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经济学

腐败经济学（共8篇）

腐败经济学 篇1

中国腐败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摘要：现代化在带来诸多利好的同时，腐败也成为困扰其继续前进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严重问题。腐败既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现象，又是一种经济现象。首次通过尝试从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两个方面对产生腐败的复杂的诱导性因素进行多重全面考查分析，以探寻新时期腐败治理的突破口与重点，同时提出腐败的有效克制与减量的经济、政治策略。以此实现建设相对公平、效率、廉洁的政府，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关键词：现代化，腐败，政治学，经济学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回顾过去五年的工作时指出在取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成效明显”的同时，依然存在“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这种辨证的对问题分析无疑会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和谐、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准确把脉。而根据世界发达国家经验，当前我国人均GDP在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跨越时，也正是经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与放大期。腐败在这个时期也会越来越显化，越来越为全民所关注。“仇腐心理”成为一种急需引起关注的社会共识。腐败作为人类政治生活中一个永恒的话题，其既是一历史现象，又有现代的时代因素；既是一全球现象，又具有中国的独特的特征。同时兼具政治，经济的二重因素。对现代化进程中腐败问题的全面认识与正确处理有利于社会稳定与和谐。

一、腐败现象的原因分析

（一）腐败现象概述

现代化在本文中被认为是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某一个阶段中，以该阶段所有国家中所存在的最先进要素作为参照物，任一国家或地区根据自身实情，而对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多个要素进行调整和变革，以完成向最先进水平迈进，从而达到进步与创新的动态变迁过程。而对腐败的诠释可以借鉴第17届国际刑法学大会通过的《国际经济交往中的腐败及相关犯罪》的决议将有关公务部门腐败的定义为：任何公职人员在任何时

候，以实际的或者潜在的行使或者不行使公职人员职能为交换条件，为自己、他人或者任何机构索要、同意接受或者接受不论何种性质的不正当利益。腐败的构成不要求为实现所图谋的利益而实施甚至企图实施作为或者不作为。对私营部门的腐败定义：企业的管理人员或者代理人员在任何时间，索要、同意接受或者接受无论何种性质的不正当利益，以换取做出与业主事务相关的不当作为或者不作为。

腐败由来已久，两千年以前，印度王国的首相考梯尔亚就曾写过一本

《Arthashaatre》的书，就讨论过腐败问题。几个世纪以前，但丁将行贿者置于地狱的最底层，美国宪法明确地将腐败和叛国罪规定为可以对总统进行弹勃的两大罪状。而中国自古以来也一以贯之的强调廉于自身，廉于公职，廉于社会的“留清白在人间”清官思想。但随着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确立，我国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与此同时腐败也现代化起来。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种种因素同时经历着变异并表现出某种滞后，腐败现象的滋生已经呈现出体制化的恶性态势。其主要表现为腐败主体由个体向集体蔓延，腐败行为由半公开化向公开化、低层向高层递进，腐败形式由当期交易向期权化交易、个案腐败向结构腐败（如垄断腐败、福利腐败、边缘腐败）发展。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数字：2006年一年就查办县处级以上干部2799人，其中厅局级196人、省部级8人。如此多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落马，人民群众当然拍手称快，但也难免发出这样的疑问：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今天，究竟什么原因带来这么多的腐败现象。其实腐败与现代化存在着密切的关联，现代化经济政治的变革给腐败带来各种诱导性因素。亨廷顿解释这种现象说：“大致看来，有理由认为，腐化程度与社会和经济迅速现代化有关。18世纪和20世纪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腐化现象好似没有19世纪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腐化现象那么严重。英国也是如此，17世纪和19世纪末英国政治生活看上去就比18世纪的英国政治廉洁些。”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其国度大小或社会制度的不同，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各国从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经济结构向以工业为主的现代经济结构过渡的最迅速的时期，也是社会问题大量产生的„高发期‟。在这一过渡时期，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的政治结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等一系列属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内容也随之变动，大量的社会问题包括腐败问题也会随之出现。”

（二）腐败现象成因分析

1、现代化进程中腐败的经济关联

现代化“开创新的财源与权力渠道而容易产生腐化”。现代化进程带来巨额效益(尤其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加剧了经济实体对与之相适应的利益的渴求，同时为了克服官僚机构的缺陷或政府官员的人为“设租”，取得经济调整时期的非生产性租金，在这种利己的有限理性的经济人框架下，腐败行为导致的后果由国家及全民承担。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人为设计的，构造着经济政治和社会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对处于社会巨变和市场化进程中的我国经济来说，制度因素始终是一个无法舍弃的因素，甚至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寻租行为就是新旧制度交替过程中博弈的结果。由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特点是旧制度的胚胎中孕育新的制度，而渐进式的改革又给旧制度的利益集团以缓冲的时间和空间，因此寻租行为就充斥着制度变迁的整个过程，有时候制度的制定者和被约束者是合为一体的，更增加了新制度发展过程中腐败的可能性。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经济机制转换时的“间隙紊乱”带来的高回报、低风险的腐败活动。由于存在短暂的制度空隙与信息的不对称，腐败现象也就难以避免。

而从微观经济学角度来看可以把腐败活动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存在供给与需求两方市场，满足市场经济的一般的供给与需求法则，通过对供给双方行为的成本一收益进行分析，腐败双方的决策实际上是具有“经济人”特点理性的行为。在腐败行为没有被查处和惩治的情况下，无论是腐败的需求方还是腐败的供给方都是收益大于成本，而真正受到损害的是国家、集体和其他个人的利益。“只要某一政府官员拥有向私营部门分配利益或分摊成本的处置权，贿赂的动机就产生了。因此，腐败依赖于受公共官员控制的收益与成本的大小”。

2、现代化与腐败的政治关联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的所有参与者无可避免的会受到外来冲击，这种冲击在一定时期深刻影响着社会成员的政治心理与政治思想，进而进一步影响政治社会化变迁与政治制度生态。在受到冲击同时又有现代化带来新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新管理行为的出现、新权力点的产生，这样在不成熟且缺乏严密的法制与规范的管理的现代化进程中，则使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定理”有充分的展现。

“现代化通过扩大政治系统输出功能促进了腐化的产生”，[1]P62过度集中的权力、政治体制调整滞后于经济建设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普遍现象，虽然垄断性政党与集权在促进

共同目标利益及加速现代化有着主要作用，但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带来利益主体多元，社会选择多样，造成对腐败的界定与惩治缺乏刚性准则，对集权与垄断无作为。

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有赖于制度制定机制、制度执行机制和制度保障机制三方面的正常运转。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制度功能方面存在着重要缺陷：缺乏用以制约权力及其运行的规范，导致了公共权力的私有化倾向和权力运行的随意性，引起了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制度执行机制本身的无能特别是反腐制度无法有效贯彻实施，导致制度的约束力降低，制度执行机制衰退，人们被迫通过非正当渠道实现自己的目的；制度保障机制存在问题，未能对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提供有效的监督，使制度的制定者在趋利动机下进行权钱交易，导致腐败。正是由于制度安排在制定、执行、保障方面存在的不足，使交易主体利用这种制度的缺陷最大限度地谋取个人利益。又因为现行制度的缺陷导致腐败的猖獗，而腐败的猖獗又进一步放大了现行制度的缺陷并进而造成现行制度的劣变，劣变的制度在诱导人们的经济行为、政治行为和社会行为背离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它对长期的经济绩效、政治治理绩效和社会绩效均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腐败也可能成为不发达状态持久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腐败对现代化的影响

（一）腐败对经济的影响

从宏观角度分析，腐败的经济影响是指腐败对整个市场经济体系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即存在着“修正论”与“道德论”之间的纷争。“修正论”观点则认为腐败有时也能促进社会发展，也可以是一种正效应（Positive effects），如列夫（Leff），迪尔门（Tlimna）等，他们认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分配资源时往往供求不平衡、供大于求，腐败能使政府在分配一部分资源时，通过指令价格变成市场价格，从而使之有效的达到供求平衡。而“道德论”观点认为腐败阻碍经济社会发展，必然导致经济社会衰败，因而是一种负效应（Negative effects）。

从目前我国的实际的情况来看：腐败所带来的经济负面影响宽而广，深入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一就是腐败造成社会经济的“内耗”，导致资源配置低效和失效，造成社会公共财富的流失，阻碍经济发展，恶化经济环境。根据2007年06月29日新华网报道：“审计署发布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审计结果：因管理不严增加建设成本4.88亿元；306亩土地未批先

