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制度建设

腐败制度建设（精选12篇）

腐败制度建设 篇1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 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 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笔者认为, 惩治和预防腐败必须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制度建设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重要问题。我国目前所发生的腐败问题, 不只是犯罪人的品质问题, 制度性缺陷是转型时期腐败现象多发易发的深层次原因。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理念深刻变化的历史时期, 许多法制和制度还不够完善, 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中还存在着空隙、漏洞和薄弱环节。我们必须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和相关制度, 逐步从源头上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惩治腐败必须以制度为依据, 靠制度来规范制约。

一、建立和完善根除腐败的制度

根除腐败的制度研究主要应包括:

1. 建立对公职人员严密监控的制度。

构建一套完善的制度体系监控和规范权力的运作方式, 使掌权者“不能贪”、“不敢贪”是反腐败的一条重要途径, 如公开与监督制度等。

2. 建立提高公职人员素质的制度。

在国际上对官员贪欲的控制, 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一要为官之前动机纯净, 二要避开污染源。一些比较成功的做法是:

(1) 严把进人关口, 保证录入公务员质量。各国为了保证公务员队伍的廉洁高效, 在公务员录用上采用了公开考试、择优录取的原则, 对考试方法、内容、录用标准、试用期限等都从立法上加以规定, 并制定了严格的处罚措施。如美国, 对于考试录用中的舞弊行为, 罚款1000美元或者监禁一年, 乃至两罚并施。

(2) 考核决定奖优罚劣。如英国文官考核每年一次, 内容是考勤考廉考绩, 以考核结论确定调薪和晋级、降级。日本、法国等国家规定了对劣绩人员施以惩戒的种类、条件、程序, 同时还规定了受惩戒者的申诉, 上级机关的复审等一系列程序。

(3) 严格实行职务回避制度。在奥地利, 《官员法》规定, 对近亲和姻亲关系的公务员, 如双方为上下级或掌管财务的, 其中一方必须调离。

(4) 建立职务轮换制度。为防止共同作弊或裙带关系, 多数国家规定有轮换制度。如日本对某些工作的主管人员, 原则上规定同一职务任职不得超过三年, 过此期限必须轮换。

3. 以完善的制度形成“不敢贪”的巨大压力。

(1) 惩治腐败制度。要想建立卓有成效的惩治腐败制度, 对腐败行为的界定必须明确具体, 惩罚规定刚性显著, 制定一套查处程序简便、民主、迅速的法规。同时, 还应真正赋予办案机构独立职权, 使其能够自行决定适当灵活的工作方式, 以对腐败分子形成潜在的威慑。新加坡、印度等国反贪机构官员的工作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2) 制定完善的职业资格限制和剥夺制度。在我国, 传统的“官本位”的思想在腐败犯罪群体中占有重要地位, 因而职业资格的限制和剥夺, 对腐败分子具有较强的威慑作用。我国目前刑事法规中设定的剥夺政治权利也属于资格刑的范畴, 但从所确定的适用对象看, 适用依据不是犯罪种类, 而是罪行轻重, 对犯罪分子处以重刑时, 多附加使用剥夺政治权利。可见目前这一立法的性质着重在于表明国家的否定态度, 而对预防犯罪的功利意义则考虑较少。

(3) 制定完善的财产申报制度。财产申报制度具有较强的反腐败功能, 许多发达国家已经以立法方式设定了一定范围的公职人员的义务, 强制其如实申报个人财产、来源及各种投资活动。我国目前实施的《关于党政机关县 (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 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财产申报制度, 真正制度的建立还有赖于《财产申报法》的出台。同时从转型期的现状来看, 若干配套制度也尚未完成, 如完备有效的公民财产申报纳税制度、金融与不动产所有权实名制度、非现金的票据流通制度、完全取缔灰色收入的公职人员待遇制度等等, 都是有效实行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所必需的, 也是与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 必须加快这些制度的日程建立和完善。

二、建立和完善制度的基本途径

控制权力、制约权力不可能仅仅依靠一两个品德高尚的人去实现, 依靠一两个人治国, 只能是人治。控制权力、制约权力是面对多数掌权者, 而不是面对极少数人。面对多数人, 就要找到一个相对稳定、有效地控制权力的基本模式, 这种模式就是法治政治, 就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国, 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 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 管理经济文化事业, 管理社会事务, 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 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使我们充分认识到依法治国包含了以民主政治为核心的政治价值观。它是一种以人民为主体的、以法律制度的完善来治理国家的治国方略, 即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法律制度的完善, 建立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 应通过以下途径来完成。

1. 严格划分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的界限和活动范围, 是反对腐败的社会基础。

依法治国, 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必须首先分清政治权力管理的范围、用法律治理的范围, 这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前提。在非法治国家, 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不分, 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不分, 它们是一体化的, 是结合在一起的, 形成了政府万能、政治统治和支配一切的状态。在这种政府权力绝对化、政治与社会一体化的社会, 权力腐败是不可避免的。法治国家与此相反, 它要求用国家的根本大法或其他法律严格区分私人领域和社会的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界限。政治权力只在公共领域、政治领域运行, 对于私人的领域和市民社会的领域, 则允许其自主管理, 即实现政治与社会的二元化。

2. 扩大和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

人民是法治政治、依法治国的主体, 民主政治是依法治国的政治前提。没有民主就没有真正的法治。民主政治有两种基本形式: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直接民主即由全体人民按照多数裁决的程序直接行使决定权的政府形式。间接民主亦称代议制民主。在间接民主中, 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所有者, 但人民不可能直接掌权而只能间接掌权, 它通过选举的方式把对国家的统治权委托给他们所信任的、曾对他们有承诺的代表去行使。在现代社会, 除了瑞士以外, 所有的国家由于各种原因, 还不能实行直接民主, 只能实行间接民主 (代议制民主) 。

发展中国家在向现代化国家转变的过程中, 要根据社会发展的进程适时扩大公民的政治权利, 并制定相应的法律保护公民的政治权利。那么, 公民的政治权利要扩大到什么程度呢?从国家权力的所有者控制委托出去的权力和治理腐败的意义上说, 公民所拥有的政治权利应以人民能控制代表、控制政府为宜。人民能否控制代表、能否控制政府, 这是能否从根本上治理腐败的政治前提。

3. 建立依法限权和相互制约的机制。

宪政和权力制约是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人民为了保证委托出去的权力不被异化, 或者说为了保证由代表所组成的代议政府不脱离人民, 能始终为人民谋利益, 就必须通过宪法和其他基本法律限制政府的权力, 并在政府权力结构内部形成互相制约机制。法治国家中的政府是有限政府, 有限政府即政府的权力、权威只能存在于一个法律严格规定的范围内, 法律未授予的权力, 政府不能享有和行使;政府的存在只有一个有限的目的就是为了人民服务, 为人民谋利益, 政府不能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政府对其行为后果负责;政府行为公开并接受社会的监督。

为了使政府权力不脱离人民, 除了用法律明确规定其有限的权力外, 还要在政府权力结构内部根据政府权力的性质和功能划分出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 并形成相互制约的机制。在我国, 反腐败的成效不是很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 我国的政府还未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全能政府转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真正的有限政府, 更为主要的还在于在政府权力结构内部未形成有效的相互制约的机制。

4. 加强社会监督机制。

社会监督即社会权力、社会势力对政府权力的监督。这是反对腐败的外部条件。人民为了能始终监控自己委托出去的权力, 防止滥用和蜕变, 除了在政府权力内部建构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之外, 还必须在政府权力的外部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社会监督机制有: (1) 公民监督, 即公民通过批评、揭发、检举、申诉、要求赔偿等行使监督权利, 督促政府机关依法办事, 促使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失职、滥用权力等行为得到纠正。 (2) 舆论监督, 即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等大众媒介揭发、检举某些政府部门及官员的不轨行为, 并造成社会舆论, 以实现对政府权力的监督。这是最重要的外部监督。 (3) 社会团体的监督, 包括政党及其利益团体的监督。在我国, 在建国之初就形成了民主党派对政府的监督机制。从反腐败的意义上说, 这种监督的机制还有待于完善。

5.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抑制人性贪欲。

根除腐败, 除了加强制度建设外, 还要重视思想文化建设。从导致行政腐败的原因看, 除了权力本身的特性和弊端外, 还有人的思想文化因素的原因。因此, 治理腐败, 还必须重视思想文化建设, 以形成一种反腐倡廉的政治文化氛围。

加强政治伦理建设, 弘扬优良的德政传统, 唤醒权力主体的自律意识, 培育廉洁自律的政治氛围。具体来说, 就是要弘扬儒家“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为民富民的民本意识, 继承我们民族, 我们党的公正、廉洁、自律等观念, 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意识, 从而淡化权欲, 诚心为民, 廉洁公正, 克己奉公, 举贤任能。加强政治伦理建设, 目的是要以德倡廉, 强化公职人员的廉政、勤政意识, 引导公职人员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 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 塑造一批廉政、勤政的道德楷模, 通过树立公职人员廉洁公正的道德形象来形成全社会廉洁的风气, 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

摘要：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理念深刻变化的历史时期, 许多法制和制度还不够完善, 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中还存在着空隙、漏洞和薄弱环节。要从源头和根本上逐步铲除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 就必须从体制、制度上创新, 更加注重制度建设。

关键词：制度,建设,遏制,腐败

参考文献

[1].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成因探析与对策建议[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9.

