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策与地方政策（精选12篇）
国家政策与地方政策 篇1
一、信贷政策的基本概念、手段、作用与功能
信贷政策是国家金融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在我国金融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中占有重要位置。信贷政策没有统一和固定的概念与定义, 一般来说, 即指通过控制国家年度信贷总量、明确信贷导向、调节信贷成本等手段来达到宏观调控目的。具体而言, 就是国家行政管理当局依据年度经济形势, 确定经济发展目标, 据此明确需配套支持的信贷总量;依据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需要, 对各行业和地区实施差别信贷待遇;通过调节信贷获取成本, 达到有保有压, 合理调控的目的;把握信贷投放节奏, 以支持和保障经济平稳发展, 避免经济大起大落, 降低经济发展的波动性。总之, 信贷政策对于经济平稳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高度依赖间接融资的国家来说, 信贷政策对于达成宏观调控目标更是意义重大。
二、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来看
一般来说, 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主要是四个, 即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及国际收支平衡。通过货币政策的相机抉择, 在不同的经济形势下, 平衡实现四大目标。实际上, 信贷政策对于实现货币政策的四大目标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通过控制信贷投放总量, 可以有效控制总需求, 进而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 防止出现需求急剧膨胀带来的物价水平上升。根据国家不同产业劳动力吸纳程度不同, 可以通过信贷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 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 并可根据国家产业发展规划, 通过信贷支持劳动力的培训, 例如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等, 实现劳动力技能和素质的提高, 帮助劳动力实现就业岗位转换, 增强劳动力的就业适应性, 从而实现充分就业。经济增长是我国当前发展的首要目标, 尤其是中国主要依赖间接融资, 信贷政策对于经济发展的支持不可或缺。我国是外贸主导型国家, 进出口行业大量需要配套贷款支持, 而在当前经济转型阶段, 通过实施差别信贷政策, 有助于减少两高一低行业出口, 逐步增加出口产品技术含量, 并通过国家信贷扶持, 增加高技术产品的进口。可见, 信贷政策对于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有直接且明显的作用。
三、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来看
一般来说, 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市场化发育程度各异, 央行的治理和调控能力也有区别等因素, 对于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没有统一的定论。大致可以归纳为货币供应总量、银行信贷规模、长期利率水平和通货膨胀率。实际上, 信贷政策与以上经济变量高度相关, 通过实施信贷政策, 可以有效地辅助实现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货币供应总量无论从哪个层级来说, 都可大致归纳为现金加流动性不同的存款。而在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 企业资金结算高度依赖银行, 流动资金、长期资金大多需要信贷支持, 并通过信贷的投放转化为存款, 进而构成货币总供给。银行信贷规模是信贷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控制信贷规模总量是信贷政策的首要目标。长期利率水平受多重因素影响, 市场上资金的稀缺程度是重要决定因素, 而信贷是资金供给的主要渠道, 信贷政策的导向对于长期利率水平具有重要影响。通货膨胀的成因复杂, 但无论是总供给的持续收缩还是总需求的迅猛扩张导致, 都可以通过信贷政策的区别对待对症下药以治理通胀。对于总供给的衰退, 可通过信贷扶持加以扩张;对于总需求的扩张, 可通过信贷回收来加以遏制。总之, 信贷政策对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实现有重大影响, 充分合理使用信贷政策, 有助于保证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达成。
四、从总量效应和结构调整来看
货币政策的工具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经济体制下也有所区别。一般来说包括存款准备金、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及窗口指导。在我国一般还包括再贷款和利率调整。
总体上来说, 货币政策工具都是总量调控工具, 是在社会资金总供给方面进行调节以调控社会信用总量, 搭配使用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资金供给仅是起到总量调节的作用。无论是扩张性抑或是收缩性货币政策都是针对调控对象资金总量而言的。由于调控客体自身经营管理水平、资产负债规模、收入结构差异等因素不同, 其在落实和执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时不可避免带有很大差异。而中国地域广阔, 各地所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总量调控在控制通货膨胀, 保持国家总体经济平稳发展方面作用明显。但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 落实国家产业发展规划方面, 信贷政策作用不可或缺。只有通过实施差异化的信贷政策, 有所针对地扶持或限制不同地区, 不同产业, 才能同时实现总量增长与结构优化。因此, 信贷政策从作用上来说, 与货币政策有着互补且优化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作用, 根据货币政策调控方向, 搭配使用信贷政策工具, 既可保证总量调控, 又能有效做好结构调整。
五、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来看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理论上有许多流派, 归纳和分析的模式各有不同, 从主流和经典的凯恩斯理论来看, 货币政策传导是通过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给影响利率水平, 进而对资本边际收益产生影响, 又作用于投资, 而投资是总需求的重要部分, 最终影响到国民收入。也就是说这一传导链条的关键环节就在于调控利率水平, 进而控制投资规模。
众所周知, 中国尚处于市场发育不成熟, 市场体系不健全的初级阶段, 在货币政策传导的过程中, 受诸多因素影响, 极易发生传导不畅通的情况。一是金融机构的行政依赖性较强, 对市场条件变化不敏感, 在信用收缩的情况下, 资金成本上升有限, 再受到放贷高度向政府背景项目和国企项目倾斜影响, 市场利率难以随之变动。二是利率尚未市场化, 存款类金融机构负债最大来源就是居民和企业存款, 由于利率受到单向管制, 金融机构的融资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锁定, 且国家一直执行对金融机构的优惠政策, 法定存贷款利差较大, 为金融机构预留足够的利润空间, 因此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节对金融机构利润影响相对有限, 金融机构没有足够的动力和动机来随之调节市场信贷利率。三是利率对投资的影响关系不显著。中国现行体制下, 投资主要以政府投资为主, 投资项目的政治性较强, 有强大的政府背景和相关财政作担保和支持, 对此类项目, 银行趋之若鹜, 议价能力较弱, 利率上浮空间非常有限, 即便利率并不低, 但受制于项目完工工期等因素考虑, 投资方对融资成本并不会作太多考虑, 因此利率对投资难以产生实质影响。因此, 中国的市场发育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货币政策传导不畅, 必须依靠信贷政策为辅助。通过信贷总量控制、方向调节和利率浮动, 可以直接对投资产生作用, 进而有效影响国民收入。
六、从货币政策时滞效应和应对危机的角度来看
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化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等问题, 货币政策存在一定的时滞效应。在各国货币政策的实践过程中, 往往会出现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搭配的问题, 当货币政策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 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货币政策又需要立即转向, 极易造成货币政策被动, 公信力不足的问题。而信贷政策具有直接、快捷的政策效用, 降低了货币政策时滞效应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应对金融危机的角度而言, 信贷政策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金融危机具有发生突然, 波及面广, 破坏力强的特点, 如不能及时有针对性地调节宏观经济政策, 就会贻误应对危机的最佳时机, 而信贷政策直接作用于信贷规模, 传导速度快, 有助于及时扭转经济态势, 可以立竿见影, 有效应对危机, 可见信贷政策可以对货币政策的时滞效应起到有效的补充矫正作用。
七、信贷政策与微观监管政策的区别
此外, 信贷政策属于货币政策有机组成部分的重要原因还在于信贷政策与监管政策有着重要区别。一是从政策层次上来说, 信贷政策是总量调控工具, 着眼于控制信贷投放总量及优化信贷行业与地域布局, 并不细化到金融机构的具体经营规范;而金融监管政策着眼于微观层面的合规性监管, 对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模式具有较强的约束力, 因此其政策层次并不等同。二是从经济发展导向来看, 信贷政策并不具体规定每家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规模与方向, 只是从总量控制和结构优化的角度对金融机构整体实施的政策, 而金融监管政策由于一般包括高管任职资格审核和市场准入等关键监管措施, 其监管手段是面向金融机构个体的, 如与信贷政策同步实施, 极易产生行政干预作用, 对金融机构自主经营行为形成干扰, 与市场经济取向相悖。三是信贷政策具有相机抉择的特点, 应与经济形势变化相适应, 而金融监管政策主要目的在于防范金融机构违规经营, 肆意践踏市场规则, 恶性竞争加剧市场风险, 因此其主要意图在于规范金融机构行为模式和业务取向。且一般均以行政规章的形式制定发布, 具有相对固定性, 不可能朝令夕改, 从而导致金融机构无所适从。因此金融监管政策的实施方式与信贷政策具有内在的冲突与不可兼容性。
综上所述, 信贷政策属于货币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 与货币供给有内生性的紧密联系, 通过调动和使用信贷政策工具, 可保证货币政策目标的充分达成, 作用的有效发挥, 并进一步优化货币政策实施效果。同时考虑到信贷政策与微观金融监管政策具有重大区别, 不应附属于监管政策, 理应归为货币政策工具之一, 并应赋予国家货币当局实施信贷政策的职责, 以构建权责统一、高效灵活、严密完整的货币政策工具体系。
国家政策与地方政策 篇2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习近平就《建议（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在民生方面全会认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随着社会的进步及人们观念的改变，中国人口结构和数量发展的不合理性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抑制人口过快增长反弹，在以前计划生育的基础上政府在一些试点施行单独二孩政策，至今二孩政策已经全面开放。施行全面二孩政策的原因：
1单独两孩实践遇冷生育率低到危险：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截至2014年12月，全国仅有不足100万对单独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而此前的官方预计是每年增加200万人左右。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认为，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远低于更替水平2.1，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
