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贿赂罪

贪污贿赂罪（共12篇）

贪污贿赂罪 篇1

贪污犯罪包含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私分国有资产罪、私分罚没财物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隐瞒境外存款罪, 贿赂犯罪包含受贿罪、单位受贿罪、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其中, 存在死刑的犯罪有贪污罪和受贿罪, 这一类罪中其他犯罪刑法上没有死刑的规定。这一类罪中刑法规定的量刑中问题较突出的是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以及对人权保障的逐步重视, 刑法上对贪污受贿罪量刑的规定难免存在落后的弊端, 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对贪污受贿罪死刑数额的规定起点较低

根据《刑法》第383条的规定, 对贪污受贿罪死刑定罪的起点较低, 个人贪污数额10万元以上, 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死刑。在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况下, 10万元以上就可以判处死刑, 死刑起点偏低, 司法实践中一般贪污受贿数额达到八十到一千万才考虑是否判处死刑。刑法规定明显与司法实践存在一定差距, 贪污受贿的死刑规定明显不适应时代的发展, 为避免此种情况的发生有必要对贪污受贿死刑的规定进行改革。

二、刑法对贪污贿赂罪刑罚过轻

(一) 对贪污贿赂罪的量刑过轻

“个人贪污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 可以并处没收财产;个人贪污在5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 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 可以并处没收财产;”这里的“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是司法倾向性态度, 即既可以没收, 也可以不没收, 这就给法院一个自由裁量的尺度, 但一般司法实践中只有数额很大比如五十万以上时才考虑没收财产, 对于十万元到五十万元的数额很少有没收财产的。对于“个人贪污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和“个人贪污不满5000元的”法律上对其财产没有规定处罚措施, 贪污贿赂犯罪人往往是以几年的自由换来大笔的财产, 权衡之下, 其处罚过轻。笔者认为, 应加大贪污贿赂罪的财产处罚力度, 尤其是在减少死刑适用的当代社会, 对于贪污受贿此类犯罪来说其侵犯的是公私财产权, 给犯罪人最大的打击莫过于对其财产的打击, 没收其财产、限制其自由、政治上剥夺其权力要比剥夺其生命对其的惩罚更严厉。

(二) 对贪污贿赂罪判的很重, 而后减刑幅度过大

司法实践中对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减刑比较多。减刑, 是指对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根据其在刑法执行期间的悔改或者立功表现, 适当减轻其原判刑罚的制度。减刑应当符合一定的条件, 我国《刑法》第78条规定, “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在刑罚执行期间, 如果认真遵守监规, 接受教育改造, 却有悔改表现或者立功表现的, 可以减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刑。并且减刑应当具有一定的限度和幅度, 不能任意减刑。”司法实践中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减刑要比其他犯罪的减刑要多, 这是一个应当注意的问题, 贪污贿赂犯罪减刑之所以比较多的原因之一很可能是, 贪污贿赂罪的犯罪人素质比较高, 在监狱表现较好, 确有悔改表现, 这样减刑本无可厚非, 但是, 在减刑的过程中应当注意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惩罚应当到位, 不能审判时判的很重, 减刑的幅度却很大, 以致于达不到惩罚的效果。建议司法机关严格执行关于减刑的规定, 减刑要符合一定的条件, 并且在一定的限度和幅度内给予减刑。

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处罚过轻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 且差额巨大, 经责令说明来源, 本人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的行为。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不能说明其明显超过合法收入的财产来源是合法的行为。行为人不能说明其明显超过合法收入的巨额财产来源的“不能说明”是指: (1) 行为人拒不说明财产来源; (2) 行为人无法说明财产的具体来源; (3) 行为人所说的财产来源经司法机关查证并不属实; (4) 行为人所说的财产来源因线索不具体等原因, 司法机关无法查证属实, 但能排除合法来源的可能性和合理性。

根据《刑法》第395条第1款规定, 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 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刑期为5年, 在司法实践中, 很多职务性犯罪有些数额高达几百万都因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是巨额财产的来源而判此罪, 对犯罪分子的处罚不过是几年刑期。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的巨额财产的来源, 有些事是因为时间长不能说明, 而有些则是不愿意说明, 在这种情况下,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则使贪污贿赂罪的犯罪分子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而逍遥法外。笔者认为, 对此应当加大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处罚力度, 避免贪污贿赂罪犯罪人借此逃脱法律对其应有的惩罚, 另外, 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可以按巨额财产数额比照贪污罪划定不同的刑期, 不明巨额财产数额越大其刑期就应当越长, 必要时应给予没收财产等财产处罚。

参考文献

[1]马克昌主编.刑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591-592.

贪污贿赂罪 篇2

1、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的区别：

两者的手段、目的都不相同 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为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或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盈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没有归还的行为。虽然两者都是特殊的主体，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但贪污是永久地占有，挪用公款却是暂时性地占有；贪污实现了财物权的转移，而挪用并没有转移财物手所有权，只是暂时占有公款，以达到使用和收益的目的；贪污是通过侵吞、窃取、骗取等手段达到目的的，而挪用公款一般都为擅自私用公款，没有、也不必要采用贪污所实施的手段。虽然两罪同属“贪污受贿罪”这类大罪里，但由于这两个罪的社会危害程度不一样，所以贪污罪的最高刑可判死刑，而挪用公款罪的最高刑是无期徒刑。

2、贪污罪和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区别

贪污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私分国有资产罪是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违反国家规定，将国有资产以单位名义集体私分给个人，数额较大的行为。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犯罪主体不同。前者是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受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资产的人员；私分国有资产罪主体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属于单位犯罪。

（2）、客观表现不同，贪污罪的行为人在客观上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等手段，个人非法将公共财物占为己有。而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客观行为表现为违反国家规定，以各种名义，为了单位集体的利益，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单位所有成员（或绝大多数成员）。须特别注意的是有的贪污案件中，虽是经单位一些领导研究决定，但非法将公共财物私分给单位的少数人的，由于非法将公共财物占有的只是少数人，所以这类案件就是相对于单位的少数自然人集体贪污的共同犯罪。

（3）、犯罪目的不同，贪污罪的行为人的目的是自己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不是为了单位全体成员的利益，而是为了个人中饱私囊。私分国有资产罪中，行为人虽然也非法占有了财物，但他的目的是私分给大家，自己得到的只是一部分。单位犯罪的本质特征就是为单位的利益实施犯罪。

3、单位受贿罪与受贿罪的区别

单位受贿罪的客观表现与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是相同的，表现为索取他人财物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

单位受贿罪区别于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标准有两个方面：

（1），犯罪的主体不同。本罪的犯罪主体是单位，即受贿行为是以单位的名义作出的。这里的单位仅限于国有单位，非国有单位不能构成单位受贿罪的主体。

（2），单位受贿罪的行为必须达到“情节严重”才能构成犯罪。单位一般的受贿行为尚未达到严重程度的不认为是犯罪，可按行政责任进行处理。“情节严重”应理解为索取，收受他人大量财物，以国家利益为代价，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使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

4、共同受贿犯罪与介绍贿赂罪的区别

介绍贿赂罪是指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情节严重的行为

从犯罪构成上分析，构成介绍贿赂罪，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具有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的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贿赂人具有行贿意图或者明知国家工作人员有受贿意图，而故意充当“掮客”，从中穿针引线，牵线搭桥。也就是说，介绍贿赂的行为人是在他人有了行贿或受贿的故意的情况下，才从中沟通、撮合的。这就犹如市场经纪人的作用一样，有买方和卖方的情况下，才从中说合成交生意的。在客观上，表现为在行贿、受贿双方之间进行引荐、沟通、撮合，促使行贿与受贿得以实现的行为。沟通、撮合行为本身既非受贿行为，也非行贿行为，而是独立的介绍贿赂行为。

而受贿罪中的共同犯罪，应理解为各共同犯罪人之间有共同的收受或索取贿赂的故意，并实施了共同的收受或索取贿赂的行为，即受贿罪被告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利益，其同事、家属或亲友伙同其共同参与收受财物的共同犯罪案件。

5、以上犯罪一般适用于国家机构、各级人大、党的各级机关、各级政协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如果是私有企业单位工作人员，虽情节相似，但是罪名不同。

对应关系大致如下：贪污罪——职务侵占罪；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挪用公款罪——挪用资金罪；行贿罪——对非国家人员行贿罪；

二、商业贿赂

1、商业贿赂行为特征：

(1)主体是经营者，赌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作为商业贿赂主体的 经营者不限于法人，除法人外，还包括其他组织和个人。法人也不限于企业法人，还包括从事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

(2)目的是为销售商品或 者购买商品，即为达到商业目的，通过贿赂手段，获取优于其他经营者的竞争地位。

(3)手段有两类，即财物手段和其他手段。当然，商业贿赂与其他贿赂都属于贿赂的范畴，触犯刑律的都要给予刑事制裁，但在行政责任上是不同的，商业贿赂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给予行政处罚，其他贿赂要受党纪政纪处分。

2、商业贿赂犯罪

商业贿赂是一个统称，不是《刑法》确定的独立罪名，而是根据行为主体、行为性质的不同而构成不同的罪名。商业贿赂犯罪涉及刑法规定的以下八种罪名：（1）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2）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3）受贿罪（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4）单位受贿罪（刑法第三百八十七条）；（5）行贿罪（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6）对单位行贿罪（刑法第三百九十一条）；（7）介绍贿赂罪（刑法第三百九十二条）；

（8）单位行贿罪（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

3、商业贿赂与一般馈赠的区别

主要应当结合以下因素全面分析、综合判断：（1）发生财物往来的背景，如双方是否存在亲友关系及历史上交往的情形和程度；（2）往来财物的价值；（3）财物往来的缘由、时机和方式，提供财物方对于接受方有无职务上的请托；（4）接受方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提供方谋取利益。

4、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收受他人财物，构成共同犯罪的，根据双方利用职务便利的具体情形分别定罪追究刑事责任：

（1）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2）利用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3）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追究刑事责任，不能分清主从犯的，可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三、会计犯罪

现行《刑法》关于会计方面的犯罪主要是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薄、财务会计报告罪：

