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意义（精选10篇）
文本意义 篇1
无论是何种形式的文学类文本,都离不开具体而生动的细节。文学类文本中的细节,除了可以丰富情节、丰满形象、描绘环境、渲染气氛,还可以暗示作品的潜在意义、呈现作者的情感倾向、拓展文本的内在信息。鉴赏文学类文本时,抓住文本中的重要细节,很多时候,就是抓住了破译文本意义的密码。
能够承载起呈现情感、暗示意义、拓展信息等隐蔽性任务的细节,表面上看,和其他类型的细节并不具有明显的差异。这样的隐蔽性,往往会让一些大而化之的阅读者,在粗线条浏览故事情节之后,便轻率地舍弃了它们。于是,这种类型的阅读者,便永远无法抵达文本的内核,永远无法真正领悟语言文字的博大精深。遗憾的是,绝大多数学生,都是这样的阅读者。
语文教师的责任之一,就是要引导学生学会从文本中发现这样的细节,并通过细读文本和对话,咀嚼出字里行间隐含的各种意义与价值。要达成这样的目标,语文教师自身就必须知晓如何鉴赏文本中的重要细节,要能够从众多的细节描写中,敏锐地把握看似闲笔而实则极为精彩的那部分内容。
一、细节的背后,藏有千言万语
每一个文学类文本,都藏有一些内涵极为丰富的细节。比如,《雷雨》(节选)中,下面这段文字的两处细节,就极有嚼头:
周朴园:(徐徐立起)哦,你,你,你是———
鲁侍萍:我是从前伺候过老爷的下人。
周朴园:哦,侍萍!(低声)怎么,是你?
鲁侍萍:你自然想不到,侍萍的相貌有一天也会老得连你都不认识了。
周朴园:你———侍萍?(不觉地望望柜上的相片,又望鲁妈)
鲁侍萍:朴园,你找侍萍么?侍萍在这儿。
周朴园:(忽然严厉地)你来干什么?
鲁侍萍:不是我要来的。
周朴园:谁指使你来的?
鲁侍萍:(悲愤)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
周朴园:(冷冷地)30年的工夫你还是找到这儿来了。
第一个需要咀嚼的细节,是人物称谓的变化。鲁侍萍的一句“朴园,你找侍萍么?侍萍在这儿”,可以看作解开周朴园和梅侍萍30年前是否有真情这一悬疑的最佳答案。此处,鲁侍萍对周朴园的称呼,在1分钟之内,完成了由“老爷”而变作“你”、再变作“朴园”的转换过程。这样的称谓转换,等同于30年的时空穿梭,将鲁侍萍对周朴园的情感,迅速拉回到了30年前的青春岁月中。可以想象,30年前,年轻的周朴园,与同样年轻的梅侍萍,用“侍萍”和“朴园”相互称呼时,他们的心中,追求的一定是情感以及人格的相互平等。唯有这样的平等,这样的真情,才能让当年的梅侍萍,在经历了30年的磨难后,依旧会因为周朴园的两句“侍萍”,便忘却了惨淡的现实,瞬间返回了30年前的柔情蜜意中。
第二个需要咀嚼的细节,是“不觉地望望柜上的相片,又望鲁妈”。这句仅只是以舞台说明的形式出现的细节,在整个一部《雷雨》中,可以看成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这个细节,虽只14个字,隐藏其中的情感变化,却足以用14万字来解读。
该细节中可以挖掘出哪些隐含的意义呢?我以为,至少也有5个层次的情感值得咀嚼。
第一,不愿相信。眼前这个年届五旬的老妈子般的人,怎么会是当年那个美貌温柔的梅侍萍呢?留在记忆中的梅侍萍,永远都是一朵盛开着的、不会有一丁点枯萎的花。梅侍萍只能存在于照片中,只能存在于记忆中,怎么能变成了眼前这样的一个人!
第二,不能不信。鲁妈的身上,总会有一些当年梅侍萍的印痕,更何况,她自己也承认了梅侍萍的身份。这是一种多么残酷的现实啊,那么美好的一个人,竟然变成了这样一个人。
第三,无助与迷茫。这个50岁的老妈子,彻底打碎了周朴园苦心编织了30年的一个梦。30年,周朴园用这样的梦支撑着自己的一切。今天,这个梦,突然间就被这个老妈子打碎了。梦碎的这一瞬间,周朴园的心,只能为之一空。
第四,狂躁与愤怒。短暂的空白之后,周朴园开始狂躁和愤怒。这愤怒,换作任何人,都难以遏止。记忆中的梅侍萍,是周朴园用30年时光不断美化、不断点缀而成的一个无可替代的精神家园,这个家园,却被眼前的这个老妇人野蛮地摧毁了。
第五,责备与无奈。此细节的后面,紧跟着的一句“你来干什么”,其表达时的神态,其实不该是严厉,而应该是愤怒与责备的混合。当这句话用愤怒或责备的口吻说出来时,体现的将是梦碎后对搅梦人的怨愤与无奈。而用严厉的口吻说出来时,周朴园的性格转化就太过突然,不合情理。
类似于上述《雷雨》片段中具有丰厚内涵的细节,在其他的文学类文本中,也广泛存在着。比如,引导学生鉴赏《林黛玉进贾府》这一文本时,需要抓住王熙凤出场时的那一句话仔细揣摩。因为,不把这句话理解透彻,就读不出王熙凤的身份、地位和性格,读不出《红楼梦》的精彩。而在教学《祝福》时,也必须抓住鲁四老爷书房里的摆设和那半幅对联做足文章。因为,不真正读懂这些细节,就无法真正理解鲁迅的创作意图,无法真正读懂鲁迅笔下的那种社会生活,也就无法理解祥林嫂人生悲剧的社会必然性。
二、细节,昭示着作者的情感倾向
文学类文本中的细节,不是生活的实景再现,而是作者精心加工后的艺术。作者在进行细节描绘时,哪怕是刻意采用白描手法,也无法将自己的情感倾向完全遮蔽起来。更何况,大多数情况下,作者并不隐藏自己的情绪与主张,直接将自己的情绪与主张糅合到具体的细节中。
《一滴眼泪换一滴水》中,有两处描绘围观者嘲讽咒骂伽西莫多的细节。前一处细节,属于普通细节;后一处细节,则需要咀嚼。在后一处细节中,雨果描写了5个围观者的语言和行动。5个人的语言,呈现着渐次加深的反逻辑性特征。其中,罗班·普斯潘的“拿去吧,恶汉!算我欠你的情哪!”,连同将一块在阴沟里泡过的海绵扔到伽西莫多脸上的动作,属于一种“恶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我侮辱了你,是欠了你的情,但我依旧要侮辱你。第二位扔石子的妇人,用将石头砸向伽西莫多作为“在黑夜里用那些倒霉的钟惊醒我们的教训”,是一种以恶报恶的反宗教精神的伪善逻辑。基督教宣扬以德报怨,而这妇人却明显是在用实实在在的恶,报复伽西莫多正常的敲钟行为。第三位跛脚者的语言,开始用臆想替代现实。“你还在圣母院塔顶上咒骂我们不”的诘问中,潜在的前提条件是伽西莫多总是在塔顶上咒骂他人。这样的前提条件,却丝毫没有现实依据。第四位的男人所说的“我老婆就是因为看见你从她面前走过,才生下了一个两个脑袋的娃娃”,无论是属于结果的“生下了一个两个脑袋的娃娃”,还是属于原因的“看见你从她面前走过”,都绝非现实生活的实情,这个男人的话语已完全不具有丝毫的逻辑性。第五位老妇的“我的母猫生下了一只六只脚的小猫”,更是干脆用一种无中生有的虚构,宣泄内心中莫名其妙的情感。
雨果在描绘这5个人的言行时,显然经过了精心的安排。雨果要借这5个人的言行来呈现围观者的人性之恶。这样的恶,不讲逻辑,违反理性,肆意宣泄,将丑陋表现到了极致。
史铁生在散文《我与地坛》中,用极细腻的文笔,赋予了蜂儿、蚂蚁、瓢虫、蝉蜕、露水等弱小者以强大的生命张力。这一段文字,也是鉴赏该文本时必须重点探究的细节:
“蜂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窸窸窣窣窸窸窣窣片刻不息。”
史铁生为何要描绘这些有生命或无生命的物?又为什么能描绘得如此细腻,为什么要描绘得如此细腻?这些问题,是解读史铁生内心中的情感诉求的重要元素。突然残疾了的史铁生,起初对生命充满了绝望,是地坛给了他生存并更好地生活下去的决心和动力。这样的决心和动力,不是来自某种神秘的力量,而是来自地坛中的这些弱小生命的启迪与感召。这段文字中描述的,是生命自由自在的呈现,是卑微中的宏大壮阔,是存在的价值与使命。史铁生描绘这些景象时,心中装着的,就是这样的生命觉解,连同对给予了他如此生命感悟的这些微小生命体的由衷敬仰和感激。
这类例子太多,《荷塘月色》中如诗如画的月下荷塘的美景,《金岳霖先生》中联大教授各色各样的服装,《老王》中照片般“镶嵌”在门框里的身影等等,都在看似寻常的细节中,或直接或间接地表达着作者对此景此人此事的内在情感倾向。关注了这些细节,才能在鉴赏中实现与作者的对话。
三、细节,拓展着文本的内在信息
人教版八年级课文《蜡烛》中,有一个情节,重复出现了4次,但作者始终未对其原因进行正面解释。粗心的读者,或许也会只将其看作一种客观性的交代,并不去深挖该细节在拓展文本内在信息方面的巨大价值。让我们看看这4句话:
德国人还在轰击,可是没有一颗炮弹打在老妇人的近旁。
德国人还在开炮,可是跟先前一样,那些炮弹落得离老人很远。
德国人的炮火没有停止过,可是炮弹仍旧落在离老妇人很远的地方。
德国人的炮还在轰击,但是,和先前一样,炮弹落下的地方都离老妇人很远。
这4句话中,德国人的炮火总是远离着老妇人,很值得玩味。德国的炮兵不是笨蛋,《蜡烛》这个故事的起因,就是因为苏联红军中的5个士兵在经过一个小广场时,被“对岸敌人的迫击炮火赶上了”,轻伤了2人,重伤了2人,还牺牲了1人。德国人的炮兵既然有能力用半小时的时间准确轰炸这5个士兵,当然不会在需要用炮弹攻击老妇人时,炮弹却总是落得很远。
人教教材的配套资料中,对此细节未做只言片语的介绍。查阅网络上的教案、课堂实录以及阅读分析题目,也很少有人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深入探究。但是,这样4次重复的内容,绝不会是可有可无的闲笔,也不会仅只是情节发展的必然构成。它的出现,只能是作者的有意为之。作者希望借助于这样的细节,传递一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信息。
一位老师在引领学生解析这些细节时,形成的结论竟然是“对炮火的多次描写,为人物活动设置了一个典型环境,写出了德军的残忍疯狂,突现了老妇人的不顾生死、临危不惧”,这样的结论,显然经不住推敲。因为,倘若真的是要表现德国人的残忍疯狂,便不会总是说炮弹远离老妇人。
那么,这个信息是什么呢?我以为,只能是人性。德国炮兵也是人,也有母亲。当这个老妇人只是想要安葬这个已经战死的年轻人时,她的行为,对德国人不构成任何危害,德国人当然也就不愿意伤害她。
只是,这样的人性,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革命文学中,是不被允许的。革命文学中,敌人一定穷凶极恶、残忍疯狂,怎么会拥有普通人的善良情感呢?作者西蒙诺夫既想要在作品中呈现出人性的复杂,又不愿意触碰政治的高压线,干脆就将太多的意义,放到看似客观的内容叙述中。
与此类借助于精心设计的细节而拓展文本的内在信息不同,有些文学类文本会采用反其道而行之的方法,通过有意地省略细节,从而赋予文本更为丰厚的内在信息。赏析这类文本时,只有借助于再造细节,才能更好地理解文本意义。
例如,《老王》在介绍请老王送钱钟书上医院看病的情节时,看似随意地交代了一句:“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钱钟书先生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而一条腿不能走路,杨绛并不直言,而是故意以曲笔一带而过。这样的曲笔,较之以直接介绍病因,内在信息要丰富无数倍。
史传文《曹刿论战》其实也可以当成文学类文本来阅读。《曹刿论战》中,故意省略的信息,远远超过真实呈现的信息。比如,曹刿请见便能得见,见则能够慷慨陈词,并被允诺直接参与战斗,直至最终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战斗总指挥。这一连串的故事背后,有太多的细节需要读者补充。左丘明为什么这样去写,一个原因可能是史传文只需客观陈述事实,无需多作前因后果的介绍。另一个原因,则极有可能是要借这样的细节省略,体现出一种想见则能见的平民参政意识。
