贿赂行为（精选10篇）
贿赂行为 篇1
一、“性贿赂”行为入罪、出罪之理由
(一) 入罪
1. 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愈发严重。
刑法古典学派创始人贝卡利亚说:“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 即犯罪对社会的危害。”倘若没有威胁到社会的安定, 性贿赂定罪的呼声就不会如此高涨。正由于其危害性已严重危害社会的安定秩序, 既造成经济损失, 又破坏经济秩序, 故该行为入罪迫在眉睫。
2. 该行为入罪符合刑法目的。
根据某项调查, 近年来, 约90%的案件都交错着各式各样的色情交易, 在男性官员的犯罪历程中, 有九成以上都与女色有所牵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颁布不仅为了惩治更为了预防犯罪, 若将性贿赂行为加入刑法条文致使该行为的发生率减少, 也不失为一种效果。
3. 该行为在中国古代立法有先例。
西周的《史记周本纪》种“帝纣因萃氏美女释西伯”是最早的有关性贿赂的记载。春秋晋国时的“叔鱼判案”也属于性贿赂中的经典。唐朝防止“色贿”案件频发, 明确罪名之一是监守内奸, 之二是监临官吏娶部民女。该律疏具有借鉴价值, 以致为后来的封建律典继承吸收, 《宋刑统》对于该罪更是未改一字。
4. 性贿赂入罪是现代国际刑法的趋势。
2003年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15、16条将贿赂罪对象定为“好处”, 该条文包含非物质利益, 自然将性贿赂列入其范围之内。《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8条第1款也明确了行贿罪与受贿罪的定义。从中可知, 国际趋势是将财产性利益与非财产性利益一同归入其中, 扩大贿赂罪的范围。
(二) 出罪
1. 性贿赂入罪易侵犯女性人权。
如果将“性贿赂”定位为贿赂罪, 意味着将女性等同于财物, 或等同于工具。在对该行为进行定性和定量时, 难免会衡量性行为的情节, 将该行为次数、方式、人数等量于财物, 也是对女性人格的侮辱。
2. 性贿赂入罪取证困难。
性贿赂的隐秘性使得取证的着眼点、切入点较少, 定罪所需要的例如物书证、视听资料等证据取证困难, 更何况有的根本不存在。
3.“性贿赂”的提法与现实状况不符。
理由之一为贿赂是财物的专利, 只有财物或能以财物计量的实体才能充当贿赂的媒介。理由之二是该行为难以与两情相悦相区分。情感这件事本就很难用理法解释得清, 所以通常情况下致使“性贿赂”和男女间因情感而发生的性行为相混淆, 多次性行为就更难厘清感情因素, 这造成了性贿赂认定的困难, 因而被认为不科学。
上述理由有的是就其本身的危害性而言的, 另外是针对将“‘性贿赂’入罪易侵犯女性人权”作为其出罪原由的观点而提出的, 该观点认为入罪即把女性当财物, 当工具构成了对女性人格上的侮辱, 但换个角度想, 该女性甘愿沦为行性贿赂的人, 她也明知自己是为了什么而进行服务和交易, 当她承诺进行性行为的时候, 可以说已经把自己当成了获取利益的工具, 将自己的隐私作为权力交易的筹码, 既然当事人抛弃了自我保护, 那社会保护从何谈起?某报刊上的一篇文章指出, “性贿赂”入罪需要考虑现实可操作性以及社会接受能力, 从实践看来, 现实可操作性稍有困难, 但“性贿赂”所造成的严重的社会问题, 大众的接受度绝对是够的, 甚至可以说是民心所向, 倘若一个官员因“性贿赂”而锒铛入狱, 不仅可以对其他官员起到威吓的作用, 使其不敢再目中无法, 还能够缓和尖锐的阶级社会矛盾, 仇富仇官心态, 可谓一举两得。
二、“性贿赂”在我国入罪后的归属争议
(一) 宽泛规定说
将贿赂的内容作宽泛的规定, 即贿赂的范围和种类包括金钱、物质和其他财产性的利益、非财产性利益 (包括提供性服务) 。可以肯定的是“宽泛规定”最简便易行, 只要在刑法受贿行贿罪的章节条款中加入“性贿赂”的相关内容, 无需以“独立条款”, 也无需增“独立罪名”, 这种减少成本、节约资源的优越性就是立法的价值所在。另, “宽泛规定”的字数不多, 文字精炼, 含义丰富深刻, 也体现了法律精神的严谨和干练。
然而, “宽泛规定说”也并不十全十美, 即优劣与利弊皆备, 且优与利小于劣与弊。首先, “宽泛规定说”仅在原受贿行贿罪的条款后加入“性贿赂”, 而原受贿行贿罪又只包括了财产性收益, 这使收受“性贿赂”等同于收受财物贿赂, 无法突出性贿赂与普通贿赂在“性”字上的不同与特殊。再者, 财产型贿赂犯罪可根据收受的情节与数额定罪及量刑, 而若将“性贿赂”的数额或情节作为定性标准, 不仅带来取证的困难, 更容易将性贿赂中的女方定义为财产, 与社会伦理不符。
(二) 独立罪名说和独立条款说
剔除“宽泛规定说”, 目前学界主要争议的焦点就在于是将“性贿赂”单独列为一罪还是只在贿赂罪中另增设一个条款。“独立罪名说”充分考虑到“性贿赂”的特殊性, 即行贿者付费雇用小姐与典型的财物贿赂的区别, 为了在司法实践中方便适用, 应当独立设置罪名。否则, 与普通罪名混在一起, 很难体现其特定。而“独立条款说”则认为对于性贿赂和其他非财产性利益, 在目前立法和司法的实践上, 不可认定受贿罪对象。因为这种性行为很难取证, 无法确定交易和感情都存在时其成分各占多少, 如果不根据实际情况, 不断扩大刑法中受贿罪处罚范围, 势必会侵犯公民个人的权利与自由。
“独立条款说”的主张认为, “独立罪名说”中“性贿赂罪”的提法并不妥当, 正由于“性贿赂”中的“性”不同于财物, 是否定义为“权色交易罪”更为准确。这样可以避免产生单独以“性贿赂”定罪所带来的诸如证据收集、数量衡量等各种标准都难以把握的缺陷。但我认为, 首先, “权色交易”这个罪名本身就存在问题, 若将罪名改为“权色交易罪”会导致罪名不明确, 违反了刑法的基本原则。其次, 采用何种罪名属于刑法实体上的定性, 而证据收集属于刑事诉讼法的范围, 用程序问题作为解决实体问题的依据有失偏颇。第三, 若通过另行增设条款的方式来补充或修改受贿罪规定, 可最终还是以受贿罪论处, 作为该罪的特殊情形, 很难突显“性”贿赂的不同。
三、性贿赂犯罪的认定与量刑问题
(一) 犯罪认定
1. 罪与非罪。
在一般财产性贿赂犯罪的基础上, 区分两者的关键点是, 性受贿者接受性服务之前或之后, 利用职务之便为性行贿者或第三人谋利与否, 有即构成本罪, 没有则相反。官员单纯地包养情妇、情夫, 虽然有违社会道德, 但也只能认定为一种不正当男女关系, 而如果在该过程中, 一旦符合上述构成要件, 均构成本罪。
2. 此罪与彼罪。
在刑法上, 卖淫嫖娼行为与本罪容易混淆。卖淫嫖娼是一种钱与色的交易, 与职务便利不搭边。因其仅有很小的社会危害性, 没有达到刑法规定的严重社会危害性, 因而不构成犯罪, 只受《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政规制。若接受性服务且利用了职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 应受刑法规制。
(二) 量刑问题
如果将来性贿赂行为成为独立的一罪, 该罪是否能用价值衡量, 是否符合客观上的罪责刑相适应成为量刑幅度高低以及如何量刑的重要前提。有观点认为, 性带给人的是生理与心理上的满足, 只是一种生理需求, 它没有价值, 既不能转让, 也不能加以保存。的确, “性”本无价, 但为了获取这种无价的“性”而付出的成本, 例如性行贿者给付的路费、服务费、招待费等使“性贿赂”成为了一种可交易的有价商品。
关于“性贿赂罪”是否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 至今仍存在争议。如何给“性贿赂”量刑, 是采用以“性贿赂”的“个数”, 还是“次数”, 还是“人次数”, “性贿赂”涉及多名女性与涉及一名女性, 量刑上是否应当有所区别, 如果说要有所区别, 那么这种量刑差距到底在哪里。不过, 既然性贿赂可以用价值衡量, 那所有的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依据请小姐服务花费的金额、受贿人接收性服务的次数、接受服务前后谋利所造成的损害结果等量刑。
摘要：“性贿赂”行为, 作为对社会具有极大的危害性, 与贪腐密切相关的一种行为, 究竟应否入罪接受刑罚, 已经成了社会一大议题。
关键词：腐败,贿赂,性贿赂,入罪
参考文献
[1]高铭暄, 马克昌编.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2]张明楷译.日本刑法典[J].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
[3]郭竹梅著.受贿罪新型暨疑难问题研究 (刑事法学博士文库) [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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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国庆著.新型受贿犯罪的认定与处罚[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
贿赂行为 篇2
致： ：
为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行为，营造公平竞争的政府采购市场环境，维护政府采购制度良好声誉，在参与贵单位组织的竞争性谈判活动中，我方庄重承诺：
一、依法参与竞争性谈判活动，遵纪守法，诚信经营，公平竞争。
二、不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和谈判小组成员提供任何形式的商业贿赂，对索取或接受商业贿赂的单位和个人，及时向财政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举报。
三、不以提供虚假资质文件等形式参与竞争性谈判活动，不以虚假材料谋取成交。
