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治理关系

2024-08-26

网络治理关系（精选9篇）

网络治理关系篇1

摘要：在现代经济环境下, 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尤其对于企业增强自身核心竞争力、促进长效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 本文首先分析了知识产权网络的内涵及治理等相关理论, 然后分别从知识产权网络的构成要素、治理结构等方面详细探讨了知识产权网络的关系治理。

关键词：知识产权,网络关系,治理

一、引言

近些年以来, 我国的市场竞争变的更加激烈, 企业之间的竞争不在局限于传统的竞争模式, 而开始突破了时空的限制, 甚至组织边界也开始变的模糊起来。其中知识产权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无形资产, 其作用变的更加重要, 知识产权的贸易也成为了一种贸易形式。在这种背景之下, 专注于核心能力的不同企业以知识产权为节点, 相互联结、耦合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关系网络—知识产权网络。因此, 本文主要结合笔者的实践经验, 对如何进行知识产权网络关系治理的相关理论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希望可以为同类的实践提供借鉴。

二、知识产权网络的内涵及治理概述

(一) 知识产权网络的相关内涵

所谓知识产权, 主要是指个人、团队或者其他组织在各个行业领域中所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 并对相关精神财富所享有的权利。而这些知识产权有多种存在的形式, 主要包括发明专利、版权、实用新型、商标以及外观设计等等。而本文所探讨的知识产权网络, 则主要是指在各个产业领域之间由多个相互独立存在的企业基于上文中所探讨的发明专利、版权、实用新型、商标以及外观设计等所连接的具有一定指向性的网络组织。因此, 从这个定义我们也能够看出, 其主要的节点就是知识产权, 网络关系也是由其所形成的一种复杂关系。

(二) 知识产权网络的突出特征

知识产权网络由于其特殊性, 存在着如下的特征:

一是知识产权网络所处于的经济环境是基于产业组织细化分工以及垂直分离之下的, 合作是其主要的构成形式, 相对规模与数量的企业基于合作来共同达到完成复杂终端产品的目的;

二是基于知识产权的特性之下, 如果能够采取有效的治理手段, 可以大大提升在运行过程中的有效性;

三是知识产权网络面对的主要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网络, 属于企业外部的中间组织, 也正是其具有的该种类型, 它并不适用企业的内部管理规则。

三、对知识产权网络关系治理的研究

(一) 知识产权网络的构成要素

在对知识产权网络关系的治理措施进行探讨之前, 有必要对知识产权网络的构成要素进行分析。知识产权网络的构成要素主要如下:

1.个体出让人。个体出让人是处于产业链上游的, 他们往往具有极强的技术创新能力, 专注于对技术研发、创新等高附加值的环节。

2.个体受让人。相对于个体出让人来说, 其是处于下游的, 通常情况下, 具备了很强的营销、产品设计与制造等能力。

3.联盟出让人。个体出让人是其主要的构成部分, 并进行联合许可, 从而对内部成员的利益进行协调分配。

4.联盟受让人。个体受让人是其主要的构成部分, 通过联合谈判的形式, 以达到降低采购和交易的成本的目的。

5.混合联盟。由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构成, 要求企业的互补能力, 基于合作的模式下完成产品, 许可在内部展开。

(二) 知识产权网络的治理结构

本文所探讨的知识产权网络治理, 主要是基于长期合作关系下所演化的规范和规则, 合作共赢是其追求的主要目的。对于该网络的成员来说, 他们互相之间都是利益的相关者, 只有共同对网络整体的利益引起重视, 才能够更多地分配到合作利益。当然, 也并非是单边的治理模式, 而应该从多边展开。相应地, 也不能直接将知识产权网络的治理结构划分为内、外两个部分, 治理体系也并不明确。在知识产权网络的治理结构中, 知识产权的出让人、受让人作为基本的节点和运营主体, 通过一定的关系连接在一体, 形成一个企业网络。而各个企业之间又形成了一个网络, 超越了单一的点、线和战略乱蒙的边界范围, 皆形成了大流通、大开放、网络内知识与资源共享, 无边界的立体网络结构。

四、结语

总之, 在当前知识产权网络关系日益复杂的今天, 企业必须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清晰的知识产权战略, 及时识别、构筑和发展其核心能力, 并合理利用知识产权, 积极构建并参与到知识产权网络的运营过程中, 从而为自己争取更好的发展机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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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治理关系篇2

摘要：从商业生态系统角度实证分析平台企业价值共创中关系治理、合同治理和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的关系。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核心生态主体数据，利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方差分析、结构方程等方法，探讨不同治理模式与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的内在联系。结果表明：平台企业多采用双强型治理模式，而采用并弱型治理模式较少；对生态系统中其他物种采用关系治理程度越高，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越好；采用合同治理程度越高，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也越好；关系治理促进合同治理水平提升，进而正向影响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对生态系统中其他物种采用双强型治理模式取得的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比其他治理模式更好。

关键词：平台企业；关系治理；合同治理；商业生态系统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6.05.17

中图分类号：F270；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6）05-0078-04

Abstract：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ontract governance，relationship governance and open servic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value creation of platform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siness ecosystem.The data of core ecological body from investigation is adopted，and the inner connection of four governance models and open servic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the process of platform enterprises to create value is implored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factor analysis，cluster analysis，variance analysis，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Results show that，firstly，the governance mode of equal importance both in contract and relationship is more popular than other modes.Secondly，the more strong is the contract governance level for platform enterprises responding to other species，the higher is the open service innovation performance，and so is the relationship governance.Thirdly，Relationship governance promotes the level of contract governance，and then affects the open servic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positively.In the end，the platform enterprise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equivalent importance between contract governance and relationship governance，the open servic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s better than other governance modes.Key words：platform enterprise； relational governance； contract governance； business ecosystem

价值共创需要平台，平台企业更需要价值共创；中国平台企业正向价值共创模式转变，但没能很好协调商业生态系统中各生态主体，且治理机制不完善，因此，提高平台企业价值共创治理水平，是平台企业面临的紧迫问题。由于市场需求多样化和产品同质化矛盾，平台企业逐渐认识到开放式服务创新的重要性，但关于合同治理和关系治理到底对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缺乏实证分析。因此，治理过程中面临诸多复杂问题。比较突出的一是如何结合中国管理情景，将关系治理和合同治理无缝嵌入到平台企业价值共创中；二是如何选择有效治理方式使各物种方接受和适应；三是哪些因素对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有显著影响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对提高中国平台企业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至关重要。

根据成员关系紧密性和重要性，平台商业生态系统可分为核心生态系统、竞争系统、支持系统、社会以及自然环境系统等四个子系统[1]；核心生态系统主要包括平台企业、服务提供商、产品提供商、物流、顾客，平台扩展是生态系统成长的重要方式[2]。本研究从核心生态系统关键物种――平台企业视角出发，针对关系治理和合同治理机制，探讨其对其他物种方多采用哪种模式的二元机制，单一机制是否对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有显著影响，关系治理是否影响合同治理进而影响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以及哪种治理模式对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作用最大，为平台企业价值共创提供实践指导和理论帮助。文献综述

1.1平台企业合同治理

平台企业价值共创不仅将价值链末端顾客力量引入进来，还将商业生态系统中所有物种方整合进来，导致整个系统多方参与复杂性和物种健康牵连性，信息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产生，在此情形下，为保证平台企业价值共创中克服机会主义，合同治理就不可或缺。它是多方共创前默契的产物――共识，合同能降低价值共创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3]，实现从价值共创到共赢的跳跃[4]。一方面，多方参与使开放式服务创新更为松散和复杂，发生投机主义行为概率增大，须在共创前签订完善的合同；另一方面，商业生态系统中各物种群以自发巧合性、特有自组织性和偶然集成性聚集到一起，共创过程中会发生很多始料未及的事件，所以灵活、详尽的合同会缩小各物种方之间的风险范畴，保证价值共创活动顺利完成。

1.2平台企业关系治理

合同治理天然不完备性、约束不平衡性和强制履约的高诉讼成本等问题日益凸显，使合同治理提高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成效降低，合同刚性会降低各物种方之间的信任，阻碍各方知识交流与共享；由于物种方天生逐利性，合同治理结果往往不欢而散，而有效关系治理可维持价值共创连续性[5]。关系治理是保证价值共创协同优化、对生态主体起制衡与调解作用的非正式宏观行为规范与微观运行规则的综合[6]。关系治理维护机制和整合机制对企业生态位、生物链间关系以及整个系统健康都有重要影响[7]；关系治理分为联合规划和联合求解[8]；联合规划是制定措施避免危机出现的前摄性行为，与合同治理异曲同工，只是缺少明文规定的法律保护；联合求解是危机出现后共同应对的被动性反应行为，规避合同治理不完备性，致力于双方都满意的解决办法。

1.3平台企业关系治理与合同治理整合分析

关系治理与合同治理整合形成二元治理机制，孰强孰弱又形成四种治理模式；已有学者对互联网环境下二者动态演化路径及如何通过信息技术实现治理平衡进行研究[9]；还有学者对关系治理与合同治理耦合的供应链知识协同机理进行研究[10]；更有学者提出二者是否具有互补性、替代性以及同时兼有互补性和替代性[11]。平台企业开始聚焦于外部关系治理，而忽视了正式的合同治理；合同治理在新的环境下被弱化，其是否对平台企业开放方式服务创新绩效产生影响鲜有学者研究；在平台企业价值共创中，合同治理与关系治理的结合对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的影响更无学者研究；因此本文基于商业生态系统的视角，实证分析平台企业价值共创中合同治理与关系治理模式对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假设

2.1 合同治理与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

平台企业开放式服务创新使物种间协作频繁、非正式治理机制活跃，这种灵活关系容易导致失控现象；因此，合同治理有其成长的肥沃土壤；合同已成为生态主体间建立关系链接的必要形式；详细无漏洞的合同可以抑制不法分子钻空子，抵制机会主义；由于多方参与复杂性、信息不对称性和环境不确定性等，无法订立完备的合同；因此要签订灵活性和适应性都很强的合同，但成功的关键在于是否严格按照合同内容执行[12]。违约不仅造成经济损失，更会破坏生态主体在系统中的声誉，一旦被逐出系统，就难有机会再次融入，违约导致的声誉损失远远大于一次违约所得；生态主体预期未来合作收益是合同治理的根本动力，从而达成合作共识，产生价值共创的法律依据；正式合同可以对机会主义行为产生威慑，敦促各方按约履责，提高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

假设1：平台企业对其他生态主体采用的合同治理程度越高，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越好。