用，1650亩土地长期闲置”。而根据中国社科院李志宁教授的估算，目前我国的腐败成本占GDP的比重高达1/3，数字的真实性值得商榷，却道出腐败影响的严重。其次在市场经济转型中腐败破坏市场的主导地位，降低市场调节效率，形成不公平、不效率的竞争态势。由于不能准确定位市场机制与非市场机制的职能与角色，这样很容易容易导致各类事实或形式上的垄断，使我国市场失去了竞争性，从而严重削弱市场的生机与活力。腐败还妨碍私人投资，影响贫困治理与经济发展。造成潜在流资难以激活，发挥其最大效益。诚如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政策研究团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一份报告指出的那样：2003年中国由腐败引致的经济损失达830亿美元，占当年经济产出的3%，对中国经济发展构成致命威胁，报告还指出普通官员入狱的几率最多不超过3%，因此，腐败是一项高回报、低风险、高收益、低成本的经济活动。

另外，腐败最可怕的经济后果在于它刺激了公民和官员的不是生产性而非生产性行为。人们开始千方百计地搞腐败交易而不是更有效率地工作。[4]P219

（二）腐败对政治的影响

政治稳定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前提。但是腐败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使民众对政府的政策制定与执行以及其他政府行为失去信任，进而导致社会**。正如詹姆斯.哈林顿所述：一个政府的腐败将意味着另一个政府的诞生。[5]所以研究腐败对政治方面所带来的影响就显得十分必要。

当然腐败的政治影响也存在着“修正论”与“道德论”之间的纷争。“修正派”的贝雷

(Byaely)、尼尔(Nye)以及亨廷顿等人认为腐败对于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衰败的力量而是发展的力量。如亨氏认为十八、十九世纪的美国也产生过腐败，但这是新兴集团融入现有体制的一种手段。在现代化初级阶段是有用的，不应彻底否定。一定量的腐化不失为一种打通现代化道路的润滑剂。[1]PP64-65

但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腐败对政治的影响负作用主要表现在主要有危害国家稳定与社会整合，为各种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提供口实与机会，增加人民群众与政府的背离。腐败造成公众对政权合法性的质疑与信任的动摇，内在变量与外在变量的突发，使政府的作用发生阻碍。损耗政府效能，造成管理混乱；容易产生公共危机，影响政府形象与公信力，透支政府形象。由于政府的公信力是政府治理社会的基本要求，反映政府的影响

力与号召力，是实现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前提条，腐败导致人民群众对政府信任的丧失，使政府缺乏亲和力及感召力。特别是在国际社会上，造成严重的负面效应；同时腐败对社会的示范性作用与诱导性功能，诱使各种社会犯罪的的抬头与猖獗。

腐败经济学 篇2

1 腐败的经济学基础

资源的稀缺性和理性的经济人是经济学的假设前提。腐败产生的经济学基础恰是此假设的体现:权利作为一种资源, 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因而具有稀缺性;而腐败的当事人具有权衡利失而做出腐败行为的能力, 因而符合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资源的稀缺性和对稀缺资源的需求决定了稀缺资源的价值, 当面对巨大收益的诱惑时, 掌握权利的人就可能产生强烈的腐败欲望。帕累托认为, 经济人总是在比较其边际效用, 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经济人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就可能以所掌控的稀缺资源为代价, 利用法律制度、政策的漏洞, 徇私舞弊。官员在做出腐败决定前, 为了得到最大利益, 也必定会衡量收益和成本关系。当其认为腐败带来的收益大于成本时, 其便会实施腐败行为。

1.1 腐败成本构成分析

腐败的成本主要体现在被揭发接受法律制裁后这一阶段。主要有限制人身自由, 没收腐败所得并罚款, 个人名誉的丧失等。可把这一制裁作为制裁成本K1。当然, 腐败者被发现后, 其的各种正常的工资和政府提供的各种保障也被剔除, 应该作为K2。另外, 腐败被揭露又与社会法制的健全和监督, 社会舆论的导向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而可以把其作为腐败的成本构成因素, 可把这一过程作为腐败被发现的成本, 用概率P表示。那么, 腐败的成本C可表示为:C= (K1+K2) P。

1.2 腐败的收益分析

腐败的收益往往是多方面的。最为显著的是腐败作为寻租现象提供的租金M1。显然租金越大, 腐败者的收益越大。当然, 收益还体现在对腐败者个人的效用上。有些腐败者是因为个人家庭的经济困难、个人为满足某些欲望等一些因素而导致的, 而这一效用的满足过程也可以作为其收益, 这种收益为M2。另外, 倘若腐败行为侥幸逃脱, 其仍然享有其固有的工资和社会保障, 此时也应该作为一种收益M3。这些收益都是建立在腐败未被发现的基础上的, 假设用结果分析, 腐败一经发现, 其收益便不复存在, 那么, 腐败收益Q可表示为:Q= (M1+M2+M3) (1-P) 。

1.3 腐败的成本收益分析

成本收益是决定可能腐败行为是否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经济行为的成本收益分析为:当成本小于收益, 经济行为发生;当成本大于收益, 则不发生。腐败行为与其相类似。

当Q>C时, 即腐败提供的租金越大, 腐败行为为腐败者预期效用越大, 法制舆论监察越低, 那么腐败行为越容易发生。

当Q≦C时, 即腐败者认为预期收益小于等于其所承受的风险, 那么, 腐败行为便不会发生。

2 成本收益分析的治腐之策

由成本收益分析可知, 治理腐败, 可以提高腐败成本, 降低腐败收益。从成本和收益的构成看, 加大法律的监督和舆论的揭露力度, 加大腐败的惩治力度, 降低腐败者对腐败行为的效用, 加大腐败者劳动报酬的比重等, 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腐败行为的发生。

(1) 通过提高被揭发的概率P来提高腐败的成本。建立健全的法制体系, 提高法律效率。加大执法力度, 提高纪检部门的反腐能力, 提高有关执法部门腐败案件的侦破率, 通过侦破率给腐败者增加腐败成本, 使腐败者预期效用降低。并完善高效的反腐机构, 赋予其独立侦查权、逮捕权、起诉权, 使其有较强的独立性。这种措施一方面可以使一些欲腐败者因感到随时可能被发现并受到惩罚, “成本”太高, 风险太大而放弃腐败;另一方面, 又能使我国因反腐机构重叠而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降低下来, 从而使同样的付出获得更多更好的反腐效果。同时, 充分利用媒体的宣传手段, 鼓励检举和曝光。利用报刊、电台、电视、广告牌及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媒体具有信息传播快、涉及范围广的特点, 曝光腐败案件, 增加可能腐败者的心理负担, 让其在心理上有附加成本的感觉, 从而增加腐败的成本。

(2) 增加对腐败者的惩罚力度来增加腐败的制裁成本K1。加大处罚力度, 对在法律中不利于打击腐败行为的条文要进行修改, 对法律规定明确的, 则要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不能使惩罚因人而异。尤其要增加经济处罚力度, 不仅要全额追缴非法所得, 而且要处以沉重的罚金, 对无法支付罚金者则以加重刑罚来补偿, 决不能让腐败者在经济有利可得。对腐败者要公开审判、公开披露, 要努力营造反对腐败的社会氛围。通过这些举措来增加腐败主体的各种代价, 使其因腐败成本太高望而却步。腐败成本是衡量惩治腐败力度的重要尺度, 对腐败行为惩处力度最终表现在腐败成本的高低上。

(3) 建立合理的利益机制, 可以适当提高固有的工资和社会保障作为激励, 由于C= (K1+K2) P, 这样便加大了K2的比重, 即合法收入比重增加, 可以促使欲腐败者对成本更加敏感。薪俸过低容易导致腐败在国际上已经成为共识, 丰厚的薪金收入和完善的保障措施可以促使廉洁。一些经济条件较为优越的国家实行高薪养廉的政策也有着积极的意义。我国的经济还处于发展中状态, 大幅提高薪金还有一些难度, 并且还可能拉大贫富差距, 导致分配不均。但是, 我国可以针对个别人的经济困难进行特别的扶助, 及时发现他们存在的经济困难, 有针对的合理的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使那些因为经济困难而走向腐败的几率降低。

