贿赂公行-贿赂公行的故事-贿赂公行的寓意-贿赂公行的意思（精选11篇）
贿赂公行-贿赂公行的故事-贿赂公行的寓意-贿赂公行的意思 篇1
【成语】贿赂公行
【拼音】huì lù gōng xíng
【简拼】hlgx
【近义词】贿赂并行
【感情色彩】贬义词
【成语结构】主谓式
【成语解释】贿赂：因请托而私赠财物;公行：公开做。指公开行贿受赂。
【成语出处】《陈书・皇后传・后主张贵妃》：“内外勾结，转相引进，贿赂公行，赏罚无常。”
【成语用法】主谓式;作补语、定语;指公开行贿受贿
【例子】欧阳山《苦斗》：“痛骂‘刮民党’腐败无能，贪赃枉法，贿赂公行，官贼不分。”
【英文翻译】bribery is openly practised.
【产生年代】古代
【常用程度】常用
贿赂公行-贿赂公行的故事-贿赂公行的寓意-贿赂公行的意思 篇2
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的, 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3] 。虽然商业贿赂犯罪并不是刑法中的类罪名或个罪名, 商业贿赂犯罪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直接客体、次同类客体或者同类客体, 但并不能否定研究商业贿赂犯罪客体的意义[4] 。刑法学界为了研究商业贿赂犯罪所侵犯的社会关系, 通常直接以犯罪客体的名义来进行并形成了一定的成果。本文在评析现有犯罪客体理论的基础上, 从法益侵犯的角度来揭示商业贿赂犯罪所侵犯的社会关系。法益是指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 由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这是一般性的法益概念, 其中由刑法所保护的人的生活利益, 则是刑法上的法益。犯罪客体实质上就是刑法上的法益, 即犯罪客体的内容应当是刑法所保护的利益 (法益) , 而不宜表述为社会关系[5] 。当然, 由于犯罪客体和法益的内涵并无本质上区别, 论文之所以称法益侵犯不外呼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商业贿赂犯罪并不是刑法中的罪名罢了。
一、商业贿赂犯罪客体的研究现状
虽然商业贿赂犯罪不是刑法中的罪名, 可对商业贿赂犯罪客体进行研究的论文却并不少。从研究方法上看, 既有笼统归纳商业贿赂犯罪客体的, 又有按照商业贿赂犯罪涉及个罪罪名来探讨其犯罪客体的;从犯罪客体上看, 既有观点认为属于复杂客体, 又有观点认为属于单一客体。
(一) 商业贿赂犯罪客体的研究方法
在商业贿赂犯罪客体的研究方法上, 主要有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方法是把犯罪客体作为商业贿赂犯罪构成要件的一个要素加以研究, 认为商业贿赂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 而且, 必然侵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当公平的竞争秩序”[6] 。也有人认为“商业贿赂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平竞争的经济秩序。客体的不同性质是商业贿赂与一般贿赂的本质区别。商业贿赂直接损害的不仅仅是竞争对手和消费者的经济利益, 更主要的是损害了公平竞争的经济秩序”[7] 。
另一种研究方法是只针对商业贿赂犯罪所涉及的具体罪名来研究个罪的犯罪客体。“我国商业受贿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 即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商业领域中的公职受贿罪侵犯的客体就应该是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活动中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单位受贿罪的客体应该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职能行为的不可交换性”[8] 。
(二) 商业贿赂犯罪客体的内容
1.认为商业贿赂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单一客体。
有人认为, 商业贿赂罪的客体是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不可收买性与廉洁性, 即公司、企业人员的廉洁制度[9] 。也有人认为, 商业贿赂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10] 。
2.认为商业贿赂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 但客体的主次却不相同。
有学者认为, 部分商业贿赂犯罪 (如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和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 侵犯的客体具有双重性, 作为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 它破坏了国家的市场经济秩序, 而且立法者认为这是主要客体, 因此现行刑法将部分商业贿赂犯罪设置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中;作为一种贿赂行为, 它们又都侵犯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进而指出, 从惩治职务犯罪的需要出发, 商业贿赂犯罪的主要客体应该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并建议将公务贿赂和商业贿赂集中规定于第八章的贪污贿赂罪中[11] 。也有人认为, 商业贿赂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 主要危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同时又侵犯了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人员的信义义务[12] 。
此外, 还有学者认为, 商业贿赂犯罪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直接客体、次同类客体或者同类客体, 并进而认为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并不是商业贿赂罪的犯罪客体[4] 。
二、商业贿赂犯罪侵犯的社会关系多样化
商业贿赂犯罪不是刑法中的概念, 不是刑法中的类罪名、个罪罪名, 自然不应存在统一的犯罪客体问题。商业贿赂犯罪所涉刑法中的个罪罪名具有自己独自的犯罪客体, 当然由于这些罪名均属于贿赂犯罪之列, 因而这些罪名的犯罪客体具有许多相同性或一致性是完全可能的。既然商业贿赂犯罪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犯罪客体, 笼统概括研究商业贿赂犯罪统一客体的做法就有所不妥。如果通过对商业贿赂犯罪所涉罪名的犯罪客体进行综合归纳, 从法益侵害即侵犯社会关系的角度去探讨商业贿赂犯罪的本质属性, 不仅符合刑法理论, 而且切实可行。至于商业贿赂犯罪究竟侵犯了哪些社会关系, 或者说哪些法益受到了侵害, 应当结合商业贿赂犯罪的本质属性及商业贿赂犯罪所涉及的刑法罪名加以分析, 方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一) 商业贿赂犯罪侵犯的法益
1.商业贿赂犯罪侵犯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
在商业贿赂中, 行贿人之所以行贿, 是为了获得销售或购买某种商品的优先权, 这便侵害了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权, 妨害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受贿人之所以受贿, 是为了通过向行贿人提供销售或购买某种商品的优先权而收受贿赂。商业贿赂在破坏公司、企业管理制度的同时, 还影响了国家对市场经济的管理制度, 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由于商业贿赂的存在, 市场参与者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去贿赂有商事决定权的对方当事人, 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获取有利市场地位, 这就极大地破坏了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取胜, 有的经营者不再安心通过提高产品质量、产品技术的方法来赢得市场, 而是乐于以贿赂的方式去销售劣质产品, 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商业贿赂的蔓延, 败坏了社会风气, 侵害了社会利益。市场经济需要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需要各市场主体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 而商业贿赂犯罪刚好对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造成了破坏, 侵犯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 因而商业贿赂犯罪对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
有学者认为商业贿赂行为侵犯了竞争对手的合法权益、客户的合法权益以及公平市场交易秩序[13] 。有学者认为, 虽然商业贿赂行为必然损害公平竞争的市场交易秩序, 但这仅限于经济法意义上的商业贿赂。就我国刑法而言, 公平竞争的市场交易秩序并不是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 因为我国刑法将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规定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中, 而并没有规定在本章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 因而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就不是商业贿赂罪的犯罪客体[4] 。本文认为, 虽然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和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设置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而未规定在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 这只是基于当时立法现状的考虑而这样设置的, 即在1997年修订刑法时, 立法者可能认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主要妨害了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特别是《刑法修正案 (六) 》把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和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的对象扩大到除公司、企业人员之外的其他单位人员, 把这两种犯罪仍然规定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明显不恰当, 完全有必要在今后再次修订刑法时考虑将这两种犯罪调整到第三章第八节中去。但立法上的设置只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 并不能足以改变商业贿赂犯罪侵犯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这一客观事实。况且, 不论这两种犯罪放在刑法第三章第三节还是放在第三章第八节, 均属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 把市场经济秩序作为商业贿赂犯罪侵犯的社会关系没有任何问题。