[2].陈卫东.腐败控制论[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腐败制度建设 篇2

“大老虎”、“打苍蝇”、“裸官”、“通奸”、“塌方式腐败”，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反腐制度的革新与落实、各路贪官的“落马”，网络上、媒体上出现了不少反腐热词，中纪委揪出了数只大老虎，惩治了一批贪腐人员，可谓大快人心，深得人民拥护。由此可见，反腐之风在党的领导下开始有力地渗透中国，真让老百姓拍手称好！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反腐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坚持自觉反腐倡廉，坚决同腐败现象作斗争，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反腐倡廉工作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只有时刻不忘维护人民利益，才能继续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一旦离开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党的执政地位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如果我们在抓紧发展经济的同时，忽视社会腐败风气的净化，在发展物质文明的时候，忽视倡廉精神文明的建设，那么腐败现象就会在市场经济的土壤中蔓延滋长，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严重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严重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腐蚀社会主义大厦的根基。因此,反腐倡廉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保证，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重要保证，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当然，反腐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缉拿腐败分子，只是反腐的手段之一，绝不是反腐的主要方式或全部内涵。必须清醒：反腐的根本在于制度的建设。习近平主席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制度是最根本的健康力量，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换言之，反腐败重在制度建设。在炽热的火炉的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任何人伸手去摸都会被烫到，而在组织中，任何人触犯规章制度都要受到处罚。这是“热炉法则”，制度和纪律就是一个不可触摸的“热炉”。要革新完善制度建设，首先要了解当前中国的腐败问题。当前的腐败问题呈现出两个新特点——“三权交易”，也就是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以及“裸官”现象。在我国政治现实中，一些无明文规定的惯例长期以来被心照不宣地遵循，形成了隐性惯例，尤其国人喜欢讲“人情”，通过各种方式的搞关系，实现其贪婪腐败的目的。逐渐完善了制度，探索出新道路，然后就要落实。其实，当前主要问题不是制度缺失，而是实施不足，制度“悬空”。强化落实，就是让制度“落地”。要将各项反腐倡廉制度落到实处。一项制度制定得再好，如落不到实处，只能是形同虚设，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即使制定得再多也毫无价值。在2013年，雷政富、刘铁男等事件的曝光和查处，网上一度出现“反腐靠情妇”的说法。有人说中国各级反腐败机构还不如情妇，虽然是戏言，却包含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反腐败究竟靠谁？中国在反腐败方面的法律尚算完备，《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国家公务员处罚条例》等，均列明对腐败分子的惩处，然而，就是制度法律因为没彻底“落地”，让腐败分子有了投机取巧的机会。

2014年，中央提出了对腐败问题“零容忍”，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新制度，反腐领域出现许多新现象、新理念，反腐败建设的步伐不停、落实更深。如对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的调查打破了反腐的层级、领域限制；对广东茂名2009年贪腐窝案重启调查，打破了“旧案不翻案、退休即平安”的惯例；对山西塌方式腐败窝案的彻查，既不避讳在任领导亲属也不避讳全局腐败现实，打破了“考虑政治影响”的惯例。同时，中央提出“裸官”一词，加强“裸官”管理势在必行。从近年来发生的一些腐败官员潜逃外国的案例来看，贪官们为了潜逃做准备，通过把家属送去国外从而把资产转移国外，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遇到“风紧”就溜之大吉，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失。中央加强“裸官”的管理，这是维护国家利益，与时俱进地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需要，更是人民群众愿望的体现。中央还将目光放远到国际的角度，2014年11月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第26届部长级会议审议通过的《北京反腐败宣言》，标志着在反腐方面，我国已由国际规则的遵守者转变为制定者。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和《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做出了反腐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核心在反腐体制机制创新，具体是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三个方面。这是反腐败制度建设的一大革新。而从源头治理是反腐败制度的根本。腐败行为的产生有三个要素：权力资源、腐败动机和腐败机会。高压消除主观上的腐败动机，加强权力监督，摸清权力资源底数，防止权力滥用，这才能从源头抵制腐败！同时，民主是腐败的天敌，反腐败的深厚力量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反腐倡廉工作才能持续健康发展。反腐败制度建设要围绕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在如今步入高科技时代，可以适当运用网络力量进行反腐倡廉，可以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规范网络反腐，让群众足不出户，即可参与反腐倡廉的行列，让政府工作更加透明，腐败现象便无处可逃。

当前反腐势头迅猛远超人们预期，在我们拍手称好的同时我们也要清楚的认识到反腐败制度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反腐败制度又是一项极为紧迫的任务，容不得丝毫懈怠停滞。因此，反腐败制度建设贵在坚持，不能两天打鱼三天晒网，腐败现象犹如另外一种“星星之火”，即使暂时扑灭，但是只要一小点火星，足以死灰复燃，最终“可以燎原”。要知道，人性的贪婪是很可怕的，如果不及时打击，只要有空子，结果可想而知。

“制度腐败”是伪命题 篇3

事实胜于雄辩,回眸共和国60年走过的脚步,平心而论,现在的制度是中国历史迄今为止最好的模式,对腐败现象的斗争,一直作为“党的生死存亡问题”来抓。不同时期针对腐败现象下发的文件,有目共睹,有的放矢,极其详尽,连“不能养二奶”都写进了行为规范。试想,那一个“高官”的腐败行为,是党和国家的典章中没有规范到的?因之,说中国的腐败现象是“制度问题”,诚然是个“伪命题”;说我们的“制度不健全”,也是一种不顾事实的臆说。

日前,读到一篇题为《北京奥运防腐经验详解》的文章,深受启迪,倍受鼓舞。在“北京奥组委”圆满完成历史使命宣布解散之际,世界不仅看到北京奥运的举办,文化上增强了中国的“软实力”,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经济上“略有盈余”,成绩斐然;还看到北京交出的一份当初承诺“建立一个预防腐败体系”的合格答卷。其实,北京奥运预防腐败的成功经验也很简单,那就是“阳光奥运”,用“北京奥组委”前副主席魏纪中的话来讲,“把什么事情都放在桌面上谈,决不容许暗箱操作。”一是,“作决策的人不参与谈判”,魏纪中等高端领导人以身作则,不仅不参加任何项目的初级谈判,而且坚持不跟赞助商见面或吃饭。这种“避嫌”的作法,“看似无情却有情”,让别有企图的“醉翁之意不在酒”者无机可乘。二是,执行“收支两条线”的财政规定,简单可行,行之有效,是预防腐败的有效措施。“花钱就要做预算打报告”,“魏纪中副主席因工作需要吃一顿工作餐也需要开单子”,这就叫“制度面前人人一律”。三是,“审计一开始就介入,环环相扣,严格执行”。所有涉及“孔方兄”的事情,审计部门必定要参加,审计没介入的“决策”不作数。不仅有“北京奥组委”的内部审计,而且要有“国际奥委会”的审计人员和“国家审计署”的代表参加。

北京奥运防腐经验对政府项目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奥运预防腐败经验告诉我们:国人极为忧虑的“政府官员腐败”现象,“不是制度问题而是执行问题”,“也不是无章可循而是明知故犯的个人行为”。魏纪中先生说得极为中肯,“奥组委采用的所有办法都不是什么新招数,而是来自于纪检、监察部门的有关规定。我们只是把过去的东西拿来认真执行而已。我想一般的政府项目应当也能做到这些。”魏主席说的极其直白,“干净是一个政府公务员最基本的条件,我觉得表扬公务员廉洁就很奇怪,廉洁就是他的义务。而防腐反腐,只要认真去做了,就一定能做好。”

联想起这些年来违纪犯法的“高官”,除了陈希同、陈良宇这两位进了“政治局”者之外,几乎“党政军”部门“贪官辈出”,省部级的“精英”也“屈指不可数”了。这些共和国的败类,他们犯的都是“低级”、“常识性”的罪错——“爱财,取之无道”;“好色,睡错床第”。论其“原罪”,哪一种和我们的体制都无关。

从清朝官场制度看腐败 篇4

1. 清承明制, 入不敷出

清朝官场制度继承于明朝, 除宗室亲王外, 内外官员俸禄极低。清不设宰相, 一品大学士已位极人臣, 然一品大员岁俸银180两, 禄米180斛。而一方父母官正七品知县仅有俸银45两, 禄米45斛。即使雍正元年俸禄饷银调整, 各地文职官员俸银大大提升, 数十倍于先前, 可依旧入不敷出。