(4) 加强思想教育, 改变对腐败的认知, 降低因满足个人主观效用而附加的收益。对事物的不同认识会导致截然不同的行为结果。树立崇高的道德准则、排斥腐败的正确认识观, 对促进廉洁行政和反腐败运动的开展有着积极意义。职业道德准则的强化会减少代理人因自利动机进行腐败行为的几率, 改变民众对腐败的认知。当前, 请吃、行贿、受贿在中国社会交际中盛行, 不转变这一腐朽观念, 减低腐败发生几率便无从谈起。应破除旧有的重视人在社会事务处理过程中的作用, 树立重视制度、程序的新观念。

任何腐败现象的背后都存在经济利益的权衡及腐败者自身对效用的追逐。通过对腐败的从经济学生的成本收益分析, 可以粗略的发现腐败成本与腐败收益与腐败发生的关系, 进而可以运用提高腐败成本和降低腐败收益这一原理, 施以具体的方法, 来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十八届四中全会中, 党中央强调了依法治国这一治国方略, 对腐败也逐渐加大了打击力度, 这些都加重了腐败成本, 对腐败现象的减少有了一定的效果。然而, 腐败现象的发生掺杂着许多经济学的理论, 对腐败要从不同理论研究, 逐步建立和完善反腐机制。

摘要：腐败是社会的毒瘤。遏制腐败有利于社会成本的降低。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 腐败主要取决于腐败者对腐败成本和腐败收益的权衡。当腐败收益远远大于腐败成本时, 腐败就会滋生蔓延;腐败收益等于或小于腐败成本时, 腐败现象就会得到遏制。通过成本收益分析, 制定出增加腐败成本和降低腐败收益的方法, 让腐败者在腐败上“无利可图”, 进而减少腐败现象。

关键词：腐败成本,腐败收益,成本收益分析,反腐方法

参考文献

[1]陈向.腐败成本分析及其治理[J].理论月刊, 2007, (5) :79-81.

腐败现象的经济学分析 篇3

关键词：腐败；租金；寻租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1024102

1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从形式上来看，腐败主要表现为贪污贿赂、以权谋私、挥霍国家资财、为特殊利益者提供优惠便利、兼职经商、渎职以及徇私舞弊等多种形式。尽管腐败具有多样化特点，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的实质就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换，即“权钱交易”。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于示范效应的结果，只要有一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捞取特殊利益，其他人就会模仿，出现 “权力泛化”现象。于是，市场经济中正常的商品交换被“权利交换”所取代，而权力已经成为一种特殊商品，或者交换资源的资源，“权力上市”最终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

那么，权力是如何完成利益交换和资源掠夺这一腐败的过程呢？

从经济学上来看，腐败产生的根源在于，控制着政治市场和经济资源配置权力的官僚在个人私利最大化的刺激下，因为制度的欠缺，出现了机会主义行为——“设租”与“寻租”，和直接的非生产性寻利行为。

1.1租金和寻租

对腐败产生的根源进行分析，首先需要明确租金和寻租。租金一词作为特定意义上的术语是20世纪70年代才在应用经济学理论中出现的，经济学家布坎南认为“租金是支付给资源所有者的款项中超出那些资源在任何可替代的用途中所能得到的款项的一部分”，因此租金是超出机会成本的收入，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超出资源或商品正常价值的价值，即“垄断利润”。寻租就是寻求租金，社会生活中最常见的是狭义的寻租，是指利用行政、法律等手段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经济交易自由竞争，从而达到获取和维护即得利益的行为。

从经济学本质上来看，寻租及腐败是非市场经济(non-market economy)或政府失败(government failure)的一个基本类型，寻租是政府干预的副产品。当政府干预市场时，由于人为地限定了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交易活动的竞争性，于是政府干预便带来了可以以“租金”形式出现的超额经济利益，这就是“设租”，即政府官员利用行政干预或权力的办法来增加私人企业的利润，人为创造租金诱使私人或企业向他们提供财物作为得到这些租金的条件。一旦官僚阶层的干预创造了超过正常利润的租金，这就为私人或企业通过非竞争手段获得租金提供了激励，于是政府官员会故意提出获得这些租金的特别条件，使私人或企业割舍一部分即得利益与他们分享，这就是所谓的抽租。

1.2寻租与腐败

由于租金的存在，利益集团常常为这样的干预进行各种游说活动，以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高的收益或超额利润。在现代寻租理论中，一切利用行政权力获取“非正常收益”的活动都可以称为寻租活动，租金则泛指政府干预或行政管制时常而形成的级差收入（即超过机会成本的差价），而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几乎所有的干预和行政管制都会为创造这种租金提供各种各样的机会。既然政府干预和行政管制能创造出差价收入，自然就会有追求这种租金的活动，即寻租活动。寻租导致不同政府部门及官员争权夺利，影响政府收入和增加廉正成本。它妨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降低行政运转速度甚至危及政府政权稳定。更为严重的是，它甚至使政府的决策和经济活动常常受特定的利益集团和个人摆布。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腐败的基本内容就是政治权利与经济资源和财富的交换，而这种交换得以形成的纽带就是寻租活动，而寻租活动的实质就是权钱交易。在寻租活动中，私人或企业是这种活动的一方经济当事人，通常他们因获得了“租金”中的大部分，所以是这种交易的主要获益者；官僚阶层是另一方当事人，他们也是受益者，可获得贿赂费用。由此，寻租活动在掌握政治权利的阶层和拥有财富的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一方用政治权利换取金钱，另一方则用金钱换取政治权利以谋取更大私利，这是经济人追求经济最大化行为的异化表现。

对于私人和企业主来说，寻租就是以较低的贿赂成本获取较高的超额利润，然而这种寻租活动寻求的是非生产性的直接利润。因为超额利润或租金并不是通过创造物质财富来增加利润，而是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努力，如游说或行贿等，促使政府出面干预经济活动、帮助限制竞争、增强自己的垄断地位等办法来获取的。对于官僚阶层来说，寻租就是运用自己手中的行政权利来谋取私人经济利益。然而官僚阶层在寻租活动的过程中并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被利用的角色，而往往是主动的去进行“政治创租” 和“抽租”，于是就产生了腐败。

2腐败的经济危害性

从上面的分析中不难看出，腐败的实质内容就是寻租和非生产性的寻利行为，即私人和企业为了获得以超额利润形式存在的租金，而官僚阶层为了从这种租金中抽租。然而，这种租金却来源于官僚阶层利用手中的职权人为地限制资源的自由流动和竞争，从而扭曲了市场交易和经济活动。一般而言，官僚阶层的干预程度愈大，市场扭曲就愈明显，经济租金就越高，寻租活动越呈现恶性循环的趋势。虽然寻租的当事人分别从垄断利润中分享了租金的好处，然而对经济活动和经济体系的运行却产生了严重的危害性，耶鲁大学著名的经济学教授安德鲁.施乐佛就曾形象地把政府的干预和寻租活动比喻为“掠夺之手”(grabbing hand)，具体而言，这种危害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2.1增加交易成本

寻租和腐败虽然会给寻租活动的双方带来额外的收益，但却增加了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了相当部分的社会经济资源。从表面上来看，支付给官僚阶层的部分租金似乎是私人和企业主从自身利润中分摊的，实际上这种费用是通过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来获得的，并人为地通过“特许”、“垄断”等形式让特定的经济群体获得租金，继而又把这种成本和费用转嫁给社会公众。尤其是，这种租金的存在不断地刺激着官僚阶层设租和企业向官员行贿的寻租活动，这是一种自我强化的机制。因此，寻租和腐败直接增加了经济交易的成本，使大量的财物浪费在“直接性的非生产寻利活动”中。

2.2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寻租和腐败所造成的另一个严重经济后果便是资源的误置。众所周知，在一个理想的经济体系中，资源和经济交易将在市场这只看不见手的作用下进行公正、合理、有效的配置和运行，即在竞争规律和价格机制的作用下，生产最有效率的企业总是率先获得资源、优先参与经济交易。然而，腐败以及由此产生的“特许”和“垄断”却人为地排除了效率优先的企业参与竞争、获得资源和从事交易的权利。这样，权力的上市使得市场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发生扭曲，导致市场竞争一开始就处在不同的起跑线上，效率优先的企业往往被排除在竞争之外，不能够获得经济资源。而那些通过行贿获得资源和参与交易的企业，通常效率较差，单位成本和边际成本较高，只能通过提高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向后将行贿成本转嫁给社会公众，从而破坏了“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帕累托最优条件，使资源的配置处于无效率状态。