2.商业贿赂犯罪能够侵犯受贿者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
非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守《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 不能将个人利益置于公司、企业的利益之上, 必须遵循相应的业务规范并保持廉洁自律。如果非国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时非法收受请托人给予的财物, 就侵犯了其业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国有单位而言, 由于《公务员法》、《国有企业管理条例》等对国家工作人员、国有单位的廉洁自律作过明确规定, 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国有单位在经济活动中收取请托人的财物, 就违背了国家工作人员、国有单位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因为国家工作人员、国有单位的活动具有公共性, 他们行使职权时所代表的是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 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国有单位受贿就侵犯了公共利益, 这是国家廉政建设所必需加以禁止的, 国家工作人员、国有单位的职务行为必须保持廉洁, 如果收受贿赂就等于行贿人用财物收买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因此, 商业贿赂犯罪对所有的受贿者而言, 都无一例外地侵犯了这些人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
3.商业贿赂犯罪可能侵犯他人的财产所有权。
“商业贿赂罪还可能侵犯消费者的人身、财产权益, 侵犯公司、企业管理秩序, 侵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等其他客体”[14] 。 “在商业贿赂罪中, 行贿人的财产所有权有时会受到侵犯, 有时并不一定受到侵犯, 并不是一种必然会受到侵犯的社会关系”[4] 。在商业贿赂中, 当某市场主体因被他人索要贿赂物时, 该市场主体的财产所有权就受到了侵犯。若是某市场主体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主动给予他人财物时, 该市场主体的财产所有权就没有受到侵犯。由此可见, 财产所有权只是商业贿赂犯罪可能侵犯的社会关系, 而不是必定侵犯的法益。究其原因, 是因为贿赂物是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 仅仅属于行为对象而不是犯罪对象, 不能反映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
通说认为, 犯罪对象是指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犯罪行为直接作用的具体的人或物[15] 。据此, 学者们一般都认为, 贿赂物是贿赂犯罪的犯罪对象[15] 。随着学界对犯罪对象问题的深入研究, 有学者提出了与犯罪对象相对应的独立的行为对象的概念, 认为行为对象是指界定行为所要求的, 行为直接指向的具体的人或物[16] 。行为对象与犯罪对象同时存在, 但它与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不存在必然的本质与现象的联系, 它的主要功能在于说明行为, 它是行为直接指向的事物, 应该属于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要件之一[16] 。将犯罪行为直接作用且不反映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事物界定为行为对象, 有利于正确区分犯罪对象与行为对象的界限。在商业贿赂犯罪中, 贿赂物虽受到行贿方、受贿人双方的直接作用, 但并未反映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 因而不能作为犯罪对象, 而只能认定为是行为对象。如果把贿赂物作为犯罪对象, 行贿人的财产所有权就应当受到刑法的保护, 行贿人就成了被害人, 行贿的财物就应当予以返还。这既不符合逻辑, 也与1988年1月21日《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贿赂财物及其他违法所得一律没收”的规定相违背。由此可见, 将贿赂物作为商业贿赂犯罪中的行为对象, 是充分认识并非所有的商业贿赂犯罪都侵犯了他人财产所有权的理论反映。
(二) 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是所有商业贿赂犯罪侵害的共同法益
如前分析, 商业贿赂犯罪所涉罪名侵犯的社会关系可能涉及到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受贿者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以及他人的财产所有权等。在商业贿赂犯罪所侵犯的三种法益中, 只有市场经济秩序才能揭示所有商业贿赂犯罪的本质属性, 属于所有商业贿赂犯罪共同侵犯的法益。财产所有权仅在被索取贿赂时才受到侵犯, 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仅限于市场参与者在收受贿赂时方受到侵犯, 而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却是所有商业贿赂犯罪都共同侵犯的社会关系。“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 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才刚刚起步尚不完善, 但随着社会经济组织主体地位的逐步确立, 经济竞争特别是商业竞争也渐趋激烈, 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要直接参与市场从事经济活动, 必然要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手段占领市场, 这也是优胜劣汰的经济规律所在。由此带来的一个负面结果是商业贿赂盛行, 而长期以来人们对此各有评判, 有人认为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 有人认为这是市场机制的畸形发展”[17] 。
如果从实施贿赂的行为上看, 商业贿赂犯罪所涉的刑法罪名可分为三类:行贿犯罪、受贿犯罪和介绍贿赂罪。当某人因为被他人勒索而给付财物时, 该人的财产所有权遭受侵犯;当某人自愿给付受贿者财物、当某人收受请托方财物、当某人为贿赂双方牵线搭桥并促成贿赂目的实现时, 财产所有权均不可能受到侵犯。虽然受贿人因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收取请托人的财物而使自己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受到了侵害, 但对于行贿者的行贿、介绍贿赂人的介绍贿赂来讲, 却并不会侵犯行贿者、介绍贿赂者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 因为行贿和介绍贿赂本身并不需要行为人必须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不论是行贿、受贿还是介绍贿赂, 都必然侵害市场经济发展中公平竞争秩序的形成。可以说, 贿赂是影响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腐化剂, 商业贿赂催生了不正当竞争的产生并加速了不正当竞争的蔓延。
从商业贿赂犯罪所涉刑法罪名的主体来看, 这些犯罪主体可分为有职务行为的主体和没有职务行为的主体两大类, 其中有职务行为的主体依据职权的不同, 又分为国家工作人员、国有单位和非国家工作人员两种。国家工作人员、国有单位在行使职权时代表了国家的利益, 这种职权影响面广。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行使仅限于非国有公司、企业的部门范围内, 其职权影响相比国家工作人员、国有单位而言要小得多。不论这些主体的身份差别有多么巨大, 不论这些主体的职权范围有多么不同, 只要这些市场主体在商事活动中实施了与贿赂有关的活动, 都必然影响到各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平等地参与竞争, 都必然影响到公平竞争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 而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和财产所有权这两种法益却会因主体的不同而并不一定在所有罪名中都受到侵害, 这两种法益不能完全反映商业贿赂犯罪的本质属性。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刑法修正案 (六) 》把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中“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扩大为“非国有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的人员”, 由于其他单位并不一定就是公司、企业, 因此如果还把这两种犯罪依旧设置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中就与侵犯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的分类客体有所不符。如果将其设置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八节中, 就能既反映出第三章的同类客体是市场经济秩序, 又能反映出第三章第八节的次同类客体是市场秩序, 从而与立法者根据同类客体、次同类客体来设置刑法条文、刑法罪名的目的相一致。
摘要：商业贿赂犯罪不是刑法中的概念, 不具有统一的犯罪客体。通过对商业贿赂犯罪所涉罪名的犯罪客体进行综合归纳, 从法益侵害的角度去探讨商业贿赂犯罪的本质属性, 既符合刑法理论又切实可行。从商业贿赂犯罪所侵犯的社会关系来看, 涉及到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以及他人的财产所有权等。商业贿赂物属于行为对象而不是犯罪对象, 不能充分反映刑法所保护的利益。在商业贿赂犯罪所侵犯的诸法益中, 只有市场经济秩序才是所有商业贿赂犯罪共同侵犯的社会关系。
