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与村庄治理关系的研究

宗族与村庄治理关系的研究（共2篇）

宗族与村庄治理关系的研究 篇1

文章标题：宗族与村庄治理关系的研究

摘要：悠长的历史、卷帙浩繁的传统、厚实而广袤的红土地，沉淀着深厚的农村社区记忆，而在血缘与地缘相重叠的熟人社会——姓下里，社区记忆最强烈地表现为宗族传统，宗族在江西的复兴已成为客观现实。组织严密、房序分明的宗族网络深深地影响着姓下里村庄秩序的生成，也通过在村民自治中的权力建构影响

行政村治理。在族权与政权的博弈中，大姓宗族的胜利可能带来草根民主的深化、村委会行政成本的降低，但也可能破坏乡村秩序。

关键词：社区记忆熟人社会权力建构宗族精英

一、结论

在江西、湖南、广东、福建等地区，宗族的复兴已成为一个客观事实。肖唐镖曾根据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对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的宗族重建状况作过分析，提出:近十余年来农村宗族的重建较为普遍，尤以南方地区最为突出。在江西省，多数县市农村的宗族已普遍重建，六成左右的姓氏已修族谱或建祠堂（肖唐镖.农村宗族重建的普遍性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1997）。通过重建宗祠、重修族谱、维修祖坟、宗族联宗活动、宗族娱乐等宗族活动，构建宗族认同感，宗族日益成为村庄社会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二．研究假设

在江西地区，行政村多由几个自然村组成，而自然村多为单姓宗族的“姓下里”。为研究论证方便，本文假定研究对象为以某一单姓宗族自然村为主体所构成的行政村，众自然村结构呈现“一强众弱”的态势。大姓自然村为中国传统的典型宗族自然村，以强社区、低经济社会分化程度为表征。研究前提假设：大姓宗族通过权力建构实际控制村民委员会。

三．正文

宗族，在传统中国，尤其是在以农业立省的江西地区，历史悠久、影响深远。虽然解放后几次大的农村改造活动，都不同程度地消除了宗族影响，尤其是人民公社运动。但宗族巨网存在的根基、土壤并未被完全消除。在社区记忆强烈、经济社会分化程度较低的自然村，宗族复兴的原因主要有:①经济原因：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的小农经济的存在是滋生宗族的温床；②历史原因：长期以来，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往往聚族而居，形成了地缘与血缘高度统一的自然村，对宗族的依赖程度很高，族人之间的内聚力很强，形成了宗族复兴的客观环境；③外在原因：公社解体后，农村正式组织的弱化，使非正式组织——宗族复兴成为可能。黄宗智认为，“在有着深厚的宗族道德文化支撑的村庄，宗族凭借姓氏结构的不均衡性，依托强族大房的实力优势，通过血亲网络、姻缘网络等方式，参与村委会选举，影响村级社区权力的构成与分配，影响‘两委’的村治决策和村务管理及其制度执行，影响村干部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影响村庄资源的分配和使用等等，从而实现有利于本族的利益。”（黄宗智.中国乡村研究[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㈠宗族权力的来源——实力

1.宗教权威的确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族人间的宗族认同感的构建和宗族在行政村地位的确立。

⑴①“姓下里”——宗族认同的场域：“姓下里”，乃江西南昌方言，涵义为由单姓宗族形成的自然村，明显体现出了宗族认同感。在姓下里，长幼辈分有别，世系房序分明，意识高度统一，生活互帮互助，彼此熟识。定期的宗族祭祀，举族齐聚宗祠追忆先人之风范、重温宗族之沧桑、重申家法之神圣、仰慕精英之超群……给族人灌输宗族意识，构建宗族认同。一年一度的宗族娱乐，多在喜庆的春节，舞龙灯、耍狮子、上花灯、演戏剧等，为族人提供心理上的归属感，加强其对宗族的认同。“双抢”农忙时期，由于千年不变的落后生产模式，小农在自然面前难以独善其身，于是宗族成了最易寻求的互助组织，各家打团干农活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于是，族人对宗族的依赖成为了现实的需求，宗族认同不仅是情感需要更是生活需要，利益驱动直接增强了宗族内聚力。天长地久，宗族认同感最终成功构建。