需要注意的是,文学类文本的鉴赏,固然需要借助一定的细节而拓展文本的内在信息,但不能无中生有,不能随意迁移。一切解读,要符合常识,符合情理。
四、细节,丰富着读者的生命体验
文学类文本之所以动人心弦,极大程度上,得益于细节。概括叙述,只能让读者知晓故事发展的大致脉络,却无法给灵魂带来真实的触动。要让文学类文本中传递的思想与情感,真正走进学生的灵魂深处,语文教师必须要用好细节这个抓手。
有相当数量善于煽情的语文教师,在执教《背影》《散步》等文本时,总有本领让学生热泪盈眶。学生的眼泪从何处来?当然来自授课教师在细节上的渲染。授课者往往能够从文本中的细节,拓展到生活中的细节,并在打通这两种细节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创设特定的情境,丰富学生的生命体验。于是,学生便在不知不觉中,自己感动了自己。
我虽对这样的教学持不认同的态度,但不反对借助文本中的细节而丰富学生的生命体验。我认为,学生学习任何一篇文学类文本,都不是为了将它转化为一种应试能力,而是为了从这些凝聚了他人智慧的文字中,汲取足够丰富的生命养分。
《项脊轩志》是一篇情感极为丰富的散文,但它的情感太含蓄,很难打动现代的高中生。教学这种类型的文本时,如果不能借助课文中既有的细节,唤醒学生的情感体验和生命体验,便不算完成该文本的教学任务。抓什么样的细节呢?当然是抓母亲的一句话、祖母的两句话,还有文章结尾处的“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母亲的那句“儿寒乎,欲食乎”,如果只作孤立的赏析,打动不了学生。教学中,需要先发动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大量补充母亲的语言。在此基础上,再探究:为什么那么多的话语,作者只写这一句?这一句的价值到底体现在何处?完成此环节的鉴赏任务后,倘若教学时间允许,还可以再作一个小小的拓展,让学生写出最能体现自己感受到的母爱的一句话。这个拓展,看似简单,实则足以难倒大批学生。
祖母的两句话,要和她的动作结合起来欣赏。其中,“大类女郎也”需要深入品鉴,才能够读出这句话中复杂的情感。其实,这样的情感,在当下的多数学生家长身上也有体现,一方面担心孩子学习太苦,一方面又期望他们再努力些,考取一个更好的未来。语文教师教学这处细节时,完全可以打通古今,用今人的生活丰富古人的情感,用古人的情感点亮今人的灵魂。
结尾的细节,学生们能够品读出浅层意义,更深层的内容,则无法读出。归有光对亡妻的情感极深,但在封建文化中,却极少有人用文章来表现这样的儿女之情。归有光可以用夸张的手法,表现对母亲、祖母的深刻思念,这是一种孝,是封建文化倡导的精神品质。儿女之情,在封建文化中,则只是丧志的一种表现。当语文教师引导学生读出几处细节背后的文化差异时,学生对文本的理解自然就走向了深度。
此类能够丰富读者的生命体验的细节,其潜在的意义与精神,只有借助于读者和文本间的有效对话才能显现。教师要充当好文本细节与学生生命体验间的桥梁,要善于从文本中将这样的细节精选出来,提供给学生细嚼慢咽,才能让他人的智慧、情感与人生经验,转化为学生的智慧、情感和生命体验。如此,语文教学,才能把服务于学生的终身成长需要的终极目标,落实到文本的具体学习过程中。
当然,文学类文本中还有若干种类型的细节值得在鉴赏过程中仔细品味。比如,还需要关注细节对认知能力的提升价值,关注细节对写作能力的提升价值等。所以说,读懂了作品中的细节,才能发现破译文本意义的密码。
摘要：文学类文本离不开具体而生动的细节。细节,可以暗示作品的潜在意义、呈现作者的情感倾向、拓展文本的内在信息。阅读文学类文本,就是要立足细节,挖掘出文字背后隐藏着的千言万语,体察作者的情感倾向,感知作品的言外之意,以此丰富读者的生命体验。
关键词：文学类文本,教学,细节,密码,生命体验
《白色城堡》的文本意义探析 篇2
关键词：意象；东西方文明；身份认知；城堡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9-0271-02
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自《白色城堡》开始闻名后，多年来创作众多有影响力的作品，他在探讨东西方的文化关系与发展方向上做出了可贵的贡献。瑞典文学院给予他的评语是“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织的新象征”，这一评语涵盖了他创作过程中的两大特点：一是对文明的探讨；二是对象征手法的运用。文章所要探讨的文本意义共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一、身份的认知感
小说从两个主人公的相似度、对抗瘟疫的过程和制造武器攻击白色城堡这些典型事件来看，都离不开想象的色彩，这一特点加大了探讨小说中身份认知感的难度。威尼斯学者被捕来到伊斯坦布尔，成为霍加的奴隶，令人惊奇的是，他与霍加的外貌惊人的相似。但是除了他自己感到困惑甚至恐惧之外，周围无一人提到这个事实，从认识到分开，这中间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岁月，中间的矛盾、分离、冲突也从未间断。在小说的开始，作者描绘了威尼斯学者做过的一个梦，他梦见霍加用他的身份回到祖国与自己的未婚妻结婚，婚礼上大家没有发现穿着土耳其服装躲在角落里哭泣的他。这一梦境的描述，传达了作者对身份认知最开始的评判，这是一种对本我和他我的混淆，并且带着不安和恐惧的心理。他曾经试着从霍加身边逃离，但是时间久了竟会产生怀念的心情，这从侧面表现出他开始习惯甚至认同霍加的认知思想和行为作风，他们之间不再是敌对和不满的状态。这是他们之间相互矛盾的地方，但是又不能离开对方来生存，在这漫长过程中夹带的是两个人对于自身身份的混淆和困惑。从一开始的对立冲突到最后走向交融，霍加和威尼斯人的身份是互换的，在这里可以用“本我”和“他我”来解释。霍加和威尼斯人作为“本我”时代表着他们本身，作为“他我”时分别代表着东西方文明，他们之间的友谊是“他我”身份下两种文明的调和，他们之间的对抗、折磨是“他我”身份下两种文明的冲突，而最后霍加选择逃离，奔向他想象的世界威尼斯，是他们作为“本我”身份的一次升华，成为连接东西方文明最特殊的工具，寓意深刻。
二、东西方文明的关系
土耳其因其特殊的国情和地理位置，所以一部分被东方文明所渗透，一部分被西方文明所影响，冲突和交融也是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因为科技的发展，人类交往频繁，不同文明的国度也相互相存，另一方面，彼此之间的差异冲突也根深蒂固。所以东西方文明关系的探讨是我们应该面对的重要课题之一。在霍加和威尼斯人相识之时，对于威尼斯人来说他有一种本能的抵抗，包括帕夏希望他加入本民族的宗教信仰，甚至用生命来要挟，虽然威尼斯人有过犹豫，但最后依旧选择自己的信仰，这便是一种对自身民族文明的高度认可，这种情感上的维系往往可以带给我们巨大的精神力量。随后他们相互交流学习，过程中也夹带着对彼此知识的不信任感或是怀疑批判，这是对自身所属文明的一种维护。那究竟什么才是文明？关于文明的定义是什么？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对文明的看法历来就存在着多种分歧，有不同的文明观。一种文明就是一种文化实体，不同的民族意味着存在着不同的文明……文明没有明确的边界，它持久而不断地变化，它是动态衍生的，兴起又衰落，合并又分裂，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地汰变，并改变自己的性格，保存自己的精华。[1]文明的确如此，它作为一种文化实体印刻在民族血液中，随着变化发展，淘汰吸收，最后成为不能磨灭的精神烙印。而文明之间的不同有时会形成残酷的文化冲突，它不同于侵略战争，有时由于信仰不同或是文明冲突带来的灾难是绵延不断的。我们会因为国家的历史、地理位置、语言、传统等因素影响，以致价值观不同，对幸福、自由、平等的看法也会不同，所以由此衍生的文明冲突所带来的灾难也不断。《纽约时报》评价《白色城堡》为“一部恰如其分充满异国情调的作品。它卓越地调和了帕慕克先生认为的太有主见的西方与太过随意的中东。一瞬间，双方相遇。”[2]可见，东西方的文明在冲突之余，最后在作者笔下都实现了交融。书中因为战争失败，所以霍加和威尼斯人交换身份，一个逃离一个继续留在伊斯坦布尔生活，从文明的角度讲，这使得人类不会丢失任何一种精神财富，从思想情感上讲，价值观不会被分割，不会找不到归属感。
三、“白色城堡”意象探究
“白色”和“城堡”作为一种审美对象承担作者所要表达的文本意义。书中有一段描写将作者对白色城堡的感情充沛的展现出来，“我们终于看见了那座城堡它位于一个高丘的丘顶，落日的那些余辉照在旗帜飘扬的塔楼上，堡身是白色的，白白的，很漂亮。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只有在梦中才能见到如此美丽且难以到达的地方……有着你所不想错过的幸福”。可见，“白色城堡”在作者心中除却是所描述的一个意象之外，还承载着丰富的情感。它所代表的，就如同作者笔下写到的一样，急于到达是因为有不想错过的幸福，白色城堡没有被毁在武器下，如同作者心中关于两种文明的信念一样，没有被摧毁在武器之下。我认为“白色城堡”作为作者笔下的意象代表以下几层含义。首先作为白色带有封闭性特征的一个建筑，本身就承载希望和美好。东西方文明因为分歧所产生的冲突、抗争不断，作者希望白色城堡是东西方文明的一个落脚点，使人们能够找到一个共通点然后真正进入文明的国度。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类的思想和文化也在大范围的传播、交流，随之浮现出来的就是文明的冲突，东西方因为政治环境、历史背景、民族情感、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等因素的不同，对于文明的看法和态度也不同的立场。土耳其因其特殊的国情，所以这一问题表现的更加显著。所以，作者塑造了“白色城堡”这个意象。其次它代表着作者对于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情感，历史上这座城市曾经灿烂辉煌，但是如今却贫穷孤立，城市中的居民如果信仰被分割，那么这种伤害是极有杀伤力的。所以作者塑造了白色城堡这一意象，希望他的城市、国度、民族可以远离破败、哀伤。西化过程的推进，给土耳其人民带来难以适应的恐惧感，他们开始走向自我混乱和迷茫，找不到所属的国度，如果国家失去它本有的向心力，那么人们的民族感也会大大削弱。最后白色城堡作为意象是美的一种象征，美既不是可变的观念，也不是既定的模式，而是存在于感知对象的一种特质。小说中它的存在不仅仅是线索，让我们在追逐幸福的情况下冷静客观的分析这两种文明。《白色城堡》诞生于土耳其这个有些神秘的地方，这是一个在文明色彩下笼罩的一个独特国度，作者通过作品带领读者走进土耳其，走进东西方的文明，不管里面是华丽炫目，还是破败不堪，首先去了解才是作者最初想要到达的创作目的，也是文本本身最纯粹的文学意义。所以《白色城堡》以不长的篇幅和简单的文字被译为40多种语言，向人们讲述着关于伊斯坦布尔、关于土耳其这个地方的魅力和故事。
参考文献：
[1]朱琪.幻想与隐喻的交融——奥尔罕·帕慕克〈白色城堡〉解读[J].文学界（理论版），2010，（4）.
