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贿赂案例

商业贿赂案例（共8篇）

商业贿赂案例 篇1

广东省打击商业贿赂专项行动成果及案例

11日省打击商业贿赂专项行动小组通报，今年2月广东省部署打击商业贿赂专项行动以来，91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或调查措施，涉及处级以上干部17人，科级干部34人，查处充当保护伞人员2人。行动小组还通报了番禺沙湾镇某村委会主任涉嫌受贿35万、索要广州出租车司机“茶水费”等案例。

全省共查结商业贿赂案45件

据悉，“三打”行动以来，省打击商业贿赂专项行动小组印发了《省纪委、省监察厅关于深入开展打击商业贿赂专项行动的工作方案》和《关于深入开展打击商业贿赂专项行动抓紧抓好办案工作的通知》，积极有效开展打击商业贿赂专项行动各项工作。在省纪委、省监察厅的坚强领导和统一协调下，21个地级以上市纪检监察机关联同各级执纪执法机关稳扎稳打，建立起“统筹各方、分工负责、突出重点、加强督导”的案件查处工作机制，取得初步打贿成果。省打击商业贿赂专项行动小组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全省各级司法机关、执纪执法部门重拳出击，严肃查处了一批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影响面广的商业贿赂案件。今年2月部署打击商业贿赂专项行动以来，全省共查结商业贿赂案件45件，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3件，行政处罚21件，刑事处罚21件。全省正在查处的商业贿赂案件（不含检察院正提起公诉和法院正在审理）共219件222人，涉及单位25家，涉案金额4348万元，其中纪检监察机关核查40件，公安机关侦查31件，检察机关侦查102件，工商部门调查44件，其他部门2件；涉及处级以上干部17人，科级干部34人，91人被采取刑 1

事强制措施或调查措施，查处充当保护伞人员2人。

工商部门1个月查15宗案

省打击商业贿赂专项行动小组特别单列通报工商部门的“佳绩”：据统计，2月10日至3月6日，全省工商部门共立案查办商业贿赂案件15宗，结案6宗，依法作出行政处罚。这些案件分别涉及商贸经销、旅游餐饮、服装生产、日化用品，建筑材料等行业。结案的6宗案件涉及6家私营企业，受贿主体涉及10人次，案值共计283万元。

番禺一村委会主任涉嫌受贿35万

广州市公安机关按照省打击商业贿赂专项小组关于信息互通机制的要求，加强与纪检监察机关的协调联动，共享案件线索。近日接到番禺区纪委移交案件线索后，迅速开展侦查攻势，成功侦破番禺区沙湾镇某村民委员会主任黄某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

初步查明黄某利用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的工作便利，非法置换建设用地指标并免收相应的指标置换费用，收取行贿人何某贿送的现金35万元，现黄某被依法刑事拘留，何某被采取调查措施。

向出租车司机索贿受贿3.8万元

曾经轰动一时的广州出租车司机举报公司管理人员收取“茶水费”案在“三打”行动中告破。

去年，出租车司机“老王”举报出租车公司管理人员收取“茶水费”，经向市有关部门举报未果。随后，“老王”在媒体与省政协委员的陪同下到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案，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经过广泛摸排线索和细致的核查工作，借力“打击商业贿赂专项行动”的强大声势，成功破获该案，于2012年2月16日抓获某出租车公司营

运部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的蔡某某。

目前初步查明蔡某某索贿受贿犯罪事实涉及8辆车10个人，涉案金额3.8万元。该案成为全省公安机关在“三打两建”行动中破获的首宗商业贿赂案件。

韶关学院原副校长等人涉嫌受贿

目前省打击商业贿赂专项行动小组已查处的案件包括：韶关学院原副校长（副厅级）罗水明涉嫌收受工程承包人贿赂案；广州市花都区公路管理局原局长（正处级）肖孟涉嫌受贿案；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原经理、湛江市电视台原台长童小玲涉嫌巨额受贿案；大埔县银江镇原党委书记、原镇人大主任管加周在工程发包、拨款及招商引资活动中涉嫌收受贿赂案；惠州市发改局原副局长、粮食局原局长廖庆华涉嫌利用发包工程和划拨工程款的职务便利收受贿赂案；四会市教育局原局长林金德在学校采购、工程建设中涉嫌收受贿赂案。

格力电器员工利用质检受贿被查

珠海市公安机关通过摸排前期案件线索和排查重点嫌疑人员的梳理工作，于2012年2月查获刘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初步查明刘某在担任中山某实业公司驻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售后服务办事处负责人期间，为提高供货送检合格率，多次行贿格力公司质量检测人员，行贿金额共计25万余元。

随后公安机关乘胜追击，深挖扩线，又迅速查获何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初步查明，何某利用担任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筛选分厂钣金组外检员的职务便利，收受送检人员贿送现金。目前，刘某、何某均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商业贿赂案例 篇2

关键词：商业贿赂,表现形式

近年来, 商业贿赂犯罪在我国频频发生, 并且逐渐成为一种“潜规则”在经济活动中蔓延开来, 严重影响了行业风气、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 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更加破坏了我国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

1 商业贿赂的概述

所谓的商业贿赂罪是指公司、企业、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在商品购销活动中,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违反国家规定, 故意以财务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交易或者从中促成贿赂交易, 进行不正当竞争,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秩序、情节严重、数额较大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其中, 包括纯正的商业贿赂罪, 也就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另外还有一些不纯正的商业贿赂罪, 如“受贿罪、单位受贿罪、介绍贿赂罪等。商业贿赂的手段有两类, 即财物手段和其他手段。

1.1 商业贿赂具有以下特征

(1) 主体是经营者, 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作为商业贿赂主体的经营者不限于法人, 除法人外, 还包括其他组织和个人。法人也不限于企业法人, 还包括从事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

(2) 商业贿赂即为达到商业目的, 通过贿赂手段, 获取优于其他经营者的竞争地位。

(3) 为对方提供明显可盈利的业务项目、物资批件及合同等。

1.2 商业贿赂的表现形式

商业贿赂的表现形式主要有: (1) 给予或者收受各种形式的回扣、折扣或者佣金, 以及以赞助费、宣传费等名义给付对方单位或个人财物或利益好处。 (2) 在交易之外直接给付或收受现金与实物。 (3) 提供境内境外各种名义的旅游、考察等其他手段。 (4) 交易对象即受贿方索贿。例如一些单位利用垄断地位或者在交易中的相对优势地位公开索要各种好处, 索取不当利益。

2 商业贿赂的形成原因

对商业贿赂犯罪的原因进行研究, 有助于了解这类犯罪实施者的心态及其人格状态, 可以分析其人身危险性和再次实施犯罪行为的可能性, 正确定罪量刑, 做到司法公正。具体分析我国商业贿赂犯罪产生的原因,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2.1 社会原因分析

(1) 社会变革中浊流的影响。

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对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 不论国家大小, 社会制度如何, 在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经济结构调整时期, 各种社会问题, 包括腐败现象也相对比较突出。我国建国以来, 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是伟大的社会进步运动, 但不是直线的, 有成功和曲折;也不是纯粹的, 有主流和支流, 清流和浊流, 腐败现象就是浊流。思想上, 国门打开了, 某些腐朽细想和生活方式就可能乘虚而入, 一些意志薄弱者就会经不起考验。

(2) 市场意识错误延伸。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是历史和现实经验的科学总结。但同时也应看到, 市场经济也有双重性, 正效应是主要的, 但负效应也是客观存在的, 它主要表现在:①市场经济的等价性提倡公平交易, 有利于经济的有序运行, 但也容易使人斤斤计较, 自私自利。②市场经济的重利性促使人们追求正当利益, 调动积极性, 有利于社会进步, 但也容易诱发拜金主义, 一切向钱看, 见利忘义。③市场经济的竞争性, 有利于激发人们重视产品的数量和质量, 增强实力, 公平竞争, 但也容易诱发不正当的甚至违法的竞争行为。④市场经济的风险性, 鼓励人们大胆创新, 开拓进取, 但也容易刺激人们的投机取巧, 侥幸心理等。

