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腐败现象的社会学解读

贪污腐败现象的社会学解读（精选5篇）

贪污腐败现象的社会学解读 篇1

贪污腐败现象的社会学解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4月1日在中央党校作反腐倡廉专题报告时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党员干部的贪污腐败现象严重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从长远来说还有危及到我党的执政地位。贪污腐败现象已经不光是一个政党的执纪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成为了多种领域的研究范畴。社会学是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一门科学，在贪污腐败问题上，我偿试通过社会学的视角简单地分析一下贪污腐败现象。

一、帕金斯“结构功能主义”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一个社会就是一个系统，系统内部各个组成部分通过通力协作、执行各自功能，使整个社会系统运行有序。塔尔科特·帕森斯是美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是现代结构功能主义的集大成者。在他看来，社会的各个系统乃至整个行动系统都面临着一些大致相同的基本功能和要求，满足这些要求是系统生存的先决条件，而这些要求是通过系统的内部结构得到满足的系统。他概括了一个系统能够正常动作的四大条件：适应(A)、目标达成(G)、整合(I)、维模(L)，即著名的帕森斯A—G—I—L框架。A ——适应(Adaptation)，G——目标达到(Goal-attainment)，I——整合(Integration)，L——潜在的模式维持(Latency pattern maintenance)。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唯一的执政党，拥有近8000万党员，可以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系统。适应(A)——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选择，能够领导中华民族走向繁荣的唯一政党，是与整个外部环境相适应的，也是历史所证明了的；目标达成(G)——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了党的路线方针、党的行动纲领和行动目标，它们是全体党员共同追求的最终目标；整合(I)——党的内部各部门、各个党员个体以党确立的目标为中心，共同努力，以达到党的系统目标。维模(L)——党通过建章立制，约束党员干部的行为活动，维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维护党的整个团队系统的稳定和发展，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职能也此功能上得到体现。可以看出，帕金斯所倡导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在我们中国共产党这个典型的系统中得到最好的诠释。

二、迪尔凯姆“社会反常理论”

然而社会系统并不是都能够按照帕森斯的A—G—I—L框架所设定的那样正常运行，在系统运行的过程中会出现许多意外的情况，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称它为社会反常状态理论。社会反常状态理论认为，任何一个系统都会为其成员确立一套大家共同认同和遵守的规范，这些规范提供给成员们获得社会稀缺资源的合法途径和手段。打个比方吧，处于一个系统中的个体接受社会系统所确立的社会规范和价值目标，也接受该社会整体所确立的获得利益的手段，同时社会也为各阶层的成员提供了实现社会价值目标的合法途径，那么社会处于运行有序的正常状态。反之，当社会系统无法提供给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合乎规定的途径实现他们所接受的社会价值目标时，或者是社会系统中的规范与规范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的时候，社会就处于反常状态下。这就是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的社会反常状态理论。反常状态下的个体行为称为“越轨”行为。

全国范围内不断前“腐”后1继的贪污腐败现象就是典型的社会反常状态。在这种反常状态之下，党纪国法在腐败分子面前已经失去有效的约束力了。据中纪委2011年1月份发布的2010反腐成果，2010年，全国纪检监察部门共接受信访举报1427186件（次）[同比增长108824件（次）]，初步核实违纪线索163480件（同比增长22652件），立案139621件（同比增长24201件），结案139482件（同比增长37589件），处分146517人（同比增长39891人）。其中，给予党纪处分119527人（同比增长34174人），给予政纪处分38670人（同比增长8952人）。通过查办案件挽回经济损失89.7亿元（同比增长45.3亿元）。从上面的数据可以清析地看出来，反腐败不论在数量还是数额上都呈现出逐年递增的现象。一方面体现了党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逐年加强，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反腐形势的严峻。这种社会反常状态如果继续持续恶化，将会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和我党的执政地位。