②宗族精英权威的确立：当前宗族制度设置并非全盘复古，已经少有族产及明确代表族权的族长，族中自然村的事务多由宗族精英与族人共同商讨决定，族长的个人威权被宗族精英的权威和族人的普遍参与所替代，在宗族里体现了较为广泛和深入的民主，这是其不同于以往的最大之处。宗族精英一般有一技之长，在族里有较强的行动能力和影响力，拥有诸如经济、社会、文化等优势资源，易于得到人们的信任。费孝通曾说：“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其实最可靠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费孝通：《乡土中国的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宗族精英权威构建主要通过三种途径：A.血缘传统，即其为族中嫡系长子，德高望重，熟知宗族事务，在宗族中有天然的权威；B.晓民以利，即通过给族人谋福利、为姓下里的事务出钱出力，赢得人心；C.强力威慑，即其在强力的基础上威慑、保护族人，族人因见识过其强悍

且其为保护宗族出过力而敬畏他，最突出的表现为“地痞”。卢梭认为：“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P13-14）宗族精英从不同层面施展强力满足族人的基本正义，“导之以势，晓之以利”，确立权威。“在乡土社会的文化脉络中，抽象的正义观念是落实在差序格局的人情关系之上的。人们判断一种行为是否正义的指标，就是当事人与自己在关系上的远近亲疏，这也可以说成是以互惠互利为基础的公平原则。”(赵旭东.权力与公正——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与权威多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P339)。

⑵超越“姓下里”——宗族在行政村地位的确立：完成了宗族内宗族认同的构建，宗族便着手集全族之力谋求自身在行政村的大族地位：①互助合作，发展本族经济，力争成为村庄经济龙头；②积极发现、培养和扶持宗教精英，使其成为本族代言人；③以强力为后盾，积极参与村庄事务，人多势众，树立威望；④广泛参加村委会选举，极力支持宗族精英，控制村民委员会……人多势众、财力雄厚、声望高涨、政治主动、强力合法，促使宗族在行政村确立了大族地位，较之村庄其他小宗族有着绝对的优势。

㈡宗族权力建构：族权与政权的博弈

毛泽东曾说过，“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族权与政权间的博弈拉锯战般在村庄场域上演。

⒈非零和博弈：⑴族权替代政权——宗族精英体制化与宗族权力的合法获取（本文研究前提）。宗族权威成功构建后，大宗族通过村民委员会选举控制村委会是族权替代政权的根本途径。选举中，大宗族凭借人多、票源广、人心齐，全力将本族精英推上村委会的宝座，而宗族精英则以某种承诺来获取更多的支持，积极向村委会体制内渗透，寻求更广阔的政治空间，取得村民的正式授权、获得国家政权体系的认可。更有甚者，威逼利诱小宗族以支持之……在绝对优势的选票的支持下，宗族精英成功体制化，占据了全部或者主要的村委会席位，于是一个大宗族的控制下的村委会诞生了。自其成立起，族权便以合法的方式代替了政权，宗族精英成功体制化是族权替代政权、宗族权力成功构建的主要标志。

⑵政权打压族权：由于某种原因，大宗族的宗族权威未能成功构建，在村前委会选举中失利而被边缘化，其他掌权的小宗族便可能联合起来以公共权力打压大宗族，削弱大宗族的力量，消减其内聚力。

⒉零和博弈：族权与政权平行。在族权与政权的博弈中，大宗族获得了两委中的一席，族权与政权旗鼓相当、相持不下，为谋求和平稳定，二者相互妥协、达成契约：村委会让渡部分行政权，该自然村充分自治，并能对行政村产生一定影响；大宗族做出让步，保证在原则上服从村委会的领导；二者各行其是，互相监督。大宗族在姓下里产生了类似村委会组织结构的宗族治理组织。