2.3导致价格的扭曲

由于寻租和腐败导致了资源的误置、增加了经济交易的成本，这就必然带来另一个严重的后果，即价格的扭曲。

价格扭曲对于转轨中的发展中国家有着特别的意义。由于这些国家尚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之中，许多商品还存在价格双轨制，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例如一些农副产品价格、社会商品价格、生产资料价格中由国家直接控制或者计划指导的比重还占有一定的比例，因此必然会存在部分租金，这就为寻租者提供了相应的市场活动空间。

因此，寻租和腐败既是一只“掠夺之手”，也像一只“看不见的脚”，它会践踏经济秩序和破坏经济增长，一方面大量的资源和财富将被人们转移到了非生产性活动中，另一方面大量的寻租活动导致了资源配置和经济交易的非效率性。在一个寻租活动十分盛行的经济中，寻租收入在GNP中所占的比重必定较大，因此由GNP计算出的较高的增长水平是不真实的，或者说，在这个较高的经济增长背后，是低发展或无发展的困境，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有增长无发展的真实状况。

3抑制腐败的经济学对策

正是由于经济租金的存在和政治权利能够干预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才使权利和财富之间的交换成为可能并经常化。那么，如何最大限度的消除经济租金的存在基础，如何对政府权利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约束，限制和切断财富和权利之间的经常性交换渠道，就成为遏制以寻租为目的的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一个重要思路。

3.1提高经济活动的透明度

尽管租金是寻租活动的内在动因，腐败就是政治权利和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换，然而寻租和腐败得以实现和蔓延却依赖于信息的不对称性，或信息的不完全。从经济学意义来看，通常寻租活动都是与信息问题休戚相关，因为官僚阶层要想让惠与行贿的利益群体，必然要“暗箱操作”，或使参与竞争的其他经济人处于信息劣势。正是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或不对称，有些人可以在某些地区或局部市场上建立起垄断力量，或获得某种“特许”，这样市场和交易在表面上是竞争性的，而实际上并不符合帕累托最优条件。如果政府能够进行充分的信息批露、建立民主的投票和招标制度、严明的立法司法制度、严格的公务员制度，通过这些制度安排来传递经济运行中的信息，则可大大预防和减少寻租活动。

3.2减少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

在寻租和腐败活动中，显然政府干预得越多，政府官员权力越大，官员设租和寻租越是便利。因此，如何减少政府对市场交易的不适当干预、减少不透明的地下经济活动、使政府官员腐败的机会减小到最低程度是经济学家们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众多的经济学者认为，政府官员腐败的机会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密不可分，因为对经济的监管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主要方式，然而这种监管也为官僚阶层的腐败创造了机会。例如，如果企业进口商品需要许可和缴纳关税，拥有许可审批权和关税减免权的官员便有了收受贿赂的机会，如果无需进口许可或关税，那么官僚阶层的这一腐败机会就不复存在。正如罗斯•阿克曼所言，政府官员手中的权力与各种管制是相互联系的。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越严，其代理人拥有的公共权力就越大，因而也更易滋生腐败；相反，经济越是自由化，腐败程度越是有望下降。官僚阶层的管制权力越大，企业的负担就越大，滋生腐败的可能性就增大，从而企业主动寻租的动机则越强，官僚阶层的干预增大了寻租和腐败活动的可能性，因此减少政府不必要的干预是预防寻租发生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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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经济学 篇4

(渤海大学审计处 解玉梅 纪茂利)总书记2014年在河南省考察时首次以“新常态”概念，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2014年11月9日APEC峰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题为《谋求持久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的主旨演讲，并强调：“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在经济新常态下，高校如何立足内部审计，预防腐败，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新常态的内涵，尽快转变思想观念，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高校内部审计与反腐倡廉工作

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得到快速发展，高校进入提升整体实力与核心竞争力的时期。然而，随着高校的快速发展，经济活动的增多，对外交流、校企合作的加强，腐败问题也随之而来，并且具有一定的特点，如隐蔽性高，专业性强，金额少，次数多等。近年来，高校腐败案件呈上升趋势，原因之一是高校内部经济责任审计不到位。高校内部经济责任审计是约束高校领导干部权力腐败的重要手段，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在高校快速发展的时候，通过加强高校内部审计，构建政风、党风清明的良好氛围，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加快高校可持续发展。

2.高校内部审计在预防腐败中的不足之处及其原因

2.1 在预防腐败中的不足之处

2.1.1 内部审计队伍薄弱，监督作用不强

高校内部控制审计中，没有严格的内部审计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由于内审人员少，工作繁杂，具体审计工作随意性大，审计工作质量不高，使得内部审计缺乏有效的监督作用，加大了审计风险。在高等学校管理体制中，内部审计部门隶属于管理层，不具有独立性，无法有效监督评价同级别的部门。

2.1.2 内部审计范围小，不深入，效率低

在开展高校内部经济责任审计中，审计人员大多是根据被审计人员提供的资料以及财务部门提供的账务资料进行审计，审计内容更多地是侧重对被审计人员任职期间的财务收支是否真实、是否合法合规，相关资产是否按规定管理来进行，审计范围过于狭隘，不能适应经济新常态下反腐倡廉建设对内部审计的要求。2.1.3 内部审计未能常态化

目前，高校的内部控制审计制度还不完善。新常态下，政府大力简政放权，高校的各项工作繁杂，各部门的既有格局难以打破，内部审计往往存在走形式的现象，导致工作不规范。各高校也没有根据《行政事业单位内部审计规范（试行）》的要求，有针对性地建立自身的评价体系，导致审计工作的规范性比较差。内审部门受高校的组织部门委托或领导指示，对离任领导干部进行经济责任审计，审计过程已经落后于干部任职时期，导致审计结果与干部任用脱钩。需要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使内部审计工作系统化、规范化、常态化。

2.1.4 缺乏群众监督，难以发现腐败

高校内部审计相关制度不完善，实施审计的具体步骤还存在一些问题，在审计过程中没有建立群众监督机制。

审计部门仅仅是将审计通知书下达到审计对象所在部门或被审计对象本人，在开展审计工作中除审计对象外，其他职工均不知情，导致审计结果不能反映一般群众对被审计领导干部的意见。审计部门仅对领导干部本人交换审计意见，整改情况群众不知情。

2.2 未能及时发现腐败的原因

2.2.1 受社会其它领域腐败的影响

我国腐败问题由来已久，高校也不例外。高校是专业人才集聚之地，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大多高校职工的道德与法制观念比较高，但仍有一些人受不了各种诱惑，道德与法制观念淡薄是一个重要原因。

2.2.2 单次金额少，但次数多

高校教师员工、学生众多，教学、科研、后勤等方面事务繁杂。学校在教学器材、仪器设备、教材、图书以及师生员工的生活用品等需求量很大。一些大宗物品通过政府招标采购，而一些小量物品则采取其他方式。物资采购种类繁多，工作千头万绪。一些人在物资采购过程中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吃回扣，每次金额少，次数多，不易察觉。

2.2.3 专业性强，隐蔽性高

高校的基建工程项目多，建设资金量大，涉及到的环节很多，如立项、审批、规划、勘测、设计、招标、施工、质量监督等，专业性强。一些公司为了能拿到工程项目，不惜重金贿赂。而一些主管人员的法制意识淡薄，出现受贿，甚至权力寻租现象。这些腐败分子不但行贿受贿数额巨大，而且手段极其隐蔽，以躲避纪检部门、审计部门的监管。近年来，高校工程建设领域一直是腐败的高发之地，也是国家反腐的重点。国家组织各个部门对高校进行巡视，一大批腐败分子纷纷落马。

2.2.4 管理制度不完善

近年来高校办学多元化，资金来源中除了国家资金，还有学费，科研经费，以及其它资金等。由于资金来源多，多头管理，又缺乏严密的监管措施，导致资金使用不透明。高校的管理相对封闭，缺乏有效监督。高校又缺乏腐败“预警”和“发现”能力，且对腐败问题的处罚较轻，腐败分子的犯罪成本低。这些制度上的缺陷给了腐败分子可趁之机。

3.通过内部审计发现腐败，预防腐败，加强反腐倡廉建设

3.1 加强高校内部审计的独立性与权威性

高校内审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同级，有些高校甚至没有独立的内部审计部门，无法保证内部控制审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高校可以将审计部门的级别设置为高于其它部门，并由书记或行政一把手校长直接领导，以保证内部审计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充分发挥其监督职能。

