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文本（精选7篇）
政策文本 篇1
一、问题的提出
在公共政策的理论框架下,政策学习是围绕作为政治科学的基本概念之一的“难题”(puzzling)展开的[1]。如赫柯罗(Heclo)认为,政策学习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往往来源于政府对某种社会或环境的激励所做出的“反应中的转变”[1]。P.A.霍尔(Hall)认为,政策学习是一种“根据过去政策的结果和新的信息,调整政策的目标和技术的刻意性尝试”[1]。因此,无论是政府自身面临着政策变迁的内在动力,还是受到外部力量的驱动,政策学习往往表现以发布和实施政策文本的方式,实现对政策理念和政策意图的持续改进。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学生贷款一直在适应性学习中发展。在学生贷款的各种政策工具中,补贴是有力的经济杠杆,具有很强的导向性。正是由于对补贴的依赖,使得学生贷款与一般商业贷款有着明显的区别,无论是1999年在我国开始试点、2000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国家助学贷款,还是2001年前后在部分省份开始试行、2007年以后已经成为主体的生源地贷款,补贴都是学生贷款政策变革的重要内容,并充分体现出政府利用财政杠杆调控金融资源的能力。学生贷款补贴的政策文本,容易受到经济规律、教育发展规律的交互驱动,是政策制定者和分析者必须注意的问题。笔者通过有关学生贷款补贴的政策文本的回溯,展示其政策学习的背景,并在考察演化过程的基础上,提炼出其政策学习的特点,以期丰富研究者和决策者对教育政策演化的基本认识。
二、学生贷款补贴政策的演进历程
本文采用的“数据”源自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教育部、全国学生贷款(资助)管理中心网站上1999到2011年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发布的关于学生贷款补贴政策文本。通过反复核对数据间相互引用的回溯表明,本文已经收集到中国全部的学生贷款补贴政策文本。
(一)学生贷款补贴政策的发起背景
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精英高等教育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免费上学”逐步退出我国的公共政策视野。高等教育进行成本分担,个人缴纳一定比例的学费,已形成广泛共识和政策议程。但是,学费使得家庭贫困学生难以负担,高等教育资助体系迫切需要以“学费+贷款”模式,取代“免费+助学金”模式。1999年6月,我国在北京等8个城市试点开办国家助学贷款业务,在贷款方案的六个主要组成部分中,补贴由于利益错综复杂、牵涉面广,已成为公认的政策难点。在当时出台的方案中,简单实行按学校隶属关系,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贴息50%的政策。此后,除了对贴息比例进行调整外,按学校隶属关系进行补贴的方案始终未有改变。2004年6月,我国实行国家助学贷款的新机制,即颁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若干意见》,规定分别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补贴学生在读期间的贷款利息。同时,该机制对2001年以后在浙江、湖北等省份开始试行的生源地贷款补贴政策进行了规范。
理论上,政府提供的补贴使学生只需部分偿还所借贷款,在财务可持续的角度上,则表现为学生贷款的资本金只能被部分地回收,未被回收的资本金数额则体现了政府对学生贷款的补贴程度。然而,对补贴程度进行精确计量存在实践上的困境。如:如何衡量学生贷款的经营成本、预期风险和收益,如何确定学生贷款对低收入者的可获得性、可偿还性等问题。这种困境也必然涉及政府与市场的相互关系。事实上,在教育经济学的文献中,关于政府和市场在提供学生贷款时何者更有效率的研究文献比比皆是,呈现出的结论却往往截然相反。但是,我国的经验表明:政府与市场何者提供学生贷款并非问题的关键,而是政府能否为学生贷款设置出一套合理的补贴机制——既能够鼓励商业银行有意愿为学生提供贷款,而同时又要使他们不会利用学生贷款天然的“市场失灵”来损害公共利益。
(二)学生贷款补贴政策的数量分布
截止到2011年12月,我国政府各部门共发布32项与学生贷款补贴有关的政策,政策发布数量最多的年份是2004年,共有7项,其次是2006年,有4项,其他年份则是1到3项不等,2010、2011年没有出台关于学生贷款补贴的政策(见图1)。政策数量的变化表明,补贴一直是决策者制定学生政策时重点关注的问题。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所收集资料的统计
根据政策文本的形式差异,学生贷款补贴政策可分为4种类型:意见、通知、管理办法和行政法规。在学生贷款补贴政策体系中,以通知形式出台的政策占59%,其次是意见类的政策文本占22%,管理办法占19%,而行政法规类的政策文本为零,反映出政策文本的层次性、权威性还比较低。
(三)学生贷款补贴政策的参与部门
学生贷款补贴政策的主导部门是中国人民银行,主要参与部门有教育部、财政部、银监会、国家开发银行和河南省教育厅。在全部32项政策文本中,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制定了9项、参与制定3项;教育部牵头制定8项、参与制定11项;财政部牵头制定5项、参与制定9项;银监会2003年成立后,当年就参与学生贷款补贴政策的制定,共牵头制定1项、参与制定5项;国家开发银行牵头制定5项、参与制定4项;河南省教育厅2004年正式参与,共牵头制定4项、参与制定5项;总参谋部2009年正式加入。
从学生贷款补贴政策的部门间合作来看,由单个部门出台的政策为12项,占38%;由两部门联合出台的为8项,占25%;由三个部门联合出台的政策为9项,占28%;由四个部门联合出台的政策为3项,占9%。可以认为,学生贷款补贴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多部门的参与才能完成,这说明我国高校学生贷款补贴政策制定过程中部门之间的会商与协调的重要性。部门联合制定补贴政策,一方面反映了学生贷款补贴政策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对学生贷款补贴政策的执行内在地形成了一种体制化、结构化的制约。
(四)学生贷款补贴政策目标的演化
学生贷款补贴作为一种可供政府遴选的政策工具,需要服务于更高层次的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本扩张目标。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表明,我国学生贷款补贴的政策目标在1999-2003年主要在于扩大学生贷款的规模和覆盖面,着眼于高等教育资助体系的重构与优化,在2004年实行新机制以后有了新的发展,开始注重学生贷款的社会效能。
在第一阶段(1999-2004年),学生贷款补贴的政策目标是:发挥补贴的财政杠杆作用,直接以财政杠杆撬动金融杠杆,理顺国家、高校、学生、银行等利益主体相互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其着眼点在于促进商业银行积极发放学生贷款,加快以学生贷款为主体的高校学生资助体系的形成。
在第二阶段(2004-至今),除继续发挥补贴的财政杠杆作用外,决策者还希望通过学生贷款培养大学毕业生这一优质客户群体。同时,利用财政补贴促进学生贷款与个人诚信体系的良性互动,形成约束学生贷款各方的失信行为,提高银行经营学生贷款的意愿,为我国全社会的信用体系建设提供良好的切入效应和示范效果。
(五)学生贷款补贴政策工具的演进
为实现既定的政策意图,学生贷款补贴政策工具必须满足两个前提条件:一方面,学生贷款补贴的支出能够产生足够大的杠杆效应,即政府只需要在自身财力可以承受的水平下支付最小的成本,就能实现学生贷款的最优规模和理想覆盖面;另一方面,学生贷款补贴政策工具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杠杆效应差异,政府需要决定不同政策工具之间财政支出的最优结构,即财政支出水平和杠杆效应之间要形成最佳匹配。
自1999年以来,经过多次政策调整,到2012年5月为止,我国学生贷款包括高校发放的学校贷款,商业银行发放的“校源地”国家助学贷款,商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农信社发放的生源地助学贷款等三种形式。其中,学校贷款的发放额度和覆盖面非常有限,学生毕业前必须偿还完毕,而且没有补贴。可以预计,学校贷款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将会完全退出我国高等教育资助体系。因此,我国目前只在国家助学贷款和生源地助学贷款使用补贴的政策工具。
1. 财政贴息(1999年起)。