第一百六十二条：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帐簿、财务会计报告，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试论贪污贿赂犯罪侦查谋略 篇3

【关键词】 贪污贿赂;侦查谋略

中图分类号: D924.392

纵观中国当前反贪侦查人员构成,仅有少数人员受过侦查理论系统专业的训练,大部分人员都是弃理从文进入侦查行列,但此中有不少反贪精英侦查经验丰富,胸中不乏谋略成府,可是其丰富的侦查经验转化为系统侦查谋略的并非很多,仍然停留在经验和感性层面上。有鉴于此,笔者以自己粗浅的眼光和经历的侦查实践经验,从新形势下贪污贿赂型犯罪特点的角度试述反贪侦查谋略。

1 犯罪事实一般有会计资料的痕迹

会计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按照一定的规则和程序,对单位所发生的经济业务作连续、全面、综合反映和记录、核算的一种方法。会计资料主要由原始单据、记账凭证、账目、报表等构成。贪污贿赂犯罪属于经济犯罪,犯罪事实往往会体现在会计资料中,那么如何从会计资料中发现问题?如何使案件侦破工作进展顺利?我局在办案过程中,针对以前司法会计人员介入仅在诉讼过程中的不足,建议在用人机制上,会计专业有一定比例,同时要求具体做到司法会计人员提前介入协助侦查。

(1)在实践中,反贪部门常常会遇到线索不明,头绪繁杂,账务管理混乱,侦查工作无从下手,而司法会计介入后,通过对经济往来业务发生的顺序,账务处理的程序,会计资料之间的内在联系等方面分析判断以及审查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和现金、实物盘库,从中发现疑点为侦查工作指明初查方向,发现新的案件线索提高办案效率。

(2)由于贪污贿赂犯罪在财务会计资料上存在隐蔽性特点,在会计资料的勘验中司法会计可以依据发案单位经济活动规律,财务规章制度及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的运行情况等,收集涉案的财务会计资料,从中分析,拟出司法会计侦查预案,对举报失实的,及时结束初查活动,节约司法资源;对存在问题的,重点完成证据攻坚,进行立案侦查。如我局于2008年5月查办神木县城建局下属单位路灯管理所(负责人曹某(副科级))私分国有资产一案。该案属于自查案件,会计资料复杂,要从中找出问题,难度比较大,司法会计从职工工资、福利以及承揽项目账务中比对分析,工资福利由县财政统一发放,节假日、加班都有县上统一发放标准,且都到位,但该单位不间断的将所谓的自有资金以发放补助、加班费用分配给职工,同时在承揽项目账务中,发现以旧代新,节余新产品套取公款后分配給职工的迹象。司法会计遂做出接触路灯所报账员的侦查预案,提交侦查人员。从而使案件形成从书证到证人证言的证据锁链,并对曹某涉嫌私分国有资产罪进行立案侦查,后曹某被法院判处罚金。

2 犯罪手段多样化,智能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飞跃,经济交往的方式多种多样,贪污贿赂犯罪又属于经济犯罪,而经济交往的千变万化,使犯罪手段也随之不断翻新,如何更好的应对这些变化,我个人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其一、侦查重心前移,从以讯问犯罪嫌疑人获取口供为主,转为秘密调查,全面调取证据,即在新形式下,侦查方式应为以证到供,外围工作获取的证据是突破口供的第一手资料,这与我国刑事诉讼法一贯奉行的“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原则相符。把秘密调查作为侦查工作重心,是因为犯罪分子行动诡秘,反侦查能力强,作案手段多样化,且关系网密,保护层厚,一旦发觉侦查机关调查就会进行串供、毁证、补证、躲避等反侦查活动,并调动其关系网阻挠,故必须尽可能采取秘密方法调查取证。秘密调查是整个侦查工作的基础,只有做好这一工作才能使正面接触犯罪嫌疑人和采取强制措施有坚实的基础,才能使侦查人员和指挥员坚定信心,敢于决策,进而推进侦查进程。如我局查办神华集团神东公司地测站,其犯罪事实和手段与上述列举神东煤炭分公司大柳塔煤矿杨某贪污案完全一样,但我们突审杨某时,神华集团驻大柳塔所有单位加班开会,使各单位有类似情况加班填补缺口。神东公司某单位则更加辛苦很有针对性的开特别会议,晚上给地测站进行电话会议,第二日让地测站提前上班进行现场会议,该强大的反侦查能力,使我局对地测站的犯罪查处陷入瘫痪状态,从而以失败告终,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而总结该案失败就是我们将身份完全暴漏没有秘密的获取全面证据所致。

其二、侦查机制从单兵作战转为兵团作战。也即办案模式由分组办案转为集体办案。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以及新的律师法的出台,严格限制传唤时间和律师介入造成的诉讼的开放性,使办案时间紧迫,证人的询问、证据的收集以及搜查、追赃、围堵等工作,大多要在正面接触犯罪嫌疑人时同步进行,故以往的分组单兵作战侦查机制必须调整。由于犯罪领域全国化、国际化,犯罪种类的多样化,犯罪手段的现代化等,需要我们快速反应,兵团作战。我局在此种思路的引导下,建立了统分结合的侦查力量配置机制,合理利用人才,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当正面接触犯罪嫌疑人时则全局、甚至更大范围统一调配、集中力量、分工配合、突击作战,凸显“快”,回击了现代化信息带来的弊端,致使犯罪嫌疑人没有喘息机会,无法应对炮轰战术。

其三、侦查人员自身智谋运用的多变性、隐密性、奇特性。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是千变万化的,具体到每一个个案的情况也可能时刻在变,因此反贪侦查人员在运用侦查谋略应做到随机应变,不举常规。古人云:“谋生于智,成于密,败于泄”。侦查人员要做到平淡之中隐玄机,于不经意时出杀招,达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效果。如我局于2008年5月份查办我县交警大队中鸡中队副队长李某(副科级)挪用公款一案。侦查人员在吃便饭时顺耳听到李某在交警大队大柳塔支队工作期间将收回的保证金一直用于自己生活开支,并未交回大柳塔支队出纳处,更可怕的是其调离也未将该款移交,遂做出决定,暂缓手中的案件,马上找到受害人谈清事实,便果断接触犯罪嫌疑人,使之不得不向事实靠拢,最终法院做出有罪判决。我局侦查人员正是基于身经百战,以不变应万变,不拘常规,给犯罪嫌疑人突如其来的攻击,至其措手不及,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论贪污贿赂犯罪初查行为 篇4

检查机关一般在立案之后开始对犯罪行为予以侦查, 而在立案之前, 检察机关对相关贪污贿赂犯罪行为相关证据以及材料的收集和取证就是所谓的“初查”, 在本质上, 这与一般案件的侦查行为没有多大的区别, 都是对犯罪行为予以一定的证据收集活动, 。我们知道, 要想对某一种行为进行归属, 就必须全面了解它的性质, 贪污贿赂犯罪初查行为也是如此, 所以, 这里有必要对当前的初查行为进行一定的性质分析。

( 一) 关于初查行为性质的争议

对于贪污贿赂犯罪初查行为的性质, 学界历来都存在着不同的争议, 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定论。几种重要的观点如下: 第一, 初查行为不是一种正规的侦查活动。许多的专家认为, 初查行为是在立案前进行的, 而一般正规的侦查活动行为都是立案之后, 刑事诉讼过程当中开展的, 这种观点存在一定合理性, 但也失偏颇。第二, 初查行为是一种非诉讼活动。拥有这种观点的学人的理由与上述基本相同, 都认为诉讼活动是在立案之后开展的, 而对于立案之前的这种初查行为则不属于诉讼活动。第三, 初查行为是一种诉讼活动。这与上述观点相反, 持此类观点的人认为初查行为也是为了破获案件所进行的证据, 材料的收集工作, 理应归入诉讼活动当中。最后一种观点认为初查行为是一种侦查行为。他们一直认为无论从主体、内容以及性质等方面来考察, 初查行为都具有侦查工作的性质, 所以归于侦查行为是合适的。

( 二) 笔者对初查行为之理解

初查行为应该从实践当中去加以理解,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初查行为的性质。第一, 初查行为的发起是拥有一定的侦查性质和随意性质的, 一方面, 因为它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获得相应的证据和材料。另外一方面, 当前我们国家的立法当中对于犯罪初查行为的相应的开启程序、初查过程以及执行的相关程序和内等都还没有做出一个法律上的规定, 这就必然使得初查行为具有了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第二, 犯罪行为的初查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一种认识活动。这是因为初查行为是对相关案件的前期侦查, 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相应的证据以及各种材料, 并以此对案件的存在性予以确认, 更是为案件的侦查工作提供相应的证据。综合以上两个方面来看的话, 初查行为其实可以归纳为一种拥有侦查意识的认识活动, 主要是为了收集相应的证据证明案件存在的真实性, 为案件的侦查提供一种清楚明了的依据。

二、通过立法对贪贿案件的初查行为予以规范

初查行为已经成为处理贪贿案件的一个很普通的行为, 但是初查行为没有法律进行很准备、明白的法律界定。由于初查行为没有纳入法律范畴, 因此初查行为在现实中更没有可能去达到有法可依的境界, 因而在执行中, 很可能照成权力的滥用, 发生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的现象。为了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 笔者将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以确保在纳入法制轨道的前提下, 初查行为能够合理有序的执行, 并保护他人的合法权益。

( 一) 修改刑诉法以确保初查行为的合法性

我国在处理刑事案件的最为主要的法律依据就是刑事诉讼法。因此要让初查行为达到一种合理合法的地步, 就必须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因而, 笔者在这里认为将其纳入刑事诉讼法法则中侦查行为规定之前的章节中, 并且可以明确其过程为前期调查阶段。因此初查行为的法律性质就得意明确界定—侦查行为。因而可以确保在初查行为的执行中被查对象的合法权益得以维护。

( 二) 对贪贿犯罪初查行为的制度设想

在这里必须明白的是贪贿犯罪的侦查不同于以往的刑事案件的侦查, 因此不能将两者混淆看待, 因而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要区分开来。所以笔者在依据《反贪污贿赂法》的基础上, 在适用初查行为中, 应当对其程序规则进行遵守。比如在通过活动获得的重要信息要及时的记录与整理, 同时对所记录的信息要进行必要的审查。同时在获得领导的批准后, 在符合程序的前提下方可执行, 从而确保了初查行为结论的有效性与合法性。

三、结语

在对污贿赂犯罪案件调查的实践中, 需要调用大量的力量, 尤其对于一些复杂的案件, 不能很轻易地做到有效处理, 所以, 对于实践中出现的立案之前的犯罪初查行为能够有效地为案件的侦破工作提供一个良好的依据, 所以相关的法律制度应该对其做出一个明确的规定, 促进初查行为在污贿赂犯罪案件调查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摘要：对于一些贪污犯罪行为的侦破, 初查行为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关键作用, 而且适用性也是比较普遍的, 然而, 由于当前我国立法存在的种问题和缺陷, 初查行为并未被明确立法, 故而其也未有合法性。鉴于这一原因, 对于初查行为的规制, 对这类行为予以很好的控制, 使得初查行为在使用过程当中不违背根本的宗旨, 是处理贪污贿赂行为的亟待解决的难题, 文章通过对初查行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分析, 希望能够促使初查行为在贪污贿赂犯罪侦查当中得到很好地运用, 促进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侦破。

关键词：贪污贿赂犯罪,初查行为,合法性

参考文献

[1]孙长永, 杨柳.论刑事立案前的初查[J].河北法学, 2006 (01) .