三、越轨行为理论

美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提出“当社会不能提供达到目标的可接受手段时，就会有越轨行为发生”。社会学中所说的越轨行为是对社会控制的反判，是对社会规范的背离。在党员干部贪污腐败是一种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是与党的纪律和中国的法律制度相违背的。这种不正常的腐败现象就是社会越轨行为。那我们如何防止贪污腐败的越轨行为呢？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来，要使社会成员避免越轨必须满足两个方面的条件：建立一个真正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体系必须将一切特权排除在外，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公正，真正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二是能过制度允许的正常手段能够获得正当所需。首先，在制度设定的问题上，古代有“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现如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都是旨在建立一个对每个人都公平的社会规范，一个公平的社会制度或社会规范是一个社会所能正常运转的基本要素。我国自古至今都十分重视制度和社会规范的建设，周朝统治时期就出现了《周礼》，它是我国保存最早的系统完整的行政法法典，随着各个时期我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到目前为上，我国的法律体系包括２２９部国家法律、６７９部国务院通过的行政法规、８５６１部地方性法规和规章、１２０００部行政规章。立法更要执法和守法，所有的法律和制度都是要人去执行的，然而在执行各种法律和制度的过程中，并不能真正地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在有些党员干部心中，党纪国法形同虚设，吃拿卡要、干扰司法、阳奉阴为。有人称这是“官本位”思想的遗毒，有人称是中国国民素质的软件跟不上经济发展的硬件，不论如何，既定制度在部分党员干部面前显得没有太大的威信，而在正常的状态之下，官的因素必须要远远小于制度的因素，身份的因素必须要弱于法律的因素。其次我们来说说第二个方面，通过执行制度所能允许的手段是否能够满足正常的需求。在中国的国情下，党员干部通过自己的劳动还是基本能够维持正常人的生活状况的，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但是过上中等水平家庭的生活还是可以保证的，这其实也是付出与回报的问题。关于中国官员收入问题社会上广有讨论，有的认为工资过高，与劳动强度不成正比，有的认为应该学习新加坡，实行高薪养廉。我认为，每年被党内处分直至移交司法程序进行处理的党员干部队伍庞大，级别有高有低，收入有厚有薄，家庭条件有好有差，这些官员的堕落难道只用报酬问题就能涵盖得了的吗？我看不尽然。最近刚刚落马的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人称许三多，“钱多”、“房子多”、“女人多”，金钱只是他的贪求之一，色相、地位、虚名都是他追逐的目标，许三多其实就是贪污腐败分子众多表现形式的一个综合体，从他身上能够折射出贪污腐败分子腐朽的心理本质——价值观的荒芜。在对党纪国法的漠视加上自身价值观的荒芜两者共同作用之下，一批又一批的党员干部脱离了正确的轨道，滑向腐败的深渊。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据报道，被视为菅直人首相强有力接班人的48岁外相前原诚司，被在野党挖出他曾接受外国人“政治献金”5万日元(约3989元人民币)的丑闻。在短暂的两天考虑后，他鞠躬谢罪，称以辞职承担责任，还日本形象和声誉一个清白；某国的部长级高级官员仅为参加服务对像的一次宴请而引咎辞辞职；某国普通政府雇员因一次轻微酒后驾车而交上辞职报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在发生在国外我们就觉得很正常，发生在国内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反常现象。这里不得不提到社会学中一个著名的理论——标签理论。

四、社会标签理论

标签理论可以这样解释，如果大部分人给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下了定义，那么在这个定义就成为这个人或这个群体的代名词，给别人片面的理解。现在许多党员干部不信马列信厚黑、不信群众信自己、不信理想信金钱的现象很多，他们认为别人都是这么看了，也是这么去做的，我同样也是干部，我为什么就不能去这么做呢，当干部就应该追求晋升、向往金钱，“三年穷知府，十万雪花银”成了他们内心难以撼动的价值观，最终将贪污收贿变得习以为常，落入腐败的深渊。这种习以为常的心理惯性成为继上面讲的漠视党纪国法和价值观的迷失之外第三个重要的原因。

