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视角（共10篇）
人性的视角 篇1
一、引言
人性的矛盾本源破坏着人类所存在的社会的正常秩序, 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 法律肩负起来的责任和意义重大。人性的冲突作为法律起源的重要基础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影响作用。
二、人性和法律起源结合的基本内容
法律的产生是在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有机形成的, 它涉及的是一个法学理论问题。但是由于选定的不同视角来研究和分析法律的起源所得出的结果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版本, 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和探索。本文主要以人性冲突为主要视角去研究法律起源的人性分析, 一方面研究人性与法律起源的内在联系, 另一方面, 根据所得到的启示去判断法治社会的未来发展如何[1]。
自古以来, 为了进一步避免人性上的冲突就要采用一种规范化的行为内容去调整社会行为, 这样才能让人类慢慢进入井然有序的正常生活中。人类的生活是离不开法律的存在。从人性的角度来分析, 法律就是人的根本需要物, 在人性和法律的联系中, 我们不难看出人是法的主体, 法是人的客体, 法律可以满足人们在发展中的直接需要[2]。
三、人性的概念和组成
人性是由“人”和“性”两部分组成的词汇, “性”指的是前面“人”所带有的属性, 所以人性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人的基本属性。人性是人天生固有的属性, 它包括基本的自然属性、精神属性和社会属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一般都是通过心理、生理和社会需求的一种重要表现。二者相辅相成, 不可分割。人是从自然界派生出来的特殊群体, 慢慢形成了自己的人类社会。人的社会属性指的是人类受到政治关系、伦理关系、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等等内容上的制约的属性。人类的社会属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是受历史影响时刻变化着的内容。
四、人性冲突让法律成为人类生存的必要品
( 一) 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之间的冲突
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在社会关系有序性和人的物质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自然属性是社会属性的基础, 人类的社会生活往往受限于自然需求, 社会关系是由人的需求而不断变化的内容。同时社会属性也制约自然属性, 人的自然属性需要通过社会属性得以表达。有时候人的自然属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社会属性的发展。人的自然属性往往体现着人的需求, 而人的社会属性则进一步规范着人的这种需求必须以规定的限度和方式去实现, 但是人的自然需求常常会超过社会属性的要求, 于是这种矛盾便一点点激化而成。法律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间的冲突, 它同时也是在规范着人身上的各种属性关系, 法律对于人性冲突的调控往往是人的内在需求所决定的。
( 二) 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之间的冲突
这两种属性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人的精神属性一般包括追求自由性、求知性、自觉性等等, 这些都是人的精神属性所要求的。人的精神属性一旦产生就有自己的独立性。社会的稳定对于人的精神属性有着极大的影响。人的社会属性往往制约着人的精神属性, 而人的精神属性中的自觉和自由等追求的趋向又在制约着社会属性的范畴内容。
( 三) 精神属性和自然属性之间的冲突
自然属性和精神属性之间也往往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人的精神属性中的求知性和自由性等等内容一般会超越自然属性逐步引导人性向更高的阶段发展。但是人的精神属性往往会受到自然属性的严重制约。法律在关注自然属性实现的同时也为精神属性做了一定的物质铺垫[3]。
五、人性在社会中的冲突
( 一) 个体在社会属性方面的冲突
人性的冲突在不同人身上的体现往往存在着矛盾的对立和统一。人的社会属性一般都是人的共性特征, 但是由于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和一些所经历的事物所造成的影响的不同就会产生一定的差异性, 每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处事风格也就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之处。这些社会关系中往往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冲突, 人的社会属性所表现的矛盾冲突集中体现在阶级利益方面, 但是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就会促使这些社会矛盾和冲突的进一步激化。
( 二) 社会与个性间的冲突
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冲突指的就是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形式的总值。社会是人与自然联系的纽带, 它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发展。在社会丰富的内容下个体才有发挥自身优势和价值的意义, 社会对于人的个体有重要的影响, 但是这种个体的利益往往也会与群体的利益有着直接的对立关系, 只不过这种情况出现的次数不是很多[4]。
六、结束语
人性的冲突和法律的起源有着密切的联系。有效地规范人性的具体内容是法律的重要职责之一, 我们不能忽视违背人性的法律所存在, 同时也不能放任没有法律制约的社会所存在。
摘要：法律的起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研究。本文将以人性冲突作为视角去分析和研究法律起源方面的人性分析内容。
关键词：法律起源,人性分析,人性冲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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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视角下的激励与约束 篇2
人类在对外部物质世界进行探索的同时，也对其自身的本质做了几千年的寻觅，可至今我们仍不能简单地用“善”与“恶”来概括“人”——这一复杂而多变的有机体。事实上，非“善”即“恶”的人是不存在的，善与恶是相对的，是共同存在于人性之中的，人是善与恶的对立统一体。因此，对于理解在人的管理中为何存在激励与约束就变得自然而明了。所谓激励，本质上是激发人善的一面，而约束就是束缚人恶的一面。善与恶在人性中的并存直接导致激励与约束的不可分割性、不可替代性。
对人的管理就是激励与约束的组合。组合方式的不同将引起管理效果的不同。从表现方式来看，激励应当划分为显性激励与隐性激励，相对应，约束也应存在显性约束与隐性约束。由此，就产生以下四种激励与约束的组合方式(1)显性激励与显性约束：(2)显性激励与隐性约束：(3)隐性激励与显性约束，(4)隐性激励与隐性约束。
显与隐是指事物表现状态的两种形式，而非事物的存在与消亡的描述，也非程度的表达。显性激励是更为直接、外在化的激励，隐性激励则是较为间接，内在化的激励。与之对应，显性约束是直接、外在化的束缚；隐性约束为间接，内在化的束缚。那么，两种不同的激励与约束的作用效果又如何呢?一般来说，显性激励的作用效果大于隐性激励的作用效果，显性约束的作用则小于隐性约束的作用。不难看出，在激励与约束的四种组合方式中，第二种组合方式即显性激励与隐性约束的搭配效果最佳，原因在于激励与约束的作用效果都已达到最大。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关系呢?为什么显性激励的作用效果要大于隐性激励的作用效果，而显性约束的作用效果又小于隐性约束的作用效果呢?
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来解释这个问题，激励与约束的作用效果是通过人的最终行为而得以表达，人性的假设又是这一行为分析的逻辑起点，因而对于人性的正确把握与分析是解释这一问题的关键。正如前文所述，人是善与恶的对立统一体，这是人的本质所在。但在通常情况下，人总以善来伪装恶，就是说善是外显的，恶是内隐的，这样才是表象化的人、社会中的人。激励与约束作为激化、抑制人本质的手段，通过激善与抑恶来达到管理的目的，要达到最佳效果，必须遵循人乃表象人与社会人这一客观事实。也就是说，激励越是呈现为显性，人善的一面越能够得到极致发挥，约束越是呈现为隐性，人恶的一面越能够被抑制。
管理思想演变的历史无疑是一个漫长的创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激励与约束的组合不断被调整。这种调整是从隐性激励与显性约束的组合开始，经两个过渡组合即显性激励与显性约束组合及隐性激励与隐性约束组合，而到达最优平衡状态即显性激励与隐性约束组合。之所以说显性激励与显性约束组合及隐性激励与隐性约束组合是过渡性质的组合，是以事物或系统内部平衡原理作为依据的。任何事物的平衡状态或常态都表现为两种或多种性状的制衡当一种或几种性状超越另一种或几种性状时，平衡状态就会被打破事物或系统就处于中间状态(过渡状态)，表现为发展与落后，只有当显与隐共存时这一组合才是稳定的。
对早期工厂管理制度的研究表明，从一开始，管理者就看到了激励与约束在管理中的核心地位换句话说激励与约束最初就是并存的，不过人们更为重视的是约束的作用。一些简单而不近人情的约束形式被广泛采用，最典型的就是苛刻的惩罚制度，如搜身，体罚、罚款等。这种约束实质上就是一种显性约束，它来的更直接，更表象化，但其作用效果却不十分显著。与此同时，激励就显得滞后而隐化，但这并不能就此否认激励的存在，只不过隐性激励的作用效果较差。