[2]王巧全.论刑事立案初查[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 2003 (05) .

[3]吕萍.刑事立案程序的独立性质疑[J].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1 (03) .

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及其预防 篇5

一、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

我们不难理解贪污贿赂犯罪呈现出的特有的特点和规律，它总是发生在那些直 接掌管金钱或商贸的经济单位和管理部门，哪些部门对经济运行的调控权力大，哪些部门就成为贪污贿赂犯罪滋生的热点部位。可以说权力处于贪污贿赂犯罪的核心位置，权力的“魔杖”挥向哪里，贪污贿赂犯罪也就向哪里聚集。

⒈公安、工商、税务、海关等行政执法部门的贪污贿赂犯罪日益突出。贪污贿赂犯罪在新时期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经济部门向执法部门渗透的过程。犯罪分子一方面要扩大“经营范围”，必然要向公安、工商、税务、海关等行政执法部门发射“糖衣炮弹”，获取新的利益，另一方面，行政执法人员也必然有时利用有利时机，利用职务之便，用非法手段谋求个人利益。

⒉“首长”犯罪居多，案犯级别高，犯罪数额巨大。目前，各单位普遍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即“一把手”负责制，人权、财权、物权都集中掌握在“一把手”手中。有的“一把手”作风粗暴，大权独揽，一人说了算。特别是实行“一支笔财务审批制”，“一把手”绝对控制财权，加之财务不公开，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给“一把手”贪污贿赂提供便利条件。目前大要案猛烈上升，一些高官纷纷落马。

⒊贪污犯罪的手段主要是采取收入不记帐、虚开发票和虚列支出。一是私设“小金库”，然后变着法儿贪污“小金库”款项。有的单位领导，无视法纪，私设“小金库”，明着处理不合理开支，实则非法占有其中款项。二是采取收入不记帐进行贪污，主要是一些行政执法人员，在征收规费过程中收费不开发票，或只打白条，将公款非法占为已有。三是采取虚开“大头票”贪污，即在单位需正常支出时，实际支出少而入帐报销多，将多余的款项非法占为已有。四是虚列支出贪污，即单位根本没有该项支出而伪造支出，开具假发票入帐冲出现金，非法占有。

⒋贿赂犯罪率成上升趋势。在监管不力的许多部门，挪用公款等罪数额都巨大。挪用公款犯罪多为直接管理、经手单位现金的财务人员、业务员所为。财务人员直接管理单位现金，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直接管理保险费，企业业务员直接经手企业货款，他们有机会也有可能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

⒌贿赂犯罪更加隐蔽，犯罪分子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从近几年立案查处的贪污贿赂案件来看，虽然受贿案占立案数的比例不大，但是贿赂犯罪不仅没有减少且有上升趋势，贿赂行为在某些行业、某些部门、某些手握重权的人身上依然存在，只是形式更加隐蔽，手段更为狡猾，不易被人发现，不易被调查取证罢了。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纸终究包不住火。近几年来我们查处的受贿案件逐年增多，腐败分子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二、贪污贿赂犯罪的原因

⒈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利益分配失衡，国家工作人员长期处于利益分配的底层，客观上给此类犯罪营造了气氛。同时他们放松思想改造，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恶性膨胀。近几年查处的贪污贿赂案件来看，绝大多数涉案人员放松思想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扭曲，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严重甚至恶性膨胀，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思工作，不干工作，一门心思想着如何利用职权多捞钱财。有的甚至作风腐化，生活糜烂，沉醉于吃喝玩乐，打麻将搞赌博，养情人包“二奶”，缺少“经费”，便将罪恶之手伸向公款，不择手段地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贪污受贿，以身试法，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⒉严重缺少监督制约机制。一段时期以来，各单位普遍实行“一支笔财务审批制”，“一把手”权力膨胀，无人监督。有的领导就认为，财政工作就是主管财政的“一把手”和财务人员之间的事，其他班子成员无权也不应该过问。重大财政问题不经班子集体研究，或虽经班子集体研究决定，但在实施过程中仍由“一把手”一人操纵，其他班子成员没有参与权和监督权。“一文笔审批”，财务不公开，甚至暗箱操作，成为“一把手”贪污腐败的温床。我们在查案过程中了解到，凡是涉及“一把手”贪污犯罪的，其他班子成员往往对财务收支情况包括大项开支不甚了解，更谈不上集体研究，民主管理。

⒊制度不健全给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从查处的贪污、挪用公款案件来看，相当一部分单位，一方面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或虽有较为完善的财务制度，但形同虚设，没有得到严格执行，真正落到实处。另一方面缺乏科学合理的财务管理制约机制。有的单位“一把手”可以随意从财务人员处取现金，甚至取大额现金连“白条”也不打，成了所谓的“良心帐”。有的单位会计、出纳“一肩挑”，会计既管帐又管现金，有时库存现金多达几十万元，为其利用职务挪用公款提供可能。

三、贪污贿赂犯罪的预防

⒈加大查处贪污贿赂犯罪力度。主要应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加大举报宣传力度，实施举报有功奖励制度，提高广大群众举报贪污贿赂犯罪的积极性，更有效地发现和揭露犯罪；二是加大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力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公正执法、严格办案，无论涉及到哪一级干部都要一查到底，查清犯罪事实，固定犯罪证据，把案件办成铁案，使贪污贿赂犯罪分子无藏身之地；三是加大惩处贪污贿赂犯罪的力度，在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前提下，要依法从重从严处理，该判刑的判刑，该开除的开除，使一些想食污受贿的人不敢贪污受贿，不敢越雷池一步，充分发挥出“打击”这一特殊预防的作用。

⒉加强反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宣传教育。针对当前一些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注重政治学习，放松思想改造，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严重，法制观念淡薄的思想实际，以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一把手”、执法人员、财务人员为对象，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增强宗旨意识、法制意识为重点，以依法行政、廉洁奉公、遵纪守法为目标，广泛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理想信念教育、权力观教育、法制教育和典型案件警示教育等，使广大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坚持原则，分清是非，清正廉洁，依法办事。

北方某市贪污贿赂犯罪调研报告 篇6

孙颖颖（1986—），女，汉族，河南偃师人，法律硕士（非法学），单位：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研究方向：刑法。

摘 要：当前政治腐败现象的典型表现是贪污贿赂犯罪。治理腐败，防控贪污贿赂犯罪是全社会的共同任务，必须针对新形势下贪污贿赂犯罪出现的新特点，加强调查研究，总结案发原因，积极探索开展贪污贿赂犯罪的防控工作。

关键词：贪污贿赂；特征；原因；防控

一、特征表现

（一）行业特征明显

。由于市场管理制度不规范，在土地征用、工程建设等经济领域，在招投标、规划审批等环节，一些开发商为得到土地、承揽工程想方设法寻租权力，对掌权官员巨资行贿；而这些官员因权力在手轻易就得到丰厚回报。官员与开发商相互勾结，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损害国家利益。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件是因为，客观上，权力过分集中在少数干部手中，缺乏有效监督；主观上，经不起诱惑的官员将此看作是贪污受贿的大好机会。

（二）与黑恶势力狼狈为奸

。黑恶势力为了能够通过不法手段获取更多经济利益，便会使用金钱、女色等来拉拢、腐蚀关键在岗人员。那些同流合污的国家工作人员便成了这些黑恶势力的“保护伞”。黑恶势力和“保护伞”相互渗透，促成严重的经济犯罪和腐败犯罪。

（三）与滥用职权并发

。没有权力的人会期待掌握权力的人为自己滥用权力；一旦滥用权力，将权力与其他利益相交换，权力就会带来各种利益。有些国家工作人员不仅无视自己作为人民公仆的身份，反而将手中的权力视为交易的对象，不送礼不办事，甚至索取“好处费”、“辛苦费”等，导致滥用职权与受贿常同时出现。

（四）隐蔽性强，侦破难度大

。在双方得利的行贿受贿案件中，无人揭发且不易暴露，因此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加上贪污贿赂犯罪的主体的社会地位、阅历、知识、技能等层次较高，善于利用自己的身份、职权作案，反侦察手段高，增加侦破难度。

（五）犯罪形式多样

。为了消除罪证、逃避惩处，行贿受贿方式花样翻新。如通过代买原始股的形式变相送钱，将商品高买低卖来变相送礼，为官员亲属挂名发放高额工资的曲线贿赂等。有些官员还将公务活动金钱化，如参加活动收受评审费、劳务费等，参加开业典礼收受礼品、红包等。

二、犯罪原因

（一）权力过分集中

。权力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造成个人权力过大，掌权人容易实现个人意志，产生特权现象。自恃大权在握的不良官员为所欲为、骄横跋扈，以权谋私，大肆进行贪污受贿。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二）司法查处障碍重重

