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商业贿赂成因（精选6篇）
高校商业贿赂成因 篇1
商业贿赂, 是指经营者为了排斥竞争对手, 从而采取的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国家工商局《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二条对“商业贿赂”进行了明确规定:“本规定所称商业贿赂, 是指经营者为销售或购买商品而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近年来,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 医药领域的商业贿赂作为一种“潜规则”日渐浮出水面, 商业贿赂的存在, 扰乱了正常的医院管理秩序, 严重损害了患者利益, 进而成为直接导致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当前医药领域存在商业贿赂之现状
2013年, 央视焦点访谈《药单背后的秘密》曝光了广东省高州人民医院药品回扣内幕, 揭示了某些公立医院长期存在的医生普遍收受药品回扣、医药代表在公立医院以回扣作为主要竞争手段销售药品、药价虚高数倍乃至数十倍等铁的事实。院方高于出厂价10倍的价格向药商进行采购, 从中可获取35~40%的药品回扣, 再将回扣的20%左右分配给开药医生、院领导、药品采购人员、统方人员等各个环节。这种“有组织的”收受商业贿赂事件, 只因回扣登记资料的遗失, 被央视《焦点访谈》和《晚间新闻》曝光而震惊全国。其实, 医药领域的腐败问题暗涌已久。自2000~2009年的10年间, 据媒体曝光的资料显示, 仅北京市就查处医药领域腐败案163件, 涉案人数达179人。2014年9月, 驻国家卫生计生委纪检组专门通报了包括安徽省芜湖市第五人民医院原院长王玲珑收受贿赂、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普外科原主任丁卫星收受贿赂等在内的8起商业贿赂案件。以上这些案例充分暴露了当前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问题不容忽视的现状。
二、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之危害
一方面, 商业贿赂对于医疗卫生行业的危害主要表现在:第一, 生产、经营企业以商业贿赂为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 造成导致医院药价不断攀升, 滋生了经济犯罪;第二, 某些医务人员为获得提成, 随意滥用药品, 影响了医疗秩序的正常发展;第三, 医疗卫生队伍受到严重腐蚀, 收受商业贿赂的医务人员等同于不法企业的代言人, 损害了医院整体形象。
另一方面, 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现象的大量存在, 直接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产生了巨大危害, 主要表现在:第一, 造成了国家财政税收的大量流失。经营者为贿赂而支付的费用一般通过巧立名目, 计入生产成本, 这必然致使入账的成本额提高, 而上缴税收却减少。根据商务部的统计资料, 全国医药领域商业贿赂, 每年侵吞国家资产约7.72亿元, 占医药行业全年税收收入的16%。第二, 直接造成假冒伪劣产品泛滥的局面。为实现高回扣、低价格的目的, 一些医药供应以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医药市场, 延误了很多患者的救治工作, 甚至造成病上加病。第三, 加重人民群众的看病就医负担。医药回扣的费用必然附加到药价上, 造成药价虚高, 最终转嫁给就医患者。
三、医药领域存在商业贿赂之原因
(一) 客观原因
第一, “以药养医”, 诱发医疗机构的逐利行为。财政补偿有限、政府投入不足, 医疗机构普遍药品作为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第二, “管办不分”, 造成医院管理机制的不规范。某些医院院长集药械采购、人事、基建、财务等重点岗位直接管理权于一身, 权力缺乏监督制约。第三, 市场交易的“潜规则”意识, 对医药领域商业贿赂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市场经济的弊端, 直接导致商业贿赂成为获取交易机会的有力手段。第四, 国家的药品定价调节机制缺乏有效的控制措施。由于价格主管部门难以掌握医药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 所审定的价格往往未能真正反映其成本支出。第五, 监督执法有一定难度。由于医药代表往往医生单线联系, 结成一对一的利益集团, 外人很难知晓, 案件线索的收集有一定困难。
(二) 主观原因
一些医务人员宗旨观念、法制观念淡薄, 对医德医风和反腐倡廉教育的重要性认识得不够深刻, 贪婪、攀比、虚荣、侥幸心理成为他们收受商业贿赂、不惜以身试法的主观动机。
四、医药领域商业贿赂之对策
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的治理, 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课题。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对策措施:
(一) 在医疗卫生系统大力开展医德医风教育, 构筑抵制商业贿赂的思想防线
在医疗队伍中大力倡导国家卫生计生委提出的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 突出反腐倡廉教育教育;切实加强医院的廉政文化建设, 通过弘扬典型, 营造守法诚信、优质服务的整体氛围;加强对医务人员职业道德、依法执业的考核力度, 尤其是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医务人员争做服务好、质量好、医德好的标兵。
(二) 健全有效的风险防控机制
针对医药领域商业贿赂的特点, 医院由纪检监察部门制定《重点岗位、重点部门权力运行风险防控手册》, 对应药品、器械等重点岗位的“风险点”落实责任分解, 做到相互监督, 规范程序、责任到人。医院实行重点岗位负责人定期轮岗制度;成立招投标工作小组, 将监管“关口”前移;每年定期与供应商签订《廉洁承诺书》。
(三) 规范医药产品的采购和使用制度
在“采购”环节中, 坚决执行集中招标采购制度, 杜绝厂家直接向医院推销产品, 提高药品和器械、耗材采购的透明度。在“统方”环节中, 为有效制止医院工作人员统方行为的发生, 建议由网络信息管理部门安装“防统方”软件。在“用药”环节中, 成立医院药事委员会和药品用量检测工作组, 对全院医生的统方和用药量进行监控和评估, 进行药品销售前十名公开排序, 进行定期通报批评, 对超出医院相关药品比例规定或排名靠前的科室和个人作出相应处罚, 并对重点人员实行“廉政谈心”, 并限期落实整改。
(四) 完善公开机制
做好医院的内部监管工作, 亟需进一步公开重要事项和办事程序。一是推行服务承诺公示制, 医院借助新闻媒体定期向社会作出服务承诺, 各门诊科室对患者作出公开承诺, 医疗服务人员对所在科室作出承诺, 自觉接受不同层面、不同渠道的监督。二是医院纪检监察部门和职工代表大会充分发挥其职能, 全程参与所有药品、器械的公开招标, 重大事项均通过公开表决通过。三是推行重要事务公开管理制度, 将参加招投标的相关情况, 作为院务公开的重要内容, 接受群众监督。做到透明、公开、公正, 真正使“阳光操作”落到实处。
总之, 开展治理医药领域商业贿赂的专项治理工作, 是卫生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工作重中之重。期盼相关行业共同参与、相互配合, 从根本扭转当前医药购销领域回扣、提成盛行的局面, 早日重建良好的市场秩序和竞争环境, 使医疗环境得到净化、让人民群众得到实惠。
摘要：近年来,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 医药领域的商业贿赂作为一种“潜规则”日渐浮出水面, 商业贿赂的存在, 扰乱了正常的医院管理秩序, 严重损害了患者利益, 进而成为直接导致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键词：医药领域,商业贿赂,成因,对策
高校商业贿赂成因 篇2
一、商业贿赂犯罪产生的原因