四、不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他供应商，与其他参与竞争性谈判活动的供应商保持良好的竞争关系。
五、不与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和谈判小组成员恶意串通，积极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采购人的合法权益。
六、严格履行政府采购合同约定义务，不在政府采购合同执行过程中采取降低质量或标准、减少数量、拖延交付时间等方式损害采购人的利益，并自觉承担违约责任。
七、自觉接受并积极配合相关监督部门实施的监督检测，如实反映情况，及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
供应商代表签字： 供应商：
刍议商业贿赂行为的构成与特征 篇3
关键词：商业贿赂行为；受贿方；《反不正当竞争法》；构成
一、商业贿赂行为的涵义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对商业贿赂行为作出了禁止性的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在帐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处；對方单位或者个人在帐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
本条法律规定可以分为两层：前段即“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是对一般 商业贿赂的禁止性规定；后段即“在帐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处；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帐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是对商业贿赂的典型形态——回扣作出的专门规定。
二、商业贿赂的构成要件
1.商业贿赂的主体：行贿人与受贿人
行贿人与受贿人是商业贿赂的主体。《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第1款前段对于行贿人作出了规定，即“经营者”（指与交易对方实施交易行为的人，而且，经营者的职工或代理人执行职务时实施的行贿行为就是经营者的行为），但对于受贿人未作规定。《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2条第2款对受贿主体进行了认定，即：受贿人是“对方单位或者个人”。从字面上看，“对方单位或者个人”显然是作为交易行为的主体的对方单位、个人以及代表、代理他人实施交易行为的个人。
2.目的要件：销售或者购买商品
贿赂的目的是为销售商品或者购买商品，即为达到商业目的，通过贿赂手段，获取优于其他经营者的竞争地位。这一特征将商品贿赂与其他贿赂区别开来了。
3.手段要件：财物手段和其他手段
贿赂手段有两类：财物手段和其他手段。商业贿赂与其他贿赂都属于贿赂的范畴，触犯刑律的都要给予刑事制裁，但在行政责任上是不同的，商业贿赂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给予行政处罚，其他贿赂则受党纪政纪处分。
三、商业贿赂行为认定中受贿方的主要特征
1.不限于交易相对人和经营者
这一点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没有明确，只是在规章《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中将其规定为“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商业贿赂行为中行贿方是商品交易的一方当事人，且必须是经营者；受贿方则既可以是行贿方最终的交易对象，也可以是与交易有密切联系的第三方，并且受贿方既可以是经营者也可以是非经营者。
2.具有优势地位，能对促成交易起决定性作用
受贿方无论是直接的交易相对人还是第三方，其共同点都是具有优势地位，能对交易的达成起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能够利用自身的职权或者工作形成的便利条件，帮助行贿方在竞争中获取交易机会达到排挤竞争对手的目的。这一点既是受贿方最重要的特征，也是认定行贿行为是否构成的关键。因为商业行贿与商业受贿是互为条件的，没有商业行贿就没有商业受贿；反之没有商业受贿，商业行贿也失去了依据。
3.与行贿方没有工作上的隶属关系或者经济上的独家代理关系
这一点也是区别商业贿赂行为与正常的商业营销手段的判断标准之一。例如，酒厂派驻酒店的促销人员，同样可以凭回收的瓶盖兑换“开瓶费”，表面上看也具备“经营者为销售商品给付财物”的形式，但却不构成商业贿赂。因为这时的促销人员是酒厂雇用的员工，其领取的所谓“开瓶费”性质实际上是一种计酬方式，是厂家的营销手段，籍以调动员工的销售积极性。换言之，如果是酒店的服务人员，则就会涉嫌收受贿赂。之所以仅是涉嫌，是因其仅符合主体要求，关键还要看其是否利用工作便利实施了促成交易的行为。
4.贿赂款因受贿对象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性质
当受贿方是直接的交易对象时，贿赂款实质上是对国有、集体或者共有资产的一种侵占，作为直接交易对象的受贿方之所以不愿意通过正常的商业折扣即价格减让来购买商品，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业贿赂的本质就在于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改变原有资金的用途和性质，化公为私，化大公为小公，把国家、集体或者共有的资金迂回曲折地转化为可以任意支配的自有资金，同时作为税外利润，导致国家税收严重流失，其实质是一种变相侵占国有资产、集体资产或者共有资产的手段。这与折扣有本质不同，已经超出了价格竞争的范畴。这里要注意区分一种情况：如果是交易双方在价格谈妥之后额外的附赠，如购买设备后赠送一定数量的耗材，实际上是一种价格的合理减让，是买方购买成本的一种降低，应当是允许的。
当受贿方是第三方时，贿赂款不属于应当得到的合理报酬和奖励作为与交易有密切联系的第三方，接受贿赂实际是违背了其职业道德或者是公认的商业道德的要求，其所收受的利益不属于应当得到的合理报酬和奖励。例如酒店服务人员或者是医院医生，其合理报酬应当是酒店或者是医院支付的工资收入，其工作职责应当根据顾客的需要提供酒水，或者根据病情开具处方。但是由于行贿方的利益引诱，使其违背了职业道德及公认的商业道德，利益天平倾向了给付“好处费”的酒水品牌或者药品。同理，当第三方是交易对象的主管领导时，其利用的是自己职权促成交易，侵犯了公务的廉洁性，因此其收受的利益同样属于不合理报酬与奖励范畴。
参考文献：
[1]国家工商局60号令《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
[2]《工商行政管理法律理解与适用丛书》.工商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版
[3]《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作者简介：
吴智昊（1983.10～），男，汉族，工作单位：兰州石化公司物资采购管理部。
论贪污贿赂犯罪初查行为 篇4
检查机关一般在立案之后开始对犯罪行为予以侦查, 而在立案之前, 检察机关对相关贪污贿赂犯罪行为相关证据以及材料的收集和取证就是所谓的“初查”, 在本质上, 这与一般案件的侦查行为没有多大的区别, 都是对犯罪行为予以一定的证据收集活动, 。我们知道, 要想对某一种行为进行归属, 就必须全面了解它的性质, 贪污贿赂犯罪初查行为也是如此, 所以, 这里有必要对当前的初查行为进行一定的性质分析。
( 一) 关于初查行为性质的争议
对于贪污贿赂犯罪初查行为的性质, 学界历来都存在着不同的争议, 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定论。几种重要的观点如下: 第一, 初查行为不是一种正规的侦查活动。许多的专家认为, 初查行为是在立案前进行的, 而一般正规的侦查活动行为都是立案之后, 刑事诉讼过程当中开展的, 这种观点存在一定合理性, 但也失偏颇。第二, 初查行为是一种非诉讼活动。拥有这种观点的学人的理由与上述基本相同, 都认为诉讼活动是在立案之后开展的, 而对于立案之前的这种初查行为则不属于诉讼活动。第三, 初查行为是一种诉讼活动。这与上述观点相反, 持此类观点的人认为初查行为也是为了破获案件所进行的证据, 材料的收集工作, 理应归入诉讼活动当中。最后一种观点认为初查行为是一种侦查行为。他们一直认为无论从主体、内容以及性质等方面来考察, 初查行为都具有侦查工作的性质, 所以归于侦查行为是合适的。
( 二) 笔者对初查行为之理解
初查行为应该从实践当中去加以理解,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初查行为的性质。第一, 初查行为的发起是拥有一定的侦查性质和随意性质的, 一方面, 因为它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获得相应的证据和材料。另外一方面, 当前我们国家的立法当中对于犯罪初查行为的相应的开启程序、初查过程以及执行的相关程序和内等都还没有做出一个法律上的规定, 这就必然使得初查行为具有了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第二, 犯罪行为的初查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一种认识活动。这是因为初查行为是对相关案件的前期侦查, 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相应的证据以及各种材料, 并以此对案件的存在性予以确认, 更是为案件的侦查工作提供相应的证据。综合以上两个方面来看的话, 初查行为其实可以归纳为一种拥有侦查意识的认识活动, 主要是为了收集相应的证据证明案件存在的真实性, 为案件的侦查提供一种清楚明了的依据。