我国学生贷款一直实行财政贴息,只是补贴的时间(从整个贷款期间缩小到在校期间)、范围(从贴息50%到全贴)发生变化。总的来说,贴息一般按贷款的发放金额计算,便于计算和执行,且能显著减轻学生贷款的偿还负担率。然而,相比较而言,财政贴息却不能有效促进学生贷款的偿还与回收,这是因为我国目前财政贴息的比例、方法都是在贷款之前确定,并不与学生后来的还款行为相挂钩,贷款拖欠、偿还与否都可以获得相同额度的财政补贴。
2. 税收优惠(2000-2004年)。
税收优惠有呆坏账税前核销与免征银行所得税两种方式。2000年,我国政府规定商业银行经营的国家助学贷款,如果由于学生违约或拖欠而产生的呆坏账,按实际发生额在所得税前核销。对贷款机构来说,税前核销呆坏帐相当于应纳税额的减项,直接降低了商业银行的纳税负担。2001年我国政府又出台免征学生贷款的利息收入营业税的规定。在实践中,无论是呆坏账核销,还是免征银行所得税,补贴的力度都很小,未能有效激励银行经营学生贷款的意愿,难以实现刺激贷款供给、扩大覆盖面的目标,唯一的优势是政府补贴支出较小。随着国家助学贷款新机制的施行,两种方式的税收优惠被同时取消。
3. 风险补偿金(2004年起)。
风险补偿金是学生贷款领域常见的政策工具,它可以在政府、学校、银行之间形成合理的分担机制,成为国家助学贷款新机制的鲜明特征。风险补偿金的最初表现形式是由财政和高校各承担50%,按贷款当年发生额的一定比例(由招投标决定,最高不超过15%)设立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给予经办银行适当补偿,高校承担的具体比例与各自毕业学生的还款状况挂钩。风险补偿金的引入,不仅大幅度提高了学生贷款的发放金额和覆盖面,而且显著增强了政府对学生贷款的补贴力度。2005年,国家开发银行介入我国学生贷款市场,对风险补偿金的操作办法进行了微调,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强化中央政府对风险补偿的出资责任,相应地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另一方面,根据不断发展的生源地助学贷款,将风险补偿金的出资主体由财政和高校调整为财政和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分担比例也由“招投标”变更为“议标”。
从理论上来说,风险补偿金能解除银行经营学生贷款的后顾之忧,而且可以增强政府对学生贷款的补贴力度,有利于实现学生贷款的目标,是相对较为理想的政策工具。但从政策效果看,政府有可能担心增加的补贴支出超出财力可承受的水平而限制学生贷款的实际发放额,银行也可能会缺少对学生贷款进行成本控制的内在动力,产生过度依赖风险补偿金的机会主义倾向。
4. 代偿(2006年起)。
代偿是指财政代替符合条件的学生偿还所借贷款的本金和利息,是唯一一种面向学生,减轻学生贷款偿还负担,引导学生从事特定社会和公益事业的直接补贴。2006年9月,我国政府规定,如果借款学生毕业后到特定地域或行业(西部地区或艰苦边远地区的基层单位)就业3年以上,国家将以奖学金的方式代替他们偿还学生贷款的本金和利息。2009年5月,我国政府又出台规定,将代偿对象扩大到高校参军的借款学生,由中央财政承担这部分学生的还款责任。从政策工具上讲,代偿政策的社会效果非常显著,能引导学生服务艰苦行业、艰苦地区。但是,代偿不能成为学生贷款普遍运用的政策工具,否则就有可能使补贴成为助学金的转化形式,而失去学生贷款的本身功能,同时,这也是政府财力所不能负担的。
三、学生贷款补贴政策学习的特点
政策文本分析表明,10多年来,在我国的学生贷款补贴政策领域,政府经过快速学习,已经从高校学生资助体系转型“试错”中的无措状态中走出来,通过频繁发布政策文本来调整政策思路和政策目标,明显体现出政策学习的特征。
(一)“教训-吸取式”和“社会学习式”在学生贷款补贴政策学习中同时存在
赫柯罗(Heclo)和霍尔(Hall)都将“教训-吸取式”定义为“从经验中学习”[2],也就意味着一旦在某个领域确定一种先例,那么这种先例就会被用来进一步推动在某个方面与此相似的另一个领域发生某一类似的变化[2]。因此,“路径依赖”影响着我国学生贷款补贴政策的发展,无论是政策目标的设定,还是政策工具的选择,政策文本都或多或少表现出以特定“教训-吸取式”的学习方式。在我国学生贷款补贴政策的体系层面、部门层面、工具层面和文本层面上,存在着大量使得学生贷款补贴政策有效的局部知识,需要政府各个部门通过“从经验中学习”来充分利用这些知识,改善政策供给。从1999年开始,学生贷款补贴政策不断创新,其政策参与部门、目标、工具都有新扩展,无不是这些参与部门各自“从经验中学习”后进行知识合作的结果。
当然,“社会学习式”在学生贷款补贴政策学习中也存在,如学生贷款补贴政策工具中的风险补偿金,就是借鉴加拿大1995-2000年间实行的联邦助学贷款风险分担政策的结果。加拿大联邦助学贷款在此期间由银行负责贷款偿本付息的管理,并承担坏账的主要负担。当贷款进入还款期时,政府向银行支付相当于贷款账面5%的风险补贴金。2004年,我国政府以风险补偿金为核心,建立了学生贷款经办银行的招投标模式,并让高校承担一部分风险补偿金,它试图将传统的财政补贴和金融工具二者结合起来,既可吸取加拿大银行当时出现财务困难的教训,又能吸收美国联邦教育贷款项目“特别津贴”激励机制的成功经验。就是说,既考虑到了政府责任和社会共济性,又考虑到了个人责任和银行财务可持续性。因此,我国学生贷款补贴政策的风险补贴金源于政策过程外部,体现出政策制定者适应或改变社会的阻力或能力,是一种“社会学习式”的政策学习。
(二)政策学习促进了学生贷款补贴政策与其他政策领域的融合
在政策领域,任何政策工具单独使用,迟早都会面临边际效力递减问题,唯一的解决办法在于和其他政策工具的配合使用,发挥政策工具的组合效应和规模效应[3]。自我国政府利用财政杠杆干预学生贷款市场、实行补贴政策以来,在政策学习的过程中引导政策变迁的特征非常明显,频繁地将补贴政策与金融工具、教育规划、立法等多种方式组合使用,以期最大限度地实现学生贷款目标——“增加来自学生的真正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同时扩大高等教育的参与和学有所成的机会”。一方面,银监会从中国人民银行独立出来后,大大提高了学生贷款补贴政策所需要的财政杠杆、金融杠杆之间的协调性,也使得金融、教育、财政资源的配置更有效率,从而最大程度地将“沉淀”的金融资源转化到具有长远效益的人力资本投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讲,学生贷款补贴政策学习的过程,也是学生贷款实现帕累托改进式的资源配置效率过程;另一方面,学生贷款补贴政策学习过程中,决策者已经意识到各个部门需要进行密切的知识合作,从1999年的参与制定学生贷款补贴政策的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教育部,到2009年新参与的总参谋部,大大地促进了学生贷款补贴政策与我国金融、财政、教育政策的融合,有效消减了政策工具之间的互相冲突和抵制,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通过政策学习,学生贷款补贴政策创新是渐进式的,但也发生过政策范式变迁
参考库恩的科学范式模式,政策分析学者提出政策创新的两种基本模式:一是渐进式的,政策在保持基本方向或目标的前提下发展演化,或新旧政策之间保持较大程度上的连续性;二是新旧政策相互转换,即政策范式变迁[4]。从政策文本上看,我国政府制定和实施学生贷款补贴政策的根本原理在于:通过银行的金融中介作用引导居民储蓄参与学生贷款,同时运用财政补贴诱导“沉淀”资金投向高等教育。可以认定,“引导”和“诱导”贯彻学生贷款补贴政策的始终,决策者无论选择何种政策工具,其政策创新都是渐进式的。但是,从2004年起,学生贷款补贴政策背景发生较大变化,政策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路径依赖”,使得学生贷款补贴政策发生过范式变迁。从政策目标看,从单纯的贫困生资助、金融资源合理配置到完善高等教育资助制度、促进人力资本投资;从政策工具来看,财政贴息方法的变更、税收优惠的取消、风险补偿金的招投标、代偿的引入,无不体现政策范式变迁的特点;政策主体方面,学生贷款补贴政策由最初的财政部主导、教育部、中国人民银行参与,已经扩大到国务院、银监会、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教育厅、总参谋部等部门的强力参与。因此,尽管“路径依赖”对学生贷款补贴政策学习有着深刻影响,政策文本的频繁发布使得学生贷款补贴政策表现出真正的范式变迁。
参考文献
[1]转引自干咏昕.政策学习:理解政策变迁的新视角[J].东岳论丛,2010(09).
[2]迈克尔.豪利特,M.拉米什.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统[M].庞诗,等,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313.
[3]黄维,沈红.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绩效、缺陷与可持续发展[J].教育研究,2007(04).
[4]转引自约翰.W.金登.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41.
