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原因

腐败原因（共10篇）

腐败原因 篇1

预防和治理国有企业的腐败已是我们面临的紧迫而艰巨的重要任务。要有效地预防和治理国有企业的腐败,首先必须找准其“病因”,然后“对症下药”,这样才会“药到病除”。本文试图就产生国有企业腐败的原因及其对策做一点粗浅的探讨。

一、国有企业产生腐败的原因

1、有些同志思想认识存在偏差

有的同志把企业反腐倡廉工作与生产经营对立起来,认为对企业而言,经济效益是硬件指标,不抓企业就无法生存发展,党风廉政建设是软盘任务,只要企业在这方面不出大的问题就行,担心强调廉洁自律,会影响企业领导干部抓改革、抓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于是便采取“一手硬、一手软”的态度;有些同志认为,企业是经济实体,是赚钱的,跟党政机关不同,不能像要求党政机关班干部那样要求企业干部,如果规矩太多,企业就无法放开手脚搞经营,担心抓领导人员廉洁自律工作会影响干部的积极性;还有的同志把企业反腐倡廉看成是给企业领导念“紧箍咒”,认为厂长经理们辛辛苦苦搞经营,外部环境又不好,应当给他们一个宽松的内部环境。

2、部分国有企业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理想信念动摇

一些国有企业领导干部为人民服务宗旨意识淡薄,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信念动摇,长期忽视政治理论学习,放松世界观改造,政治信仰迷失,没有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心态浮躁,贪图虚名,贪图安逸,贪图享受,奢侈浪费,把主要心思用在谋求更高的职位上,在收入和待遇上盲目攀比,感到自己的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因而产生“心理失衡”,走上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违法犯罪道路。

3、权力过于集中,没有建立起科学合理、 责权利一致的权力制衡机制

腐败行为的产生,必须具备权力高度集中的条件。我国的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经营管理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特别是其一把手,往往集企业的人财物和经营管理大权于一身,企业员工岗位的安排、职务的升迁和收入的高低,往往取决于一把手的一句话。理论上早已被论证是科学严密,实践上早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公司制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在我国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主要表现在:一是股东会或者大股东管得过多,将本来属于董事会甚至属于总经理的职权拿过来自己管了,但由于时间、精力、专业知识和能力等方面的原因,股东会不可能掌握足够的信息,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决策,对决策的实施情况也不可能进行及时有效的跟踪,因而股东会虽然有权,但是不可能将这些事情管好和管到位。二是董事会集体决策作用被弱化和虚化,董事会成员往往是股东单位派人兼职担任,这些人各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没有时间对公司的有关资源、外部发展环境、业务发展方向和目标、管理基础等情况进行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因而也就不可能对有关重大事项及时做出高水准的决策,同时由于董事会最重要的职权比如总经理的聘任和解聘、年度经营管理目标的确定等权力被股东会拿走,造成客观上已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需要董事会决策,董事会决议的实施也失去了有力的保证手段,加上公司经营绩效的好坏往往与董事们的利益不挂钩,这就导致董事会只能发挥一枚橡皮图章的作用。目前比较普遍的就是这种情况。三是在股东会管得过多又管不到位、董事会被虚化的情况下,导致总经理权力的过于集中和扩大。这是因为股东会要对有关重大事项做出决策,但股东会又无法掌握足够的信息,其决策必然要由总经理提供方案,至少要向总经理了解情况并听取总经理意见,这样股东会的许多决策本身就受到总经理的影响,再者股东会也不可能对经营管理中的重大事项一一进行决策,在董事会被虚化的情况下,这一决策权也就落到总经理手中,于是总经理就集决策和执行于一身,自己决策又自己实施,这样法人治理结构的分权制衡机制被破坏。

4、选拔国有企业领导干部者时忽视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方面的素质

人的行为是受其思想支配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作为比较稳定的思想观念对人的行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事实证明,国有企业之所以出现一些令人痛心疾首的腐败现象,与相关人员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正确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当前,有关方面在选拔国有企业领导者时,比较注重其业务能力和领导能力,而忽视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方面的素质;更有甚者,个别掌握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任用大权的领导者,用人主要看其是否听话,对自己是否忠诚和恭顺。在这种情况下,所选拔出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素质可想而知。

5、监督机制不健全

从外部监督看,一方面是各级监督部门,各自负责一个方面的工作,各自为政,往往不能形成监督的整体合力;另一方面上级机关对下级企业领导干部的遵纪守法或者说违规违纪情况不可能深入了解和及时了解,往往是鞭长莫及,监督不到位。从企业内部监督来看,虽然监督机构并不少,党组织内部有纪委,行政上有监事会、工会、职代会,但是这种体制存在一些不合理的问题。一是企业纪委负有监督同级党委、行政主要领导的职责,但又是在同级党委主要领导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特别是在纪委主要人员任免、人员配备、财务经费等方面都受同级党委和行政主要领导的制约,必然导致监督“疲软”,难以成效;二是企业工会、职代会等机构实质上也在企业的主要领导干部领导下开展工作,让其反过来进行监督,作用难以发挥。有的企业领导借助职代会的作用,审议通过违反相关规定的事项,职代会实质上成了一个形式,没有起到监督的作用。此外,由于监督机制健全,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也缺乏切实有效的措施和保证,使得极少数党员干部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就有机可乘。

二、预防和治理国有企业腐败问题的对策

1、 提高对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是壮大国有经济,巩固党执政的物质基础的必然要求;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国有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是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整体推进、深入发展的需要。

2、建立和完善科学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

要贯彻实行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厂长经理集中行使经营管理指挥权的原则。以公司制企业为例,其职权划分原则是:股东会主要行使选择董事会成员、制订公司章程、批准公司财务预决算、长期投资等的权力;董事会负责行使除股东会决策事项外重大经营管理事项的决策及其落实情况的检查考核;总经理集中行使日常经营管理指挥权。确定了职权划分原则后,还必须据此对董事会和总经理职权进行细致具体的划分,并制订出详细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董事会和总经理工作规程。

3、加强对任用对象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的考察

建立国有企业领导人考察任用责任制并严格落实,从源头上保证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古今中外早已摸索总结出一系列人才世界观等方面的考察方法,只要我们用心学习,结合实践加以创新,就一定能够将被考察对象各方面的素质考察清楚。为了确保用人的质量,笔者还倡导建立用人责任制,对用人的考察者、决策者明确责任和奖惩办法,对考察和决策有功人员给予奖励,对考察决策失误人员根据情节轻重追究责任。这一制度其实在中国古代早已实行。在当今各项工作都强调落实责任的时代,建立用人责任制本应是题中应有之意。任免机关在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被任用后,还要要求、提倡他们在平时加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方面的修养,并定期对他们进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方面的教育。

4、完善监督机制

建立任用机关和监督机关的联动合作机制,扩大监督机关的职权,划清并落实任用机关和监督机关的责任。任用机关要加强对任用对象的日常考察,将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和任用对象所在单位职工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要制订出具体明确的任用和免职条件并严格执行,要建立选拔任用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员听取监事会、职工群众意见的制度,明确规定监事会提出不能继续任用的人员,群众不满意达到一定比例的人员不能继续任用。建议将有关监督机构的职责进行合并集中,强化监事会的监督主渠道作用,加强其人员力量,提高监事会的权威,使监事会真正能够根据有关规定对被监督对象行使撤职或者建议有关方面撤职或者解聘的职权,将监督职责全面落实到位。在强化监事会监督作用的同时,还要不断完善以职代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积极推行厂务公开。

5、建立促进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做好廉洁自律工作机制

一是多途径加强党风廉政教育,增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要把理想信念、党风廉政教育作为增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的关键环节,坚持以学习实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主线,对国有企业领导干部进行党的宗旨教育,使他们牢记党的宗旨,牢固树立群众观点,从思想深处解决好权力观和廉洁自律的问题。二是开展廉政典型示范和腐败案例警示教育。通过组织观看先进和反面典型电教片等方式,着重对领导干部进行教育和告诫,使他们的思想受到震动、灵魂接受洗礼,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和严格自律的意识。三是及时反馈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情况,时常敲响警钟。四是培育廉政文化,使领导干部自觉遵守廉洁自律规定。充分运用网络、报刊、电视、广播等媒体,以网页、专栏,热线、反腐时评等形式广泛深入开展宣传。五是加强廉洁自律制度建设,构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预警机制。通过完善党员领导干部一系列廉洁自律制度,增强各级领导干部接受监督和廉洁自律的自觉性。推行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收入申报制度、收受礼品、礼金登记上交制度。

腐败原因 篇2

1、制度体制机制不够健全——客观上导致腐败分子有机可乘、见缝插针、伺机而动——利令智昏、心存侥幸、铤而走险、以身试法——坠入犯罪深渊。

2、监督制约机制不够完善——上级不易监督、同级不愿监督、下级不管监督、群众不能监督、体制不利监督——导致权力成为以权谋私、徇私舞弊搞腐败的工具——最终锒铛入狱。

3、选人用人风气不够端正——选拔和任用干部过程中——推荐不公、考察不严、选拔不准、任用不当——人情风、关系网、走后门风气不正——缺乏公平、公开、公正、民主、竞争、择优的选拔机制，为跑官要官、卖官鬻爵留下了空间。

4、腐朽文化涤荡不够彻底——陈旧腐朽封建残渣泛起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涌入——意志薄弱，蜕化变质。

如何治理腐败

一、强化一个能力建设——反腐倡廉能力——控制腐败的能力

二、健全两方面的体系

预防 和 惩治

三、抓住三大关键环节

1、加强教育引导，筑牢“不想贪”的防线

抓好全党全社会的教育也抓好重点对象的教育

长——推荐、考察、选拔、任用、考核全过程

宽——廉政进社区、学校、家庭、企业、农村等

高——高危人群与高位领导，人事权、财权、物权的领导和公职人员

深远——重点行业、岗位、人员的预防职务犯罪教育。

既要教育方式方法的创新，又要推动教育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

2、健全制度体制，扎进“不能贪”的篱笆

基本制度——前（报告制度、收入申报制度、行为规范）中（权力制约监督）后（惩处追究）配套制度——配套体制改革、公开制度、招投标、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 落实制度——制度重在落实、关键在落实。

3、强化监督惩处，高悬“不敢贪”的利剑——改变“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法纪监督太晚”的局面——克服监督乏力的弊端，实现监督合力、重点环节监督、重点部位、薄弱环节、高危职位的监管——法律的震慑力，杀一儆百。

四、牢记四句话方针

集体腐败的滋生原因与防治对策 篇3

一、集体腐败的界定

2008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原副书记刘锡荣在审议《刑法修正案(七)（草案）》时指出，目前中国有一种犯罪是不受法律约束的，且明目张胆，这种犯罪就是集体腐败。他认为这一现象存在的重要原因是中国还没有惩治集体腐败法，所以建议将“集体腐败”纳入刑律，严厉打击小金库。刘锡荣的提议再次把人们关注的目光拉向集体腐败。

当前，中国正处在深刻的社会变革时期，新的体制机制尚待健全，这就为权力腐败提供了可乘之机。腐败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极不相称的丑恶现象，“在当今的中国，最严重的腐败是集体腐败”①。部分学者已经对集体腐败展开了初步研究。有的学者认为，所谓集体腐败，是指多人乃至团体合谋中饱私囊、违纪违法的腐败行径。其腐败主体不再是独来独往的个人，而是“利益均沾”的集体。②有的学者认为，集体腐败不同于组织腐败，所谓组织腐败是通过非法手段为某个组织或集体谋取利益，而集体腐败则是指在某个组织内部的一帮人共同腐败，这些人的腐败行为在这一帮人的特定范围内可以是公开的、也可以是非公开的；可以是独立的、也可以是串谋的。③还有学者认为，集体腐败是指拥有一定公共权力的某些政府机构中的一些或全体成员，为降低腐败风险共同利用本部门的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集体腐败有腐败行为主体人员众多、行为主体内部关系复杂、给社会造成更为严重的经济损失和恶劣影响、受惩罚的机率变小等特点。④

