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贿赂案件（共7篇）
商业贿赂案件 篇1
一、引言
缓刑称暂缓量刑, 也称为缓量刑, 是指对触犯刑律, 经法定程序确认已构成犯罪、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人, 先行宣告定罪, 暂不予以量刑, 由特定的考察机构在一定的考验期限内对行为人进行考察, 并根据其在考验期间内的表现, 依法决定是否适用具体刑罚的一种制度。
我国刑法中的缓刑, 采用的是司法制的缓执行制度。指人民法院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 认为暂不执行原判刑罚, 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 在一定考验期内, 暂缓执行原判刑罚的制度。缓执行制度在实践中对教育改造犯罪嫌疑人, 使之改过自新, 预防重新犯罪, 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 近年来各地在办理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的工作中存在着适用缓刑过多的问题, 难以达到缓刑的真正目的, 确有必要进行改革和完善, 严格掌握适用缓刑的条件, 以期达到最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二、适用缓刑的范围
我国刑法规定, 对于应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 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 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 可以宣告缓刑。这说明首先从客观方面要求, 在贪污贿赂案件中, 只有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的犯罪嫌疑人才可以被适用缓刑;其次还要求犯罪嫌疑人有悔罪表现, 这是确定其是否受到教育改造、是否以后不致再犯罪的主观因素。具体分析犯罪嫌疑人的悔罪表现, 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犯罪嫌疑人应有如实供述罪行的行为。
如实供述罪行是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适用缓刑的先决条件, 如实供述罪行才能证明犯罪嫌疑人具有积极悔罪的表现。缓刑的目的就是利用惩罚和教育相结合的方法, 改造犯罪嫌疑人, 使其不再具有社会危害性。如实供述罪行不但要求犯罪嫌疑人认罪, 还要求其如实供述其所有犯罪行为, 包括未被司法机关掌握的罪行。这种情况下更能够验证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积极悔罪的表现, 从而证明其不再具有社会危害性。
2. 犯罪嫌疑人不能有隐瞒犯罪证据消灭犯罪事实等行为。
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属于身份犯, 一般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可能出现找人说情和串供等情况。一旦这种情况发生, 对司法机关办理案件具有极大的干扰性, 犯罪嫌疑人出于逃避法律制裁的想法进行的上述活动, 从根本上否定了其积极悔罪的可能性, 如果其逃避了应受的刑罚, 会继续危害社会, 不宜判处缓刑。
3. 犯罪嫌疑人应有在判决前积极退赃的行为。
贪污贿赂犯罪属于经济类犯罪, 贪慕金钱等赃物是犯罪嫌疑人犯罪的原因, 其犯罪的主观动机就是为了非法占有国家、集体和私人财产, 如果犯罪嫌疑人没有积极退赃行为, 其贪利心理没有改变, 就谈不上积极悔罪、愿意接受教育改造。
三、不适宜适用缓刑的情况
1. 拒不供认犯罪事实而在案证据确实充分。
前面已经讲过, 拒不供认犯罪事实说明犯罪嫌疑人主观方面对其犯罪行为没有悔改的意思, 客观方面也可能实施了隐瞒犯罪事实的行为。与此同时, 能够证明其贪污贿赂的犯罪行为的证据确凿无误, 对这类犯罪嫌疑人不可以姑息迁就, 因其主观恶性尚未消除, 社会危害性比较大, 不适宜使用缓刑。
2. 主观上没有悔罪表现或者避重就轻, 口头上表示悔罪, 但却不如实交代罪行。
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主观上无悔罪表现的, 因其社会危害性尚未消除, 所以不适宜适用缓刑;而犯罪嫌疑人假意悔罪, 行为上却积极的为自己辩解, 试图蒙混过关, 逃避法律制裁, 这些与积极悔罪背道而驰的行为, 只能说明对犯罪嫌疑人不适宜适用缓刑。而这类犯罪嫌疑人通常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如何甄别其供词真伪,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3. 索贿造成他人生活严重困难或向生活严重困难的人索贿以及贪污国家扶贫、救济款物。
受贿类案件中的索贿行为是一种社会危害性极大的犯罪行为, 犯罪嫌疑人的索贿行为导致他人生活严重困难或犯罪嫌疑人向生活严重困难的人索贿, 更加重了其索贿行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 犯罪情节严重, 不适宜适用缓刑。贪污扶贫、救济等专项资金的行为属情节严重, 也不适宜适用缓刑。
4. 没有退赃和悔改表现, 挥霍赃款后无能力退赔以及因其行为给国家、集体、个人造成的损失难以弥补, 社会危害大。
司法实践中, 对没有退赃的犯罪嫌疑人一般不会适用缓刑, 退赃情节能反映出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悔罪态度。没有退赃的情况有三种, 一种是愿意退赃但确实无力退赃, 另一种是有能力退赃但拒不退赃, 第三种是挥霍赃款导致的无能力退赔。第三种情况的主观恶性最大, 犯罪嫌疑人主观上根本不愿意退赃, 对此不能适用缓刑。因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给国家、集体、个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的, 社会危害性大, 也不能适用缓刑。
5. 曾因贪污、受贿行为受过行政处分或刑罚处罚。
这种情况说明犯罪嫌疑人主观方面一直存在犯意, 曾经因贪污受贿行为受到过相关处分处罚, 但仍不思悔改, 行政处分或刑罚处罚没有达到相应的预防和惩治效果。刑法规定“累犯”制度的出发点在于累犯主观恶性大, 仅仅通过教育的方法无法纠正其犯罪, 无法消除其社会危害性。在此我们基于同样的原因, 也可以认定此类犯罪嫌疑人拒绝改过自新, 不能够通过缓刑来消除其社会危害性, 应对其加大惩罚和教育力度, 因此不适宜适用缓刑。