“洋贿赂”的背后 篇3
所谓“不当支付”存有“猫腻”，犹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其实，近些年在中国，“洋贿赂”的丑事并不鲜闻，诸如“沃尔玛案”、“朗讯案”、“家乐福案”、“西门子案”等。有调查报告显示，跨国企业在华行贿事件一直呈上升趋势，中国查处的腐败事件，其中六成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有学者撰文从国际资本逐利的本质来分析大量的跨国公司竞相加入中国商业贿赂阵营的事实，这当然也是一种观察问题的视角。但我更多的是这么一个追问：跨国公司“入乡”不“随俗”，行吗？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门洞开，跨国公司纷至沓来，资金落户华土的同时，西方企业的公平、公开、公道的竞争精神和商业伦理也移植中国市场。但是，历经上千年的本土文化根深蒂固，商业理念和营销方式带有极其浓厚的小农作坊和家庭生产的模式，盛行于中国商业领域的依然是如“人脉关系决定着企业的生存，请客送礼左右着竞争者的命运”那样的旧习俗。面对着如此的商业生态，跨国公司“随身携带”的西方企业精神和商业伦理一时又无法取得市场的话语权，起到支配的积极作用，但是，既然来了中国，生意总是要做的，且欲越做越大，其海外扩张战略无奈向本土化潜规则妥协，并且竞相效之。在我看来，只要中国的企业和商界贿赂之风依然如故，那么，期待跨国公司“入乡”不“随俗”，难矣！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我国长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它的惯性并没有因市场经济的替代而戛然而止。按行政管理学的说法，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仅仅是规则的制定者和规则实施的监督者，它决不可以同时充任参与者，更不是“与民争利”的竞争者，犹如球场比赛，政府仅是“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反观现实社会中的诸多事例，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而活跃在经济活动中。正因如此，跨国公司往往将行贿的重点放在政府官员身上。经济学家吴敬琏曾谈到“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所谓“坏的市场经济”，其实就是在这种官商勾结，无成本或低成本践踏法律与市场秩序的土壤上才得以滋生、蔓延的。可以断言：“坏的市场经济”残痕一日不除，“洋贿赂”的现象也就一日难止。
行笔于此，我忽而想起日本的一则轶事。1976年，美国洛克希德公司被曝光使用1210万美元赂金，获得全日本航空公司4.3亿美元的交易合同。洛克希德公司总裁虽因此而辞职，但他随后写文章，认为商业贿赂现象在日本十分普遍。这一说法在日本社会引起极大的震动。时任首相三木武夫表示要彻底调查此案。历经近六年的努力，受到调查的460余人中包括国会议员、内阁官员、全日空和丸九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涉案的前首相田中角荣被判有期徒刑四年，并追缴罚金5亿日元。此案过后，日本商业交易秩序明显好转。日本对收受跨国公司贿赂的政府官员和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绳之以法，“洋贿赂”立马敛迹，我们能做到这一点么？
任何一个文明的国度都会对海外贿赂大声棒喝：“不”！被“透明国际”最新公布“清廉指数”排名第一的丹麦，对腐败有明确的界定，对贿赂有严格的规定，2000年又把犯罪范围扩大到“接受外国商业行贿”；于2011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贿赂法》堪称英国历史上最严厉的一部反腐败立法，其将向外国官员和公职人员行贿和接受外国商业行贿同列为犯罪，法定最高刑从7年提高到10年，广泛适用无限额罚金制。——欲让像辉瑞“不当支付”在中国“没门”，还真的要向丹麦等国家“见贤思齐”哩！
治理商业贿赂的建议 篇4
治理商业贿赂是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实际工作中还有许多困难和问题需要解决，突出表现为“四性”。一是违法行为的隐蔽性。商业贿赂行为主要是暗箱操作，具有明显的隐蔽性，致使商业贿赂案件较难被发现，一般需要知情人举报。同时，商业贿赂行为的表现形式复杂，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商业贿赂行为的规定过于原则、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往往造成在实践中对某种行为是否构成商业贿赂存在不同的认识，认定较难。
二是执法手段的缺陷性。作为查处商业贿赂行为主体之一的工商机关，《反不正当竞争法》赋予他们的权力非常软弱，已不适应打击商业贿赂行为的需要。如：没有查封、扣押等权力，致使执法中常常出现行为人转移物品、销毁证据、逃避制裁等问题；调查取证手段不够有力，往往造成行政执法机关对行为人拒不接受检查、不提供有关材料等行为束手无策。
三是案件处理的复杂性。一般情况下，商业贿赂行为当事人双方都是腐败行为的受益者，在藏匿和销毁证据、逃避调查方面往往形成攻守同盟，导致调查处理难度很大。同时，商业贿赂案件多发生在工程建设、房地产、医疗卫生、金融等领域或部门，干预较多，案件查办阻力和执行难度较大。
四是办案人员的不适应性。当前，商业贿赂案件呈现出新的形式和特点，而我们办案人员的执法水平和查处商业贿赂案件的能力与之还不完全适应。一些执法人员财务知识欠缺，查看账目不精，有时造成线索遗漏，发现不了交易行为中存在的问题，做不到有的放矢地开展调查取证。
建议：
一、明确概念界定，抓好源头治理。“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我们在治理商业贿赂工作中存在的误区，面临的困难，归结起来主要是因为对商业贿赂行为缺乏一个明确的概念界定，致使商业贿赂和正常的商业行为难以区分。因此，对商业贿赂的概念进行明确界定，才是固本浚源、规范治理的当务之急。
二、加强宣传教育，统一思想认识。一方面，我们应该通过媒体把商业贿赂的危害、影响以及治理商业贿赂的有关政策、法规等进行广泛宣传，达到让有关人员警醒、让人民群众监督的目的。另一方面，应把治理商业贿赂和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和深化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加强党风廉政教育有机结合起来，突出重点人群、重点领域，灵活多样地进行针对性教育。
三、加强企业自律和信用体系建设。按照“以防为主、打防结合”的要求，由行业管理部门与经营业户签订《预防和惩治商业贿赂行为责任书》，明确界定经营者的经营责任和管理部门的监管责任。将企业的日常经营行为，包括不正当竞争、商业贿赂等违法行为，及时记入企业信用档案，对存在商业贿赂行为的企
业定为一般失信和严重失信企业，分别给予强制性监管和后延监管，加大日常检查密度，从根本上防止和减少商业贿赂行为的发生。
四、建立商业贿赂案件联办协作机制。按照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主抓，有关部门各司其职的工作格局，纪检监察、检察、公安、工商等执纪执法部门主动负起查办职责范围内商业贿赂案件的职责，并建立案件沟通、联查机制，加强联系沟通和协作配合，集中突破大案要案，形成齐抓共管、合力打击商业贿赂的态势。
五、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坚持治建结合，建立长效机制。只有抓住制度建设这一关键，及时研究并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严格抓好落实，堵住漏洞、长效制约，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商业贿赂蔓延的势头。目前，应在工程建设、医药购销、政府采购等商业贿赂易发多发的领域建立健全机制制度，抓规范、抓监督、抓整改、抓查处，形成齐抓共管、常抓不懈的工作格局，用长效的监管来保证工作的效果。深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清理、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事项，转变政府职能，规范行政行为；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全面推行政府采购制度，健全政府投资监管体系和国有资产监管制度；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完善土地有偿使用制度，规范采矿权、探矿权出让办法；深化工程建设市场管理改革，完善工程招标投标制度，进行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组织实施方式改革。
六、完善现有法律规定。强化司法干预，加大打击力度。有
关部门有必要研究制定出台相应法律，对商业贿赂做出明确的司法解释和界定，明确治理的直接责任部门，这样既可避免当前某些地方多头管理、“一窝蜂”式的治理，又可以明确主体，开展专门治理，做到监督有目标，打击有力度，效果有保障。以现有刑法为基础，借鉴世界各地的有益立法经验，以适当形式，扩大商业贿赂的犯罪主体、犯罪对象范围，扩大罚金、没收财产等财产刑的适用范围，增设剥夺、限制从业资格等规定。通过进一步整合、修改、完善有关规定，加快法治进程，以应对当前治理商业贿赂形势需要。
有关反商业贿赂的思考 篇5
3、商业贿赂行为已经成为孳生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的温床。由于商业贿赂行为的存在，企业经理、采购人员、信贷人员以及政府官员利用工作之便，收受贿赂、损公肥私、中饱私囊，败坏商业风气，腐蚀了干部队伍，影响了安定团结已经成为了近年来经济领域中犯罪现象的一个突出问题。
4、破坏了资源的合理分配。合理的竞争能准确的反映市场状况，使生产者知道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以及在什么时候生产。企业为社会提供所需要的产品，并且通过竞争，实现资源利用的最优化，防止资源和劳动的浪费。但是商业贿赂的出现，使交易的天平不公平地向行贿者一边倾斜。资源及劳动不合理的流向了行贿者一边。这势必阻碍市场机能的正常发挥，从而影响了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和技术，生产的进步。商业贿赂为不法生产经营者大肆制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提供了销售渠道，大开方便之门。现实经济生活中假冒伪劣商品得以泛滥，屡禁不止，不能不说，商业贿赂的诱惑是其中一大原因。
5、商业贿赂背离了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破坏了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商业贿赂加大了交易成本，增加了消费者负担，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在市场经济领域中，商业贿赂已经成为参予竞争企业的运行“潜规则”，面对这样的“潜规则”，企业无力对抗，为了避免在竞争中失去市场机会和份额，一些企业迫于无奈，不情愿地选择了屈从，从而使得商业贿赂的雪球越滚越大。这种商业贿赂导致的恶性竞争，破坏了公平交易的秩序，使守法者蒙受其害，诚信遭到贱踏。
二、如何遏制商业贿赂呢?
