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绩效评价

治理绩效评价（共11篇）

治理绩效评价 篇1

0 引言

中国幅员辽阔, 各地区间企业生产外环境存在明显的外部差异性, 这种区域性的特征更直接体现为环境问题与环境治理的差异[1]。作为矿山环境问题的一种, 中国各地区矿山尾砂坝治理也有很强的地域性[2]。在市场经济的外环境下, 资本进行逐利而污染了环境, 这是市场经济盲目性和自发性的直接体现, 相反对社会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尾砂坝治理绩效指标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成为当前学术讨论的热点话题。在尾砂坝治理过程要注意将环境治理考核纳入政府绩效考核的范畴[3]。郭然和宋良荣 (2010) 应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和因子分析及线性回归模型建立了以尾砂坝治理为案例的环境治理绩效考评的动态模型[4], 但存在缺陷与漏洞。冯春涛和郑娟尔 (2014) 通过建立激励机制修补了因为绩效考核带来的片面性等结果导向型弊端[5]。学者们致力于通过构建更具有普适性和客观性的尾砂坝环境治理绩效指标体系, 并不断进行实证分析, 对此达成了一致, 即构建的指标体系应该从社会的整体协调性出发, 指标的量化在这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笔者沿着这一学术研究路径, 期望通过层次分析法探索并建立尾砂坝治理的绩效指标, 得出适合现实情况的尾砂坝绩效考评体系, 做到动态性和协调性相结合。

1 方法与数据来源

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著名运筹学家、执教于美国匹兹堡大学的萨蒂建立了层次分析法基本理论模型[6]。按照萨蒂的观点, 在进行评价时, 要将评价的对象或称之为问题视为一个整体的系统体系。以问题为导向, 首先明确问题的组成要素和组成部分, 并且按照要素之间的相关性和层级关系, 对各个要素进行多层级的再整合, 最终形成一个系统化、层次化的体系结构。这种体系化的指标体系构建是一种定性分析的过程, 是对各个要素之间、要素和整体之间的相关性、隶属关系进行一个整体设计和规划, 再利用定量分析, 分析并求出不同方案间的指标体系评价的最终得分情况, 经过比较、检验等过程选择一个适合方案的决策过程。

在具体方法上, 层次分析法采用1-9比例标度法, 对不同情况的评比给出数量标度, 然后根据标度理论, 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 并采用方根法对建立的两两判断矩阵进行求解, 进而求取权重, 最后对求取的权重进行一致性检验, 通过一致性检验方可认为所求权重合理, 否则调整判断矩阵, 重新计算, 直至通过检验为比。本文基于这样的指标构建的逻辑思路, 通过构建由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构成的指标体系多维度考察尾砂坝治理的绩效。按照层次分析法的要求, 先进行指标的主观评价, 进而进行客观的指标间相关性测算, 最终得出相关结论。

2 指标体系构建

2.1 指标设置

作为一个系统性的工程, 尾砂坝治理不仅要考虑社会效应, 还要考虑环境效益;不仅要从尾砂坝内部环境进行指标设计, 还要从尾砂坝外部环境进行指标设计。因此, 尾砂坝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分为社会、经济和环境子系统, 构建由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组成的一个完整的指标评价体系。

综合上述分析, 从环境治理社会效益、环境保护效益和资源利用效益三个维度设计了3个层次、7个指标的尾砂坝治理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目标层次为尾砂坝治理的绩效评价, 准则层为社会效益、环境保护效益和资源利用效益, 如表1。

2.2 指标权重设置

2.2.1 判断矩阵建立

在进行指标设置后, 需要对每一个指标的权重进行设计, 首先对准则层的三个指标进行两两比较, 构造出了判断矩阵。接着采用1-9比例标度方法, 对每一个指标进行两两对比分析, 达到定性分析指标之间相对重要性的目的。其中, 数字1表示前者的指标与后者的指标同等重要, 数字9表示前者指标比后者指标极端重要, 而处于1~9之间的数字表示前者比后者重要, 但是重要程度根据数字大小依次增强。按照类似方法, 构建了各个准则层面的内部的指标判断矩阵, 得到如下判断矩阵表, 见表2~表5。

由表2可知, 社会效益P1与环境保护效益P2相比较, 同等重要;社会效益P1与资源利用效益P3相比较, 社会效益P1稍微重要;环境保护效益P2与资源利用效益P3相比较, 同等重要。

2.2.2 层次排序

下面以表2层次排序和检验为例, 介绍各个层次的指标设置权数的设置过程。

计算表2中每一行的因子乘积的n (维数) 次方根。

式 (1) ~式 (3) 中, βij为判断矩阵中元素;n为判断矩阵阶数;为判断矩阵第i行元素的乘积的n次方根。

那么, 进一步可以求出, 归一化向量组合:

进一步可得:

按照层次分析法的基本要求, 式 (8) 即为所求的特征向量, 也是各指标的权重系数。下面进行检验, 计算出最大特征根向量λmax:

式 (9) 中, ai为P1-P3判断矩阵中的第i行向量。进而计算该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指标。

因为维数为3, 那么平均的随机一致性指标RI为0.58, , 因此构建的P1-P3判断矩阵满足一致性检验的要求。

2.2.3 总体层次排序

按照上文所述, 构建总体层次指标体系的排序层次, 具体如表6。

经计算, 说明整个评价指标体系较符合实际, 能较好地从整体上进行绩效考核评价。经过上述分析, 本文认为作为在尾砂坝治理绩效评价指标中, 组织管理水平、所在地居民满意度、放矿流量和复垦率成为具有关键作用的因素, 其权重分别达到了18.25%、23.06%、23.35%和20.8%。

3 实证分析

尾砂坝环境治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后, 该指标的实用性、易用性和可靠性成为进一步实证分析的目的。

3.1 对比评分

在建立了上述评价指标体系之后, 选择了两个案例, 分别是湖南湘西自治州花垣县铅锌尾矿和郴州市苏仙区白鹿洞镇黄泥坳铅锌矿的尾砂坝, 参考两地2013年—2014年相关数据对比分析。分值从1~10分别设置, 量化评分, 而一些相关标则根据尾砂坝面积与环境承受能力进行比较后分析填列。按照层次分析法要求, 先进行主观性指标测算, 进而根据直接的测算结果进行对比评分再测算, 具体见表7。

3.2 对比分析

通过上述的对比评分, 案例1的尾砂坝治理比案例2的治理绩效要高, 这主要原因是由于近几年案例1严抓尾砂矿治理, 案例2管理效率低下, 居民满意度低。

a) 社会效益对治理绩效的影响。社会效益对治理绩效主要体现在组织管理水平和所在地居民的满意度。组织管理水平越高说明企业或政府尾砂坝治理绩效的效率越高, 组织协调能力越强, 具有较高的重视程度。而所在地居民满意度则直接反应了治理绩效的效能及社会环境对尾砂坝治理的绩效要求程度。

案例1中居民满意度得分为1.277 5, 案例2的为0.73, 见表7。显然在居民满意度方面, 案例1优于案例2。这是因为案例1通过尾砂坝资源整合和利用, 落实推行“两型矿山”治理, 环境改善效果明显。在调查中显现, 43%的村民对于政府治理工作的表示满意, 33%的居民感到不满意, 10%的居民感到非常不满意。其中不满意主要集中在土壤和空气方面, 对于河流方面, 居民认为是改善最大的, 据居民反映原来花垣河污染十分严重, 不但河水发黑发臭, 河道中还有大量锰渣残留, 经过大力治理之后, 河水明显变清。而案例2中的尾砂坝却因为在早年 (2010年4月) 发生特大尾坝矿垮塌事故, 对下方近1.5 km2农田、0.5 km2鱼塘造成重大环境污染和经济损失, 恢复与治理一直效果欠佳, 对居民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因此该项目得分较低;

b) 环境保护效益对治理绩效的影响。在沉积滩矿泥的沉积面积上, 案例1与案例2得分分别为0.186 8和0.326 9, 但是环境保护效益的影响是一种直接影响, 主要体现在沉积滩矿泥沉积面积、沉积滩坡度和放矿流量三个方面。作为大型的矿产开发区域, 案例1中沉积滩矿泥沉积面积较案例2大, 沉积滩坡度较小, 因此对环境的影响较小, 而在放矿流量上二者相差无几;

c) 资源利用效益对治理绩效的影响。资源利用效益对治理绩效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尾矿回采利用率和复垦率两方面。案例1中复垦率与案例2中较为接近, 均为1.456 (见表7) , 主要是因为案例中的土地利用方式主要为尾矿库的治理与改善, 例如花垣县同力公司白岩弯尾矿库治理, 在尾矿库下库坝体内约100 m处加筑一道土坝, 把库内积水赶至库后, 由库内左侧开挖一条宽1.5 m、深1 m的排洪明渠。而案例2中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建筑活动。在尾矿回采利用率方面, 案例1实现了资源的再循环利用, 充分利用尾砂坝尾砂和固体废渣资源进行二次开发, 如2013年在花垣工业园启动建设的蒸压铅锌尾矿标准砖全自动生产线项目, 生产加工出高品质的新型墙体产品, 可年处理铅锌尾矿54.28×104t, 加压混凝土砌块产量20×104m3, 蒸压铅锌尾矿标准砖年产量1.2×108块, 销售收入可达2.56×108元;据悉为解决花垣县存量巨大的铅锌尾矿库, 实现尾矿的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利用, 花垣县还拟建设一条年产150×104t综合利用水泥生产线, 彻底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案例2中的溃坝事故就是由于没有落实好尾矿回收利用, 尾矿大量堆砌而引发的。

3.3 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实证研究, 发现社会公众对尾砂坝环境治理绩效评级是一种综合性的、基于客观标准的主观性评价, 尾砂坝环境治理绩效结果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公众多方博弈的结果。基于上述判断与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a) 制定有关尾砂坝治理的法律制度。法律是环境治理的最强有力的保障, 在尾砂坝环境治理中要因地制宜地出台尾砂坝治理的地方性法律和规章制度。特别要加强《环保法》的执行, 在尾砂坝环境治理的绩效评价过程中, 加强法律责任问责和落实, 并加强网络化监管机制建设;

b) 发挥政府的主导型作用。政府作为看不见的“第三只手”, 对社会资源的配置起着兜底作用, 因此在尾砂坝环境治理中, 要明确政府的社会责任。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要积极从治理研究、引导社会组织有序参与、及时发布相关信息等方面组织好尾砂坝环境治理的评价工作;作为资源调配者要通过财政资金的资源调节作用, 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尾砂坝环境治理工程项目建设。在尾砂坝环境治理工程中也要加强监督和落实, 加强企业对尾砂坝环境治理指标落实情况, 严格把控工程项目的建设质量;

c) 鼓励全民参与尾砂坝治理和维护。社会公众是尾砂坝环境治理绩效的直接感受者和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 是参与尾砂坝环境治理绩效评估的最终决定性力量。在尾砂坝环境治理绩效评价中, 社会公众首先要加强自身环境治理和保护意识, 自觉、客观地看待环境问题。社会公众要采取合理恰当的方式, 有序参与尾砂坝环境治理绩效评价。只有这样才能最终促进尾砂坝环境治理绩效评价工作有序开展;

d) 企业要把治理尾砂坝贯彻在矿产开发的各个阶段。企业是社会环境问题特别是尾砂坝环境治理问题的发源地, 企业在开矿过程中是否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是否落实国家政策法规是影响到尾砂坝环境治理的直接原因。对此, 企业首先要在开矿和后期环境治理过程中强化环境保护意识, 加强对国家环境标准和法律法规的认知。在尾砂坝治理工程建设中要提高尾砂坝环境治理的技术手段, 实现矿产开发与尾矿治理可持续发展, 不断适应新环境治理的要求与自然环境的变化。

