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腐败

公务员腐败（精选5篇）

公务员腐败 篇1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法律, 带头依法办事, 不得违法行使权力, 更不能以言代法、徇私枉法。从而为依法治国, 全面反腐防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 在当前的新形势下, 我国公共行政领域面临的问题很多, 一些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 垄断资源, 权力变现。交通、卫生、政法、教育、国土资源等部门腐败案高发频发。从披露的案情看, 贪污金额巨大、违纪干部级别之高、人数之多, 都是前所未有的。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 政府将失去民众的信任。

腐败是政府及政府公职人员利用职务和权力, 谋取私人目的而滥用公共权力的行为。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生活日趋活跃, 与此同时, 一个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也摆在人们面前——腐败。日益严重的腐败正疯狂的吞噬改革开放的成果, 毒化社会风气, 影响经济发展和各项改革事业的顺利推进。这些不能不引起党和政府的重视, 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关注。

下面, 我们来看看公务员的“腐败成本”。大家知道, 腐败是公职人员运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那么, 现实中, 我国公务员的冒险成本有哪些?它们是怎样自我变迁与演化的呢?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 腐败的影响在改革开放的初期 (1978-1991年) 和深化改革时期 (1992年至今) 有所不同。在改革初期, 腐败与通货膨胀相联系, 因为双轨价格体制导致生产者和消费者成本虚报, 防止腐败制度设计失灵。进入第二阶段, 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腐败则开始与通货紧缩和经济增长停滞相联系, 而此时的腐败更体现出一种广泛化、公开化的特点。

从微观的层面看, 我国公务员的冒险成本具体表现为:

法律处置带来的行政或刑事责任, 这是抑制腐败最为有效的方法。但是法律制度是需要第三方介入代价最高的一种约束方式, 需要收集大量的相关的私人信息, 而实践证明这是比较困难的。由于这方面的信息不对称, 造成了法律约束范围的局限。同时, 法律约束还存在着滞后性, 这些都给贪赃者留下了周旋的余地。经济惩罚造成的损失, 这意味着当事人财富的减少。但实践证明, 腐败分子受处罚的几率还不高。因而, 这项约束具有较大的或然性。违法者所承担的精神或名誉损失, 这是一项刚性相对不足的约束。担心被查处而造成的心理负担, 这是一项隐形成本支出, 对公务员的行为造成一定的约束。但它无法对没有表现出来的“隐形行为”构成直接的监督。可以说这是一种事后相对较小的附加成本。因此, 必须进一步提高公务员的腐败成本。保证权力进行公开透明, 大力加强对腐败问题的揭露和惩治, 使公务员不敢、不能、不愿腐败。众所周知, 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目前我们要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 要转变政府职能, 合理分权, 限制公务员的权利范围。社会是由个人构成的, 在调节个人利益的时候, 过分集权必然压抑人的积极性。所以, 要适当的分权, 建立有限责任政府。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将一部分公务员掌管的公共管理权力交给社会中介组织和社区。也只有这样, 才能降低行政成本, 提高公务员管理的效用和效益。抑制腐败应该将公务员调动社会资源的权利严格限制在公共领域。如果权力被用于其他方面, 就产生腐败。特别是要约束公务员对国有资产的支配权。政府权力部门化, 部门权力利益化的问题相当严重, 成为政府经常发生不规范行政行为及公务员腐败的深层根源。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步伐, 切实加强国有资产特别是资金管理, 减少腐败的资金来源, 这是一项釜底抽薪的反腐败的治本措施。一是削减公务员的审批范围和自由裁量权, 增加权钱交易的难度。二是完善产权制度。通过授权明确国有资产运营主体的权力和责任, 进一步从产权的源头上杜绝腐败的发生。三是严格实行接待费预算制度。杜绝不合理的接待项目, 对每一项必要的接待都实行严格的预算审批, 解决众所周知的公款接待造成的巨额浪费问题, 改变某些“人民公仆”心安理得的多吃多占而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的状况。