6. 赃款赃物用于走私、赌博等非法活动。
利用贪污受贿的赃款赃物进行走私、赌博等活动, 通常也会涉及到涉嫌走私罪、赌博罪等相关罪名, 此种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大, 适用缓刑无法有效避免犯罪嫌疑人继续破坏社会秩序, 危害社会安全。
7. 共同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等贪污贿赂案件经常会涉及到共
同犯罪, 此类共同犯罪中的主犯一般都是犯罪的直接受益人或最大受益人, 对犯罪目的的实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并且此类人不亲自实施犯罪行为, 本身具有很强的隐蔽性, 如对其适用缓刑, 必将助长起侥幸心理, 不利于改造。
四、结语
对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是否适用死刑, 主要考虑的是犯罪情节、主观恶性、悔罪表现、社会危害性以及对犯罪嫌疑人改造的难易等问题。只有对罪行较轻、罪过较小, 积极退赃, 如实供述罪行, 不掩藏、毁灭、伪造证据, 不串供的, 严格把握罪刑相适应原则以的适用尺度, 明确犯罪的一般预防的目的, 才能适用缓刑。
摘要：近年来, 各地办理的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案件中, 适用缓刑较多, 存在一些问题, 值得分析研究。对这些案件在适用缓刑时, 应严格掌握缓刑的适用条件, 不应过于宽泛。本文就办理贪污贿赂案件中的缓刑适用问题提出相应对策。
关键词：贪污,贿赂,职务犯罪,缓刑
参考文献
[1]赵春秀: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案件中缓刑的适用[J].中国法院网, 2004http://www.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114989
[2]詹艳:论对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缓刑的适用[J].株洲工学院学报, 2002 (2)
[3]朱丽霞:论贪污受贿罪的量刑.华东政法学院[J].2005 (1)
商业贿赂案件 篇2
2012-09-17 09:48
1.现有法律、法规可操作性不强
目前，工商机关查处商业贿赂行为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但《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贿赂违法行为的主体及表现方式的规定比较简单，对于交易双方以外的第三方利害关系人收受商业贿赂的问题缺少明确规定。另外，商业贿赂违法所得的计算方式也存在争议。
2.商业贿赂行为隐蔽性较强，调查取证存在一定难度
商业贿赂行为多为“潜规则、暗箱操作”，经营单位多以做假账、账外账、不入账等违法方式进行，给调查取证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同时，由于商业贿赂案件涉及点多面广，贿赂双方作为利益共同体，串案、窝案发生的可能性比较大，也使得调查取证工作存在一定困难。
3.商业贿赂案件专业性比较强，案情的认定较复杂
认定商业贿赂行为，需要从违法的主体、主观、客体、客观等方面考虑经营者的行为是否构成违法，其给付或收受财物是否影响正常的公平交易秩序，商业贿赂与正常的商业模式、规则有什么区别，“账外暗中”如何理解等，准确把握这些问题需要具备较高的专业水平和较强的业务分析能力；同时也需要具备相应的会计知识和丰富的办案经验，对执法人员综合素质要求比较高。
4.协作机制不健全
简述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证据的收集 篇3
摘 要：证据的收集是检查机关甄别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关键，同时也是证实犯罪的重要依据，十分关键具有价值。证据收集是否全面、固定、有效直接关系到整个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办案的质量优劣，只有认真做好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证据的收集工作，才能从源头上打击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发生。
关键词：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证据收集；有效策略
案件证据的收集是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办案的重要组成部分，证据的收集具有直接性、真实性、全面性等重要特点，因此广泛受到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办案人员的青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口供成为破解案件的关键，成为证据之王，由此可见，证据的收集对整个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办案的关键[1]。
一、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证据收集的概述
主要是指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为了揭露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真相，还原事情发生的本质，按照相关的法律程度、进行调查和挖掘与案件事件有关的蛛丝马迹，在办案的过程中收集与犯罪案件有关的材料或者犯罪活动。但在实际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证据收集的过程中，取证工作较难，因此在实际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只有采用正确、科学的侦查方法和手段，才能还原事实的真相，严重打击违法犯罪事件的发生[2]。
二、目前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证据收集的现状以及存在的不规范
1.收集证据观念落后