(3) 政府角色错位。

市场经济中政府应侧重宏观调控, 而现实中, 政府的规划、调控、监督角色过弱而执行角色过强, 在行政许可、行政合同领域发生商业贿赂的机率比其他地方大, 从根本上反映了这一点。

(4) 整个社会对商业贿赂的认识不到位。

虽然禁止商业贿赂的法律条款早在193年就写进了《反不正当竞争法》, 但整个社会对商业贿赂的认识仍然十分模糊, 不少企业把法律明令禁止的回扣行为与正常折扣混为一谈。在工商部门查处时, 拒不承认自己的回扣事实, 对回扣造成的社会危害更是不以为然。有的企业甚至把工商部门的正常执法行为告上法庭。

2.2 经济学分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市场来决定商品的价格以及商品的供给。根据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 商品的价格取决于供给与需求的状态。在买方市场的条件下, 因产品供大于求, 卖方的产品价值的实现比较困难, 众多的卖者竞争数量相对较少的买者, 卖者在自身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 自然有了使用一切可能手段达到此目的的动力;而在卖方市场的情况下, 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因此, 无论在买方还是在卖方市场的情况下, 都会出现商业贿赂的现象。

经济学是人类如何在资源有限的世界上为满足其欲望而做的选择的科学。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商业贿赂犯罪发生的原因, 可以使我们从一个新的法律视角去深入审视, 从而获得新的收获。犯罪原因的经济学理论有广狭义之分, 广义的经济学理论不仅包括用经济学分析犯罪的理论观念, 还包括犯罪的产生是由经济原因造成的。狭义的经济学理论仅指用经济学原理解释犯罪现象和各种理论观念。用经济学理论分析犯罪原因, 也是假设犯罪人是具备足够理智对外来刺激做出反应的人, 犯罪人在犯罪前都要进行利弊的权衡, 得失的计算。经济犯罪、财产犯罪、职务犯罪、高科技田间下的犯罪人在犯罪前, 往往会权衡犯罪行为的得与失。

经济学理论解释商业贿赂犯罪, 可以这样假设:商业贿赂犯罪是行为主体在特定的条件下, 权衡各种不同牟利方式的成本和收益之后做出理性选择, 其中各种不同牟利方式既包括通过合法途径进行的牟利, 也包括以非法方式进行的牟利活动, 亦即商业贿赂犯罪的实施者把合法途径同非法途径可能获得的收益和要付出的成本进行比较, 如果采取非法途径更容易达到目的, 则选择实施商业贿赂犯罪。

竞争压力和利益的驱动是从事商业贿赂的主观动机。竞争, 是市场经济的灵魂, 它始终激烈地贯穿于商品交易的始终。一些参与竞争的经营者为取得比其他经营者更大的优势, 利用少数人的贪财心理, 暗中以金钱或其他好处贿赂交易对方的负责人或对交易有影响的其他个人, 以获取交易机会, 从而取得更多的利润。收取回扣方为牟私利, 置国家利益、公众利益于不顾, 其贪婪动机更是显而易见的。供大于求是产生商业贿赂的市场条件。随着经济发展, 我国的市场成为商品品种数量繁多的买方市场。

利润也是商业贿赂犯罪实施者考虑的一个因素, 行为人从实施商业贿赂犯罪中获得的利润包括有形利润和无形利润。犯罪的预期利益越高, 实施犯罪的可能性越大, 商业贿赂犯罪发生的可能性和预期利益成正比。

2.3 个体原因分析

任何商业贿赂犯罪, 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其自身的因素.因而认真分析商业贿赂犯罪发生的个体原因, 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唯利是图的思想是从事商业贿赂的主观动机。经营者愿意冒违法犯罪的风险, 直接暗中给付对方单位或个人好处, 或者唆使雇员在业务活动中, 以回扣开路进行交易, 其目的是为了取得交易机会, 从而获取更多的利润。收取回扣方为牟私利, 置国家利益、公众利益于不顾, 其贪婪动机更是显而易见的。

本位主义是产生商业贿赂的帮凶。现阶段, 在两种体制交替之时, 一些从事公益行为的单位和具有特定职能的部门, 在附带从事公益经营和行使管理职能权利时, 往往利用其“独家”服务的优势, 肆无忌惮地与供货方串通, 大量获取回扣, 为小团体谋取利益。

2.4 道德文化原因分析

存在于人们生活中影响人们生活各个方面的道德因素, 虽然是无形的, 但却也对犯罪显示出了其特殊的影响. 中国人强调人际关系, 延续几千年的儒学伦理将“人情”理念深植于中国人的心理和处世现实中, 从根本上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虽然今天整个社会的宗族势力已经瓦解, 但乡土社会的差异理念却在以“己”为中心的小圈子内被普遍实践着。一种过渡性的人际关系模式— 熟人网, 就是转型期乡土社会的关系要素与市场经济的利益要素相碰撞的产物。跨国公司在进入中国市场过程中, 也逐渐适应了这种与西方观念完全不同的“本土环境”, 学会了对相关政府机构和交易对象采取“特殊沟通”的方式, 以商业贿赂为主要手段构筑自己的关系网。

2.5 法律方面的原因分析

法律对商业贿赂的处罚不够严厉。行政执法手段单一, 执法过于宽松。面对商业贿赂花样不断翻新, 回扣、账外折让等形式更加隐蔽的现实,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现有的执法手段显得过于单一。法律体制没有理顺。市场法制不健全, 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界定不清, 导致相关规定的可操作性差, 使商业贿赂大行其道。管理部门的责权不明则导致一些行政管理部门对商业贿赂的弱化处理, 如简单地处以行政罚款、通报批评等。而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反商业贿赂法, 因此, 制定专门的法律, 整合相关的规定, 综合运用刑事、民事、行政等责任追究手段, 将为治理商业贿赂提供有力的法律武器。

3 对商业贿赂行为的思考

治理商业贿赂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 运用党纪、法律手段有效制裁商业贿赂行为, 维护党的形象, 保障经济健康发展, 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既要集中时间开展专项治理, 又要从大局和长远出发, 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相结合, 与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相统一, 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相适应, 坚持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商业贿赂问题, 努力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相信通过今后的努力和摸索, 商业贿赂将不再成为桎梏中国经济发展的枷锁。

参考文献

[1]朱有明, 张薛梅.我国商业贿赂现状的经济学分析[J].商场现代化, 2006.

[2]刘修德.商业贿赂犯罪研究[J].阜阳市司法网, 2006-07-04.

向商业贿赂开刀 篇3

2005年底，从高层传出的信息表明：商业贿赂的猖獗已到了最后期限。2006年开始，中央将对商业贿赂进行专项集中治理。从去年底至今年初，高层决策引人注目，中央频频“亮剑”，直指商业贿赂。

——2006年1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在强调当前反腐败重点工作时提出了六点要求，其中第五点就是“要认真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坚决纠正不正当交易行为，依法查处商业贿赂案件”。对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总书记连续用了三个关键词：“认真开展”、“坚决纠正”、“依法查处”，可谓字字千钧。为打响、打胜治理商业贿赂攻坚战指明了方向。

——2005年12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2006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时，明确提出要在2006年集中开展商业贿赂专项治理行动，并将治理商业贿赂列为2006年反腐败斗争的重点之一。中央已决定在2006年联合18个部委对商业贿赂进行专项治理，并在中纪委成立治理商业贿赂办公室，由中纪委负责同志担任办公室主任。为打响、打胜治理商业贿赂攻坚战做好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2005年12月24日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上，作为首次提请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六)草案的一项重要内容，商业贿赂罪的主体相应作了扩大；草案在刑法关于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基础上，把商业贿赂罪的主体扩大到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

从政策制定到法律修改，全社会合围商业贿赂的大势已经形成。为打响、打胜治理商业贿赂攻坚战，进行了法律准备。

花样繁多

什么叫商业贿赂?说得直白些、通俗点，就是在给买方(个人)各种好处后做成了交易，损害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中饱私囊。这种腐败问题，近年来愈演愈烈，在我国许多行业，商业贿赂已成为约定俗成的行规和企业运行的潜规则，在交易之外直接给付或收受现金与实物，或者以报销各种费用名义、用“红票”冲账的方式进行贿赂。其主要花样有以下几种!