3.2 加强内部财务管理和监督，预防腐败

加强高校内部审计,严格执行财务预决算制度，规定教育收费管理,杜绝各种乱收费行为,切实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健全防治不正之风的长效机制。对高校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进行内部审计，完善高校资产管理，防止高校固有资产流失。强化基建工程项目的全程监管，对立项、招标、施工、资金使用及时追踪。对仪器设备、教学器材、教材、图书等大宗物资的采购，内部审计要全程介入，做到公开透明，阳光采购，严格程序，加强监督，防止违规操作，防止在采购活动中的收受回扣、贿赂等腐败问题的发生。

3.3 加强科研经费审计，预防学术腐败

高校从国家、地方、企业获得的科研经费，要专款专用。在科研项目评审、成果评奖、职称评审等工作中，通过内部审计进行管理和监督，从严控制，坚持公开透明，廉洁评审，避免弄虚作假，预防学术腐败。科研经费的使用与科研项目的结题，需要内部审计介入与监管，以完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建立科研经费使用监督约束机制。

3.4 引入群众监督，实现内部审计阳光透明，预防特权腐败

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反腐倡廉教育，深入开展党的作风和纪律教育，规范管理。推进高校招生“阳光工程”，完善招生政策，引入群众监督。改革和完善招生制度，加强对招生工作各环节的管理、审计和监督，防止徇私舞弊、权力寻租等特权腐败现象。强化内部监督，加强内部审计制度建设。通过完善责任评价体系、扩大经济责任审计范围，提高经济责任审计成果的利用率，对领导干部实施真正的权力监督与约束，及时发现腐败。对审计人员不负责、避重就轻的要调离审计岗位，情节较重、玩忽职守的要给予党政纪处理。

3.5 内部审计全程跟踪，构建实时预警机制，预防腐败

高校腐败对国家造成的损失巨大。如何预防腐败，将损失降到最低，建立即时、有效的腐败事件预警机制，显得十分必要。利用内部审计，全程介入，随时跟踪、分析资金结构，建立风险控制系统。加强审计工作人员的风险意识。通过构建实时预警机制，可以及时发现腐败，预防腐败，惩治腐败，促进高等教育事业的良性发展。

反腐败论文腐败现象论文 篇5

摘 要：对于腐败问题的研究，研究者展开了多视角的研究。有从经济、政治、法律、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但是无论哪一方面的研究都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腐败产生的文化原因进行分析，从官本位、从众心理、人情文化和中国人固有的思维方式等四个角度展开讨论。

关键词：官本位；从众心理；人情文化；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文化影响着人的生存状态，也影响着由人组成的政府。任何一个政府都是一定文化背景下的人设计的，都是在特定文化环境里运行的。我国反腐败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其艰巨性同腐败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直接相关，所以一定的社会的文化对腐败的产生、认定和预防及解决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因如此，在全社会形成一种不利于腐败形成的文化对防止、减少和消除腐败是重要的。

官本位文化与腐败

以官为本、以官为尊、以官为荣、以官为求，是官本位文化的特征。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学而优则仕”是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高人生价值。在以官为本的文化氛围熏陶下，官就是人们评价人成败、荣辱的准绳、尺度。官成为了全社会价值判断的中心。这种文化在中国的根深蒂固，带来的是人的价值取向的扭曲，也是造成官场腐败、官员堕落的原因之一。中国不断产生的官场腐败，原因正在于官位的有限性。越高级别的官位越少，但谋求者却是人数众多。

在这种极为不平衡的供求关系下，为了某个官位，人们是不折手段，滋生了官场的各种腐败和习气。官文化提倡的“官尊民卑”导致两种意识的产生。官尊产生了官员的特权意识，民卑导致了公民权利意识的淡薄。这两种意识都不利于反腐败。

（1）官尊—官员特权意识。特权意识是官本位文化中官尊思想的必然产物。从官与民两个方面不同的心理得以表现。就官员而言，各级的官员有着他们各自不同的权力，他们把这些权力看成是官职赋予的，而不是人民赋予的，把权力看成是官员所特有的，理所当然的。正是这种特权意识的存在，他们就把用特权追求来的利益也看成是天经地义，而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腐败行为。在当代中国实行的是退休制，到了一定的年龄就的退休。而当他们鉴于对权力的即将丧失，将原则、纪律等统统置之度外，进而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走上违纪违法道路，出现了不少的“59”现象。这种现象其本质还是对于特权的依恋，把权势的损失，用金钱来弥补，追求心理平衡。当这种意识在官场中蔓延开来时，做官不谋私成为让人不可理解的怪事，做官不摆谱，不铺张，反而有失官威。正是基于上述的种种认识，腐败便在官场中蔓延开来。从民众的方面来看，由于官员特权的存在，官员的特权往往凌驾于法律之上，使得民众长期以来是信官不信法，遇事求官，层层上访，而不是诉诸于法律。这样官员的权力便有了发挥的余地。遇事的求官不求法，强化了官员的特权，也巩固了官员的特权。

（2）民卑—民众权利意识的淡薄。由于“官本位”文化在中国的 根深蒂固，人们视地方官员为“父母官”。地方上的首席官员就是地域内辈分最高的家长，是绝对的权威。而广大的子民服从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在未经过大规模的“思想启蒙”运动，让人们接受官与民平等的这样的意识是十分困难的。正是这种民卑意识的影响下，人们对政府官员的行为在毫无意识、从不质疑的态度中接受。人们并未意识到政府的行为与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政府的腐败是对社会、对公民权利的严重侵犯。基于上述的认识，当腐败产生时，腐败很难遭到社会力量的抑制。虽然人们也是很痛恨腐败，但是人们仅仅把反腐败当成是政府的事情。即便是有人对腐败进行揭发，很可能是石沉大海，甚至很快就会遭到一连串的打击报复。在西方国家公民和社会团体在纠正政府行为、防止腐败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公民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已成为了宗教般坚定的信仰。当整个社会都自觉的起来反腐败，那么腐败的行为也将不得不有所收敛。

人情文化与腐败

在中国，一个人从生的一刻起，就决定了他一生存在于至亲、宗族、姻亲、师生、朋友等种种关系之中。这些关系相互交织，相互连接，构成了如同蜘蛛网般牢不可破的关系网。而我们做人、处世都很难离开它，否则我们很难立足于这个社会。这本是一个很正常的社会现象。但在一个法制比较不完善的社会时，关系网则在腐败形成中成为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在我国人情文化特别的浓厚，人们常常把人情看得高于一切，即使是法律、制度、纪律也在人情面前显得软弱无

力。人情文化通过以下三个层次作用于腐败。

第一层是纯粹是由围绕在官职周围的各级官员所组成的“官网”。对于官员个人来讲，他们牢牢的缠绕在网中，使得各自的权利在此得到维系和保护。首先，通过此网他们可以谋求升迁，使得自己的权力进一步增强。靠“官网”得到的升迁，就破坏了用人制度的公平、公正、公开、竞争原则，使有才能的人不能到岗上任，影响到政府办事效率。而在这些靠“官网”谋求升迁常常涉及到一些金钱和利益的互相交换，也导致腐败的产生。其次，当他们腐败或其它的违法行为被发现时，也可以通过“官网”来保护自己，使自己的行为免于处罚或减轻处罚。目前，社会上出现的许多执法不公，执法不严的现象同这种“官网”的强大保护是分不开的。

第二层是以官员的权力为中心，由血缘关系为准绳构成的“情网”。先天血液关系，加上 “官官相护”的后天网络，衍生了由官员和他们的亲戚、子女形成的特殊阶层。这样血缘关系和官职的相互结合，权力通过血缘宗法的网络进行流通，扩大了权力的辐射范围。同时把法律对官员的人事管理等权力架空，利用职权为亲戚、子女谋官职，它本身就是腐败，还导致了进一步的腐败。许多人手中没有权力，没有官职，但照样呼风唤雨，具有无可限量的隐性权力。由此导致的是当官成为了有势力宗族的特权，利用官职维护本宗族的利益。在这种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情况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大家为了共同的利益，就会产生一股强大的向心力。这也给反腐带来很大的困