以上学者关于集体腐败的解说不无精当之处，他们从不同侧面揭示出了集体腐败的特征及表现形式。但是究竟什么是集体腐败，至今学界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定义。笔者以为，所谓集体腐败，是指整个单位，包括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单位、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行使国家公权力的公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以单位或集体名义作出的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腐败行为。这种行为侵犯了国家廉政建设制度、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公共财产的所有权，极大地败坏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声誉，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具有极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集体腐败的一个最显著特点是其行为是以单位或集体名义作出的。这不仅使集体腐败似乎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同时也是集体腐败与其他腐败行为区分开来的关键之处。以往有些学者把腐败案中的“窝案”、“串案”作为集体腐败现象的重要表现形式，这是值得商榷的。“窝案”、“串案”是群体腐败，是个人腐败的群体化，其腐败行为不是以单位或集体的名义进行的，法律后果也由个人承担。而集体腐败行为的主体，不是单个人，而是一个集体。从本质上说，集体腐败不是具体罪名，而是类概念。而且集体腐败并非不受法律约束，我国现行《刑法》对部分集体腐败是有明确规定的，如“单位受贿罪”、“单位行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私分罚没财物罪”等。由于《刑法》有明文规定的集体腐败只是冰山一角，大部分集体腐败现象没有纳入刑罚的规制之中，致使相当多的集体腐败只能受到纪律处分，所以人们常常误以为集体腐败不受法律的约束。这也加大了集体腐败的恶劣影响。

二、集体腐败的滋生原因

任何现象的产生和凸现都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集体腐败作为腐败现象的一个变种，逐渐成为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形象的突出问题，成为人民群众日益关注的焦点，同样有着不同于一般腐败存在的特殊因素。

（一）行政决策程序与行政监督体制的不健全是集体腐败产生的制度因素。行政决策程序是依法行政必要的程序保障，是约束决策主体行为随意性、防止集体腐败的重要工具。目前，我们国家正处在深刻的社会转型时期，行政决策程序不仅存在不够完善的地方，而且一直得不到重视，相当一部分行政决策没有纳入法制化轨道。行政决策说到底是一种执法行为。正当程序是保证这一执法行为不致变形的关键。正当程序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任何人不能自己裁决自己或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事情。但是在许多存在集体腐败行为的单位，集体腐败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决策者集体决定把单位资金以福利、奖金、津贴、节假日补助等名义发放给包括参与决策者在内的部分或所有工作人员。

行政监督体制是保证行政权力正当行使的制度建构。我国行政监察与审计机关等专门监督机构的设置，不是与监督客体并列的独立关系，而是受同级行政机关和上级业务部门的双重领导；其负责人不是由党政领导人兼任，就是由党政机关实质性任命。监督机构附属型的隶属关系体制，使监督主体在人事、财政等方面受制于监督客体，进而使监督人员受制于“一把手”的意志。“一把手”在集体腐败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上级监督不到，同级监督不了，下级监督无用”就是这种监督体制对“一把手”的实际监督效果。

（二）“为公无过”、“集体决定”、“法不责众”的错误思想是集体腐败存在的心理因素。“为公无过”思想最具欺骗性。在这一思想支配下，集体腐败的实施者是以大公无私面目出现的。他们往往以集体利益、地方利益为幌子去进行权钱交易、权权交易、甚至是权色交易，既谋取了小集团利益，又能为自己升迁铺平道路，而且还会得到地方群众的好评。一些县市为了争取项目、争取国家拨款，对上级主管部门和上级政府主管领导送礼行贿就有上述一举三得的效果。查处这类集体腐败会遇到很大阻力，社会舆论常常认为这些搞集体腐败的官员是在为地方做事，他们之所以那样是官场风气使然。

“集体决定”思想会使腐败者产生责不在己的错觉，这有些类似于掩耳盗铃。在这类腐败事发之后，腐败者总是拿“集体决定”作挡箭牌，他们认为只要是集体研究决定的便不应由个人负责。目前，“集体决定”变异成集体犯罪的案例不断增多，“集体决定”的内核被偷换了，形式被利用了。2006年，国家林业局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管理中心原主任宋士奎在被公诉机关控诉犯有“私分国有资产罪”时就辩称，自己单位收入低，给职工发放各种福利是集体研究决定的，并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

“法不责众”思想是集体腐败者的心理屏障。集体腐败是“从上到下，从“一把手”到下面的办事员，人人都有份，数量很大”的特殊腐败，其当事人普遍存在法不责众的心理。在这些腐败者看来，只要是大家普遍为之的，即使腐败了，哪怕是违法了，也是安全的。法律不可能把众多的触犯者都加以惩罚，更何况周围的人都这样，自己不“入乡随俗”反而成了另类，甚至会受到打压和排挤。于是他们就同流合污、知法犯法，大胆进行集体腐败。

（三）腐败代价的分散与降低是集体腐败存在的成本因素。腐败代价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惩罚代价，二是道德舆论代价。相对于一般腐败而言，无论是在受惩罚的概率、力度上，还是在道德舆论评价的天平上，集体腐败所要付出的代价都小得多。

由于集体腐败是以单位或集体名义进行的，责任分散，利益共享，腐败者所取得的额外收益，通常都被看作是单位的“福利”，而不当作腐败所得。这就大大降低了集体腐败受惩罚的可能性。再者，集体腐败所涉及的人员往往很多，既有“一把手”和领导班子成员的决策，又有单位基层人员的参与。人数众多、涉及面广，在很大程度上分散了风险，增强了集体腐败的“抗震”力，最终可能使披着“集体决定”外衣的腐败逃过法律的制裁。2008年7月发生的信阳“史上最牛别墅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道德舆论方面，集体腐败也很少受到过多谴责。与人们对搞个人腐败的贪官污吏深恶痛绝的态度不同，集体腐败只要不是过分出格，就会被认为是单位的福利好，还能受到不同程度的羡慕。而且，领导大慷国家之慨为本单位成员谋取不当之利，常常被认为是“会来事”，既能为其博得好名声，又能使其在干部测评、考核中获得高票，鲜有舆论上的压力。总之，腐败一旦盖上“集体”的印戳，腐败的受益者们便在道德上毫无愧疚之意了。惩罚代价的降低与道德舆论代价的缺失无疑对集体腐败的滋生、蔓延、甚至泛滥构成一种隐性的鼓励。

（四）“小金库”的存在是集体腐败产生的现实因素。“小金库”是指侵占、截留国家或集体收入，化大公为小公、化小公为私有，未在本单位财务会计部门列收列支或私存私放的各种资金。据国家审计署总审计师孙宝厚披露，从1998年到2006年上半年，8年半时间，全国审计机关共查出“小金库”（含挤占挪用）金额1406亿元，而2006年上半年，全国审计机关共查出违规小金库130亿元。一些单位请客送礼、乱搞福利、收送红包、公款行贿等集体腐败行为之所以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些单位设有游离于监督之外的“小金库”。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形形色色的“小金库”就是集体腐败现象赖以存在的“财政支柱”。

三、集体腐败的防治对策

集体腐败的蛀虫无时无刻不在蚕食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损毁着政府的形象，如何有效遏制集体腐败已经成为党和政府面临的艰巨任务。只有强化思想道德与价值教育，健全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加大立法工作与惩处力度，严厉打击“小金库”，才能最大限度地防止集体腐败的滋生。

（一）强化思想道德与价值观教育，营造抑制集体腐败的软环境。预防集体腐败，必须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我们可以借助网络、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介，进行廉政宣传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营造抑制集体腐败的良好氛围。首先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教育。任何集体腐败，缺少领导干部的参与就不会发生。要让他们明白，集体腐败就是政治上的自杀。身为领导干部，应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自觉强化责任意识、服务意识与廉政意识。其次要加强对单位职工的教育。单位职工往往是集体腐败的受益者。要让他们意识到，自己能分得一杯羹，只不过是领导构筑集体腐败防震体系的需要，从而使他们认清各式各样“福利”的真面目，自觉抵制集体腐败。最后，还要加强对普通群众的教育。要让他们明白，集体腐败就是以“集体”为幌子吞噬纳税人的血汗钱，进而形成正确的社会舆论导向。

（二）健全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建立防范集体腐败的硬制度。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只有建立健全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才能对权力行为实行全方位监控，有效遏制集体腐败的发生。首先要合理设置权力机构，使职权部门内部各层次、各要素之间形成既互相分工又互相制约的权力关系，明确权力行使必须遵循的原则、程序和具体制度。其次要完善权力行为的监督制度，保证监督部门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形成一个对权力行使过程全面监督的有效机制。可以从加强各级人大对行政系统的监督权、改革监察与审计部门的领导体制、保证公众知情权等方面着手。最后要建立财产申报和离任审计制度。单位“一把手”、其他领导干部及处于特殊岗位的人员在任职前要申报个人财产，任职期间要定期申报（可以一年为期），离任时要由有关部门对其家庭财产严格审计并公告。

（三）加大立法工作与惩罚力度，完善集体腐败的查处机制。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首先立法要到位。在原有《刑法》的基础上，针对集体腐败的新变化、新特点，制定具体法律条文，做到疏而不漏。其次查处要及时。及时侦破集体腐败案件，不断提高集体腐败的曝光率，增加集体腐败受益者所依赖的“集体决定、责任分散”的心理负重。最后惩罚要适度。惩罚成本是构成腐败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使惩罚成本大于腐败的预期收益，才有可能从根本上遏制集体腐败的发生。针对集体腐败行为主体的特殊性，可以在法律上把集体腐败定义为共同犯罪，把集体腐败受益者中职务最高的或者起骨干作用的视为主犯从重、从严处罚；对集体腐败受益者中的一般成员视作从犯，按其腐败程度进行灵活处理；对于其中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罚。这样能够起到分化集体腐败犯罪集团的效果。

（四）严厉打击“小金库”，斩断集体腐败的毒树之根。“打蛇打七寸，治腐治根本。”曾长期从事反腐败工作的刘锡荣认为，“小金库”屡禁不止，原因在于背后的利益，依靠个人觉悟、党纪和行政规章是不能消灭的，而“小金库”就是集体腐败的祸根。近年来，中央虽三令五申，却依然未能阻止“小金库”的扩张和蔓延，关键原因在于打着集体幌子的“小金库”往往被看作是一般的违纪违规，对相关人员的责任追究没有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可见，将“小金库”列入刑事犯罪不失为正本清源之举。追究“小金库”的法律责任理所应当，但“小金库”的利益分配过程等级森严，单位“小金库”很大程度上是单位领导的“小金库”。所以，追究“小金库”的法律责任，就应该参照其利益分配格局，依据权力坐标明确每个人的相应法律责任。如果能抽去滋生腐败的“财政支柱”，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不仅“小金库”将无处藏身，集体腐败行为也会大大减少。

注释：

①②陈波：《中国反腐败二十年》，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8、259页。

③郑利平：《腐败的经济学分析》，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130页。

④李茂香：《试论有效遏制集体腐败》，《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0年第6期，第51页。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浅析腐败问题产生的原因 篇4