。贪污贿赂犯罪主体往往担任某种职务，掌握某些职权，利用社会关系找人说情，使得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受到来自党政部门的过多干涉，加大案件取证困难程度。甚至有的直接硬性规定，凡是查处科级以上干部必须事先汇报，经过批准后方可查处，致使一些案件在调查初期就被压下来了。

（三）检举渠道形同虚设

。许多部门设立了举报熱线、信访电话、网络投诉等，但这些渠道基本就是摆设，电话要么打不通，打通了没人接，接了也是敷衍了事或者干脆“踢皮球”，在网上信访留言，也是要么敷衍，要么删除，要么屏蔽。不仅如此，被举报的一点事没有，检举者还要担心遭到被举报人的打击报复，检举者被打击报复的事情时有发生。

（四）监督权弱于被监督权

。监督权和被监督权失衡典型的体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的相互关系上。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对其他政权机关进行监督，其监督权是人大职权中最为薄弱的一项权力，特别是对政府行政权力的监督上。人大监督权在当地的政治生湖中没有权威，无法理直气壮地监督，人大的监督更多的只是形式上的意义，实际效果是对政府的权力的妥协。

（五）人事管理机制有缺陷

。有些部门机构臃肿、冗员过多，增加了人事管理难度，在对工作人员的日常管理上，仍然存在着不少弊病。如果素质低下的人员掌握了一定的权力，那就为他们利用职权和工作之便攫取财产、从中获利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六）财务管理混乱

。有些领导法制观念淡薄，并在利益的驱使下，妨碍会计人员正常工作，使会计监督不能发挥作用；有的甚至直接指使会计人员做假账，或会计人员主动钻财务管理制度的漏洞，侵吞国家财产。

（七）立法技术粗漏

。根据现行刑法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10万元以上，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贪污数额在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贪污数额在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贪污罪各档次的法定刑之间重合现象严重。贝卡利亚说过：“如果对两种不同程度地侵犯社会的犯罪处以同等的刑罚，那么人们就找不到更有利的手段去制止实施带来较大好处的较大犯罪了。”

（八）打击犯罪力度不够

。一是对于贪污贿赂犯罪难以及时发现，导致贪污贿赂犯罪黑数——犯罪行为虽然已经发生，但未被发现——很大，这也助长了犯罪主体的侥幸心理。二是量刑轻型化令犯罪分子肆无忌惮、胆大妄为。对贪污贿赂犯罪分子的刑罚适用上，减轻、从轻处罚情节的适用比较普遍，缓刑适用过多，量刑数额的标准偏松，财产型适用偏少，难以有效遏制贪污贿赂犯罪率的上升。

三、应对之策

（一）深化体制改革，从“思想反腐”转变为“制度反腐”

。一是深化人事制度改革。严格执行《国家公务员法》，杜绝招用“关系户”，公开选拔、择优录用，让有真才实干的人员担任要职。二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认真贯彻落实《行政许可法》，施行政务公开，严禁暗箱操作。三是合理配置权力体系，避免将权力过分集中在个人或少数人手中。四是建立完整有效的监督机制，使监督权能真正发挥监督功能。

（二）强化法治在贪污贿赂犯罪上的作用

。一是严密法网、舒缓刑罚，并确保刑罚的及时性和梯度效应。贝卡利亚指出：“对于实施的犯罪，刑罚越迅速和越紧凑，就越公正和越有效”。“灾难的威胁越大，则越会竭力避免它，为了避免一个罪的惩罚，竟会犯很多的罪。”二是加强刑事司法工作。由于贪污贿赂犯罪的隐蔽性，实际定罪处刑率远远低于实际犯罪发生率，犯罪所得与惩处风险有着极大的反差，导致许多国家工作人员不惜以身试法。因此，对贪污贿赂犯罪分子，无论职位多高、能量多大，也须严惩不贷。三是严格执法。作为侦察贪污贿赂犯罪的检察机关，在办案中要杜绝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罚代刑的情况发生，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三）其他

。如对于工程建设、房产开发等经济热点领域，要重点预防、打击；对于利用职务便利与黑恶势力勾结的“保护伞”，应严加惩处；为检举揭发者提供畅通的平台，并给与足够的保护使其免遭打击报复等等。

四、小结

由于贪污贿赂犯罪产生原因的复杂性，并伴随着新情况、新问题的发生，防控贪污贿赂犯罪须采取综合措施，多管齐下，且以预防为主、打击为辅，减少贪污贿赂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作者单位：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7

[2]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引自《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3] 曹志瑜：《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与相关刑事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4] 石玉英：《我国贪污贿赂犯罪存在问题及其法律完善》，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5] 孙国宪：《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的社会原因和控制对策》，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贪污贿赂犯罪的经济学分析 篇7

最早对犯罪进行经济学分析的是曾于199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加里·S·贝克教授。他最早对犯罪行为进行了系统的、规范的经济学分析, 将犯罪行为与经济行为如消费、生产等等同起来, 认为“犯罪”也存在成本与收益及其最优状态等典型的经济学问题, 因此对于犯罪的预防也应考虑到社会的成本与收益, 应在实现社会收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展开犯罪预防。犯罪的成本与收益理论的前提基础是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就是指以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或以极大化的个人的效用作为做事最基本动机的人。经济人理论主要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人的自利性, 即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打算, 总是在追求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二是利益最大化原则。经济人能够通过成本———收益分析, 权衡比较每种方案的利弊得失, 采取最有利的行动, 从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三是人的理性假定, 即人具有理性的知识和计算能力, 能够收集必要的信息, 对备选方案进行比较, 会做出能更好地满足自身偏好的选择。

犯罪经济学认为:犯罪人与普通人一样都是“经济人”, 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 是自我利益的最佳判断者, 能够作出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当犯罪行为比其他正当行为更易于给主体带来较大的收益时, 犯罪就会发生。当犯罪所获得的收益大于犯罪所付出的成本时, 他就会积极的追求, 反之则会放弃。由于犯罪也是一种行为, 因而它也需要耗用一定的成本。犯罪的成本可以分为犯罪的预付成本、犯罪的直接成本、犯罪的机会成本、犯罪的交易和犯罪的惩罚成本。而犯罪的收益则是指犯罪人通过实施犯罪并顺利完成而得到的某种非法利益。当然这种非法收益不仅指经济上有形的收益, 同时还包括心理上或生理上的无形收益。因此犯罪收益也应分为犯罪的经济收益和犯罪的心理收益。

二、贪污贿赂犯罪的成本收益分析

按照经济学理论, 任何经营活动都是在一定成本水平上进行的, 成本水平的高低对经营主体盈亏有直接的影响, 成本成为经营主体进行经济决策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贪污贿赂犯罪和其他经济活动一样有着严格的成本计算过程, 犯罪的成本和收益对于贪污贿赂的犯罪实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犯罪成本很低, 而犯罪的收益却很大, 即预期犯罪收益大于犯罪成本, 就会实施贪污贿赂犯罪。反之, 则不会实施犯罪。

(一) 贪污贿赂犯罪的成本

1.预付成本。预付成本指为了取得职权预支出去的成本。如跑官买官的费用、阿谀奉承付出的精力和遭受的精神损失。预付成本是贪污贿赂犯罪收益的底线, 即经济意义上的盈亏点。随着预付成本的上升, 贪污贿赂犯罪的收益曲线上移, 贪污贿赂犯罪程度相应加深。目前, 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案值不断提高与贪污贿赂犯罪的预付成本上升有一定关系。

2.直接成本。犯罪的直接成本是指犯罪人在犯罪过程中直接投入的物力和人力。包括犯罪的直接物质成本和直接精神成本。从我国实际情况看, 贪污贿赂犯罪分子多是掌握国家权力的人, 在实施犯罪活动中的物质支出往往很少。如打个电话、当面交办、批个字条或伪造账册等就可以获得利益;有时也可能要请人吃饭、送点礼品、礼金等, 但这些费用也有可能是公款支付的。从我国情况看, 贪污贿赂犯罪分子付出的直接成本主要是劳力、精力。由于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时期, 体制的不完善, 机制、法制的不健全, 监督制约的薄弱, 使贪污贿赂犯罪机会多, 贪污贿赂犯罪者实施贪污贿赂犯罪行为, 并不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劳力。直接精神成本主要有犯罪行为实施前的心理预谋、策划, 犯罪中行为人心理紧张所耗费的心理资源, 以及实施犯罪受社会道德的谴责和可能受法律惩罚的恐惧所导致的精神痛苦和心理压力。由于贪污贿赂犯罪的犯罪人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手中握有一定的权力, 所以该类犯罪的直接物质投入一般都较低, 而精神成本则相对较高。

3.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即贪污贿赂犯罪分子把权力变成个人财产所要支付的成本。这一成本的高低与制度漏洞和权力交易市场的发育两个因素相关。

4.机会成本。机会成本是指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利用该资源进行某种行为而放弃的进行另一种最佳选择所能获得的收益。犯罪的机会成本是指由于一个人把一部分时间用于犯罪, 那么通过合法活动谋利的时间就会减少, 因此自动放弃经济活动可能产生的纯收益, 就等于放弃合法活动的时间造成的直接和间接利益损失之和。在贪污贿赂犯罪中, 犯罪主体选择进行贪污贿赂犯罪而放弃了守法的工作, 进行贪污贿赂犯罪得到的是贪污受贿所得, 他将因此而被惩处, 丧失财产、自由。而如果守法的工作则能安然地工作到退休, 其工作期间所得的收入及获得升迁的机会等就是贪污贿赂犯罪的机会成本。犯罪的机会成本愈低, 人们愈倾向于犯罪。

5.惩罚成本。犯罪的惩罚成本是指犯罪被司法机关侦破并判处刑罚对犯罪人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于并非所有犯罪都能被破获而实现惩罚成本, 所以犯罪的惩罚成本实则是一种预期成本, 它同两个因素有关:一是犯罪败露受到惩罚的机率即惩罚机率;二是因受到惩罚而实际遭到的损失。可见, 惩罚成本同惩罚机率和惩罚的实际损失成正比。