2.2 关系治理与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

仅靠合同治理无法预料价值共创中的风险和协调物种方之间的信任关系，更不能使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最大化，因此，关系治理至关重要。关系治理是随着价值共创时间延续和开放式服务创新实践展开而不断修正的契约，具有动态性和不断完善的特征；在整个商业生态系统形成的时候，物种之间的价值共创只是一个合作框架，甚至没有实质性内容，逐步依靠各方交易、交往和协作才形成大家一致默认的关系氛围，正是由于关系治理的动态性和过程性，才防止“敲竹杠”等机会主义行为再发生。价值共创是嵌入社会网络的重复活动，会加深彼此了解和信任，有利于增强现时合作和促进未来预期；关系嵌入性对服务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13]。关系治理就是物种间关系的选择与调整，关系治理可以提升服务创新绩效和增强竞争优势[14]，使企业获得1+1>2的利益模式，从而促进企业乃至整个商业生态系统的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15]。

假设2：平台企业对其他生态主体采用的关系治理程度越高，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越好。

2.3 关系治理、合同治理与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

在平台企业开放式服务创新中，合同治理总是内嵌于一定社会环境之中，因此，关系治理影响合同治理。首先，价值共创本质是一种“社会网络组织”，从合同激励、执行到适应，每一阶段都是在信任、沟通、共享等关系协调的基础上进行；其次，生态主体间容易形成联盟型、信任型和共享型关系，通过供应链管理、战略联盟、众包等网络化组织形式提高资源的外部整合能力，进而更好履约；最后，合作性交易关系有利于合同执行，关系维持有利于重复性交易，可避免单次交易囚徒困境。此外，合同修订依赖于关系治理；由于环境不确定性导致合同适应性不足，各方出于对长期利益、信任关系连续性考虑，通过各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解决争端而不是终止合同。良好的竞合关系可以增加彼此信任，不仅降低合同签订和监督成本，也能促进合同适应性；可见，联合规划、联合求解和协同优化等关系治理有助于合同治理水平提高。

假设3：平台企业价值共创中关系治理促进合同治理水平的提升；

假设4：平台企业价值共创中关系治理影响合同治理进而提升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

2.4 组合治理与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

商业生态系统强调彼此依赖、协同创新、技术融合、义务协作及对市场及时反映等能力，单凭合同治理不足以应对，需要关系治理加以补充。关系治理和合同治理对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产生交互式影响。二者并重治理机制既强调关系治理在价值共创中对开放式服务创新风险规避作用和信任强化作用，又重视合同治理在价值共创中对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的保障作用和对机会主义的遏制作用。二者关系是互补或是替代的，更有可能是相辅相成的，无论哪一种关系，如果能在平台企业开放式服务创新中统筹兼顾二者，必定能更好发挥二者规避风险、强化信任、保护各生态主体利益的作用。可能较强的合同治理会带来相对的不信任和强势等问题，但如果有关系治理作补充，这些问题都会缓和甚至消除[16]。因此，在双强型治理模式下，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会有更明显的提升。

假设5：平台企业对其他生态主体采用双强型治理模式比其他模式取得的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要好。

实证分析

3.1 研究设计

选取核心生态系统中平台企业、服务提供商、产品提供商、物流和顾客五个关键物种进行问卷调查，利用收集到的数据验证假设。为了得到可靠性和有效性的数据，采取多种方式对问卷发放和回收过程进行管理，并选取对价值共创与开放式服务创新有比较理性理解的调查对象，主要有平台企业管理人员、淘宝蓝冠及以上卖家、金冠及以上买家，以及EMS、顺丰、“四通一达”等七家快递公司管理人员。问卷主要包括：（1）背景资料；（2）平台企业价值共创中治理变量与开放式服务创新的关系；问卷采用里克特五级打分法，在问卷少量回收修改的基础上，从2015年6月开始进行正式发放，截止2015年9月收回问卷389份，通过检验数据的有效性和正确性，剔除错误数据，最终有效个案303份。

3.2 因子分析与信度分析

Bartletts球体检验均显著（P<0.001），KMO值分别为0.839、0.884、0.857，表明适合做因子分析；在关系治理中，提取“联合规划”、“联合求解”和“协同优化”3个因子，共解释了82.263%的总方差；在合同治理中共提取“合同激励”、“合同执行”和“合同适应”3个因子，解释89.326%的总方差；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共提取“市场绩效”、“服务绩效”和“协作绩效”3个因子，解释87.294%的总方差；效度很高，Cronbachs α值均大于0.75，均通过信度检验。

3.3 聚类分析

基于二元机制关系治理与合同治理孰强孰弱治理模式进行分类。将关系治理水平界定为其包含的19个指标的得分均值，将合同治理水平界定为其包含的19个指标的得分均值，以关系治理和合同治理作为维度，采用K-Means聚类分析方法把这303个项目样本划分为四类（表2）。

大部分企业采取双强型治理模式（占比48.51%），相当一部分企业采用强关系治理模式（占比30.36%），而采取强合同治理模式的企业占17.82%，极少数企业采用并弱型治理模式（占比3.31%），符合中国当前平台企业价值共创环境下开放式服务创新治理的实际情况。

3.4 方差分析

为进一步探讨不同治理模式对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影响程度大小，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不同的治理模式群组的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进行比较分析（表3）。

四组不同群组变量与市场绩效、服务绩效和协作绩效之间关联强度系数分别为52.4%、48.7%和54.9%，表明治理模式差异对市场绩效、服务绩效和协作绩效水平有较强解释力。三个绩效因子中，3组均值最大，4组均值最小，说明双强型治理模式给平台企业带来的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最大，而并弱型最差。从市场绩效来看，1组和4组、2组和4组、3组和4组（1组>4组、2组>4组、3组>4组，p<0.001）具有显著性差异，说明四个群组里采用并弱型治理模式的市场绩效水平最差。2组与3组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在强合同治理基础下，无论关系治理程度高低与否，都不会对开放式服务创新市场绩效水平产生影响。同时2组和4组以及3组和4组之间显著性差异特别明显，反映出平台企业对其他核心生态主体采用的合同治理程度越高，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就越好，初步验证假设1。从服务绩效来看，3组和4组（3组>4组，P2组，P2组，P4组，P1组、3组>2组、3组>4组，P<0.001）具有显著性差异，说明平台企业采用双强型治理模式比其他三种治理模式获得协作绩效水平更高，初步验证假设5。

3.5 结构方程模型

将调查数据载入AMOS17.0，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ML）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参数估计。模型拟合指标见表4，x2/df指标值小于2表示模型的拟合度可以接受，同时模型的拟合参数GFI、AGFI、NFI、IFI、RFI、CFI均大于0.80，而RMSEA小于0.08，因此整个模型拟合程度较好。分析结果如图1和表5所示。合同治理对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作用（Beta=0.535，p<0.001），表明平台企业在与其他生态主体价值共创时，合同治理程度越高，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越好，假设1得到验证。关系治理对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作用（Beta=0.562，p<0.001），表明平台企业与其他生态主体价值共创时，关系治理程度越高，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越好，假设2得到验证。关系治理对合同治理具有显著正向作用（Beta=0.487，p<0.01），通过正向影响合同治理对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具有间接驱动作用（0.261=0.487×0.535），表明平台企业在与其他生态主体价值共创时，关系治理程度越高，合同治理水平也越高，进而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也越好，假设

3、假设4得到验证。

3.6 交互作用

检验关系治理和合同治理之间是否有交互效应，以及这一效应是否促进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把关系治理、合同治理以及二者乘积作为自变量，对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做多元线性回归，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关系治理×合同治理与开放式服务创新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b=0.097，τ=1.542*），说明关系治理与合同治理之间存在交互效应，且对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假设5得到验证。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结论如下：（1）治理模式分为四类：双强型、强关系、强合同和并弱型。我国平台企业大多采用双强型治理模式。（2）平台企业价值共创中关系治理促进合同治理水平的提高，进而正向影响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3）平台企业价值共创中关系治理或合同治理程度越高，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越好；采用双强型治理模式比其他治理模式取得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要好，并弱型最差。

本文研究启示如下：（1）合同治理在平台企业价值共创中作用依然很大。生态主体之间健康具有关联性，合同防止一损俱损局面出现；合同不但具有法律效力，更具社会影响力。（2）要与其他生态主体保持“和谐共生”的竞合关系，打造协同优化的商业生态系统。实力和竞争力来自“共同体”，重视商业生态系统嵌入性，把生态系统扩展至更大范围。（3）合同治理全过程要重视关系治理，构建关系治理和合同治理的互补机制。价值共创准备阶段达成共识――合同治理为主，价值共创前期重视（信息、知识等）共享――关系治理为主，价值共创过程中要两者并重，才能形成开放式服务创新共赢的局面。

参考文献：

网络治理关系篇3

作为全球化发展和科技创新不断融合发展的产物———产业集群, 已逐步成为一种新兴的产业空间组织形式, 并逐步成为经济学科中一个逐渐升温的重要课题。关于产业集群的研究, 最早可以追溯到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Alferd Marshall) 在1920年研究英国的谢菲尔德产业区。马库森 (Markusen) 将产业集群比作成“平滑空间上的粘滞点”, 认为通过产业集群这种方式, 在一定区域内可以形成稠密的经济力量, 专业化分工更具体, 更能适合多样化的市场要求, 传统的福特制生产方式得到了巨大挑战。

20世纪70年代后, 网络化的市场机制逐步代替了原有的独立分散的市场机制, 与此同时企业也面临着各种发展的难题。随着内外环境的不断深入影响, 知识创新不断成为企业关注的重点, 同时也给创新的模式带来了巨大挑战。在合作和竞争的大环境下, 实现区域内关系网络的联结和互动是创新发展中最关键的战略方式, 能够带动区域内各个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从而实现共赢的局面。

产业集群治理能将产业集群内部各种类型、数目众多的各种个体整合到一起, 从而促进产业群内部协调发展。产业集群作为一种在空间集聚的前提下形成的特殊的网络组织, 治理模式独特, 并逐步演进和发展成以网络治理为主, 市场治理和层级治理为辅的多元化的治理模式。

二、产业集群网络关系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关系节点的联结

产业集群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具有“多重关系联结”的网络结构, 反映了在一定区域范围内部, 作为社会网络关系中的各个节点所形成的空间排列、聚集形态。产业集群的网络关系包括:基本结构和节点的联结程度。网络关系中不同的网络结构主要取决于不同的联结方式, 网络组织中的基本要素取决于各个不同的节点相互联结的程度。

1. 位于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的节点。

企业既包括纵向关系上的供应商及顾客, 也包括横线关系上的同类竞争企业。上下游的企业和同类企业是产业集群网络中的重要节点, 企业网络集群是企业获得知识和信息最重要的来源。企业是网络结构中的核心要素, 同时在集群的网络中经济主体的数量众多、类型丰富。大学或研究机构、政府机构、中介服务机构、金融机构等都是通过将企业作为彼此联结的核心节点, 共同构成了产业集群网络系统。

