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贿赂犯罪

贪污贿赂犯罪（共12篇）

贪污贿赂犯罪 篇1

一、对于贪污贿赂犯罪初查行为性质的界定

检查机关一般在立案之后开始对犯罪行为予以侦查, 而在立案之前, 检察机关对相关贪污贿赂犯罪行为相关证据以及材料的收集和取证就是所谓的“初查”, 在本质上, 这与一般案件的侦查行为没有多大的区别, 都是对犯罪行为予以一定的证据收集活动, 。我们知道, 要想对某一种行为进行归属, 就必须全面了解它的性质, 贪污贿赂犯罪初查行为也是如此, 所以, 这里有必要对当前的初查行为进行一定的性质分析。

( 一) 关于初查行为性质的争议

对于贪污贿赂犯罪初查行为的性质, 学界历来都存在着不同的争议, 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定论。几种重要的观点如下: 第一, 初查行为不是一种正规的侦查活动。许多的专家认为, 初查行为是在立案前进行的, 而一般正规的侦查活动行为都是立案之后, 刑事诉讼过程当中开展的, 这种观点存在一定合理性, 但也失偏颇。第二, 初查行为是一种非诉讼活动。拥有这种观点的学人的理由与上述基本相同, 都认为诉讼活动是在立案之后开展的, 而对于立案之前的这种初查行为则不属于诉讼活动。第三, 初查行为是一种诉讼活动。这与上述观点相反, 持此类观点的人认为初查行为也是为了破获案件所进行的证据, 材料的收集工作, 理应归入诉讼活动当中。最后一种观点认为初查行为是一种侦查行为。他们一直认为无论从主体、内容以及性质等方面来考察, 初查行为都具有侦查工作的性质, 所以归于侦查行为是合适的。

( 二) 笔者对初查行为之理解

初查行为应该从实践当中去加以理解,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初查行为的性质。第一, 初查行为的发起是拥有一定的侦查性质和随意性质的, 一方面, 因为它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获得相应的证据和材料。另外一方面, 当前我们国家的立法当中对于犯罪初查行为的相应的开启程序、初查过程以及执行的相关程序和内等都还没有做出一个法律上的规定, 这就必然使得初查行为具有了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第二, 犯罪行为的初查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一种认识活动。这是因为初查行为是对相关案件的前期侦查, 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相应的证据以及各种材料, 并以此对案件的存在性予以确认, 更是为案件的侦查工作提供相应的证据。综合以上两个方面来看的话, 初查行为其实可以归纳为一种拥有侦查意识的认识活动, 主要是为了收集相应的证据证明案件存在的真实性, 为案件的侦查提供一种清楚明了的依据。

二、通过立法对贪贿案件的初查行为予以规范

初查行为已经成为处理贪贿案件的一个很普通的行为, 但是初查行为没有法律进行很准备、明白的法律界定。由于初查行为没有纳入法律范畴, 因此初查行为在现实中更没有可能去达到有法可依的境界, 因而在执行中, 很可能照成权力的滥用, 发生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的现象。为了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 笔者将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以确保在纳入法制轨道的前提下, 初查行为能够合理有序的执行, 并保护他人的合法权益。

( 一) 修改刑诉法以确保初查行为的合法性

我国在处理刑事案件的最为主要的法律依据就是刑事诉讼法。因此要让初查行为达到一种合理合法的地步, 就必须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因而, 笔者在这里认为将其纳入刑事诉讼法法则中侦查行为规定之前的章节中, 并且可以明确其过程为前期调查阶段。因此初查行为的法律性质就得意明确界定—侦查行为。因而可以确保在初查行为的执行中被查对象的合法权益得以维护。

( 二) 对贪贿犯罪初查行为的制度设想

在这里必须明白的是贪贿犯罪的侦查不同于以往的刑事案件的侦查, 因此不能将两者混淆看待, 因而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要区分开来。所以笔者在依据《反贪污贿赂法》的基础上, 在适用初查行为中, 应当对其程序规则进行遵守。比如在通过活动获得的重要信息要及时的记录与整理, 同时对所记录的信息要进行必要的审查。同时在获得领导的批准后, 在符合程序的前提下方可执行, 从而确保了初查行为结论的有效性与合法性。