常州市科技金融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篇2
常州市作为国际花园城市是我国科技金融发展的标兵, 并将成为我国科技金融创新城市。科技金融的发展依赖于政策, 而政策是科技金融发展的重要手段, 对科技金融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与推动的作用。为此本文以常州市2005年至2012年科技金融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 能过将文本信息与数据之间的相互转换, 进行量化分析, 对我国常州市技金融政策存在的问题、发展以及演进通过分析探讨, 达到促进我国常州市科技金融政策的发展[1]。
一、科技金融政策文本样本选择
本文以2005年至2012年常州市科技金融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 以常州市政府颁布的关于科技金融政策文件为选择标准, 通过数据库搜集法与官网搜集法两种选择方式。
(一) 数据库搜集法
常州大学自1978年成立以来收录了万余篇法律文件, 是常州市主要的法律信息数据搜集的地主, 其中万余篇法律文件经过整理后细分为25个法律文件子数据库, 分类清晰可以按照不同的检索需求找到需要的法律文件。本文主要是在常州大学的法律文件数据库中输入检索司为“金融市场”、“金融风险”、“融资风险”、“风险投资”、“知识产权质押”、“科技金融”、“融 资租凭”、“科技风险”、“科技贷款”等有关法规与金融标题, 时间以2005年至2012年常州市发布的有关科技金融等方面的法律文件为标准进行检索[2]。
通过常州市政府官网搜集与常州大学数据库搜集, 初步搜集了2005年至2012年常州市有关科技金融政策文件368份, 其中以常州市政府发布的关于科技金融政策文本数量最多, 并且每一个文件与常州市科技金融的政策都不相同, 所以为了确保常州市政策文本选取的代表性与准确性, 针对初步搜集的常州市有关科技金融政策文件368份进行整理筛选, 按照以下原则: ①发布的文件与常州市科技金融方面有联系;②发布的文件是常州市政府部门;③文件类型不包括政府规划文件、法律法规文件、政府意见文件、政府批复文件、政府通知文件、政府行业标准文件等。
(二) 官网搜集法
常州市政府官网包含着丰富的科技金融与政策信息, 其中法律规章文件主要是在“政府信息公开”与“政务信息公开指南”两个栏中公示。也因此, 本文所搜集的资料主要是从常州市人民政府官网、常州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官网、常州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官网、常州市金融工作局官网、常州市财政局官网等网站中搜集的。通过搜集整理政策文件, 最终选择200份有效的政策文本作为常州市科技金融政策研究样本。
二、科技金融政策文本分析框架
科技金融政策文本具有多维特性, 包含丰富的信息内容。为了探究常州市科技金融政策发展趋势、演变过程等内容, 将搜集的常州市科技金融政策文本信息转化为数据, 通过分析数据的形式进行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3]。
采用先总后分的思想结构, 从常州市总体科技金融演进与数量发展进行总体分析;然后, 从常州市科技金融政策主题、政策主体、政策作用三个方面对常州市科技金融政策文本进行分析研究, 运用先总后分的思想结构, 先引入时间维度, 将科技金融政策文本转化为二维的数据面板, 进行科技金融年度数量分布分析;然后从横向分析, 将政策文本转化为数据形式, 然后再进行科技金融政策文本总体分布分析。
三、科技金融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一) 从政策文本的总体演进分析
通过对网上以及数据库的搜索结果可以看出, 2005年至2012年常州市发布的政策中, 含有“科技金融”的政策文件标题只有二条, 而发布的政策内容中包含“科技金融”的有70多项。由此可以看出在过去的几年中常州市发布的政策文本中关于“科技金融”文本数量少, 需要进一步扩展, 并建立具有常州市国际影响力的科技金融中心[4]。
(二) 从政策文本年度数量分析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我们可以看出年常州市政府发布关于科技金融政策的方本越来越多, 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 且发布的金融政策大多数都是响应国家科技金融政策的发展, 促进了国家科技金融政策的大力发展。
四、结语
通过对常州市科技金融政策文本的量化进行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常州市发布的政策具有间断性, 且政策的内容主要是响应国家政策。虽然常州市科技金融涉及的部门多, 但各个部门之间相互协调并不合协, 且常州市关于科技金融政策文件不多需要进一步完善。另外, 常州市政府过多重视中小型科技企业的发展, 导致常州市政府关于融资租赁、科技金融等方面政策较少。因此应扩大常州市政府政策的辐射范围是社会发展的趋势 [5]。
参考文献
[1]唐五湘, 饶彩霞, 程桂枝.北京市科技金融政策文体量化分析[J].科学进步与对策, 2013, 137 (56) :127-130
[2]侯羽.基于文本研究的广州市智慧产业发展政策分析[J].华南理工大学, 2013, 352 (115) :155-159
[3]汪涛, 安暄.类定量化科技政策文本分析框架构建及北京市科技政策演进分析[J].技术经济, 2011, 233 (225) 174-176
[4]徐玉莲.区域科技创新与科技金融协同发展模式与机制研究[J].哈尔滨理工大学, 2012, 213 (123) :159-160
政策文本 篇3
一报告书
报告书是由英国政府相关部门公布的专题研究报告。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中, 会成立各种专门的委员会, 在正式出台政策前组织专家进行调研并向有关部门提交研究报告。
第一, 《珀西报告》。该报告指出英国在技术训练方面存在不足, 大学和技术学院之间缺乏配合, 产业界和教育界缺乏联系和合作, 为战后英国的高等技术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大力宣传技术教育, 阐明技术教育的不完善, 主张扩大技术学院的职能, 满足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二, 《罗宾斯报告》。1961年2月英国首相宣布罗宾斯为全国高等教育调查委员会主席。并于1963年10月发表了《高等教育委员会报告》, 通称《罗宾斯报告》。该报告提出发展高等教育的基本原则应是“所有具备入学能力和资格并希望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都应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第三, 《迪尔英报告》。1996年2月政府任命以迪尔英为主席的全国高等教育调查委员会, 主要对1963年《罗宾斯报告》以来高等教育进行全面的回顾, 该报告是对未来高等教育发展做出战略构思的纲领性文件。
二绿皮书
绿皮书是政府就某一重要政策或议题而正式发表的咨询文件, 起源于英美政府。因为报告书的封面是绿色, 所以被称为“绿皮书”。
第一, 《20世纪90年代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绿皮书。《20世纪90年代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主要讨论了高等教育在培养合格人才方面的作用, 并修改了罗宾斯原则。
第二, 《学习化的时代:新英国的复兴》绿皮书。1997年7月工党接受了全国高等教育调查委员会的迪尔林报告《学习化社会中的高等教育》, 强调每个人都应该致力于终身学习, 英国社会应该成为学习化社会。1998年2月, 教育和就业部发布绿皮书《学习的时代:新英国的复兴》, 终身学习成为英国政府重要的教育议程。
三白皮书
一国政府或议会正式发表的以白色封面装帧的重要文件或报告书的别称。各国的文件分别有其惯用的颜色, 封面用白色, 就叫“白皮书”。
第一, 《技术教育》白皮书。1956年英国颁布了技术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白皮书《技术教育》。白皮书表达了政府创办高级技术学院的愿望, 并肯定了英国技术教育所取得的成就,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英国完全改变了科技技术教育落后的局面。
第二, 《高等教育的未来》白皮书。2003年1月英国教育与技能部发表了题为《高等教育的未来》的白皮书, 白皮书首先阐述了高等教育的价值观, 并强调:重视学术研究、加强与工商业的联系、保证一流的教学水平、高等教育的规模, 并且创造公平的入学机会和完善自由和拨款制度。
四法案或法律
法案又称法律草案、条例草案, 是法律在通过之前递交议会审议的形式, 三读通过后即成为法律的一部分。在大部分政治体制中, 法案还必须由行政首长或国家元首签署同意方能正式生效。
第一, 《1988年教育改革法》。1988年7月英国议会通过了《教育改革议案》, 使其正式立法, 称之为《1988年教育改革法》, 主要目的是加强政府对高校的控制, 并且密切高等教育与社会和工商业界的联系。
第二, 《2004年高等教育法》。2004年1月27日, 英国下议院对新工党政府提出的《高等教育学费改革草案》进行投票表决, 使其成为法律, 即《2004年高等教育法》。该法案制定了新的高等学校学费政策、贫困生资助及贷款制度, 并将扩大高等教育的参与政策法制化。
五总结
通过以上对“二战”后英国高等教育各层次教育政策文本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除了法案或法律由议会制定和英国王室批准外, 其他三种形式都是英国政府行政部门制定的政策性或规范性文件, 并且每一份政策文本的出台都有自己的中心议题, 有针对性地解决某一问题。
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法律除了《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外, 仅有《学位条例》《教师法》《职业教育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这四部法律法规是调整高等教育法律关系或与之相关的, 完善中国现有的高等教育法律体系是推动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 保障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健康有序发展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易红郡.战后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2]吕华.从教育政策学的视角来看二战后英国高等教育改革[J].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1 (4)
政策文本 篇4
一、历史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学业负担政策发展脉络
政策文本是政策过程的历史沉淀物, 作为一种稳定性的制度表现形式, 推动着政策的变迁。[2]目前, 国内还没有一部专门关于学业负担的政策文本汇编, 本研究中的政策文本主要参照何东昌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 以及整理相关网站政策文本作为本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 包括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层面所制定的关于学业负担的法律、法规, 共计85项。本文学业负担政策文本的选择主要通过两种方法, 一是选择政策标题中包含学业负担及其近义词 (减负、课业负担、学习负担等) 的政策文本;二是选择政策内容包括学业负担问题及其类似问题的政策文本。现就收集到的关于学业负担的主要政策文本作简要梳理, 以期对改革开放以来学业负担政策的发展脉络有清晰的了解。