文本意义 篇3
克罗齐曾经说过,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化用到文本解读中来, 我们对于经典作品的阐释也必然是当代阐释, 因为尽管读者也会采取种种的方法来知人论世, 力求回归到作者创作的特定情绪和现场来理解作品, 但是读者作为“当代读者”, 自然是用现代人的眼光和趣味来审视文本, 从中发现和构建与当代社会与人生相适应的“当代意义”。可见, “用现代的眼光审视”是当代读者阅读经典文本应该秉持的态度, 然而因为审视眼光的错位, 对经典文本的现代解读中存在着种种不良趋向。
一、对经典文本的解读——曲解
目前, 语文教材仍是传播经典阅读的最佳载体, 语文教学仍是我们获得阅读能力的主要途径。但是, 现行语文教材仍带有不可规避的一面, 即涉及的主题大多是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领导人物的风范、黑暗社会里劳动人民的艰辛、新社会劳动人民的幸福、崇高远大的志向、真善美的追求等。整套教科书似乎很少关注现实生活中与学生切身有关的情感世界, 诸如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欢乐、痛苦、兴奋、惆怅、得意、沮丧, 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同情, 人对他人与社会的责任感、权利感及人道主义情怀, 以及人在当今现实社会生活中对民主、法制的思考, 对生命意义与价值的情感体验等。
在教科书所设定的特定情感氛围的长年熏陶下, 我们无形中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建立了一套概念化的解释体系, 即烙上政治的烙印, 贴上阶级的标签, 有着拔高的牵强, 于是许多经典文本被曲解了。如《荷塘月色》抒发的情感, 被加上是大革命失败以后知识分子的苦闷。《绿》所表现的生命的活力被分析为是对蓬勃开展的革命活动的赞美。《雷雨》中的周朴园作为专制蛮横的封建家长、冷酷虚伪矫情的资本家的角色形象已经定位, 绝不认同周朴园对侍萍是有感情的, 把人物的生成完全推给“阶级地位”。《项链》定义为讽刺路瓦栽夫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如果说路瓦栽夫人的虚荣心是小资产阶级的, 那么路瓦栽夫人的诚实、坚韧又是哪一个阶级的呢?
而另一种上纲上线的曲解, 更是对经典文本的“糟蹋”, 如认为《背影》带来的感动是“不健康的”, 是不理性和实用主义的表现, 因为一个父亲, 跳下月台横穿铁道翻栅栏去给临行的儿子买橘子是“违反交通规则”的;鲁迅在《故乡》一文中, 殷切地回忆了他那一群天真烂漫纯朴可爱的少年朋友“偷”罗汉豆一事, 充满了童趣, 竟然有人从中读出了不道德, 认为会对孩子造成不良影响。这样的现代解读真是“杞人忧天”。
真正优秀的文本总是包含着多重的甚至是开掘不尽的意义, 这也为读者对文本作出更为深刻、更为丰富、更为个性化的阐释提供了可能和凭借。换一句话来说, 读者对文本的解读其实就是对文本所隐含着的意蕴的不断“发现”和“选择”。而总是戴上“有色眼镜”, 用一种既成模式的观念去解读, 那只会局限思维, 淡化甚至歪曲经典文本丰富深刻的内涵。
二、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媚俗
经典文本新解已成为一种社会时尚, 但在遭遇后世解读的时候, 会面临不同时代的不同精神诠释。近年来, 各种媒体掀起了一股经典文本新解的热潮, 毋庸置疑, 这些新解用现代眼光来重新对待经典, 在经典与现代受众之间搭起了桥梁。他们巧用现代人的观念打通了走近古典文本的道路。只是在这样一个商品经济的时代, 在运用现代视野进行解读的过程中, 为了迎合读者通俗、浅易、求奇的需要, 某些新解作品难免会打着新解的口号有媚俗之嫌。
此外, 还有人从实用主义角度把经典文本改写为经济类、管理类和励志类的畅销书, 如《水煮三国》、《麻辣水浒》、《孙悟空是个好员工》, 阐释内容涉及职场创业的生存谋略、以人为本的管理谋略、团队互动的交际谋略以及攻敌制胜的营销谋略等诸多领域。我们阅读文学经典, 有时固然可以采用社会学眼光、经济学眼光、历史学眼光等种种异样的眼光和视野来发掘传统经典的文化价值, 但是, 我们更需要用文学的眼光来审视文学经典, 作出审美意义上的现代阐释。
对古典诗词的新解也成为一种热潮, 《人生若只如初见》、《思无邪》、《西风独自凉》、《长安月下红袖香》、《不如不遇倾城色》、《美人如诗, 草木如织》等都用现代人的思维来解读诗人的情感, 为了更好地迎合现代读者的口味, 它们在解读中褪去了古诗词身上历史的风霜, 跳过了古典诗词的平仄对仗, 没有了考据的严谨, 把古人的情感与后人的共鸣诗意地结合, 文字优美诗意, 读来轻松自在, 但是却更多地关注儿女情长、个人得失、风花雪月, 失去了古典诗词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旷世的情怀。
卡通化经典已经成为一股潮流, 经典著作的“卡通化者”们的原意也许是良好的, 比如通过卡通化提供活泼的结构、炫目的图画、通俗的解释, 以降低获取知识的门槛, 拉近了经典与读者的距离, 但与此同时也使经典呈现出媚俗的倾向。
三、对经典文本的解读———恶搞
新世纪初以历史为恶搞对象的影视、网络作品开始大量出现。近一年多来, “恶搞历史”又升级为“恶搞经典”, 于是有了《大话西游》、《悟空传》、《沙僧日记》、《幽默三国》、《幽默水浒》等等, 还包括一直被视为“红色经典”的《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等。
“曹操这厮, 智商绝对在120以上, 丫还学孙武、吴起, 就这样还在南阳、乌巢、祁山、黎阳吃过大苦头, 然后才夺得现有的地盘。叔就这么点本事, 不冒险是不行的, 娃娃你到底懂不懂啊?懂不懂啊?……”看到这一股子江湖气息的句子, 谁能想到这竟是千古名篇《后出师表》的白话文注解。这类雷人古文翻译正逐渐走红网络, 恶搞古文、古诗的风气也似乎愈演愈烈。目前在网上流传的, 还有恶搞版的《病梅馆记》、《将进酒》、《扁鹊见蔡桓公》等, 博眼球之余让众人狠狠地欢乐一把。
通过大胆地篡改、戏说经典而冒犯权威、亵渎神圣。这种篡改和冒犯几乎指向文本的所有方面, 人物、情节、时空关系、话语方式, 无不可以自由篡改。而在篡改的过程中, 诸葛亮在唱“卡拉OK”, 孔子变成了“歌手”、“网名”叫仲尼, 汉献帝成了“城管”等比比皆是。
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 经典作品一直在被建构、解构与重构, 但却从未像现在这样被“恶搞”或者“乐搞”过。总体看来, 从“解构历史”到“恶搞经典”, 有关理念、意义的东西越来越少, 单纯娱乐、消遣的成分越来越多。这种“后现代喜剧”不再像传统喜剧如卓别林大师的作品那样, 追求什么“含着眼泪的笑声”的境界, 它制造出的更多是“没心没肺的笑由是, 它造就了喜剧史上的奇观:只有喜, 没有剧”。
卡尔维诺说:“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世界现实是多样的, 多刺的, 而且层层相叠, 就像朝鲜蓟。对我们而言, 在一部文学作品中, 重要的是可以不断将它剥开, 像是一颗永远剥不完的朝鲜蓟, 在阅读中发现愈来愈多新层面。”但是多元解读不能“无边界”, 文本“不确定性”绝不是“任意性”、“随意性”。要知道有些多元的解读是丰富和创造了文本意义, 有些则分明是在扼杀文本的生命, 特别是对文学作品作出现代解读的时候, 牢牢把握该有的“底线”。
经典文本现代解读只有建立在深度体验基础之上, 拒绝浅薄, 拒绝滥化, 拒绝庸俗, 才可能持久, 才可能给文本以厚重, 才可能给生命以启迪。在对经典文本的解读中, 我们是用浮躁的热闹让读者陶醉于肤浅, 还是用思维与精神的深度让读者走向博大?这是一个问题。尼采说:“让你们的荣耀不在于‘你们所来自之处’, 而在于‘你们将要前往的地方’, 在于你们的意志, 以及不断要求超越自己步伐的期许, 这才是你们的荣誉!”经典文本现代解读, 任重而道远, 希望我们不断追求创新、探索前行!
参考文献
[1]李安全.文本解读:文本意蕴.名作欣赏, 2009⑹.
[2]佚名.透视“恶搞”.中国文明网, 2007-09-24.