2. 以高校和研究机构为主体的知识节点。

高校和研究机构是产业集群网络中知识集聚的节点。区域内部所形成的教育节点是区域信息和知识的发源地, 其所凸显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培养和发展新的知识和创新型人才。二是不断产生新的知识和技术, 主要包括理论知识和实践中的专业技术知识。三是通过高效或研究机构的“衍生”作用, 能够促进知识型企业的不断衍生发展, 从而丰富产业集群网络, 促进区域产业更好的发展。

3. 以政府和其他机关单位为主体的公共部门节点。

公共部门以政府为代表, 这些部门在协调区域产业发展、创建产业集群网络的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 政府扮演着协调者和服务者的角色。通过在宏观层面对产业集群网络进行管理有助于提高区域内知识的流动性。此外, 通过设立真正的服务中心, 也可以为集群企业提供各类服务支持, 从而加强网络化关系, 减少了交易费用。

4. 以产学研互动为主体的中介服务机构节点。

在产业集群内部, 中介服务机构也已称得上是集群发展的催化剂或助推器。例如, 行业协会、创业指导中心、法律服务中心、产业孵化中心等都属于它的范畴。

5. 以银行、保险公司等构成的金融机构节点。

产业集群的发展和升级离不开金融资本的有效支持。金融机构是产业集群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要素, 集群的发展包括了各类金融资源的流动同时也包括了政府、银行、保险公司等各种各样的融资渠道, 共同构成了产业集群网络关系链上的又一重要节点。

三、网络化视角下的产业集群的治理模式的多元化研究

产业集群治理又称为产业集群的组织机制, 它不同于公司治理, 也不同于企业治理, 治理重点不是实现单个经济个体的利益最大化, 而是整个网络联合体的利益最大化。产业集群的治理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基于信任机制的网络治理;二是基于价格机制的市场治理;三是基于行政机制的层级治理。因此产业集群治理是一种包含网络、市场和层级治理三种模式为一体的多元化、共生的治理系统。

在实践中, 由于产业集群的相对复杂性, 产业集群的治理机制往往是由市场治理、网络治理和层级治理共同组成的。网络治理在产业集群治理模式中处于核心地位, 治理机制以网络治理为主, 辅之以市场治理和层级治理。市场治理的不可或缺性体现在市场的竞争性、交易性等, 这对优化产业集群内部的资源配置、扩大产业集群的网络规模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层级机制主要通过政府部门实施行政命令、企业内部治理和企业间兼并行为来实现治理, 有利于减少交易成本,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网络治理以各个网络节点为基础, 通过在内部形成的集体理性在网络链条上实现互动, 能够有效地协调所有关系节点的利益关系, 换句话说, 可以克服市场治理和层级治理所形成的单向的、独立的个人理性带来的不良后果。事实上, 通过整合协调市场机制和层级治理机制, 网络治理才能够更好的得以实施并发挥作用。

四、结论与建议

1. 结论

综上所述, 产业集群的三种治理模式之间不仅仅是相互融合的互补关系, 而且还存在的动态演化的关系。随着产业集群内部网络化关系的强化和深入, 市场治理和层级治理有可能想着网络治理的方向演化。产业集群的治理必须采取多元化的动态治理模式, 只有以上三种模式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好的实现预期的治理效果。

2. 关于产业集群治理的若干建议

(1) 建立和完善产业集群内部的合作机制, 提升网络组织的创新效应。从集群网络结构的节点来看, 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和同类企业是网络组织的核心;以高校为代表的研究机构、政府部门、中介服务机构等在网络组织的系统结构中起次要作用。提升网络组织的创新效应的关键在于要建立产业集群内部的合作机制, 通过网络组织子系统之间的交叉和融合, 特别是培育创新型的人才, 有助于产业呈现高效的、螺旋式发展。

(2) 发挥地方政府的引导和干预作用。地方政府可以通过网络化的干预模式, 在产业集群内部建立多个开放、多远、适度的企业网络节点, 促使产生多个核心企业。政府应当充当“调节者”和“服务者”的角色, 这样集群内部的若干核心企业才能够真正发挥区域企业的“龙头”作用, 打造精品示范企业, 从而带动区域产业集群的整体化、网络化意义上的升级。

(3) 加强集群企业与其他节点之间的广泛联系和开放程度。从知识网络的结构上来看, 越接近网络的中心位置、拥有规模经济的大型企业保持一定程度的开放度有助于产业集群内部的企业获得竞争优势。通过加强与各企业之间的联系, 可以增加彼此之间的信任感, 这对集群内部的企业获得长久持续的竞争优势具有促进作用。

(4) 进一步协调集群网络内部关系, 完善产业集群的外部环境。加强产业集群治理的另一个关键是集群环境的优化。位于网络关系各节点之间的企业、高校、政府部门都应当致力于改善集群环境, 例如政府可以建立跨区域的交流平台促进不同区域企业间的合作, 进一步延伸或突破“集群边界”, 在网络化关系的基础之上实现新的联合;企业应当更好的利用层级治理这一治理模式, 发挥核心企业的示范作用。

摘要：随着产业集群的进一步深化, 产业集群内部逐渐催生出一种新的力量, 被称为产业集群治理。对于集群中参与到国际竞争中的企业来说, 如何有效利用网络组织间的关系与互动, 从外部网络中所包含的各种知识来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 已经成为企业建立竞争优势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在网络组织关系的视角下探究了产业集群的多元化治理模式, 对于企业进一步发展竞争优势、产业集群内部的协同发展以及相关部门制定合理有效的政策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产业集群,网络关系,治理模式,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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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国强.网络组织的内涵、特征与构成要素[J].南开管理评论, 2001 (4) .

论公司治理与内部会计控制的关系篇4

内部会计控制是内部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内部会计控制是指单位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提高经营效率和效益，确保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而制定实施的一系列控制方法、措施和程序，构成内部控制的目标，内部会计控制始终是内部控制的核心。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开始实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也不断完善，相应的法规也不断出台。企业内部会计控制依赖于现有的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文化等因素，而公司治理结构正是这些宏观因素作用的结果，其构成了企业内部会计控制的基础和依据。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内涵与外延的变化正是公司治理结构作用的结果。

内部控制是相对于政府控制、社会控制的一种控制。在外延上，内部控制包括会计(财务)控制、管理控制、业务控制和法规执行控制等。内部控制是指由企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全体员工实施的、旨在实现控制目标的过程。随着“内部人控制”现象的蔓延、“企业法人财产权”的过分强调和片面理解、董事长及经营者职权的滥用以及内部人“道德风险”引起的一系列舞弊行为发生，又必然形成对内部控制制度的破坏。于是，在西方，出现了由社会职业团体制定统一的内部控制来约束“内部人”的行为。在我国，则由政府有关部门颁布法规，加强和规范企业内部控制。我国会计理论界对内部控制的概念定义为“三个目标论”、“四个目标论”。“三个目标论”认为内部控制是为了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完整，保护单位资产的安全、完整，确保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单位内部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而“四个目标论”除了保证资金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合理保证企业经营管理合法合规外，更重要的是为了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

笔者不仅认同“四个目标论”，而且认为“四个目标论”的前提侧重于内部会计控制，后一项涉及与会计相关的管理控制。之所以这样定位的原因是：第一，单位内部控制弱化不仅限于会计控制，而且涉及管理控制的各方面，有些环节的控制单纯强调会计控制是不够的，需要全面地进行综合治理，提高内部管理水平。第二，内部会计控制并不只涉及会计控制，就会计论会计，凡与会计无关的控制都不予涉及。会计的核算职能表明，比如对于采购与付款、销售与收款、工程项目、对外投资等业务环节，实质上都与会计控制密切相关，它们都是通过货币计量而进行的价值核算，并在核算中加以规范。否则如果单纯就会计论会计，内部会计控制很难发挥作用，不能有效地解决当前内部控制弱化所产生的种.种现实问题。而应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把会计控制确定为企业内部控制的核心，同时兼顾与会计相关的控制。第三，国际上内部控制中会计控制和管理控制不断融合的趋势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符。这样理解是与《会计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相吻合的，具有法律依据，也是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所涵盖的范围。

三、公司治理与内部会计控制的关系

公司治理与内部会计控制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两者在内容上又相互交叉，交叉部分主要是监督、信息沟通和权责分配。内部会计控制与公司治理都产生于委托代理问题，是决定公司经营效率和公司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要素。但是，两者委托代理的层次是不同的。公司治理产生于两权分离，是基于所有权、控制权、经营权相分离的事实而建立的约束、激励和监督机制，解决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委托代理问题;而内部会计控制则解决公司经营管理中不同层次经营者的委托代理问题。公司治理处理的是股东、董事会和经理层三者间的关系;内部会计控制处理的是董事会、经理层和各职能部门的关系。因此，董事会和经理层既是法人治理结构的主体，也是内部会计控制的主体。公司治理结构与内部控制的连接性和互动性(李连华，2005)这种关系可用图1表示。

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公司治理与内部会计控制的关系进行探讨。

1、公司治理与内部会计控制统一于企业目标的实现中

内部会计控制的主要目标是减少虚假会计信息、防范差错、保证资产的安全与完整，从而保证经营效率和效果。而公司治理的目标是保证企业运行在正确的轨道上，健全的公司治理是企业经营目标得以实现的保证。因此，内部会计控制与公司治理统一于企业目标的实现中。

2、公司治理是内部会计控制的前提和基础

公司治理结构是促使内部会计控制有效运行、保证内部会计控制功能发挥的前提和基础。公司治理机制有效才能从源头上实施内部会计控制，保证控制目标的实现。公司治理是内部会计控制的组织保障，具有权力配置、激励约束和协调功能，可以解决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可以规范和约束代理人的行为和克服其机会主义倾向;可以激励和约束董事会和高级管理者的行为，从而影响内部会计控制的运行效率。

3、健全的公司治理是内部会计控制有效运行的保证

内部会计控制能否有效运行，与公司治理是否完善有很大联系。公司治理包括内部和外部公司治理。内部公司治理主要针对企业内部权利与责任的划分;外部公司治理主要是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内部会计控制能否有效运行，与公司治理是否完善有很大关系。只有在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中，一个良好的内部会计控制体系才能真正发挥它的作用，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与效果，并加强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因此，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尤其是风险控制和决策约束机制是提高内部会计控制运行效率的关键。

4、公司治理与内部会计控制之间存在作用互补区域

内部会计控制包含了内部治理和经营控制、财务控制等;公司治理和内部会计控制之间互相依赖，具有内在结构上的对应与一致性。从不完全契约角度分析，如果公司治理是一种关系契约，那么内部会计控制就是这种补充契约，旨在弥补关系契约的不完全性，确保公司取得比较优势。由此可见，公司治理与内部会计控制在本质上存在着一种天然的互动关系。公司治理与内部会计控制目前正在融合过程中，两者的交叉部分是监督、信息传递、权责分配，治理主体评价内部控制运行效果，经营者有责任向治理机关报告内部控制的执行情况。该交叉区域的大小由所有权结构和治理结构的特点决定，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时，治理结构与内部会计控制趋于合一。以内部治理为主的公司，股东和股东会、董事会是监控主体，因而交叉区域较大;两权分离或以外部治理为主的公司，主要通过外部治理机制发挥作用，经营者是控制主体，因而交叉区域较小。

【参考文献】

[1] 朱荣恩：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的思考[J].会计研究，2001(1).