回扣费：这是在改革开放后才流行起来的新名词，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受到生意场上的人们追捧，90年代快速向各个行业蔓延，并向掌有实权的领导和决策部门的主管人员大肆行贿，以获取投资和贸易机会。大到几十亿采购订单，小到部门日常办公费用，甚至一桌招待酒席，都有一定比例的回扣。有的在做交易前，直言不讳地告诉决策者：给你××比例回扣费。从近几年查处各类腐败大案要案和一般性案件中都能找到吃回扣的踪影，可以说，回扣之风盛行，吃回扣无所不在。比如：建筑工程项目中，就有5％左右的费用是用于回扣的；药品代理商，要从虚高的药价中，拿出80％打通各个环节；医生开出一张处方，每月按用药数量给予回扣；就连各地政府出台的招商引资奖励政策也可看出回扣的影子，引资100万元，奖励引资人2％，引资200万奖励5％，这难道不是变相回扣吗?不过它被披上了“合法”的外衣罢了。

咨询费：这种费用，主要是用于打点那些政府主管部门和对某项决策有影响力的人员。如某个化工项目需要到某地投资，是政府领导作为政绩工程引进的，政绩早已打上某领导的功劳簿，但环保部门这关难通得过，于是，项目负责人和投资方就先买通环保内线人员，然后三番五次主动上门进行名正言顺的咨询，当然每次都会在你知我知的情况下，投资方不失时机地递上红包，名日：咨询费。几次咨询过后，再加上行政压力，被咨询者就会帮助投资者出点子、想对策，如何绕过政策障碍，办理两可之间的相关手续。

吹捧费：如果人们留意的话，可能早在几年前，就已看过这类新闻，像某某经济学家被××集团公司聘为“顾问”，年薪或报酬多少万元。明明××公司违规操作，甚至是黑吃黑，这些所谓专家竟然昧着良知，还一个劲地追捧，力挺上市，高唱赞歌。这是“国企改革之路”、“民企发展典范”、“上市公司楷模”等等。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了，“改”进了个人腰包。还抛出“靓女先嫁论”、“苹果论”、“冰棍论”，真正像吴敬琏、刘姝威这样有正义、良知和社会责任的经济学家，中国能有几个?有些所谓专家竟然不惜卖掉一生清白和灵魂以及职业操守，真可悲!

促销费：许多企业和商家经常利用新产品促销和宣传推广等，向有关部门的人员和监管执法人员进行商业贿赂，新产品可以免费使用，前来捧场者还有大礼包和“红包”恭候，即使没到场的实权者也会在会前或会后送上门。所有费用都打入“促销费”、“宣传费”。因为国家有规定，对这些费用可纳入税前列支，也可算入生产成本。据业内人士透露，一般商场或超市，一年仅这一块的费用大约在50－80万元，多的达几百万至上千万元，除此，生产商还要给予代理商广告费或提成、回扣等，占到生产成本的3％左右，化妆品、保健品、药品等占到20％以上，保守估计全国一年不少于1000亿，偷税达200亿左右。

技术服务费：如果自己发明了某项专利，卖给或转让给某个企业，收取一定数额的费用，这是国家鼓励的，也是政策允许的。而这种技术服务费，偏偏不是转让的专利，而是出卖的国家利益。此话怎讲?这类人员多数都是某个行业的技术专家，他们在决定商业交易中有着一言九鼎的地位，真可谓：一句得生，一句能死。把单位领导或者买方玩弄于股掌上。但他们也不会单刀赴会的，总要拉上决策的领导或相关人员做个垫背，用自己的技术行话来影响决策，最后成交好处你有我有大家有。电信部门，手机、小灵通、电脑生产商，要想进入某省域网，如果不花巨额技术服务费的话，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生产商在包装上就标明限××地区供应，如果要享受上网优惠的话，就必须购买电信局包销的某品牌电脑，否则，不能享受特种优惠。还有的是虽以集体名义收取技术服务费，但生产商会给领导和技术权威人员另付服务费。有的干脆集体一半、个人一半，集体有账可查。个人往往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外出考察费：这种现象在商业贿赂中非常普遍。如果购买国外产品的，可以邀请出国访问，帮助办护照、提供全程开支，还有礼品或红包，有的早已兑换目的国的货币，供其享用，甚至提供“特殊”服务。如果购买国内产品的，可以邀请到本公司考察学习，吃、喝、玩、住等费用全包，除了重礼外，还有数额不菲

的红包供自由支配。如果做成常年产品供应交易的，可以邀请参加各类研讨会，还可携带家人一至二名前往。如果达成采购协议，可以和夫人一起以考察之名，到旅游景点去游玩一番，也可到度假圣地去放松一回。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考察费用被对方以变相的商业贿赂形式包了之后，外出人员所有费用还都开出正规的发票，回到单位再报销，领取外勤补助。这种自己不掏一分钱。潇洒一回又捞取大笔外快的“好事”，谁不动心!

赞助费：这里说的赞助费，虽有企业不是出于完全的自愿，但为了做成生意，他们都会按“行规”办事，而主动赞助。这笔赞助的费用，当然要“羊毛出在牛身上”，因为企业可以通过加大利润或虚高成本来转嫁给对方。最常见的形式，就是赞助业内各种研讨会。如果去调查各大医院，看看每年有多少医生参加所谓的学术研讨会，哪次的背后都少不了有药商提供巨额赞助。有的企业为了躲避查处或者打政策“擦边球”，不得不向工商、药监、卫生、质监等部门提供物质或其它赞助，就连公安、法院、检察院这样的部门，也有来自企业的各种名义的赞助。真正需要赞助的社会弱势群体、特困家庭等，这些企业从不关心，因为那是无回报的真正付出，而他们的商业赞助是有代价的。所以，当人们为各种商业赞助大唱赞歌时，都忽视了背后的商业贿赂。

节日慰问费：在我国，每年有两个重大传统节日：中秋节和春节。近年来，节日腐败问题日趋严重，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手法五花八门，节日送礼成风。下级给上级送，部门之间互送，导致很多人被节日腐败拉下水。如今这股风早已被企业活学活用到了商业贿赂中，他们看中了节日这个最佳贿赂和笼络感情时机，变着法子，把回扣包装在节日慰问费的红包中，有的故意遗忘在办公室抽屉里，有的直接送到家庭茶几上，受贿者自然一一笑纳，用送礼者的行话，这叫感情投资。除了这两大节日外，也有选择在其他节日里奉送慰问费的，还有的四处打听对方家里人的生日、乔迁、调动、升学或者父母和家人生病等，乘此机会也会及时奉献上慰问金的，行话称之为：曲线投资。这种节日慰问，早已不是10多年前的名烟名酒或土特产品了，已经蜕变成为赤裸裸的现金，也有以存单、存折、银行卡、会员卡、购物卡等代替。

加班费：对于加班费人们都知道，只有加班了，才能领取加班费，而这种用加班费名义被商业贿赂包裹着后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为了达到贿赂的目的，一些部门或企业就以加班的名义向受贿人员发放加班费。这种形式多见于一些正规的单位。如：金融部门、事业单位，甚至于极少数的政府部门也常常以加班费借口变相分钱。也有的部门把加班费打在招待费用中开支，然后再以加班费名义贿赂对方的，以此掩人耳目。

当然，除了以上所列出的商业贿赂种种表现之外，还有以其他名义或形式进行贿赂的，如：美色、古玩、书画、房产、汽车等，不管他们以何种手法，但都比较隐蔽，或单线联系，或面对面交易，没凭没据，没有人证物证，查处和治理起来非常困难。

大行其道

据天津南开大学法学院调查发现。被调查的一半以上的公司表示。为了开拓市场，都有过商业贿赂行为。给回扣已成为许多公司竞争的法宝。为什么商业贿赂在我国会大行其道呢?专家分析认为，主要有这么几个因素造成的：

