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治理推动公司治理

财务治理推动公司治理（精选8篇）

财务治理推动公司治理 篇1

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党的执政根基在基层，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在基层，人民对奇特生活的感知在基层，做好基层工作责任重大、意义重大。《意见》从完善党全面领导基层治理制度、推动基层法治和德治建设、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多个方面作出部署，为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明确了任务书、时间表和路线图。

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作用。《意见》明确“坚持党对基层治理的全面领导〞，要加强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做实做细基层基础工作，以“基层之治〞支撑“中国之治〞。在基层工作中，就是要以街道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着全体基层干部坚持和进展新时代“枫桥阅历〞，同人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处，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维护好党的良好形象，赢得群众的支持、确定和信任。

要充分发挥法治、德治的重要作用。《意见》就“推动基层法治和德治建设〞提出了“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建设、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等要求。基层一些矛盾冲突的发生，根本缘由是少数人道德观念的缺失和法制观念淡薄、法律学问欠缺。要开展形式多样的法治宣扬活动，提高基层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治理难题的能力和水平，组织法律志愿者，定期为辖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关心了解相应的法律法规。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推动家德家风教育，持续深化教育引导，让家庭和谐、睦邻友好成为常态，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要充分发挥基层自治的关键作用。《意见》关于“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明确了多项措施，对村〔居〕民委员会建设、村〔居〕民自治机制等提出了要求、进行了规范。基层自治的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能够更好地发挥村〔居〕民委员会、村〔居〕民自治等功能，为群众提供方便快捷优质服务，切实解决群众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要发挥好基层自治的作用，准时了解把握群众诉求，倾听群众意见和建议，准时协调化解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矛盾等问题，确保预报走在预防前、预防走在调处前、调处走在激化前，做到早觉察、早化解、不激化，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小事〞不小，它关系着人民群众的大美好。做好基层治理这篇大文章，需要根据《意见》要求，完善党全面领导基层治理制度，以德治为先导、法治为保障，发挥基层自治作用，加强部门联动，坚持多元共治，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筑牢“基层之治〞，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财务治理推动公司治理 篇2

一、当前基层审计机关在政府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 对业务本质要求把握不足,对深层问题揭示过少

就目前情况来看,在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时,很多基层审计机关在发现审计问题时,通常不会从领导干部责任角度出发,对问题进行分析、归纳和汇总,审计结束后提供的审计报告中涉及的主要内容也只是财务收支等方面的违规问题,很少涉及领导干部决策和履行职责方面的问题;在实施政府投资审计时,由于涉及的相关的项目竣工决算审计内容比较多,因而审计人员所能揭示的问题都存在很大的表象性,如超计划投资、多计工程造价等问题。对于项目招投标,一般只进行事后审计,很少进行事前事中审计,因而揭示的深层次问题比较少,这也说明基层审计机关在推动政府治理过程中存在监督力度不足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对各种业务特点把握不足,监督严重滞后。

2. 整改常态化机制缺乏,问题纠正过于形式化

目前,基层审计机关在对问题进行整改时很多都存在常态化督促机制缺乏的问题,更多的是要求被审计单位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段内填表对整改情况进行汇报,然后交于审计机关,由审计机关进行汇总后向地方政府写报告,因此很多被审计单位对整改根本就没有积极性,形式化问题十分严重。很多单位如果发现整改对自己有利,积极性就很强,而如果整改会对其自身既得利益造成影响,他们往往就比较消极。很多时候,即使被审计单位被责令限期改正,他们往往也只是应付应付,根本就没有解决问题,责任追究制度得不到贯彻执行。

3. 部门间缺乏有效配合,审计结果利用事与愿违

目前审计联席会议制度已经在很多基层审计机关中都得到了确立,会议类型也有多种。但是也暴露出了一个问题,很多牵头单位对于审计结果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其他成员单位在目标定位上水平也存在不足,相关部门更多的只是听取审计结果所反映的情况,于是就出现了审计结果利用与审计联席会议的初衷不相适应的问题。主要原因是因为对联席会议特殊功能缺乏足够的认识,无法相互进行配合。

4. 缺乏对问题的深层次提炼,作用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从大多数基层审计机关提供的审计专报看,质量问题十分严重,个中内容很多都是空话套话,根本就没有说清问题的本质,更没有就问题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实质性的对策和建议;虽然有时候也提出了相关的建议,但很多建议都不具备可行性和针对性,根本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生搬硬套的情况比比皆是,导致了建议的有效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进而导致基层审计机关在推动政府治理过程中威信严重不足。

二、基层审计机关推动政府治理的相关对策建议

1. 对基层审计业务进行创新,加大政府治理力度

在经济责任审计方面,一定要对被审计单位的财务与管理制度进行审计,对政府随意行为以及腐败现象要大胆予以揭示;并对领导干部任职期间内对本地域、本部门以及本单位的经济推动情况给予关注,对领导干部的工作情况进行客观评价。在政府投资审计方面,一方面,要对招投标审计监督项目等进行事前审计,重点关注以下方面,把好审计关口,除了要对招标文件以及投标最高限价等信息进行审计外,还要加强对评标和定标阶段的审计工作,与此同时,投标合同是否真实合理,也是审查的重点。另一方面,对于重点项目,通过事后审计往往很难发现实际问题,根本无法实现审计目标,因此要对项目全程实施跟踪审计,在事前就对工程招投标进行审计,在事中针对工程变更和现场签证开展审计工作,在事后主要是对工程决算进行审计,对深层次问题一定要及时予以揭示。

2. 建立健全成果联动机制,致力于提高政府治理效率

前面提到很多基层审计机关都建立了审计联席会议制度,但长期以来,审计联席会议制度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要促进审计联席会议作用的有效发挥,相关部门之间要加强配合,融为一体,发挥整体性优势,各成员单位可以通过设置联络员和办公室来加强部门间的联系,根据联席会议集体商量的结果,切实履行好各自的本分职责。

3. 加大对整改督促机制的完善力度,实现政府治理质量提升

一方面,要大力推进“两个报告”和“两项考核”制度建设,在对被审计单位开展审计工作时,一旦发现问题,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将落实审计整改的报告提供给县政府;在对被审计单位创先争优以及行风进行评议时,要考虑其审计整改以及部门督促工作情况,对于被审计责任人屡审屡犯情况的出现,一定要建立健全相关责任追究制度,从制度层面给予其一定处罚,严重的进行社会通报并责令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整改任务。二是审计机关一定要将审计整改当作常态化工作来抓,在审计方式上尽量灵活多样,可以对整改落实情况进行跟踪,也可以采取连续审计或者审计回访等方式。

4. 对审计业务成果进行提炼,发挥好审计的免疫作用

要保证审计发挥好免疫作用,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下功夫:首先,在内容方面要更加贴近,对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问题要及时解决;其次要努力提高审计质量,不仅要将问题阐明说透,而且要从多个层面对问题原因进行深入剖析,提出相应解决对策;再者,要尽可能地增强审计的时效性,在审计过程中一旦发现问题,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报送政府有关领导,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最后,要改进审计方法,对审计成果要做好统筹与管理工作,确保审计成果足够经济实用。

参考文献

[1].蒋晓丹.基层审计机关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7(04).