通过不断的摸索改革，目前各级针对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制度建设已经很完备，但是全国反腐败的形势依然很严峻，透过社会学者的视野，我认为保证一个政党的清廉高效，必须满足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继续完善公正的社会制度，除了党纪和国家法律之外还包括用人制度、选举制度、各种分配制度等等。二是“外病内治”，正如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强调的，要树立党员干部正确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也就是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让党员干部真正知道自己应该追求什么，不应该追求什么，以一名党员干部的角色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三是要抛弃思想上的“标签”，有句话叫“芝兰生于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变节”，只有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才能“从心所欲不逾矩”，只有坚持自己为官做人的底线，才能走得更远更好。(

贪污腐败现象的社会学解读 篇2

【关键词】社会转型期 腐败现象 危害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行政腐败现象的泛滥是伴随着 70 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开始的，而且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应经引起了十分严重的政治和经济文化问题。它不仅破坏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损害社会的公平正义，进而危害社会稳定；而且不利于国家的制度法制建设，是对国家法律的一种亵渎，使国家的形象遭到损害；而且降低了国家的行政办事效率，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且会导致广大民众的道德水平下降，毒害社会风气，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因此，腐败有百害而无一利。行政腐败现象不除，将会在以后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造成难以估量的危害。

一、中国社会转型期行政腐败现象对政治的危害

腐败是政治机体上的恶性肿瘤，如果任其泛滥就会对我国的政治造成十分严重的危害。影响到我国的政治稳定，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甚至会导致国家的毁灭。

邓小平同志 1989 年 6 月指出：“中国出乱子，就出在共产党内部；而在共产党内部，出问题就出在腐败问题上。”“党内存在的一些消极行政腐败现象屡禁不止，有的情况还日趋严重。如果治党不严，发展下去不是没有亡国亡党的危险啊。”“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所以，腐败对我国在政治上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腐败有如一种可怕的传染病，如果不在其萌芽阶段就将其遏制，那么它就会繁衍到肌体的各个部分，最终会使肌体丧失生命力。同样对一个国家来说，腐败会使国家的法令政令得不到执行，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如果腐败发展到一定程度，公众认为公共权力己成为政客们发财致富的工具和手段，政府的主要目标己不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是为了促使私利的实现。那么，政治体系赖以运行的合法性就面临危机，政府会失去人民的支持，民众的抗议浪潮可能此起彼伏。事态恶化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导致政治动乱和社会动荡。政治体系的合法性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而腐败可能使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丧失天尽，其严重性是可想而知的。”所以，行政腐败现象对政治的危害是相当严重的，不仅会丧失民心，而且会“直接危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

二、中国社会转型期腐败对经济的危害

中国社会转型期腐败对经济的危害是显而易见，根据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的一项研究表明，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为 9875 亿元至 12570 亿元，占全国 GDP 总量比重的 13.2%～16.8%。

中国在进入到社会转型期以后，就有计划经济逐渐的转入到市场经济。而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会由于市场规范程度的高低，即腐败程度的高低而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发展。腐败程度低，市场经济的发展就比较顺利，取得的成果就比较大；反之，腐败程度高，市场经济的发展就比较困难，取得的成果就比较小，甚至会倒退。因为，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型的经济。竞争必须公开、公平、公正地进行，也必须符合法治原则。只有开放的、健康有序的竞争，才能推动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但是，腐败的作用与公平选择、正当竞争完全相反，它具有消极破坏性和投机性。世界银行认为腐败问题出现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交合处。因此，一些市场主体在自私狭隘的利益驱动下，“寻租”那些思想道德薄弱而当权的公职人员，既“互利”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又破坏市场规范。可以说，腐败到什么程度，市场经济就混乱到什么程度。经济是腐败行为进攻的主要目标，所以，腐败与经济成反比，腐败越严重，经济发展就越缓慢；反之，反腐败的力度越大，成效越显著，经济发展就越快。