(二) 贪污贿赂犯罪的收益

贪污贿赂犯罪的收益是指行为人通过实施贪污贿赂犯罪行为所得到的非法利益。一方面是通过贪污贿赂犯罪所得到的直接物质经济利益;另一方面是因此实现了自己的占有欲, 获得心理上的满足。

三、贪污贿赂犯罪的预防

从犯罪经济学的角度出发, 预防贪污贿赂犯罪就要提高贪污贿赂犯罪的成本从而降低它的收益, 具体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减少预支成本。

建立良好的干部选拔任用和考核机制、评选表彰制度等, 满足官员自我实现, 获得社会认同等需要, 从而激励官员努力工作。而不是把精力、物力用在跑官、买官上。

2. 增加直接成本。

贪污贿赂犯罪的直接物质成本较低且由犯罪人自己控制, 所以提高直接成本重在提高心理成本。一是加强舆论监督。通过大众新闻媒体对贪污贿赂犯罪及时曝光, 不仅对于大案要案要曝光, 对于一般案件也要及时曝光, 使官员威信扫地、臭名远扬, 让腐败官员“政治上身败名裂, 经济上倾家荡产, 思想上追悔莫及”, 给那些正在实施或将要实施贪污贿赂犯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二是营造一种反贪的文化和道德氛围, 鼓励群众积极举报。同时, 通过道德教育来增强人们的道德意识和是非观, 使犯罪行为人在犯罪后会遭到来自家庭、社会等各方面的谴责和压力, 同时也遭受自己道德和良心的谴责。从而增加犯罪行为人实施犯罪后的痛苦, 减少因犯罪带给他的快感, 提高其精神成本, 达到遏制犯罪的目的。三是健全监督机制, 使腐败分考虑更多的因素, 以掩盖其罪行, 这也是增加其心理投入的方法之一。

3. 增加交易成本。

建立良好的监督制约机制和政务公开制度, 降低腐败交易的市场空间。健全监督机制, 使职务犯罪分子在策划、预谋犯罪时要考虑更多的因素, 以掩盖其罪行。实行政务公开, 增加公务透明度, 减少“寻租”的机会。

4. 增加机会成本。

增加对官员的激励因素, 降低贪污贿赂者进行腐败交易的主动性, 让官员“不愿贪污贿赂”。一是建立高薪养廉制度。要提高公职人员的薪金, 使之高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高薪一方面肯定了公务员的社会责任与社会报酬对等的要求, 肯定了公务员的价值。使他们看到现在的兢兢业业获得的是更大的满足, 而相应地, 一旦贪污贿赂, 失去的将会是更多的财富。同时, 在高薪的制度下, 更多的有识之士会选择进入这样的行业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而竞争的加剧, 原有的人员必然要克己奉公, 否则就会遭到淘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贪污贿赂的发生。二是建立廉政保证金制度。每年从公职人员的工资中提取一定比例存入政府为公职人员单独开设的保证金账户, 政府同时从财政收入中拨出同样数额的款项存入该保证金账户, 此笔款项及其利息到公职人员退休或辞职时全部退还给本人;假如公职人员在任职期间因廉政问题被判刑或开除公职, 则该笔款项全部没收上缴国库。三是建立对公职人员的奖励制度。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对公职人员的物质奖励, 提高奖励的数额, 对于促进公职人员廉洁奉公、勤奋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5. 增加惩罚成本。

完善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惩罚性机制, 首先, 要加大打击力度, 提高破案率, 增加贪污贿赂交易的成本, 让犯罪分子不敢以身试法。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说, 刑法的本质不在刑罚多么严厉, 而在于刑罚的不可避免。其次是建立惩罚性经济机制。一是对贪污、受贿的非法所得应予彻底追缴。对已经挥霍的非法所得, 应判令犯罪分子赔偿。同时, 对于贪污受贿犯罪分子的个人所有财产, 应判处没收其全部或一部分, 以剥夺其继续犯罪的物质基础, 并对其他潜在的贪污者产生强大的威慑。二是对贪污受贿犯罪分子应处以罚金。我国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虽然规定了没收财产, 但很多贪污犯罪分子在司法机关查处之前就通过各种方式将财产转移。而“刑事制裁应设法做到使罪犯由于实施犯罪行为而处境更为恶化。”因此, 应修改有关刑事法律, 对贪污受贿违法犯罪行为增加罚金处罚。

摘要：当前, 贪污贿赂等腐败现象成为当前我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文章从犯罪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贪污贿赂犯罪产生的经济根源, 阐明其违法成本的构成,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犯罪经济学,成本,收益

参考文献

[1][美]加里.S.贝克.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57.

[2][意]切萨雷贝卡里亚著, 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43.

贪污贿赂罪 篇8

一、“零口供”案件的基本概念

所谓“零口供”, 正常理解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立案侦查、起诉和审判的过程中只作无罪、罪轻的辩解, 拒绝作有罪供述或者保持沉默、缄口不言的事实情况。在具体区分“零口供”案件时, 必须注意“零口供”与“无口供”、“零口供规则”的区别。

“无口供”即没有口供, 通常是犯罪嫌疑人到案后, 一言不发、保持沉默。我国现行法律以及司法实践中, 都不承认“沉默权”的存在, 《刑事诉讼法》第93条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 应当如实回答。”从这一意义上讲, “零口供”是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对自己犯罪事实予以明确否认或者拒作供述或作无罪辩解, 并由此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零口供规则”是部分地方检察机关公诉部门采取的一种证据规则, 是指“当侦查机关将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即口供呈至检察机关提请批捕时, 检察机关视其有罪供述不存在, 即为零。同时通过在案的有关证据进行推论, 证明其有罪。”

二、“零口供”案件不断上升的成因

“零口供”案件日益增多的成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犯罪嫌疑人自身认罪悔罪态度等主观因素, 也有诸多客观因素。

(一) 社会舆论的负面影响加之犯罪嫌疑人的错误认识, 是导致“零口供”案件增多的重要因素。

反贪部门在查案工作中, 利用长期积累的审讯经验, 赢得了一起又一起案件的突破, 但与之相伴的一些弊端也逐渐显现, 那就是对于“口供”和依靠“口供”建立起来的证据体系的严重依赖。如同医学领域中病毒的抗药性一样, 犯罪嫌疑人在一次次审讯的博弈中积累起足够的抗审经验和能力, 被少数心存侥幸的犯罪分子奉为圭臬, 成为他们企图逃避法律制裁的“金玉良言”。

(二) 法律威慑力的减弱, 从某种程度上助长了“零口供”案件上升的势头。

对贪污贿赂案件中的犯罪分子来讲, 法律的威慑力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由于对侦查机关可能采取何种强制措施 (“关”或“放”) 的不确定而产生的心理畏惧;二是由于对审判机关可能处以何种刑事处罚 (“重判”或“轻判”) 的不确定而产生的心理畏惧。这两方面心理畏惧所形成的威慑力, 外加犯罪分子希望得到“从轻发落”的内心期盼和强烈的求生欲, 使他们到案后能够主动如实交代犯罪事实。但是, 笔者在办理上述几起“零口供”案件中发现, 这两种威慑力正在减弱。

首先, 侦查部门在强制措施的运用上越来越缺乏灵活性和可选择性。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 侦查部门缺乏与犯罪嫌疑人进行辩诉交易 (1) 的可行性。根据办案实践, 侦查部门在犯罪嫌疑人交代有关犯罪事实、并掌握了一定证据的前提下, 基本倾向于采取比较严厉的强制措施 (刑拘和逮捕) , 不会过多考虑自首、认罪悔罪态度、犯罪情节、恶意程度等因素。且不论这种做法是否符合诉讼成本最优化的要求, 单就在刑事诉讼程序期间可能存在的风险, 例如犯罪嫌疑人逃跑、死亡、翻供等, 就使侦查部门在使用其他强制措施 (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 时, 不得不慎之又慎, 从而影响了选择的灵活性。

其次, 近年来贪污贿赂案件“严查轻判”的现象比较突出, 适用缓刑的情况也十分普遍。刑事处罚在“从宽”和“从严”之间的弹性降低, 使犯罪分子对于“交代”和“拒供”所带来刑事处罚的落差感受并不明显, 于是一些职务犯罪分子逃避法律制裁的心理预期提高, 这也使犯罪分子到案后更多地选择“拒不供述”来逃避法律制裁。

三、“零口供”案件的侦查对策

笔者认为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 “零口供”案件将会在一段时间内呈继续上升的趋势, 因而要求侦查部门和办案人员积极寻求应对之策。

(一) 转变观念, 增强风险决策意识, 是查办“零口供”案件的基础。

针对职务犯罪日渐隐蔽化和智能化, 以及犯罪分子反侦查能力不断增强的新形势, 侦查人员要不断增强在侦查疑难复杂案件时的风险决策意识;正确处理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两者的辩证关系, 通过一定的打击力度体现检察机关惩治犯罪的信心和决心;转变撤案等于错案、不诉等于无罪的传统观念, 善于把握法定条件, 合理、准确地运用必要的强制措施;不把案件的突破, 特别是贿赂案件的突破寄托于犯罪嫌疑人到案后的有罪供述, 而是通过慎密初查获取相关的证据, 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故在侦查“零口供”案件时, 必须十分注重把握好上述几个方面的关系。而其中风险决策的意识, 往往是“零口供”案件能否顺利侦破的关键。在办理“零口供”案件的过程中, 尤其是在案件突破环节, 一定要正确把握好“风险决策”与“科学决策”的关系。由于“零口供”案件缺少过去办案中被认为是“证据之王”。并在证据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的“口供”———犯罪嫌疑人供述。因此, 在决定是否立案侦查及采取强制措施时, 必然会伴随着较大的决策风险。特别是在涉嫌贿赂, 且只有单个罪名的案件中, 现有证据证明其有犯罪嫌疑, 犯罪嫌疑人又拒不供述, 而正面接触12小时的时限临近, 要作出立案并刑拘的决策是有一定风险的。但决策的前提绝不能建立于依靠或侥幸图存的赌博心理上, 必须建立在初查中所获证据和相关信息的基础上, 建立在对“敌”我双方形势的准确判断上, 建立在对犯罪嫌疑人心理变化的准确分析和对侦查发展方向的敏锐把握之上。