三、结语

在对污贿赂犯罪案件调查的实践中, 需要调用大量的力量, 尤其对于一些复杂的案件, 不能很轻易地做到有效处理, 所以, 对于实践中出现的立案之前的犯罪初查行为能够有效地为案件的侦破工作提供一个良好的依据, 所以相关的法律制度应该对其做出一个明确的规定, 促进初查行为在污贿赂犯罪案件调查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摘要：对于一些贪污犯罪行为的侦破, 初查行为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关键作用, 而且适用性也是比较普遍的, 然而, 由于当前我国立法存在的种问题和缺陷, 初查行为并未被明确立法, 故而其也未有合法性。鉴于这一原因, 对于初查行为的规制, 对这类行为予以很好的控制, 使得初查行为在使用过程当中不违背根本的宗旨, 是处理贪污贿赂行为的亟待解决的难题, 文章通过对初查行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分析, 希望能够促使初查行为在贪污贿赂犯罪侦查当中得到很好地运用, 促进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侦破。

关键词：贪污贿赂犯罪,初查行为,合法性

参考文献

[1]孙长永, 杨柳.论刑事立案前的初查[J].河北法学, 2006 (01) .

[2]王巧全.论刑事立案初查[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 2003 (05) .

[3]吕萍.刑事立案程序的独立性质疑[J].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1 (03) .

[4]刘战.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中的人权保障[D].苏州大学, 2006.

贪污贿赂犯罪 篇2

一)贪污罪

1、个人贪污数额在5千元以上的。

2、个人贪污数额不满5千元，但情节较重的。

(二)挪用公款罪

1、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在1万元以上，超过3个月未还的和挪用公款数额在1万元以上，归个人进行营利活动的。

2、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在5千元以上，进行非法活动的。

(三)受贿罪

1、个人受贿数额在5千元以上的；

2、个人受贿数额不满5千元，但情节较重的。

(四)单位受贿罪

1、单位受贿罪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2、单位受贿数额不满10万元，但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五)行贿罪

1、行贿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

2、行贿数额不满1万元，但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六)对单位行贿罪

1、个人行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单位行贿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

2、个人行贿数额不满10万元、单位行贿数额不满20万元，但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七)介绍贿赂罪

1、介绍个人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介绍单位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2、介绍贿赂数额虽然不足上述标准，但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八)单位行贿罪

1、单位行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2、单位行贿数额不满10万元，但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九)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十)隐瞒境外存款罪

隐瞒境外存款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十一)私分国有资产罪

私分国有资产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十二)私分罚没财物罪

私分罚没财物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十三)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

1、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10人以上的；

2、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万元以上的；

3、直接经济损失、人员伤亡虽然不足规定的数额或者数量标准，但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十四)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

不征或者少征税款5万元以上的。

(十五)徇私舞弊发售发票、抵扣税款、出口退税罪、违法提供出口退税凭证罪。

徇私舞弊发售发票、抵扣税款、出口退税或者违法提供出口退税凭证，致使国家税收损失在5万元以上的。

贪污贿赂犯罪量刑分析及立法建议 篇3

关键词：贪污；贿赂；犯罪；量刑

一、量刑情况概览

自2009年至2011年，某检察院反贪部门共办理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34件38人，其中贪污案11件12人，挪用公款案7件8人，受贿案12件14人，行贿案3件3人，私分国有资产案1件1人。

以上案件中17件17人起诉至法院，1件1人移送其他检察院，另有8件9人检察机关自行处理。起诉至法院的案件中法院做出判决并生效的有15件15人，有2件2人法院尚未判决。