贪污贿赂犯罪案件都是属于利用自身便捷职务进行智能型犯罪，由于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的学历、智力、文化程度等都比较高，从其手中获得对于案件有力的证据是十分困难的，要想从他们那里获得一定有力的证据，就必须要和他们进行心理、生理、思想、以及语言上的较量。但目前很多检察院在进行反贪污受贿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收集证据的观念落后，仍在沿用传统的工作模式和理念，按照“由供到证”的落后观念进行办案，这样虽然降低了办案成本，节约了人力、财力、物力，但是存在很多弊端。还有很多检察院反贪污受贿工作人员养成了重视口供就为事实的习惯，但是却忽视对其他证据的收集，导致证据收集链条不健全，无法确定犯罪事实。
2.收集证据操作不规范
（1）收集证据工作人员数量较少。很多检察院在审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时候，询问嫌疑人和证人的收集证据工作人员往往少于两个人，这种现象违反了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对于证人和嫌疑人审问在工作人员审理过后还需要由其他人员补签或者由司法干警、实习生等多个人员参与审讯工作[3]。
（2）收集证据的方式较为落后。很多监察机关使用双规的方法进行审讯，这不仅沿用了传统的收集证据的方法，而且还需要浪费大量的实践，在初次审查的过程中，容易出现笔录、审讯、提押、还押时间不统一的现象发生。还有一些收集证据工作人员会使用不文明的语言进行攻击，侮辱了被审人员的人格，严重者还会使用暴力询问等情况。
（3）处理证据程序繁琐。监察机关需要联合公安、审计、税务部分等多个部门进行联合，这样虽然能够确保证据的真实性，但是工作效率较低，司法成本较高，尤其是证据处理程度繁琐则会直接影响案件的审理进度。而且在证据处理的过程中，每个部门审查都对重新取证，导致案件审理的过程耗时长。
三、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证据的收集工作重点
1.证据收集工作单调
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证据收集工作十分单调，口供成为案件的唯一突破点，只有口供却没有其他有利的佐证，这给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带来了困难。有很多犯罪嫌疑人就是利用这一点，看案件得不到审理后就否认之前的口供，避重就轻的想要免除责罚，导致证据收集工作单一[4]。
2.证据收集工作分离
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与其他案件相比，范围案件涉及的主体较少，因此在监测机关尚未掌握成熟的犯罪的证据的时候，对证据的依赖性就较大，行贿人和受贿人之间往往会发现各执一词，没有其他证据的辅助，导致证据收集工作分离，狭窄，导致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事实不确定，这给证据收集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3.证据收集工作较难
由于证人害怕打击报复，还有一些外在原因使公诉人只能出示证人的笔录，这种情况违反了审理案件的直接性原则，因此不利于案件的审理，公诉方处于被动的地位。还要一些行贿人和受贿人的反侦察能力较强，将案件做得十分完美，很难找出有利于案件审理的证据。
四、做好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证据收集工作的有效策略
1.查找细节，详细询问
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办案人员在收集证据的工作过程中，需要综合运用各种侦查手段，查找细节，详细询问，这样不仅能够提高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证据收集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同时还能为案件提供新的辅助性证据。俗语云：“细节决定成败”可以一个小小的发现就会使案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在审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不能走马观花、粗心大意，应该从小事入手、从细节入手，还原事情的本来面貌。例如：在对犯罪嫌疑人审问的过程中，要对每一个环节问的详细、问的清楚，初次接受审理的犯罪嫌疑人还存在惊慌的心理，没有充足的准备，很容易交代事情的原委，及时有改编犯罪经历也能大致确定。然后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二次审理，根据犯罪嫌疑人前后口供出入的地方，询问细节，通过反复的详细询问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将受贿过程和盘托出。
2.综合运用先进技术固定证据
近年来，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将先进技术广泛运用于證据收集过程中已经成为审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新途径。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曾经明确规定了：“在审理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同步录音录像一定要公开透明[5]。”由此可见，工作人员可以利用多媒体等先进技术将犯罪嫌疑人供认的口供以录音录像的形式呈现，而且中间不能有停顿或者失音现象发生，综合运用先进技术来固定证据能够有效提高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审理效率，给贪污犯罪人员定罪。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贪字头上一把刀，只有对案件证据进行有效的收集，才能从源头上减少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发生，给予不法分子严重的打击，还政府一片蓝天。
参考文献：
[1]薛曼.有关贪污贿赂案件证据的判断鉴别和审查认定问题研究[J].活力，2010（14）.
[2]王相凤.浅议言词证据的审查与认定[J].法制与社会.2011（03）.
[3]严军.关于在诉讼中调查收集言词证据的方法和技巧[J].知识经济.2011（01）.