二、通过立法对贪贿案件的初查行为予以规范
初查行为已经成为处理贪贿案件的一个很普通的行为, 但是初查行为没有法律进行很准备、明白的法律界定。由于初查行为没有纳入法律范畴, 因此初查行为在现实中更没有可能去达到有法可依的境界, 因而在执行中, 很可能照成权力的滥用, 发生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的现象。为了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 笔者将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以确保在纳入法制轨道的前提下, 初查行为能够合理有序的执行, 并保护他人的合法权益。
( 一) 修改刑诉法以确保初查行为的合法性
我国在处理刑事案件的最为主要的法律依据就是刑事诉讼法。因此要让初查行为达到一种合理合法的地步, 就必须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因而, 笔者在这里认为将其纳入刑事诉讼法法则中侦查行为规定之前的章节中, 并且可以明确其过程为前期调查阶段。因此初查行为的法律性质就得意明确界定—侦查行为。因而可以确保在初查行为的执行中被查对象的合法权益得以维护。
( 二) 对贪贿犯罪初查行为的制度设想
在这里必须明白的是贪贿犯罪的侦查不同于以往的刑事案件的侦查, 因此不能将两者混淆看待, 因而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要区分开来。所以笔者在依据《反贪污贿赂法》的基础上, 在适用初查行为中, 应当对其程序规则进行遵守。比如在通过活动获得的重要信息要及时的记录与整理, 同时对所记录的信息要进行必要的审查。同时在获得领导的批准后, 在符合程序的前提下方可执行, 从而确保了初查行为结论的有效性与合法性。
三、结语
在对污贿赂犯罪案件调查的实践中, 需要调用大量的力量, 尤其对于一些复杂的案件, 不能很轻易地做到有效处理, 所以, 对于实践中出现的立案之前的犯罪初查行为能够有效地为案件的侦破工作提供一个良好的依据, 所以相关的法律制度应该对其做出一个明确的规定, 促进初查行为在污贿赂犯罪案件调查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摘要：对于一些贪污犯罪行为的侦破, 初查行为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关键作用, 而且适用性也是比较普遍的, 然而, 由于当前我国立法存在的种问题和缺陷, 初查行为并未被明确立法, 故而其也未有合法性。鉴于这一原因, 对于初查行为的规制, 对这类行为予以很好的控制, 使得初查行为在使用过程当中不违背根本的宗旨, 是处理贪污贿赂行为的亟待解决的难题, 文章通过对初查行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分析, 希望能够促使初查行为在贪污贿赂犯罪侦查当中得到很好地运用, 促进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侦破。
关键词：贪污贿赂犯罪,初查行为,合法性
参考文献
[1]孙长永, 杨柳.论刑事立案前的初查[J].河北法学, 2006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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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贿赂行为最常见的方式 篇5
一、商业行贿
常见的商业贿赂可能存在多种形式，比如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礼品卡，旅游，汽车使用，房屋使用，学术会议，等等。下面介绍的两个案例既典型又各具特色。
(一)赠送额外服务或礼品
A公司为医药器材公司，其销售人员C员工在参与医院采购项目竞标过程中，为了提高自身销售业绩，在未经公司批准授权的情况下，擅自代表公司向医院出具书面承诺，表示在该采购项目中若A公司的医疗器械中标，A公司可为目前已经在医院安装投入使用的A公司所有医疗器械增加一年的全保，C员工的行为造成A公司损失了一年的保修费用，直接经济损失高达几十万元。A公司在后续与医院的合作中得知了C员工的该行为，然后以严重违纪为由解除了与C员工的劳动关系。
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修正之前，本案中C员工的行为很有可能被认定为商业贿赂;但是在新《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贿赂的概念进行了重塑之后，C员工的行为是否会被认定为商业贿赂就有待商榷。C员工的行为对象是直接交易方，而不是交易方的员工或者其他对交易有影响的人员。新《反不正当竞争法》将交易对象从商业贿赂的对象中删除，受贿和行贿是一对相互依存的概念，没有受贿一方，也就没有行贿一方。
但是C员工的行为本身是违规的，甚至有可能给公司带来严重后果。一方面，在执法机构看来，C员工通过向对方公司许诺额外的公司服务，目的就是排挤其他竞争对手，从而获得商业交易优势，因此依然可能将其认定为商业贿赂。另一方面，C员工的目的是通过提高自己的销售业绩从而拿到更多的销售奖励，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获取个人利益。
实践中，很多商业贿赂都是通过给予现金、礼品卡等方式实现的。与本案相比，这些行为更具有隐蔽性，公司一般更难发现，但同时被认定为商业贿赂的可能性更高，危害性也更大。并且在新《反不正当竞争法》之下，员工的贿赂行为将会被推定为公司行为，除非公司能够提出相反证据。一般案发后，员工往往会抗辩说其行为出发点是为了公司谋取利益，责任应当由公司承担。
因此，建议公司在礼品政策中明确规定，在商务往来中礼品的标准、赠送礼品的对象和审批流程以及禁止赠送的礼品范围，并加强对员工的培训，避免因员工个人违规行为而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学术会议
A公司为一家高科技公司，为推广其科技产品，在某高级度假村举行了一场学术会议，邀请市场上一些买家的技术人员，进行相关领域的前沿技术讨论。A公司对参会的人员每人发放了价值1000元的公司产品优惠券。A公司的财务人员在入账时直接将该学术会议相关的费用计入“会务费”。
A公司被前员工举报，声称公司有违规行为，执法人员去A公司进行了调查。财务账册上“会务费”的名目引起了执法人员的兴趣，核查了该会议的相关情况。
执法人员认为，A公司以举办学术会议的名义，邀请相关技术人员到高级度假村，超过了举行学术讨论的必要，事实上是带有享受成分;并且A公司向参会人员提供的本公司产品的优惠券，本身是具有价值的，因而A公司系通过给予参会人员不正当利益而试图影响交易，构成商业贿赂。
实践中，公司会举行各种各样的学术会议来宣传自身的产品，但是这种会议往往会成为利益输送的媒介，因而也是执法部门重点关注的对象。新《反不正当竞争法》之下，商业贿赂回归其本质，监管的重点是通过给付不正当的利益而谋取交易机会。
可见，执法机构依然会关注学术会议的合理性。公司在举办学术会议的时候要注意合规要求，从以下几个方面规范学术会议的举行：
会议的邀请对象尽量是机构，而不是机构的特定员工;
会议举行的场地要符合会议的目的，会议中也不要安排与会议内容无关的活动，比如景点观光;
保留举行会议的相关材料：比如会议签到，会议行程安排，会议讨论内容等等;
保留会议支出的相关凭证，将会议支出如实入账。
二、商业受贿
商业受贿本身又可以分为索要贿赂或者接受贿赂。这两种情形之下，受贿者的主观恶意不同，对公司造成的后果和影响也不同。
(一)索要回扣
A公司经举报得知B员工及其所在团队利用给经销商的特殊政策，让经销商以低价获得A公司的产品，并要求经销商给予返利。在调查中，B员工表示对于给予经销商的特殊销售政策并无决定权，也未参与返利费用的分配，自己仅仅是想提高销售业绩，因此不应当构成商业贿赂。最终，A公司虽然没有发现B员工实际获得回扣但仍以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在该案件中，尽管B员工并未实际收受回扣，但其知晓并参与了整个交易流程，是该商业腐败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因此，尽管该员工可能并未达到刑法或行政法所规定的商业贿赂构成要件，但是这种行为仍然属于应当制止的违规行为。员工索要回扣的行为会对公司的业务经营、内控管理和道德理念等产生极大的冲击和破坏。一般公司都不会容忍员工的此类行为。
但是在日常商业往来中，公司员工收受回扣通常以“窝案”形式被发现，如：整个部门在日常交易中都收受回扣、由上级暗示、审批，下属具体操作等。其中有的员工，特别是部门整体索要回扣的，会将回扣作为部门经费，组织部门成员旅游或聚餐。
由于这种行为往往发生在部门或上下级间，因此该类型的行为非常隐蔽，大家为了共同的利益，参与人员会互相包庇隐瞒，导致公司很难去发现这种行为。而等公司发现的时候，腐败行为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尤其在“窝案”的情形下，会导致公司内控失灵，对公司治理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
目前公司发现该类行为的主要方式还是通过举报，比如员工举报或者经销商举报。考虑到该类行为的危害性，建议公司还应加强针对员工行为合规的审查，定期评估内控制度的有效性，避免出现员工长期规避公司制度、索要不正当利益，而给公司造成经济和名誉损失。