以州县官为例, 因公务需求, 州县官需聘请刑名、书启、挂号、钱谷等幕僚, 寻常县衙需一掌之数, 繁荣州县需求更多。据《病榻梦痕录》载, 幕僚汪辉祖初做刑名幕宾时, 岁修260两白银, 同年钱谷幕宾岁修220两白银, 且逐年递增。此值乾隆十七年, 待乾隆五十年岁修已800两白银。若是繁华大县, 诸如番禺、南海、漳浦等, 每地幕僚四五人不等, 每人俸禄皆在千五百左右。

再则官员孝敬上司, 送往迎来, 花费不菲。州县官对上司, 每年三节两寿诸多规礼, 不敢丝毫大意, 又有肥缺答谢, 同僚礼尚往来, 以及日常开支, 诸如车马、家私等等, 具皆不是小数目。而俸禄既定, 更改不得, 此等开支又是必需。左右无奈下, 取之于民用之于己便是必然的了。可以说腐败是清廷低俸禄、高开支的制度的必然结果。

2. 选拔凌乱, 卖官鬻爵

清朝官员选拔制度的凌乱, 也是腐败的一大原因。“凡满、汉入仕, 有科甲、贡生、监生、荫生、议叙、杂流、捐纳、官学生、俊秀。”其中科甲被称为正途, 也就是名面上的科举制, 然中举之人能外放为官的十不存一, 大多为翰林院侍诏、国子监典籍、鸿胪寺汉鸣赞之类。想要外放为官, 则需要“上下打点”, 甚至形成官贷!所谓“官贷”, 是指有机会做官却无资金打点的人, 以做官为名向人贷款, 承诺做官后第一时间偿还。这种借贷偿还自然需要上任后挖地三尺向百姓索要, 腐败贪污了。

此外, 唐、宋、元、明都有捐纳, 到清一代则更是登峰造极, 并形成了一套极其复杂的体制。雍正时开“武职捐”, 乾隆年间又订立“常例捐纳”, 将其作为一项正常制度。史料记载, 最多的时候, 清朝接近60%的官员都出自捐纳。捐纳渗透在清朝文官制度的各个环节, 既可以通过捐纳成为贡生、监生, 也可以直接捐纳成为官员, 还可以作为现任官员以捐纳获得升职, 甚至可以以捐纳获得议叙奖励和抵消行政处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记载, 闽浙总督肖制军送上一份“抵得九万两银子”的礼物后, “不上半年”, 就从最苦的闽浙任上升调到最好的两广总督。小说情节来自现实。

3. 考核私有, 全凭己断

公正、廉明的官场考核制度历来是官员清廉和政绩的一大保障。甚至官员是否腐败多赖于考核制度。清朝考核制度的不健全和“自保性”成为官员腐败的保护伞, 使其能够肆无忌惮地贪污、腐败。

清朝考核分京察和大计, 分别对京官 (包括盛京) 和外官进行。外官本是贪污腐败的重灾区, 可考核却是本部大员考核, 即:自己人考核自己!其中猫腻不难想象。而考核之后又有“引见”制度, 考核过后京察一等, 和大计一等、二等官员觐见皇帝, 皇帝察众官言行, 一言可定升降。如乾隆元年大计, 山西平定州知州郭一裕得以引见, 而乾隆帝只评其“中平”。乾隆十六年, 郭一裕再次被引见, 乾隆帝评价“人似有出息, 可升用”。到乾隆二十年, 郭一裕则受到重用, 升为云南巡抚。“引见”成了官员晋升的捷径, 无不想通过考核引见, 觐见皇帝, 得以平步青云, 也容易任人唯亲、引见亲友。一面徇私舞弊为同党力争引见, 另一面为贿赂请托营造机会。嘉庆以后, 为引见而行贿的现象日益严重。道光十八年, 兵部尚书奕颢在拣选佐领时, 公开徇私受托, 后来甚至出现了官员在引见前必须交纳引见费的现象。

良好的官场制度是官员清廉的保证。清王朝从采官纳才到升官考核再到由制度引发的官场风气, 具皆出现问题, 纷纷滋养腐败, 甚至成为腐败的保护伞和特殊通道。这样的制度下, 做官为的是腐败, 不腐败难以做官。由此而来清朝出现和珅这样历史上最大的贪官也不足为奇了。

摘要：清王朝将延续两千年的封建社会推向顶峰。汲取前朝教训, 清朝官场制度趋于完善, 并没有出现宦官和外戚专权的情况。可也因制度原因, 清朝诞生了历朝历代都不曾有的饕餮大贪:噶礼、王亶望、和珅……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数得着的大贪, 究其原因, 内因固然有, 而清廷官场制度也是助长贪官的一大因素, 甚至是主要因素。

腐败制度建设 篇5

加强制度建设，实施科学、规范的管理，从源头上根治学术不端行为，是“十一五”期间，我国科技工作的重要内容。

加强科技项目全程管理

首先，建立统一的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服务信息平台，构建网上科技计划管理“一站式”服务体系，实现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的网上运作

和管理。实行网上申报管理，立项决策和评审咨询相互分离，实行网上评审等制度，并加大竞争性项目的招投标力度，从源头上抓制止腐败的产生。

针对重复立项、多头“交账”的现象，建立能够覆盖相关部门的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信息数据库，建立相关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提高科技计划决策与管理的科学性与权威性。此外，出台《科学技术评价办法》（试行）。提出针对不同性质的科研活动建立不同的评价导向。在科技计划管理上，把创造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作为国家科技计划评审的主要依据，更加注重项目的创新性、取得专利的水平。

完善评审专家机制

针对原有的评审专家机制存在的专家评议制和信誉制度不够完善，在一些评价活动中存在重人情拉关系、本位主义等现象，“十一五”科技规划提出要进一步完善专家评审机制。

“十一五”期间，将建立统一的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咨询、评审和验收专家库，扩大战略专家和一线专家参与的比例。通过专家库随机抽取制、定期轮换制、涉嫌回避制和专家信誉制等措施，进一步完善专家参与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机制，避免人情项目和专家小圈子对评审、评价活动的直接干预。

建立诚信制度

科技部已会同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科技计划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信用管理数据库，进一步增强项目参与专家、评审专家的责任意识。在国家科技计划的立项、预算、验收等各关键环节中，对各相关机构、主要承担单位和责任人，以及咨询、评审专家等进行信用记录和信用评价，并将其信用状况作为选聘和决策的重要依据。

此外，按照“标本兼治”的原则，在加强科研诚信教育的同时，依据《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对科研不端行为进行查处。

严格经费监管

第一，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科技经费监管的制度化和长效性。制定十余项制度办法，实现了一个计划（专项）一个经费管理办法，提高经费管理的制度化水平。规范科技经费执行中存在的共性、突出问题，建立了科学有效的过程管理监督机制。

此外，要推行问效问责制度，强化项目责任制，加强监督。对按照层级目标确定的各责任主体进行跟踪考核，以绩效评估为基础，对计划项目目标完成不力或管理不善者追究相应的责任。

反腐败的制度形态 篇6

反腐败不能是制度表皮上的附加行为，而应是内在于制度的机制，反腐败归根到底是制度的变革问题；只有现代的“法治”制度建设达到较高水平，才能做到较好地抑制腐败并发展出廉洁文化。

铁腕反腐不能根治腐败问题

目前所说的“腐败”是狭义的概念，指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权而谋取个人利益的各种行为。在前现代的世界历史上，只有中国留下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反腐败记录，积累了丰富的反腐败经验。这是因为中国自秦以后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并延续了两千年之久，而世界其他地区的集权制度发展不能与中国相比。西方国家的反腐败是很晚的事，是从它们建立起现代的集权国家后才开始的。在欧洲中世纪，腐败主要发生在教会系统，而在贵族庄园和骑士领地中，尽管有压迫、剥削和不平等，但却很难用上腐败这个概念。