一、腐败的经济因素分析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 腐败就是公职人员利用公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公共选择理论首先把具有公职的人员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来看待, 从这个假设的角度, 可以知道作为“经济人”是具有自利性的, 他们会最大利益的为自己打算, 追求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 同时他们也具有理性的知识和计算能力, 对收集的备选方案信息, 会做出满足自身偏好的选择。所以在考察的腐败成本较低、制度的缺失、信息的不对称的情况下, 为他们的公权谋私提供了切实的诱导因素。从成本上来看, 在目前我国的体制机制下, 腐败的显性成本非常低;公职人员的工资收入一般相对固定和低廉, 如果将全部经历投入工作也不会带来收入的迅速增长, 这就造成了腐败的机会成本很低;在所有的腐败交易中, 官员实际被抓的可能性远远低于三分之一[2]。即使腐败败露之后, 受惩成本也不是很高。从制度上来看, 目前, 我国的干部选拔制度、监督制度处在探索阶段, 还很不完善。干部选拔上很大程度上还是“伯乐式”选拔原则, 监督上一直也遵循着“刑不上大夫”的潜规则, 对高层领导人监督制度几乎就是形同虚设, 所以近年来, “一把手”腐败案件不断发生。信息的不对称就产生了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的失灵, 民众是委托人, 官员是代理人, 信息的不对称, 使民众对官员的公共权利执行情况模糊, 也使得政府机构对所属官员的监督难以有效的实施, 官员会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 获取个人私利, 导致腐败。经济因素的理性“经济人”是腐败产生的直接动机, 腐败成本的低廉、信息的不对称是诱发腐败产生的重要机会。

二、腐败的文化因素分析

顽疾恶瘤, 匡扶求治, 不仅要通过制度的完善, 执法监督力度的加强, 更重要的是要从腐败文化土壤根源去破除人们内心深层次的腐败文化心理结构。中国的腐败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影响因素。首先“官本位”的传统文化氛围造成广大民众对权利的崇拜和追逐, “学而优则仕”成为了中国读书人最大的人生追求。其次“家文化”中把家、家族的内部结构、身份关系、道德伦理、认知模式、互动行为规则扩展到家和家族以外的各个社会层面, 成为支配、调节中国人、组织和社会的思想体系[3]。“家文化”延伸到政治领域就是关系网、人情化、亲属连带, 这种公共权利的私人感情化或亲属化就会导致各种制度缺失刚性, 制度的约束力减弱, 权利体制之间的监督缺乏力度。再次是“重内省, 轻制度”的儒家官识, 他们认为权利的运用和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靠的是掌权者的自律, 制度的刚性约束只能起到辅助的功效, 在这样的权利运行的文化氛围下, 中国一直以来都没有建立起一套严格规范完善的权利运行机制。传统文化的“官本位”、“家文化”从思想源头上为腐败的产生创造了文化滋养的“温床”, “重内省, 轻制度”从体制上为腐败创造了制度的“漏洞”。

三、腐败的政治因素分析

从政治角度分析, 目前我国的整个政治体系中, 民主机制、监督机制、法制运行机制、制约机制都还不完善,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 在政府的控制力上, 一方面政府的高度集中控制力, 使得公权成为一种高度稀缺性资源, 利用公共权利干预市场竞争谋取级差收入, 产生寻租行为, 这种寻租活动影响社会正常的资源配置、社会财富的不合理转移、腐败行为的猖獗;另一方面政府的过度授权, 相应的监督和调控机制的不完善, 使得权利的运行失去了制约性, 权利的扩张性和制度制约的缺失最终导致了腐败的滋生。其次, 就法制建设而言, 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情大于法的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腐败的法律惩治力度不大, 打击不严, 降低了腐败的成本, 助长了腐败的气焰。政治因素上出现的体制机制的不完善是造成腐败机会的主要原因。

摘要：对于腐败的原因概括主要有两类:腐败的动机和腐败的机会, 从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和传统文化“官本位”、“家文化”阐释了腐败的动机;从政治上体制机制的不完善和信息的不对称阐释了腐败的机会。只有在腐败动机和腐败机会同时具备的情况下, 即腐败行为发生的条件达到必要且充分的状态时, 腐败才会系统地或大量地发生。

关键词：腐败,腐败动机,腐败机会

参考文献

[1]姜洁反腐倡廉取得新进展新成效[N].人民日报, 2014-01-11.

[2]苏珊·罗斯·艾克曼.腐败与政府[M].新华出版社, 2000 (6) .

“一把手”腐败：原因与防治 篇5

于学强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0；聊城大学廉政研究中心 山东聊城 252059）［提要］长期以来，对“一把手”进行行之有效的监督一直是个焦点、难点甚至是盲点问题。导致“一把手”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基于“一把手”自身素养方面的主观因素，也有基于权力的膨胀性与对“一把手”监控不力等客观因素。防治“一把手”腐败问题，重在防。为此，既要合理分解和配置“一把手”的权力，又要加大上级对下级、同级之间、下级对上级的监管力度，加大群众监控，通过推进信息公开为媒体与群众监督提供条件。

［关键词］一把手；腐败；原因；治理

“一把手”指的是在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班子中担负主要责任的领导干部。在领导班子和全局工作中“一把手”居于核心地位，起着重要作用，是第一责任人。长期以来，对“一把手”进行行之有效的监督一直是个焦点、难点甚至是盲点问题。从2009年查处的贪腐案件来看，目前最重要的趋势是“一把手”成为贪污腐败渎职犯罪的重灾区，一些资料数据显示，［1］“一把手”犯案比例超过50%。基于此，分析“一把手”腐败原因，探讨解决策略相当重要。

一、“一把手”腐败的原因分析

导致“一把手”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基于“一把手”自身素养方面的主观因素，也有基于权力的膨胀性与对“一把手”监控不力等客观因素。深入剖析“一把手”腐败的原因，既要根据马克思主义内因与外因的基本原理，也要结合特殊场景下的中国实际。

（一）导致“一把手”腐败的主体素养因素

从一般意义上讲，一个社会的政治腐败是由于当权者的行为腐败，而当权者的行为腐败是由于他们的思想腐败，之所以出现思想腐败还是由于自身素养不高，无以驾驭利益诱惑下的膨胀的权力。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的“一把手”腐败，也是基于此。纵观“一把手”思想方面存在的具体问题，至少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是公仆意识差。马克思曾针对巴黎公社的职员，提出过官员应是社会公仆的思想。而后，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老一辈革命家一直强调公仆精神。但是，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表明，在既往的任何条件下都不能确保所有干部成为人民的或社会的公仆。“一把手”之所以变为腐败分子，主要是因为没有摆正公仆和主人的关系，把为人民谋取利益的权力变成为攫取私利的工具。正如邓小平所言，“当前，也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2](p332)二是官本位意识强。虽然我们党已经是一个拥有近90年历史，执政60余年的大党，但官本位的封建意识、家长制作风从来都没有荡涤干净过。邓小平指出：“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2](p331)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一把手”把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自己的私利，凡事都尊崇上级的等级观念，同时注重自己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权力，苛求下级对上级的唯命是从，特别是不允许下级与民众监督自己。实践表明，死死抱守官本位思想，不将被监督培养成一种习惯是导致“一把手”腐败的重要原因。三是法制观念弱。很多“一 把手”腐败之前总是存在着侥幸心理、法不责众心理、随波逐流心理，认为自己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所以才敢置党规国法不顾，归结原由还是法律意识薄弱。“重庆聂江桥垮塌案中负主要责任的原县委书记张开科在位时，工作人员找他学法律，他竟然说：‘学法，学法，学啥［3］（P328）子法，我就是法。’”作不“一把手”对法律的漠视，自然是导致违法乱纪的重要的主观因素，而现实政治社会中法制执行力不足，违法乱纪惩治不力则使原本法制观念就淡薄的情况雪上加霜。四是理想信念淡。有些干部虽然身居高位，是某一层级的“一把手”，但他们理想信念淡薄，根本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甚至不信马列信鬼神，对社会主义不抱希望，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认为这些都是虚的，只有金钱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他拼命将自己手中的权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金钱。成克杰、胡长清、程维高等都是党政“一把手”，但在他们的心灵深处，却早已认为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出路。胡长清曾对对移居国外的儿子透露心迹说：“总

［4］（P110）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有两个国籍，将来就有余地了。”由此，“一把手”的思想信念动摇，是其堕落成贪官的最根本也是最深层次的原因。

（二）导致“一把手”腐败的监督体制因素

“一把手”腐败某种意义上是由于“一把手”体制所致。在“一把手”体制下，权力相对集中，造成了对“一把手”监管的真空。从纵向上看，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上级不想监督。在现行的干部管理体制下，上级组织的监督对“一把手”是最有权威和最有实效的监督。但是，由于特殊的干部选拔任用关系，作为上级的领导对下级“一把手”多重使用、轻监控。上级不想监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上级领导担心挫伤“一把手”从事主要工作的积极性，于是对其“细枝末节” 的违纪行为不再关注，导致他们在腐败的深渊中越陷越深；有的上级领导对下级“一把手”也搞“感情投资”，予以适当“照顾”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有的上级领导与下属是“一根绳上的蚂蚱”，生怕“拔出萝卜带出泥”，更不愿为之冒险。二是同级不能监督。我国的监督机关一般是实行双重领导的体制，既受上级监督机关的领导，又受各自所属系统的同级党委和行政首长的领导，这就使专门监督机构在实际的运行中成为当地党委或政府的一个工作机关，其权力和经济来源都会受到监督对象的直接影响和制约，在客观上使两者形成为一种附属型的隶属关系，缺乏独立性进而造成在监督环节上的“弱监”、“虚监”和不敢监督的状态。目前，同级监督中普遍存在着事前基本没有监督，事中基本难于监督，事后基本不能监督的弊端。三是下级不敢监督。现有的政治体制之下，下级的政治命运实际上不是在其服务的民众手中，而是在上级领导手中。按“经济人”假设，追求利益所得是人的本性，下级监督上级的成本高、风险大。为此，他们往往是由于受制于乌纱帽的利害关系而敢怒不敢言，这在现实中时常表现为下级的沉默。从横上看，虽然我国的监督体系包括了党的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政协民主党派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等多种形式，但各种监督之间的体制不顺、机制不活，监督主体缺乏明确而规范的监督标准以及便于操作的实施细则、配套措施等问题，执法监督机构相互配合不够的问题，各个监督机构各自为政且使具有互补功能的监督手段和权力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的问题，都制约了监督的质量，导致了无法真正发挥监督体系应有的整体功能和作用。所有监督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党务政务公开、“一把手”工作的透明性。但是，我国不少地方和单位存在着党务政务透明度不高，“一把手”工作神秘化的问题。所以，这些监督类型很好地配合 还有待于政治民主的进一步发展。在民主政治没有得到有效发展的前提下，民众监督权利往往得不到有效保障，公民的举报也举步维艰，更使监督成效大打折扣。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上看，监督“一把手”难方面的最终原因还是由于“一把手”的权力过于集中。目前，“一把手”在党委领导班子中处于核心地位，在行政领导班子中处于统帅地位，在决策中处于主导地位，在实施决策中处于指挥地位，这种情况模糊了决策权、监督权、执行权等不同职能的权力界限，破坏了权力结构的科学性，实质上否认了权力内部的必要分工与行使的规范化，使“一把手”的权力绝对化，很容易滋生腐败。邓小平在分析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并进行了批评后，也曾严肃地指出：“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2](p329)