人性视角下的学生观系谱研究 篇3
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着提出以下两个层次的认识标准，力图解决以往在学生观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层次，人性假设。管理学理论告诉我们，对人性的不同假设会导致不同的管理理念和管理实践。同样，对学生天性的不同预设，就会导致不同的学生观取向。但这是不够的，它只提供了一个起点，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还存在进一步的差异。这种差异首先来自不同的教育目的或者培养目标。
第二层次，教育目的(或培养目标)。教育目的总是在社会(包括宗教理想)和个人这两极之间摇摆，因此可以分出三大类：个人本位(以卢梭的“自然人”论为代表)、社会本位(以中世纪的“原罪论”为极端)和中间路线(以杜威的“儿童中心”论为典范)。
人性假设可以有不同的维度(比如善恶、工具、经济、关系等)，考虑到通用性并兼顾课题特点，本文选取“善恶”维度，将历史上的学生观归并为五大类：性恶观、性善观、性兼善恶观、性非善恶观、性超善恶观。
一、性恶观
持这种学生观的人认为，人生来就是坏的甚至是有罪的，所以教育应该去恶长善，才能培养符合某种价值标准的人才。其代表有以下三种。
1．“原罪”论
中世纪的教会教育提出的“原罪”论，是从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中演绎出来的。它认为儿童生来就是有罪的，所以应该“赎罪”、“禁欲”。他们把儿童看作是“上帝的羔羊”，教师可以上帝的名义随意处置，儿童却没有权力反抗。
“原罪”论建立在一个虚妄的假设之上，把儿童当作被动的物体，完全蔑视儿童自身的存在价值。难怪夸美纽斯要把这种教育称作是“儿童的屠宰场”。
2．“烈性”论
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认为，儿童生来就有一种“盲目冲动的种子”，处处驱使他“不驯服的烈性”以及“率直的欲望”，以致经常扰乱成人的计划，也把儿童的未来人格置于许多危险之中。因此必须严格管理，必要时可运用威胁、监督、命令、禁止和体罚在内的惩罚措施。
赫尔巴特虽然也注意到了儿童是“特殊的个人”，并在其完整的教育学体系中给予了应有的考虑，但其“烈性”论在强调教师的权威的同时，却相对忽视了学生的地位和作用。难怪后人把他视为“教师中心”论的典型代表，遭到杜威等人的猛烈抨击。
3．“善伪”论
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人为)也(《荀子·性恶论》)。因为人生而俱有“好利”、“嫉妒”、“好声色”等不好的情欲，所以必须通过教育，才可以使人“改恶从善”，形成优良的品德，成为有修养的君子。除此以外，他还注意到环境的影响作用，重视“注错”(措置)，重视“居必择乡”等[2]。
“善伪”论非常注重环境和教育的作用，按黑格尔的说法，这种认识显然比性善论者深刻，因此更有利于社会人的培育。但是它在强调后天塑造作用的时候，容易把学生当成接受知识和思想的容器，造成对学生天性的压抑，不利于培养个性，发挥学生的创造力。这种观点在我国流传甚广，影响深远，成了老师打压学生的口实。
二、性善观
持这种学生观的人认为，人的本性是很好的，而使它变坏的原因是由于后天的环境阻止了它或者扭曲了它，因此教育的作用就是小心培植早已存在于儿童心灵中的这份善性，让它发挥出来就可以了。由于教育目的不同，其主张又不尽一致。大致可以分成以下三种。
1．“自然人”论
代表人物是法国启蒙主义者卢梭。他认为：“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在人的心灵中根本没有什么生来就有的邪恶”[3]，是腐败的社会使人堕落，对儿童产生恶劣的影响。在卢梭看来，儿童就是儿童，儿童最重要的自然权利是自由。教育应顺从儿童的天性，进行自然的、自由的教育，使他们的身心得到自由发展，从而把他们培养成“自然人”。
卢梭站在“自然人”的立场，崇尚自然，反对封建教育，这对于解放儿童，解除传统宗教教育对人身心发展束缚，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自然人”论难免有“遗传决定论”的嫌疑，也有把教育生物学化的倾向。
2．“儿童中心”论
代表人物是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他认为，儿童在教育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教育的措施应围绕他们来组织，教师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次要地位，是以咨询者和辅导者的身份出现的[4]。同卢梭一样，杜威主张从儿童的天性出发，实施自然的、自由的教育;不注重系统知识的传授，反对严酷的纪律和惩罚;主张儿童从生活中、从活动中学习，让他们去适应生活而不是为生活做准备。
“儿童中心”论是与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教师中心”论的对立面出现的，它重视儿童的个性特点和经验价值，重视儿童在学习中积极性和创造性，注重在实际生活中发展学生的能力，增长知识才干，反对被动接受书本知识，反对传统的教师中心，这些主张都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可是“儿童中心”论也未免矫枉过正，不注重系统的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轻视教师的作用，削弱了教育的社会功能。
3．“放心”论
孟子认为，人生来就有四种“善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告子上》)，皆非由“外铄”，乃“我固有之”(《告子上》)。而教育就是发展人的这四种“善端”。他还认为，人生来就有不思而知的“良知”，不学而能的“良能”(《尽心上》)。因此，教育(主要是德育)只不过是“求其放心”、“存其心”、“养其性”而已(《尽心上》)。
这种学生观看到了儿童先天就有的巨大潜力，但在实际的教育过程中，儿童不可能不受后天各种社会环境的影响，教育也不可能制造一个纯粹的象牙塔把儿童与社会隔离开来。
三、性兼善恶观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人性既非纯粹的善，也非纯粹的恶，而是善恶兼有，教育目的就是扬善抑恶，造就符合社会规范的人才。其代表有董仲舒的“性情”论和康德的“理性”论。
1．“性情”论
汉朝的董仲舒不仅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性三品说”)，而且还把与生俱有的素质分作性和情。人性兼有善恶两个要素。所以，他十分重视教育，把受教育者之性看做是泥土，看做是金属，把教育者之教看做是陶匠之塑和冶匠之铸[5]。
“性情”论看到了学生天性的发展潜力，并把这种潜力的实现看做是后天的事，这无疑是很有见地的。但是它把这种天性判成善恶两端，从而达到抑制恶性、发展善性的目的，就过于主观了。
2．“理性”论
康德的“理性”论认为，儿童的本性中，除了有善的倾向之外，还有一种动物性冲动。这种动物性的冲动任其发展下去，就会成为一个无理性的人，这是不符合人的本质的。他说：“所谓教育指保育(儿童之养育)、管束、训导和道德之陶冶而言。”[6]
“理性”论强调人的理性的重要性和规则的权威性，强调管制学生的合法性，强调普遍存在着一个永恒的人性和人的最好价值理性即“善良意志”，这会导致教师的权威、教师的中心地位。按现代人性论的理解，人性不是单一的理性，而是多元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复合体。教育不仅要发展人的理性，而且要发展人之非理性。教师不仅要认识到教育对象是理性的人，更要认识到教育对象是非理性的人，学会尊重学生多元的思想、情感和认识。
四、性非善恶观
这种学生观不从善恶的角度考虑问题，他们要么把儿童的心灵视为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要么把儿童的心智当作机器，彼此的区别只是多出或缺少了某些因素(或元件)，因此教育不过是往上面添加一些内容罢了。著名的代表是“白板说”和“时钟”论。
1．“白板说”
“白板说”是英国的经验论者、教育家约翰·洛克提出来的。“白板说”把人出生时的心灵比作一页“没有一切特性，没有任何观念”的白纸，观念和知识都是来自后天。由此出发，洛克认为，人人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赋有同样的能力，因而人人都有平等享受教育、平等成长的权利，任何人在教育上都不应有特权。
洛克的“白板说”是对笛卡儿天赋观念论和中世纪“原罪说”的直接否定，有研究认为，它也是卢梭所以能够成为儿童的发现者的教育史前提，可见其在教育史上的进步意义。然而，“白板说”在否定天赋观念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将孩子从生活中得到的经验、已有的认知选择能力以及个性倾向性给忽视了。现代心理学和生理学的发展尤其是生物基因学的发展证明，人天生并不是“一张白纸”，“白板说”把学生看成是消极的、被动的，贬低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而过分夸大了教育的作用。
2．“时钟”论
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是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他认为世界及人都是按机械的原则安排的，就像一座时钟，“心脏是发条，神经是游丝，关节是齿轮，这些零件一个推动一个，造成人的生命运动。”由此出发，他把儿童从伶俐到心智低弱分为六类，并认为，儿童“性格的差别只是由于自然的和谐里面多出了或缺少了某些因素所致”[7]。
这种观点的突出特点，强调整体性、稳定性和有序性。就教育而言，其培养目标就是把学生培养成适合社会规则、适合世界运转的一个齿轮或者一个部件。这样，它必然无视学生无限多样的个性，轻视他们的能动性和创造精神，教育也变成了一架机器，只有规则和物，不见生命和人。
五、性超善恶观
这应该是教育在反思传统、适应现代社会的背景上，超越人性的善恶假设而达到的一种崭新境界。这种学生观认为，先天的人性不存在善恶问题，而是如何创设条件发展和完善的问题，根据教育目的的不同，大致可以把它们归并成三大类：唯智论、主体论和个性论。