商业贿赂“一对一”的行为特点以及行贿受贿双方结成利益共同体的现实，决定了查处商业贿赂的难度较大，犯罪黑数较高。因此，治理商业贿赂的重点不宜放在惩办已经发生的违反犯罪活动上，而应当防范于未然，从源头上减少商业贿赂发生的机会。因此，完善监管体系，从源头遏制商业贿赂，是治理商业贿赂的关键。为此，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建立严格的市场准入与退出制度。在建立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方面，最重要的是确立严格而明确的市场准入条件和作为这种条件的体现市场主体的经营资格。只有取得了经营资格的主体，才能够在某一核定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建立市场退出制度方面，主要是要做到将那些经营状况和信用状况极差，以及存在商业贿赂行为的市场主体强制性清退出市场。
第二，建立与完善市场主体的信用档案体系。
1、加快市场主体信用档案管理立法步伐
2、建立市场主体信用信息数据库。在建立与完善市场主体的信用档案体系后，就可以通过对存在行贿记录等失信行为的市场主体进行严格监管，甚至将一些信用极差的市场主体强制性清退出市场，减少商业贿赂产生的源头，有效遏制商业贿赂的发生。
第三，建立健全商业贿赂高发领域的行政监管体系。从已经发生的商业贿赂案件来看，相关领域行政监管的缺失，是商业贿赂得以肆虐的重要原因。建立健全商业贿赂高发领域的行政监管体系，已经成为治理商业贿赂的当务之急。
反商业贿赂的思考篇三：国外如何反商业贿赂
目前许多国际组织和国家都高度重视反商业贿赂促进公司合规经营。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OECD) 1976年制定，修订《OECD 跨国公司行为准则》，规定了10项指导原则，其中第六项以“打击贿赂”为题，规定了跨国公司在打击贿赂方面的行为准则，指出“企业不应直接或间接地提出、许诺、给予或索要贿赂或其他不正当利益，以获得或保留商业或其他非正当优势，也不应要求或期望企业提供贿赂或其他不正当利益”。 ，前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率先倡导，邀请全球企业界领袖共同参并推动
近期热点 换一换
目前许多国际组织和国家都高度重视反商业贿赂促进公司合规经营。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OECD) 1976年制定，20修订《OECD 跨国公司行为准则》，规定了10项指导原则，其中第六项以“打击贿赂”为题，规定了跨国公司在打击贿赂方面的行为准则，指出“企业不应直接或间接地提出、许诺、给予或索要贿赂或其他不正当利益，以获得或保留商业或其他非正当优势，也不应要求或期望企业提供贿赂或其他不正当利益”。
19，前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率先倡导，邀请全球企业界领袖共同参并推动“全球契约”行动。契约言简意赅地倡导十项基本原则，其中第十项基本原则就是“反腐败原则”，明确指出“企业应反对各种形式的腐败，包括敲诈勒索和行贿受贿”。(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蒋姮整理)
美国国会依据1934年颁布的《证券交易法》设立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下简称“美国证交会”)。美国证交会作为证券市场的管理机构，要求所有在美国发行证券的企业及时、全面、准确地披露对投资者有用的财务及相关信息，如果有企业存在发布虚假信息、隐瞒真实信息等欺诈行为，美国证交会有权进行调查，并依据1933年颁布的《证券法》、1934年颁布的《证券交易法》等相关法律向法院提起诉讼。其中，《反海外腐败法》是《证券交易法》的一部分。
《反海外腐败法》制定于1977年，是全球各国制裁商业贿赂最严厉的法律之一。根据修订于11月10日的该法最新版本，任何故意违反本法相关规定的自然人，根据其情节，将被处以500万美元以下的罚款，或以下的监禁，或二者并处。而法人或其他非法人组织违反本法相关规定的，将被处以2500万美元以下罚款。
据介绍，该法在实施后的最初几年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就有450家以上的美国公司最终向美国证交会承认，他们在国外对外国政府官员行过贿，总额高达30多亿美元。在这些公司中，超过100家公司都是“全球500强”的成员。
商业贿赂行为最常见的方式 篇6
一、商业行贿
常见的商业贿赂可能存在多种形式，比如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礼品卡，旅游，汽车使用，房屋使用，学术会议，等等。下面介绍的两个案例既典型又各具特色。
(一)赠送额外服务或礼品
A公司为医药器材公司，其销售人员C员工在参与医院采购项目竞标过程中，为了提高自身销售业绩，在未经公司批准授权的情况下，擅自代表公司向医院出具书面承诺，表示在该采购项目中若A公司的医疗器械中标，A公司可为目前已经在医院安装投入使用的A公司所有医疗器械增加一年的全保，C员工的行为造成A公司损失了一年的保修费用，直接经济损失高达几十万元。A公司在后续与医院的合作中得知了C员工的该行为，然后以严重违纪为由解除了与C员工的劳动关系。
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修正之前，本案中C员工的行为很有可能被认定为商业贿赂;但是在新《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贿赂的概念进行了重塑之后，C员工的行为是否会被认定为商业贿赂就有待商榷。C员工的行为对象是直接交易方，而不是交易方的员工或者其他对交易有影响的人员。新《反不正当竞争法》将交易对象从商业贿赂的对象中删除，受贿和行贿是一对相互依存的概念，没有受贿一方，也就没有行贿一方。
但是C员工的行为本身是违规的，甚至有可能给公司带来严重后果。一方面，在执法机构看来，C员工通过向对方公司许诺额外的公司服务，目的就是排挤其他竞争对手，从而获得商业交易优势，因此依然可能将其认定为商业贿赂。另一方面，C员工的目的是通过提高自己的销售业绩从而拿到更多的销售奖励，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获取个人利益。
实践中，很多商业贿赂都是通过给予现金、礼品卡等方式实现的。与本案相比，这些行为更具有隐蔽性，公司一般更难发现，但同时被认定为商业贿赂的可能性更高，危害性也更大。并且在新《反不正当竞争法》之下，员工的贿赂行为将会被推定为公司行为，除非公司能够提出相反证据。一般案发后，员工往往会抗辩说其行为出发点是为了公司谋取利益，责任应当由公司承担。
因此，建议公司在礼品政策中明确规定，在商务往来中礼品的标准、赠送礼品的对象和审批流程以及禁止赠送的礼品范围，并加强对员工的培训，避免因员工个人违规行为而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学术会议
A公司为一家高科技公司，为推广其科技产品，在某高级度假村举行了一场学术会议，邀请市场上一些买家的技术人员，进行相关领域的前沿技术讨论。A公司对参会的人员每人发放了价值1000元的公司产品优惠券。A公司的财务人员在入账时直接将该学术会议相关的费用计入“会务费”。
A公司被前员工举报，声称公司有违规行为，执法人员去A公司进行了调查。财务账册上“会务费”的名目引起了执法人员的兴趣，核查了该会议的相关情况。
执法人员认为，A公司以举办学术会议的名义，邀请相关技术人员到高级度假村，超过了举行学术讨论的必要，事实上是带有享受成分;并且A公司向参会人员提供的本公司产品的优惠券，本身是具有价值的，因而A公司系通过给予参会人员不正当利益而试图影响交易，构成商业贿赂。
实践中，公司会举行各种各样的学术会议来宣传自身的产品，但是这种会议往往会成为利益输送的媒介，因而也是执法部门重点关注的对象。新《反不正当竞争法》之下，商业贿赂回归其本质，监管的重点是通过给付不正当的利益而谋取交易机会。
可见，执法机构依然会关注学术会议的合理性。公司在举办学术会议的时候要注意合规要求，从以下几个方面规范学术会议的举行：
会议的邀请对象尽量是机构，而不是机构的特定员工;
会议举行的场地要符合会议的目的，会议中也不要安排与会议内容无关的活动，比如景点观光;
保留举行会议的相关材料：比如会议签到，会议行程安排，会议讨论内容等等;
保留会议支出的相关凭证，将会议支出如实入账。
二、商业受贿
商业受贿本身又可以分为索要贿赂或者接受贿赂。这两种情形之下，受贿者的主观恶意不同，对公司造成的后果和影响也不同。
(一)索要回扣
A公司经举报得知B员工及其所在团队利用给经销商的特殊政策，让经销商以低价获得A公司的产品，并要求经销商给予返利。在调查中，B员工表示对于给予经销商的特殊销售政策并无决定权，也未参与返利费用的分配，自己仅仅是想提高销售业绩，因此不应当构成商业贿赂。最终，A公司虽然没有发现B员工实际获得回扣但仍以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在该案件中，尽管B员工并未实际收受回扣，但其知晓并参与了整个交易流程，是该商业腐败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因此，尽管该员工可能并未达到刑法或行政法所规定的商业贿赂构成要件，但是这种行为仍然属于应当制止的违规行为。员工索要回扣的行为会对公司的业务经营、内控管理和道德理念等产生极大的冲击和破坏。一般公司都不会容忍员工的此类行为。
但是在日常商业往来中，公司员工收受回扣通常以“窝案”形式被发现，如：整个部门在日常交易中都收受回扣、由上级暗示、审批，下属具体操作等。其中有的员工，特别是部门整体索要回扣的，会将回扣作为部门经费，组织部门成员旅游或聚餐。