㈢宗族权力在村庄行政中的行使与监督

⒈大宗行政成本极其行政偏好——熟人社会与半熟人社会的区别：行政成本在于行政者所掌握的资源，包括权力、财富、声望、人缘等，资源越丰富、合法性越强，则其行政成本越低。（如图一所示）大族宗族精英成功当选，他们在姓下里这个熟人社会威信高、人缘好，其行政作为有巨大支持，政令畅通，行政成本较低；但在行政村场域，贺雪峰提出“半熟人社会”这个概念，认为村民在行政村中虽有共同的政治空间，却可能缺失共同的生活空间，未能为村民相互间提供充裕的互相了解的公共空间，公众人物成为维系其共同体存在的根由（参见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P449）。因此，很少有人能将其影响力深入到行政村场域的每一个角落，而体制化的宗族精英——村干部又是维系行政村存在的根本，必须活跃于整个行政村，因而其在姓下里外的村庄场域的行政成本猝然提高：积极培养其他宗族内的得力助手、收买人心、与上级政权保持良好关系……这也促成了体制化的宗族精英的行政偏好——以本姓下里为行政核心，优惠政策优先考虑本姓下里，行政资源大幅向本姓下里倾斜。这也给日后的宗族矛盾的激化埋下祸根。

⒉族人对体制内宗族精英的影响及监督

⑴体制外影响与监督：熟人社会的舆论。宗族精英虽已当选村干部，但多仍生活在姓下里，其日常行为、行政作为都或多或少的受到熟人们的监督，而其亦不能不考虑大众舆论，“因为大家彼此熟悉而自然而然发生信用及规矩，没有谁会（或敢）越出这种信用及规矩，否则他会受到大家（熟人们）强有力的惩罚”（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P43）。若其行政作为不考虑本族利益或有损本族利益，熟人们便会在其背后指指点点，道路皆以白眼视之，且渐次疏远之。体制内的宗族精英们便会感到空前的孤立，而其行政作为往往难有所成。“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熟人社会的舆论监督是卓有成效的。

⑵体制内影响及监督：村民代表大会族人通过法律手段、制度设置来监督体制内宗族精英。由于大宗族人多，所出代表亦势众，能够对体制内宗族精英产生巨大影响和强有力的监督。

㈣宗族权力的异化及其影响

⒈异化：宗族权威基本确立、宗族权力成功构建、大宗行政偏好，在政治、经济、声望、人力上大宗占据绝对优势，享有巨大的权利，其他小族对其缺乏强有力的监督，而制度性设置的不完善与欲望的无穷，促使大宗权力异化。村庄统治权力可能沦为宗族谋取自身利益、推动宗族组织复兴、欺压小族等行径的工具。利用公共权力改善本姓下里的生产生活条件，行政资源严重的倾斜；复兴宗族组织，举行各种宗族活动，甚至立族长、置族产；在政治、经济上欺压小族，甚至强迫其迁徙……没有监督的权力是可怕的，被大宗族掌控的公共权力更是骇人的。当其专横统治达到极限，必然会激发各种矛盾和问题。

⒉影响：⑴违背村民自治的民主本质，损害村民的参政热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然而，大族精英当政后，族权替代政权，宗族权力逐渐摆脱村民监督而异化，以多数人的暴政严重损害小族利益，民主遭到严重践踏，小族村民不能也不再想参加村委会活动。

⑵公共权力成为滋生宗族文化组织的温床，宗族复兴合法化。有了强大的公共权力支持，宗族便以合法的形式复兴，宗族政权合法化，与现代文明和民主背道而驰。

⑶激化宗族矛盾。优势资源严重偏向大宗族，小宗族不仅不能从村委会寻求正义，反而受到欺凌。当欺压超出一定程度，宗族矛盾必然激化，可能导致大规模的宗族械斗，危害农村社会治安。