（一）唯利是图是从事商业贿赂的主观动机。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它始终激烈地存在于市场商品交易之中。一些参与竞争的经营者为了通过“捷径”，取得比其他经营者更大的优势，往往抛开应有的商业道德，违背正当的竞争规则，利用少数人的贪财心理，暗中以金钱或其他好处贿赂交易对方的负责人或对交易有影响的其他个人。追根求源，经营者愿意冒违法犯罪的风险，直接暗中给付对方单位或个人好处，或者唆使雇员在业务活动中，以回扣开路进行交易，其目的是为了取得交易机会，从而获取更多的利润。收取回扣方为牟私利，置国家利益、公众利益于不顾，其贪婪动机更是显而易见的。可见，唯利是图则是从事商业贿赂者的主观动机。
（二）供求失衡是产生商业贿赂的市场条件。随着经济发展，我国的市场已由过去计划体制下商品短缺的卖方市场，逐渐转变为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品种数量繁多的买方市场。尤其在国外商品大量进入国内市场之后，现在已很难找出使用货币买不到的商品。众多的货物在供买方选择之时，市场总会千方百计使商品循环流通，其中包括了合法与非法渠道。可以认为，商业贿赂是供求失衡状态下，市场代谢的扭曲，然而，人们追求的供求平衡，只能是暂时的、局部的，供求矛盾却是永恒的。为此，商业贿赂的产生，有其普遍的市场条件，制止商业贿赂的工作，也就成为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三）腐败孳生是商业贿赂产生的社会基础。在国外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不断对我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今天，一些腐败现象又沉渣泛起，不仅有的行业、部门“靠山吃山”，单位内的少数不廉洁者也利用职权，营私舞弊，搞钱权交易。在金钱发挥支配作用，有钱便能直接、间接地使“鬼推磨”的风气下，商业贿赂现象必然适时而生，从事类似活动者便能轻而易举地找到乘凉的“大树”。有人就曾直言：“类似问题到处都是，你管得了吗？”社会风气的好坏是商业贿赂猖獗与否的客观环境，蔓延的腐败现象是其孳生的土壤。事实上，商业贿赂现象就是社会腐败在市场交易中的反映。
（四）滥用优势是当前商业贿赂的一个特点。现阶段，在两种体制交替之时，一些从事公益行为的单位和具有特定职能的部门，在附带从事公益经营和行使管理职能权利时，往往利用其“独家”服务的优势，肆无忌惮地与供货方串通，在貌似“公平、合理”的幌子下，大量获取回扣。公用企业和具有特殊服务职能的部门，利用其优势从事商业贿赂等不正当竞争活动，已引起社会的普遍不满，同时也成为现阶段商业贿赂的新特点。
二、商业贿赂犯罪的特征
（一）隐蔽性强。商业贿赂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通过秘密的方式向个人或单位支付财物，其所支付的金额款项通常以伪造财务会计帐薄等非法形式进行掩盖。
（二）目的明确化。商业贿赂是经营者在帐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目的是希望在经营活动中排斥正当竞争，获取交易机会，从而将自己的产品或服务销售出去，或者以更优惠的条件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
（三）手段多样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查处力度的加大，商业贿赂的花样不断翻新，手段越来越隐蔽。经营者通常以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如经营者给付对方单位或者个人货币现金、有价证券、物品、礼品、佣金、回扣等现金或实物；为对方单位中的有关人员提供国内外各种名义的旅游、考察，甚至性贿赂等等。
三、商业贿赂犯罪的巨大危害
（一）破坏了竞争机制。市场竞争的正常目的，显然是要求经营者在比商品质量、比价格、比服务的过程中，通过公平竞争，实现优胜劣汰，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而商业贿赂的出现，使正常的比质、比价扭曲为比回扣、比私下所得“好处”。这就造成价值规律不可能正常发挥作用，预期的市场目的也无法实现，还会助长其他违法行为，如对假冒伪劣商品进入市场起推波助澜的作用等，构成了对其他诚实经营者的排挤和不公。若不制止，将使其他守法经营者对正当竞争丧失信心，并容易造成恶性循环。
（二）助长了不正之风。腐败是商业贿赂产生的社会土壤。同时，商业贿赂又对腐败进一步加深，起着催化剂的作用。贿赂、回扣的存在，使国家应收入的利税，通过不正常渠道变为“成本”、“费用”，流失为小团体或个人的不法收入。而且，为掩盖其违法活动，有的经营者阳奉阴违搞两套账，订立攻守同盟应付检查等行为，进一步败坏了社会风气。它不仅破坏了正常的财经制度，践踏了诚实信用的尊严，还使少数经办人得以趁机利用报销凭证弄虚作假，直接吞食差价中饱私囊。商业贿赂为损公肥私，侵犯国家、集体利益提供了方便条件，成为孳生腐败犯罪的温床。由于商业贿赂面广、腐蚀性强，其污染和破坏社会风气的恶劣程度有目共睹，不可低估的商业贿赂行为使国家的利税大量流失。使国家和集体蒙受巨大的损失，造成国家、集体财产被私人大量侵吞的严重后果。
（三）损害了公众利益。盛
行的回扣，出自于交易双方的恶意串通，在给付和收取回扣的双方都能取得可观利益之时，被损害的，除国家利益之外，更直接的则是广大消费者的合法利益。尤其在国有资产大量投入公益企业，以及如医疗卫生等特定服务行业，发生回扣以后的高价、高额的服务费，最终必然由接受服务的公众承担。尤其是假冒伪劣商品进入市场后，老百姓成了真正的双重受害者。群众气愤地称那些包装精美、价格昂贵的药物为“回扣药”；面对那些地基不牢、刚通车不久便返修不止的“回扣路”，轰然倒地的“回扣楼”痛恨不已。然而吃“回扣药”、走“回扣路”、住“回扣楼”的多数还是广大普普通通的消费者。同时，由于国有资产在某些行业中的投入和企业管理体制问题，以及与党政机关干部千丝万缕的联系，群众往往要将企业的回扣行为误解为受到了政府的暗示或默许，由此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形象。群众的不满，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四）破坏了合理分配。合理的竞争能准确的反映市场状况，使生产者知道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以及在什么时候生产。企业为社会提供所需要的产品，并且通过竞争，实现资源利用的最优化，防止资源和劳动的浪费。但是商业贿赂的出现，使交易的天平不公平地向行贿者一边倾斜。资源及劳动的不合理流向了行贿者一边。这势必阻碍市场机能的正常发挥，从而影响了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和技术、生产的进步。商业贿赂为不法生产经营者大肆制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提供了销售渠道，大开方便之门。现实经济生活中假冒伪劣商品得以泛滥，屡禁不止，不能不说商业贿赂的诱惑是其中一大原因。
（五）孳生了贪污腐败。商业贿赂行为已经成为孳生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的温床。由于商业贿赂行为的存在，企业经理、采购人员、供销人员以及政府官员利用工作之便，收受贿赂、损公肥私、中饱私囊，败坏商业风气，腐蚀了干部队伍，影响了和谐与稳定已经成为了近年来经济领域中犯罪现象的一个突出问题。
四、预防商业贿赂犯罪发生的对策
商业贿赂是市场经济的一颗毒瘤，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治理和清除，将会造成经济秩序的严重混乱，导致市场腐败盛行、经济增长乏力，危及社会稳定。因此，必须下大力气依法进行治理整顿，坚决刹住这股歪风。笔者根据当前国内加大惩治商业贿赂的形势，提出以下预防对策。
（一）加快对商业贿赂的立法进程。针对日益严峻的国际、国内商业贿赂形势，建议立法机关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尽快出台专门的《反商业贿赂法》，明确规范商业贿赂犯罪的范围，提高对商业贿赂犯罪的量刑处罚，严厉打击商业贿赂犯罪行为，净化商业市场发展环境。