中国在先秦时期，反腐败的法律规定主要是嵌在“礼”中的，繁复的礼规定了各级贵族和官僚的衣食住行，超越规定就触犯了礼而要受到处罚。到了唐宋时期，随着国家官僚制度的成熟，反腐败的法律与制度规定也十分系统。大唐禁止官员及其家属经商，否则一律治罪；提拔官员看走了眼就会受到严惩。武则天是唐朝打击腐败的一个铁腕人物，她留下的深刻历史印记是任用酷吏，对腐败官员施以残酷刑罚和无情杀戮。宋朝的第三代皇帝赵恒在反腐败制度建设上很有作为。大宋吏部建立了系统的官员档案，把官员的贪腐逐一记录在案；如果有贪污受贿的污点，属于试用期的官员不能转正，已转正的官员不能定期升级和提拔，这些官员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宋朝还建立了官员连坐制度，一个官员若犯贪污罪，他的上司和荐举他的人均要受到连带处罚。可以说，到宋朝时期，反腐败的制度工具已经十分齐全了，官员选拔的标准之苛刻、对腐败官员的处罚之严厉，都要超过我们今天的程度。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颁布的《大明律》，使中国历史上反腐败制度进一步完善。《大明律》的纪律约束十分严格，甚至规定“公侯伯挟妓饮酒罚俸一年”。它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加强了对王室贵族的约束：按照王室贵族的等级与生子情况而规定娶妾的数量；规定王府、将军、中尉及仪宾之家不得用强揽钱粮、骗害纳户者，不得有凌辱官府、扰害百姓、受人土地、强取财富等行为。对触犯以上规定者给予扣除俸禄、降级、罢黜乃至充军等处罚。朱元璋反腐不徇私情，驸马欧阳伦违反新颁布的《茶马法》而走私茶叶，尽管太后等多人为他求情，最后还是被朱元璋处死了。在朱元璋时期，查处官员腐败可以说是大大发扬了武则天的酷吏、酷刑传统，贪污纹银60两以上者就要枭首和剥皮；各州县衙门左侧设剥皮的刑场即“皮场庙”，贪官被拉到这里砍下头颅，挂到杆子上示众，再剥下人皮，塞上稻草，摆到衙门公堂旁边，以警告其他官员。

清朝雍正也是中国历史上铁腕反腐的著名人物。康熙后期，官吏贪贿之风泛滥，以致国库亏空。雍正掌权伊始（1723），就给户部下达了全面清查积欠钱粮的命令，责令三年之内必须补齐所有亏空，而且不许从民间摊派。雍正本人性情急暴，反腐败继承了武则天、朱元璋的酷吏传统，搞得官员人人自危，官员动辄就会被抄收家产、逮捕监禁和杀头。

概括起来，从唐宋到明清积累的反腐败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建立一套完整的约束官员行为，使其廉洁奉公的法律和制度规定，这些一代代地滚动发展，形成了类似现代的公务员法的一套法规，从官员的个人生活、日常礼仪到职权范围，都有明确规定和严格要求；2）建立起监察制度和巡按制度，前者是常设的对各级官员进行监察的机构，后者是根据需要由皇帝钦派巡按吏带队到特定地区巡视、查案和处理问题；3）对腐败官员进行严厉的惩处，从查抄家产、监禁、流放、杀头到株连九族；4）抓大案要案，重大案件皇帝亲自过问； 5）走群众路线，倾听人民呼声。除了日常的民告官外，皇帝的巡按大臣在所到之处就会深入民间，发动群众揭发腐败。武则天还曾经下旨鼓励民众揭发贪官，要求对揭发属实者给予奖励，对揭发不实者不作处罚并给予保护；6）高薪养廉。明万历以后，官员在征税时加收一些铸钱的“火耗”，官员们从中收取差额，以改善自己待遇。清顺治、康熙时期对此种行为在政策上禁止，但实际上却保持默认。雍正一边严厉打击腐败，一边推行高薪养廉措施，他不但把收取“火耗”合法化，而且大幅度提高各级官员的薪俸。

上述唐宋以来的反腐败各种法规、措施和经验，完善程度可以说是无与伦比，后世永远也借鉴不完。然而，这样完善的手段和措施并没有解决历朝历代的腐败问题。即便是武则天、朱元璋、雍正那样残酷的打击措施，也只能在一时使风气有所好转，之后不久就会一如既往地腐败，每个朝代都在进行腐败-反腐败-好转-再腐败这样无休止的循环，直至皇权崩溃。唐朝在安史之乱之后一蹶不振。宋朝虽说在赵恒时期风气偏好，但其以后一直是很腐败的，尤其是南宋时期，官商勾结、混淆在一起，腐败与经济繁荣共存。明朝对官场和社会的控制最紧，对腐败官员的刑罚也最为残忍，但这并没有改善腐败状况，反而明朝常被看做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廷。清朝的腐败程度比明朝毫不逊色，甚至在雍正严厉打击时期也照样腐败，他制造了一大堆冤假错案，反腐败的最大效果是给国库增加了一些钱粮，而对于树立官场廉洁之风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垄断权力滋生制度性腐败

中国历代的反腐败之所以屡屡失败，根本原因在于皇权制度的根基就是腐败的，是建立在腐败根基上的制度。秦以来的中央集权制，尽管都打着“民本”、“爱民”、“为民”等好听的旗号，实际上却是皇帝一人的天下，进而放大为皇帝家族（上层贵族）和上层官僚群体的天下。尽管这种集权制有些类似现代国家，但实际上是“打江山坐江山”的一个集团的专制机器。它的根基是皇帝以及皇亲贵族的特权和政府对经济、权力、权威、荣誉等的全方位的垄断。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他的家族一代代地繁衍皇亲国戚，成为最大的腐败集团。下面是一层层的文武薪俸官员，形成一级控制一级的管理模式，逐级地施行社会控制以及分配权力与特权、资源和机会、奖赏和荣誉。集权国家的垄断权力无边界的扩散，自然到处都是滋生腐败的温床。

nlc202309040613

这种政治模式下的反腐败无论怎样雷鸣电闪，也只是一种表皮性的行为。它的目的不是追求更高的道德进步和人民福祉，而是为了维持基本的政治稳定，收敛一下制度散发的掠夺性。因此，反腐败只是停留在技术性的探索上，各种法规和惩罚制度发展得十分完善，甚至发明了剥皮示众的方法，却从来没有思考过制度根基的问题，反倒通过不断地宣传而在社会上培植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文化观念。

反腐败不仅不是制度的内在机制，反而是与根本制度对抗的。因为制度的根干是特权的和全方位垄断的，它只能支持腐败和不断地生产腐败。当官场腐败导致社会怨愤沸腾或国库亏空时，皇帝就感到惶惶不安，不得不发动反腐败斗争，而当反腐撼动了政治体系的稳定时，就会犹豫不决而停止下来。雍正的反腐充分地展现了这一制度矛盾。他一方面用暴戾的手段打击腐败，大肆地进行逮捕、抄家和杀戮，另一方面却对腐败容忍，比如对功臣后代加以袒护、保护八旗利益、向官僚势力让步、对勤职官员特免等。 乾隆则鉴于雍正反腐导致官场人心不稳，干脆对官员采取宽容政策。嘉庆皇帝把大贪官和珅杀了，但却把和珅富可敌国的资产收入自己囊中而不是缴纳国库。这一串故事非常清晰地揭示了问题在于专制主义制度模式，其根干的本性就是支持和产生腐败的，反腐败只是根干反对枝叶的斗争。

这样，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大规模反腐败运动实际上都是表面的、局部的和暂时性的，也只能带来一些表面的、局部的和暂时性的改善，甚至常常连这样的效果也不能取得，反而是一边反腐败、一边腐败泛滥，反腐败常常成为权力斗争与倾轧和财富剥夺与转移的手段。由于制度本性决定，反腐败也从来也没有带来道德与文化的升华。

廉洁文化出自制度文明

国内学术界和思想界对于反腐败策略有三种看法：一种是强调法治，把依法治国作为解决问题的出路；第二种是强调德治，认为教育和道德进步才是消除腐败的根本途径；第三种是强调法治和德治的结合，认为只有二者结合才能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这三种认识倾向并非今天才有，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今天，法治与德治，强调其中一个方面也好，强调二者的结合也好，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重要的是法治和德治的概念升华，不能在过去的政治模式下思考问题。在现代文明中，无论是法治还是德治，都不是过去的老概念。

中国传统上皇帝依法治理国家的法治是一种半文明的形态，具有很大局限性和原始性；虽然它反腐败法律制度与惩罚手段十分齐全，但它整个政治制度的根子却是特权的和垄断的，不断地产生腐败是它的内在功能，而反腐败却与其根本制度相对抗，只能是表皮的疗伤行为。这种反腐败的低级制度形态，对于我们今天反腐败的借鉴价值微乎其微。

同样，德治也是一个时代性概念，随时代而发生变化。中国传统社会的德治与封建专制制度一致。如黑格尔所指出的，整个国家是一个大家庭，皇帝 “像严父那样行使他的权限。他便是家长，国人首先必须尊敬他”。在这种德治秩序下，皇帝必须具有家长的威严、仁慈、爱民等美德，而他下面的官员也要做清正廉明的“父母官”，一个个熟记儒家道德经典，不断提高道德修养。这其实是“人治”制度，美德的荣誉附着于皇权与官本位的权力结构。

同反腐屡屡失败一样，德治的努力也效果不佳。中国“礼仪之邦”的美称，主要表现为等级秩序的礼仪秩序，但却从来也没有发展出廉洁文化。作为“廉洁文化”，必须是活的东西，是每个官员内心修养并见诸行为，而不能停留于一堆道德训条的知识和口号的传播。仁政、爱民、廉洁、奉公、无私等这些与廉洁有关的道德训条，即便是人人记诵、天天呼喊，也不等于有了廉洁文化。相反，一方面官场腐败泛滥不可消减，一方面不断地搞道德说教，只会起到使官场道德虚伪化的作用，进而使整个社会道德虚伪化。在儒学思想体系中，诚、信都是极为重要的道德训条，但诚信的缺乏却一直被西方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