1．唯智论
唯智论是建立在近代科学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它强调知识(主要是科学知识)和智力的重要性，重视书本知识的传授和智力的开发。在国内，过去的应试教育被人们斥为“知识本位”、“智力本位”，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在国外，布卢姆的差异教学理论因关注智力上的个别差异，影响较大。他所谓的个别差异仅仅是学习上的个别差异而不是学生的个性差异，是一种可以观察、预测、解释和改变的现象。因此，他要求学生达到的是智力上的统一结果而不是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8]。
唯智论过于注重知识的传授和智力的发展，在科学至上的年代曾盛极一时。但它是建立在学生片面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忽视了先天提供的多种可能，认为那是很难捉摸的;贬低了学生生活经验的价值，因为那不符合知识的标准。
2．主体论
当代教育中流行的主体论，主要思想来源是现代的人本主义。它把学生看成是学习活动的主人，教师退到“助手”或“仆人”的位置。这有点像杜威的“儿童中心”论，两者的区别是：“儿童中心”论强调活动，看重经验，主体论更关注学习，侧重知识;“儿童中心”论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中心人物，而主体论学生几乎成了世界的中心和主人;“儿童中心”论是对教师中心、书本中心的颠覆，而主体论是对唯智论片面发展观的超越。
主体论看到了学生在整个教育过程中的能动作用，高扬了学生作为完整的人的价值，从而把学生的地位提到从未有过的高度。但是，主体论往往过了头，导致主、客二元对立和主体对客体的僭越。
3．个性论
这一学生观起源于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人学理论。该理论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人作为可以自明的存在者与整个世界息息相关，他没有什么统一的和固定的本质，人是他的生活世界的造物，每个人都是独特的、行动着的自我创造者，要了解人，必须了解他的整个生活。因此，个性论立足于“个人本位”，重视学生个体生命的整体性和能动性，把他们看成是不断发展变化中的特殊个人，尊重学生的选择和需要。
个性论不但考虑到了学生作为人的完整价值，而且把人放在不断变化的生活世界中，因而看到了人的生成性、变化性和创造性，从一个新的视角还原了主体人的存在意义，解决了人与物、人与人的对立问题，有利于师生关系、生生关系的和谐，也有利于社会与自然的和谐。但是，由于他只关注到了整体当中个体的特殊性，而不能很好地理解和把握这种特殊性，教育工作者对学生除了尊重可能就是放纵，对个性毫无办法，教育被堵在个性的门外。按福柯的说法，因为教师只看到了学生的“半张脸”，他的另一面还埋在“个性”的黑箱当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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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推进综合改革的新视角 篇4
一是管理制度缺乏人性化。如教学计划管理、学籍管理以及教育评价等制度不具备明显的人性关怀，过分强调集中控制，没有合理地开展针对性较强的柔性管理，没有关注管理对象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以及个体意志，过多地关注管理制度的刚性约束力，缺乏必要的激励和多样化的引导。
二是运行模式趋于行政化。在现行高校制度体系中，政府行政行为的纵向约束机制结果就是服从，高校变成了行政体系下属的机构，延伸了政府的行政功能，政府决定是否以及如何改善办学条件、调配教育资源、确定办学方向，高等教育缺乏生机，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千校一面的局面。
三是权利和义务不对等。高校现行的学生管理规定，大部分都详细规定了学校如何行使管理权以及学生应该履行哪些义务，很少规定学生的权利，或者缺乏申诉救济渠道。从现实看，部分高校为强化管理、严肃校纪，在制定处罚规定的过程中未能切实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
四是培养模式僵化。千篇一律的“大一统”教学模式，使学生不能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专业、选择课程、选择参与各种活动，不了解自己能干什么、能达到什么目标等等，常常“迷失”自我。
五是忽视基础科学研究。将科学研究简单地等同于科研项目，甚至工程项目。在长期以来形成的以量化为特征的科技评价机制下，部分高校衡量科学研究的标准直接与科研项目、经费画了等号，重数量轻质量、重形式轻内容、重短期轻长远，轻视基础理论和纯科学研究，知识创新不足，存在评价方法简单化、评价结果功利化等倾向，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学术造假和学术腐败；还有部分高校教学和科研发展不平衡，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比较突出，这些严重影响高校科教结合服务创新性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妨碍高校知识、思想的创新与基础理论的研究。美国著名物理学家罗兰130年前在《为纯科学呼吁》中曾说过：“中国人知道火药的应用已经若干世纪，因为只满足于火药能爆炸的事实，而没有寻根问底，中国人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的进步，以至于我们现在只将这个所有民族中最古老、人口最多的民族当成野蛮人。”
六是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不等于全面改革，更不能“碎片化”。当前改革是一个高频率的词语，有一些高校干部认为，不“改革”就不能显示出自己的政绩，不能显示出自己有开放的观念。一些改革都是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推出的，东一榔头西一棒，根本没有沉下心系统辩证地思考，跟风，跟着感觉走，今天改革，明天再改革，从来不讲成本，不讲是否造成群众利益损失，在他们眼里，不断“改革”就是他们的政绩，这种改革是假改革，是对真改革的一种严重阻碍。
当前，高校综合改革人性化思维的缺失还表现在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改革的急功近利。人们总期待一场改革解决所有的问题，甚至有一种“改革派”，将个人意志裹上改革“外衣”，但实质是因为只有改革才能“激活”他手中的权力，只有改革可以使权力“变现”，成为捞取个人或少部分人名利的工具。还有另外一种“叶公好龙型”，整天喊改革，实际上是畏首畏尾，生怕自己利益受损，在改革面前停滞不前等等，表现的是人性中恶的倾向。我们要克服这些浮躁，“深水区”改革不是都能立竿见影的，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更不能一蹴而就。
澳门大学校长赵伟先生曾对笔者谈道：“一所大学的改革见成效一般要20年左右。”高等教育就是要把一个人在体力、智力、情绪、道德等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发展全部潜能，使他成为一个具有良好素质的、身心得到全面发展的人。高等教育的人性化改革，是一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的生存本质的一种选择。
（作者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党委书记）
人性的视角 篇5
以上几种观点, 虽然提出人性善恶的各种存在状态, 也认识到善恶可以共存, 但因没有指出它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相互制约的关系, 因此也是片面、静止的。在一定意义上说, 思想史上人性学说之所以陷入谬误, 原因在于这些思想家以片面、单一、静止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出发思考人性, 运用这样的认识方式无法理解人所具有的丰富发展的性质。因此, 有必要对人性善恶论进行再思考、再定位, 用一种动态的观点将它们整合起来。
一、人性善恶的动态轨迹分析
从宏观上分析, 人性在其善恶发展上是动态的。人性的善恶, 是从自然属性开始的。人出生时, 自然属性多些;随着自身的发展, 社会属性越来越明显。黎鸣先生从人性的本质是自私入手, 认为自私是天经地义的, 非善非恶。他进一步指出, 人性在它最初轨迹上“离恶很近, 离善很远”。人性本身无所谓善恶, 但人性一旦建立在自私的基础之上, 就有恶的倾向。如果让这恶的天性自由发展, 人就会“恶”相毕露。但事实上现实生活中“恶”并没有随处可见, 这是为什么?因为人性恶的天性遭到了阻抗。任何一个人都不希望他人将恶强加给自己, 他人的恶在自己这里遇到了阻抗, 恶没有适宜的生存环境, 不能生根发芽。顺应人心的要求, 善发展了起来。善反映了社会的需要。然而, 如果善的出现, 我们视而不见, 不经营、不管理, 善的力量就会削弱, 甚至又倒退到恶上来。
从微观上分析, 人性在其相互间转化上也是动态的。何怀宏认为, 没有“天生或命定”的善人或恶人。作为人的天性, 仅有向善、向恶的两种可能性或潜存因素或善端、恶端。章斐宏也认为, 人性在人的进化中获得了善恶的元素, 这些元素在人刚出生时并不立即表现出来。这样看来, 人性善恶与善恶元素的激发有关, 一种元素被激活, 另一种元素就被抑制。人的天性之所以表现出恶的倾向, 是由于人的生存本能激活了恶的元素, 而善元素未被激活。由于恶不能够满足他人的需求, 不被人们所接受, 人们逐渐呼唤善的出现, 善应运而生, 被激活了。善的激活遏制了恶的发展, 使得人性恶的倾向转向了善的倾向。但是, 恶的元素也不会让善元素无限制的激活, 无限的发展善, 它不符合人自身的利益需求, 因此恶也会制约善的发展。它们之间的这种相互制约最终会达到平衡, 谁都不能轻易表现出自己的属性, 但是一旦有机会就争取表现自己。它们表现自己的倾向性是随时准备着的。