2“银发危机”：从人口结构上看，现在中国的老年人口比例在不断上升，从2010年13.3%提高到2014年的15.5%。目前，中国已成为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老人生活旅居问题也在不断凸显出来。据联合国统计，到本世纪中期，中国将有近5亿人口超过60岁，而这个数字将超过美国人口总数。这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出生率降低，年轻人越来越少，今后谁来工作、谁来纳税、谁来养活数以亿计的老年人? 3“刘易斯拐点”隐忧：“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在1968年提出。它指的是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人口红利慢慢消失，最终枯竭。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低生育率和老龄化是中国经
济刘易斯拐点提前出现的关键诱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的增长，大量的富余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在催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目前农村问题频发。以“老弱病残”为主的农村人口结构已逐步凸显了农村经济的增长乏力。
4“失独”社会之殇：近些年来，我国家庭规模不断缩小，从1982年的4.43人缩减至2010年的3.10人，独生子女家庭超过1.5亿户，家庭的生育、养老等基本功能有所弱化。许多独生子女面对沉重的养老负担，常感到有心无力、独木难支，而老人“失独”不仅是家庭灾难，也是社会之殇。
5男女比例失衡：计划生育政策自1980年开始强化，这分别体现为城市的普遍“一胎”和农村的普遍“一胎半”政策。在重男轻女思想依然普遍和B超逐渐普及的情况下，可能促使男女出生比例节节升高，从1980年的107.4上升到2004年的121.1。
政府权衡利弊，选择施行全面二孩政策，但是现在却出现了有意思的现象，以前期盼着自由生二胎的人们却不想再生二胎，时代在变，思想在变，现在的人们对于二胎的看法是这样
1.生育成本上升：一是在工业与城市的时代，重智力、轻体力的白领工作大量涌现，男女同台竞争就业机会，妇女几乎能顶家庭收入的半边天。二是养育一个小孩的直接费用也不菲。上海的调查显示，一个家庭养育一个0~3岁孩子的直接费用为32719.5元，4~6岁孩子的养育费平均为31943元，7~12岁的为31226元，35%的父母认为“养孩子是沉重负担”。
2.当孩子不再是资本品：在家庭养老之下，年富力强时父母生养孩子付出艰辛，而不是及时行乐，年老体衰失去工作能力时由子女支付至少一部分赡养费用。子女比其他任何人更关心自己父母的生活与福利，这是写入基因的人性。养育孩子体现出资本品的特点：投资是未来消费，以放弃现在消费为代价。不过，在现收现支的社保制度之下，雇员和雇主均被要求每月按照该雇员基本工资的一个百分比来强制缴纳社保税，一直缴到该雇员退休为止。以雇员与雇主名义缴纳的部分，其实均是公司用工成本的一部分。现收现支的本质，是强制工作者、年轻人与下一代集体养老年人、退休者与上一代。
3.重质量的传统：现在中国城市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普遍从娃娃抓起，自己宁
愿省吃俭用也要让孩子多一门才艺，多亲炙一位名师的教诲。许多课外培训机构因此大发其财。大家都这么重视质量，谁也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结果给孩子的教育培训是层层加码。
财政政策与投资政策 篇3
今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明显地在逐月走缓。对GDP贡献约4成的出口，1～4月仅增长6.9%，其中4月仅增长4.9%；进口1～4月仅增长5.1%，其中4月仅增长0.3%。固定资产投资1～4月亦仅增加20.2%，加上消费增长疲弱，4月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增加14.1%，为2006年11月以来新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同告减速，首季经济增长虽仍有8.1%，但第二季以后，乃至全年，能否保八，很有疑问。
如何解读？当然可以从两方面观察分析。一是影响出口最大的外在形势。由于受金融海啸重创，中国四大出口地区，除美国略见恢复元气，及东盟因10+1自由贸易区启动效应，中国与美国、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尚能维持个位数增长（分别为9.1%及6.7%）外，中欧及中日之间，竟出现了零增长（0.3%）及负增长（负1.5%）的情况。其次，是内在形势。出口乏力自然也影响投资，加以楼市调控尚未完成，部分地区建设项目叫停，均减弱了内需的动力。更值得注意的是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明显放缓，迄3月为止，FDI已经出现连续6个月下跌。FDI指标的趋势性变化，反映的是中国中长期投资环境中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及地价下跌恶化。这样的内外在形势，让人不得不担忧中国的经济会以何种方式着陆。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答案要视乎我们对外在及内在形势未来走向的判断。
先看外在形势。总的来说，不太乐观，不全是因为欧、美、日现在及未来的指标不被看好，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国家的政策工具箱里都已经空了。其实，打从一开始，金融海啸爆发之初，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就没什么空间了。以美国为例，利率早已调降到接近零的水平，以至于只能靠量化宽松（QE）等后遗症很多的非常规政策一再救急。至于财政政策，不是早已到了举债上限（美国），需要一再调高上限，就是早已面对主权债务危机（欧洲）被信评机构调降评级，以至于无论欧美，都必须履行紧缩财政。但紧缩财政又面临民意及在野政党的强烈反弹，从而进一步陷入到政坛纠结的泥沼与困境之中。这样的形势，不爆发新的危机已属万幸，要期待短期内出现大的转机，难之又难。所以，中国面对的外在形势显然并不有利。
那么内在形势又如何？应该说，中国还是蛮幸运的。中国除了有一个全球最大规模的潜在内需市场外，更重要的是，中国在政策调控及体制改革上还存在着相当巨大的空间。但必须提醒的是，相关的调控与改革需用心，不宜粗糙为之，更不宜滥用。可简单具体说明一二：
（一）货币政策。这在通常情况下是最容易被想到及被操作的政策，尤其CPI目前已经降到了3.4%的水平，更容易产生采取宽松货币政策的冲动。但必须短期有利于刺激增长的政策，在长期，都往往会因为要素价格的普遍大幅上升而恶化投资环境（如FDI的下降）从而不利于增长。货币政策的角色更多地应是在稳物价而非保增长之上。
（二）中国在宏调上拥有更多优势的主要是财政政策，这包括：（1）推动更多有利于平衡发展的基建，（2）大规模地进行有利于调结构及提升生产力的减税。
（三）中国的另一巨大优势在投资政策，这包括三个部分：（1）大幅降低垄断性行业的准入门槛，引导民企及外资进入；（2）大幅放宽医疗、教育等民生行业对民企及外资的限制；（3）慎用货币政策，持续改善投资环境，维持中国市场对FDI的吸引力。
（四）还有，持续推动包括金融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在内的所有体制改革。
论土地政策与房地产政策博弈 篇4
1.1 近年房地产政策
近年来我国房地产情况越来越热, 房价过快上涨, 出现了有很多闲置的房子卖不出去, 而老百姓又买不起房子的情况。根据这种情况, 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2005年3月5日, 当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语气平和但坚定地宣布:2005年物价工作的重点之一是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从此, 拉开了调控房价的序幕。
3月27日, 国务院办公厅给各省市自治区下发了一份关于控制房价的电报, 提出了八条建议, 史称“老国八条”。
又过了一个月, 4月27日, 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专门讨论房地产市场的调控问题。随后出台了七部委的文件 (简称“国八条”) 。“国八条”是一个纲领性文件, 之后, 各部门根据该文件的要求制订了具体的实施细则, 在5月份之后, 这些政策措施逐步得到落实。
总之, 2005年的房地产市场关注的焦点就是政策。
2006年, 是国内房地产市场出台政策最多的一年, 先有国六条, 然后有国六条细则, 以及土地出让金转让制度、土地监察制度、限制外资准入、二手房交易个税征收、落实新建住房结构比例要求、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等文件。尽管每一项政策都十分温和, 但是已经显示了中央政府调整国内房地产市场的决心。
1.2 土地政策工具
实行的土地增值税“清算制”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税费政策成为2007年加强和改善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重要工具。在房价高位运行、“且调且涨”的背景下, 2007年房地产税费调控的大幕开启。
2007年1月1日起, 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标准在199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规定的基础上平均提高2倍, 其中交纳税费最高的大城市土地使用税, 每平方米年税额由以前的0.5元至10元调整为1.5元至30元。同时, 新批准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有偿使用费征收标准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1倍的政策也正式实施。自此, 土地增值税清算、土地使用税和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费提高, 三者构成了土地环节的“一费二税”上调政策。2007年房地产市场税费政策调控正式启幕。
房地产研究专家顾海波指出, 联系到以往一系列税费政策对房价影响甚小甚至反向影响的事实, 人们不能不担心税负被转嫁到消费终端。税务总局规定, 对于无房屋原值凭证、不能计算应纳税额的, 税务机关可按住房转让收入的1%至3%核定征税。结果, 地方在操作中, 所得税基本都按1%或2%的税率征收, 离20%的法定征收税率相去甚远。核定征收的本意是不给逃税者可乘之机, 地方在具体“落实”中, 恰恰将其变成了“合理避税”的对策。
“这不能不引起重视。”顾海波说, “税收调控能否起到预期效果, 关键还是执行。”
自2004年以来, 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的土地政策, 这些政策具有连续性和整体性, 旨在通过对土地市场的监管力度, 从源头上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市场的供给, 防止土地的盲目开发以及房地产价格的过快增长。下面我们对重要的土地政策做一个简要的回顾:现实经济形势表明, 正确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 对制止部分行业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产生了釜底抽薪的效应, 是国家宏观调控措施凸显成效的关键因素所在。
2 利用土地政策宏观调控房地产
房地产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因此国家宏观调控应该包括促进房地产业稳步、健康发展的目标, 所以需要有相应的政策工具。从我国多年发展实践来看, 房地产业的失衡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土地市场的失衡, 另外当前我国许多地方的经济过热与低成本土地供给密不可分, 因此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已是势在必行。
利用土地供应政策进行宏观调控, 其实质是以中央政府为主的国家各级政府通过对全国或本辖区内土地资源的供应总量和结构的干预, 对一定范围内宏观经济总体运行进行引导和调节的过程。
2.1 土地政策对房地产宏观调控作用
2004年始, 国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大力整顿土地市场, 国家颁布的土地政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杜绝协议出让土地、彻查开发区与大型项目、完善各项土地制度。土地政策作为中央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具有一定的现实必要性。各地地方政府也相应出台土地政策, 例如上海市人民政府2004年6月颁布《上海市土地储备办法》 (即上海市25号令) , 明确土地储备是政府行为, 并于同年8月1日实施。这是政府将加强土地市场管理、预备大力征购或回收土地的明确信号, 大量征购、收回土地资源成为政府的既定目标。土地政策 (尤其是有关土地储备的政策) 的宏观调控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2.1.1 增强政府对土地市场的调控力度