关于学业负担政策文本的内容, 主要是从相关教育法律文本和教育政策文本进行规范。
从表1可以看出, 主要有3项教育法律文本从法律层面对学业负担进行了规范。其中《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学校应当与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互相配合, 保证未成年学生的睡眠、娱乐和体育锻炼时间, 不得加重其学习负担。虽然《义务教育法》和《义务教育法 (修订) 》没有对学业负担进行直接规定, 但其要求学校保证学生的课外活动时间, 组织开展文化娱乐等课外活动, 从侧面反映出不得加重学生学业负担。
从教育政策文本来看, 主要的学业负担政策见表2。
二、特点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学业负担政策内容剖析
通过考察学业负担政策文本的内容可以发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业负担政策文本在解决“谁来实施”、“为谁实施”、“为什么实施”以及“怎么实施”等方面有着显著特点。
(一) 由谁来实施学业负担政策的规范
“谁来实施”的问题涉及学业负担的主体和职责。改革开放以来, 对学业负担政策的实施组织和机构界定得比较清楚。1993年的《关于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指示》规定:在实施减负过程中,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领导, 要统一教育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认识, 树立正确的教育思想, 形成学校、社会、家庭的教育合力。上述政策文本对学业负担政策的实施主体进行了详细规范, 即由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共同来实施学业负担政策。
(二) 对谁来实施学业负担政策的规范
“对谁实施”的问题涉及学业负担的客体和对象。201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把减负落实到中小学教育全过程, 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学习、健康快乐成长。率先实现小学生减负。”从政策的指向性看, 学业负担问题指向全体学生, 并从学习方式和成长内涵的角度重点强化学业负担问题解决的具体对象, 将社会关切度最高和政策有效性实施较高的小学生作为突破口。
(三) 为什么实施学业负担政策的规范
“为什么实施”的问题涉及学业负担的原因和目的。从改革开放以来针对学业负担问题颁布的政策看, 学业负担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对教育规律的违背和正常秩序的干扰。1988年的《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指出:“学生课业负担过重, 是当前许多小学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也将其作为治理学业负担问题的根本缘由, 认为“过重的课业负担严重损害儿童少年身心健康”。
深入贯彻教育方针, 全面实现教育目的, 切实推进素质教育, 成为解决学业负担问题的重要方向, 这是现有关于学业负担问题政策的价值取向。2000年的《关于学习贯彻江泽民总书记〈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的通知》指出:“必须贯彻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教育方法, 把握好减轻学生过重负担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关系, 与培养学生顽强意志、刻苦学习精神的关系, 并引导大家理解‘减负’的目的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四) 怎么样实施学业负担政策的规范
“怎么实施”的问题涉及学业负担的条件、方法和途径, 此问题在政策上的特点表现为:
第一, 思想转变与观念更新。学业负担的首要问题在于以什么样的思想态度, 采取什么样的教育观念展开教育工作, 并成为学业负担政策制定的导向。1988年的《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提出:学业负担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引导小学教育工作者端正教育思想。”1994年的《关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 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意见》也指出:“解决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关键, 在于转变教育思想, 更新教育观念”。
第二, 深化改革与质量提高。根据不同时间教育问题的差异, 学业负担政策也从不同的方面提出解决的办法。首先, 强化考试制度改革。2008年的《关于深入推进和进一步完善中考改革的意见》规定:初中毕业生考试“要适当减少考试科目, 探索行之有效的考查方式, 切实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其次, 推进课程体系改革。2010年的《关于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进一步推进素质教育的意见》指出:“在总结课程改革经验的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课程设置方案, 给学生留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活动时间, 切实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
第三, 完善机制与“典型”宣传。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学业负担政策主要从机制建设和社会介入的双重路径认为首先应完善监督、通报机制。2000年的《关于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指出:“要建立健全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通报制度, 对在督导检查中发现的或群众举报后核实的加重学生过重负担的违纪事件, 及时予以通报, 并提请有关部门严肃处理。”其次, 加强“典型”宣传。2013年的《关于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减负万里行”活动的通知》指出:“要协调有关媒体大力宣传‘减负’的先进典型和成功经验。对一些‘减负’工作不力, 甚至加重学生课业负担的地区和学校予以曝光”。
第四, 优化管理与社会规范。教育制度建设与优化, 以及教育相关利益者对学业负担的外部影响成为治理学业负担的重要举措, 学业负担政策也从学校用书和外部约束进行了规范。首先, 规范学校用书。2011年的《关于2011年治理教育乱收费规范教育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规定:“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 切实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和家长经济负担。”其次, 控制考试、竞赛次数。1995年的《关于停办各级各类学科奥林匹克学校 (班) 的紧急通知》明确指出:要严格控制各类竞赛活动, 并“对利用竞赛进行诈骗、牟取暴利或进行错误导向, 要予以揭露并依法制裁”。
三、现实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学业负担政策问题解析
从广义上讲, 教育法律是教育政策的组成部分, 是教育政策制度化的产物。因此, 教育政策既包括教育政策中的有关规范, 也包括教育法律中的有关规范, 但是这两种规范的具体要求有所不同。一个完整的教育法律规范包括假定、处理和制裁三个要件;[3]而一个完整的教育政策规范包括目标、对象和措施三个要素。[4]由此, 本文以规范学业负担政策的法律文本和政策文本这两种表现形式为分析标准, 按照教育法律规范的三个要件和教育政策规范的三个要素对学业负担政策文本的内容进行分析, 以分析这些政策规范是否满足教育法律规范三个要件的要求和教育政策规范三个要素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学业负担政策的出台逐步规范与完善, 对学业负担问题的缓解起到很大作用, 但根据上述标准进行分析发现, 其仍存在诸多问题。
(一) 学业负担政策的法理模糊
2006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学校应当与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互相配合, 保证未成年学生的睡眠、娱乐和体育锻炼时间, 不得加重其学习负担”, 这里只对“处理”进行了规范, 即对学校、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行为作出规范, 但对“假定”和“制裁”, 即什么情况下学生学业负担过重以及对没有实施学业负担政策的行为如何作出处罚均没有明确涉及。可见, 《未成年人保护法》对学业负担的法律规范模糊不清。
教育政策法律化对贯彻教育政策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它是实现教育政策的一种最为有效的手段。[5]而从上文相关的学业负担政策可以看出, 目前我国并没有专门法律文本对学业负担作出明确的阐释和说明, 关于学业负担的法律规范只能散见于相关法律文本, 这是学业负担政策没有满足教育法律规范三个要件重要原因所在。虽然学业负担政策不能上升到专门法律的高度, 但相关政策法规的操作性缺失, 使教育政策生产的非专门化、非法律化造成了学业负担政策的法理模糊, 导致教育政策缺乏严密性、稳定性, 从而致使政策的执行不力。
(二) 学业负担政策的目标不清
纵观目前有关学业负担的政策文本, 还没有完整的政策文本对学业负担政策目标作出明确规范, 其目标只能散见于相关政策文本。如1994年的《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切实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习负担, 使学生在德、智、体等方面生动活泼地得到发展, 为将来进入社会和继续学习打下良好的坚实基础”。
上述政策文本对学业负担政策目标做出了说明, 指出通过减轻学生学业负担, 使学生在德、智、体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这些看似清楚的政策目标, 实际暗含着很大的模糊性, 例如德、智、体具体包含哪些方面并没有详细论述, 致使政策处于一种虚假的明确性中。同时, 升学机制、学校和学生评价机制的暂时性短缺与不相容也不能从实践标准中找到可供研判的依据。这种模糊不清的政策目标, 容易造成人们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把减负等同于缩短在校时间、取消或减少考试科目等。
(三) 学业负担政策的对象不明
总的来说,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学业负担的政策文本对“对谁实施”的问题规范得比较明确, 即在校中小学生, 重点为小学生。但对“由谁实施”规范得并不全面。如1990年的《关于重申贯彻〈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的通知》规定:解决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 关键在于教育部门和学校的干部、教师。此处指出学业负担政策的执行主体为教育部门和学校, 而对家长和社会并没有作出相关规范。