二、人性善恶的动态整合模型
基于以上分析, 笔者提出以下动态整合模型:在以人性的自然属性为基础的前提下, 一端, 有一个以善元素为主的区域, 但同时有恶的元素蕴含在里面;另一端, 有一个以恶元素为主的区域, 有善元素蕴含在里面;这两个区域有交集, 在交集区域中, 善恶元素相互制约达到平衡。通常情况下, 交集区域是善恶的来源而不表现出具体的善恶属性, 只有善恶倾向。像这样, 我们把以善元素为主但同时兼有少量恶元素的区域称之为“善扩展域”;把以恶元素为主同时兼有少量善元素的区域称作“恶扩展域”;把因善恶元素的平衡而只表现出善恶倾向而不表现出具体的善恶属性的交集区域叫作“生活域”。不难看出, 整个人性善恶模型中, 善恶是共存的, 只是量的多寡而已, 量的积累会发生质的变化。生活域中, 由于善恶元素的相互抑制, 善恶的力量大大削弱。当属一端元素被激活, 另一端元素就保持不变或被抑制。但当外界的或内部的刺激一旦激活生活域中的任何一种元素, 这些倾向性元素就会向扩展域迅速传递信息, 使得扩展域的善恶元素成倍激活。激活哪种善、恶元素为主, 就体现该种元素的属性。
我们知道, 就个人的思想、特点与行为而言, 有善的也有恶的, 但在更多的时候, 人们的思想、行为与性格并不必然就会表现出善的或恶的来。生活域解决了这个难题, 它是人性在既非善, 又非恶的中性品质下大多数人存在的、最安全的日常生活空间, 涵括了人性的一切属性。
三、人性善恶模型的意义
一是要认识人性的善与恶是共存的。正如罗洛·梅认为的那样, “当我们看到并肯定人有善恶两种潜能时……生活并不是存在一种实现善的预定的模式, 而是一种挑战。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出抉择, 是向善还是向恶”。历史和现实社会中善恶是并存的, 但并不是说“恶”就是合理的。相信人性善, 才能更大胆的与人交往;相信人性有恶, 就要制定法律法规来监督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人性先天是善是恶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如何扬善去恶, 从而形成祥和的社会氛围。
二是要理清“善扩展域、恶扩展域和生活域”三者之间的作用和相互转化关系。因为人性是发展的, 其总趋势必然是指向真、善、美。我们可以通过教育和个体的主观能动性, 尽可能多地激活生活域中的善元素、增大善扩展域;尽可能多地抑制生活域中的恶元素、减小恶扩展域;尽可能多地使善扩展域向恶扩展域方向移动、扩大生活域。由于生活域是人大多数时间的生活空间, 安全且具现实意义, 所以, 如果我们改变不了善扩展域和恶扩展域, 就使个体停留在生活域中。
摘要：人性本身无所谓善恶, 但却有着向善和向恶的倾向性。但如果我们只用人性的善与恶来解释生活中的现象, 是不全面的。善与恶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制约关系;是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互动关系。提出了一种关于人性“善”与“恶”转化的动态整合模型, 将人性善恶置于同一体系中, 认为人性的善恶有三种存在域, 即善扩展域、恶扩展域和生活域。这三个域之间的动态关系, 构成了人性善恶的所有存在状态。
关键词：人性善恶,善扩展域,恶扩展域,生活域,动态整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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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视角下的罪犯改造新探 篇6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社会发展也日新月异,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矛盾愈加突出, 社会结构、阶层状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犯罪形式多样化, 罪犯构成复杂化, 传统的监狱工作模式已经明显滞后, 罪犯改造中所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因此, 反思目前中国罪犯改造中所存在的问题, 探索新形势下罪犯改造新途径已成为监狱工作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1. 重劳动改造轻教育改造, 偏离罪犯改造根本宗旨。
重劳动改造轻教育改造在经济社会中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监企合一这一体制使监狱集刑罚执行和经济功能于一身。如此一来, 监狱除了国家财政部分拨款外, 还要自行解决一部分资金来源问题。除此之外监狱企业还要上缴一部分税款和利润。受上述条件的制约, 监狱必然会把目光放到经济效益上, 也就是重视罪犯的劳动成果。同时, 上交部分利润也是监狱的任务之一, 上交数额的多与少则成为上级单位考核监狱工作成果的重要指标之一。如此一来, 劳动改造的目的就被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所吞噬了, 甚至于造成罪犯厌恶劳动的诟病。根本上这与劳动改造的现代目的相冲突。因此我们也就不难得出为什么会存在重劳动改造而轻教育改造的现象。
2. 重监管轻教育, 改造天平严重失衡。
首先是对于教育与监管二者的理解不准确。罪犯改造的宗旨是“挽救人、改造人、造就人”, 因此通过教育的手段矫正罪犯错误的观念, 净化他们的灵魂是内因, 规范行为严看死守是外因。但仍有部分干警在二者之间的关系上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不能很好地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 简单地认为只要监管上不出现事故, 就是完成了工作, 把教育改造工作只当作是一种选择性工作。以监管稳定做为工作的中心目标, 忽视教育改造的根本属性, 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抓监管维稳定上, 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教育改造罪犯的针对性措施, 久而久之形成恶性循环给狱内秩序稳定埋下了严重的潜在隐患。
3. 不能正确认识罪犯心理矫治工作。
部分监狱领导及干警并不了解教育与心理矫治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盲目的认为两者只是叫法不同而已, 实质上没有区别。更有部分基层干警对于该项工作怀有抵触心理, 对心理矫治人员来监开展工作不主动配合。心理矫治有很强的专业性要求, 在人员配备、专业素质以及从业资格上都有明确标准, 而实际工作中很少有专门的心理矫治人员担负心理矫治工作, 大多数时候都是由干警来兼任的, 缺乏专业知识, 没有实际经验已经成为制约心理矫治工作的重要障碍。上述三种倾向只是中国罪犯改造中所呈现出的部分问题, 也正是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 近年来中国罪犯改造才开始了人性化改造理念和措施的探索与实践。希望通过这种有益尝试能够破解制约中国在罪犯改造中所遇到的难题, 以一种全新的罪犯改造模式来应对新形势下的罪犯改造工作。
二、罪犯人性化管理的提出与实践
1. 人性化管理的含义。
要理解人性化管理的概念,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何为人性。所谓人性, 不同文化有着不同的定义, 可谓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笔者认为, 所谓人性, 就是人的本性。在中国, 关于人性的问题,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没有能够摆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去审视和理解, 尤其是在罪犯管理工作中, 人性的问题更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词汇。从目前监狱工作的实践出发, 监狱的人性化管理是指监狱人民警察在依法执行刑罚的过程中, 对罪犯以符合和满足人的合理需要为基本依据和出发点, 以细密、规范的制度体系为基础和依托, 以保障合法权益和培养健康人格为重要内容, 以促进罪犯的改造和再社会化为价值取向, 与其他改造手段紧密结合, 相辅相成的组织活动。
2. 实行人性化管理的实践。
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许多监狱都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有益尝试, 为中国罪犯改造人性化管理提供了很多宝贵经验和借鉴。
山东省鲁南监狱借弘扬中华文化之契机, 对以中华传统美德教育改造罪犯进行了有益实践, 通过不断努力与改进, 逐步形成了具有“鲁南”特点的中华传统美德育人体系, 有效促进了罪犯改造工作的发展, 探索出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性化社会主义服刑人员教育改造制度。鲁南监狱针对教育改造罪犯的实际, 在罪犯中广泛开展了以“爱心、孝心、诚心、同情心、责任心、感恩心、荣耻心、宽容心、正义心、进取心”为主要内容的“十心”教育活动。既增强了服刑人员的遵纪守法意识同时也强化了道德素质, 狱内违纪现象大幅减少, 不文明现象得到有效控制。与此同时开展监狱警察美德教育。在干警职工中大力开展“美德工程建设年”活动, 以“遵纪守法、文明礼貌、诚实守信、团结友爱、尊老爱幼、崇德向善、知荣明耻、邻里和睦、清正廉洁、敬业奉献”作为加强警察职工传统美德教育的切入点和着眼点, 组织警察职工积极参与“希望工程”、“送温暧”、“志愿者”等活动, 积极开展争创“美德工程建设”中的“十佳警察”、“十佳职工”及“十佳贤内助”, 争创文明科室、文明监区、文明家庭、文明楼道和文明社区, 有效促进了警察队伍道德素质的提升。
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鲁南监狱人性化改造的新模式, 这种全新的改造模式十分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三、人性化管理的建议