通过土地的征购、收回、储备和有计划地投入市场, 既充分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 也保证城市规划的有效实施。作为城市运营发展的最大资源, 土地极为宝贵, 因此, 土地资源应该得到最大化的利用。出台储备办法就是要增强政府对土地市场的调控力度。
2.1.2 完善土地供应方式
将现行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毛地出让”转变为“熟地出让”, 增加土地成本的透明度。土地成本的透明度对购房者来说十分重要, 从中可以非常清晰地估算一块土地上商品房的建设成本, 从而评估房价是否合理。
2.1.3 平衡政府对土地的收入和增值收益
从城市有效运营的角度讲, 地方政府出台土地政策, 将有利于地方集中土地办大事, 做大规模的规划。
2.2 土地市场治理的绩效
我国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 对制止部分行业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产生了积极效应, 促进了经济平稳快速增长。1999-2003年, 我国购置土的面积和开发土地面积的差额逐年增大, 1999年土地开发面积为购置土地面积的77.9%, 到2003年这一指标降至62.1%, 房地产业“圈地”成风。
2004年4月底, 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 要求各省集中半年左右时间, 继续深入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
土地市场的治理整顿取得了很大成效, 土地开发面积增幅回落, 2004年全年购置土地面积3.98亿平方米, 比上年增长5.4%, 增幅比上年下降14.8个百分点。2005年全国房地产土地购置面积比2004年减少4%, 房地产开发用地供应总量比上年减少了20.2%。“2006年国土资源管理工作要点”中强调, 今年在土地供应上, 要科学编制和严格实施土地利用年度计划, 继续从严控制农用地转用。今年还将根据居住用地价格变化状况, 调控土地供应。加大对中小户型、中低价位商品房、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房的土地供应, 严格控制低密度高档住宅土地供应, 继续停止别墅类用地供应。
此前,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 土地新政提高了土地成本, 短期内将造成房价上涨。但甘藏春对此表示, 建设用地取得成本的变动不会给房价带来影响。他说, 从目前大中城市的具体情况来看, 房价主要是由需求拉动的, 而土地成本在房价当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因此政策出台后, 用地成本可能有所提高, 但只要市场供求关系不变的话, 房价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甘藏春说, 我国宏观调控政策是一个多种政策体系的有机结合体, 必须将货币政策、财税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等政策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 才能有效地遏制固定资产过度增长的趋势, 所以不能把所有宏观调控的重任都寄托在土地政策上。
“除了遏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外, 土地政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优化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 甘藏春说, 我国一直在用低成本的土地资源进行招商引资, 造成了产业布局雷同。对此, 今后土地供应政策将确定不同的主体功能区。
3 房地产政策展望
3.1 调控的重点由房地产的投资规模转向房地产价格
2003年以后, 我国宏观经济指标中, 投资率和投资增长速度都偏高。宏观调控的着力点放在调控投资规模上, 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思路是控制两个闸门:一个是信贷闸门, 一个是土地闸门。但调控的结果并不理想, 控制土地的结果是地价不断上涨, 刺激了房价的不断上涨。房价的不断上涨必然使房地产行业利润率增加, 而暴利的存在就会冲破任何行政和法律的约束。事实表明, 2003年之后, 大量的资金通过非银行的渠道进入房地产行业, 企图通过控制土地和信贷的方式调控房地产很难取得成功。因此, 今年对房地产宏观调控从投资规模转向了控制房地产价格的做法是及时而正确的。
3.2 要加大加快适用房建设
我国1998年以前的住房制度属于高度福利化的住宅制度, 1998年出台的住房制度改革的目标是要把高度福利化的住房制度改革为以市场化为导向的住房分配制度。由于国家财政的压力, 政府希望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解决城市住房问题。在此过程中, 政府为了解决低收人人口的住房问题, 也实施了相应的住房保障制度, 如采取了实物配租、租赁住房补贴、经济适用房等政策。但我们更多地将这些政策作为暂时的过渡性措施来对待, 没有对公共住房保障制度给予应有的重视。建设部等有关部门规定, 每个地区每年都应有一定比例的经济适用房, 但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表明, 经济适用房一路衰退, 1996年全国经济适用房的比重是16.6%, 到2001年降为11.3%, 2003年锐减至6.1%, 2004年则不到5%。因此, 经济适用房政策在我国当前的住房制度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 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数目众多的低收人群体的住房问题。
3.3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鼓励地方政府兴建普通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 并非“新八条”或者地方政府纷纷出台细则就能一蹴而就, 真正理顺“市场”与“管制”,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形成一套关于住房全方位的社会保障制度才是根本之举。获得适当的住房是公民的基本人权, 实现“居者有其屋”是政府对公众最起码的承诺。从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看, 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将无法实现上述目标, 因此政府必须干预市场, 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一些国家把享有住房的权利写入了宪法。英国《住宅法》, 日本《公营住宅法》等, 这些都是通过立法建立住房社会保障制度的先例, 只有向着这个方向努力, “新八条”这个房产新政的创新才能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之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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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本科留学政策与福利政策 篇5
在医疗方面，以前英国的公共医疗体系支持全民免费医疗模式，但是现在留学6个月以下的留学生是不享有免费医疗保障的。留学课程6个月以上的学生可在英国享受全部或部分除了急诊之外的免费医疗保障。留学生可以通过NHS的低收入计划免费获得处方药，眼部护理，看牙医等多项免费的医疗服务。
2. 兼职打工方面
英国本科，硕士，和博士在读的学生可以合法打工每周20小时，加上占据学业时间50% 的实习工作。但是，对于语言学校和其他中等院校或者专科院校的国际留学生是没有这项福利政策的。
3. 交通方面
对于年龄在16岁到25岁之间的国际留学生，可以拿护照，免冠证件照在英国各个火车站办理Young Person Rail Card，可以享受火车票价减掉三分之一的优惠。在伦敦的留学生还可以在线上申请牡蛎卡可以享受伦敦的地铁跟公交的打折价。
4. 国际学生卡
国家政策与地方政策 篇6
【关键词】产业政策；竞争政策；协调发展
1. 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
1.1 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概述
产业政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产业政策是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而对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进行干预的各种政策的总和。它包括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技术政策和产业布局政策以及其他对产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政策和法规。狭义的产业政策也就是日本式的产业政策，其政策功能是主动扶持战略产业和新兴产业，缩短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以实现经济赶超目标。
竞争政策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竞争政策指一切有利于竞争的政策,比如反垄断政策、政府削减对企业的补贴的政策等。狭义的竞争政策仅指鼓励竞争、限制垄断的反垄断政策,它作为对竞争结果的“事后调节”措施，通常以法律形式出现。
1.2 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区别
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作为国家的经济政策，两者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主要表现在两种政策的主要目标都是维护公共利益维护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然而它们之间也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具体表现在：1.资源配置机制不同。产业政策得以实施的前提是政府能够对资源配置产生重大影响，竞争政策则通过营造一个公平、合理、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2.政策目标不同。产业政策是通过财政、税收等手段对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进行扶持使其更具竞争力，竞争政策的目标是控制企业市场份额及行业集中度。3.产业政策具有明确的产业指向，竞争政策没有。
2.日本的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
二战以后,日本的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经历了漫长变化。总体来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二战以后至1975年,以产业政策为主，竞争政策为辅。二战后，日本实行了“经济的非军事化”、“经济的民主化”和“确立和平的经济”三大政策,大大推进了日本经济市场化和民主化的进程,激活了国内市场的自由竞争。并于1947年3月31日和4月14日,审议通过了《私的独占禁止及关于确保公正交易的法律》和《独占禁止法》。这标志着日本开始实施比美国反托拉斯法更加严厉的竞争政策。然而,在竞争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其与产业政策的矛盾和冲突逐渐显现。因而,随着“经济赶超战略”的出台,竞争政策被放到次于产业政策的地位。2.1975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反思产业政策的功效,并复兴竞争政策。虽然成功的产业政策使得日本顺利度过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但是产业政策也给日本带来了一定的麻烦。国际上，日本国际收支顺差扩大导致国际贸易摩擦频繁及日元面临贬值。在国内，环境污染严重、城市人口拥挤、通货膨胀严重等问题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于是日本的经济学界意识到一位强调产业政策而忽视竞争文化的培养对于经济的长期发展弊大于利。日本政府也认识到这一问题，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政府对重点产业的扶持由运用补助金、低利贷款、税收优惠等“硬性”产业政策手段为主转向以提供有关国内外市场、技术和政府政策的资料和信息等“软性”政策为主，并且逐步强化竞争立法但相对于具有强大惯性的产业政策而言，竞争政策的地位仍然不及产业政策。3.在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强化竞争执法，降低产业政策的主导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长期实施产业政策的弊端逐渐显露，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金融危机以后，日本企业的竞争力明显减弱。由此日本逐步改变以产业政策为主导的政策体系，树立竞争政策的主导地位。
