了企业生产和民众生活。再如，为了遏制耕地锐减的势头，各级政府已经建立了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为了平衡耕地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耕地保护的基本原则之一是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允许地方在占用耕地的同时补充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但是一些调查发现，“占优补劣”的情况较为普遍：非农建设用地占用的大都是良田沃土，而补充的耕地主要是土壤肥力差、生产能力不足及灌溉条件较差的耕地。表面上看，耕地的绝对数量没有减少，但是耕地的综合生产能力被严重削弱。从长远来看，“占优补劣”的问题影响的是国家的粮食安全。这些例子都说明，恶性博弈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牺牲民众和社会的利益来完成考核任务的。

此外，这些行为的隐秘性和敏感性也使得我们无法准确估计各类博弈行为的普遍程度。但是从部分基层公职人员对考核数据真实性的质疑（Xiao and Womack， 2014），到大家经常听到的一些顺口溜，例如，“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我们不难窥探数据“注水”的问题事实上十分严重。

博弈行为对官员选拔机制的扭曲

这些博弈行为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博弈行为首先对政府的科学决策构成威胁。大数据时代的公共管理愈加强调数据驱动。尽管政府决策的数据来源是多方面，但是自身的统计体系是其中重要的因素。因此，博弈行为的发生首先损害了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注水”的数据导致决策者对实际情况的误判。例如，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数据的华丽，进而对数据进行人为的修正。如果这种行为具有普遍性，那么决策层可能会对宏观经济环境形成错误的认识。类似地，在犯罪打击领域，目前一种颇为流行的主张是，警力跟着警情走：警力资源的配置必须根据地方的治安状况来制定。如果基层派出所对反映他们绩效的治安绩效进行干扰或调整，那么数据结果将严重影响上级公安部门对治安形势的判断，进而误导警力资源的科学配置。

其次，博弈行为损害了政府组织内部的信任，增加了治理的成本和难度。政府绩效评估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激励工具，但是由于博弈行为的发生，上级在考核的时候不得不加大了许多资金和技术投入用于减少博弈的空间。例如，在环保领域，环保部借助了污水排放在线监控来避免基层数据作假。尽管这些投入的效果如何有待评估，但是从这些例子不难看出，博弈风险明显提高了上级政府的治理成本和难度。

此外，博弈行为的发生扭曲了官员选拔机制。从理想的层面理解，官员的选拔和任用无非是让“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如果数据造假非常普遍，甚至存在社会学家所说的“上下级共谋”对绩效结果进行非法干扰，那么绩效评估作为一把选贤任能的尺子将会失灵，在考核的“锦标赛”中胜出的将是那些善于对数据进行调整的官员，而那些实事求是的官员将受到淘汰。显然，放任这个问题存在，将严重污染中国官场的政治生态。

但是，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考核作假？特别是考核技术日益改进的背景下，为什么博弈行为仍然普遍存在？对官员在考核中的作假行为，目前的解释，仍然局限于委托--代理理论。这个框架的基本出发点，是将政府组织间的上下级关系视为委托者和代理者的关系，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目标不一致，以及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博弈行为的出现。许多研究都是从这个视角来分析这个问题的。

但笔者认为，尽管委托--代理视角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要理解这些行为的发生，就必须关注诱发博弈动机和行为的制度逻辑。制度逻辑视角可以为博弈行为的发生以及这些不正当行为的顽固性提供一种新的解释。这个理论流派的主要观点是，社会是由不同的制度逻辑构成的，这些制度逻辑为个体的行为提出了相互矛盾的要求。尽管制度逻辑是在社会的宏观层面运作的，它们塑造了行动者的认同（“我是谁”）、目标（“我追求什么”）和手段（“我要如何实现目标”）。另一方面，制度逻辑视角也认为，个体依据制度逻辑行动会强化制度逻辑本身，这也是为什么制度化的行为一旦形成就会表现出很强的稳定性。总之，这个理论流派强调制度逻辑和行为之间存在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即制度逻辑塑造了个体的行为，而个体的行为反过来会强化制度逻辑。

新官僚精英机制的出路

在当前的制度安排下，量化考核更容易诱发国家科层（state-bureaucratic）的官僚化逻辑。在这个逻辑占主导的制度体系下，官员的合法性取决于他们对上级制定的各种指令的回应和执行，因此他们必须将注意力聚焦于上级下达的指令。近年来，横向排名机制、末位淘汰和一票否决等考核技术的应用，使得被考核者对上级制定的各种指标更加敏感，前者的注意力被锁定在了自上而下分配的量化指标上。在一些极端的情形下，被考核者不得不采用博弈行为来确保自己在考核中的优势。博弈行为的发生，事实上就是国家科层逻辑影响官员动机和行为的体现，而遵循国家科层逻辑的行动策略，反过来又固化了这一官僚化逻辑在制度环境中的主导地位。

从制度逻辑的角度出发，减少博弈行为的关键，在于如何从技术上和制度上缓解国家科层逻辑对官员行为的控制。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必须完善测量体系的设计，尤其是确定绩效目标的合理性。目前指标任务的制定存在“只升不降”的趋势，而且为了所谓的“打出多余量”，一些考核者惯用横向排名机制，这便意味着单纯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是远远不够的，被考核者必须获得“相对绩效”的优势。在考核的高压下，自上而下的层层加码和自下而上的层层注水成为常态。事实上，不少经验研究已表明，目标任务的难度和博弈的发生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Bohte and Meier， 2000）。因此，如何提升目标和指标制定的合理性，是降低博弈风险的当务之急。

目标的合理性，还意味着在制定考核指标和目标的过程中必须兼顾地方发展程度和发展定位的差异，避免搞“一刀切”。广东省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考核体系的设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自2008年以来，该考核体系将全省分为四类地区，分别是都市发展区（广州、深圳）、重点发展区（粤西、粤北、粤东）、优先发展区（广、深以外的珠三角城市）和生态发展区（河源、梅州等）。四类地区的指标和权重设计，都是根据地区的发展战略来确定。通过差异化和个性化考核可以顾及地方发展的特色，实现绩效考核的公平性和结果的可比性。相反的，目标设定上的“一刀切”非常容易诱发博弈行为。高洁博士 （Gao， 2015）在其论文中就讲述了这样一个例子。在陕西省某县，按照绩效考核的要求，每个地方必须完成一定数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但是对于一些乡镇，由于当地有着较为发达的果树种植产业，农民通过种植业就可以获得高于外务工的收入，因此下达富余劳动力转移的硬指标是不合理的。为了应对这些指标，乡镇政府不得不捏造数据。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绩效目标不合理是诱发绩效考核博弈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要改善绩效数据的采集手段。博弈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考核方对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破解这个问题的相应办法，就是提高绩效数据采集的独立性。例如，在耕地保护领域，卫星航拍技术的运用对地方政府的耕地保护形成了很大的压力。在卫星遥感技术的协助下，国土部门将一个地区同一地域的两个不同时间点的卫片进行对比，就可以直观地判断所拍摄地域土地利用的变更情况。这项技术的应用，明显减少了考核的主观性和被考核方博弈的空间。应该强调的是，这些手段和技术的应用虽然不可能完全杜绝博弈行为，但可以减少绩效数据采集过程中对被考核方的依赖。当然，绩效考核的设计也需要考虑到成本的问题，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尝试应用技术化的手段提升绩效数据采集的独立性。

另外一个相应的方法是借助其他数据对绩效数据的真实性进行校验。 Rawski （2001）的研究，就是通过比较GDP的增长和能源消耗之间的反差来对中国GDP数据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作者的逻辑是，GDP的增长必须建立在能源消耗的基础上，能耗下降但GDP仍然快速增长只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单位GDP能耗剧烈下降，但是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数据作假。事实上，考核的竞争压力下如何挤出绩效数据的水分，也是决策层的重要关切。例如，李克强总理在担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时候告诉来访的美国驻华大使，他更喜欢通过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来评估当时辽宁省的经济状况。英国著名的政经杂志《经济学人》受到这个方法启发将这三项经济指标进行综合，设计出了“克强”指数。这些例子说明，如果一个关键业绩指标非常容易受到操纵，一个相应的方法就是采用多个相关指标进行共同的测量和校验。

第三，要尽可能扩大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涵盖面。绩效评估研究的一个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对于被考核者而言，理性的策略就是测量什么就重视什么。因此，在指标设计上要避免过于简单化。组织的注意力是一种稀缺的资源，为了避免出现选择性关注，政府绩效指标的设计必须包括关键业绩指标（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此外，指标之间必须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即涵盖投入、产出、过程和结果。和西方公共管理改革的趋势一样，许多地方政府在实施绩效评估过程中都存在一种结果至上的倾向，对完成绩效目标的投入和过程重视不够。事实上，在评价官员的实绩中，考核的设计者不仅仅要重视结果，还要考虑过程，即完成目标的手段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王汉生、王一鸽 ，2009）。

在指标的筛选过程中还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考核指标是否适合用于评价政府部门的业绩。如果考核的内容受到被考核者努力以外的因素影响，那么这些指标不宜作为有效的信号来评价官员的业绩。例如，目前许多地方政府开始使用公众主观感知指标（例如满意度和幸福感等）对政府机构的业绩进行测量，但是影响这些主观感知的因素除了公共服务的质量外，还包括了许多被考核者无法直接影响的因素。例如，幸福感的许多研究表明，人格甚至是受访者填答问卷时候的心情，都可能会影响他们报告的幸福感的高低 （Schwarz and Strack 1999）。如果考核的设计者过于强调这些“民意指标”，那么可能诱发被考核者的抵触甚至是博弈行为。总之，在指标体系的设计上必须考虑权责一致。

最后，除了在技术上和方法上对考核进行改良外，笔者认为，政府绩效考核应该在政治问责和组织学习中寻求平衡点。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罗伯特·贝恩教授认为，公共部门的绩效考核应该包括评价、控制、预算、激励、学习和提升等功能（Behn， 2003）。但在实践中，我们观察到，目前对政绩考核的应用，过于强调绩效评估的控制和问责功能，而忽视了这项工具的其他作用。笔者认为，改进政府绩效考核的方向是，弱化绩效评估的问责取向，减少被考核者对考核的抵触，并且强化绩效评估在推动组织学习和创新中的作用。实现绩效考核的功能转变，可以促使对这项工具的应用回归理性。

