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评价（精选12篇）
政策评价 篇1
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商品粮供给区, 同时是粮食增产潜力最大的地区[1], 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自“六五”时期开始, 东北地区共建设商品粮基地县 (市) 110个, 占全国商品粮基地县 (市) 的13%, 是东北地区县 (市) 总数的72.85%, 年提供商品粮3000-3500万t, 是中国最大的商品粮战略后备基地[2]。
研究东北地区粮食安全问题, 实质是研究东北地区粮食生产能力对于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能力。按照粮农组织对粮食安全概念的界定, 粮食安全包括:有效供给、有效需求以及合理的膳食结构。所以, 全面系统的进行粮食安全评价需要对总量、供给量、需求量以及不同品种供需进行多角度剖析, 并将“人本”层面的口粮安全列为粮食安全研究的重点。拟通过此文, 系统评价东北商品粮基地对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能力, 对商品粮基地可持续发展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实现农业生产结构与国家粮食安全需求相适应, 最终巩固东北商品粮基地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1 中国东北粮食安全评价
1.1 粮食供给安全评价
自2006年下半年以来, 全球粮价上涨引发了全球性粮食恐慌。粮食作为生活必需品, 在一定时期或特殊时期 (如粮荒年代) 内, 粮食生产难以遵循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 其更应该遵循国家的安全战略[3]。中国作为粮食需求大国, 避免因粮食危机导致社会动荡的关键在于确保粮食需求在较大程度上实现自给, 实现粮食供给安全。在衡量中国东北地区粮食供给是否安全时, 本文认为粮食总产量及其波动变化态势、人均占有量及其变化以及年提供的商品粮数量是其中的代表性指标。
(1) 东北地区粮食增势显著
将1949年以来东北地区与全国的粮食产量作3年滑动平均 (图1) , 可以发现东北地区与全国粮食变化趋势线非常接近, 充分表明了建国至今东北地区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地位长期存在。东北地区粮食产量不断增加, 上升趋势显著, 于1956-2006年实现了由2000万t到8000万t的跨越。其中, 粮食产量由5000万t提升至7000万t的时间较短, 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这个产量水平是以技术提升、基础设施完善、农田投入增加 (包括机械动力、用电、化肥等) 、科学农田管理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对以往粮食种植中不利因素矫正的结果, 而7000万t产量升至8000万t则用了10年, 表明此后土地产出能力对基础设施、生产投入以及科学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 产量提高的难度加大, 但2008年后粮食产量又呈现出较好的增长态势, 则可见东北地区粮食产量存在大幅提高的潜力。
东北地区粮食产量占全国比重的趋势变化 (图2) 表明, 粮食产量的稳定性是亟需加强的。1949年, 东北地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的比重约为13%, 此后长期低于该水平, 直到1990年, 粮食产量占全国比重才重新达到13%。进入21世纪以来, 东北地区粮食产量占全国比重逐步增大, 由2000年的11.5%增至2008年的16.5%, 2009年则下降为15.8%, 但整体呈现出良好的上升趋势。总体而言, 1990年代以来, 东北地区粮食生产在全国粮食安全中的战略地位逐步提高, 但稳定性需要加强。
(2) 人均粮食拥有量与商品粮量增长
1970年代中国粮食生产格局由“南粮北运”转为“北粮南运”, 因此将1970-2009年作为本文研究东北地区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时间段。1970-2009年, 东北地区人均粮食产量由400kg以下增至800kg以上, 同期全国人均粮食产量仅由300kg以下增至400kg左右, 尤其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 东北地区人均粮食占有量得到较大幅度提升, 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额呈逐年增大态势。
世界粮食危机线是人均370kg, 而FAO指出衡量粮食安全的标准之一是“年人均粮食达到400kg以上”, 所以, 本文认为东北地区作为国家粮食主产区, 粮食安全的界定应以400kg为下限, 在商品粮计算过程中以此为标准。研究表明, 1970年, 东北地区人均粮食占有量为375kg, 按照人均400kg来衡量则产量全部用于区域自给, 没有余粮可供调出。在1970-1985年的16年里, 有70%的年份人均年粮食占有量低于400kg, 若严格按照此标准进行衡量, 自1986年开始, 东北地区正式发挥出商品粮基地的重要作用。1986年, 东北地区人均粮食占有量465kg, 可供调出商品粮615万t, 此后, 1990年商品粮突破1000万t, 1996年突破2000万t, 1998年突破3000万t, 此后则一度下滑, 至2006年商品粮数量再次突破3000万t, 2006-2009年平均年调出商品粮保持在3000-3800万t。若以此水平进行估算, 东北地区商品粮基地对于平衡全国人均年约380kg的粮食占有量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 维护了中国粮食安全。
1.2 粮食结构安全评价
粮食结构安全主要考察粮食种植结构或产量结构与需求结构是否能够很好的匹配, 以避免因产需缺口或产需错位产生的粮食安全隐患。目前, 东北地区已经形成了以玉米、水稻、小麦为主的种植格局, 种植面积占90%以上 (图3) ;从产量结构来看, 玉米、水稻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和接近90%, 其中水稻占30%左右 (图4) 。
除饥荒年代外, 粮食消费结构中品种之间可替代性不强。东北地区近5年水稻产量平均约为2500万t (按照出米率65%, 则大米产量约1625万t) , 年居民消费大米约800万t, 完全具备保障东北本区城乡居民膳食需求的能力, 但若将保障尺度拓宽至全国范围, 水稻产量则略显不足, 玉米在当今饮食结构中所占的地位决定了其并不足以对保障“人本”粮食安全起到显著作用, 粮食种植结构面临调整压力。
1.3 耕地安全评价
对耕地安全的评价采用蔡运龙教授[4]所提出的最小人均耕地面积与耕地压力指数, 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反映的是为保障一定区域粮食安全而需要的人均耕地数量底线, 耕地压力指数则用来衡量区域耕地资源紧张程度。在对耕地安全进行测算时, 选取1985、1990、1995、2000、2005、2009等6个时间断面, 计算不同时期耕地资源所承受的压力水平及变化趋势。计算中所选用的具体参数值以东北地区总体水平为准, 如粮食自给率100%、复种指数1.02等。东北地区最小人均耕地面积、耕地压力指数均呈现下降趋势, 分别由1985年的0.18hm2、1.01下降至2009年的0.099hm2、0.48 (表1) , 这其中单位面积产量提高是产生变化的关键因素。从粮食安全的角度来看, 东北地区耕地数量不仅保障区域自身粮食安全的需求, 且保障人均400kg食物需求的最小人均耕地面积0.099hm2, 而东北地区实际人均耕地数量是此数值的2倍多。由此可见, 东北地区的耕地资源能够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保障, 且随着产出能力的提升, 保障能力将逐步增强。
2 粮食安全情景模拟
2.1 模拟情景及主要方程设置原则
模拟不同情景下的粮食安全状况能够较好的对粮食安全进行政策调控。本文基于Vensim系统[5,6]构建东北地区粮食生产系统的SD模型, 针对上文对粮食安全的评价视角设计2种情景进行模拟, 包括 (1) 基于当前各项指标在1980-2009年的变化规律, 计算出指标的增长率并由此对指标进行赋值, 拟设为基准情景; (2) 针对粮食结构安全调整水稻种植比例, 拟设为种植结构调整情景。由于当前东北地区保障人均400kg粮食占有量的最小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099hm2, 而实际人均耕地面积达到0.2047hm2, 耕地压力指数仅为0.48, 所以东北地区有一半以上的耕地是用作商品粮的生产, 耕地保障能力较强, 故不设耕地调整情景进行模拟。模型设计主要基于粮食生产系统, 将影响粮食单产的农业人口、农业机械总动力、化肥施用量、农村用电量、有效灌溉比重等指标纳入进来, 将影响粮食播种面积的城市化率、耕地面积等指标纳入进来, 将影响农田水资源供给的总供水量、非农产业用水量、城市综合用水量、单位耕地需水量等指标纳入进来。在确定单产水平的方程时考虑用回归分析, 水稻单产与化肥施用量、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人口、有效灌溉比重、农村用电量等5项指标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 相关性分别为0.862、0.637、-0.694、0.831、0.699, 在0.01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R为0.836, R2为0.793, 据此将水稻单产的方程设为:水稻单产=-186.178+4.454*化肥施用量-0.676*农业机械总动力+0.738*农业人口+60.254*有效灌溉比重+9.702*农村用电量;而在对玉米单产与这些指标进行回归分析时, 效果并不理想, R2仅为0.257, 同时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玉米单产仅仅与化肥施用量相关性良好, 因此选择用化肥施用量对玉米单产进行线性拟合, 得到方程式为:玉米单产=2.8955*化肥施用量+3976.6。
2.2 粮食安全情景模拟结果分析
基准情景模拟的结果 (图5) 显示出, 2030年东北地区粮食产量为11796.9万t, 其中水稻产量3529万t, 玉米产量7735.8万t。按照参数设计, 基准情景中将历年城市化变化率“年均涨幅0.52%”作为参数, 城市化水平增长约10%达到61.27%, 而耕地面积的方程设置是根据城市化率进行拟合而成, 耕地面积减少约14%, 因此粮食产量的提高主要来自于单产水平的贡献, 2030年玉米、水稻单产水平达到7735.76kg/hm2和9959.27kg/hm2, 分别是2010年的1.3倍和1.4倍。与粮食生产直接相关的各要素如农村用电量、农业机械总动力、化肥施用量等分别由2010年的369.8亿k W·h、7701.9万k W、691.47万t跃升至2030年的1456.31亿k W·h、21553.4万k W、1298.28万t, 有效灌溉比重则由于供水总量的限制以及非农用水量的加大而呈现出先升后降的态势, 由28%左右递升至32%又下降为26%左右。若仅从粮食安全角度来考虑, 在城市化率年均增长0.52%的前提下, 耕地面积降幅不大且与粮食生产相关的因素稳定增长态势显著, 如图6显示, 耕地压力指数已经降至0.4以内, 同时结构安全系数提高了0.76, 可认为保持影响粮食生产要素的现有变化趋势, 则2010-2030年东北地区粮食总量安全与结构安全都能得到较好的保障。
种植结构调整情景结果 (图7) 显示出, 由于水田单位产量较之旱田略高, 所以种植结构调整后, 2030年粮食产量达到12392.3万t, 较之基准情景高出约700万t。此外, 水田产量增加促使结构安全系数提高, 图6中显示出结构安全体系提高, 人均口粮占有量相当于人均口粮需求量的3.3倍 (基准情景为2.28倍) , 口粮保障能力增强。但是, 由于单位水田需水量是单位旱田需水量的4倍以上, 所以旱改水的水资源压力较大, 在年供水增量不改变的前提下, 有效灌溉比重下降至22%左右, 比基准情景约低4%。受到供水制约, 种植结构调整情景下的水稻单产水平总体低于基准情景, 至2030年水稻单产水平差达250kg/hm2, 呈现出差距愈来愈显著的态势。所以, 虽然种植结构调整情景能够对粮食总量安全与结构安全提供较高保障, 但是这种情景在实际操作中对农业供水需求亦更强烈。
3 结论
基于对东北地区粮食供给安全、结构安全与耕地安全的系统评价, 以及应用SD模型模拟的基准情景和种植结构调整情景下中期尺度东北地区粮食产量的结果, 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 东北地区粮食总量安全与耕地安全能够得到持续保证。按照东北地区1949-2009年粮食产量与1985-2009年耕地压力指数的变动态势, 以及基准情景与种植结构调整情景下粮食总产量与耕地压力指数的模拟运行结果, 可视为粮食产量稳定增长与耕地压力指数垂直下降趋势均较为显著, 粮食总量安全与耕地安全能够得到保证。
(2) 保障水资源供给能力是确保粮食结构安全的关键问题。由于粮食消费的品种之间替换性不强, 所以本区域居民口粮以及外调商品粮中的口粮部分基本依赖着占粮食总产量中30%的水稻来供给, 从水稻年产出与口粮年需求双向考虑, 调整种植结构、增加水稻播种面积是保障粮食结构安全的有效途径。然而, 种植结构调整情景下的运行结果显示, 2010-2030年有效灌溉比重下降了6%, 2030年可灌溉耕地面积比基准情景下减少了100万hm2。由于有效灌溉面积的下降, 导致水稻单产水平降低, 其产量提高完全依赖于种植面积的扩大。所以, 提高水资源供给能力或农田利用灌溉系数来保障农业供水能力, 是实现粮食结构安全的关键。
摘要：系统评价东北地区粮食生产能力, 阐释其作为粮食主产区对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能力。通过对粮食供给、结构以及耕地压力的研究, 得出结论东北地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能力增强且增产潜力较大, 但基于消费结构视角, 粮食种植结构面临调整压力;近25年来最小人均耕地面积与耕地压力指数均下降1/2, 现有单产水平下的耕地资源能够对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有效保障。此外, 基于粮食生产能力评价角度选取相应情景, 应用系统动力学模型模拟2010-2030年粮食产出状况, 根据模拟结果, 提出粮食总量安全与结构安全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粮食安全,情景模拟,耕地压力,SD模型,东北地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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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旭.社会系统动力学政策研究的原理、方法和应用[Z].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6]王其藩.系统动力学 (2009年修订版) [Z].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9.