学业负担问题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 更是一个社会性问题。如果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 仅从教育内部着手, 其作用必定是有限的。因此, 单靠教育部门和学校的力量, 学业负担问题是不能够得到有效解决的。从上文可以看出, 现有的学业负担政策文本只是针对教育部门和学校而出台的, 对教育部门、学校和教师提出了具体行为要求, 而没有约束家长和社会的行为。学业负担政策对象规范的不明确、不全面, 导致了教师和学校减负的努力被家长和社会增负的行为所抵消, 这也是“减负”政策失效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 学业负担政策的路径凌乱
通过对学业负担政策内容的梳理发现, 学业负担政策是通过多个政策文本逐渐规范起来的, 内容零散、不统一, 使得具体政策措施路径凌乱、操作性不强, 造成政策执行的线性化。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中小学要切实采取措施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此具有法律效力的文本明确指出要采取措施减轻学生学业负担, 却对怎样采取措施并没有说明, 也没有专门的配套政策或专业化研究以及实施方案进行实践指导。
缕理学业负担的政策文本, 不难发现, 不同政策出口对学业负担的认识有差异。首先体现为概念系统的多元, 出现了“学生负担”、“学业负担”、“课业负担”等相似概念群, 仅从学业负担的某一个方面或一个问题出发规范教育实践行为, 随着多个政策的出台, 为实践者造成一定的困扰。其次, 学业负担政策措施不够具体。许多法律、政策文本提出要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 但对具体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并没有详细规范, 或者说缺乏清晰的方向指导, 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嫌疑, 加上政策传递和执行过程的自然衰减, 学业负担问题并没有得到明显解决和改善。
四、改革设想:改革开放以来学业负担政策解决对策
教育制度正在变成一个由许多机构纵横相连而形成的一个错综复杂的文化网络, 任何一项具体的教育政策制定出台都会对整个社会产生连带的影响。[6]因此, 要逐步寻找完善学业负担政策的现实路径, 以促进社会政策体系的和谐发展。
(一) 学业负担政策文本目标的明确制定
政策目标的清晰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教育政策的成败,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策发展的方向和效果。研究“政策失败”的学者一般都认为, 作为指导和规范人们行为的一种规则, 政策目标必须明确、清晰, 决不能模棱两可、含糊不清, 否则就会因执行者对政策目标和内容的误解或曲解而造成政策执行的阻滞。[7]我国学业负担政策政策文本目前存在着政策目标模糊不清的现状,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学业负担政策的认知, 进而影响政策的有效执行。因此, 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学业负担政策时, 要更加具体明确地界定政策目标, 使政策目标具有合理性、层次性、先进性, 进而为实现预期政策目标做好方向性指导。
(二) 学业负担政策文本对象的完整规范
我国现有的学业负担政策文本只对各级政府部门及教育部门、学校和教师进行了规范, 这显然是不全面的, 是不利于学业负担政策全面贯彻实施的, 这也是为什么出现学校“减负”家长“增负”的原因所在。为了实现缓解学业负担的目标, 促进学业负担问题的有效解决, 不仅需要各级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的协同行动, 还需要家长、社会组织等的共同努力。因此, 在制定学业负担政策时, 应该加强对家长、社会组织行为的规范, 从而形成社会合力, 促进学业负担问题的解决。
(三) 学业负担政策文本的“专门生产”
从学业负担政策文本的出口看, 虽然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国家领导者对学业负担政策及问题有文件及表述, 但专门性学业负担政策文本均由教育部 (国家教委) 颁发。这一方面体现了学业负担问题作为教育发展和教育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育学领域的地位,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学业负担政策专门性文本的执行效力。当然, 学业负担政策并不一定要从法律的“至上”规范, 但却需要政策文本的“专门生产”, 成为教育决策部门的政策中心及优先发展领域。加快学业负担政策发展的专门化进程, 对学业负担的概念体系、目标体系、治理体系及创新机制作出科学的说明和规范, 使其具有明显的可操作性和激励、诱导作用, 最终实现持续性革新。
(四) 学业负担政策文本的综合配套
学业负担政策是我国教育政策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学业负担问题的有效解决, 不能单就学业负担而论学业负担, 需要相关政策的配套辅助。从目前的政策环境来看, 学业负担问题的缓解主要从学校教育层面开展, 但其所涉及的领域却远不止于此。在教育政策体系中, 存在着一个由多种政策相互交错而结成的“政策丛林”, 他们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牵制。当作为“快动”政策的学业负担政策与其他“慢动”政策的发展出现不平衡时, 这些“慢动”政策就会对学业负担问题的解决与有效推进造成阻碍。因此, 对于“快动”政策发展过程中的阻碍, 需要提供具体的政策配置来保障学业负担政策的有效执行, 进而促进“慢动”政策与“快动”政策的均衡发展。
摘要：通过搜集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学业负担的政策文本, 对学业负担政策由谁来实施、对谁实施、为什么实施以及怎么实施进行了规范考察。用法律规范的假设、处理和制裁三个要件和政策规范的目标、对象和措施三个要素对上述规范进行分析, 发现学业负担政策还存在着法理模糊、目标不清、对象不明以及路径凌乱等问题, 需要在法律规范和政策规范上加以克服。
关键词：学业负担,政策文本,内容分析
参考文献
[1]W.I.Jenkins.Policy Analysis:A Political and Organizational Perspective[M].London.Martin Robertson, 1978:93, 105, 107.
[2]林小英.教育政策文本的模糊性和策略性解读[J].教育发展研究, 2010, (2) :27.
[3]李晓燕.教育法学[M].武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 1992:43.
[4]孙绵涛.教育政策分析——理论与实务[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114.
[5]袁振国.教育政策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9:224.
[6]李钢.话语文本国家教育政策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34.
政策文本 篇5
1 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文本编码体系
根据扎根理论的“信息提取-归纳-概念化-重组”思想,本文参照了“我国科技政策文本编码体系”[1],以广东省2000年至2014年间发布的79条全省层面就业政策文本为对象,通过定性分析对其进行解构、归类和比较,提取就业政策的区分要素(包括基本信息、政策主体和客体、政策内容、政策类型和政策关系),建立如表1所示的广东省就业政策本文编码体系。
2 2000—2014年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扫描及分析
2.1 政策发布时间及数量
2000—2014年广东省颁布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的时间数量分布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广东省在2000年至2014年15年间共颁布了79条政策文本,每年出台的政策文本数量的变化幅度很大,数量变化最为明显的是2003年和2009年,其中2009年的数量达到了最高点14条。2008至2014七年间政策文本数量为54条,占总量的68%,而2000至2007八年间政策文本数量为25条,仅占总量的32%。从上述数据,笔者认为,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数量的密集程度与我国当时面临的政治、经济形势是密切相关的,是受环境因素影响的。2003年,是高校扩招后的首批高校毕业生(本科)面临的毕业年,如此大规模的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为谋求职位展开激烈竞争,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得国家在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文本的制定上有了革命性的变化,放宽了很多政策上的限制,在此环境下广东省也出台了多项应对扩招后毕业生数量急剧增多的政策。由上述数据可分析: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加剧了2009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总体形势的严峻性。在此环境下,2009年各级政府包括广东省政府为了应对严峻形势,密集性的出台一系列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在政策文本数量上创下了历年之最。
2.2 政策主导部门及参与部门
广东省制定的79条就业政策文本涉及的主导部门和参与部门数量高达28个,其中:宏观指导部门有2个;高校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有4个;参与部门(非高校就业工作主管部门)有22个。由宏观指导部门发布的政策文本数量为17条,由主导部门牵头发布的政策文本数量为52条,由非主管部门部门牵头发布的政策文本数量为8条,其他参与部门虽然没有牵头发布就业政策文本,但都参与了就业政策的制定和联合发布。就业政策的执行是一个多部门协同配合的过程,各部门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见表3)
(1)宏观指导部门。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包括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出台的就业政策主要是在宏观上把握政策方向,提出有利于促进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大政方针,为区域就业政策的制定提供宏观指导。