降临的意义：文本的阅读及扭曲 篇4
关于文本阅读，所有思考都基于一个起点——意义是什么？它具有怎样的生成机制以及演绎过程？而提出“降临的意义”概念，并非时间性的结果描述，而是针对意义发生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也即，所有意义在阅读中具有一种暂时性，并非终极结果。而这种不确定中呈现出的对于意义到来的准备，才是真正的意义发生过程。怎样理解这一概念呢？我试图从以下几张图片入手，通过推导的拓扑学模型加以解释。
首先，图一所显示的，是意义作为能指的所指，与能指具有时间上的间隙。该怎样理解这种间隙呢？我想举一个极端案例，就是莫言获诺贝尔奖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莫言获奖的文学创作，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即已开始，并一直延续至今。这一漫长过程中，中国因为从未获奖，产生一种自我贬低论，甚至认为中国文学根本一无是处，在未来数十年都无法获奖。其中，自然包括了今天获奖的莫言。应该说，莫言的突然获奖，使先前关于中国文学的意义描述，发生了颠覆性转换。但指出这一点，并不是为了正确或错误的评述，而是为了指出：虽然莫言的创作作为事件早已发生，但它作为诺奖获得理由的所指，却是滞后性的，与其能指本身具有时间上的缝隙。如果将莫言获奖结合图一，我们会发现：
莫言创作“红高梁”系列、“丰乳肥臀”乃至“蛙”时，这些作品作为能指（A）已经产生，但它们所具有“诺贝尔奖”的意义（B），却不是与它们的产生同时产生。两者间存在必然的时间缝隙。对此，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作为B存在的莫言，是对作为A发生的莫言的一次异化，是作为一种描述对于A的“入侵”，并使莫言具有了世界级文学大师的意义。当然，举出这样的例子，并不想介入关于莫言创作的价值讨论，而是为了说明能指在时间的延异中产生意义，也即所指的现象。从某种角度看，莫言创作这件事情作为能指，在其发生之际并不具备“诺贝尔奖”概念的文本形态，它仅是今天获奖而提前做出的结构上的准备。也只有当它成为诺奖获得的原因时，它们作为新的文本结构才得以形成，并因此具备了新的描述。就此而言，我们可以推导出：图一中的A作为“能指”，在其发生之中并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文本”形式，仅是可以引发“所指”的结构准备。“能指”只有在经过“描述”而形成的“文本”形态中，才能获得“所指”（B），而A、B之间，存在着“描述”发生的时间间隙a。
但是，这么说会产生一种误解。也即莫言没有获奖之前，其创作便没有获得“文本形态”。事实情况，并非如此。因为莫言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其创作具有另外的描述，也即意义指向。如果我们将这种意义指向视作图一中的B，那么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的意义，就成为了B之后的新意义，也即新的所指。我们将这种新的所指确定为C，那么图一可以演化为图二：
图二中，一个能指“A”在时间的流动中，会产生不同的所指“B”、“C”、“D”。也即，莫言创作，只是意义发生的前结构，它会在不同的条件下形成“B”、“C”、“D”的文本形式，并获得不同的意义指向。但这些能指指向，仅是作为某个“文本”形式而获得的“所指”，并非“能指”的真正“意义”，只是暂时性结构捕获的片段性“所指”，并因为时间的延续而获得新的“描述”，并形成新的“文本”。而从A到B、C、D的过程，可视作“所指”不断发生“延异”的过程，也即A作为意义载体的先验性并不存在，它是为B、C、D的即将到来作出结构上的前提，抑或准备。它的真正意义是不断为将临的“意义”准备“所指”载体。
所以，即便看似终身成就奖的“诺贝尔奖”，对于莫言创作而言，也仅是一种暂时性的意义获得，只是在时间延异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片段性结构的文本，而非某种终极性的文本意义。关于莫言的创作，会持续地在时间的流动中发生意义转变。如果，我们将这种转变视作一种对于某种确定性结果的接近，那么图二就可以转化为图三：
图三中的X，并非一种已被确定的文本形态，而是概念中假定的A的目标文本。但作为A的目标文本，永远处于虚线区域，是无法达到的意义状态。然而，也正是因为目标文本X的虚拟存在，才导致临时性文本B、C、D的出现。从某种角度上看，B、C、DT是永远在预期中出现的X在现实的“投影”，具有暂时性的存在结构。对此，我们可以认为：作为A的能指，在B、C、D的“所指”延异中，形成“意义场”，它理论上的“意义”X永远处于穿越“意义场”的时间箭头前方，处于一种不可达到的状态。作为建构“A——B、C、D——X”认知模型的“主体”，也仅是“B、C、D”的“映像”，永远处于对于“X”的追寻而不达的“B、C、D”场中，也即“意义”永远只是被“意义场”取代了的假想。就此而言，无论莫言获得了怎样奖项，产生怎样的解读文本，都不是莫言创作的真实文本，而是一种永远无法抵达的目标文本的暂时性获得，并且这种暂时性获得的文本结构会持续地在假定存在的×引导下不断产生新的意义，也即被解读的文本形态。对于这种理解方式，我们进一步将图三拓扑化，我们可以获得图四：
图四中，作为A的能指，在时间轴（t）与文本描述（w）的移动中，指向无法触及的X，形成波动性的运动轨迹。在这一波动性的运动轨迹中，阅读呈现为一种扭曲的认知方向，并因为这种扭曲而获得为“将临的意义”建构“所指”载体的“意义”。
那么，在这样的图示中，W作为文本区，正是我们感知到的意义的存在区，它以语言的方式获得描述，并给我们仿佛真实的认知体验。但这种仿佛真实的认知体验，恰恰是概念中“即将到来的X”与W的重叠所导致的认知假象，是被W的语言素材入侵的主体假想。对于这种“入侵”，我们可以进一步将图四转化，形成图五：
图五中的左区为能指区，与右区“所指”分别构成我们“生活的世界”与“存在的世界”。也即，我们生活在看似真实的能指区，却是通过虚拟的“所指”区来赋予真实以描述。作为我们的世界的入侵者，文本通过语言的方式进入，并成为“生活的世界”与“存在的世界”的裂口填充，并使得两个半圆得以获得表面上的统一。在这种统一的幻象中，能指运动每每会通过语言文本的投射获得a、b、c、d的镜面假象，并因此确认A、B、C、D的存在感。同时，它们在假定存在的终极文本X的引导下，不断地围绕时间的延异而发生折叠，并将圆形拉伸为椭圆状。从某种角度上看，我们的人生正是在这种天然被语言撕裂的两个世界中，—方面生活在A、B、C、D的区域中，但却通过a、b、c、d的镜像来获取关于自己的描述。描述的发生，正如A——a的关系，是通过语言的镜面获得的镜像投射，永远处于暂时性结构的获得中。所谓真正的意义结构X，则永远处于即将到达而终不能到的状态。
文本意义 篇5
阅读教学目的是学生通过与教师的对话、与文本的对话, 并以此作为中介实现与作者的对话、与社会的对话, 并在这个过程中提升自己的语文素养与人文素质。在这个过程中文本是我们实现对话的载体, 也是我们实现对话的关键, 解读文本离不开三个意义的探究:一是作者原意、二是文本的社会意义、三是文本的读者意义。而这三个意义, 就像一个多棱镜里物体的三个面, 有时候相互交叉和重叠, 比如作者原意很可能就是文本的社会意义, 也有可能就是读者意义;读者意义可能和作者原意重合, 但又不同于社会意义;还有读者意义和社会意义重合, 但又不是作者原意了。对这三个意义的探究也是相辅相成的:追寻作者原意是基础、探究社会意义是引发、开发读者意义是延伸, 就如一棵树, 根基是作者原意, 主干是社会意义, 所开出的花结出的果实是读者意义。教师在引导学生探究文本意义时, 要注意对这三个面的处理。
一、追寻作者原意, 重在点拨, 切忌灌输
阅读教学的价值目标之一是实现与作者的对话, 所以探寻作者原意永远是阅读教学中主体环节之一, 学生在这个追本溯源的过程中语文知识得以增长、语感得以培养、文学素养得以提升, 同时先哲和大师的处世态度、人文精神也将对学生起到熏陶和默化的作用。
这个过程应以师生互动为主, 教师不要照本宣科, 要留给学生思考的空间, 在学生通往理解作者原意的道路上, 语文教师主要是释疑扫清障碍, 比如介绍时代背景、作者身世、作者的创作风格特点, 此外就是字词和修辞难点的疏通等。切忌教师越俎代庖, 把文章的主旨一一板书在黑板上, 让学生做文抄公。
例如, 柳宗元写《三戒》是在“永贞改革”失败以后, 其目的是为了说明改革失败的原因;《黔之驴》所讽刺的就是当时统治集团中官高位显、无才无德、外强中干的某些上层人物。这是作者原意, 我们在教学中除了给学生文章字词难点疏通外, 还要给学生讲解"永贞改革"的相关背景, 以便学生能理解柳的创作意图, 进而理解作者托物寓意的特点。
二、探察文本的社会意义, 重在推荐, 切忌强化
在实际教学中, 我们教授《黔之驴》时还要告诉学生这种寓意:人们要敢于认识事物的本质, 从而驾御并征服客观事物。这个意义就是文本的社会意义, 文本的社会意义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 人们对文本做出的符合社会文化习惯得到社会认同的带上时代烙印和社会主流思潮的意义, 很多时候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文学解读作为一种意义再创和开放性的动态结构, 会因历史、时代的不同不断开拓和深化, 也包括历史的暂时性倒退中的对文本的曲解, 但这个过程永远不会静止和终结。在这个过程中, 教师应该采用推荐的形式引入与时俱进、积极的、有创见性的诠释, 但我们在给学生介绍作品的社会意义的时候, 切忌凝固和强化。因为文本的社会意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们不能让一些观念垄断我们和学生的思想, 而应该让文本变成学习者进行个人化学习和思考的工具, 试图让学习者站在更宏观的立场上理解人类的文本。
如《浑沌之死》中, 庄子本来是想借寓言说明“无为而治”的观点, 这是作者原意,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 人们引发出了“尊重自然状态、尊重事物的发展规律”的观点。到今天, 文本又被拓展出三个主题: (1) 崇扬个性, 尊重个性; (2) 尊重美的清纯状态、不过分雕饰的审美观点; (3) 尊重大自然, 热爱环境, 保护环境。这些主题的延伸与当今社会文化的主流思想———人文思潮是分不开的, 这些与社会主流思想相符合的、积极的意义我们要推荐给学生, 并引发他们思考, 通过文本触摸社会健康的主流思想。
三、延伸文本的读者意义, 贵在尊重, 切忌盲从
阅读过程本身是作为阅读主体的个人对阅读材料的一种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理解、感悟和体验, 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说的就是文本阅读的个体差异性, 伽达默尔说过, “所有的理解性的阅读始终是一种再创造和解释”, 因为每个人的成长经历、文化背景的不同, 所以这种意义是文本意义中最具有创造性、最具有个性也是最具有特色的意义。比如《黔之驴》, 学生从驴的角度思考文章的寓意是告诉人们要掌握真本领, 真才干, 这就是创新性的理解, 这样的理解必须尊重并鼓励。再如有学生通过网络查找相关历史资料, 认为《曹刿论战》的庄公能知人善任、勤勉不贪, 并不是“肉食者鄙”的代表, 反而是一代明君, 这样的理解更应该被珍视。
文本意义 篇6
语文课理应弥漫着文化的芳香, 给学生以文化的传承与滋养。如果把鲜活的文本当作了印证某个应试知识点的“例子”, 那么优秀作品的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就荡然无存了。
因此, 阅读教学应以强调文化的熏陶来组织教学, 使每个学生在欢悦的氛围中提升语文素养。
一、关注语文课程的文化内涵, 增强学生的文化意识
新一轮课程改革要求语文教学增强文化意识, 重视优秀文化遗产的传承, 尊重和理解多元文化, 关注当代文化生活, 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 积极参与先进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 其丰富的传统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有的已成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而教材文本是时代生活的记录, 它真实地记载了传统文化对人们生活思想的影响。所以, 我们在教学中可以根据语文课程的文化内涵来关注文本, 挖掘文本话语的文化意义, 增强学生的文化意识。