一是编织熟人网。中国人强调人际关系。延续几千年的儒学伦理将人情理念深深植根到中国人的心理和处世现实中，也从根本上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虽然今天整个社会的宗族势力已经瓦解，但乡土社会的差异理念却在小圈子内被普遍实践着。一种过渡性的人际关系模式——熟人网，就是转型期乡土社会的关系要素与市场经济的利益要素相碰撞的产物。跨国公司在进入中国市场过程中，逐渐适应了这种与西方观念完全不同的本土环境的特殊观念，学会对相关政府机构和交易对象采取特殊沟通方式，也就是入乡随俗，逐渐掌握了以商业贿赂为主要手段构筑自己的关系网。从另外角度看，跨国公司既是不正常商务环境的受害者，又是正常商业秩序的践踏者。

二是奉行潜规则。这些人早已明白，在中国要办成事，就必须遵守中国国内的潜规则。难怪当业内人士得知德普公司在美国“出事”时，就感到非常不解：送回扣是行内的规矩，怎么就违法了呢!据这家公司的人士说，现在90％以上的医生不会直接向医药销售人员要财物，但肯定“不给钱不订货”。自己不给回扣，别人给了，自己的产品肯定就卖不出去，于是大家纷纷争先恐后地给对方好处，正应了社会上所说的“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这些年来，不少跨国公司就是通过贿赂，顺利地绕过政策壁垒而迅速获得准入权。而他们贿赂的对象，通常是掌握信息、政策、行业发展资源的官员，由于权力缺少明确界定，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一些官员与寻求商机的跨国公司达成默契。这种默契被演化成行业内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三是监督不到位。跨国公司在中国出现腐败，德普公司搞商业贿赂竟然长达11年之久而没有被发现，或许司法机关真的是没有得到举报，纪检监察部门也没能获知线索，但没有举报的背后更令人深思。我国查处了几十万起各类腐败案件，其中绝大部分都涉及到回扣、好处费以及打着各种旗号的贿赂名堂。难道就没有引起一丁点警觉和思考?南开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所长程宝库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商业贿赂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国有关部门监督不严，使这个腐败领域成为真空状态，这种情况长期以来都被行业内部所普遍承认并且大范围存在，这是非常可怕的，也是非常危险的。

四是执法没力度。对于商业贿赂合法还是非法，有利还是有害，我国1993年颁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已经给这种争论画上了句号：“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在账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处；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账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此后的一些单型条例和刑法又分别进行了强调和深化。然而，法律是灰色的，现实之树常青，再好的法律也需要得到人的承认和执行，否则就是一纸空文。对于商业贿赂，检察院、公安局、法院、工商局、税务局、纪委、审计、财政等部门都有调查取证乃至立案查处的权力，但令人遗憾的是，大量商业贿赂竟然没有被发现。一些在海外引起巨大反响的商业贿赂。在中国司法界似乎找不到踪影。我国法律对行贿受贿处罚之严。为世界罕见，如果不折不扣地执行，足以让一些依靠商业贿赂打开市场者倾家荡产。但现实的情况却是，法律不敌潜规则，执法不力，查处不严，实质上就是对商业贿赂的默认。

不能小觑

商业贿赂大行其道，长期逍遥法外，成为企业开辟市场的行规和经营运作的潜规则，人们对此到了见怪不怪的地步。近年来，商业贿赂的危害性日益突出，人们逐渐认识它对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运行带来的负面影响。发现它对社会的腐蚀不可低估，尤其对一个市场经济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的破坏效应之大已经造成国家税收大量流失和企业间的不平等竞争，税收流失

累计高达数百亿元人民币。

首先是有损我国的国际环境形象。当前，中国广阔的市场前景和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吸引许多外资和外国企业到中国“淘金”，世界500强已有400多家到中国大陆寻求发展。受商业贿赂潜规则危害最大的是我国市场经济形象和国际投资形象，对外招商引资工作也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和消极作用，商业贿赂引发的不公平竞争，已对我国吸引外资形成无形的瓶颈。

其次是破坏了公平公正的市场准则。商业贿赂必然伴随着暗箱操作，而良好的投资环境是让企业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依靠品质、服务和质量、信誉等真本事，在阳光下竞争。以回扣等为代表的潜规则，把那些不给回扣的公司排斥在竞争之外，直接扰乱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破坏了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准则，形成恶性循环，投资和交易的“生态环境”被无情践踏，同时，也对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

第三是增加企业运营的隐性成本。据分析，凡是搞商业贿赂的企业，在财务账面处理时，无一不是把贿赂的钱物记入“销售支出”、“促销费”、“宣传费”或“赞助公益事业”等。比如：天津德普公司就将162，3万美元的贿赂款登记为“销售支出”，这笔支出相当于德普公司发案期间内销售额的3％－10％。这是明的支出，还有耗费的时间和牵制的精力，所有这些付出，理所当然成为企业的隐性成本，而且还很难用金钱来计算。

第四是加剧社会腐败现象的泛滥。商业贿赂是不是腐败问题，回答是肯定的。由于我国加大改革开放的步伐，一些法律法规和制度等滞后，让少数投机分子钻了空子，商业贿赂便是其中一种，它的泛滥必然会加剧社会腐败现象，破坏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准则，为官商勾结、权力寻租、红顶商人等提供了滋生腐败的土壤，从而加剧了社会不公平，导致了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人们不论法律论权力，不信市场信市长，不看好政策而看潜规则，严重毒害社会风气，造成思想混乱，为腐败推波助澜。助长腐败的产生。

第五是吞噬改革开放的成果。商业贿赂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取市场准入和各种资源的，他们肯定还要采取不正当的手段从市场中获得非法的收益和回报。一些外商为了逃避税收。竟把大量的合法收入转移到海外，仅逃避税就达300亿美元。还有的外商通过占有中国本土大量紧张的资源，利用廉价劳力生产半成品出口海外，到国外摇身一变再向中国出口。从中赚取几百倍的高额利润，不仅是变相的经济掠夺，而且对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和平稳运行带来了安全隐患，许多本该中国人分享的果实被外商以商业贿赂形式看似合法地偷走了。如此下去，有可能使中国市场出现“拉美化”倾向。

如何破题

去年12月19日，由教育部、中纪委、国家工商总局指导和参与组织的“反商业贿赂与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天津举行，与会的5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对治理我国商业贿赂问题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和意见，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也得到中央高层的重视。

近几年，一起起商业贿赂的来龙去脉和行贿的手法如出一辙，如果不是被美国等查处的话，恐怕中国人永远都被蒙在鼓里。令人尴尬的是，发生在中国的贿赂事实，却由美国来代为处罚，被处以480万美元的高额罚金，而那些受贿的国有医院的医生。我们恐怕是很难找出来了，查处又从何谈起。更奇怪的是，这种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商业贿赂行为，竟然是最先由其母公司发现，并由母公司向美国有关机构举报的。DPC公司的这种“大义灭亲”。虽然有其利益上的衡量和考虑，但我还是联想到，它已经给沉浸在快速经济增长中和加入WTO快乐中的国人上了生动的一课。

去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严查了谢瑞麟回扣事件，当事人的回扣问题的另一方也涉及大陆，可大陆方面却风平浪静，一切平安无事。外国的或者港澳台地区的公司到大陆后入乡随俗，这种由熟人网打造的本地化，在身处其内的人看来无可厚非，现在他们因此受到了处罚，反而让我们感到目瞪口呆。香港的法治成就在世界上是有目共睹的，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它的变迁过程，正是大陆学习的样板。香港曾经也是一个不送礼就办不成事的地方，人情理念根深蒂固，腐败现象层出不穷。然而，几十年的时间，却让香港变成全球最廉洁的地方。为什么?廉政公署自然功不可没，但是，如果没有自由的经济制度支撑，一切恐怕也枉然。有专家研究认为，香港成功的关键是明晰的产权制度、相对简单的税法、非常温和的税率以及政府坚持对经济“无为”的政策。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公平规范的市场环境，必须由严格的法律来保驾护航。我国多部法律对贿赂都有着相当严厉的处罚规定，如刑法规定，犯行贿罪情节特别严重的，要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无期徒刑。犯受贿罪最高可处死刑。另外，行贿罪、受贿罪一般都会处以罚款、没收财产等附加罪，除了追究刑事责任外，还可以追究其民事、行政责任等。面对肆无忌惮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商业贿赂行为和国内企业竞争中奉行的潜规则，这么严厉的法律为何苍白无力、束手无策呢?该作为的不作为，难道不发人深省吗!