（三）导致“一把手”腐败的管理体制因素

在现行的领导管理体制中，“一把手”的产生受制于上级，在其产生以后上级也非常“关爱”他们，但在具体的管理方面有时却鞭长莫及。而作为同级的领导成员中，“一把手”受的制约是非常小的。由此，在一级党政机关中，“一把手”拥有强势的人财物权，“一把手”负责制也使权力过分集中于主要领导人。这种权力过分集中于“一把手”的领导体制和决策方式，使监督制度难于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权力的实际运行中，“一把手”负责制演变成为脱离民主集中制的家长制，进而形成了“‘一把手’是绝对真理，二把手是相对真理，三把手是没有真理”和“开支一支笔、用人一言堂、大权一把抓”的局面，其腐败正是由现行管理体制的这种缺失所造成的。一是“开支一支笔”。“一支笔审批”最大的制度缺失是对权力缺乏相应的制约和监督，使所有的计划、预算在权力者面前变成一纸空文和任意揉捏的橡皮泥。正是由此，从干部任免、工程招标到土地出让，从公费旅游、公款吃喝到公费娱乐交际等，利用“一支笔”贪污腐败和中饱私囊的现象屡见不鲜。二是“用人一言堂”。全国人大代表、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教授余敏辉指出，“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其根源是个别主要领导干部高［5］度集权。”说人事权是“一把手”手中最强势力的权力，“一把手”之所以缺乏监督从某种意义上在于他手中拥有人事权，掌管着下级的政治命运。在“一把手”说了算的氛围中，用人大权的独揽导致了权力寻租的现象。“一把手”在选人用人的过程中，不是按规则办事，而是违反组织程序进行专权、擅权，其个人意志常常由于没有压力和牵制而轻易地进入到权力运行的过程，以致任人唯亲或在选人用人中违法违纪的合法化。目前,有些地方政治社会出现的“一朝天子一朝臣”，都是“用人一言堂”所致。三是“大权一把抓”。有些“一把手”喜好大权独揽，在权力占有方面有着强烈的欲望，好像大权独揽才能显得有地位、有权力、有威信。现实政治生活中，无论是对“一把手”决策方面的个人主义、长官意志，还是对他们在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的使用方面的为所欲为、独断专行，都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与责任追究，这进一步助长了“一把手”独断专行的作风，导致“一把手”最终走向腐败。

二、“一把手”腐败的防治策略

防治“一把手”腐败问题，重在防。因为“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减少腐败交易发生以前潜在的机会和受贿动机，而不是一味强化事后惩治。”[5](P7)若要遏制腐败于既成，不仅要加大教 育力度，惩治力度，还要加大监管力度。针对中国现实中的突出问题，如何分解“一把手”的权力，推进监督体系建设最为关键。

（一）合理分解配置“一把手”权力

鉴于“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的体制缺陷，我们必须注重从体制上解决“一把手”责任无限和权力无边的状况，对其权力要进行科学的分解配置和制衡。为此可试行权力分治，对“一把手”的权力首先分清哪些是决策权、哪些是执行权、哪些是监督权，党内应分设党委会、执委会和监委会，将三种权力适当分解，在权力的构架上达到彼此大致的平衡。黄百炼认为要解决“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就要正确发挥“一把手”的决策作用，从决策权力的分解和制约、程序的规范、方式的变革、失误的追究等方面来完善和建构系统的、科学的、民主的决策机制，推进正确的集中。同时，必须对权力进行科学合理的配置，建立完善的权力运用规范、控制和制约体系，使“一把手”权力在运作过程中始终成为谋取公共利益服务的工具而不变质。现阶段，我国要实现“一把手”权力配置的规范化，需要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必须坚持依法执政、依法从政的原则；实行权力的分散配置，防止少数机构或“一把手”过度集权和专权；正确赋予和及时剥夺“一把手”的权力；保持“一把手”权力和人民权利的对称，使人民权利能够制约“一把手”权力。[7]在政治实践中，2003年6月，神木县委将各单位“一把手”的财务权力分由副职分管，一些重大决策权也进行合理分解，既提高了效率，也避免了“一把手”腐败问题。2004年1月雅安市雨城区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党代表们选举了党代会内设的监督委员会，使党代会的监督职能实质化、日常化，是对监督全委、党委、纪委和“一把手”的制度创新。中共中央党校的任铁缨教授曾在《人民论坛》撰文《监督“一把手”是预防腐败的关键》指出，应规范“一把手”权力运行的基本环节，在领导班子讨论决定问题时，实行民主集中制，“一把手”同其他班子成员一样，只有一票的权利。这一票的权利之所以在有的时候被无限放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一把手”权力运行不规范。比如，在会议议题的确定上、在会议讨论的引导上、在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的选择上，“一把手”都有很大的操控权，可以设法让自己愿意通过的事项通过，让自己不愿意通过的事项被否决甚至根本拿不到会上讨论。要防止这种滥用权力，就得从“一把手”权力运行的具体环节入手，采取有效的监督措施。比如，在常委会议题的确定上，不能只由“一把手”说了算，可以规定只要有两名以上的常委同时提出，也必须列入会议议题。再比如，鉴于“一把手”的发言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应规定“一把手”“末位发言”制，禁止“一把手”以总结性发言代替表决。近年来浙江省余姚市在合理配置“一把手”权力方面，也进行了大胆探索，逐步形成了“一把手”“五个不直接分管”制度。当然，仅用一种方式明确其权力范围显然是不现实的，无论以哪一种方式来明确“一把手”的权力，关键是要使“一把手”权力特别是用人权与财物权的内容和边界都很清楚，这样对“一把手”开展监督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二）加强上级对下级的监督

历史证明：“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限的地［8］（P12）方才休止”。为此，加大对权力的监督是避免权力腐败的重要举措，而对于“一把手”的有效监督主要来自于上级。加强上级对下级的监督，重点应抓好以下两方面工作：一要加 强巡视制度建设。目前党政“一把手”一般由上级提名，在这种权力授受的框架内最有力的监督只能来自上级。巡视组受上级党组织委派，对下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监督，不受任何其他机关或个人的干涉，并且巡视组下去后的所有经费自理，巡视人员对于被巡视地区、单位的“一把手”而言也是“生面孔”，是一种有效的体外监督。诚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巡视组是在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党内监督的措施之一。”［9］加强巡视建设，应关注以下五个主要方面：一要选好配强巡视干部，特别要选好巡视组长，保证抽调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作风形象好的优秀干部参加巡视；二要加强对巡视人员的教育、培训和管理，认真研究相关激励机制，确保巡视人员的公正、清廉；三要把巡视置于党内监督的总体布局中把握，与其他监督制度有效结合，与各级党委、各个监督部门有效配合，保证监督工作的统一性、协调性，形成监督“一把手”合力；四要加大巡视次数与频率，使“一把手”经常有被监督的压力，不敢松懈，更不敢胡来；五要在扩大巡视力量的同时，加大巡视成果的运用，避免将巡视做成面子工程、政绩工程。二要加大对“一把手”责任追究的力度。在现行体制下，“一把手”权力越来越集中，要使其掌好权、用好权，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要加大责任追究的力度。如果“一把手”在决策时搞“一言堂”，选人用人时搞暗箱操作、任人唯亲，在干部管理上放任甚至纵容干部违法违纪，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的责任追究条规，散见在各个文件中，应该整合，专门出台一个针对“一把手”的责任追究制度。这个制度要细，更要具备可操作性，做到有责必究，防止出现能上不能下、易地做官现象。这样，就迫使“一把手”在决策时能发扬民主，三思而后行，尽量做到科学决策。也促使他们在用人上多听听不同方面的意见，对下属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出了问题就能及时发现和处理，而不致于带病提拔。

（三）推进监督“一把手”体系

目前，专门监督机关、监督部门与民众监督职能发挥不力、协调配合不够，对“一把手”监督缺乏针对性，没有形成有效预防“一把手”腐败的监督体系，是导致“一把手”腐败的体制因素。为此，必须推进监督“一把手”体系建设工程。一是加强专门机关监督的力度。以权制权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不仅西方三权分立中体现了这种精神，列宁也曾经设想党代会产生监委会与执委会，以加强以权制权的力度。目前，推进以权制权应改变现有的纪检监察工作机制，由双重领导变为垂直领导。虽然纪委从党章的规定上有权监督同级党委和“一把手”，但实际上很难做到，由于实行双重领导，在实际工作中受同级“一把手”的制约很大。实行垂直领导后，纪检监察机关可放手开展工作，“一把手”的行为就会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同时，应结合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官员财产申报方面的规定，加强对“一把手”的经济责任审计，尤其要对“一把手”的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情况加强监督力度，对负有经济责任的“一把手”，进行任期内和晋升、调任、转任、退休、辞职等离任前的经济责任审计，发现问题及时按程序向纪检监察机关报告，并把审计结果向社会公开，一方面对“一把手”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促其整改，另一方面促使审计部门公平公正地开展工作，更好地发挥作用。二是推进同级监督。同级监督，领导班子之间的监督是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实施有力监督的重要途径。但是，当前在有些班子内部，缺乏必要的监督，表面上一团和气，实际上则掩盖矛盾和问题。这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同级班子成员特别是“班长”，一定 要以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讲真理不讲面子；讲党性不讲私情；讲原则不讲关系。班子成员既要自觉维护“一把手”、尊重“一把手”，又要大胆监督“一把手”。作为“一把手”，既要勇于监督班子成员，又要自觉接受班子成员的监督。三是推进信息公开，加大媒体与群众监督。扩大民主，公开“一把手”的公务活动、职权范围，逐步将监督延伸到干部工作的八小时以外，让广大民众知晓监督的内容，是发挥其有效监督作用的前提。“在政治领

［10］（P72）域中民主越广泛，公众监督的机会就越多，抑制腐败滋生、蔓延的政治压力就越大。”从近年来纪检监察机关发现案件的情况看，公众监督仍是重要渠道。引导公众监督，关键是要加大对其保护力度，这一点可以学习美国等国家的有益做法。①要关注网络监督，正确运用其监督主体虚拟化的实际，合理规范与充分发挥其正面作用。另外，还要加大党报党刊等主流媒体新闻宣传与舆论监督的力度，特别应对国家新颁布的约束性文件、规范性文件加大宣传力度，增强信息的开放性。比如，当前通过加大对《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的宣传，让民众更多的了解“8个禁止”“52个不准”，更好地监督党员领导干部的从政行为，特别是“一把手”的从政行为。

另外，有效治理“一把手”腐败，离不开提高“一把手”的实际素养，监督作为外力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为此，黄百炼指出要通过建立对“一把手”培训的专门管理体制，加强和改进培训的方式、方法，建立健全“一把手”参加培训的激励约束机制，建立“一把手”任职资格认证制度[7]等方面工作提高“一把手”的内在素养，防止腐败的发生。

参考文献：

[1]杜晓,任雪.学者总结09年腐败现象:涉案人级别高向基层渗透[OB/BE].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fanfu.people.com.cn/GB/10553652.html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皮钧,高波.治政论制度化时期执政党建设核心问题研究[M].新华出版社2004.[4]金强.反腐镜鉴录60个贪官的真实案例[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5]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和讯新闻网.[OB/BE].http://news.hexun.com/2008-03-16/104497503.html [6][美]苏珊·罗斯·埃克曼.腐败与政府[M].王江,成文浩译.新华出版社2000.[7]黄百炼.预防“一把手”腐败的若干思考.[J]广东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8][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M].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9]李龙云.加强党内监督做好巡视工作.[R]贵州日报2008-02-26.[10]胡鞍钢.中国:挑战腐败[M].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作者：于学强（1973-）男，汉，山东茌平人，博士，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聊城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党建研究。

腐败现象原因分析及策略研究 篇6

首先,社会环境的腐蚀。俗话说:人之初,性本善。一个人刚出生的时候,都是本性善良的。而后天的社会环境对人的性格、观念等的形成往往起着重要作用。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如果所处的社会环境十分纯正,充满正气,人人都以贪污受贿为耻,那么在耳濡目染下,自然长大后会成为一个比较清廉的人。但如果生长在一个社会风气极其腐败的社会,其身边到处都充斥着腐败的铜臭,自然长大后不会清廉到哪里去。所以,一个社会的风气,对一个人的成长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人是一种群居性的高级动物,当贪污腐化现象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风气,你想要保持自身的清廉是极其不易的。否则,你就会成为被孤立的对象之一。