三、中国社会转型期腐败对思想文化的危害

“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政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机关任意腐败行为泛滥，那么普通民众的道德就会丧失任何的约束。整个社会就会失去一切的道德标准，人们做任何事就只会从个人的物质利益出发，而丧失最起码的价值观念，犯罪就会成为人们理所当然的事情。西方学者霍尔巴赫也认为：“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政府那样对人民的风俗习惯产生如此直接的影响”，“在不道德的国王统治之下，恶德本身也变得高尚起来”。它不仅毒化了社会风气，导致社会道德沦丧，而且是法律的公信力下降，致使一系列的社会失范行为出现。历史事实也表明，官场清正廉洁，社会往往正气盎然；官场腐败严重，公众必定丧失信心。

贪污腐败现象的社会学解读 篇3

腐败，在中国根深蒂固，滋长了几千年，令老百姓切齿痛恨。据网上调查显示，今年全国两会三月将在北京召开，在公众最关心的问题中，“反腐倡廉”居首位。为此，针对这一情况，就“现代社会腐败现象情况”做了调查。为了全面的了解，采用了问卷调查、搜集资料、采访等多种方法，我从中收到了不少启发。

这次问卷调查采访了身边30位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不同年龄层的人。95%受访者认为现代社会依然存在着腐败现象，而且蔓延范围越来越广，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受访者对于领导高层者的腐败现象最为反感。虽说腐败现象似乎在生活中摸不着，但却分布在各种行业，例如：银行、国土规划、交通、工商税务、海关、医疗、教育等。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腐败的形式更是层出不穷，例如：送烟酒、送美色、送汽车、送钱„„其形式更隐蔽。

而在网上调查，占半数以上的网民认为，惩处力度不够，一些腐败分子得不到有效惩处，体制、机制不健全和监督不力也是重要的原因。71%网友认为，县处级干部的腐败问题被认为最严重。同时也有网友留言说，目前反腐败的盲区在基层，希望从基层反腐败，对腐败实行零容忍制度。

一、腐败的发展历史

70年代初、8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开始了，资源开始成为商品，一些有商业意识的人就想尽办法让资源靠拢并聚积起来。所以，掌握资源调配的人，也就是政府官员，就是他们的目标了。最初，是以集体腐败或单位、法人腐败为主。各省市到中央各部门去跑政策，要批文，就带上当地的土特产，名烟名酒，通过各级的秘书或下一级的干部，以表达一点敬意方式将礼品送出。在80年代，全国各单位部门的账单都免不了礼品报销单。

腐败以礼品的形式重新在中国大陆长畅行了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便开始以现金的方式向各个领域渗透，大家心知肚明，收益最大的就是各级政府掌握各种有价资源的官吏。

二、腐败所涉及的范围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随着经济的发达，腐败已经渗入到各种行业、专业领域渗透。

银行业是渗透最早，范围最广的行业，因为它直接拥有大量现金、资本。而现金优势中国大陆最紧缺的资源，所以，银行业暴露出来的问题较早也较严重。例如，你给我贷一千万，我按2%——10%的比率返现金给你，所以与银行主要领导熟或某种特殊关系的，都可衍生为利益获得者。

国土规划部门，土地是最好的谋利资源，因为它直接联系着百姓的住家，土地被政府部门从老百姓手中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征到手中，以权力支配的形式批给关系人，从中谋取大把利益，早期的地产商是不需要盖楼的，只要争到地，一转手就是几百万、上千万的利润。房地产界的腐败之风一直刮到现在，如果说银行业的腐败之风加重了现金腐败的法码，那么，房地产界的腐败之风则导致了腐败贵族群的出现，房地产领域的腐败少则几十万，高的几千万，还加国内、国外别墅。