如教学罗贯中的《杨修之死》一文, 可以另辟蹊径, 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关注文本, 即采用“咬文嚼字看文化”的方法来关注文本话语中的文化意义。文中, “园门阔”和“一合酥”两件事, 其实就是曹操出的两个哑谜, 均用“离合法”:前者以物解字, 采用“结合法”;后者以字解物, 采用“分离法”。这里面蕴含的是我国传统的谜语文化。聪明的杨修一一猜中, 曹操表面称“喜”, 实则“甚忌之”“心恶之”。同时, “园门阔”的事例还蕴含着中国园林建筑文化。传统的园林建筑以小巧玲珑为美, 如苏州园林等。当然, 这也是与皇家园林相比而言的。皇家园林, 不仅要富丽堂皇, 更要气势恢弘。曹操不是皇帝, 园门自然不能与皇家相等, 更不能凌驾之上, 这里又体现出封建等级森严的官场文化。这样, 一个“园门阔”事件中就渗透了谜语、建筑、官场等多种文化元素。其实, 课文中的七件事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只要教师善于挖掘, 让教学站立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下, 用博大的文化作支撑, 注重感悟与体验, 就能使学生情不自禁地走进传统, 走进经典, 寻求自身在文化熏陶中心灵的顿悟, 体验沉浸于传统文化的心灵愉悦, 从而培养更为宽阔敦厚的文化心灵。
又如《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教学, 可以关注文本话语中的称谓文化。古代在姓名、字号等称谓方面很有讲究, 在这上面往往也可以读出丰富的文化内涵。文中, 鲁提辖在不同的场景下, 根据不同的目的, 对镇关西使用了不同的称谓:在潘家酒楼, 鲁提辖听了金氏父女的哭诉后, 气愤地骂郑屠为“这个腌脏泼才”, 表示了自己无限的蔑视, 也为金氏父女出了气, 撑了腰, 壮了胆;来到肉铺, 鲁提辖为了寻求“拳打”的借口, 直呼“郑屠”, 逼其发怒, 疾恶如仇、有勇有谋的形象跃然纸上。类似的, 在《范进中举》中, 作者根据人物的不同身份, 对范进使用的称谓也有所不同。范进的岳丈、经营小肉店的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前总是摆长辈架子, 心高气傲, 骂范进是“现世宝”“烂忠厚没用的人”, 当范进向他借盘缠准备去应考时, 他非但不借, 还臭骂其“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尖嘴猴腮”;中举后, 胡屠户忽然一改凶神恶煞之相, 称范进“贤婿老爷”“贤婿”, 甚至直呼“天上的星宿”。所以称谓不同往往有着不同的内涵, 表达着不同的情感。这称谓的变化中有着作者的匠心。
再如, 我们还可以从服饰文化中挖掘文本话语的文化意义。服饰是人物性格、情感、志趣的外延, 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因此, 作者常在人物服装的描写上寄予深意, 借此表达一定的思想内涵和审美意蕴。我国古代在服饰上有等级之分, 依唐制, 朝廷命官, 三品以上服紫, 五品以上服朱, 六、七品服绿, 八、九品服青, 因此“江州司马青衫湿”中这“青衫”二字有着丰富的意蕴, 表达了诗人由朝廷谏官沦为江州九品司马后内心的郁愤和凄苦。
此外, 封建礼制文化、饮食起居文化、酒文化、茶文化、建筑文化、宗教文化等, 都蕴含在具体的作品话语中, 影响着话语内涵的解读。学生如果缺少这方面的文化意识, 在解读上往往会遇到障碍, 无法把握文本的本质内涵, 领略不到作品的审美意蕴, 体会不到作者独具的匠心, 那阅读就会少了许多乐趣。
二、积累文化知识, 提升学生对话语文化意义的解读能力
对文本文化意义的解读, 是阅读教学极好的一个契机。一方面, 对学生来说, 文本中蕴含的文化意义, 大多数是未知的知识, 其中反映的社会生活远离他们现实生活, 他们有着强烈的好奇心, 这有助于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另一方面, 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也能自然而然地得到提高。学生对话语意义的解读有时会发生障碍, 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少必要的文化知识, 所以教师要引导学生积累文化知识。相关的文化知识丰富了, 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相应就提高了。
如《孙权劝学》一文的教学就有许多文化知识需要积累:一是“孤、卿、治经、博士、吴下、阿蒙”等古代专用名词;二是“当涂”“掌事”“寻阳”等地名、官职。了解这些是正确理解文本的前提。所以, 教师应事先给学生补充相关的文化知识———古代的人物称呼、官位名称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等, 这样, 学生在阅读时就能窥见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命运、真实性情。
三、结合“背景文本”, 促进学生解读词句中的精神文化密码
所谓“背景文本”, 是除“教材文本”外的另一种文本, 它可以是课文的写作背景, 可以是节选课文的原著, 可以是作者的其他作品, 甚至可以是与课文有相互关联的其他作者的作品, 等等。为了更全面、准确、深刻地领会课文内涵,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常常用“背景文本”来观照课文。这里, “背景文本”就是满足文章教学要求的语文资源, 而课文中的关键词语或教师根据关键词语而设计的问题就是重要的精神文化密码。
如在《老王》的教学中, 为了帮助学生解决“作者为什么‘愧怍’?这种‘愧怍’在作者的内心为什么郁积得如此之久?”这一问题, 笔者引入了两个“背景文本”, 让学生自主学习。
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 在我们离别得很久之后, 我已经是中年。我不幸偶尔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 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 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 忽地在眼前展开, 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 很重很重地堕下去了。
———鲁迅《风筝》
这事到了现在, 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煞了苦痛, 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几年来的文治武力, 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 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 却总是浮在我眼前, 有时反更分明, 教我惭愧, 催我自新, 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鲁迅《一件小事》
通过对这些相互关联的文本的阅读, 学生就能从鲁迅反观杨绛。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杨绛, 她身上难能可贵的自省意识、反思精神和责任担当自然而然就凸显在读者面前了。
文本意义 篇7
《尸语故事》是一部源远流长, 光彩四溢的藏族故事集。按藏语原来的意思, 就是“神奇死尸所说的故事”的故事集。据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 藏族的《尸语故事》脱胎于一部印度古代故事集《僵尸鬼故事二十五则》, 是一部采取连环串插的结构方式, 用一个大故事把二十四个小故事串接起来。[1]《尸语故事》的“引子”中, 提到指派顿珠前往远方寻取神奇死尸的鲁珠, 即龙树大师。因此有人依据“引子”认为《尸语故事》为龙树所作, 此论似乎难以成立。龙树大师是公元三世纪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学派的创始人由此推断《僵尸鬼故事》是随着龙树所代表的佛教中观学派而传入西藏, 再被改编成为具有佛教信仰色彩的藏族故事是可信的。[2]
《尸语故事》沿用了《僵死鬼故事》的连环串插式叙事结构, 在开篇的“引子”中讲, 一个叫顿珠的小伙子, 按龙树大师的吩咐, 前往远方墓地扛回一具神奇死尸, “能把它扛回来的话, 我们这里就再不会有穷人受苦, 再不会有人挨饿受冻, 你的罪过也就得到清洗了。”[3]可是在路途中不能同这尸精讲话, 只要一开口讲话, 尸精就会飞回原来地方, 主人公牢记这一叮嘱, 扛起尸精闭口不言往前赶路。尸精却在路上讲起故事来。讲到精彩之处, 小伙子忍不住开口插话, 于是尸精飞走, 艰苦的旅程重新开头。故事就这样一个又一个地讲了下去。口头叙说的故事本来都很短小, 当人们听惯了短篇故事之后便很自然地企望扩展故事的艺术世界, 将短篇故事的艺术世界系列化。一个大故事中包孕着若干小故事, 这些小故事具有相对独立性, 同时又连环式地串接成一个整体。
藏族民间文学是我国民族文学宝库中的一枝奇葩, 它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群众基础。它不仅丰富了社会文化底蕴在其艺术表现上也独具特色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深刻的教育意义, 对我们认识藏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大约是藏族民间故事和其他民间故事的主要区别之一。这些故事长期流传于民间, 反映人们对邪恶统治的不满与反抗, 对友爱互助的赞扬, 对自由恋爱婚姻的同情。由于故事有积极意义, 后人把它们记录收集在一起, 成了书面故事。更为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春节, 青海电视台藏语卫视播出了西德尼玛导演并主演的母语电视剧《醒悟》, 该电视剧是根据藏族民间故事——《说不完的故事》中的《猪头卦师》改编而成。它将藏族人家喻户晓的故事搬上了电视银幕, 并在藏人文化网等很多媒体做了大量宣传及评论。也让观众对这部电视剧有了一个更为全面的定位, 而让我们重新回归到藏族独具匠心民间故事中。
二、说不完的《猪头卦师》的文学特点
1、娱乐性
藏族民间故事浩如烟海, 贯穿整个历史长河, 是藏族社会生活、风土人情的多棱镜, 也是历代文人进行文学创作的素材和源泉。它是藏族悠久丰富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试析的《猪头卦师》便是《说不完的故事》中其中一段, 它的成功之处在于巧妙的运用喜剧的艺术手法, 展现了一个藏族草根人物的生活和思想变化。主人公本是个出奇地懒惰的穷汉子, 在妻子的巧妙安排下恍然发觉劳动得来的喜悦, 并接二连三地碰巧遭遇好运, 且靠猪头作为“法器”卜挂“骗取”钱财。整个故事一连串可笑又可怜的故事让人捧腹大笑, 将民间故事的特点是发挥的淋漓尽致:故事性强, 情节生动;口语化, 朴素明快;想象奇特丰富;用夸张言语、举止增强艺术感染力。所以在藏区《猪头卦师》更是一部被大家当作农闲时幽默、诙谐的游戏片断来享受。用丰富诙谐的词句填充文章, 使文章流行的范围更加广泛。
2、教育性
藏民族作为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 其擅长用宗教的教理向人们解释什么是真善美, 文章颠覆了本被藏民族尊敬拥戴的“卦师”的正面形象, 通过帕洛这一角色赤裸裸的揭穿了社会中存在的极少数打着藏传佛教的旗号, 到处招摇撞骗、愚弄百姓的不法之徒。成功的塑造了一个懒惰无能、孤陋寡闻、投机取巧、坑蒙拐骗的反面形象。利用人们对佛教信任投机取巧的败类, 同时也揭穿了, 对卦师所谓能知晓一切事情的欺骗伎俩和虚弱本质做了尖锐的讽刺和批判, 大胆地揭露了猪头卦师从懒惰走向欺骗的寄生性, 深刻地批判和揭露了藏区信仰活动中一些不理智的迷信成分, 在教育性、思想性、批判性上有一定深度。用简单的故事去阐释深刻的处世哲理, 使人们在听、说故事的同时又能深受启发。故事对主人公既懒惰肤浅、游手好闲又胡乱吹嘘自己, 以假装精通卦术来行骗、从懒惰再次走向寄生给予了坚定的嘲讽和否定, 用实实在在的语境揭露主人公的骗局。让我们彻底的认识到脚踏实地劳动和生活的重要性。