4 结语

尾砂坝治理评价指标设置应当从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两个维度进行考察, 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的指标体系能较好地进行尾砂坝治理绩效评价, 该方法具有较好的普遍性, 能适应多种环境要求下的环境治理的绩效评估和预测。

a) 尾砂坝治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置充分考虑了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双重属性, 能够对一个尾砂坝的治理进行综合、客观评价, 且这种评价的可靠性高、准确性较强;b) 在尾砂坝治理过程中不仅要兼顾环境治理的生态效益, 更要注意保持较高的社会效益, 注重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协调发展;c) 在尾砂坝治理过程中, 特别要注意资源再利用处理, 构建的指标体系的实证分析表明, 资源再利用不仅能对治理绩效产生直接、积极影响, 还能对治理的社会效应产生间接影响, 因此特别要注意资源的再利用和使用。

站在环境治理的绩效评价的视角下对尾砂坝治理绩效进行综合性的指标构建、实证分析和解释, 但是尾砂坝治理评价指标设置的多样性、能够在多种环境下适应该地区的评价还并不完善, 是深入分析与研究尾砂坝治理的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1]崔媛媛.企业社会责任视角下我国上市公司环境治理行为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 2012.

[2]马嘉铭.矿山环境治理绩效评价与预测研究[D].北京:中国地质大学, 2012.

[3]郭伟杰, 吕航.关于我国矿山环境治理与恢复创新研究[J].价值工程, 2014 (27) :81-82.

[4]郭然, 宋良荣.环境综合治理绩效评价探讨:基于上海市环境投资的实证研究[J].市场周刊 (理论研究) , 2010 (9) :53-54.

[5]冯春涛, 郑娟尔.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鼓励政策设计研究[J].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 , 2014 (9) :53-55.

[6]胡伟, 龙庆华, 钱茂, 等.基于层次分析法的企业污水治理评价指标体系权重确定[J].环境污染与防治, 2014 (2) :88-91.

治理绩效评价 篇2

【摘 要】透过实际调查发现，如今我国许多公司都开始呈现出所有权和控制权相互分离的趋势，同步状况下衍生出所谓的代理成本，所以说现代进行公司治理的要点，就是进行完善且可靠性的代理成本缩减机制树立。需要加以明确的是，公司治理包括内部与外部两类途径，至于并购则归属于外部治理模式。开展并购治理活动之后，不单单可以保证快速减少相关公司的代理成本数量，同时可以改善其不同阶段的工作绩效，最为关键的是确保令各类投资主体都能够透过并购活动中获得合理数量的经济效益。由此，笔者决定在客观论证公司治理对并购绩效的影响效应基础上，结合实际解析日后调试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来提升并购绩效的有效措施，希望能够引起有关工作人员关注。

治理绩效评价 篇3

本报告是在《董事会》杂志社每年一度的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金圆桌奖”评选的数据基础上完成的。报告将董事会的功能界定为两个方面：一是促进和支持公司战略性发展决策；二是加强对公司管理层的监督，维护股东利益。目前中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高，大股东利益渗透在公司董事会构成和治理中。在董事会治理类型的谱系中，中国上市公司处于“弱独立性—强控股股东控制性”这一类型。通过计量检验得出，目前最佳的100家上市公司董事会的主要职能是促进公司盈利增长，独立董事的占比和行为也是围绕公司盈利增长进行决策咨询，在“牧羊人”和“导盲犬”这两个角色之间偏重于充当“导盲犬”。由于大股东自身也有股东回报的诉求，在追求公司盈利增长的同时，偏好于送股和转增股来分享盈利的增长，兼顾股利现金分红的要求。

在各行业之间，总体上制造业类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处于中等水平，服务业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状况好于制造业。从行业竞争性角度看，垄断性行业的董事会在独立性和勤勉尽职上要明显次于竞争性行业的董事会。

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类型反映了中国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结构及其相关的制度性管制要求，独立董事的独立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尽管证券监管部门对独立董事制度有了强制性要求，但是独立董事在参与董事会治理活动的过程中还受到董事会内部执行董事和大股东的消极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独立董事的勤勉尽职受挫。

因此，要改善董事会治理中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从“弱独立性—强控股股东控制性”这一类型向“独立性—强控股股东控制性平衡型”转变，还有待于大股东地位和目标的改变，以及监管部门进一步提高治理要求。前者取决于公司发展随着市场竞争而自发产生变化的要求，后者则依赖于政府强制力量的推行。

金融、保险、采掘业名列前茅

图1各行业董事会治理评价平均得分

根据董事会监督和咨询专家的双重角色，我们采用“净资产收益率”、“资产保值增值率”、“利润增长率”和“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来反映双重角色可能产生的绩效。“净资产收益率”和“资产保值增值率”较多地反映董事会监督作用在股东权益方面的绩效，“利润增长率”和“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较多地反映董事会作为咨询专家在促进公司经营和市场竞争方面的绩效。这四类指标也是国资委对其所属国有企业集团经营业绩的考核指标，同样也可以用来评价大股东控制的上市公司绩效。

我们用这四项指标对所有上市公司进行筛选，选取绩效处于行业平均之上的上市公司。为了保证筛选出来的处于行业平均水平之上的公司有一定的数量，我们按照任意三项处于行业平均水平之上的原则筛选。结果是，从2005—2008年，每年大约有200—300家公司被筛选出来。然后再对这些公司董事会的特征进行评价，确定每家公司在各项反映董事会行为规范指标上的得分，排出顺序。

从行业分布（根据证监会的行业分类）来看，制造业行业的企业数量最多，占据62.5%。其他行业的企业占比均不到6%。按照三次产业分类，第一产业企业占比4.3%，第三产业占比29.7%，这种分布与目前中国的工业化阶段相对应。按照评价高低大致分为四类：第Ⅰ类是金融、保险业和采掘业，其董事会治理平均得分名列前茅；建筑业虽然从2005年的第12位跃居到2006年、2007年的第2、第1位，但是到2008年却从前100名中消失，变化幅度最大。第Ⅱ类是位次相对稳定的批发零售业，一般在前5名之内；第Ⅲ类是在5名之后且位次相对稳定的制造业；第Ⅳ类是在5名之后且位次起伏较大的交通运输仓储业、房地产业、信息技术业、综合类和社会服务业。

大股东持股比例低有利于改善董事会治理

图22005—2008年大股东平均持股比例

在前100名上市公司中，上市公司呈现出集中式股权结构，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平均在40%左右，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降低，四年平均值为8.7%，第三、四、五大股东持股比例更是偏小。这种股权结构非常有利于第一大股东对董事会的控制和影响。

图3基金公司作为大股东的公司占比

我们发现，第一到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从前100名到前10名公司大致呈依次降低的特征，且持股比例最大值也是依次降低的。尽管降低的幅度不大，但是综合起来看，在大股东对董事会强烈的控制下，大股东持股比例的降低会有助于改善董事会治理。

基金股东有利于改善董事会治理

近年来，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规模发展迅速，在上市公司大股东结构和董事会中活跃着基金公司的身影，除第一大股东之外，其他大股东由基金公司充当的上市公司的数量逐年增多。在前100名公司中，由基金公司作为大股东的上市公司数量从2005年到2008年都大约上升一倍。从前100名到前10名，基金公司作为大股东的公司在各类公司总数中的占比依次递增，前10名公司中有基金公司作为大股东的公司最多。

这意味着参与公司大股东的机构投资者数量越多，董事会治理评价得分越高，越有利于改善董事会治理。但基金公司作为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在四年当中却没有显著的增加或减少。这可能有一个重要的含义，即在第一大股东、基金公司身份的大股东和其他大股东之间形成了一个利益平衡，目前既定的第一大股东绝对控制的股东结构在近些年中始终比较稳定，由此形成的公司董事会中的权力制衡和利益分配也较为稳定。

独立董事人数多，董事会治理水平高

前10名公司的独立董事人数最多，平均为3.97人，占比40%， 接下来依次是前20名、前50名、前100名。因此，前10名公司董事会治理评价水平较高的原因之一，是其独立董事人数要多于其他排名类型。

从前100名的行业分布角度看，各行业董事会平均规模最大的是金融保险业，为17人，最小的是批发零售贸易业，为8.5人，几乎为前者的一半。相比之下，制造业的董事会规模处于中等水平，为10人。制造业公司在前100名中占60%以上，如果以制造业董事会规模作为一个评价依据的话，那么大于制造业董事会平均规模的行业是金融保险业、社会服务业、电煤气水供应业和采掘业。这些行业相对于制造业来说垄断特征比较明显，例如金融保险业都是处于市场准入行政管制下寡头构成的，垄断势力较强，企业规模较大，可以推断，它们有能力扩大董事会规模。再看低于制造业董事会规模的行业，有交通运输行业、房地产业和农业等，其中一部分是服务业，这类服务业市场准入的行政管制较少，竞争性强。另一部分是第一产业，虽然也是竞争性行业，但是该产业的技术和竞争复杂程度低于制造业。因此，这两类行业的对董事会人数的确定面临较紧的预算约束和竞争压力，最终形成一个规模较小的董事会。

这种现象也还体现在独立董事的人数上，垄断性行业的公司聘用的独立董事人数相对较多，最高人数为6.3人，而竞争性越强、技术复杂性越低的行业独立董事的人数相对较少，都在4人以下。从2005年到2008年的变化趋势来看，垄断性行业的董事会人数和独立董事人数稳中有升，这可以理解为寡头竞争需要推动董事会加大战略性决策能力，一个有效途径就是增加独立董事数。

试析环境治理绩效评价与预测研究 篇4

这种形势下企业的经营目标开始从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转变为追求利益相关方价值的最大化, 更好的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而服务, 为此, 企业应承担起相应的环境责任, 对资源进行有效利用, 实现可持续经营。

一、企业环境绩效评价概述

(一) 企业环境绩效的概念

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向对环境绩效进行理解, 首先, 从狭义上来看, 企业环境绩效主要是指在现有环境标准中, 企业在可直接测量环境指标上的体现, 这些指标一般是标准化的、定量的, 例如排污量数据等, 这些数据主要用于对企业环境合法性的考察上, 或者用于企业之间的直接比较上。其次, 从广义上来看, 企业环境绩效主要是指企业对污染防治、利用资源等方面的综合效率, 主要体现为动态性和系统性。环境法规的执行情况、环境治疗及污染物利用的情况等方面可以直接反映出企业环境绩效的内容。