（二）建立健全诚信制度，完善监管体系。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没有完善的信用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可能真正建立和发展起来。因此，必须加快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诚信管理法律制度，实施企业诚信守法提醒制、警示制、公示制，构建社会信用体系，防止商业贿赂做假账行为的发生。健全诚信管理体系，完善监管制度，加强各类财务报表、帐薄、票据的管理，规范和减少商业活动中的现金交易，促进市场经济主体的自律机制完善。
（三）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完善管理制度。各行各业自上而下要研究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长效工作机制，逐步完善管理制度，使各项工作有章可循。同时要严格工作程序，认真贯彻落实，达到彻底杜绝“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特权思想的良好效果，如电力工程建设开工前必须公开招标等。
（四）强化监督制约机制促廉政。为了更好地对权力进行监督，防止权利滥用，各行各业要结合工作实际，加强内、外部监督制约。在内部，一是重大事项要集体研究，让大家行使决策权，不能让个别权利集中的人，独断专行；二是加强财务、政务公开，对各种款项收支使用情况，必须公开详实内容，自觉接受广大干部职工的监督；三是充分发挥内部纪检监察部门职能作用，使每个部门、每个人员的权力真正受到监督。在外部，要采取设立举报箱、公开举报电话、聘请廉政监督员等措施，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同时虚心接受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
浅谈商业贿赂的成因及治理对策 篇3
一、商业贿赂的现状
目前我国商业贿赂的高发领域主要集中在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资源开发等领域。2006年, 全国各级检察机关以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资源开发和经销等领域为重点, 积极排查线索, 深挖窝案串案, 共立案侦查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9582件, 涉案金额15亿余元人民币, 一批涉案金额大、涉案范围广、涉案人员多的大案要案被依法查处。另一项民意调查统计, 对给回扣、好处费和请客送礼是否为商业往来普遍做法的回答, 72.72%的人认为很普遍;20.98%的人认为比较普遍;2.10%的人认为只是个别情况;4.20%的人未作回答。由此可见, 商业贿赂犯罪的确是社会生活里见怪不怪的现象, 其所造成的巨大腐蚀作用不可低估。
二、商业贿赂的成因分析
商业贿赂作为一种不正当的竞争行为, 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 容易助长腐败。当前, 商业贿赂俨然成为一种市场潜规则, 并会作为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现象长期存在。以下笔者将从文化、市场、法律因素等角度, 对商业贿赂的成因进行分析:
(一) 就社会文化而言, 中国的社会传统对商业贿赂的蔓延有着重要孕育作用
自古到今, 人们对商业贿赂的认识存在偏差, 唯利是图的心理助长了商业贿赂的滋生和蔓延。众所周知, 我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 注重礼尚往来, 认为这对于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具有重要作用。中国文化中的“人情”是商业贿赂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现在甚至有些外国公司或是企业进入我国时, 都把“礼尚往来”人情往来作为他们商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认为这样是入乡随俗, 并且可以给他们带来某些优先发展的机会或是比较好的投资条件。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 要想获得更大利益, 就必须支付更多的贿赂成本, 因而在最近一些商业贿赂案件中, 贿赂的金额是越来越大, 这种理念在其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 我国传统理念的作用, 是现在商业贿赂日益猖獗的文化原因。
(二)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 不健全的市场经济为商业贿赂的盛行提供了存在的土壤
首先, 市场机制的转型是商业贿赂发生的重要社会环境因素。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处在发展、完善阶段。一些企业和个人在竞争过程中, 为了获取利益, 采取不正当手段承揽工程、购销商品、交易产权等, 这就为商业贿赂提供生存的空间。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健全, 这一问题也会被市场自身良性循环的规则所遏制。
其次, 市场准入制度不完善, 不合格主体的进入为商业贿赂的存在提供了商业行贿的主体。对于一些中小企业而言, 由于规模小, 竞争实力不强, 有时必须通过特殊手段解决生存、发展问题, 商业贿赂往往是他们的首选。
再次, 市场供需机制的不畅通, 为商业贿赂的蔓延提供了契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 市场由原来的卖方市场转化为买方市场, 这使得原本产品品种数量繁多的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然而, 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 加上地方保护主义的广泛存在, 产品的销售渠道不畅通, 使得产品和利益之间的转换比较困难。因此, 在商家为产品寻找销售渠道的过程中, 极易发生商业贿赂行为。特别是一些为了推销过剩或是购买比较紧俏的商品, 经营者会不择手段, 以谋求供求关系的暂时平衡或是短期利益。
最后, 经营者对商业贿赂这一“潜规则”的认同和竞争机制的不完善, 也为商业贿赂的产生提供了发展的空间。根据一项对商业贿赂的调查显示, 不但经营者对商业贿赂使用的高度认同, 甚至社会大众对此也是持一种漠视的态度。他们没有看到商业贿赂的危害性, 即使经营者也会成为商业贿赂的危害人群。不理智的经营者以及社会大众对商业贿赂是“经济润滑剂”的看法, 为商业贿赂愈演愈烈提供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
(三) 从法律方面而言, 我国对商业贿赂的法律规定过于宽泛, 难以形成有效的约束力
我国法律对商业贿赂规定过于散, 多种规定之间不协调, 没有专门的反商业贿赂法。我国对商业贿赂的治理经过了法律不调整———刑法规定行贿罪和受贿罪进行打击———反不正当竞争法制定的商业行贿和商业受贿, 但仍然按着刑法上面的规定进行处罚———1996年11月15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第60号令《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刑法修正案 (六) 扩大了公司、企业受贿罪的主体。1996年, 商业贿赂的术语才在我国法律中出现。但是这些规定对商业贿赂行为的定性以及处罚规定都不一致。这对商业贿赂的概念及其范围都难以得出比较一致的结论。虽然此后《药品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公司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以及党的纪律监察机关、国务院各职能部门制定的廉政纪律规定, 对商业贿赂行为的处罚作了规定, 但由于这些规定都带有行业的局限性、不同属一个效力层次, 中间时有冲突, 导致混乱的立法状况为商业贿赂行为的蔓延提供了无忧的空间。
三、商业贿赂的治理对策
(一) 强化责任, 发挥行业自律职能