(二)接受利益
A公司为传统制造型企业，某日公司管理层发现近年来，公司来自B供应商处的采购量一直在下降，而来自C供应商处的采购量却直线上升。A公司内审部门开始介入调查。在调查中，内审部门发现A公司采购部门中有一员工D经常请假外出旅游，且旅游期间花费与其实际收入并不相符，内审部门随即对D员工进行了着重调查。经调查查明，D员工经常接受C供应商的邀请外出旅游，并且接受C供应商赠送的各种礼品，而在日常采购中D员工则加大了面向C供应商的采购量。A公司在查明事实后，随即与D员工解除了劳动合同。
实践中，很多公司也尊重商务活动中人情往来的习俗，单纯一刀切地禁止员工接受任何礼物存在操作上的困难，因而允许员工中接受一定金额的礼物。但是如果礼物的金额超过合理金额，将会影响员工正常的判断和决策，最终导致员工做出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因此，建议公司明确员工在接受礼物时的金额限制，明确禁止接受的礼物类别(比如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规范员工在对外活动中接受礼物的准则，避免员工违规接受礼物而造成与公司利益冲突、最终导致腐败。
贿赂行为 篇6
自电信设备巨头阿尔卡特朗讯行贿中国官员，被美司法部门重罚250万美元，还有雅芳、西门子、德普等一些跨国公司陷入“贿赂门”之后，美国《反国外贿赂行为法》（the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 Act，以下简称FCPA）日益引起国人甚至是世界的注意。它对盛行于海外商业领域的商业贿赂的打击强度和深度是国际上首屈一指的，是美国管理海外投资活动的一部重要法律。同时，它的开创性和国际化也对国际投资法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反国外贿赂行为法》的内容
美国的《反国外贿赂行为法》是国际上第一部惩治贿赂外国官员行为的法律，它的制定起源于美国二十世纪70年代的水门事件。在对该事件的调查过程中，美国人发现有许多美国企业在其内部设立秘密贿赂金，专门用于国内政治献金以及贿赂国外政府官员。为制止这种腐败行为，经福特总统批准，组建了一个以商务部部长为主席的工作组。该工作组提出了一个要求修改《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议案，报请参众两院审议通过。在经过参众两院激烈辩论后，1977年12月6日《反国外贿赂行为法》正式出台，并于1998年进行了修订。
《反国外贿赂行为法》主要由两组条款组成：记录与会计条款以及反贿赂条款。其中，记录与会计条款规定发行人妥善保存账簿和分目记录, 建立和维持有效的内部会计监控机制。它力求通过公司自律性的监管实现对腐败的有效预防，对于企业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以及强化企业内部管理起了开创性的作用。①而反贿赂条款则是禁止美国企业在国际商业交往活动中对外国公务员等提供贿赂,违反者必须处以刑罚。在1998年修订之后，该法律已经将管辖权扩展到所有在美国境内经营和与美国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外国公司，并且管辖的内容也扩展至为获取“任何不当利益”而进行的付款行为，同时扩展了对“外国官员”的定义，取消了对某些美国国民的形式处罚的豁免。
二、《反国外贿赂行为法》的国际化
从起草制定开始，《反国外贿赂行为法》就是一部在美国备受争议的法律。一方面，为谋取不当利益而贿赂外国官员是一种不道德的商业行为，不符合美国市场经济竞争体制的理念，美国政府应该倡导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海外投资环境；而另一方面，在商业贿赂已成国际投资领域“潜规则”的背景下，美国这种“独善其身”的做法会使美国跨国公司丧失很多海外商业机会，对美国利益造成损害，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美国公司的不公平。而美国参众两院最终还是审议通过了这部法律。但是美国利益集团为尽可能维护美国公司在海外业务中获得公平的贸易机会，美国也努力在国际领域里推广和输出FCPA的理念和具体规定，争取让该法在国际法制社会里得到全面肯定，在反对海外贿赂行为的立法和举措上达成全球共识，从而避免美国公司在国际商业竞争中的不利境况。
美国主要采取两种方式将《反国外贿赂行为法》国际化。第一，通过扩大FCPA的管辖权来尽可能扩大该法的受众。《反国外贿赂行为法》是美国国内法，它效力的实施应该是建立在属人管辖权和属地管辖权基础之上的，FCPA1998年的修订充分利用这一点，扩大管辖权到所有在美国境内经营和与美国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外国公司。美国这样做一方面是扩大自己的司法主权，另一方面也是尽可能扩大FCPA的影响力和宣扬FCPA的法制观念。第二，也是最彻底的国际化方式，倡导国际组织制定多边公约形成一种禁止对外国政府人员进行贿赂的国际法律环境。美国《反国外贿赂行为法》是全球第一部制裁海外贿赂行为的法律，所以这些多边公约大都以它为蓝本，以它的案例为借鉴。因此，FCPA的影响力通过有更广约束力的国际条约在国际范围内辐射开来。
三、《反国外贿赂行为法》对国际投资法制的影响
《反国外贿赂行为法》是国际上第一部控制国际商业腐败的法律，填补了相关领域上国际投资法制空白。FCPA的开创性在预防和打击商业腐败方面和对海外投资的管理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且其国际化在国际投资法制上有重大发展。
（一）《反国外贿赂行为法》的开创性对国际投资法制的影响
《反国外贿赂行为法》是在跨国商业贿赂已成道德和监管层上忧虑的背景下出台的，它本着建立和维护一个真正公平、透明的国际投资环境的原则，旨在制裁海外商业贿赂行为。这是具有开创性的。在全球范围内，第一次有国家将反对海外贿赂行为纳入到立法制裁的轨道上来，而且其反腐的内容和制度的创设都是相当全面和成熟的，尤其是记录与会计条款中预防为先的理念以及倚重内部控制的制度建构式很具有前瞻性和实践性，这种立法经验也是值得借鉴的。丰富的立法经验和发达的立法技术使美国这部《反国外贿赂行为法》成为一部比较成功的法律，填补了国际投资法制在反对国际商业腐败上的立法空白，使得国际投资法制体系的内容越来越完整。
同时，《反国外贿赂行为法》的颁布也反映了一种国际投资立法的趋势。在过去国际投资交往过程中，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对海外投资和外资进入采取鼓励的态度，通过立法或出台政策来鼓励国际间投资，因为与时俱进的经济才能活跃发展。然而海外投资的风险和弊端给国家带来的经济利益损害，使越来越多的国家更加注重对国际投资的管理与控制，尤其是在法制健全的发达国家。FCPA正是出于加强对海外投资的管理而产生的，它正确认识了国际投资法制的发展进程，反映了一种新的、先进的国际投资立法趋势，那就是并不盲目鼓励海外，要对它进行合理监控。
另外，《反国外贿赂行为法》扩宽了国际投资法制中对海外投资进行管理的法律领域。大部分国家对海外投资进行管理，是通过国内的证券法、公司法等国内立法中的相关规定或者国内专门海外投资方面立法来实现的。这些法律一般都是经济法和商法。而FCPA对海外投资进行的调整则是刑法对海外投资的影响，更多的介入了公权力，加大了管理力度。这种调整角度更加新颖也更加具体，使得国际投资法制中对海外投资管理的法律领域越来越宽泛、完备。
（二）《反国外贿赂行为法》的国际化对国际投资法制的影响
如上所述，《反国外贿赂行为法》是美国处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对其进行国际化的。而客观上，FCPA的国际化确实也给国家投资法制建设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对《反国外贿赂行为法》理念的推广，已经切实使该法在国际法制社会里得到全面肯定，在反国外贿赂行为的立法和举措上达成全球共识。这些受FCPA影响或由美国倡导而制定的国际条约或法律文件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制定的《禁止在国际商业交易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公约》,美洲国家制定的《美洲国家反腐败公约》，欧洲国家制定的《打击欧洲共同体官员或欧洲联盟成员国官员的腐败公约》、《反腐败刑法公约》、《反腐败民法公约》,非洲国家制定的《非洲联盟预防和打击腐败公约》,联合国以联大决议形式通过的《公职人员国际行为守则》、《联合国反对国际商业交易中的腐败和贿赂行为宣言》和2003年10月第58屆联合国大会上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②这些条约都具有区域性或者全球性的影响力，是FCPA的国际化对国际投资法制建设发展的具体表现。
《反国外贿赂行为法》的国际化造成了在全球范围内对商业腐败的打击，奠定了反腐败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也是国际投资立法中一次难得的高度统一的法律领域。同时，FCPA的国际化也促成了国家间、区域间在国际投资立法上的一次相互配合，有利于国际投资法制朝着积极、合作和健康的方向发展。
美国《反国外贿赂行为法》对国际投资法制的深远影响，也给予我们对中国商业贿赂治理的启示，我国也应该顺应世界法制潮流，加强对反商业腐败的立法建设，建立公平、透明的市场经济体制。
注释：
①卢建平,张旭辉.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对中国治理商业贿赂的启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2 ).