由于这种行为往往发生在部门或上下级间，因此该类型的行为非常隐蔽，大家为了共同的利益，参与人员会互相包庇隐瞒，导致公司很难去发现这种行为。而等公司发现的时候，腐败行为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尤其在“窝案”的情形下，会导致公司内控失灵，对公司治理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
目前公司发现该类行为的主要方式还是通过举报，比如员工举报或者经销商举报。考虑到该类行为的危害性，建议公司还应加强针对员工行为合规的审查，定期评估内控制度的有效性，避免出现员工长期规避公司制度、索要不正当利益，而给公司造成经济和名誉损失。
(二)接受利益
A公司为传统制造型企业，某日公司管理层发现近年来，公司来自B供应商处的采购量一直在下降，而来自C供应商处的采购量却直线上升。A公司内审部门开始介入调查。在调查中，内审部门发现A公司采购部门中有一员工D经常请假外出旅游，且旅游期间花费与其实际收入并不相符，内审部门随即对D员工进行了着重调查。经调查查明，D员工经常接受C供应商的邀请外出旅游，并且接受C供应商赠送的各种礼品，而在日常采购中D员工则加大了面向C供应商的采购量。A公司在查明事实后，随即与D员工解除了劳动合同。
实践中，很多公司也尊重商务活动中人情往来的习俗，单纯一刀切地禁止员工接受任何礼物存在操作上的困难，因而允许员工中接受一定金额的礼物。但是如果礼物的金额超过合理金额，将会影响员工正常的判断和决策，最终导致员工做出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因此，建议公司明确员工在接受礼物时的金额限制，明确禁止接受的礼物类别(比如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规范员工在对外活动中接受礼物的准则，避免员工违规接受礼物而造成与公司利益冲突、最终导致腐败。
浅析商业贿赂的负面效应及其惩治 篇7
一、商业贿赂的负面效应
大致归纳一下, 商业贿赂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商业贿赂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
保障公平竞争的良好秩序环境是商业活动有序进行的必然需要, 而商业贿赂的存在, 使行贿者处于优势地位, 合法竞争者处于劣势地方, 就会造成恶性循环, 广大竞争者不会追求提高商品服务水平来提高竞争力, 他们会争相通过贿赂来竞争商业机会, 这样商业贿赂会愈演愈烈, 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秩序将会丧失殆尽。
2. 商业贿赂加大了交易成本, 而这最终由消费者买单。
在大多数情况下, 贿赂的存在造成了在高于正常价格的金额和低于正常品质的商品服务之间进行交易, 此时不仅价格虚高, 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也不能得到保障, 而最终这些由消费者买单, 严重侵害消费者的利益, 也造成了消费者的消费危机——对国产货的严重不信任。
3. 商业贿赂破坏了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 为假冒伪劣产品大开方便之门。
商业贿赂使交易的天平向行贿者一方倾斜, 这势必影响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技术、生产的进步。商业贿赂还使商品和服务不能按照本身质量的好坏、服务水平的高低进行交易, 致使在市场竞争中质量差、水平低的商品和服务可以打败质量好、水平高的商品和服务, 为假冒伪劣商品和服务提供了“肥沃土壤”, 造成了现在市场上的假冒伪劣商品泛滥的局面。
4. 商业贿赂已成为贪污、受贿等腐败经济犯罪的重要诱因。
在商业贿赂成为商业活动中的“潜规则”之后, 越来越多的经营者不惜以重金腐蚀、收买商业活动中相关单位的人员, 其中国家工作人员占据很大比例, 商业贿赂成为贪污、受贿等腐败经济犯罪的重要诱因。
二、商业贿赂的惩治
通过上面对商业贿赂负面效应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商业贿赂就相当于一个毒瘤, 严重影响市场经济的发展, 所以对商业贿赂一定要严惩。对商业贿赂进行惩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完善行政法关于商业贿赂规定的法律责任, 强化行政机关对商业贿赂行为进行查处的手段。
目前对于商业贿赂的行政处罚包括没收违法所得和行政罚款两类, 而罚款数额最高不超过20万元, 数额偏低, 相对与商业贿赂获取的重大利润而言微不足道, 无法遏制商业贿赂者的违法行为;为有效打击商业贿赂, 建议对商业贿赂的行政处罚予以完善, 根据违法行为的不同情节, 增加吊销营业执照等行政处罚方式, 以取消实施了商业贿赂行为者从事商业活动的市场主体资格, 对严重的商业贿赂行为处以高额罚款, 以剥夺其再次进行同样行为的能力。
另外, 目前行政机关对商业贿赂行为进行查处的手段有限, 加上商业贿赂的双方各得其利, 往往形成攻守同盟, 造成商业贿赂的调查很难展开, 很难有效打击商业贿赂。因此, 为了有效地打击商业贿赂, 应当赋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收集、查封、扣押有关证据的更大的权力。
2. 在刑事法层面, 应当放宽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 降低构成犯罪的标准, 以确保对商业贿赂行为构成犯罪的重点打击。
刑法是其他部门法的保障, 是打击违法犯罪行为最严厉的手段。加强刑法对商业贿赂构成犯罪的打击力度, 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扩大贿赂的内涵, 使贿赂不仅局限于财物和财产性利益, 还应该包括非财产性利益, 比如性服务。 (2) 取消行贿罪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中“不正当”的限制。 (3) 加强财产刑的适用力度, 剥夺商业贿赂行为实施者的再犯能力。
3. 要调查研究, 善于规范运作。
商业贿赂作为贿赂的一种表现形式, 其本质是经营者为了获取更多、更大的交易机会和利益而采取各种手段暗中给予相关部门或个人以好处, 具有贿赂隐蔽性强、手段多样、潜规则多的特点。因此, 要加强调查研究, 一方面重点分析企业、基层及各类市场主体这些行贿主体进行商业贿赂的心理、社会环境等原因所在, 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堵住商业贿赂的源头;另一方面, 重点对拥有公共权力的部门和组织进行摸底调查, 对一些容易发生商业贿赂现象的主要部门、重要岗位和主要环节, 深入分析原因, 在此基础上确定治理商业贿赂的工作重点, 制定治理商业贿赂的实施方案, 把好商业贿赂的闸门。
4. 建立和完善重奖举报人制度。
商业贿赂的双方各得其利, 往往形成攻守同盟, 造成商业贿赂的调查很难展开, 从普遍反映的商业贿赂现象, 到现实中查办的案件比例之少, 这一现实矛盾要求我们必须挖掘民间潜力, 发挥“民力无穷”的优势, 这也是社会治理尊重人性的必然要求。鼓励探索建立和支持专业举报人或线人制度, 适度允许民间调查机构协助政府对商业贿赂的法律治理。
参考文献
[1]谢望原张雅:商业贿赂犯罪刑事政策研究[J], 《和谐社会语境下刑事政策》国际研讨会论文[C]
贿赂公行-贿赂公行的故事-贿赂公行的寓意-贿赂公行的意思 篇8
今年年初，上海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旅行社——上海临江国际旅行社经营异常引起了警方的注意。这家旅行社基本上不组织游客旅游，仅靠承接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GSK，以下简称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等外资药企的会议组织，一年的业务量就达到了1亿多元。警方调查发现，这其中存在重大经济犯罪嫌疑。今年6月，公安部指定长沙、上海、郑州等地公安机关负责侦办此案。
6月28日，长沙警方在微博上公布，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有高管涉嫌经济犯罪而被当地公安机关调查。7月11日，一份措辞严厉的消息稿出现在公安部的官方网站上，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涉嫌在华行贿的传闻被证实，罪名是“涉嫌严重商业贿赂和涉税犯罪”。至此，GSK中国各种行贿事实开始浮出水面，主要有通过旅行社、学术会议等手段向个别政府部门官员、少数医药行业协会和基金会、医院、医生等行贿。
随后，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副总裁、企业运营总经理梁宏接受了央视的采访，披露了GSK中国大量的行贿细节。GSK中国郑州女代表王慧及主管李明也接受电视采访，又披露了郑州行贿的大量细节，包括帮医生找小姐等，事件持续发酵。
9月2日，继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高管、上海临江国际旅行社法人代表等人之后，又一批涉案人员陆续交代了其行贿、受贿等违法犯罪事实。警方调查发现，在“销售为王”的企业文化下，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专门成立了所谓的“大客户团队”，每年花费千万元，以各种会议、论坛为由对各大医院负责人大肆行贿。高压指标+高额客户维护费+高额的奖金刺激，使其销售额从2008年的20多亿元快速增长到2012年的70多亿元。