总之，不同于目前主流媒体将考核博弈行为的发生归结于涉事官员的自利动机和道德缺陷，笔者的主要观点是，必须重视诱发博弈行为的制度性根源。绩效考核的制度设计非常容易诱发国家科层官僚化的制度逻辑，这个逻辑将被考核者的注意力局限在各种自上而下制定的量化指标上。而在国家科层逻辑占主导性的制度环境中，包括数据造假在内的各种博弈行为，对于被考核者来说就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对于博弈行为的出现，我们必须从制度上寻找原因和对策。没有这一点，如何寻找新官僚精英将成为无本之木。

尾砂坝治理绩效评价研究 篇4

中国幅员辽阔, 各地区间企业生产外环境存在明显的外部差异性, 这种区域性的特征更直接体现为环境问题与环境治理的差异[1]。作为矿山环境问题的一种, 中国各地区矿山尾砂坝治理也有很强的地域性[2]。在市场经济的外环境下, 资本进行逐利而污染了环境, 这是市场经济盲目性和自发性的直接体现, 相反对社会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尾砂坝治理绩效指标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成为当前学术讨论的热点话题。在尾砂坝治理过程要注意将环境治理考核纳入政府绩效考核的范畴[3]。郭然和宋良荣 (2010) 应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和因子分析及线性回归模型建立了以尾砂坝治理为案例的环境治理绩效考评的动态模型[4], 但存在缺陷与漏洞。冯春涛和郑娟尔 (2014) 通过建立激励机制修补了因为绩效考核带来的片面性等结果导向型弊端[5]。学者们致力于通过构建更具有普适性和客观性的尾砂坝环境治理绩效指标体系, 并不断进行实证分析, 对此达成了一致, 即构建的指标体系应该从社会的整体协调性出发, 指标的量化在这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笔者沿着这一学术研究路径, 期望通过层次分析法探索并建立尾砂坝治理的绩效指标, 得出适合现实情况的尾砂坝绩效考评体系, 做到动态性和协调性相结合。

1 方法与数据来源

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著名运筹学家、执教于美国匹兹堡大学的萨蒂建立了层次分析法基本理论模型[6]。按照萨蒂的观点, 在进行评价时, 要将评价的对象或称之为问题视为一个整体的系统体系。以问题为导向, 首先明确问题的组成要素和组成部分, 并且按照要素之间的相关性和层级关系, 对各个要素进行多层级的再整合, 最终形成一个系统化、层次化的体系结构。这种体系化的指标体系构建是一种定性分析的过程, 是对各个要素之间、要素和整体之间的相关性、隶属关系进行一个整体设计和规划, 再利用定量分析, 分析并求出不同方案间的指标体系评价的最终得分情况, 经过比较、检验等过程选择一个适合方案的决策过程。

在具体方法上, 层次分析法采用1-9比例标度法, 对不同情况的评比给出数量标度, 然后根据标度理论, 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 并采用方根法对建立的两两判断矩阵进行求解, 进而求取权重, 最后对求取的权重进行一致性检验, 通过一致性检验方可认为所求权重合理, 否则调整判断矩阵, 重新计算, 直至通过检验为比。本文基于这样的指标构建的逻辑思路, 通过构建由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构成的指标体系多维度考察尾砂坝治理的绩效。按照层次分析法的要求, 先进行指标的主观评价, 进而进行客观的指标间相关性测算, 最终得出相关结论。

2 指标体系构建

2.1 指标设置

作为一个系统性的工程, 尾砂坝治理不仅要考虑社会效应, 还要考虑环境效益;不仅要从尾砂坝内部环境进行指标设计, 还要从尾砂坝外部环境进行指标设计。因此, 尾砂坝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分为社会、经济和环境子系统, 构建由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组成的一个完整的指标评价体系。

综合上述分析, 从环境治理社会效益、环境保护效益和资源利用效益三个维度设计了3个层次、7个指标的尾砂坝治理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目标层次为尾砂坝治理的绩效评价, 准则层为社会效益、环境保护效益和资源利用效益, 如表1。

2.2 指标权重设置

2.2.1 判断矩阵建立

在进行指标设置后, 需要对每一个指标的权重进行设计, 首先对准则层的三个指标进行两两比较, 构造出了判断矩阵。接着采用1-9比例标度方法, 对每一个指标进行两两对比分析, 达到定性分析指标之间相对重要性的目的。其中, 数字1表示前者的指标与后者的指标同等重要, 数字9表示前者指标比后者指标极端重要, 而处于1~9之间的数字表示前者比后者重要, 但是重要程度根据数字大小依次增强。按照类似方法, 构建了各个准则层面的内部的指标判断矩阵, 得到如下判断矩阵表, 见表2~表5。

由表2可知, 社会效益P1与环境保护效益P2相比较, 同等重要;社会效益P1与资源利用效益P3相比较, 社会效益P1稍微重要;环境保护效益P2与资源利用效益P3相比较, 同等重要。

2.2.2 层次排序

下面以表2层次排序和检验为例, 介绍各个层次的指标设置权数的设置过程。

计算表2中每一行的因子乘积的n (维数) 次方根。

式 (1) ~式 (3) 中, βij为判断矩阵中元素;n为判断矩阵阶数;为判断矩阵第i行元素的乘积的n次方根。

那么, 进一步可以求出, 归一化向量组合:

进一步可得:

按照层次分析法的基本要求, 式 (8) 即为所求的特征向量, 也是各指标的权重系数。下面进行检验, 计算出最大特征根向量λmax:

式 (9) 中, ai为P1-P3判断矩阵中的第i行向量。进而计算该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指标。

因为维数为3, 那么平均的随机一致性指标RI为0.58, , 因此构建的P1-P3判断矩阵满足一致性检验的要求。

2.2.3 总体层次排序

按照上文所述, 构建总体层次指标体系的排序层次, 具体如表6。

经计算, 说明整个评价指标体系较符合实际, 能较好地从整体上进行绩效考核评价。经过上述分析, 本文认为作为在尾砂坝治理绩效评价指标中, 组织管理水平、所在地居民满意度、放矿流量和复垦率成为具有关键作用的因素, 其权重分别达到了18.25%、23.06%、23.35%和20.8%。

3 实证分析

尾砂坝环境治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后, 该指标的实用性、易用性和可靠性成为进一步实证分析的目的。

3.1 对比评分

在建立了上述评价指标体系之后, 选择了两个案例, 分别是湖南湘西自治州花垣县铅锌尾矿和郴州市苏仙区白鹿洞镇黄泥坳铅锌矿的尾砂坝, 参考两地2013年—2014年相关数据对比分析。分值从1~10分别设置, 量化评分, 而一些相关标则根据尾砂坝面积与环境承受能力进行比较后分析填列。按照层次分析法要求, 先进行主观性指标测算, 进而根据直接的测算结果进行对比评分再测算, 具体见表7。

3.2 对比分析

通过上述的对比评分, 案例1的尾砂坝治理比案例2的治理绩效要高, 这主要原因是由于近几年案例1严抓尾砂矿治理, 案例2管理效率低下, 居民满意度低。

a) 社会效益对治理绩效的影响。社会效益对治理绩效主要体现在组织管理水平和所在地居民的满意度。组织管理水平越高说明企业或政府尾砂坝治理绩效的效率越高, 组织协调能力越强, 具有较高的重视程度。而所在地居民满意度则直接反应了治理绩效的效能及社会环境对尾砂坝治理的绩效要求程度。

案例1中居民满意度得分为1.277 5, 案例2的为0.73, 见表7。显然在居民满意度方面, 案例1优于案例2。这是因为案例1通过尾砂坝资源整合和利用, 落实推行“两型矿山”治理, 环境改善效果明显。在调查中显现, 43%的村民对于政府治理工作的表示满意, 33%的居民感到不满意, 10%的居民感到非常不满意。其中不满意主要集中在土壤和空气方面, 对于河流方面, 居民认为是改善最大的, 据居民反映原来花垣河污染十分严重, 不但河水发黑发臭, 河道中还有大量锰渣残留, 经过大力治理之后, 河水明显变清。而案例2中的尾砂坝却因为在早年 (2010年4月) 发生特大尾坝矿垮塌事故, 对下方近1.5 km2农田、0.5 km2鱼塘造成重大环境污染和经济损失, 恢复与治理一直效果欠佳, 对居民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因此该项目得分较低;

b) 环境保护效益对治理绩效的影响。在沉积滩矿泥的沉积面积上, 案例1与案例2得分分别为0.186 8和0.326 9, 但是环境保护效益的影响是一种直接影响, 主要体现在沉积滩矿泥沉积面积、沉积滩坡度和放矿流量三个方面。作为大型的矿产开发区域, 案例1中沉积滩矿泥沉积面积较案例2大, 沉积滩坡度较小, 因此对环境的影响较小, 而在放矿流量上二者相差无几;

c) 资源利用效益对治理绩效的影响。资源利用效益对治理绩效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尾矿回采利用率和复垦率两方面。案例1中复垦率与案例2中较为接近, 均为1.456 (见表7) , 主要是因为案例中的土地利用方式主要为尾矿库的治理与改善, 例如花垣县同力公司白岩弯尾矿库治理, 在尾矿库下库坝体内约100 m处加筑一道土坝, 把库内积水赶至库后, 由库内左侧开挖一条宽1.5 m、深1 m的排洪明渠。而案例2中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建筑活动。在尾矿回采利用率方面, 案例1实现了资源的再循环利用, 充分利用尾砂坝尾砂和固体废渣资源进行二次开发, 如2013年在花垣工业园启动建设的蒸压铅锌尾矿标准砖全自动生产线项目, 生产加工出高品质的新型墙体产品, 可年处理铅锌尾矿54.28×104t, 加压混凝土砌块产量20×104m3, 蒸压铅锌尾矿标准砖年产量1.2×108块, 销售收入可达2.56×108元;据悉为解决花垣县存量巨大的铅锌尾矿库, 实现尾矿的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利用, 花垣县还拟建设一条年产150×104t综合利用水泥生产线, 彻底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案例2中的溃坝事故就是由于没有落实好尾矿回收利用, 尾矿大量堆砌而引发的。