第二, 加强对公共权力的民主监督, 降低腐败的成本。防止权力腐败, 最根本的一条是依靠人民群众, 人民依法监督政府和公务员, 是一种体现主人翁责任感和义务的监督, 对国家而言, 其成本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记的。因此, 要把民主监督制度化、程序化、法律化, 这是防止公务员腐败的根本措施。必须对公务员的腐败行为进行积极有效的惩罚。即使不能把所有的腐败分子都揭露出来, 也要尽最大可能不使腐败分子漏网。否则, 对其中少数人的惩罚再重, 也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 保证社会健康运行。此外, 我们还要强调两点:一是加大经济惩罚力度。在惩罚的广度得到保证的基础上, 依法实行经济上的严惩对于提高腐败成本、遏制腐败行为就具有巨大效力。这样, 才能使腐败分子倾家荡产, 追悔莫及。更重要的是, 使想搞腐败的人不敢越雷池半步。二是加大惩处、突出查案的威慑力。查办案件是惩治腐败的重要手段, 只有惩处有力, 才能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和监督的执行力。因此, 必须要加大对违法违纪案件的查处力度, 以严厉的惩腐手段惩治腐败分子, 使亲者自觉律己, 贪者自觉收敛, 以达到有效遏制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的滋生和蔓延。

摘要：反腐防腐是党的十八大后的中心工作, 也是人民群众关注的重点。为此, 防止公务员队伍的腐败就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从宏观、微观及经济的角度, 分析了公务员腐败的情况, 并提出了相关防腐办法。

关键词：新形势,公务员,防腐败

参考文献

[1]莫吉武.当代中国政治监督体制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郎加.当代中国政治监督体制研究[M].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05.

[3]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

公务员腐败 篇2

2015河南乡镇公务员面试热点：言语腐败

2015年河南乡镇公务员面试是结构化面试，面试预计在5月30-31日，面试会考一些时政热点，民生，医疗，自然环境等方便的信息。为些华图小编为大家准备一些信息，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些官员“言语腐败”的大行其道，与经济腐败一样不容忽视，它产生的负面效应绝不止于舆论影响，还有对法治精神的踩踏。

经常在地下酒窖“上班”、主政泉州时与商人过从甚密、出事后司机自杀未遂„„上个月被中纪委通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福建首虎”徐钢，日前被媒体聚焦。据新京报报道，2012年时任泉州市委书记的徐钢因遭举报，在泉州一次老干部座谈会上，公然称泉州有“叛徒”举报他是大老虎，“如果不是我的身份还在，我就要和你单挑。”

徐钢将举报人称作“单挑”，让人瞠目，也易让人想到南京市原市委书记杨卫泽——他落马前面对落马传言，曾群发短信“辟谣”称“国内的网络比文革大字报更险恶„„井冈山斗争历史和其精神,使我更淡定更从容面对任何敌对攻击、恶意中伤和传谣惑众”。只不过，无论他们澄清时多么笃定、语气多盛气凌人，最终仍难逃恢恢法网。这既暴露出其表演性的人格，也将“言语腐败”这一病象呈现于公众面前。

所谓“言语腐败”，也即带有腐败表征尤其是违背法治精神的言论、表态，乍看起来，它跟行为层面的腐败尚有距离。但从官员话语流露出来的情绪、意志看，这种“言语腐败”亦值得警惕，它或是发掘腐败的引线。

可能有人会说，官员放出这类狠话，意在掩饰其内心的仓惶不安，色厉而内荏不足为道，其实不然。言为心声，尤其是很多即兴随口的言语，也是思想、行为的征兆。有些位高权重的官员在台下说什么、怎么说，往往可从中发现行为举止的蛛丝马迹。现实生活中，言语逾矩带出腐败行为暴露的例子并不少见。

徐钢听闻有人举报，不是“内自省也”，认真检视自身行为是否触犯了党纪国法，却明目张胆地表示要“单挑”举报人，此举不仅仅是对监督的抵触，更是种赤裸裸的威胁。事实上，徐钢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据报道，2008年底，因徐钢的朋友与一蔡姓商人有经济纠纷，徐钢就指令有关部门以涉黑、涉嫌非法经营公开调查蔡姓商人。他的奇葩言语，其实是对这种悖逆法治正义做法的顺承。同样，“正气凛然”的杨卫泽也没笑到最后，当初的豪言壮语也成了坊间笑料。