难。

第三层是由以官僚为核心，由社会各阶层人士组成的“社会资源网”。建立此网的目的是把官员的权力同其它行业和职业资源相结合。在这个资源网里，有官员、教师、商人、律师、记者等。他们一般都掌握着某些社会的资源，而这些资源的相互补充势必带来更多的利益。他们把这些社会资源当成追求个人利益的工具，必定损害到其他人的利益，从而产生种种的腐败现象。比如，官商结合，官员把他们的权力转化成财富，商人则通过官员权力的保护来获得更多的利益，造成了商业腐败。官员的权力同教育资源的相结合，官员可能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为他们的子女谋求更多的教育机会或者为他们自己继续教育深造提供方便。他们的挤占更多教育资源的行为，在当前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势必会造成教育机会的不公平，也是教育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当前中国法制体系不完善，社会资源的关系网势必会把腐败现象渗入到社会的各行各业中。

从众文化心理与腐败

从众心理是指人的认识行为由于受到所在群体及社会环境有形无形的影响或压力，往往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放弃自己的原则以顺从环境，保持与众人的一致。这种心理实际上会对某些不良社会现象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当前我国社会腐败现象的泛化与社会从众心理就有密切的联系。有些腐败现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团体压力所造成的。从众心理是以下方式作用于腐败。

（1）仿效方式。“随大流”、“法不责众”等等，都是对仿效从众心理的一种真实写照。根据人际影响的社会心理原理学,社会地位高者的行为常常成为社会地位低者学习、参照和仿效的榜样。前者的榜样行为大大的加强了后者模仿的动机，并促使仿效行为的形成。一方面当上下级都具有腐败的行为时，当下级发现上级的腐败行为时，他们会理解成为上级对自己的腐败行为的认同感，就更加肆无忌惮的腐败。另一方面，有些下级刚开始也许并没有存在着腐败的现象，他们起初对不正之风也十分反感并进行了抵制，但是在上级的腐败行为的影响下，这种正常的行为带来的却是不正常的后果，即得罪了上下左右处于工作关系和人际关系中的各色人等。久而久之，也就入乡随俗、习以为常。也造成一些人“别人如此，我也可以如此”的心理，觉得别人如此，自己不如此就是吃亏，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怪圈，由此“孕育”了一批又一批的前“腐”后继者，强化腐败扩展的势头。

（2）互励攀比方式。这种方式是指人们思想的相互激励、相互攀比，他促使人们的动机在强大上相互助长、强化。其直接结果就是腐败的横向扩展。当腐败在全社会形成一定气候时，腐败行为将相互强化形成腐败的链环助长和攀比助长。当腐败发生在其它个人身上，比如当他们看到同学、同事、战友、朋友因腐败而富裕起来了，吃的、穿的、住的、行的、用的都比自己好，自己什么说也是个有权力的人，岂能落他人之后，心理上总觉得不舒服、不体面、不风光。于是他们开始追求衣食住行的高档化，穿名牌、住豪宅、坐好车、喝美酒、抽

洋烟。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求，铤而走险，不惜以身试法。当腐败发生在某一具体单位内时，他们就认为大家都腐败了，我也腐败，责任能有多大。法律只是惩罚个人，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就很难被处罚。这种腐败的风气相互感染、激励可以使人更大胆腐败，腐败的程度日益严重。

（3）逼压强迫方式。逼压强迫是指群体在发现有人意见与群体不相一致时，会努力施加影响，促使其与群体取得一致，即“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即任何群体都有维持群体一致性的显著倾向和执行机制，对于同群体保持一致的成员，群体的反应是喜欢、接受和优待，对于偏离者群体则倾向于厌恶、拒绝、制裁。在具体的单位内部，当腐败成风时，受群体压力的作用，廉洁的个体将承受难以忍受的心理疏远和孤立。一些人刚开始也不愿意涉足贪污，但是面对来自周围的各种压力又不得不屈服，尤其是对来自上级或领导的压力更是无力承受与抵制，因此，放弃自己的原则，而同流合污。另一些人依然坚持自己的原则，但是很快的就遭到冷眼、讽刺、挖苦，甚至挨整、被挤出官员的队伍。在现实社会中，这已经不是个例了。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腐败

每个民族的 思维方式都是不一样。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也是腐败得于产生、盛行的温床。

(1)“中庸”的思维方式。

“中庸”具有严谨的科学含义，一般指人们思考和行为时，要考虑

事物的“度”。但是，由于人情文化的社会基础的影响，“中庸”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所谓中庸思维方式就是人们在做事时，认为许多事可有可无、可做可不做，许多立场可坚持可不坚持，甚至不置可否，冷眼相看；在看待事物时，采取不偏不倚、骑墙善变的态度。在中庸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为官者不思进取，畏于创新。民众把政府的腐败视为自然之事。无论是官员还是普通的百姓走中庸之道，在问题面前采取骑墙的态度，明哲保身，或随势附和，见风使舵。明知某些官员有腐败行为，也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从而助长了腐败的风气，腐败之风也长期得不到整治。

(2)“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

预防腐败比惩治腐败更重要专题 篇6

贪污腐败是个社会现象。过去有、现在有；中国有，外国也有，要叫它完全绝迹，客观的说，恐怕做不到。我国有史以来历朝历代对于腐败的惩治无一不以严刑峻法，明朝的崇祯皇帝甚至发出了“百官皆可杀”的感慨但腐败之风却从未得到有效遏制。以史为鉴我方认为。反对腐败事先预防比事后惩治更重要。我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论证：

第一、预防腐败比惩治腐败更具广泛性

惩治腐败所针对的对象是已经腐败并已被发现的人，而对于有腐败思想或者已经腐败但未被发现的人却束手无策。而预防是面向所有人的。并且预防腐败可以通过教育、制度、监督等多种方式对症下药、多管齐下。使得绝大多数腐败行为被消灭于形成之前。

第二、从效果来看预防腐败比惩治腐败的效果更好

我方认为预防最主要的是建立科学的预防制度，建立法治民主的体制。完善相关的规章制度，严格按章办事，堵住可能滋生腐败的漏洞。这样，一来可以有效的遏制腐败，二来可以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重视预防腐败制度的建设可以把腐败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由于惩治所带有的滞后性使得很多还未被发现的腐败难以得到遏制。

但是这些没有被发现的腐败就没有危害吗？显然不是的，正所谓丢了一颗铁钉，折了一只马蹄，折了一只马蹄，伤了一位骑士，伤了一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帝国。一个小小的的腐败就有可能葬送一个国家的命运，当无辜的生命已被腐败躲去，当数十亿的国有资产已经被挥霍一空，当国破家亡之时无论多重的惩治都已经无可挽回了。所以也许预防腐败任重道远但是与腐败

造成的危害相比还是相当值得的。第三、依靠预防制度更能有效阻止腐败的发生

为何无论多么严厉的惩罚都无法阻止腐败的发生的呢？我方认为在于预防腐败的制度没有很好的建立，制度的魔力正如肖申克的救赎的台词描写的那样“人一开始抵触制度，然后适应制度，最后脱离制度无法生存。”人都是有私心的。马克思曾经说过200%的利润就能让人冒绞刑的风险何况是百倍甚至是千倍的利益呢？

所以无论如何加大对腐败的惩治力度都无法根治，没有完善的预防机制，腐败就难以避免。试想当权力得不到适当的监督，当国家成为少数人口袋中的个人财产时平民为了生存除了讨好当权者就无别的生存途径时腐败会有不四处横行之理吗？如果等到这时，所谓的“惩治”就变成了当权者互相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也不过是忽悠忽悠老百姓的“娱乐节目”了。这样的惩治又有何意义呢？

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与腐败治理 篇7

关于腐败的成因，国内外学者有大量的研究，例如私有制根源理论、现代化理论、寻租理论等，因此学术界在论证如何治理腐败时，大部分都是以分析腐败形成的原因为起点：曹明珠（2014）指出必须从制度的结构、价值、功能三个方面入手，建立以教育、监督、预防和惩治“四大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并在“四大制度”中引入教育的长效机制、监督的保障机制、预防的防范机制以及惩治的惩戒机制等四大机制；马志娟（2014）认为腐败治理的重点是消除腐败产生的体制缝隙和制度漏洞。但是从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角度探讨腐败治理的却较少，国家审计推动腐败治理的路径可以归纳为四个层面：从法律层面确定国家审计在腐败治理中的权力和职责；从权力层面明确规定审计职权，包括审计检查权和审计处罚权；从权利层面融入公民参与，成为治理权力腐败的权利主体；从道德层面震慑腐败（安徽省审计学会课题组，2013）；马志娟（2013）提出通过完善经济责任审计问责制以此来达到治理腐败的作用。总结来说，理论界大部分认为要想从根本解决腐败问题，必须从制度出发，而经济责任审计作为一种监督制度，能够对腐败的发生起到预防、揭示、抵御的作用，因此经济责任审计可以加快制度建设，推动腐败治理现代化。