[2].朱会敏.基层审计机关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与路径.理财,2016(3).

以税制改革推动社会治理 篇3

首先，营改增推动的是经济治理。进入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人口红利和技术模仿红利迅速递减、投资驱动和出口驱动的传统增长方式不可持续，正处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结构调整的重要关口。营改增将使得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征增值税和营业税的格局彻底改变，其重要经济意义有以下几点：上下游行业实行统一的增值税税率，将最大限度地发挥增值税的税收中性特点，让税收对市场的干预程度最小；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营改增，消除了两个行业存在的重复征税，有利于房地产业良性发展；金融业实行增值税，企业取得的金融服务增值税可以作为进项税抵扣，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服务业全面营改增，使得企业购买技术研发服务能够纳入抵扣范围，有助于推动技术升级，进而推动企业创新；大量小规模服务业的税率由5%降低为3%，有助于小微企业的发展。营改增具有诸多好处，无疑是经济治理的一步大棋。

其次，营改增有助于推动政府治理。营改增势必对政府间财政关系进行重构，由此对政府行为模式产生根本性影响。营改增之前，营业税是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增值税的25%归地方所有，在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结构中，营业税和增值税的规模分别列为第一和第二位。地方政府从增加财政收入角度出发，就会想尽办法推动两税增长。怎样推动呢？营业税的一半来自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只要房地产投资持续增长和房价保持在高位，营业税收入就会得到足够的保证，为此，地方政府采用商业土地限量供应、放宽银行贷款限制、实行财政补贴等形式来推动房地产投资扩张。增值税主要体现在制造业，而在制造业中，重化工业的增值程度又比较高，地方政府有很大的动力通过低价供应工业用地、降低环境保护标准等手段来推动重化工业规模扩张。因此，可以说，营改增之前，不合理的税收分配关系是近十年来房价不断高涨、工业产能严重过剩的重要根源之一。

营改增后紧接着的动作就是重新划分增值税分配比例和分享依据，尤其是分享依据的调整，将深刻影响地方政府行为模式。我们期待将出台的增值税分享方案，有助于促进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使之从更多关注生产转向更多关注民生，从更多关注企业转向更多关注居民，从更多关注规模转向更多关注质量。

最后，营改增又是以税制改革推动社会治理的前奏。近十年来，社会舆论关于宏观税负偏高、呼吁大规模减税的声音不断。实际上，孤立地分析宏观税负本身是没有意义的，脱离了政府支出、赤字、税收具体政策来谈减税也很容易走向偏颇。世界上强大国家宏观税负普遍偏高，弱小国家往往征税能力有限，为此，著名的哈佛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提出“共识性强政府”概念，指出税负高低本身不是问题，关键是税收是建立在社会共识基础上。逃税就是反映社会共识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果纳税人总是认为纳税是政府对自己财富的一种剥夺，逃税成为一种普遍行为，而政府又不能对这种行为进行有效规管，那就说明社会共识程度和政府治理能力较低。过去营业税和增值税的并行征收，使得服务业和建筑业不能纳入增值税发票勾稽机制，实际上催生了大量逃税行为，营改增有助于提高政府征税能力。

除此之外，还应看到，营改增本身就是一个大规模减税计划，减轻企业负担，增加其竞争力。为了弥补减税缺口、为了税制本身完善、为了推动社会治理，营改增之后政府势必要进一步推动税制结构从间接税转向直接税，从对企业征税转向对自然人征税，从对生产和消费征税转向对收入和财富征税，而这一切，意味着税收要深入到个人和家庭这个社会细胞。从世界范围看，我国税制结构这个转变是滞后的，例如我国个人所得税仅占总税收的6%，而美国高达35%，即使是一些转轨国家，也普遍在20%左右，何况不少国家还开征房地产税、遗产税等。我们不是缺少税源，增加经济活力不是必然要降低宏观税负，关键是政府在税收上要取之有道，用之有方，纳税人也要意识到纳税是一项不能推卸的义务，逃税即是缺乏国家意识、即是逃避社会责任，要让税收凝聚最广泛的社会共识，打造出“共识性强政府”。

“夫赋税者，邦国之大本，生民之喉命，天下理乱轻重皆由焉。”税收既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也是反映国家治理程度的重要结果，营改增改革是以税收推动国家治理的一场重要战役。

财务治理推动公司治理 篇4

一、健全环境治理领导责任体系

(一)落实“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工作机制。省委、省政府对全省环境治理工作负总体责任，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统筹协调生态环境保护重大问题，全面加强对环境治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市县(市、区)委、市县(市、区)政府承担抓落实具体责任，统筹做好监管执法、市场规范、资金安排、宣传教育等工作。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任务分解落实到有关单位，制定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至少每季度研究一次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承担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的省直部门定期将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交办各市，并做好跟踪督办、服务指导。

(二)明确财政支出责任。按照国家统一部署，研究制定生态环境领域省与市县(市、区)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除全省性、重点区域流域、跨市域等环境治理重大事务外，主要由市县(市、区)财政承担环境治理支出责任。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在进一步理顺省与市县(市、区)收入划分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改革中统筹考虑市县(市、区)环境治理的财政需求。

(三)开展目标评价考核。将生态环境保护约束性和预期性目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统筹推进落实。每年通报各市上生态环境约束性和预期性目标完成情况。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建立辽宁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制定考核办法。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将其作为市县(市、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奖惩任免的重要依据。

(四)实行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开展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定工作规划和规范，依法依规开展例行督察及“回头看”、专项督察、派驻监察。完善督办预警、验收销号、约谈问责等制度流程，健全督察整改推进机制。开展省市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工作，推进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加大审计结果运用，形成监督合力。严格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度，对违背科学发展要求、造成生态环境和资源严重破坏的按规定实行终身责任追究，压实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

二、健全环境治理企业责任体系

(五)全面实施排污许可制。加快推进排污许可制度改革，2020年依法完成所有行业排污许可证核发，实现固定污染源全覆盖。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一证式”监管体系，健全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为主体的源头预防体系，有效衔接排污许可制度与环境影响评价、总量控制、环境监测、排污权交易、信用评价、环境保护税等制度，全面落实企业责任，对污染源实施全过程管理。