政策评价 篇2
2012年06月29日 09:26 来源：《当代金融家》2012年第4期 作者：官兵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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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业保险（以下简称“农险”）在世界各国政府的政策“工具箱”中变得越来越重要，采用何种农险政策组合就成为各国政府、社会以及世界性组织持续讨论的话题。本文在讨论我国农险政策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指导我国农险发展的多种政策思路，据此给出下一阶段我国农险市场发展的政策思考。
国内农险政策的基本经验
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农险市场，发展道路并不平坦，经历了从快速增长到21世纪初期萎缩停滞的曲折历程。在总结前期教训并充分吸收国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政府自2003年开始探索一条以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为主导的发展之路。自此，农险市场迅速走出困境，取得了巨大成绩，农险保费从2006年的8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35.68亿元，增长了近16倍；农险品种、保障范围基本覆盖了大农业各个领域和全国所有地区；2009年以来成为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大农险市场，是近年来支撑全球农险保费增长的主要力量。其中的经验有两条：
一是政府做了该做的。2003年之前，政府在推动市场发展方面基本上没有作为，而2004年以来政府从消极转为积极，实施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提升了农险需求，各市场主体形成了参与约束，农险市场由此形成并实现了增长。
二是搞对了激励。2003年之前的农险政策没有调动各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市场主体基本没有形成激励相容约束，仅靠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保险公司提供农险服务，运作不可能持久；现在激励方向正确了，放松了市场准入，加大了供给方的政策支持，则有效地调动了各（再）保险人、地方政府参与农险事业的积极性，农险供给就形成了，因此，农户分散了风险、保险公司有了保费、市场有了粮食，政府有了民心等一连串正响应得以实现。
那么，我国所采取的农险政策组合是否独树一帜而具有普遍意义呢？其实不然，从全球范围看中国的经验并不特殊。
国内农险政策思路评价
以全球经验为参照，我们会发现，中国经验显然并不特殊。2004年来，在政府推动下，国内农险覆盖面的迅速扩大主要依赖“政府补贴保费十私人部门承担风险”为特征的运行模式，这与很多国家推行的PPPs模式是一致的。这种模式虽然目前取得了初步成功，但并未完全定型，政策绩效也有待检验，有必要按照全球性的经验对国内指导农险的已被采纳的和未被采纳但甚为流行的政策思路作简要评价。我们把政府在农险体系建设中的角色分为两类：
核心角色（Key Roles）：政府应该是农险体系的最后再保险商，弥补安全网的最后一个漏洞，巨灾性风险冲击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
其他角色（Other Roles）：政府在农险体系中的作用可以不断延伸，补贴农户的保费支出ORs1、直接出售保险ORs2、出售再保险ORs3、对农险方面的科研补贴ORs4、对直保的经营费用及再保公司保费及经营费用的补贴ORs5、立法、研发和培训等公共支持ORs6等。
国内农险体系建设的政策思路都是将政府扮演的不同角色组合得来的，流行的政策思路有以下几个：
一是补贴农户（ORs1），即政府不承担私人保险商的损失责任，这是国内财政部门坚持的理念，该框架的优点在于补贴额度一目了然，不用承担兜底责任，很少或基本不对农险公司干预，但缺点在于市场发展初期，农险公司本身财务可维持程度并不高，农险再保险业不易购买，很容易因为巨灾损失而倒闭。
二是扮演直保公司角色（KRs+ORs1+ORs2），即政府承担所有的损失责任（包括巨灾风险），（再）保险商仅代理农险业务。
三是扮演再保险公司和最后再保险公司角色（KRs+ORs1+ORs3），即（再）保险公司自留部分农险赔款责任，其余向政府购买再保险，政府承担巨灾风险。该模式下，因为政府的风险规避程度更低，风险承担能力更高，因此将高层风险出售给政府，符合风险的效率分担原则，接近于国际上流行的最优的PPPs框架，其实也应该是近中期国内农险政策选择的目标模式。但缺点很明显。
四是最后再保险公司角色（KRs+ORs1）。该模式是目前各试点农险项目较为普遍的做法：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该模式鼓励各保险商参与巨灾损失融资KRs中来，是对第三种方案的替代性选择。目前，主流观点中对KRs的选择是成立“巨灾准备金金”，该基金由政府、农险公司和再保公司共同出资，以备大灾。
五是私人（再）保险商承担KRs，通过私人（再）保险商的业务创新，实现均衡保费成本的降低。
六是KRs+ORs5。政府提供巨灾保障的同时，不补贴直保公司，可以先期补贴再保公司，形成商业性再保险公司和政府共同分担风险的巨灾风险分散模式。
七是ORs6。思路包括基于公私合作、共同参与、责任明确的原则加快建立完善农险法律和机构框架：近期依托现有机构、中远期成立专门的农险再保公司（农业部等部门倡导这样的模式，较类似美国的做法）；为农险产品创新例如（地区）产量保险、收入保险、指数保险等提供支持和补贴。
国内农险政策展望
上述思路有些已经正式实施，有些处于试点状态，有些还在争论之中。但由于认识不到位、部门利益、客观局限等多种原因，人们对农险政策的认识还存在分歧。当前，最大的分歧是在农业风险管理框架中，政府是扮演保险商、再保险商还是最后再保险商的问题，这阻碍了政府在哪些风险层介入、补贴多少、各级政府如何负担这些补贴等技术性问题形成共识。其实，全球经验表明，政府除了在需求方补贴保费之外，在供给方主要扮演的是最后再保险商以及支持农险发展的公共品提供商角色。与此相反，我们的很多思路则要求政府扮演几乎所有的ORs角色，如果如此，农险政策将会因为风险向政府的进一步集中和过重财政负担而收效甚微。
如果说前期国内农险市场发展成就主要归功于政府的提供的保险补贴，那么，今后在延续之前好政策的基础上，一方面要抵抗住对Ors需求的诱惑。另一方面则要借鉴全球经验，多做应该做的事情：一是做好农险的立法工作，切实厘清利益关系、稳定运行机制、保障各方权益；二是对灾害模型、数据等关系行业发展的公共品上加大扶持力度；三是加大对国内农业再保险机构的扶持力度，推动农险市场健康发展；四是鼓励制度创新，推动民间力量参与农险市场建设；五是准确把握未来发展方向，前瞻性地开展制度设计，例如把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农产品期货市场等纳入到未来的农业收入保险体系中；逐步构建新的农险运行模式和政府支持架构，以支持在风险分担效率和减少成本方面具有优势的各类创新性指数保险、天气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绩效评价 篇3
关键词：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绩效评价
中图分类号： S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432（2014）-15-14-1
林业资源是一种生态资源，保护并科学开发林业资源是维护生态平衡，实现绿色发展的保证。自从我国实行集体林权制度以来，逐步实施了惠林惠农制度和政策，积极提高了林业经济发展水平，调动了农民发展林业经济的热情，促进了我国林业生态文明建设，保护了林业资源，然而这一制度改革政策的落实究竟带来了多大的成绩和效果，需要走到农民中展开调查。
1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绩效的调查与评价
通过走进某地区农民群众，采取问卷调研、亲身访谈、开展座谈会等形式进行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统计与总结等来得出结论，通过抽取调查样本，分析这些样本的差异等等展开调查与评价。发放问卷300份，其中的276份为有效问卷。
1.1林权政策的调查评价
发放问卷中提出了“对林权改革政策的感受”类似问题，具体的调查结果如下：共调查农户数276户，其中满意198户，不满意78户，满意率为71.7%，不满意率为28.3%。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70%的农户对林权制度改革持满意态度，只有28.3%的农户持不满意态度，这说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深得民心，使多数农民享受到了实惠。虽然也有一部分农户持反对意见，是由于各种原因没能享受到山林开发和经营的权利，而且实际操作中出现了各种阻力。例如：林权抵押贷款难、贷款程序繁琐等等，导致了他们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负面评价。
1.2对集体林權改革相关政策的意见
为了能够深入了解到农民对集体林权改革配套政策的想法和意见，经过调查数据表明：当前从事林业经营的农民最渴求一种生活与收入的稳定性，因为从具体的选择中可以看出有99%的农户都选择了老有保障，农民都希望能够享受到养老或医疗方面的保险待遇，而且有将近90%的农户希望当林业经营遇到自然灾害后，国家能够有所补偿，从而维护稳定的收入。同时，农户也希望在林权办理与采伐方面能够更加顺利。
1.3对银行贷款制度的评价
自从实行林权制度改革以来，农民的林业开发热情高涨，但也面临着资金挑战，更多的农民只有依靠银行贷款来解决资金问题，然而在银行贷款这一环节，农民仍然给出了不同的评价。同样从276份问卷中进行总结：低利息贷款52户占18.8%，抵押贷款65户占23.6%，毫无优惠贷款159户占57.6%。
从以上调查统计中可以看出，在银行贷款这方面，有50%以上的农户未能享受到优惠，只有23.6%的农户采取抵押的方式获取贷款。出现这种结果是由于银行作为盈利性金融机构利益性质的影响，很多银行倾向于将贷款发放给山林经营规模较大和还贷能力较强的林业大户，从而保证自身的经济收益，这也是与林业经济收益周期长、风险大等原因密不可分的。基于这些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才使得有50%以上的农民无法享受到银行贷款制度的优惠。
1.4林业采伐指标制度的评价
在采伐指标方面，主要从采伐指标的获得便捷性与分配科学性两方面进行分析、评价。
采伐指标获得的便捷性。实行林权制度改革以来，农民就要接受和遵循采伐限额制度，然而，在采伐指标是否容易获取方面，在问卷中提出问题“采伐指标获取的便捷程度”。从276份调查问卷中进行全面分析，具体的调查结果认为非常便捷9份占3.2%，不便捷245份占88.8%，不清楚22份占8.0%。从以上调查可以看出，有将近90%的农户认为采伐指标获取不便捷，也就是侧面意味着采伐指标很难获取，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国家实行了严格的林业采伐制度，对采伐进行严格限制。实际上，虽然每年都会有一定的指标下达到农村地区，然而，由于下达的指标十分有限，且操作不规范，导致很多没有关系、没有实力的农户无法获得指标，而且即使获得了采伐指标，也会因为采伐程序复杂、繁琐，影响广大农户的积极性。
采伐指标分配的科学性。对于采伐指标分配是否科学、公平、合理的问题，在问卷调查中也进行了调查，具体的调查结果为：指标分配科学57份占20.7%，分配不科学203份占73.5%，不清楚16份占5.8%。从以上调查中可以看出，有70%以上的农户认为当前的采伐指标分配不科学、不合理、不公平，出现这种结果是由于原本严格的限额采伐制度造成了采伐指标相对有限，这样珍贵的采伐指标很容易被相关的权力部门进行非法操作，不正确履行规定程序，通过走后门等形式进行暗箱操作等现象时常发展，这些都影响了采伐指标分配的科学性、合理性。
2结语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极大地支持并促进了林业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广大农民的热情和积极性，但是，这项制度政策仍有一些不足和缺点，需要改进和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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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人才政策评价研究 篇4
在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 各地方政府 (文中“地方政府”这一概念特指中国的地方政府) 纷纷制定并实施各类人才政策, 以达到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以及使用人才目的, 进而为本地区优势竞争地位的确立提供人才支撑。在这种情况下, 各地方政府也就很自然地成为了人才政策的制定以及实施主体。而对于任意一个人才政策过程而言, 在理性地制定并推行人才政策之后, 还需要对人才政策推行后所产生的政策效果做出科学地判断, 以确定该人才政策的整体价值, 这便是我们所说的人才政策评价。而在人才政策评价的过程中, 地方政府也依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评价主体。通过人才政策评价, 地方政府可以确定人才政策的整体价值, 进而可以对人才政策是否需要继续推行、是否需要更改或停止实施等问题作出回答。此外, 地方政府还能够通过人才政策评价来总结经验, 进而为下一轮的人才政策实践打下良好的基础。
到目前为止, 对于地方政府人才政策评价还没有一个明确而统一的定义。因此指明这一概念的具体含义便显得尤为必要。所谓地方政府人才政策评价是指地方政府依据特定的程序与标准, 对其所制定并推行的各类人才政策的整体效率、效益以及价值作出科学判定的一种行为, 这一行为的直接目的在于有效获得与人才政策过程密切相关的各个方面的信息。
地方政府人才政策评价的作用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 地方政府人才政策评价有利于检验该地区所推行的人才政策的效率、效果与效益。人才政策制定的是否科学合理、政策推行以后是否有效地解决了相关问题, 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全体社会成员或特定群体对于该人才政策的反应是否积极, 这些都需要通过地方政府人才政策评价来加以确定。
其二, 地方政府人才政策评价有助于提升该类决策的科学化水平与民主化程度。现代社会是一个人类活动类型不断增加, 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的社会, 在这样的条件下, 社会中的人才现象也愈发复杂, 这便对该领域相关决策的科学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此外, 随着社会成员的利益取向日益多元化, 其参与人才政策决策的要求也愈发高涨, 这便使得人们对于人才政策决策的民主化程度有了更高的期待与要求。在这样的情境下, 公开、公正、合理地开展人才政策评价无疑是有效应对上述情形的重要方法。人才政策评价的开展, 使得各地方政府能够不断提升公民对于人才政策决策的关注程度与参与程度, 能够更加直观、更加全面地了解到社会成员对于人才政策的反应, 进而有助于不断提高人才政策的科学化水平。
其三, 地方政府人才政策评价有助于实现有效配置各地方政策资源的目标。在制定并推行人才政策的过程中, 始终需要一定的政策资源作保障, 而各地方政府在某一时期内所能够利用的政策资源是相对有限的, 因此想要实现政策资源效用最大化, 就必须要合理、有效地配置现有的政策资源。而要想实现合理、有效地配置现有政策资源的目标, 就必须要努力做好人才政策评价工作。只有做好人才政策评价工作, 特别是做好人才政策的投入———产出分析, 才能够判断出政策资源在配置过程中所依照的优先顺序是否合理, 在人才政策周期的不同时点上政策资源的投入比例是否合理, 在人才政策过程中财力、物力与人力的投入组合是否妥当。
二、我国地方政府人才政策评价过程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地方政府人才政策评价工作持续发展, 与政府部门积极发挥其人才政策评价主体作用相伴随的, 是社会成员以及非政府部门的相关评估机构的卓有成效的参与, 在这一过程中, 一些地方政府的人才政策评价工作成绩卓著。当然,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 我们也应该看到地方政府人才政策评价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 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部分地方政府没有设立正式的人才政策评价机构且人才政策评价工作不够客观
一些地方政府并没有设立正式的人才政策评价机构, 人才政策评价工作多由其他相关部门代为开展, 而人才政策评价是否充分、有效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负责人的个人能力与素质。部分地方政府在开展人才政策评价工作时过分依赖相关负责人的个人经验, 这便使得其人才政策评价工作不够客观、不够准确。有的地方政府缺乏人才政策方案的充分论证与评价, 在对人才政策方案进行选择的过程中掺杂了相关负责人的个人偏好。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在推行人才政策的过程中并没有做好事中评价与事后评价, 这便很难确定相关负责人所挑选的人才政策方案是否让人感到满意, 也很难确定在人才政策执行过程中相关执行部门所做的政策执行工作是否合格。
(二) 人才政策评价缺乏法制保障
目前, 还没有任何关于地方政府人才政策评价的法律法规, 即使是地方政府人才政策评价方面的相关规定也十分罕见。这便使得人才政策评价过程中组织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经费支出、评价时限等一系列问题都无章可循, 进而引发了地方政府人才政策评价不够规范的问题。
(三) 人才政策评价主体比较单一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一些地方的人才政策评价主体相对比较单一, 评价主体主要是政府部门, 而与人才政策紧密相关的其他主体 (诸如人才群体、社会组织等) 则很难参与到人才政策评价活动中来。换言之, 当前的地方政府人才政策评价是以地方政府的自我评价为主, 评价主体多元化的目标尚未实现。在这种条件下, 一些问题很容易出现。例如, 个别负责人独自垄断人才政策评价权力, 以其个人意志操控人才政策评价, 进而得出与客观事实相背离的政策评价结果。此外, 在评价主体相对单一的条件下, 人才政策评价过程的透明度与公信度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三、对我国地方政府人才政策评价的建议
(一) 增强人才政策评价意识, 提升对于人才政策评价工作的重视程度
当前的情况是, 地方政府在人才政策的制定与推行方面有着较强的意识, 对于这类政策制定与推行的重视程度也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但在人才政策评价方面, 一些地方政府对这项工作的重视程度还不够高, 人才政策评价意识还不够强, 由此也引发了地方政府人才政策评价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对此, 各地方政府应该努力做好思想领域的工作, 以不断增强人才政策评价意识, 提升对于人才政策评价工作的重视程度。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既是地方人才政策制定与推行的重要主体, 更是地方人才政策评价的主体之一, 这一角色的确立不仅要求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必须要充分认识人才政策评价的重要作用, 充分认识人才政策评价在人才政策民主化、科学化进程中所发挥的独特功能, 更要求其明确树立科学合理的人才政策评价观念, 形成并不断增强以人才政策评价结果决定人才政策延续、变更与废止的意识。只有这样, 地方政府对于人才政策评价工作的重视程度才能够不断提高, 人才政策评价的作用才能够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