[4]陆蕙.刑事非法言词证据调查规则若干问题探析[J].法制与社会.2011（18）.
商业贿赂案件 篇4
一、诱惑侦查的适用特点和条件
“所谓诱惑侦查, 是指对重大复杂的隐蔽性犯罪案件, 在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犯罪意图或犯罪倾向的条件下, 侦查人员严格根据法律的规定, 为犯罪嫌疑人提供犯罪机会和条件, 待其进行犯罪或自我暴露时当场将其人赃俱获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美国的诱惑侦查在适用上极为广泛, 几乎不受限制, 卖淫、非法售酒、毒品犯罪、以及公职人员的贪污受贿犯罪等案件中均可适用诱惑侦查;德国明确规定在毒品、假币、武器交易、涉及国家安全以及重大职业团伙等犯罪案件中, 可以采用诱惑侦查;而法国规定毒品犯罪才可适用诱惑侦查。以上三个国家关于毒品犯罪适用诱惑侦查的立法规定已基本达成共识。其余的适用案件类型看似混乱迥异, 实际上也是有迹可循的。譬如, 美国适用诱惑侦查的案件多属“受害者是自愿的, 他们通常不会告发, 因而普通的侦查活动难以展开、奏效。”并且放弃过去仅以被告心理状态判断诱惑侦查合法性的做法, 而是采取通过对被告心理状态和政府行为全面审查, 从主客观的互动关系中追寻诱惑侦查实施的合法性。 (1) 德国的诱惑侦查多集中适用在严重危害国家安全、严重危害社会的案件, 适用条件也比较严格, 须证明侦查对象即将或正在参与犯罪, 而不能仅仅以犯罪倾向这一主观方面来判断。
借鉴国外立法理论和实践, 笔者将诱惑侦查的适用条件归纳为: (1) 案件类型要求。一是隐蔽性犯罪案件, 此类案件难于取证, 无被害人 (2) 或即使有被害人也属自愿受害 (如贩毒案件中的毒品购买者) , 无法抓获罪犯, 运用一般的侦查手段难以侦破, 不得不采用诱惑侦查。二是具有严重社会危险性的重大、复杂案件 (隐蔽性案件除外) 。诱惑侦查本身属于风险系数相当高的一种侦查手段, 前文已述, 诱惑侦查的劣势与优势同样明显, 因此只有在危害后果严重、破坏性大的案件中, 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这也是必要性原则的要求。 (2) 启动诱惑侦查的前提。必须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有犯罪倾向即将或正在参与犯罪, 即处于犯罪预备或实行阶段, 必须有证据证明“合理嫌疑”的存在 (3) , 不单单只是具有犯罪倾向, 才能启动诱惑侦查, 避免陷入打击“思想犯”的漩涡。
二、贿赂案件适用诱惑侦查的必要性
上文论证了在贿赂案件中适用诱惑侦查具有法学理论支撑, 而在政治纬度, 我国腐败形势之严峻无需多言, 笔者仅通过分析两个图表进一步说明适用诱惑侦查的必要性。据中央内部《简报》报道:截至2003年6月30日, 各省 (区) 、直辖市纪委、公安部门上报:党政部门、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 涉嫌职务廉洁性犯罪的党员、党员干部失踪、外逃、自杀死亡报告统计资料如表1所示。
而从1990年至1999年的10年间, 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470254件, 平均每年47025.4件。其中, 前5年为228920件, 后5年为241334件, 比前5年上升了5.4%。 (图1)
笔者从图1产生以下思考:贪污贿赂案件立案数在99年虽有所回升, 但较之前几年 (如95、96、97年) 却降低很多, 此中原因想必不是犯罪数量真的减少, 笔者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犯罪手段多样化、隐蔽性增强、利益集团组织严密, 侦查力度不够所造成。受贿罪是官员腐败的重要类型,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 与其等到案发后追究受贿官员的法律责任, 弥补权钱交易造成的损失, 不如在得到一些可靠线索后主动出击, 采用诱惑侦查提前或更早地扼住腐败的“黑手”, 将损失减小到最低, 否则等到受贿官员外逃、失踪、自杀后再进行侦查 (如表1) , 有可能落得人财两失的结果, 这也是党、国家、人民最不愿看到的。
三、诱惑侦查在贿赂案件中适用的有限性
我国刑法中, 贿赂案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罪名:受贿罪、单位受贿罪、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行贿型犯罪 (含介绍贿赂罪) 相对于受贿型犯罪, 罪行较轻, 社会危害程度较小, 不符合诱惑侦查适用的案件类型要求, 而且“贿赂案件的线索来源多是行贿方, 而极少是受贿方, 以受贿方为诱饵针对行贿方的诱惑侦查事实上缺乏可操作性”, 因此笔者认为对贿赂案件适用诱惑侦查应主要集中在受贿型犯罪。受贿罪与其他受贿型犯罪即单位受贿罪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是普通与特殊的法条竞和关系, 因此本文直接以受贿罪为典型来讨论受贿型犯罪适用诱惑侦查的问题。受贿罪客观方面表现为收受他人财物和索取他人财物两种形式。这两种行为对诱惑侦查的容忍度是不同的, 分述如下。
1. 收受贿赂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财物是司法实践中受贿犯罪的主要形式。“收受贿赂的主要特征是他人交付财物的自愿性和行为人受贿的非主动性。”受贿人是被动收受财物, 行贿人是主动行贿以谋取利益, 实施过程多具有隐蔽性、秘密性, 甚至是一对一的情势, 双方均可获利, 因此都不希望他人知道, 此类案件属于隐蔽性犯罪案件, 可适用诱惑侦查, 不过笔者认为, 收受贿赂案件在没有可靠线索或确定证据证明有受贿罪的重大嫌疑时, 不宜适用诱惑侦查, 如前文所述, 这是在对效率价值、秩序价值、正义价值三者衡量后对后两者的倾向性选择;从实践层面上来讲, 在没有合理嫌疑的情况下, 对一个至少表面清白的官员进行诱惑侦查, 笔者认为弊大于利。
诱惑侦查只是一种打击腐败的“诡计”, 正常情况下“诡计终究还是诡计。无论其是否一个策略, 诚实的人都没有被腐化。”, 但通过洞察人性我们可以知道, 每个人在心中都有自己的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 他不犯罪并不意味着他不会犯罪或不想犯罪, 而是因为犯罪后被惩罚的风险大于自己所追求的利益才选择不犯罪, 当通过犯罪所获取的利益超出了自己的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时, 大多数的凡夫俗子还是会铤而走险, 自律性极强的圣人毕竟是少数, 官员也不例外, 因此笔者认为, 当没有合理嫌疑时, 不能对官员滥用诱惑侦查。