3.3 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实证研究, 发现社会公众对尾砂坝环境治理绩效评级是一种综合性的、基于客观标准的主观性评价, 尾砂坝环境治理绩效结果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公众多方博弈的结果。基于上述判断与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a) 制定有关尾砂坝治理的法律制度。法律是环境治理的最强有力的保障, 在尾砂坝环境治理中要因地制宜地出台尾砂坝治理的地方性法律和规章制度。特别要加强《环保法》的执行, 在尾砂坝环境治理的绩效评价过程中, 加强法律责任问责和落实, 并加强网络化监管机制建设;

b) 发挥政府的主导型作用。政府作为看不见的“第三只手”, 对社会资源的配置起着兜底作用, 因此在尾砂坝环境治理中, 要明确政府的社会责任。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要积极从治理研究、引导社会组织有序参与、及时发布相关信息等方面组织好尾砂坝环境治理的评价工作;作为资源调配者要通过财政资金的资源调节作用, 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尾砂坝环境治理工程项目建设。在尾砂坝环境治理工程中也要加强监督和落实, 加强企业对尾砂坝环境治理指标落实情况, 严格把控工程项目的建设质量;

c) 鼓励全民参与尾砂坝治理和维护。社会公众是尾砂坝环境治理绩效的直接感受者和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 是参与尾砂坝环境治理绩效评估的最终决定性力量。在尾砂坝环境治理绩效评价中, 社会公众首先要加强自身环境治理和保护意识, 自觉、客观地看待环境问题。社会公众要采取合理恰当的方式, 有序参与尾砂坝环境治理绩效评价。只有这样才能最终促进尾砂坝环境治理绩效评价工作有序开展;

d) 企业要把治理尾砂坝贯彻在矿产开发的各个阶段。企业是社会环境问题特别是尾砂坝环境治理问题的发源地, 企业在开矿过程中是否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是否落实国家政策法规是影响到尾砂坝环境治理的直接原因。对此, 企业首先要在开矿和后期环境治理过程中强化环境保护意识, 加强对国家环境标准和法律法规的认知。在尾砂坝治理工程建设中要提高尾砂坝环境治理的技术手段, 实现矿产开发与尾矿治理可持续发展, 不断适应新环境治理的要求与自然环境的变化。

4 结语

尾砂坝治理评价指标设置应当从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两个维度进行考察, 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的指标体系能较好地进行尾砂坝治理绩效评价, 该方法具有较好的普遍性, 能适应多种环境要求下的环境治理的绩效评估和预测。

a) 尾砂坝治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置充分考虑了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双重属性, 能够对一个尾砂坝的治理进行综合、客观评价, 且这种评价的可靠性高、准确性较强;b) 在尾砂坝治理过程中不仅要兼顾环境治理的生态效益, 更要注意保持较高的社会效益, 注重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协调发展;c) 在尾砂坝治理过程中, 特别要注意资源再利用处理, 构建的指标体系的实证分析表明, 资源再利用不仅能对治理绩效产生直接、积极影响, 还能对治理的社会效应产生间接影响, 因此特别要注意资源的再利用和使用。

站在环境治理的绩效评价的视角下对尾砂坝治理绩效进行综合性的指标构建、实证分析和解释, 但是尾砂坝治理评价指标设置的多样性、能够在多种环境下适应该地区的评价还并不完善, 是深入分析与研究尾砂坝治理的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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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 篇5

摘要：公司的经营绩效一直是公司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好的治理结构能有效改善和提升公司的经营绩效并能增加公司价值，而较好的公司绩效也同样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与发展。。本文以云南省高新技术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云南省实际状况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为云南省高新技术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提升公司的绩效，进而加强公司的竞争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关键词：公司治理；经营绩效；高新技术行业上市公司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281-03

一、引言

目前，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战略性先导产业，为加快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发展，2010年国务院召开常务委员会议审议并通过《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为整个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2015年3月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强调中国经济"新常态"。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以体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创新创造关键在人，要加快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扩大股权和分红激励政策实施范围，完善科技成果转化、职务发明法律制度，使创新人才分享成果收益。云南省政府积极响应国务院的政策，大力支持和扶植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这为研究云南省高新技术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提供比较有利的政策条件。因此，研究高新技术上市公司公司治理对经营绩效的影响，探讨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对企业减少经营风险、提高经营绩效、改善财务状况等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公司治理理论认为，现代公司是公司治理的主要对象，核心内容是监督与激励，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机制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决定了公司相关者的利益，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通过查阅公司治理理论的文献，发现近年来国内外对公司治理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由于研究的角度和出发点不同，所以对公司治理理论还没有达成一致。

（一）国外研究现状。美国斯坦福大学钱颖一教授认为，公司治理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制约着企业内部各个利益相关者的行为，确保投资者、经理人和职工都从这种制度安排中获利。斯雷佛和维斯尼认为，公司治理要处理的是公司资金供给者的资金回报问题，资金供给者如何确保管理者在其任职期间不侵吞他们的资本或者将他们的资金用在没有回报的项目中。奥利弗·哈特在他的《公司治理：理论与启示》一文中指出：“治理结构被看作一个决策机制，而这些决策在初始合约中没有明确的设定。更准确地说，治理结构分配公司非人力资本的剩余控制权，即资产使用权如果在初始合约中没有详细设定的话，治理结构将决定其将如何使用。”

（二）国内研究现状。吴敬琏认为，“所谓公司治理，是指由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执行人员即高级经理三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上述三者之间形成一定的制衡关系。通过这一结构，所有者将自己的资产交由公司董事会托管，公司董事会是公司的决策机构，拥有对高级经理人员的聘用、奖惩和解雇权；高级经理人员受雇于董事会，组成在董事会领导下的执行机构，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经营企业。”

张维迎将公司治理结构视为一种制度安排。他认为，“公司治理结构狭义地讲是指有关公司董事会的功能、结构、股东的权力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广义地是指有关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套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这些安排决定公司的目标，谁在什么状态下实施控制，如何控制，风险和收益如何在不同企业成员之间分配等这样一些问题。”杨瑞龙（1999）认为，实现企业治理结构的创新，其核心是扬弃“股东至上主义”的逻辑，遵循既符合我国国情又顺应历史潮流的“共同治理”逻辑。这一逻辑强调，企业不仅要重视股东的权益，而且要重视其他利益相关者对经营者的监控；不仅仅强调经营者的权威，还要关注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实际参与。具体说，就是在董事会、监事会中要有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的代表，如职工代表、债权人代表等。这种共同治理的逻辑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李维安（2002）则把公司治理看作是一个控制、指导和协调公司的系统，包括公司治理主体、公司治理客体、公司治理结构等内容，是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的融合，是治理方法、治理过程、治理目标与治理结果的统一。刘汉民和刘锦（2001）从动态和静态的角度来理解公司治理，认为公司治理是有关各方（合约当事人，包括股东、债权人、经理人员、工人、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依据法律和合约规定，对公司高层经营活动行使权力。从静态上看，公司治理表现为一种结构和关系，是所有者、董事（含监事）与经理人员之间的权利制衡关系；从动态上看则表现为一个过程和机制。

三、公司治理与经营绩效的相关概念

（一）公司治理。公司治理是一个在处理企业各利益关系方之间利益关系过程中而形成的动态概念，是指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来制约企业各利益关系方权利与责任并形成有效决策的过程。公司治理包含了两个方面内容：一是一套规定各利益方（股东、经理人员、债权人、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规则，如对他们各自的权利与责任的界定；另一方面是一套有助于直接或间接执行这些规则的机制。公司的治理结构，以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为依据，其本质是一种关系合约。

公司治理结构决定了公司治理需要解决的权利分配间题，其核也问题就是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之间的权利分配和相互监督与牵制，即哪些权利由股东大会、董事会或监事会享有，送些组织机构之间通过享有各自的法定权利和章定权利，共同构成了公司的决策、执行和监督系统，从而保障公司能够健康持续的发展。

（二）经营绩效。企业经营绩效，也称公司绩效，是指一定经营期间的企业经营效益和经营者业绩。在实际工作中，评价一个公司的经营绩效水平往往从分析它的财务报表中的数据而来。一张真实准确的财务报表不仅能够直接反映筹资活动、投资活动、经营活动和分配活动的状态或状况，而且可间接揭示财务活动的效率或能力。我们常说的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和发展能力这四大能力就是一个公司经营绩效水平的财务运行效率的直观体现，这也是一个企业经营效率水平的主要表现。企业的经营绩效受多种因素影响，从国内外对经营绩效理论的研究分析总结，经营绩效主要受股权结构、经理层、公司成长性、企业规模等因素影响。本文主要从公司治理结构探讨其对高新技术行业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

四、云南省高新技术行业的现状分析

2008年8月，云南省委、省政府启动实施建设创新型云南行动计划。通过行动计划实施，培育了一批具有云南特色的高新技术企业。云南省高新技术企业规模不断壮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提高，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对促进云南创新型、开放型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高新技术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大幅增长。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主要经济指标增长明显。2014 年，年营业收入超过1 亿元的高新技术企业达233 家，占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的31.32%，比2013 年增长9.91%，其中10 ～ 100亿元的企业达38 家，增长15.15%。

（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聚集发展效应显著增强。目前为止，云南省已建成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玉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2 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及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大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嵩明杨林经济技术开发区、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五华科技产业园、楚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腾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祥云财富工业园区、红河工业园区、红塔区工业园区、文山三七产业园区等11 个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三）高新技术企业主要集中于“六大优势领域”。云南省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领域集中分布在生物及医药技术、电子与信息、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新能源及高效节能、环境保护等“六大优势领域”。全省“六大优势领域”共有高新技术企业649 家，占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的87.23%。

但是，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云南省高新技术企业也面临着以下方面的问题，主要体现下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区域分布严重失衡，辐射带动作用不明显

全省高新技术企业集中分布在昆明、玉溪、曲靖等经济发达地区，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导致高新技术企业对边疆地区经济发展带动面窄、辐射作用不强。从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来看，昆明、玉溪、曲靖、红河、楚雄、大理等6 个州市的高新技术企业达662 家、占全省的88.98%，其中，昆明辖区的高新技术企业为494 家、占全省的66.40%。

其二，企业高层次科技人才数量不足、质量偏低

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离不开高层次科技人才。在高新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更少不了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创新。由于云南地处西南，对高质量人才吸引力不够。高新技术企业的人才队伍不强，缺少专业化、高素质的高层次科技人才。

其三，企业融资渠道不畅，升级发展受到制约

高新技术企业规模小、风险高、不确定性大，股东拥有创新产品和技术而往往不具有传统抵押物，不符合银行传统的信贷要求，因而较难获得大银行的融资。高新技术企业由于前期研发、生产投入很大，使得企业自身资金积累很少，发展后劲不足。企业融资渠道单一、缺乏资金保障，直接影响到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升级和规模扩展。

五、公司治理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分析

（一）董事会治理对经营绩效的影响。

董事会一方面对公司的经营方向、生产过程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商量与决策，并且对公司管理和负责；另一方面还要对公司的高管层比如经理层进行制约和监督，以保证公司政策的正常执行，可以说，董事会在公司中是核心的地位，是联系上层股东与下层经理的纽带，董事会的正常运行与高效率是公司顺利经营的保证，也对公司的绩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股权结构对经营绩效的影响。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中的一个重要构成成分，在研究公司治理对经营绩效的关系时，股权结构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当公司中的股权比较分散时，这时公司的受益人是管理层中的经理层，在经济现象中小股东也存在着搭便车的行为，因为经理层就会利用所掌握的公司信息进行谋利，从而损害了小股东的利益；但是当公司的股权集中于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时候，这几个股东就会为了自身的利益去监督公司员工，从而能够使得自己的股权有增值的空间，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上层管理人员利用职权发生机会主义行为，进而能提高公司自身价值。