(2)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部门。广东省教育厅是区域内高校的主管部门,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整个过程进行管理和指导,对国家和广东省的各项毕业生就业政策进行推动和组织实施。因此教育厅主要制定相关就业政策的实施细则、管理办法,这些就业政策操作性较强。其他相关部门配合省政府引导和推动就业工作向前发展,参与制定促进就业的各项政策,牵头和协调各参与部门联合制定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相关政策。
(3)参与部门。参与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部门的数量高达18个,这些部门主要起配合作用,提供特定的经济手段或者是行政手段以及服务手段,配合就业政策的落实和实施。
2.3 部门参与情况
79条政策中有26条政策是由多部门参与制定并联合发文的,其中由5个以上部门联合发文的政策文本有15个,其中2009年颁发的粤劳社发(2009) 23号文,是有14个参与部门联合制定的。多部门参与制定的政策主要涉及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各项扶持政策、鼓励用人单位招用高校毕业生的各项补贴政策、扶持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政策以及高校毕业生见习补贴等政策,采用了财税和金融政策手段和人事编制的支持政策。政策内容的非单一性决定了参与部门的多元化,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涉及面广泛,因此广东省各部门积极配合并参与了多项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文本的制定。见表4。
2.4 政策手段运用情况
广东省高校毕业生政策运用了多元化的政策手段,主要包括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信息引导及服务手段三类。政策文本中有的政策使用的是单一的政策手段,有的政策中同时使用了多种政策手段,笔者将根据该政策主要使用的手段来归类。手段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1)行政手段运用情况。行政手段的特点是通过政府的强制力保障政策实施,具有强制性。2000年至2014年期间,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实践中运用行政手段的有27条,占34%。其原因在于:①省政府出台的政策一般具有宏观指导性,政策文本以法律、条例、纲要、规划、意见等形式发文,从管理机制、制度改革、职能明晰、重大措施的出台、规范运行等方面来强力推进广东省就业工作向前发展。②广东省教育厅发布的政策文本数量较多,共有18条。广东省教育厅是广东高校的行政主管部门,因此行政管理上的“对应性”决定了该厅的政策手段会以行政手段为主,其政策文本内容主要有:毕业生信息管理、档案户口管理、高校就业管理体系、就业指导体系、创业教育、实训机制、校园招聘会的管理等方面的规定和实施意见。2006年以前的政策基本是运用行政手段。
(2)经济手段运用情况。在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日渐严峻的形势下,广东省委、省政府结合本地情况,于2006年12月出台了粤办发[2006]28号文。笔者认为此文件的颁布,是广东省的高校就业政策开始使用经济手段的重要标志,随后出台的政策多数是运用经济手段的政策,使经济手段的运用显著增加,力度明显加大。从数量上看排位居首,79条政策文本中运用经济手段的政策文本有31条,占(39%)。使用的经济手段主要分为三种:一是投入手段,且投入手段运用最广泛,主要方式为通过财政投入;二是税收手段,主要方式为通过税费减免政策来鼓励毕业生自主创业或自主经营,帮助企业吸收毕业生就业;三是金融手段,独自创业的毕业生可申请小额担保贷款,组织创业的毕业生可申请总额最高200万元的额度实行“捆绑式”贷款等。
(3)信息引导及服务手段。信息引导及服务手段在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中的应用所占比例为27%。广东省委和省政府将促进就业作为广东“十项民心工程”之一,历年来逐渐提出做好就业的信息引导与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的建议,如完善“广东大学生就业在线”网站建设,建立为社会服务型的“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制定了运用信息引导及服务手段的政策,如:实施“就业服务与援助计划”,组织实施“高校毕业生网络招聘月”、“百日网络招聘活动”,组织开展“一企一岗·互济共赢”、“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民营企业招聘周”等专项活动。
3 2000—2014年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文本分类
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内容包括:拓展就业岗位政策、高等教育与高等教育改革政策(包括课程的改革及专业设置)、就业指导政策、基层就业政策、西部计划政策、创业扶持政策、就业见习政策、招考录用政策、应征入伍政策、暂缓就业政策、就业派遣政策、权益维护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就业援助政策、就业失业登记政策、宣传引导政策、人才市场管理政策等。笔者通过对广东省的79条就业政策文本的内容进行归纳和整理,将其归纳为就业渠道政策、自主创业政策、就业能力政策、就业保障政策、就业援助政策、就业服务政策、就业市场政策7个方面。
4 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中所存在的问题
4.1 就业渠道政策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广东省就业政策本文进行编码扫描分析,可以看出广东省政府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体现了政府对就业问题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是就业渠道政策有待改进的地方:①在基层就业项目中的优惠政策上,存在“应急性”,缺乏长效机制。每年出台政策文本,执行有效期仅限当年。有的项目仅仅实行了1年或2年就停止;②基层就业各项目的生活待遇政策不平衡;③基层就业的后顾之忧未解除,影响基层就业高校毕业生长远发展的障碍没有解除;④鼓励重大科研项目带动就业政策中规定劳务性费用和有关社会保险费补助从项目经费列支,这不利于调动科研项目组的积极性。
4.2 自主创业扶持政策中存在的问题
有数据显示:广东大学生创业成功率仅为1%。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大学生选择自主创业面临着三大瓶颈:“融资难、经验浅、风险高”,从政策层面而言,自主创业扶持政策还存在几方面不足之处:①如何加强高校在大学生全程教育中启发创新创业意识、培养创业能力方面的政策不够。创业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高校缺乏对创新创业教育管理体系的整体性构建,在理论与实践课程体系设置、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等方面还存在不足。②创业服务体系不够健全,创业配套服务存在缺失。③财政扶持政策体系尚未搭建完整。创业融资的方式:一是自筹,二是借贷,三是风险投资。而大学生自筹的数量很有限。④在促进创业上,政府、高校、企业和大学生之间如何建立联动机制的措施不够,在大力弘扬创业精神,营造尊重创业、崇尚创业、支持创业,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常态方面的宣传力度不够。
4.3 就业保障政策中存在的不足
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保障政策中,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提出了“无障碍就业”政策,特别是提出取消高校毕业生落户限制的政策。但是在落户问题的实际操作中仍然设置了限制性政策。在粤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落户方式有三种形式:一是落在单位集体户上,二是落在家庭户口上,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毕业生由于在中小微企业就业或自主创业,户口则由当地政府指定户籍代管机构管理,如由各级人才服务中心实行人事代理,这些代管的户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落户,在某些方面存在政策性歧视。实行人事代理的高校毕业生无论在粤工作多少年,当他们结婚生子后子女不能入户工作所在地,这将给他们带来一系列后顾之忧。
4.4 就业援助政策中存在的不足
就业援助政策中将毕业后未就业的毕业生分为“家庭困难”和“就业困难”两类人员分别给予援助政策。但是,在失业登记后申领临时性生活补助这一扶持政策上却没有统一,“家庭困难”的高校毕业生自登记失业当月起即可按月申领临时生活补助,其他的“就业困难”毕业生登记失业6个月以后才能申领临时生活补助,同属于困难者却给予不同的对待。
4.5 其他就业政策中的不足
就业服务政策重在强调就业服务的公益性和服务性。政府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一定要强化服务的职能,虽然就业政策中已提出“加强高校毕业生服务窗口建设,免费提供‘一站式’服务”,但是高校毕业生的档案保管还要收取管理费和相关的其他费用,仅仅对部分毕业生作为优惠政策而免收管理费。从这一角度看不能很好地体现政府公共就业机构的公益性和服务性,因此,在高校毕业生档案管理方面还需改进。
政府在促进广东省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方面力度不够。目前校企合作的根基不牢、互动不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完善的政策做支持,缺乏法律的保护机制。过去的一些相关法律和规定已经不能适用于当下的校企合作模式,许多新的问题渐渐暴露和产生。
5 结论
近十年来,广东省政府结合本地实际,为促进毕业生就业工作,积极地探索,大胆地创新,不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就业、扶持创业等政策,从规范招人用人制度、增设更多就业岗位、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体系机制、完善扶持创业的优惠政策、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创新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等方面为大学生就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撑,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由于目前广东省就业政策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空白点,对政策文本的分析和研究也不多,针对近年来大学生的就业形势严峻等现实问题,亟须在政府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汪涛.科技政策文本编码体系构建及北京市科技政策扫描[J].技术经济,2011,30(5):11-14.
[2]胡炜青.当前中小企业的就业政策与机制创新研究[J].中国市场,2014(42).
[3]何晓贝.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影响因素与政策含义[J].中国市场.2015(5).
[4]赵伟.赋能性就业政策的体系框架与制度安排——基于“环境赋能”视角的探讨[J].理论与改革,2014(4).