(二) 不断强化该领域的人才队伍建设, 努力做好相关机构的建设工作
在人才政策评价过程中, 地方政府还要经常扮演人才政策评价组织者的角色, 这便要求地方政府努力聚集有人才政策评价经验的相关人才, 进而打造一支负责人才政策评价工作的专业人才队伍, 以确保人才政策评价工作能够有效开展。而这支队伍当中的人员除了要掌握相关的理论知识, 还要具备丰富的政策评价经验, 并能够灵活运用各类政策评价方法与工具。为达到上述标准, 地方政府可以将各类企业当中负责评估工作的人才吸收到这支队伍中, 也可以与社会当中的专业评估机构展开合作, 还可以从相关科研机构或者高等院校当中选用相关评价人才, 积极引导这些人才到政府的人才政策评价团队中兼职。此外, 地方政府还可以从高等院校当中选拔一些具备相关知识与技能的优秀毕业生进入该队伍, 并通过实践锻炼的方式将其培养成为具备丰富经验的人才政策评价者。
在不断强化该领域人才队伍建设的同时, 地方政府还应该尝试建立负责人才政策评价工作的专门机构, 该机构的主要任务便是组织与实施人才政策评价工作。在区域人才开发一体化条件下, 该机构的设立还有利于对区域内各地方的人才政策进行横向比较、综合评价, 有利于地方政府之间的政策借鉴的实现, 更有利于促进各地方人才政策之间的有效衔接。当然, 对该专门机构的相关人员也要进行定期的考核与评价, 这既有助于实现这些评价人员的有效监督, 又有助于激发这些人员的工作热情与活力。
(三) 不断推进人才政策评价的法制化进程
为了进一步提升地方政府人才政策评价的规范化程度, 相关部门有必要对地方政府人才政策评价进行立法, 这样的立法将会使人才政策评价过程中的理性成分进一步增加, 使人才政策评价活动不再受到少数人的主观意愿的影响。在这里, 我们建议相关部门制定并实施《人才政策评价法》, 该法律不仅要明确人才政策评价的目的、原则、对象, 还要对人才政策评价过程中所涉及到的组织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经费支出、评价时限等一系列问题做出明确规定, 以确保人才政策评价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能够有法可依。此外, 在制定《人才政策评价法》时, 还要注意协调该法规与宪法以及其他法规之间的关系, 以有效避免法规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四) 促进人才政策评价主体多元化
在对地方政府的人才政策进行评价时, 应该确保多元化的评价主体参与其中。也就是说, 政府不应当成为唯一的人才政策评价者, 一切与人才政策紧密相关的群体都应当成为人才政策的评价主体, 这些群体主要包括: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各类企事业单位、专业评价机构乃至社会大众。不同的人才政策评价主体因其各自的专业背景与知识结构不同、参与社会实践的领域不同所观察事物的角度与解决问题的思路也必然有所差异。在对人才政策进行评价的过程中, 合理引入多元化的政策评价主体有利于实现各评价主体间的优势互补, 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人才政策评价结果的科学化水平, 也可以使人才政策评价结果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同时, 它在很大程度上也能够避免由于精英决策而引发的人才政策评价结果片面化。
促进人才政策评价主体多元化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社会成员参与人才政策评价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社会成员的参与程度愈高, 人才政策评价主体的多元化程度就越高, 这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人才政策评价结果的客观程度与公正程度, 进而有利于人才政策公信度的提高。当然, 促进人才政策评价主体多元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那就是要不断提升社会成员的政策评价能力, 而这一能力的提升需要社会成员与政府的共同努力才能够实现。
(五) 不断完善人才政策评价的反馈调控机制
人才政策评价的反馈调控机制主要强调将人才政策评价结果以及其他相关信息通过特定渠道反馈给人才政策制定者, 以使得人才政策制定者能够以这些信息为参考, 进而对现行人才政策做出必要调整。在完善该机制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着重关注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着重关注反馈信息的真实性与全面性, 以确保反馈信息能够真实地、多层次多角度地反应人才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及它所发挥出的实际作用。二是要着重关注人才政策评价的监督工作, 以确保人才政策评价过程能够透明、公正, 人才政策评价结果能够真实地反应实际情况。
参考文献
[1]罗振宇.公共政策[M].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5:38.
政策评价 篇5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自主用工需要有一个劳动力市场来为其提供劳动力资源，劳动者自主就业需要有一个劳动力市场来为其就业提供实现途径。因此，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和完善，是劳动力生产要素实现市场配置的根本保证。1993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改革劳动制度，逐步形成劳动力市场”，这一理论的突破对实践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劳动力市场建设得以迅速发展。
1．新就业方针的提出：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
1997年，中国提出新时期的就业方针，即“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劳动者自主就业，是指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通过各种渠道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是通过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以市场机制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基础性调节的手段，实现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双向选择。政府促进就业是指政府促进宏观经济与就业的协调发展，通过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岗位，制定积极的就业政策，健全和发展就业服务体系，采取必要措施，帮助青年实现就业。这一就业方针的实质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完善市场就业机制，努力开发就业岗位，使绝大多数劳动者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
2．实行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
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国企改革和发展若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广开就业门路，增加就业岗位。要积极发展和规范劳动力市场，形成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明确提出：“扩大就业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也是宏观经济调空的一项重要内容。发育和规范劳务中介组织与劳动力市场，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加强职业培训，形成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建立市场导向就业机制的目的是要发挥市场机制在社会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3．推行劳动力市场的“三化”建设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政府大力加强劳动力市场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建设，建立公共就业服务制度。1999年以来，劳动保障部指导全国主要大中城市开展劳动力市场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三化”建设试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各地基本建成综合性就业服务场所，向社会提供融职业介绍、职业指导、推荐培训、劳动保障事务代理等多项内容为一体的“一条龙”式就业服务，并向下岗失业人员免费提供公益性就业服务。2004年，教育部启动“毕业生就业信息化制度建设计划”，进一步完善学校的毕业生就业信息网和相应的信息服务体系，同时要求建立健全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和服务机构，在场地、人员、经费等方面给予充分保证，专职就业指导教师与应届毕业生的师生比近期要保证不低于1:500，就业工作经费不低于学校当年全部学费的1%。
为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再就业服务的运行机制，实现就业服务体系的制度化、专业化和社会化，尽可能为下岗失业人员提供更好的服务”的要求，2004年6月14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下发了《关于加强就业服务制度化专业化和社会化工作的通知》，在全国部署推进就业服务制度化、专业化和社会化（简称“新三化”）工作，要求各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公共就业服务制度。各级劳动保障部门的就业服务机构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为城乡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提供热情周到、便捷高效的服务。同时充分发挥各类社会中介服务组织的作用，完善社会化的就业服务体系，促进就业和再就业。
二、减少劳动力供给
中国的失业大多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大国的非典型失业（西方大国的失业为周期性失业，如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美、英、法等国也有近千万人的失业，这主要是由需求不足引起的，其治理办法主要就是凯恩斯主义的扩大需求）。其中包括人口结构推动型失业、体制转轨型失业和社会结构调整型失业（杨宜勇：《中国缓减非典型失业全攻略》，《中国就业论坛全球对话与共识》2004年，第213页）。目前，每年有新增劳动力1200万人，有800多万需要就业，要解决这部分人口结构推动型失业，必须减少劳动力供给。
1．人口控制政策
人口政策的基本精神是实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同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相协调。不仅如此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也是缓减就业压力的关键。因此，实行计划生育，进行人口控制的法律、法规、政策都相继出台。中国宪法第25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第49条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12条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法》第17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第18条规定：“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少数民族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现行的计划生育法规有《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计划生育统计工作管理方法》等，中国的人口政策可以概括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改善人口结构”。中国现行的生育政策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过批准，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农村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育二孩的，经过批准可以间隔几年后生二孩；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孩；少数民族地区也要提倡计划生育。
2．降低劳动力参与率
国家通过延长青年的教育时间、大学实行扩招，同时，通过执行灵活优惠的妇女就业政策，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劳动参与率。1999年，教育部实行本专科生的扩招，2000年研究生实行扩招政策；2004年，教育部出台措施，扩大成人教育专科起点本科的招生规模，鼓励和支持未就业的专科（高职）毕业生参加成人专升本的学习，进一步缓解专科（高职）毕业生的就业压力。
三、对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评价
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起步较晚，但发展却很快，主要由市场来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框架已基本建立。但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劳动力市场建设仍然处于发育过程当中，还远未到完善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劳动力的流动与合理配置。
1．劳动力市场主体还没有真正形成目前，中国企业作为劳动力市场需求主体，劳动者作为供给主体的地位已基本确立，企业自主用人、劳动者自主就业的双向选择机制已初步形成。但是，这种劳动力市场供求发展的市场主体的发展是不完全的，在劳动力供给主体方面，尽管通过劳动就业已经成为劳动者就业的主导方式，农村劳动力、城镇非公有经济劳动者、城镇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的人员，就业行为已基本进入市场，并受市场规律支配，但是国有企业和机关失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受市场机制影响较弱。在劳动力市场需求主体方面，非国有企业的市场需求主体地位基本形成，但在国有经济单位，企业的主体地位尚未完全形成。
2．劳动力信息发布不畅，信息利用率低
公共职业介绍机构虽然实现了信息网络连接、资源共享、但与街道、社区劳动保障所（站）尚未实现信息网络的连接。市场上每天滚动的上千条空岗信息，难以及时传递供求职者选择，40%的空岗信息因无人应聘而过期失效。
3．就业服务功能不足
就业服务功能是指为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提供各种完善的就业服务。中国职业介绍机构的职业指导服务还相对薄弱，职业指导人员配备不到位。中国现有职业介绍工作人员中，经过培训取得职业指导人员等级证书的屈指可数，所占比例很低，极不适应当前职业介绍工作的形势要求。
注：该文摘编自徐章辉主编、毕先萍副主编的《青年失业现状与再就业政策评估研究》，由中国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
来源：中国青少年研究网
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评价与政策建议 篇6
■高度重视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评价，把评估结果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上升指数和要素发展指数等指标作为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和硬性指标。
■将“经济性”导向转变为“经济性、社会性、效率性”导向，淡化GDP在政府政绩考核中的比重。
■把公众对基本公共服务要素的关注度作为改善民生的晴雨表。
■尽快制定并出台基本公共服务的国家标准与指标体系。
一、GDP对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杠杆指数评估
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查德·伊斯特林（R.Easterlin）在其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了伊斯特林悖论，又称为“幸福—收入之谜”或“幸福悖论”，即为什么更多的财富并没有带来更大的幸福？受到伊斯特林悖论的启发，通过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调查也发现，更多的GDP并没有带来人们对公共服务更多的满意度。这促使进一步深入思考经济发展与公共服务满意度之间是否存在内在关联？如果有，这种关联又是什么？
自2000年以来的十年，中国GDP增长率年平均值高达10.46%，到2011年，中国GDP总量首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势头不可阻挡。经济发展以增进社会财富和社会福利为目的，但如果经济增长中相当的份额用以弥补无效投资和浪费，致使GDP数值的增多而非人民生活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就违背了发展经济的目的。长期以来，人们错误地把GDP的增长等同于社会发展，而GDP以外的诸如文化体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工作都被有意无意地忽视甚至放弃。这样做导致的结果就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伴随GDP的不断增长，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并没有随之提高。发达地区最近几年的发展实践也验证了这个结果。
从公共服务满意度的调查结果来看，很多地方GDP排名不高，但满意度很高。调研数据显示，就城市的GDP与满意度排名之间的关联来看，从表1得出，GDP与满意度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关系，比如拉萨GDP排名38位，满意度排名第1，满意度与GDP排名相差37位；厦门GDP排名25位，满意度排名第2，满意度与GDP排名相差23位；海口GDP排名37位，满意度排名第16位，满意度与GDP排名相差21位；珠海GDP排名第31位，满意度排名第13位，满意度与GDP排名相差18位……