从控权角度来看, 允许对官员适用诱惑侦查, 可以在心理上对他们产生一种震慑作用, 使其不会收受贿赂滥用职权为他人谋取私利, 但是对权力的制约以根本上不妨害权力效能为限, 倘若没有任何证据就可对官员实施诱惑侦查, 官员惶惶不可终日, 无心工作, 担心被陷害、打击, 必然会产生信任危机, 这样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和政治职能将从根本上受到限制。从法律程序角度来看, “以近于顽强之引诱或以社会通念所难以容许之欺罔手段来抑制受陷阱侦查者之自由意思时, 即脱离法正当程序之要求”。程序的公正应是一种看得见的公正, 公正不仅应当实现, 而且应当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如果对程序的正当性产生了怀疑, 结果即使再好也会使司法的公正性受到质疑而影响其内在价值的完美。综上所述, 程序是法治和恣意人治的分水岭, 在收受贿赂案件中适用诱惑侦查须遵守严格的程序启动条件, 即存在合理嫌疑, 有证据或可靠线索证明犯罪嫌疑人有受贿的重大嫌疑。
2. 索取贿赂
索取贿赂, 是指行为人利用自己的职权或者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 在当事人有求于自己时, 主动向对方索要财物。索贿作为受贿形式之一, 在司法实践中占有一定比例。“索贿行为具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行为的主动性, ……二是行为的勒索性。”在贿赂案件中, 索贿行为是诱惑侦查的主要侦查内容, 相对于收受贿赂行为而言, 更具“合理嫌疑”的可证性。
在索贿案件中, 案件线索多来自以下情况:官员利用职权或职务便利向他人主动索取财物 (含暗示索取) , 所承诺的利益未超出被索一方的道德底线或法律底线, 抑或被索一方不堪忍受或无力满足官员贪欲。被索一方可为诱惑侦查提供可靠线索或证据, 并直接作为诱惑侦查的协作者, 在配备侦查技术器械 (如监听、监视等) 后, 去接洽索贿官员, 为侦查获取第一手证据材料。在索贿案件中适用诱惑侦查, 对早已有受贿犯意的嫌疑人提供一种机会, 而这种机会并非没有侦查人员的帮助就不可能出现, 因为嫌疑人还可向其他人索贿, 此种情况下提供的机会属于非“创造性”的, 因此作为一种实务操作策略, 在贿赂犯罪中适度运用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手段 (6) , 并没有逾越公众认同的国家司法廉洁性和公信力的道德底限。相反, 它具有在反腐败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优势。
总之, 受贿案件适用诱惑侦查在理论上是行得通的, 对实际的政治生活也是必要、可行的, 但具体措施还需进一步论证, 如建立独立于行政部门的侦查系统, 或者先只对索贿案件适用诱惑侦查, 再逐渐扩展到整个受贿案件, 或者完善线人保护机制等。
四、结语
“面对现实错综复杂的条件和理论与实践的悖反, 司法官员在确认严格的道德底限和具有多元问题视角的条件下, 可以根据当时情势灵活运用手中权力, 以求得问题的有效解决”。对贿赂案件适用诱惑侦查, 具有有限性, 须根据不同情况区别之, 不可一概否定或肯定。
摘要：贿赂案件能否适用诱惑侦查, 理论界、实务界众说纷纭, 同意者更多关注如何适用即具体实施问题, 不同意者则一概否定。结合诱惑侦查的特点和贿赂案件的类型, 来阐述诱惑侦查在贿赂案件中的具体适用, 以期为我国侦查实践和反腐败事业提供些许建议。
查处商业贿赂案件的几点体会 篇5
商业贿赂已成为当今破坏市场经济秩序、败坏社会风气的顽疾。多数商业贿赂行为，行贿和受贿双方是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双方从中获得了各自所需的利益，行贿者和受贿者所用的财物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侵害的还是广大消费者的利益。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从战略和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和部署。现就我局在开展治理商业贿赂行为的专项行动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谈一谈我个人的一些体会：
一、具体办案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一）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可操作性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仅在第八条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购买商品。在账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处；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账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经营者销售或购买商品，可以以明示方式给对方折扣，可以给中间人佣金。经营者给对方折扣、给中间人佣金的，必须如实入账。”该条没有明确回扣和一般商业贿赂行为以及折扣、佣金、附赠行为的特征和性质，且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1996年11月，国家工商总局颁布的《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属于部门规章，法律效力不高，不能满足执法和诉讼的需求，还有就是规定商业贿赂的主体过窄，致使查处非国有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人员的受贿行为存在法律盲区。另外我国现行法律中将账外暗中和明示入账作为回扣和折扣的本质区别并不恰当。竞争者并不一定都是单位，在实践中很多个体户和承包户都没有自己的账户，也就没有入不入账的区别，或者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建帐，而他们不建帐又不归工商机关管，法律很难确定其行为究竟是属于折扣还是回扣。所以，仅把账外暗中与否作为判断折扣和回扣的主要根据而无其他实质标准，在实践中很容易导致许多表面上取得合法形式的所谓“折扣”又往往会产生与回扣同样的后果，对社会的公平竞争秩序造成妨碍。