三、《猪头卦师》对当代藏族社会的现实意义
自上世纪80年代初, 随着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进一步落实, 宗教信仰自由在广大信教群众中深入人心。与此同时, 少数不法分子利用广大群众一心向佛的心理, 披着宗教外衣, 打着宗教的幌子, 到处招摇撞骗、坑害群众, 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西德尼玛导演紧紧抓住藏区这一社会现象, 以一个创作者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 将这一现象通过改编传统故事的形式搬上了荧幕。2008年春节, 青海电视台藏语卫视播出的母语电视剧《醒悟》, 是根据藏族民间故事——《说不完的故事》中的《猪头卦师》改编而成。从内容上说, 电视剧基本上遵循了原有的踪迹, 但并没有照搬原来的民间故事, 还是有一些文人化的影视艺术处理。有一个主要剧情, 是富人家的“灵魂玉”, 并不是游玩或劳作时不注意掉在地上并被牛粪盖住, 继而由不知情者连同牛粪贴在墙上, 而是设计了一场女仆偷窃绿松石“未遂”的场景。在原来的故事中, 除了反面的主人公和委罪自首的小偷, 其他的故事人物都是正面的、诚实的, 体现了广大藏人的公众品质和人格魅力。民间故事的传承者们知道:没有任何女仆乃至生活在底层的普通藏人存有偷盗之类的卑鄙行为和品格问题。这一改变, 表现了编剧、导演西德尼玛对藏人文化心理的时代变迁所做的初步思考, 这样的思考, 不仅仅增加了一个女仆的不良行为, 更重要的似乎是功利时代的到来对藏族社会诚信、朴实和正直的冲击, 也似乎是对转型时代藏族文化价值理念的担忧。通过有些夸张的喜剧表演, 按照故事原型, 以懒汉出门的尴尬遭遇和幸运的奇遇发迹为叙述中心, 结合现代媒体的多维形象, 塑造了媒体时代的《猪头卦师》形象。用喜剧的艺术手法展现了一个藏族农民从懒惰寄生走向觉醒奋发之路生活和思想变化, 成功地再现了这篇民族民间故事的社会文化内涵、价值观念和思想倾向。
四、小结
《猪头卦师》朴素简炼, 朴实无华的语言风格, 富有浓烈的生活气息, 寓教于乐, 轻松、幽默、滑稽、可笑又可泣, 给人以清新、简朴、刚健的美感。充分体现了《猪头卦师》不仅在过去通过口头传播的形式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藏民族, 今天他被搬上荧幕又能教育当代的藏民族比如在对价值观念模糊、浮生中的错位都敲响了个警钟, 迎合了这个时代深入批判等、靠、要、不诚信等不良思想的社会需求。
摘要：《猪头卦师》是一篇流传很广的藏族民间故事, 用喜剧的艺术手法展现了一个藏族普通人物的生活。主人公猪头卦师本是个出奇懒惰的穷汉子, 在妻子的巧妙安排下恍然发觉劳动得来的喜悦, 并接二连三地“巧遇”好运, 并靠猪头作为“法器”卜卦“骗取”钱财。但现实生活对孤陋寡闻的他开了一次又一次的“玩笑”, 尤其是他打猎路上一连串可笑又可怜的故事让人捧腹大笑, 一次次成功的喜悦和失败的得来教训最终使他深深地懂得了劳动现实意义。文章从猪头卦师的人物形象和种种“巧遇”, 着重分析了文本的娱乐性和教育性的特点。
关键词：尸语故事,猪头卦师,娱乐性,教育性
参考文献
[1]金克木:《梵语文学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4年。
[2]《藏传佛教与尸语故事西藏民俗》[EB/OL].中国藏学网。
文本意义 篇8
作品与作者的关系, 一直以来, 作品被认为是作者表达观点和思想的场所, 是对社会现实的模仿和记录, 尤其是浪漫主义诗人认为诗歌是诗人个人情感的体现, 威廉·华兹华斯 (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 指出:“诗歌是诗人的情感的自然流露”。 (1) 然而, 这一观点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对文学作品的批评和阐释逐渐从作家身上转移到作品本身, 尤其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后结构主义思潮以来, 重心移到了作品与读者的关系上。
18世纪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768—1834) 从阐释学的角度, 分析了作者与文本的关系以及如何阐释文本意义, 他认为, 要确定文本的含义, 要参照作者与读者共有的语言领域。自此, 文本分析与理解不再单独关注作者与社会背景。二十世纪初以来的新批评提倡“细读” (close reading) , 对文本的语言、结构、象征、修辞和文体等进行仔细阅读分析, 以挖掘文本所产生的意义, 确立文本的主体性, 贬抑作家在批评中的位置。
结构主义奠基人费迪南·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 以语言为基础, 把语言当成一个封闭的静止的符号系统, 由能指 (signifier) 和所指 (signified) 构成。在其影响下的结构主义观点认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 进一步削弱了作者的地位, 把文本的意义归于一个强大的互文系统。米哈伊尔·巴赫金 (Mikhail Bakhtine, 1895—1975) 的对话理论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补充, 他认为一个人的“言谈”总是在和潜在的对象的对话中完成的, 这些“言谈”一起建立起一个公共的话语空间, 后结构主义将其进行拓展, 文本之间也象言谈主体一样不断对话, 文本的意义从自足走向了开放的历史维度。
结构主义的这种任意性, 使得它还没真正发展壮大, 就逐渐遭到后结构主义的袭击。后解构主义突破了结构主义的静态研究模式, 认为文本与社会历史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 而是能指与所指的差异以及由此形成的指意不确定的符号系统, 是一个意义不断生成的动态过程。
罗兰·巴特 (Roland Barthes, 1915—1980) , 在文本意义的产生方面, 主要有两点, 一是作者之死, 他认为, 读者的诞生, 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 作者一旦死亡, 意义随风飘散, 他非常形象地把文本比喻为洋葱头, 认为文本是一多层构造, 没有中心, 没有意义。除去层层包裹的无限性, 便一无所有;二是一切文本都是互文本。当然, 后期巴特也曾重视过作者与读者的关系, 主张文本是文本生产者与其读者汇合在一起的生产活动场所。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 (Julia Kristeva, 1941—) 从哲学互主性走向文本互文性。她认为文本中既有作者与读者的往来对话, 也有内外文本的差异并存, 还有背后涌动不息的社会历史语境。克娃可以说是对互文性理论贡献最为突出的学者了。她全面地概括了文本意义的产生的参与因素, 包括作者、源文本、读者等, 一个广阔的互文空间。
2 文本中的多重声音碰撞产生意义
源文本 (互文本)
源文本指的是一部作品产生有所指涉的背景信息。这些信息被作者直接或间接的利用。换言之, 作者在进行写作时可能直接引用过去这些被认为是经典的文本, 也可能单纯的把它们当成作品意义产生的基础。有的源文本是最为原始的, 产生于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现象最原始的本能的理解, 内化在大众的心中, 成为了人们的普遍意识, 成为符号。比如圣经中所刻画的场景, 古希腊和罗马神话故事。当我们在后来的文学文本中遇到耶稣时, 就总以为他是来拯救人类的;当塞壬 (Siren) 出现时, 总被认为是个女妖的符号;特洛伊 (Troy) 同样成了战争的代名词。有的源文本是二手的, 也就是经过作家再次利用后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诸如圣经中的撒旦 (Satan) 经过英国伟大的革命诗人约翰·弥尔顿 (John Milton, ) 的《失乐园》 (Paradise Lost) 后, 不再完全是魔鬼的化身。以实玛利 (Ismael) 作为美国著名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 (Herman Melville) 的《白鲸》 (Moby Dick) 的叙述者, 使得作品具有较强的圣经色彩, 在后来的作品中将不会再被单纯的理解为圣经人物了。
执现代主义文坛牛耳的新批评家托·斯·艾略特 (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1965) 倡导文学创作中的传统意识。他认为, 所有的文学作品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在进行文学评价时, 不可能单纯地评论某位作家, 而必须把他放在前辈艺术家的关系中来进行考察, 新作品与过去的一切作品之间形成一种互动关系, 并且总是以传统为背景并受其影响。
所有源文本的汇聚在一起就像海水一样, 新的文本的产生来自于大海, 海水通过蒸发变成另一种形式, 然后再融入进去, 同时也使之发生了一定的改变, 这种改变主要是充实了源文本的海洋成分。在这个蒸发过程中的热量就是此文本的作者, 起了催化和改变的作用。
源文本犹如电影银幕之背景, 主人公便是此文本, 此文本从背景中突出出来却脱离不了背景。不同的源文本交织构成一张社会关系网, 新文本总是从其中产生, 但又由于作者的介入而使之发生一定的改变, 最后在融入进去。
此作者 (内化文本)
此作者, 新作品的制造者。作品的产生没有作者可不行, 作者似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实不然, 一部作品的产生同样有多个因素的参与, 作者起到的是催化的作用。他将源文本信息重新打乱、整理, 然后加入新内容。因为作品产生于过去的一个广大的互文系统中, 而这个互文空间是作者无法改变的。正如托·斯·艾略特所说的, 一个作家要成功写作, 就要有一种强大的“历史意识”, 要“强烈地意识到他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他自己的当代价值”。 (2) 要能感受过去的过去性, 也能感受过去的现在性。艾略特改变过去所认为的文学创作“必须依靠内心的声音”, 认为“诗歌不是感情的放纵, 而是感情的脱离;诗歌不是个性的表现, 而是个性的脱离。” (3) 巴特主张作家写作时应尽量回避自己的感情色彩和主观意向性, 做到零度介入, 也就是用非感情化的态度将自己的主体性遮蔽起来。巴赫金在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也说:“他笔下的主要人物, 在艺术家的创作构思中, 便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课题, 而且也是直抒己见的主体……主人公的意识……不变成作者意识的单纯客体。” (4)
文本只是一种能指, 所指存在于读者的理解中。在遇到读者这一催化剂之前, 能指没有任何意义。但这里的能指与所指与索绪尔的 (符号与意义) 不完全一致。在索氏概念中, 能指与所指的任意性在于, 能指不一, 而所指可能完全是一回事, 比如英语用“rose”, 而汉语用“玫瑰”来传达相同的意义 (所指) 。而在文学文本的理解中, 作者用词语“玫瑰”或者“rose”传达的“概念”将被理解为不同的意义 (所指) , 可能是“爱情”, “virginity”。传统语言观总把作者置于中心地位, 认为作者把意图注入了文本, 读者应努力去寻找作者的意图, 否则意义就会被曲解, 造成误读。然而, 误读正是意义的生成过程所在。
意义生产者 (读者)
文本意义的产生不来自作者, 而是来自于读者。读者就像一部机器, 一部碾米机, 经过选择但仍然显得粗糙的稻谷输入这部机器, 经过这一生产过程, 输出的大米就是这个复杂过程中文本经过理解而生产出的意义。读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是能动的。巴特强调:“数世纪以来, 我们对作者感兴趣太甚, 对读者则一点儿也不注意。大多数批评理论依照冲动、压抑、无法遏制之类, 来尽力解释作者为什么写作品。人们力求确立作者所意谓者, 毫不顾及读者所理解者。”文本产生于读者与文字间的关系空间, 是一个生产场所。作者与读者在文本中相遇, 发生对话, 这并非生产的结束, 而是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文本遭到结构, 重新构成其他话语, 并且无限生成下去, 这就是文本的意义。