本质上，这些贪官的“言语腐败”无论是斥人还是自辩，普遍都倚仗着权力的威势，其共同特性就是恣意狂言，罔顾法治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部分官员的大言炎炎，特别是“言语腐败”，都该被视作按图索骥的反腐线索，引起有关方面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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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一些官员的“言语腐败”也与现实中群际话语权不平等有关系。有些官员凭借先天充裕的话语权，可以随意改变词语的涵义，甚至指鹿为马、操纵人心，“冠恶行以美名，冠善行以恶名”;而一般公众出于良知奋起举报，却常被污名化和遭打击报复。这种权力与权利关系的扭曲畸变，也在滋养着“言语腐败”的生成。

说到底，一些官员“言语腐败”的大行其道，与经济腐败一样不容忽视，它产生的负面效应绝不止于舆论影响，还有对法治精神的踩踏，对民间抑制着的正义的戕害。正如经济学家张维迎说的，“当我们发现我们都是真诚的，当我们的官员不胡言乱语的时候，那我相信，我们的企业界，其行为都会有一些改变”，而这种改变的根本，就指向对法治规则的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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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腐败 篇3

接待腐败的产生及治理

为什么接待腐败会在我国流行多年？这有制度、文化、道德、观念等方面的原因。从政治体制来说，由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主法治制度不健全，人大机构和人民群众难以对政府的财政行为进行有效制约。从经济体制来说，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权力范围过大。从行政体制来说，由于上级掌握了下级的人财物分配权、管理权、审批权，决定下级的生死存亡，下级就要通过高标准的违规接待来讨好上级。此外，在关系文化的影响下存在重关系不重制度的观念，在诚信道德缺失的环境下存在弄虚作假的欺骗行为，再加上官员具有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人”特性，都是造成接待腐败泛滥的原因。

如何治理接待腐败？最重要的是制度建设。思想教育对消除接待腐败可起促进作用，但它只能是辅助手段，离开制度约束的思想教育是软弱无力的。运用强力的行政手段治理接待腐败虽然会快速见效，但如果缺乏制度保障，其治理效果难以持久。治理接待腐败的制度建设包括改革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行政体制、财务制度等，例如：简政放权，规范政府审批，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加强人大对政府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细化预算编制，降低专项转移支付比例；完善以财务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公务接待制度等。

公务零接待制度的有效性分析

鉴于反腐败的迫切性，本文从快捷、有效的角度来分析，即研究对治理接待腐败可起快捷有效作用并能持久的措施，这并不否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措施的必要性。

公务零接待是指：取消用于党政机关（包括所有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下同）之间的公务接待费，接待单位不承担接待对象（指党政机关，下同）的一切公务活动费用。具体来说，公务零接待的含义有：第一，公务零接待不是不接待，做好接待工作是接待单位的职责；第二，零接待是指接待党政机关人员的费用为零，即财政预算的“公务接待费”只能用于接待外宾和其他非党政机关人员，不能用于接待来自党政机关的外单位人员，这是公务零接待制度的关键内容；第三，接待对象的用餐费、住宿费、交通费等全部来访费用都由接待对象承担；第四，接待单位不向接待对象赠送礼品；第五，接待单位和接待对象都不能把接待费用转嫁给第三者。

公务零接待制度可以迅速提高治理接待腐败的有效性。第一，公务接待费是接待腐败产生和蔓延的经济源头，取消公务接待费就是采取堵死源头、釜底抽薪的方法，可以快捷、有效、持久治理接待腐败。第二，只要接待单位的预算不存在用于党政机关之间的公务接待费支出，在财务制度上就不容易“变通”出用于接待的经费，这使拉关系的公务接待不易开展，关系文化不易对财务制度的执行发生影响。第三，取消了用于党政机关之间的公务接待费，接待单位在发票报销上弄虚作假就没有那么容易了。第四，公务零接待制度使财务人员减轻了来自领导的压力，使下级单位减轻了来自上级单位的接待压力，使同级单位之间的接待攀比成为历史，这都会为财务人员严格执行公务接待的财务制度扫除障碍。第五，公务零接待制度实行后，接待单位的公务接待费只能用于接待非党政机关来访人员，这就大幅度缩小了公务接待费的使用范围和金额，从而大幅度降低了监督成本，有利于对公务接待的监督。