㈤客观评价宗族权力在村民自治中的建构

⒈积极作用：⑴有利于深化草根民主、扩大村民自治的群众基础。①当今宗族中，个人的独立性“突出表现在群己尤其是个人与家庭、宗族的利益关系上,将传统宗族主义的利益关系格局完全颠倒了过来,个人利益成为了一切利益的基础,家庭利益是建立在独立的个人利益基础上的小群体利益,而宗族利益则是建立在独立的家庭利益上的大群体利益”(唐军.蛰伏与绵延:当代华北村落家族的生长历程[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P141-144)。而强宗大族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族民免受行政权力的非法侵害。②大族参与村民委员会选举，有助于提高选举的竞争性和公正性。宗族间的角逐是相当激烈的，能够极大地激发村民的参政热情，最大程度反映村民意志，能有效减少上级政权的干预。③大族精英执掌村委会，至少能在宗族内实现民主，从而在行政村多数人中深化民主，虽然这种民主很不稳定，甚至可能走向暴政，但仍强于那些不能实现多数人的民主的地区。钱杭认为，“汉人宗族的重建和转型，不但有可能导致学院因素在现代中国农村生活宗的作用取得某种新的形式，而且还可能有助于推动并提高乡村社会的自治程度和有序程度。”（钱杭等：《传统与转型》，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P307）。袁亚愚等也认为，“我国乡村家族与乡村现代化并不矛盾,它能够通过自身革新而与乡村现代化相适应,并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王毅杰,袁亚愚.对建国以来我国乡村家族的探讨[J].开放时代,2001,P109-115.）。

⑵有利于降低村庄行政成本、提高村委会办事效率。“得民心者得天下”，体制内的宗族精英在族中深得人心，政令畅通，行政作为有群众基础而卓有成效，由于少了许多障碍而大大降低行政成本。

⑶有利于姓下里的秩序稳定。在村委会的支持下，在族规忠孝的导向下，姓下里村民能够安居乐业，齐心协力搞好建设，有利于社会稳定。

⒉消极影响：⑴可能导致宗族全面复兴，与现代社会的主流南辕北辙。宗族的全面复兴，纵然可能带有某些新时代的特点，但其本质必然是迷信、落后和专制的。宗族中祭祖、建祠堂、修族谱、修祖坟等，劳民伤财而又严重背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家长制的一言堂作风是专制社会的遗毒，与民主社会格格不入，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实现；伴随着宗族文化的复兴而来的可能是封建落后文化，阻碍社会进步。

⑵可能导致宗族矛盾，危害农村社会稳定。宗族矛盾由来已久，大族掌控村委会，面对的不仅是本行政村的小宗族，还可能是周围其他行政村的宗族，一旦矛盾激化，发生大规模的宗族械斗，后果将不可设想。

⑶可能松弛政府对基层的控制。宗族权力建构的成功可能导致以基层自治权加宗族力量的方式来对抗上级政策，损害政府的权威，不利于社会稳定。

四．结语

虽然宗族可能在村民自治中通过权力建构来控制村委会，但其权力的合法性始终是不足的，无论是行政村的全体村民意志的代表程度，还是上级政权的认可程度，都是有限的，而这正是宗族最终消亡的根源。宗族最终消亡的理由有：①农村经济的现代化必然排斥传统小农经营模式，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现状必然会被机械化、科学化、市场化生产打破。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得农民家庭在同业生产中独立性增强，对宗族的互助需求自然减弱乃至最终排斥；而家庭收入的增加使得宗族的经济互助变得毫无吸引力。②农村文化的现代化必然消除落后的宗族文化存在的基础。农村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民主、自由、法治思想的深入，使宗族失去了存在的空间范围和社会价值。③农村政治的现代化必然阻止宗族向乡村政治染指。随着政治文明的发展、乡村政治的完善、法律的健全，宗族将难以获取政治空间，因而失去了政治的庇护，必然成为众矢之的，必然成为历史。

参考文献：

⑴肖唐镖.农村宗族重建的普遍性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1997

⑵黄宗智.中国乡村研究[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⑶费孝通：《乡土中国的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⑷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