商业贿赂近来的泛滥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存在重要关联, 特别是在那些没有市场经济传统, 顺应经济全球化形势的国家, 商业贿赂在这些国家的严重程度远远高于市场经济发展相对成熟的国家。有市场经济传统的国家把诚实守信和公平竞争的经营作为市场经济核心, 并把这种理念贯穿到经营的方方面面, 形成了好的行业自律环境, 以此减少商业贿赂的发生。我们应当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做法, 强调企业的自律机制, 并积极探讨和开发对企业决策、管理和执行的各种监督手段, 保证依法经营, 加强企业的廉洁文化的建设, 形成自觉抵制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
(二) 深化教育, 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针对国外治理商业贿赂的先进经验, 对国民进行教育和建立健全信用体系, 都对抑制商业贿赂有着重要的作用。首先, 应该在公民中确立法律至上的原则, 培养遵法和崇法的精神。这样, 我们打击商业贿赂的外部氛围才能真正建立。其次, 重视国民道德素质教育, 树立正确的荣辱价值观, 从思想根源上铲除商业贿赂之念。在德国, 家庭教育要求未成年人具有诚实、勤奋、守纪、正直、团结等品格, 强调培养子女的生活能力、履行义务的能力、行动能力以及批判能力等, 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抑制贿赂思想的形成。再次, 建立全民信用体系。一些发达国家建立了健全的信用体系, 只要个人或是单位在信用记录中有商业贿赂行为记载, 在以后贷款、竞职等方面都会带来不便。我国同样应当建立全民信用体系, 让那些通过商业贿赂获得不正当利益的相关人员付出代价。当他们考虑到自己的商业贿赂行为给自己带来成本大于收益时, 会自动放弃这种行为, 这样才能真正发挥遏制商业贿赂行为的作用。
(三) 健全制度, 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我国商业贿赂行为之所以如此泛滥, 与我国没有健全的市场制度和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有着重要联系。从制度上说, 首先应当完善监管体系。一是应建立市场准入与退出制度, 确立市场准入条件和经营资格, 只有取得了经营资格的主体, 才能在某一核定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要实现将经营状况和信用状况极差、存在商业贿赂行为的市场主体强制性清出市场。其次, 要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这个是维系市场经济的命脉所在, 其作用的正常发挥, 对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美国主要靠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来抑制商业贿赂, 形成了一套成功的经验:一是反垄断机制。美国早在1890年就颁布了《反垄断法》, 采取措施大力打击市场垄断行为和商业贿赂。二是建立企业公平竞争机制。在公平竞争机制环境中, 经济资源的配置充分市场化, 杜绝了暗箱操作。因此, 我国建立科学市场准入制度和公平竞争制度对现阶段市场经济初期有着重大意义。再次, 通过建立举报人制度, 辅助以上措施作用的发挥。一是借鉴美国的司法实践, 由政府或律师通过各种非官方手段隐藏举报人身份, 充分保护举报人, 避免举报人受到打击报复;二是制定重奖举报人的条款, 如同新闻单位给提供重大新闻线索的“报料者”奖金一样, 举报商业贿赂行为的举报者也有权分享政府对于商业贿赂者的罚款所得。这样, 举报者的举报积极性将会大大提高。
(四) 注重治本, 建立防治商业贿赂长效机制
高校商业贿赂成因 篇4
一、我国商业贿赂的成因分析
马克思主义认为, 事物的发展变化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与一种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相伴随而生的恶疾——商业贿赂, 笔者认为也是由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 从商业贿赂产生的内部原因上来讲, 行贿和受贿主体自身是商业贿赂产生的根本原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形象地刻画了在市场经济状态下行贿者和受贿者实施商业贿赂的动因:“一有适当的利润, 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百分之十的利润, 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百分之二十, 就会活泼起来;有百分之五十, 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百分之百, 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百分之三百, 就会使人不怕犯罪, 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2]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 国家鼓励通过合法渠道、公平竞争去追求个人财富的最大化。但在金钱的诱惑下, 商品的经营者为了以最小的付出获取最大的报酬, 而不惜采取违法手段, 通过以向相关人员行贿的方式来扩大自己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 来追逐利润。而对于受贿者而言, 因其手中握有相当的权力或资源, 在商业经营者提供非法利益的刺激下便开始进行“权力寻租”或向商品经营者提供实施不正当竞争的机会或途径。在这一互动过程中, 行贿者 (商业经营者) 通过行贿行为降低了市场经济对商业行为公平竞争的要求, 而受贿者通过“权力寻租”等非法行为获取了额外利益, 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是双方受益, 但实际上却是一方面损害了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 给其他商品经营者造成了损害同时也危害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另一方面, 受贿者的违法行径严重的败坏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同时也对我国吸引和利用外资造成了不良影响。
第二, 从商业贿赂产生的外部原因层面上讲,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 长期以来在我国所形成的不良社会文化是商业贿赂得以滋生的温床。我国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封建社会, 这不仅带给我们丰厚的历史积淀, 同时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为官之道”和“处世哲学”。为官之道即各类“潜文化”[3], 这是保证自身升迁的有效途径, 而处世哲学方面则是效仿, 你“敬”我也“敬”, 最后变成了全社会都在“敬”。“大家都这么做, 也就合情、合理、合法。这是咱们中国文化的定律。”[4]最终所形成的结果即全社会行贿、受贿成风, 不仅官场上卖官鬻爵, 而且严重影响到需要公平竞争的商业领域。
其次, 对贿赂行为的漠视造成了商业贿赂的蔓延。一项对待商业贿赂的态度调查显示:有94.39%的人认为为了做成生意, 会答应给对方回扣;在做生意时, 有76.64%的人选择给回扣、好处费和请客送礼的营销手段, 20.56%的人选择不会[5]。当前, 之所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会形成人们对商业贿赂的这种心态, 笔者认为主要是因为长时间以来对商业贿赂的漠视所形成的一种心理惯势表现。新中国成立后,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模式, 商业贿赂缺乏存在的社会基础。而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初, 商业贿赂却被作为一种“市场经济润滑剂”, 被认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 因此早期并没有相应的立法对之进行规制。直到1993年颁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才对经济领域中的商业贿赂做出了一般性的规定, 后来1996年国家工商总局为了进一步遏制商业贿赂对国家经济和社会所造成的严重危害, 专门制定了《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 (以下简称《暂行规定》) 。但就目前我国对商业贿赂的治理效果来看, 治理商业贿赂的立法规范亟需进一步加以完善。