（二）取证难，查证难。主要是受执法手段和权限的制约，及一些潜规则的影响，导致直接取证难。例如，我队调查某超市收受三鹿奶业代理商堆头费、进场费、上架费的案件时，在三鹿代理商取超市所要费用的收据或发票时，代理商非常不情愿提供，原因就是如果我们对超市处理不了，造成的后果就是超市不会再销售他的产品，最后是细致的做工作才取得证据，拿着证据到超市检查其帐目时，超市以经理不在或是会计不在为由不提供帐目，而办案人员又不能采取任何的强制手段，所以造成的结果就是有劲使不上致使案子一拖再拖，从而给对方提供再作一套帐或者活动的机会。又如，检查某小学强制给学生上保险非法收受保险公司给予的“保险代办费”的行为时遇到的问题也是取证难，如果要体现出“强制”的字样就得从学生或是家长入手，而学生或是家长考虑还得在学校学习等原因不予提供，造成取不到证据从而没法去学校查证，而保险公司现在又是网上报帐制，要想看帐就得到市公司，另外我们没有其他的强制措施只能是表面的了解一下而已。还有就是一些行业已形成“潜规则”，查处的一些案件中的药商向医院推销药品都是采取“两笔扣”方式：“明扣”给医院的小金库，“暗扣”给药房的工作人员或是主治医师。经查，目前这种手段已成为医药购销领域的“行规”，“圈内人士”都直接按“程序”办理，操作更加隐蔽。类似的领域还有存款信贷、工程发包、车辆保险等，这些行业“潜规则”已经根深蒂固，给取证工作带来了不小难度。
（三）执法主体交错，各自为政，形不成执法的合力。按照法律法规，对于商业贿赂案件，除工商局外，检察院、公安局、法院、海关缉私局、税务局、纪委和审计等部门也都有调查取证乃至立案查处的权力，这种管理模式容易导致执法不力、打击不力的后果发生。我个人的观点认为执法主体交错导致各个机关各自为战，各自执行各自的法律法规和规章，都在自己的那个框框内执法决不跃雷池一步，是导致这种状况发生的直接原因。要知道打击商业贿赂不单单是某个部门的事情，这就需要各部门的通力合作和有机配合，形成一个执法的合力。向上面提到的超市不配合问题，如果公安机关介入控制住财会人员或是搜查相关的帐目的话就不会有后事发生。为什么公安机关只是简单的配合呢？就是因为这个案件不够它们立案的标准，所以它们只是象对待普通防碍执法机关依法执行公务的案件那样来处理，这样就伤及不到当事人的筋骨，也就没能形成一个合力的拳头。
二、解决上述问题的几点建议
第一，规范商业贿赂案件办理的各个环节。目前，我国的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中都有涉及治理商业贿赂行为的条款，但规定比较分散，对一些重要环节的界定不够完善和明确。对此，一要明确商业贿赂的主体和客体，对不同行业、领域内不同性质和形式的商业贿赂行为规定统一的判定依据，让办案机关在执法过程中有法可依，也就是给各个执法机关制定出相应的条例或办法；二要明确查办商业贿赂案件的主管机关，建议将检察机关确定为主管机关，由公安、工商、海关等部门协助配合，形成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合力。象上面查处超市收受“堆头费”的案件，如果公安的经侦部门带着搜查证依法对该超市的财务科进行搜查的话，当时就能拿到第一手的证据，就能够给案件一个准确的定性。学校收受“保险代理费”案件，如果纪检部门、检查机关与工商共同办案的话就可以轻松地取到证据，因为检查机关有司法强制措施，他们可以对学校相关的财务和人员予以控制，而我们可以对保险公司进行检查，这样采取“双管齐下两头堵”的办法就解决了没法取证的难题。
第二，完善相关行业规范和财务制度。对当前普遍存在“吃回扣”不良风气的领域和行业，出台行业规范，健全财务制度，从源头上加大打击力度。
第三，多种渠道治理商业贿赂，形成打击合力。商业贿赂行为侵害的客体是多方面的，因此也应该从多种渠道入手，形成打击的合力。一是检察机关应当大力查办职务犯罪。在惩治受贿人的同时，不能放松对行贿人的打击。二是平等的市场竞争者可以对不正当行为提起民事诉讼。应当出台明确规定，鼓励平等经营者通过法
律途径对商业贿赂者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损害赔偿。
商业贿赂案件 篇6
看上去“清水衙门”的科技系统，处长级官员权力之大令人惊讶。随着广东科技系统腐败案件的披露，一些鲜为人知的幕后交易推向公众视野，再次敲响了反腐倡廉的警钟。
礼品账单曝光，熟人行贿居多
大到名贵手表，洋酒、茅台，小到两三百元一盒的安宫牛黄丸……这便是广州市科技系统一位涉嫌受贿官员的“礼品账单”。利用手中审批权力，帮助朋友获得科技资金扶持，这位官员涉嫌从中收受贿赂，其中不少是看似平常的礼品。
据广州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负责人介绍，广东科技系统腐败案件，体现出“熟人社会”利益链的一些特点。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些官员收到的礼品五花八门，其中包括汽车、金条、名表、购物卡、贵重酒……行贿人细水长流、长期供养受贿人的方式，让行贿受贿行为变得更加隐蔽。
据了解，受贿人与行贿人多是同事、师生、同学等熟人关系，其受贿行为与“熟人关系”紧密联系。例如，广州市科信局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产学研结合处主任科员符健受贿，而贿款的主要部分来自他的大学老师。
广州市科信局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原主任科员曾国兵与广州市科信局软件和信息服务处处长张实曾经是同事，曾离职后成立科技咨询公司，贿送20万元后得到张实不少支持。经查，张实11次受贿有7次在春节期间。
“传统节日是集中敛财的时间点。”广州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负责人说，无论是行贿人还是受贿人，双方都愿意接受，尤其是受贿一方认为，这是朋友之间的感情联络、人情往来，似乎“心安理得”。
看上去是人情往来，实际上离不开利益的互换。“你帮我，我不会马上回报你，但我记在心里。”广州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负责人告诉记者，一些涉嫌受贿的官员如此交朋友、拉关系，并且长期被企业“供养”。
先是一起吃饭，叫上处长、科长；熟悉之后就随便去办公室，让人感觉关系非同一般。上级领导要参观高新企业，他便推荐这些“熟悉的朋友”，让他们认识领导。到了招标阶段，只要上级领导和处长一说，某某公司不错，处长就明白指标肯定要给这个企业了。
一旦权力寻租，“清水衙门”不清
科技系统大多是知识分子，为何也会如此腐化堕落？广州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负责人认为，主要是其部门权力集中，缺乏监督制约。长期以来，科技系统被认为是“清水衙门”，社会关注度相对较低，这些年国家扶持科技力度较大，导致科技干部成为不法分子拉拢腐蚀的对象。