②黎宏.国际商业活动与反腐败—从美国反海外腐败法中得到的启示[J].人民检察,2005(6).
参考文献：
[1]约翰.M.托特.FCPA实施全球新趋势[J].律商中国法律透视，2007，(9).
[2]余劲松，吴志攀.国际经济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刘霄仑，赵金萍.美国反海外贿赂行为法[M].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2006.
[4]朱揽叶.国际经济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贿赂行为 篇7
所谓商业贿赂, 是指经营者以排斥竞争对手为目的, 为使自己在销售或购买商品或提供服务等业务活动中获得利益而采取的向交易相对人及其职员或其代理人提供或许诺提供某种利益, 从而实现交易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商业贿赂行为中构成犯罪的适用刑法。我国刑法中没有“商业贿赂罪”这个罪名, 但针对国家工作人员在商业活动中的贿赂行为, 刑法规定有“行贿罪”、“介绍贿赂罪”;对于公司、企业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 规定有“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和“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2条的规定, 经营者有商业贿赂行为的, 构成犯罪, 追究刑事责任;未构成犯罪的, 监督检查部门可处以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并没收其违法所得。
二、建设领域商业贿赂形成原因及危害
建设领域的商业贿赂, 是指在市场交易活动中, 经营者为获取交易机会、追求经济利益而采取不正当手段收买决策方, 以达到排除其他竞争对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建设领域商业贿赂是由建设领域的特点决定的。
1. 建设领域工程项目的投资量大, 所以商业贿赂的数额较大。
如原南京市雨花台区城镇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张伟利用职务之便, 两年内索取贿赂款人民币324万元、美金2 500元。原南京市规划局河西处处长曹友楠利用职务之便, 三年索贿受贿共291万元。近年来, 南京市建设领域商业贿赂案件可谓频频发生, 如何治理建设领域的商业贿赂, 成为南京市建设领域要面临的一道难题。
2. 建设领域工程项目的涉及面广, 商业贿赂的社会影响大。
一项工程, 从立项审批、规划选址、工程招投标、用工选择、材料设备选用、工程监理到竣工验收, 除了主管部门外, 还涉及财政、金融、计划、规划、设计、土地、环保、市容、人防、审计、市政、税务、公安等行政管理和业务管理部门单位, 甚至连街道也找出种种借口进行干预。可见, 工程建设涉及范围之广。其中只要有一个环节“卡壳”, 工程就难以进行下去。所以, 建设单位必须“遇庙要烧香, 见佛要磕头”, “只要关系通, 遇事可变通”。这里的“秘密”就是环环去“攻关”。“攻关”的对象就是环环掌握实权的机关工作人员。正因为建设领域工程项目的涉及面广, 所以一旦出现商业贿赂案件, 就会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 就是非建设领域涉及的建设项目出现了商业贿赂案件, 如高校基建处出了问题 (高校属于教育领域, 而基建处又属于建设领域) , 同样对社会影响很大。
3. 建设领域注重工程质量, 商业贿赂的后果严重。
众所周知, 工程质量是建筑企业的生命, 是在市场经济中的立身之本。建设领域特别注重工程质量, 有一整套工程质量的管理办法, 现场有一支监管队伍, 验收有一套检测标准。但是由于建材采购时, 有的材料采购人员接受了建材供应商的贿赂, 拿了价格回扣, 往往是有些建材物资以次充好, 双方得利, 造成工程质量低劣, 甚至成了“豆腐渣工程”, 后果极其严重, 不仅经济损失巨大, 还可能造成人员伤亡, 对建筑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影响也很大。
三、建立有形建筑市场惩防体系, 从源头上治理商业贿赂
有形建筑市场, 作为一个新生事物,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改革大潮中应运而生, 它是国务院为了从源头治理腐败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纪委第五次会议上明确指出:在有形建筑市场建立教育、制度监督相结合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是深化有形建筑市场改革的具体实践。有形建筑市场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适应建设事业健康发展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 是建立建设领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重要的操作平台和载体, 也是反腐败的重要战场。经过几年的培育, 有形建筑市场对于预防建设领域的腐败现象, 促进建设领域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目前, 经过近10年发展的有形建筑市场在全国大部分省、市落地生根, 如今已枝繁叶茂, 在促进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和建筑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有形建筑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内在要求与惩防体系的内在要求本质上具有一致性。一个健康的市场, 必然是一个“三公”原则充分得到体现的市场。有形建筑市场建设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就是不断实现“三公”的过程。从实践上看, 市场制度建设的相对滞后性, 使市场在预防和惩治腐败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 通过建立惩防体系来保证“三公”的实现, 也是市场发展的内在要求。从二者的作用机制来看, 如果说市场是从“物”的角度建章立制来实现“三公”的话, 那么惩防体系则是从“人”的角度进行教育、管理来预防腐败。惩防体系要解决的问题更具有系统性, 解决问题的办法更具有主动性, 这也正是有形建筑市场内在要求所期待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给有形建筑市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以广州有形建筑市场为例, 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呈现出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工程交易量逐年大幅度增长。以广州建设工程交易中心为例, 2003年全年完成招标交易总额509亿元, 2004年建设工程的交易量已达到632亿元。二是超大项目增多。仅新机场、地铁、大学城这三大项目招标交易金额就达208亿元。特别是围绕举办亚运会等重大活动而进行的一系列大型工程建设项目, 成为当时有形建筑市场交易的主角。三是招标范围越来越广。已由土建施工, 扩展到各类设备、管线安装, 还有网络、材料以及相关的服务项目等, 这客观上对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 也增大了监控和预防市场腐败的难度。四是市场的开放程度不断加大。加入WTO后, 建筑市场的门槛不断降低, 地区间建设队伍流动增大, 有形建筑市场“僧多粥少”的局面, 使得市场竞争的程度日趋激烈。这四个特点说明, 有形建筑市场发展迅速, 竞争激烈, 承受的压力和风险也是巨大的。这种压力和风险, 是对市场运行机制的考验, 也是对市场发展过程中预防机制的考验。这些压力和风险不是有形建筑市场本身能够独立应对的, 必须通过建立对市场运行过程中各种腐败因素和大力治理商业贿赂的有效制约和预防机制, 通过对市场主体之间、市场各个环节之间的关系进行有效制约调节来实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 建立惩防体系, 是有形建筑市场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四、构建惩防体系, 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主体行为
为了切实构建有形建筑市场惩防体系, 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主体行为, 就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1. 整体性原则。
一个系统最重要的性质是它的整体性。有形建筑市场惩防体系作为一个整体, 应该由四个系统组成, 即一个指挥协调顺畅有力的组织领导系统, 一个防范、约束、惩治、自律机制健全的制度系统, 一个制度规范充分发挥作用的市场运行平台系统, 一个能够对市场运行实施有效监控的监督系统。
2. 惩防并举原则。
惩治和预防, 是反腐倡廉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要达成预防的有效性, 不仅依赖于教育、制度、监督的落实, 而且依赖于惩治的严厉。只有严厉的惩治, 才能有震撼力地警示世人, 震慑潜在的违法违规者。要紧紧抓住教育、制度、监督三个关键环节, 通过加强教育, 使参与市场的主体筑牢思想道德防线;通过完善制度, 使市场运行机制及权力制约机制更加科学;通过强化监督, 使腐败行为得以揭露、曝光, 在此基础上, 通过严厉惩处, 使腐败行为受到打击, 从而实现净化市场的目的。
3. 责任分解原则。
落实一个系统的责任, 没有科学的责任分解是不可能实现的。有形建筑市场惩防体系的建立, 涉及政府管理、市场服务、纪检监察以及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所有制企业等多个部门, 涉及方方面面的机制制度建设, 必须通过责任分解的方式, 使责任对象更加明确具体, 使责任更加便于落实。这也是近年来纪检监察部门在解决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热点、难点问题上所取得的一条成功经验。
4. 相互制衡原则。