专家们认为，当前改善投资环境的重点，应是靠严格执法来打破各种违法的商业贿赂的潜规则，集中力量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一方面加大对已发案件的查处力度，显示法律的震慑力量；另一方面，改变案件侦查方式，由被动地等待举报。转变为发展线人制度和建立各部门案件信息共享机制；一方面从已查的案件中找出规律性的和共性的东西，梳理成查案线索，减少环节，降低办案成本，不断总结经验，加快查处步伐，加大治理力度。相关部门需要联手综合治理，以形成公平、公正、规范的市场竞争环境，让商业贿赂这样的潜规则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失去效用，从而真正优化我们的投资环境。

一些跨国公司的商务代表说。他们当初之所以进入中国，是因为中国广阔的市场前景和优惠政策。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越来越感到公平、公正、规范的市场竞争环境更为重要。因此，他们建议：政府在创造投资环境时，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与时俱进，由注重硬件投入、提供税收优惠政策等传统做法，转变为搭建统一的、透明的、高效的竞争平台，治理好竞争环境。让所有企业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走向阳光竞争。

治理商业贿赂 篇4

治理商业贿赂

作者:长河政府管理和公务员考试研究中心

商业贿赂已成为当今破坏市场经济秩序、败坏社会风气的顽疾。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从战略和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和部署。党和国家在反腐败的统一框架下，把开展治理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资源开发和经销六大领域作为2006年专项治理商业贿赂行为的重点，也自然就在情理之中。准确把握现阶段商业贿赂的特点，积极探索反商业贿赂对策，不仅是维持市场经济秩序的需要，而且也是将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期,我们对商业贿赂的重点案例及如何治理商业贿赂进行解读和分析。而且，相对其他几年以来一直在讨论的社会热点问题，商业贿赂是今年才被社会各界关注的话题。大家需要重点掌握的是解决商业贿赂问题的对策方案即如何治理商业贿赂。

一、商业贿赂的重点案例解读

国家药监局商业贿赂大案

《京华时报》2006年2月7日版报道了一则爆炸性新闻：《国家药监局多名官员涉嫌经济犯罪被刑事拘留》。

该新闻中说：

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医疗器械司原司长郝和平涉嫌受贿案发后，与之有相关联系的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卢爱英(药品注册司助理巡视员、注册司化药处原处长)、王国荣(国家药典委员会秘书长、中国药品生物制

品检定所原副所长)及另外3位药品注册司的处级干部，因涉嫌经济犯罪，被检察机关刑事拘留。

检察院一次便抓走了国家药监局6名重要官员。看来，这绝非国家药监局个别官员的个案，而是一烂烂一窝的商业贿赂大案。

发生在国家药监局的商业贿赂大案，2005年便已初露端倪。

2005年6月22日，中组部宣布，免去国家药监局局长、党组书记郑筱萸的职务，其职务由邵明立接任。

2005年7月，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因涉嫌受贿被检察院刑拘。

此案东窗事发于白云山制药公司举报郝和平收受20万欧元的巨额贿赂。目前此案已经在检察院侦办完毕，进入审查起诉阶段。

同时，郝和平之妻曾经也在国家药监局工作，后调入原国家医药管理局直管的中国医疗器械工业总公司。而郝和平所在的SFDA医疗器械司的工作职责之一，正是负责国产三类和进口医疗器械、医疗器械广告和出口证明等各类审批件的受理、形式审查和发证等工作。

郝和平落马之后，中国药学会咨询培训部主任刘玉辉相继“出事”。据知情人士称，刘玉辉持有白云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400万元注册资本中49%的股权，此外他还涉嫌挪用中国药学会资金。

专业从事商业贿赂的新行业

国家药监局的商业贿赂大案东窗事发于2005年11月间，广州天之骄药物开发有限公司总裁张平被检察机关刑事拘留。

有人透露说，此人交待出了一份在药品注册报批过程中，涉嫌受贿的官员及专家名单。“涉案金额之大、涉嫌人员之多，令人咋舌。”据说，此人在数年内敛财数额超过两亿元。

那么，广州天之骄药物开发公司是家什么公司?

该公司创建于1992年，注册资金2000万元，主要业务范围包括中药新药研发、申报注册、技术转让、咨询服务等。

仅看看这个公司的业务范围，你就会明白，它与国家药监局的关系何等密切。实际上，它几乎是专为制药企业与国家药监局之间，从事商业贿赂的掮客及职业行贿人。

“天之骄”是广东省新药报批数量最大的企业，近四年来发了大财，它暴发于2002年的“地标”转“国标”。

自2001年开始，药监局开始推进地方药品标准转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工作，并于2002、2003年，完成了所有地方标准品种转国家标准品种工作，所有药品统一使用“国药准字号”，这意味着企业必须重新在药监局进行药品注册工作。而“天之骄”的业务主要集中在中药注射液的报批，在“地标”转“国标”的过程中，主要从事改剂型、改包装的工作。

仅2003年，“天之骄”就累计“自主研发和投资开发”新药100余项，申报专利150项，新药项目技术交易总额达2.8亿元。

医药企业手里的药品没有获得注册批文，就不能上市销售。所以，对于医药企业来说，负责审批药品批文的注册大权的政府部门，掌握着这些企业的“命根子”。

按照药监局正常的注册收费，一、二类新药从临床试验到生产许可审批，总费用是4.8万元。

正常情况下，一个新药批文从研发到审评通过，并投入市场，至少需要5年时间，这已经是很快很快了。

在美国及欧盟等发达国家，这个过程会长达十年，投资会超过十亿美金。而在中国会十分容易，并十分“廉价”。这一过程被商业贿赂压缩了。

在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和暴利如雨催生了一个巨大的地下批文黑市。

这几年，中国的医药市场上，涌现出了大量药品报批公司或机构，它明显地是在制药企业与国家药监局之间，从事商业贿赂的掮客。他们把政府官员和业内专家聘为该公司的顾问，按月或按项目给他们巨额提成，甚至参股分红。

在他们那里，搞一个新药批文的速度，竟能快到从一个星期到几个月不等，批文的价格都不一样。价格低则数百万元，高则上千万元。

商业贿赂所导致的腐败，危害的不仅仅是医疗业的上层管理机关，还直接面对老百姓，使老百姓深受其害。

二、治理商业贿赂的对策

第一，建立严格的市场准入与退出制度

在建立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方面，最重要的是确立严格而明确的市场准入条件和作为这种条件的体现市场主体的经营资格。只有取得了经营资格的主体，才能够在某一核定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建立市场退出制度方面，主要是要做到将那些

经营状况和信用状况极差，以及存在商业贿赂行为的市场主体强制性清退出市场。

第二，建立与完善市场主体的信用档案体系

(一)加快市场主体信用档案管理立法步伐

(二)建立市场主体信用信息数据库

在建立与完善市场主体的信用档案体系后，就可以通过对存在行贿记录等失信行为的市场主体进行严格监管，甚至将一些信用极差的市场主体强制性清退出市场，减少商业贿赂产生的源头，有效遏制商业贿赂的发生。

第三、完善举报制度

针对商业贿赂隐蔽性强、取证困难的特点，要完善举报制度，畅通发现案件线索的渠道。

1.完善举报人保护制度

2.严惩侵害举报人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

3.改进举报人奖励制度

第四，建立健全商业贿赂高发领域的行政监管体系

从已经发生的商业贿赂案件来看，相关领域行政监管的缺失，是商业贿赂得以肆虐的重要原因。建立健全商业贿赂高发领域的行政监管体系，已经成为治理商业贿赂的当务之急。

1、完善商业贿赂高发领域的行政监管法律法规；

2、健全监管机构；

3、将监管职责落到实处。

第五,构建反商业贿赂的法律体系

商业贿赂不仅涉及面广，而且存在着极其复杂的情况，仅仅依靠某一种或者某一类法律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类问题。因此，需要建立反商业贿赂的法律体系。