(二) 做好各种类型的诉讼证据的收集、固定和补强工作, 是查办“零口供”案件的重要保障。

办理“零口供”案件, 要求办案人员注重对间接证据、衍生证据的搜集和固定, 并准确运用证据补强规则, 形成并完善证据体系。同时, 在取得初步成果的情况下, 积极寻找再生证据, 通过环环相扣的证据锁链锁定犯罪事实, 并继续深挖广查, 穷追猛打, 不断扩大战果。例如在刘某贪污一案中, 犯罪嫌疑人刘某对其实际控制并利用公司账户截留侵吞公款的事实予以否认, 我们采用刑事鉴定的方法, 获取有力证据, 从而达到证实犯罪、指控犯罪的目的。侦查人员通过工商、税务部门, 查调了刘某开办公司的委托书、账户申报表、银行对账单、银号支票等材料, 及刘某亲笔书写的干部履历表送交鉴定, 认定送检材料的笔迹均为刘某书写。这一鉴定结论在庭审中成为指控刘犯罪的关键证据。

(三) 运用辩证观点, 巧妙利用“零口供”案件中口供的作用, 是查办“零口供”案件的重要手段。

“零口供”并不等于“无口供”, 在此类案件中, 犯罪嫌疑人总是会利用各种辩解为自己开脱罪责。对于这些供述, 如果我们加以认真分析, 准确找出其中的不合理因素或者逻辑矛盾, 就能通过对这些不实辩解的“否定之否定”, 推断出正确的办案思路和侦查方向。例如梁某涉嫌贪污案, 梁某始终辩称:他将单位的10万元公款截留后, 一直放置在办公室文件柜内。对于这一辩解, 侦查人员认为不符合正常的思维逻辑, 作为财务科长, 梁某不可能也不应当随意处置如此一笔巨额现金, 而不做任何账面纪录。在此基础上, 侦查人员积极拓宽侦查思路, 运用“倒查”的方法, 对梁某个人及其家庭、亲友的经济情况进行全方位调查, 从而追查梁某退赔款项的来源, 不但查清梁某涉嫌贪污的事实, 更进一步牵出了伙同梁某共同实施贪污的某分管领导的犯罪事实。

(四) 突出办案效果, 加大宣传力度, 是保持法律威慑力, 减少“零口供”案件发生几率的重要途径。

在查办“零口供”案件时, 必须十分注重办案的“三个效果”———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加大打击力度的态势、注重震慑犯罪的威势、发动法制宣传的攻势。对于“零口供”案件, 不能把案件质量的标准简单理解为法院是否作了有罪判决, 而应当综观全案的情况, 确保案件“诉得出、判得了、罚得当”。如果让少数犯罪分子逃避应有的惩处, 就势必会损害司法的公正和权威, 也有损于刑罚的教育和惩戒作用。

摘要：随着犯罪方法智能化, 案件定性难度增加, 取证工作困难加大, 尤其是“零口供”案件日增,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检察机关打击职务犯罪的力度和效果。本文以具体“零口供”贪污贿赂案件为例, 分析“零口供”案件的普遍规律, 并进一步探究其概念、成因及对策。

关键词：零口供,贪污贿赂,侦查对策

参考文献

[1].崔敏.刑事诉讼与证据运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7 (3) .

[2].刘方权.法治视野下的强制侦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对贪污贿赂案初查工作的相关思考 篇9

一、初查的概念及特征

(一)初查的概念

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材料,应当迅速进行审查。这里的“审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书面审查,即仅对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书面材料所作的审查;另一种是调查,即向有关人员和场所访查、了解,收集材料。由于这种调查发生于立案前,所以叫立案前的调查;又由于这种调查相对于立案后的侦查来说还是初步的,所以又叫初查。因此,初查是审查的一种方式,是对管辖范围内的线索进行调查,以判明是否符合立案条件的诉讼活动。

(二)初查的基本特征

1、初查是检察机关在侦查活动中所特有的一种诉讼活动。

《刑诉法》中没有对初查活动予以明确规定,在其他的法律法规中,也没有对公安或审判机关的司法活动是否存在初查加以规定。而司法实践中,公安与审判机关也没有运用初查理论去指导办案实践规范性文件。而高检院《刑事诉讼规则》及《决定》中则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的初查活动,因此可以说,初查是检察机关所特有的一种诉讼活动。

2、初查是立案前进行的诉讼活动。

由于检察机关按照管辖范围,受理有关报案、控告、举报、自首等材料后,往往仅凭审查材料,尚不能确定有涉嫌犯罪的事实,因此,有必要通过进一步的审查和调查,以确定是否有涉嫌犯罪的事实及可查性,为要不要立案服务。因此,高检院在《刑事诉讼规则》及《决定》中,明确地把初查界定为“立案前的审查和必要的调查”。如果一旦确认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初查则宣告结束,就应依法立案侦查。

3、初查是一种司法审查活动,包括必要的实际调查。

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对初查这一诉讼活动要求非常严格。首先,侦查部门对案件线索审查后,认为需要初查的,应严格按照程序报检察长或检委会批准。其次,初查必须依法进行,不得对初查处对象采取强制措施,不得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限制被查对象的人身、财产措施。第三是在仅凭审查报案、控告、举报、自首材料难以立案的情况下,可采取必要的调查的方法,在一定范围内收集、调取涉案人的材料和信息,以确定有无犯罪嫌疑及可查线索,解决是否立案的问题。因此,初查是一种包括实际调查在内的司法审查活动。

4、初查是一项重要的刑事诉讼活动,但不是诉讼的必经阶段。

一般意义上理解,刑事诉讼活动是以立案开始的,但刑诉法又明确规定了立案前的审查活动,因此,初查作为立案前的一种审查活动,应当视为一项重要的刑事诉讼活动。但并非所有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都必须经过初查才能立案,比如侦查人员在侦破一起案件中发现其他人有犯罪事实,且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便可直接提请批准立案侦查,而无须经过初查。因此,初查虽是一项重要的刑事诉讼活动,但不是刑事诉讼的必经程序,它不能成为所有诉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刑诉法》对此未予以明确界定的一个客观原因。

二、初查的内容及原则

(一)初查的内容

初查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案件事实本身,即是否有犯罪事实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具体为:材料所反映的问题是否真实,所反映的问题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特别是主体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案件是否属于检察机关管辖,是否达到了构成犯罪的程度,是否具有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等等。第二是涉嫌人员的有关情况。初查的基本任务就是获取证据和有关信息,判明是否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从而决定是否立案。

(二)初查的原则

初查的原则主要有:一是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原则。《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侦查部门对举报中心移交的线索进行审查后,认为需要初查的,应当报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二是秘密原则。就是在整个初查过程中,都要严格保密,防止暴露初查对象、初查意图和初查内容。三是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原则。根据《规则》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在初查过程中,可以进行询问、查询、勘验、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但是,不得对被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不得查封、扣押、冻结被查对象的财产。四是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原则。初查中努力实际“四个衔接”来保障初查工作的开展。其一做好与县委的中心工作相衔接,有针对性地开展初查,发挥打击优势,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其二做好与市院侦查指挥中心的工作相衔接,充分运用一体化机制支持,发挥检察机关上下联动整体作战的优势。如查办洪泽县供电公司原办公室主任索某某受贿一案时,洪泽县院提请市院采取提办的方式,适时对其监视居住,同步进行搜查,成功突破其受贿20余万元的犯罪事实。其三做好与纪检监察部门相衔接,互通情况,实现反腐倡廉信息资源共享,促使部分涉嫌贪贿犯罪的人投案自首。如在办理上述索某某受贿一案时,县供电公司纪委召开教育大会,会后就有10人到检察机关投案自首。其四做好与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的衔接,建立检察机关其他部门向反贪部门移送案件线索制度和工作联系制度。如在查办县运管所标准化船舶改造负责人刘某某玩忽职守、受贿案中,洪泽县院反渎局与反贪局相互配合,带出洪泽县运管所多人在行政执法中涉嫌贪污受贿问题,扩大了侦查战果。

三、初查的方法及途径

(一)实现“五个转变”,抓住初查工作主动权

洪泽县院在工作中努力实现“五个转变”,改变以往在获取口供后再拓展其它外围证据来印证犯罪的工作模式,抓住初查工作主动权,获取证据,突破案件。一是实现由“软”变“硬”转变。使初查工作由可抓可不抓的软任务变为硬任务。二是实现信息掌控由“零”变“整”转变。构筑完整的情报信息网络。三是实现信息运用由“静”变“动”转变。由收集储备线索、静态管理线索到评估经营线索、动态管理线索。四是实现侦查谋略由“强攻”变“智取”转变。强化侦查意识、运用侦查谋略制服犯罪。五是实现收集口供相关证据由“后”变“前”转变。立案前主动出击加强初查,获取证据。

(二)完善两项机制,推进初查工作良性发展

1、完善线索收集、评估和经营机制

一是建立健全了完备的线索收集机制。使用一切合法有效的手段,在内部和外部建立情报体系,利用各种资源和渠道找线索、盘线索、挖线索,向犯罪嫌疑人和行贿人要线索,与相关执法机关加强配合扩线索,逐步形成辖区内可靠、有效、稳定的情报网络系统。二是建立线索评估经营机制。成立案件线索分析评估小组,对线索每个月进行一次全面的分析评估,把握不同线索之间、不同信息之间、线索与信息之间存在的疑点和矛盾点,剔除一些捕风捉影、价值不高、容易误导初查思路的信息,去伪存真、去粗存精,从可信度和可查性两个方面对案件线索和信息进行分析判断,最终作为初查、缓查或存查的决定。