廉洁文化不是只靠道德教育和理想信念的灌输就能形成的，它本来是一个围绕制度的建构过程。以儒学为核心的典籍中包含着很多与廉洁文化相关的普遍性道德理念，但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它们并不能有效地聚集结合而形成主导性文化倾向。人民只能在衙门中感受到权威、特权、腐败和官本位，而那些普遍性道德所强调的廉政风气是体验不到的。这种道德宣传说教与现实背离的局面，根本原因在于封建专制制度根子，如前所述，它的根干本来就是特权性、垄断性的，必然不断地长出特权、垄断、压制、剥夺等，与廉洁文化的道德训条背道而驰。从皇帝、大臣到下面的官员，他们的道德形象实际上是虚假的。廉洁文化是高级社会的文化形态，与封建专制制度格格不入。

所以说，中国历史上发展出完善的反腐败制度系统以及德治方法，但这些只能维持政治秩序的稳定和持续，而不能真正解决腐败问题，也不能推动道德增进并发展出现实的廉洁文化。

腐败是一个人类性的、世界性的问题，反腐败的艰巨性远超出人们的通常认识。从根本上说，反腐败是一个制度概念。清除腐败而建立廉洁文化，不仅是打击的问题，也不仅是制定更严格规定和更完备法律的问题，而是牵涉到更深层的制度变迁。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所强调的“法治”概念，指明了新的变革取向。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学术界和思想界仍有不少人坚持从古老意义上来诠释法治概念，迷恋制度中的一些深层硬块，而不能从整体制度的高度来理解法治的要义。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类文明发展有一致性的规律，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在追寻过去和固守现在中找到解决目前问题的钥匙。法治与德治的理念在中国具有古老的历史，但只有结合现代制度文明的建构原理，我们才能将它们升华为现代观念，并找到在现实中把二者结合起来的合理途径。

（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腐败制度建设 篇7

洗钱主要是针对法律以及金融体系当中的漏洞完成这一犯罪的, 洗钱犯罪活动频发的国家或地区的典型特点就是法律和金融制度的不完善, 所以仅从这一点出发, 健全防腐败犯罪制度体系就非常重要也是必须完成的; 正因为目前我国相关制度尚不完善或欠缺才给了腐败和犯罪分子利用相关体系进行洗钱、从事犯罪活动的机会。金融业成为腐败洗钱的主要渠道, 原因在于各类金融交易可以很好地将资金来源隐匿起来, 使资金来源显得非常正规, 检察机关也难以找到蛛丝马迹, 想要找到资金来源需要耗费很大的力气、完成烦琐的工作, 但是结果来源却不一定真实可靠。我国金融反洗钱体系真正发展的时间并不长, 所以制度方面存在的漏洞和缺陷, 很容易被犯罪分子利用进行洗钱活动而使得黑钱变为白钱、干净钱。

尤其是金融业的核心银行成为洗钱利用的主要渠道;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中央银行, 对各商业银行进行监管和服务, 各商业银行的大部分业务数据必须经过中国人民银行处理, 其每日成交当中进行的一些大单交易能够有效的监督核查, 但因数据庞大和部分特殊业务及制度不完善方面存在的漏洞, 难免会有所缺失和遗漏或处在一种无法监管和无能为力的尴尬境地。所以健全人民银行管理制度是首要的; 人民银行对聚集的各商业银行数据能够更加直接深入有效监管, 则可以更好地发现洗钱犯罪动向, 只要银行监管制度健全并且被有效执行, 就能够遏制腐败犯罪分子通过银行渠道洗钱, 为此中国人民银行成为反腐败反洗钱的重心。

2 反洗钱对于我国的紧迫性

当前随着金融业全球化的发展, 使得犯罪分子洗钱的手段越来越高明, 洗钱活动自然进行得更为频繁, 犯罪分子利用各种金融交易品以及国际国内金融机构进行洗钱, 使得查处的难度日益增加令其洗钱成功率也不断提高, 从而刺激犯罪分子不断从事洗钱活动, 甚至出现了一些专业洗钱的机构代理洗钱活动。如今我国的洗钱犯罪也形成了一些比较鲜明的特点, 第一, 洗钱机构越来越多并且具有相当专业的手法, 这类机构一般雇用对金融业相当熟悉的人员从事洗钱犯罪活动, 当中不乏一些在证券、银行等金融机构从业过的高级人员, 他们对于金融体系的漏洞可谓了如指掌, 所以洗钱手段相当高明往往能够成功避开现有的管理体制, 从而帮助腐败分子和犯罪分子洗脱资金来源不正的嫌疑; 第二, 通过技术方式进行洗钱比如做假账等, 这属于一种极为常见的手法, 因为实施起来比较简单。

目前国际上发达国家在防腐败反洗钱犯罪方面的体制相对来说健全很多, 所以犯罪分子一般不选择此类国家而是选择新兴国家; 比如亚洲国家成为洗钱犯罪的主要工具。我国金融体系面向国际开放的时间较短, 所以在制度方面存在诸多不足, 加上现有制度的某些方面本身的不健全, 更是成为了洗钱的主要选择对象之一。国内腐败分子通过国际国内金融体系可成功将钱转移到国外, 一旦东窗事发之后可以轻松逃到境外并且合法拥有其在境外的资金, 这也是近年来我国贪官外逃前必备的工作之一。而国际犯罪分子也利用我国金融体系频繁从事洗钱犯罪活动, 使得我国反洗钱面临越来越大的麻烦, 面对国际国内洗钱犯罪的压力使得我国必须改革完善现有的防腐败反洗钱制度体系才能更好地遏制住不断上升的洗钱势头。通过洗钱导致我国每年流失的资金超过两千亿元以上, 而这仅仅是可监测到的数据也就是说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个数字, 一些人士甚至表示每年至少有五千亿元人民币流失到境外。这对于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所以防腐败反洗钱犯罪对我国来说可谓迫在眉睫。

3 建立反洗钱中心具有深远意义

虽然早些年中国人民银行已经牵头反洗钱犯罪相关工作, 但是因为反洗钱不仅仅需要对银行数据进行监督, 还需要众多部门的配合才行, 比如财政、工商、公安、海关、外汇管理等行政部门, 甚至连同法院、检察院等都必须联系起来, 如此才能构建一个真正具有效力的防腐败反洗钱中心。但是当前我国甚至没有明确谁在反洗钱工作当中占据核心地位也就是领导地位, 没有真正具有指挥权力的部位, 那么开展反洗钱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是多么巨大, 只要当中某一个部门不服从指令, 那么将对整个反洗钱犯罪工作造成严重的影响。

一是应将市场经济下所有涉腐犯罪纳入洗钱上游犯罪, 犯罪类型可拓展到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私分国有资产罪、私分罚没财物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境外存款隐瞒不报罪等罪名, 犯罪主体不仅限于公职人员, 还应包括与公职人员个人关系或工作关系密切的私营部门和自然人等, 洗钱犯罪不仅囊括现有转换、转移、隐瞒或掩饰腐败犯罪所得等洗钱方式, 还应涉及腐败洗钱犯罪未遂和共犯等行为方式。

二是配套建立完善政治敏感人物名单和公职人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应尽快建立起我国的政治敏感人物名单库, 不仅包括外国政要人物, 且应涵盖在国内特定领域和特定地区具有一定政治影响力、掌握一定公共资源的公职人员, 同时建立起获取并持续维护政治敏感人物名单库的信息渠道, 明确对政治敏感人物的反洗钱措施。

三是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防治腐败的反洗钱机制扎根于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设施越完善, 地下经济金融的生存空间就越小, 反洗钱对腐败犯罪的监控体系就越完善。一方面要加大支付设施建设力度, 减少现金方式结算, 同时加强现金管理, 最大限度地消除现金这一腐败洗钱黑洞; 另一方面, 还要加紧个人信息保护立法, 全面规范市场和商业领域对个人信息的使用和管理, 按照公共利益优先和安全保密的原则, 在充分发挥经济金融系统反腐败功能的同时, 避免侵害市场经济主体的正常信息权益。

作为资金集结的中心, 人民银行显然应该担当起反洗钱中心的领导者, 一旦发现异常数据可以利用其权力迅速组织相关部门进行核查, 从而提高反洗钱效率令腐败分子无法拖延时间和做其他准备。此外银行必须建立完善的内部制度, 比如开户方面的制度显得尤为重要, 如何核实开户人的身份信息对于预防利用他人户头从事犯罪洗钱活动有着重要的作用。还要注重培养银行从业人员的反洗钱意识, 通过人员和监测系统更好地杜绝洗钱犯罪, 防腐败和反洗钱可谓是相辅相成, 腐败分子往往借助洗钱方式成功逃脱监管, 以银行领导的反洗钱中心的建立对于打击腐败分子、预防资金外流等具有重要意义。

防腐败反洗钱犯罪制度的完善健全将是树立我国政府公信力、稳步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力。

摘要：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滋生了越来越多的腐败洗钱犯罪, 腐败犹如一颗毒瘤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政治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为此健全防腐败反洗钱犯罪制度体系对于我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家安全有着长远而重要的意义。银行金融业作为资金周转中心, 加强防腐败反洗钱工作至关重要, 这不仅有利于更好地打击腐败犯罪分子, 还有利于降低银行自身存在的风险性, 对于整个金融业的稳定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当前, 社会各界人士, 从政府到民间学者都在积极探讨如何完善防腐败反洗钱犯罪制度, 这将和我国政府、人民生活产生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防腐败反洗钱,制度健全完善

参考文献

[1]周军明.反洗钱在预防和惩治腐败中的作用与机制研究[J].西部金融, 2010 (10) .