1.制定统一的《反商业贿赂法》。在目前涉及到商业贿赂的立法中，《反不正当竞争法》内容比较笼统，而一些部门规章，法律层级太低，法律效力较弱。这些都限制了立法在遏制商业贿赂方面的作用。所以，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整合现有立法的基础上，制定统一的《反商业贿赂法》。

2.完善刑事惩罚法律。要在刑法中明确规定对于商业贿赂罪的刑事责任，增大这类行为的成本，遏制犯罪者从中牟利的现象。

反商业贿赂制度 篇5

公司领导及所有员工必须认真学习和掌握国家有关反商业贿赂及廉政建设的有关政策、文件精神。用以指导检测工作的顺利开展。公司领导层应根据本公司实际制度和完善反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从制度上确保公司的经营合法、公道、正派。

公司部门设定，职位设定，人员设定等，职责划分明确，合理符合经营需要实际，更要有助于反商业贿赂的管理，做到事有人管，责有人负，层层落实。

公司要有反商业贿赂的责任，一旦出现商业贿赂问题，根据职责分工承担责任，并要加强动态监督，对公司员工违反有关反商业贿赂的规定自查，检查中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按公司制度予以追究，情节严重的报请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公司领导在决策制度及公司运行中要自觉抵制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商业贿赂行为，并及时反映和举报来自社会各方面进行商业贿赂的人和事。

公司应每年对制定实施反商业贿赂的情况，在检查考评基础上发现不足，并找出漏洞，进一步完善。

反商业贿赂举报管理制度

群众举报是反商业贿赂的重要途径，因此本公司的检测业务中应面向单位内部和社会公布监督举报电话，设置举报信箱和网络举报邮箱。

对通过各种渠道获取的举报情况，应及时向单位负责人汇报，并及时作出处理。

在受理举报后，要热情接待，并如实记录，认真处理，并向举报人说明情况，反馈处理结果。

对举报人应当予以保密，受理人要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对举报人姓名，举报内容，调查情况，调查结果要严格保密。

治理商业贿赂总结 篇6

一、2009年工作情况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确保了治理商业贿赂工作扎实深入

省水电集团领导对治理商业贿赂工作认识高度统一，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摆在了重要位置，切实加强了组织领导。

一是领导重视，机构健全。在公司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志远任组长，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罗毅任副组长。其余集团高管领导为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董事、工会主席兼集团重点工程办公室主任曾勇任办公室主任。明确由集团重点办、党群工作部、审计监察部承办具体工作，公布了举报电话。形成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直接抓，相关部门具体抓的工作格局，为集团扎实开展商业贿赂专项治理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

二是认真学习，思想统一。集团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领导小组下发了《集团电力行业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要点》，召开了动员大会，集团机关全体人员、各子公司、控（参）股主要领导共计56人参加会议。会议再次广泛宣传了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重大意义，要求一定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关于治理商业贿赂重大决策的精神实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的部署和要求上来，不懈怠、不松劲，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

三是周密部署，明确任务。集团组织认真学习了电监办的《2009工作要点》，并结合公司的实际，对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进行了安排，要求集团各企业要根据本企业的实际制定自查自纠工作方案，确定重点内容、工作范围和要求。要加强领导，深入扎实，切实结合实际，开展工作，防止走过场。

四是扎实工作，认真清理。集团在进行专题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后，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制定集团开展治理商业贿赂工作的实施方案。结合集团自身实际，突出了电力企业的治理重点，明确了各阶段工作目标和任务，对所属公司的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做出了具体部署和安排。要求对自查自纠中发现的问题，要认真分析原因，提出整改措施，落实整改责任。对发现的商业贿赂案件，要按有关规定依法^***。在清理工作中，集团本部共下发信息简报2期，召开各类座谈会4次，提出整改意见7条。

（二）治理商业贿赂工作开展情况

（一）集团治理商业贿赂工作的范围是：1.扩大内需工程和农网完善工程建设（包括立项、招投标、工程管理）；2.设备、物资采购；3.企业重组资产认定、管控；4.供电营销、服务；

5.电力调度、电费收缴结算；6.其他工程建设。

（二）查找的主要问题是：1.集团及所属企业领导及工作人员，有无利用职权参与或干预经营活动，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2.有无在工作中索贿受贿的行为；3.有无玩忽职守、失职渎职以及其他不履行职责，甚至放任、纵容、包庇的行为；4.监管手段、方法和制度存在缺陷或不足。

（三）清理的重点：招投标、重点工程，包括工程项目招标的方式、概算、中标价比选、资格预审、招标、评标、中标情况；设备物质采购、工程建设以及以权谋私、索贿受贿、执行运用规章制度等重要环节。

为进一步加强对中央预算投入省水电集团扩大内需项目中的地方电网农网完善和无电地区电力建设工程建设的管理，确保工程项目实施规范，集团组织力量，深入集团公司所属各公司，对实施的扩大内需农网完善和无电地区电力建设工程进行专项检查。

检查组重点对投资计划实施、专项工程资金拨付和管理、工程招投标、工程施工管理、安全管理、竣工验收、档案管理，特别是工程进展情况等进行了全面、认真的清理、检查。从检

查的情况来看，各公司专项资金到位情况较好，能严格执行“专款专户、专款专用、封闭运行”的管理方式，坚持分项目单独设账、专项核算、专人管理，无挪用、挤占、置换等情况；工程建设项目、设备、物资采购能严格依法对外公开招标；在工程建设管理上，能严格执行项目管理的“四制”（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工程项目监理、监督实施到位；能加强安全管理，各项安全措施落实，没有发生人员伤亡和责任事故；各项统计、报表报送及时、准确;工程档案管理基本有序。各项目实施管理单位能认真履行职责，在工程建设管理中管理到位，措施有力，工程项目实施规范、有序；没有发现任何贪污、挪用、挤占、私分等情况和过程建设上的违纪、违规、违法现象。

同时，检查组也发现了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一些公司工程实施进度相对滞后，一些工程项目财务账务^***不太规范，一些用专项资金购买的物资的管理有待加强，一些公司二期农网完善竣工决算不及时，有的公司工程档案管理有待加强等等。检查组对这些问题，及时的同该公司领导和相关人员交换了意见，提出了整改要求，要求必须按期整改，并将整改情况及时报送集团公司。

通过专项检查，对集团所属各公司认真抓好扩大内需农网完善和无电地区电力建设工程建设，加强工程管理，产生积极的影响，对保证中央扩大内需资金的使用规范、有效和产生效益，起到重要的监督和督察作用。

（三）健全制度，建立长效机制方面的情况

集团公司在加强制度建设、建立长效机制上下了很大功夫，相继制订出台了《省水电集团农村电网完善工程管理办法（试行）》，《省水电集团无电地区电力建设工程管理办法（试行）》、《省水电集团城网建设工程管理办法（试行）》、《关于进一步加强扩大内需项目建设管理的通知》等规定。各控（参）股公司相继制订出台相应规定，强化服务职能，规范重点岗位人员的行为，健全监管体系和监管制度，以加强制度建设为重点，完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建立监督约束机制，健全防治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从源头上防治商业贿赂。

（四）主要的体会

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是一项长期的重大任务，集团通过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对规范企业行为、提升服务质量、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起到了有效的促进作用；

在自查自纠工作中，集团建立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责任制，做到“六个到位”，即：思想认识到位、组织领导到位、工作部署到位、责任明确到位、工作措施到位、督促落实到位。同时，办公室对公司各部门、子公司的专项治理工作加强指导和督查，掌握工作进展和实际效果，及时总结经验做法，对进展滞后的部门进行重点帮助，限期完成。

通过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使集团广大干部员工普遍受到了教育，提高了认识，经营行为得到进一步规范，内部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

二、2010年工作计划

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工作，2010年，我们将继续抓好此项工作，促进集团健康和谐有序发展，为地方电力企业产权改革的全面推进和集团的发展壮大打好基础。

（一）结合实际，进一步明确范围。

治理、整顿的重点范围是：一方面要对本企业发生的各类商业贿赂问题开展治理、整顿；另一方面要结合“效益管理年”，对经营工作和队伍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开展治理、整顿。