(六)推动生产服务绿色化。完善能耗、环保、质量、安全、技术等综合标准体系，以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行业为重点，制定淘汰落后产能工作方案，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加大清洁生产推行力度，对“双超、双有”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工作。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探索建立重点品种废弃产品规范回收与循环利用制度。

(七)提高企业治污能力和水平。健全企业环境保护责任制度，严格落实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制度、排污许可等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定，强化企业环境治理主体责任。重点排污企业要依法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并保障正常稳定运行；

建立环境管理台账，对台账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坚决杜绝监测数据造假行为。严格执行大气、水等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推动企业生产技术、工艺升级改造，减少污染物排放。落实排污企业自行监测主体责任，严格执行污染源自行监测和信息公开制度。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要开展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排污单位或责任单位要开展入河(海)排污口自行监测。

(八)提升环境风险防控水平。健全企业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建立环境安全台账，完善防控管理制度，落实企业环境安全主体责任。强化危险废物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加强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救援、专家、监测等队伍建设，依法做好突发环境事件风险控制，不断提升环境应急能力。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行业名录，纳入名录的企业和化工园区依法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报生态环境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推进化工园区有毒有害气体预警体系建设，在大连、盘锦化工园区开展有毒有害气体预警体系建设试点。

(九)主动公开环境治理信息。排污企业应通过企业网站等途径，依法公开主要污染物名称、排放方式、执行标准以及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和运行情况，并对信息真实性负责。2020年，重点排污单位自行监测信息公开率达到90%以上。依托环保治理技术先进、污染物减排效果明显的重点国有企业，鼓励设立企业开放日，建设教育体验场所，定期向学校、公众、社会组织开放。

三、健全环境治理全民行动体系

(十)推动环境治理社会共建共治共享。充分发挥“12369”环保举报热线作用，完善环境信访举报办理机制，实现一网登记、一网转办、一网处理、一网回复，提升环境信访举报办理质量和效率。建立环境信访下基层和定期回访制度，以设区市为主体，每年实现所辖县(市、区)全覆盖，并对重点案件进行回访，推动环境信访问题有效解决。建立重大环境信访问题部门联动机制，加强重大疑难突出问题联动协调化解，增强信访工作合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社会监督制度建设，建立实施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制度，扩大公众参与环保监督渠道。有序引导具备资格的社会公益组织依法开展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活动。

(十一)完善信息公开体系。结合正面典型宣传与负面案例曝光，开展伴随式采访活动。围绕生态环境保护典型经验做法和群众关心的生态环境问题等，充分利用报刊、电视、广播、网络和新媒体等渠道，加强典型经验做法宣传和突出环境问题曝光。推进建立生态环境保护新闻发言人制度，逐步设立地市级新闻发言人，并开展相应新闻发布培训，主动回应社会重大关切。综合运用视频、图解、数说、动漫等公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解读重大生态环境政策。

(十二)发挥各类社会团体作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要积极组织广大职工、青年、妇女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活动，积极参与环境治理。行业协会、商会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进行业自律，提升行业环境治理水平。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和指导，引导环保社会组织和志愿者队伍规范健康发展。

(十三)提高公民环保素养。将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全省各级党校(行政学院)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不断提升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按规定纳入全省义务教育课程和公民教育培训体系，普及全民生态环境保护知识。编写环境保护读本，开展环境保护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进企业、进乡村活动。利用“65”环境日等重大纪念日，开展垃圾分类、绿色出行等环境公益宣传，倡导绿色生活理念，引导公民自觉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逐步转变落后的生活风俗习惯。加大环境监测、污水处理、垃圾处置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置等环保设施开放力度。

四、健全环境治理监管体系

(十四)建立“三线一单”管控制度。完成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编制及发布工作，将生态环境保护要求落实到国土空间规划。实行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完善资源循环利用制度。

(十五)建立健全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2020年，基本建立全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形成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以统一用途管制为手段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编制省市县乡国土空间规划，统筹落实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3条控制线。

(十六)保障耕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落实农用地土壤环境分类管理制度，对优先保护类、安全利用类和严格管控类耕地采取分类管理措施。加强对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状况调查、风险评估和污染地块治理与修复，建立信息沟通机制，实行联动监管。

(十七)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推动资源型地区创新转型发展，推进矿山综合治理和整合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和保护的统一规划，鼓励新建矿山按照绿色矿山标准进行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营管理，加强生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加大废弃矿山治理修复力度，以绿色矿山建设引领矿业转型发展。健全生态流量调度机制，研究制定全省实施生态流量管理的河湖名录，组织编制河流生态流量调度方案。制定实施河流生态流量调度监管指导意见，加强供水调度计划管理。

(十八)完善环境监管执法体系。全面完成省以下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整合组建以市县(市、区)为主体的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加强队伍培训和环境执法信息化建设应用，着力推动移动执法系统建设应用全覆盖。制定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事项目录，规范自由裁量权，建立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制度；

制定社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统一规范监管和监测行为。严格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环境监管制度，全面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全过程记录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加强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执法检查，精准做好排污许可分类监管，依据辖区环境承载力、环境质量改善要求，实行差别化污染排放总量和标准管理。加强证后监管，做好排污许可证核发质量、执行报告和信息公开等情况抽查；

依法开展排污许可证执法检查，严肃查处无证排污、不按证排污等违法行为。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责任到人”原则，完善环境监管网络化体系，有效拓展环境监管覆盖面，实现社会治理和环境保护网络联动融合。

(十九)完善农村环境治理机制。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编制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实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行、统一管理。建立完善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体系。强力推动废弃农膜回收利用，力争实现全面回收利用。完善主要农作物秸秆收储运体系，提高秸秆“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基料化、原料化”利用水平。优化畜禽养殖布局规划，建立科学规范、权责清晰、约束有力的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制度，健全粪肥还田监管体系，推动农牧结合、种养循环。

(二十)强化监测能力建设。统一规划环境质量监测网络，按照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规划纲要(2020—2035年)》要求，逐步形成涵盖大气、地表水、地下水、海洋等各类环境要素和城乡地区的环境质量监测网络。推动沈阳、大连、丹东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建设，形成大气有机污染物、海洋、核与辐射等环境质量监测分析能力。补充设置生态质量监测站点，2025年，建立天地一体和覆盖全省自然保护地、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等重点区域的生态质量监测网络。按照国家及省市三级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建设要求，实现各级各类监测数据有效整合与互联互通，推进跨领域监测监控信息共享共用。提升环境应急监测水平，以沈阳、大连、鞍山、丹东、锦州5市环境监测机构为载体，建立区域互补、覆盖全省的环境应急监测体系。