腐败制度建设 篇8

一、农村信用社内控建设中存在的主要薄弱环节

强化内控制度建设, 必须查清症结所在, 作到有的放矢, 笔者在工作中发现目前基层农村信用社主要存在以下薄弱环节:

(一) 有法不依, 执法不严, 有章不循, 无章可循的现象较为突出

银行的制度是被社会公认的铁的纪律, 铁的纪律需要铁的捍卫者。目前, 农村信用社少的不是制度, 而是执行。个别信用社只是把内部控制制度“写在纸上, 贴在墙上, 装饰门面”, 而在具体经济业务处理上, 过多的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过多的灵活性而不按照规定程序和要求办理, 致使内部控制制度失去了应有的作用, 甚至为思想道德败坏的人留下可乘之机。

(二) 人员综合素质亟待提高

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入, 农村信用社突出了减员增效。但也有部分分支机构只注意了效益考核, 忽略了职工政治、业务素质的提高, 后期继续学习培训不够。由于其机构网点众多, 职工队伍庞大, 员工文化水平低, 政治思想水平参差不齐, 个别员工风险意识、法制纪律观念淡薄。部分管理人员思想落后、观念陈旧, 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死守长期不变的条条框框, 对农信发展外部环境和业务变化缺乏预见性, 不能及时制定相应的控制处理程序和措施, 致使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滞后, 失去其应有的作用。

(三) 内审手段方式跟不上业务发展的需要

随着现代科技、信息及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 农村信用社的业务量倍增, 结算速度加快, 原有落后的审计手段已远远不能适应现代企业对自身经营活动进行适时控制的信息需求。因此, 客观上要求农村信用社审计部门要不断改进稽核审计手段, 借助电子及网络技术, 提高内审工作质量和效率。

(四) 内控管理环节薄弱

内控管理的薄弱环节为:一是制度监督不到位, 近年来, 好人主义、人情管理、玩忽职守现象有所抬头, 对管理中的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睁只眼闭只眼的现象比较普遍, 形成了目前制度落实不到位的局面。二是基层网点管理混乱, 基层网点因其地处偏远, 往往人员编制达不到要求, 岗位设置不合理, 兼岗、不落实制度情况普遍存在。三是基层网点人员综合素质差。四是农村信用社代办人员多为普通农民, 政治思想和业务素质普遍较低, 存在着较大的案发隐患。

二、完善农村信用社内控机制要做到标本兼治

(一) 强化“人本控制”, 是加强内控制度建设的治本之策

从内控管理降低风险的角度看, 好的非正式约束有助于员工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的形成, 自觉约束员工的行为。一是开展经常性的岗位练兵、岗位培训活动, 使员工学法、知法、懂法、守法, 让人不想犯罪。建立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警戒教育制度, 通过聘请资深律师, 邀请检察院等部门讲课等方式举办法律知识培训班, 举办大规模的业务技术比赛;进行法律、信贷、财会知识闭卷考试等多种形式的学习考试和教育培训活动, 使员工队伍素质有一个较大程度的改观。二是加强制度建设和政治思想教育, 使员工爱岗敬业精神和依法办事、守法经营的意识明显增强, 使人不能犯罪。三是加大预防犯罪和查处力度, 使人不敢犯罪。建立各级农村信用社与各级检察院结合的“预防职务犯罪办公室”, 定期组织警示教育、定期向员工印发宣传材料, 开展法律咨询和培训活动, 对那些心存不轨的不安分分子形成强大的威慑作用。通过依法、依制度对责任人的处理, 并结合典型案件教育, 提高全员的遵纪守法意识和组织纪律观念。实践证明, 重视并做好内控工作, 只有抓好人的因素, 建立起人的思想防线, 才是堵塞工作漏洞、防止各种案件发生的关键。

(二) 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尽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组建农村商业银行, 客观上将促使其进一步优化法人治理结构和经营管理机制, 大大提高决策上的科学性、经营上的先进性、制度上的规范性、监督上的有效性、理念上的先进性, 提高我市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 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案件防控能力, 从根本上解决金融安全隐患。

(三) 梳理工作流程, 严格落实岗位责任制

农村信用社应自上而下对各项业务工作流程和规章制度进行一次全面梳理, 从岗位设置、岗位职责、岗位约束、岗位要求等环节制定明确标准, 增强可操作性。建立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和责任追究机制, 增强全体员工的事业心、责任感。改革目前的劳动用工机制, 培养员工进取意识, 建立顺畅的人才流动机制, 实现人才的上下流动、内外流动, 变一潭死水为流动的活水。建设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合理的职工队伍, 通过交流、培训等形式逐步实现结构合理, 形成梯次的职工队伍避免人才断档。

(四) 加强对偏远网点的建设应作为农村信用社内控建设的重点

适当提高偏远网点工作人员的待遇, 加强对偏远地区网点的管理, 选派政治素质高、业务素质强的人员充实偏僻网点, 在提拔任用上优先考虑, 在后勤保障上优先保障, 提高偏僻网点的政治地位。上级管理机关和审计部门应加强对偏远网点的检查频率, 限定偏远网点的检查周期。加强对偏远网点岗位设置、强制休假、定期轮岗、印章交接、重要空白凭证的管理, 铲除制度盲区。

三、加强内部稽核审计建设, 发挥其“医士”、“卫士”作用

腐败制度建设 篇9

日前, 科技部发布通告, 经调查核实, 200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获奖项目“涡旋压缩机设计制造关键技术研究及系列产品开发”的推荐材料中存在代表著作严重抄袭和经济效益数据不实等问题, 决定撤销该项目所获200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收回奖励证书, 追回奖金。

学术腐败本来就是一个广受关注的话题, 此次事件再次激起了社会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讨论与愤慨。显然, 学术腐败令公众深恶痛绝, 这就不免会有有识之士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有学者认为, 学术腐败看似是个人道德问题, 实则上是体制问题, 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学术的权力化和商品化。比如, 有的官员尽管出于良好的愿望, 却制定了不切实际的目标, 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学术成果或地位越来越与资源、项目、经费挂钩, 僧多粥少, 能不恶性竞争?也有学者认为, 虽然大学去行政化呼声已久, 但这个体制似乎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这就不得不让人反思同一块钱币的另一面——学者自己的问题。学术腐败首先是学术平庸的产物, 造假、抄袭显然是不值得哪个大家或哪怕只是有点自尊的人去做的, 学术平庸归根结底是学者自身的平庸。

学术腐败就像病毒一样, 如果听任不管或者治理不善就会恶性蔓延。面对种种学术不端行为, 现在是该进行综合治理的时候了。

2011年2月, 媒体披露了科技部撤销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项目并追回奖金的消息。这是中国第一起因学术造假而撤销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项目的案例。撤奖的背后, 是西安交通大学六位老教授持续三年的实名举报。面对这样的处理结果, 举报人是欣慰的, 但是, 我们不能忘记该事件的发生轨迹:这是一场历时数年的学术打假活动, 而能有效果却是因外力的强势介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报道促使学校撤销李连生的所有职务, 并解除其教师聘用合同。如果没有舆论的强力介入, 这一结果恐怕依旧是难以想象的。

西安交大六位教授举报长江学者事件尽管已经有了所谓的结果, 但是由此引发的争议并没有结束——学术腐败为何“揭盖儿容易处理难”?如果对此不加以正视, 在笔者看来, 打击学术腐败只能进入恶性循环, 而不是制度化的轨道。

对于“学术腐败揭盖儿容易处理难”, 社会应清醒地认识到:高校并不是处在真空中, 学术界也并非一片净土。“学术腐败揭盖儿容易处理难”催人深思, 笔者认为这是“学术共同体”在消失、“利益共同体”在膨胀的表现。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 全国政协委员张伟平院士披露, 业内不少人都知道一条“潜规则”, 科研攻关首在“公关”, 甚至科研团队中有具体的分工, 让善于拉关系者专门负责“跑奖”。明白了这些“潜规则”, 就可以管窥何以出现“学术腐败揭盖儿容易处理难”了。

之所以说“学术腐败揭盖儿容易处理难”是学术共同体消失的表现, 原因有三。一是在于学术腐败呈愈演愈烈之势。据统计, 单是媒体公开披露的剽窃丑闻, 就牵涉包括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在内的几十所著名高校。二是权力与学术挂钩、官员和学者不分的现象日益蔓延。最突出的表现是官越大、学问越高。三是利害关系早已在学术界内部生长。大量寻租行为操作得相当隐秘, 更何况与重大学术腐败事件有牵连的当事人都有“著名学者”的光环保护, 还有上层的行政权力保护, 想“揭盖儿”谈何容易?