由此可以看出，高GDP并不意味着高公共服务满意度。但是经济建设作为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一定会对社会建设和公共服务产生巨大作用。为了揭示这种撬动作用，我们提出了GDP对公共服务满意度杠杆指数（以下简称“GDP对满意度杠杆指数”）的概念。力图通过对GDP和公共服务满意度之间的定量分析，着力研究如何通过科学有效的投入，夯实基本公共服务，在有限GDP的前提下，实现有限GDP的杠杆作用，用少量的GDP获得更高的社会满意度和幸福指数？这也是我们提出GDP对满意度杠杆指数概念的初衷。GDP对满意度杠杆指数是通过模型“满意度得分/ln（GDP值）”得出。
因为满意度得分是百分制，与城市GDP值在量纲上差距较大，为了消除这种差距，在不影响模型结果的情况下，采用计量上常用的取对数的方法对GDP值进行处理。这个模型衡量的是GDP与公共服务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所代表的是GDP对于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杠杆作用。其值越高，表明在一定的GDP水平下，城市公共服务满意度越高。GDP对满意度杠杆指数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指数越高，表明二者的协调性越好。
通过把38个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情况和其2011年的GDP进行了关联性分析，制成表1，并进行了排名，结果显示，拉萨、厦门、海口等城市GDP对满意度的杠杆指数比较高，分列前三名，尤其是拉萨，其值比第二名超出很多。
二、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力满意度上升指数评估
一个城市的市民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受政府重视程度、投入规模、服务质量和效率的影响，在不同时间点，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评估结果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动。如果一个城市持之以恒地高度重视公共服务建设，不断增加公共服务投入，不断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那么这个城市的公共服务满意度就会不断上升。相反，如果一个城市只是基于制造政绩的角度，投机性地增加公共服务投入，而不是持续重视和不断投入，那么即使这个城市曾经创造过满意度的辉煌，那也只是暂时的。从公共服务满意度的调查结果来看，2012年全国38个主要城市公共服务满意度得分及排名相对于2011年大多数都有变化，在满意度得分方面，普遍较去年有所提高，只有少数个别城市略有下降。在排名方面，有些城市在这两个调查期内，排名变化较大，2011排名靠前，但在2012年的调查中，排名却有大幅下降，有些城市则正好相反，表现出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因此，为了更好地呈现和评估不同城市在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方面的提升情况和进步程度，我们提出了“城市公共服务满意度上升指数”（以下简称“城市上升指数”）这一概念。城市上升指数是通过模型“（当年城市公共服务满意度得分－上一年城市公共服务满意度得分）/上一年城市公共服务满意度得分”得出，表示某城市的公共服务满意度得分相对于上一年度的上升幅度。某个城市的公共服务满意度上升指数越高，表明这个城市在公共服务满意度方面取得的进步越大，提升的越快。反之，则进步较慢，甚至有退步。
例如，上海市2012年的城市上升指数为0.24，表明上海市的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得分相对于2011年提高了24%。这个模型强调的是某一城市在一定时间段里公共服务的上升程度，其值越高，表明城市公共服务力在这个时间段内取得了更好的发展。从长期来看，城市上升指数表现了公众对城市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变动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公共服务力发展的稳定性。
通过对全国38个主要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城市上升指数统计发现，上海、天津、拉萨、南京、厦门、沈阳、福州、太原、大连、武汉这10个城市上升指数最高，与名次进步最高的上海、天津、南京、福州、呼和浩特、沈阳、昆明、成都和武汉等十个城市，并不完全一致，但大部分具有一致性。单说上海的进步明显，认为与2010年世博会对上海的影响有紧密关系，对于环境、交通、公共安全一定增分不少。反过来看，名次变化落差比较大的有郑州、汕头、西宁、哈尔滨、银川、南昌、北京、珠海、南宁和青岛等十个城市，排位变动都在6名以上，最大落差有27名。
另外，将城市满意度上升指数范围扩大，我们也可以得出区域的满意度上升指数。我们选取东部、中部和西部划分角度来呈现区域性满意度的上升指数。根据统计数据可以看到，三个区域并没有太大差异，满意度上升指数基本一致，中部稍低于另外两个区域。
三、基本公共服务力发展指数评估
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主要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公共安全、基础教育、住房保障、公共交通、城市环境、文化体育、公职服务九个基本方面。公众对这九个方面的在不同时期的满意程度是不同的。从公共服务满意度的调查结果可以发现，2012年公众对基本公共服务各要素的满意度较2011年变化较大（见图1）。2011年最高满意度文化体育在2012年得分下降了11.6分，而2011年满意度最低三项公共安全、公共交通、基础教育分别上升了15.55分、7.07分和 6.71分。在排名方面，公共交通由2011年的第2名下降到第8名，社会保障与就业则由去年的第9名上升至第5名，这些都表明了公众对基本公共服务要素的满意度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着。
为了更好地呈现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不同要素的满意度的变化情况，提出“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要素发展指数”（以下简称“要素发展指数”）这一概念。要素发展指数是通过模型“（当年要素满意度得分－上一年要素满意度得分）/上一年要素满意度得分”得出，表示公共服务要素满意度得分相对于上一年度的上升幅度。
例如2012年社保就业的发展指数为0.453，表明2012年社保就业的满意度相对于2011年提高了45.3%。这个模型以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强调的是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同要素在某一时间段的发展程度，侧面反映了在一定时间段中，基本公共服务这一要素取得的进步，其值越高，表明我国在这一基本公共服务要素的工作在这个时间段内取得了更好的发展，获得了更好的效果。从长期来看，要素发展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在这一要素上总体发展的稳定性。
我们对2012年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九大要素的满意度发展指数进行了测算和排序。研究表明，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提高，社保就业、住房保障、基础教育、公共安全等方面人民群众满意度显著提高，这表明地方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力得到了逐步提升，社会管理水平不断优化。但是，提高幅度有限，距离群众非常满意的公共服务力水平，依旧还有很大空间。通过对2011年和2012年基本指标的满意度比较来看发展指数的变化。文化体育、公共交通和城市环境发展指数为负，就意味着满意度下降，而社保就业、住房保障、基础教育和公共安全的发展指数优良。这充分表明在社保就业方面，政府在应对就业压力的情况下，积极扶持微型企业发展政策对就业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另外，将要素满意度发展指数分解在区域水平，得到区域范围的要素满意度指数。选取东部、中部和西部划分角度来呈现区域性要素满意度发展指数。正数为上升，负数为下降，总体上是上升多于下降。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区域在公共交通、环境保护与公职服务三个方面体现为下降居多，其他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都有所上升。
四、政策建议
综观2011-2012年38个主要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评估结果，发现，与2010-2011年的结果相比，2012年的各项要素中有六大要素满意度得分明显上升，38个城市当中，有37个城市满意度得分提升，唯有一个城市得分下降0.12分，这表明，相对于去年，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明显提高呈上升趋势。但是总体满意度还比较低，且各要素之间的满意度不够均衡。这表明，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逐步提升，但是，总体水平不高，提升空间很大。
（一）高度重视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评价，把评估结果及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上升指数和要素发展指数等指标作为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和硬性指标，将“经济性”导向转变为“经济性、社会性、效率性”导向，淡化GDP在政府政绩考核中的比重。按照《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的要求，绩效评价是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迫切、重要且关键的一环。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是判断基本公共服务力的根本标准，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城市上升指数体现了一个城市在一定时间段里满意度的上升程度，反映了公共服务力的提高，可以用该指标来考核不同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要素指数体现了一个公共服务要素在一定时间段里满意度的上升程度，反映了某个公共服务产品的质量改善和效率提升，可以用该指标来考核提供公共服务的不同政府职能部门。建立公众参与、民生导向的绩效评估体系，对政府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形成一种约束机制，有助于把转变发展方式、公共服务变成政府实实在在的基本职责。
（二）高度重视对基本公共服务力的第三方评估，并通过对评估过程进行检查督导，对评估结果进行实际运用等方式将其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当前，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估很多是由统计部门在开展工作。第三方权威评估机构缺失，民意调查数据即使科学准确，政府也不采纳，使得政府绩效评估缺乏公信力。因此，建议贯彻落实《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的要求，“积极开展基本公共服务社会满意度调查。鼓励多方参与评估，积极引入第三方评估”，重视具有一定权威性和研究能力的第三方机构，规范其评估行为，重视其评估结论，并将其运用到公共服务建设的实际工作当中。
（三）高度关注GDP与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杠杆指数，提高公共服务方面财政投入的质量和效率，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调查显示，有的城市GDP很高，但满意度不高，有的城市GDP不高，但满意度很高。对于后者来说，其中的原因要么是GDP在公共服务中的投入不够，要么投入的效率不高。因此，要不断提升GDP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杠杆指数，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有效破除“伊斯特林悖论”（更多的财富并没有带来更大的幸福）。提升GDP对满意度杠杆指数的关键是增加公共服务方面财政投入的规模、质量和效率，把“投入导向”和“结果导向”相结合。
（四）在逐年增加公共服务方面财政投入的同时，切实提高投入的质量和效率。调查发现，公共服务财政投入占GDP比重与满意度得分呈负相关关系。为了进一步检验这个结论，对2010年公共服务方面财政投入占GDP比重的部分数据2与满意度利用统计软件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两者的确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464（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但这并不意味着提高满意度不需要财政投入，而是说明有些城市在公共服务方面财政投入的质量和效率不高，花了钱也没有让老百姓满意，但也有城市在公共服务投入方面的质量和效率很高，少花了钱，多办了事，这与GDP对满意度的杠杆指数评估是内在一致的。
（五）把公众对基本公共服务要素的关注度作为改善民生的晴雨表。公众对基本公共服务要素的关注度反映了公众在公共服务要素方面的需求程度。调查显示，公众对基本公共服务各要素的关注和需求存在明显差别。2011年与2012年两次调查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公共服务各要素关注度的趋势总体一致，但存在细微差别。社保就业、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均是公众最关注的前三项，其关注度远高于其他几个要素，而文化体育和公职服务的关注度则较低。但公众最关注的公共服务要素有所变化，2011年公众最关注的是住房保障，2012年公众最关注的是社保就业。关注度的这些调查结果对于政府进一步明确公共服务的战略方向和工作重点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根据关注度的变化，即需求程度的变化，及时调整公共服务的工作重点，有利于避免重复建设，避免“服务过当”或“服务不及”，从而真正提升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效果，提升公共服务满意度。
（六）建议相关政府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对允许公开的基本公共服务力评价指标体系所涉及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相关信息进行公开。我们在调查和评估的过程中发现，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各领域尤其是住房保障、社会保障和福利以及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数据存在以下问题：部分应该可以公开的数据没有公开、以年鉴为载体所公开的数据非常滞后（通常滞后2-3年）、公开数据统计口径不一致，数据打架情况比较严重、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渠道不畅等问题。建议相关政府部门及时公开包括各级政府的年度公共服务财政投入的使用和决算情况，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公共交通、公共安全、社保就业、基础教育、环境保护、文化体育、公职服务等公共服务各领域的年度工作规划、财政投入和发展验收情况在内的信息，保证评估应用数据的全面性和有效性。
（七）不能以城市人口规模大、地理区位偏为借口，为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不高寻求托词。调查发现，基本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与城市人口规模、地理区位无直接对应关系。事实上，通过计算，西部城市满意度平均得分比中部城市高0.59分。另外，利用统计软件SPSS对人口规模和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
（八）尽快制定并出台基本公共服务的国家标准与指标体系，积极推进评估业务外包，向有权威、高质量、负责任的第三方独立机构购买服务。当前，《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对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做出了界定，但尚未制定统一的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力评价指标标准体系，从而会制约规划的进一步贯彻落实，影响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力的提高。因此，要按照《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的要求，加强对规划实施情况的跟踪分析，以开展全国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综合评价为重要手段，制定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案，牵头组织开展中期评估和终期评估，并向国务院提交评估报告，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公共服务水平综合评价推荐业务外包，向社会第三方机构购买服务，防止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自己评价自己，自说自话。
注：1.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公共服务蓝皮书——中国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力评价（2011-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2.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此数据只包含了2010年公共安全、基础教育、社保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和文化体育等六个方面的财政投入占GDP比重，北京、拉萨、兰州、贵阳、珠海、上海、汕头、石家庄等城市因为部分数据缺失，未作分析。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1》。
家电下乡政策的综合效应评价分析 篇7
2008年暴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使我国长期以来依靠外贸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遇到了困难, 2008年我国对外贸易出口14285.5亿美元, 增速同比下降8.5%, 贸易顺差为2954.7亿美元, 增速同比下降37.5%。由于贸易顺差和贸易摩擦等原因, 我国家电出口呈下降态势, 许多家电企业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 因此, 将海外市场转向国内、拉动内需迫在眉睫。十一五计划中作为8项重大任务之首的新农村建设, 也体现了拉动农村内需的政策要求, 发挥农村作为危机“软着陆”载体的作用。据国家统计局统计, 农村人口对任何家电产品的普及多增加一个百分点, 就可增加238万台 (件) 消费需求, 在此背景下, 财政部、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家电企业、流通企业共同启动的“家电下乡”活动, 既可作为应对经济危机、缓解产能过剩的一个政策手段, 同时也是对改革开放30年来形成的外贸依赖惯性的一次调查。