此外，警方还披露了康辉会展上海有限公司为了承揽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大量的会务业务，向其高管大肆行贿的案件，这也进一步揭开了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双向贿赂链条，一边是以公司的名义大肆行贿，一边是部分高管大肆受贿，涉及公司上上下下各个部门、各个环节。
链接：高盈利背后的医疗腐败
医药企业销售费用高企，已经成为行业之殇，社会之痛。
根据Choice资讯终端提供的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医药生物行业的178家上市公司中有约95%即169家公司实现了盈利，盈利总额达216亿元。而这178家公司的销售费用总额高达349.19亿元，为盈利总额的1.6倍。根据申万行业分类标准，医药生物一级行业下又细分化学制药、中药、生物制品、医药商业、医疗器械以及医疗服务6个二级行业。行业销售费用明显高于净利润，反映了包括中药、西药、医疗器械等几乎一切医疗相关消费品在流通环节的成本惊人。
与房地产、金融等多个行业的销售费用相比，医药生物行业上市公司的销售费用的确“畸高”。据统计，上半年房地产行业154家上市公司的销售费用总额为103.98亿元，占其上半年盈利总额的23.86%，远低于医药生物行业1.6倍的水平。而根据对金融行业53家上市公司中报数据的统计，其销售费用总额占净利的比重为69.89%，也显著低于医药行业的水平。
医药行业上市公司销售费用居高不下的背后，除了有流通环节较多等方面的原因之外，还隐藏了包括药品回扣、招标暗箱操作等多种医疗腐败现象。销售费用居高不下，增加了医药企业的成本，但最终买单的还是患者和消费者。因此医药行业销售费用的居高不下，既是行业之殇，也可以说是社会之痛。
浅谈商业贿赂犯罪的侦查谋略 篇9
商业贿赂犯罪案件是侦查工作的术语，是指经营者以非法获取竞争优势为目的，在经济交往活动中违反法律规定，索取、收受或支付他人财物等不正当利益，以及充当媒介、促成上述行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应受刑罚处罚的经济犯罪类案件。具体包括商业行贿犯罪与商业受贿犯罪，《刑法》第163、164条
分别作了规定，商业行贿犯罪是指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犯罪，是个人、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以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商业受贿犯罪，是指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犯罪，是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数额较大的行为。2006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六）》将刑法第163条修改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将刑法第164条第一款修改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不难看出，我国政府对打击和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的坚定决心和严肃态度。司法实践之中往往商业行贿与商业受贿是两种相互对应和依存的对合行为。
当前在办理商业贿赂案件中，怎样做好案件的侦查至关重要，本文拟就此问题浅淡个人的看法。
一、遴选案件来源
由于商业贿赂犯罪案情复杂，嫌疑人身份特殊，为了能够使此工作按部就班地进行，提高打击犯罪的精确率，减少人力、物力、警力的无端空耗，拟定初查方向，确立犯罪目标，及时查明案情，据此，着实需要我们对涉及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的来源有个精选的过程，精确的把握、精心的组织。对于各种举报案件线索以及通过各种渠道收集的案件线索，要进行认真的审查，归纳筛选，选定选好选准所要纳入侦查视线的案件。
1、对署名的举报材料，应首先询问举报人，通过询问了解举报人的一般情况，如举报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政治面貌、职业、工作单位、职务、爱好、现在住址、举报人与被举报人的关系，包括：何时何地怎样认识被举报人，平时与被举报人的关系密切程度，这种关系的发展的变化情况，为什么要举报被举报人，所举报控告的事实来源，还有何人何故与被举报人有何关系，以及举报人所知道的与此有关的其他情况等，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核对举报材料之可靠性。
2、对匿名举报材料，一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审查，一是通过被举报人单位及有关的知情人了解被举报人的基本情况。例如：被举报人的工作职责、职务、工作态度、现实表现、平时与什么交往，在交往中有什么异常表现，家庭生活有无突出变化等；二是通过对有关情况的充分了解和详尽分析，尽量找到举报人，进一步掌握案情，挖掘线索。在此基础上感悟是否有初查价值，确定是否可能有涉嫌商业贿赂犯罪事实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厘清相关的政策界限和法律依据。
3、对各项举报材料，要让举报人或单位如实陈述行贿的原因，事实的原委始末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事实和情节，并让他们尽可能提供确实可靠的证据。
4、侦查人员在办案中发现了解到的情况，都要详细记录，必要时，可让举报人根据谈话内容写出亲笔材料。由于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的特殊性使然，决定了在一系列调查取证工作，要注重和尊重证人的作证心理和特定因素，录音笔等高科技记录载体要恰如其分地予以应用。
二、确定初查方略
初查虽然只是立案前置的一个非必经环节，但如果运用得当，会在侦破中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为此，制定严密可行的初查计划，对整个初查活动的完成、决定是否立案、能否顺利突破都将起到至关重要的意义。由于初查计划是一种预测判断和思维推理，同时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要求我们的侦查人员在核对举报人材料，并作了初步调查的基础上，对所获材料进行分析研究，明确初查的任务、方向、范围、内容、方法、步骤等，进而选择案件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商业贿赂犯罪案件大多都是以人立案，先人后事，所以查明是否有犯罪事实就是初查方略的重中之重，就商业贿赂犯罪案件而言，即确定行贿、受贿的事实是否存在，这既是初查的切入点，又是后期转入侦查的突破口，同时也是确定是否立案侦查的前提。通常需要纳入总体设想、重点分析的初查方略的问题有如下
：
1、行贿的原因，行贿的原因从客观上讲，要具有两个条件，一是行贿人急需取得对方公司、企业所给予的某种利益，而且这种利益对行贿者来说，都是有利可图的，甚至是必须的；二是获取某种利益的方式，一般用正常的手段，渠道及现有关系、条件而又无法实现或取得的。
2、受贿人是否得到贿赂钱物，只有受贿人实际
得到了贿赂钱物，贿赂犯罪案件才能成立，行贿人为谋取利益，必须设法把贿赂款物送到受贿人手中，为达到此目的，行贿人往往在行为发生之前先作些必要准备，一是要选择对象；二是要摸清受贿人的为人处事，生活方式等；三是选择时机和方式，分析研究行贿的准备和贿赂款物送达的方式，是确定行贿、受贿行为的重要情节。
3、行贿人对受贿人是否提出获取某种利益的要求，如果只是送了物品，没有提出取得某种利益的要求，那可能只是一种亲友间的礼尚往来。如查行贿人确有获取某种利益的要求，而受贿人利用职权为实现其利益制造了条件和实施了某种行为，且情节严重。这样，行贿受贿案件即可成立。
三、获取贿赂证据
在查处贿赂案件中，侦查人员经常遇到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犯罪嫌疑人百般抵赖，形成证据“一对一”的状况，同任何其他犯罪有所区别的是以“一对一”形式进行的贿赂犯罪，这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给侦破工作不可避免要带来一定难度，但只要侦查人员坚定信心，做出大量艰苦、细致、扎实的侦查工作，案件也不是牢不可破的，不妨可以借鉴的经验有：
1、集中力量先突破行贿一方，从行贿、受贿人双方的心理分析，他们这些都是怕问题暴露，都有抗拒和畏罪心理，相比较之下，一般情况受贿人抗拒的心理强于行贿人，因此办案中先集中力量突破行贿一方，获取证据，为查情全案铺平道路。
2、利用矛盾，因人而宜，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巧妙运用证据，必要时还可以采取更有效的灵活方法，打破行贿、受贿双方的侥幸心理和精神防线，迫使向其交待问题方面发展。
3、追赃与取证同步进行，一方面物证起到做证作用，另一方面防止其翻供、串供。对获取贿赂犯罪证据中一般应从以下几方面来展开侦查工作。