对学术共同体的研究表明, 学术共同体内部等级森严, 学术共同体的分层使其结构呈金字塔形, 正如学者布鲁贝克所指出的大学不是一个平等主义的社会, 而是等级制度的社会。学术人员都希望自己成为同行中的优秀者, 以早日跻身学术界的上层, 专家们渴望自己获得更多的社会承认, 有更高的社会声望, 以巩固现有的地位。但是, 在学术失范的困境中, 学者们不是通过正当途径来获得认可, 而是通过学术腐败来达到目的, 最终导致了学术共同体底线的倒退和学术良心的瓦解, 在这样的前提下, “学术腐败揭盖儿容易处理难”似乎成为必然。

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思考 篇10

一、建立教育机制, 强化责任意识

局党组把加强惩防体系建设工作摆在重要议事日程, 在党委会上及时传达学习中央、省、市、区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工作部署和要求, 增强党员干部的责任意识和廉洁自律意识。一是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区委、区政府《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检查工作实施方案》等重要文件资料。二是加强思想作风建设, 弘扬新风正气, 推动环保工作上台阶;组织一系列文体活动凝聚干部职工思想, 以素质教育调动干部职工积极性。对全体行政执法人员进行集中行政执法培训、现场执法演练, 纠正工作管理中的缺陷。三是坚持注重“典型示范、榜样引路”, 用榜样的力量影响、带动、激励职工。四是坚持实施凝聚力工程, 以关心职工、服务职工为切入点, 以温暖人心为内容, 找焦点、办难事, 营造团结友爱、互助关心的和谐环境。五是坚持以发展经济为中心, 贴近行业实际, 内练干部职工队伍素质, 外树单位整体形象。

二、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 提高反腐法治水平

这些年来, 局党组高度重视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 但还存在不足, 这仍然是需要着力解决好的紧迫任务。要把从严治党和依法治国的思想统一起来, 学会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 积极贯彻《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 坚持先易后难的方法, 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形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败法规制度体系, 反腐倡廉工作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提高反腐倡廉法规制度的可持续执行力, 建立健全法制保障, 查处违反法规制度的行为, 一定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三、建立监督机制, 强化责任检查

坚持每月由分管领导主持召开一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主要工作任务牵头单位工作汇报会, 及时掌握动态, 提出工作要求, 推进工作落实。一是深入推进政府采购工作, 对工程招投标、政府采购进行全程监督, 确保公平、公开、公正。二是强化措施, 扎实推进清财工作“回头看”。为巩固和扩大清财工作成果, 我们采取多项措施, 强力推进清财工作“回头看”, 通过制定方案, 抽调精干力量, 加强督查指导, 明确清理范围、时限、方法步骤和工作重点等方式, 对财务管理情况进行了重点抽查。并根据检查小组上报的问题, 召开专题会议, 提出指导意见, 要求限时整改, 并将整改情况上报局领导小组办公室。

四、建立奖惩机制, 强化责任追究

局党组对领导班子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及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工作执行情况进行专门考核, 将考核结果纳入年度目标管理之中, 将班子成员的考核结果存入领导干部本人的廉政档案, 作为对领导干部政绩评定、奖励惩处、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重视考评结果的运用, 对能正确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成绩突出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给予表彰;对不能正确履行责任制或违反责任制有关规定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 分管领导将对其开展诫勉谈话, 并视情况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五、预防惩处齐下, 加大反腐力度

“小二”腐败曝淘宝系制度缺陷 篇11

聚划算的腐败问题

近日，阿里集团宣布，为推动聚划算业务进一步健康透明公正运营，免去阎利珉聚划算总经理职务。

一切很突然。阎利珉上午还在微博中谈论发展愿景，下午便被解职。作为淘宝系中耀眼的名利场，聚划算这一变故令行业瞩目。

阿里集团官方说，聚划算团队管理和制度的规范相对滞后，自去年年中起，针对招商过程中不规范、“小二”牟取不当利益的举报接连出现。经阿里廉政部、合规部等部门联合调查，已发现部分事实属实，部分“小二”存在严重违规问题，甚至触犯法律。作为负责人，阎利珉负有重要管理责任，须对此负责。

“小二”是阿里集团对所有员工的称呼，但商户一般认为是直接与之沟通、管理、提供服务的员工。

多位淘宝生态内的商家描述了一些常见的“小二”腐败现象。如在受贿“小二”的庇护下，不少卖家甚至知名淘品牌获得了质检报告，但货却是真假掺杂甚至全是假货。

常见的是“小二” 有偿滥用权力。聚划算规定了提交质检报告、样本检验、价格需低于淘宝规模销售最低价等系列活动申报条件，但达到条件的商户能否上、何时上却由小二们决定。

其间形成巨大寻租空间。为了能上聚划算，有的商家便向“小二”提供贿赂，后者则为之提供更多活动的机会。

更有甚者，“小二”甚至在外参股或设公司，利用职权让其反复计划直接谋暴利。这次大规模地震的导火索，正是内部员工监守自盗被破获。

日前，阿里内部发邮件通报辞退3名聚划算员工。他们与两名前淘宝员工成立一家名为“爱婚婚”的生活服务商，却从未报备。由于与聚划算关系密切，公司成立后多次参加活动，一度创造过全国团购业单次活动销售单数纪录，短短3个月营业额突破千万。

在廉政部查实后，阿里决定辞退前述3人，永久关闭“爱婚婚”在天猫、淘宝网上的网店，阿里集团旗下所有子公司不再与之发生合作。

腐败不限于聚划算。淘宝整体生态环境中也难成清水一潭。从受贿删除差评到利用规则分配给更多流量资源等诸多方面，淘宝“小二”群体中也同样滋生着腐败现象。

淘宝将建新管理系统

淘宝腐败可能与它目前的市场地位、产业影响力有关。“18罗汉”创业期早已远去，目前它已是覆盖B2B、B2C、C2C、O2O等商业模式，拥有800万商户的巨大平台。在这平台下，随便做点“生意”就能赚钱，一切充满诱惑。2011年淘宝系交易额已超6000亿元，各色人马都在其中追逐着利益。

知情人士称，部分违规商铺背后，甚至有地方政府的影子。如何维持淘宝航向，管理难度呈几何级数提升，“这对任何一个大企业而言都是长久难题，何况淘宝一直站在行业龙头的风口浪尖上”。

腐败当然也有结构性原因。淘宝模式有一种“资源配置权限倒挂”风格：尽管战略、政策和规则由淘宝管理层制定，但在大量具体执行事务中，基层的“小二”手上反而有更多直接左右商家命运的权力。

知情人士说，去年天猫“十月围城”事件中，从美国急回的马云曾接连表达过两次“伤心”。其中一次是看到反淘宝联盟攻击公司，他在微博上说“疲劳心碎”；另一次是在阿里内部，他说感觉阿里价值观有弱化，风波中大淘宝内部同心协力的程度不如以前。

马云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去年秋天他特别写信给阿里年轻员工，要求他们先少提意见，努力融入阿里的价值观文化中。此外，阿里集团也启动了相关福利待遇，为员工提供购房贷款和子女教育基金等。

阿里集团还在采取更多应对措施。2012年1月1日之前，阿里清退了绝大多数实习生。原因之一是实习生也是淘宝底层资源配置的执行者之一，清退可减少不确定的管控风险。

随后1月中旬，马云在一次未公开的内部讲话中表示，阿里集团未来3年内的基调是“休养生息”进行内部建设。

腐败制度建设 篇12

关键词：高管隐性腐败,制度环境,产权性质

一、引言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的飞速发展,腐败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重大隐患, 中纪委进行的一系列反腐行动所暴露出的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近几年华润集团、中石油集团等企业高管腐败事件曝光, 使得高管腐败越来越受到企业和学术界的关注。