家电下乡最早是2007年在山东 (除青岛市) 、河南、四川三省实施试点工作, 实施时间为2007年12月1日至2008年5月31日, 选择这三个省作为试点省份是侧重农业大省、人口大省、家电产能大省并兼顾东中西部。2008年5月26日, 家电下乡试点新增青岛市, 且截止时间延长至2008年12月31日;2008年10月13日新增内蒙古、辽宁、大连、黑龙江、安徽、湖北、湖南、广西、重庆、陕西等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2009年2月1日家电下乡工作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2.家电下乡政策的效应评价
2.1有利于改善民生
家电普及程度是体现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实施家电下乡, 将家电产品的优惠政策直接补给广大农民, 将大大降低农民的消费成本, 在提高农民购买力的同时, 也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随着彩电和手机在农村的普及, 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得到了极大地改善, 同时还可以帮助农民了解国家政策、获取市场信息、学习生产技术, 促进农民增收。这是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 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改善农民生活水平,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举措。
2.2有利于拉动农村消费
党的十七大提出“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消费被放在首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把扩大消费作为2008年工作的重点。扩大农村消费是扩大国内消费的重点, 把农村潜在的巨大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购买力, 能为国民经济提供持久拉动力。抓住当前农村家电普及的有利时机, 进一步推广家电下乡, 在更大范围内调动农民购买的积极性, 真正把内需特别是农村消费启动起来。
2.3有利于完善面向农村市场的生产、流通和售后服务体系
实施家电下乡, 不仅仅是给一些财政支持, 一“补”了之, 而是通过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 引导生产企业设计和生产适合农村消费特点、适合农村消费环境的家电产品, 引导流通企业建立和完善面向农村市场的流通和售后服务网络, 改变长期形成的以单一供给结构面向差别很大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状况, 实现协调可持续发展。
2.4有利于减少贸易顺差和贸易摩擦, 促进内需和外需协调发展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家电生产国和出口国, 家电产品是我国贸易顺差的重要来源。2008年暴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以及近几年我国家电产品在欧美市场频发的贸易摩擦使我国的家电产品出口受阻, 行业发展遇到较大困难。通过实施家电下乡, 有利于缓解家电企业的出口压力和库存压力, 同时为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增进技术交流和合作、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拓展了空间。
3.家电下乡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3.1补贴程序繁琐, 农民身份难以确认
根据国家政策, 家电下乡领取补贴的流程是:消费者带着户口本和身份证到指定的销售网点购买指定的产品, 经销商把信息录入电脑并开具发票, 消费者再持户口本、身份证、“涉农补贴一卡通”专用存折、发票、产品标示卡到当地财政部门申报补贴, 这个过程大约需要15个工作日, 对于偏远农村, 无形中增加了支出成本, 甚至有的农民抱怨补贴不抵工时, 据家电下乡政策调查问卷结果显示, 农民希望简化补贴程序的占22.7%。此外, 由于部分地区实行户籍改革, 取消了户口栏的“农业户口”或“非农业户口”, 统一改为“居民户口”, 给销售网点和财政部门在补贴审核和资金兑付时确认农民身份带来一定的困难。
3.2售后服务滞后
由于部分企业的售后服务严重滞后于产品推广, 一些地区出现了“家电下乡销售快, 售后服务跟进慢”的现象, 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农民购买家电下乡产品的积极性。接受过家电下乡产品维修服务的消费者的满意度不是很高, 维修网点远、配件价格高和服务人员素质低是导致消费者不满意的最主要的三个原因。
3.3小家电农村市场压力较大, 前景渺茫
2009年5月开始下乡的热水器、电磁炉、微波炉等小家电, 由于受到生活习惯、住宅环境以及电力、水利等公共基础设施等条件的限制, 在农村市场的销售面临较大压力。虽然中标企业数量多, 但总体销量较差, 中标的92家太阳能企业竟然有80多家没有销量, 微波炉、电磁炉两大类产品领域出现销售的企业分别只有2家, 令此前被许多业内人士看好的小家电下乡蒙上了一层阴影。此外, 手机下乡虽然启动早, 但销售额仅占1.4%, 一是农村市场中标产品受到山寨机的冲击很大, 二是家电下乡手机相比其他手机产品性价比不高, 补贴13%并没有多少钱, 加上外型相对比较难看, 因此农村消费者不太愿意选择该类手机。
3.4有些企业没有履行家电下乡的责任
有些企业中标后, 接下来的计划竟然是“没有计划”, 中标而不发货或者象征性发货, 没有踏踏实实借家电下乡的东风做市场, 而是把家电下乡作为提升品牌的形象工程。家电下乡有国家和媒体负责宣传, 在招商时亮出中标企业的标志, 可以达到更好的招商效果, 在慧聪家电网2009年举办的牵手活动中, 经销商对家电下乡中标企业的关注程度明显高出了非中标企业。
3.5中小企业利润不够买标书
家电下乡帮助大企业实现了快速拓展农村市场的愿望, 由此也让原本就在经济危机下艰难存活的中小企业丢掉了最关键的生存之本。2009年前10个月, 有14家家电下乡销售企业登记销售为零, 还有近20家中小企业的销售只有个位数, 这意味着有接近8%的中标企业实际上根本没机会分享到政策成果。大企业凭借此前建立的品牌影响力和产品口碑, 继续延续着领先的优势, 而那些知名度低、产品缺乏竞争力、销售和服务网络不健全的中小企业, 因为得不到农村消费者的认可, 将面临着被洗牌的困境。“对于中小企业来说, 家电下乡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噩梦, 这是一场属于大品牌的盛宴。”中国家电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徐东生说。
4.几点建议
4.1进一步简化补贴程序
为了领取财政补贴, 不少农民不得不多次往返于家电销售企业和乡镇财政所, 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路费成本。农民希望建立“补贴绿色通道”, 进一步明确财政补贴领取的手续和流程, 使广大农民能够享受到更实惠的价格和更便利的服务。目前, 天津、河北、宁夏、黑龙江等地将家电下乡补贴资金审核兑付方式由目前实行的乡镇财政所审核并兑付补贴资金方式, 改为由家电下乡产品指定销售网点代财政部门进行审核并垫付补贴资金方式, 通过“一站式”服务, 农民可以在1天之内办好所有的手续, 提高了农民购买的积极性。
4.2完善农村配套基础设施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建设严重不足,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家电下乡的效果, 抑制了农民对相关家电产品的消费需求。因此, 仅有家电下乡是不够的, 还需要完善配套基础设施, 让农民买得起、用得起。
4.3下乡产品应符合农村消费习惯
中标企业应针对农民特性来量身定做下乡产品, 不能照搬城市模式, 通过简化不适合农村消费的功能和包装, 降低生产成本, 尽量使下乡产品功能实用、物美价廉。同时, 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基础上, 增加适应农村消费环境的新功能, 如电冰箱的防鼠板、彩电的平衡装置、手机的农村信息功能和洗衣机加入洗土豆的功能等。因此, 家电企业要下乡就一定要在产品上进行非常大的创新, 要让产品解决农民的需求和问题。
4.4中小企业应开拓特色市场
大企业凭借其自身实力和完善的售后渠道垄断了家电下乡市场, 中小企业的出路在于开拓属于自己的特色市场, 而不是和大企业“殊死搏斗”。中小企业应该走差异化路线, 找细分市场, 原来大企业做城市市场, 中小企业做农村市场, 以后可能要变成大企业做主流市场, 中小企业做特色市场。另外, 政府方面应采取更多的政策扶持中小企业, 比如大幅降低中小企业参与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的门槛, 对中小企业提供更高的财政补贴, 让中小企业自由选择下乡产品并自主设定价格等。
4.5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增加农民收入
家电下乡的出发点是消化过剩产能, 国家希望通过财政补贴来刺激农民消费, 以达到拉动内需的目的。但是, 在农民收入有限的情况下, 即使政府给农民以补贴, 农民也拿不出太多钱来购买相对农民收入而言带有奢侈品特点的家电。要让农民把钱包里的钱掏出来, 首先要让农民的钱包鼓起来, 因此,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创造各种条件增加农民收入是激活农村消费的前提。
摘要：家电下乡政策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 是财政和贸易政策的创新突破。本文通过对家电下乡政策的背景和实施进展情况进行分析, 在综合评价家电下乡政策取得的成果和不足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些建议, 希望以此推动家电下乡政策的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家电下乡,效应评价,财政政策
参考文献
[1]王琼, 吴小翎.家电下乡的经济学思考[J].特区经济, 2009, (8) .
[2]植凤寅.从家电下乡谈理性扩大农村消费[J].中国金融, 2009, (6) .
[3]焦叙鹏, 董存良.家电下乡是激活农村市场扩大内需的原动力[J].现代企业, 2009, (2) .
[4]张少春.创新财政政策推动家电下乡[J].中国财政, 2008, (3) .
农田水利市场化政策评价 篇8
新世纪以来我国农田水利市场化政策发生了两次转型:由分级包干制转向民办公助制, 进而转向项目制。政策改革成效如何?不同政策绩效差异的原因是什么?政策绩效改善的路径何在?这些问题都亟待客观解答。
基于文献梳理, 我们发现既有研究主要侧重水利市场化政策总体效果评判, 而较少关注不同阶段政策的绩效及其差异。方法上, 注重经验归纳或案例分析, 而定量分析较少。为此, 基于史料信息挖掘, 我们将系统考察我国农田水利政策演变路径, 并以河南省为例, 量化解析其绩效演变轨迹与原因, 进而得出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新世纪以来我国农田水利市场化政策演变进程
农村税费改革后, 为应对乡村组织退出造成的农田水利产权归属、建管主体和管护机制缺失问题, 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农田水利市场化政策, 根据其设计宗旨和功能作用差异, 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类政策体系。
1. 分级包干制政策
为理顺投资渠道, 推进水利产业化, 2000年5月, 国务院批转国家四部委《关于加强公益性水利工程建设管理若干意见的通知》中规定农田灌排骨干工程由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建项目法人, 负责落实工程建设计划和资金, 对项目建设的全过程负责。
为使农田水利走上产权多元化、管理形式多样化、养护市场化道路, 2002年9月,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 将农田水利工程单位定性为准公益性水管单位, 开展以水管单位分类定性和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为核心的管理体制改革。
针对灌区水管单位“吃大锅饭”和用水农民“吃大锅水”问题, 2003年, 水利部出台《小型农村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提出, 以明晰不同类型小型农村水利工程所有权归属为核心, 用3~5年时间, 通过私有化、股份化和企业化, 全面完成现有小型农村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骨干工程设施按照管养分离和维修养护市场化的原则, 交由企业化改制的供水单位实行自主经营、以水养水。基层水利机构被精简甚至被取消, 保留的水管单位普遍实行了企业化改制, [1]实行人员和业务经费包干;田间灌排设施则下放给村民组织管理, 许多具有经营价值的设施交由水利承包户、租赁户或联合体经营。[2]
2. 民办公助制政策
为解决筹资筹劳问题, 2005年,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按“自愿互利、注重实效、控制标准、严格规范”原则, 引导农民对直接受益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投工投劳, 国家对农民兴建小微型水利设施所需材料给予适当补助;选择部分地区开展对农民购买节水设备实行补助的试点;同年7月, 财政部、水利部联合制定了《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设施建设“民办公助”专项资金管理试点办法》。由此开始了民办公助政策实践。
2005年9月, 中央五部委出台《关于建立农田水利建设新机制的意见》, 提出农田水利建设以政府安排补助资金为引导, 以农民自愿出资出劳为主体, 开展农田水利建设。一是要求加快实施灌区管理机构定岗定员和工程维修养护定额的试点和推广工作, 妥善解决富余人员的分流问题, 改革水价和水费计收机制。二是按照“谁投资、谁受益、谁所有”原则, 推进小型农田水利产权制度改革:允许小型农田水利以承包、租赁、拍卖等形式进行产权流转, 吸引社会资金投入。2008年10月,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要求创新农田水利投资机制, 采取以奖代补等形式, 鼓励和支持农民广泛开展小型农田水利建设。
3. 项目制政策
针对水利欠账攀升、建设筹资难、组织管理难导致的农田水利功能衰退、效益锐减的发展困境, 2009年, 国家开始试行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项目, 探讨中央和省级政府共同负责分成投资、县级政府统筹规划、乡村组织自主申报和农民“一事一议”参与管理相结合的农田水利建设新思路, 由此开启了农田水利市场化的项目制政策。
根据折晓叶和陈婴婴关于乡村公共品供给项目制[3]的观点, 我们在文中提到的所谓的项目制政策是指国家部门通过“发包”项目, 自上而下地发布农田水利建设管理重大问题的焦点事项, 向地方传达国家发展农田水利的意图和责任, 动员地方财政、乡村、农户以配套的方式向项目指引的专项建设任务投入。
为建立投入稳定增长机制, 2010年, 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逐步扩大中央和省级小型农田水利补助专项资金规模, 实行中央和地方共同负责制。2011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提出要发挥政府在水利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和公共财政保障作用;大幅增加中央和地方财政专项水利资金;针对不同水利工程建设特点和项目性质, 鼓励符合条件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通过直接、间接融资方式, 拓宽水利投融资渠道, 吸引社会资金参与水利建设。为解决服务组织缺失问题, 2012年6月, 国家出台《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基层水利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 明确界定了基层水利服务机构的公益性质与职能, 并要求将基层水利组织人员经费和公益性业务经费, 纳入县级财政预算。
三、农田水利政策效果评价
1. 农田水利政策效果表达指标选取
我们将突破既有研究的定性或案例分析的做法, 以农田水利建设管理绩效为表征变量, 量化考察农田水利政策措施的实践效果。一是通过有效灌溉面积、旱涝保收面积、抗灾减灾面积、节水灌溉面积、耕地粮食产能等指标刻画农田水利建设管理绩效。二是为避免多个量纲数据不可累加问题, 我们对相关指标进行了无量纲化处理, 选取5项指标:X1 (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耕地面积) , X2 (旱涝保收面积/耕地面积) , X3 (节水灌溉面积/农田有效灌溉面积) , X4 (1-成灾面积/受灾面积) , X5 (粮食亩产的年际增长率) 。三是邀请20位国内相关专家对影响农田水利建设绩效的五项指标的重要性打分, 分别赋予权重;根据大数原则, 择定五项指标的权重, 进而得出农田水利建设管理绩效 (简称为农田水利绩效指数) 的表达式:农田水利绩效指数=0.2X1+0.1X2+0.25X3+0.20X4+0.25X5。根据公式和相关统计数据, 推算出不同年份农田水利绩效指数值。
2. 数据说明
河南省是中国第一人口大省、粮食和农业生产大省, 河南农田水利发展是中国农田水利发展的缩影, 具有代表性。因而, 我们以河南为样本, 量化评价农田水利市场化政策的效果。鉴于农田水利建设管理绩效指标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和相关数据可得性, 特别是受灾成灾面积、节水灌溉面积的官方统计数据发布较为滞后, 我们选取了2000~2011年间的相关数据 (2001~2012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河南省统计年鉴》和历年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 。
3. 农田水利政策绩效演变的统计性描述
根据农田水利绩效指数计算公式和相关统计数据, 算出河南省农田水利绩效数值, 进而绘出2000年~2011年河南农田水利绩效演变态势图 (见图1) 。
由图1可以看出, 河南省农田水利绩效指数可划分为三个区间。一是低水平徘徊期。2002年, 农田水利绩效指数小幅上扬, 2003年下降至2000年的水平。二是波动提升期。2004年, 农田水利绩效指数止跌回升, 2005年小跌之后, 2006年再度拉升到2004年的水平, 之后的两年农田水利绩效指数从高位逐步下滑至2000年的较低水平。三是2009年之后农田水利绩效指数一路上升, 2011年达到近12年的最高值。
4. 政策评价
根据2000年~2011年河南农田水利供给绩效演变趋势及其与农田水利政策的相关度分析, 可以对新世纪以来三阶段的农田水利政策绩效做出如下评价。