（三）监事会结构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监事会对公司董事和经理的监督成效往往是通过监事会会议的召开反应出来的，通过召开监事会会议，监事会成员可以进行及时的沟通，对公司在过去时间里做出的有损害公司价值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经营战略和管理决策提出异议，也可以针对其他一些平时的监督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适当的调整，从而从战略和管理上对公司进行改进，增加公司的经营绩效。

六、提升云南省高新技术行业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策略

（一）完善董事会治理，使其作用有效发挥。董董事会会议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不是作为应付上级检查和作样而设立的花瓶摆设；再者在中国上市公司中存在的一般现象是公司出现重大决策失误时才会召开董事会，这种召开方式本身就是被动的，董事们的态度自然就不够积极主动，在会议过程中也就不能发挥自身的价值，对绩效的作用也不显著，因此就要提高董事们参与董事会会议的积极性，做好战略部署。

（二）适当提高管理层持股比例，健全股权激励机制。根据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以及上市公司的发展状况，建立动态的、与公司绩效相关的管理层人员股权激励机制是势在必行的。管理层激励机制能够充分调动管理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真正地将管理人员的个人私利与公司长期发展和股东的利益有效结合起来。同时激励的对象范围也可以根据高新技术上市公司技术密集等特点，扩大至核心技术人员等关键员工，从而更有效地提局闻新技术上市公司的绩效水平。

（三）监事会明确职责，加强有效监督。做好监督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是提高监事素质，各监事会要定期组织监事认真学习国家的法律法规，熟悉相关的政策规定，熟练掌握财务、会计、审计等专业知识，努力提高业务素质和监督水平。另外，监事会必须明确指导思想，促进企业发展。发展是企业的目标和最终要求。无论是公司的利益，还是职工的利益，都只有在企业的全面、协调、持续发展中才能有效实现。监事会要树立“支持董事会和总经理工作”的指导思想，支持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工作。

七、结束语

高新技术产业是云南省及至全国新兴发展的重要行业，本文通过理论分析，高新技术行业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绩效确实存在一定相关性，所以完善公司治理对云南省高新技术行业上市公司往后发展成为健康的主导经济行业，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另外，在研究过程中，由于专业知识和时间等方面的原因，对一些问题理解不够深入与透彻，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文系云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公司治理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以云南省高新技术行业上市公司为例》（编号：2016YJCXS7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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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峰（1990--），男，汉族，山西吕梁人，硕士研究生在读，云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专业，研究方向：财务会计

陈欣欣（1992--），女，汉族，安徽安庆人，硕士研究生在读，云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专业，研究方向：财务会计

我国监事会治理绩效研究综述 篇6

在监事会制度研究方面, 学者李维安和张双亚 (2002) 对监事会的治理机制问题做了研究, 指出由于监事会定位模糊, 导致其职能弱化, 应在明确监事会代表其他利害相关者利益, 突出监事会的监督重点、范围和手段, 以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司治理监督机制。李爽和吴溪 (2003) 研究发现, 当公司管理者试图通过盈余管理来实现盈利时, 监事会对公司治理、外部审计支持方面的预期作用并未得到验证。朱明秀 (2004) 对我国的治理结构分析指出, 我国的监事会成员独立性不强, 工作能力不足, 工作条件不够, 责权利不对等导致监事会监督力度不足, 应提高监事会地位, 严格监事会成员条件, 明确定位职权, 强化考核以规范监事会制度。监事会制度研究是我国在监事会研究中得到最广泛关注的一个论题, 相关的研究学者还有何孝星 (2001) , 李曜 (2002) 等。

2 监事会制度与独立董事制度关系

关于监事会制度与独立董事制度关系方面, 围绕着“一元制”和“二元制”的选择, g观点有所差别。彭晓峰 (2003) 研究指出:监事会成员的身份和知识结构导致监事会监督的形式化, 并且由于激励机制不足, 几乎没有独立意见, 对比独立董事的优越性我国国有上市公司应当取消监事会, 建立一元制公司治理结构。周作斌和史卫民 (2003) 对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制度的冲突与协调做了讨论, 认为两者应当准确定位、分工明确、适当交叉。缪艳娟 (2004) 认为, 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监事会职权等的规定本身存在的缺陷是导致我国公司监事会监督不力的重要制度原因。在当前董事会仍为大股东或内部董事控制的情况下, 独立董事制度的引进不仅难以发挥预期作用, 而且还会造成与监事会功能的交叉、机构重叠, 建议借鉴德国监事会成功的经验, 重整我国公司治理监督机制。另外, 彭真明和江华 (2003) 、王新红 (2003) 、李建伟 (2004) 等也给予不同的角度, 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做了分析, 但是, 由于实际经验证据的缺乏, 这一研究大都是基于理论分析的角度进行。

3 监事会治理与企业绩效关系

两者关系的研究主要考察监事会特征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就此方面, 胡铭 (2001) 通过对1997以前上市的仅发行A股的共250家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 比较全面的考察了监事会规模、持股比例和监事会的报酬以及召集人监事会等4个监事会特征, 发现这几个特征均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学者李维权和王世权 (2005) 研究设计了监事能力保证性和运行有效性的九项指标, 并就深沪两市的931家上市公司的数据做了实证, 指出我国监事能力保证性高于监事会运行有效性监事会治理绩效对财务安全系数有正向影响, 且大股东所有权性质以及持股比例对监事会治理绩效具有显著的影响。孙敬水、孙金秀 (2005) 通过对深沪两市的63家浙江省样本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监事会规模与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没有显著的影响。刘明旭 (2007) 以249家民营上市公司作为样本, 分析了监事会独立特征、行为特征和激励特征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 得出的结论是各特征与公司绩效的相关关系均不显著。高雷和宋顺林 (2007) 就2002-2005年面板数据对董事会、监事会与代理成本做了经验分析, 对监事会规模, 独立监事比例、领取报酬的监事比例、持有股份的监事比例、监事长是否持股和监事会会议次数等监事会特征与代理成本的关系做了研究。石水平和林斌 (2007) 以中小企业板块上市的53家公司作为样本, 指出监事会规模, 监事会年度会议次数与经营绩效呈负相关关系, 监事会成员的持股比例, 监事会的年度报酬与公司经营绩效显著的正相关, 但相关关系不明显。此外, 王立彦等 (2002) 、刘银国 (2004) 、曹宗平 (2004) 等也对我国监事会治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作了讨论和研究。

4 结束语

基于以上的文献回顾我们可以看出, 广泛的研究结果并未形成统一的、明确的结论。在我国, 监事会制度建设仍然有待大力完善, 其监督力度需进一步加强。基于这一现实, 相关监事会治理绩效的研究和结论也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并且都还不足以形成完善证据支持其观点, 有待更为深入全面的研究发展。

通过梳理,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首先, 当前监事会预期监督作用未能发挥, 应对监事会制度加以健全;其次, 随着研究的深入, 应明确界定研究问题。当前相关研究虽较多但切入点不一致, 关于监事会治理与企业绩效的研究在指标的选取、计算上也差别较大, 导致研究方向各异, 深度不足;再次, 在后继的研究应注重、改善研究方法。监事会治理绩效研究存在着滞后性、内生性, 应注重引入新方法拓展其使用

摘要：监事会作为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国内学者就其治理绩效作了大量研究。就其监事会制度、与独立董事会制度关系以及与企业绩效关系等三方面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 认为当前研究分歧较大, 不够系统深入, 有待未来研究对问题的精准界定、对方法的科学拓展和对结论的深化统一。

关键词：监事会治理,研究综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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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对并购绩效影响的研究 篇7

一、公司治理影响并购绩效的理论分析

公司治理是解决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导致代理问题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在公司决策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般从董事会特征、管理层特征、股权结构三个维度研究公司治理内部机制对并购绩效的影响。

(一) 董事会规模。

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一项重要机制, 保留了决策控制和批准权以及雇佣、解聘和设定最高经理人员薪水的人事权。而董事会作用的发挥受到董事会规模、董事会构成和领导结构因素影响。随着董事会规模增大, 成员之间沟通和协调难度随之增大, 进而降低了对管理层的控制能力。董事会成员之间分歧产生的权利空隙, 为CEO控制董事会提供便利。管理者为了个人利益, 会阻碍收购增加股东价值的交易。我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主要由股东代表构成, 董事会成员之间的协调和沟通主要是基于各董事所代表股东权利的大小, 而不是基于董事本人的能力和学识。因此, 股东之间利益存在分歧时, 规模大的董事会不仅不能发挥“集思广益”带来的好处, 反而会降低决策效率, 错过恰当的投资时间, 进而放弃有利于增加公司价值的投资机会, 或支付过高溢价, 损害公司价值。同时, 董事会规模过大使得管理层掌握实际控制权有机可乘, 而高管为了获得更多的薪酬和在职消费, 往往发动并购。管理层通过并购获得私人收益的机会主义行为, 必将降低公司并购绩效。而适度的董事会规模不仅能提高并购决策效率, 也能有效监督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

(二) 独立董事规模。

独立董事成员的构成对于创建一个有效的监督管理者行为的董事会起着重要作用。一般认为随着独立董事比例的提高, 董事会独立性逐渐增强, 进而提升公司决策质量。我国也引进独立董事制度, 但在目前情况下, 独立董事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 高管特征与并购绩效。

经理层作为公司决策的执行机构, 对公司的经营负有直接的责任。代理理论认为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利益的不一致以及经理人的自利性, 使经理做出的决策可能会损害股东的利益。我国管理者持股水平虽然相对较低, 但管理者持股能够缓解高管以谋取私有收益为目的低效率并购行为。和英、美上市公司不同,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问题的重点是解决大股东和其他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 而不是分散的股东和经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 因此, 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持股目的同英美降低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利益不一致性不同, 我国公司管理层持股可以作为对管理层的一种薪酬补偿, 提高管理者积极性, 促使其在发动并购时认真搜索相关信息, 合理评估目标公司。因此, 与非持股管理层相比, 管理层持股与并购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四) 股权结构与并购绩效。