⑸赵旭东.权力与公正——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与权威多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

⑹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⑺唐军.蛰伏与绵延:当代华北村落家族的生长历程[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⑻王毅杰,袁亚愚.对建国以来我国乡村家族的探讨[J].开放时代,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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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与村庄治理关系的研究 篇2

关键词：宗族制度；法律；宗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DF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3-0162-03

一、宗族制度概述

中国传统社会是由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宗族组成的，①而宗族制度是以父权、族权为特征的一种宗族制度，是我国古代封建制度下的一项特殊制度。宗族制度是在我国农耕经济的大背景下，产生于西周时期的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特殊的家族制度。在宗族这个群体内，维护其共同的祖先和亲情，并在宗族内部划分不同的层级以及长幼尊卑，以此为基础来规定宗族内不同层级的人们的继承顺序以及所享受的权利的多少。我国古代的宗族制度是以父系氏族时期的家长制为基础演变而来的，在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巩固和维系古代的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

（一）宗族制度的特点

我国的封建宗族制度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最初是由西周的宗法制度发展而来的。目前，宗族制度已经深深植根于我国社会生活中，比如说农村中的族谱、姓氏和辈分等就体现了强烈的宗族色彩。我国疆土辽阔的特点决定了我国的宗族制度在不同地区、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宗族制度在演变的过程中也有一些稳定不变的基本特征。

一是血缘之间的传宗接代是整个宗族关系的链接带。②随着我国社会文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制度对国家政治发展的影响愈演愈烈。尤其是进入到封建社会以后，这种观念更是根深蒂固，被统治者被划分为不同的层级在统治者的统治下进行一系列带有宗族色彩的活动，比如说修建祠堂、订立家规族规等。

二是父权及宗族权利为首的宗族家规的权力观。这里所说的男尊女卑主要是指在父系氏族社会，女性的地位极低，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到宗法社会时期已经发展到极点，完全处于一个从属地位。作为一个古代妇女，是没有继承权可言的，在此基础上要遵从古代社会对妇人的要求，即三从四德。此处的长尊幼卑是指在不同辈份中，长辈要高于晚辈，不论是在命令意见还是其他方面，其效力等级都要比晚辈高。近尊远卑是指直系血亲的尊，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嫡出，旁系血亲的卑，即庶出为卑。闻名于一时的嫡长子继承制就是源于近尊远卑的尊卑关系。嫡子的地位要高于庶出，这是毋庸置疑的。宗族制度中的这种尊卑等级制度也是源于父系氏族时期的家长制，即父权是宗族制度的核心，高于一切权利，可以对整个宗族实行专制而不用担心会受到责罚。

三是家族家规、宗教利益维系整个家族的家规。古代宗族制度经过不断发展，与我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经过统治者的逐代洗礼与发展，形成了一套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宗族家规制度。不同的家族宗族根据礼仪的关系，制定自己本家族的封建家族观。在我国古代乡族统治的时代，在乡以下的社会基层，多半属于自治或半自治状态，这样可以知道，宗族制度在维系社会稳定方面实际上发挥着多大的作用。

（二）宗族制度的功能

宗族制度的功能，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即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功能以及对我国自古至今的政治制度的演变的功能。它的社会功能主要是指在平民的社会生活方面所起到的联系、互帮互助、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等方面。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宗族的政治功能下降，社会功能逐渐加强。③