作为一个惩防体系来说, 它在体现一种相互协助以形成惩治和预防腐败合力的同时, 也应该体现一种相互制衡关系, 这种制衡所表现出的就是一种相互监督和相互促进。惩防体系围绕市场运行而作用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对上一个环节的监督和促进, 没有这种监督和促进, 惩防体系就可能出现脱节, 失去其应有的效力。
5. 制度与技术预防结合原则。
制度具有一定的静态特征, 但市场是动态变化的。在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腐败行为日趋智能化的情况下, 制度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限的, 甚至某些制度呈现出滞后性。在信息技术得到广泛运用的今天, 技术防腐的作用日显重要。工程交易计算机管理和专家计算机自动语音通知等系统的运用都说明, 技术防腐大有作为。只有把制度预防和技术预防紧密结合起来, 使两者的动态和静态特征相互补充, 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效能。
6. 开放创新原则。
对商业贿赂行为的探讨和治理对策 篇8
一、变化多端的商业贿赂表现形式
如今, 商业贿赂的形式常常是披着貌似合法的外衣, 打法律的擦边球。首先, 商业贿赂往往隐藏于人情往来。其次, 政府官员权力与商业结合的寻租。再次, 采用其他非物质性利益的方式越来越受到行受贿双方的青睐, 比如外出考察和赞助业内研讨会等形式。更有甚者, 贿赂者不惜巨额投资, 通过开学术会议、帮助发表论文、帮助学术研究等, 把一些大医院对医生捧红, 以放长线钓大鱼, 为日后捞取更大的回报。
二、商业贿赂成因分析
1. 市场环境不完善
当前, 我国商业贿赂的一个重要特征, 就是商业贿赂犯罪多涉及党政官员和国有企事业人员。公共权力中蕴藏的巨大经济利益形成了权力寻租对土壤, 使得党政部门中一些手握实权的官员成为商业贿赂的重点进攻对象。应该指出, 国企和商业贿赂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只是因为其中存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委托代理问题, 使权力寻租的空间有产生的可能。
2. 不健康的社会文化根源
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就是熟人社会、关系社会。折射在现实中, 关系、人情才是一路通畅的通行证。“关系就是生产力”, 被一些人奉为商场上的生产力。随着社会交往的扩大化复杂化, 昔日基于地缘、亲缘上的人情关系不得不借助于行贿等手段来维持, 同时这种传统的关系文化又为贿赂行为蒙上了人情往来的面纱。”
3. 反商业贿赂的法律规范尚存缺陷
(1) 立法滞后, 缺少一部较高立法层级的统一的反商业贿赂法。第二, 治理商业贿赂的刑事立法不够完善。另外, 受贿主体范围局限, 导致违法难究。根据现行法规, 商业贿赂的受贿主体主要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和公司、企业和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受贿的主体远不仅限于此。譬如, 像医院的医生和学校的教师, 如果没有行政职务, 虽然同样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资源支配权进行权力寻租, 由于其身份既非国家工作人员也非公司、企业人员, 便成功的钻了法律的空子。
(2) 行政制裁力度不够。一是单位商业贿赂中的个人以及总公司或母公司对下属单位的商业贿赂应当承担何种责任规定不明确, 从而导致个人责任承担和上级公司监管责任的承担全部落空。二是工商部门现有的执法手段显得过于单一。对于出现商业贿赂的企业, 工商部门只能从其账面上找问题, 而且不能把对方的账本带离企业, 要在很短的时间里找到企业的涉嫌商业贿赂的证据, 确实很困难。
三、综合治理商业贿赂的对策
1.完善相关立法, 提供法律支撑
笔者认为, 我们必须尽快地出台一部具有较高立法层级的《反商业贿赂法》, 为长期有效地打击商业贿赂行为提供立法支撑。但是, 从目前我国的基本国情来看, 制定专门法尚需假以时日, 为适应治理商业贿赂的现实需要, 比较现实的做法是:以现行刑法为基础, 借鉴其他国家的有意立法经验, 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 通过对相关规定的分析评价, 以刑法修正案的方式, 扩大商业贿赂的犯罪主体、犯罪对象范围, 将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及其人员、收受财物以外的其他利益 (至少应包括财产性利益) 的行为纳入刑法调控范围, 扩大罚金、没收财产等财产刑的适用范围, 增设剥夺、限制从业资格刑, 完善资格刑设置等。
2.转变政府职能, 努力消除商业贿赂的生存空间
转变政府职能具体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在合理的范围内, 尽可能引入竞争机制, 铲除商业贿赂生存的土壤, 明确权力行使程序, 避免公权力滥用。二是增强政府行政的透明度, 减少“暗箱操作”的发生。三是深化体制改革, 进一步清理、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事项, 转变政府职能, 规范行政行为, 从源头上防治商业贿赂。
3.充分发挥检察机关作用, 打击与预防商业贿赂
首先要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打击各类腐败行为中的专业优势, 重点查处国家工作人员在商业领域利用职权收受贿赂的行为, 着力解决公益性强、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严重破坏市场秩序的问题, 充分发挥刑事惩罚的震慑作用, 有效遏制商业贿赂的进一步蔓延。
其次, 针对以往司法实践中, 司法机关对行贿犯罪查处较少、处罚较轻的情况, 检察机关要根据贿赂犯罪的特点, 抓住源头, 把下列存在于商业领域的行贿犯罪行为作为打击的重点, 加大力度, 坚决查处:为商业利益向党政干部和司法工作人员行贿的;为非法获取工程、项目的开发、承包、经营权, 向有关主管部门及其主管领导行贿的;为制售假冒伪劣产品, 向有关国家机关、国有单位及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等行为。
再次, 检察机关要依托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 增大商业贿赂犯罪成本。2006年1月1日起, 全国检察机关建立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 将检察机关查办按键和执法活动中生成的具有预防价值的信息资料与社会共享, 使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和行业部门的行政监管优势互补、对接并轨, 从而实现对商业贿赂行为有效地监督和监管, 同时也为招标、公共采购等行业部门采取廉政准入制度提供真实有效的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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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沈德咏主编:《经济犯罪审判指导》[M], 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第6辑
贿赂行为 篇9
随着经济的发展,贿赂行为渗透到许多领域,成为市场交易的不正当“潜规则”。虽然贿赂行为被资本市场感知前给企业带来了诸如缩短审批程序、获得市场准入、减少官僚的过分干涉等好处;当上司公司贿赂行为被资本市场感知后,公司首先面临着监管当局的巨额处罚。比如,西门子在多国的贿赂支出占公司销售收入的3%(Healy&Petkoski,2009),且创下了因违反美国《反海外贿赂法》单位公司被罚款76.8亿欧元的最高记录。2014年葛兰素史克因违反中国反商业贿赂法规而被罚30亿人民币,成为迄今为止中国政府针对公司行贿开出的最大罚单。同时由于信号传递机制和声誉机制的作用,公司还会承受来自资本市场的处罚,也可能造成员工士气、业务关系和监管关系的受损。因此,研究上市公司贿赂行为被资本市场感知前后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企业贿赂行为的受益机制与研究假设
贿赂是企业在外部不利制度环境下的发展策略(Lien,1986;Acemoglu and Johnson,2003;赵颖,2015)。绝大多数企业借贿赂行为弥补制度建设的不完善(乔尔·赫尔曼等,2009)。企业通过贿赂行为可以更快获得市场准入,同时争取到有限的政府采购订单(Lui,1985;Bailey,1966)。贿赂行为可部分替代市场竞争,减少官僚的过分干涉,缩短审批程序,从而较快的获得公共部门的稀缺资源(Acemoglu&Verdier,2000)。从短期来看,贿赂行为被感知前都将对企业的销售增长带来巨大优势,为企业赢得较好的外部竞争优势(Svensson,2003;Bertrand et al,2007;李捷瑜、黄宇丰,2012)。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当贿赂行为被资本市场感知前,贿赂与企业销售增长率呈正相关关系
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法治和制度不是很健全,各企业通过贿赂腐败官员来获取相关经济资源,从而扩大销售规模。不像中小企业在获得诸如土地和资金上面临重重困难(JBIC,2003;Tenev等,2003),国有企业与生俱来的政治关联优势,可以帮助其突破各种管制和进入壁垒,获得银行的廉价贷款及政府的直接补贴,使其依靠官员提供的隐性保护获得比非国有企业更快速的发展。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当贿赂行为被资本市场感知前,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贿赂更有利于企业的销售增长
(二)企业贿赂行为的贬损机制与研究假设