广州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负责人介绍，广州市科信局19个处室，具有项目管理职能的有14个。这些部门的处级干部，既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又负责项目的投资管理。“在立项审查环节，哪些企业有资格参与，处长包括经办人拥有话语权，给每家公司拨付多少资金，先由处长提出计划，再报局长审批。”
“专项资金审批存在监管漏洞，处长就相当于‘一把手，有什么科研项目马上告诉熟悉的人。”广州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负责人透露，广州市科信局普通干部、处长都有项目第一手资料，利用信息不对称，把这些信息告诉熟悉的企业。如广州市科信局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产学研结合处主任科员符健就是这样走向贪腐的。
而一年掌握40多亿元科技资金的广东省科技厅权力更大。在该省科技厅，某些处级干部涉嫌受贿上百万元。
更为严重的是，科技资金使用缺乏监管。“这块业务归我管，其资金使用效果、是否专项专用，没有任何评估。对企业来说，这笔钱不同于贷款，拿到了不需要还，因此大家都看中了这块‘唐僧肉。”广州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负责人说。
管理权力分散，资金运行公开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教育与研究中心教授任建明分析，这一腐败系列案件表明当前省级科技业务内部管理中存在权力制约机制不健全，自由裁量权过大等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广东省、广州市科技系统拟对财政投入科研的资金管理进行“阳光再造”，建立分权制衡、公开透明的管理体系。日前，该省监察、财政、审计等部门规定，要求关键岗位5年必须轮换；500万元以上科技资金建立一定比例随机抽查审计制度，严格落实经费管理与使用行为监控等系列措施。
广州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负责人认为，除了财政扶持科研资金发放环节的公开透明之外，还应该根据科研的特点，加强对使用环节的考核，以避免科研经费滥用的现象。
专家建议，一是建立科研资金投入产出考核机制。任建明认为，对于获得资助的企业追加责任条款，项目期满，要有评估验收，没有达到项目要求的，要记入黑名单，追回项目资金，限制未来获取创新扶持资金的资格等。
二是制定科研信用管理制度，包括加强对公职人员辞职后的相关约束，防范和惩戒科研活动中的编造、作假、剽窃、骗取科技资金等行为。
据了解，广东省科技厅将设立“科研信用管理工作委员会”，针对项目承担单位、科技人员和中介机构等不同类型的主体，采取黑名单记录、终止项目、收回财政科技经费等惩戒措施，涉嫌违纪违法的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2004年出台的《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要求党政领导干部辞去公职后三年内，不得到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任职，不得从事或者代理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经商、办企业活动。
任建明认为，虽然有了明文规定，但是还需要相关部门的具体落实，如果没有后续的监督和跟踪措施，纪检部门三令五申的规定也会成为一纸空文。
反商业贿赂——难！ 篇7
早在去年5月，美国司法部就有报告指出：全球最大的诊断设备生产厂商Diagnostic Products Cor—poration(简称DPC)的子公司——天津德普诊断产品有限公司，在1991年到2002年间，向中国医务人员行贿累计达162．3万美元，以换取这些医疗机构购买DPC的产品。美国司法部判定，DPC违反了美国《反海外腐败法》中“禁止美国公司向外国有关人员行贿”的规定，判罚其向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分别交纳200万美元和204万美元罚款，以及75万美元预审费等费用。这起发生在中国持续时间长达11年之久的贿赂案件，中国执法机关竟然丝毫没有察觉，最终还是由美国人代为处罚，其中的深层次原因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治理商业贿赂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很快也引起了国家高层的重视。2005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把治理商业贿赂作为2006年反腐败工作的重点。
商业贿赂蔓延
长期以来，商业贿赂在一些行业蔓延，尤以医疗、电信、金融、建筑等行业为甚，主要表现形式有：在交易之外直接给付或收受现金和实物；假借促销费、宣传费、劳务费之名，给付对方单位或个人财物；以报销费用或“红票”充账的办法给予贿赂；提供各种名义的旅游、考察：等等。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统计，2000年～2005年，全国工商机关共查处商业贿赂案件1．5万多例，案值57．5亿元，罚没款9．1亿元。然而，被曝光和查处的案件仅是冰山一角，可以说，商业贿赂目前已经成为某些行业和领域的“潜规则”。
《反不正当竞争法》将商业贿赂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加以禁止；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它又是一种腐败行为。商业贿赂对经济和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
商业贿赂相对集中在六个领域——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以及资源开发和经销，牵涉到诸多部门、行业和人员。正因如此，使治理商业贿赂成为一项繁杂而低效的工作。
制度缺失是关键