1.宗族的政治功能。宗族的等级和社会等级观念是宗族与封建政治相连接的政治功能。宗族制度的建立是为封建社会的政治发展服务的，最高级别的皇族有国家大部分的从政权，皇族享有国家的最高行政权力有利于维护整个民族的和谐稳定。宗族制度还体现在历朝历代非常多的法律制度中，比如十恶罪、浸猪笼等刑罚制度都体现了我国古代宗族之间小心翼翼的关系。司法上重视族内的感情忽视法律制度，族长本人享有一定的司法权力，族内的制度协助国家的统治。并且宗族制度往往与国家推行的孝道为基础，推行国家统治，维系国家稳定。中国古代的封建专制统治在实质上是一种宗族政治，通过规范宗族内部不同等级的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来为封建政府的经济发展提供基础。宗族制度在维系国家政权稳定、封建制度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宗族的社会功能。一是经济上的互帮互助。在一个宗族内部，成员之间在物质生活方面互帮互助，在宗族顶层的皇族也注意体恤民情，给予下层人民一定的权利、自由和土地以便他们为宗族创造财富来满足整个宗族的物质生活需求。二是要维护宗族内部的社会伦理。宗族制度的核心就是封建论理制度，在宗族内部要时刻理清长幼尊卑的关系，不可乱了社会人伦。这一作用主要表现在各宗族群众要安分守己遵循宗族内部的行为规则约束自己的行为，维护国家法纪。

二、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对宗族制度的影响

我国的宗族制度是我国历史发展以来维系整个社会制度的基础，是我国封建专制制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春秋战国时期兴起的法家沿袭到之后各朝各代的具体法律制度，都把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维护宗族制度作为首要的立法标准。对封建宗族制度的重视程度主要体现在古时的律例条文、法律的实施与监督等方面。

（一）古代法律宗法制度的法律制度地位

我国古代设法立律的主要特点是礼仪与法律相结合。从我国古代的例律中不难看出我国的法律始终以家族本位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典型的法律规定如唐律名例篇中区别尊卑、长幼等级适用不同法律的规定。自隋代开皇以后，法律还将“不睦”罪列入“十恶”之一，所谓“不睦”，唐律“谓谋杀及卖鳃麻以上亲，殴告父及大功以上尊长、小功尊属”。《唐律疏议》解释此条说：“皆是宗族相犯，为九族不相叶睦，故曰‘不睦。”将不睦列入不赦之罪，可见法律对此的重视程度。

（二）法律确认家族的民事主体地位

在我国的民事法律里，除了以特定的自然人为民事主体外，家庭也被纳入到民事主体的范畴中来。在民事纠纷发生时，以宗族的族长或者说是家庭的大家长作为法定代表人代表整个宗族参与到具体的民事纠纷解决过程中。这种制度一直沿袭到现当代的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民事法律中。家长作为一个家族的法定代表人享有极大的特权，有权支配家族成员的婚姻嫁娶、田地买卖等法律关系的缔结和解除。

（三）法律对宗族族长的特殊权利地位

在我国的封建社会时期，宗族里的族长以及家庭的家长均拥有法律规定的特殊权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他们享受对财产的支配权。封建社会的族长和家长对其宗族成员获得的家庭收入享有完全的支配权，禁止卑幼擅自挪用宗族财产。规定宗族族长对财产的绝对支配权有利于通过法律的手段来维护纲常礼教，以此维护我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二是对宗族内部成员的婚嫁有决定权。古时对于家庭子女的婚嫁父母有决定权，并且这种决定权受到法律的保护。三是我国古代确认承认宗族的特别诉讼权利。确认宗族里的皇族贵族阶级享有诉讼的特权，由此产生了诸如替亲代刑和存留养亲等一系列体现对孝道和纲常伦理的重视的法律制度。

（四）法律对同宗族间同罪不同罚的原则的肯定

在古时的法律中明确规定了尊卑长幼、亲疏等不同等级的成员触犯相同的刑律或其他时，对其处以不同程度的责罚。一是亲属相杀伤，不同的亲属关系犯有杀伤之罪，其所应受到的惩罚也是不同的。二是亲属相殴詈。亲戚之间的相殴詈也需要根据等级之分来确认不同罚则。三是亲属间相盗。在儒家观念中，亲属之间盗窃相比亲属间相奸轻很多，亲属之间侵犯财产的惩罚要轻于普通人之间的盗窃。四是亲属相奸，对其惩罚要比普通人相奸重得多。