除此外，腐败之风还吹及到交通、工商、税务、公安、法院、检察、海关、医疗、教育等各种行业。可见，腐败似乎摸不着，但却吹遍各行各业，就如毒瘤渗入人们的生活。

三、腐败者的心理

行贿者和受贿者都打着做事方便的旗号，其实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过最奢华的生活，全国最高级的餐厅是他们在吃饭，最好的宾馆、别墅是他们在住，最好的办公楼是他们在用，最好的学校是他们的子女在上学„„

他们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心理：我无法生存，也没人为我着想，这个社会已经黑白颠倒，人伦丧失，公平不再，我们也干点挣钱快，本钱少的事吧，比起那些贪官污吏来，比起那些道貌岸然的医师、教师来，我们这样做也坏不到哪去。

四、追溯腐败的根源

1、人性趋向。人类在生存发展进化过程中，自然性不断地优化和改善自身生存条件。为达到目的，人类就要趋利避害，谋求自我需求的满足。对于这个问题，有两重性，即人的本性之中存在的善与恶，善与恶之间的争斗，当私欲膨胀起来，人类就像野兽般，弱肉强食。就是说，人性趋向中需求的满足，是腐败现象存在的一个原因。

2、社会坏境。如果说人的贪欲是腐败行为的最初动因的话，那么

存在适应它生长的社会环境和土壤，就会使腐败现象产生成为一种社会必然。要知道，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人们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渴望非常强烈。

为此，大力发展经济，这就造成了资源的相对缺乏;再加上市场经济激烈的竞争，一些人为争夺这些资源变的不择手段。而这些资源控制权又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所以政府权力部门与市场主体之间的权钱交易也由此增加。再加上法制法规滞后，某些人就会不正当地运用权力以谋取私利。比如贷款、经营特经营特许证、项目审批等等。此外，地区、部门收入上的差别，也会使人们产生心理失衡，不顾党性原则和社会道德而追求非法利益。一些非法暴富的人为了求得权力帮助而获得经济利益，对政府官员进行拉拢收买，也成为推动腐败的重要力量。

3、权力失控。腐败是权力和贪欲结合的产物。权力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力量，是可以带来利益的力量。因此用权来谋取私利，即权力被滥用也就见怪不怪了。滥用权力首先是思想支配的结果，而滥用权力成为现实，则是因为权力缺乏规范。

4、制度残缺。我们中国长期以来是以官本为中心设计制度的，一切围绕着长官意思意志转，以长官的利益、好恶为出发点，便官不便民，利官不利民，权力大大，责任小小。人文关怀，人文体贴，人性关注，人性体现得太少，这个社会长期以来，冷漠多过热情，刁难多过尊重，责备多过检省，推诿多过承担，关爱难以启齿。

在法制社会，权力是由法律制度规定的，没有法律，便没有权力;怎样行使权力，也需要法律制度来规范。法律和制度的着力点就是防止权力被滥用。如果法制制度是健全的，有效的，即使掌权者存在以权谋私的思想动机，也会在法律制度面前停下来。

5、监督不力。正因为权力存在被滥用的可能，所以需要制约和监控。在我国监督主体是多元的，监督机构是完备的，但发挥作用并不完全到位，因而使权力不能得到有效监督。党内批评弱化；自我批评说人不说己、说远不说近、说明不说暗;批评方面上级批评下级不多，同级批评更少，下级批评上级几乎绝迹。

6、惩处不力。惩处是对己经发现的腐败行为进行的处罚，它是制约滥用权力的最后一道防线。惩处虽然在反腐败的整个过程中是结果性的一步，但是作用是多方面的，既有惩罚作用，也有警示作用;既有遏制作用，也有预防作用。有腐必惩就能杀一儆百;若惩治不严，甚至有罪不惩，会使更多人加入腐败行列。反过来，会成为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原因。