企业生存理论认为,高管的经营能力、企业行为的合规性、企业组织结构以及资产流动性等是决定企业能否生存下去的重要因素。由于贿赂行为作为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将浪费大量的现金流来进行非效率投资,最终导致企业现金流的匮乏,经营业绩的下降,更严重将使企业走向破产倒闭(Goktan等,2013)。Schwepker(1999)发现,销售人员能感知到的企业积极的道德风气与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正相关。由信号传递理论可知,贿赂行为将给资本市场带来利空消息,使企业的业务关系和监管关系遭受严重破坏(Pw C2008)。声誉机制的惩罚作用也使银行提前收回企业的贷款或者拒绝再向其发放贷款(Siegel,2005),即使能获得相应的贷款,其贷款成本也将大大增加,信贷额度将大大减少(陈运森、王汝花,2014)。George Serafeim(2014)研究发现,员工士气将受到贿赂行为的最显著影响,内部员工贿赂犯罪对企业价值的影响非常严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当贿赂行为被资本市场感知后,贿赂与企业的Tobin’s Q呈负相关关系
Nguyen(2010)研究发现,腐败阻碍了越南地区私营部门的增长,但对国有企业的增长没有显著危害。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将会给其带来巨大优势,使得贿赂行为被感知后不太可能影响自身的竞争力(George Serafeim,2014)。这就表明国有企业在政治力量方面显著的影响力,顾客和供应商更依赖他们,当公司被检测到贿赂时,将不太可能限制国有企业的业务往来,加之国有企业与各个监管部门的特殊关系,以及员工对国有企业的特殊青睐,就使得贿赂行为对企业价值的负面影响也会小于非国有企业。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提出下面的假设:
假设4:当贿赂行为被资本市场感知后,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贿赂将会使企业的Tobin’s Q下降更严重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通过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最高人民检察院及最高人民法院官网中的判决书及裁定书及新浪、凤凰、搜狐等大众媒体上,手工收集数据,筛选出2001年-2015年因贿赂行为被立案的103家沪深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其中16家公司为不同年份被报道出有贿赂行为。具体的数据信息从国泰安数据库中进行查找。这103家公司的行业分布如图1所示。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销售增长率和托宾Q值,大量学者认为Tobin’s Q可以更好的反应企业的市场价值,且比会计绩效指标有更大的优势(Lang and Litzenberger,1989)。本文将选用Tobin’s Q作为度量贿赂行为被感知后企业价值的指标,通过计算因贿赂行为受到SEC处罚以及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上市公司贿赂行为被感知的时间与案件终结日的平均时间间隔大致为1年,故将Tobin’s Q取值为贿赂行为被感知的第二年年末数。将贿赂作为解释变量,运用世界银行的腐败直接成本度量企业的贿赂程度,记为Bribery。将企业性质(Soe)作为分组变量,借鉴已有研究成果,选择企业存续年限、杠杆水平、现金流、独立董事百分比、地区和行业作为控制变量,借鉴Fishman&Svensson(2007)和Wang&You(2012)的研究,构建如下研究模型,模型中相关变量定义见表1。
模型一(企业贿赂行为被感知前):
模型二(企业贿赂行为被感知后):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1)各年样本量的描述性统计。表2显示了2001年至2015年被公布有贿赂行为的上市公司的样本容量。其中,沪深上市公司的样本容量为103家,香港上市、新三板以及刚上市的公司为15家,总计118家。由于刚上市的公司存在数据缺失,为了更有针对性,本文选择沪深上市的103家公司进行实证分析,其中有16家公司在不同时间被再次报道有贿赂行为。由于Tobin’s Q的取值为企业贿赂行为被感知后的第二年年末数,2015年和2016年的年报数据目前暂时无法获取i,故企业贿赂行为被感知后的实证样本总数为64家上市公司。
(2)不同地区样本公司的描述性统计。根据世界银行(2006)的相关资料,30个样本省份划分为6个区域(见表3)。由表3可知,东南地区包括最多的样本城市,有贿赂行为的样本公司的占比为37.9%,其次是渤海地区为25.2%,然后是西南地区17.5%。西北地区的占比最少,为2.9%。与聂辉华通过整理1999-2007年的《中国检察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用“每万名公职人员的贪污贿赂立案数”衡量的地区腐败程度的结果相符。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一些经济水平中等偏上的地方,有市场化提供的腐败机会,但还没有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贿赂行为自然就会滋生。而西北地区可能是因为地理位置比较特殊,贿赂程度相对较少,但也不排除样本数量的有限性所造成。
(3)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由表4可知,贿赂行为被感知前,总体样本的平均的贿赂程度为1.4065E1,销售增长率平均为34.88%;贿赂行为被感知后,64家上市公司的平均贿赂程度为1.4210E1,Tobin’s Q的平均值为1.1162E0。
(二)独立样本t检验
(1)贿赂行为被感知前的独立样本t检验。如表5所示,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得知,企业贿赂行为被感知前,国有企业(共69家)的Bribery为1.4593E1,非国有企业(共34家)的Bribery为1.2993E1。同时国有企业的平均g为41.34%,非国有企业的g为21.78%。由此可见,在贿赂行为被感知前,国有企业较高的贿赂程度带来了较高销售增长。
对于Bribery来说,F值为1.687,相伴概率为0.197,大于显著性水平0.05,可认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贿赂程度方差无显著差异;P值为0.001,小于显著性水平0.05,说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贿赂程度平均值存在显著差异。同理分析可知,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销售增长率方差和平均值无显著差异。
(2)贿赂行为被感知后的独立样本t检验。如表6所示,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得知,企业贿赂行为被感知后,国有企业(共43家)的Bribery为1.4982E1,对比非国有企业(共34家)的Bribery为1.1263E1。国有企业的平均Tobin’s Q为0.9210,非国有企业的Tobin’s Q为1.5161E0。由此可见,在贿赂行为被感知后,非国有企业的Tobin’s Q较国有企业大。同理可知,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贿赂程度方差、Tobin’s Q方差和均值无显著差异,但企业贿赂程度平均值存在显著差异。
(三)相关性分析
为了避免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对研究的各个变量进行了相关分析。如表7和表8所示。其中,左下方为Spearman相关系数,右上方为Pearson相关系数。一般来说,变量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超过0.8就可能会有共线性问题。通过Spearman和Pearson相关性检验可知,本文的各变量间相关系数的绝对值都均小于0.8,说明模型中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也说明本文构建的模型以及变量的选取是比较合理的。
注:***、**、*分别表示在0.01、0.05和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注:***、**、*分别表示在0.01、0.05和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四)回归分析
(1)贿赂行为被感知前的回归分析。贿赂行为被感知前,回归模型中,解释变量为Bribery,被解释变量为g。横向比较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贿赂对销售增长率的不同影响。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全样本公司进行回归时,Bribery系数在0.0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变量Bribery解释力较强。Bribery的系数为2.131,上市公司贿赂行为被感知前,其销售增长率与Bribery正相关,Bribery增加1%,g增加2.131%,即随着上市公司贿赂程度的增加,其销售增长率也会增大。实证结果支持了前述假设1,当贿赂行为被资本市场感知前,贿赂与企业销售增长率呈正相关关系。分企业性质进行回归分析,以国有企业做回归样本时,Bribery系数在0.0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非国有企业Bribery的系数不显著,且为负数。这也支持了假设3,当贿赂行为被资本市场感知前,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贿赂更有利于企业的销售增长。
(2)贿赂行为被感知后的回归分析。贿赂行为被感知后,回归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Tobin’s Q。横向比较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贿赂行为对企业价值的不同影响。从表10中可以看出本文所构建的模型的拟合情况,该方程调整后的R2为0.235,说明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另外,该表中还列示了方程的D-W统计量,该统计量是检验变量是否存在自相关的常用指标,样本量为64,解释变量为6的D-W检验上下界分别为1.370和1.843,回归的D-W统计量为2.102,该值大于上限1.843且小于2.157,因此可以判定自变量不存在自相关。
注:表中数据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0.1、0.05和0.01统计意义上显著。