最后, 治理制度的缺憾是造成我国商业贿赂行为愈演愈烈的又一重要原因。但凡治理商业贿赂比较成功的国家, 都制定有比较成熟和完善的法律制度。如美国针对商业贿赂的立法最早开始于1890年的《谢尔曼法》, 后来陆续又颁布了《克莱顿法》、《罗宾逊·帕特曼法》、《不公平竞争法》、《反海外腐败法》等, 这些反行贿、受贿的法律共同构成了美国完整的反商业贿赂法律体系;德国为了治理商业贿赂早在1909年就制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后来又围绕该法先后制定了《标准合同条件法》、《折扣法》、《关于附加赠送物品条例》等一系列法规, 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反商业贿赂法律体系。反观我国在治理商业贿赂在制度历程不难发现, 我国对商业贿赂的治理中制度层面非常重要的缺憾即是制度的缺位, 除此以外在制度上缺憾的另一重要表现即是现行制度所存在诸多缺陷。
二、我国商业贿赂治理的途径思考
在对我国商业贿赂的成因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后, 笔者认为在选择对我国商业贿赂治理的途径方面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
第一, 加强对商品经营者的公平竞争观念的教育和道德自律教育。治理商业贿赂, 不但要通过严刑峻法来惩戒行为人, 更要加强道德建设来监督制约行为人。可以认为, 加强道德建设是从思想源头上治理商业贿赂的一项根本措施[6]。商业贿赂是一种双向的互动行为, 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存在着行贿方和受贿双方。行贿方主要是商品的经营者, 而经营者在市场经济中必须遵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机制的约束, 不能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忽视国家利益和市场经济中其他市场主体的利益, 市场经济需要的是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的是公平的竞争行为。所以, 只有商品经营者认识到了公平竞争的重要性, 才会自发和主动的参与公平的竞争、自发和主动的维护公平的竞争环境从而从源头上杜绝商业行贿行为的发生。从受贿者方面来讲, 树立起正确的权力意识、提高自身的道德自律观念无疑可以拒贿于千里之外。因此, 加强对商品经营者的公平竞争观念的教育和道德自律教育对治理商业贿赂显得非常重要。
第二, 加快我国治理商业贿赂的立法进度, 构建完善的治理商业贿赂的法律体系。目前, 我国商业贿赂的法律体系主要由《反不正当竞争法》、《暂行规定》、其他法律法规中的禁止贿赂的条文, 以及一些有关治理商业贿赂的司法解释和行政政策, 这些法律法规对于治理商业贿赂来讲存在执法主体的分别执法, 会造成执法尺度的不统一, 出现不同领域的同一行为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的现象, 不利于社会主义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发展的弊端[7]。所以, 笔者建议, 在时机成熟时可以考虑由全国人大制定专门的《反商业贿赂法》。之所以由全国人大来制定主要考虑了商业贿赂对国家经济生活所造成的严重危害, 因而治理商业贿赂的法律的立法层次必须要提高;同时, 制定统一的《反商业贿赂法》可以形成系统的治理商业贿赂的法律体系从而有助于减少当前立法中所出现的法律冲突或抵触的情形。
第三, 如果条件不允许制定统一的《反商业贿赂法》,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完善当前我国治理商业贿赂立法中的缺陷。
首先, 明确商业贿赂行为的内涵。笔者认为, 商业贿赂的内涵应当包括:主体应当包括是行贿者和受贿者双方即商业贿赂的责任主体应当包括双方当事人;客体应当是一切从事了商业贿赂行为;贿赂的内容应当包括一切利益因素而不应当只局限于物质利益。
其次, 完善商业贿赂的法律责任设置。在对商业贿赂追究法律责任方面一方面要求行贿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另一方面也需要受贿者承当相应的法律责任, 但《反不正当竞争法》却对此存在遗漏。除此以外, 还需要加大对商业贿赂民事责任的追究力度。目前我国对商业贿赂法律责任的设置上过多的考虑了商业贿赂的行政责任而轻视了商业贿赂的民事责任。实践中, 由于商业贿赂破坏的是一种公平的竞争环境, 这必然会对其他竞争者造成民事损害, 如果只要求其承担行政责任则无疑对其他商业贿赂的受害者明显不公。因此在商业贿赂法律责任的设置中民事责任的承担也应当占据一定的地位。
最后, 在刑法中设置独立的商业贿赂罪。《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2条和《暂行规定》都明确规定商业贿赂达到一定程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我国当前刑法中对商业贿赂却并无单独的罪名, 只是将商业领域中的行贿和受贿行为分别参照刑法中的相关规定加以处理。笔者认为, 类似于此种规定对于治理商业贿赂欠妥。因为, 商业贿赂和一般的贿赂行为等存在着本质的不同, 而套用一般的贿赂犯罪来对商业贿赂犯罪行为进行治理有失偏颇。所以, 笔者建议应当在刑法中设立专门的商业贿赂罪, 以达到对商业贿赂治理的更好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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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治理商业贿赂调研报告 篇5
关键词：高校,治理,商业贿赂,调研报告
一、当前高校治理商业贿赂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 高校商业贿赂案件急遽上升, 其社会危害性越来越大。在调研过程中, 我们发现商业贿赂的“潜规则”对社会和高校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使人的行为和思维方式严重扭曲, 高校治理商业贿赂仍任重道远。
1. 认识不到位, 法律观念淡薄
一是对有关高校商业贿赂的情况认识不够。通过对高校商业贿赂的了解程度的调查, 竟有超过1/5的人 (21.88%) 对商业贿赂不了解, 这就很可能造成一部分人不知不觉地就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二是对有关商业贿赂的政策法规认识不多。在教书育人氛围浓厚的高校, 竟有超过1/3的教职工还不知道这样的政策法规, 由此可知高校普及法律教育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三是对高校商业贿赂的危害性认识模糊。调查中, 竟有1/4左右的高校行政人员对商业贿赂的危害性认识模糊, 如果他们集中在商业贿赂易发多发部门, 就可能对防治商业贿赂带来严峻的挑战。四是自身抵御商业贿赂的意识不强。对受贿态度的调查结果显示, 有将近1/3的人思想并不坚定, 他们或收下, 或视情况而定。关于自己作为供应商, 是否会行贿的调查结果使我们感到震惊, 仅有少数人 (36.09%) 选择了“不会”, 而大多数人 (63.91%选择了“会”或“要看情况”。说明商业贿赂这种“潜规则”在社会上的影响面较大, 使相当一部分人习以为常。
2. 信心不够足, 害怕打击报复
关于举报商业贿赂行为的态度问题, 调查结果显示, 超过1/3的人不会举报 (34.98%) 。在选择“不会举报”的人中, 害怕受到打击报复的占了一半, 还有一半人是因为“事不关己, 何必多事”, 这就要求我们采取切实措施, 保护举报人的人身安全和利益。同时还应当有一套鼓励群众同商业贿赂作斗争的激励机制。社会对治理高校商业贿赂的信心不足。将近一半的人 (48.84%) 对中纪委部署的治理商业贿赂专项治理工作不抱乐观态度, 同样, 也有一半的人 (49.87%) 对高校防治商业贿赂行为的信心也不足。说明防治商业贿赂, 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3. 权力太集中, 缺乏制约机制