(二十一)完善联防联控机制。完善省市两级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建立应急减排清单，做到涉气企业全覆盖，开展重点行业绩效分级，实施差异化减排措施。完善沈阳经济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建立重度污染天气区域联合预警和应急响应机制，定期开展重污染天气应急演练。落实关于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设置管理改革要求。推动跨区域、跨流域污染防治联防联控，与吉林省建立跨省流域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控机制和协作制度，加强风险研判、事件应对、纠纷处理等方面合作。建立完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执法监管协作和突发海洋生态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机制。

(二十二)加强司法保障。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公安、检察、审判等机关协同联动机制，完善案情通报、案件移送、重大案件会商督办和案件双向咨询制度。发挥专门环境审判机构作用，构建以生态功能区为单位的环境资源案件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机制，出台跨区域集中管辖环境资源案件意见。建立全省生态环境刑事、民事、行政“三审合一”的专业化审判体系。积极争取国家在辽宁开展“恢复性司法实践+社会化综合治理”审判结果执行机制试点，强化生态修复理念，以检察公益诉讼推动受损生态环境修复，形成符合辽宁实际的生态修复模式。

五、健全环境治理市场体系

(二十三)构建规范开放的市场。深化“放管服”改革，实施“最多跑一次”改革，持续推进“减证便民”行动，进一步优化办事流程，提高审批效率。落实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正面清单等改革举措，加强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联动，科学调整一批环保审批权限。制定省级统一的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目录。规范、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环境治理。以环境公用设施、工业园区等领域为重点，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加大对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支持力度。以市场化、专业化、产业化为导向，规范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监测、环保设施建设运营、污染治理修复等市场秩序，减少恶性竞争，防止恶意低价中标，营造公开透明和规范有序的环境市场治理环境。

(二十四)强化环保产业支撑。进一步整合全省环保科技创新资源，统筹推进环保领域科技创新基地(平台)建设，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环保技术创新体系，以技术创新、成果应用引领环保产业发展。研究制定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政策，推进首台(套)环保装备推广应用。深入开展环保技术评价工作，加快先进适用环保技术示范推广，及时修订发布省级重点节能减排技术目录。鼓励企业参与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带动先进的环保技术、装备走出去。鼓励环保装备龙头企业向一体化综合环境服务商发展，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培育一批专业化骨干企业。

(二十五)创新环境治理模式。以污染河段和污染地块为重点，开展第三方治理；

鼓励有条件的地市开展小城镇环境综合治理托管服务试点，委托专业环境服务供应商提供多要素、多领域协同治理服务，实行按效付费。推进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作，加大地方财政投入力度。加快推进城乡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鼓励对工业污染地块实行“环境修复+开发建设”模式。

(二十六)健全价格收费机制。严格落实“谁污染、谁付费”政策导向，建立健全“污染者付费+第三方治理”等机制。按照补偿处理成本并合理盈利原则，督导各地区依法依规制定污水垃圾处理收费标准和实施措施。综合考虑企业和居民承受能力，完善差别化用电、用水、用气价格政策，鼓励绿色节约行为。

六、健全环境治理信用体系

(二十七)加强政务诚信建设。建立全省环境治理政务失信信息记录，规范政府机关在环境治理领域的诚信行为，将全省各级政府和公职人员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因违法违规、失信违约被司法判决、行政处罚、纪律处分、问责处理等信息纳入政务失信记录台账，并归集至全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二十八)健全企业信用体系。修订完善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依据评价结果实施分级分类监管。建立完善排污企业和生态环境社会化服务机构黑名单制度，将黑名单企业依法依规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依法向社会公开。依据国家强制性环境治理信息披露办法，落实强制性环境治理信息披露制度，推动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履行环境保护社会责任。

七、健全环境治理法规政策体系

(二十九)健全环保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体系。制定土壤、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和农村环境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等地方性法规。研究制定碳排放权交易规定。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等制度。鼓励各市在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河道垃圾清理、城市扬尘管控、秸秆综合利用等领域开展立法。

(三十)完善地方环境标准体系。完善标准实施信息反馈和评估机制，开展地方标准实施情况评估。分流域制定修订污水综合排放标准。鼓励开展各类涉及环境治理的绿色认证制度。

(三十一)加强财政支持力度。加强中央环保投资项目储备库建设，积极争取国家资金支持。统筹使用省以上基本建设等环境治理资金，形成常态化、稳定的财政资金投入机制。健全生态补偿资金稳定投入机制，加大东部山区水源涵养区、重要生态功能区和生态脆弱区补偿力度。落实国家对生态环保咨询、制造、工程和环保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严格执行环境保护税法，落实“多排多缴、少排少缴、不排不缴”的激励约束机制。政府采购环境标志产品实施品目清单管理。

(三十二)完善金融扶持。建立绿色信贷服务体系，加大对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节能环保企业的信贷支持，推广绿色产业链融资等绿色金融产品，探索推进碳排放权、排污权等质押贷款业务。根据国家统一部署，在环境高风险领域建立完善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鼓励发展重大环保装备融资租赁。探索建立省级土壤污染防治基金。研究制定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办法，逐步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加强碳排放权交易能力建设，落实碳配额发放、企事业单位碳排放监测、报告和核查工作。

八、加强组织领导

财务治理推动公司治理 篇5

随着我公司环境治理力度和资金投入力度不断加大，无论是生产厂区还是周边环境都有了很不小的改观。但是就当前我公司所面临环境上的严峻形势，依然未得到扭转，这与我们所期待和各级的要求相差甚远；与应对未来挑战的能力要求相差甚远。

在新形势、新挑战面前，环境治理的宣传、培训工作的重要性更加突显，其方式、手段更加需要求真务实与开拓创新。

“杜绝跑冒滴漏，视环境污染为终结企业生命”始终是实现我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口号和经营理念。11月4日上午公司总经理王军在环境治理专题会明确指出，实现公司制定的3800吨生产计划，决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要加强各级管理层的责任心，对不负责任的行为加大惩治力度，并且要进一步完善周四安检内容，要将治理环境污染与抓安全生产提到同一重要位置。

要确实抓好环境，为给我们的员工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各级主管要尽职尽责，认真开展好宣传、教育培训工作，不走过场，让每位员工充分意识到环境治理关乎到自身的利益，身心的健康，家庭的幸福。同时要求每位员工从自身做起，防微杜渐，坚决杜绝跑冒滴漏，关心环境就是关心自己，治理污染就是关爱生命。