(1) 分级包干制市场化政策效果微弱。2000年~2002年, 农田水利绩效指数小幅上扬, 之后的2003年又下降至2000年的水平, 表明2001年和2002年推行的“公益性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和“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管理”的建管一体化政策效果并不明显。由于这两项政策的目标指向非农田灌溉工程设施的建设维护, 因而, 农田水利供给绩效改善非常微小。2002年出台的大中小型项目建设管理法制化、规范化政策, 使得农村公益性中小水利工程质量、防洪除涝和供水能力有所提高, 所以2002年的绩效指数小幅上升, 但绩效指数仅比2001年提高了2个百分点。
(2) 民办公助制政策作用明显, 但激励功能不足。2004年, 农田水利绩效指数止跌冲高, 但2005年再度小幅回落。这源于当年河南省开始实施“一免三补” (免除农业税, 发放种粮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 政策。其中, 国家按耕地面积发放的种粮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 (含电动机、水泵等) , 激发了农民加强灌排设施投入和灌溉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农田水利绩效大幅度增长, 提高了7个百分点。但是, 财政补贴政策只是为农民投入农田水利提供了微弱的资金补贴, 并未很好解决农民合作参与意识淡薄、组织能力差造成的问题。[4]结果2005年农田水利绩效出现下滑, 由0.39跌至0.36。2005年末、2006年初, 各地落实省政府印发的《关于加强农业末级渠系管理规范农业水费计收工作的意见》, 明确“农民用水合作组织是末级渠系管理组织的主体”, 逐步推行终端水价, 规范农业末级渠系水价, 部分解决了农田水利建设管理中的筹资筹劳和行动主体问题, [5]农田水利供给绩效得以提升。
2006年以后, 国家出台的“以政府补助资金为引导, 以农民自愿出资出劳为主体”办法, 在一定程度上把农田水利建设责任推给了农民。[6]由于粮食收益偏低, 以及农户自建小微水利与大水利对接的交易成本高, 导致大中小水利体系被割裂, [7]农田水利设施运营陷入困境, 结果导致农田水利绩效指数2007年和2008年连续两年下滑, 接近2000年的最低水平。
(3) 政府主导的项目制政策成效显著, 但仍有较大改进空间。2009年~2011年, 农田水利绩效指数一路上升, 2011年达到十二年来的最高水平0.43。这与这三年农田水利相关政策不断改善是紧密相关的。
(1) 2009年, “小农水”重点县建设和重点地区中小河流治理政策, 农户一事一议参与水利管理财政奖补力度加大, 农田水利设施配套率得以改善, 农田水利绩效得到大幅提升。
(2) 2010年,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管理办法 (试行) 的通知》规范了农田水利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机制, 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得以调动, 但是由于筹资标准低, 不能满足农田水利投入资本密集化的需要, 因而2010年农田水利绩效指数维持在2009年的水平。
(3) 2011年, 农田水利供给绩效指数提高到12年来的最高值, 主要得益于2011年8月、9月出台的《关于加快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贯彻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 使得政府农田水利建设投入稳定增加的财源制度化, 为政府社会协调参与农田水利建设与管理创造了空前良好的制度环境。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综上, 我国十二年的农田水利政策绩效不断提高的态势, 其中市场化分级负责政策绩效最低, 民办公助分级所有政策绩效较好, 政府主导社会协同政策绩效相对最好, 这表明政策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三类政策的绩效差异明显, 而且项目制市场政策绩效水平尚有较大改进空间。究其原因有几点。一是现行政策与当下农村经营制度、农户生产分散化、水利投入资本化等制度环境不相匹配。特别是, 水利产权机制和组织机制设置难以为政府社会利益契合、资源整合和行为协同提供制度激励和权益保障, 从而失去必要的实施基础和执行主体。在农村市场发育不良、农民水利投资能力微弱、农业供水盈利性弱的现实国情下, 不能为农民节支盈利提供必要激励和支撑的市场化政策注定是低效的。二是农田水利建设、管理、使用环节的现有政策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彼此脱节、功能分立等问题, 削弱了其激励约束功能。而且, 现行政策侧重于水利工程经营权、使用权市场化转移、小微水利建设权的社会化让渡, 将本应功能配套、衔接互补的水利体系割裂为彼此独立的水利单元, 水利工程设施的兴利除害功能大大削弱, 导致政策激励效应难以发挥。三是政策改革虽然解决了农田水利建设和管理的某些问题, 但仅靠水利市场化、自治化、民办公助或政府主导等单项政策措施, 不能为农田水利建设管理责任主体缺位、效益低下等问题的解决提供组织支撑、制度保障, 难以推动农田水利的持续稳定发展。
为此, 要切实提高农田水利市场化改革成效, 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政策体系建设, 提高农田水利建管制度耦合度。
1. 从重经济效益转向重公共福利, 特别是农户福利
必须明确农田水利的公益性地位, 强化政府主导责任, 发挥公共财政对水利发展的保障作用, 以增进公共福利为核心, 以增进农户生产生活福利的标准, 凝聚政府与全社会力量, 促进“水利为社会、社会办水利”发展格局的形成。
2. 打破大小水利割裂的产权配置方式, 建立彼此衔接的水利工程建管体制
根据区域水系的关联性, 赋予农民和基层组织中小骨干水利工程初始水权和相关协管责任, 让农民的小微水利产权向骨干水利产权延伸, 提高整体水利产权空间的连续性和产权价值的稳定性;加快农田水利产权及其关联要素产权市场的交易主体培育和交易体制机制建设;从投入主体、组织形式、成本分摊、参与激励约束、权益保障等方面, 提高各类农田水利建设、管理和使用等制度的衔接耦合度, 为政府社会协同治水兴水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3. 进一步激发乡村水利组织活力, 再造水利体制
改革政策能否实实在在“着陆”, 关键在于基层水利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下一步改革必须从体制外改革转向内外兼修:一方面, 要对政府部门实行转变政府职能、明晰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权力空间、规范政府水利产权配置空间、强化政府的水利开发利用规划、财力投入、要素市场建设、公平竞争体制建设和水权交易秩序监管责任;另一方面, 要加强农村基层水利组织的权利、能力和运行机制建设, 加强农村企业家精神的培养, 增强农村民间治水组织的竞争意识和执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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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评价 篇9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关注于对公共政策的分析,倾向于用逐渐完善制度激励的方式代替市场竞争的方式[1]。OECD对教师评价政策的研究,在于通过对其成员国的相关政策状况进行调查,从而构建合理的教师评价政策。本研究通过对OECD教师评价政策的提出目的、相关政策框架的分析,以期对我国的教师评价政策研究以启示。
一、“改进学校办学成果”教师评价政策的提出
学校是教育系统的核心,是社会、经济和教育发展的基础。无论一个孩子的能力如何,社会希望学校能使每个孩子充分发挥个人的潜能,并能有良好的学业成绩。这样的话,政府就需要提高学校系统的有效性和效率。为改进学校的办学成果,需要提高学生的学习成果,不仅包括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在不同情境下解决问题的能力,除此之外,社会还期待学校能培养学生的“软”能力,如合作能力,尊重他人,成为良好的公民。各国在对学生、教师、学校、教育系统进行评价时融入了大量的利益相关者:学生、家长、教师、学校机构、政策制定者等。这些力量的加入,有些人将其看成是为了激励教师和学校的改进,有些人认为这是为了问责以及分配资源。
很多国家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教师评价政策。但是,却面临着不知如何形成能有效改进学校办学成果的综合措施的挑战。另外,在执行过程中,如何获取利益相关者的支持,设计工具等也是一系列的难题。为此,OECD提出了一个项目“为了改进办学成果的评价框架 研究”(Review on Evaluation and Assessment Frameworks for Improving School Outcomes, 简称REAFISO)。这一项目提供了可以对比研究OECD成员国教师评价政策的平台,为共同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分享不同国家有成效的实践成果。这个项目是为了帮助成员国明确以下3个问题:一是如何确保不同的评价方式可以有效改进学校办学成果;二是如何确保评价的过程和工具可以实现评价的目的;三是如何利用评价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为改进学校的办学成果,不仅要设计良好的评价政策框架,还要保证有效的执行,这些都需要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REAFISO项目由OECD教育理事会 (Directorate for Education) 颁布 , 由国家级专家评估组 (Group of National Experts on Evaluation and Assessment) 负责监督。项目的实施办法主要有国际比较分析和国别综述。这两种方法是互补的:比较分析用于国别综述,国别综述又为比较分析提供反馈。一方面,用国际比较分析审查评价的方法, 收集不同国家的现行评价政策。使各个国家能分享不同的经验,提出政策评价工具来指导国别综述。完成国别综述之后,在综合阶段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效的政策分析框架。另一方面,国别综述为政策框架的分析提供支持,并指出可供改进之处。对于每一个国别综述,OECD都会分析现行政策的优势与不足,在比较分析阶段设计更好的分析工具。OECD会为每个成员国提供一个简短的报告,来改进其评价政策框架。这个项目的实施目的是为现行的教师评价政策提供分析工具,为成员国提供有针对性的教师评价政策分析报告和有效的教师评价政策框架。
二、OECD 教师评价政策的内容体系
(一)OECD教师评价政策提出之目的
OECD教师评价政策的提出是为了改进教学或加强问责。一方面,评价是为了改进。这主要涉及发展性评价或形成性评价, 通过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方式,帮助教师提高教学实践。这通常是在学校层面进行,而不是国家层面进行。通过评价教师的强项与弱项,有针对性地使教师参与具体的专业发展活动。另一方面,评价是为了问责。这主要涉及总结性评价,聚焦于教师对他们表现的责任。这种评价关注于教师的职业发展。为教师提供关于其教学实践的总结性信息,从而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这种评价方式包括一些外部的评价者, 评价的结果影响到教师的晋升、奖金、惩罚。
OECD通过教师评价政策使其成员国的教师体验到自己工作的价值所在。通过形成性评价提高教师的自我效能感, 这是制定有效教师政策的重要因素。过去在学校中很难实施定期的教师评价。OECD组织的“教与 学国际调 查”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简称TALIS)数据显示 (见表1),有几个国家的教师很难从学校收到有效的评价和反馈, 所有国家中超过一半的教师除了学校评价外,从来没有收到其他来源的评价,尽管在这些国家中内部评价更加常见。22%的教师认为他们从来没有收到过校长的评价,28.6%的教师认为他们从来没有收到其他教师或学校管理层的评价。总体上来说,13.4%的教师从未收到任何类型的评价[2]。鉴于此,这些老师很少体验到自己的工作价值。
OECD通过教师评价政策使其成员国的教师关注到自己的专业化发展。OECD教师评价的方式多种多样。不仅有复杂的国家评价制度,还有个别学校的非正规评价方式。TALIS数据显示:收到评价的教师对这一调查表示了肯定。总体而言,参与这次调查的国家共23个,83.2%的教师认为他们的工作得到了公正的评价,78.6%的人发现这些评价有利于他们的专业发展[2]。通过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从而改进学校的办学成果, 已成为OECD教师评价政策研究的重要目的。
资料来源:OECD 的调查报告 “教与学国际调查”(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简 称 TALIS)。
(二)OECD 教师评价的类型
OECD教师评价主要包括两种类型: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对于大多数OECD成员国而言,教师评价标准的制定大多在国家层面进行,而实施则大多在学校层面。评价者通常包括学校领导小组或者资深教师。这两种类型的评价在定期评价中很常见,尤其是在澳大利亚、奥地利、法国、瑞典等国家的教师评价过程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1. 内部评价。对于内部评价,学校有责任设计具体的评价标准和工具。评价者主要来自于学校,主要有校长、同事、助教、学校董事会成员等。内部评价更适合于一些具体的学校,这些评价者对教师工作的环境非常熟悉。因此,内部评价更容易获得学校中教师和学校领导的支持,这一评价更关注于改进教学这一目的。教师通过获得内部评价,可以充分认识到自己在教学实践中的问题,并通过与同事、学校领导的交流,为自身的专业发展提供更好的指导。
2. 外部评价。对于外部评价 ,评价的不同方面、评价使用的工具、评价标准在学校中都很常见。评价者主要来自于学校之外。评价者主要有教育主管部门、中央机构、督察、教师组织、注册评估员等。外部评价更关注于问责这一目的。国家层面的框架和一些外部评价者可以保证评价标准的一致性。对于那些没有教师评价制度的学校, 外部评价可以为其提供指导。如,2009年1月澳大利亚开始研究制定“澳大利亚教师专业国 家标准” (Australian Professional National Standards for teachers, 简称APNST)。在标准草案的磋商阶段,包括了大量的参与者:教师、教师协会、教师教育研究者、学校领导、工会和监管机构等[3]。这个标准准确地展现了整个国家的教师当前的有效教学实践情况,其形成是基于教师对其不同发展阶段所需的理解。APNST的制定为学校的教师评价提供了一定的指导。
(三)OECD 教师评价的途径
教师评价用来评价教师的表现,并为教师提供反馈,从而更好地指导教师教学实践活动。OECD各成员国采取了不同的教师评价途径,主要有以下3种形式:试用期结束的评价、作为绩效管理部分的评价、奖励性评价。
1. 试用期结束的评价。当教师完成一定的工作任务、试用期结束时,需要对其进行评价。教师在开始职业生涯之后,学校领导或者领导团队通过对教师的能力和进步进行评价,监测其某些方面的表现,判断其职业发展的需要。这是一个新教师适应阶段,在这一时期, 教师可以从就职培训和一些辅导中获得进步。成功地通过试用期之后,教师会获得一个晋升或者申请全职教学的机会。
2. 作为绩效管理部分的评价。绩效管理涉及正式教师的评价过程,是为了确保个人和组织目标的实现而进行的评价。这包括涉及管理和发展教师职业生涯的各种不同类型的评价。同样,绩效管理是更广义上的为了测量、监测和加强教师表现的过程。它包含很多内容,如入职评价、定期评价和晋升评价等。入职评价,也可称为教学认证,是一种官方的确定教师有能力进行教学的评价。成为全职注册教师需要通过试用期,并且要进行教师认证标准的评价。这个过程通常包括外部评价,并有国家机构专门对教师入职这一评价进行管理。定期评价是在学校内部进行的,由劳动法监管学校对教师表现进行评价。在一些国家,这种对教师进行绩效管理式的评价是一种惯例。学校领导会自发地设计这种类型的评价。通常意义上,这样的评价与教师的工作状态、应负的责任、专业化发展、职业生涯和工资上涨等方面相关。此外,有些国家将晋升评价分离于定期评价之外,这种评价一般是与教师的被雇佣状态有关。大多数国家没有制定专门的这种类型的评价,而是将其融入到定期评价之中。
3. 奖励性评价。奖励性评价方式主要与教师的日常表现相关。 对于一些表现非常好的教师,为进一步了解他们的教学能力和其他能力,而对其进行奖励性评价,以此作为对教师进行奖励或者提升工资的依据。奖励性评价更注重评价结果,在一定意义上忽略了评价过程。但这种评价方式可以增加教师之间的竞争意识,更好地发挥教师的潜在能力。正如有学者认为:“没有完美的奖励制度,我们能做的是从这些不尽如人意的制度中,选择一个相对较好的。”[4]奖惩性评价主要以筛选为目的,以此来激励教师的主动性。
政策框架在不同国家的呈现方式是不同的。可以通过表2看出, 在被调查的28个国家中,14个国家有试用期结束的评价,18个国家有定期评价。另外,4个国家有入职评价,5个国家有晋升评价,3个国家有奖励性评价。
来源:OECD 的调查报告“为了改进办学成果的评价框架研究”
三、OECD 教师评价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一)平衡中央与地方的管理
教师评价政策的执行依赖于管理环境。事实上,在一些国家,由于地方自治的传统,国家层面的教师评价政策在教育系统中很难执行。教育主管部门需要平衡中央指导的原则性与地方实施的灵活性的关系。比如说,如果学校或者地方主管部门已经在教师评价上做了大量的工作,那么让其去适应中央的评价政策可能会事与愿违[5]。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中央指导,学校在发展教师评价政策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即地方标准对于国家的教育目标而言有一定的局限性。然而地方和学校领导对学校的具体需要有更好的了解。因此,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和教育质量,平衡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绝大多数国家都有中央制定的教师评价政策,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没有。在这些国家,地方主管部门和学校需要制定当地的教师评价政策。地方分权制度面临的挑战是使学校和地方主管部门为执行有效的质量保障政策负责,但不能以扼杀地方行动者的创造性为代价。在一些地方制定教师评价政策的国家,中央主管部门也在协助这些政策的实施。主要通过提出中央教学标准,并应用复杂的工具和方法,以此来保证学校的教师可以收到有效的评价和反馈。
(二)协调改进与问责
大多教师评价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然而,将改进与问责融入到教师评价过程中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当评价致力于改进教学实践时,教师通常会做好展现自己缺点的准备,期望通过这样的信息传达为发展和培训的需要做出更有效的决定。但是,当教师知道评价结果会对职业发展和工资待遇产生影响的时候,他们就不会轻易地展现自己的缺点。这样,就不利于改进教师的教学质量。
如果教师评价的目的是为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依据,那么引入问责制可以为教师表现提供可预防和可比较的信息[6]。这样的话,一些标准化的因素应该被介绍到学校中来确保学校做出可靠的决定; 另一方面,关注于教师专业发展的教师评价应根据学校的环境和目标来设计。教师自我评价在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和提高教师的自我效能感方面有很重要的作用[7]。为使教师的自我评价在其职业发展中更有价值,教师应该在评价中表现得更有自信,尤其是在引入其他评价者的时候也应该表现出这种自信。
(三)统一教师发展阶段与评价方式