政策文本 篇6
我国于1949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提出了建设新教育要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借鉴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这一时期的幼儿园教育也渗透了这一会议精神,在课程安排上以苏联幼儿园为蓝本。
1951年,新中国第一次对幼儿园课程进行了改革。8月,教育部制定出《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并于1952年3月正式颁发试行。《暂行规程》是在前苏联学前教育专家的指导下完成的,其规定的教养活动深受苏联学前课程项目的影响,包括:体育;语言;认识环境;图画、手工;音乐;计算这六项活动。除了课程内容,课程的实施也深受苏联教育学家思想的影响。在这一时期,苏联教育学家凯洛夫的著作《教育学》对我国各类教育的影响最深。当时来华的专家基本都推崇并接受凯洛夫《教育学》的主张和观点,此间国人不仅认为苏联先进的教育学体现在凯洛夫《教育学》里,而且将两者直接划上了等号。凯洛夫的教育思想核心是强调教师应向学生传授系统知识,而让幼儿掌握系统化知识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集体教学,即上课。《暂行规程》中规定,教育项目的实施主要通过必修作业有目的有计划地完成,辅之以选修作业与户外活动。虽然确立了要使教养内容和幼儿生活实际相结合,采用多式多样的教养方法这一教养原则,事实实行上确实幼儿园一日生活中必修作业与集体教学的时间远远多于其他活动的时间。同年7月教育部颁布的《幼儿园暂行教学纲要》同样强调的是知识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带有浓郁的唯智主义和集体主义色彩,学前教育呈现小学化态势。
二、20世纪80、90年代:日益科学的一日生活
学前课程体系在20世纪60、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了严重的破坏。50年代中期教育部委托北京师范大学教研组编订的《幼儿园教育工作指南》起到了联结50年代和80年代学前课程发展的作用。《幼儿园教育工作指南》虽然没有完全摆脱当时模仿苏联幼儿教育模式的大环境的影响,但是相比50年代前期强调集体教学,该“指南”认同人的个性发展是在具体活动中形成与发展的,强调幼儿园应通过各种活动包括游戏、作业与观察成人劳动等方式实现教育任务,这为80年学前课程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1981年教育部颁布了《幼儿园教育纲要(试行草案)》对教育手段做的规定是“根据幼儿的特点,强调在幼儿园要积极开展游戏和各种体育活动,防止幼儿园教育小学化、成人化”。这是我国学前课程政策法规第一次明确提出防止幼儿园教育小学化的要求。除此之外,将前一阶段的幼儿园教学改为幼儿园教育。在教学过程中,容易忽视教学的主体性(即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认为教师往往把教学过程变成简单的知识灌输。法国的著名教育家卢梭认为:“教育是遵循自然的要求、顺应儿童自然本性的过程”。将教学改为教育,虽只有一字之差,却突出了在制定政策法规时越来越重视学前期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以及学前教育的独特性的变化。
1996年教育部颁布的《幼儿园工作规程(试行)》对幼儿园的一日生活高度重视,……强调幼儿一日活动的组织应动静交替,注重幼儿的实践活动并保证幼儿愉快有益的自由活动。《规程》提出应制定合理的幼儿一日生活作息制度,具体包括幼儿两餐时间、正常情况下的户外活动时间及寄宿制幼儿园户外活动的时间等内容。强调幼儿园日常生活组织从实际出发;品德教育应贯穿于幼儿生活及各项活动中。综上有关幼儿一日生活组织的每条规定显示了自此一日生活于幼儿园教育的重要性及科学性被日益重视及肯定。
三、21世纪初期的幼儿园一日生活
1、兼具灵活性与高效性
1994年8月,在国家政府部门相关机关下达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适应时代的要求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实施素质教育”。这是首次在国家正式文件中使用“素质教育”一词。1996年6月,国务院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课程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由此素质教育成为了21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主题,学前教育的课程发展也深受其思想的影响。
2001年教育部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提出,“……时间是宝贵的生命过程,尽量减少不必要的集体行动和过度环节,减少消极等待;教师直接指导的集体活动要能满足绝大多数幼儿的需要以免浪费时间。”
这些规定体现的是幼儿园一日生活的安排趋于灵活性与高效性。灵活性体现于幼儿教育应充分考虑幼儿的学习实际情况及身心发展特点、规律,高效性在于一日活动环节要避免浪费时间,以保证幼儿在园的每一段时间可以有意义的度过。
2、防止学前教育小学化
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进,社会各界对人才的综合素养日益重视,社会竞争也愈加激烈,家长出于“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心态”从孩子幼年期就急于拔苗助长,给孩子报各式各样的兴趣班,学前教育小学化的现象甚嚣尘上。笔者通过梳理政策文本时现,2010年以来我国学前课程相关的政策法规以防止学前教育小学化为其制定的一条主线。
2011年教育部下发《关于规范幼儿园保育教育工作防止和纠正“小学化”现象的通知》中强调应遵循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防止“小学化”的不良现象。该文主要规定的是防止“小学化”的相关内容,包括纠正“小学化”的教育内容和方式。
2012年教育部制定的《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强调,幼儿以直接经验为基础,在游戏和日常生活中进行学习;严禁“拔苗助长”式的超前教育和强化训练。
2016年3月1日实施的最新《幼儿园工作规程》相比较于1996年的《幼儿园工作规程(试行)》将之前规定的“注意幼小两个阶段的衔接”增加了“幼儿园不得提前教授小学内容”这一项。这表明在幼小衔接时,应对幼儿园教育与小学教育进行区分,不能划等号同一而论。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学前课程的发展已走过了约65年,一日生活的发展经历了带有集体主义色彩——日益科学化——兼具灵活性与高效性——防止和纠正“小学化”倾向的过程。幼儿园一日生活是区别于中小学课程的重要特点,因而一日生活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幼儿园教育的科学性。在幼儿园的实际教学中,教师首先应充分发挥一日生活的作用,在各项活动中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健康的发展。一日生活的环节设置应该合理、科学,并且避免不必要的时间浪费。其次,幼儿园课程应源于生活,即来自幼儿的日常生活经验,并帮助幼儿获得各种经验以使幼儿更好的生活。
摘要：生活是实施幼儿园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幼儿园的教育目标和内容多完成于一日生活,而且这是区别于中小学课程的重要特点。该文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学前教育课程融入一日生活的演变历程。幼儿园一日生活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带有集体主义色彩;日益科学化;兼具灵活性与高效性;防止和纠正“小学化”倾向。
关键词：一日生活,学前课程
参考文献
[1]周谷平,徐立清.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3,(01):14-19.
政策文本 篇7
关键词：科技创新,人才政策,政策分析
引言
“国势之强弱,系乎人才”,古往今来,人才都是富国之本,兴邦大计。“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诚然,当今人才仍是各国各地区综合实力竞争的核心,而科技创新在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硬实力的竞争中逐渐变得无可替代,科技发展关键在于人才。重视科技人才资源开发,重视人才的引进、培养、选拔、激励以及评价都成为不可忽视的环节,力争在全社会形成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氛围、科学管理人才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政府应通过政策法规来激励人才,为科技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近年来,我国西部十二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西部地区)都争先充当“伯乐”的角色,紧跟人才强国战略步伐,把“人才为本”作为首要指导原则,把区域经济发展和服务百姓生活作为目标,尤其是深入学习《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改革的意见》之后,为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制订了一系列促进人才工作的政策法规、规划建议,重视国际人才引进,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加强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和智力的政策措施,为地区的科技创新发展带来了春天。
1分析框架与研究样本
我国学者针对科技人才政策从不同角度展开研究,如人才队伍建设,我国科技人才选拔与使用政策、科技人才吸引政策的分析,对我国科技人才政策的演进及时代特点和科技人才布局,本文主要运用政策文本分析方法,研究西部地区科技人才政策情况,结合我国西部目前科技人才发展现状,提出促进西部科技人才集聚和发展的政策建议,改善西部科技人才政策效果。
1.1分析框架及方法
以政策颁布数量、适用对象、政策类型、文种类型四个维度对政策文本进行分析,通过西部地区的人才策略进行样本采集,整合、筛选,对比分析总结政策的特征。
(1)政策年度:2006-2016近十年的相关政策;
(2)适用对象:专一型人才政策和综合型人才政策;
(3)政策类型:依据《中国人才发展报告》的分类标准,结合西部地区科技人才政策内容划分为六类:人才吸引和流动、人才选拔和使用、人才激励、人才培养、人才评价以及人才保障。
(4)文种类型:是指政策颁布采用的形式,包括通知、规划、意见、办法等。本文依据西部地区科技人才政策颁布实际情况,将政策文种划分为9类:通知、规划、意见、规定、细则、办法、纲要、决议、方案。
1.2样本采集
1.2.1样本采集。结合实际情况,西部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科技人才相关政策文件。科技人才政策是国家机关、政党及其它政治团体为了规范科技人才行为而制定的行为准则,以及主要目标诉求,主要包括谋略、法令、措施、办法、方法、条例等。本文主要是对科技人才政策进行地域性研究,选取的科技人才相关政策均限于西部十二省(自治区、直辖市)。样本采集包括初步收集、整理筛选和数据处理3个阶段。首先,通过政府网站、发文部门信息公开检索和公开出版物3种渠道进行样本收集,获得各级政府科技人才相关的政策文本,共计69份。在经过整理筛选之后,剔除界定模糊或者仅体现政策态度的相关文本,以确保样本选取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最终确定研究样本56份。