调查中, 大多数人认为, 高校近年来成为商业贿赂犯罪的重灾区, 与高校的管理体制有很大关系。具体来说:高校权力过度集中, 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尤其是对高校“一把手”的监督难。校务公开度不高, 财务管理不透明, 权力运行机制不规范, 监督机制不完善, 尤其是群众无法也不能监督。对领导干部的考评和任免工作不规范, 不完善。在制定考评和任免领导干部的政策时, 不能充分听取和尊重群众的意见和建议。部分领导干部在一个岗位上待的时间太长。如石油大学一后勤主任王玉林从1991—2005年长达15年一直在后勤处工作, 多次收受他人贿赂达17.2万元。[1]
4. 监督不畅通, 监督主体缺位
调查结果表明, 高校纪检监察部门不能有效履行监察监督职责:不愿履行纪检监督职责。履行职责势必得罪一些人, 时间一长, 就势必使纪检监察人员成为众矢之的;纪检监察人员大都由学校领导安排, 受到领导的“恩惠”, 所以也不愿去查处领导的违纪违法行为;纪检监察机关属于学校的一个部门, 和学校有着共同的利益, 发现学校违法的经济创收也不愿多管。不敢履行纪检监察职责。高校纪检监察机关不是一个独立的监督主体, 其人、财、物都受制于学校, 处于这种地位的纪检监察机关在监督自己的上级领导时, 不能不顾虑这些因素。不能履行纪检监察职责。高校对纪检监察人员的业务培训不够, 缺乏相应的侦察工具和设备, 而且纪检监察机关对于学校权力运行过程中参与较少, 这就造成高校监督部门对商业贿赂行为缺乏有力的发现机制和查处机制。
5. 惩处不到位, 激励机制欠缺
目前, 高校治理商业贿赂缺乏一套有效的奖惩机制。一是激励机制不健全。在防治商业贿赂方面, 我们还没有建立一套对纪检、监察和审计等监督机关工作人员和对商业贿赂的举报者的奖励机制, 这就使他们缺乏揭发和打击商业贿赂的积极性。二是惩罚机制不完善, 一方面对纪检、监察以及审计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的不作为以及不认真作为没有一个惩罚的标准, 使这些监督人员很容易选择不作为的方式来逃避职责。另一方面对违法违纪的惩处不到位。对违法违纪者, 责任追究缺乏力度, 好人主义盛行, 对参与商业贿赂的违法分子的处理也往往是轻描淡写、大事化小。这样势必助长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二、高校防治商业贿赂的建议和思考
高校防治商业贿赂, 不能“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临时抱佛脚”, 而应当从教育、制度、监督、惩处等环节入手, 要以责任制为着眼点, 以构建惩防体系为中心, 把预防和治理商业贿赂与贯彻落实《实施纲要》紧密结合起来, 统筹安排, 精心谋划, 扎实推进, 建立健全高校防治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
1. 创新教育形式, 健全教育机制
要认真坚持和不断完善教育制度, 建立长效的教育机制, 使反腐倡廉教育工作实现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近期, 应该把治理商业贿赂工作作为高校反腐倡廉工作的重点, 使反腐败措施更有针对性, 应采取多种有效形式, 确保教育效果。为此, 在学校党员干部中, 要坚持和完善党委 (党组) 理论中心组廉政学习制度, 坚持和完善廉政党课教育制度, 建立和完善廉政谈话和警示谈话教育制度等, 以增强教育效果。在广大师生员工中大力加强治理商业贿赂、完善财经制度、严格财经纪律的宣传教育, 让其充分认识到违法乱纪的严重后果。在全校范围内, 要加强法制教育, 增强高校公职人员的法律意识, 进一步增强在经济活动中的自律意识, 从思想源头上堵住商业贿赂行为的发生。
2. 加强制度建设, 完善制约机制
“权力导致腐败,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2要防治商业贿赂, 必须明晰权限范围, 探索权力制衡和约束机制。必须从根本上缩小权力、制衡权力、监督权力, 才能切断权力寻租的链条。现为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的杨福家说, 在英国, 表面看起来, 大学的每一项决议都只有等校长签了字才能实施, 而实际上校长拥有的只是执行权, 而不是决策权, 所有比较重要的决策都要在校务委员会上讨论通过, 校长有发言权, 但要接受反驳。对于校务会议的决定, 校长即便有不同意见, 也得去执行。切实做到没有权力不受限制, 没有不受限制的权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 要发生商业贿赂就不太可能。这就要求我们在防治商业贿赂的工作上, 要逐步建立在干部选拔任用、权力授予以及权力使用等方面的监督制约机制、对干部的预警、问责、纠偏和惩戒机制和科学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等。同时要积极推进校务公开, 加强对高校经营、采购、工程项目预决算等重点环节和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 实行“阳光操作”, 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建设, 加强审计监督, 加强财务管理, 坚持收支两条线, 坚决清理“小金库”, 从源头上铲除商业贿赂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
3. 明确领导责任, 规范工作机制
一要建立干部交流轮岗制度。要对重点岗位 (涉及人、财、物等) 的干部和职工进行刚性、及时的轮岗换岗, 不仅要对职能部门的干部轮岗换岗, 而且对那些职级不高但有业务处置权的普通职工也要进行轮岗换岗, 相关的校领导也要进行主管工作的轮换。同时对这些人员实行严格的离任审计制度。二要规范工作机制。在高校的管理活动中, 引进市场机制, 从机制上杜绝高校商业贿赂的发生。这就要求把握好四个机制建设: (1) 高校集中采购制。 (2) 商业腐败责任追究制。对发生的商业贿赂, 坚决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 (3) 高校工程招标投标制。严格把关高校工程招标投标制, 为高校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4) 集体决策机制。在重大问题上采取集体讨论、决策, 避免“一言堂”。只有这样, 才能从人员使用和管理上防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滋生蔓延。
4. 推进体制改革, 理顺监督机制
要充分激发高校纪检监察工作人员履行职责的积极性, 首先应保证纪检监察部门的独立性。这就要求做到以下几点:在当前的情况下, 实行高校纪检监察部门双重领导制, 但主要是接受上级纪检监察部门的领导, 包括人、财、物等方面的权力应和高校分离, 从而避免高校对纪检监察工作的干扰。实行高校间纪检监察人员的流动制, 定期让纪检监察人员在各高校流动, 从而避免因长期呆在一所高校工作而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影响到纪检监察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 纪检监察人员长期在一所高校办案, 可能会得罪许多人, 这无疑增加了纪检监察人员的精神负担。异地工作后, 新的工作环境解除了纪检监察人员的精神负担, 从而有利于他们无所顾虑地开展工作。
5. 加大奖惩力度, 完善奖惩机制
市场经济呼唤奖惩机制, 适当的奖惩机制将会激发纪检监察人员履行职责的积极性, 加大查办力度, 有力震慑违法犯罪分子, 从而有效遏制商业贿赂滋生蔓延的势头。这就需要惩罚分明, 检查机关查处而学校纪检监察部门尚未发现的学校腐败案件, 应当对学校纪检监察部门给予适当的惩罚。对学校纪检监察部门自己发现并妥当处置的案件应依法给予奖励。反过来, 对于举报人也应加大奖励力度, 给予与涉案金额相应的奖励, 以激励人们勇于揭发商业贿赂的违法违纪行为, 甚至激励社会人员在法律范围内成为专门以搜寻、刺探商业贿赂行为的职业人。这样, 就使商业贿赂行为无处藏身。同时, 要加大对商业贿赂行为的惩处, 直到人们意识到从事商业贿赂行为不划算为止。
参考文献
[1]傅沙沙.石油大学后勤主任受贿17万被判10年[N].京华时报, 2007-06-06 (12版) .