其次,权力过于集中。在封建社会时期,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度诱发了腐败的滋生。在当今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个别权力机关也存在着权力相对集中的现象。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现象时有发生,官本位思想在当今社会依然严重的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有权好办事的观念严重的损害了优良社会风气的构建。所有这些消极的社会因素归根到底都是由于权力集中所致。所以,在今年的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中,“简政放权”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被提了出来。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中国政治制度还不够健全,有待进一步完善。

再次,利益驱动腐败。在现实生活中,许多贪污腐败的高级官员都是受利益的驱使,被诱人的利益冲昏了头脑,没有正确处理好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当前,在中国很多农村地区的干部选举中,都以“送礼的多少”来决定其胜出的概率。各个干部候选人都向村民们私下送礼,以求得能够投上自己一票,这种歪风邪气如今屡试不爽。但是,我们应当明确的是,送礼者一旦当选,必定要将自己之前的“付出”成倍的收回来。在这种利益驱动的诱惑下,社会廉洁之风每况愈下。

最后,激励机制力度不够。一种行为的养成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一定的激励机制。在当今中国,作为政府行政人员,其平均工资水平相对较低。很多真正能够把控自己行为的清廉官员仅依靠自己的工资收入来维持生计,其实还是有一定困难的,这就使这些有权无钱的官员在思想上存在很大的腐败倾向。有些官员为了过上更加舒适的生活而走上了贪污腐败的道路亦是屡见不鲜。

通过以上原因的分析,应采取相应的方法和策略来遏制腐败现象。一是,要净化腐败的社会环境。应重点从教育入手,从小培养人们的廉洁思想观念,使人们从小就树立起公正廉洁的价值观。而且,政府应积极加大廉洁观念的宣传力度,通过学习辅导等形式使廉洁思想观念深入人心,使清廉公正成为人们的一种自觉行为。只有人人都做到清正廉洁,才能在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廉洁风气,将腐败思想消灭在萌芽状态。

二是,进行有效的简政放权。政府部门把经营管理权下放到企业,使其具有更多的自主管理权,从而分散过于集中的政府各部门的权力。简化政府各种冗杂的办事手续,把该放的权放掉,把该管的事管好,从而适应新形势下社会发展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将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的影响范围控制到最小,真正实现“人人生而平等”,腐败现象自然也随之不复存在。

三是要树立正确的利益导向。之所以有腐败现象,主要是因为存在利益的诱惑。所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消除寻租空间,使其无利益可得,自然就会转变人们的思想行为。例如,在农村干部选举过程中,从确认候选人到公布结果的整个过程中都要公开透明,让选举在阳光下进行,杜绝候选人私下进行暗箱操作,将结果公开公平化。

四是,加大廉洁行为的奖励力度。对政府机关中的清廉行为要进行大力表彰和奖励,激励更多的人以这种廉洁行为为榜样,在工作中逐步端正自己的行为。同时,使被奖励者能够获得一定的经济报酬,使其更加积极主动的将这种廉正行为继续发扬下去,最终达到使每个人以廉洁自己的行为而感到光荣。如此,社会腐败现象将得到有效的遏制。

参考文献

[1]李国.学术腐败背后到底是什么?[N].工人日报,2002-08-03.

浅析我国秘书腐败的原因及对策 篇7

何谓秘书?秘书室职务名称之一,是为领导者、管理者办文、办会、办事的参谋助手。这个概括,第一层意思包括了各层次的秘书,如局级秘书、处级秘书、科级秘书;第二层意思体现了秘书最直接的服务对象是领导者、管理者,领导者、管理者既包括集体,也包括个人;第三层意思是秘书人员工作任务是办文、办会、办事;第四层意思是工作性质是参谋助手。

我国常设秘书机构大体可划分为四个级别:

1、中央机关的秘书机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都设办公厅,厅下设秘书局、机要局、信访局、机关事务管理局等局级机构。各个局又下设秘书处。国家机关,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经济团体、各文化团体和中共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都设有办公厅或办公室负责本机关的秘书工作。

2、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级机关的秘书机构。省级党委和政府设办公厅,厅下一般设秘书、综合、机要、信息、催办检查、机要通信等处(室)。县级机关的秘书机构。

3、县级党政机关的秘书工作机构一般称为办公室。县委、县政府的政研室或调研室亦属于秘书机构。

4、乡镇级机关的秘书机构。乡镇党委和政府(包括城市的街道办事处),一般都分设办公室负责党委和政府的秘书工作,也有的乡镇党委和乡镇政府不设秘书机构,由其他干部兼作秘书工作。

目前,各地、各级党政机关的办公厅(室)主任在同级领导层中的任职情况是不尽相同的。一般情况下,在党委系统,秘书长进入常委,属于领导干部,副秘书长兼任办公厅(室)主任;在政府系统,秘书长不入常,办公厅(室)主任仍由副秘书长兼任。这些任职情况的差异,对办公室主任的地位有一定的“量”的影响,但不构成对其“质”的影响,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别。一方面,办公室主任在同级领导层中都处在辅助者、承办者、代理者的地位;另一方面,办公室主任在本办公室中处于领导地位。

二、秘书工作的性质和作用

各级党政机关的秘书,其工作性质与特征是大致相同的,具有辅助性、综合性、服务性。“辅助”是相对于“主导”而言的。辅助,是指在主导的领导、指挥、控制之下,从旁帮助主导完成共同的目标,侧重于。综合性是指秘书既有日常的、程序性较强的例行性工作,又有临时的、突发的非例行性工作。服务性是指秘书工作对象是领导、领导工作。

总的来说,秘书工作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作用:

1、助手作用。秘书作为领导的直接工作助手,起着无可置疑的助手作用。其办公室可以说是机关的信息集散地。秘书为领导和整个机关起着信息的提供、反馈、传递的作用。

2、参谋作用。秘书为领导调查研究、收集和提供信息、提供咨询。辅助领导决策,为领导草拟计划或实施方案,或组织专家论证、选定最佳方案。

3、协调作用。秘书常常代表领导传达领导的指令,与其他部门、人员有着广泛的接触,需要及时协商、沟通、调解。秘书应“对外联络,内部协调”、“内求团结、外求发展”。

三、秘书腐败的现状及特点

1、秘书腐败的现状

腐败这个社会顽疾存在已久,秘书领域亦如此,特别是党政机关中的高层秘书。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采取严厉的举措,坚决扼制腐败发生和蔓延,并加大了对腐败的惩处力度,腐败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有效控制,可仍有秘书越权干政。上世纪89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秘书腐败现象如其他腐败开始蔓延。90年代末至今,秘书腐败愈演愈烈,呈高发频发态势。

1996年10月,北京原市委书记陈希同的秘书陈健,先后接受贿赂款折合人民币40.9万余元;1999年,沈阳轰动全国的慕马大案中,原市政府副秘书长兼市政府驻京办主任翟利索取和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421.5万元,美元48.5万元,价值44.88万元的日产丰田吉普车一辆,挪用公款1520万元,贪污公款165万元;2002年6月,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炬的秘书蔡建辉,受贿港币109万元、人民币50万元;2003年10月,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程维高的秘书李真,收受贿赂、非法占有公私财务、收受贵重物品共计人民币1051万多元;2003年9月,湖南省政府原副秘书长唐见奎受贿144万余元;2004年12月,湖南省政府原副秘书长王道生受贿400万元;2007年12月,人称“上海一秘”的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秘书秦裕,受贿682万元;2008年12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原秘书长、办公厅原党组书记冯顺桥一审被认定受贿79.65万元;2010年1月,福建省委原秘书长陈少勇受贿819万元;2010年1月,榆林市政府原副秘书长雷亚星等三人共涉嫌受贿398万元;2011年8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副秘书长白志明因涉嫌受贿、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以及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等罪名,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从上面略举被查处案例来看,党政机关秘书腐败案年年都有,而且大部分曾是服务高层领导的秘书。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高层秘书贪污受贿金额越来越大,动辄超百万,甚至过千万。

2、秘书腐败的特点

2008年12月8日,阜阳市中级法院依法对淮南市原市委书记陈世礼受贿案做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其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曾在“煤城”权倾一市、呼风唤雨的陈世礼无奈地在宣判笔录上签下了姓名。与他一起下马的还有其秘书王传东。

2003年3月的一天,曹某与王传东聊天时提出,想请陈世礼在其公司二期工程拆迁中给予支持,并征求王传东的意见:是否给陈世礼市长留一套商铺?王传东答应转告陈市长。之后,曹某与王传东多次联系,选定了送给陈市长的一套上下两层约250平米的门面房。王传东将该房以其亲戚许某的名义办理了房产证。2005年初,陈市长安排王传东将该房出售。

在2008年一审时,陈世礼辩护律师声称当事人没有收受曹某送的门面房,甚至根本不知情。首先,案中所谓“陈授意安排”等,均为王所指证,而王因此而立功减刑,而陈声称不知此事。其次,陈从未参与办理任何手续,联络、选房、产权办理均由王一手操办,房产证为许某,陈从未实际占有,控制该房;4年时间,陈也没有使用该房,而王、许二人曾将此房向曹以抵押贷款方式取得50万元,许自行占有其中5万元;房产证一直为曹公司持有,由许委托其公司经营,出租所得租金由公司收取,所谓60万元售房款也是公司收取进入公司账户。

从以上案例,我们可以看出秘书腐败的一些特点。

(1)腐败手段花样百出,呈现出多样性

秘书本无权,但有些秘书利用贴近权力中心的优势,以二领导自居,贪污腐败。

1设关卡,收“买路钱”。秘书从属的领导都是部门、地方或单位的首脑,各方人士有求于他们,或反映情况,或请示批复等,能否上达或谁先谁后都由秘书安排。正是因为这个“安排权”,成了秘书弄权敛财的路子。

2插手工程项目,经营自己的“事业”。向人透露权力机构的内情,充当企业顾问,捞取好处。

3滥用职权,操纵干部升迁。左右逢源、上下疏通,编织一张“秘书关系网”,互相照应、联手运作,办成一些领导无法亲自办成的事。并且苦心揣摩领导的喜好,一心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讨领导欢心,从而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2)秘书腐败缺乏监督,呈现隐蔽性

秘书由于不像领导干部那样,拥有规定的权利。因此也就不像领导干部那样,受到多方面的监督制约,从而致使秘书监督出现空挡和盲区。一些领导干部为了掩饰自己的腐败行为,往往让秘书假其之手去做违纪犯法的勾当。秘书也正好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领导者的腐败活动出谋划策、牵线搭桥,甚至从中为自己捞一份好处。

(3)秘书腐败往往因领导而起,呈现从属性

秘书主要职责是协助领导综合情况、调查研究、联系接待、办理文书和交办事项,是领导的助手、参谋和事务处理者,本身并不具有官的权力,从属于领导。但由于他们最接近领导,与领导有特殊关系,往往成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突破口。其中也有些秘书腐败是身不由己的。如果领导廉洁自律,必然影响秘书作风正派;如果领导乐于腐败,必然导致秘书腐败。所以秘书腐败一般从属于领导腐败,秘书腐败的案子也一般是大案,后面会牵出许多大官。

四、秘书腐败的危害

秘书是领导干部身边的人,是一个单位的形象、窗口,如果作为“身边人”的秘书腐败,不仅直接影响决策能否正确实施,影响领导的形象,影响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关系,而且将严重损害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1、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

早在1929年就提出了秘书工作必须“忠诚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毛泽东同志十分赞同这一指导思想。这一提法强调党的秘书工作不是服务于某个领导个人,而是服务于党的事业、党的工作。如今,人民群众看到连领导部门的秘书都在贪污腐败,这势必会严重挫伤他们对国家公权力的信任,损害他们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感情,危及社会稳定。