文本是意义生产的场所, 读者是意义生产的载体, 意义存在于读者的理解中, 具有不可转述性。倘若某读者将文本的意义传达了, 则同时形成了另一个互文空间, 此时, 此文本变成了另一源文本, 读者变成了另一意义发生的基础, 听着接过读者的班。这就类似一种繁衍机制, 源文本相当于母亲, 此作者相当于父亲, 在源文本这一母体中, 有了父亲的加入才生成此文本。同一母体可以孕育出不同的文本。经过转述的文本则变成了孙子, 其身上可能只看得到源文本的一丝痕迹了。随着阅读的产生, 批评也就同时开始了。读者并不是被动的消费文本, 而是主动的参与文本的“改写”, 因为伴随着阅读过程始终的是读者知识水平, 心里状态等。在这个对话空间中, 读者对文本所涉及的互文本了解越多, 就会越接近作者的意图。
作者在创作文本时, 根据自己的理解刻画着, 正如一位画家根据绘制自己心中理想的情人一样, 创作一旦结束, 回顾该作品时, 自己的理解已经发生变化, 就好像画家由于自身的变化, 理想的情人也已经发生变化, 一切理解和感受都随之变化了。
以沃尔夫冈·伊泽尔 (Wolfgang Iser, 1926—) 和汉斯·罗伯特·姚斯 (Hans Robert Jauss, 1921—1997) 为代表的接受美学理论认为, 必须充分重视读者对文本的接受, 文学批评应当从以往的作家和作品为中心转移到读者及其接受上来。文本一经创作, 就变成“死”的了, 必须有读者的“介入”使其变“活”, 才能实现其价值。读者总是在文本中读出自己的意义, 从众多的声音中部分的放弃和部分的选择, 然后加入自己的声音, 组合起来。
3 意义产生的过程
文学作品意义的产生不再是单纯理解或者读出作家的意图, 而是在一个广阔的互文空间中, 有源文本, 作者, 读者共同参与的不断的对话, 是一个生产过程, 永无止境的过程。该过程分两步走:第一步是作者进行创作时与源文本进行的互文关系。即作家如何把源文本中的互文信息进行整合, 体现在自己的作品中。作家惯用的最有效的互文写作方式是用典, 将大众熟知的故事作为背景烘托作品的故事情节或者主题。典故分为两个层面, 一是原型, 神话故事。这是一种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 很多文学作品也都由此延续和演变下来。在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 总会存在这样那样的神话故事, 对人们的生活和思想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只要提及, 就会让读者自然而然地那样去想。原型在文学作品中总是以奠定基调的形式出现的。第二个层面是让人相对陌生的故事, 这些故事尚未印在一个民族的意识中, 但可能经过不断的引用, 强调, 传播而升华为原型。艾略特的《荒原》 (The Waste Land) 中, 繁殖神的故事, 渔王和寻找圣杯的故事让读者想到的就是死亡和复活的主题, 这是作品的基调和主题, 让读者思考文明的衰落和带来的后果, 以及如何重获新生。
第二步是读者的阅读/批评过程。阅读与批评过程同时产生, 也是一个读者与作家之间的对话的过程, 读者与作家之间有一个共享的领域, 就是对典故和社会背景的了解, 这一共享的领域越广, 正如两个关系亲密的朋友, 作者的意图越容易为读者所接受, 越容易产生共鸣。查尔斯·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身处英国维多利亚时期, 对当时的社会了解更为透彻, 其批判也比较深入。对于现在的读者来说, 当时的社会背景只能存在想象中, 并且不同的读者所想到的也是不同的, 也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当然, 作者的意图并不完全是读者理解的目标, 只要读者的主观体验产生了, 意义也就随之生成了。
摘要：对于如何理解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 传统观点认为作品是作者思想观点的体现, 是对一定社会背景的刻画和反应。然而, 随着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兴起, 以作者为中心的观点被颠覆了, 对文本的理解重心逐渐转移到文本本身以及读者的接受上来。本文从互文性视角出发, 认为文本意义的产生依赖于一个源文本、作者与读者共同构成了一个互文空间。源文本是作品素材的来源, 作者通过用典或引用等方式将其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作者在这个过程中起催化的作用, 将这些信息整理、改编、组合, 创作出文本, 提供一个意义发生的场所;读者则是意义产生的载体, 能动地参与意义的生产过程, 意义存在读者的理解中。没有读者的参与, 文本是“死”的, 唯有读者的参与才能使其“活”起来并实现其功能。文本意义是源文本、作者和读者等多种声音的碰撞所产生的。
文本意义 篇9
关键词：凯特·肖邦 叙事文本 美学意义
凯特·肖邦（1851-1904），原名凯瑟琳·欧福拉赫蒂，美国女作家，19世纪美国女权主义文学的创作先驱。凯特·肖邦的作品注入了对女性意识的深切关怀，并充满浓郁的乡土风情，她出生于圣路易斯，幼年失怙命运坎坷，由殖民地后裔的母方家庭抚养长大，20岁结婚定居于路易斯安那，32岁肖邦的丈夫去世，她带着六个孩子返回家乡圣路易斯。凯特·肖邦的作品以路州和圣路易斯为背景，四十岁之后开始动笔写作的她笔调稳重大气，文字间包含了她多年的人生阅历和所思所感，对成熟女性的婚恋思想展开深入的剖析，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咎》《觉醒》，作品选集《支流人》《阿卡迪一夜》等。其中《觉醒》描写了一个追求婚外恋爱女人的“性觉醒”意识，由于它超越了时代，被当时的官方斥责该书包容了女性的堕落，被列为禁书并绝版数十年。自此，凯特·肖邦的文学生涯也走到了尽头。
然而，我们今天回头看凯特·肖邦的小说，它们其实是最早为女性发声的文学作品，长期以来，女性形象一直被男性作家牢牢掌控着，成为男权思想下任意涂抹的、母性和性欲的双重象征。凯特·肖邦吹响了女性文学的号角，她的很多作品都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并且，她出众的叙事才华使得这些早期的女性主义小说颇具美学价值，探究凯特·肖邦作品的叙事文本与美学意义，对当代女性觉醒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一、凯特·肖邦的女性主义叙事，复调式叙事的独特美学内涵，以及三、白描手法的美学效果三方面，分析了凯特·肖邦作品的叙事文本与美学意义。
一 凯特·肖邦的女性主义叙事
叙事学源于西方，其主要研究对象就是文学作品自身，而其关注点则是文学作品的结构。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将女性意识引入结构主义的产物，也是近代西方文学理论的一大突破。传统的结构主义文学分析由男性话语来主导，女性受社會因素制约，文本中的女性形象亦被忽视、异化甚至扭曲，女性主义力图扭转这一不平衡的局势，重视还原女性形象的真实样貌，使文学解读更加公正、客观、平等。女性主义批评往往将文学形象视作真人，把女性形象放到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加以考察，而女性主义叙事学注重文本本身，重点考察文学作品的叙事特征，关注叙事话语、叙述视角以及结构等方面，将文学作品的女性解读变为客观、系统的理论，减少了对女性形象的印象式批评。凯特·肖邦《一小时的故事》等小说为早期女性文学的叙事研究的经典案例。
《一个小时的故事》这篇小说，全文不足两千字，情节却几经反转，突显了19世纪中产阶级无爱的婚姻对女性的束缚，以及女性的自由意志和生活渴望。小说的开篇和结尾简单地交代了女主人公马德兰夫人的遭遇和结局：听说她的丈夫出车祸死了；马德兰夫人突发心脏病去世，据医生说她死于不能承受的狂喜。中间大段则是马德兰夫人的意识流动和内心独白，诚实地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女人的内心世界。凯特·肖邦独具匠心地采用了U形叙事结构，布置在叙事链条上面的情节呈首尾对应的局势。全文共有22个小节，这些情节的碎片在文本的叙事链条上各安一隅，迅速地推动了剧情的发展：马德兰夫人丧偶，大家都小心翼翼地将事情渗透给她，因为夫人有严重的心脏病；恸哭后的马德兰夫人回到自己的房间，悲痛使她拒绝任何人的陪伴；通过马德兰夫人的视角，虽然自己的身体还沉浸在过度悲伤之后的间歇性抽搐之中，而窗外的景色已经是春意盎然、一派清新之象；马德兰夫人心中涌上悸动的喜悦，这样的喜悦此时显得不那么道德，但是她无法欺骗自己；马德兰夫人回忆丈夫对待她不过像家里的摆设或者宠物，从来没有真情实意地对她好；丈夫死亡意味着“自由”的开始，夫人隐约的渴望在她的眼前突然变得无比清晰；夫人的血液都开始沸腾了，无意中摆脱了婚姻的枷锁，她如一个胜利女神一般出现在亲友的面前；马德兰先生并未发生意外，完好无损地回到家；马德兰夫人心脏病突发身亡，死因为不能承受的欣喜。
而这个情节链条结构完整，马德兰夫人的女性意识贯穿其中。这个U形结构拥有和谐近于完美的对应模式，从段落的前后对应关系来看，1-22，2-21，3-20……开篇透过亲友们的小心谨慎，透露出马德兰夫人有严重的心脏病，结尾马德兰夫人死于突发的心脏病；马德兰夫人为失去丈夫而悲痛，而趋近结尾处又为失去丈夫而狂喜；前半部分夫人的意识流动十分茫然，后半部她的思路明确、目标清晰，准备迎接太美好的自由生活……《一个小时的故事》将丰厚的情节安置在简短的篇幅里，题目也诚实地告诉我们，这些激烈的情节都是在短短一个小时之内发生的。它运用了近乎完美的结构手法，马德兰夫人真诚的女性意识作为叙事的主体，是19世纪女性对自由最强烈的呼唤。
二 复调式叙事的独特美学内涵
复调是古典音乐中的一种题材，各种声部按照自己的调式行进，在相互叠加中又互不影响。这种音乐范式被引入文学批评中，是由巴赫金博士提出的。巴赫金认为，欧洲小说的古典模式是单一的叙述者独白，类似于音乐创作中的单一旋律。而复调叙事则指小说的创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将内心的矛盾通过小说中人物的言行表现出来。小说中人物的冲突，就像作家内心的矛盾一样。其创作理念就像人物意识发出的不同声音在小说中相互交织，像音乐拥有多个主旋律一样，在差异和矛盾中产生和谐。凯特·肖邦的作品《觉醒》就是一部充满了不同声部的小说，众多独立的意识和声音相互融合，推动了女主人公埃德娜性格的发展变化。
埃德娜经历了一个被忽视、被损害的女性走向觉醒的过程，她的内心常常有两种截然对立的声音进行自我对话，构成了女主人公的复调式叙事。埃德娜性格的发展历程是由贤妻良母走向对传统道德的反叛，她在叛逃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停止对自我的追问，她的内心有两个自我，一个提醒她珍惜现在安定的家庭，关心丈夫、疼爱孩子，按自己原来的生活轨迹继续下去；另外一个自我则清晰地认识到了女性在传统家庭中占据的位置，在丈夫的漠视下，女性不过是家庭捆绑下的牺牲品，这个自我敢于追求爱情、追求激情，诚实地面对内心的爱欲，常常和第一个自我进行激烈的斗争。
这是一个女性逃离家庭的故事，也是这部作品饱经评论摧残、被斥为伤风败俗的原因，这部作品在艺术上臻于完美，它的魅力就在于女主人公的“疯狂”，带着感伤调子的疯狂。肖邦借用了神话原型，将埃德娜塑造成为现代的夏娃，埃德娜的表层形象和神话原型产生的对位，产生了一明一暗两种调子的对位。在《圣经》中夏娃是比男性先觉醒的女性形象，她大胆地违抗上帝的命令，吃掉禁果被逐出伊甸园。在《觉醒》中，埃德娜在男权社会的压力下唤醒了自己被压抑已久的情欲和激情，面对大海永恒的、充满诱惑的自然力，她开始倾听自我内心的声音，冰冷的男权社会并没有对埃德娜报以同情，她只能选择在永恒的大海中结束自己的生命。埃德娜是具有反叛精神的夏娃，她激烈地否定女人作为“男性身上的一根肋骨”的地位，清醒地抛弃了“人间乐园”，走向自己永恒的伊甸园。从夏娃到埃德娜，构成了一个从驱逐走向回归的封闭的环，凯特·肖邦借用环形结构告知我们，埃德娜的觉醒是女性的自我之歌，是女性意识的重生。
三 白描手法的美学效果
白描原指中国国画绘画技法的一种，即写人状物旨在勾勒其墨线之型，而不涂颜色。后被引入文学创作领域，用来指代简练的创作技法。白描手法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皆有运用，如中国古代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其中都有白描手法。白描的叙事手法使读者感到线条明晰、言简意真。凯特·肖邦是白描的高手，她从不用夸饰华丽的词藻，不求细致、只求传神，不是刻意模仿，而是力求真实。