2、完善初查的运行机制

(1)侦查意识前置,善于捕捉战机。注重培养和发挥反贪干警在初查中的法律意识、科技意识、情报意识、证据意识、战机意识等主观能动意识,通过组织反贪干警参加会计、金融、计算机、预审技巧等知识的学习培训,增强干警在初查案件中的敏锐性。通过侦查意识前置,开阔调查思路,建立以无罪推定为前提的成案意识,侧重于口供之前的工作,把握对各种信息的捕捉,举一反三,抓住战机,查获能够抓住被调查对象犯罪证据的有利时机,果断立案。洪泽县院在初查市院交办的楚州医院总务科科长尹某某受贿案中,针对群众举报材料中的线索多为推测的现状,选择设备采购为切入点,广泛收集各种信息,从中发现楚州医院一设备供货方张某曾在洪泽县医院设备购销业务中有行贿行为。在初查基础上,该院科学评估,大胆立案,尹某某在传唤的12小时内,交待了在设备采购中收受张某等10万余元的犯罪事实。

(2)运用侦查谋略,以智取胜。其一是抓住关键环节,选准主攻方向。所谓关键环节就是指线索提供的事实比较清楚,取证把握较大,牵涉范围较小,取证时间较短的环节,可以证明罪与非罪的关键情节等等。从这些环节中寻找最能说明犯罪事实,最有利于确定尽快立案的主要证据。在查办费某某贪污案中,经初查了解到费所在公司近几年承接工程较多,但亏损严重,承办人员以此为主攻方向,经摸排掌握该公司承包常州横山桥电厂给排水工程时,在主体工程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又转包给私人承包这一重要情节,侦查人员紧紧抓住这一突破口,费某某在传唤不到6小时的时间内,如实交待了贪污20余万元的犯罪事实。其二是抓住矛盾,分化瓦解。全面掌握被初查对象各自在案件中所处的地位、作用和所得利益的差异以及每个人身份、家庭环境和社会境遇等情况,全面分析涉案人员及其相互关系,充分利用同案犯之间、行贿受贿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突破案件,充分利用同案犯之间、行贿受贿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突破案件。如在查办费某某贪污案时,紧紧抓住其既想减轻罪责又不想供出朋友的矛盾心理,讲清楚利害关系,使费某最终交待了一次向原供电公司办公室主任索某行贿6万元的犯罪事实。其三是抓住破绽,获取证据。紧紧抓住一些反常的行为和较为突出的现象,如采购价格舍低求高,供应价格舍高求低,地点舍近求远,发票来路不明,费用消耗明显过高,小金库数额巨大,反常的消费行为,生活奢侈、糜烂等,进行深入调查,发现破绽,为突破案件提供证据。如在办理索某受贿案,索某在交待收受6万元的犯罪事实后,保证自己没有问题了。承办人员抓住供电公司多年来铝合金装璜全部由常州金坛建筑铝合金装璜厂包揽且价格偏高的情况,向索某发问,索某无法自圆其说,最终交待了收受他人20余万元的犯罪事实。其四是抓住时机,投石问路,抛砖引玉。在初查工作无意中触动被查对象时,该院采取将计就计,在各种状况受控的基础上,有意透些风声,促使初查对象四处活动,串通堵漏。在引蛇出洞的过程中,获取再生证据,印证犯罪事实。为突破衡某贪污受贿案,洪泽县院有意透露消息,并利用各种关系密切注意供电公司一些人的表现和动向,及时掌握衡某独自一人骑摩托车去盐城市东悦钢结构彩板有限公司经理肖某家的情况,结合肖某与供电公司有业务的事实,决定正面接触衡某,衡某很快交待了收受肖某3万元的犯罪事实和串通的事实。其五是抓住违纪违规问题,声东击西,暗渡陈仓。隐蔽反贪侦查人员身份,隐蔽初查意图,借用公安、工商、税务、审计等机关的工作条件,抓住初查对象个人或被查对象单位违法违规的问题,以查处违法违规问题为掩护,深入调查涉嫌贪污贿赂犯罪方面的问题。如刘某受贿案,该院就是以湖管会违规经营河蚬子为由,以查处违规问题作掩护,深入调查刘某涉嫌受贿问题。

(3)明确要求,确保初查工作扎实有效。初查工作要做到“二要”:一要材料“全”。达到“知案”、“知人”、“知心”、“知社会背景”。“知案”是要对案情充分了解;“知人”是要对被调查对象情况全面了解;“知心”是要熟悉被调查对象的心理,便于突破案件;“知社会背景”是要全面把握行为当时的背景、环境及社会关系。了解掌握的情况越全面,越有利于分析判断和突破案件。二要视野“宽”。初查中要拓展视野,除了对案件线索涉及到的对象和事实,需认真分析、深入调查外,还要了解与涉案事项相关的法律政策规定、行业规章制度,以及以前所办同类案件的规律、特点、手段等。同时,注意在调查中拓展新的线索,把挖掘新的线索、拓展新的案源贯穿于初查的全过程,为深挖窝案、串案提供案源。如洪泽县院在查办费某贪污案,不就案办案,注意收集各种信息,最终在供电公司成功带出5件贪贿大案。

摘要：文章详细介绍了初查的概念、基本特征及内容原则,进而通过实例分析了初查的方法及途径。进而说明了初查试点有力的促进了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工作,值得我们不断地去探讨、研究,从而使这项工作更加科学化、规范化。

贪污贿赂罪 篇10

一、明确贪污贿赂罪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

《刑法修正案 (九) 》取消了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 代之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解释》规定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规定的“数额较大”;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规定的“数额巨大”;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这样的规定解决了近年来由于受地域差距等原因导致的各地对贪污受贿移送追究刑事责任和定罪量刑的标准不统一现象,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把党纪挺在前面”的精神。惩治腐败在刑罚之前还有党纪、行政处分, 两者之间必须做到相互衔接、相互协调, 为党纪、政纪发挥作用留有空间。将贪污罪、受贿罪定罪的起点数额提高到三万元, 不意味者低于三万元的贪污、受贿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通过压低入罪标准, 有助于强化“莫伸手伸手必被擒”的戒律。《刑法修正案 (九) 》体现了数额与情节并重的立法精神, 对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由过去单纯的“计赃论罚”修改为数额与情节并重, 即使未达到数额标准, 但具有一定较重要情节的也要定罪, 并按照相应的量刑档处罚。《解释》规定, 贪污、受贿数额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 具有《解释》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的, 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贪污、受贿数额不满“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具有《解释》规定的情节的, 应当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或“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依法从重处罚。

二、明确贿赂犯罪对象“财物”的范围

贿赂犯罪的本质是权钱交易。这些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贿赂犯罪的手段越来越隐蔽, 如有的行为人通过低买高卖交易的形式收受请托人的好处, 通过收受干股、合作投资、委托理财、赌博等形式收受请托人的好处。《解释》对刑法规定的贿赂犯罪对象“财物”解释为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 并对“财物”作出了适度扩张的解释, 规定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财产性利益, 并明确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 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等, 还包括需要支付货币才能获得的其他利益, 如会员服务、旅游等, 犯罪数额以实际支付或者应当支付的数额计算。《解释》将贿赂犯罪中的“财物”概念扩张到“财产性利益”, 将有效应对请托人将在社会上作为商品销售的自有利益免费提供给国家工作人员消费的情况, 有利于检察机关成功起诉贪污、贿赂犯罪, 也有利于法院适用刑法有关条款定罪量刑。

三、明确多次受贿数额累计计算

《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对多次受贿未经处理的, 累计计算受贿数额。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前后多次收受请托人财物, 受请托之前收受的财物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 应当一并计入受贿数额。”《解释》从两个方面对受贿犯罪数额的计算作出了规定, 一是针对小额贿赂款的问题, 虽然每次均未达到《解释》规定的定罪标准, 但是多次累计后达到定罪标准的, 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是针对收受财物与谋取利益事项不对应的问题, 明确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前后多次收受请托人财物, 受请托之前收受的财物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 应当一并计入受贿数额。对那些不断收取小数额财物、多次收受小数额财物的, 符合定罪量刑条件的应当一并追究刑事责任。

四、明确受贿犯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情形

根据《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 构成犯罪的, 应当依照刑法关于受贿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实际或者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的;履职时未被请托, 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的。因此, 根据《解释》可以看出, 不论是否实际为他人谋取了利益, 不论事前还是事后收受他人财物, 均不影响受贿犯罪的认定。另外, 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所谓“感情投资”现象, 作出了明确的处理规定。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 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 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高度强调从严惩治腐败, 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 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2016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简称《解释》) , 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作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新规定。

贪污贿赂罪 篇11

关键词：间接证据；直接证据；贪污贿赂

一、间接证据的特征与作用

间接证据是相对比于直接证据而言的，“凡是不能单独直接进行证明，而需要与其他证据相结合才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称为间接证据。”间接证据证明作用的发挥，离不开与其他证据的结合，而且这种结合必须是完整的、严密的。相比于直接证据，间接证据的特点主要有：

1.间接证据的特征

间接性是间接证据的主要特点，也是区别于直接证据的最大特点。间接证据区别于直接证据的原因，最重要一方面就体现在“间接”二字上。“间接”是指证据材料对案件主要事实只能非直接的进行证明，即不能体现直接性的证明作用。具有间接性特征的证据材料，只能从某一个方面证明某一具体案件的个别情节或局部事实。

间接证据的间接性，是指通过各个间接证据之间的相互联系，并且对案件各个具体事实或具体情节加以证明，以间接的方式来实现对案件主要事实进行证明的目的。因而，在证明程序上，間接证据的运用就显得更多重一些、更为复杂一些。在司法实践中，间接证据的这一特性，对其证明效力的有效发挥及对案件的及时侦破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和阻碍。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认间接证据理论与实践中的双重价值。

从间接证据的间接性可知，间接证据对案件主要事实是不能起到独立证明的作用的，其证明作用只限于案件主要事实的个别情节、片段。间接证据只有在与其他证据，包括其他间接证据相组合、联系后，依靠彼此的证明作用，形成一个完整、严密的证据体系才能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在这个体系中，各个间接证据之间是相互离不开的，彼此依赖彼此，因而，间接证据对其他间接证据是有依赖性的，这种依赖性来自于其“间接性”。