1.2.2样本组成。样本的发布机构分为两个层次:省委、省人民政府为第一层次;省级直属机构为第二层次。发文主体涉及7个部门,其中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省委办公厅以及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事厅是省科技人才政策颁布的主要部门,共颁布了49份政策文件(含联合其它省直属机构),约占87.5%,研究样本构成情况如表1所示。
2政策文本分析
2.1政策数量分析
初步分析统计了西部地区科技人才相关政策,得到结果如图1所示,由图1得知,西部地区近年来所颁布的人才政策不平衡,各个地区的政策文本颁布表现出不同情况的波动起伏。颁布的数量、频率与该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目标与战略背景息息相关。2010~2020年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内容包括:培养和集聚海内外的的优秀科技工作者、管理和经营型人才,目的在于通过资本和人才的双向发展,实现科技的滚动增值。因此,这十年间时期的政策主要集中在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以及培养和管理国内专业技术人员,如《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高层次人才科技创新创业扶持行动的意见》、《宁夏回族自治区创新型科技人才发展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青海省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学科带头人选拔管理暂行办法》等。
西部地区加快经济建设的进程,颁布的政策数量明显增多。这期间不乏根据实际情况颁布的引进、激励、培养专业性技术人才的文件和政策,“十二五”规划强调要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与培育,实施人才强省战略。其中,贵州省2013年颁布的《贵州省关于加快科技创新型人才培养稳定工作的实施意见》中具体指出:“要根据我省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特色优势产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急需,大力引进用好一批领军人才、创新创业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实施“百人领军人才计划”。
2.2适用对象分析
西部地区近年来颁布的科技人才政策按适用对象分为两类:普适型和专一型,对其进行统计(如图2、3所示)。西部地区近年来颁布的科技人政策的普适型有35份(如图2所示),占总体样本63%,专一型有21份,占总体样本37%。图3中可以看出,贵州省、云南省、青海省、新疆省颁布的普适型人才政策总数为21份,专一型人才政策总数仅8份。专一型人才政策的颁布主要针对为解决西部地区科技人才的引进、选拔、培养、使用、保障等具体利于科技创新的专门性措施,用以保证人才和科技创新交集所出现的问题有效处理。而在所颁布的政策中,许多人才政策被夹杂在解决其他问题的宏观政策中,如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等普适型政策。原因在于几乎所有有关人才的政策都需要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支持与保障。
2.3政策类型分析
对收集到的人才政策的政策类型进行统计分析(如图4所示)。在所分析的56份样本中,人才的引进流动和人才培养、人才激励是西部地区人才政策的主要类型,总共有37份,占总样本67%,人才使用和选拔、人才的评价的政策分别有8份,占总样本28%,人才保障的政策有3份,占总样本5%。通过图4可清晰发现西部地区的人才政策主要涵盖人才的引进、培养和人才的激励,例如,四川省颁布的《四川省鼓励海外留学人员来川服务的办法》,云南省颁布的《云南省引进高层次人才的绿色通道服务办法》,贵州省颁布的《贵州省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遴选培养办法(试行)》等,对人才的引进标准、引进流程、引进种类都是结合西部地区实际情况而定,有很强的实践价值。
关于人才的使用选拔、评价和保障三方面的政策匮乏,尤其是人才的保障严重缺乏。人才作为一种资源对于科技创新具有高投资、高回报的性质,能否留住人才,关键在于保障,创造一个安全、稳定、相对可靠的工作生活环境,进而促进科技人才队伍的稳定和壮大。人才的保障包罗了医疗、住房、退休等内容,尤其是人才国际化态势逐渐成为潮流,对于科技工作者的家属安置,科研经费划拨,知识产权保护等越来越受到重视,加之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对人才的保障工作应做出必要的补充。
2.4文种类型分析
根据政策文种类型的划分,对西部地区颁布的面向科技的人才政策的规范性、约束性、指导性、可操作性进行分析。将所收集的政策文本分为以下十种类型(如表2所示),并进行统计类比,计算比例,得出西部地区所颁布的科技人才政策样本中,有45份样本包括规定、纲要、决议、意见、规划、办法等具有规范性和约束性强的特点,占总体样本的80.36%,另一方面,仅有11份样本包括办法、方案、细则文种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强,占总体的19.64%,反映了我国西部地区颁布的人才政策整体具有规范性和约束性,缺乏可操作性和指导性的政策。
3政策评价与建议
3.1政策评价
3.1.1政策总体缺乏实践性和可操作性。政策的发布主体多是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人事厅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这四个部门,不难发现政策发布机关多在于政府部门,一方面,政策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较弱,其中,办法、细则等文种类型具有较强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对实际的科技创新有较强的指导意义,然而在西部地区的总样本中所占比例仅占19.64%;相反,规划、纲要等综合性政策具有较强的规范性和约束性,对实际的科技创新相对缺乏强有力的指导,但在总体样本中占80.36%;另一方面,以上所述的四个部门所颁布的政策中有重合部分,例如对于“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办法”的政策,青海省以上四个部门都有相关规定,会造成政策的趋同化和执行重合。
3.1.2专一型政策欠缺,人才的认定和选用不够合理。从政策适用对象来看,专一型的政策相对较少。我国西部地区现行的支持科技创新的人才政策文本中,对科技人才的认定停留在高学历、高资历、高职称上,对基础性科技人才重视仍停留在羸弱的附属地位,所颁布的实用型、技能型人才政策更是少之甚少,同时更多注重的是人才量的扩张。在科技人才的选用上尚未从根本上打破行业的限制,某些地区的政策细则中既缺乏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也没有制定目标明确的措施。对科技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性作用及至关重要性还停留在浅显的状态。另外,环境条件的制约和财力有限都导致了西部地区科技人才资源开发的投入普遍相对发达地区较弱。
3.1.3人才保障相对匮乏。从政策的类型来看,缺乏对人才保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结合政策的相关内容,西部地区目前对人才的保障主要在于医疗保障、退休保障的基本规定,但对科技人才子女教育、专项经费划拨、家属的安置等方面覆盖寥寥无几,对科技技术入股、科技成果共享、科技成果的归属、科技利益的分配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几乎没有。对于中小型科技企业来讲,缺乏人才的保障性政策,更易造成人才的流失,加大了科技创新的风险,不利于科技创新的稳健发展。西部地区整体的人才保障体系不够完善,阻碍了西部地区科技型人才的聚集。
3.1.4人才吸引机制不够健全。西部地区支持科技创新的人才政策文本中关于吸引人才的机制不够健全,从政策文本内容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对于人才的吸引仍旧停留在落后的单一经济吸引,而缺乏文化、环境、价值等更高层次的吸引,虽在短期内可以通过经济的吸引力招揽人才,但长远看,这种单一的、机械的吸引机制缺乏生命力,新世纪更注重的文化引领、环境导向、价值牵头的人才吸引机制,加之经济作为基础性保障,才能长久留住人才,服务科技。
3.2政策建议
3.2.1合理预测人才需求,做好发文部门与其他关联部门的协调,制定更高效、更高质的政策。政策发文的核心部门制定政策之前,要做好与其他部门的沟通协调工作,尤其是要和各地区的实际发展状况结合;在制定科技创新人才引进策略时,应依据其地理位置、产业结构、创新创业环境和经济条件,有针对性的借鉴国内外发达国家和地区人才管理的经验,制定符合本地区经济和科技发展的科技人才管理模式;做好宏观的预测规划工作,进行微观的实际调研和考察,科学预测人才需求;平衡政策数量,使得政策类型能涵盖到人才发展和管理的每一处,具体问题具体政策对待,并对有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进行必要的补充。
3.2.2重视专一型政策制定,优化选才结构,使人才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注重专一型政策制定和实施,在不断引进高学历的科技人才同时也要看到技术型人才的重要作用。当今时代,任何高科学技术成果无一不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结晶,科技的发展需要大批的科技知识精、尖科技人才,同时也需要基础的技能型、实用型人才,只有他们的默契配合,才能在知识、思维、技能方面达到完美结合,因此,摒弃机械的、保守的人才培养管理观念,构建灵活的、新颖的人才管理模式;重视“领头人”的作用,发挥好他们的带头作用。在加大对高层次科技人才培养、引进力度的同时,注重从中选拔培养特殊的专门型人才。
3.2.3革新人才保障的理念,健全人才保障机制,加快对人才保障制度的立法保障。其一,在对于支持科技创新的人才的家属安置、子女教育、科研专项经费的划拨和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需要制定完善的政策,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应强化立法保障;其二,对科技技术入股以及税收、科研成果的共享、科技成果的归属、利益的分配做好专项的政策支持;其三,人才的流动要破除传统的体制机制制约,借鉴西方国家“旋转门”经验,实现有序流动,以此来保证科技人才队伍的不断更新和壮大。
3.2.4开创灵活的人才吸引模式,加大引才政策的扶持力度。学习西方企业的人才吸引模式,从网络领域开始试行,制定出适应网络特点的人才吸引制度,不仅仅从薪酬的基本需求作为吸引的动力,还要从归属感、文化氛围等方面出发,开创全面的人才吸引和评价机制,以实际能力为衡量标准,不唯学历,突出创新性、实用性,使人才脱颖而出;积极探索合理的人才队伍组织模式,切实为西部地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做好政策保障,为实现科技强国提供强有力的基础性支撑。
参考文献
[1]黄如才.“八大举措”促进科技人才队伍建设[J].华人时刊,2004(12):2-3
[2]周桂荣,刘文江.我国科技人才布局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6,27(1):99-102.
[3]甘培强.新经济时代的留才策[M].北京:蓝天出版社,2005.
[4]张放平.浅论人才资源向人才资本的转变[J].当代教育论坛(宏观教育研究),2004(5):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