大量实证研究成果表明, 现代公司所有权结构呈现出越来越集中的趋势, 集中股权结构已经取代分散股权结构而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主要特征。集中股权结构下, 股东和经营者之间代理问题的重要性已经被控制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所取代, 控制性股东引发的代理问题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的主要矛盾, 控制性股东治理风险也因此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的重要风险。股权结构决定了公司控制权的分布, 是公司治理风险产生的决定性因素。股东之间的治理风险是指大股东利用其控制权优势, 通过关联交易、担保、挪用等方式非法转移、侵占公司资产, 以致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风险。因此, 股权越集中, 大股东滥用控制权的风险就可能越大。我国企业的股权结构有两个特点, 从性质而言, 国有控股企业占主体;从股权集中度来看, “一股独大”现象非常普遍。企业性质的不同, 导致企业目标存在很多差异。地方政府能够通过并购手段来缓解当地的失业率问题或者实现其政治晋升目标, 这会导致国有企业的低绩效。同时, 国有企业存在“所有者缺位”导致内部人控制。对于非国有企业其发展更多是基于市场竞争原则, 当遇到经营困难时, 无法像国有企业那样可以获得政府财政支持, 其只有获取持续竞争优势, 才能在激烈的竞争市场中生存。因此, 非国有企业在发动并购时, 股权集中可以更好地监督管理层, 防止高管机会主义行为。

二、公司治理对并购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 模型设计。

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本文构建了如下模型:BJi=βiX+εi。其中X为各个解释变量, BJ为公司绩效。

(二) 变量定义和数据来源。本文主要选取下列指标衡量上市公司治理风险及其影响因素:

1. 因变量。

股票超额回报和会计收益是用来衡量并购绩效的常用方法。但是股票超额回报率不一定能够真正反映公司发展状况。此外, 并购重组概念一直是我国资本市场炒作的热点, 这导致股票回报率与未来绩效不一定相关。因此, 为了更好地反映并购绩效, 本文采用每股收益指标来衡量公司并购绩效。

2. 被解释变量。

主要引入以下解释变量代表公司治理变量。用董事会人数、独董比例来衡量董事会治理效应;高管特征采用管理层持股比例进行衡量。第一大股东持股所占比例代表股权集中度。

3. 数据来源。

本文并购事件来源于中国企业兼并重组研究中心数据库 (CCMAR) , 财务数据来源于色诺芬数据库, 以2002-2009年为研究区间, 以我国所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总体。在剔除2008年以后上市的公司、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以及数据有缺失的上市公司之后, 最终得到一个包含837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

(三) 实证检验结果。

表1给出了公司治理相关变量对并购绩效的影响。从回归结果来看, 董事会规模同并购绩效呈负相关关系, 与预期相一致。董事会规模越大, 决策越难以达成一致, 这也与整体上市公司的情况相类似。高管持股所占比例变量系数为负, 与预期相反, 表明管理层持股并不能缓解代理问题, 相反可能为了提高股价, 积极推动并购活动, 借助二级市场炒作实现股价升值。实际控制人变量的系数为负, 表明仅考虑股权特征的治理情况下, 实际人控制性质对并购绩效没有影响。股权集中度的回归系数为负。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规模影响并购绩效, 董事会规模越大, 并购绩效就越差。独立董事没有显著地影响并购绩效, 高管持股没有缓解代理问题, 相反对并购绩效产生了负面效应。随着公司治理实践的深入推进和市场外部环境的发展变化, 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积极推动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条例以及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行为准则等, 不断健全上市公司治理的法规制度体系。

第一, 加强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监管。抓紧制定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 从制度上禁止直接干预公司经营决策及日常生产活动, 更不能通过资产重组、不正当的关联交易、贷款担保、占用公司资金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利益, 督促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提高董事会运作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积极采取措施, 提高中小股东参加股东大会的比例, 通过完善网络投票制度, 鼓励中小股东参与上市公司重大事务的决策管理。

试析环境治理绩效评价与预测研究 篇8

这种形势下企业的经营目标开始从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转变为追求利益相关方价值的最大化, 更好的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而服务, 为此, 企业应承担起相应的环境责任, 对资源进行有效利用, 实现可持续经营。

一、企业环境绩效评价概述

(一) 企业环境绩效的概念

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向对环境绩效进行理解, 首先, 从狭义上来看, 企业环境绩效主要是指在现有环境标准中, 企业在可直接测量环境指标上的体现, 这些指标一般是标准化的、定量的, 例如排污量数据等, 这些数据主要用于对企业环境合法性的考察上, 或者用于企业之间的直接比较上。其次, 从广义上来看, 企业环境绩效主要是指企业对污染防治、利用资源等方面的综合效率, 主要体现为动态性和系统性。环境法规的执行情况、环境治疗及污染物利用的情况等方面可以直接反映出企业环境绩效的内容。

(二) 企业环境绩效评价的内容

第一, 外部影响评价。企业对外部环境影响的评价, 例如废气、废水等排放情况, 这时企业环境绩效评价是一种衡量工具, 针对企业活动对环境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价。第二, 内部遵守评价。作为相对衡量的一种方法, 评价内容主要包括企业内部对环境法遵守的情况, 避免发生因为未达标而出现罚款的情况, 严格遵守相关法规, 进行科学的风险比较。第三, 内部系统评价。主要包括环境审计及环境行为两方面, 评价企业整体情况主要包括制定环境计划, 制定环境绩效量化标准, 以及这些计划与标准的执行等, 评价企业环境功能主要包括生命周期评价、环境设计以及质量环境管理等方面, 只有将环境绩效奖惩措施与评价结果结合起来, 才能对环境行为起到引导性的作用。

二、环境治理绩效评价与预测

(一) 绩效评价方法分析

因为评价对象涉及到很多不同的领域, 加上评价性质也不尽相同, 对于一些复杂的评价对象, 不同因素会起到干扰性的作用, 有时一些因素中同时存在定性与定量信息, 因此多属性评价问题会变得非常复杂。

随着这方面理论研究的深度不断增加, 在不同领域中开始出现很多不同的评价方法, 并且其中一些方法目前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 例如数据包络分析法、专家评价法等, 这些评价方法已经为人们所熟知, 同时也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近年来还出现了基于其他领域的新型评价方法, 例如人工神经网络等, 这些方法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结合在一起还会产生很多新的方法, 所以在评价领域发展过程中显得非常活跃。

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 是对自然环境进行恢复与保护的过程, 其中包含很多不同的内容, 从空间上来看环境治理应该是立体的, 而从时间上来看它是呈现动态分布的, 其中各种因素变量相互影响, 体现出不确定性、动态性等比较明显的非线性关系, 这些因素的存在都为环境治理绩效评价和预测的研究造成了一定困难。

(二) 绩效预测方法分析

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 全球信息交流变得更加便利, 从预测方法上来看, 又出现了很多新的绩效预测模型, 例如人工神经网络预测模型、综合绩效预测模型、马尔柯夫模型、多变量回归预测模型等。

预测模型应该将数学模型作为前提, 同时将预测方法的选择作为导向, 并将完善的、准确的预测视作关键所在。经过多年来的发展, 目前预测模型已经逐步从统计学逐渐转变为计量经济学和控制论的方向, 而马尔柯夫模型、回归分析模型已经在传统统计学预测模型中应用, 随着非线性复杂系统捕捉能力的不断增强, 人工神经网络理论也得到了发展, 因此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预测模型目前被很多领域所采用, 传统预测模型的局限性开始突出出来, 已经很难满足现在实际预测的需要。环境治理本身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 其绩效研究应该从多属性多角度进行考虑, 而人工神经网络对非线性复杂系统更具有研究意义。因此, 笔者也在工作中尝试着将两种理论结合起来, 构建一种适用性强、泛化效果良好的环境治理绩效预测方法。

环境治理绩效实际上就是对未来绩效的一种“估计”, 可以利用以前的绩效数据对其进行“推断”。所以, 需要运用以前的绩效数据, 通过分析之后找到存在于系统内部不同因素之间存在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的绩效展开预测, 最终满足决策的需求。在环境治理绩效预测过程中, 需要对环境治理的不确定性、动态性以及非线性关系进行综合考虑, 这时需要非线性复杂系统捕捉能力比较强的方法实现仿真, 并与以前的研究及经验相结合, 利用人工神经网络从外部环境中获取知识, 以此为预测结果更加逼真提供保证。

总之, 从现代管理科学角度来看, 不管是绩效评价还是预测, 可以选择的方法都有很多, 但是不管是哪种评价与预测的方法,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都会体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和适用性。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实现社会、经济及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进而保证国民经济的发展需求, 因此企业应高度重视环境治理工作, 提高本行业的经济与生态效益。

三、结语

综上所述, 环境治理绩效是对企业治理成效的一种检验方式, 虽然目前政府已经开始完善省级环境绩效评价的相关工作, 但是在环境治理绩效方面始终缺乏可以操作的企业环境绩效评价体系, 因此针对环境治理交评价与预测展开研究很有必要。在目前的相关研究中, 定性规范性研究比较多, 而应用性研究少一些, 这还需要在研究过程中不断总结以前的治理经验, 政府层面建立其相关法律法规, 企业层面不断完善科学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公众层面不断强化环保意识。

摘要：目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生态环境问题也开始凸显出来, 并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目前我国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 也获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是从总体上来看, 还远远不能对环境恶化进行遏制, 因此环境治理将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项长期的任务。鉴于此, 本文主要针对环境治理绩效评价与预测展开了分析。

关键词：环境治理,绩效评价,预测

参考文献

[1]张亚斌, 马晨, 金培振.我国环境治理投资绩效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面板数据的SBM-TOBIT两阶段模型[J].经济管理, 2014.

[2]郭然, 宋良荣.环境综合治理绩效评价探讨:基于上海市环境投资的实证研究[J].市场周刊 (理论研究) , 2010.

[3]程亮, 吴舜泽, 孙宁, 逯元堂.论中央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环境科学与管理, 2010.