[2] 张天阳：基于股权结构的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治理研究[M].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

网络治理关系篇5

关键词：关系治理,契约治理,治理成本,企业成长

目前我国大部分民营企业仍处于创业和成长阶段, 有着短暂的成长率和极高的消失率, 如何促进其稳定发展, 一直以来是学术界的重要议题。尤其在转型时期的中国, 民营企业发展吸引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已有的研究表明, 特殊的家族化管理使得民营企业在成长中会运用两种典型的治理模式, 即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这两种治理模式都可以减少内部的代理成本以及获取外部关键的发展资源和信息;在我国的改革早期, 甚至可以躲避政治歧视和获取保护。学者们也曾就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的内涵与运用情境问题做过一些有意义的探讨, 这些研究深化了人们对关系网络和企业战略模式选择的认识。但值得注意的是, 已有文献基本上是从外部环境角度出发“静态”地讨论民营企业的治理问题, 本文则从与其民营企业成长的角度分析治理模式问题, 即将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纳入民营企业成长的分析框架, 动态地考察治理成本的变化与治理模式运用的演变。

1. 关系治理与契约治理的内涵与意义

(1) 关系治理。

已有的研究表明, 关系治理的内涵是与信任 (Zaheer et al., 1995) 以及社会交往 (Uzzi, 1997) 有着密切的联系。信任在缓解民营企业代理成本的问题上具有重要意义, 而长期的社会交往作为一种重复博弈的形式有利于开放信息交流、降低信息的不确定性。李新春和陈灿 (2005) 探索性地开发出了中国家族企业关系治理的量表, 发现关系治理在不同的情境下所组成的因素是不同的。同时, 关系治理对于民营企业成长也有着特殊的作用。这一问题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迅速提高和管理研究环境的改善之后, 也受到了学者们更多的关注。Zhou et al (2003) 认为由于市场要素发育的不完全, 正式制度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权力资本与关系资本就会发挥作用, 并与法律契约一起构成了混合式契约安排。

(2) 契约治理。

与非正式的关系治理相对应的是正式的契约治理, O.E.Williamson将其描述为在“算计”性信任的基础上, 通过各种正式的合约来完成交易以及实现诸如企业联盟、网络等形式的合作。然而目前我国转型经济中的外部市场制度并不完善, 使得大部分企业不得不依靠非正式的治理模式完成交易, 但随着市场在经济转型中越来越占主导地位, 以及其制度基础的逐步完善, 对于具有最大逐利动机的民营企业而言, 未来仍会普遍利用市场机制来完成交易 (储小平, 2003) 。

(3) 本文定义。

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普遍存在于民营企业内部与企业之间, 并且关系治理是指基于信任和长期交往实现的非正式的、个人化的治理模式。在这一意义上, 其作为原始的身份契约形态是与礼品交换以及权力关系相联系的, 建立在广泛深入的社会网络的“强联系” (1) 之上, 这一点也被人类学家所强调。契约治理则是通过市场谈判、明确利益责任和履约与监督完成交易。因此, 关系治理带有人情、义务、互惠等嵌入性特征, 契约治理则具备非人格化的特征。

通过已有文献回顾, 可以发现它们主要是从两方面做出讨论的:阐述企业内部员工的关系治理与契约治理;外部环境变化对关系治理同绩效之间联系的调节作用。本文则关注民营企业外部的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问题, 利用企业内部资源条件和外部环境两方面, 动态地考察治理成本的变化与企业成长的逻辑关系。

2. 关系治理与契约治理成本的动态变化

(1) 治理成本及其含义。

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 各种治理模式的运用在给企业带来资源和收益的同时, 也会产生交易成本。由于在治理模式运用中存在的不确定性, 而产生了交易成本, 本文称之为治理成本。民营企业运用两种治理模式时会产生相应的两种治理成本。其中, 关系治理成本指为维系非正式的关系网络而付出的人情、义务等成本;而契约治理成本即企业为搜寻交易伙伴、市场谈判以及履约和监督等产生的一系列成本, 也就是科斯意义上的市场交易成本。民营企业多重治理模式并举的状况, 实际上会使企业形成多种治理成本的结构, 并促使经济主体会相机选择主导的治理模式, 使得收益大于成本而推动企业成长。

(2) 治理成本的动态变化过程。

关系治理由于嵌入了家族信任、情感以及长期交往等非正式的文化规范因素, 在中国特殊的社会价值取向中, 发挥着极大的作用。民营企业在创业初期由于缺乏合法性、声誉以及资源获取能力, 具有很大的“新创弱性”, 运用正式的市场手段完成履约与监督活动的成本是高昂的, 使得企业主不得不运用非正式的关系治理模式。这表现在:首先, 利用家族资源成立企业。例如Ruef et al (2002) 提供的数据显示, 夫妻或亲戚关系共同创业的占到新创企业总数的1/4以上。李新春等人 (2008) 在对珠三角民营企业调查中指出, 民营企业在融资中向家族成员筹集是较为重要的一种方式, 流动资金占到反应百分比的37.1%, 固定投资资金的反应百分比为47.9%。其次, 将家族成员委任到核心管理岗位, 如财务、出纳与战略发展等, 使得企业利益与家族利益高度一致, 有效地减少了代理成本。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家族资源的提供与企业主的个人社会资本毕竟是有限的, 它们具有高度的刚性特征, 不能随着企业的成长而同比例的增长。使得民营企业在取得规模成长之后, 更多的依靠外部关系网络获得发展, 但维系与外部企业和政府官员的良好关系会面临着日益增加的成本, 因为权力资本和关系资本在弥补正式制度和契约不完善的同时, 也会带来寻租与腐败的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 契约治理手段的运用则是在企业成长到一定阶段之后进行。但这一活动的展开在初始阶段无疑是成本高昂的, 通过市场机制履行合约与获取资源都会举步维艰。企业通常会花费比人情关系数倍多的成本, 却只能获取微小的利益 (Poppo et al., 2008) 。因此如部分社会调查所显示的, 民营企业主对陌生交易方的不信任, 迫使其依靠熟识的客户来完成交易。不过民营企业在取得一定的成长后, 市场地位逐步提高, 具备了一定的议价能力, 而交易伙伴之间的长期交往也能有效减少机会主义与不确定性。

3. 治理成本变化与民营企业成长的实证分析

根据上文的分析, 可给出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成本的动态变化曲线 (如图1所示) 。 (1) 关系治理成本呈现U型曲线的变化, 而契约治理成本会在很高的起点上下降, 表现为凸向原点的L型曲线; (2) 可以推论, 二者的变化速率是不同的。关系治理的成本在初期下降之后会一直缓慢上升, 相比之下, 契约治理的成本却会快速下降, 因为随着企业资源能力的积累, 新创弱性会日益消除, 从正式契约治理中获得的收益会大幅增加。那么根据二者的动态变化, 可将民营企业成长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分别为创业期、成长期和稳定期 (2) 。由于民营企业成长过程中不同治理成本会发生动态变化, 因此企业必须根据成本的大小平衡两类治理模式的使用, 以促进其规模成长。

民营企业在刚刚创业时期, 其固有的新企业弱性迫使企业主利用正式的市场机制面临着很高的成本, 而嵌入性的关系网络的运用却能使企业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发展资源。契约治理的成本TC (C) 远远大于关系治理成本TC (R) , 从图中能得知, 当企业运用关系治理的成本处于最低点A点时, 对应的契约治理模式在很高的B点上。所以, 创业时的民营企业会使用单一的关系治理模式将企业向成长阶段推进。在这一时期, 虽然TC (C) 仍大于TC (R) , 但由于企业积累了一定的客户资源和市场地位, 具备了运用契约治理的能力, 同时也从正式的市场交易机制中大大获益, 两种治理成本的差距已迅速缩小, 企业会合理平衡两种治理模式的运用, 推动企业向更高水平发展。在关系治理成本曲线与契约治理成本曲线的相交点D处, 二者的大小方向开始改变。运用关系治理的成本会逐渐超过契约治理的成本, 即TC (C)

基于上述分析, 民营企业的治理模式选择行为会受到治理成本结构的深刻影响, 成本的动态变化会促使企业采用不同的治理手段。其演变趋势是民营企业会在创业和成长阶段以使用关系治理为主, 而在稳定期, 由于具备了一定的市场地位和资源能力, 逐渐以契约治理为主。因此, 从实质上可看出, 两种治理模式的运用与民营企业成长是互为报酬递增的逻辑关系。企业在创业与成长的不同阶段, 由于资源能力和机会条件的改变, 使得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的成本不断变化, 企业就会机会主义地选择低成本的治理手段。但是, 合理平衡两种治理模式运用的方式同样推动着民营企业的不断成长。

4. 政策与建议

综合本文已有的分析, 民营企业在成长过程中的治理模式选择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 在中国转型时期的背景下, 正式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使得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与其他企业相比, 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因此, 非正式的关系治理对民营企业特别是创业阶段有着重要的作用。企业主应该充分利用家族资源与个人关系网络吸纳社会资本, 快速地发展企业并减少外部不确定性。

第二, 在运用关系治理时, 由于权力资本和关系资本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企业应充分意识到诚信、合法交易的长期利益, 避免寻租与恶性竞争的不良现象出现, 使自身在良性健康的轨道上发展。

第三, 现阶段我国市场竞争强度和不确定性极高的局面使得部分学者强调, 企业混合使用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两种治理模式会比仅仅采用一种模式产生更好的效果。但本文认为, 由于各个地区民营企业发展水平和外部政策导向的差异, 企业主应该结合企业内外情况, 判断是以单一治理模式为主导还是合理平衡二者的运用强度。

第四, 综合来看, 从民营企业资源扩张以及机会条件出发, 其治理模式的发展趋势仍是由关系治理转向契约治理。虽然关系治理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发挥功效, 但是通过明确利益责任, 按照市场合约方式完成交易会给企业带来更大的收益。因此, 民营企业应抓住经济转型中的逐步变好的外部环境, 充分利用契约治理建立完善的内部规章制度和外部交易机制, 不断推动民营企业稳步发展。

参考文献

[1]Ruef M, Aldrich H E, Carter N M.Don't go to strangers homophily, strong ties, and isolation in the formation of organizational founding teams[R].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Meeting, Chicago, 2002.