表11为模型显著性的方差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本文所购建模型的F统计量为4.227,本文模型Fα(6,57)在5%显著水平时值为2.27,显然有F>Fα(k,n-k-1),F统计量的伴随概率为0.001,远小于显著性水平5%,说明该模型中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非常显著。
表12为模型回归系数表,从表中可知,上市公司贿赂行为被感知后,Tobin’s Q与Bribery负相关,但不显著,Bribery增加1%,Tobin’s Q减少0.824,即随着上市公司贿赂的增加,企业价值将有所下降。实证结果支持了前述假设2,当贿赂行为被资本市场感知后,贿赂与企业的Tobin’s Q呈负相关关系。
当分企业性质进行回归分析时,由表13可知,Bribery系数在置信水平0.1上均为负且不显著,这表示在贿赂行为被感知后,Tobin’s Q与贿赂负相关但不显著。国有企业做回归样本时,Bribery系数为-0.364,非国有企业Bribery的系数为-0.966。支持了假设4,当贿赂行为被资本市场感知后,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贿赂将会使企业的Tobin’s Q下降更严重。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研究表明:上市公司商业贿赂行为被资本市场感知前,能够促进销售规模的增长,并且,在国有企业,这种促进作用更明显;而当被资本市场感知后,贿赂行为将造成企业价值的下降,且非国有企业价值下降的幅度更大。对研究结论的可能解释是,贿赂行为被感知前,确实发挥了“帮助之手”的作用,国有企业因其政治关联性,而获得更多的收益。但被资本市场感知后,由于向投资者传递了企业在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以及对法律遵从方面的不利信息,并且影响员工士气、有损企业声誉、破坏企业的业务关系和监管关系,最终有损企业价值;国有企业可能因为所有权的特殊性,使企业价值受损程度较小。
(二)建议
贿赂行为 篇10
一、当前查处商业贿赂行为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法律法规不够完善
目前,我国与商业贿赂相关的法律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政府采购法》、《公司法》、《药品管理法》、《保险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法》、《食品卫生法》、《建筑法》、《行政监察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商业银行法》等。这些法律从不同的角度对商业贿赂行为作出了规范,但不够完善,主要表现为:第一,对什么是商业贿赂界定不清,法律条文太过抽象、原则,缺乏操作性,致使在执法实际中对某些行为是否可认定为商业贿赂存在争议,严重影响执法效果.第二,行政处罚太轻,难起震慑效果.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对商业贿赂行为的罚款是1万到20万元,而一些商业贿赂案件的合同金额往往上千万,对这样的案件只罚款20万元,简直九牛一毛,难以起到威慑作用。第三,自由裁量权过大.依据法律的有关规定,对不同情节的商业贿赂行为的罚款幅度是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相差20倍。自由裁量权太大,间接导致工商机关执法人员滥用权力,随意执法,处罚有失公平。第四,行政处罚种类比较单一,我国的法律除了《药品管理法》以外,并没有资质罚(指取消从事某种业务或职业资格的处罚)的行政处罚,使经营者在受罚后仍然具有从事商业贿赂的资格,不能有效遏制商业贿赂蔓延。第五,没有详细规定如何计算违法所得,使处罚依据不足。
(二)重行贿案件、轻受贿案件
工商部门在查处商业贿赂案件中普遍出现受贿与行贿案数量失衡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受贿案源线索更难发现、取证更难之外,还有就是办案时受惯性思维的影响。在对商业贿赂案件的查处过程中,由于办案人员对行贿方的调查取证比较顺利,并根据行贿行为的特点、表现形式等总结出比较成熟的办案思路与取证技巧,因此工商机关会习惯性地将查案重点放在行贿方上,不自觉地用惯常的思维思考,沿用行贿案的模式去取证,导致工商机关分散了对受贿方的注意力。另外,受传统思维的制约。工商部门一般认为其执法对象是市场经营主体而不是个人违法,而受贿方往往是公司内部的职工,执法人员因对个人缺乏查处手段而放弃对受贿案件的查处。
(三)案件难发现、难取证
首先,举报少。一方面,商业贿赂的行、受贿双方有着密切的利益关系,互相利用,除非触动了另一方的切身利益,否则不会举报。另一方面,商业贿赂已演变为“商业惯例”,业内人习以为常,难有举报行为。其次,搜集证据难。第一,商业贿赂在各行各业中普遍存在,不同行业商业贿赂行为有自身的特点,执法人员由于不熟悉各行业的这些特点,很难取证。第二,商业贿赂双方往往把行、受贿款做假账处理或不入账,而执法人员一般缺乏财会知识,也难取得证据。第三,证人证言、口供获取难。商业贿赂大部分行、受贿双方是秘密进行的,知情人很少。由于利益关系,双方都会隐瞒真实情况,守口如瓶。
(四)多头监管,执法合力不足
依据现行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在市场交换过程中出现的商业贿赂问题,不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有权查处,其他一些行业监督管理部门也有相应的执法权力。当前具有查处商业贿赂职责的部门包括:工商、审计、公安、检察、纪检和个别的行业监管部门,例如,按照《刑诉法》有关管辖分工的规定,商业贿赂犯罪分别由公安及检察机关负责侦查;依照《监察法》的规定,监察部门是查处商业贿赂的执法主体;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惩治商业贿赂的执法主体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条第二款还规定,如果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其他监督管理部门可以检查的,从其规定,根据其他法律、法规优先适用的原则,使其他一些行业主管部门也成为查处商业贿赂违法行为的执法主体,出现了多头监管的局面。这种多头监管的情况容易出现推诿或者争抢的现象,由于各部门对商业贿赂的认识及理解不一样,认定标准及处罚尺度不同等,致使治理商业贿赂的打击面过窄或者过宽,处罚或畸重或畸轻。
二、强化治理商业贿赂行为的建议
(一)完善法律规范
由于商业贿赂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多,当今的法律已难以满足打击商业贿赂的需要。为此,应该完善法律规范,以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从长远来看,建议借鉴德国、美国等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先进国家在整治商业贿赂方面的成功经验,专门制定《反商业贿赂法》,或在准备制定的《反贪污贿赂法》中列出专章治理商业贿赂的规定,用以填补我国这方面的法律缺陷。从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专门制定《反商业贿赂法》还需一定的时间,为适应当前打击商业贿赂的需要,比较可行的做法是尽快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商业贿赂内涵及外延,确定商业贿赂的范围;对商业贿赂的构成条件、手段、表现形式等作出规范,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对惩治商业贿赂的处罚种类及处罚金额进行合理的设置;强化对商业贿赂打击的执法手段;划清各执法部门管辖的权限;强调执法机关办案的独立和超脱性。
(二)完善查处商业贿赂的协作机制
对商业贿赂的治理是一项艰巨、复杂和长期的任务,仅靠单个部门的力量,难免势单力薄,很难彻底深入地整治,而多头治理,各自为政又会容易出现“十个手指打人”的局面,产生揽权或推诿职责等情况。因此,建立健全各有关部门打击商业贿赂的执法办案协作机制,充分发挥各部门的优势,做到大、要案共同研究,互通信息,明确移交线索、协查案件的责任,工商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结合自身的职责范围、案件特点等各因素,探讨出涉嫌违法犯罪的线索、案件移送标准及制度,形成一整套内容详尽、运行高效、程序合法的案件移送工作规范及流程。建立协同管理的工作平台,形成合力。这样,在打击商业贿赂违法行为的过程中才能够减少不必要的阻力及干扰,促进打击商业贿赂工作的高效开展。
(三)建立健全企业信用制度
商业贿赂治理的根本是防治。对工商部门而言,就是要推进企业信用制度的建设,建立监管的数据库,依据监管记录建立起企业信用档案,在档案中记录企业是否有商业贿赂的违法情况,并向公众公布,形成守法诚信的企业信息公布制度。此外,还要建立会计信用制度,完善财会监管体制。加大对企业财会人员及财会中介机构的监督力度,防止在商业贿赂活动中做假账的行为。加强内部监管,建立内控防范措施,把商业贿赂行为扼杀在萌芽中。最后,金融管理部门还要加强对票据的管理,尽量减少和规范经济往来中的现金交易,完善金融制度。
(四)加强业务培训,打造高素质执法队伍
执法人员如果没有掌握打击商业贿赂相应的法律知识,就没法发现商业贿赂行为。没有掌握财会知识和查账技巧,就难以取得证据。所以,要加强办案人员的业务培训,使工商办案人员懂法律、会查账、熟政策、能办案,激发工商部门查处商业贿赂违法案件的潜能。一方面要加强学习促提升。通过举办岗位培训、技能练兵、经验交流、专题讲座、疑难案件分析、以案说法等不同的方式,安排办案人员学习相应的法律、法规,教授查办商业贿赂案件的技巧、如何在会计帐本中寻找证据的方法等。另一方面要加强交流促提高。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虚心向查办商业贿赂有突出成绩的兄弟省、市工商机关学心,学习他们的工作经验、方法,提高办案水平。
(五)加强法律宣传,加深社会公众对商业贿赂的认识
加大法制宣传的力度,使社会大众认识到商业贿赂的危害,促进企业自律变得非常重要。一是解决对商业贿赂的认识问题。通过宣传相关法律、政策,使社会公众掌握法律常识,了解商业贿赂对社会的危害,提高守法意识;企业能做到自我管理,自觉建立自律机制,抵制商业贿赂。二是充分发挥舆论导向和监督作用。支持媒体揭露、监督商业贿赂行为,让大众享有监督权、参与权和知情权,造成人人喊打商业贿赂的局面。
参考文献
[1]明平凯.治理商业贿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