(二) 企业环境绩效评价的内容

第一, 外部影响评价。企业对外部环境影响的评价, 例如废气、废水等排放情况, 这时企业环境绩效评价是一种衡量工具, 针对企业活动对环境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价。第二, 内部遵守评价。作为相对衡量的一种方法, 评价内容主要包括企业内部对环境法遵守的情况, 避免发生因为未达标而出现罚款的情况, 严格遵守相关法规, 进行科学的风险比较。第三, 内部系统评价。主要包括环境审计及环境行为两方面, 评价企业整体情况主要包括制定环境计划, 制定环境绩效量化标准, 以及这些计划与标准的执行等, 评价企业环境功能主要包括生命周期评价、环境设计以及质量环境管理等方面, 只有将环境绩效奖惩措施与评价结果结合起来, 才能对环境行为起到引导性的作用。

二、环境治理绩效评价与预测

(一) 绩效评价方法分析

因为评价对象涉及到很多不同的领域, 加上评价性质也不尽相同, 对于一些复杂的评价对象, 不同因素会起到干扰性的作用, 有时一些因素中同时存在定性与定量信息, 因此多属性评价问题会变得非常复杂。

随着这方面理论研究的深度不断增加, 在不同领域中开始出现很多不同的评价方法, 并且其中一些方法目前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 例如数据包络分析法、专家评价法等, 这些评价方法已经为人们所熟知, 同时也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近年来还出现了基于其他领域的新型评价方法, 例如人工神经网络等, 这些方法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结合在一起还会产生很多新的方法, 所以在评价领域发展过程中显得非常活跃。

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 是对自然环境进行恢复与保护的过程, 其中包含很多不同的内容, 从空间上来看环境治理应该是立体的, 而从时间上来看它是呈现动态分布的, 其中各种因素变量相互影响, 体现出不确定性、动态性等比较明显的非线性关系, 这些因素的存在都为环境治理绩效评价和预测的研究造成了一定困难。

(二) 绩效预测方法分析

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 全球信息交流变得更加便利, 从预测方法上来看, 又出现了很多新的绩效预测模型, 例如人工神经网络预测模型、综合绩效预测模型、马尔柯夫模型、多变量回归预测模型等。

预测模型应该将数学模型作为前提, 同时将预测方法的选择作为导向, 并将完善的、准确的预测视作关键所在。经过多年来的发展, 目前预测模型已经逐步从统计学逐渐转变为计量经济学和控制论的方向, 而马尔柯夫模型、回归分析模型已经在传统统计学预测模型中应用, 随着非线性复杂系统捕捉能力的不断增强, 人工神经网络理论也得到了发展, 因此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预测模型目前被很多领域所采用, 传统预测模型的局限性开始突出出来, 已经很难满足现在实际预测的需要。环境治理本身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 其绩效研究应该从多属性多角度进行考虑, 而人工神经网络对非线性复杂系统更具有研究意义。因此, 笔者也在工作中尝试着将两种理论结合起来, 构建一种适用性强、泛化效果良好的环境治理绩效预测方法。

环境治理绩效实际上就是对未来绩效的一种“估计”, 可以利用以前的绩效数据对其进行“推断”。所以, 需要运用以前的绩效数据, 通过分析之后找到存在于系统内部不同因素之间存在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的绩效展开预测, 最终满足决策的需求。在环境治理绩效预测过程中, 需要对环境治理的不确定性、动态性以及非线性关系进行综合考虑, 这时需要非线性复杂系统捕捉能力比较强的方法实现仿真, 并与以前的研究及经验相结合, 利用人工神经网络从外部环境中获取知识, 以此为预测结果更加逼真提供保证。

总之, 从现代管理科学角度来看, 不管是绩效评价还是预测, 可以选择的方法都有很多, 但是不管是哪种评价与预测的方法,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都会体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和适用性。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实现社会、经济及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进而保证国民经济的发展需求, 因此企业应高度重视环境治理工作, 提高本行业的经济与生态效益。

三、结语

综上所述, 环境治理绩效是对企业治理成效的一种检验方式, 虽然目前政府已经开始完善省级环境绩效评价的相关工作, 但是在环境治理绩效方面始终缺乏可以操作的企业环境绩效评价体系, 因此针对环境治理交评价与预测展开研究很有必要。在目前的相关研究中, 定性规范性研究比较多, 而应用性研究少一些, 这还需要在研究过程中不断总结以前的治理经验, 政府层面建立其相关法律法规, 企业层面不断完善科学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公众层面不断强化环保意识。

摘要：目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生态环境问题也开始凸显出来, 并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目前我国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 也获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是从总体上来看, 还远远不能对环境恶化进行遏制, 因此环境治理将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项长期的任务。鉴于此, 本文主要针对环境治理绩效评价与预测展开了分析。

关键词：环境治理,绩效评价,预测

参考文献

[1]张亚斌, 马晨, 金培振.我国环境治理投资绩效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面板数据的SBM-TOBIT两阶段模型[J].经济管理, 2014.

[2]郭然, 宋良荣.环境综合治理绩效评价探讨:基于上海市环境投资的实证研究[J].市场周刊 (理论研究) , 2010.

[3]程亮, 吴舜泽, 孙宁, 逯元堂.论中央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环境科学与管理, 2010.

治理绩效评价 篇5

关键词：公司治理；债务治理；经营绩效

债务契约理论、财务信号理论和控制权理论以及代理理论等理论认为负债是一种能提高企业价值的公司治理工具。国内外一些研究结论验证了这一观点。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选择我国沪深两市正常上市的A股上市公司，排除了金融企业、中小企业板的企业以及数据不全企业，最终得到1098家样本公司。然后，用这些公司2007~2008两年的面板数据进行检验我们的观点，即认为我国上市公司所有债务（分为短期债务和长期债务）均可对代理成本产生抑制作用，从而提升样本公司的经营绩效。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依据产权理论，企业的融资结构实际构成了企业的合约结构。所以作为企业重要融资方式的负债，不仅是企业的一种资本来源，其本身就是一种可以增加企业绩效的公司治理机制。例如，负债可以限制公司经理人利用自由现金流量为自己谋利（Jensen，1986）。

债务融资可以通过抑制代理成本提升公司财务绩效。根据Jensen and Meckling（1996）对代理成本的定义，可以将代理成本划分为监督成本、担保成本和剩余损失。本文主要讨论债务对第三类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所形成得可观测财务绩效。夏正东（2005）、李世辉（2008）等将

上述第三类代理成本分为显性代理成本和隐性代理成本。例如，代理人利用自由现金流量进行职务消费，这类成本是可以观测也可证实的，属于显性代理成本；而管理层违背资金提供者（债权人和股东）进行净现金流量为负的项目投资行为是很难证实的，属于隐性代理成本。

Hart and Moore（1995，1998）的研究认为由于短期负债需要短期内归还，所以当短期债务较多时，公司管理者会减少其在职消费，这一结论同李世辉（2008）对中小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结果。Bergolf and Thadden（1994）研究结果认为长期债务可以通过约束企业再融资来抑制管理者过度投资行为。姚明安等（2008）的研究结果认为负债融资可以抑制企业投资。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如下：债权人的治理作用可提升企业经营绩效，即流动负债率和非流动负债率均与企业经营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但两类负债对企业经营业绩的作用程度存在差异。

二、研究设计和描述统计。

1、变量定义。

（1）因变量。

为检验本文的研究假设，我们选择总资产报酬率（ROA）作为反应样本公司经营绩效的替代变量。之所以选择总资产报酬率作为反映公司财务绩效的指标，是因为该指标不仅反映股权资金的报酬情况，也可反映债权资金的报酬情况，而且该指标符合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

（2）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t—1期短期资产负债率（SZFLt—1），用该指标衡量样本公司短期债务的治理作用程度；t—1期长期资产负债率（LZFLt—1），用该指标来衡量样本公司长期债务的治理作用程度。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为两个：

①公司规模指标（LNZC），选择公司期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来度量，通过控制该变量可以排除样本公司规模不同对检验结果的影响。

②公司总资产营运能力指标（SL），选择总资产周转率来度量，通过控制该变量可以排除样本营运能力的不同对检验结果的影响。变量定义如表1。

2、数据选取。

我们通过巨潮资讯网和RESSET数据库搜集了本文所需的数据。这些样本公司属于正常上市的A股上市公司，且排除了金融企业和中小企业板挂牌交易的上市公司以及数据不全的公司。因此，通过筛选最终选出符合要求的有效观测值2196个。在本研究中，我么使用stata8.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

3、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我们首先对两个解释变量进行了一般描述性统计。分别列示了样本上市公司长、短期资产负债率的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和标准差。从描述性统计结果看，我国上市公司平均资产负债率为52.54%（43.34%+9.20%），负债总体水平偏高。同时我们可以看出样本公司的债务期限结构不平衡，短期资产负债率偏高，其均值为43.34%，且在公司间存在较大差异（标准差为22.48%）；而长期资产负债率平均水平偏低，其均值为9.2%，仅占总负债17.5%，且负债水平在公司间存在明显差异（标准差为13%）。

三、回归检验与分析。

本文建立如下回归方程来检验研究假设：ROA=β0+β1×SZFLt—1+β2×LZFLt—1+β3×SL+β4×LNZC+ε其中，β0为截距β1β2β

3、β4分别代表各变量的回归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经过比对处理面板数据的三种模型发现最适合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根据上述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控制公司营运能力及公司规模等因素后对2007——2008年样本公司数据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发现：两个解释变量均与因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说明不管是长期债务还是短期债务对公司的经营绩效均具有提升作用；但长期资产负债率的回归系数大于短期资产负债率的回归系数，这表明长期负债对公司绩效的作用程度大于短期负债。本文前述假设通过检验。

上述检验结果可以解释为：负债能够发挥公司治理作用，从而促使公司提高财务健康程度，进而提升公司财务绩效，但长期负债的治理效应大于短期负债的治理效应。因此，本文的现实意义在于：通过分析研究发现样本公司的长期负债比率提升空间较大，尤其是在目前流动负债率偏高（样本均值为43.34%）而长期负债不足（样本均值仅有9.2%）且长期负债治理效应较大的情况下，应该提高长期资产负债率，从而提高公司财务健康程度，进而提升企业财务绩效。

四、研究结论。

对于负债融资是否存在治理效应以及治理效应为正还是负目前还没有形成定论。因此本文针对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不平衡的特征，将债务分为短期债务和长期债务分别考察其治理效应，以期对上述问题的解决做出一点贡献。