由此可见，公务零接待制度对治理接待腐败具有快捷、明显的作用。虽然当前接待腐败现象已经明显收敛，但行政手段反腐的效果还需要建立制度才能持久。在接待腐败已成久治难愈的顽症并有死灰复燃可能性的条件下，动用公务零接待制度这剂猛药是必然的选择。

实行公务零接待制度的必要条件

公务零接待制度要能有效发挥作用，必须具备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全国各级各地所有党政机关都统一实行公务零接待制度。

十多年来，我国已有少数农村地区实行了村级公务零接待制度。2013年3月，兰州市在乡镇、街道开始实行公务零接待制度。兰州市的改革把公务零接待制度的实行机构从非党政机关的村委会上升到最底层的党政机关，具有重大意义，但如果采取渐进的改革方式，从兰州逐步推广到全国，从乡镇（街道）逐步推广到县、市、省、中央，则是不可取的。

改革必须一步到位。如果制度不统一，只是在部分单位实行公务零接待制度，就会出现接待不对等的情况：这些单位的人员在外单位受到无偿接待，却无法在本单位用公款接待外单位人员，在讲求礼尚往来的文化环境下，实行公务零接待制度的单位就会想方设法甚至弄虚作假搞公款接待，并且这种违规行为会得到其他单位以及上级的“理解”。这样一来，公务零接待制度就难以为继，改革就有夭折的危险。

公务零接待制度的建立必须进行顶层设计，由党中央和国务院统一安排，规定全国各地、各级（从中央到乡镇）党政机关在同一时间开始全部实行公务零接待制度。

公务零接待制度执行的难点和对策

全国各级各地所有党政机关统一实行公务零接待制度虽然是可行的，但这不等于在实际执行中没有阻力，如果不认真对待，改革会有失败的可能。公务零接待制度会损害作为“经济人”的官员的既得利益，因而会受到来自官员阶层的阻力。在公务零接待制度推行之后，部分官员为了自身利益会想方设法违规接待，如超标准接待。这些弄虚作假的做法会有：一是把超标支出记在其他的支出项目上；二是把接待党政机关人员记账为接待非党政机关人员；三是把支出费用转嫁给下属单位或有业务关系的单位。

如何避免弄虚作假的违规接待将是实行公务零接待制度的难点。对公务零接待制度实行后出现的违规接待，可以有以下对策：第一，各级党委，特别是党中央要真正高度重视解决违规接待问题，绝不可掉以轻心。接待腐败不是小事，而是关系到共产党是否得民心的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共产党执政地位能否稳固的大事情，因此绝不能让改革出现逆转。共产党组织的无私为民本质与党政官员个人的“经济人”特性是一对矛盾，解决矛盾的关键是党中央的决心和行动：用强有力的制度来约束党政官员的行为使之符合人民的利益。第二，制定详细、具体、操作性强的公务接待制度，并向社会公开。第三，依靠群众力量监督公务接待。各级党委和政府在下决心之后，要诚心诚意充分发动群众来监督，奖励属实的举报，要支持鼓励各种媒体和社会组织参与监督。第四，一旦发现有违规接待，必须依照法规严肃处理并公开处理结果，包庇者要承担责任。

当然，在我国目前的环境下实行这些做法有一定难度，其效果未必很理想，违规接待难以绝迹。但是相比之下，公务零接待制度的实施成本较低，对治理接待腐败的效果毕竟要比目前的公务接待制度好得多。

公务员腐败 篇4

我国现行的公务员财产申报规定的制度框架主要由2001年发布的《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 (试行) 》和2010年发布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这两个文件构成。虽然从2001年到2010年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但实践效果并不理想, 仍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

(一) 现行文件法律阶位低

上述两个规定的制定主体为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其性质属于行政规章, 而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其法律位阶较低, 从根本上削弱了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权威性以及强制性。

(二) 申报主体范围过窄

两项规定所涵盖的申报主体为党和国家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中县处级副职以上领导干部 (含副调研员非领导职务) , (特) 大型国有企业的中层以上领导人员和中型国有企业的领导班子成员。以上人员在我国公务员总数中所占比例较小, 而掌握实权且可能产生大量贪腐案件的基层领导干部被排除在财产申报的范围之外, 可以看出目前实施的主体范围明显过窄。