从体制方丽看，在转轨时期，行政干预经济的现象依然存在，使以各种手段获得行政支持以及获得项目、特许、资源成为可能。同时，在国外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不断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今天，仍有一些行业、部门的少数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营私舞弊，搞钱权交易。腐败现象的存在助长了商业贿赂之风。 从监管方面看，监管部门分散，缺乏协调统一和明确的管理责任，监管难度大。中纪委牵头成立的“反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初始成员有18个部委，今年2月又扩充到22个部委。然而，部门虽多，却难以形成合力，能否高效地达到防治商业贿赂的目的还有待观察。比如，根据政府采购法的规定，政府采购的监管部门是财政部门，而查处商业贿赂的部门是纪检和检察院，对于尚未构成犯罪的违规干部的处理又牵涉到人事部门，还有对账目进行审计的审计部门以及诸多相关协助支持部门。众多部门共同管理，诸多环节中，只要有一环出现问题，就可能导致全盘皆输。 从目前来看，我国治理商业贿赂还处于事后监督阶段，尚未实施由项目预算开始到验收合格结束的程序监督。查处商业贿赂也只停留在对“结果合法”的追究上，并不重视程序是否公平、公正、透明、合法。另外，由于监管、查处、处罚政出多门，加之目前惩治商业贿赂的法律存在缺陷，导致商业贿赂查证难。
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使处罚力度远远不够也可以说，制度的缺失足当前我同治理商业贿赂效果不佳的根本原因。首先是范围界定小。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商业贿赂行为的主体是经营者，而经营者的董事、经理、控股人、代理人、雇员等在商业贿赂行为中都有各自的作用，他们共同构成违法行为主体，应承担共谋者的刑事、行政责任和民事侵权连带赔偿责任，但因法律没有规定，相关人便可逍遥法外。其次，从法律责任的角度看，对商业贿赂的处罚规定水够完善，处罚力度较弱。商业贿赂最直接的目的是要获得正当竞争所不能得到的商业利益，打击的短期策略必须是“惩处有力”，让贿赂双方得不偿失。比如美国，早在1861年林肯就签署了民事性法律来打击国内的商业贿赂，主要在经济上进行处罚，罚款以贿赂所得到的好处和贿赂行为对于公共事业造成的损害做基础，给予三倍的罚款。而我国现有的刑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应用中很难注意到这一点，处罚都是以贿赂金额作为判罚标准，商业贿赂的行政处罚是“处以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而对于商业贿赂大案，比如在建筑领域和政府采购领域，合同金额动辄数十亿元，处罚过于轻微就会失去威慑力。
再有，举报人保护制度缺失。
反商业贿赂的美国经验
1977年，美国制定颁布《反海外腐败法》。同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美同以及主要发达国家都是成员国)通过了《打击贿赂国际商务活动中外国官员行为公约》。1998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际反贿赂与公平竞争法》，修订了《反海外腐败法》。
《反海外腐败法》主要有两部分内容：一是要求公司根据该法加强公司财务制度；二是关于反贿赂的规定：如果被定有罪，将对公司处以200万美元以下罚金，对股东、雇员和代理处以10万美元以下罚金并可削五年徒刑。《反海外腐败法》对“公关费”和贿赂之问的区别做了明确的界定：前者足为了得到某位官员的接见或确保货物能通过海关而支付的费用；后者则是为了影响他人决定或为了，得到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势而支付的费用。同时，根据《不当影响和腐败组织法》，商业索赔被告的竞争对手可以对其提出诉讼索赔，理由是被告通过不正当竞争手段获得交易或收益，损害了竞争对手的利益。
从美国的市场运作和社会监管方面来看，对商业贿赂的治理主要依靠四个机制：
反垄断机制 垄断行为是市场不公平竞争的最大体现，容易导致商业贿赂的发生。因此，美国早在1890年就颁布了《反垄断法》，打击市场垄断行为。在美国，反垄断已经深入到各行各业。
公平竞争机制在自由、激烈而义公平、规范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的动态平衡关系成为决定公司经营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在这一机制下，公司采购和营销人员若通过商业贿赂舍弃低价产品和服务转而购买高价商品和服务，就必然会导致公司产品成本的上升和质量的下降，对公司的生存和发展造成威胁。无论是公司管理层还是股东都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出现。
舆论监督机制 在公开透明的舆论监督下，任何形式的贿赂都将成为丑闻而被公布于众，使行贿者、受赌者和相关公司都遭到媒体曝光、道德谴责和法律制裁，对自身形象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法律机制 严格的反腐败立法和执法是打击商业贿赂最重要的手段。在这方面，美国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制订和修订相关法律打击商业腐败。
所以说，严格的法律，成熟的市场机制，全丽打击的氛围，是有效治理商业贿赂的必要保障。
中国治理商业贿赂的制度安排
尽快出台《反商业贿赂法》应尽快制订统一的《反商业贿赂法》，集刑事、民事、行政责任于一体，整合相关的规定，综合运用刑事、民事、行政等责任追究手段，为治理商业贿赂提供有力的法律武器。《反商业贿赂法》中应当明确的内容包括：商业贿赂以及相关概念和主体的法律界定；查处商业贿赂行为的主管机关；有足够震慑力的处罚措施；行贿受贿人变相逃脱处罚的处理办法；对公司账目管理的责任规定；奖励举报措施；等等。
制定惩罚性民事赔偿制度规定行贿企业必须赔偿因其商业贿赂行为而失去商业机会的竞争对手，赔偿数额要有足够的震慑力，可以规定为商业贿赂行为所得非法收益的数倍。惩罚性民事赔偿会极大激励相关利益受害者提起民事诉讼，对进行商业贿赂的企业形成巨大的诉讼压力和经济压力。
加大执法力度执法难是中国法制化进程中具有普遍性的一个难题。在治理商业贿赂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严格执法、违法必究，保持足够的法律威慑力；另一方面，更要提高执法水平，准确区分合法行为和商业贿赂，既维护法律的权威，又保持社会的公正。
行政管理制度安排包括全面的曝光机制；重新界定政府职能边界，减少行政权力对具体经济活动的干预，减少商业贿赂发生的机会；协调沟通制度；建立健全知情人举报保护和奖励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