3. 国外发展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3.1坚持竞争政策的核心地位，产业政策从属于竞争政策
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关系，其实质就是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在经济危机中,政府要采取各种产业政策刺激经济复兴,但通过破坏市场机制的手段以期达到恢复经济的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政府的过多干预会扭曲市场的价格信号,损害市场的运行效率。因而在经济政策的推行中,竞争政策是处于核心地位的,而产业政策则是从属于竞争政策的。
3.2长期坚持竞争政策，对个别行业的个别时期应用产业政策
为了更好地适应的国际竞争，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分工与合作，我国必须在将来很长的时间内坚持竞争政策。在长期坚持竞争政策的同时,仍要发挥产业政策对产业发展的指导作用,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形成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有机结合,共同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3.3 正确处理政府介入与市场机制的关系
为了实现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市场竞争力，我们要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着眼点,充分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双重作用。但从日本的经验来看,过分夸大产业政策的作用虽然在短期内会有一定的作用,但从长远来看,反倒会削弱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要想从根本上提高企业效率和企业国际竞争力,最有效的措施还是提高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允许产业自由进入，避免企业的反竞争行为和政府对产业竞争的不当限制。
4. 总结
在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积极的产业政策会取得良好的效果但它更像是一味良药而竞争政策更像是“免疫系统”。竞争政策对经济长远发展的重要性决定了它的优先地位，因此,政府应该主要从竞争政策入手,通过制定符合国际惯例的市场竞争规则，营造良好的外部竞争环境，使我国的竞争更规范、更充分。唯有如此，才能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又促进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有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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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梅梅 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协调分析：日本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现代商贸工业[J]，2009
［3］胡昭玲 全球性竞争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 财贸经济[J]，2004
［4］石俊华 日本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华东经济管理[J]，2008.10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商学院产业经济学）
国家政策与地方政策 篇7
一、利率与汇率关系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
凯恩斯1923年在《论货币的改革》中提出的利率平价假说。后由艾因齐格等人完善了该理论, 由此产生了抵补的利率平价和无抵补的利率平价理论。弗兰克尔与卡甘提出弹性货币分析法, 指出本国与外国的国民收入水平, 利率水平会通过对物价水平的影响而决定汇率水平。多恩布什于1976年提出的超调模型, 指出商品市场价格的粘性, 即货币供给增加引起本币利率下降和汇率瞬间贬值程度大于其长期均衡水平。克鲁格曼在《汇率决定》中介绍了汇率的弹性分析法、吸收分析法中, 一国的利率和汇率与本国的支出、吸收和贸易密切相关, 并影响着两者的互动, 从而间接地说明了汇率与利率机制的产品市场传导。
在实证分析方面, 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支持抛补利率平价, 其中弗兰克尔和利沃科 (1975) 的实证检验最为著名。哈克和汤恩德 (1981) 、库姆拜和奥伯斯菲尔德 (1981) 、戴维森 (1985) 、卢派斯科 (1984) 、泰勒 (1987) 等学者们分别对非抛补利率平价进行了实证检验, 然而实证结果均拒绝了非抛补利率平价。Berk, Knot (1999) 对上个世纪80年代前美国等国的长期债券利率差异与本国以购买力为基础的汇率关系来进行验证, 并得出了非抵补的利率平价的结论。Flood和Rose (2002) 利用上个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时期23个国家的日数据进行验证, 从而得到了非抵补利率平价关系在金融危机时期比金融稳定时期更加显著的结论。Chinn和Meredith (2004) 实证验证非抵补利率平价理论在西方七国表现出了长期内成立, 然而在短期内非抵补利率平价理论却不成立。
二、汇率政策是否纳入货币政策框架的研究
支持汇率纳入货币政策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有Svensson (1999, 2000) 认为由于汇率途径增加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方式。因此, 在通货膨胀目标制, 把汇率政策纳入货币政策工具是有益的。Obstfeld和Rogff (1996) 构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具有追随国和领导国的斯坦尔伯格寡头竞争模型。同时, 指出追随国如果使利率盯住领导国是很难以维持自身相对固定的汇率水平。与之相对应地, Benigno和Ghironi (2007) 建立了理性预期的宏观经济模型, 通过构建一个具有反馈机制的利率规则, 使其能够保证追随国固定汇率水平的稳定性, 且不依赖于传统的货币供给路径。以Laxton和Pesenti (2003) 为代表的学者则反对把汇率纳入货币政策中, 原因在于, 通过利用全球经济模型 (GEM) 对开放经济国家进行分析表明汇率在全球经济模型中发挥的作用很弱。Zanetti (2006) 构建了具有价格粘性的新凯恩斯货币模型, 通过该模型发现了带有摩擦的劳动力市场对经济均衡的影响, 得出了经济波动主要原因在于理性人对未来经济发展趋势预期的改变。
国内学者王胜、邹恒甫 (2006) 认为外国经济对我国货币当局货币政策效果有着重要作用, 因此研究开放经济中的泰勒规则在我国货币政策实施中的运用。艾洪德、郭凯、李涛 (2008) 认为利率规则必须以利率的内生性为客观研究依据, 同时指出我国运用利率规则的优势及劣势。邓创、石柱鲜 (2011) 构建了在开放条件下包含汇率因素的“混合型”泰勒规则, 并利用该规则对我国货币政策反应函数进行估价。
三、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协调搭配研究
Basurta和Ghosh (2000) 指出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 紧缩的货币政策伴随着本币升值, 但没有证据表明实际汇率的提高会加大风险, 他们认为名义利率并不是货币稳定性的标准。Obstfeld (2004) 指出无论是价格弹性还是粘性, 面临冲击要求最优政策是给经济以相对更大的刺激, 相应名义利差和本币汇率更大的变化, 可以保证资产市场的均衡。Mckinnon (2005) 建议中国的货币当局要稳定汇率, 放缓实施金融市场完全自由化。Giovanni和Shambaugh (2006) 指出经济发达的国家利率水平会影响到实行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 而且实行盯住汇率制度国家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将受到削弱。Dong (2008) 探讨了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等国的汇率变动对货币政策行为的影响。Hsing (2009)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菲律宾和泰国的货币当局对当期汇率有负向响应, 而对其滞后的汇率存在正向响应,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货币当局汇率无响应。
我国在人民币汇率和利率两变量之间的联动关系方面, 谢平、张晓朴 (2002) 利用1994-2000年我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三次冲突验证在弗莱明--蒙代尔模型的和三元悖论, 同时提出了若干协调建议。刘锦虹 (2004) 通过研究发现我国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资本市场体现了不可调和的“三元悖论”, 因此放开资本项目, 增加汇率浮动灵活性是解决矛盾的根本途径。刘淄 (2005) 基于我国资本项目没有完全开放的实际情况, 构建了资本不完全流动下的利率和汇率模型, 实证结论表明利率传导途径在我国是有效的, 而汇率传导途径存在阻滞。徐薛宏立 (2006) 通过引进制度摩擦系数进一步修正了模型使其更加符合本国国情, 探讨了金融市场动态开放中的利率-汇率联动问题。何慧刚 (2007) 认为应该增强我国利率-汇率联动协调机制, 从而实现我国内外经济均衡。孙丽娟 (2008) 研究发现人民币实际利率与实际有效汇率存在着较弱的负向长期均衡关系, 实际利率与实际有效汇率的互动关系需要经过较长的时滞才能反映出来。鲁方生、陈恩情 (2009) 利用IS-LM-BP模型分析在内外均衡的目标下, 如何利用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有机结合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目标。曹强、虞文美 (2010) 基于“三元悖论”的理论分析我国的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现存矛盾, 阐述了汇率变动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和运用带来的影响。袁一堂等 (2011) 从货币错配的视角出发, 研究了我国在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选择上的矛盾状况, 并就化解矛盾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金娟、李富有 (2012) 人民币利率波动、汇率波动对通货膨胀有一定影响, 并在汇率改革之后更加明显。
综上所述可知, 前述学者在这一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部分成果实现了学术突破。但在后经济危机时代以及中国经济二维转型的背景下, 对于价格型货币政策即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的综合研究还远远不够丰富和深入, 针对这一领域还要在以下方面进一步研究:1) 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的交互作用下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程度, 这种影响是否与货币当局的预期相吻合。2) 包含汇率政策在内的扩展的泰勒规则在中国经济的适应性。3) 研究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机制研究。
参考文献
[1]谢平, 刘斌.货币政策规则研究的新进展[J].金融研究, 2004 (2)
[2]盛松成, 吴培新.中国货币政策的二元传导机制——“两中介目标、两调控对象”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 2008 (10)
国家政策与地方政策 篇8
政策网络是20世纪末西方学者考察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的新视角、新途径。从宽泛的角度来看, 它是考察政府与其他国家和社会行动者相互联系和依赖关系的一组概念的集合, 诸如议题网络、铁三角、政策亚系统或亚政府、政策共同体和认知社群等等。这些都是形形色色的网络类型, 概括起来, 政策网络是指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 政府和其他行动者围绕共同不断协商的信念和利益而结成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联系。这些行动者相互依赖, 而政策就是从它们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出来的。政策网络是一种分析政治参与过程中, 利益群体同政府关系的方法和理论框架。政策网络作为一种分析方法, 主要是用以研究公共政策过程中, 政策网络系统内部各种构成要素相互关系的方法。