查纠的重点领域：“工程建设、资产管理、物资采购、供电服务”四个领域。

境内跨国商业贿赂问题研究 篇7

结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 所谓的商业贿赂, 是指经营者以排斥竞争对手为目的, 为争取交易机会, 暗中给予交易对方有关人员和能够影响交易的其他相关人员以财物或其他好处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是贿赂的一种形式, 但又不同于其他贿赂形式。而跨国商业贿赂, 则是发生在跨国经济活动中的商业贿赂, 其显著特征就是其“跨国性”, 超越了一国国境。具体来说, 跨国商业贿赂是指国际商事交易中, 经营者以排斥竞争对手为目的, 为争取交易机会, 暗中给予交易对方有关人员和能够影响交易的其他相关人员以财物或其他好处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其主体一般是跨国公司, 而贿赂的对象一般则是该国政府的公职人员。

二、境内跨国商业贿赂的危害

我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从而充分参与到全球化的竞争中来, 跨国公司数量也随着呈几何级数的增长, 几乎遍布各行各业, 渗入到我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这种情况下, 主要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境内跨国商业贿赂的肆虐, 对我国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 主要表现经济、政治、文化这三个方面:

1. 经济方面的危害性

对经济方面的消极的影响是最广泛最严重的, 主要表现在几下几个方面:首先, 跨国商业贿赂降低了外国对我国投资的积极性。贿赂增加了在我国从事商业交易的成本, 因此导致腐败国家与相对廉洁的邻国相比失去了竞争优势。从而破坏了我国的投资环境, 损害了外国投资者在我国投资的信心和积极性。其次, 跨国商业贿赂致使我国国家税利严重流失。商业贿赂一般是不公开的, 以秘密的回扣等非法形式进行, 并不入账, 这样就无法计收税收, 成为税外利润, 使国家和集体利益蒙受巨大损失。再次, 跨国商业贿赂使民族企业受到不正当竞争, 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致使我国刚刚崛起的民族经济受损。最后, 跨国商业贿赂行为对我国消费者利益亦造成了很大危害。跨国商业贿赂行为增加了行贿主体的成本, 这些贿赂成本导致生产和商品成本增加, 最终损害了我国消费者的利益。

2. 政治方面的危害性

跨国商业贿赂行为破坏了我国政治体制和政府官员的公信力。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跨国公司对我国的影响日益增强。跨国公司对于立法者或者其他高级政府官员的贿赂已经对民主机制的合法性构成威胁。跨国公司采取的形式各样的商业贿赂行为严重破坏了我国政治体制和政府官员的公信力, 损害了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大国的权威。

3. 文化方面的危害性

跨国商业贿赂助长了我国社会商业风气的恶化。跨国商业贿赂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大型的政府采购项目或者工程建设项目, 因此其带来的经济利益亦是相当可观的。在多家跨国公司的激烈竞争下, 为了获得未来可观的利益, 跨国公司往往不惜提高贿赂成本。长此以往, 对其他跨国公司和境内公司也产生消极影响, 从而导致我国的社会商业风气日益恶化。

三、境内跨国商业贿赂的规制

鉴于跨国商业贿赂对我国社会造成的巨大危害, 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对其进行规制, 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对其进行规制:

1. 深化体制改革, 从源头上防治商业贿赂

首先, 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金融企业改革、电信、电力等行业的改革;完善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及采矿权、探矿权出让办法;健全政府投资监管体系和国有资产监管制度;深化工程建设市场管理改革及工程招标投标制度。其次, 针对我国公用企业、特殊行业中出现的问题, 可以借鉴国外做法, 尽量引人竞争机制, 将带有独占性的服务与一般经营活动明确分开。如将经营电信网络服务活动与出售电话机的经营活动分离, 让诊病的医疗服务单位与药品经营行业分离等。国家要从体制改革人手, 使特殊服务行业失去滥用优势的条件和机会, 从体制上防止商业贿赂行为产生, 以保障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2. 完善法律体系, 加大执法力度

(1) 完善反商业贿赂立法体系。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要扩大我国立法对商业贿赂行为的调整范围, 重新界定商业贿赂行为, 把更多逍遥法外其他形式的商业贿赂行为包揽进来。另一方面, 完善商业贿赂法律责任体系, 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都应该进行加强, 以加大惩罚力度。

(2) 建立法律执行监督机制, 加大执法力度。虽然我国反商业贿赂法律有待完善, 但其在某些方面的惩罚力度还是比较严厉的, 如刑法规定, 犯行贿罪情节特别严重的, 要处1 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无期徒刑。犯受贿罪最高可处以死刑。另外, 行贿罪、受贿罪一般都会处以罚款、没收财产等附加罪;除了追究刑事责任外, 还可以追究其民事、行政责任等。如果不折不扣地执行, 足以让一些依靠商业贿赂“打开市场”者倾家荡产。但现实的情况却是, 法律不敌潜规则, 并没有落实到实处。因此, 有必要建立法律执行监督机制, 促进法律的实施。

3. 国际合作

要有效地打击外国公司在我国的商业贿赂行为, 我们就应重视与该公司所属国在公司税务记录、财务审计、财务报表的公开等方面加强信息情报的沟通与交换, 建立统一的会计制度等。建立在此种基础上的双边控制, 将能发挥更好的预防和惩治作用, 可以有效地规范外国公司在我国的商业贿赂行为。

摘要：随着中国越来越深入到全球化的竞争中, 跨国公司也如潮水般涌入我国, 其中一些公司的商业贿赂行为严重危害到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本文首先介绍跨国商业贿赂的定义, 并针对该行为所造成的危害提出对其进行规制的对策, 以期能抛砖引玉, 为抑制甚至消灭这种违法行为提供值得借鉴之良策。

关键词：跨国,商业贿赂,规制

参考文献

[1]陆　钰:我国境内跨国商业贿赂刍议[J].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 2006年10月

[2]袁杜娟:论跨国商业贿赂的法律规制.博士学位论文

[3]王　靖:对治理商业贿赂行为危害的法律思考, 2006年06期

中国如何反商业贿赂？ 篇8

6月15日，中国公安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商业贿赂犯罪专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中国掀起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一个高潮。

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统计，2000-2005年，全国工商机关共查处医药购销、商业零售、建筑、旅游等领域的商业贿赂案件1.5万多例，案值57.5亿元。而据公安部打击商业贿赂犯罪领导小组负责人称，“目前查办的案件只是冰山一角！”

商业贿赂在中国已经渐渐成为一种潜规则，但一直没有严厉的治理，直至疯狂的医药回扣引起全国民怨沸腾。

2005年5月20日，美国司法部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全球最大的诊断设备生产厂商Diagnostic Products Corporation（简称DPC）的子公司——天津德普诊断产品有限公司，自1991年到2002年间，向中国医生行贿累计达162.3万美元，用来换取这些医疗机构购买其母公司DPC公司的产品，并从中赚取200万美元。美国司法部判定，DPC公司违反了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有关“禁止美国公司向外国有关人员行贿”的规定，处罚其向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分别交纳200万美元和204万美元罚款，以及75万美元预审费等费用。

令人深思的是，这起发生在中国持续时间长达11年之久的贿赂案件，中国执法机关竟然丝毫没有察觉。

这起事件引起舆论哗然，治理商业贿赂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引起了国家高层的重视。2005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把治理商业贿赂作为2006年反腐败工作的重点。

六大流弊

尽管政府治理商业贿赂的历史由来已久，但是一直效果不佳，这其中制度缺失是根本原因。

一是商业贿赂点多面广，牵涉部门多行业多。商业贿赂主要集中在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以及资源开发和经销等领域，牵涉到诸多部门、行业和人员，使得治理商业贿赂成为一项繁杂低效的工作。

二是权力对市场的干预。行政干预经济的现象依然存在,以各种手段获得行政的支持、获得项目、获得特许、获取资源成为可能。这就为搞钱权交易得商业贿赂提供了土壤。

三是监管部门分散，缺乏协调统一和明确的管理责任。已经成立的反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初始成员有18个部委，2006年2月又扩充到22个部委，监管部门虽多，却难以形成合力，是否能高效地达到防治商业贿赂的目的值得商榷。比如，根据政府采购法规定，政府采购的监管部门是财政部门，而查处商业贿赂犯罪的部门是纪检和检察院，对尚未构成犯罪的违规干部处理却牵涉到人事部门，还有对账目进行审计的审计部门，以及诸多相关协助支持部门。众多部门共同管理，诸多环节中，只要一环出现问题，就可能会导致全盘皆输。