2.间接证据的作用

突破案件的作用。是指侦查工作处于僵持状态，无法进展时，在间接证据的作用下，突破僵持状态，保证案件顺利侦破。侦查阶段中的僵持，一般是由三方面的因素所致：一是因犯罪嫌疑人不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二是因证人不如实作证，无法证实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可靠性；三是因侦查工作遇到其他困难和阻力，无法获取确实、充分的直接证据定案。对于这些情况，间接证据都具有加以突破的作用。有了一定的间接证据，就可以在讯问中旁敲侧击，打消犯罪嫌疑人的侥幸心理，迫使其供述罪行；还可以在讯问中教育、启发，消除证人的思想顾虑，促使其如实作证揭露犯罪。

辅助证明的作用。是指在直接证据不能完全证明犯罪事实的情况下，依靠间接证据和直接证据相互结合来证明犯罪事实。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贪污受贿犯罪案件嫌疑人，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犯罪的事实已全部查清，对其职务和身份是否属实，间接证据可以辅助证明。这主要是证明主体身份的各种身份证明，履历表、单位证明，委托书等书证。②贪污贿赂案件犯罪嫌疑人对犯罪的时间、地点、方式、赃物等全部犯罪事实有供述的，还需要有间接证据确定嫌疑人供述的真实可靠性。这方面司法会计鉴定和其他检察技术检验材料，有着很好的辅助证明作用。③贪污贿赂案件犯罪嫌疑人时供时翻，或行贿、受贿双方出现证据“一对一”的情况时，间接证据可以辅助证明或固定直接证据，从而得出正确的判断。

二、通过收集间接证据来发现直接证据

虽然单独的间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但它却起着发现和鉴别直接证据的重要作用。实践中，突破“一对一”贿赂犯罪的成功案例都是通过收集间接证据进而发现直接证据，最终达到突破犯罪的目的。比如，有人向我们反映他的亲属在一场经济官司中为打赢官司被迫给法官送礼五万元，这个人的证词只能是间接证据，侦查人员就要根据这一证据展开调查，去发现收集直接证据从而证实某法官是否有受贿行为。

在查办“一对一”贿赂案件中，比较常见的是行贿人承认送了受贿人财物，而受贿人却矢口否认。只凭行贿人的口供不能足以证明受贿人的犯罪事实存在，这就需要广泛收集间接证据，严密运用环环相扣的间接证据来达到证实犯罪的目的。间接证据如果抽取其中的任何一个也许只能作为一个线索，但是把它们联系起来，证据之间互相衔接，互相印证环环相扣，显露出有力的证明作用。因此要锲而不舍地收集间接证据，善于运用间接证据形成证据的锁链来证实犯罪。

三、利用间接证据认定主观要件

在贪污贿赂犯罪中，犯罪嫌疑人的主观要件对定罪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贪污要有明知犯罪对象是公共财物并且非法占有的故意，否则构不成贪污罪；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情况下，主体必须有为个人谋取利益的主观故意，否则不能认定有挪用公款罪。然而，关于行为人的主观心态的证据又是贪污贿赂案件侦查中最难把握和固定的。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的证明，比如对于主观故意中“希望”的认定，一般无法凭直接证据来举证证明，而只能通过行为人的客观行为认定。因为“希望”作为人的一种心理活动，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形成及表现过程，目前的科技水平根本无法将其客观再现出来。而我们知道，主观意志支配着人的活动，人的活动又是主观意志的外部表现。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支配犯罪行为的心理基础，它必将通过犯罪客观行为表现出来。从证明关系角度讲，这些客观行为对于证明行为人是否有“希望”的心理态度，无疑不具有最直接的证明力，因而只能是间接证据。据此，除口供和证人证言外，认定“希望”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客观行为推定，例如，侦查实践中，只要证明了犯罪嫌疑人挪用公款后进行了秘密核销账目或违法平账行为，就基本可以认定具有贪污的故意。间接证据所得出的有关主观意志的推论只具有高度盖然性，从理论上讲，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误差，但实践中只要用以证明犯罪的主观要件的间接证据——有关客观行为的证据确实充分，犯罪嫌疑人又不能够提出有效反证，就可以当然推定要证明的主观要件成立。

四、利用行、受贿双方的反侦查策略获得再生证据

受贿案件的犯罪主体大都有职有权，保护层厚、关系网多，案发后家属、说情者四处活动，找行贿人订立攻守同盟，找办案部门打听案件进展情况，向办案人施加压力阻挠办案，这些情况在行诉法有关传唤、拘传连续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的限制条件下，会使嫌疑人闭口不言，挺过这一限制时间传讯结束后再去活动，侦查机关要善于利用这一特点，让行、受贿双方及其家属知情人都动起来，产生新的证实犯罪的证据即派生证据。

通过间接证据抛砖引玉，为最终取得直接证据发挥作用间接证据和直接证据虽然在证明力方面存在不同，但是究其本质，它们都具有案件相关性，而且间接证据和直接证据之间也具有内在联系性。根据犯罪规律，这种内在联系性往往是突破疑难案件的转机。例如，在预审工作陷入僵局，口供难以突破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出示部分间接证据迫使犯罪嫌疑人交待案情或对其造成心理压力，最终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通常情况下，侦破刑事案件都是从收集和分析这些间接证据入手，发现侦查线索，然后确定侦查范围和方向，采取侦查措施，查获犯罪分子，并运用大量确凿的证据迫使犯罪分子交待自己的罪行。

贪污贿赂罪 篇12

贪污贿赂是指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有员工实施的贪污、受贿等侵犯国家廉政建设与国家公务员职务廉洁性的行为。贪污贿赂现象是国家与社会发展的一个毒瘤, 贪污贿赂行为的存在严重的损害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公众中的形象, 影响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公信力, 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背道而驰。

二、《刑法修正案 (九) 》对贪污贿赂犯罪规定的新变化

(一) 突破单纯的数额量刑

1997年的《刑法》中对于贪污贿赂犯罪的量刑主要是根据犯罪的数额进行量刑, 主要是采用三档的方式进行量刑, 2014年《刑法修正案 (九) 》中对于贪污贿赂犯罪的量刑进行了修订, 如第39条中对贪污贿赂犯罪的量刑主要是采用概括性或者是情节的方式确定法定刑 (1) , 当前的贪污贿赂犯罪中存在许多隐形的贪污贿赂行为, 刑法对于贪污贿赂犯罪的量刑各个档次之间的轻重衔接上看, 存在较大的不合理现象, 贪污数额越少, 刑罚越重, 受贿的数额越大, 反而刑罚越小。

(二) 增设“对有影响力人员行贿罪”

我国刑法中规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虽然从当前的经济形势发展上看, 能够有效的约束国家工作人员的亲属、或者与其密切相关的人员行为, 能够有效的打击贪污腐败的现象, 但是现行的刑法对于对有影响力的人员进行行贿的人员并未进行处罚, 不利于行贿行为的遏制。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规定, 其对于故意对有影响力的人员行贿的人员确定为犯罪。我国属于《公约》的缔约国, 我国《刑法修正案 (九) 》中增设“对有影响力人员行贿罪”, 不仅符合国际立法趋势, 而且有利于完善我国的刑法体系。

(三) 贪污贿赂犯罪增设罚金刑

《刑法修正案 (九) 》中在原来的基础上新增设了十一处罚金刑, 不仅对单位犯罪的主要负责人进行罚金刑, 对于个人贪污贿赂的也可以适用, 财产刑在贪污贿赂犯罪中适用, 符合我国财产刑的适用特点。

三、《刑法修正案 (九) 》对贪污贿赂犯罪规定的不足与完善

(一) 《刑法修正案 (九) 》对贪污贿赂犯罪规定的不足

我国的《刑法修正案 (九) 》中对贪污贿赂罪进行了较大的修改, 但是主要是集中在贪污罪的相关领域, 对于受贿罪的修改较少, 贪污罪与受贿罪存在较大的区别, 我国的《刑法修正案 (九) 》中对于受贿罪的处罚主要是参照贪污罪, 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的数额不高, 但是因受贿而输出的利益却十分巨大, 如果单纯以贪污罪的量刑标准进行处罚, 并不符合我国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二) 贪污贿赂法律制度的完善策略

1. 完善受贿罪与行贿罪的构成要件

《刑法修正案 (九) 》中对行贿罪的定罪规定并未进行修订, 在未来的刑事立法中应当对行贿罪进行明确的规定, 对于行贿罪的构成要件中, 为了有效的打击贿赂行为, 将现行刑法中行贿罪的构成要件中的“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改为“为谋取利益”, 有效的打击行贿行为。在受贿罪中, 我国《刑法修正案 (九) 》以及现行的刑法都规定受贿罪的构成要件是“为他人谋取利益”, 这种规定不利于打击受贿行为, 因为谋取利益的范围过广, 而且难以认定, 我国的刑法完善上应当进行明确的规定, 删除受贿罪的“为同人谋取利益”的构成要件。

2. 分立贪污罪、受贿罪定罪量刑标准

我国的《刑法修正案 (九) 》中并未对受贿罪进行单独的量刑规定, 然而贪污罪与受贿罪侵犯的法益存在一定的区别, 要打击受贿行为, 应当将二者进行区分, 在刑法的立法完善上, 要积极探索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而不是将其与贪污罪等同。

摘要：如何有效的惩治贪污贿赂犯罪问题一直以来是法治社会治理的重要问题, 贪污贿赂行为是社会发展的毒瘤, 在我国的贪污贿赂犯罪的司法实践中, 暴露出立法与执法存在脱节的问题。通过对贪污贿赂犯罪的犯罪构成与立法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从《刑法修正案 (九) 》的角度分析我国《刑法》对于贪污贿赂犯罪的新规定, 从而提出完善贪污贿赂犯罪法律制度的对策, 有力的打击贪污贿赂犯罪行为, 遏制我国的贪腐现象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贪污贿赂犯罪,《刑法修正案 (九) 》,对策

参考文献

[1]邢馨宇, 邱兴隆.刑法的修改:轨迹、应然与实然[J].法学研究, 2011 (2) :19-35.

[2]张绍谦, 郑列.“财产性利益”型贿赂相关问题探讨[J].法学, 2009 (3) :4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