首先，凯特·肖邦常用寥寥几笔就交代历史人物背景，简洁有力、以少胜多。在《一个小时的故事》中，作者在开場就简要地描绘了几个次要人物小心谨慎的行动，就交代了主人公马德兰夫人是一位柔弱的女人，她不仅需要别人来照顾，还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戴维·洛奇在《小说的艺术》中谈到，优秀的小说家往往在开头就透露出丰厚的内容，我们可以推论，柔弱的马德兰夫人平时也依赖着亲友的关照，她没有独立自主的意识，更不可能公开反抗她的丈夫。马德兰夫人得知丈夫去世的噩耗之后，在短短一个小时之内就完成了性格突变，可见19世纪中产阶级中间流行的社会道德对女性的摧残。
其次，用平实的景物描写代替人物激烈复杂的情感变化。在《一个小时的故事》当中，马德兰太太女性意识的觉醒是通过一小段景物描写来烘托的，过度悲伤的疲惫让马德兰太太主义到了窗外一派清新的新春景色，“空气中弥漫着芬芳的雨的气息……远处传来缥缈的歌声……对着她窗户的西边天空上，层层叠叠的云朵之间，露着一绺一绺的蔚蓝蔚蓝色的天空”。肖邦的语言非常符合主人公麻木、疲惫的思绪，刚刚恸哭一场的马德兰夫人在这时是无法想出更精致、更文雅的词汇来遣词造句的，天空用“蔚蓝”来形容不够，就用“蔚蓝蔚蓝”来代替。这一小段景物描写也侧面反映了马德兰太太接受了丈夫去世的事实，而且并没有多么悲伤，她的心情是轻松甚至是稍显愉快的，才能注意到楼下传来的歌声和蔚蓝色的天空。马德兰太太已经模糊地意识到了内心的骚动，只是还没有看清自己内心的渴望是什么，她呆呆地看着窗外的美景，潜意识里已经激烈地波动着对自由、情欲、生活的渴求，这些强烈的情感终于撕破了“道德”这层面纱，马德兰太太大大方方地承认了：丈夫去世对她来讲是一件好事。
综上而言，凯特·肖邦充分展示了她出色的叙事能力。作者纯熟与独特的叙事手段令小说的审美空间更加丰满和立体。在这些小说中，作者通过真诚的女性自白，描写了普通的、柔弱的女性个人意识的觉醒以及对传统社会伦理道德的叛逃，展示了19世纪早期女性意识的觉醒，不愧为“美国女权主义文学创作的先驱之一”。同时，她的叙事手法赋予了作品以极高的美学意义，是女性主义叙事学、复调式叙事、白描叙事等手法的早期实践者，作为叙事主体的这些真诚的女性意识，是19世纪女性对自由最强烈的呼唤。
参考文献：
[1] 黄春燕：《多元对话昭示的觉醒之旅——析〈觉醒〉中“声音”的表现力》，《名作欣赏》，2011年第3期。
[2] 戴月行：《谎言与封闭之美——试析福克纳小说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当代文坛》，2010年第2期。
[3] 杨洁：《从白描写作技巧看〈一小时的故事〉的美学效果》，《芒种》，2012年第1期。
[4] 万雪梅：《当代西方凯特·肖邦研究综述》，《当代外国文学》，2013年第2期。
文本意义 篇10
《拿来主义》是一篇杂文,以强烈的战术性和高度的艺术性而著称,与此同时,先生逻辑的论证与严密的说明吸引着众人,但是如何深入了解文章背后的现实意义,挖掘文章的本质与内涵尤为重要。由此可见,关于“《拿来主义》现实意义的文本解读”尤为重要。
2.《拿来主义》背后的现实意义探析
鲁迅先生在创作《拿来主义》这篇文章的时候,主要的目的是对当时极为盛行的“复古主义”与“卖国主义”以及其它左翼混乱思想的批判,同时推崇“拿来主义”,寓意深刻,但是在教学中如果想让学生真正把握文章的核心意义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2.1“拿来主义”是建立在爱国基础之上的
“拿来主义”必须以爱国为前提,如果丧失了爱国的基本原则,那么“拿来主义”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积极意义。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从清政府的腐败到开明民国这百余年的时间里,我国可以说都是典型的“送去主义”,无论是战败还是胜利,割地、赔款似乎成为一种“惯例”。这样不仅仅是对民族尊严的践踏,更不利于未来的发展。“拿来主义”必须建立在爱国主义基础之上,只有民族的尊严得到了良好的维护,发展才能成为一种现实。
2.2“拿来主义”必须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拿来主义”如果随意性太强,或者缺乏实用性,那么这种“拿来”就失去了为其应用的意义。“拿来”的东西必须是对自己有用的,必须是我们切实需要的,必须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东西,不能抱着“连国外月亮都比国内圆”的偏执想法,如果这样的话,“拿来”的东西就是垃圾,就失去了应有的实用性价值。为此,一定要有选择性地“拿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将“拿来”的东西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做出有针对性的、合理地创新与改进,将其真正内化成为自身所需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升自身的发展水平,而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高素质人才的有力支撑,这种重任自然就落在了年轻一代人的身上。
2.3“拿来主义”在现代教育教学活动中的文本解析
首先,“拿来主义”与现代语文教学的有机结合
“拿来主义”的核心与内涵就在于“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纵观学者们的研究,不难发现,最受欢迎的观点就是“文化遗产”是拿来的主要对象,而且人们通过“大宅子”这一经典、贴切的比喻,自然就可以让人更加容易理解为对本国文化遗产的继承,随着又可以慢慢发现针对国外,又出现了开头的闭关与送去等字眼,这样就实现了“外国文化借鉴”与“本土文化遗产传承”的有机结合。
在现阶段的语文教育教学活动中,在准确把握概念的基础上,展开有效的逻辑训练是尤为重要的,“文化遗产”与“外国文化”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拿来”的对象是谁,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不仅要尽快确定,而且务必要准确、到位。我们回到先生的“全人”以及当时的时代背景,结合杂文中的实际逻辑关系和各种比喻意义,我们认为最恰当的说法应该就是“外国文化”。
立足当时的写作背景,我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坚持“闭关锁国”,不仅仅自己不愿意走出去,而且也不允许别人走进来,后来被枪炮攻破国门,就彻底成为了送去主义。先生在文章的开头部分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不懂得如何与别人交往,甚至根本就不想与他人交往,一直将自己封锁在自己的世界里,先生对这种闭关锁国的政策是极为痛恶的,同时也非常痛心于因为这种政策而造成了中国的落后与无能;后来随着国民政府的建立,我们又开始任由他人进来,不仅仅是经济的,同时还有文化的,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坏了,甚至就连一些原本意识清新的年轻人,也开始陷入了恐怖的状态,而此时,我们依然没有意识到不仅仅可以送去,可以送来,还要学会拿来。先生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葆有清晰、勇敢与无畏心理,提出了“拿来主义”。
其次,培养学生的文化交流与创新意识
不同的教材版本在教学内容的选择和教学价值的设定方面都是存在某种程度差异的,为此,笔者建议一定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依托文章的主要内容,去实现对学生文化交流与创新意识的培养。为此,笔者建议可以这样展开教学。教师可以以当前的社会现象为主要对象,让学生围绕现象来发表观点和看法,在实际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待学生基本了解了“拿来主义”的内涵之后,教师可以通过提供或者学生自我搜索的方式,依托小组讨论或者辩论赛的形式,有效激发学生写的激情或者是说的欲望,让学生准确把握“拿来主义”的精髓,同时又能够将这种精髓准确应用到当今的社会生活中,体会先生文章中所特有的“超越时空的现实意义”。
再次,通过对不同“主义”的对比,理解“拿来”的内涵
无论是学者,还是教师的文本解决,都无法脱离开文本的论证思路以及对文本论证方法的解析。在实际的教育教学活动中,教师们往往会把文章作为一篇极为典型的议论文来教,常用的思路就是对论证结构以及论证方法的分析,有很多老师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将其作为杂文进行分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即便是提到了,也只是分析文章在语言方面的幽默性与讽刺性,这样就不便于学生准确把握文章内涵,进而加以正确应用。为此,笔者建议教师可以这样进行教学:让学生通过自主学习的方式,主动发现文章中的几点见解,如闭关主义、送去主义以及拿来主义等。送来主义离不开教师的实际引导,通过引导学生可以引导学生得出正确的结论;至于闭关主义,不仅仅是自己不出去,更是指别人也不能进来,而送来主义就是无论好坏,只要是来自于国外的,我们统统都要。其实这一切论述都是为了反衬尽快实施拿来主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通过这种对此,学生们往往就能更加自然地理解“拿来主义”的内涵不仅仅是占有与挑选,更重要的则是创新。
3. 结语
对于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笔者建议一定要关注其内涵,如果立足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就可以明确最为贴切、恰当的说法就是“拿来主义”的对象就是“外国文化”。
在实际的教学中,如果仅仅把先生的文章作为一篇议论文,而非一篇杂文的话,就会影响到学生对文章内涵的理解和把握,进而影响到其后续的应用。
杂文的显著特点就在于写作的幽默与讽刺,这也恰恰是最能够吸引人的地方,因此教师在实际教学的过程中,可以以此为有力的依托,实现个性化杂文阅读的构建,具体来说就是从品味语言的角度初步体会出鲁迅杂文“匕首、投枪”般的力量;并在体会中分析出杂文批判和主张的人物形象;从而把握作者的情感倾向;最后探究杂文的主旨深意。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对于“拿来主义”的理解和解读必须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进行,不仅仅要去品味先生在杂文写作过程中的语言特点,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对文本语言的解读去深入感受先生在杂文写作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超越时空的”意义,这种意义是现实性的、是由针对性的、而是富有哲学性的。
先生的杂文是符合当时时代背景的,是对当时大环境的一种真实写照,政治感、时代感以及历史感并存。因此在阅读教学中,背景资料是要教师引导学生从杂文中挖出来,让学生感到身临其境,回到历史的现场中去,而不应是被老师加进去的。背景的挖掘和理解,是为了更好体会杂文语言背后作者的情感倾向所服务的。先生的杂文一向被公认为擅长漫画取像来刻画人物,形象生动地讲明道理,部分批判意味较强的杂文通过夸张、反语等手段极尽讽刺之能事,又幽默风趣、读来忍俊不禁,同时蕴藏着鲁迅先生成熟的理智思考和浓郁的感情色彩,让人读罢掩卷深思。《拿来主义》作为鲁迅杂文中的经典之作,若零散地让学生选几句话来品读一番,恐怕只能在学生心中留下支离破碎的记忆及鲁迅只会讥讽嘲笑别人的印象了,便失去了《拿来主义》本身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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