四是理念落后。从目前来看，我国治理商业贿赂还处于事后监督阶段，尚未实施由项目预算开始到验收合格结束的程序监督。查处商业贿赂也停留在对“结果合法”的追究上，并不重视程序是否公平公正透明合法。另外，由于监管、查处、处罚政出多门，加之目前惩治商业贿赂的法律存在缺陷，导致商业贿赂查证难。

五是法律法规不完善，处罚力度远远不够。首先是范围界定小。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商业贿赂行为的主体是经营者，而经营者的董事、经理、控股人、代理人、雇员等在商业贿赂行为中都有其各自作用，他们共同构成违法行为主体，应承担共谋者的刑事、行政责任和民事侵权连带赔偿责任，但因法律没有规定，相关人便可逍遥法外。

其次，从法律责任的角度看，对商业贿赂的处罚规定不够完善，处罚力度较弱。商业贿赂最直接的目的，是要获得正当竞争所不能得到的商业利益，打击的短期策略必须是“惩处有力”，让贿赂双方得不偿失。比如美国，在1861年林肯就签订了民事性法律来打击国内的商业贿赂，主要在经济上给与处罚，罚款以贿赂所得到的好处和贿赂行为对于公共事业造成的损害作为基础，给予3倍的罚款。而我国的现实是，现有的刑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应用中很难注意到这一点。处罚都是以贿赂金额作为判罚标准，商业贿赂的行政处罚是“处以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而对于商业贿赂大案，比如在建筑领域和政府采购领域，合同金额动辄数十亿元，处罚过于轻微就会失去威慑力。

六是举报人保护制度缺失。商业贿赂秘密进行，往往知情人也是违法者，所以法律必须提供一套举报人无罪和奖励制度，让知情人勇于举报。现在公安机关也在采用奖励制度，但是没有相应的保护制度。行政执法机关把举报人暴露出来导致举报人很可能受到报复。另外，行政执法机关如果不认为举报者举报的情况是严重案件，举报人也很难受到保护。

他山之石

在打击商业贿赂方面，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得经验，有些对中国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一）美国经验

1977年，美国制定颁布《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FCPA）。同年，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美国以及主要发达国家都是成员国）通过了《打击贿赂国际商务活动中外国官员行为公约》。1998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际反贿赂与公平竞争法》，修订了《反海外腐败法》。

《反海外腐败法》主要有两部分内容：一是要求公司根据《反海外腐败法》加强公司财务制度；二是关于反贿赂的规定。如果被定有罪，将对公司处以200万美元以下罚金，对股东、雇员和代理处以10万美元以下罚金并可判五年徒刑。

《反海外腐败法》对“公关费”和贿赂之间的区别做了明确的界定：前者是为了得到某位官员的接见或确保货物能通过海关而支付的费用；后者则是为了影响他人决定或为了得到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势而支付的费用。同时，根据《不当影响和腐败组织法》，商业贿赂被告的竞争对手可以对其提出诉讼索赔，理由是被告通过不正当竞争手段获得交易或收益，损害了竞争对手的利益。

从美国的市场运作和社会监管方面来看，对商业贿赂的治理主要依靠四个机制：

一是反垄断机制。垄断行为是市场不公平竞争的最大体现，容易导致商业贿赂行为发生。为此，美国早在一百多年前就采取措施大力打击市场垄断行为，于1890年颁布了《反垄断法》(Anti-trust Act)，其市场反垄断已经深入到各行各业。

二是公平竞争机制。在自由、激烈而又公平、规范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的动态平衡关系成为决定公司经营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在这一机制下，公司采购和营销人员通过商业贿赂舍弃低价产品和服务转而购买高价商品和服务，就必然会导致公司产品成本的上升和质量的下降，对公司的生存和发展造成威胁。无论公司管理层还是股东都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出现。

三是舆论监督机制。在公开和严格的舆论监督下，任何形式的贿赂都将成为丑闻被公布于众，使行贿和受赌者和公司本身遭到媒体曝光、道德谴责和法律制裁，同时对自身形象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四是法律机制。严格的反腐败立法和执法是打击商业贿赂最重要的手段。在这方面，美国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制定和修订相关法律打击商业腐败，为治理商业贿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日本经验

商业贿赂是日本各种贿赂中最主要的形式之一，还时常涉及政治领域，造成政坛大地震。当前，日本已经构筑起一整套比较有效的制约机制。

日本刑法将商业贿赂统一为行贿罪和受贿罪，无论在商业方面还是其他方面，具有行贿或者受贿行为的主体必须承担相同的法律责任。

设立保护举报人制度。日本制定了《公益举报人保护法》，努力保护揭发和透露公司主管或分管人员违法舞弊行为的举报人。规定要为举报人严格保密，不得以任何形式泄露举报人的真实身份。其次，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解雇或用其他任何形式打击报复举报人。如果发生此类情况，将按有关法律严肃处理。

日本大企业基本上都建立了严密的防止和制约商业贿赂的机制。其中最主要的是实施招投标制度。只要超过一定数量的建设工程或者采购项目均采用真实的招投标制度，企业最高领导人不直接参与招标工作，具体招标工作由具体部门组成的招标小组进行。有专人对招标小组有无违反招标程序进行检查监督，防止个别人在招标中营私舞弊，接受贿赂。如企业发现员工利用工作之便接受贿赂，造成企业损失的，除赔偿损失之外，有关人员还必须承担刑事责任。

（三）韩国经验

韩国曾经是一个腐败问题严重的国家。韩国政府历经二十多年反腐败和治理商业贿赂，腐败程度逐渐减轻，商业环境得到改善，社会清廉度明显提高。

2005年3月，韩国政府、政界和经济界共同签署《透明社会协约》，规定了公共部门、政界、经济界和社会公民共建透明、廉洁机制的办法。公共部门的任务包括，由国家清廉委员会、监察院、检察所（院）、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分工协作，建立防止腐败、信息公开、公众监督和纳税人诉讼等机制；加强票务管理；实行公营企业透明经营；加强对公职人员的伦理道德教育等。

政界的任务主要是清除非法政治资金，防止金元选举。经济界的任务是实行伦理经营、透明经营；防止商业贿赂，绘制“反腐败地图”以切断商业贿赂的关系网；加强会计制度的透明度，建立企业内部举报制度等。社会公民的任务是协助建立与反腐败有关的居民传唤制、居民投票制、纳税人诉讼制等机制；制定《透明社会实践市民参与宪章》；参与反腐败社会行动等。

我国香港地区经验

我国香港地区反商业贿赂工作由香港廉政公署（ICAC）负责，廉政公署是与政府机关相脱离的独立反贪机构，其首长廉政专员仅仅向特区政府最高长官负责。同时，特区政府委任由社会各界贤达组成的四人委员会对廉政公署的工作进行监督，委员会的主席由非官方人士担任。

香港特区政府在贪污罪的界定上没有贪污与贿赂之区分，行贿与受贿者都以贪污定罪，先后颁布过3个特别法案：《防止贿赂条例》、《廉政公署条例》和《防止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防止贿赂条例》列出了对贪污贿赂的定义、各项罪名的界定和相关细节及处罚措施等。

根据该条例，任何人士向政府雇员或公共机构提供任何利益都属违法。政府雇员未获得政府准许，因公因私均不得随意接受利益。比如，接受下属赠送的结婚礼物也需要得到有关部门的特别许可，并且有明确的数额限制。

《廉政公署条例》授予廉署调查有关贪污行为的极大权力。如凡获得廉署专员授权的廉署人员，无须拘捕令即可拘捕涉嫌者，进行审问；在调查时，有权直接调查涉案人员的银行账号；执行公务时，有权进入和搜查任何楼宇，不必说明理由就可中止任何官员的工作；必要时还可使用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