治理环境我有责，保护环境我尽责。

财务治理推动公司治理 篇6

公司财务治理要素、框架及治理效果评价

【内容摘要：】 笔者通过对公司治理中不完全契约的分析，将研究的目标定位于公司财务治理要素、财务治理框架，财务治理效果及其评价，并提出通过资本结构的不断调整、股权结构的适度修正、扩容和收缩，以及适应公司经营进行财务集权和分权的交替等方式进行公司财务治理结构的调整，以弥补原始契约的不完全性和制度安排的缺失。（一）公司治理中的不完全契约自从科斯（1937，1960）最先确定契约在理解制度安排多样性时的核心地位以来，对契约的讨论集中反映在完全契约理论和不完全契约理论上。当完备的契约仅仅依赖于自我执行和可信承诺时，“古典”的契约理论逐渐被以后发展起来的不完全契约理论所替代――后者主要由威廉姆森及其他人发展起来，强调由于事前和事后条件的不同，未预计到的情况使执行变得困难，故推动各方进行调整或者冲突。“因此有必要创造一种机制，通过监督签约者来完善不完全的签约”（埃里克.布鲁索），“在这一过程中，制度的嵌入成为核心问题”（梅纳尔，）。 然而，在如何认识“机制”、“制度”时，新制度经济学（NIE）与不完全契约理论（ICT）的分歧在于前者强调契约安排设计和制度结构设计的“内生化”，因此需要提出一条逻辑框架以便内生化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的形成，而后者则强调“外生强制执行机制”；至于契约不完全的原因，前者认为契约参与的各方处于一种有限理性，且未来情况是不确定的，契约是不完美的，因此“需要混入其他不完美的机制来使之更加有效率”，而后者则认为主要根源于特定的有限理性，如法院的有限理性。因此需要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确定重新谈判的设计和强制执行机制[1]。其实，这两种理论的互补性多于替代。我们并非更多地评价和比较这两种理论优与劣，而是沿着他们的思路，以下分别从公司治理角度探寻治理结构、治理动机，以及管理层级上探讨不完全契约的根源。第一、公司成立伊始意味着委托与代理关系这种 “原始契约”的签订，投资人将自己的资本委托给经营者――专业的企业管理者，其本意在于使资本增值，取得最大化利润，而经营者的目标函数在于获取更多的报酬、在岗享受以及经营成功的喜悦和荣誉。两者最初的目标函数就存在一定差异，故而这种“长期契约”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可能出现“违约”：当经营者认为他的“支付”已经超出投资人所给予的报酬时，其“履约”的积极性就受到打击；投资人只有不断的投入――包括增加对经营者的`个人报酬和其他激励，双方的这种“长期契约”才可能持续维系。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分析，现实中上市公司的投资人既然可以和其他公众一样“免费”获取上市公司的经营信息，那么他又何必对经营者进行“再投资”呢？如果投资一方的内在积极性没有，何来对经营者的激励？在这种情况下，约束就显得尤为重要。第二、如何建立约束或监督机制？需要“嵌入一种制度”或者说“内生出”一种制度，以保证这种约束与监督动态化地长期有效。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公司治理结构。它更多地侧重于从制度安排、机构设置、机制设计方面进行原始契约的签订和契约的再协商与修正及补充，而本文重点讨论的财务治理则更侧重于从财权的配置、财务信息机制的生成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制衡角度来研究问题。第三、这种“约束”的主体，不仅应该包括对上市公司投资的股东、债权人，也应该包括承担经济管理职能的政府，与企业有密切利害关系的客户、供应商，还包括社会中介机构，甚至包括在公司内部，没有机会参与决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 。在我们曾经研究的文章[2]中，将他们称之为“两类利益相关者”。另外，从管理学的角度分析这种契约的不完全性，也可以深刻地展示出代理链条过长、信息不对称与契约不完全性之间的相关关系。现代企业的层级越多，机构越庞杂，其委托代理关系就越复杂；代理链条越长，信息的及时沟通和传递即不可确认性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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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治理与财务治理效率文献回顾 篇7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公司治理一直是国内外理论界研究的热点课题。受此影响, 我国部分财务学者借鉴公司治理理论研究成果, 提出了财务治理理论, 希望从财务方面为解决公司治理问题提供参考。实践中, 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问题常常交织在一起, 为解决某单方面问题而采取的措施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 只有综合研究并提出全面解决方案, 才能切实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复杂问题。财务治理是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交叉渗透的产物, 肩负着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赋予的双重使命, 财务治理理论的提出和不断完善, 正是适应了这一方面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现实要求, 迅速成为财务理论研究的新兴领域。财务治理理论研究是由西方财务理论界开始初步探索, 并在国内财务届得以明确提出并有所发展。财务治理两大理论基础是公司财务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 西方理论界起初对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理论的研究是各自独立进行的。西方财务界对公司财务理论研究较早, 其理财思想可追溯到15、16世纪时期。一般认为, 以1900年法国学者贝奇里耶发表的博士论文《投机理论》为标志, 西方财务学开始以其独特的研究核心和方法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现代西方财务理论发展, 是以马科维兹 (M arkwitz) 的投资组合理论 (1952) 、莫迪格利尼 (M odigliani) 和米勒 (M iller) 的资本结构理论 (1958) 为基础发展而来的。两大理论加之以后发展起来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资本市场有效理论、期权定价理论等, 共同构成了现代西方财务的理论基石。公司治理问题的提出是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 而正式展开公司治理理论研究, 可以追溯到1932年美国学者伯利 (Berle) 和米恩斯 (M eans) 发表的经典论文《现代公司和私有产权》。经过60年代前后鲍莫尔 (Baum ol) 、马瑞斯 (M arris) 等人的进一步发展, 公司治理理论已经成为当今西方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 成果十分丰富。特别是近些年企业理论的发展、成熟, 深化了公司治理理论研究, 为其进一步深入拓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学基础。随着财务理论、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 为解决日趋复杂的公司财务与治理问题, 仅仅从各自学科出发, 独立研究财务或治理问题已经不能满足学科发展和经济实践的需要了。理论研究需要拓展视野, 进行交叉性学科研究。由此, 西方理论界便产生了对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融合研究。其中, 具有代表性的综合研究成果有:1976年, 詹森 (Jensen) 和梅克林 (M eckling) 开创了资本结构的契约理论, 从公司治理角度, 建立了强调资本结构与经营者行为之间关系的代理成本模型, 得出了当股权边际代理成本等于边际债务代理成本时, 公司资本结构最优的研究成果。由此, 开始了西方理论界有关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理论融合性、开拓性研究———财务资本结构问题的研究。此后, 罗斯 (R oss) 的信号传递模型、格罗斯曼 (G rossm an) 和哈特 (H art) 的担保模型、阿洪 (A ghion) 和博尔顿 (Bolton) 的控制模型等具有广泛影响的资本结构理论的建立和完善, 极大丰富了财务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 对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理论发展意义重大。1988年, 美国《财务杂志》 (The Journalof Finance) 第七期发表了威廉姆森 (W illiam son) 的《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 (Corporate Finance and Corporate G overnance) 一文, 该文明确指出:应综合考察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问题, 如负债与股权融资, 不仅仅是可相互替代的融资工具, 更是可相互替代的治理结构。文章在比较了“交易费用经济学”分析方法与“代理理论”分析方法基础上, 阐释了公司融资方式选择受交易费用因素影响, 主要取决于资产的特性。此外, 该文还就其他一些相关治理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为进一步综合研究公司财务与治理问题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1991年12月, 世界第一部公司治理原则文献———卡德伯瑞 (Cadbury) 报告在英国产生。该报告由英国财务报告委员会、伦敦证券交易所等机构合作成立的公司治理委员会起草并发布。报告的题目是《公司治理的财务方面》 (The Finance A spectsof Corporate G overnance) , 着重突出了公司治理中财务的重要性。报告注重了董事会的控制与报告职能以及审计人员的角色, 尤其注重公司内部财务控制和风险管理问题, 对公司财务治理理论建立与发展, 影响深远。