1、询问行贿人，应逐项弄清下列问题：（1）何时何因经何人介绍，用何物何款向何人行贿；（2）行贿受贿交易是怎样达成的，双方都讲了什么话，有什么约定，何时何地向受贿人交付贿赂款物；（3）贿赂款物的来源，包括形状、面额、品名、数量、价格以及贿赂款物，存放在何处，物品和资金的去向等等。对行贿人所得利益，也要一一询问清楚，并详细记录在卷。或复制、或拍照、或查封、或提取实物，要尽量设法获取保全证据。
2、询问受贿人。商业贿赂犯罪作案在般都是两个人面对面，应对侦查却又是背对背，极少有第三人参与，作案指向相对很少能够留下痕迹，不同于其他经济犯罪案件有查帐、现场堪察、银行查询等可供实施的侦查措施，此类案件的侦破主要依赖于询（讯）问的侦查手段，一定程度地说询问的突破，就是案件的侦破。询问受贿人要充分准备，要先作些调查研究，查清一定事实，获取一定证据，并写出详细询问提纲，然后再接触犯罪嫌疑人，不要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但也不易把准备时间拖得过长，以免发生订立攻守同盟，毁来或伪造证据、转移赃款赃物等情况，给侦查工作造成不应有的困难。
询问受贿人应紧紧围绕据以定罪的事实和情节、有重点、分层次地展开。行贿、受贿的提起，行贿人获取某种利益的要求，事情的发展和经过、情节、受贿的次数、数量、物品种类、价值、赃款、赃物的使用情况及去向，受贿人是如何利用职务便利为行贿人谋取利益，获取到什么利益等。要令其逐一交代清楚。同时，要动员其主动交出赃款赃物。
3、适时引入调查。对于不便于触动行贿、受贿人的案件，可以先从受贿人利用职权为行贿人谋取的利益开始调查。一般地说，这种利益暴露得比较明显，问题比较清楚，比较容易突破。如行贿人获取的是物质性利益，可查清相关财务账目；如非物质性利益，可以从审查获取该项利益的有关证件、手续开始，等掌握了一定的情况和线索后，再找行贿人和有关知情人核对事实，获以证据，最后接触受贿人。在侦查过程中，还要注意发挥技术侦查的作用，必要时可利用各种包括耳目、跟踪守候、窃听等侦查手段，突破案件。
4、适时使用证据。使用证据是指侦查人员在讯问过程中有计划、有意图地使用已获取的证据揭露犯罪嫌疑人的狡辩和虚假供述，摧毁其抗拒心理，促使其如实供述。一般使用证据的方法有直接使用和间接使用两种。直接使用是指口头说出证据的内容或者当面出示证据，促使犯罪嫌疑人供述罪行，直接使用的证据有物证、书证、证人证言、鉴定结论，或者相关的录音录像等。在讯问犯罪嫌疑人自以为犯罪行为极其隐蔽，又达成攻守同盟，所以难免常会百般抵赖，直接证据展示在面前，对犯罪嫌疑人刺激强烈、震慑威严，可以给犯罪嫌疑人的抵抗心理强有力的打击，敦促其是不得不交代犯罪事实。间接使用是指点出证据的来源或已印证的某个情节，促使犯罪嫌疑人供述罪行。商业贿赂犯罪隐蔽性的特点决定了证据少，不全面、确证性差，所以在讯问中间接税使用证据，既不易暴露侦查人员掌握证据的真实情况，又能给犯罪嫌疑人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不同的错觉感和强烈的连锁反应，无疑具有相当的隐蔽证据、核实证据的策略功效。例如，根据群众举报对某汽车维修站商业贿赂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立案侦查。该站对来站维修汽车的驾驶员发放联系卡，年底按卡累计金额的5给付驾驶员，通过假身份证开户的银行卡支付驾驶员。至查获时，该站累计共支付回扣款8万元。维修站负责人到案后拒不交代犯罪事实，当侦查人员说出他曾与一名驾驶员因假身份证无法取款发生争执的事实后，其马上就交代了犯罪事实。在实践中要针对不同案件、不同证据情况、不同对象，不同时机，有有的放矢地进行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择用，切实发挥预定的获取证据效果。
总而言之，侦查人员必须十分明确，查处商业贿赂犯罪自始至终都要以获取证据进行，而要获取扎实可靠证据，固定证据，必须体现一个“快”字，立案要快，行动要迅速，动作要快，采取措施要果断，不能给犯罪嫌疑人任何活动的机会。其次要保密，任何泄露侦查信息，都将给案件侦破工作带来阻力和破坏；再次，工作要深入细致，侦查中对任何东西都不能轻易采取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的态度，把与案件有关的事实和证据都要逐一查个水落石出，只要我们侦查人员对商业贿赂案件的每一步侦查工作做得缜密、严谨、扎实，就完全可以及时地侦破案件，有效地打击和惩罚商业贿赂犯罪。
如何认定虚假捐赠形式的商业贿赂 篇10
虚假捐赠是指商业贿赂行为人假借捐助公益事业的名义，违背公益事业的捐赠原则和要求，以获取交易、服务机会或优惠条件为目的给予受赠人或特定受益人财物的行为。
笔者认为，工商机关在执法实践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商业贿赂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属于虚假捐赠形式的商业贿赂。
1.捐赠行为是否属于有偿行为。
根据《公益事业捐赠法》的规定，捐赠是无偿的，不得附有影响公平竞争的条件，不得将接受捐赠资助与采购商品（服务）挂钩，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
典型案例：某建筑公司为承建某高校的实验大楼，假借捐资助学的名义出资10万元为该校购置了物理实验器材。为学校购置物理实验器材属于捐助公益事业，但某建筑公司的捐资助学行为却不是无偿的，而是以承建该校的实验大楼为捐赠条件。某建筑公司的行为违背了公益事业的捐赠原则，属于虚假捐赠，应定性为商业贿赂。
2.捐赠人与受赠人是否明确捐赠财物的公益用途并如实入账。
在捐赠活动中，受赠人应当依法使用捐赠财物，依据《企业会计准则》、《企业财务通则》、《事业单位会计准则》等财会制度将捐赠财物如实入账。也就是说，受赠人应依照捐赠合同约定的数额和支付方式，在依法设立的反映其生产经营活动或者行政事业经费收支的财务账上，按法定会计制度明确记载。
《医疗卫生机构接受社会捐赠资助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六条和第十八条明确规定，医疗卫生机构接受的社会捐赠资助财产应用于贫困患者救治、面向公众的健康教育、卫生技术人员培训、医学交流、科学研究、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设施建设等公益非营利性业务活动；捐赠资助资金不得用于发放职工奖金和津贴及其他个人支出，不得提取管理费。《关于加强企业对外捐赠财务管理的通知》第六条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对外捐赠支出，应当依据受赠方出具的省级以上财政部门统一印（监）制的捐赠收据或者捐赠资产交接清单确认。
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捐赠人以争取商业交易、服务机会为目的赠与对方财物，受赠人将该财物用于非公益性活动，就属于接受商业贿赂。
典型案例：某水利工程公司以承揽水利工程为条件向某灾区水利局捐赠10万元。接受捐赠后，受赠人既未按《事业单位会计准则》规定的财会制度将该笔款项如实入账，也未按《救灾捐赠管理办法》的规定使用该笔款项，而是将其存入本单位小金库，用于发放职工福利。某灾区水利局的行为属于接受商业贿赂。
3.受赠人的身份是否合法。
《医疗卫生机构接受社会捐赠资助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规定，医疗卫生机构必须以法人名义接受社会捐赠资助，捐赠资助财产必须由法人单位财务部门统一管理使用。医疗卫生机构内部的职能部门和个人一律不得接受捐赠资助。特殊情况下，捐赠资助方要求以个人名义接受捐赠资助的，应当事先报告单位领导集体审核同意，并纳入单位财务部门统一管理使用。
典型案例：某药品经销商为促销药品，以捐助医疗卫生事业的名义，赠与某医院药品采购部门财物，其行为属于商业贿赂。
4.受益人与捐赠人的关系。
公益事业捐赠的自愿性、无偿性决定了捐赠人不得将捐赠行为与商业经营活动挂钩。为逃避法律责任，一些经营者采用救济性捐赠的方式向特定关系人提供生活救济或救助。
反商业贿赂的法律思考 篇11
[关键词] 商业贿赂 不正当竞争 规避法律
一、商业贿赂的特点及其反商业贿赂的意义
据相关部门统计，2000年以来，全国工商机关共查处了医药购销，商业零售、建筑旅游等商业贿赂案件一共是15000余起，案值高达57.5亿元，其中仅2005年就查处了2400多起商业贿赂案件，案值有9亿多元，罚没款1.9亿，在药品行业有案可查仅药品回扣一项，每年被侵吞的国家资产就7亿元，约占全国医药行业全年税收的16％。由此可见，我国商业贿赂存在以下特点：
1.涉案人员手中掌握实权，其中很多是党政领导、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部门的一把手。有的省检察机关查处的商业贿赂案件中，窝案串案约占半数。
2.商业贿赂是典型的权钱交易型犯罪。国家工作人员行使公共管理职能，对各种资源和利益分配握有公共权力，因此最容易成为经营者行贿目标。一些国家公务员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与不法经营者勾结，以牺牲国家公共利益为代价，大肆索取收受贿赂、谋取私利，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重大损失。
3.涉及面广。商业贿赂以渗入到各个行业，据统计，目前医药购销、经销、工程建设、土地出让、金融保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和资源开发等领域，已成为我国商业贿赂行为发生的重灾区。