(三) 申报内容不全面

目前的财产申报内容主要为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咨询、讲学等劳务所得;与配偶及共同生活子女的私有房产、金融理财产品、土地使用权等情况;配偶及共同生活子女投资或注册的非上市公司、企业情况。以上规定不能涵盖申报主体的全部财产情况, 对于继承遗产、受赠所得等都没有进行规定, 且只是反映了申报者的合法收入, 其非法所得无法体现。

(四) 申报受理机构缺乏权威性

两个文件中受理机构的设定基本相同, 主要是同级组织 (人事) 部门或上级组织部和纪委, 具有方便快捷的优点, 但是组织 (人事) 部门并非独立于机关的独立性机构, 且其相关人员同样需要申报财产, 无法公平公正的行使监督, 缺乏权威性。

(五) 违法申报责任不当

现行规定要求对违反申报不按时、不如时、隐瞒、弄虚作假的申报者主要通过党纪处分、行政处分的形式予以惩戒。这种以批评教育为主的追责方式使得该制度缺乏威严性和法定强制性, 无法完全发挥应有的惩治预防腐败的效果。

二、完善我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议

(一) 加强公务员财产申报的法制化建设

1. 扩大财产申报的主体范围。

我国一般基层的、级别低的公务员并无多大权力, 也没有多大的贪污腐败的可能性, 但是部分领域内的公务员虽然级别低, 却涉及权力的第一手行使, 可以直接影响相对人的利益。因此, 财产申报主体应限定为拥有实权的领导干部和一些实权部门的工作人员, 如此既能对各级官员做到有效监督, 又能避免财产申报者范围过大, 保证效率。

2. 明确财产申报内容范围。

财产申报的范围应包括财产的各种形式。不仅包括货币与非货币等阳光工资, 还要剑指灰色收入, 在申报的内容上应要有所扩大, 薪金收入、劳务收入、存款、动产和不动产、有价证券、无形财产甚至债务, 只要属于财产或与财产有关, 都要申报。申报时还应写明财产的名称、来源、日期、数量、形态等情况。

3. 确立权威的财产申报受理审核机构。

根据我国情法交夹的特殊国情以及公务员人数众多的基本现状, 且中央现已设有国家预防腐败局, 可由其受理中央省部级官员的财产申报, 并进行审核和监督。基层方面, 可设立相应的机构, 来受理地方各级官员的财产申报。该机构一把手则由其上一级机关受理其财产申报并予以监督审核。

4. 加大违法申报惩罚力度。

追究法律责任的方式泽应包括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对于拖延申报、拒不申报、不实申报、申报财产来源不明的申报者, 除党纪、政纪处分外, 还应该引入刑罚机制, 用强制方法惩治拒不申报财产的犯罪, 以确保公务员财产申报制的实行。

(二) 建立健全公务员财产申报的配套制度

一是财产评估制度。财产申报必然涉及对财产价值的评估与测算, 在财产评估中, 有关评估方法、评估程序、评估争议解决、评估主体以及评估客体等都需要有详细规定。二是个人信用体系。建立以二代身份证为基础的公民身份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将公民的个人信息、指纹、家庭情况等与个人金融记录、工商登记、税收缴纳、社保缴费、交通违章等信用信息一并汇集, 形成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三是金融实名制。对个人通过金融机构从事的任何金融活动进行实名登记, 清晰的记录个人资产的持有、变化与资金的流动, 方便及时掌握公务员的重大金融往来并跨国资产转移。

摘要：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我国便开始关注研究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法制建设, 但实践效果并不理想。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是我国反腐斗争的现实需要, 完善行政监督机制的重要内容, 增强政府公信力的必然要求。文章将对我国目前的公务员财产申报现状进行思考并提出完善意见。

关键词：公务员,财产申报,预防腐败

参考文献

[1]刘志勇.中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2]房宁.国外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3]全建业.稳步推进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建设[J].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9 (6) .