二、财务治理理论综述

(一) 财务治理 (结构) 内涵

西方对财务治理问题的研究是伴随着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激励机制设计理论等微观经济学的新进展而产生的, 彰显了基于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关联性基础上的融合交叉研究趋势, 产生了以信息不对称理论为中心的新资本结构理论 (即资本结构代理成本学说、资本结构财务契约论、资本结构信号模型、资本结构新优序融资理论) 和以控制权理论为中心的后资本结构理论 (即资本结构控制权理论) 两大主要理论成果。西方理论界对公司财务和公司治理研究已具有融合研究的趋势, 并有所发展, 产生了财务治理理论的萌芽, 其研究成果必将对财务治理理论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文献检索显示, 尽管西方学者意识到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具有内在关联性和依存性, 但并未展开深入研究, 未能正式提出财务治理范畴, 未能构建出完整的财务治理理论体系, 更没有深入研究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财务治理效率问题, 因而其理论探索尚处于“萌芽阶段”。关于财务治理的内涵, 国内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界定。伍中信教授秉持财权配置论, 认为财务治理结构是以财权为基本纽带, 逐步确立出资人、董事会、经理人和企业财务人员财权流动和分割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 分别体现各主体在财权上相互约束、相互制衡的关系 (伍中信, 2001) 。衣龙新 (2005) 博士也是财权配置论的拓展者, 认为财务治理是指基于财务资本结构等制度安排, 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配置, 在强调以股东为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 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等机制, 实现公司财务决策科学化等一系列制度、机制、行为的安排、设计和规范。宋献中教授 (2000) 从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进行界定, 认为财务治理结构是一组规范所有者、经营者的财务权力、财务责任和财务利益的制度安排。林钟高教授和冯巧根教授则从“财务契约安排”的角度进行了定义。财务治理作为一种规范、完善企业财务制度的创新组织和契约机制, 它通过一定的财务治理结构、机制和行为手段, 合理配置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 以形成科学的财务约束机制和相互制衡机制, 目的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和权责关系, 促使他们长期合作, 以保证企业财务决策的科学性和效率性 (林钟高等, 2005) 。财务治理结构是通过一定的财务治理手段, 合理配置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 以形成科学的自我约束机制和相互制衡机制, 目的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和权责关系, 促使他们长期合作, 以保证企业决策效率的一种契约制度 (冯巧根, 2000) 。从财务治理与公司治理关系视角进行考察, 财务治理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子系统, 从属并取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根本性质, 是公司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和财务监督权的划分与配置;公司重大财务事项的决策权必须赋予董事会, 一般财务事项由经理人员斟酌决定, 财务经理和财务职能部门拥有财务执行权, 财务监督权则赋予监事会 (黄菊波等, 2003) 。公司财务治理权是公司法人财产权的核心, 法人财产权的主要内容就是法人财务治理权 (包括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和财务监控权) 。财务治理结构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部分, 财务治理权配置是财务管理体制和财务运行机制的核心内容, 配置合理与否是影响财务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性因素 (李心合, 2001) 。从利益相关者角度看, 公司财务治理“是指通过财权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 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作用, 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 (杨淑娥, 2002) 。以上各位专家的论述, 笔者发现对财务治理概念的界定仍然比较混乱和模糊。我们认为, “财务治理”是在股东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基础上, 通过财权合理配置和财务冲突协调, 形成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与财务治理环境良性互动, 实现财务决策科学化和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的制度安排。

(二) 财务治理主体

杨淑娥 (2002) 将财务治理主体分为两类: (1) 依赖公司内部财务治理保障其利益的主体。主要包括大股东、董事会和经理层, 一般掌握着公司控制权, 在财务治理中处于相对主动地位。 (2) 依赖公司外部财务治理保障其利益的主体。主要包括小股东、政府、债权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其利益易受侵害, 居于相对被动地位。衣龙新 (2005) 认为, 财务治理主体是有能力、有资格、有意愿参与公司财务活动, 并在公司治理中占有一定地位的内部权利机构、个体与法人, 主要包括: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债权人。油晓峰 (2005) 则认为财务治理主体主要是股东、经营管理者和债权人三个主体。本文认为, 公司是物质资本所有者 (股东和债权人) 、人力资本所有者 (经营者和雇员) 和社会资本所有者 (顾客、供应商、政府、社区) (以下简称“利益相关者”) 缔约形成的合作收益大于合作成本的产权契约联结体。公司财务治理主体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来理解。狭义上的财务治理主体是有资格有能力对财权合理配置和财务冲突协调、财务决策科学化和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具有重要影响的机构、法人和个体, 主要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股东、债权人、雇员。广义的财务治理主体除狭义的财务治理主体之外, 还包括顾客、供应商、政府和社区等社会资本提供者。