[2]Uzzi B.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7 (42) :35-67.

[3]Zaheer A, Venkatraman N.Relational governance as an interorganization strategy[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5 (5) :373-392.

[4]Zhou X, Zhao W, Li Q, Qiang H.Em-beddedness and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s transition economy[J].American Sociologic Review, 2003 (68) :75-102.

[5]储小平.社会关系资本与华人家族企业的创业及发展[J].南开管理评论, 2003 (6) .

[6]李新春, 陈灿.家族企业的关系治理:一个探索性研究[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6) .

网络治理关系篇6

1.1 公司治理的含义

公司治理是指对公司的管理和控制,即在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情况下对企业的内部控制和管理。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催生了许多的利益集团,包括公司股东和管理者,这些利益集团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公司治理就需要协调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在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就形成一种制衡的稳定状态,以保证企业稳妥发展。

1.2 财务治理的含义

财务治理是对公司财务的管理和控制,即通过对企业的财权分配和控制权分配,协调公司内部各种关系,建立一系列完整的分配控制制度,解决公司各利益相关者关系的一套完整的制度安排。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类似,但实际上财务治理并不等同于财务管理。财务管理是公司在财务上的一种管理活动,侧重于管理,而财务治理则侧重于企业内部权力的管理制衡关系,和公司治理类似。

1.3 公司治理和财务治理的关系

公司治理和财务治理皆是企业在适应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两者都是企业经营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且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公司治理是财务治理的前提。其次,财务治理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再次,公司治理和财务治理的目标相同。当然公司治理和财务治理的主体也包括在内,它们会在公司治理和财务治理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使得企业价值不断增值,因而两者具有共同的目标。

由此可见,公司治理和财务治理在本质上有着紧密的联系。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中最重要的架构,财务治理是公司治理的最重要的内容,是公司治理的现实、集中和根本体现。两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因此,正确处理好公司治理和财务治理的关系对一个企业来说至关重要。[1]

2 雷士照明公司治理及财务治理分析

2.1“雷士风波”简介

雷士照明控股有限公司于2010年5月20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成为中国国内照明行业的领军企业。雷士照明上市前经历了创始股东吴长江控制权失而复得的过程,上市的第二年吴长江曾被“逼宫”后依靠强大的经销商重新掌权,上市后的第四年其再遭“逼宫”和经销商“倒戈”导致控制权旁落。

2.2“雷士风波”映射出的公司治理问题

2.2.1 中外“契约”差异,高层各执一词乱人心

西方的契约是两人以上相互间在法律上具有约束力的协议,而中国式契约则不然,它靠的不是法律,而是人们之间的诚信的承诺。2012年5月25日,吴长江因协助调查重庆南岸区官员案件离职,阎焱认为这是符合规章要求的,如果已经失去了履行作为董事长或者公司高管的能力时,就失去担任高管的前提。而吴长江却认为其是在协助调查的情况下,不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才辞职的,这只是暂时辞职。而后阎焱认为在一个上市公司,辞职的时候需要程序,回来的时候更需要程序,便向媒体提出了关于吴长江回归的处理好关联交易等三个要求。吴长江却认为这三个条件是作为朋友私下聊天而提出的,不应该出现在媒体上。

2.2.2 创始股东一意孤行,董事会被架空

董事会对于公司总部要从惠州搬到重庆南岸区感到非常诧异,因为董事会从来没有讨论过总部要搬迁。后来经过调查了解到董事会确实对搬迁总部召开过紧急会议,就总部搬迁一事进行讨论,结果是除了吴长江赞成,其他董事都反对搬迁,因此董事会决议不搬。但吴长江仍带领总部几百人搬到重庆去,并通过向政府承诺三年内100亿元销售额和每年在当地缴纳5亿元的税换来政府给公司的一些优惠补助和好地段。所有这些都是创始人吴长江的个人意志,完全不经过董事会的决议。

2.2.3 创始股东过度自信其个人社会资本价值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实际控制人为保持对企业持续稳定的控制,应对企业关键性资源拥有支配权,实际控制人应最大限度地将个人社会资本嵌入到组织社会资本中,以提高个人社会资本对组织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及不可替代性,从而增加有效性区域在组织社会资本中的占比,即增强社会资本的契合度。[2]雷士两次控制权争夺战,吴长江均凭借供应商和经销商的力量得以化解。当实际控制人个人社会资本与组织社会资本差异较大时,社会资本契合度就较低,其对企业核心资源的控制力就较弱,环境变化就有可能导致其失去实际的控制权。在雷士的第三次风波中吴长江未能幸免,随着经销商的集体倒戈,仅持有雷士约2.54%股权的吴长江在资本强权面前最终败下阵来。

2.3“雷士风波”映射出的财务治理问题

2.3.1 融资节奏失调,引“狼”入室

第一次股权纷争让雷士在猝不及防的情形下急需资金解困,因而融资谈判中明显处于不利境地。随后融资时的股权出价过低,导致了创始股东吴长江的股份被大量稀释,至雷士在香港上市时吴长江持股比例已降至23.33%;引入施耐德后,吴长江持股比例降至19.32%;第二次风波后由德豪润达收购吴长江股权,至此吴长江仅持有雷士的股权约2.54%。很显然,吴长江在雷士急剧扩张时没有把握好融资节奏,导致其控制权最终旁落。可以说“融资”成就了雷士照明的辉煌,更是创始人吴长江股权被屡次稀释的始作俑者。

2.3.2 违背上市公司规则,创始股东存在利益输送的自利行为

2013年吴长江与胞弟吴长勇在其家乡重庆铜梁投资10亿元创办了华龙盈科LED照明生产基地,并招揽亲信加入。华龙盈科作为雷士最大供应商,将采购于其他生产商的产品加价5%~37%卖给雷士。现任董事长王冬雷谴责吴长江涉嫌为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进行利益输送,私自将雷士照明品牌权利授予其他公司,涉嫌绕开财务总监为其弟吴长勇侵占、挪用或诈骗公司资金提供便利,涉嫌在损害公司利益的前提下为自己偿还4亿元的赌债,并暴力阻挠重庆万州工厂开工等。[3]

2.4 财务治理对公司治理的连锁反应

由于创始股东吴长江认为雷士公司是他一手创造的,并不重视公司章程等他认为形式的东西,所以在融资的过程中,不惜通过贱卖他的股份来制约其他大股东,最终导致他的股权被稀释,在公司中失去了控制权。并且在引入资金的过程中,吴长江并不在乎董事席位,也不设立关键人条款等来保护自己的控制权,以及财务治理的混乱都导致了后期公司治理的不稳定。

3 反思

雷士照明发展案例说明,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公司转型即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是一般规律。采用现代化的公司治理和财务治理制度,遵循契约精神,遵守董事会的决议,分配好财权是保证公司规范运营、确保盈利的前提,才能使民营企业适应市场规律,实现长远的发展。也只有这样,才会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创业者与战略资本之间的矛盾,实现共赢。

参考文献

[1]李侠.对煤炭企业公司治理与财务治理关系的思考[J].当代经济,2013(18):22-23.

[2]赵晶.个人社会资本与组织社会资本契合度对企业实际控制权的影响——基于国美电器和雷士照明的对比[J].中国工业经济,2014(3):121-133.

金融创新与公司治理的关系篇7

金融创新[1]是指为了获得现有的金融体制和金融工具无法取得的利润, 变更现有的金融体制和增加新的金融工具。金融创新是双刃剑, 我们在看中它带来的利益的同时也要注意风险时刻存在。在2008年, 由金融创新工具引发的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影响, 包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等上千家金融机构的破产以及各个行业中一些企业的倒闭, 使得我们在金融创新对公司经营治理的影响方面有了更深一步的思考。人们越来越关注如何治理公司可以更好地利用金融创新的积极影响以及预防金融创新带来的消极影响, 因此本文从公司治理角度来分析当代企业应该如何应对金融创新。

一、有关金融创新的公司治理问题实证分析

金融创新的创造之初是为了规避政府管制, 分散经营风险。但随着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金融创新下的虚拟经济逐渐往投机型的实体经济演变, 投机活动愈演愈烈。在次贷危机发生后, 庞大的金融衍生品便成了金融市场的重磅炸弹, 迅速向全球经济扩散。在当代的金融环境下, 各类公司在处理金融创新时都出现不少问题, 下面以巴林银行为例。

1995年2月, 巴林银行宣布破产, 之后被荷兰国际集团以1英镑价格收购, 这位拥有233年历史的国际投资行竟毁于一个年仅28岁的尼克里森手中。虽然整个事件都将矛头指向里森, 但是仔细分析下, 其实质反映出的是一个在金融创新下由于公司治理出现问题而导致的灾难。巴林银行破产的直接原因是新加坡巴林公司期货经理尼克·李森错误地判断了日本股市的走向, 在期货交易中连连失误。并且在巴林总部不自知的情况下, 里森先后作假, 直到账面损失过大而被揭露, 但此时巴林银行再无回旋余地。所有人都在质疑, 这不仅仅是一个交易员欺瞒管理层, 制造假账就能扳倒一大型投资银行, 其中透射出了公司治理上的缺陷。

从巴林银行破产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 整个事件的“罪魁祸首”有以下几个: (1) 公司内部严重失控, 审计权和操盘权同时由一人掌控; (2) 外部监管出现漏洞。其中公司内部严重失控又可分为:母公司未考核员工的素质就委以重任;岗位安排违反内控原则, 子公司个人权力缺乏制约;母公司对子公司的监督作用失效;母公司发现问题不及时纠正, 反而纵容。而外部监管问题有三个:交易场所的监控有缺陷;政府当局的监控失效;跨国监管难题。

二、金融创新与公司治理的关系

企业经营的好与坏直接关系到其自身的存亡, 特别是在当今金融创新风靡全球, 覆盖几乎所有企业时, 金融创新所带来的利润和风险是每一个管理者需要权衡的主题。金融创新与公司治理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 金融创新对公司治理的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无论在金融领域还是在其他领域展开全方位创新, 从组织结构创新、金融工具创新, 到金融服务的创新, 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从组织结构和公司发展模式来看, 中国对国有商业银行[2]的股份制改革, 使得在重点领域和环节的创新都有了重大突破, 同时中小金融机构组织体系的创新、金融服务功能的丰富、以金融控股公司为重要形式的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的建立, 很大程度提升了金融企业的运营效率。

从金融工具创新来看, 自中国金融市场不断完善后, 国内的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好, 黄金期货、货币利率互换交易、信贷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工具的出现, 加快了债券市场的产品创新, 同时为企业提供分散风险的手段。一些融资工具的创新, 使得企业融资成本降低, 也使一些规模小、利润率低的企业能够进入金融市场进行融资, 为企业进行短、长期融资创造便利。