1. 正确处理人性化管理和严格管理的关系。
人性化管理体现的是一种人文关怀, 即当代的惩罚已不是以往简单的人身囚禁, 而是从罪犯本身的各种合理需要出发, 采取必要的措施使法定的惩罚活动更具人性, 而不是让惩罚成为一种严重损伤罪犯人格尊严和身心健康的严刑峻罚或枯燥的监禁。提倡人性化管理并不排斥严格管理。严格管理体现着刑罚的强制力和严肃性, 可以有效遏止罪犯人性中消极的因素, 是稳定正常改造秩序的基础的话, 那么人性化管理则是旨在挖掘、激发、满足罪犯人性中积极的因素, 赋予罪犯和整体秩序以向上进步的活力。两者都是改造罪犯不可或缺的手段, 彼此相互渗透、相辅相成, 不能偏废。从总体上讲, 严格管理是前提和基础, 而人性化管理则是强化和提高, 它可以使严格管理变得更为有理、有度、有效和文明。
2. 与罪犯零距离。
本来, 监狱人民警察与监狱里服刑的罪犯有一种“天然的隔阂”。消除“天然隔阂”, 监狱人民警察应处在主动位置。其捷径是“零距离”技术, 即尽量与罪犯保持零距离接触。当然“零距离”是需要条件的。 (1) “零距离”需要严格的管理保驾护航, 而不是无原则的迁就。可以想象当一个人处于目无法纪、放荡不羁的时候, 你所做的一切工作很可能是徒劳的, 这时的“零距离”只能是同流合污, 而别无选择。罪犯被处于刑罚, 其本身就是法律的惩罚, 但此时仍需要监狱的严格管理, 否则, 不少罪犯便会故态复萌。 (2) “零距离”需要造就高素质的干警队伍。“零距离”绝不是脉脉温情, 而是最少隔阂的教育转化。“零距离”本身就是一项高深的管教艺术。软硬兼施, 小恩小惠不难理解, 但要做到恰到好处, 绝非良好的愿望就能奏效的。知识和智慧是良好愿望得以转化的材料和条件, 二者的完美结合, 就能凝结为管教艺术。 (3) “零距离”是监狱人民警察与罪犯双方的互相接纳、认同, 并趋于融合、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监狱人民警察与罪犯始终是有身份差别和界限的, 这种差别和界限是一种法律的和政治的。
3. 健全罪犯权利保障机制。
根据对目前中国监狱行刑制度及行刑实践的综合情况分析, 笔者认为应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建制: (1) 法律保障机制。在监狱中推行人性化管理, 保障罪犯的权利, 应当健全监狱法律体系结构。首先, 上承母法或渊源法即《宪法》;其次, 应加速与加强对《监狱法》的立法建设, 争取配套的条例早日出台;再次, 是《监狱法》本身的充实与完善问题, 尤其是对罪犯劳动方面的规定应与《劳动法》相一致;第四, 是地方人大、政府和监狱管理机关依据国家基本法律法规制定的有关监狱工作的规章制度。最后, 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刑罚执行方面的司法解释、司法部颁布的有关监狱工作管理方面规章制度等。 (2) 物质保障机制。罪犯权利的实现, 离不开物质基础, 因而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必须健全物质保障机制。因而, 对罪犯生活待遇的改善, 要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 必须与国家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步运行。应该有意识地将罪犯的生产劳动与其思想意识的改造有机结合起来, 组织好这种生产劳动, 既可以有效地改善监狱的设施乃至适度地提高罪犯的生活待遇, 从而为社会减轻负担, 又能够从根本上使罪犯获得人格品位的提高、个体素质的完善, 从而顺利回归社会。 (3) 组织保障机制。罪犯权利的实现, 主要依靠监狱干警来组织落实。监狱干警怎样充分保障罪犯的权利, 使罪犯的权利落到实处呢?这要求中国广大监狱干警既必须在岗位上大胆实践, 不断探索, 尽快提高执法水平, 同时又必须接受岗外正规培训, 不断精通业务, 完善知识结构, 提高管理艺术, 并通过扎扎实实、富有成效的工作确保罪犯权利的全面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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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视角中的次道德问题思考 篇7
一、人性的复杂构成与次道德的存在根基
关于人性善恶的问题,人们已经争论了几千年。 有人认为人性是善良的,有人认为是邪恶的,也有人说是善恶并存,还有人认为人性谈不上善恶问题。其实,复杂的人性问题远非一句话就可断定。一个社会化了的人,他的人性既有原始的部分,也有社会的部分,但对人的行为起决定作用的是作为社会性的那一部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其人性中常常是善恶并存的。既然如此,为何他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同时表现出既善又恶的行为?人的行为实施肯定有其特有动机。这种动机或者是单一的, 或者是多元的,或者是多元之中经过权衡而定下的重中之重。当一个人的脑中存在很多不同指向的动机, 但又无法及时做出取舍时,便很可能会处于一种茫然失措状态,或者暂时处于一种多重人格的分裂状态, 从而表现出行为实施中的不一致。由此,人的行为中可能既有善行,也有恶行。进一步说,人的动机形成于人的需要。当行为主体极力想要满足某种需要,而现实的各种条件又使其无法得到满足时,其行为动机便可能具有不同性质。人的精神意识中包含了理性和非理性两个方面因素。两者之间因为难以满足的需求会产生一种斗争,这种斗争的优胜方就决定了极力想要满足这种需求的动机的发展方向。当人的理性处于优势时,它便会将这种动机控制在理性的范围内,使人的动机朝着理性的方向发展,形成一种理性的动机。 在这种理性动机的指引下,人的行为常常是正当的、 善意的。相反,当非理性处于斗争上风时,人便会产生不满、愤恨或者漠不关心的情感。在非理性的引导下, 人的动机很可能会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继而使人作出不合乎常理的行为。一旦这种需要得到满足时,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这种失衡便会消失,人性中的善恶成分也会回归到相对平衡的状态。由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斗争,人的动机或是积极或是消极,人的行为也随之变得或善或恶。人的恶行根据其表现程度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彻底的恶的行为、暂时的恶的行为(排除由于不可抗拒因素而被阻断的恶的行为)、 不采取任何态度或是放弃的行为。由于第一类和第三类恶行几乎没有道德挽救的空间,因而在此我们主要探讨第二类恶行,即暂时的恶的行为。所谓暂时的恶的行为,就是指在行恶之后或者之中,由于良心发现进行了及时的补救措施。这里的“良心发现”其实就是理性因素增强的结果。理性因素增强,也就是人的理性在它与非理性的斗争中逐渐处于上风。在这种变化中,人的理性开始发挥明显的作用,其主要原因常常是外部恐惧和内部积极精神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看来,这种暂时的恶的行为中既有理性的因素,又有非理性的因素,既有积极向善的方面,也有消极向恶的表现。正是这种行为的复杂性使得在它在当今社会逐渐成为了人们争论的一个热点,一些学者于是在关于次道德的学术视野中开展了诸多争讨。
二、人性成分的变化与次道德的实际产生
次道德行为现象是指违法者甚至犯罪人在恶行之后或者之中实施的、相对于社会中独立实施而具有重要地位和优等价值的道德行为而言的、仅具有次要地位和次等价值的道德行为。[2]次道德行为主体者出于恶的需求而产生了违法行为,但是又由于某些原因,在这种行为过程中或者行为过程后良心发现,进行了善意的补救。次道德就展现了行为主体人性中善恶成分的变化。人不会无缘无故作出某种行为,任何行为现象的发生都是出于人的某种需求。在这些需求当中总是存在着理性与非理性的较量,人性中善恶的成分也因此成为无法绝对平衡的天平,它们之间的平衡只能是相对的。这种相对的平衡表现为一个人对现状的满足,一旦有了新的需求,这种相对的平衡便会被打破。马斯洛曾提出,人的需求是有强弱先后之分的,越是接近自我这个中心,这种需求就愈加强烈,例如人们对安全的需求胜于对爱的需求,而对食物的需求又胜于对安全和爱的需求。[3]在次道德行为现象中, 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行为主体出于对安全的需求或是对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而做出不合乎常理的行为。尤其是当这两种需求受到极度威胁的时候,人性中非理性的因素很可能立即处于上风,意识上产生恶的导向,行为上促成恶的结果。马斯洛进而认为,各种需求的满足都会产生多次高峰的体验,每一次高峰体验中都带给人一种绝对的欢悦。[4]但是在次道德行为现象中,我们无法通过马斯洛的观点去判定行为主体在他的需求满足中是否获得了一种绝对的欢悦,因为一些行为主体曾表示,他们在犯恶时脑子里一片空白。期间,他们所获得的无论是有意识的欢悦,抑或仅仅是身体感官的绝对兴奋感,我们无从得知,也无须讨论。 但我们能够确定的是,次道德行为主体在行为过程中也存在一种高峰的体验,这种体验就犹如一座小山坡,一旦跃过这一种体验的制高点,行为主体便会处于不同境况中。对于次道德行为主体的这种精神体验变化,我们认为它与其人性中理性与非理性成分、善恶成分的变化是一致的。这种精神体验之间有一个制高点。制高点以前的部分属于人性中非理性成分的上升阶段,制高点以后的部分则是非理性成分下降阶段。所以行为主体在前一阶段中主要受到非理性的引导,促成恶的行为,但是在后一阶段中,理性的成分上升,这就促成了对恶的行为后果进行补救。在次道德行为现象中,需求只是一个控制点,本身没有什么性质可言。在次道德行为现象中表现为先恶后善,两种性质的行为所对应的是行为主体的人性中一次斗争的两个阶段。理性与非理性在两个阶段中并不是独立的变化,而是两者并存的相对变化。人性中因为需求而产生的理性与非理性的斗争才决定着主体行为的发展方向。需进一步分析的是,个体在行为过程中,其人性中理性的成分为什么会逐步甚至突然处于上风, 致使行为主体“良心发现”?为什么有些行为主体通过恶的行为满足自己的需求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状态并没有恢复到相对平衡的状态,行为主体继续恶的行为,而是逐步有了“良心发现”,进行了善意的补救?