为建立一个系统、清晰的教师评价政策框架,需要根据教师的不同职业阶段选择评价途径。各个国家应该建立一种连续性的评价方式将评价与教师的专业学习和职业发展联系起来[8]。这一过程应从教师试用期结束开始,在形成性评价的过程中加强,最后以问责式的总结性评价结束。
1. 提供以支持为目的的新进教师评价。从表2中可以看出,有一半的国家为新进教师进行了试用期结束的评价。少数几个国家,没有强制教师必须要接受试用期的评价。TALIS数据显示 (见表3), 超过19.2% 的新进教师没有收到评价或反馈。在一些国家,这一比例更高,如意大利是60.3%,西班牙和葡萄牙是32.1%,爱尔兰是25.8%,而冰岛是24.7%[9]。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因为对新进教师而言,收到定期的反馈和指导非常重要[10]。试用期结束代表着教师迈入了职业生涯的第一步。在新西兰,这个阶段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在英格兰,这一评价通常作为教师入职训练的一部分,会有专业的指导,而且会为教师的发展提供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11]。因此,对新进教师进行评价可以发现其是否有能力从事教师这一职业。
资 料 来 源 :OECD 的 调 查 报 告 “ 教 与 学 国 际 调 查 ” (2008)(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简 称 TALIS)
2. 建立以改进为目的的形成性评价。定期的形成性评价应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建议。在大多数国家,形成性评价主要是为改进教师教学。如韩国提出3种不同的评价方式 :一种是专业发展的评价 ,一种是以提升为目的的绩效管理的评价,一种是基于教师表现的奖励性评价。其中,专业发展的评价关注于教师的课堂教学情况,通过多维度的评价(同事和学校领导的课堂观察,学生和家长的调查),经过5年的试点后才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施。韩国提出“为了专业发展的教师评价”(Teacher Appraisal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项目 , 评价一旦结束 , 就会形成一份最终的报告。由评价管理委员会(Appraisal Management Committee)将报告交给教师 ,然后要求教师提交一份个人的专业发展计划,最后由评价管理委员会制定一份综合的报告[12]。这一做法可以更好地针对教师个体及教师群体制定有差异的专业发展计划。
3. 发展以问责为目的的总结性评价。这种评价方式主要与教师的职业发展相关。通过这种评价可以为是否能成为终身教师、是否有晋升机会提供非常有用的信息。总结性评价使教学成为一项有吸引力的工作[13]。由于这样的评价是基于学校层面的,因此需要引入有资格的外部评价者来确保不同学校之间的公平性问题。一方面,这种评价可以依照教师认证或注册制度来进行。如在澳大利亚,这样的制度将教师评价结果与教师的职业发展联系起来,与教师的工资水平挂钩。另一方面,也可以依据自愿建立的认证或注册制度进行评价。如美国的“国家委员会专业教学标准” (National Board for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简称NBPTS)。美国的教师会自愿参加这种由私人经营、但却是政府资助的国家认证项目。这种凭证 , 被称为国 家委员会 认证 (National Board Certification,简称NBC)。这种认证可以评价出教师的知识量和教学能力。美国的绝大多数州都允许教师去参加NBPTS测试,以此作为增长工资的依据。
四、结语
学校教育的目标是要面向未来。正如有学者认为,“我们虽然无力,但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当孩子们离开学校时,他们所面对的世界也许与几年前他们还在读书时所看到的世界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因此,我们必须面向未来去教育我们的孩子。”[14]
“学习”是21世纪教育领域的重要主题。OECD在2013年12月提出了最新的研究报告“为了21世纪学习的 领导力” (Leadership for 21st Century Learning),对“学习型领导”(Learning leadership)这一概念进行了系统研究。欧盟提出,要建立跨文化的学习型社会[15]。2010年11月,美国颁布了第四次“国家教育技术 计划” (National Educational Technology Plan,简称NETP),计划的主题是“变革美国教育 :技术推动学 习” (Transforming American Education:Learning Powered by Technology)[16]。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更应该重视教师的学习能力,以此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
发展教师评价政策, 对于改进学校的办学成果、加强教学实践、提高教师的自我效能感、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同样至关重要。教师的教学质量与学生的学业成绩直接相关。为培养21世纪的学习者,首先要培养21世纪的教师。OECD通过对教师评价政策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分析大量的有关教师评价方案,审视教师评价政策的各种问题,从而构建新的关注于教师专业发展的教师评价政策。通过对旧的教师评价政策的反思与批判形成新的政策。在我国,过去的教师评价往往是通过“工作小结”“工作评价”等方式对教师过去的工作表现进行评价,以此作为奖励或处罚教师的依据。而注重教师专业发展的评价则是侧重于未来的评价政策。为培养21世纪的教师,我国应该根据教师已有的水平,制定有针对性的个人发展方案,形成符合中国教师实际情况的发展性教师评价政策,促进教师和学校的未来发展。
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政策绩效评价 篇10
在政策的分析和评估中, 可以根据政策制定的目的、任务以及所承载的功能来反映政策的绩效。本研究在住房保障政策目标和任务的基础上, 建立了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政策评价指标体系, 并通过综合评价法, 以2007—2010年的相关经济社会统计数据对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政策绩效进行评价。
一、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政策
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政策的演变, 结合住房建设规模等情况, 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阶段。
第一阶段:1987年以前。计划经济体制下, 乌鲁木齐市实行的是“住房产权公有、统一管理, 统一分配, 以租养房”的公有住房实物分配制度, 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统一按照国家的基本投资计划住房建设, 以社会福利分配给职工居住。截至1987年, 乌鲁木齐市直管公房和单位自管公房分别累计达到62.97万平方米和2669万平方米。在这种制度下, 不仅政府经济负担沉重, 还凸显了住房分配问题, 出现了住房供给严重不足的现象。
第二阶段:1988—1998年。这一阶段主要是安居工程的启动和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实施。由1994年12月开始, 解决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问题成为乌鲁木齐市安居工程的重点。同时, 由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每年制定建设计划, 采取政府集中建设和企事业单位建设相结合的方式实施, 截至1998年, 乌鲁木齐市安居住房竣工面积总计419.63万平方米。自1996年1月1日起, 乌鲁木齐市按照《乌鲁木齐市住房公积金暂行办法》统一实行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在当时, 这两大措施的实施带来了显著的积极影响。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住房保障政策的进一步发展, 这两项措施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第三阶段:1999—2006年。这一阶段乌鲁木齐市加快了住房保障制度的建设, 制度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进步。停止住房实物福利分配, 彻底实行住房分配有偿化, 货币补贴政策和经济适用住房管理进一步规范化。2004—2006年期间, 经自治区房改领导小组批准, 乌鲁木齐市住房建设部门提高了公房租金和住房货币化补贴的标准。
第四阶段:2007年至今。从2007年开始, 乌鲁木齐市保障性住房呈现出大幅度的快速发展态势。《乌鲁木齐市经济适用住房货币补贴暂行办法》、《乌鲁木齐市城市廉租住房保障办法》、《乌鲁木齐市经济适用住房申请、审核及配售管理规定》, 以及《乌鲁木齐市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发展规划 (2008—2010年) 和年度计划》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规划计划的陆续出台与制定, 彰显出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 住房保障体系的建设步伐大幅加快, 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新局面。
二、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政策绩效评价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政策改革日趋完善, 逐步建立了以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房以及棚户区改造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相应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其效果到底如何, 还需要对这些住房保障政策绩效进行定量评价。
(一) 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研究借鉴国内专家和学者的研究成果, 结合本研究具体情况, 采用目标法进行评价指标的选择。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政策绩效评价可以从住房供给、政策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三大目标来反映。根据指标体系设立的综合性、可操作性、数据可比性原则, 选择12个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对住房保障政策绩效进行评价 (表1) 。
1. 住房供给。
住房供给主要通过政策的投入、执行、建设供应三个方面来反映, 用保障性住房计划建设规模占住宅计划建设规模比、保障性住房施工面积占保障性住房计划建设规模比、保障性住房新开工面积占住宅新开工面积比、保障性住房竣工面积占住宅竣工面积比和保障性住房供应量5个指标来表示。
2. 经济效应。
推动经济增长也是住房保障政策实施的目标之一。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是衡量经济增长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指标。保障性住房本年度完成投资额占住宅完成投资额比与住宅投资额增长率一样受住房保障政策的影响较大, 用来衡量政策实施的间接效益。
3. 社会效应。
政策实施的社会影响效果是住房保障政策绩效评价过程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影响因子, 是中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情况的综合体现, 是政策实施效果最直接的体现。政策实施的社会效应通过中低收入家庭的居住水平和支付能力来反映, 主要由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家庭人均住房消费支出比、商品住宅房价收入比和经济适用住房房价收入比这4个指标来体现。
(二) 评价指标值的标准化
为了消除各指标量纲不同对政策评价带来的影响, 统一各指标量纲、缩小指标间的数量差异, 需要对各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故采用以下公式将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三) 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研究主要采用信息熵来确定政策绩效评价中各指标的重要性。信息熵的定义公式为:
其中m为被评价对象的数目 (i=1, 2…m) , n为评价指标数目 (j=1, 2…n) 。
利用信息熵来计算出各指标客观权重公式为:
根据以上方法, 依据相关数据计算出的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政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权重值见表2。
数据来源:《中国房地产统计年鉴》 (2006年-2011年) 、《中国统计年鉴》 (2006年-2011年) 、《乌鲁木齐市统计年鉴》 (2006年—2011年) 和乌鲁木齐市政府工作报告及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规划等数据汇总整理所得。
(四) 评价分值的计算
本研究采用多因素加权平均值法计算政策绩效评价的综合指标值, 利用标准化后的各指标分值及其相应权重, 在单项指标评价的基础上, 进行政策绩效评价, 公式如下:
其中, Fi为各准则层的分值, F目标为政策绩效评价的综合水平值, Pij为各指标的标准化值, Wij为各指标层的权重。
根据以上方法, 计算出的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政策绩效评价结果见表3。
三、评价结果及分析
由表3可以看出, 2007—2010年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政策绩效评价的综合指标值分别为0.4175、0.5668、0.4263、0.5186, 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是2008年>2010年>2009年>2007年。这说明, 自2007年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建设全面实施以来, 住房保障政策从整体上看成效明显,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具体而言, 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政策的三大目标效应表现为:
1.住房供给。从2007—2010年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政策住房供给效应的指标值来看, 与2007年相比, 近三年保障性住房供给大幅增加, 其中2008年和2010年增长较快。从2008年开始, 乌鲁木齐市大规模集中建设保障性住房, 截止2010年底, 共集中建设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等34处, 建筑面积95.63万平方米。这说明, 2007年以来乌鲁木齐市加大了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的供应量, 住房供应状况较好。
2.经济效应。2007年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政策的经济效应得分最高, 居首位, 从2008年开始经济效应得分大幅下降, 2008年比2007年下降了19.73%, 2009年比2008年下降99.68%, 2010年经济效应得分有所增加, 上升的幅度不大, 远差于2007年的经济效应得分, 但是与2009年相比却增长了41.23%。说明在近几年来, 乌鲁木齐市实施的住房保障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起到的影响甚微。
3.社会效应。2007—2010年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政策的社会效应指标值分别为0.0746、0.1417、0.1937、0.2117, 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是2010年>2009年>2008年>2007年, 呈逐年递增趋势。其中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比等指标都有较显著的提高, 说明在近几年里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政策的实施社会效应显著, 尤其是提高了城市居民的居住水平。
从以上分析情况来看, 近年来在中央、自治区及乌鲁木齐市政府相继出台的住房保障政策的驱动下, 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政策实施的效果是明显的, 但由于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 住房保障政策运行效果在2007—2010年间有所波动。从住房保障政策实施的任务和目标来看, 乌鲁木齐市住房政策绩效评价指标子系统之间还存在着严重的发展不平衡现象, 这也直接制约着住房保障政策的实施绩效。
四、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 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政策改进的方向应该为, 增加住房供给的有效性、大力促进住房保障政策经济效应的发挥、进一步提高住房保障政策的社会效应。
1.扩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规模, 有效增加住房供给。政府可以鼓励和吸收社会资金对保障性住房进行投资, 根据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规划、年度计划, 加大对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投入, 扩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规模, 有效增加住房供给。同时, 政府还可以将行政事业单位的闲置房和房改腾退房等都纳入今后的住房保障供应体系, 用来补充保障性住房的房源, 增加住房的供应量, 进一步满足中低收入家庭对住房的需求。
2.多渠道筹措住房保障资金, 大力促进住房保障政策经济效应的发挥。住房保障资金的充足与否, 直接影响着保障性住房的建设状况, 并间接对住房保障政策经济效应地发挥产生影响。除了积极争取国家和自治区财政补贴等支持外, 政府还要进一步加大保障性住房的补贴。一方面, 将部分土地出让收益金和公积金增值收益等资金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另一方面, 发展政策性住房金融, 鼓励银行对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资金贷款。同时, 提供多项优惠支持政策, 鼓励社会资金对保障性住房进行投资, 增加保障性住房的资金来源, 为住房保障政策经济效应的发挥提供有效保障。.