政策网络理论发展至今, 我们可以看到, 当前对政策网络理论的研究和应用主要沿着两条路径:一是将之视作社会上各种利益组织 (包括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相互之间进行利益协调的中介;二是将政策网络看作是对特定形态的治理, 是对社会上各种政治资源的动员机制。所要论述的是运用政策网络的后一种路径来分析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的产生梗阻的原因及治理政策梗阻消解的方式。
二、政策执行梗阻的原因分析
造成政策执行梗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既有公共政策问题本身的因素, 也有公共政策制定的因素, 还有公共政策以外的因素。这些因素从不同的方面影响和制约着公共政策主体的有效执行。本文主要从主体因素的利益需要产生行为偏差方面来加以分析:
(一) 主体因素的利益需要产生行为偏差
首先, 政策执行主体的自身利益需求和行为倾向影响着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任何政策执行都是通过政策执行者的实施行为和政策目标群体的遵从行为来完成的。而人们行为的根本动因便是利益, 政策的存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并不是人们遵守或违反它的原因, 人们之所以遵守政策或违反政策, 是因为政策表现了一定的利益, 利益在推动或抑制人们的行为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利益追求是政策执行主体行为的内在驱动力, 正是利益推动着人们去执行政策或违反政策。这主要是因为各项公共政策的最终执行者都是人, 而不可避免地有着自身利益追求和行为倾向。要使政策执行者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绝对地“价值中立”实际上是难以做到的。因此, 利益因素直接导致政策执行偏离政策目标的各种行为。
其次, 政策的实质是对于利益的分配、调整, 或表现为对人的行为的指导、制约。政策实施的结果总要造成一些人的受益以及另一些人受损, 因而, 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在执行政策时, 必然会有成本———收益预期。如果其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之间, 或者其本人的收益与他人的收益之间存在差距, 就会产生相对剥夺的心理感受。这种收益受损的心理感受将直接影响到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有效政策执行, 导致政策规避的产生。
最后, 在政策制定中没有形成以政府、非公共权利组织和相关利益集团的政策网络, 以至于导致政策执行的梗阻。从政策网络的视角来看, 公共政策执行的实现来自于政策网络中各种结构体的协同互动。“具体的政策后果取决于特定的政策网络主体之间的结构性关系以及相关政策网络参与主体之间的谈判、妥协与博弈。”而在中国公共政策执行体制中, 政府和公共行政部门仍然居于主导地位。传统的公共行政管理把行政权和行政行为放在社会管理的中心位置, 政府和公共行政部门始终扮演管制者或包打天下的角色, 政府成为唯一的公共政策的执行主体。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总代表, 为了保证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 因此在执行体制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样, 非公共权利组织和相关的利益集团在政策制定中就没有或就没有机会、渠道参与政府政策的制定过程中。
政策网络是在各种构成要素协同互动中形成的。政策网络的结构反映的是各种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一个政策问题可能涉及很多群体的利益, 他们就构成了这一政策的利益相关者。从政策网络视角解析政府政策梗阻问题, 它应该是在网络中通过政府、非权利公共组织、相关利益集团的协调互动中形成和展现出来的。因而, 政府执行力的提升也是在上述3者间形成的网络中实现的。
(二) 以政策网络的治理方式消除政策执行的梗阻
“政策网络”概念反映了后现代社会政治主体日益多元化、决策过程日益社会化的趋势和现实, 因此与“治理”理论也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在传统的政策模式中, 政府支配着整个政策过程, 社会公众和非政府公共组织只是政策的被动接受者。治理视角下的公共政策是政府同其他行动者一道共同加入到公共政策过程之中, 政府只是作为行动者之一。政策网络既是一种治理模式, 也是一种利益集团中介的途径。因此, 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分析, 对它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整合与协调的, 真正体现政策网络中各结构体之间的协同互动, 从而使政府在政策执行中更加有效力。
中国公共政策执行体制由封闭走向开放、执行主体由单一走向多元以后, 执行体制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就执行主体而言, 既有政府组织, 又有非政府公共组织。政府组织有不同的层级, 非政府组织有众多的个体, 在西方国家, 非政府公共组织包括非营利机构, 志愿者组织、中介组织、社区公共组织等。目前, 中国的公民社会不发达, 非政府组织远没有西方国家那么多。但非政府公共组织由原来的公共政策的执行对象转变为公共政策的执行主体以后, 无疑扩大了执行体制的内涵和外延。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变化意味着传统的国家和政府权威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政府不再作为公共政策执行的唯一主体。任何公共机构, 只要能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 都可以成为不同层面的公共政策的执行主体。
1、政府组织在政策执行中的角色。
在公共政策执行体制中, 虽然政府仍居于主导地位, 但随着经济多元化利益主体的产生, 政府及公共行政部门的执行机制、执行方式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政府从原来的命令执行为主到命令执行与承诺执行、委托执行、合同执行、参与执行相结合。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培养了一种“顾客”观念, 把政府视为公共产品的生产者和提供者, 把公民视为公共产品的消费者。作为消费者的公民有权对政府生产和提供的公共产品提出意见, 有权选择公共产品的生产者和提供者。这就不得不促使政府转变政府管理观念, 由对上负责转变为对下负责, 采用一些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执行方式。承诺执行、委托执行、合同执行、参与执行等已成为公共管理的主要执行方式。
2、非政府公共组织在政策执行中的角色。
在中国现有数以万计的组织和团体, 属于政治制度内部的有人大、政协、党组织、青年团、妇联、工会, 它们分枝细密, 数目繁多, 遍布中国每一个行政层级, 属于政治制度外部的有各种学会、协会, 大众传播媒体等。这些组织和团体都与公众密切地打交道。应该说, 它们在公共决策过程中起到表达、协调、综合公众意愿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这些团体并没有像西方利益集团那样充分发挥其功用。主要是因为它们既代表一部分群众向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表达意见, 又常常反过来协助党和政府做自己代表的那部分群众的工作, 而不是简简单单地施加“压力”, 因此, 这些组织更多的是发挥在党组织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沟通信息、反映情况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使之内化为党组织和政府机关的“附属物”, 致使团体表达功能更加微弱。以政策网络为治理方式的政策执行中的非政府公共组织, 在公共政策的执行中应把政策对象成为公共政策的执行主体, 它在公共政策执行体制中的作用应体现为承担相当部分公共政策的执行任务和监督、配合公共政策的执行, 而政府做出的公共政策除一部分必须由政府执行以外, 其他的可以面向社会授权、委托社会公共组织或通过市场竞争机制, 采用出租、承包、签订合同等方式由非政府公共组织乃至私人组织执行。在这种模式下, 非政府公共组织主要负责“划桨”的职责, 政府负责“掌舵”的任务, 决策与执行由不同的主体承担。参与政策执行的非政府公共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是一种执行与监督的关系。
3、利益团体、公民组织在政策执行中的角色。
在我国决策权力更多的是一种精英决策, 权力精英特别是主要领导人往往将个人的价值观念、长官意志和行为方式融入决策过程之中, 决策过程亦没有多少社会互动过程。目前, 我国民间自治组织比较少, 也不规范, 难以满足公民参与决策的要求。这些民间自治组织的运作及其与国家政权的沟通还没有达到规范化、制度化的程度, 在发挥公民的意愿表达和政治参与的作用方面还不明显。因此, 作为政策制定主体和占据主导地位的政府, 就应该注重在有效的政策制定参与中积极组织公民的参与政策制定, 公民以合法的途径普遍参与政策制定, 有益于形成各种利益力量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制衡局面, 促使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得不考虑多方面的利益诉求, 形成代表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由于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引入了公民参与, 从而保证了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取向, 使通过政策的执行, 维护、确保和增进广大公众的公共利益。政府开辟一些特殊的政治参与渠道, 如当前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开设“热线电话”, 以听取人民群众的“呼声”;电视台、广播电台和报社也都开设了“热线电话”, 帮助政府收集群众意见等。
三、结束语
以政策网络为视角来消除政策的梗阻, 无疑对我国政府治理实践和行政改革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政策网络展开的是一场多元利益之间的博弈, 它利用各种渠道与方式来影响政策的形成与执行, 这些都需要我国政府正确运用正在形成的政策网络, 健全网络管理, 构建网络政府, 充分尊重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 使他们对公共政策的利益诉求得到体现和满足。政策网络作为现代治理的一种重要范式, 为政府公共管理改革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可以在政府公共管理改革与创新中予以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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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策与地方政策 篇9
一、文化政策的含义
雷蒙德·威廉斯将文化政策分为政策“本身”和政策“展示”两部分, 并提出五种文化政策:国家形象放大政策、经济还原主义政策、公共经费资助艺术的政策、媒介调控政策以及文化身份的协商构建政策。其中, 前两种涉及政策本身, 后三种涉及政策展示。吉姆·麦圭根将文化政策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指管理者的所作所为及其后果, 狭义指围绕文化问题的争论。
国内学者胡惠林认为, 文化政策是“国家在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物博物等领域实行意识形态管理、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所采取的一整套制度性规定、规范、原则和要求体系的总称”。
综合上述几种观点, 本文认为文化政策是国家文化政策主体所制定的一系列有关文化发展的总体方针和具体政策。文化政策确保文化朝着既定方向发展, 实现国家文化资源的合理配置, 从而建立一种适应社会发展的文化秩序。
二、文化政策选择中的矛盾及其本质
1.文化政策选择中的矛盾
关于文化政策选择中的矛盾问题, 国内学者胡惠林曾做过分析。胡惠林提出, 在文化政策选择中存在着国家文化意志与公众文化选择的矛盾。国家文化意志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和目标追求出发, 在文化领域形成的文化要求和意愿, 具有强制性与权威性。公众文化是社会公众自主进行的文化选择, 这种选择是内心接受, 而非外在强加。当国家文化意志与公众文化选择不一致时, 国家文化意志的强制性与权威性便会导致二者间的冲突。此外, 文化政策选择中还存在着“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之间的张力。此处的“文化控制”并非贬义词, 而更多指向中性含义。文化控制是指国家, 主要是政府通过相关文化政策, 引导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 使社会文化的发展与国家利益相一致, 维持国家文化发展的稳定与安全, 文化控制侧重于国家宏观层面。而文化参与, 主要指社会公众个体、社会组织等在文化发展方面的诉求、追求, 体现的是“个体文化自由”, 文化参与侧重于社会微观层面。显然, 文化控制的“约束性”与文化参与的“自由性”从一开始就存在内部张力。