在我们看来,次道德行为主体在其恶行中实施补救措施,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其人性中的社会性因素发挥了作用。在人的理性形成过程中,社会性逐步融入其中。社会性似乎成为人之理性的重要基质。无论一个人最原始的人性是何种性质,一旦他产生对自己人性的认识和辨别时,社会性部分就已经产生了作用。 假使一个人的人性中没有社会性的部分,那么这个人的行为仅仅是一种本能的行为,他的人性中不存在那种相对运动的变化,更不存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斗争。很明确的是,次道德行为主体是社会化了的人,那种“假使”在这里并无价值。人性当中的社会性部分产生于人的社会化过程,理性与非理性的认知与斗争本身就是具有社会性的。在次道德主体的行为过程中, 其人性中社会性的部分主要来自于社会、家庭和学校。社会和家庭无型的影响,学校有型的塑造,这才使得行为主体对自己的人性产生了理性与非理性的认知,产生了对自己行为过程或者行为结果善恶性质的判定以及对自己行为后果的各种预测。但是社会和家庭无型的影响,以及学校有型的塑造既存在性质上的差异,即影响的双面性,又存在程度上的不同。我们认为,人性中作为社会性的部分之所以存在理性与非理性的性质差异是由于社会、家庭、学校的影响具有两面性。而我们对于理性与非理性调控能力的强弱,取决于我们所内化的精神物质中积极部分与消极部分之间的较量。人性当中的社会性部分,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在人的头脑中有其具体的承载,那就是一个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认知,或者部分的法律法规认知,或者社会的风俗习惯等等。人类个体就是在社会、 学校和家庭的教育和影响中,使自身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认知或者法律认知得到培养与塑造。那种符合社会要求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认知或者法律认知在个体头脑中内化的程度越高,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斗争就越加趋向理性的层面,就越展现出人性中社会性对自然性的压倒性优势。对于次道德行为主体来说,符合社会要求的价值观念、道德认知或者法律认知在他们头脑中的内化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只是这种程度还不够高,力量不够强大,只是暂时被非理性的、本能性的、 非社会性的方面所支配。不过,其人性中理性的、社会性的方面终究存在,还能或多或少地发挥一些作用, 由此驱使行为者在恰当的时候采取措施,对恶行予以一定程度的补救。
三、人性塑造视角中的次道德处理
关于如何对待次道德的问题,我们探讨的重心不在于它是否值得我们提倡,而在于我们对正常人如何做到防微杜渐,如何引导次道德行为主体朝着积极的方向改造。
1.教育活动中的防微杜渐。次道德行为产生的内在根源在于复杂的人性构成。而从人性的形成上看, 这有一个由社会逐步塑造、让人逐步社会化的过程。 在社会对个体人性的塑造中,家庭、学校、乃至整个社会前后相继的教育和引导是关键。为此,对待当前社会的次道德问题,我们首先可以从不同层次的教育活动中,由微至著地对个体人性施加积极影响。家庭的影响是一个人社会化的开端,我们关于理性与非理性的认知就是从这里开始。所谓良好的开端等于成功的一半,这对一个人的培养与成长也是如此。良好的家庭环境,优质的家庭教育,有利于人内化因素中积极成分的增长。与家庭影响不同的是,学校的影响相对而言更具系统性。然而,当前的学校教育仍旧特别侧重于知识的传播,将学生的心理素质培养和道德人格塑造置于次等地位。要使这种现状趋向合理,使教育发展的轨迹与全面发展的旗帜相一致,由下至上的要求是不行的。当然,大刀阔斧地全面而统一地改革也不太现实。因此,我们的教育无论进行何种形式的改革,对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和思想道德培养都应当与知识的培养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由下至上的要求应当与从上至下的调整同步,但从上至下的调整是前提的。人总是社会中的人,永远也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单独存在和发展。社会对一个人的影响将在前两者之后变得更加明显。社会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最为广泛的, 也是最为复杂的。它对一个人的影响往往比家庭和学校的影响更为深刻,原因就在于它的实践性与人的需求具有更加和谐的波谱。个体在社会实践中的经验和体会,往往比学校和家庭的语言文字教育更令人信服。我们现在的社会并非尽善尽美,还存在着诸多的不完善、不完美。当前的中国社会,物质生产力正不断发展,民众生活水平正不断提升、社会思想道德面貌正不断改善。路漫漫其修远兮。为了让身处社会中的每个人有一个良好的生存发展环境,我们必须从各方面不断增加积极因素。尤其是在精神生活中,我们应当让承载积极价值观念和道德希望的语言文字融入到每一个社会建设者的实践中。只有这样,社会个体才会感受到整个社会中言传身教的真实价值,积极的精神因素才会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社会构成者由此才会真正转变为社会建设者。因此,我们要不断加强良好的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具有良好社会风气的社会环境,充分利用文化育人的潜移默化功效。我们要大力宣传当代正能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人们提供积极的精神食粮,增强人们调控理性与非理性的能力。 我们要充分发挥榜样的作用,引导人们的价值观念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简言之,从家庭熏陶到学校教育, 再到社会影响,积极的教育与引导有利于从根本上对社会个体的恶行发生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
2.法律强制中的除恶扬善。对于次道德的处理,道德教育和法律惩戒是当前社会的两种主要途径。然而,无论在道德层面还是法律层面,我们都面临着诸多困惑与矛盾。道德上,我们在社会上到底该不该对这种特殊的道德行为进行宣传,以希求行为者在作恶时保留一点良知?可是,我们不能确定的是,这一提倡是否会助长那些作恶者的投机取巧之风?在法律上, 我们到底该不该将这种行为过程中所进行的补救措施作为减轻处罚的依据?我们同样不能确定的,一是行为主体是否出于真正的良知而积极补救?二是法律上的减刑是否会像对它的直接提倡一样,助长一些作恶者的投机之风?对于这两个矛盾,我们或无法测量, 或无法掌控。基于这两个矛盾,我们认为,从法律强制的角度处理次道德似乎始终将道德与法律纠结在一起,将宣传道德与助长不道德绑在了一块儿。法律问题与道德问题本来就是两个不同但又有紧密联系的问题。严格地说,法律上是否减刑应当根据法律情节来斟酌。但是,道德上的补救举措本就属于法律中的酌情量刑情节。就此而言,法律强制中对次道德的酌情处理依然具有除恶扬善的功效。然而需要特别强调,这并不是告诉公众,一个人作了恶,然后进行补救,这值得我们宣传和学习。毋宁说,我们所要肯定的只是那种补救当中所展现出的尚未完全泯灭的良知。 这种间接的认可,或许可以让个体内心深处的丝丝良知发挥出应有的社会价值,由此,作恶之人并不是十恶不赦,罪大恶极,我们不必对他持有深恶痛绝、一棍子打死的态度。给予作恶者一个改过自新机会,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给予我们自己一个免受重创的机会。 发现并肯定作恶者的补救举措,或许能让其人性中一息尚存的良知逐步放大,犹如星星之火,逐步形成燎原之势,从而使其真正醒悟,蜕变为对社会的无害者、 甚至有益者。
综上所言,对于次道德行为主体,在法律上,我们认为要保持法律应有的威严,依法制裁;在道德上,我们认为要取其积极的道德因素,给予他们悔过改造、 重获新生的机会。
摘要：从人性的视角看,次道德行为的存在有着复杂的人性善恶根基,具体形成于人性中理性与非理性因素之间的角力过程。人性中的理性因素塑造于人的社会化过程,构成人性向善的主要根据。为此,在人性的社会化塑型中,从家庭、学校到社会各个层面的教育以及社会施加的恰当法律强制,有助于妥善地处理社会中的次道德现象。
关键词：次道德,人性,善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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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视角 篇8
在现代工业文明以前的物质匮乏的时代, 几乎所有的文化和宗教都宣扬人生一世应当克己、节俭, 只有这样才能在身后进入一个理想的极乐境界, 圣经中叙述的那些城市的灭亡往往跟居民们的骄奢淫逸息息相关, 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倡导节约, 所谓“强本而节用, 则天不能贫。”但在现代工业文明到来之后, 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根本转变, 消费更多的物质被认为是好事或必需的, 这样才能刺激工业生产的发展, 而工业生产的目的反过来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物质欲望。所以,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人们对物质的贪欲成了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源泉, 浪费和奢华成了时髦, 节俭成了陈旧的历史。但这种以满足人们物质最大丰富的欲望为动力的人类社会经过近几百年的发展, 现在才发现我们的环境被严重摧残了, 我们面临的是物质过度繁荣之后的生存危机, 这个时候有识之士才出来呼吁“STOP”, 我们要打造“节约型”的社会, 要缩减对能源的消耗, 压抑对物质的追求!于是, 世界各国开始注意放慢向自然无限制掠夺的脚步, 但这种“节约”的呼吁只是出于功利的考虑, 着眼于人类作为物质存在而面临的困境, 有几个人去反思“节俭”本身所具备的精神内涵以及它对人的内在人格的塑造或改变呢?那种快意于物质的满足而轻视“节俭”的风气并没有因此停止蔓延, 因为人们并没有从内心重新接纳“节俭”这种古老的信念。
二、节俭对人格的塑造
作为教育者, 要把“节俭”的精神在塑造个人的人格内在和其物化的人生外在中的意义告诉给受教育方, 让他们自觉地接受这种精神力量的约束和激励。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 节俭的意义可以从这几个角度来看:
1.节俭让人保持独立和自制力、以及社会责任感。崇尚节俭, 并不仅仅是为了节省开支或者社会资源, 其目的在于节制欲望, 约束不必要的消费, 摆脱对物质欲望和对物质本身的依赖, 避免人性的物化。我们在将自己的力量对象化的同时, 对象的力量也会投射到我们的身上, 物性也会向人性渗透, 如果人变成了物化的人, 我们就会用对待商品的逻辑来看待人。人们的社会角色也会逐渐褪色, 变得越来越只是与物质相对应的纯粹的消费者。而与物质化相对应的是节俭, 节俭使人们保持作为一个人的独立性, 而不至于沦为物质的奴隶, 同时也是维系社会基本人伦道德——社会责任感的基础之一。
2.节俭培育大爱之心。节俭让我们珍惜已经拥有的物质, 同时也珍惜他人的劳动, 在情感上滋生体谅之心。节俭在物质上的结果是降低了物质上的消耗, 减少了经济上的支出, 对于一个生活上来源于父母的劳动收入的学生来说, 它减轻了家里的负担, 而在这种行为的背后, 体现了行为者懂得为他人着想的关爱之情, 也意味着其在精神上已经有着充分的自尊、自知, 没有“食人之肥”的依赖和麻木;在其生活中, 往往比其他人更有同情心, 更懂得照顾家人和朋友, 也懂得适时接济他人。