五、如何反腐倡廉

经过我党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不懈努力，到目前，反腐败工作已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我们看到取得的成果的同时,我们仍然看到一些腐败现象仍然比较突出，导致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还存在。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仍然是严峻的，反腐败斗争的任务仍然是繁重的。因此，对于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与艰巨性，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尽管我们党和国家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但远未到可以马放南山的时候。

现在要说是某某干部很清廉，人们听来都不会相信，都觉得奇怪，而说哪儿哪儿又出了个大贪官，人们会认为是很正常的啦，几个不是这样，政府官员的威信降至了最低点。政府官员是代表政府的,官员失信了,整个社会的诚信也就大成问题了,这又是今天我们社会诚信危机的根本原因所在。

一要切实加强党组织对反腐倡廉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是搞好反腐倡廉建设的根本保证。企业党组织是反腐倡廉建设的责任主体，必须肩负起全面领导企业反腐倡廉建设的政治责任。要探索现代企业制度下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方式与途径，探索纪律检查工作与现代企业制度结合的有效形式，使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贯穿于决策、执行、监督的各个环节。

二要切实加强对企业领导人员的教育、监督和管理。各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要认真落实中纪委的部署，加强对企业领导人员的监督管理，领导班子和成员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带头依法依规办事，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自觉执行廉洁从业各项规定。企业的领导人员特别是主要领导，应带头接受教育，主动接受监督，把自己的用权行为自觉置于制度的约束之下，置于党组织、监督部门和职工群众的监督之下。

三要切实加强制度建设，推进源头治腐工作。首先健全规章制度，堵塞管理漏洞。完善制度强化管理，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治本之策。各企业要进一步加强财务基础管理，强化重大财务事项集中管控。要加强企业重组改制、产权交易、资本运营、物资采购、产品销售等关

键环节的制度建设，大力推进挂牌竞价交易，防止暗箱操作。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夯实企业管理基础，堵住腐败漏洞。其次，强化制度执行力。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在一定意义上执行制度比制定制度更重要。必须认真解决好制度的执行问题，在注重提高制度创新能力的同时不断增强执行能力。这就要求领导要带头，要促进制度执行过程的公开透明，要加强监督检查，切实维护制度的严肃性。

四要积极探索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监督机制。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在监督机制上进行改革，不断提高反腐倡廉能力。要结合纪检监察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对成立企业纪工委工作进行一些探索和考虑，把企业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抓紧抓好。并且要认真研究建立协调机制，加强相互协调，整合监督资源，形成有效监督合力，增强反腐倡廉建设的整体性、协调性、系统性、实效性。企业也要积极试行内部纪检监察人员派驻重点部门等方式，探索有效管用的监督机制。

贪污腐败心得体会 篇4

个人方面我觉得应始终保持良好的学习习惯。不断加强学习才能提高自身素质、能力和思想。思想得不到改变，欲望将会滋生变大、繁衍，从而不可收拾。

坚定信念始终保持廉洁自律的行为规范。对能滋生欲望的事情远而拒之。严格自律，因此，我们一定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拒绝贪污腐化，避免走上犯罪的道路。

贪污腐败动因分析及治理措施 篇5

一．案例

2013年伊始，在房叔、房婶、房妹事件相继登场后，陕西省榆林市人大代表、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原副行长龚爱爱，这个49岁的离异女子以4个户口10亿房产，引爆媒体，挑战了普通人对社会公平的认可底线。龚爱爱在已有合法户籍和身份证的情况下，2005年在北京购房时付款30万元通过售楼人员为本人及其女儿购买北京市户籍。

2006年8、9月份，被告人龚爱爱让时任神木县公安局政委的何生发（已死亡）给她重新办理户籍，张新堂在山西省临县公安局克虎镇派出所以补录户籍的方式为龚爱爱办理了名为龚仙霞的假户籍，后把该户口迁往陕西省神木县神木镇并办理了名为“龚仙霞”的假身份证。2009年至2012年，龚爱爱先后使用该身份证办理了两套房子的房产证并进行了神木县艾丽莎购物有限公司和神木县正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登记，该户籍信息于2013年1月19日被神木县公安局注销。