(三) 财务治理客体

财务理论界对财务治理客体的研究并不多, 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财务治理的客体是 (财) 权, 即特指财务治理范畴的财之权, 因为财务治理主要就是对财权的配置 (伍中信, 2007) 。财务活动的客体可以归结为“本金”, 它贯穿财务活动始终, 是财务主体共同作用的目标, 财务主体都关注和追求本金的增值。财务治理活动作为财务活动的组成部分, 其客体也应该是“本金”, 只不过与作为财务管理对象的“本金”所处领域不同罢了。而从财务关系角度, 财务治理的客体又具体表现为本金运动所形成的特定“财务权利”关系 (当然, 这部分财务权利并不是一般意义的财权, 而是特指财务治理范畴内的财权) , 对财权的配置贯穿治理活动始终。因此, 财务治理客体就相应具有了两种表现形式, 治理框架下具体体现的是“财权”, 财务范畴之内总体体现为“本金” (衣龙新, 2005) 。财务冲突是财务治理研究的起点, 也是财务治理的客体。财务冲突是指企业中各利益相关者之间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产生的财务矛盾或冲突, 具体包括两类:一是股东与经营管理者之间的财务冲突, 二是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财务冲突。从国外的研究来看, 财务冲突来源于财务不合作的倾向性, 而财务不合作的倾向性主要是由于企业财务信息不对称以及利益相关者在财务契约中对现金流量要求权的本质差异造成的。而这种财务不合作的倾向性转变为现实的财务冲突则主要是因为财务治理机制不健全 (油晓峰, 2005) 。财务治理客体, 也即财务治理的对象, 取决于财务治理的属性。财务治理的核心在于明确出资人、董事会、经理人和企业财务人员在财权流动和分割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 而财权体现为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对称分布, 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合理分配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已成为财务治理的现实内容。因此, 如何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合理分配是财务治理的客体, 具体表现为筹资、投资、资本运营、收益及其分配等财务活动及其所形成的各种财务关系 (张敦力, 2002) 。我们认为, 财务治理的客体也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的财务治理客体是指“财权”, 狭义的财务治理客体特指“财权”中的“权力”。虽然“财权”包括通用财权和剩余财权两个方面, “权力”也包括通用财权中的“权力”和剩余财权中的“权力”, 但广义财务治理客体的核心是指剩余财权, 狭义财务治理客体的核心则是指剩余财权中的“权力”。

(四) 财务治理目标

财务治理的目标是实现公司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对称和利益均衡 (姚晓民, 2003) 。也有学者认为, 财务治理的目标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责利关系, 合理分配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 以促使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最大化, 为顺利实现企业目标提供基础 (李秉祥, 2003) 。从公司财务角度来看, 财务治理目标直接体现为本金 (资本) 增值的满意化;从公司治理角度看, 财务治理目标主要体现为优化财务资源配置、促进科学财务决策。因此, 财务治理目标是形成科学合理的财务治理体制、制度和行为规范。这些治理体制、制度和行为规范是对财务治理主体的直接约束, 是财务治理体系要取得良好运作成果、财务科学决策及本金有效增值的根本保证 (衣龙新, 2005) 。财务治理的目标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冲突, 以促进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 为顺利实现企业目标提供基础。这个目标基本上分为两个部分, 其一是具体目标, 即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关系;其二是战略目标, 即促使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 (油晓峰, 2005) 。财务治理的目标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责、利关系, 合理分配财权, 尤其是剩余财权 (剩余财务控制权与剩余财务索取权) , 以促使企业价值最大化和企业决策科学化, 为顺利实现企业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伍中信, 2007) 。既然财务治理在公司治理和公司财务中扮演着“双肩挑”的重要角色, 那么财务治理目标必须在综合考虑公司治理目标和公司财务目标的基础上进行界定。因此, 我们认为, 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就是实现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

(五) 财务治理机制

张兆国教授等 (2004) 认为, 在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 要使各利益相关者的财务收益权和财务控制权都能实现, 就必须建立一套共同治理和相机治理相结合的企业财务治理机制。企业财务的共同治理机制就是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 使各利益相关者都有平等机会分享企业财权, 即通过分享企业财务收益权来实现其产权收益;通过分享企业财务控制权来相互制衡, 以保护其权益免遭他人侵害, 从而达到长期合作的目的。企业财务的相机治理机制是指在企业经营出现危机时, 通过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受损失的利益相关者能够取得企业的财务控制权, 以改变既定的利益分配格局。杨淑娥教授等 (2005) 认为相机治理机制的依据是关注企业所有权的或有特征 (state-contingent) , 主要是通过对剩余控制权的争夺来改变既定利益格局的, 各利益主体可通过相机治理机制, 确保财权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配置能发挥衡量监督和激励是否相容、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是否匹配, 从而利用财权配置达到相关利益者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衣龙新博士 (2005) 认为, 财务治理机制是在企业财权配置的基本框架下, 基于财务治理结构安排和一定制度设计, 能够自动对企业财务治理活动进行调节和规范的一种机制。财务治理机制包括财务决策机制、财务激励机制、财务约束机制三个方面, 这三大机制与财务基础机制的财务主体机制、财务动力机制和财务制衡机制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林钟高教授 (2005) 认为财务治理机制主要解决财务基本机制、财务激励约束机制以及财务相机治理机制等问题。张敦力博士 (2002) 探讨了委托代理结构中的激励机制 (薪金激励机制、职位消费激励机制、期权激励机制和声誉激励机制) 和约束机制 (内部约束机制和外部约束机制) 。

(六) 财务治理 (结构) 体系

林钟高教授 (2005) 和衣龙新博士 (2005) 均认为, 财务治理体系包括治理结构、治理机制与治理行为三个部分, 但在对各构成要素的具体内容上存在分歧。林钟高教授等认为, 治理结构主要解决财务资本结构安排、财务组织结构安排、财务运营模式安排以及财务机构岗位安排等;治理机制主要解决财务基本机制、财务激励约束机制以及财务相机治理机制等问题;治理行为则主要解决财务政策选择、财务战略规划以及财务行为规范化问题。衣龙新博士则认为, 财务治理结构由财务资本结构安排、财务组织结构安排和财务运营模式安排构成;财务治理机制由财务决策机制、财务激励机制和财务约束机制构成;财务行为规范由财务决策行为规范、财务监控行为规范和财务分配行为规范构成。油晓峰博士 (2005) 提出的财务治理理论框架包括财务治理主体、财务治理客体、财务治理假设和财务治理模式等构成要素。伍中信教授 (2007) 认为, 财务治理结构体系包括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中心、治理模式和治理目标等基本要素。在此基础上, 构建了一个以财权配置为核心, 以融资结构为基础, 以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为内核的财务治理结构的研究体系, 并认为财务治理权具有财务决策、控制和监督三个权能。财务治理权是财权范畴中的核心, 其对财权配置的作用和影响主要是通过财务决策权来实现的, 因此财务决策权就成为财务治理权、财权配置乃至企业财务治理结构的核心。

(七) 财务治理效率

财务治理效率是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 没有对效率的深入考量, 就不可能有财务治理理论的真正成熟。关于财务治理效率的研究, 国内研究的不多, 其代表如下:姚晓民和熊瑞芬直接触及了“财务治理效率”这一研究主题, 但其研究还有待完善。姚晓民等 (2003) 认为, 公司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信息不对称引起包括内部利益相关者和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以及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 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司财务治理效率。其中, 前者是主要矛盾。而公司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是提高公司治理效率, 实现公司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对称和利益制衡, 因此, 外部相关者 (尤其是债权人) 利益的保护成为提高公司财务治理效率的关键。可见, 这种论述混淆了财务治理目标与公司治理目标, 也没有抓住财务治理效率的本质。熊瑞芬 (2004) 则从独立审计的角度触及了财务治理效率问题, 但并未论及问题的实质。认为要提高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效率, 就必须改变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 控制信息不对称对各方利益的影响, 充分发挥独立审计在财务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三、总结