生效判决量刑情况为：判处有期徒刑1人，无期徒刑1人，缓刑4人，免于刑事处罚7人，无罪2人。

二、量刑存在问题

（1）未对自然人受贿罪设置罚金刑。97刑法第387条对单位受贿罪规定了两罚制：“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但是，对自然人的受贿犯罪，只规定在被告人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并处没收财产；数额在五万元以上、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现行刑法对受贿罪的刑种设置忽视了受贿罪的贪利性，这与其他贪利型犯罪可以判处罚金刑的规定是不相协调的；而且与当代罚金刑广泛使用的世界性趋势不一致，与受贿犯罪的贪婪性和经济性也不相协调，这不能说不是个缺陷。

（2）受贿罪的刑罚未设置与这种身份犯相对应的资格刑。受贿罪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职位犯罪，主体的身份地位及其职务是犯罪的必备条件。受贿犯罪分子正是凭借其身份或某种资格从事与其职务不相称的违法犯罪活动，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威信。但是，由于现行刑法没有设置与这种身份相适应的资格刑，所以，当前许多因受贿被判处缓刑或不起诉处理的受贿犯罪人依然留在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工作，其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可想而知。刑法未对受贿罪设置资格刑，不利于从根本上消除贿赂犯罪人的再犯能力，也未能发挥出刑罚的惩戒和教育功能。

三、立法建议

（1）建议调整受贿罪的罚金和没收财产刑。毋庸置疑，受贿犯罪是损害国家机关正常活动的渎职犯罪，但对于行为人而言，则是一种贪财图利的经济犯罪。对受贿犯罪若仅以自由刑，不予以经济上的打击，不足以控制或遏制此类犯罪。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形势下，更应当多适用罚金、没收财产刑，才能挫其贪利心理。对受贿犯罪处以罚金刑，既可以剥夺其犯罪所得，也可以使公职人员明白受贿犯罪无利可图，从而抑制受贿犯罪动机的产生，达到自由刑所不能实现的法制效果和社会效果。司法实践中，对受贿人通常是注重适用自由刑和追缴赃款、赃物，而对罚金、没收财产等附加刑很少适用。众所周知，贿赂犯罪的犯罪证据难以收集，能够查明的往往并非贿赂犯罪人的全部犯罪事实。所以，立法机关应当调整受贿罪的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如规定：根据受贿数额的大小，结合其他情节，可单处或并处贿赂价值3倍以下的罚金。这样既可以弥补刑法规定的缺陷，也有利于司法机关的实际操作。

（2）对受贿罪量刑情节及刑罚层次的调整和完善。现行刑法规定对受贿罪的量刑是比照贪污罪的量刑标准的，而刑法第383条对贪污罪的刑罚规定为四个层次的量刑幅度。这种过宽的刑罚幅度不便于司法人员具体掌握，所以建议对受贿罪量刑幅度或层次选择的情节应该在刑法上进一步的明确，并建议以情节为主的刑罚体系。在定罪量刑时应综合考虑，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两方面：①受贿罪主体是否违背职责的情节。从受贿人实施职务行为是否正当，可以将受贿分为不违背职务的行为和违背职务的行为，即“受贿不枉法”和“枉法受贿”。在数额相当的情况下，“枉法受贿”显然要比“受贿不枉法”的犯罪情节严重，受贿人因受贿而实施了违背职责的行为，许多国家普遍都将它确立为从重处罚的情节。西方有些国家规定：受贿人不违背职务，适用剥夺自由刑的最低刑期为6个月；而违背职务的受贿，适用剥夺自由刑的最低刑期为1年。适用剥夺自由刑的最高刑期，前者不超过5年；而后者最高刑期可达10年。我国在贿赂罪的法定刑设置上也应当有所区别，而不应混为一谈。②受贿所造成的后果大小的情节。社会危害性的大小是衡量违法犯罪的一个重要标准或主要因素。刑法中对于情节轻微、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规定应当从受贿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后果来考虑，对于因受贿犯罪而给国家、集体或个人造成重大损失的，理应加重处理。建议立法机关对受贿罪从重、加重处罚的情节作出明确规定，以分清受贿罪的刑罚层次或幅度，以利于司法实践中真正做到罪刑相当，罚当其罪。