高管腐败作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话题,早期主要集中于腐败的经济后果的探究(Huang和Snell,2003;Oler和Olson,2009)。 近年来许多基于寻租理论、管理者权力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的研究则注重挖掘腐败产生的原因(陈信元等,2009;徐细雄和刘星,2013;杨德明等,2014;胡明霞,2015)。为了更清晰地反映高管腐败问题,徐细雄(2012)将其分为显性腐败和隐性腐败。其中显性腐败是指企业高管以贪污受贿、内部交易、职务之便等形式做出的违背相关法律法规以获取私利的行为;而隐性腐败则指企业高管通过隐蔽途径实现的非常规利益攫取,常见手段包括在职消费、 超额薪酬、商业帝国构建等。目前学术界主要集中探讨高管显性腐败发生的原因及经济后果,鲜有文献针对高管隐性腐败的产生进行深入探究。本文试探究高管隐性腐败与制度环境以及产权性质之间的关系,为公司解决内部控制问题提供理论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本文以我国沪深股票市场2010—2014 年的主板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 在此基础上,(1) 剔除被ST和*ST的公司;(2)剔除财务、公司治理不齐全的公司;(3) 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经过样本的筛选和面板数据的平衡处理后,最终获得871 家上市公司连续三年的平衡面板数据, 数据源自CCER数据库以及Wind数据库。

(二)如何量化隐性腐败。 对腐败的研究, 学者大多采用手工收集公开披露的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腐败数据设置二元哑变量(陈信元,2009;徐细雄和谭瑾,2013 等)。 而隐性腐败的衡量主要使用在职消费作为代理变量(杨德明、赵璨,2014)。高管收入主要由薪酬、 股权激励、 在职消费等几部分组成, 薪酬和股权激励属于正常所得报酬,而除去高管宴请、交通、通讯等正常在职消费以外的异常(超额)部分可以理解为隐性腐败。 本文测算了2012—2014 年主板上市公司异常在职消费作为高管隐性腐败的估计值。

1.在职消费。 对奢靡在职消费的衡量,借鉴权小锋等(2010)的衡量方法,本文采用模型(1)估计异常在职消费:

其中,Perks表示管理费用中扣除董事、高管及监事会成员薪酬、计提的坏账准备以及当年的无形资产摊销等明显不属于在职消费项目后的金额;Asseti,t -1表示上一年度资产总额;ΔSalei,t代表本期营业收入变动额;PPEi,t-1为上期固定资产净额;Inventoryi,t-1为上期存货总额;Ln Employeei,t为企业雇佣员工总数的自然对数。 回归后的残差 ε1是指无法为正常的经济变量所解释的那部分在职消费在上期资产总额中所占的比重, 即在职消费替代变量,用Over Perks表示。

2.超额薪酬。 管理者薪酬主要包括货币薪酬和股权激励薪酬两部分,由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高管持股比例偏低甚至零持股的现象, 且现有数据区分管理者持股类型相对困难, 因此本文主要考察管理者的货币薪酬,选用公司年报中披露的“金额最高的前三名高管薪酬总额” 作为高管薪酬的替代变量。 借鉴Jensen和Murphy(1990)、辛清泉等(2007)、陆智强等(2012)、张亮亮和黄国良(2013)的研究, 本文使用高管实际薪酬剔除正常薪酬之后的异常值(残差项)作为高管超额薪酬衡量指标。具体模型为:

其中Ln(Payi,t)为 “金额最高的前三名高管薪酬总额”的自然对数,Sales代表营业收入的自然对数;ROA、Ret和IA分别表示公司盈利能力、股票收益率和无形资产比率;Control为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类型, 国有上市公司为1,非国有为0;设置地域差异变量Region,同时设置年度虚拟变量,并参照CSRC行业分类设置行业虚拟变量。 模型回归结果的残差值即为超额薪酬,用Ex Com表示作为超额薪酬的代理变量。

3 . 过度投资。 参考Richardson(2006)、 辛清泉(2007)、詹雷(2013)等人的研究方法衡量过度投资。 企业存在最优投资规模,且受到公司规模、投资机会、现金持有量、财务状况等因素影响, 企业投资超过最优投资额的部分即为过度投资。本文使用模型(3)中企业新增投资除去正常投资额之后无法解释的异常值(残差)作为该企业的过度投资量。

其中Invest代表i公司第t年新增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工程物资、长期投资和无形资产投资额。 Q代表公司成长性(托宾Q值);LEV为资产负债率;Cash代表货币资金, 即年度货币资金与总资产的比值;Size为公司年度总资产的自然对数;EPS即市盈率;Age为IPO年度到上年末为止的年数;行业和年度虚拟变量与模型(2)变量设置相同。 模型(3)回归残差值ε3i,t为样本公司i在t年的超常投资额,本文用OVERInv表示。

4.隐性腐败量化。 对于隐性腐败模型权重的确定, 为了消除主观因素的影响,本文通过在职消费、超额薪酬和过度投资三个指标的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对指标打分,利用各指标的客观权重, 建立基于熵值法的隐性腐败估计模型, 通过各年隐性腐败得分的多少判断该公司的腐败程度。

由于异常在职消费(Over Perks)、超额薪酬(Ex Com) 和过度投资(OVERInv) 三个指标均为负向指标,且根据朱喜安等(2015)的研究,极值熵值法优于原熵值处理方法。 故本文采用极值法, 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为了避免在熵值求权数时取对数无意义,借鉴马文明(2007)的数据进行了平移处理。 熵值法计算具体步骤由于篇幅限制不再赘述, 最终得到我国上市公司2012—2014 年隐性腐败衡量指标值Im Corr'。 由于在熵值计算过程中对指标进行正向化处理,故所得隐性腐败衡量指标为正向指标, 即指标值越大高管隐性腐败程度越低。为了使指标值符合正常逻辑,对指标值进行负向化处理。 即:

Im Corr即为高管隐性腐败衡量指标。Im Corr值越大,该企业高管隐性腐败程度越严重。

(三)检验模型。 为了检验企业高管隐性腐败与制度环境之间的关系,本文构建了线性回归模型(4):

为了检验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其高管隐性腐败与市场化进程的关系差异,本文在模型(4)的基础上加入交叉项Control×Index, 考察该交叉项系数是否显著。 另外根据产权性质将样本划分为国企组和非国企组, 以进一步检验结果的稳定性。

本文选取樊纲等《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中各地区的市场化相对进程得分作为衡量该地区制度环境的代理指标。但由于《报告》更新速度较慢,考虑到外部治理环境在不同年度间的变化相对稳定,本文用现有最新一年的数据代替尚未披露信息年度的数据( 夏立军和方秩强,2005; 王彦超等,2008)。 对于控制变量的选取,借鉴学术界常用做法, 选取董事会独立程度、公司规模、总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产权性质作为检验模型的控制变量。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下页表2 给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 结果显示高管隐性腐败Im Corr与市场化进程Index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显著性水平和相关系数分别为0.01 和0.081,说明市场化进程Index值越高, 企业高管隐性腐败指标Im Corr值越大,即在市场化进程越快的地区, 企业高管隐性腐败活动越严重。对于其他变量,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高管隐性腐败与董事会独立程度、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显著负相关, 与总资产收益率显著正相关。

(二)多元回归分析。 从下页表3给出的面板数据回归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全样本市场化程度Index与高管隐性腐败Im Corr在0.01 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007641。 且从分组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组(2)和组(3) 的市场化进程Index分别在0.01和0.05 的显著水平上与高管隐性腐败正相关,但高管腐败组的系数较大,说明相对于隐性腐败程度较低的企业, 高管隐性腐败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与高管隐性腐败程度相关性更强。 在控制变量中, 独立董事比例Independ与高管隐性腐败情况Im Corr正相关, 说明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独立程度越高,高管隐性腐败程度越低。

(三)稳健性检验。 为提高结果的稳定性, 本文采用以下方法进行稳定性检验:(1)为了增强研究结论的稳健型,参考李宝宝和黄寿昌(2012)提出的经验估计模型计算获得隐性腐败指标Im Corr2,回归结果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2)采用衡量高管隐性腐败是否发生的哑变量Im Corr3 衡量隐性腐败, 当Im Corr值大于0 时赋值ImCorr3 为1,当Im Corr值小于0 时赋值Im Corr3 为0。 采用Logit回归,结果没有发生改变。 (3)以1997—2009 年市场化进程数据的平均增长幅度来预测2010—2014 年的数据,对模型进行了重新检验,发现结论并没有发生改变。(4)为了控制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滞后一期的市场化进程作为制度环境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与本文结果一致。

四、结论

本文利用871 家上市公司2010—2014 年面板数据,重点考查企业高管隐性腐败与制度环境的关系。 实证研究发现:(1)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企业高管的隐性腐败程度越高。 相反的,由于市场化发达地区的媒体关注、信息透明度等水平较高, 显性腐败容易被揭露, 高管会转向相对隐蔽的隐性腐败方式获取利益。(2)在企业自身内部控制较弱的情况下, 企业高管更倾向于在职消费等形式谋取私利。 而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存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高管行为, 从而抑制高管谋取私利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