4.查处难度大.行贿者和受贿者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建立了攻守同盟，并且有较强实力的关系保护网。因此可以说反商业贿赂是一项长期而又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需要借助各行各业经营体制的科学设立、经营者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以及法律制度的完善。
我国反商业贿赂有以下意义：
1.首先反商业贿赂可以直接遏制不正当竞争，增强企业诚信。大量事实表明，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企业诚信包括企业在消费者心中的形象、地位，与一流的技术，一流产品同样重要。他们都是构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2.可以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增加我国对外资的吸引力。随着近来曝光的“朗讯风波”、再到最近的德普“回扣门”事件，国际舆论对我国商务环境的不利评论将直接影响我国的投资环境，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受到影响和冲击，商业贿赂很有可能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新的环境瓶颈。
3.有利于建立良好的社会风气，促进社会主义和谐发展。商业贿赂严重违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本特征和要求，诱发了社会的仇富、仇官心理，对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破坏无法估量。一个盛行商业贿赂的社会，绝不是一个规范有序的社会。在商业贿赂下形成的“奸商文化”更是对民族传统美德的践踏。
二、我国反商业贿赂存在的缺陷
我国商业贿赂如此严重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包括价值观念、教育背景、企业制度设计、国家法律的制定、法律执行层面和社会经济因素等方面的原因，本文只谈及立法和执法方面的原因。尽管我国已初步建立起惩治商业贿赂的立法体系，但仍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商业贿赂的有效治理。这些局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立法过于分散，这不仅给不法商业经营者以规避法律的机会，而且会给人们对相关法律的理解和掌握带来障碍。由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分别颁布于1993年和1996年，对商业贿赂形式的规定比较简单，已不足以规范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商业贿赂行为。同时，商业贿赂的治理涉及实体、程序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参与的部门多，需要协调的工作量大，而作为打击商业贿赂的专门立法，《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只属于部门规章，立法层级过低，有些内容陈旧，无法满足惩治商业贿赂的现实需要。
2.刑法里规定的受贿犯罪的主体范围过窄。受贿罪的主体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公司、企业人员及国有单位，但对国有事业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非国有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如医生），则没有构成受贿犯罪的规定。此外，公司、企业人员贿赂犯罪仅仅包括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和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没有关于公司、企业人员介绍贿赂的规定，也没有对单位行贿，以及单位介绍贿赂的规定，致使大量的商业贿赂犯罪难以追究。
3.刑法里规定的商业贿赂的犯罪对象范围有限。刑罚的设置也存在缺陷，如财产刑的设置，刑法规定只能在较高的量刑幅度上附加适用，而且一种犯罪只规定了一种财产刑，不能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用罚金刑或者没收财产刑。
4.一些地方和部门行政执法力度不够，查处商业贿赂的积极性不高。由于受社会不良意识的影响，认为收受回扣、手续费等行为属于商业惯例，促进了商品交易的实现，一些部门和地方对商业贿赂的危害性认识不足，认为查处商业贿赂会影响企业发展和当地的投资环境，因而对商业贿赂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怠于行使职责。即使查处，也多是一罚了之，缺乏长期有效的制约机制，导致商业贿赂在一些地方泛滥蔓延。
5.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机制，导致“以罚代刑”。虽然商业贿赂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行政执法机关也查处了不少商业贿赂案件，但由于缺乏有效的衔接机制，最终被审判定罪的商业贿赂案件却不多。
6.尚未形成打击商业贿赂的合力。各行业、各部门内部的纪律检查机关，以及检察、公安、工商、审计等部门都有查处商业贿赂的职责，但相互间沟通、联络协调机制尚不完善，难以形成合力和有效监管。由于主管部门众多，多头执法，致使商业贿赂的治理政出多门，对重大贿赂犯罪和腐败线索，部门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和传递，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打击商业贿赂的力度。一些部门和地方出于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的考虑，对商业贿赂行为听之任之，不履行查禁职责，进一步助长了商业贿赂的肆虐发展，增加了查处打击的难度。
三、加快反商业贿赂法律制度完善的几点建议
1.应当尽快制定出一部统一的《反商业贿赂法》。目前我国反商业贿赂的法律渊源有三个：一个公约，一个规章和若干个司法解释。因此，制定一部专门的反商业贿赂法已成为大势所趋。所以，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整合现有立法的基础上，制定统一的《反商业贿赂法》，与刑法的有关规定互为补充。
2.在法律中扩大商业贿赂的主体，由于企业在营销过程中，常采取代理制度，在反商业贿赂法中，应该明确代理人和被代理人，在营销中的商业贿赂行为，各自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目前，世界上不少国家还将为社会提供公正信息的学者、裁判等界定为非典型信义义务人，如果此类主体非法收受贿赂，做出不公正的分析、发表虚伪的言论，愚弄民众，情节严重的，应当在商业贿赂犯罪体系下受到刑事处罚。在这方面，我国可以以此作为借鉴。
3.建立各领域的“行贿黑名单”。全国检察机关的“行贿黑名单”，对发生在建筑、金融、教育、医药卫生和政府采购领域的行贿犯罪建立档案查询系统，向社会提供查询，正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但是，行业主管部门建“黑名单”其制度依据与程序依据是什么？谁有“资格”来查询这一“黑名单”？通过怎样的运作流程来查询？查询过程中是否会构成对被公布企业的侵权？如果对主管部门提供的查询结果有异议，有什么救济途径可以复核、纠正？等等，这一切都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支撑，所以，在日后的法律完善中，应注意对这一制度的设计。
4.加大对商业贿赂的经济处罚力度。商业贿赂犯罪属于流通型经济犯罪，我们应加重对行为人经济、财产的惩罚，使行为人不可能在该类犯罪中得到任何经济上好处。相关法律应当进一步明确罚金刑及没收财产刑的适用，提高处罚幅度和力度，充分发挥财产刑的作用，使行为人不敢轻易以身试法。从现有规定看，我国对商业贿赂的制裁偏重于刑事立法，往往是处刑不轻，而经济制裁不足。
5.建立查处商业贿赂的协作机制。在国际上，我国应加强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衔接。我国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成员国，我国刑法与公约的规定应当基本相适应，合理衔接和借鉴。在国内，行政执法相关部门之间、行政执法部门与刑事司法部门之间应当加强协调配合和沟通联系，建立信息通报、线索移送、案件协查机制，明确案件移送的标准及责任，形成治理商业贿赂违法犯罪行为的合力。同时，要进一步理顺工作关系，明确职能分工，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四、结语
反商业贿赂的法律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面很多，其中不仅包括立法问题，还包括管辖问题及商业贿赂的法律适用问题等。要有效的打击商业贿赂，需要各个环节的共同进步与完善。
参考文献:
[1]屈学武:完善我国打击商业贿赂法治体系的法律思考河北法学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