二、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与腐败治理的关系

（一）腐败治理是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实质目标

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是由国家审计机关对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监督、评价和鉴证的行为。从其审计的内容来看，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主要包括本部门单位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和效益情况，重要投资项目的建设和管理情况以及重要经济事项管理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等，而审计所有这些内容的目的都是检验领导干部任期内责任的履行情况是否合法合规。腐败治理的目的就在于预防、监督与惩治一切损害公共利益、其他个人利益的行为。2010年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就是出于加强对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管理监督，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目的。基于此，政府绩效审计与腐败治理追求的目标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促进廉政建设、打击腐败行为就是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目标。

（二）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推动腐败的预防、揭露与惩治

首先，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是一种以法律法规为依据的监督体系，被审计人员对于审计结果都是预知的，根据理性行为人理论，经济责任审计会大大降低领导干部腐败的可能性。同时，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密切跟进着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履行情况，可以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及早纠正，防患于未然。

其次，违法违纪、滥用职权、经济犯罪、污染环境、危害国家安全、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等行为都属于腐败的范畴，而经济责任审计可以揭露并查出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进而对其进行惩治。同时，通过查处、惩治这些违法犯罪、腐败行为，经济责任审计可以进一步揭示出制度、体制的缺陷漏洞，可以排除经济社会运行中的各种利益干扰，促进政策措施得到贯彻落实。

最后，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在预防、揭示腐败问题的过程中发现的一切问题，都可以从根本制度入手解决，因此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可以通过促进健全制度、完善体制、规范机制，起到抑制和抵御经济社会运行中的各种病害的功能，防止腐败的滋生。

三、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治理腐败的现实困境

（一）法制建设滞后———预防作用大打折扣

目前我国腐败治理的法制建设较为落后，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不健全，我国还未制定一部专门的反腐败法，对腐败行为的界定不清晰，因而反腐败工作无法可依、无章可循，无法做到透明化与公开化，这表现在短期内效果好，但是一旦时间拉长效率便会较低，缺乏法律制度的保障从在根本上制约了腐败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近10年来，为了规范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指导具体工作，我国颁布了一系列法规，强调了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对于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取得了飞跃性的进步与成果。但从实务案例来看，我国的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仍处于探索阶段，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业务不规范、评价指标不统一、评价方法不客观等，加上反腐败本身的法律法规严重缺乏，进而使得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缺乏根本性文件的指引，不能与腐败治理密切结合与匹配，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经济责任审计的可操作性，运用实施腐败治理的过程愈加曲折，同时法制的缺失无法对潜在腐败者施加强大的压力，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对腐败的预防作用大打折扣。

（二）国家管理体制导致经济责任审计监督依附性较强———揭露作用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我国《宪法》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审计机关。地方各级审计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负责。”也就是说，我国的国家审计机关是同时受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审计机关双重领导。

首先，在这种管理体制下，利益关系大大弱化了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应当发挥的作用，因为经济责任审计就是对政府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监督与评价，其经济被审计单位所控制，这中间必定存在密切的利益关系，因此经济责任审计监督无法实施，因为受到被审计机关的控制；更重要的是这种利益关系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上一级审计机关的领导作用，因为在双重领导体制下，存在一个地方审计机关是按照上一级审计机关的要求如实反映情况还是听从地方政府的指示保留问题，而经济责任审计的对象是各级领导，审计机关就必会在夹缝之中处于两难境地，审计工作必定阻碍重重，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揭露腐败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三）审计与问责严重脱节———抑制惩治作用有效发挥

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主要是通过预防、揭露、惩治三种方式参与腐败治理的，因此问责惩治也是很关键的一部分。但是现阶段我国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与问责惩治衔接不顺，出现严重脱节的现象。一方面，审计结果的不透明使得腐败治理效率不高，经济责任报告仅仅提供给政府、委托单位、纪检机关，而不公开于大众，这使得普通群众无法参与监督政府的过程中，真正的全面监督无法实现，纪检机关应当如何运用经济责任报告也无明确的规定，这可能导致审计结果与惩治力度出现偏差；另一方面，先离任后审计、先上任再审计现象的普遍存在。这些都影响着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对于惩治腐败作用的有效发挥。

四、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治理腐败的建议

（一）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使得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对腐败的预防作用大打折扣，因此国家必须完善反腐败法律，大力推动《反腐败法》的立法进程，以科学、系统的法规体系有效地预防和控制贪污、贿赂等犯罪行为，使反腐工作形成长效机制，既可以作为纲领性文件指导纪委部门日常工作，又可以给潜在的腐败分子以强大的压力，让其预知到腐败行为的具体后果而不敢再犯。在完善反腐败法律的同时，也要加强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法律法规，尤其是要使得二者能够更好地结合在一起，让反腐败法律指导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使得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在治理腐败过程种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加强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独立性

虽然在我国颁布的《审计法实施条例》中已经规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证审计机关履行职责所需人力和经费，并为审计机关提供相应的工作条件”，但实际上许多地方审计机关的经费只是按照当地定员定额标准列入财政预算，而其他履行职责所必需的经费则未列入预算，往往需要审计机关临时单独报批，这既影响审计机关的工作效率，也限制了审计机关的工作范围。因此，我国审计机关领导体制的改革方向应为垂直领导体制，切断审计机关与地方政府的组织设置、人员任免、经费来源等行政关系，使地方审计机关在“业务上和行政上都直接接受审计署的领导”。

（三）规范惩治机制

首先，探索建立信息公开系统，减少信息不对称，让审计结果被公众所知，让公众参与进来，提高执政透明度，实现全面监督；其次，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以规范纪检机关运用审计部门出具的经济责任审计报告的具体事项，使得审计报告能够被充分利用，提供更多精确的证据；最后，经济责任审计应当贯穿于领导的任前、任中、任后，所以应该执行先审后离的制度，应在领导干部离任时出具客观准确的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报告。

五、总结

腐败治理是领导干部责任审计的实质目标，领导干部责任审计推动腐败的预防、揭露与惩治，二者关系密切，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由于法制建设滞后、国家管理体制、审计与问责严重脱节等问题使得领导干部审计的三大作用无法充分实现。为了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更好地服务于腐败治理，应该加速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加强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独立性，规范审计与问责衔接机制，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预防、揭露、惩治腐败的作用。

摘要：领导人运用公共权力侵犯个人权利的行为是腐败最集中的体现,它严重损害了公共秩序甚至国家利益,因此党和国家一直在治理腐败问题。国家审计不断向前发展,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越来越受重视。最新颁布的《关于完善审计制度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明确强调要强化审计监督,对审计发现的重大违法违纪问题,要查深查透查实,推进廉政建设,不断深化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推动履职尽责。这表明要想治理腐败,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是不可缺少的,本文认为现阶段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预防、揭露、惩治这三大作用由于环境、制度等原因受到了大量的限制,因此从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这一视角探讨如何从释放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作用入手,对推进腐败治理的具体路径提出建议。

腐败经济学 篇8

[关键词] 经济转型 腐败 政治经济学 管理制度

一、引言

当代中国的经济转型性质具体体制特征决定了腐败问题的特殊性：民主形式掩护下的公贿与贪污，集体共犯式腐败，带双轨制痕迹的腐败，行政垄断下的腐败蔓延。腐败产生的客观基础是国家法制和经济运行机制不健全，其主观原因是在腐败主体的私利追求中收益大于成本。改革过程实质上是在官僚控制下的一个权力和利益的转移和再分配过程，在把“公”权变成私权的交易中，权力主体的“代理人”和“买方”是腐败和贿赂的受益者，权力的大部分所有者是受害者。

二、腐败的含义和实质

1.腐败的内涵

凡是公共权利被滥用而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就是腐败。构成腐败的内涵通常具备三个要素：一是腐败的主体，即与权力相联系的个人和组织；二是腐败的行为，即与权力被滥用为特征的社会行为；三是腐败的客体，即受到损害的国家和公民的利益。这三个密切联系又不可分割的要素，构成了腐败的本质和内涵。