2.文化政策选择中的矛盾的本质
文化政策选择中之所以出现国家文化意志与公众选择的矛盾、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的矛盾, 主要因为文化政策选择的主动权掌握在政策主体手中, 即政策主体可以决定文化发展的方向、任务, 文化资源的配置等活动。而政策主体之所以掌握文化政策选择的主动权, 是因为其掌握国家公共权力, 公共权力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对文化政策的选择体现出了国家意志对文化的控制, 而文化控制是社会控制内容的一部分。因此, 探讨文化政策的选择问题必然涉及“文化控制”, 而探讨“文化控制”必然涉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文化政策选择的矛盾运动实质体现的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矛盾运动。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是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领域的重要命题。这里的“国家”并非指与一定领土、人口、政府、主权相联系的特殊政治共同体, 而是特指国家的政治机构, 主要指政府。此处的“社会”, 亦非指社会学意义上的广义社会概念, 更多的是指“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有多种定义, 安德鲁·海伍德认为, 市民社会被用来描述一个由自治性团体和组织构成的领域, 如企业、压力集团、俱乐部和家庭等。《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认为市民社会指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经济和伦理秩序。从上述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阐述中, 可以看出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划分实际反映的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分。
三、中国文化政策选择的内在矛盾
1.中国文化政策的演变过程
关于中国文化政策的演变, 国内学者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谢秋山、陈世香的《我国文化政策的演变与前瞻》一文, 认为新中国成立60 多年文化政策演变的基本趋势是从“一元主导、二元对立”到“多元和谐共存”。具体从“功能定位”“战略地位”“管理思想”及“政策话语权力配置”四个方面阐述了政策演变的基本趋势。其一, 功能定位方面, 文化从“思想管制工具”向国家“软实力”转变。其二, 战略地位方面, 文化从“边缘”向“主流”转变。其三, 管理思想方面, 从“统治”向“治理”转变。其四, 话语权力配置方面, 从垄断性“国家话语”向市场、公民和国家共同参与的“国家整合话语”转变。
而胡霁荣、张春美的《治理视阈下中国文化政策的转型脉络》一文在我国文化发展与转型的基础上, 提出了中国文化政策的四种治理逻辑:“党的革命理念”“国家文化领导权”“市场经济理性”及“公民权益理性”。“党的革命理念”主要指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文化政策与文化理念。“国家文化领导权”主要指国家如何运用文化政策引导与约束社会文化的发展。“市场经济理性”突出市场的主体地位, 通过市场的资源配置引导社会文化的生产与消费, 核心是“工具理性”。“公民权益理性”强调以人民的文化权益为导向, 注重多元主体的沟通。
周正兵在《我国文化政策演变历史研究——基于意识形态的视角》中, 把新中国成立后意识形态与文化政策演变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如下概括:第一, “革命性意识形态与文化政策” (1949-1977) 。强调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 以及运用意识形态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 即“文化政治化”。第二, “建设型意识形态与文化政策” (1978-2002) 。建设型意识形态强调经济建设是中心任务的同时, 还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方式的包容性, 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发挥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在建设型意识形态指引下, 我国文化政策逐步摆脱政治化思维框架, 文化政策进入市场化时期。第三, “和谐型意识形态与文化政策” (2003至今) 。和谐型意识形态倡导以人为本, 统筹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全面发展;既强调核心又关注多元, 主流意识形态需要包容社会多元化利益诉求。在文化目标诉求上, 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文化政策的根本诉求。文化实现方式上, 强调核心与多样、政府与市场共生发展。
2.中国文化政策选择的内在矛盾
在上述研究成果中, 尽管关于中国文化政策演变的表现形式有所差异, 但仔细看来, 三者都反映了中国文化政策选择过程中所遇到的重要问题:如文化控制、国家文化领导权、革命意识形态、“统治”与“治理”及“国家整合话语”等。而无论是革命意识形态、文化管理思想的“统治与治理”, 还是文化政策的话语权配置问题, 都反映了国家层面对文化的领导、管理与控制问题。简言之, 在中国文化政策选择过程中, 国家的“文化控制”始终是一条主线, 只不过不同阶段的表现程度、表现形式有所差异而已, 伴随这条主线的则是社会公众的“文化参与”。因此, 可以推出中国文化政策选择的内部矛盾——国家的“文化控制”与社会公众的“文化参与”之间的矛盾。在这个矛盾中, 文化控制体现公共权力, 属于“国家”领域;文化参与体现社会个体和组织, 属于“社会”领域。因此, 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的矛盾的实质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四、中国文化政策选择的调整
1. 塑造“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局面
对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类型, 概括来说主要有“强国家—弱社会”“强国家—强社会”及“弱国家—强社会”三种。这三种关系类型实际上反映了国家与社会间力量的彼此消长关系。“强国家—弱社会”体现的是国家对社会的完全覆盖, 国家强大, 社会弱小且无组织、自治能力;“弱国家—强社会”体现的是社会对国家的完全覆盖, 社会强大, 国家弱小且无管理、引导能力。显然这两种模式并非理想选择。而“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中, 国家在确保有效政治统治能力的前提下, 又为社会的发展预留了充分的空间, 有利于社会自治能力的提高, 形成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局面。
在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可以比较清楚的对“国家职责”与“社会职责”进行定位, 达到二者之间动态、双向的制衡与补充, 这既能克服各自的弊端, 又能促进二者在互动中相互完善。国家与社会实现良性互动后, 将会为国家的“文化控制”与社会公众的“文化参与”之间的良性互动提供宏观背景与适宜土壤。
2.“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的协调
在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的协调中,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值得借鉴。关于“文化霸权”, 葛兰西认为,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方式已经发生转变, 之前主要依靠暴力来统治, 而文化霸权主张通过精神、道德方面的领导, 使社会公众自觉接受现有的社会制度体系的约束, 以此来达到社会统治的目的。文化霸权的实现以社会公众的自愿服从、接受和赞同为前提, 形成社会公众所接受的社会规则体系。文化霸权并非仅仅体现统治阶级的文化成果与文化理念, 还体现了对社会公众的文化理念与意识形态的包容与接受。文化霸权体现了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的协调, 文化霸权的实现也可以视为文化控制与文化协调之间较为理想的博弈局面。
文化控制是社会控制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社会控制机制在社会文化运动和国家文化管理行为中的运用和体现。针对文化控制的这种特性, 胡惠林认为, “文化控制具有不可抗性。虽然对文化控制的手段、内容、程度、范围, 不同利益群体有不同的价值尺度, 但为了达到共同的文化目标, 社会需要其成员在一个共同的文化价值系统中规范和约束自己的文化行为, 并以此化解社会成员之间的文化冲突。没有统一的文化控制, 社会必然是混乱的。”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 若要实现文化的稳定发展与进步, 则文化控制是必须的, 也是不可抗的, 但这种“必须”与“不可抗”并非零和博弈, 不能借文化控制而强制剥夺社会成员的文化权利, 即社会文化的发展需要有社会成员的文化参与。文化也只有经过社会公众的参与并融入公众的文化生活中, 才能展现其生命力。
几千年尤其是近代以来, 文化问题始终是中国的文化人关注和争辩的焦点。但是文化问题又始终不是由他们决定的问题, 总是受到文化政策的影响和规定, 文化人和知识分子们经常只能在书斋里发起一次又一次的革命。但是随着整个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 文化政策问题逐渐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性问题。
当前, 国内的文化研究以及对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和探索, 已经在有关学术研究部门开展起来, 同时也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管理部门的支持。随着全面文化发展战略的制定, 文化政策法治化的不断增强, 文化政策制定方式的逐步完善, 文化政策的透明程度的提高, 中国的文化政策将更加适应文化多元发展的社会现状, 并且推动中国这个文化大国向全世界辐射其文化进程。
摘要：文化政策作为社会特定时期文化运行规则的体现, 是国家对文化发展有组织的指导和管理的依据, 直接影响着文化的发展。它不仅是国家政策体系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而且还是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文化制度的一种显现。在中国文化政策选择过程中, 一直存在着“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的矛盾, 从更深层次来看, 这种矛盾实际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要减少这种矛盾, 就要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局面, 此外, 还需要“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之间的协调。
国家政策与地方政策 篇10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理论基础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国家进行总需求管理的两大基本经济政策, 而这两大经济政策的作用和效果可以通过IS-LM模型得到清楚的说明。
在IS-LM模型中我们可以得出, 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 都是通过影响利率、消费、投资进而影响总需求, 使就业和国民收入得到调节。表1是建立在IS-LM模型基础上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影响的总结。
二、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呈现出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物价增长较低、经济效益较好的局面。然而, 在宏观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的同时, 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经济运行仍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