2、损害了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形象和威信

秘书往往被人们看作是领导的“影子”。如果秘书违法乱纪,甚至拉大旗作虎皮,贪污腐败、受贿索贿,这不仅对领导干部的形象和威信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而且影响干部群众对党的信任、信赖、信心。

3、成为领导腐败的幕后推手

从以往和近期查处的大案要案来看,不少领导干部的腐败,往往与身边工作人员有一定的关系。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如果领导干部身边的秘书能遵纪守法,就会减少对领导工作的干扰,如果秘书能充分发挥参谋直谏的作用,就会使领导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如果秘书站不稳立场,经不起诱惑,就很有可能成为领导腐败的“二传手”,甚至助纣为虐、狼狈为奸、沆瀣一气。

五、秘书腐败的原因分析

1、秘书本身职业特性所致

从公共权力的结构形式看,公共权力可以分解为决策权和执行权。决策权在政府官员手中,而秘书在整个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中充当着领导的参谋、助手和事务工作的角色,充当着执行权的角色,拥有执行权,特别是拥有“传声”权和“传音”权,领导的话和决策、意见等都是通过秘书传达下去。这种职位特点,意味着秘书本身并不具备权力,秘书的权力是领导权的派生物。相对于秘书来说,前者是一个显性权力,后者是一个隐形权力,而在缺乏透明度的权力体制和政治生活中,秘书运作权利时的隐蔽性被各个方面所看好,很容易成为市场寻租者追逐的对象。

2、秘书选拔制度存在缺陷所致

我国目前对秘书选拔的法律依据主要是一些行政法规,这些规定并没有对秘书的工作性质、任职资格等做出具体规定,使得秘书的任职资格和工作性质不明确;又加上社会对秘书专业认识不足,导致了秘书的选拔极不规范。虽然《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有不准“指令提拔秘书等身边工作人员”的规定,但实际上由于是给领导选配秘书,因而容易由该领导说了算,一般都不经民主推荐、民主评议、全面考察等严密的程序,在选用时个人好恶占了上风。这就免不了任人唯亲、以人划线,甚至带病提拔。有的领导升迁调走了,临走前,还不忘把自己的秘书提拔一下,以留下自己的影响,延伸自己的权力;有的甚至带上秘书与自己一起去履新职,美其名曰好开展工作。

3、秘书监督机制存在盲区所致

从现行的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来看,对直接监督秘书的内容几乎空白,就连考核干部,也多考核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的领导干部,少有考核秘书的。特别是由秘书选拔任免的权力直接掌握在上级领导手中,因此对秘书的监督是上下级的行政监控。对于进退一致,利益与共的官员和秘书来说,这样的监督无疑是形同虚设的。同时,这种监督失控会被官员利用,因为与秘书相比,他们处于相对复杂监督下,一些难办的事交给秘书去处理会“安全”得多。

4、秘书和领导干部职责发生严重错位所致

从不少国家官吏制度的演变来看,秘书角色由官员逐渐向职员衍变。但是,我国有些地方秘书角色仍然是官、职不分,而秘书多是分享和递延了领导干部的权力。现实中,秘书与领导干部之间往往存在着一种超乎寻常的“依赖”关系,很多秘书已经成为各级公共权力的实际运作者。并且目前有些领导干部‘拐杖化生存’现象严重,他们的权力行为,相当一部分是通过秘书来实施。有些领导干部检查工作走的也是秘书和基层领导干部安排好的线路,听汇报都是秘书筛选过的内容,所作报告都在念秘书写好的稿子。如果领导干部决策能力低下、专业知识缺乏的话,工作中对秘书的依赖程度就更高。所以尤其是“一把手”的秘书,处在非常关键的特殊位置,是上通下达的关口,现在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都想通过打通秘书这个关节来接近领导干部,谋取利益,秘书稍一放松自律,就很难抵挡诱惑。

5、领导权力过分集中所致

一方面,有些领导干部个人权力过大,那么与“一把手”有着特殊关系的秘书,在外人看来,权力自然也不小。社会上一些有求于“一把手”的人,也往往总是从秘书那里打开缺口。另一方面,领导权力过分集中一导致领导腐败,而领导腐败往往又导致秘书腐败。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领导干部的言行对其身边的秘书的影响不可谓不大。领导的工作作风、生活习惯及办事原则等,会让久居身边的秘书耳濡目染。如果领导腐化堕落,秘书就可能同流合污。

6、受社会环境影响所致

当前,社会环境虽说总体是好的,但实际上并不和谐安康。一些社会不正之风、“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的滋生蔓延,对干部秘书产生了强烈的影响。特别是现在说什么“某某是我提拔的”、“我是某某提拔的”言传,致使许多人得到提拔重用后不感谢党组织,而是感谢某个人。而有些领导干部任人唯亲,提拔的也确是“自己人”。这样一来,很容易把党组织分成宗派,丧失了党在领导干部的威信和凝聚力,从而滋生了买官、卖官等不良现象,为秘书腐败的蔓延提供了环境。

六、秘书腐败的对策及防治建议

秘书腐败已经不是一个鲜为人知的问题,而是一个倍受关注、急需防治的突出问题,要按照中央关于反腐倡廉战略方针,从制度、监督、法治、教育并重来综合防治。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

1、建立健全行政机制体制,实行政务分开

建立健全行政体制机制,实行政务分开,确保官民思想沟通顺畅。一方面,建立健全政治沟通机制,实行党务政务公开,建立官民有效沟通的平台,保证政务信息的畅通和透明,消除现有体制下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使秘书无法借助“信息优势”腐败。另一方面,健全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机制,努力提高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与政治的程度,确保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这样大量腐败关系网络衰落,秘书的“关系优势”自然也会逐渐式微。

2、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强化制约力度

反腐败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秘书腐败又是腐败的新形态,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必须要强化以权力互相制约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监督机制。强化内部监督制约,关键是领导干部权力不能太大、太集中。不能把具有相互制约的职责和权力集中于一个部门或一个人,权力应进行适度分解和有效的制约,改变一个人说了算的权力结构。对掌着人、财、物等容易产生腐败、滋生不正之风的重要岗位、环节和部位,在定期进行岗位轮换的同时,还要加强岗位内部的制约机制建设,强化业务和分工的制约,制定必要的权力运行程序,不经过有关权力运行的制约程序,权力就不能生效,形成互相制约的权力格局。

3、加快秘书立法,实行依法行政

通过秘书立法活动,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制定秘书的从业制度,以确定秘书的任职资格、聘用制度、晋升制度以及工资和福利待遇等。加快秘书职业化进程,改变导致秘书身份官、职部分的用人机制,使秘书成为独立于领导干部的、具有独立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实现渠道的职业。针对秘书腐败的特点,从预防和有效惩治的角度来看,应加快秘书立法,坚决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审计机关和纪检机关应依照法律法规行使其独特的监督使命,加强对秘书易腐败领域的严格审查,坚持严打方针,严格行政执法,绝不能允许存在“空档”“特区”等现象,才能有效地防止和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4、加强秘书教育,提升秘书素养

秘书腐败既有外因,也有内因。内因就在于其缺乏规规矩矩做人、老老实实做事的自律意识,缺乏做领导的勤务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缺乏自觉遵守党纪政纪、国家法律法规的意识。而这些意识的缺乏,归根结底是因为秘书缺乏学习或学习不够。在当前党政秘书腐败犯罪频发而促使人们思考防治对策时,用读书明理、学习立信、慎思笃行的书卷气、骨气与正气抵制秘书场上的浮夸风和庸碌气,特别是预防党政秘书腐败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教育是基础,防治秘书腐败,必须加大教育力度,提高秘书素养,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七、结论

学术论文腐败的原因、危害与对策 篇8

1 学术论文腐败的根源

1.1 作者个人学术素质不高

1.1.1 大学教育的缺陷, 造成学术素养方面的“先天性不足”由于

某些大学没有开设科研设计课程或不重视这类选修课程, 从而造成一些人学术素养 (从事科研的知识、能力、方法、意识和品质) 的“先天性不足”。要想具有学术论文撰写的基本能力, 在大学阶段必须学好学术论文写作的必备知识 (选题, 试验设计和统计, 论文写作方法、格式和步骤, 论文中图表、术语和各类符号的规范表达, 论文的发表和出版知识等) 。

1.1.2 不注重平时学术研究, 造成论文写作上的急功近利由于青

年教师主要忙碌于平时的教学工作, 难以有计划地开展学术研究, 造成其学术研究实践能力普遍不足。一方面, 教师没有尽心从事学术研究或不具备学术研究的能力与学识基础, 另一方面学校的质量管理、职称评定和社会对教师评价的舆论等又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 要求他们很快出成果, 多发表论文。当今社会的人们普遍存在着浮躁和急功近利的心态, 这对教育学术界也产生了强烈影响, 部分教师的急功近利往往会造成学术上的腐败。

1.1.3 不注重政治学习, 造成学术道德的自律性不强

部分教师由于平时不注重政治学习, 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 经受不了利益的诱惑和驱使, 造成缺乏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严肃性和学术道德的自律性, 不能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而随波逐流, 这是导致学术论文腐败的直接原因。

1.2 学术论文发表的规范管理不到位

近年来, 学术论文的腐败已经在我国表现得越来越严重, 而社会各界反腐败的声浪也日益高涨。但尽管如此, 学术论文反腐败工作却多停留在道德规范的层面上, 而很少被真正地纳入到法律规范中。即便有些问题被纳入法律规范, 也多因受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或违法不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使法律的存在形同虚设。以版面费为例, 版面费是为发表作者论文而要求作者支付的所谓版面使用费或发表费, 从法律层面上来讲, 版面费作为被我国《出版管理条例》、《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等法规所明文禁止的一种乱收费现象, 其存在是违法的。然而, 就是这样一种非法性不证自明的现象, 却在我国明目张胆地存在着。发表论文要交版面费已经成为我国学术界的一项“潜规则”, 学术刊物已经越来越演变为期刊创办者牟利的工具, 这种做法不仅使其学术意义越来越淡化, 而且这种价值导向会对年轻教师产生不好的影响——他们会认为只要花钱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在依法治国已经成为我国当代社会的主旋律, 而法律的权威与尊严应当被置于最为神圣不可侵犯地位的情况下, 版面费的存在与蔓延无疑已经成为对我国法律威严的一种亵渎。而法律在应对学术论文腐败时所显现出的软弱与无奈由此可见一斑。

1.3 评估导向机制存在弊端

现在, 评价一所中等职业学校的办学水平, 必须核查这所学校所发表的教学改革、管理育人和服务育人等方面的论文数量。评价一位教师的教学水平, 特别注重该教师的学历、职称和所发表论文的数量。追求数量而不是质量成为评估一所学校办学水平的最重要手段, 如省级 (国家级) 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评估指标体系就如此, 所有的评估项目都量化到具体的内容上, 譬如教师的上课教案、学生的考卷、教学活动记录等。如果这些所谓的硬性指标不能达到标准, 这样的评估所直接带来的后果便是全校动员造假 (没有教案的补教案;没有教学研讨记录的补教学研讨记录) 。总之, 在完全量化的评估体系引导下, 不少学校规定了教师每年发表论文的数量, 这种只注重数量而忽视质量的倾向, 无疑忽略了精神创造的特殊性。量化管理虽有效地刺激了生产, 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客观上还诱惑教师走上粗制滥造之路。