公务员腐败 篇5

河南开封人民警察学校

政治理论教研室

靳卫敏

完成时间 2011-06-2

3试析公务员薪酬制度在反腐败中的作用

河南开封人民警察学校靳卫敏

摘要：目前，腐败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尽管党和政府不断地加大惩处的力度，腐败的势头依然未能得到有效的遏制。本文主要从政府公务员薪酬制度的角度着眼，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试图寻找到腐败问题的症结所在，进而得出一些合适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权力腐败；公务员薪酬；新制度经济；

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1]从长远来看，腐败将意味着社会正义和公平的荡然无存，甚至将意味着“另一个政府的诞生。”[2]可见，腐败的危害是十分深远的。本文从腐败的成因入手，以新制度经济学的工具分析公务员薪酬制度对腐败的影响作用，从而得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腐败问题的制度成因分析

所谓腐败，主要是指“政府公职人员不正当地运用行政权力实现其私利，从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3]而制度则“是为约束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的行为准则。”[4]制度的变迁是导致权力架构变化的根本动因，而制度的变迁和创新则源于利益结构的变化。正如诺斯所讲的，“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在于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益，人是制度变迁的主体。”[5]

（一）、制度的变迁导致权力架构的变化

制度变迁，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提法基本包含两个模型，即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一群人在影响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6]我国的制度变迁基本上是由政府引导进行的，因而可以说是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

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权力构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原来的国家、政府掌握一切权力发展为由国家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调控相结合，并伴随着全球性的第三部门的发展，社会力量也越来越多地加入到权力的角逐场。这一系列的变化带来的最深刻的变化便是市场主体的出现。

（二）、权力构架的变化引致了制度的缺陷

权力架构的变化，事实上造成了制度与权力的错位，使得制度不再能够很好地履行“约束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从而给腐败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土壤。这些缺陷主要体现为：“制度变迁中政府的划分不清；传统官僚制度的僵化导致制度创新不足；社会各方面制度建设的不及时。”[7]

在我国的改革过程中，政府放权是一大显著特点，而与此同时并未形成成熟权力的承接主体。具体地讲，在转型中无论是社会公众，市场组织还是政府自身都还未能很好的调整：就公众而言，有一种心理上的习惯即应由政府部门来管理公共事务，因而政府放权后部分权力并不能得到有效承接；而政府部门也有一种习惯性认识即公共事务应当由其来指导进行，因而即便政府已放权，也会或多或少地干预。

因而，可以看到由制度缺陷带来的权属不清问题往往给腐败创造制度上的空

间。

（三）、公务员角色的变化最终导致了腐败的发生

如上文所谈，制度变迁会引发权力构架的变化，而权力构架的变化又必然导致制度的缺陷，而事实上，伴随着权力构架变化的是权力主体角色的变化。

在我国的改革过程中，公务员最大的变化莫过于由计划时代的管制者变为市场时代的管理者。这种变化在表层上看似乎并不明显，即政府公务员仍旧是大多数公共事务的最终执行者，然而本质地讲，公务员已由原来的非经济身份逐步发展为完整的经济人。由于市场以经济的手段发挥了对资源的分配作用，因而作为权力的行使者的公务员事实上掌握着一种特殊的对公共资源进行权威分配的权力。被重新赋于经济意识的公务员必然会出售其掌握的公共权力以追求其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加之制度变迁使得新的监督和约束机制无法及时作用，腐败就此产生。

二、我国公务员薪酬制度的现状及对腐败的助长作用

薪酬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关乎公务员切身利益的一项重要制度，它直接关系到公务员的满意度，并对其人生追求、价值导向产生深远影响。目前，我国公务员薪酬制度是由工资收入、非工资收入、实物收入、无形收入等共同构成。客观地讲，公务员收入在社会各行业收入水平排名中并不算低。然而，可以直观地看到公务员收入隐性因素过多，非货币形式收入比重较大。单就工资而言，李欣欣等根据对各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分析得出“在全国16个行业中，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排名第11位，处于中下位次。”[8]的结论。事实上，这正是我国公务员薪酬制度的问题所在。

（一）、收入形式的多样性导致统计上的不便，给腐败以可乘之机

计划经济条件下，也基于当时国家的生产力状况，我国实行的是国家机关公务人员薪酬制度的多样性。即工资加福利、待遇的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的状况，不但调动了公务人员的积极性，也保证了行政的效率和廉洁。然而，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其他行业的收入逐步向单一的货币形式发展，而同时公务员的工资收入并没有跟上其他行业的发展速度，这使得公务员单靠工资收入已不能满足其需要。而无形收入则由于难于监督的特性，成为已经转变为相对理性经济人的公务员追求的目标，于是腐败现象应运而生。