1.投资增长过快
投资增长由多种原因形成, 我国目前正处于新型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段, 需要固定资产投资较多;国际、国内市场原材料价格居高不下, 推动了原材料生产部门投资的快速增长;新一轮经济增长引发了工业投资的增长;信贷投放过快直接导致投资快速增长。
投资的过快增长对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和持续性都带来了一定的风险。投资的过快增长, 将加大对原材料的需求, 引发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 进一步传导到消费价格的上涨, 将加大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 我国能源消耗速度已经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将导致产能过剩, 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费, 而不是单纯的投资, 投资增长过快会扭曲投资与消费的关系, 投资快于消费的增长, 出现产能过剩的局面, 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贸易顺差与负面影响
经验表明, 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规模和增长, 都要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否则就会形成贸易过度增长, 造成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激烈竞争, 影响国际市场供给, 造成更多贸易摩擦。近年来, 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量出口, 给国际市场带来了冲击, 引起了人民币汇率问题和频发的贸易争端。
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 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如一些行业产能过剩, 国内市场疲软, 企业销售依赖国外市场, 2005年我国出口商品总额占总产出的比重即外贸依存度高达80%, 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很高的国家。在纺织品、鞋、玩具等行业, 缺乏自主品牌, 靠低廉价格销售, 利润微薄;粗放式外贸增长给国内资源、环境带来巨大压力。外贸出口的大量增加, 加剧了我国的外贸摩擦, 我国已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 也使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
3.经济高位运行
我国经济正处于高位运行状态, 经济增幅较高, 速度较快。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246619亿元, 比上年增长11.4%。国民经济增速确实较高、较快。同时, 工业生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口、税收等增幅都在加快。
如果经济增长速度再继续加快, 经济运行有可能由偏快向过热转变。经济过热是指经济过度增长, 是投资和生产大大超过消费需求的经济状态。伴随经济过热而出现的经济症状常有高投资、高通货膨胀、能源资源短缺等经济瓶颈、虚假繁荣、产能过剩、经济泡沫等现象。如果出现经济过热将可能导致通货膨胀, 或使经济进入下一个萧条周期, 随之出现通货紧缩。
三、我国财政货币政策选择上的对策
1.财政政策方面的对策
第一, 扩张性财政政策转向稳健。
根据上面的分析, 为了抑制我国经济局部过热和物价上涨的苗头, 我国实施近7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应逐渐淡出, 转向稳定的财政政策。虽然在方略上将财政政策定位稳健的政策, 但针对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行业, 财政政策应在紧缩、中性和扩张的力度中区别对待, 既要做到抑制某些行业过热的局面, 又要加快发展经济中的薄弱环节, 达到总量中性, 结构优化。
第二, 把准稳健财政政策的内涵。
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 其核心是松紧适度, 着力协调, 放眼长远, 要以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为主要目标。具体来说, 要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就要保持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的平衡, 在当前消费增长有限的条件下, 对投资的增长就必须给与控制, 以期保持供求平衡。
第三, 推进税制改革。
与发达国家的结构性税收政策相比, 我国现行税制中还存在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因素, 因此, 应加快税收制度的改革:推进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 为企业的竞争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推进增值税转型的步伐, 为企业创造技术改造的条件;在税收优惠上要体现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以减税为代价的新一轮税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扩张效应, 其与增支一样都可以带来财政的扩张效应。
第四, 调整和优化政府支出结构。
要调整政府支出结构, 增加公共服务和公共消费支出, 拉动社会消费增长。一是政府的支出应向科研、教育、住房、医疗、社会保障和环保等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倾斜。增加科技与开发经费的支出, 引导企业自主创新。增加对教育, 特别是中西部和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的支出。二是注重对不发达地区如偏远山区、农村和以不可再生资源为发展动力的行业的扶持。解决这些地区劳动力转移问题, 同时也促进了地区结构的转换。
第五, 发挥国债的经济调节作用。
首先, 减少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 适当增加中、短期国债的数量, 改善国债的结构, 降低偿债风险。其次, 国债资金在使用上应该向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倾斜, 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再次, 可以将一部分国债资金贷给技术改造企业, 解决企业融资的困难, 有利于企业设备的更新和技术改造。
2.货币政策方面的对策
与财政政策具有较强的政策性特点相比, 货币政策具有较强的市场调节的特点, 因此, 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应更加重视货币政策。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 我国应大力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第一, 进一步完善间接调控机制, 保持货币信贷的稳定增长。
中央银行应该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 继续控制信贷规模, 抑制投资过快增长。当前投资增长回落仅是初步的, 调控效果并不牢固, 投资冲动依然存在, 要防止投资增长再度反弹, 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利率等手段, 把投资增长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 完善中央银行运用价格工具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传导机制, 加强再贷款和再贴现管理, 促进货币信贷的平稳增长。
第二, 灵活运用利率杠杆, 促进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
推进利率的市场化改革, 引导金融结构建立和完善存贷款利率定价机制。完善利率结构, 保持货币市场利率基本稳定。
第三, 加快金融企业改革。
首先, 继续深化国有企业商业银行改革、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体制的改革, 推进政策性、股份制银行改革。其次, 继续支持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扩大直接融资渠道, 改变我国直接融资比重过低、融资结构不合理的状况, 建立统一的互联的证券市场, 加大金融产品的创新, 完善市场法律制度体系。协调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的发展, 引导民间融资的发展, 推进金融市场的全面协调。再次, 优化银行信贷结构, 增强银行的负债调节能力。
3.“双稳健”搭配的对策
根据IS-LM模型, 在IS曲线与LM曲线相交的不同区域,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有不同的运用效果。在经济萧条阶段, 货币政策效果微弱, 财政效果显著;在经济复苏阶段, 货币政策效果逐渐增大而财政政策效果递减;在经济繁荣阶段, 货币政策效应显著而财政政策效应较小;在经济衰退时期, 货币政策效果逐渐减小, 而财政政策效果递增。因此, 在不同的宏观经济形势下应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进行适当的搭配, 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在面对我国宏观经济出现上述一些问题的情况下, 我们应当:首先, 建立和完善规划财政和银行的配合机制, 优化国家宏观调控体系。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统筹安排和政策协调, 包括政策目标的协调、财政赤字和金融不良资产的定期测算、财政金融政策和操作工具进行互动效率评估和化解金融不良债务安排等。另外, 财政政策要在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和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作用, 而货币政策要在保持币值稳定和经济总量平衡方面发挥作用。
其次, 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财政政策要以国债手段为主转向以税收和财政贴息为主;货币政策要更多地运用利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再贴现率、存款准备金率等间接手段调节总需求。两大政策手段的协调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 国债与公开市场业务的协调配合。通过发行短期国债, 又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国债, 提高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率, 发挥国债调节产业结构和货币流量的双重作用。第二, 政策性投融资与财政贴息的协调配合。政策性投融资主要用于国家重点扶持的基础产业, 通过财政贴息措施, 促进其健康发展。第三,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其他手段的协调配合。如税率与利率的协调, 对某些产业奖励与限制的协调, 财政收支平衡与信贷收支平衡的协调等等。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我国目前宏观经济形势中出现的问题使得宏观政策的选择向“双稳健”政策转变。一方面财政政策要以松紧适度为核心, 要着力协调, 放眼长远, 要以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为主要目标。另一方面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应更加重视货币政策的运用, 要加大金融体制改革, 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此外, 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较为复杂, 因此选择“双稳健”的组合, 既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自身应讲究内部组合, 又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合理搭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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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豚保护与国家相关政策 篇11