治理绩效评价 篇6

关键词：政府投资代建项目；GMP框架；绩效问责；合同风险责任；问责程序

中图分类号：F2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15-0099-02

一、问题的提出

政府投资项目责任追究制度是政府高效投资的保障，欧美国家已建立了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中国亦在完善中[1]。学术界对政府部门及公务员因“行政失当”或“不作为”导致重大事故与损失的问责多有研究[2]，但较少从项目层面探讨责任追究的依据、标准和程序。

政府投资项目绩效取决于参与项目契约各方的责任与行为，是项目治理与管理交织作用的结果[3]，本文据项目治理理论的“治理（Governance）—管理（Management）—绩效（Performance）”（GMP）框架，探讨代建项目责任追究依据、标准和程序，以完善政府投资项目问责机制。

二、公共项目的GMP循环

1.公共项目的GMP框架

GMP框架认为完善项目治理结构—优化项目管理技术—改善项目绩效[4]是一条传导链。其中“治理G→管理M”说明项目治理通过激励、约束和协调项目资源能减少项目管理过程中的摩擦与不确定性，“管理M→绩效P”说明项目管理通过计划、组织和控制项目资源能提升项目绩效，G间接通过M影响P。杜亚灵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法实证发现：G对M、M对P均有积极正向影响，但G对P直接作用不强[5]。

2.公共项目的绩效问责机制

公共项目绩效问责机制是GMP框架的逆向反馈，是以项目预期目标为出发点，对项目绩效及项目管理每一子过程绩效P评价 ，寻找导致绩效不达标的项目管理行为（即具体风险因素）M，以权责对等和风险分担为依据，追究参与者的必担之责，由此延伸至项目治理G，追究政府部门或公务员的行政责任。该机制与GMP框架共同构成GMP循环。

以代建项目为例，代建人绩效问责限于追究合同约定的风险责任[6]，涉及P→M，包括绩效判断标准、风险因素评价、责任追究依据；行政绩效问责则追究引起合同风险分配方案不合理的行政决策（如项目是否实施、投资规模、代建人遴选等）失误与代建制配套法律法规不健全的责任，涉及P→（M）→G，因为不合理的风险分配方案会误导代建人采取不当的项目管理行为，间接使项目绩效不达标。

三、代建项目的行政绩效问责

1.代建项目的委托代理关系

代建项目包括三层委托代理关系，第一层是项目使用单位与政府投资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使用单位据项目建议书批准的建设性质、规模、投资额向政府投资人提出项目功能配置、建设标准等要求，旨在使项目控制权向政府投资人集中；第二层是政府投资人与代建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政府投资人据使用单位要求，通过招标等方式遴选代建人，签订代建合同，旨在使项目控制权向代建人转移；第三层是代建人与其他参与方（如监理商、承包商、融资机构、供应商等）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代建人据项目要求分别与其他参与方签订分包合同，完成项目建设，旨在使项目控制权分解并向其他参与方转移。

2.代建项目的行政绩效问责

行政绩效问责即社会公众（如非政府组织、专家团体）、人大和政府监管部门对政府投资人问责，因为在代建项目委托代理的第一、二层中，政府投资人凭强制性行政代理权集中并转移项目控制权，不仅要对项目是否实施、投资规模和项目设计等关键问题决策，还要遴选代建人、签订代建合同，其行为是否得当关系到项目能否满足公众利益。

行政绩效问责有助于建立科学投资决策机制、健全代建制配套法律法规、发展代建人能力、遏制权力腐败、减少公众利益损失。本质是监督公共权力、追究和惩戒政府失责；目的是明确政府投资人的行政决策与制度完善责任；难点是信息不对称，即政府投资人掌握大量隐藏信息，并存在隐蔽行为，难免为追逐自身利益而冒道德风险寻租腐败；原则是内容法定、权责一致、程序公开、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等。

四、代建项目的代建人绩效问责

1.代建人绩效问责的原则、依据与判断标准

代建人绩效问责即政府投资人据代建合同向代建人问责，因为在代建项目委托代理的第二、三层中，代建人获得并分割转移项目控制权，其管理是否得当关系到项目能否达标。

据代建项目特点和目标要求，代建人绩效问责的原则是：（1）权责一致原则。即权力与责任对等，责任与承担的风险对等；（2）程序公开原则。为便于公众监督，代建人绩效问责过程要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尽量公开；（3）教育与惩戒相结合原则。代建人绩效问责旨在培育勇于担责的代建人和壮大代建人市场，惩戒是手段而非目的，应与教育相结合。

代建人绩效问责的依据是代建合同约定的风险责任，因为：（1）合同风险责任据代建项目风险分配方案及代建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职责，以合同条款形式明确表达[7]，一旦风险发生并造成损失，就可据合同条款，追究未有效控制风险的代建人责任。（2）依据合同风险责任，可强化经济责任，并区分因行政决策失误或制度不完善造成的项目绩效不达标。

代建人绩效问责的判断标准是项目绩效评价，因为：（1）项目绩效评价指标是按代建人责任范围与内容设置的，比照评价指标值与标准值，可得出绩效评价结果；（2）项目绩效评价结果准确衡量了代建人责任履行程度，是科学判断代建人失责行为的性质与程度的工具；（3）据绩效评价结果启动问责程序，可及时问责与奖惩代建人，实现责任纠偏。

2.代建项目责任追究的基本环节

代建人责任追究的环节之一是以法律或格式合同形式明确代建人应担的职责。因为职責法定且明晰是代建人行使权力的前提和问责依据。

环节之二是通过具体制度设计与程序安排调查代建人责任履行程度。包括：（1）限期调查项目绩效不达标的原因；（2）要求被调查对象陈述情况、提供资料并验证其真实性，审查有关工程、财务资料，咨询专家、举办听证等，搜集代建人履行职责所需的必要信息；（3）调查结束后，明辨代建人应担与不应担的直接或间接责任，确定责任分配方案。

环节之三是给予代建人一定得救济途径。包括：（1）设计具体制度与程序，确保责任追究制度和问责程序的公平、公正和透明；（2）允许代建人陈述、申诉、申请复核和提请仲裁；（3）维护代建人合法权益，防止调查人员滥用职权，避免问责偏差失误。

环节之四是借助国家权力工具切实追究代建人责任。包括：（1）一旦确定责任分配方案，就应及时问责；（2）遇行政或人事管辖权限制，相关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应配合问责，如要求建设部门配合问责工程质量问题，要求财政部门配合问责挪用、浪费建设资金问题。

3.代建人绩效问责的基本程序

代建人绩效问责程序包括：（1）归因过程。即项目绩效不达标时，据绩效评价结果，从各种潜在风险因素中分析判断影响项目绩效实现的具体风险因素。（2）归责过程。即比照所找到的具体风险因素与合同约定的风险分配方案，确定应由代建人承担的风险因素，并追究代建人责任。当风险因素由代建人单独承担时，追究代建人责任；当风险因素由政府与代建人共担时，仅追究代建人应担之责；当风险因素要据具体情况确定时，据风险发生的实际情况追究代建人责任；当风险因素由风险分配方案不合理造成时，应启动行政绩效问责。

据之，代建人绩效问责程序的准备是：（1）确定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2）按项目预期目标确定评价指标的标准值；（3）确定影响评价指标的各种潜在风险因素。

识别是：（1）据既定绩效评价指标与评价方法获得评价指标值；（2）比照评价指标值与标准值，确定未达标指标；（3）从各种潜在风险因素中判断导致指标不达标的具体风险因素。

问责是：（1）将识别的具体风险因素，按权责一致原则，对照合同约定的风险责任，确定代建人应担之责；（2）调查风险发生是由代建人未有效控制风险因素造成，还是由风险分配方案不合理造成，前者应追究代建人责任，后者应调整风险分配方案并启动行政问责。

五、结论

据公共项目治理理论，“治理G—管理M—绩效P”（GMP）框架的逆向反馈是绩效问责机制，其中“P→（M）→G”形成对政府部门和公务员的行政绩效问责，“P→M”形成对项目实施主体的绩效问责。就政府投资代建项目而言，“P→（M）→G”说明据项目绩效评价结果可以行政问责，因为行政决策失误或配套制度不完善会扭曲风险分配方案，误导代建人采取不当管理行为，间接使绩效不达标；“P→M”说明以绩效评价为判断标准，按归因与归责过程，可找到绩效不达标的具体风险因素及相应风险责任，依据合同约定的风险责任对代建人问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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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朱维平，周国栋.政府投资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探索[J].宏观经济管理，2010，（3）：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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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尹贻林，杜亚灵.公共项目管理绩效改善：一个研究范式转变的视角[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0，（17）：29-34.

[5] 杜亚灵.治理对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绩效作用机理的实证研究——以企业型代建项目为例[J].软科学，2010，（12）：1-6.

[6] 张伟.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下的责任追究机制[J].土木工程学

报，2008，（12）：103-107.

[7] K.C. Lam，D. Wang，Patricia T.K. Lee，Y.T.Tsang. Modeling riskallocation decision in construction contracts[J].International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2007，（5）：485-493.

治理绩效评价 篇7

一、国有企业改制的内涵辨析

“改制”一词提出伊始,曾有学者为其定义:所谓改制,就是打破旧的经济体制下以所有制为核心的企业制度,建立新的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以产权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定义准确地指出当时国企改革的工作重点———产权市场化。而今,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革已经基本完成,除了部分带有政府职能性质或占据垄断资源的机构还保留全资国有的产权结构外,绝大部分国有企业均已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并建立起以董事会为主要标志的现代企业管理体系。那么,国有企业的改制任务已经完成了吗?只能说改制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曾强调“国有大型集团公司股份制改革还有很大差距,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企业经营机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任务依然艰巨”。可见,仅仅是所有制的转换并非国有企业改制的根本目的,因此当前国有企业改制向纵深方向发展,“改制”的实质目的是机制的转变,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推动国有企业适应市场,强化体制、机制创新的改革框架,并对企业的经营与发展带来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当前,国有企业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是“改制”而未“变制”,企业的决策机制、管理机制、分配机制仍带有较多原体制下的痕迹。公司化改革仅仅达到了企业改制的基本要求,在新的历史阶段,后改制时代国有企业改革面临新的课题。

二、后改制时代国有企业治理的瓶颈

国有资产流失的根源除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企业内部人控制现象较普遍、国有企业改制和产权转让的政策法律体系不健全不完善外,更重要的是国有资产监管体系不健全、国有资产出资人不到位,保值增值的责任主体不明确,政府审计对国有资产监管职能有缺陷。