（二）、工资收入偏低导致公务员正激励效应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务员的工资收入经历了几次涨幅过程。然而，这明显还不能适应现实的情况。宋晓梧等也认为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水平，在社会上处于中等偏下的位置并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的数据，得出1997年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在全国18个主要行业国有单位职工平均工资排位中，处于第15位，2002年的一项调查认为公务员工资仍处于较低的第七位。[9]而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就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便一个在校大学生，每月的伙食费、水电费用、通讯费用等也在600到1000元之间。而作为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公务员来讲，凭千元的收入想满足基本生存和安全之外的需要基本是不现实的。因而，公务员不得不谋求工资之外的收入，甚至是非法收入。

（三）、公私产权界定不清晰，使得公务员“贪污型”“寻租型”腐败有机可乘

在上述情形中，包含着两种特殊的形式——贪污型腐败和寻租型腐败。这是由于制度变迁过快，使得新的产权界定还未形成的情况下，公务人员可以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性挪用甚至私吞公款或者将公共资源的权威分配权力市场化、进行非法的交易，以获取非法收入的现象。产权，按照阿尔奇安的说法，是指“一种通

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对某种经济物品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力”。[9]一旦某以经济事物的产权界定不清晰，就会产生被挪为他用的危险。这事实上也是腐败产生的另一个重要条件。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的分析，笔者认为，在目前条件下逐步建立一套完善的公务员薪酬制度，以适应改革所带来的制度变迁所带来的变化是必要的，也是十分紧迫的。

（一）、改变公务员薪酬构成，实行单一货币制、财产申报制，加强监督

对公务员的薪酬体系进行变革，可以借鉴新加坡及我国香港的经验，实行单一的货币工资制和财产申报制。单一货币制有以下优点：单一货币工资可以简化工资计算、发放及合适的程序，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单一货币工资使得公务员工资水平具有更大的可比性，可以准确地定位公务员收入状况，便于适时调整；单一货币工资也便于公务员之间既与社会其他社会行业之间进行比较，从而使工资的激励作用明显化。在单一货币工资基础上进行的全面的财产申报可以有效地反映公务员收入的状况，及时有效地发现其非正当收入，从而增加了腐败的风险成本，起到很好的监督预防作用。

（二）、适度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以发挥其积极激励效用，预防腐败

在实行工资的单一货币制改革后，适度地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水平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单一货币制使得公务员收入合法化、可监督化，却在事实上减少了公务员的收入，因而将合法化的收入增加以满足公务员的正当需要是十分必要的。而公务员工资水平的提高至少有以下积极作用：适度提高公务员工资可以吸引更多高新技术人才，为国家建设高素质公务员队伍提供保障；适度提高公务员工资可以提高腐败成本，是国家公务员廉洁自律的必要条件；适度提高公务员工资有助于树立职业的崇高形象，是国家公务员勤政的有效激励机制；适度提高公务员工资是适应市场经济规律，重塑政府形象的需要。总的来说，它“一方面有利于廉政建设，另一方面，在公众面前树立了良好的政府形象，使政府的公务员成为社会中劳动者阶层中普通的一员。”[10]

（三）、明晰产权制度，将公务员利益直接与其行为挂钩，遏制腐败行为

制度的重新明确是制度变迁的最终结果，或者说制度是在不断的变迁中与其时代背景相适应的。我们的改革目标是要建立新的适应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新的制度体系。明晰产权制度，即是要对公共权力及公共资源的归属权及其用途使用作义权威的界定，使其各为所用。具体到公务员制度，就是要把公共资源的公利益和公务员的私利益区分开来，并找到二者的依存关系，从而保证互不侵犯。如，可以设立国家公积金制度，保证公务员退休后仍能享受良好生活条件的同时，约束其在职期间的行为，若其工作期间有腐败行为则剥夺其享有养老金的权利。再如，把招待费、公车使用费打入公务员自身账户，使其有权属感，从而为了更多的保有自身利益而不在肆无忌惮地挥霍公款。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改变薪酬制度的一个基本依据是“等量贡献获取等量报酬”，为公务员提高工资待遇的同时应当建立完善的优胜劣汰机制，以使得公务员的竞争意识不断加强，从而不断地提高行政的效率，实现“双廉”政府的目标。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