3.节俭孕育开拓之勇。节俭本身就是“自己创造”的原动力——没有依赖, 只有积聚自己的力量去开拓未来。那些真正创造了物质财富的人, 往往不是真正追求最大化占有物质的人, 他们的原动力是开拓和创造, 而不是实现一己之物欲, 这就是为什么当他们真正富有了, 在个人物质生活上却始终保持着简朴, 他们的财富并没有过多的用在个人享受上, 却花费在事业的开拓扩大上了, 而且广行慈善之举。相反, 那些沉溺于物质享受中的人, 却因为人性被物化了, 变得庸俗、懒惰、依赖、人生缺乏目标, 根本没有创造的理想和动力, 最后连他们所追求的物质享受也被消耗得精光, 真正沦为物质的奴隶。
三、节俭教育在大学中如何铺展之探讨
要让节俭之风在大学校园中盛行, 必须在办学指导思想上把勤俭节约当作一种校园文化来抓, 与教学齐头并进, 而不是重复走重智力教育轻德育教育的老路, 需要认识到:如果勤俭节约成为一种校园文化, 那学生的奋斗精神、学习面貌自然会随之焕然一新。真正让节俭之风在校园中铺展开来, 笔者认为需要从以下若干方面来努力:
1.运用各种手段大力倡导节俭文化
这是铺垫和前奏, 多种手段同时进行。动用学校各级学生组织, 在校内展开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这看似老套, 其实却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在节俭之风沉睡已久的校园, 是需要作这种唤醒或启蒙的工作, 让节俭的观念深入人心。具体来讲,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开展这样的倡议活动:
(1) 校学生会组织开展全校性的以节俭为主题的辩论比赛、演讲赛、知识竞赛等文化活动, 让各个院系学生都参加, 这能起到最广泛的宣传作用。
(2) 开办以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为主题的一系列讲座, 引导学生形成节约消费、合理消费、艰苦自律、勇于奋斗的观念。消费本身就是一种学问, 它涉及经济学、哲学、社会学、伦理学等一系列学科, 学校应当开办关于消费的讲座, 帮助学生提高辨别力、评价力, 懂得理性消费, 并且追寻创造的快乐。
(3) 在对新生的两课教育中, 组织老师强化勤俭节约的教育, 可以增加相应课时量。
2.建立一系列节俭考评制度
(1) 设立学生勤俭监督委员会。由学校、学生会牵头, 辅导员配合组织, 由各班选举或推荐学生担任监督员, 在学生宿舍各楼层设立固定监督岗位, 监督员每日在食堂、校园各区域内进行巡视, 对浪费行为予以制止, 并定期将各个集体组织的节俭情况进行评比, 开展勤俭宿舍、勤俭楼、勤俭班集体、勤俭个人等评优评先活动。对于有浪费行为的学生, 采取针对性的责罚措施, 如通告院系进行训诫, 或减扣操行分。
(2) 将勤俭节约情况作为学生综合测评、奖学金评定的一个指标, 对于惯于高消费、经常有浪费行为的学生应当降低其评分。
3.优化校园周边环境, 营造健康的消费文化氛围
学生的生活习性往往是受环境影响形成的, 校园内或者学校周边如果处处都是娱乐场所, 酒吧、网吧、舞场、饭店, 那么就会吸引一些家里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到场消费, 一些经济条件较差的同学也会心向往之, 如此不仅会增加学生的娱乐消费负担, 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种不良的消费氛围, 必将导致学校培育学生养成节俭风气的良苦用心销毁殆尽。所以学校一方面要禁止在校内建造高消费 (相对于学生) 的娱乐场所, 建设非盈利性或低盈利性娱乐场所, 另一方面要与政府有关部门沟通协调, 取缔校园周边的非法娱乐场所, 限制娱乐性经营实体在学校周边开办的数量。
四、结语
节俭是一种古老而崭新的美德, 它对于高校学生精神教育的意义在于它在对学生人格塑造方面的多方位性, 同时从教育的长远意义上看, 在客观上也有利于促进未来社会伦理体系的优化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进。
摘要：随着工业文明的到来, 节俭这种传统美德逐渐被过度追求物质生活所替代, 而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进的当代社会, 它应当重新被放回其应当所在的崇高的伦理位置, 强化对大学生的节俭教育的意义在于它对大学生的人格塑造的多方位意义, 有助于其自制、独立、博爱、责任感、创造力等多种素质的发育。
关键词：大学生,节俭教育,人性内涵视角,思考
参考文献
[1]李虎林.当代人格危机与大学生人格教育[J].现代教育科学, 2008, (3) :14-16.
人性的视角 篇9
【关键词】设计策略；高层建筑；人性化
0.引言
高层建筑项目的建筑是否能够在所处的城市与所处城市的空间进行完美的融洽与契合，在绝大部分程度中都取决与观众们的感受与态度。用句比较直观直白的话简单来概括一下，就是人得直观感受这些建筑，喜欢与否才是最重要的核心问题。所以，在建筑设计人员在对高层建筑项目的建筑进行装饰设计的同时要充分的考虑到它所创造出来的空间价值与美学思维。所以，更加人性化的设计对高层建筑来说，绝对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地位和必要性问题。
1.概述
就中国目前的发展形势而言，社会随着时间不断地进步以及发展，高层数的建筑楼层，楼群，体系，等等也得到了极快的发展速度。但是因为每一个城市的土地面积和土地资源数都是定值，十分有限，土地资源面积开始越来越满足不了越来越多的人的生活需求。而为了能够更加有效地进行对城市住房压力的缓解。城市建筑行业的发展目标由铺设面积转向了高空。所以越来越多的高层项目建筑开始出现在了人们的眼前，而且随着时间和时代的发展与推移，这些高层建筑逐渐成了现代化都市的主流与潮流。而在中国目前这种社会背景下所出现的现代化高层建筑项目的建筑，真的能够在满足缓解人们对住房压力大的同时还能够满足人们对生活的一种人性化的需求？能否真正的确保这人们的居住质量以及确保人和建筑环境之间的和谐相处？这些成为了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
高层建筑项目的建筑的人性化设计主要是从人的生理学、心理学角度出发。以满足人们的各项需要为标准。毕竟高层建筑项目的建筑建造完成之后也是由业主去居住，去享受这份生活。
高层建筑项目的建筑设计师们应该对建筑物的设计无论外观还是内部结构，都要有这以为人本的设计理念和满足人的安全使用的创作思路。并且还要最大化的提高建筑的使用功能与性能。所以设计师们必须要明确思考考虑到以下几点：
（1）高层建筑项目的建筑要绝对的满足人们的安全使用，并且要提高建筑的使用功能。
（2）根据不同的层次、不同群体对住宅建筑物的使用需求与理念的不同，设计出更加舒适方便又能满足要求的建筑。
（3）从人性化设计的角度出发，增强高层建筑项目的建筑亲和力，并且着重注意建筑的健康指数。尽可能的降低高层建筑项目的建筑对让居民身心健康带来的所可能出现的影响。
（4）通过对不同居民不同文化层次不同背景还有不同审美观点来进行对建筑物的美学创作。尽可能的对高层建筑项目的建筑进行补充设计，完美美学设计，优化设计，以便给居民营造一种家的感觉。
（5）绝对不可以忽视业主之中的弱势群体们，要在实际考察后，结合实际情况，尽可能的在设计中增加无障碍设计。
（6）充分考虑建筑物与人文环境、自然环境之间的联系，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进行对高层建筑的科学，以达到建筑物与人和谐相处的最终目标。
2.人性化视角下高层住宅建筑设计策略
2.1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对高层建筑做出良好的规划设计
高层住宅建筑的设计，一定要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尽管高层住宅的设计规划整体是以设计为主、建筑为辅的，但也要在满足整体空间规划的基本要求后，群体空间的布局设计的合理性。要充分的考虑到采光、供暖、通风等问题，保证高层住宅建筑能有足够的光照量，通风、保暖、防噪的同时还要最大限度的使高层住宅建筑能够满足消防安全方面的需求，以达到人性化设计的总体目的。除此之外，在设计的过程中，还要充分考虑到住户群里的特殊元素，进行符合住户要求的多样性、实用性设计。并且要保证高层住宅建筑的总体群体空间具有层次性，使建筑外观与能够融入周围环境，使住户心情愉悦。
2.2优化道路交通规划，确保高层建筑与交通道路的和谐
在进行高层建筑设计时，还应该充分考虑到所在区域的交通规划特点，在符合区域内交通规划的基础上，尽可能地降低交通对住户的影响。在交通比较密集的节点应该以确保汽车通行效率为主，而在住户人口密集，活动量较大的场所，则应以满足住房感受为准。
3.坚持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做好建筑形象设计
高层建筑的形象如何，是关系着高层建筑审美影响的第一要素。因此，我们应该高度重视高层住宅建筑的形象设计。从人性化角度出发，必须充分考虑到建筑外在形体与所在区域环境的协调统一。尤其是应该切实加强建筑造型设计，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关注底部空间，做好底部造型设计。底部空间是住户在室内空间中视觉接触最为频繁的空间结构。因此，必须强化住宅底部空间造型的亲和性，通常采用的方法有：在楼底部基层进行架空层设计，为了强调入口，通常在门厅外面设置雨棚、门廊等。
第二，关注楼身形体，加强楼身造型设计。从楼层平面设计来看，根据不同的楼层布局，其造型设计处理的方法以不同。通常可以做到的处理方式有：一是在同一个平面内进行三维叠加处理；二是对于相似平面选择不同高度进行相对旋转处理，不论何种处理，都必须保持形式与功能的协调统一。
从人性化视角入手，做好空间平面布局：
从高层建筑项目的建筑设计师的角度出发，它能够最大化又有效的缓解城市居住压力过大的问题。但是由于其自身的特殊体质特殊性，它的缺陷也开始随着时间而逐一显露凸显出来。特别是对人性化空间设计态度问题，表现的尤为突出。高层项目建筑楼层特别高，所以居住的人口多而密集。这样使得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交谈与相处空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样就越来越会表达不到人们对生活和住宅的一种心里生和生理上的需求。所以要从人性化角度出发，做好空间平面布局。
3.1高層住宅建筑套型平面空间的设置策略
第一，做好入户过渡的空间设计。入户过渡空间主要包括入户空间和门厅空间第二，户内交通空间的设计。高层住宅经常用到的三种户内交通模式为入口分流式、内走道式和包厢式。
3.2单元入口、门厅的人性化设计
作为住户从半公共空间到半私密空间的过渡处，高层住宅单元入口和门厅要具有吸引力，设计时要保证适宜的面积和充足的采光，满足居民使用信报箱和布告栏等的需求，通过设置凳椅和绿化来创造温馨的环境，并且采用色彩和形象色剂来提高空间的可识别性。
4.结语
综合全文上面所有叙述议论的问题，人是高层建筑项目的建筑的设计主体以及围绕目标。更是需要进行享受住宅建筑的主体。高层住宅建筑项目的建筑的性能必须与美学相辅相成。必须要考虑好人文因素。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型原则。并且从人性化的视角进行入手，必须切实加强高层住宅的建筑设计方式。做好高层建筑的规划设计，将其可能会发生的，互相影响的因素进行补充、协调，从而得到更加让人满意的、科学合理的抗震设计方案。优化高层建筑项目的形象设计和装饰。做更加科学合理性的空间平面布局。用来满足现代人们对住宅日益增强的生理和心理的渴望与需求。体现建筑设计的人性化理念原则。 [科]
【参考文献】
[1]王小杰.高层建筑的结构分析与设计[J].科技风，2009，（02）.