3.注重政策的规划与实施, 进一步提高住房保障政策的社会效应。政府在制定住房保障规划、年度计划或住房保障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公平, 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政府可以成立相关部门, 每年对城市中低收入家庭居民的收入及住房情况进行调查, 这样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下一年保障性住房的建设目标, 对保障性住房的准入标准、供应计划以及保障范围适时地做出调整, 以使住房保障政策的实施能够发挥出更好的社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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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评价 篇11
2007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为了促进教育发展和教育公平，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建立相应的制度。按照师范生免费教育这一新政策，今后考入这6所大学的师范大学生，四年在校学习期间免缴学费、住宿费，领取生活费补助；免费师范生入学前与学校和生源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签订协议，承诺毕业后从事中小学教育10年以上。到城镇学校工作的免费师范毕业生，应先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任教服务3年。国家鼓励免费师范毕业生长期从教、终身从教。这项政策结束了自1997年以来我国大学实施招生并轨后师范生收费教育，恢复了改革开放后一度实施过的师范生补助教育的政策。这个具有示范性的举措，就是要进一步形成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让教育成为全社会最受尊重的事业；就是要培养大批优秀的教师；就是要提倡教育家办学，鼓励更多的优秀青年终身做教育工作者。
二、关于“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实效性评价
(一)谁制定了“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
免费师范教育的最直接利益者是教师群体，尤其指向农村中小学教师。从提升师范教育地位，强化教师社会地位，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等方面来说，政府的初衷都是值得肯定的。教育政策议程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公众议程，另一种是政府议程。在我国，由于党组织和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在此情况下，常常是党组织和政府主动寻求和发现问题，并把它直接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从而使这些问题并不经过公众议程而直接形成政策问题。可以说，党和政府是我国各种重大政策问题的主要提出者，在政策问题的认定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直接将“师范生免费教育”纳入议程。显然，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过程。但是，在政策制定的同时，并没有设立一个“自下而上”的反馈阶段，就直接将政策化为“实验性”阶段试点实施。
(二)“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对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帮助有多大
“国家下决心采取这一优惠措施，主要目的是要让最优秀的人当老师，就是要培养一大批优秀的教师。”那么，仅仅依靠免费政策就能吸引最优秀的人才从事教育事业吗?事实上，免费最有可能吸引的是因贫困而上不起大学的学生，使免费成为上大学的绿色通道。教师教育是教育工作的“母机”，担负着培养、培训合格师资的重任。但是，由于教师工作(特别是基础教育领域)的繁重和生活的清贫，导致教师职业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相对于非师范生而言，师范生的学费一直都很低，还有国家的生活补助。但是，面对中小学教师的清贫，尤其是西部及广大边远的农村地区经济条件之差，80后的学生大都会选择“自我淘汰”，更不用说90后。“家有隔夜粮，不当孩子王”，只有那些考大学无门，或经济条件受限的考生才会被自我淘汰到师范院校。免费决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扶贫，免费不是师范教育的前提和终极目的，而只是其中的手段。如果教师的社会地位和未来发展受到限制或者没有好的发展平台，即使免费接受教育，也不会有人愿意投身教育事业。不要让免费成为走上教师岗位的功利性手段。
再者，在当前，国家大力构建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通过创办各种奖学金制，开展勤工助学活动，虽不完善，但已经可以使一个勤奋的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所以，仅以免费为条件，甚至贫困家庭的子女为了改变自己未来的生活，也会谨慎选择师范专业。面对“三年支教契约”和二次就业的困难，使原本有志投向教育事业的学生也不敢填报。这样造成的结果只有成绩不算太好，家庭经济条件又非常困难的学生才会无奈的享受。那么，原有期望的优质生聚集的场面还会出现吗?
(三)“免费——自费——免费”的意义何在
师范院校由免费到自费，从表面上看是顺应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潮流，遵循了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基本理论，但是从事实上看，师范教育收费改变了师范院校本身的结构和未来走向。
第一，收费导致师范院校“师范性”淡化。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内大学兼并现象严重，各个大学为了比名气、比排名，纷纷向研究性、综合性大学转变，师范院校也不甘落后，各师范院校增设了许多非师范专业，而师范专业的办学特色被削弱和忽视，师范院校师范性也被逐渐淡化。
第二，收费导致教师职业吸引力低下，从而影响教师的社会地位。教师是一个清贫的职业，尤其是中小学教师，他们每天工作量和压力大，但经济收入却很少，相比公务员工作的体面，很多人对教师职业的选择十分慎重。师范类院校向来以低分数和低学费来吸引学生。师范院校收费后，因为在同样要交费又自主择业的条件下，教师职业越来越不被人看好，更无法吸引优秀生源报考，师范教育走上了一个不正常的偏路，出现了“跳板现象”，使教师职业成为最无奈的选择。
第三，收费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教育不公平。高等教育具有个人产品的属性，处于教育的高端和末端，是对个体教育的拔高，但师范教育属于特例，因为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往往毕业于师范大学。整体实力较强的师范院校的培养目标是高端就业市场，注重科研而轻视实践，导致中小学教师特别是基础教育阶段教师资源的匮乏，过多的师范毕业生拥挤在高中阶段。考虑到四年大学的机会成本，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拼命向经济发达地区跑，贫困地区的农村中小学教师严重匮乏，东西师资差距，城乡师资差距日益凸显。
(四)免费能真正实现教育公平吗
首先，实行免费教育的师范院校只有教育部直属的6所师范大学，并且是全国最好的师范大学，培养的学生代表了中国最高师范生水平，同其他师范院校学生相比，他们有一种心理优势和优越感。当他们毕业后是否愿意去农村工作呢?是否会选择毁约而选择留在东部发达地区?甚至是否会抛弃档案，选择“离家出走”，并不从事教育工作呢?免费即使从事三年支教，三年后他们的离去使当地的基础教育又回到了以往的平静，很难说这三年支教从根本上提高了当地的基础教育质量，也很难从根本上促进教育公平。当免费是否只充当了通向大学的阶梯时，东西部师资分配，城乡师资差距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缩小呢?
其次，三年支教结束后，这些师范生重新获得了择业自由，他们中的一些人要回到大城市进行第二次就业，那么谁来保证他们二次就业?他们还有选择适合自己职业的机会吗?教育作为改变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形式，是很多人改变自身命运的一个有效途径。特别是在户籍制度森严的二元社会结构下的我国，很多农家子弟希望通过升学这个途径改变自身的农民身份和世代在农村生活的命运。简单说，就是要离开农村。如果按
照已有的免费政策，如果学生选择了免费师范教育，那他毕业后就要回到农村教书，免费意味着泯灭了贫穷学生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初始想法，强化了社会分层的存在。
再者，如果部属的师范院校学生在毕业后都去西部或农村支教了，那么东部地区以及大城市的中小学校到哪里去招聘教师呢?这些学校如果招聘不到部属师范院校的学生，只能放低标准，从省属师范院校招聘毕业生。这对部属师范院校的学生来说，也是一种教育上的不公平。
三、完善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有效实施的建议
(一)提高教师的地位，实行教师公务员制度
教师已不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具体到人，更不是什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是一种职业，一种生存方式。教师也有七情六欲，需要柴米油盐。真想让更多的优秀青年致力于教育事业，为教育事业作出贡献的话，就必须提高教师的福利待遇及社会地位。为什么只有教师去考公务员，而没有公务员去考教师?就是这个道理。在许多发达国家，教师都具有公务员身份。近几年，我国教师的地位有所提高，但离教师应有的地位还相差很远。教师没有公务员的待遇，各种保障很少，却又要求他们从事一种国家的公共事业，履行一些公共责任，这是不合理的。实行教师公务员制度，不仅教师的待遇会更有保障，而且其职业荣誉感也会更加稳定、坚实。
(二)改变政策上的不公，拉近城乡教师的薪酬差距
近几年，国家确实采取了不少措施来提高教师待遇，但是，农村中小学教师待遇低的状况并没有多大改变。一个本科刚毕业的教师每月的平均收入是1000元左右，正是这种和进城打工的农民差不多的待遇，导致了飞出去的大学生不愿飞回来。不高的工资待遇无形中加大了农村教师的生活压力，使他们无力重视自身的发展与提高，这也是造成农村教育水平不高的重要因素之一。可以说，实现师范生免费教育，可能保障师资源头有活水而不枯竭，但如果不从根本上提高教师待遇，就很难保证优秀教师不流失。
(三)加强教师职业道德建设，建立配套的师范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在高校扩招，学生就业压力较大的社会背景下，免费师范生如果进行第二次再就业，就会比普通大学毕业生面临更多的困难和压力。因此，要采取措施来消除支教学生的后顾之忧。政府可委托高校加强对免费师范生的就业指导和培训，确保他们在支教结束后能从高校获得与应届生同等的就业机会和就业支持；政府可出台相关的社会保障条例，确保他们在再就业不成功的情况下能够享有一定的失业救济金和基本生活补贴。
政策评价 篇12
一、物流政策评价方法综述
物流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属于政府公共政策评估的范畴。目前关于政策评价方法主要由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政策科学研究专家提出, 其中最具代表性和概括性是韦唐博士提出的政策评价方法和模式。韦唐博士从政府干预的结果着手, 根据“政策实施组织者”的不同将评估模式划分为效果、经济和职业化三种不同模式;并明确了每一模式的内涵和外延, 指出了各自的应用领域及其优缺点。
国内的公共政策评估起步较晚, 目前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在对西方研究理论的综述和阐释。其中陈振明总结了常用的评价方法有自我评定法、对象评定法、专家判断法、前后对比法等四种, 并明确介绍了四种方法的不同应用情景和方法。中科院王瑞祥从政策评估的理论基础、评估标准、评估方法等入手, 对国外的政策评估内容作了简单的概述, 并具体介绍了几种常用的评估模型。杨铭也提出了对比分析法, 即将某城市现行物流政策与其他城市进行对比分析, 从而全面认识该城市的物流政策并找出完善物流政策的方向。上述方法各有所长, 不分优劣, 可以结合实际情况灵活选择应用;但是, 它们大都是对韦唐博士评价模式的阐释和延伸。
此外, 弗兰克·费歇尔认为进行政策实施效果评价时不应超越文化和历史来创造政治和道德中立, 只通过高度精确和数学抽象的符号来评估政策的得失。他认为纯数学的评估方法和模型背后隐藏的是价值中立的理想, 这些评价方法只关注公共政策实施造成的可以量化的事实结果, 没有考虑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程度;在考虑政策投入与政策收益时, 没有考虑政策本身是否合理、合法;在量化数据分析的基础上, 没有进行对社会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影响的思考和论证。因此, 应该采用一种综合考量事实结果与价值维度评价指标的新方法对公共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价。而这种新方法就是在政策评价的数学模型或模式中加入弗兰克·费歇尔的价值立场观点, 对公共政策实施效果进行综合评价。因此, 本文的物流政策实施效果评价综合考虑了二者的优点, 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上加入价值维度的指标, 运用FAHP成功地对具体事例进行了评价。
二、应用FAHP评价物流政策实施效果
FAHP评价法是一种将模糊综合评价法和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评价方法, 在体系评价、效能评估的系统优化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 是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价方法, 一般是先用层析分析法确定指标集, 然后用模糊综合评价确定评价结果。模糊法是在层次法之上, 两者相互融合, 对评价有着很好的可靠性。它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是一种综合化程度较高的评价方法。FAHP与单纯的模糊综合评价法相比可以有效地减少评价过程中的主观性和随意性。
由于物流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要考虑众多的影响因素和指标, 并且这些指标对物流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程度缺乏充分的实证性研究, 所以, 物流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因此, 物流政策实施效果符合“模糊问题”的界定范畴, 可以运用FAHP方法对其进行评价。以下结合具体事例进行说明。
1. 构建指标集和评语集
(1) 构建指标集
如前所述, 基于弗兰克·费歇尔提出的价值维度观点, 并参考专家意见, 本文将物流政策实施效果评价指标分为两个一级指标, 分别是事实维度和价值维度指标。每一层一级指标包括若干二级指标。表1给出了选定的具体指标。
(2) 确定评价结果等级
对于物流政策实施效果要事先确定评价结果等级, 分别为{特别好, 比较好, 达到预期目标, 勉强及格, 不理想}。相应的, 各评价结果等级按不同的分数段进行区分, 分别对应 (100-90], (89-80], (79-70], (69-60], (59-50]。
2. 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模糊权重向量
(1) 确定判断矩阵
首先, 确定参与物流政策实施效果评价的专家, 然后向各位专家发放调查问卷, 最后回收问卷并通过综合有效问卷之后, 确定判断矩阵如下。
1二级指标层的判断矩阵:
a.价值维度指标的判别矩阵:
b.事实维度指标的判别矩阵:
2一级指标层的判断矩阵
通过计算, 可以确定一级指标层的判断矩阵
(2) 计算过程
运用层次分析法, 并利用数学软件MATLAB对上述矩阵进行运算, 可以得出特征向量w、最大特征值λmax、一致性指标CI、一致性比率CR及其一致性的满意程度, 并且可以判断权重是否可以接受。表2列出了具体计算结果。
3. 构建模糊评价矩阵
(1) 初级评价
通过统计各个专家对各评价指标的打分, 可以得出各评价指标的模糊评价矩阵。
1价值维度指标的模糊评价
对价值维度指标打分构成的模糊评价矩阵:
通过计算可以得出的价值维度综合评价向量:
2事实维度指标的模糊评价
对事实维度指标打分构成的模糊评价矩阵:
通过计算可以得出事实维度综合评价向量为:
对该市物流政策实施效果打分构成的模糊评价矩阵:
通过计算可以得出物流政策实施效果综合评价向量为:
4. 进行模糊层次综合评价
利用公式可以计算出该市物流政策实施效果的加权综合分数为:
由计算结果可知, 该市物流政策的实施效果属于“达到预期目标”的等级。
三、结语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的发展, 政策的方向和内容必然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所以, 评价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指标体系也会跟着发生改变, 特别是价值维度的评价指标, 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尽管运用FAHP评价方法可以有效地减少政策评价中的随意性, 从而更加全面地评价物流政策实施效果, 但是在物流政策实施效果的实际评价中还是要注意到时间推移对实际情况造成的影响, 灵活选定评价指标, 切不可盲目乱套。
摘要：目前, 关于物流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已有一定的理论基础, 但还不完善。其中, 物流政策实施效果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是物流政策实施效果评价的关键环节。鉴于此, 本文认真梳理了关于物流政策的评价方法, 构建了物流政策的评价指标体系, 并运用FAHP评价方法对物流政策实施效果进行了评价。
关键词：物流,政策,效果,指标,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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