高校商业贿赂成因 篇6
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建设规模愈益扩大, 与此同时建设工程领域的商业贿赂问题也日益严重, 其中, 工程招投标领域的腐败现象更是广遭诟病。此种现状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 国务院办公厅与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09年7月8日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意见》, 汇聚多个中央部委的力量集中打击。在此背景下, 全国各地针对工程建设领域的违法犯罪问题展开了专项治理工作。 (黄纯芳, 2010) 据2010年2月24日《湖南日报》报道, 湖南省在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工作中, 自开展专项治理工作以来, 全省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共受理反映工程建设领域问题举报499件, 立案348件, 查实151件,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8人, 移交司法机关处理50人。这一系列数据足以说明工程招投标领域商业贿赂的严重程度。
工程招投标过程中发生的商业贿赂一般涉案金额巨大, 例如, 四川省原交通厅正副厅长刘中山、郑道访, 在工程建设中贪污受贿1000万元左右, 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受贿4029.798万元的巨额数字更是让人瞠目结舌。一个个鲜活的案例说明工程招投标领域的商业贿赂亟待治理。此外, 参与工程招投标过程的主体数量庞杂, 包括政府公职人员、建设方、承包商、监理方、招标代理机构以及评标专家等多元主体, 这些参与者彼此之间都可能发生“非法交易”行为。这一事实又表明工程招投标领域的商业贿赂治理难度相当大, 我们应该将其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对待, 绝非一朝一夕或采用“运动式”的治理手段即可治愈。
当然, 我们在采取应对措施之前首先要找到“病因”, 惟有如此才能做到“对症下药”, 方能根除弊病。那么, 建设工程招投标领域的商业贿赂究竟缘何高发?
二、分析工具的选择:以WSR方法论为视角
就理论研究的现有成果来看, 学者们习惯于将商业贿赂频发归因于立法的缺陷和制度的不完备。事实证明, 学者们此种研究进路过于单一。孰不知“徒法不足以自行”, 制度最终还是依赖于人去实施, 而社会环境则是制度生存的土壤, 一项具体制度是否具有可操作性还与其能否适应环境密切相关。基于此, 将招投标作为一个独立运作的系统展开研究才可以克服现有研究的不足。
相对于单一研究某一要素的方法来说, (朱未易, 2008) “系统论的观点要求在分析问题时, 运用普遍联系和整体思维的理念, 辩证地分析一切问题, 从各子系统的设定到整个系统的集成和协调, 都要着眼系统运行的整体性和长效性。”作为系统方法论的一个分支, 本文选择的WSR方法论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 (顾基发、唐锡晋, 2000) 1994年3月, 著名学者顾基发等在日本访问期间, 与椹木义一和中森义辉探讨就系统方法论的合作研究, 考虑到双方对东方文化背景的认同, 提出共同研究和开发“东方系统方法论”。1994年顾基发访问英国赫尔大学系统研究中心, 向英国学者介绍了东方系统方法论的思想。通过两个月的交流探索, 顾基发与朱志昌提出了一个东方系统方法论:“物理-事理-人理” (WSR) 系统方法论。在WSR系统方法论中, (顾基发、唐锡晋、朱正祥, 2007) “‘物理’指涉及物质运动的机理, 物理需要的是真实性, 研究客观实在。‘事理’指做事的道理, 主要解决如何去安排所有的设备、材料、人员通常用到运筹学与管理科学方面的知识来回答‘怎样去做’。‘人理’指做人的道理, 通常要用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知识去回答‘应当怎样做’和‘最好怎么做’的问题。”可以认为, 物理、事理、人理三要素之间是彼此依存、不可分割的关系, 只有兼顾三者才能确保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发挥出最大效用。
与西方传统的系统分析方法相比, WSR方法论加入了“人理”这一要素,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对物理、事理的理解与实施都离不开人这一主体要素, 人际关系的协调更是人理的核心内容, 因此WSR系统方法论的提出极大地丰富了系统思想的内涵。基于此, 本文选择借鉴WSR方法论作为本文分析的工具, 以弥补现有研究方法的不足。我们借用WSR的分析方法, 将“物理”理解为制约制度设计及其实效的社会背景和物质基础, “事理”理解为招投标领域的具体制度、规范, “人理”则主要指参与招投标过程的主体的道德水准、个人诚信、世界观、价值观等内容。虽然与WSR的原本含义并非绝对精确地一一对应, 但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完全可以为本文所用。
三、建设工程招投标领域商业贿赂高发的WSR三维分析
借用WSR系统方法论作为分析工具, 我们可以分别从物理、事理、人理的三维视角解读建设工程招投标领域商业贿赂高发的多元成因:
(一) 从“物理”的角度来分析, 现实的环境因素削弱招投标制度的实效
第一, 招投标系统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是商业贿赂滋生的外在原因之一。我国目前正处于转型期, 社会转型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管理机制和法律制度同样需要长期的努力, 在此期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空隙和漏洞, 给消极腐败现象的滋生以可乘之机。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因此在设计招投标制度时不应超越当下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 否则制度的可操作性就值得怀疑。
第二, 物质条件的匮乏也是完善招投标制度的重要制约因素。《法制日报》2009年11月19日报道了北京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的先进做法。为了规避招投标过程中的暗箱操作现象, 除了评标前的身份把关外, 专家的抽选、通知、确认等也都通过电脑进行, 电脑会在近5000名专家库中抽选几名专家。专家们进入评标区后, 则是与外界完全隔离, 有26台监控设备监控评标室内的一举一动, 专家们在评标室的言行会被设备记录, 录下的影像和音频资料被保存半年以上, 以备今后查询。虽然“北京模式”成效显著, 但是其对物质条件的高标准要求是其他地方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所无法企及的, 因此现阶段很难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广。