债权治理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 篇9

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针对国企的发展提出全面深化国企体制改革的目标,因而国企的绩效和发展已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随着我国金融体系的日渐完善,银行成为国企最大债权人。而银行债权融资对企业影响具有财务效应和治理效应,即银行通过与国企间的信贷关系可影响国企绩效并对国企的经营具有治理效应(林朝南等,2007)。然而,与国外高效的银行债权治理效应不同,由于我国国企与政府存在关联方关系,且国企与银行之间也存在无法独立的产权关系,加之金融市场上存在的“软预算约束”、“银行债权软约束”等问题,导致我国银行债权对国企绩效的治理效果不明显、不理想。

笔者认为,在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的指引下,国企改革将掀起新一轮高潮。因此探讨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的影响,将不仅为提升国企绩效提供参考依据,而且可为加快国企体制改革进程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市场经济的经验证明,在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市场中,银行债权治理对企业绩效发挥着正效应。学者研究发现,银行可通过奖惩等方式约束国企管理者行为,降低管理者发生的道德风险,以提升国企绩效(Garg,2000;Allen,2001)。银行也可通过“市场信息传递者角色”来影响贷款单位被收购的概率,从而达到对贷款单位的治理目标(Amoud,2000;Victoria Ivashina etal.,2009)。

二、债权治理理论研究回顾和文献综述

我国关于银行债权治理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伴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而发展。回顾我国金融改革进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步步深入,现有对银行债权治理理论和实证研究进程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998年底,我国商业银行进行市场化改革,强调对银行贷款风险的控制。由此,学者开始探讨我国银行债权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由于国企与银行间产权无法独立的性质,使得银行对国企的治理力度较弱,银行债权治理未能对国企绩效发挥积极影响(吕景峰,1998;王继康,2000)。后来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银行债权不仅对国企绩效的治理效应被弱化,而且对全部上市公司绩效治理都存在“软约束现象”(杜莹,2002;于东智,2003)。

2004年初,我国商业银行进入股份制改革阶段,这时期有关银行债权治理理论的研究文献增多,获得较大突破。邓莉等(2007)提出的“银行债权治理效应”观点受到广泛认同,他们认为银行为保证贷款质量,利用法律和相关规定,会采用一定方式对债务人或债务公司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控制和激励,从而对其经营绩效产生影响。有些学者将公司银行贷款按期限结构进行划分,将期限小于等于一年的贷款作为短期贷款、期限长于一年的贷款作为长期贷款进行分析,发现长期银行债权治理效应明显优于短期债权(季现政,2007)。在研究国企借款方面,学者们发现银行借款的政策性导致国企出现“银行债权软约束”现象,即随着银行贷款的增加,国企绩效却出现下降的现象(田立辉,2004;王满四,2010)。

2011年以来,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我国政府实施了新一轮金融体制改革。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背景下,银行债权对公司绩效的治理效应虽仍存在弱化现象,但这个现象已逐步得到改善(胡宗义,2011)。然而,政府行政干预等因素促使银行将资金贷款给予政府存在关联方关系但盈利性较差的国企,导致银行资金利用效率下降,造成银行债权无法发挥对国企绩效的应有治理效应(胡宗义、刘亦文,2011)。一些学者分别对中小板上市公司以及不同地域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银行债权治理对中小板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依旧为负,不过,它降低了企业代理成本。如对广东省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银行债权对绩效的治理效应依旧没有体现出来(孙炜,2013;王满四、邵国良,2013)。但近期研究发现,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的影响已呈现出较好的治理效果,银行债权可有效地抑制国企管理者在追求企业规模及享受在职消费等方面的不良偏好(简泽,2013)。

综上可见,现有文献大多采取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来研究我国银行债权对国企绩效的影响,其得出的结果表明,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的积极影响总体上被弱化。但是,这种从单方面进行研究的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其可信度不高。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决定了国企与国有银行有一种特殊关系。因此,应将国企和非国企进行对比分析,分别研究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和非国企绩效的不同影响,只有找出二者的异同点,才能更好地分析我国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影响的根本原因,进而为指导国企绩效提升提供强有力的证据。

本文基于代理成本理论,分别从银行债权治理与国企绩效关系、不同期限结构下银行债权的治理效应等方面提出假设,并建立基于面板数据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不同行业背景下不同期限结构银行债权对国企绩效的影响,并且以银行债权对非国企绩效的治理效应来对比分析银行债权对国企绩效的影响,从而探究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的影响是否与国企产权性质有关,据此得出的研究结论可供提升国企绩效决策参考。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银行债权治理与国企绩效水平的关系

银行债权在国企中体现为债务,账务反映为银行借款。银行根据贷款量制定治理措施,以对借款企业进行管理,进而影响借款企业绩效水平(简泽,2013)。换言之,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的影响可表示为国企银行借款量对绩效的影响,即通过研究国企长短期银行借款的数值来反映银行债权治理的程度,进而分析该数值对该国企绩效水平的影响及影响程度。

委托代理成本是股东为激励或约束经理人而支付的成本。一方面,企业向银行贷款融资增加了企业的债务资本,相应地增加了经理人所持股份额,从而激励经理人努力工作,降低代理成本(韩博印,2006);另一方面,银行为促使企业定期还款,保障贷款及时回笼,会制定条款限制经理人过度投资等行为,以降低代理成本(孙玮,2013)。因此,银行借款降低了委托代理成本,进而提升国企绩效。根据净收益理论,在权益融资成本率和债务融资成本率不变时,公司合理提升债务融资占比可降低融资成本(胡宗义,2011)。可见,国企银行借款可降低代理成本和融资成本,从而提升绩效,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银行债权治理与国企绩效显著正相关。

(二)不同期限结构下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的影响

企业向银行债权按借款期限不同分为长期银行借款和短期银行借款。银行针对借款期限不同会制定不同的管理标准。银行对长期借款企业设定了信用评级、贷款资金用途等借款条件,并且对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即进行相机治理(Hart,2001;王满四、邵国良,2013)。而对于银行短期借款,银行只限制短期借款企业资金投资方向等行为,并不会监督其经营活动。因而不同的监管约束,促使长期借款企业为达到银行借款的条件而不断发展业务、开拓市场、充分利用借款资金提升企业绩效。而对于国企而言,企业拥有更多长期银行债权会更加促进企业经营效率的提升,并最终促使企业绩效水平的提升。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长期银行债权对于国企绩效的治理效果要优于短期银行债权。

(三)银行债权对国企和非国企绩效治理的影响

我国的政体和特殊的经济发展背景,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齐头并进。所以一直以来,各级政府都不遗余力地保障国有经济的健康发展。近些年来,国有企业的发展速度有一定的减缓,为促进国企发展,政府给予国企更多的政策保护,银行也因政策导向降低国企贷款条件。与此同时,银行对非国企借款条件只增不减。银行的“区别对待”导致银行资金在国企中利用率下降,而非国企由于贷款成本较高而充分利用借款资金,提高资金效率,由此造成国企比非国企存在更为严重的“财务预算软约束”现象(王满四、邵国良,2013)。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银行债权对于国有企业绩效的治理效应要劣于非国有企业。

四、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我国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影响的研究伴随着金融体制改革而不断深入,为反映不同阶段的变化,本文选择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样本期间为2003 ~ 2013年,并且以2008年为分界点,对比分析金融危机前后我国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影响的异同点。因为本文研究对象为存续企业,同时剔除了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存在奇异值或残缺值的上市公司,这样难免会造成后期数据处理中上市公司数量与市场实存数量出现一定的差异。经过上述处理,最终获得2003 ~ 2007年国企170家、非国企630家,2008 ~ 2013年国企104家、非国企519家。本文根据2001版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将行业分为13类。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数据处理均采Stata12.0统计软件完成。

(二)变量设计

1. 被解释变量:多数研究选取托宾Q值来衡量财务绩效。若考虑到我国资本市场弱式有效,公司股票的市价不一定能够准确反映公司价值(汪辉,2003)。本文参照前人(于东智,2003;季现正,2007;王满四、邵国良,2013)的研究,并结合研究对象性质,即银行债权反映在国企的资产项目当中,选取总资产利润率来衡量国企绩效。

2. 解释变量:本文选取银行借款率作为描述银行债权治理效应指标。银行借款率为国企资产中全部银行借款比例,该比例越高表明银行借款规模越大,银行约束性越强。同时,因为银行对不同期限结构下贷款的关注度不同,会使得银企间订立的契约对企业的约束力也存在差异(杨棉之、张中瑞,2011)。因此,本文引入长期银行借款率和短期银行借款率两个指标,来探讨不同期限结构下的银行债权对国企绩效影响的差异。

3. 控制变量:国内经济形势、公司成长性、公司规模和公司所处行业等都是影响国企绩效的因素(平原,2011;张慧,张茂德,2003)。本文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不同样本公司之间规模和成长性(本文指净利润增长率)呈现较大波动。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本文选取国企规模、成长性及行业类型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分析。各变量名称及定义如表1所示:

(三)模型设计

本文根据上述的变量定义,基于面板数据,建立如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即:

式中:ROAit为i公司在t年的总资产收益率;DBETit为i公司t年银行借款率;SIZEit为i公司t年的公司规模;GROWTHit为i公司t年的成长性;INDit为i公司的行业类型;αj为待估参数;εit为随机扰动项。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对样本企业的短期银行借款和长期银行借款额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企业短期银行借款的借款率约13.55%,长期银行借款的借款率约5.7%,这说明国企中银行借款以短期为主。总银行借款率最大值为71%、最小值为0,这表明不同国企对银行借款的依赖度不同,国企之间融资政策存在较大差异。从方差和标准偏差来看,财务绩效指标和银行借款指标波动性较小,这说明样本公司规模和成长性存在较大波动。

(二)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依据多元回归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表3数据反映了我国银行债权治理与国企绩效的关系。下面,我们从显著性、影响程度以及影响趋势对比等方面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

1. 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的影响。从表3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前后国企的P值均小于0.05,且系数均为负数,表明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的影响显著为负,结果拒绝H1,即我国的银行债权治理对于提高国企绩效未发挥促进作用,反而抑制了国企绩效的提升。且在该阶段,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的影响明显劣于非国企。这是为什么呢?照理说,政府给予国企很多的政策保护,并且银行因行政压力将大量资金投资于部分低回报率的国企,而非国企获取银行资金的成本却较大,可见,客观环境对国企是有利的。之所以出现银行债权对国企绩效呈现负向的治理效应,并且明显劣于非国企,是因为国企的经营机制不如非国企灵活。

2. 银行债权期限结构对国企绩效的影响。表3表明,在总银行借款率与国企绩效水平呈负相关时,长期银行借款率对绩效的系数(-0.089 0)小于短期银行借款对绩效的系数(-0.096 0),表明长期银行借款对国企绩效弱化的影响程度要小于短期银行借款,结果验证了H2,即长期银行借款对国企绩效的影响要优于短期银行借款。这主要是长期银行借款的借款约束条件以及还款压力一定程度上强于短期借款的相关规定,促使企业更加注重长期借款资金的利用效率。与此同时,银行长期债权对非国企绩效的影响也优于短期银行债权。