从金融服务创新来看, 各大金融机构基本都确立了以市场为导向、以顾客[3]需求为基础的营销理念, 针对客户不同需求提供不同的服务, 个人金融服务已经成为金融企业的竞争点。存贷款业务、进出口信贷、福费廷等金融服务不仅为各类金融机构增加了收益率, 同时也为其他非金融企业提供资金流通便利。

(二) 金融创新对公司治理的消极作用

不言而喻金融创新带来了大量的金融工具和服务, 给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带来了利益和便利, 但同时也使企业面临更大的风险。尽管金融创新可以帮助企业分散和转移风险, 通过金融工具或服务将风险转移或分散给愿意承担的一方, 使得企业面临风险减少。但是从全球化角度看, 金融风险仅仅只是分散, 并没有减少或消除。随着利益机制的不断驱动, 金融机构会更大范围和更大数量的承担风险, 一旦这种风险转变为现实, 那么金融工具创新带来的破坏力将远远超过传统的金融风险。这些使得管理层在公司治理上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对金融机构来说, 金融创新工具所带来的风险直接关系到金融企业的存亡。创新一方面加大了原有的系统风险, 比如授信范围的扩大无疑会增加信用风险;另一方面创新带来了新的风险, 如金融电子化创新引起的电子风险、金融业务管理创新中出现的伙伴风险、与金融国际化相随的国际风险等。这些都使得金融市场环境变得不稳定, 使得金融企业公司治理难上加难。

而对非金融机构, 尽管金融创新对其影响并不如金融企业大, 但是在当今信息化时代, 在非金融企业中, 由于大量金融工具的引用, 如融资工具、期货的套期保值、进出口信贷等, 使得当金融风险来临时, 公司治理面临巨大挑战, 稍有不慎就将严重影响公司经营绩效。挑战主要表现在: (1) 金融创新带来收益的同时也引来风险, 管理难度加大; (2) 金融创新工具使得公司经营领域变得广泛, 对人才要求更高; (3) 金融市场的波动对公司影响加大, 宏观调控政策影响加剧。

三、金融创新下未来公司治理的方向

金融危机过后, 各国政府、学者以及业内人士在反思金融创新过度、各国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失灵的同时, 也重新将目光放在公司治理上。从美国公司治理模式失败的案例到中国公司治理中所遇挫折, 这些都说明一个事实———公司治理不仅仅是公司内部的经营, 它还与政府规制和宏观外部环境息息相关。

在充分激发员工积极性和发展企业文化的基础上, 管理层在企业内部治理上应做到以下几点: (1) 监事会应与公司管理层脱离, 保持一定独立性。监事会在公司内部行使的是监督检查的职责, 其能否保持独立性、恪守职业原则是衡量其工作是否合格的标准。如果监事会不能保持独立性, 涉及到公司经营领域, 那么很有可能会成为巴林银行第二。 (2) 加强对金融创新工具的风险的内外部管理, 强化全员风险意识。对于金融机构, 金融工具的风险控制无疑是其业务中的关键步骤, 同样对于非金融机构也是不可或缺的。在风险的内外部管理上, 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通过风险评估, 准确识别企业的内外部风险;通过将定性和定量的方法相结合, 对企业的风险大小进行预测, 随时掌握风险的影响程度。在面对风险采用何种态度 (风险规避、风险承受、风险降低、风险承受) 时, 可以依据成本效益原则来决定。 (3) 提高公司内部沟通效益。在金融市场中, 信息的传导占有重要的地位。正如巴林银行的倒闭事件中, 正是由于里森和巴林总行缺少沟通和有效地信息传导使得问题愈演愈烈, 一发不可收拾。建立一个风险管理信息系统, 时刻保障信息与沟通的顺畅和及时对提高公司内部沟通效益具有实际意义。即可建立一个电子信息系统, 也可以加强信息的收集、识别、分析的工作, 确保风险信息能准确及时的从公司各个层次达到管理层, 以便于做出准确决策。

公司除了要对其内部进行治理外, 还需要考虑外部宏观环境[4]。在外部治理上, 公司所要面对的是政府、行业、中介机构、债权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本文认为外部治理应该从三个层次来展开, 首先是政府的宏观供给, 其次是市场竞争机制的构建, 最后是产品市场和公司控制权的治理。在第一层次上, 政府的宏观供给是公司进行外部治理的基础, 在政府建立的公平市场环境下, 强调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价格发现功能是外部管理的第一步。而在第二层次上, 为公司建立市场竞争机制, 等价于为公司建立外部治理的市场基础。在宏观环境和市场竞争机制都有的情况下, 对产品市场和公司控制权加强治理, 是企业在第三层次上来进行外部治理。

公司的治理绝对不仅仅是针对局部, 它需要从内部和外部[5]两个方面来统一进行, 即把公司治理结构合理化与政府宏观环境和公司内部经营相结合。只有有了良好的有益公司发展的外部市场环境, 内部公司治理水平才会不断地得到提升, 在金融创新带来的新的市场环境下抵御风险的能力才能不断加强。

结束语

在金融创新占主要优势的经济时代, 金融创新尽管给整个市场带来了不可避免的风险, 但是如果将其运用得合理恰当, 同样可以给企业带来超额收益。在公司经营中, 管理者应当有效地利用金融创新和完善公司治理, 正确看待风险和收益, 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

摘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金融创新已经成为当代金融业的发展趋势之一。金融创新给企业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创造了风险, 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人们的目光聚集到金融创新的管理上。重新从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两个角度出发, 分析金融创新与公司治理的关系, 并就在金融创新下公司治理方面出现的问题, 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 这对中国资本市场在金融创新上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金融创新,风险,治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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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吉水.金融创新与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J].银行家, 2008, (4) .

[4]韩冰, 马若微.中国公司外部治理机制的建立与完善[J].集团经济研究, 2004, (11) .

网络治理关系篇8

一、我国网络广告的市场失灵

“所谓网络广告,是指在互联网的站点上发布的以数字代码为载体的各种经营性广告。”[1]从本质上看,网络广告活动是市场经济活动。1994年美国“连线”网(www.wired.com)登出全球第一则网络广告。1997年3月,Chinabyte网站上出现了第一条商业性网络广告,它标志着中国网络广告的诞生。

根据iResearch的调研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网络广告市场规模为46.6亿元,比2005年增长48.9%。另据最新统计,2007年中国网络广告整体市场规模增长至76.8亿元人民币(不含搜索引擎关键字广告),较2006年增长54.2%。随着网民数量的快速增长、更多传统行业广告主对网络营销重视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以及奥运会的强势拉动,预计2008年中国网络广告市场规模将增长至约121.7亿元,相对于2007年的增长率预计为58.5%,增长势头良好。尽管我国的网络广告市场取得了飞速发展,但目前仍处于不完善阶段,经营状况不容乐观,主要有以下表现:

第一,虚假网络广告呈现很大危害,影响网络广告发展环境。虽然这一问题在传统广告领域就已出现,但在网络广告中显得尤为突出。面对范围广、数量大的网络广告,消费者难辨真伪,遇到虚假广告时没有相应的法律武器,显得无能为力。这不仅直接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对网络广告行业本身也是一种伤害。

第二,网络广告价格混乱,恶性的价格竞争不断。由于网络广告起步阶段的各种不规范操作,出现广告价格的不正当竞争,既影响了网络广告经营者的自身利益,也使广告主对网络广告失去信任,影响网络广告的长远发展。

第三,欺诈广告、色情广告、枪支广告、毒品广告等违法犯罪广告内容在网络空间不时出现,严重影响网络秩序、社会秩序,败坏社会风尚。甚至在一些违法犯罪分子眼中,网络成了犯罪的天堂。由此可以看出,在没有政府监管的背景下,通过网络广告活动主体自愿交易无法实现网络广告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这就是“市场失灵”。“网络广告市场的自由和自发的活动个体在反复的博弈中进行的非合作选择,使得网络广告市场秩序的自发建立成为不可能”,[2]因而网络广告市场的秩序需要政府培植。网络广告的政府监管正是源于此。

二、我国网络广告监管的政府失灵

网络广告所依托的互联网具有虚拟性、超地域性、跨国界等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网络广告市场无法有效地配置资源,即所谓的市场失灵。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基本依据,但是,政府干预也非万能,同样存在着“政府失灵”的可能性,用林德布洛姆的话说就是政府“只有粗大的拇指,而无其他手指”。[3]传统的政府网络广告监管在面临广告主体资格界定困难、行政监管成本过高、行政监管体系落后时,同样无法完全匡正和纠补网络广告的市场失灵,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造成了我国网络广告监管部门的缺位,网络广告监管存在着许多空白和漏洞,同时也带有严重的滞后性,主要表现在:

(一)主体资格难界定

《广告法》对广告市场三大行为主体进行了明确的划分,规定了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的职责和权限,使广告监管对象明确。对于传统广告形式,这种区分是可行的,但在互联网上,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自然人均可委托网络服务商发布广告,或者只要具有一定的网络知识和手段,就可以直接为自己的商品或服务进行宣传,独自完成信息传递的全过程。因而,面对网络广告主体多元化的特殊发展倾向,传统的三分法的监管思路很难适用于网络广告监管。

(二)行政监管成本高

互联网的虚拟性、超地域性、跨国界等特点,以及违法广告发布手段的不断翻新,给行政管理部门对网络广告的监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主要体现为“三难”:一是广告形式认定难。“网络传播的特点是网络广告形式的淡化和信息的泛广告化。”[4]信息与广告间的界限越来越不清晰,如企业在自己建立的网站上为自己的商品和服务进行宣传,其他还有,在一些虚拟社区、电子公告牌(BBS),一般注册用户即可以发布各种信息,包括商业广告信息。由于无法准确界定此类信息的性质,加之信息容量可无限发展正是网络媒体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之一,面对海量的信息,监管机关在确定监管范围时往往无所适从。二是对违法行为的管辖权确定难。在互联网时代,网络广告的影响实际上是超越国界的,广告经营者可以利用国外的服务器向国内消费者发布广告,国内消费者也可以浏览国外网站,接受广告信息。如何适用法律,由谁来管辖成为难以解决的问题。三是违法责任追究难。查处违法广告关键在于证据的认定,而网上证据的真实性存在疑问。网上电子文档可以任意修改,不留痕迹,当事人完全可以对违法事实加以否认。况且在网络这个虚拟的空间里,违法广告经营者可能并未披露真实的经营者地址和名称,因而寻找违法负责人也变得困难。

(三)行政监管体系落后

目前,我国尚无专门对网络广告进行管理的监管机关。按照《广告法》规定,县级以上(含县级)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广告监督管理机关,因此对网络广告的监管义不容辞地也应该由各地工商管理部门来负责。但事实上各地工商管理部门对传统广告的管理都应接不暇,对数量巨大、来源复杂、互动性强、管理权限不清的网络广告进行监管,基本上是力不从心。此外,大多数工商局没有配备相应的硬件设施,缺乏广告监管的技术含量和技术支撑,人员素质也落后于网络广告的发展。因此,网络广告经营处于自发无序的“大辩论”状态。