[2]杜春环，马颖轶.高层建筑结构设计问题探讨[J].科技致富向导，2010，（30）.
[3]王殿海.浅谈高层建筑结构分析与设计[J].民营科技，2007，（07）.
人性的视角 篇10
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 (Frederick Winslow Taylor, 1856-1915年) 是美国著名的工程师和管理学家, 科学管理理论的创始人。他第一次系统地把科学方法引入管理实践, 集前人管理思想和实践经验之大成, 首开西方管理理论研究之先河, 使管理从此真正成为一门科学, 并得到发展。
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是20多年的工厂管理实践经验的结晶, 而其科学管理理论是建筑在对人性的细致观察之上的。泰罗的出发点, 是从人的需要和动机出发来调动工人的积极性, 科学管理的基本思路, 就是用合理的科学方法来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 以经济刺激来发挥工人的工作热情和主动精神。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 其人性假设属于“经济人”假设。泰罗的“经济人”假设强调金钱和物质利益的激励方法, 倾向于把人看作机器, 对于一台机器来说, 它的产量取决于加给它的燃料。与此相似, 对于一个员工而言, 其劳动成果也被认为取决于加给他的“燃料”——即金钱。正如同学者黄振定的观点一样, “泰罗‘经济人’观点的明显局限是把人看作是仅仅关心经济利益的存在, 忽视了人的需要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多层次性。人在他们那里成了拉车吃料的牛马, 纯粹是被动地接受管理、任人驱使的求生存者, 完全丧失了他本来具有的积极性和能动创造性。在那样一种情况下, 管理无异于奴役, 工人没有任何地位, 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以人为本, 或工人参与决策和管理了。因此, ‘效率’哲学也难以实行。”
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中非常强调“经济人”的一面, 主张通过物质利益和报酬刺激工人提高效率, 当然, 我们也应当看到, 在泰罗所处的时代,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社会整体物质条件薄弱, 将金钱和物质回报看做是刺激工人积极性的重要动力是有道理的。泰罗正是准确地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在科学管理原理中始终注重通过增加工人的切身利益来提高生产率。这是他的科学管理原理能够成功的关键, 也是他的科学管理原理能够成为古典管理理论基础的原因。
2梅奥:霍桑实验与社会人转向
1924—1932年, 以哈佛大学教授G.E.梅奥 (George Elton Mayo, 1880-1949年) 为首的一批学者在美国芝加哥西方电气公司所属的霍桑工厂进行了一系列实验, 称为“霍桑实验”。
梅奥主持的长达十年之久的“霍桑实验”, 最终所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希望了解工作对员工的影响, 就必须充分考虑人的需求、态度、动机和人际关系等因素的作用。员工劳动产量的提高, 与激励的付酬机制和管理者的管理风格紧密联系, 而“这种人际关系型的思维方式强调人际间的关系、倾听、交流以及作为经理级领导者的社会技巧”。所以, 人不仅是“经济人”, 更是“社会人”, 人的心理、感情等社会性因素将从根本上影响员工的劳动积极性。因之, 在管理实践中, 管理者不仅要关心员工的工作, 更要关心员工的生活, 管理者应充分利用物质的、精神的多重手段和方法激励员工。
“社会人”假设是管理哲学上的深刻认识和重要转向, 这种假设把人的需求从单纯的物质需求转变为既有物质需求, 又有精神需求。按“社会人”假设对员工进行管理, 一方面有利于组织内部管理办法和管理政策的具体落实, 另一方面, 也有利于形成较为和谐的员工群体, 从而调动员工的劳动积极性。
3麦克雷戈:Y理论背后的人性假设
道格拉斯·麦克雷戈 (Douglas M.McGregor, 1906-1964) 是美国著名行为科学家, 1957年他在美国《管理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企业中人的方面》一文, 提出了有名的“X理论—Y理论”。
学者麦克雷戈认为, 社会科学中开始涌现出来的发现, 对X理论提出了挑战, X理论所展示的对人的行为的看法, 事实上是工业组织的性质、管理哲学、政策和措施的后果, 所以说, 传统的X理论的做法是以错误的因果概念为依据的。在此基础上, 麦克雷戈认为, 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 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自我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所组成的需要层次系统, 启示我们应当根据更恰当的对人和人的动机的假设来提出新的管理理论。为此, 麦克雷戈提出了Y理论, 其背后的人性假设是“自我实现的人”。“自我实现的人”是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假设。在他所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中, 自我实现是最高层次的需要。所谓自我实现, 是指人都需要发挥自己的潜力, 表现自己的才能, 只有这样人才会感到满足。与马斯洛具有相似观点的是组织心理学教授阿基里斯 (C.Argyris) 提出的不成熟到成熟的理论。他认为一个健康的人从不成熟到成熟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阿基里斯观点与马斯洛观点相似之处在于人的成熟过程就是自我实现需求的发展过程, 人之所以不能完全成熟, 不能充分自我实现, 都是受环境条件的限制。
4三种管理理论的比较分析
从“经济人”到“社会人”, 再到“自我实现的人”, 管理学从诞生之日起, 其理论主张、研究视角就与对人性的看法深切地联系到了一起。三种不同的人性假设, 反映的是不同的管理哲学取向, 也是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产物。
泰罗所处的时代是工业革命迅疾展开, 资本主义兴起与发展的时代。进入工业革命以后的资本主义经济与此之前的自然经济相比, 其生产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可是, 当时的企业管理非常落后, 仍是以传统的经验管理为特点, 工厂工作时间长、效率低、工资也低, 工人缺乏训练, 劳资关系紧张, 雇主不懂得如何刺激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远远落后于当时的科学技术成就和经济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如何有效地利用技术进步的成果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也促使人们对管理的重视。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 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便应运而生, 为提高生产率提供了一种思路和解决方法。泰罗第一次系统地把科学方法引入管理实践, 使管理成了一门可供研究和传授的科学, 开创了科学管理的崭新时代。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资本主义工业的大发展, 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也逐渐显现, 管理实践呼唤新的管理理论的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 诸多管理学派对管理方法的研究都是以“事”为中心, 关注效率和组织, 忽视了对人的研究。在此背景下, 行为主义科学兴起, 诸多管理学家和心理学家应用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成果, 来研究管理过程中的行为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律。行为科学的兴起, 在很大程度上, 得益于梅奥及其霍桑实验对人性的探索。霍桑实验的结果证明, 企业中人的因素比物的因素更为重要, 工人并不是只关注经济利益的“经济人”, 而是有感情、有理智、有社会交往需要的“社会人”, 职工劳动生产率的高低,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和心理因素影响的工作情绪。这种理论促进人们去研究人群关系, 研究如何激励“士气”, 如何创造心情舒畅的工作环境, 以后逐渐发展成为行为科学, 对管理学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行为科学注重从人的需要、欲望、动机、目的等心理因素的角度研究人的行为规律, 特别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 并借助于这种规律性的认识来预测和控制人的行为, 以实现提高工作效率, 达成组织的目标。受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的启发, 随着行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麦克雷戈提出了“自我实现的人”的Y理论, 对人性的认识和探索进一步加深, 对管理思维和管理方法再次升华。
各种人性假设中, “经济人”假设把人看成是经济动物, 认为人都具有利己本性, 因而以泰罗为代表的管理学家们设计出了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中心和目的, 只满足“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要求, 忽视员工的创造性和主动性, 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处于对立的两极, 人与人之间完全变成了金钱关系的管理模式;“社会人”假设发现了人的社会和心理需求, 认识到了人的思想和行动更多的是由情感而不是由逻辑来引导的特性和组织中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因而以梅奥为代表的管理学家们设计出了一种试图注意关心人、满足人的需要, 建立比较和谐的人群关系, 注意培养和形成被管理者对所属组织的归属感和整体感, 提倡集体奖励制度, 从一定程度上体现被管理者在组织中的民主、平等要求的管理模式;“自我实现的人”假设认识到了人的需要的多层次性, 尤其是发现了人都有爱的需要、受到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潜能这一秘密, 因而以管理哲学家麦格雷戈为代表的管理学家们设计出了一种调动被管理者的工作积极性, 力图使人增长才干, 发挥潜力, 充分实现自我, 达到自己所希望的成就, 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相互信任、相互关爱的管理模式。
纵观从泰罗到麦克雷戈的管理学说, 其管理理论背后的人性假设可以看做是其管理方法和管理主张的逻辑起点。人性假设决定着管理模式的设计和建构, 影响着管理方法、管理策略的制定与实施, 在此意义上, 我们可以认为, 人性是管理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美]小詹姆斯.H.唐纳德, 等.管理学基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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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三多.管理学原理与方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5]袁闯.管理哲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