1.4 职称评定制度的客观需要使然

现行的科研管理体制和工资福利制度等与职称挂钩, 职称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科研课题申报情况和各种经济收入等。同时, 职称晋升制度明确规定:副高以上职称评定必须在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2篇以上学术论文, 否则一票否决。不切实际的论文数量与质量相结合的职称评定制度日益腐蚀着教师的学术良知与职业精神, 使得越来越多的教师不愿意再坐“冷板凳”, 而更倾向于在学术论文撰写和发表时投机取巧, 以谋取名利。因此, 与学术论文相关的制度和政策导向中存在的某些不完善乃至缺陷之外为学术论文腐败提供了存在的土壤。

2 学术论文腐败的危害

当前, 学术腐败已经在我国愈演愈烈, 而学术论文腐败则首当其冲, 其主要危害有以下几方面。

2.1 败坏学校的教研和治学风气

教育是社会关注度高、容忍度低的行业, 容不得出任何问题。一旦出现教师抄袭、伪造、买卖学术论文的现象, 不仅损害教师的声誉, 而且会败坏学校的学术氛围和败坏学校的学术形象, 最终还会败坏学校的教研、治学风气。

2.2 败坏整体知识分子和整个民族的形象

教育学术界是一个社会最后的净土, 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的大脑和脊梁。如果连一个社会最后的净土都被腐化了, 以致这一民族的大脑和脊梁被腐败攻破了, 整个民族将不可避免地堕落为劣等民族。虽然当代中国的学术腐败问题还没有严重到这一程度, 但我们决不能让这种腐败的危害得以蔓延。这必须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密切关注。

2.3 危及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目标的实现

学术腐败与吏治腐败、司法腐败等固然不可相提并论, 但其是部分人为了私利不惜出卖诚信原则、道德原则的行为, 不仅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 而且会阻碍我国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因为, 学术活动是科教兴国的核心内容之一, 它直接关系到我国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学术论文腐败就是否定学术文明, 没有学术文明, 科教兴国就是一句空话。

3 防止学术论文腐败的对策

3.1 重视人才培养, 提高写作素质

只有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 才能写出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才有可能杜绝学术论文腐败现象的发生。

3.1.1 设置学科课程, 加强学术规范教育是基础

著名学者杨玉圣认为学术规范应成为学术素质教育的基本环节之一, 为了使学术规范得到推广和广泛的应用, 可以在高等教育中开设专门的课程以推行学术规范和方法的训练, 以培养学生的学术伦理、学术纪律、学术素养和学术能力。实际上, 学术规范的训练涉及两个方面, 一个是学术规范的专门教育, 另一个是学术规范的实践教育。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 只有在学生的学术实践和教育中不断地进行操练, 才有可能使学术规范落到实处。教师应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积累意识, 为他们进行学术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3.1.2 开展学术交流, 培养学术论文写作能力是关键

不论是对教师还是对整个学校而言, 只有进行经常的学术交流和正常的学术对话, 教师才有可能追踪和把握学术的脉搏与最新动向, 从而在健康有序的学术环境中, 推动学术进步和学术创新。在教育界开展具有学术价值的交流, 营造健康有序的学术氛围是促进学术论文规范化的外部保证。在学术交流中的学术批评与学术对话, 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发现问题, 而且有利于我们深化问题和解决问题, 对教育、科研起到监督、引导和促进作用。另外, 学术批评和学术对话, 不仅能建立起本学科学术交流的基础与渠道, 而且还有助于不同学科对其他学科的知识、概念、方法等学术资源的借鉴和吸收, 从而成为推动学科之间学术对话、沟通与合作的桥梁。因此, 我们大力倡导教师要积极地开展学术批评, 不断推进学术自由讨论、交流与争鸣, 从而帮助教师提高学术论文写作能力。

3.2 健全规范学术论文管理的各项制度, 加大制裁力度

3.2.1 制订和完善学术论文写作规范和违规处罚规范

可操作性学术论文规范是防止越轨行为的关键。防止论文发表中腐败现象滋生的当务之急是:首先, 完善论文写作规范, 包括引文标注规范、作者自我约束规范等, 为“违规”的界定提供依据。其次, 建立对违规者的处罚规范, 包括处罚的依据、范围、方式、尺度, 对论文违规者及时予以公布。

3.2.2 建立健全学术论文监察制度

一是在国家、省、市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设立学术打假机构, 制订、宣传、执行有关学术论文规范, 受理并调查学术论文违规举报情况, 处理学术论文违规人员;二是加强社会舆论的监督。对伪科学及时加以揭露, 将学术论文违规行为在一些重要的学术刊物或其他媒体上定期公布, 建立揭露学术论文违规行为的网站对其进行曝光, 使违规者无处可藏。

3.2.3 建立论文作者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一是要制订统一、规范的责任书。对抄袭他人成果、造假、买卖论文等行为明确相应的责任, 使违规者在当年不能参加学校的各种评先、评优活动, 不能申报新的科研课题和延期职称晋升等;二是要明确学术论文推荐学校责任追究职能。学校视情节轻重, 给予其不同程度的处理, 对于违规情节较轻者, 可予以严肃的批评教育;对于违规情节较重者, 要予以淘汰出局。

3.2.4 建立编辑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编辑履行职责的情况与论文的质量高低密切相关。因此, 要防止抄袭、剽窃等弄虚作假行为, 必须强化编辑对来稿仔细检索、查新的态度, 一旦发现有抄袭、剽窃行为, 即不予发表, 同时上报学术打假机构, 按相关规范予以处理;二是明确编辑在选择评委、稿件方面的把关责任, 建立匿名评审、交叉评审、评审回避制度;三是确立编辑责任追究制度, 学术打假机构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 一旦发现问题, 即按已经确立的学术规范予以通报, 对违规编辑给予处理;四是对出版社、学术期刊进行定期的评估, 并将其发表出版物中的伪劣作品比率作为重要评估指标, 对屡次发表出版剽窃、抄袭作品的出版社、学术期刊社限期进行整改等。

3.2.5 照章办事, 加大制裁力度

经济领域里的违规行为, 一旦被查处, 制裁力度是很大的, 不仅有纪律处分, 还可被罚款、判刑;侵犯专利权严重的也可被判刑。然而, 对学术腐败行为几乎没有什么有威力的处罚制度, 至多是批评和纪律处分, 这种状况应当改变。建议对那些抄袭、伪造、买卖学术论文的行为设置必要的法定制裁措施。

3.3 加强法制道德教育, 培养自律精神

学术论文腐败问题已经由一个单纯道德层面上的问题日益演化为一个身跨道德与法律两个层面的重要现实问题。对这一问题, 单纯依靠道德教育已难以收到实效, 必须要在强化学术论文道德教育的基础上, 加强学术论文法制教育。目前, 最重要的是加强对涉及学术论文的法律规范方面 (如著作权法、出版管理法等) 的学习教育, 有效地提高教师的法制意识、自我防范意识和反腐败斗争意识, 让每位教师真正做到懂法、守法和护法。当然, 对于治理学术论文腐败而言, 说到底却更是一个道德、社会问题。作为法律, 学术规范法可以规范教师的不端学术行为, 但却无法规范那些不端学术思想。而在人们的行为归根到底还是要受其内心法则支配的前提下, 对学术论文进行法律规范显然只能算是应对和治理学术论文腐败的治标之策, 而绝不是治本之需。为此, 绝对不能忽视对教师进行学术道德教育, 要通过教育来积极倡导“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的教师道德追求, 使教师在教育活动中陶冶情操、净化心灵, 自觉抵制学术腐败, 使之具有自律精神。

3.4 正确发挥教学评估和职称评定的导向作用

3.4.1 正确看待评估

任何科学研究的价值评判, 并不在于其数量, 而在于其质量, 我们的评估机制必须从量化系统转移到质量系统上来。数量只能是用来衡量质量的手段, 例如考试成绩的合格率、优等率、标准差等量化手段就可以用来衡量质量水平。衡量一个教师的教研水平不能单纯地以论文数量论高低, 而是在论文质量的基准上看数量。因此, 这种重数量轻质量的评价标准有很多地方需要我们重新考虑和完善。

3.4.2 合理评定职称

现行的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评定制度对学术论文要求已不合时宜, 在国家将高级讲师评定年限由大学毕业后10年改为7年后, 对专业学术论文的要求不降反升。对于一名从事教育工作仅7年的年轻教师来说, 要写出几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是非常困难的, 这种职称晋升制度势必会带来一种学术上急功近利、浮躁之风盛行的现象。由此看来, 造成学术论文腐败固然有作者个人道德修养的问题, 但更多根源于某些管理体制。

摘要：详细分析导致学术论文腐败的原因, 指出学术论文腐败的危害, 重点提出要重视人才培养, 提高写作素质;健全规范学术论文管理的各项制度, 加大制裁力度;加强法制道德教育, 培养自律精神;正确发挥教学评估和职称评定的导向作用等措施与思路。

关键词：学术论文,论文腐败,惩治与预防

参考文献

我国金融腐败的现象及原因分析 篇9

一、我国金融腐败的表现

总结现象是为了更好地查摆原因, 找出对策。金融腐败的涉及领域愈来愈宽, 形式也是五花八门, 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 利用职务便利以权谋私

有的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他们在金融行业的职务便利和职责范围内的漏洞, 通过制造假的凭证、单据等手段挪用、侵占、窃取国家公共财产, 更有甚者伪造银行单据, 借用户头恶意侵占他人的财产, 贪污、挪用公款。一些管理人员更是以权谋私, 损公肥私, 坑害人民群众利益。如姚刚利用担任中国证监会期货部副主任的职务便利, 在救市期间违规把巨额资金转移到香港和新加坡, 与境外合谋做空中国股市来谋取巨额的经济利益, 造成中国股市严重暴跌, 危害中国股市的正常运转和中国股民的合法利益。

(二) 利用核心机密换取“腐败收益”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管理水平与能力的日渐提升, 我国对金融系统的监督与管理日益严苛, 加之金融市场的竞争强度一日胜过一日, 因此, 金融行业的机密便成为了某些不法分子的“摇钱树”。

(三) 参与洗钱等金融犯罪

洗钱犯罪, 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将违法所得在地下钱庄或者其他机构经过运作将“黑钱”变成“白钱”, 将赃款变成合法的收入, 这也是我国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洗钱活动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经济、安全和社会后果, 不仅破坏经济活动的公平公正原则, 破坏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 也扰乱金融机构的和正常运行, 损害金融机构的声誉, 威胁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

二、我国金融腐败的原因分析

金融腐败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 也有社会原因和道德原因。

(一) 权力是腐败之源

一方面是权力的高度集中导致腐败。法国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曾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1]金融机构领导干部权力过于集中, 而且缺缺乏有效的监管, 形成了绝对权力,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所言“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2]金融腐败应运而生便成为了自然。另一方面是权力寻租诱发腐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资源的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金融资源的稀缺是各类资源之首, 银行业处于融资垄断地位, 拥有资本配置权的企业和个人可能会寻租, 银行负责人也可能会利用职务之便主动寻租设租以获取非法利益, 这种情况下, 腐败的可能性被放大了出来。

(二) 金融行业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

洗钱犯罪在我国愈演愈烈, 我国目前形成了反洗钱的基本法律框架。但是这些法律法规的内容比较宽泛, 许多问题和新生事物没有被囊括, 例如对互联网金融的管理和监管。只靠法律这“一只肩膀”的效力明显不足以抗起整个金融行业的重担。

(三) 金融监管不利是金融腐败产生的重要原因

金融监管机制不健全, 监管部门审批权的过于集中又缺乏必要的监督, 透明度不够, 审批腐败是证券业腐败的主要表现。保险业腐败主要是贪污、挪用公款和虚假理赔骗保。受利益驱动、内部管理制度不严密、监管不严是主要原因。银行业主要是国内银行的信用文化和管理制度存在问题。缺乏监督监管的权力势必产生腐败。