2008年10、11月份，被告人龚爱爱让何生发再次给她办理一个名为“龚爱爱”的户籍。何生发指使本局民警张新堂（另案处理）为龚爱爱办理假户籍，张又通过他人找到了山西省兴县公安局维嘉滩派出所为龚爱爱办理了假户籍，后将该假户籍迁入神木县大柳塔派出所，并办理了与其原来真实的身份证号码不同的“龚爱爱”的居民身份证。该户籍信息已于2012年1月6日被神木县公安局发现重户后注销，但龚爱爱的身份证未被收回，后龚爱爱又用该身份办理了一处房产的产权证。

公诉人认为，被告人龚爱爱委托他人在公安机关制作了与自己身份信息不相符的户口和身份证件，并使用这些身份证从事民事活动，妨害了我国户籍管理制度和社会管理秩序，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之规定，应当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013年9月29日，龚爱爱在陕西省靖边县人民法院法庭上。当日，陕西省靖边县人民法院对“房姐”案宣判，龚爱爱犯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龚爱爱当庭未表示是否上诉。

被告人龚爱爱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陕西省靖边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29日一审宣判后，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在上诉期限内，通过靖边县人民法院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法院依法决定予以受理。

2013年10月28日，据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官方微博消息，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13年10月31日上午10时在靖边县人民法院二楼大审判庭公开宣判上诉人龚爱爱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一案。

2013年10月31日上午10时，榆林中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在靖边县人民法院二楼大审判庭公开宣判了上诉人龚爱爱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一案，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龚爱爱利用虚假户口身份谋取暴利的事件从爆发以来便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龚爱爱本人更被称为“房姐”。不可否认，龚爱爱事件的爆发，说明了涉房腐败的严重性，也表明我国在社会管理、身份管理体系上还存在较大漏洞，容易为人所乘。此后神木县出现了富豪排长队注销户口的现象，这也表明龚爱爱事件形成了有效的威慑力。

龚爱爱的事件，暴露了户籍房贷管理上的不足，也促使杜绝“房腐”相关政策的尽快出台，消除因地域分割而造成的信息不对称，提高发现违规行为的几率，而且也不给个别官员隐瞒财产提供可乘之机。

二．分析

影响领导者道德素质的因素有四个，一是个人特征，二是结构变量，三是组织文化，四是问题强度。

个人特征：有两个变量影响着个人行为：自我强度和控制中心。自我强度高的领导者，他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会更加一致。控制中心用来度量多大程度上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具有内在控制中心的人认为他们控制着自己的命运，而具有外在控制中心的人认为他们生命中发生的是都是由运气或机会决定。以上案例中，“房姐”通过层层关卡获得两个户口，这其中涉及多名人员，她“买通”了各路人员，知法犯法，由此可以看出她个人特征中自我强度低，同时具有内在控制中心，她认为自己是命运的主宰，自己能够控制自己的命运，不顾法律的存在，肆无忌惮地伪造假身份购买房产。结构变量：组织的结构设计有助于领导者道德行为的产生，一些结构提供了有力的指导，而另一些则会令领导者模糊，正式的规章制度可以降低模糊程度，职务说明书和明文规定的道德准则就是正式指导的例子。上面例子中提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户口漏洞问题，龚爱爱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说明她没有把道德准则放在心上，这就侧面体现出组织的结构设计有问题，道德准则不统一导致领导者不重视。