(一)公众产权虚置与国资委职能错位

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权是一种公权,而法治社会里,公权必然意味着责任,履行责任意味着监督的必要。但在实践中,公众对于国有经济管理者即政府主管官员和企业经营者的选择只发挥了有限的作用,导致所有者对国有经济的各级代理人和具体管理者缺乏足够的监督和制约,这正是由作为国有经济最终所有者的公众产权被虚置造成的。为了解决所有者虚位造成的对国有资产经营成效无人负责的局面,2003年5月,国务院公布施行《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该条例第六条规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根据授权,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依法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监督管理”。该规定赋予国资委“老板+婆婆”的双重身份,首先是国资委出资人,它代表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另一方面国资委又对国有资产的合并重组、国企的业绩考核和人事任免、组建央企董事会、审批股改、开展国有财产管理及经济责任追究等负责,同时扮演监管者的角色。权限的过于集中以及职能定位的重叠,使国资委在履行出资功能方面却先天不足,导致有时候不到位,有时候却超越股东的职能变成了董事会,对企业管得过多过细。国资委目前的出资功能和监管功能无法和谐兼于一身,成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的核心问题,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必然会影响国有企业的改革,影响国有经济的发展。

(二)国有资产管理和运营缺乏评价机制

一直以来,国有企业经营者的考核缺少量化的和刚性的标准,未有明显的“劣迹”一般只升不降。但资本是逐利的,国有资产亦应努力实现保值、增值。2007年央企利润近万亿,被认为是迎来了“央企的盛宴”,当然这与央企加强内部激励、改善管理等努力有关,但不容忽视的一点,央企的利润许多来自于垄断行业,宏观形势、行业景气很大程度决定了这些垄断企业的盈利,事实上有些企业的净资产回报率并不高。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在报告2007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时指出,在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网通和中国铁通的审计调查表明,2006年5家电信运营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低于中央企业平均水平。审计调查发现影响企业效益的主要问题是:重复投资导致资源闲置浪费,部分投资项目效益较低。垄断行业改革滞后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分配秩序失衡等以及部分行业供给严重不足等问题,极大影响了我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和社会的公平公正与和谐。

(三)政府审计在国有企业监管中的的职能弱化

目前,我国政府正处于转型期,政府责任体系尚待建立,政府审计监督机制还不健全,政府审计的地位并不确定。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政府审计监督情况并不乐观。首先,政府审计缺乏对国有企业政策风险预警。目前看,国有企业改革中存在两方面的政策风险:一是历史性政策风险递延形成新的国有企业改制政策风险,主要表现为政策性负担带来的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风险;二是现行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制定、选择和执行中的风险,即政策性负担带来的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风险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的制定、选择和执行中的风险。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政策控制失效和改革调适机制失灵问题往往会出现。例如管理层收购的政策目标是通过管理层收购国有股方式,完善公司治理模式,试图实现产权配置多元化和治理结构优化的双重效果。但是,由于相关企业改制政策不够规范,法制不够健全,监督制衡机制不到位,管理者自卖自买国有企业产权现象严重,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后果。其次政府审计缺乏对国有企业政策执行中的有效监督。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具有国有资产管理者职能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政府与国资委之间体现出受托关系,政府有责任和义务依法对其受托责任、国有资产管理和运营绩效、政策风险、国资运营主体选择的适用性、国有企业改革效果、资本运作情况进行监督。因此,政府审计理应对国资委上述责任履行情况实施审计监督,对国资委的受托责任和国资管理、运营绩效进行评估。政府审计在对国有企业改革效果和效率评价环节中存在盲区。虽然绩效审计作为政府宏观调控手段和经济活动监督制衡机制十分重要,但目前还只是理论研究阶段,真正实施还应当具备相应的条件,如较完善的政府预算管理体系;完整的财务报告体系和与之配套的报表审计体系;法律制度相对完善;政府职责相对明确并开展考核评价;绩效审计结果可以通过立法机关的监督得以落实;开展绩效审计具有标准规范、人员素质和技术考评手段等。

三、国有企业治理的绩效问责

十七大明确提出审计是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服务的,未来两年的审计工作重点预计是促进审计建设性功能的发展。审计的范围不再局限于财务收支,而是站在管理的高度,促进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相应的监督体制会逐步健全,向系统性迈进,通过建立健全政府的管理制度,以提高政府的责任感,同时也会促进审计的制度性建设。基于国有企业的基本属性,政府审计应当对国有企业改革全程负有监督、绩效评价责任。

(一)国资委与政府审计的职能定位

鉴于国资委的出资者和监管者的双重身份,2008年8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出台了“三定”方案,新的“三定”方案对国资委的主要职责做出了两大调整。其一是要求国资委加强指导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的职责,加快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其二是要求国资委强化国有资产经营财务监督、风险控制和经济责任审计的职责,进一步完善所监管企业经营业绩考核制度,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新的职能修订没有再过多强调国资委的监管职能,但强化了国资委监督职能。然而国资委的监督是否能保持独立性,以及谁来评价国资委监管的成效,仍是没有解决的问题。国资委可以代表政府监督其它国有资产出资人或企业,但对国资委的监管处于缺位状态,将来一旦获得国有资产收益权和处分权,其权力行使好坏亦无人监管,重要国有资产能否出售亦由其说了算。缺乏监督的权力不仅会导致滥权和腐败,还使国资委可以利用身份的变化推卸监管失误的责任。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如何通过各种利益主体博弈,建立一种制衡机制,达到科学决策,进而提升企业竞争能力的一种机制和制度安排。因此引入独立的监督机制势在必行,而政府审计参与国有企业改制的审计监督,将为独立审计创造一种监督制衡机制,纠正独立审计的可能偏差,从而更好地履行公共受托责任。

将政府审计引入国有企业改制的审计监督,不仅有其现实需要,也有其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审计是以受托经济责任关系的存在为前提的,并以保证和促进受托经济责任的全面有效履行为目标。国有企业接受政府委托管理属于全民所有的公共资金和资源,同时也要受到公共受托责任的监督约束,这种约束方式就表现为政府审计。而政府的主要功能在于弥补市场的缺陷,维护公众的利益。政府审计引入国有企业改制审计监督的根本目的在于为独立审计创造监督制衡机制、纠正独立审计的可能偏差,并审计一些独立审计难以完成的事项,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由于政府审计机关是专门的专业性的审计监督机构,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它有能力也有动力参与到国有企业改制的审计监督中。

(二)创新国有资产管理的经济责任审计

权力在手,意味着责任当身。当权力在运行中失范,必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下追究掌权者的责任,否则,权力就如脱缰野马,肆意横行。而严格的问责制就是在事后对越界的权力予以纠正,这样不仅保证了政府权力的健康运转,更重要的是保障了公民权利不被侵犯。新的政府职能的转变与改革,不容忽视的是对干部和国有资产的管理。由于责任不到位,对国有资产产权变化过程的审计,审计机关的审计触角难以伸展。包括国有企业改制在内的国有资产产权变更,政府审计往往被排除在外,国有企业会聘请民间的审计机构,而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工作有时难于发挥独立客观公正的作用,这时就需要政府审计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目前这一点并不到位,存在一定程度的国有资产流失。当前中国审计工作最需要解决的重要环节是缺少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怎么加强对权利的制约与监督,是最棘手的问题。对于政府某些官员滥用公权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需要从制度上入手,落实责任、责任到位。政府需要打造成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需要多层次健全责任制,这个过程是相当漫长的。改革是把双刃剑,会触及多方利益,无论是政府体制还是审计体制的改革都会遇到利益团体的阻力,审计就是对权利的制约,而在一定程度上,审计机关并没有被真正赋予这种权利,建立健全政府管理的责任制应是今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在过去,几乎很少有人为国有企业的投资失败承担任何责任,以致过去几十年国有企业出现了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坏账。实施决策责任追究制度,严格问责制,可以让责任者为自己的过失付出代价。在当前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背景下,美国的五大投行之一的雷曼兄弟破产,其有关的领导者就受到了美国国会的质询,连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更是在国会议员的频频追问中,不得不承认自已在任职期间存在过失。而我国,中国中铁作为国有公司或有国有股权的公司,其在澳元投资上的巨额损失,是不是也存在管理不善乃至投资失误。在经济日益融入全球化的今天,作为新兴加转型的经济体,国有企业及其管理层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或许在某种意义上不能避免会有付出一定的“学费”。但问题的关键或许在于,如果在国有资产的管理制度上,没有相关有效的监督制度的设计与安排,没有必要的管理责任的划分和认定,制度的无效与缺乏必定就会引起国有资产的管理无序,如此不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无从谈起,且所谓的国有财产监督肯定也会由此沦为纸上谈兵的一句空话。2008年新出台的企业国有资产法草案中,在国有企业改制、交易、资产评估、转让等各种渠道上,草案就如何保障国有资产安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讲得比较充分。但是对因国有资产管理者因投资决策失误,管理不善而造成国有企业长期亏损,导致国有资产损失的问题较少涉及。强化对国有资产企业管理者的考核和监管,完善责任追究机制应该是摆在国有资产管理,尤其是经营性国有资产面前的一个迫切命题。特别是国内在经济日益呈现全球化与外向化的今天,健全包括问责制在内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制度,几乎应该说是一个有关国有资产安全的基本前提。

(三)创新国有资产运营的绩效审计

审计署制定了《2008至2012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中明确,将全面推进绩效审计,到2012年,每年所有的审计项目都开展绩效审计。全面推进绩效审计,将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配置、使用、利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促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建立健全政府绩效管理制度,促进提高政府绩效管理水平和建立健全政府部门责任追究制。与经济责任审计比较,绩效审计作为一种对受托经济责任更深层次的考核方式,内容与作用机理都不相同。政府审计目标的多元性,注定政府审计在认真描述效率维度同时应兼顾公平,以“3E”(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为绩效评估标准,协调这三者之间的内在矛盾,从效率优位走向公平与效率的均衡。我国公共资源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进行检查和评价,并依法将审计结果向社会公告。国有企业的公共资金性质,政府审计在国有企业监督这一角色上自然也具有了公共性。绩效审计除了鉴证功能外,更强调评价功能。因此,效益审计必然要依赖一些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定量指标包括:反映偿债能力指标的指标,如现金比率、流动比率、资产负债率、利息保障倍数、不良资产比率、资产周转率、资产负债率;反映成本消耗的指标,如成本费用利润率;反映盈利能力指标,如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销售利润率;反映营运能力指标,如存货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核心业务资产销售率;反映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指标,如销售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资本积累率。定性指标包括:公司治理结构、创新与学习业绩、顾客服务业绩等指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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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冯均科.以问责政府为导向的国家审计制度研究[J].审计研究,2005(6).