(四)相应监管法律的缺失和滞后

除了少数省(市)如北京、浙江等已制定了适用于本地区的网络广告管理办法外,就目前而言,我国还没有专门针对网络广告的法律法规,仍只能沿用1995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这一法律是在网络广告出现之前制定的,没有把网络广告纳入法律法规调整的范围,更没有对网络广告监管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对于网络广告带来的一系列新鲜问题,我国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没有任何明确的规定,这是造成网络广告行业混乱的根本原因。网络广告的相关立法、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相当缺失,远远跟不上网络广告发展的需要,使得政府管理部门面对网络广告这一个新的广告媒体,在监管中无章可循,常处于被动状态。

三、公共治理理论的导入

网络广告的属性一方面导致了市场无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另一方面也影响了政府监管的效率,导致监管的低效甚至失效。网络广告领域中市场和政府的双失灵要求我们必须突破传统的监管模式,寻求新的问题解决路径。而兴起于20世纪80、90年代的西方公共治理理论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思路。笔者认为,实现从网络广告监管到网络广告治理的转变势在必行。

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使用“治理危机”一词,此后,“治理”便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发展和公共管理的研究当中。公共治理理论打出了“良好治理”的旗帜,旨在探索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模式。它的兴起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从根本上说它是对政府与市场“双重失效”以及市民社会兴起的一种回应。市场在发展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的同时,也显现了十分严重的弊端,单纯的市场手段不可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化配置,无法达到经济学所称的“帕累托最优”。同样,仅仅依靠政府强制的计划和命令,也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同时还会引起效率低下、政府规模膨胀、寻租行为等现象的发生,最终导致政府的合法性危机。

在政府和市场面临“双重失效”的同时,作为民间组织的“第三部门”开始兴起。这不仅是对政府失效和市场失灵的回应,同时也是国家权力向社会权力回归,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互相渗透这一现实的集中体现。正如哈贝马斯所描述的“公共权威覆盖到私人领域之上,与此同时,国家权力为社会权力所取代。”[5]民间具有不同于政府和市场的优越性,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因素,推进当代社会政治变革中自上而下型的“统治”模式向上下结合型的“治理”模式转变。[6]正是在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这三对基本关系的反思过程中产生了治理理论。它所蕴涵的理念对我国网络广告监管改革有很好的启发作用,为突破网络广告监管困境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新思维。

网络广告治理是指在网络广告市场中,以政府职能部门为主体多方共同参与,以合作为导向,更加具有回应性、责任性地提供网络广告管理服务。它的基本特征主要可以概括为:第一,多元化的治理主体。政府并非是网络广告治理的惟一主体,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等在其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第二,合作导向的治理关系。多元化的网络广告治理主体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和互动的伙伴关系。各主体之间依靠自己的优势和资源,通过对话树立共同目标,增进理解和相互信任,最终建立一种共同承担风险的网络广告治理联合体。第三,服务导向的职能定位。新的网络广告治理体系要求政府实现由过去的重管制、轻服务,以己为中心到开始注重公共服务,以满足公众需求为中心的转变。

四、我国网络广告的治理对策

网络广告治理是一项综合工程,单纯依靠政府无法有效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动员行业组织和社会力量进行监督,形成政府、民众、行业组织等多方共同参与的格局,构建政府调控机制与社会协调机制相结合、政府行政功能与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与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治理网络。

(一)树立新的网络广告治理理念

公共治理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服务行政的有效性,用公民的满意程度来检验公共服务。因此,政府作为一种公共组织,应在公共治理理念的指导下,牢固树立服务意识,把服务对象和公众等的满意程度作为自己治理工作的评价标准,并尽可能降低治理的损耗成本,提高治理的效率。服务型治理属于诱导式的制度安排,服务对象从政府机构提供的服务中获益,就自然地接受了管理。这无疑降低了治理过程中资本的流失和效率的损失。正所谓服务是有效的网络广告治理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良好的服务,就不存在有效的治理,而有效的网络广告治理又是网络广告市场稳定和健康发展的必要保障。

(二)制订与完善治理框架下的法规和制度体系

1.完善网络广告管理的相关法律

对于网络广告的治理,立法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必须尽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使网络广告逐步走上规范化、法制化道路。虽然《广告法》也同样适用于网络广告,但是针对网络广告的特殊性,现有的法律规定已很难满足网络广告的发展需要。所以,只有通过专门的法律规范,才能有针对性地、更准确地管理。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国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一些成功经验,制定出细致而明确的法律法规,重点解决一系列问题,诸如明确网络广告的定义与分类,以确定网络广告治理的范围;明确网络广告监管机关的管辖权限;明确界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监控义务和法律责任等。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网络广告没有国界,而每个国家的广告法都只具有域内效力,对本国广告行为可以进行规范和调整,而对国外的广告行为则无法干预。这就要求我们“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对话与合作,通过协调一致来解决网络广告上的法律冲突问题,并积极就此问题展开司法合作。”[7]

2.建立、健全市场准入制度

在我国,网络广告市场的实际情况是放任主义的状态,任何企业或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在互联网上做广告,不需要行政主管机关审批或登记,这是目前网络广告市场混乱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网络广告的市场准入制度,否则,实现网络广告治理只能是空谈。在制订准入制度时,应鼓励广告行业协会、ISP(网络服务提供商)、ICP(网络内容提供商)和社会民众等的广泛参与,通过听证会、座谈会、问卷调查等方式征求和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与建议,这样既增强了制度制订过程的透明性,也保证了制度本身的科学性。

(三)强化网络广告治理中的政府功能

多元治理虽然强调多个主体对社会生活的参与,但并不否认政府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多元合作主体的地位并不是完全平等的,政府仍然占有绝对优势,其他社会行为主体在作为公共事务治理的参与者的同时,仍然需要接受政府的管理,政府仍然享有最终的权威。因此,为了更好地履行职责,网络广告监管机关应加强自身建设,强化自身功能。

1.适应新形势发展要求,加强政府网络广告监管队伍建设

由于网络广告是有别于传统广告的高科技媒体,它对管理人员的知识素质以及技术、设备等有较高的要求。因此,广告监管部门一方面要加强对现有人员进行必要的网络知识、网上执法方面的业务知识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工作技能;另一方面,还要重视对网络技术人才的引进,将一批文化水平高、精通网络技术的高科技人才引进到监管队伍中来,并配备先进的计算机网络设备,提高广告监测水平。只有这样,网络广告治理手段才能跟上网络广告发展的需要。

2.转变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能,变广告的事后监督为对广告事前、事中和事后全过程的监督

我国现行的广告监管体制赋予广告管理机关的核心业务更多的是对广告进行事后监督。也就是说,只有广告在大众媒体上发布出来,变成切实的广告信息后,才被纳入广告管理机关的监督范围,而且只有当广告出现虚假、违法问题时才进入广告监管机构的“管辖”范围,网络广告监管整体模式也是该体制的衍生和简单复制。该模式最大的弊端就是:广告监管机构只有在虚假、违法网络广告出现并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后,才行使其管辖的权限。而规范、科学的网络广告治理体系要求广告监管机构肩负起对整个网络广告运营进行严格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过程监管,最大限度地减少和杜绝虚假、违法广告对社会的危害,规范整个网络广告市场的良性运转。

(四)构建多方参与的治理体系

在公共治理范式中,治理主体从单一的政府向政府、非政府组织、民众等共同参与管理的多元主体转变,也称之为“多中心治道”。在网络广告治理中,除了要发挥政府监管机构的作用外,还要特别重视中介组织、行业自律组织、民众的共同参与,营造新型的网络广告治理格局,提高治理绩效。

1.将第三方监管纳入治理体系

市场经济中的中介组织作为政府与市场、市场与社会、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中介环节,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条件。“中介组织一般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政府行政权力的延伸;二是公共服务性组织;三是按照市场规则运行的营利性中介组织。”[8]这三种形式的中介组织都可以成为行政监管的有益补充,而且按照市场运行规则设置、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监测机构,市场前景广阔,能发挥的作用也更大。可以说,建立行政监管为主,第三方中介组织为辅的监管网络,是对目前网络广告混乱状况进行治理的较为有效的办法之一。

2.发挥社会监督的重要力量

一方面,鼓励广大消费者以及消费者权益组织,抵制和检举违法网络广告,补充行政执法力量不足的问题。广告受众是广告社会监督的主体和重要力量。因此,加强广告受众接受真实广告信息权利的教育,增强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是置广告于广告受众的监督之中,对其进行全方位监督的前提。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对广告的全方位监督;另一方面,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暴光重大的违法广告,特别是虚假广告,及时警示消费者。

3.推动行业协会建设,加强行业自律

由于网络广告是一种新兴事物,目前尚没有专门性的法律法规,也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人们对网络广告的认识也是深浅不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行业协会可以准确、全面地反映行业成员的意见、建议与要求,为政府决策提供一定的根据。因此,要推动行业协会向规则完备、职能健全方向发展,使其在政府和网络广告行业之间发挥好桥梁与纽带的作用。与此同时,还要加强行业自律,特别是ISP和ICP的自律,离开它,政府监管将显得势单力薄。

公共治理理论抛弃了传统公共行政的垄断和强制性质,强调政府、企业、团体和个人的共同作用,充分挖掘政府以外的各种管理和统治工具的潜力,并重视网络社会各种组织之间的平等对话的系统合作关系。它为公共事务的管理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就网络广告治理而言,只有树立了正确的治理理念,强调服务导向,鼓励民众、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等,网络广告治理体系才能更加完备,并为网络广告的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在此过程中形成动态的市场稳定与和谐的机制,从而实现我国网络广告由监管向治理的转变,最终实现善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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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治理关系篇9

一、国家治理需要审计监督机制

国家起源于人民根据自由意志所缔结的社会契约, 根本目标在于通过国家来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 推动社会可持续和谐发展。国家治理是国家机关为了实现其根本目标, 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 配置和运行国家权力和责任, 识别治理范围内的风险, 协同其他主体, 对社会实施管理和控制的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期, 各个国家的治理目标、模式、手段和方法各有不同, 但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就是实现国家良治。

刘家义 (2012) 认为[2], 国家治理良治的标准主要有五条:一是有效的国家安全体系, 对外维护主权和对内维持政局稳定;二是有效的权力运行和制约机制, 遏制腐败;三是有效的法律规则和社会秩序, 实现公平正义;四是有效的民生权益保障机制, 促进摆脱贫困和增进福利;五是有效的经济社会发展机制, 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健康运行。