组织文化：组织文化的内容和强度也会影响道德行为，最有可能产生高道德标准的组织文化是那种有着较强控制能力以及风险和冲突承受能力的组织文化，处在这种文化中的领导者，具有进取心和创新精神，意识到不道德的行为会被发现，并且会对他们认为不现实或个人所不合意的需要或期望进行自由、公开地挑战。以上案例中，龚爱爱私下伪造户口，以为能够瞒天过海，认为这种违背法律没有道德的行为不会被发现，并利用假户口购置房产，所以她所在的组织组织文化弱，风气败坏，对相关国家工作人员而言，无论是否从中获得利益，都是玩忽职守的腐败行为。

问题强度：影响道德行为的最后一个因素是道德问题本身的强度，他取决与六个因素，某种道德行为对受害者的伤害有多大或对受益者的利益有多大？有多少人认为这种行为是邪恶的？行为实际发生并造成实际伤害的可能性有多大？在行为和引起预期后果时间间隔有多长？你觉得行为的受害者或受益者与你挨得多近？道德行为对有关人员影响的集中程度如何？在上诉案例中，龚爱爱也许根本就没考虑过这几个问题，她受利益的趋势，只关注伪造户口购置房产能给她带来的利益，被利益蒙蔽了双眼。三．措施

领导干部位居国家的重要职位，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领导干部的权力越来越大，一些资本主义思想也传入到我国，有些领导干部的思想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不在是原先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思想，而是只想着利用职位之便，做有利于自己的事情。这样一步一步，领导干部就走向了犯罪的深渊，他们离自己原先的价值观越来越远。这样，也会影响广大人民群众，他们不在想着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心中只有自己，只有利。这样，长此以往，将会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影响，我们必须采取措施。

首先，我们要经常保持领导干部党性的教育，组织领导干部学习，使他们始终记住自己的使命就是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其次，要建立相关部门对领导干部贪污腐败进行监管，把他们的贪污腐败现象及早厄杀，这样就能把损失降到最低，也可以永保领导干部的先进性。

一、抓学习教育。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我们必须有的放矢，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党风党性教育，勤政廉政教育。在当前要进一步兴起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通过学习，努力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水平和政治素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坚定信念，身体力行;牢固树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观念，当人民公仆，不为名利所动，不为金钱所诱，严以律已、勤政廉政，真正为民掌好权、用好权;奉公守法，荣辱不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困难面前不屈服，在诱惑面前不低头，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当一名反腐败斗争的先锋。

二、抓宣传导向。

遏制腐败，也需要氛围。我们要充分利用各种舆论工具、大力宣传我们党艰苦奋斗，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光荣传统，宣传任长霞等一批正面的先进典型，扬善抑恶、以正压邪，反腐倡廉、以正胜邪;同时宣传从严惩处贪官污吏，消除领导干部腐败的案例。通过宣传一方面使反腐倡廉的思想占领导干部的思想阵地，造成一种学有目标，做有要求，赶有方向，比有标准的工作氛围，形成一种掌权为公，用权为民，艰苦创业，乐于奉献的时代风尚。另一方面也给腐败分子施加巨大震慑力。

三、抓健全制度。

遏制腐败制度建设是关键。虽然，我们国家加强了立法工作，制定了不少法律法规，党内也制定了一系列规则规范。现在的问题是，有相当数量掌握权力的领导干部，缺乏法纪观念，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致使已经制定的法规、制度和纪律得不到充分的遵守和执行。所以，重点要健全制度和整顿纪律，规范管理、公开政务、堵住漏洞，增加工作透明度，推进“两公开一监督”制度的落实。目前，一要抓制度和纪律的完善和健全工作，从领导班子、领导干部自身抓起，自觉纠正存在的腐败问题;二要抓制度和纪律的检查和落实工作，要按照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要求，加强党内反腐制度建设，推行执法目标责任制，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三要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真正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决克服权大于法的现象，严惩执法犯法，贪赃枉法，维护法律尊严。对那些违法乱纪，滥用权力的领导干部，要依法严厉惩处，坚决禁止拉关系、讲人情、官官相护等不正之风流行。

四、抓民主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