治理绩效评价 篇8

关键词：公益性非营利组织,公信力危机,绩效评价,治理结构

一、引言

公益性非营利组织 (NPO) 是以服务公众利益作为机构的使命和目标的从事公益事业的一切志愿团体、社会组织或民间协会。NPO的基本特征包括:组织性、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随着我国行政体制改 革的深化, 公益性NPO的地位日渐突出, 发展速度迅猛。近年来, 我国非营利组织的社会责任缺失, 组织效率低下甚至中饱私囊等诚信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公益性NPO屡屡发生违法、违规和贪污现象, 极大地降低了其信誉和社会的诚信。数据显示, 2011年全国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的款物捐赠总额约845亿元, 捐赠总量较2010年相比下降18.1%, 其中红十字会接收社会捐赠约28.67亿元, 同比上年减少了59.39%。事实证明, 与营利性公司治理结构比较, NPO治理更强调治理机制的建设。信息公开和提高透明度并不能解决公益性NPO的根本问题, 完善的治理制度是NPO经营运作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在规范的治理结构基础上的信息公开和监督评价才能改善转型时期我国公益性NPO的困境。

二、公益性非营利组织治理的必然性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Lester Salamon教授提出, 志愿部门作为人类服务的提供者也是有着固有的缺陷的, 会产生“志愿失灵”。 一个国家NPO的治理水平是衡量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标志, 也是评价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水平是否合理的一项重要标准。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将治理界定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 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 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 治理法规非常健全的情况下, 公益性NPO的公信力危机也时常出现。从1992年美国“联合劝募”前主席阿拉莫尼的腐败案, 到2011年的“全球基金腐败案”, 导致法国、德国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停止捐助, 该基金决定停止对中国除治疗病人以外的所有项目高达上亿美元的拨款。NPO的公益行为演化现象引起了人们对治理问题的特别关注。公益性NPO的治理和效率问题再次成为学者研究的焦点。

在我国社会转型期, 政府转型下放权力, 催生了大量公益性NPO, 鱼龙混杂, 但其相同之处在于治理问题异常突出。张维迎认为, 公司治理概念同样适用于非公司企业, 作为公司治理研究应不限于公司法意义上的公司, 即营利性企业, 应包括一切以营利为目标的企业。我国相关法律没有关于NPO治理结构的规定, 致使治理机制缺位。决策权被组织的“内部人”操纵, 理事会和监事会形同虚设等问题普遍存在, 导致财务状况混乱, 违背公益宗旨的逐利行为屡屡发生。NPO治理的缺失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公益事业发展的严重障碍之一。正如Henry B.Hansmann提出, 由于信息不对称, 仅依靠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合约难以防止生产者坑害消费者的机会主义行为, 出现“合约失灵”现象。国内的公益性NPO不仅有管理机构, 而且是“双重管理”。即便如此, 还是不断被发生的各类“公益丑闻”所困扰。因此, 从治理开始规范公益性NPO的运行已经成为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

非营利组织不同于一般的企业法人, 不能简单地照搬企业法人治理的现成模式。在非营利部门, 治理一般是董事会成员和执行长发挥关键作用的行动领域, 它与目标、基本的组织活动、决策、参与者以及环境有关。我国NPO内部缺乏利益制衡关系, 外部监督主体权利虚置。对NPO 的监督, 应重点着眼于其外部监督, 包括公权力监督、行业监督、社会监督等, 探讨加强外部监督的方法, 并且通过内外部监督的合作机制加强NPO的责任监督, 实现公益宗旨。我国NPO监管体制虽然在规范组织有序运行, 促进NPO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也存在不少的缺陷。

多数有官方色彩的公益性NPO建立了理事会制度, 但考虑到筹资问题, 公益性NPO的理事会成员多是兼任, 或者由离退休政府官员担任。理事会成员没有将全部精力和时间投入组织活动的日常管理的同时, NPO尚未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制度, 对管理者的监督形同虚设。即使在“官办”的公益性NPO中, 理事会、监事会与管理者之间形成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没有真正形成理事会与管理者之间明确的权责关系及制衡机制, 最终使组织的决策权和执行权都掌握在管理者手中。尽管公益性非营利组织的项目中有众多利益相关者, 但公益项目执行者的行为控制着项目的方向。公益项目执行者将一切设计好后让理事会批准, 理事们缺乏业务知识, 很难真正履行决策和监督职能, 最终导致无人对公益项目的结果负责。还有更多自发的草根型公益性NPO, 没有合法身份, 组织的负责人既做裁判, 又做运动员, 更没有建立治理结构, 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 导致公益性NPO公信力危机的风险时有发生。

三、公益性非营利组织绩效评价体系存在的缺失

近年来, 随着公益性NPO治理缺失, 导致违背公益使命的逐利现象严重, 使传统上以财务评价为核心的绩效评价体系受到挑战。建立将公益性NPO的治理情况、管理水平和财务指标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综合性的评价体系成为人们的共识。学者分别构建了由非营利性评价、使命与战略的评价、项目评价和组织能力评价四个子模块组成的非营利组织评价模型, 侧重考核组织的使命和基础能力情况;由基本状况、组织治理、公共责任、资金使用、信息披露、筹资活动等6个一级指标构成的评估模型;基于财务、过程、政治、服务和其他绩效的评估框架。NPO的绩效评估已逐步从重视经济效益定量指标转向对包括治理水平、发展能力及社会效果等在内的多元指标评估模式转变。

2007年, 国家民政部在“关于推进民间组织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中针对一些民间组织在发展中还存在着组织机构不健全、内部治理不完善、组织行为不规范、社会公信力低等问题, 制定了公益性社团、基金会及联合性社团等五项专门针对民间组织评估的指标体系, 对推进我国NPO的治理提出了明确的能力建设和问责要求。

然而, 对于当前我国公益性NPO的乱象, 综合性的绩效评估无法消除或降低由于缺乏治理结构而产生的危机, 反而会由于综合评估的结果掩盖了治理结构的薄弱, 可能出现组织的业绩越好, 后期的危机风险越大的情形。接连曝光的诸多“公益丑闻”中, 不乏发生在一些知名公益性NPO中, 充分证实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治理是NPO的生存条件和发展基础, 绩效则反映NPO运行的效益。但问题是, 在这个评价体系中, 无论NPO是否建立了公司治理结构, 只要其他指标更加突出, 就能够掩盖治理指标低下的情况, 最后考核的结果同样达标, 这为日后的危机埋下伏笔。

四、加强公益性NPO的治理措施

加强公益性NPO的治理问题已经成为首要问题, 重新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绩效评价体系则成为必然。因此, 无论从公益性NPO治理与绩效评价的目标、功能, 还是逻辑关系上分析, 公益性NPO的治理机制的建立考察应与绩效评价区分开来。

1.规范的治理结构是公益性NPO从事公益活动的前提和基础, 也是社会组织治理的要求和措施。治理已成为NPO能否有效运作的首要课题。有效的治理能够提供一种机制, 以防止任何一方滥用权力, 确保组织为组织的最高利益和目标实现而行动。因此, 对不具备规范的治理结构的公益性NPO, 不能允许其开展公益活动。

2.应把建立治理结构作为公益性NPO的准入门槛, 对于那些没有建立公司治理机制的不合格NPO不允许其开展公益活动, 使之无法借公益之名非法敛财。只有这些达标的公益性NPO才具备开展业务活动的基本条件, 理事会和监事会才能够履行职责, 并接受外界的监督, 才有资格接受社会捐助, 开展公益活动。

3.对于治理达标的NPO开展管理能力、社会责任、项目效果及服务水平等方面的绩效评价, 反映开展公益活动的效果, 并向社会公开, 引导政府和公众的投资方向, 实现社会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五、结语

我国监事会治理绩效研究综述 篇9

在监事会制度研究方面, 学者李维安和张双亚 (2002) 对监事会的治理机制问题做了研究, 指出由于监事会定位模糊, 导致其职能弱化, 应在明确监事会代表其他利害相关者利益, 突出监事会的监督重点、范围和手段, 以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司治理监督机制。李爽和吴溪 (2003) 研究发现, 当公司管理者试图通过盈余管理来实现盈利时, 监事会对公司治理、外部审计支持方面的预期作用并未得到验证。朱明秀 (2004) 对我国的治理结构分析指出, 我国的监事会成员独立性不强, 工作能力不足, 工作条件不够, 责权利不对等导致监事会监督力度不足, 应提高监事会地位, 严格监事会成员条件, 明确定位职权, 强化考核以规范监事会制度。监事会制度研究是我国在监事会研究中得到最广泛关注的一个论题, 相关的研究学者还有何孝星 (2001) , 李曜 (2002) 等。

2 监事会制度与独立董事制度关系

关于监事会制度与独立董事制度关系方面, 围绕着“一元制”和“二元制”的选择, g观点有所差别。彭晓峰 (2003) 研究指出:监事会成员的身份和知识结构导致监事会监督的形式化, 并且由于激励机制不足, 几乎没有独立意见, 对比独立董事的优越性我国国有上市公司应当取消监事会, 建立一元制公司治理结构。周作斌和史卫民 (2003) 对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制度的冲突与协调做了讨论, 认为两者应当准确定位、分工明确、适当交叉。缪艳娟 (2004) 认为, 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监事会职权等的规定本身存在的缺陷是导致我国公司监事会监督不力的重要制度原因。在当前董事会仍为大股东或内部董事控制的情况下, 独立董事制度的引进不仅难以发挥预期作用, 而且还会造成与监事会功能的交叉、机构重叠, 建议借鉴德国监事会成功的经验, 重整我国公司治理监督机制。另外, 彭真明和江华 (2003) 、王新红 (2003) 、李建伟 (2004) 等也给予不同的角度, 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做了分析, 但是, 由于实际经验证据的缺乏, 这一研究大都是基于理论分析的角度进行。

3 监事会治理与企业绩效关系

两者关系的研究主要考察监事会特征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就此方面, 胡铭 (2001) 通过对1997以前上市的仅发行A股的共250家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 比较全面的考察了监事会规模、持股比例和监事会的报酬以及召集人监事会等4个监事会特征, 发现这几个特征均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学者李维权和王世权 (2005) 研究设计了监事能力保证性和运行有效性的九项指标, 并就深沪两市的931家上市公司的数据做了实证, 指出我国监事能力保证性高于监事会运行有效性监事会治理绩效对财务安全系数有正向影响, 且大股东所有权性质以及持股比例对监事会治理绩效具有显著的影响。孙敬水、孙金秀 (2005) 通过对深沪两市的63家浙江省样本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监事会规模与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没有显著的影响。刘明旭 (2007) 以249家民营上市公司作为样本, 分析了监事会独立特征、行为特征和激励特征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 得出的结论是各特征与公司绩效的相关关系均不显著。高雷和宋顺林 (2007) 就2002-2005年面板数据对董事会、监事会与代理成本做了经验分析, 对监事会规模, 独立监事比例、领取报酬的监事比例、持有股份的监事比例、监事长是否持股和监事会会议次数等监事会特征与代理成本的关系做了研究。石水平和林斌 (2007) 以中小企业板块上市的53家公司作为样本, 指出监事会规模, 监事会年度会议次数与经营绩效呈负相关关系, 监事会成员的持股比例, 监事会的年度报酬与公司经营绩效显著的正相关, 但相关关系不明显。此外, 王立彦等 (2002) 、刘银国 (2004) 、曹宗平 (2004) 等也对我国监事会治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作了讨论和研究。

4 结束语

基于以上的文献回顾我们可以看出, 广泛的研究结果并未形成统一的、明确的结论。在我国, 监事会制度建设仍然有待大力完善, 其监督力度需进一步加强。基于这一现实, 相关监事会治理绩效的研究和结论也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并且都还不足以形成完善证据支持其观点, 有待更为深入全面的研究发展。

通过梳理,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首先, 当前监事会预期监督作用未能发挥, 应对监事会制度加以健全;其次, 随着研究的深入, 应明确界定研究问题。当前相关研究虽较多但切入点不一致, 关于监事会治理与企业绩效的研究在指标的选取、计算上也差别较大, 导致研究方向各异, 深度不足;再次, 在后继的研究应注重、改善研究方法。监事会治理绩效研究存在着滞后性、内生性, 应注重引入新方法拓展其使用

摘要：监事会作为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国内学者就其治理绩效作了大量研究。就其监事会制度、与独立董事会制度关系以及与企业绩效关系等三方面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 认为当前研究分歧较大, 不够系统深入, 有待未来研究对问题的精准界定、对方法的科学拓展和对结论的深化统一。

关键词：监事会治理,研究综述

参考文献

[1]朱明秀.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理性选择—规范监事会制度[J].经济与管理, 2004, (06) .