国内财务治理研究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明确提出并剖析了财权、财权配置、财务治理、财务治理结构等概念;初步提出了财务治理 (结构) 理论体系。但是国内理论界对财务治理内涵、财务治理体系等基本问题尚未达成共识;未能系统地阐述财务治理的理论基础;研究财务治理效率、财务治理评价等深层次问题的理论成果十分少见。通过文献综述并结合我们的理解, 可以发现, 财务治理产生的原因是公司财权契约不完备和代理问题的存在;财务治理的本质是剩余财权配置 (剩余财务索取权与剩余财务控制权配置) ;财务治理体系由财务治理环境、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和财务治理效率组成;财务治理效率则是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

参考文献

[1]钱颖一:《企业的治理结构改革和融资结构改革》, 《经济研究》1995年第1期。

[2]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孙永祥:《公司治理结构:理论与实证分析》,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衣龙新:《公司财务治理论》,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林钟高、王锴、章铁生:《财务治理:结构、机制与行为研究》, 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年版。

[6]黄菊波、杨小舟:《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财务治理相关问题的研究》, 《财政研究》2003年第2期。

[7]杨淑娥、金帆:《关于公司财务治理问题的思考》, 《会计研究》2002年第12期。

[8]油晓峰:《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治理研究》,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9]伍中信:《现代企业财务治理结构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10]Shleifer A, Vishiny R.A Surve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Journal of Finance, 1997.

[11]Blair M.Ownership and control:Rethink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Washington: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5.

用大数据加快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篇8

大数据是一场管理革命，“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会给国家治理方式带来根本性变革。

“四个结合”助力国家大数据战略

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部署和顶层设计，需要我们做到“四个结合”：

把政府数据开放和市场基于数据的创新结合起来。政府拥有80%的数据资源，如果不开放，大数据战略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市场主体如果不积极利用数据资源进行商业创新，数据开放的价值就无从释放；

把大数据与国家治理创新结合起来。国务院的部署明确提出，“将大数据作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提高社会治理的精准性和有效性”，用大数据“助力简政放权，支持从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借助大数据实现政府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透明化管理，完善大数据监督和技术反腐体系”，并具体部署了四大重大工程，即政府数据资源共享开放工程、国家大数据资源统筹发展工程、政府治理大数据工程和公共服务大数据工程；

把大数据与现代产业体系结合起来。这里涉及农业大数据、工业大数据、新兴产业大数据等，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迎来难得的历史机遇；

把大数据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结合起来。国务院专门安排了“万众创新大数据工程”，数据将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肥沃土壤，数据密集型产业将成为发展最快的产业，拥有数据优势的公司将迅速崛起。

此外，我国作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需要高度关注一个现实——大数据重新定义了制造业创新升级的目标和路径。无论是德国提出的工业4.0战略，还是美国通用公司提出的工业互联网理念，本质正是先进制造业和大数据技术的统一体。大数据革命骤然改变了制造业演进的轨道，加速了传统制造体系的产品、设备、流程贬值淘汰的进程。数字工厂或称智能工厂，是未来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必然方向。我国面临着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的历史重任，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如何适应变化、如何生存发展、如何参与竞争，是非常现实的挑战。

推动大数据在国家治理上的应用

在大数据条件下，数据驱动的“精准治理体系”、“智慧决策体系”和“阳光权力平台”将逐渐成为现实。大数据已成为全球治理的新工具，联合国“全球脉动计划”就是用大数据对全球范围内的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数据和文本信息进行实时分析监测与“情绪分析”，可以对疾病、动乱、种族冲突提供早期预警。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推动大数据应用，是我们繁重而紧迫的任务。

在政府治理方面，政府可以借助大數据实现智慧治理、数据决策、风险预警、智慧城市、智慧公安、舆情监测等。大数据将通过全息的数据呈现，使政府从“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的模糊治理方式，迈向“实事求是”“数据驱动”的精准治理方式。

经济治理领域也是大数据创新应用的沃土，大数据是提高经济治理质量的有效手段。互联网系统记录着每一位生产者、消费者所产生的数据，可以为每个市场主体进行“精确画像”，从而为经济治理模式带来突破。判断经济形势好坏不再仅仅依赖统计样本得来的数据，而是可以通过把海量微观主体的行为加总，推导出宏观大趋势；银行发放贷款不再受制于信息不对称，通过贷款对象的大数据特征可以很好地预测其违约的可能性；打击假冒伪劣、建设“信用中国”也不再需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大数据将使危害市场秩序的行为无处遁形。

在公共服务领域，基于大数据的智能服务系统，将会极大地提升人们的生活体验，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出行、智慧物流、智慧社区、智慧家居等等，人们享受的一切公共服务将在数字空间中以新的模式重新构建。

加强大数据动态的跟踪研究

我国要从“数据大国”成为“数据强国”，借助大数据革命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还有几个关键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切实建设数据政策体系、数据立法体系、数据标准体系。以数据立法体系为例，一定要在数据开放和隐私保护之间权衡利弊，找到平衡点。

重视对“数据主权”问题的研究。借助大数据技术，美国政府和互联网、大数据领军公司紧密结合，形成“数据情报联合体”，对全球数据空间进行掌控，形成新的“数据霸权”。思科、IBM、谷歌、英特尔、苹果、甲骨文、微软、高通等公司产品几乎渗透到世界各国的政府、海关、邮政、金融、铁路、民航系统。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数据主权极易遭到侵蚀。对于我国来说，在服务器、软件、芯片、操作系统、移动终端、搜索引擎等关键领域实现本土产品替代进口产品，具有极高的战略意义，也是维护数据主权的必要条件。

“数据驱动发展”或将成为对冲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新动力。大数据是促进生产力变革的基础性力量，这包括数据成为生产要素，数据重构生产过程，数据驱动发展等。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其边际成本为零，不仅不会越消耗越少，反而保持“摩尔定律”所说的指数型增长速度。这就可能给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对冲经济下行压力。

需要建设一个高质量的“大数据与国家治理实践案例库”。国家行政学院一直重视案例库的建设，在中央的重视和支持下，就大数据促进国家治理这一主题，各部门、各地方涌现出大量创新性的实践案例，亟须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形成一个权威的“大数据与国家治理实践案例库”，以方便全国领导干部进行借鉴和推广。

在大数据时代，个人如何生存、企业如何竞争、政府如何提供服务、国家如何创新治理体系，都需要重新进行审视和考量。我们不能墨守成规，抱残守缺，而是要善于学习，勇于创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政府和市场两个轮子一起转，把我国建设成“数据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