先说说国家做的好的方面。为了保住江豚，国家建立了许多自然保护区，比如湖北石首的天鹅洲保护区、湖南岳阳的洞庭湖保护区以及江西的鄱阳湖保护区。因为交通和电力的需要，国家对桥梁、水利工程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方便。然而人类在快速的发展中却忽略了自然保护的问题。密集的桥墩和坚硬的大坝使得江豚的生存空间得到限制，很多江豚都搁浅而死。人们不注重环境保护，将工业废水和生活垃圾倾倒在有江豚的水域，这些对江豚有害的物质迅速扩散，成了“谋杀”江豚的利器。近几年来，江豚下降的数量不断增加，关于江豚的保护已经成了热门话题。为了不让江豚遭受白鱀豚的悲惨下场，政府必须出台一些可靠的政策进行保护。在国家提出建立保护区的方案后，国家动物保护协会和中科院生物部门的工作人员一同到长江流域捕豚。捕豚的目的是让江豚生活在保护区内接受人工的照料，这样就不会受到以上我所提出的人类的活动影响了。在几次捕豚中，都有工作人员发生危险的情况。但是在工作人员的不断努力下，大约三四十头江豚被成功捕捉。刚一被打撈上岸，它们被迅速运往长江故道天鹅洲保护区。在保护区，它们的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每年江豚数量下降的趋势也大大减慢，并且建立自然保护区没有产生任何其他影响，说明国家的这一政策非常的实用，为江豚的保护做了不可或缺的贡献。但是，也有一些政策比较模棱两可，反而带来了更多的问题。
随着渔业的发展，捕鱼的方式越来越多。现在大多数渔民使用的迷魂阵，电渔网等高级捕鱼工具大大增加了捕鱼效率。但是这些所谓的方便渔民捕鱼的工具实质上是对江豚的一种致命威胁。据统计，每年全国有上百头江豚都死于误捕。换句话说，渔民在使用这些“捕鱼能手”的同时很有可能将江豚也捕捉上岸。这是因为江豚主要以淡水中的小鱼为食，捕鱼工具的使用会吸引这些小鱼聚集在渔网附近从而使它们上钩。当江豚看到大量猎物聚集在一起时，它们也会被吸引过来。这样，只要江豚的身体一不小心碰到了鱼钩，它就会不停的挣扎，而迷魂阵上有成百上千个鱼钩，江豚越是挣扎身体挂上的鱼钩越多。所以，很多江豚都是因为失血过多而死。在洞庭湖上，像这样使用捕鱼工具的渔船不在少数，整个湖面上密密麻麻都是采砂或者捕鱼的船只。还有很多江豚是被船身上的螺旋桨打死的，当时惨烈的情况可见一斑。
为此，国家出台大量政策对渔业进行改造来保护江豚。其中一条政策就是让渔民“上岸”，其目的就是让渔民不再从事打渔并且给他们在岸上安排其他的工作。国家之所以为此下了不少的工夫，是因为有些渔民不愿意放弃打渔，于是就成了“水上钉子户”。这也可以理解，因为这些渔民整日靠打渔为生，对水上的情况比陆上的肯定要了解得多，如果一下子让他们都“上岸”的话，他们很难适应新的生活。为了说服这些渔民，政府也是想尽了办法，不是为“上岸”后的渔民增添福利，就是和渔民签署各式各样的合同来确保他们今后的生活。不过这一切还算比较成功，大部分的渔民都同意“上岸”了，但是又带来了新的问题。没有了渔船，江豚的生活是得以保障了，但是渔民的生活却越来越窘迫。政府部门每年要派一些官员去渔民的新生活区进行探访，结果却不尽人意：渔民的生活水平不仅没有上升，反而失业率大幅增长。“上岸”后的渔民们发现，要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非常困难，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也没有一技之长，所以很少有合适的工作岗位供他们选择。尽管政府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是由于“上岸”的渔民太多导致供不应求。还有，没有渔民去捕鱼，水产品的供应量也会有所下降，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也是一大不利因素。所以，国家在实施政策的同时要考虑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不能使问题变得复杂化，也不能衍生出新的问题，这样就大大增加了解决困难。
国家政策与地方政策 篇12
关键词：出口退税,政策,问题,优化建议
一、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的发展历程
我国从1985年开始全面恢复实施出口退税政策,允许退还出口货物中所含的各种国内流转税,包括营业税、增值税、产品税和特别消费税。并首次体现“未征不退”“征多少、退多少”和“彻底退税“的原则,这也标志着我国出口退税制度正式成立。我国的出口退税制度经历了频繁的调整和变更,1994年,我国试行了税收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即废除了旧税制,推出新的增值税,主要体现在纳税人的出口商品增值税税率为零,也就是按照产品适用的增值税税率实行全额退税。为缓解大量的出口骗税引发的财政负担,出口货物的退税率在1995年被调整为3%、10%和14%三档。1996年,退税率再次被下调至3%、6%和9%三档。1997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对出口造成的负面影响,出口退税率被上调至5%、13%、14%和17%四档。
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出口规模的迅速增长使中央财政逐渐难以承受出口退税的负担,从而导致较大规模的欠税。为了应对欠税问题,2003年10月,国务院出台了《改革现行出口退税机制的决定》,将出口退税率调整为5%、8%、11%、13%、17%五档。2004年我国政府为了缓解中央的财政负担、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减少了出口退税比率,平均减幅为3%。2008年7月至2009年6月,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中国商品出口持续大幅下滑,为了鼓励出口,中国政府在12个月内先后七次上调出口退税率。2010年,国际市场需求开始回暖,我国对外贸易迅速恢复,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关于取消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的通知》,明确自2010年7月15日起,取消包括部分钢材、有色金属建材等在内的406个税号商品的出口退税,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十一五”节能减排任务的完成。
综上所述,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方向可以概括为:在经济低迷、出口下滑时调增出口退税率,以鼓励出口,拉动经济;在经济复苏时,调低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以响应国家节能减排的号召。
二、国外出口退税体制
(一)法国出口退税政策
法国是增值税政策的开创者,在出口退税方面实行彻底免税,法国出口退税制度有两个特点:一是“滞退金”的实行,即税务机关若不能及时地退税给企业,要向企业缴纳“滞退金”;二是针对出口骗税的行为有一套严格的惩戒措施,企业一旦被判定骗税,将受到严重的法律制裁。
(二)英国出口退税政策
英国是出口退税政策的先行者,早于欧洲其他国家二百多年。与法国相同的是英国也实行“滞退金”政策,但英国的退税申报程序非常简单,只填写纳税申报表,其余资料由企业自行保管。区别于法国的“免、抵、退”税的办法。
(三)韩国出口退税政策
韩国与法国相同,实行彻底免税政策。不同的是韩国根据不同的出口方式采取不同的出口退税政策。法国、英国、韩国作为欧洲国家和亚洲国家实行出口退税政策的代表,从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的做法。完善的税收征管体制是保证出口退税的前提,以上三个国家的出口退税管理都建立在科学严密的税收征管基础之上。
三、我国出口退税制度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中央与地方分担机制不合理
我国的出口退税机制一直处于调整阶段,由1988年的所有出口退税全部由国家承担,慢慢转向中央和地方按一定比例分担。2015年,国务院新出台的关于完善出口退税负担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我国出口退税全部由中央财政承担,地方2014年原负担的出口退税基数定额上解中央。由于税收收入是由中央地方按比例分配,而出口退税款大部分由中央负担,很容易加重中央的财政负担,从而直接导致企业不能及时地得到退税款,进而引发“欠税”问题,出口退税的欠税问题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不利于我国出口的持续增长和稳定发展。
(二)出口退税监管制度不完善,骗税情况的加剧
随着出口退税政策优惠幅度的加大,骗税情况也时有发生。不少企业通过伪造出口单据,或将已经使用过的外汇重复使用,以此骗取国家补贴的出口退税款。当然,这也与我国实行的出口退税政策有一定的关系。我国出口退税政策规定:凡是能够证明企业已经有应税货物出口,便可以向税务机关申请退税,在出口退税的审查中存在漏洞。这就给不法分子一定的可乘之机。因此,越来越多的不法分子利用海关、外汇、税务部门之间的独立性,以出口退税为契机骗取国家税款,给国家的财产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三)出口退税率频繁变动
我国为了应对相应的经济形势曾多次调整出口退税率,虽然起到了抵御经济危机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冲击的作用,在短时间内对企业产生积极意义,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出口企业造成了负面影响。经济的发展是有一定周期性的,企业的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政策环境,出口退税率的频繁调整,极大程度地影响了企业的经营决策,扰乱了企业的长期计划,并且让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对政府的依赖。频繁地调整出口退税率不能成为挽救中国进出口贸易的长久之策。
四、我国出口退税制度问题的对策与思考
(一)改善中央与地方的分担机制
国务院2015年出台的关于完善出口退税担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中央对地方的消费税不再实行增量返还,改为以2014年返还数为基数,实行定额返还,使得出口退税的财政压力得以缓解。世界许多发达国家采取将“增值税”转变为“中央税”再将所有出口退税划归中央负担的措施,避免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负担问题。或者可以通过改变增值税分配顺序,将现行的“先分配,后退税”改为“先退税,后分配”,即增值税收入首先扣除出口退税之后再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进行分配,从而解决中央财政负担。
(二)完善出口退税的管理,加强骗税惩罚力度
将现行的规章制度中对退税的审核管理方面进行细化和完善,加强各部门与税务机关之间的交流协作,定期进行沟通,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尽量避免职责的重复和缺漏。加强信息化数据审核,及时更新出口退税各个环节的数据,避免信息不对称,减少审核失误,通过信息平台中的征税、退税信息对比,加强日常管理,联合海关、银行等部门对出口货物的真实性、货物离境的相关单证等环节进行严格的审核,减少各个环节的退税漏洞,并完善出口退税资料抽查制度。并且可以借助媒体等平台加强对骗税案件的曝光和通报,揭露各种骗税手段,提高管理人员的警觉性,并通过培训提高税务人员的工作能力。同时,国家财政部门可以通过组建打击出口骗税的专业性队伍来应对日渐猖獗的出口退税骗税行为,加大出口退税的惩罚力度,对有过出口骗税行为的企业严惩不贷,从根本上解决出口骗税问题。
(三)科学合理地设置出口退税率,加强出口退税制度的稳定性
科学合理的退税率是出口退税政策得以有效执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合理的出口退税率一方面可以将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效应最大化,另一方面还应充分考虑国家的财政负担。税率的设置应当加速尚未成熟的新兴企业发展壮大,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体现国家宏观政策的先导性和前瞻性,对于资源型产品及高污染高能耗产品,应当适当地降低或取消出口退税,尽量避免为达到短期利益目标而制定与长期目标大不相符的政策。在此基础上,国家财政部门应该尽量维持出口退税制度的稳定性,并加强执行部门与企业之间的沟通,企业对于出口退税政策的理解和认同程度及配合程度将会直接影响出口退税政策目标的实现。
综上所述,出口退税政策作为一项国际通行的贸易政策,在我国自1985年实施至今已经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出口退税政策见证了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整个历程。出口退税政策执行的有效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宏观调整目标的实现,可以说出口退税政策对于我国出口业务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国进出口贸易飞速发展的这几年里,出口退税政策上的缺陷也逐渐显现,为了加强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我国政府应结合实际,不断完善出口退税政策,发挥出口退税的宏观调控作用,建立合理并较为稳定的出口退税体制,实现中国出口贸易整体效益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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