3. 银行债权治理在金融危机前后对国企绩效的影响。从表3还可以看出,全球金融危机后,银行债权对国企绩效的治理效应优于危机前,该现象同时出现在非国企当中。这说明随着金融改革的进行,银行债权治理对绩效的影响逐步改善。分析其原因主要是,2008年中央政府针对市场上泡沫经济现象以及银行出现大量坏账的现象,宣布所有银行必须在2008年开始缩紧贷款供应量,以抑制通货膨胀、降低银行坏账。政府的积极作用促使银行为提升贷款质量严格分析贷款企业的经营情况,并且加强对借款企业的监管,从而促使银行资金的投资效率得到提升,银行债权对绩效的治理效应也得到改善。而且随着金融危机的慢慢褪去,国内的经济开始升温,经济发展速度也不断提升,宏观经济环境的不断改善促进了国企经济的发展,而伴随着国家创新体制机制改革的进行,政府不断出台新的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也加大了国企投资项目的范围和广度,促进国企资金利用效率的提高,进而使得金融危机后国企银行债权治理对绩效的影响明显优于金融危机前的表现。

(三)稳健性分析

为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被解释变量总资产净利润率替换为净资产收益率(ROE)进行分析,ROE可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和负债的财务杠杆效应和治理效应(杜莹、刘立国,2002)。本文认为,采用ROE替换ROA验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是可行且具有说服力的。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可以看出,运用ROE回归的结果与本文实证结果相似,即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的影响依旧显著负向,而长期银行债权对国企绩效的影响优于短期银行债权的治理效果。但以ROA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其显著性更强于以ROE回归的结果。这说明本文得出的实证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六、研究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针对国有企业的发展提出深化国企体制改革的目标,国企绩效的发展已成为新时代背景下的焦点。而银行作为国企最大债权人对国企绩效水平的治理产生着重要影响。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从债权治理角度研究银行债权对国企绩效的影响,分析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和非国企绩效的不同影响、不同期限结构下的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的影响、金融危机前后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影响的变化等问题。从而在新的经济背景下为提升国企绩效提供了政策启示。

现有文献以银行债权治理理论、代理成本理论等为基础,以银行借款率为银行债权治理指标、以资产净利润率、营业利润率等财务指标衡量国企绩效,并引入成长性、公司规模、行业特征等为控制变量来研究我国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和非国企绩效的不同影响。

基于已有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本文通过研究2003年以来不同期限结构下的银行债权对国企绩效的影响,并且对比分析银行债权治理效果对国企和非国企的异同点。为此,本文选取总资产利润率作为绩效指标,以银行借款率作为银行债权指标,并引入成长性、公司规模及行业特征等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银行债权对国企绩效的治理效应不是很明显,并且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的影响要弱于对非国企绩效的影响。2长期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的影响要明显优于短期银行借款。3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化,银行债权对国企绩效的治理效应逐步得到改善。

(二)建议

针对我国金融市场上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积极的影响被弱化的现象,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完善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目前,我国银行信贷资本的配置还未完全按市场化要求进行,过多的行政性干预造成银行大量资金流向低成长性的国企,以致资金利用率低。而资金利用率的下降导致银行债权对国企绩效治理的弱化。因此,必须正确处理银行、国企及政府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银行对国企经营的监督作用,从而降低银行债权治理效应弱化的程度。

提高治理绩效 篇10

一、引言

现代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产生了基本的委托代理问题。由此激发了学者们对于不同公司治理机制下，如何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极大兴趣。在众多研究中，股权结构被视为影响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机制，且对公司绩效产生重要影响。研究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始于Jensen和Meckling（1976）。此后，国外学者围绕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进而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大量的研究是以美国公司为背景，并且主要集中于股权集中度和内部人持股两方面。近几年，中国学者也对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及其对中国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二、股权集中度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一）股权集中度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Stiglitz（1985），Shleifer和Vishny（1986）认为，外部大股东由于在企业有重要的经济利益，有动机去有效地影响和监督管理者，以确保管理者不从事有损股东财富的活动。因此，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将减少代理冲突。而Pound（1988）却争论说，大股东可能是消极的投票者，他们通过与内部人共谋而违背分散股东的最大利益。由此出现了与前述“监管假设”相竞争的“侵占假设”。在缺乏外部监督，或者外部股东类型多元化的情况下，控股股东可能以其他股东的利益为代价来追求自身利益，其手段多种多样，比如证券回购、资产转移、利用转移定价进行内部交易等。

（二）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

1.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正相关

Berle和Means（1932）认为，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的线性关系，原因在于，股权分散导致“搭便车”难题，从而造成对管理者的监督困难，而股权一定程度的集中有利于激励外部股东对管理者实施监督。Hill和Snell（1989）以生产率度量绩效，证明了美国企业存在这种正的联系。许小年和王燕（1998）运用1993—1995年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与企业市值——账面价值之比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与利润率的相关关系比较弱。张红军（2000）对1998年中国385家上市公司数据进行研究，认为股权集中度（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托宾Q值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2.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呈负相关

Fuerst和Kang（1998）以1992—1993年在美国上市交易的947家公司作为样本的研究发现，对于具有控制性股东（持股比例在50%以上）的公司，持股比例对市场价值具有负相关作用。

3.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呈非线性关系

Gedajlovic和Shapiro（1998）证实，在美国与德国的企业中，股权集中度与利润率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孙永祥和黄祖辉（1999）以1998年底以前在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的503家A股公司作为样本的研究表明，随着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托宾Q值先是上升，至该比例到50%左右，Q值开始下降。他们进一步认为，有一定集中度、有相对控股股东并且有其他大股东存在的股权结构，在总体上有利于经营激励、收购兼并、代理权竞争、监督机制作用的发挥。

4.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基本不相关。高明华（2001）以1999年度的473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股权集中度指标（最大股东、前三位股东和前五位股东持股比例）与ROE和EPS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基本不相关。

三、内部人持股理论与实证研究

（一）内部人持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了管理者与外部股东之间的利益收敛假说。管理者的天然倾向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最大利益来分配企业的资源，而这可能与那些外部股东的利益相冲突。但当管理者在企业的利益越大时，他就越可能有动机去使其利益与其余股东的利益协调一致（如背离价值最大化行为的减少）。因此，当管理者股权比例增加时，管理者与外部股东的利益可能收敛一点，从而使他们之间的冲突可能得以解决。而Fama和Jensen（1983）争论说，当管理者拥有公司股票的重大比例，从而给予他足够的投票权和影响力时，他可以满足他的非价值最大化目标而不会危及其职位与报酬，这些论据引发了管理者固守职位假设。依据该假设，过多的内部股权对公司绩效具有相当消极的影响。

（二）内部人持股与公司绩效

1.内部人持股与公司绩效正相关。刘国亮和王加胜（2000）以经理人员持股比例、职工持股比例为解释变量，对内部人持股与公司绩效（ROA，ROE，EPS）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内部人持股与公司绩效正相关。

2.内部人持股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Wruck（1989）的研究认为，当管理者持有企业的股份比例在5%-25%之间时，美国企业的管理者存在固守职位现象。

3.内部人持股与企业绩效基本无关。李增泉（2000）以799家中国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对样本总体依据总资产规模、行业、国家股比例和区域进行了分组，研究了经理人员持股比例对企业绩效（ROE）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内部人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之间并不具有显著相关关系。

四、股权持有者身份结构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一）国有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及效率

1.国有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国内外学者主要有两个理论假设：攫取之手抑或帮助之手。

攫取之手认为国有股对公司治理有消极作用。国内外学者的论据有：（1）除了经济目标之外，作为国有股股东的政府还有政治目标，因而国有股会带来严重的政府行政干预，歪曲资源利用的最优化配置（Shleifer and Vishny，1994）。

（2）国有股容易引致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何浚（1998）认为国有股（包括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在公司中所占比例越大，公司的内部人控制就越强。

（3）政府拥有行政权力，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它们作为股东参与市场，既当“裁判”，又当“球员”，会导致权力的滥用，破坏市场规则。

帮助之手认为国有股股权可以帮助企业发展经营，即国有股对公司治理有积极作用。国内外学者的论据有：

（1）混合所有制公司中的政府作为税收征集者，发挥着大股东的作用，可以监督公司管理人员，防止内部人控制现象（David，1998）。因此，国有股权带来的政府监督，是在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对管理人员缺乏有效外部监管机制情况下的次优选择。

（2）国有股股东的引入可以保护公司免遭政府的恶意侵害。

（3）国有股比例的提高意味着获得政府保护、享受税收优惠的可能性上升（陈小悦，徐晓东，2001）。

2．国有股与公司绩效

国内外学者在关于国有股对公司治理进而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方面的实证研究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Boardman和Vining（1989）发现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在民营化后，绩效有了显著提高，因此国有股股权不如非国有股股权有效率。陈晓和江东（2000）的研究认为，国有股对公司绩效有负面影响的预期只在竞争较强的电子电器行业成立，在竞争相对较弱的其他两个行业（商业、公用事业）则不成立。陈小悦和徐晓东（2001）的实证结果同样显示国有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

（二）法人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及效率

1.法人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中国学者倾向于：肯定法人股在公司治理中的正向作用——积极监管。陈晓和江东（2000）认为，法人股虽不可在股市上流通，但可通过协议转让。法人进行股权投资的动机在于获得投资收益、跨行业经营以及实现规模经济等。上市公司的分红派息是其获得投资收益的主要途径，这也决定了法人股东不会以投机代替投资，而是倾向于长期投资。虽然难以通过在股票市场上自由转让股票影响股价而间接地影响公司经营，但他们将更有能力通过在股东大会上投票，在董事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直接参与公司决策。在国有股股东缺位严重，流通股东又难以参与企业管理的情况下，法人股大股东可能成为事实上的经营者和内部人。

2.法人股与公司绩效

（1）法人股与公司绩效正相关。许小年和王燕（1998）检验结果表明法人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正相关。张红军（2000）发现法人股与托宾Q值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2）法人股与公司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不明显或基本无关。刘国亮和王加胜（2000）认为法人股比重对公司绩效（ROA，ROE，EPS）的影响虽不为负，但正面影响并不是很大。陈小悦和徐晓东（2001）的实证结果显示法人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不过，他们在具体考察时间变化的影响后指出，虽然法人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一直不显著，但却在不断地向显著方向发展。

（三）社会公众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及效率

1．社会公众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关于社会公众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国内外学术界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即消极监管。不过，在中国目前的情形下，这种消极的监管作用是微弱的。