三、宗族制度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巩固与发展

（一）宗族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制度的基础

首先，宗族制度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它在维护和发展自然经济方面起到了加速的作用，为自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组织基础。在自然经济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工具也不发达，面临天灾人祸单个家庭根本不可能撑起家族生计的重担，因此只能通过宗族之间的相互帮助才能承担家族的重担。宗族集体的族产、义田一般都用来资助鳏寡孤独的族人，这样就形成了我国别具特色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古时的封建专制统治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其次，宗族之间的思想是维系我国封建社会制度的基础之一。自古以来我国就有家国的概念，家是小家，许多的小家构成了大的国，在许多人的眼里，国便是一个个小家庭的缩影。纵观历史，各朝各代的皇都把天下视为是自己的家，由此便也产生了家天下的说法。深究这些观念的根源都是我国古代的宗族制度。我国封建统治者均有把治家与治国放在一起来统治的概念，治理国家的目的就是治理一个个家庭，古代的许多思想便是这样的体现着齐家治国平天下。

再者，宗族组织的出现也为封建基层政权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政权与由宗祠家长等家族系统构成的族权相辅相成，相互配合，共同为维护我国古代的基层政权做贡献。正如宗族内部严格的等级划分以及对盗窃赌博奸淫等的禁止，都从侧面表现了宗族所享有的管理事务的权利与封建政权的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的社会自古以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就意味着在我国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要维护整个国家的安定团结，必须先做好宗族内部的稳定工作，通过对宗族的统治来保持基层政权的稳定与和谐。

（二）宗族制度丰富和发展了我国传统法律文化

宗族族规以及家法与我国封建国家法律制度相辅相成，共同维护整个封建专制制度，是对我国法律制度的补充。族规和家法作为规制民众行为的重要形式，为丰富和发展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宗族内部的贵族为了维护其自身的特权，同时也是为了维护宗族内部社会秩序的稳定，在法律和民间的交易习惯等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整理，制定对宗族族员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家法族规，并以宗族的强制力保证实施。这些民间的宗族族规家法与国家的法律共同构成了我国封建社会的法律体系。

第一，家族法规建立在国家法律基础之上。宗族族规同国家法律一样，是为了维持宗族内部的统治秩序而设立的。国家法律所推崇的行为，宗族族规一般也都加以保护，同理，国家法律禁止的行为宗族族规一般也都加以禁止。因此，宗族法律某种程度上来源于国家的法律，成为其最原始的出处。

第二，家族法规与国家法律规定在内容上相统一，但又有所区别。这两者的不同主要体现在法律运用的对象及范围上，但在法律制定和实施的目的上是非常一致的。虽然在内容上家族法律规定有一定的差异，这是因为这两者所侧重的内容和方法是不尽相同的。但总的来说，家族法规还是与国家的法律规定是不谋而合的。

第三，家族法是对国家法律的有益修复。虽然封建国法在内容上具有一定的丰富性，但任何时期的任何法律都是不完备的，对于有些乡俗民规的规定还是会有漏洞。此时，家法族规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对于一个宗族来说，其内部统治的不确定性很高，一些法律没有涉及到的边边角角的行为则需要宗族内部制定与之相关的族规来加以规范和惩戒。家法族规的设置作为对封建国法的补充，有利于维护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在全社会推崇勤俭孝道等儒家优良美德。

国家正式的法律通过对宗族族规的确认和维护，来保证我国的宗族制度能够正确有效的发挥它对维护我国封建统治的作用，增强了宗法族规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中，宗族制度与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相辅相成相互配合，共同筑起了一道法律防线，共同维护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

注 释：

①付丁群.儒家传统伦理思想在徽州宗族制度中的体现——以《休宁茗洲吴氏家典》为例.通州师范学院学报，2014，（5）：67-70.

②程德祺.父系家族公社.中央民族学报，1981，（1）.

③冯尔康.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

参考文献：

〔1〕冯尔康.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

〔2〕马志冰.中国传统法律意识与和谐思想.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3〕刘浏.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法治建设的价值分析.法制与社会，2011，（8）.

〔4〕张中秋.中国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