(四) 不良文化的影响是滋生金融腐败的土壤

一是二千多年封建社会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影响久远。一些领导干部深受官僚主义、等级观念等人治文化的影响, 个人专断, 搞法外特权。二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 使一些人在钱本位价值观的腐蚀下, 丧失原则, 唯利是图成为拜金主义的牺牲品。三是经济的转轨和社会的转型, 使得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伦理道德观念与市场经济的现实发生矛盾和碰撞, 市场经济的求利性、腐朽的价值观等导致道德约束的软弱无力, 在金融行业突出表现为金融道德风险。

三、我国金融腐败的危害

金融腐败最基本的表现是货币资金这种稀缺性资源的垄断性配置, 它既表现为金融机构资金交易的市场性腐败, 也涉及金融监管部门的行政性腐败。由于金融在现代经济运行中具有核心地位, 金融腐败不仅具有一般腐败行为的破坏性, 更具有对国民经济的强大破坏力, 甚至会危及国民经济的安全。

(一) 金融腐败降低市场资源配置效率, 抑制经济增长

一是金融腐败招致各类寻租行为, 提高了融资成本。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金融腐败研究》的调查显示, 就全国而言, 企业每获得10万元正规金融机构贷款, 其非正常的申请费用就接近4万元, 农户和个体工商户平均每l万元贷款的申请费用接近60元。加上正常的贷款利率, 企业和农户拿到贷款的实际利率高达15%-16%。二是金融腐败阻碍了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资本形成过程, 影响了经济增长的潜力。当前我国金融运行存在一种非常奇特的两难现象, 一方面各类金融机构的存贷差很大, 显示资金极为充裕, 但另一方面企业和农户贷款难的问题一直没有缓解, 极大地抑制经济增长。

(二) 金融腐败会造成国家巨大的经济损失

金融部门腐败渎职案件或经济犯罪案件绝大多数都是恶性案件, 而且, 犯罪分子为了满足各种欲望, 将公款用于个人及家庭高消费, 或用于营利性活动, 甚至用于“黄、赌、毒”等非法活动, 致使公款无法收回。有的金融犯罪人员携款外逃, 如中国银行广东省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副行长许超凡、会计股长许国俊贪污盗用中国银行公款4.5亿美元外逃等等。

(三) 金融腐败影响社会信用

金融是当代我国乃至世界各国经济的中枢, 良好的社会信用是其发展的前提。部分地方政府从狭隘的地方利益考虑, 在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的过程中推波助澜, 使得银行在债权债务诉讼中“胜诉率高、执行率低”。因此, 金融信用环境的恶化在严重影响金融业的同时, 也直接阻碍了社会经济的正常、快速发展。

(四) 金融腐败破坏正常的金融秩序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与命脉, 也是与金钱和权力纠缠最深的领域, 尤其是当代, 一系列复杂金融工具、金融产品以及衍生产品的出现, 使得金融更加成为经济发展和稳定的杠杆与关键环节。股市波动和证监会高层落马, 正说明金融不仅涉及经济增长, 而且事关国家安全。金融腐败已成为国家安全、稳定和发展的巨大隐忧。

(五) 金融腐败破坏社会稳定

金融腐败会侵蚀国家经济命脉, 而且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受到损失后必然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进而将经济问题放大, 因此, 金融腐败产生的恶劣后果不仅是国家经济上的巨额损失, 还直接影响社会稳定。

四、防治金融腐败的对策

(一)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一是加快培育金融系统内部竞争机制, 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 允许各种投资主体投资金融产业, 打破垄断, 实现主体的多元化;二是用市场手段调节配置金融资源, 加快推进去行政化;三是加快推行和完善股东代表大会制度和董事会、监事会制度, 健全民主集中制;四是改进金融机构管理层的决策方式, 可以由票决制取代现行的会议制, 更大限度的发扬民主, 避免“一言堂”现象。

(二) 健全完善的法律制度

一要加快金融立法, 及时制定如《银行业监督法》、《保险业监督法》、《证券业监督法》等重要的金融法规, 不断完善金融法规体系。二要加强与洗钱犯罪相关的配套金融立法工作, 在《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相关法律中, 增加反洗钱的内容, 真正形成银行、保险和证券机构反洗钱的完善体系。三要加大对腐败洗钱的惩治力度, 科学划分洗钱罪的刑事管辖权, 扩大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 使我国刑法更加严密。四要健全民主集中制, 进一步完善领导班子议事规则、民主生活会制度、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制度, 坚持集体决策, 不搞一言堂, 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五要健全反洗钱的审查和检查监督机制, 健全对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监测和预警机制;六要完善金融机构员工培训制度, 以增强反洗钱的意识, 提高业务素质等等。

(三) 加强金融监管

一是建立反腐败监督制约机制。不仅要把党内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有机结合起来, 加强职能部门的监督, 形成完善的监督体系。此外, 还要加强多维、多角度、多方面的监管体系建设, 形成全面无漏洞的连锁监管体系。二是建立廉政评价体系, 对廉政建设的对象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评估, 准确评估反腐败与廉政建设的状况与绩效。

(四) 加强金融廉政教育

把反腐倡廉教育同理想信念、法律法规、社会公德宣传等结合起来, 加强金融廉政的伦理道德建设。在内容上, 把诚信、法治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反腐倡廉教育全过程, 注重以人为本, 贴近实际, 贴近业务, 贴近群众, 树立正确的地位观、金钱观和义利观, 提高金融从业人员的道德素质;在形式上, 要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等载体, 通过微信朋友圈、微博等新兴媒介以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廉政文化, 让廉政文化深入人心。

摘要：金融腐败表现多样, 原因也是多面的, 严重影响社会信用, 危及社会稳定, 制约经济的健康运行。防治金融腐败要不断深化改革, 多管齐下, 让金融行业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关键词：金融,腐败,危害,防治

参考文献

[1][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3:150.

国有企业领导腐败的原因与对策 篇10

关键词：国企领导,腐败,成因,对策

从新闻媒体披露的案件和现实生活看, 腐败已从经济、政治、作风等各个方面侵蚀国企的生产经营管理人员。在近几年来的反腐败斗争中, 涉及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的案件数量一直占相当的比例且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国有企业领导干部出现的腐败现象和不廉洁行为比较严峻。

1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中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

(1) 以权谋私, 侵吞国有财产;

(2) 滥用职权, 独断专行, 官僚主义, 失职渎职;

(3) 奢侈浪费, 腐化堕落;

(4) 利用职便, 贪污、贿赂、回扣频繁;

(5) 任人唯亲, 培植个人势力和关系网;

(6) 截留公款, 私设“小金库”。

2 国有企业消极腐败现象滋长的原因分析

2.1 思想原因

(1) 拜金主义滋生, 个人主义膨胀。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 由于经济利益的“金融企业化”和“个人化”, 使金融企业中的一些党员、干部片面追求和强调局部与个人利益, 产生“一切向钱看”的思想。这种私欲一旦和权力结合, 势必产生腐败。

(2) 认识错位, 国有资产观念淡薄。

有的国有企业领导或是将本单位的资产视为小团体资产, 随意处置;或是公私财产混淆不清, 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3) 思想政治工作薄弱, 教育弱化。

企业普遍存在重经济效益、轻思想教育的倾向, 加上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地位被削弱, 致使一些党员干部信仰上发生动摇、政治上迷失方向, 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 导致人生观、价值观扭曲。

2.2 社会原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打破各领域界限, 面向市场、社会乃至世界开放的情况下进行的。社会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的泛滥是金融企业产生腐败现象的社会基础。社会上某些不健康的思想、价值观念、道德观念, 也直接地影响企业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作风。

2.3 管理原因

(1) 财务管理分散、混乱, 财务监督不力, 给违法者以可乘之机, 为滋生腐败提供温床。

(2) 目前对国有企业负责人的管理有漏洞, 有的企业领导人党政权力集一身, 搞个人或极少数人说了算, 往往一句话就能决定职工的进出升降, 一支笔就可以开支国家的巨额资金。

(3) 管理体制不完善。企业经营有的沿袭着计划经济时期高度集权的管理方法, 把权力直接介入市场交易关系。

(4) 规章制度不健全。在企业内部, 由于规章制度不健全, 也为某些腐败现象的滋生提供了条件。“小金库”就是导致违法违纪问题发生的一个诱发因素。

2.4 监督检查上的原因

(1) 监督流于形式, 监督乏力。有些国有企业监督者缺乏真正的监督权, 在实施监督上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特别是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流于形式。

(2) 监督法规不完备, 缺乏明显监督标准, 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 难以操作。

(3) 企业内部监督机制不健全、不完善。有些企业许多应公开的厂务没有公开, 以致监督组织和群众不便于监督。

(4) 执法执纪不严格。有些企业的领导对查办案件态度不积极, 很多问题甚至采取“内部消化”的办法处理。执法执纪不严还表现为人情大于党性, 感情代替政策, 关系湮没原则, 权力超越纪律和法制。

3 防治国有金融企业腐败现象的对策

国有金融企业腐败现象的实质是公共权力的滥用, 是公共权力与私人利益的结合。预防和遏制腐败的基本对策是:

3.1 运用经济手段, 调控腐败宏、微观环境

(1) 完善法人治理机构, 建立健全市场经济秩序。在市场经济与条件下, 经纪人的行为与自愿、平等、互利的商品交换机制及价值规律的作用和要求是相一致的。国有企业必须尽快健全分权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

(2) 采用报酬激励机制, 建立健全预防性经济体制。我们可以建立以薪养廉制度, 在激励机制上充分肯定经营者人力资本价值, 增加经营者的货币报酬, 提高经营者的正当经济收入, 在中国国有企业中实行以事业导向和“合理经济激励”相平衡的管理层报酬制度。

(3) 增大腐败受惩成本, 建立健全惩罚性经济机制。我们要通过彻底追缴非法所得, 对贪污受贿腐败者处以罚款、重处、判刑等措施来加大腐败预期成本, 缩小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的差额, 使国企经营者权衡腐败行为的成本与收益时发现无利可图, 从而防治腐败。

3.2依据法律依托, 加大腐败监督、打击力度

(1) 坚持党的监督。企业领导人是党员的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 在党的监督面前不论职位高低一律平等。

(2) 坚持法制化、加快健全廉政法规体系。我国自1993年以来围绕廉洁从政制定了若干法规制度, 尤其最近颁布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对党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起到了重大作用。

(3) 加快完善各项监督制度, 为权力制约提供保障。我们要对党群工作、机构人员、业务管理、财务经营、审计监察和保障服务等方面的具体制度进行修订完善, 进一步强化领导班子内部监督, 完善重大事项和任免程序, 强化职工队伍思想教育。

(4) 加快落实领导干部问责制, 为防腐倡廉注入活力。我们要采取措施, 加快步伐, 进一步将问责制从观念层面向实践层面延伸, 从政策层面向制度层面拓展, 从局部地区向全国地区推广。

(5) 强化案件查处工作, 发挥警戒威慑作用。要加大对腐败分子的打击力度, 使腐败分子受到相应的制裁, 同时对那些存有私心杂念的党员、干部起到很好的警戒作用

3.3加强思想教育, 全面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统一思想

(1) 加强教育, 端正思想。我们要正视“官本位”传统, 大力抓好廉政文化的“官德”建设, 深刻认识到在国有企业中开展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它的精髓在于“树大旗、清浊流、扬正气”。

(2) 积极营造企业廉政文化氛围。党委各部门主动牵头, 工会、共青团等组织积极参与, 充分利用企业宣传刊物、宣传橱窗、宣传展板、广播等有效媒介, 发挥自身优势, 大造舆论声势, 形成营造廉政文化宣传氛围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