此外, 专业人才的匮乏也是工程招投标领域商业贿赂高发的重要现实因素之一。 (吴贻伙, 2009) 合肥市招投标中心在一次招标中就有7名评标专家身陷“贿赂门”即是例证。在此次招投标商业贿赂窝案中, 招投标所设项目的领域中专家数量仅有16人, 且其中3名专家还来自于同一个单位。即使采取随机抽取的方法确定评标专家, 投标单位仍有机会以行贿的方式买通专家。
(二) 从“事理”的角度来分析, 现行制度存在内在缺陷
第一, 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不足。目前我国对工程建筑的监管尚未形成有效的监督体系, 存在“多头监管, 头头难管”的问题, 极大地削弱了监管的力度。事实上, 对招投标过程中的违规行为进行举报、投诉本质上也是一种监督, 但目前关于招投标投诉受理、处理渠道尚不够通畅, 对于权利受损的当事人来说, 他们将无法获得及时有效的救济, 对于监管机关来说, 等于堵塞了一条有效的监管通道。
第二, 评标程序存在内在的缺陷。评标是招投标工作最核心的环节, 但迄今为止尚没有一个科学统一的评标办法。而且, 在评标委员会中, 专家人数往往达不到2/3以上的要求, 很多是由业主和主管部门领导充任。实务操作中, 评委被抽中后往往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到达评标地点, 在评标过程中, 评委随意接电话的现象时有发生。即使检察机关或其他监督部门派员在场, 但现行规范没有明确监督机构在现场有权采取哪些措施, 为了杜绝干涉评委评标工作的嫌疑, 监督人员也不便随意制止。
第三, 对于招投标违法操作的惩处力度不够。刑法对于串通投标罪规定的最高刑期仅为3年, 其威慑力不足以遏制商业贿赂行为。而且, 就目前司法实践中的情况来看, 受到法律制裁的大多是政府公务人员, 行贿者无论是在制裁的严厉程度还是数量上都远远低于受贿者。抛开这种结果的公平性不论, 单就“腐败成本”而言, 行贿者的收益显然远大于其成本, 要让他们打消以行贿的手段谋取私利的念头又谈何容易?
(三) 从“人理”的角度来看, 招投标各参与主体的素质良莠不齐
商业贿赂高发的态势未能得到有效遏制, 参与招投标过程的“人”出现了问题也是其重要原因所在。“人”的因素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解释:
第一, 建设主管部门规范建筑市场的意识不强。很多建筑主管部门对招投标规范知之甚少, 认为只要能够在预算范围内将工程建成交付, 即使不按照招投标程序发包工程也不算什么大问题, 没有形成严格依法招投标的法制意识。同时, 某些思想意志薄弱的公务人员, 在物质利益的诱惑下, 容易丧失信用, 走向贪污腐化的不归路。
第二, 评标专家信用缺失。相对于专业水平的低下来说, 评标专家职业操守的缺失引发的后果更为严重。因为专业水平通过继续教育与培训和不断实践可以较快提高, 但道德水准的提升则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因此, 在实践操作中, 某些丧失职业道德的评委很容易被金钱收买, 丧失职业立场, 成为投标方的代言人。
第三, 招标方 (招标代理机构) 、投标方信用缺失。当事人信用缺失是招投标市场失信违法行为高发的根源, 也是招投标市场规范运作的最大障碍。试想, 如果招标方不为非法谋取私利, 投标方严格依法办事, 评标专家、政府官员还有收取贿赂的空间吗?由此可见, 招投标当事人的失信才是市场失范的根本原因。
四、WSR方法论视角下的多元应对策略
如果将招投标制度看作一个独立运行的系统, 我们可以依循“物理-事理-人理”的系统论思想, 提出完善工程招投标系统的基本思路:
(一) 从物理上看, 应该加速经济体制转型, 加大招投标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
宏观社会环境是制度生存的空间, 只有理顺经济管理体制, 才能为招投标系统的良性运转提供合适的生存环境。管理体制的清晰可以保障经济平稳快速发展, 从而为制度变革提供物质支撑。如果全国各地都有财力建设成类似北京市建设工程发包承包交易中心那样先进的监控场所, 招投标过程中的违法操作一定会大为降低。而且, 经济实力的增强有助于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效率, 缓解招投标专业人才荒。招投标专业人才的培养尤其是实践能力的训练离不开资金的支持, 而高等教育投入的不足极大地制约了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所以, 只有加快社会转型, 保持经济快速稳定发展,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招投标人力资源不足的窘况。
(二) 从事理的角度来看, 应该着力完善招投标的监管机制和招投标具体操作制度
第一, 构建更为严密的监管体制。一方面, 检察机关推行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 下一步应该继续坚持并逐步完善该制度, 建立信息共享平台, 实现全国范围内的互查。另一方面, 应该变单纯的对开标程序的监督为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相结合的动态监督系统, 对招投标整个过程进行监管。
第二, 完善招投标的流程管理。通过立法强化招标投标备案制度, 落实招投标书面报告制度、结果公示制度、邀请招标批准制度等。同时辅以工程责任终身制, 使各主体始终承受责任压力, 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第三, 在现有条件下, 完善评标专家的管理制度。一方面, 对评标过程加强监督, 通过监督人员现场参与、对评标现场录音录像等方式, 监督专家依法履行职责。另一方面, 建立动态的管理机制, 使专家有进有出, 并以定期培训和教育的方式不断提高专家专业水平和道德素质。
第四, 加大对商业贿赂的惩处力度。应该在立法上加大对商业贿赂的制裁, 增加工程招投标各方主体违法犯罪的成本, 因为当腐败的成本大于收益时, 对高成本的忌惮会促使利益主体放弃商业贿赂的念头, 实现从源头上遏制腐败。
(三) 从人理的视角看, 要提高招投标参与各方的诚信意识, 增加失信的道德和法律成本
为此, 需要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增强道德观念, 型塑社会诚信机制。具体来说, 可以考虑将个人教育情况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还要加强法制教育, 增强法制意识。此外, 加强信用管理, 建立诚信奖励机制和失信惩戒机制。 (蒋洪军, 2004) “注意把那些责任心强、遵纪守法、熟悉业务的工程技术人员充实到建设一线。在摸清底数、科学决策的基础上, 本着好中选优的原则, 通过公开竞争的方式挑选那些守合同、重信誉的招投标机构和监理机构, 负责工程的招投标和工程监理工作。”讲求诚信的招投标参与主体, 在工资、职务晋升时优先考虑, 反之则取消相应资格, 直至剥夺参与工程招投标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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