国家治理的参与主体从理论讲应该包括政府、社会、市场。中国改革后的国家治理模式实质上是一个全能型政府逐步收缩, 社会和市场治理不断扩展的过程。但总体来看, 中国目前还属于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治理模式, 社会和市场参与国家治理的力度不足。人民政府作为参与国家治理的国家机关, 具体的治理目标主要是构建责任、廉洁、高效、法治、透明的政府, 保证公共财政的公平分配, 为公平的经济增长创造一个富有活力的政治和法制环境, 维护社会公正, 逐步实现政府、社会、市场的共同治理。

国家治理的核心是公共权力如何有效配置和运行的问题, 需要不同的机构分别担负起决策、执行和监督的职责, 因此, 国家治理的结构就表现为决策、执行和监督三个子系统, 这三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按照委托代理理论, 上述国家治理结构容易与委托人之间产生“信息不对称”、“目标不一致”和“利益冲突”等缺陷。这些缺陷形成的严重后果就是行政权力和财政收入的滥用、国家治理活动的绩效缺失、政府官员将手中公共权力私有化。这些后果都会直接或间接导致无法顺利实现国家治理目标, 所以, 为了实现国家职能, 实现构建责任、廉洁、高效、法治、透明政府的国家治理的目标, 需要建立权责对等和利益公平分享机制、权力制衡机制、奖惩问责机制、预算管制机制、行为与信息透明机制、监控机制等治理机制以弥补上述缺陷。

蔡春等 (2012) 认为[3], 国家审计通过监督、鉴证和评价等职能的发挥, 为国家治理机制的有效运行提供坚强的后盾, 才能合理保证和促进公共受托责任的全面有效履行。

二、国家审计的产生源于国家治理的需要

国家治理产生的理论基础是委托代理理论, 按照委托代理理论, 国家在行使人民让渡的国家权力过程中, 形成了公共受托责任关系。杨时展教授 (1986) 指出“审计因受托责任的发生而发生, 又因受托责任的发展而发展”[4]。国家审计产生的动因是公共受托责任, 公共受托责任可分为受托财务责任阶段、受托管理责任阶段、受托社会责任阶段。

受托财务责任阶段, 国家审计关心政府财政资金使用合法不合法, 杨时展教授 (1997) 认为:“在民主制度比较不发达的情况下, 受托责任以合法性为主, 只要是依法支出的, 没有‘落入个人腰包’, 能够按照老套的封建标准, 做到‘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也就认为已经尽受托责任能事了, 不大注意所付货币代价大小的问题”[5]。

到了受托管理责任阶段, 国家审计除了关注政府财政资金使用是否合法, 还要关注财政资金使用的经济性、效率和效果, 国家审计关注范围扩大了。

到了受托社会责任阶段, 受托责任扩展到对非特定委托人的社会责任, 国家审计开始超越传统审计业务领域, 关心政府责任的履行及其效能, 不仅包括财政资金使用的合法性、经济性、效率和效果, 还包括经济安全、资源环境安全等问题。

在社会公众与政府之间形成的委托-代理关系中, 政府作为代理人拥有信息优势, 而社会公众作为委托人处于信息劣势。由于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 作为代理人的政府及其下级机关或人员可能试图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从而损害委托人利益, 因此, 有必要专门设置一个独立的机关, 对各级政府机关或人员的公共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审查监督, 这一独立机关, 就是国家审计机关。

在审计的起源意义上, “一开始, 政府就关心核算收支和征收税赋。体现这种关心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建立控制, 包括审计, 减少因官员不称职或欺诈所造成的错误和弊端。”[6]所以, 国家审计的产生源于国家治理的需要, 其核心是推动实现国家的良好治理, 保证国家经济社会健康运行和科学发展, 从而更好地保障人民的利益。

三、国家审计的业务类型取决于国家治理问责机制的需要

审计是基于公共受托责任关系和国家治理的需要而产生的, 为什么会有合规性审计、财务审计、绩效审计、经济责任审计等多种审计业务类型呢?这是因为审计业务类型由国家治理中的委托人问责内容决定。委托人的问责内容一般包括是否真实报告相关信息、是否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财产是否安全、是否有效使用财产等。其中, 前三项是最基本内容, 主要源于受托财务责任。委托人对问责内容与责任的不同关注度影响着审计业务类型。如果委托人主要关心财务责任, 则审计业务就是财务审计和合规性审计。如果委托人主要关注管理责任, 审计业务便是绩效审计或经济责任审计。

不同国家审计业务类型的差异化也可用此原则来解释。比如美国等发达国家以绩效审计为主, 而目前中国国家审计以真实性、合法性审计为主。这就是由于问责主体对问责内容的需求不同形成的。发达国家的国家审计比较成熟, 问责主体对真实性、合法性等财务责任的问责需求和不满意程度已经较低, 因而更加关心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等管理责任。中国开展现代国家审计仅仅三十余年, 改革开放过程中还伴随大量的制度变迁, 因此, 对以真实性、合法性为主的财务问责甚至是财务责任的某一方面有较强的需求, 财务审计自然就成为主要的审计业务类型。然而, 公共部门的管理责任并非没有问题, 而只是在当前有限的审计资源条件下, 国家审计资源必须优先配置到最迫切的领域。所以, 中国国家审计要围绕国家治理的中心工作开展, 正体现出审计业务由公共责任委托人的问责需求决定。

四、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基本职能是监督

在国家治理结构中, 需要不同的机构分别担负起决策、执行和监督的职权与责任, 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从理论上讲, 权力具有扩张性、自利性和腐蚀性等特征, 只有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的权力才能维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 才能捍卫社会公共利益。《宪法》和《审计法》赋予审计法定的监督职责, 使国家审计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拥有较高的法律地位。

关于审计的职能, 主流观点是“三职能论”, 即经济监督、经济评价和经济鉴证。这三个职能中又有“侧重论”:国家审计侧重监督, 内部审计侧重评价, 民间审计侧重鉴证[7]。近年来兴起的跟踪审计强调“审帮促”, “免疫系统”论强调立足服务、坚持监督[8]。“国家治理”论认为, 国家审计的目标、重点和方式, 应随着国家治理的目标、重点和方式的转变而转变[9]。因此, “国家治理”论是国家审计理论的高度凝练, 根据“国家治理”论, 国家审计应重点发挥监督职能, 关注民生、腐败和政府透明等问题。其中民生问题与人民幸福最为相关, 可以发挥审计的监督和评价职能;腐败问题是当前人民最关心和最紧迫的问题, 可以发挥审计的监督职能;政府透明是国家治理机制有效运转的基础, 可以发挥审计的评价和鉴证职能。

纵观中国国家审计职能的发展, 由“监督经济活动运行”相对单一的层次, 发展到了“免疫系统”论中“保障国家经济社会运行”较高层次, 再到把国家审计提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 审计是通过发挥揭示、抵御和预防的功能而实现其监督的职能的。1

1. 揭示功能。

指国家审计通过监督检查各项治理政策措施的贯彻执行情况, 在审计实践中证实被审计问题的客观现状, 即能够清楚地说明被审计对象存在问题的客观事实“是什么”和“为什么是什么”, 从而起到有效的揭示作用, 促进治理措施落实到位。

2. 抵御功能。

指国家审计提出切实有效的审计建议, 促进完善体制、规范机制、健全制度, 即解决“应该是什么”的问题, 能够起到抑制和抵御经济社会运行中的各种“病害”的功能, 促进提高国家治理绩效。

3. 预防功能。

指国家审计凭借其震慑作用及独立、客观、公正、超脱、综合的优势, 从国家治理相互制约的机制建设层面, 提出切实有效的系统优化建议, 起到预防和预警经济社会健康运行中的风险隐患的功能, 增强治理系统的“免疫力”。

揭示、抵御和预防是国家审计实现“免疫系统”功能的三种表现方式, 统一于审计工作的实践之中, 是三位一体的, 共同保障国家经济社会的健康运行。其中, 揭示是基础, 没有揭示, 就不能进行抵御和预防;抵御是重点, 没有抵御就不会形成威慑, 就不会使揭示的问题得以纠正、发现的漏洞得以修补, 预防也便无从谈起;预防是目的, 保障经济社会的健康运行就是使经济社会少出问题, 这需要事前的预防, 预防的深度和广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审计作用是否得到充分发挥。免疫系统作用的发挥是一个整体, 不能割裂开来, 没有揭露和抵御功能的充分发挥, 预防功能是无法单独实现的[5]。

五、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根本作用是建设

从根本上看, 中国国家审计发挥的是建设性作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3年6月视察审计署时表示:审计是我们国家监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利益的“捍卫者”、公共资金的“守护者”、反腐的“利剑”、权力监督的“紧箍咒”、深化改革的“催化剂” (刘家义, 2013.10) 。1中国的国家审计从真实、合法性审计为主到效益审计的探索, 从重点揭露问题到重视审计整改, 全面反映了中国国家审计建设性作用的不断发挥。国家审计的建设性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 监督权力运行———促进政府责任化。

权力和责任从来都如影随形, 享受权力的人, 理应负有责任。政府的责任至少包括经济责任、政治责任和行政责任等。国家审计以经济监督为主线, 扩展到监督人民关心的各项政府经济活动, 从聚焦于经济活动层面的审查监督深入落实到问责制度层面。通过监督各项经济活动, 揭露经济责任履行中的重大违法违规问题, 对相关人员进行责任追究, 形成责权对等的体制, 最终促进责任政府的建立。

2. 保证廉洁行政———促进政府廉洁化。

国家审计监督作为一种制度性设计, 几乎覆盖所有财政资金和政府机构, 最有条件发现国家财富被直接或间接侵吞, 也最有可能发现和揭露大案要案, 在国家反腐倡廉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合理保证政府廉洁行政。

3. 提高政府效能———促进政府高效化。

国家审计通过评价政府财政收入的使用效率, 有助于发现财政资金使用中的问题, 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有助于评价政府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 考核政府及公职人员的业绩。还可以及时地揭露国家治理中的制度性问题和政策性缺陷, 通过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推动国家改革中的制度建设和政策规范, 促进政府的高效化。

4. 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促进国家法制化。

审计可以通过两个途径促进国家法治化:一是对政府部门财政、财务收支情况的审计, 揭露不严格执行法律的行为, 查处违法乱纪行为, 推进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二是通过发现法律法规制度的缺陷, 法律执行中的不足, 及时将信息反馈给相关部门, 推进法制化的建设和完善。

5. 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促进政府透明化。

国家审计对于提高政府透明度的作用在于审计信息披露, 通过及时和完整的信息披露与综合利用, 可以推动提高政府信息透明度。

6. 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开展国家审计可以及时发现、识别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公共风险隐患, 及时揭示潜在的风险, 提出预警信号, 并用审计结果引导社会公众理性接受、分析和判断风险程度,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推动国家良治。

参考文献

[1]李坤.国家治理机制与国家审计的三大方向[J].审计研究, 2012, (4) :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