[2]艾建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J].财贸研究, 2003, (03) .

公司治理对并购绩效影响的研究 篇10

一、公司治理影响并购绩效的理论分析

公司治理是解决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导致代理问题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在公司决策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般从董事会特征、管理层特征、股权结构三个维度研究公司治理内部机制对并购绩效的影响。

(一) 董事会规模。

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一项重要机制, 保留了决策控制和批准权以及雇佣、解聘和设定最高经理人员薪水的人事权。而董事会作用的发挥受到董事会规模、董事会构成和领导结构因素影响。随着董事会规模增大, 成员之间沟通和协调难度随之增大, 进而降低了对管理层的控制能力。董事会成员之间分歧产生的权利空隙, 为CEO控制董事会提供便利。管理者为了个人利益, 会阻碍收购增加股东价值的交易。我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主要由股东代表构成, 董事会成员之间的协调和沟通主要是基于各董事所代表股东权利的大小, 而不是基于董事本人的能力和学识。因此, 股东之间利益存在分歧时, 规模大的董事会不仅不能发挥“集思广益”带来的好处, 反而会降低决策效率, 错过恰当的投资时间, 进而放弃有利于增加公司价值的投资机会, 或支付过高溢价, 损害公司价值。同时, 董事会规模过大使得管理层掌握实际控制权有机可乘, 而高管为了获得更多的薪酬和在职消费, 往往发动并购。管理层通过并购获得私人收益的机会主义行为, 必将降低公司并购绩效。而适度的董事会规模不仅能提高并购决策效率, 也能有效监督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

(二) 独立董事规模。

独立董事成员的构成对于创建一个有效的监督管理者行为的董事会起着重要作用。一般认为随着独立董事比例的提高, 董事会独立性逐渐增强, 进而提升公司决策质量。我国也引进独立董事制度, 但在目前情况下, 独立董事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 高管特征与并购绩效。

经理层作为公司决策的执行机构, 对公司的经营负有直接的责任。代理理论认为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利益的不一致以及经理人的自利性, 使经理做出的决策可能会损害股东的利益。我国管理者持股水平虽然相对较低, 但管理者持股能够缓解高管以谋取私有收益为目的低效率并购行为。和英、美上市公司不同,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问题的重点是解决大股东和其他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 而不是分散的股东和经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 因此, 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持股目的同英美降低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利益不一致性不同, 我国公司管理层持股可以作为对管理层的一种薪酬补偿, 提高管理者积极性, 促使其在发动并购时认真搜索相关信息, 合理评估目标公司。因此, 与非持股管理层相比, 管理层持股与并购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四) 股权结构与并购绩效。

大量实证研究成果表明, 现代公司所有权结构呈现出越来越集中的趋势, 集中股权结构已经取代分散股权结构而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主要特征。集中股权结构下, 股东和经营者之间代理问题的重要性已经被控制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所取代, 控制性股东引发的代理问题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的主要矛盾, 控制性股东治理风险也因此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的重要风险。股权结构决定了公司控制权的分布, 是公司治理风险产生的决定性因素。股东之间的治理风险是指大股东利用其控制权优势, 通过关联交易、担保、挪用等方式非法转移、侵占公司资产, 以致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风险。因此, 股权越集中, 大股东滥用控制权的风险就可能越大。我国企业的股权结构有两个特点, 从性质而言, 国有控股企业占主体;从股权集中度来看, “一股独大”现象非常普遍。企业性质的不同, 导致企业目标存在很多差异。地方政府能够通过并购手段来缓解当地的失业率问题或者实现其政治晋升目标, 这会导致国有企业的低绩效。同时, 国有企业存在“所有者缺位”导致内部人控制。对于非国有企业其发展更多是基于市场竞争原则, 当遇到经营困难时, 无法像国有企业那样可以获得政府财政支持, 其只有获取持续竞争优势, 才能在激烈的竞争市场中生存。因此, 非国有企业在发动并购时, 股权集中可以更好地监督管理层, 防止高管机会主义行为。

二、公司治理对并购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 模型设计。

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本文构建了如下模型:BJi=βiX+εi。其中X为各个解释变量, BJ为公司绩效。

(二) 变量定义和数据来源。本文主要选取下列指标衡量上市公司治理风险及其影响因素:

1. 因变量。

股票超额回报和会计收益是用来衡量并购绩效的常用方法。但是股票超额回报率不一定能够真正反映公司发展状况。此外, 并购重组概念一直是我国资本市场炒作的热点, 这导致股票回报率与未来绩效不一定相关。因此, 为了更好地反映并购绩效, 本文采用每股收益指标来衡量公司并购绩效。

2. 被解释变量。

主要引入以下解释变量代表公司治理变量。用董事会人数、独董比例来衡量董事会治理效应;高管特征采用管理层持股比例进行衡量。第一大股东持股所占比例代表股权集中度。

3. 数据来源。

本文并购事件来源于中国企业兼并重组研究中心数据库 (CCMAR) , 财务数据来源于色诺芬数据库, 以2002-2009年为研究区间, 以我国所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总体。在剔除2008年以后上市的公司、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以及数据有缺失的上市公司之后, 最终得到一个包含837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

(三) 实证检验结果。

表1给出了公司治理相关变量对并购绩效的影响。从回归结果来看, 董事会规模同并购绩效呈负相关关系, 与预期相一致。董事会规模越大, 决策越难以达成一致, 这也与整体上市公司的情况相类似。高管持股所占比例变量系数为负, 与预期相反, 表明管理层持股并不能缓解代理问题, 相反可能为了提高股价, 积极推动并购活动, 借助二级市场炒作实现股价升值。实际控制人变量的系数为负, 表明仅考虑股权特征的治理情况下, 实际人控制性质对并购绩效没有影响。股权集中度的回归系数为负。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规模影响并购绩效, 董事会规模越大, 并购绩效就越差。独立董事没有显著地影响并购绩效, 高管持股没有缓解代理问题, 相反对并购绩效产生了负面效应。随着公司治理实践的深入推进和市场外部环境的发展变化, 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积极推动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条例以及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行为准则等, 不断健全上市公司治理的法规制度体系。

第一, 加强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监管。抓紧制定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 从制度上禁止直接干预公司经营决策及日常生产活动, 更不能通过资产重组、不正当的关联交易、贷款担保、占用公司资金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利益, 督促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提高董事会运作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积极采取措施, 提高中小股东参加股东大会的比例, 通过完善网络投票制度, 鼓励中小股东参与上市公司重大事务的决策管理。

债权治理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 篇11

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针对国企的发展提出全面深化国企体制改革的目标,因而国企的绩效和发展已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随着我国金融体系的日渐完善,银行成为国企最大债权人。而银行债权融资对企业影响具有财务效应和治理效应,即银行通过与国企间的信贷关系可影响国企绩效并对国企的经营具有治理效应(林朝南等,2007)。然而,与国外高效的银行债权治理效应不同,由于我国国企与政府存在关联方关系,且国企与银行之间也存在无法独立的产权关系,加之金融市场上存在的“软预算约束”、“银行债权软约束”等问题,导致我国银行债权对国企绩效的治理效果不明显、不理想。

笔者认为,在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的指引下,国企改革将掀起新一轮高潮。因此探讨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的影响,将不仅为提升国企绩效提供参考依据,而且可为加快国企体制改革进程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市场经济的经验证明,在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市场中,银行债权治理对企业绩效发挥着正效应。学者研究发现,银行可通过奖惩等方式约束国企管理者行为,降低管理者发生的道德风险,以提升国企绩效(Garg,2000;Allen,2001)。银行也可通过“市场信息传递者角色”来影响贷款单位被收购的概率,从而达到对贷款单位的治理目标(Amoud,2000;Victoria Ivashina etal.,2009)。

二、债权治理理论研究回顾和文献综述

我国关于银行债权治理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伴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而发展。回顾我国金融改革进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步步深入,现有对银行债权治理理论和实证研究进程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998年底,我国商业银行进行市场化改革,强调对银行贷款风险的控制。由此,学者开始探讨我国银行债权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由于国企与银行间产权无法独立的性质,使得银行对国企的治理力度较弱,银行债权治理未能对国企绩效发挥积极影响(吕景峰,1998;王继康,2000)。后来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银行债权不仅对国企绩效的治理效应被弱化,而且对全部上市公司绩效治理都存在“软约束现象”(杜莹,2002;于东智,2003)。

2004年初,我国商业银行进入股份制改革阶段,这时期有关银行债权治理理论的研究文献增多,获得较大突破。邓莉等(2007)提出的“银行债权治理效应”观点受到广泛认同,他们认为银行为保证贷款质量,利用法律和相关规定,会采用一定方式对债务人或债务公司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控制和激励,从而对其经营绩效产生影响。有些学者将公司银行贷款按期限结构进行划分,将期限小于等于一年的贷款作为短期贷款、期限长于一年的贷款作为长期贷款进行分析,发现长期银行债权治理效应明显优于短期债权(季现政,2007)。在研究国企借款方面,学者们发现银行借款的政策性导致国企出现“银行债权软约束”现象,即随着银行贷款的增加,国企绩效却出现下降的现象(田立辉,2004;王满四,2010)。

2011年以来,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我国政府实施了新一轮金融体制改革。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背景下,银行债权对公司绩效的治理效应虽仍存在弱化现象,但这个现象已逐步得到改善(胡宗义,2011)。然而,政府行政干预等因素促使银行将资金贷款给予政府存在关联方关系但盈利性较差的国企,导致银行资金利用效率下降,造成银行债权无法发挥对国企绩效的应有治理效应(胡宗义、刘亦文,2011)。一些学者分别对中小板上市公司以及不同地域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银行债权治理对中小板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依旧为负,不过,它降低了企业代理成本。如对广东省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银行债权对绩效的治理效应依旧没有体现出来(孙炜,2013;王满四、邵国良,2013)。但近期研究发现,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的影响已呈现出较好的治理效果,银行债权可有效地抑制国企管理者在追求企业规模及享受在职消费等方面的不良偏好(简泽,2013)。