2.腐败的外延

揭示腐败概念所指定的对象其适用范围即为确定权力被滥用的适用范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必须确认一种社会行为的本质属性，即构成这种行为的政治腐败性；二是要充分考虑公民对腐败的政治态度；三是应兼顾到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背景。

3.腐败的实质

腐败作为一种政治概念，它的根本属性，就是某种权力的蜕化和变质。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中一定范围的权力蜕变往往通过行政垄断下权利的官僚化、商品化和特殊化表现出来。

三、腐败的现象与特点

现阶段中国的腐败及其特点与当代中国的转型性质具体体制特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由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属性，公有制是与其他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发展的。同时，当代中国处在剧烈的社会转型背景之下，传统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正在逐步让位于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正处在重新定位时期。由渐进改革所进行的社会转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公贿与贪污

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性质上与资本主义的显著不同，在于它实行的是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结构形式。但是，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把公有制简单化地理解为国有制，以为只有国家所有才是公有，把公有制的形式之一国有当成了公有制的全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演变为国家所有和单位所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就被虚置，本属大家的财产也就成了与个人无关的公家的东西。改革开放以后，通过对国有制的股份制改造，这种虚置局面表面看来有所改观。但由于相应管理制度和措施的不完善和变形走样，劳者有其股的愿望并未圆满实现。这样，就使得当代中国的公贿、贪污和监守往往以民主（在股东代表大会和监事会的掩护下）和普遍的方式进行着。公贿不同于私贿的地方，在于它是典型的以公谋私，是拿公众的钱去捞取私利的零成本腐败，其社会影响可想而知。

2.集体共犯式腐败

前述产权虚置的弊端，不仅给公贿以可乘之机，而且还蔓延出一种新的腐败—集体共犯。集体共犯的特点在于，当揭开一个腐败案件的盖子时，涉及到的往往是一个群体。这是在以往所披露的有关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经济大案中所不难发现的事实。集体共犯既有体制性原因，又有其官僚特权基础。体制性原因在于产权虚置为腐败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产权虚置说白了就是公家的东西没管好，给腐败者以可乘之机；官僚特权成为当权者通向腐败蜕化路上的保护伞。

3.带双轨制痕迹的腐败

双轨制是当代中国由传统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度时期的一种制度安排。在双轨制格局中，经济管理的双轨并非始终并行不悖，而是经常发生交织甚至矛盾，时而给经济运行造成阻碍。而且，在双轨制格局中，政企不分广泛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中。既当球员，又当裁判这种无视市场经济规则的无序做法，为政企合谋、垄断交易、贪污贿赂提供了肥厚的土壤。

4.行政垄断下的腐败蔓延

最近国内有研究者利用寻租理论，考察了中国腐败中的一种独特现象—行政垄断。行政垄断是由一些政府部门力图通过行政垄断阻止市场竞争来保护部门及下属企业利益，其主要形式是地区和行业垄断。其一:地区垄断。表现在利用行政权力树立地区壁垒，从而阻碍了市场的开放性，扰乱市场竞争及合理的市场资源配置。其二：行业垄断。是中央部委或某些行业管理组织排斥竞争限制其他企业进入，而保护下属企业利益的表现。在中国，行业垄断所聚集的租金有两种:一个是垄断价格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另一个是由这些垄断行业通过各种理由非法收取的各种费用，借此把管理失误和投资的成本转由消费者承担。行政垄断是最具中国特色的腐败之一，给国家造成了大量经济损失，还导致民众的广泛不满。

5.卖官鬻爵的腐败现象死灰复燃

改革开放以来，这一销声匿迹半个世纪的丑恶现象又沉滓泛起。官场待价而沽、量“财”录用、卖官买官之风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少数领导干部卖官的胆量和手法较古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不能不说严重影响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或者说直接威胁着国家的前途命运。

四、腐败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1.腐败产生的客观基础条件

在现代社会，公共权力和公共决策的存在及其与具体掌权者和决策人私人利益的矛盾是产生腐败和贿赂的客观基础。实行市场化是解决腐败问题的一个根本出路，但腐败和贿赂产生基础的广狭宽窄与滋生蔓延的现实终究是完全的两件事，这主要取决于经济运行机制和其他制度条件，包括政纪法制、道德约束和意识形态等广义的制度因素。改革过程中决策权力的高度集中，且改革启动了利益机制，地方、企业和个人获取自身独立经济利益的动机和激励明显增强，利益矛盾和利益争夺大大加剧，再加上其他条件，腐败和贿赂行为就会泛滥起来。

2.腐败和贿赂的成本与收益比较

腐败和贿赂是人们的一种理性行为，个人是否选择这样的行为，取决于腐败和贿赂行为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当腐败者以权谋私，进行权钱交易得到的收益大于这样做的成本，腐败和贿赂就会发生；净效益越大，就越容易发生，其程度也就越严重。反之，如果政纪法制健全而有力，道德约束良好而有效，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意识强，腐败和贿赂行为的当事人大都受到比较严厉的惩处，其成本代价大，则这种行为理所当然地受到有效的抑制而较少发生。

3.腐败产生的形式与受益主体

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集中计划经济制度走向市场经济制度转变，改革过程就是一个权力和利益的转移和再分配的过程。实际上，权力的转移和再分配通常只有两个途径：一是抢夺，二是购买。既然掌握公共权力和公共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执掌的权力，现实的政治体制下又不允许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采取交易的方式进行购买，于是便形成了权钱交易。在这种一般的、共同的形式下，既有法律和政策允许的交易，也有法律和政策不允许的交易，还有法律和政策尚未涉及的交易，界限很难分清。不仅如此，在现实生活中，非法的交易往往打着合法的招牌，合法的交易往往要通过和借助于非法手段来实现。

五、中外防治腐败管理制度比较

西方国家如何反腐败，概括地讲主要有四个方面:首先，推行政务与事务分开的透明政治和行政制度;其次，实行包括审计、司法、议会和新闻、公众等有效监督;再次，进行反腐败立法，建立弹劾制度;最后，实行集中采购、招标投标的制度。基于上述措施，一些国家成为“国际透明组织”每年公布的“最清廉的国家”。评论一般认为，现代国家大都建立了比较有效的反腐机制，能够“将一个筐里烂了的桃子挑出来,扔出去，从而保持了整筐桃子的新鲜”。

中国目前比较突出的举措大致有两类：其一，厚禄养廉。厚禄养廉的立论前提是政府官员之所以贪污受贿，仅仅是受贫困所迫。先不用说这种立论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和谐社会主旋律吻合的程度有多大，单是活生生的现实就可以让人耳目一新：在当今，被揭出的腐败案件中所涉及的款额之巨大有目共睹，这不好用“为贫困所迫而为之”所能解释的；同时，很难相信，这种养廉举措能把腐败消除到什么程度。其二，以道德教育消除腐败。至少在现阶段，人们的思想水平并未普及达到大公无私的境界，真是的人应该脱离不了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属性。这种道德教化的作用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政府对道德教化在反腐败中的作用企望过高，将会误导人们反腐败的努力方向，延迟反腐倡廉的法制化进程。因此，笔者认为，如果单纯地提出“关键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这似乎于国于民并无太大益处。

六、几点认识和体会

腐败包括主体、行为和客体三个要素，其主要特征是:行政垄断的权力的官僚化、商品化和特殊化。当代中国的转型性质具体体制特征决定了腐败问题的特殊性：民主形式掩护下的公贿与贪污;集体共犯式腐败；带双轨制痕迹的腐败;行政垄断下的腐败蔓延。

腐败产生的客观基础是国家法制和经济运行机制不健全，其主观原因是在腐败主体的私利追求中收益大于成本。腐败和贿赂的规模和程度取决于腐败和贿赂与反腐败和反贿赂两种力量的比较，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两种活动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改革过程实质上是在官僚控制下的一个权力和利益的转移和再分配过程。在把“公”权变成私权的交易中，权力主体的“代理人”和“买方”是腐败和贿赂的受益者，权力的大部分所有者是受害者。而政府主动创租行为下的行政垄断是腐败最严重的形式之一，它源于经济接轨。

消除腐败的根本途径还有待进一步商榷和探讨，依笔者之见，应该借鉴国外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结合本国实际，调整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从人治向法制转变，限制公共权力的作用范围，使改革中权力的转移和再分配公开公平且以公平健全的法律监督为前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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