第一，在对公司管理层或内部人的直接监管方面，社会公众股股东普遍存在着强烈的“搭便车”动机。第二，当社会公众股股东利益与管理者或大股东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没有能力也缺乏强烈的动机去通过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对管理层或大股东实施直接的监督，但他们可以在股票市场上抛售股票，造成股价下跌。如果存在完善的外部接管市场或公司控制权市场，就会引发一场公司控制权争夺战，原有的经理层会被更换，因此社会公众股东可通过“用脚投票”对管理层或大股东施加间接影响。第三，在中国目前的股票市场上，分散的社会公众股股东主要对股票的短期利益（买卖价差）感兴趣，而对于参与公司治理的兴趣并不是很大（于东智，2001）。第四，在中国，由于经理人才市场或管理者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及公司控制权市场发育十分缓慢，社会公众股东难以利用“用脚投票”借助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对公司内部人实施监督。

2.社会公众股与公司绩效

国内学者在关于流通股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方面的实证研究也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陈小悦和徐晓东（2001）的实证结果表明：在公司治理对外部投资人利益缺乏保护的情况下，流通股比例与公司绩效负相关。高明华（2001）分别以1997年度的375家和1999年度的473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流通股与ROE和EPS的关系进行了偏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流通股比重与公司绩效基本不相关。刘国亮和王加胜（2000）却认为流通股与公司绩效（ROA，ROE和EPS）正相关。

五、结语

对股权结构、公司治理与绩效关系的研究，除了上述几个方面，部分学者还关注了股权的市场分割结构（包括外资股）、股权结构的内生性问题研究等。回顾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些问题未取得一致结论。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还值得进一步研究有关问题。

（一）要研究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正确选择计量公司治理效率的指标是十分关键的。目前选用指标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会计指标，可能包含人为操纵因素；另一类是市场价值指标，这里面存在着不能流通的国有股和法人股股票市值计算问题，这样的情况会影响到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因此公司治理效率计量问题值得思考。

（二）目前的研究几乎是平面地或孤立地研究股东持股与公司治理及效率的相关关系。实际上，许多大股东通过交叉持股或“金字塔式”持股，其实际持有的股权或最终股权比例可能远远高于其持股公司披露的股权份额（名义股权）。如果这种现象较为大量的存在，无疑会影响目前的研究结论。

（三）股权分置改革使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即实现股份全流通和逐步的股权分散化。从根本上说，股份全流通和大股东适度减持股份有利于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完善和绩效提升，但具体来讲，控股大股东控制问题得到抑制，内部人控制问题可能强化等等，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论证的问题。

提高治理绩效 篇11

根据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研究数据库的数据显示, 2008年、2009年和2010年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发生的并购事件为4 586起、4 856起和5 693起, 相较于2007年的2 085起有显著的增加, 中国资本市场的并购活动日益频繁。本文结合并购绩效与公司治理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 研究了公司治理对并购绩效的关系及影响。

一、并购绩效评价及实证结果评述

1. 并购绩效的评价方法。

(1) 会计研究法。对于并购事件的长期绩效评价一般采用的是会计研究法, 根据并购前后并购公司或目标公司的财务指标来衡量双方的财务绩效, 发生并购后, 根据并购理论, 并购方与目标公司可以实现协同效应及规模效应等优势。所以用会计研究法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对并购前的财务指标相比并进行相关分析。 (2) 事件研究法。对于并购时间的短期绩效评价一般采用事件研究法。事件研究法是一种研究当资本市场上某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股价是否会产生波动以及是否会产生“异常报酬率” (abnormal returns) , 来分析股价的波动与该事件是否相关。如果股票的回报率大于市场的平均回报率, 那么持有发生并购事件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就获得了大于市场平均回报率的那部分超额收益, 计算超额收益的大小就可以评价并购的短期绩效。

2. 国外并购绩效的研究情况。

发生并购事件之后并购公司和目标公司的绩效是否有所改善, 对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分类样本的数据, 国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实证检验分析, 然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对并购绩效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类:长期影响和短期影响。长期影响主要关注的是并购对公司长期绩效提升与否。有的研究者认为, 公司并购后, 公司绩效得到显著提高 (Healy等, 1989) ;Palepu and Ruback (1992) 以1979—1984年间美国50起最大的兼并活动为样本, 研究发现兼并企业经营业绩在并购后得到显著提高;Linn and Switzer (2001) 年得到与Palepu and Ruback (1992) 相似结论。也有研究者得出了与上述研究不同的结论, Ghosh (2001) 年研究显示并购后的业绩相对于并购前并未显著变化, 而Moeller (2004) 的研究发现并购事件却导致了公司的绩效下降。国外有关兼并和收购的短期市场反应的文献普遍认为目标公司在宣告日附近有平均超过20%的超额收益 (Jensen and Ruhack, 1983;Schwert, 1996等) 。Franks (1977) 和Firth (1980) 等, 发现英国并购事件中目标公司的股东获得了正的回报;Langetieg (1978) , Asquith (1983) , Frank、Harris和Timan (1991) 、Draper和krishna (1999) 则认为并购公司的股东基本不受并购事件的影响。Bruner (2002) 通过研究1971—2001年间130篇研究文献的结果, 发现目标公司一般有10%~30%的超常收益, 而收购公司超常收益却有负的倾向。Masulis, R., Wang, C., Xie, F. (2007) 对1990—2003年间的3 333并购样本研究发现, 在 (-2, +2) 的事件期内全体样本的CAR为0.215%, 现金并购方式的样本CAR为0.798%, 目标公司为上市公司的CAR为-1.48%。Ye Cai, Merih Sevili (2012) 通过对美国1996—2008年的1 664家并购公司样本进行分析发现, 在 (-2, +2) 的事件期内整体样本的异常报酬率为2.14%。

3. 国内研究情况。

国内对并购重组绩效的研究遵循多采用国外的研究方法, 即也从从长期和短期两方面考察。具有代表性研究有:冯根福和吴林江 (2001) , 选取了1995—1998年的201个并购样本, 研究发现中国学者常用的以股票价格变动来衡量并购绩效的方法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从并购公司的财务指标来看:并购的短期绩效从整体上呈现一个先升后降的趋势, 不同的并购类型在并购后的不同时期内绩效也不同。微观研究方面:张新 (2003) 以1993—2002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并购事件为样本进行研究, 结论显示:发生并购后, 目标公司的CAR达到29.05%, 超过了20%的国际水平, 而对主并公司却产生了负面影响, 主并公司的CAR为-16.76%。余力、刘英 (2004) 对并购短期绩效的研究表明:并购能够给目标公司带来收益整的收益, 其CAR达到了24.50%, 超过20%的国际水平, 但是主并公司的收益不明显且缺乏相应的持续性。李哲、何佳 (2007) 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并购会导致不同的并购绩效。宋希亮、张秋生等 (2008) 认为在短期内主并公司的股东获得了正的CAR, 但是长期内大多数主并公司的股东却不能获得正的CAR。李青原、陈晓等 (2011) 通过对汇源果汁和可口可乐公司的研究发现目标公司的股东获得了显著正的累计异常收益率, 而主并公司股东能否获得正的累计异常收益率仍然不确定。

二、公司治理与并购绩效的关系研究

1. 股权结构与并购绩效关系研究。

国外学者对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的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通过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来检验股权结构这一公司治理的作用, 二是从股权结构与公司决策行为关系研究的角度出发, 研究分析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Hleifer和Vishny (1986) 研究发现, 中小股东的监督成本低于其可以获得的投资报酬。Bagnoli和Lipman (1958) 认为, 当股权集中时, 大股东的决策作用直接影响着并购是否成功。Ferguson (1994) 对股权集中度较高的目标公司进行了研究, 其获得超额收益率的能力反应了并购过程中的谈判能力同时, 目标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与获得的超额收益成反比。国内学者对股权结构的研究主要分为国有控股和非国有控股两类。对股权结构与并购绩效关系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王志诚、张翼 (2004) 认为并购具有壕沟效应, 当公司的第一大股东的性质由国家股变为法人股, 其累计异常报酬率高于其他股权性质的变更。李善民 (2008) 也得到了相似的研究结论, 当国有股转让给民营企业后上市公司绩效变好, 但是盈利能力的加强主要来自于成本的降低和职工数量的削减。

2. 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

对于董事会规模与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 西方学者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Dalton等 (1999) 认为, 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的绩效呈正相关的关系, 董事会的规模大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更加专业化及更为丰富的管理经验, 这样更加有助于对经理层的监管, 从提高公司的绩效;而Yermack (1996) 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他选取了1984—1991年间美国的452家公司为样本对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进行了研究, 结果显示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呈负相关的凹形曲线关系。国内学者对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如孙永祥、章融 (2000) 、朱杏珍 (2002) 等的观点认为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呈负相关关系;二是吕长江、王斌 (2004) 的观点认为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之间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三是胡铭 (2002) 等认为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正向或者负向相关关系。总之, 国内外学者对这一研究的结果并不统一。

3. 管理层激励与并购绩效关系研究。

国外学者如Hartzell等 (2004) 对并购过程中目标公司CEO的薪酬问题进行研究发现, 当目标公司的CEO从并购实践中获得好处较多时, 目标公司股东获得的CAR通常较少。而国内学者关于高管激励与并购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 主要的研究成果有:李善民、朱滔 (2005) 运用长期事件研究法对中国1672起并购事件进行了研究, 结果显示管理层的持股比例对主并公司的长期绩效没有显著的影响。李燕萍、孙红、张银 (2008) 研究发现, 管理层的年薪报酬对公司绩效的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管理层持股的报酬对公司绩效呈不太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总结

通过对上述国内外并购绩效评价及公司治理与并购绩效之间关系的文献的梳理和研究发现: (1) 国内外对于并购绩效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 其主要原因是学者在研究时采用的研究方法、选取样本标准、研究变量不一致。且并购在不同的地区、不同年代, 并购也呈现不同的特征; (2) 现有的国内外对并购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 主要是从并购自身出发对并购前后公司的绩效进行比较, 却很少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角度出发对并购绩效的影响进行研究; (3) 国内对并购绩效的研究选取的样本大多数集中在2007年金融危机之前, 而在经历金融危机之后, 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与并购动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而学者对目前中国资本市场并购重组事件的研究还较少且研究方法与结论也不统一。因此, 对金融危机后的上市公司并购绩效变化及公司治理进行研究, 对上市公司提高并购绩效、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具有现实积极的借鉴意义。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 西方学者关于并购绩效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非常丰富,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运用国外研究方法, 开展了中国企业并购绩效的实证研究。然而并购作为一种外部治理方式, 其公司治理内部治理机制对其绩效有怎样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却还没有得出统一的研究方法及结论。梳理了相关的重要文献, 在此基础上总结和评述了并购绩效评价方法和研究结果、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及公司治理对并购绩效影响的关系。

关键词：并购,并购绩效,公司治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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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余力, 刘英.中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短期绩效的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 2004,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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