综上可见,现有文献大多采取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来研究我国银行债权对国企绩效的影响,其得出的结果表明,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的积极影响总体上被弱化。但是,这种从单方面进行研究的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其可信度不高。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决定了国企与国有银行有一种特殊关系。因此,应将国企和非国企进行对比分析,分别研究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和非国企绩效的不同影响,只有找出二者的异同点,才能更好地分析我国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影响的根本原因,进而为指导国企绩效提升提供强有力的证据。

本文基于代理成本理论,分别从银行债权治理与国企绩效关系、不同期限结构下银行债权的治理效应等方面提出假设,并建立基于面板数据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不同行业背景下不同期限结构银行债权对国企绩效的影响,并且以银行债权对非国企绩效的治理效应来对比分析银行债权对国企绩效的影响,从而探究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的影响是否与国企产权性质有关,据此得出的研究结论可供提升国企绩效决策参考。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银行债权治理与国企绩效水平的关系

银行债权在国企中体现为债务,账务反映为银行借款。银行根据贷款量制定治理措施,以对借款企业进行管理,进而影响借款企业绩效水平(简泽,2013)。换言之,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的影响可表示为国企银行借款量对绩效的影响,即通过研究国企长短期银行借款的数值来反映银行债权治理的程度,进而分析该数值对该国企绩效水平的影响及影响程度。

委托代理成本是股东为激励或约束经理人而支付的成本。一方面,企业向银行贷款融资增加了企业的债务资本,相应地增加了经理人所持股份额,从而激励经理人努力工作,降低代理成本(韩博印,2006);另一方面,银行为促使企业定期还款,保障贷款及时回笼,会制定条款限制经理人过度投资等行为,以降低代理成本(孙玮,2013)。因此,银行借款降低了委托代理成本,进而提升国企绩效。根据净收益理论,在权益融资成本率和债务融资成本率不变时,公司合理提升债务融资占比可降低融资成本(胡宗义,2011)。可见,国企银行借款可降低代理成本和融资成本,从而提升绩效,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银行债权治理与国企绩效显著正相关。

(二)不同期限结构下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的影响

企业向银行债权按借款期限不同分为长期银行借款和短期银行借款。银行针对借款期限不同会制定不同的管理标准。银行对长期借款企业设定了信用评级、贷款资金用途等借款条件,并且对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即进行相机治理(Hart,2001;王满四、邵国良,2013)。而对于银行短期借款,银行只限制短期借款企业资金投资方向等行为,并不会监督其经营活动。因而不同的监管约束,促使长期借款企业为达到银行借款的条件而不断发展业务、开拓市场、充分利用借款资金提升企业绩效。而对于国企而言,企业拥有更多长期银行债权会更加促进企业经营效率的提升,并最终促使企业绩效水平的提升。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长期银行债权对于国企绩效的治理效果要优于短期银行债权。

(三)银行债权对国企和非国企绩效治理的影响

我国的政体和特殊的经济发展背景,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齐头并进。所以一直以来,各级政府都不遗余力地保障国有经济的健康发展。近些年来,国有企业的发展速度有一定的减缓,为促进国企发展,政府给予国企更多的政策保护,银行也因政策导向降低国企贷款条件。与此同时,银行对非国企借款条件只增不减。银行的“区别对待”导致银行资金在国企中利用率下降,而非国企由于贷款成本较高而充分利用借款资金,提高资金效率,由此造成国企比非国企存在更为严重的“财务预算软约束”现象(王满四、邵国良,2013)。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银行债权对于国有企业绩效的治理效应要劣于非国有企业。

四、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我国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影响的研究伴随着金融体制改革而不断深入,为反映不同阶段的变化,本文选择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样本期间为2003 ~ 2013年,并且以2008年为分界点,对比分析金融危机前后我国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影响的异同点。因为本文研究对象为存续企业,同时剔除了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存在奇异值或残缺值的上市公司,这样难免会造成后期数据处理中上市公司数量与市场实存数量出现一定的差异。经过上述处理,最终获得2003 ~ 2007年国企170家、非国企630家,2008 ~ 2013年国企104家、非国企519家。本文根据2001版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将行业分为13类。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数据处理均采Stata12.0统计软件完成。

(二)变量设计

1. 被解释变量:多数研究选取托宾Q值来衡量财务绩效。若考虑到我国资本市场弱式有效,公司股票的市价不一定能够准确反映公司价值(汪辉,2003)。本文参照前人(于东智,2003;季现正,2007;王满四、邵国良,2013)的研究,并结合研究对象性质,即银行债权反映在国企的资产项目当中,选取总资产利润率来衡量国企绩效。

2. 解释变量:本文选取银行借款率作为描述银行债权治理效应指标。银行借款率为国企资产中全部银行借款比例,该比例越高表明银行借款规模越大,银行约束性越强。同时,因为银行对不同期限结构下贷款的关注度不同,会使得银企间订立的契约对企业的约束力也存在差异(杨棉之、张中瑞,2011)。因此,本文引入长期银行借款率和短期银行借款率两个指标,来探讨不同期限结构下的银行债权对国企绩效影响的差异。

3. 控制变量:国内经济形势、公司成长性、公司规模和公司所处行业等都是影响国企绩效的因素(平原,2011;张慧,张茂德,2003)。本文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不同样本公司之间规模和成长性(本文指净利润增长率)呈现较大波动。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本文选取国企规模、成长性及行业类型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分析。各变量名称及定义如表1所示:

(三)模型设计

本文根据上述的变量定义,基于面板数据,建立如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即:

式中:ROAit为i公司在t年的总资产收益率;DBETit为i公司t年银行借款率;SIZEit为i公司t年的公司规模;GROWTHit为i公司t年的成长性;INDit为i公司的行业类型;αj为待估参数;εit为随机扰动项。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对样本企业的短期银行借款和长期银行借款额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企业短期银行借款的借款率约13.55%,长期银行借款的借款率约5.7%,这说明国企中银行借款以短期为主。总银行借款率最大值为71%、最小值为0,这表明不同国企对银行借款的依赖度不同,国企之间融资政策存在较大差异。从方差和标准偏差来看,财务绩效指标和银行借款指标波动性较小,这说明样本公司规模和成长性存在较大波动。

(二)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依据多元回归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表3数据反映了我国银行债权治理与国企绩效的关系。下面,我们从显著性、影响程度以及影响趋势对比等方面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

1. 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的影响。从表3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前后国企的P值均小于0.05,且系数均为负数,表明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的影响显著为负,结果拒绝H1,即我国的银行债权治理对于提高国企绩效未发挥促进作用,反而抑制了国企绩效的提升。且在该阶段,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的影响明显劣于非国企。这是为什么呢?照理说,政府给予国企很多的政策保护,并且银行因行政压力将大量资金投资于部分低回报率的国企,而非国企获取银行资金的成本却较大,可见,客观环境对国企是有利的。之所以出现银行债权对国企绩效呈现负向的治理效应,并且明显劣于非国企,是因为国企的经营机制不如非国企灵活。

2. 银行债权期限结构对国企绩效的影响。表3表明,在总银行借款率与国企绩效水平呈负相关时,长期银行借款率对绩效的系数(-0.089 0)小于短期银行借款对绩效的系数(-0.096 0),表明长期银行借款对国企绩效弱化的影响程度要小于短期银行借款,结果验证了H2,即长期银行借款对国企绩效的影响要优于短期银行借款。这主要是长期银行借款的借款约束条件以及还款压力一定程度上强于短期借款的相关规定,促使企业更加注重长期借款资金的利用效率。与此同时,银行长期债权对非国企绩效的影响也优于短期银行债权。

3. 银行债权治理在金融危机前后对国企绩效的影响。从表3还可以看出,全球金融危机后,银行债权对国企绩效的治理效应优于危机前,该现象同时出现在非国企当中。这说明随着金融改革的进行,银行债权治理对绩效的影响逐步改善。分析其原因主要是,2008年中央政府针对市场上泡沫经济现象以及银行出现大量坏账的现象,宣布所有银行必须在2008年开始缩紧贷款供应量,以抑制通货膨胀、降低银行坏账。政府的积极作用促使银行为提升贷款质量严格分析贷款企业的经营情况,并且加强对借款企业的监管,从而促使银行资金的投资效率得到提升,银行债权对绩效的治理效应也得到改善。而且随着金融危机的慢慢褪去,国内的经济开始升温,经济发展速度也不断提升,宏观经济环境的不断改善促进了国企经济的发展,而伴随着国家创新体制机制改革的进行,政府不断出台新的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也加大了国企投资项目的范围和广度,促进国企资金利用效率的提高,进而使得金融危机后国企银行债权治理对绩效的影响明显优于金融危机前的表现。

(三)稳健性分析

为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被解释变量总资产净利润率替换为净资产收益率(ROE)进行分析,ROE可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和负债的财务杠杆效应和治理效应(杜莹、刘立国,2002)。本文认为,采用ROE替换ROA验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是可行且具有说服力的。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可以看出,运用ROE回归的结果与本文实证结果相似,即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的影响依旧显著负向,而长期银行债权对国企绩效的影响优于短期银行债权的治理效果。但以ROA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其显著性更强于以ROE回归的结果。这说明本文得出的实证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六、研究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针对国有企业的发展提出深化国企体制改革的目标,国企绩效的发展已成为新时代背景下的焦点。而银行作为国企最大债权人对国企绩效水平的治理产生着重要影响。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从债权治理角度研究银行债权对国企绩效的影响,分析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和非国企绩效的不同影响、不同期限结构下的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的影响、金融危机前后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影响的变化等问题。从而在新的经济背景下为提升国企绩效提供了政策启示。

现有文献以银行债权治理理论、代理成本理论等为基础,以银行借款率为银行债权治理指标、以资产净利润率、营业利润率等财务指标衡量国企绩效,并引入成长性、公司规模、行业特征等为控制变量来研究我国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和非国企绩效的不同影响。

基于已有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本文通过研究2003年以来不同期限结构下的银行债权对国企绩效的影响,并且对比分析银行债权治理效果对国企和非国企的异同点。为此,本文选取总资产利润率作为绩效指标,以银行借款率作为银行债权指标,并引入成长性、公司规模及行业特征等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银行债权对国企绩效的治理效应不是很明显,并且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的影响要弱于对非国企绩效的影响。2长期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的影响要明显优于短期银行借款。3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化,银行债权对国企绩效的治理效应逐步得到改善。

(二)建议

针对我国金融市场上银行债权治理对国企绩效积极的影响被弱化的现象,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完善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目前,我国银行信贷资本的配置还未完全按市场化要求进行,过多的行政性干预造成银行大量资金流向低成长性的国企,以致资金利用率低。而资金利用率的下降导致银行债权对国企绩效治理的弱化。因此,必须正确处理银行、国企及政府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银行对国企经营的监督作用,从而降低银行债权治理效应弱化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