从目前司法实践掌握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应当包括以下几种情形：①受贿集团中的首要分子或共同受贿中的主犯；②受贿人系累犯；③因其受贿罪行而使国家、集体遭受重大损失的；④索取或收受用于救灾、救济、优抚、抢险、扶贫等款物而造成严重后果的；⑤用受贿的钱财进行嫖娼、赌博等非法活动的；⑥受贿犯罪手段恶劣，为掩盖其受贿罪行而栽赃陷害或嫁祸于人的；⑦受贿犯罪被发现后携款外逃、销毁罪证、拒不交代罪行以及拒不退赃的，对具有上诉情节的受贿则应依法从重处罚。

完善我国贪污罪刑罚体系的立法建议：对于贪污构成犯罪的数额和量刑的数额，建议在立法时采用两种处理方法，一是刑事立法不规定数额，而由司法机关根据司法实践和我国贪污罪的具体情况，做出带有一定幅度的更为具体的数额，并从实际情况出发，及时进行修改。二是对现在刑法中已经规定的数额进行修改。

贪污贿赂犯罪的经济学分析 篇4

最早对犯罪进行经济学分析的是曾于199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加里·S·贝克教授。他最早对犯罪行为进行了系统的、规范的经济学分析, 将犯罪行为与经济行为如消费、生产等等同起来, 认为“犯罪”也存在成本与收益及其最优状态等典型的经济学问题, 因此对于犯罪的预防也应考虑到社会的成本与收益, 应在实现社会收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展开犯罪预防。犯罪的成本与收益理论的前提基础是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就是指以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或以极大化的个人的效用作为做事最基本动机的人。经济人理论主要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人的自利性, 即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打算, 总是在追求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二是利益最大化原则。经济人能够通过成本———收益分析, 权衡比较每种方案的利弊得失, 采取最有利的行动, 从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三是人的理性假定, 即人具有理性的知识和计算能力, 能够收集必要的信息, 对备选方案进行比较, 会做出能更好地满足自身偏好的选择。

犯罪经济学认为:犯罪人与普通人一样都是“经济人”, 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 是自我利益的最佳判断者, 能够作出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当犯罪行为比其他正当行为更易于给主体带来较大的收益时, 犯罪就会发生。当犯罪所获得的收益大于犯罪所付出的成本时, 他就会积极的追求, 反之则会放弃。由于犯罪也是一种行为, 因而它也需要耗用一定的成本。犯罪的成本可以分为犯罪的预付成本、犯罪的直接成本、犯罪的机会成本、犯罪的交易和犯罪的惩罚成本。而犯罪的收益则是指犯罪人通过实施犯罪并顺利完成而得到的某种非法利益。当然这种非法收益不仅指经济上有形的收益, 同时还包括心理上或生理上的无形收益。因此犯罪收益也应分为犯罪的经济收益和犯罪的心理收益。

二、贪污贿赂犯罪的成本收益分析

按照经济学理论, 任何经营活动都是在一定成本水平上进行的, 成本水平的高低对经营主体盈亏有直接的影响, 成本成为经营主体进行经济决策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贪污贿赂犯罪和其他经济活动一样有着严格的成本计算过程, 犯罪的成本和收益对于贪污贿赂的犯罪实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犯罪成本很低, 而犯罪的收益却很大, 即预期犯罪收益大于犯罪成本, 就会实施贪污贿赂犯罪。反之, 则不会实施犯罪。

(一) 贪污贿赂犯罪的成本

1.预付成本。预付成本指为了取得职权预支出去的成本。如跑官买官的费用、阿谀奉承付出的精力和遭受的精神损失。预付成本是贪污贿赂犯罪收益的底线, 即经济意义上的盈亏点。随着预付成本的上升, 贪污贿赂犯罪的收益曲线上移, 贪污贿赂犯罪程度相应加深。目前, 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案值不断提高与贪污贿赂犯罪的预付成本上升有一定关系。

2.直接成本。犯罪的直接成本是指犯罪人在犯罪过程中直接投入的物力和人力。包括犯罪的直接物质成本和直接精神成本。从我国实际情况看, 贪污贿赂犯罪分子多是掌握国家权力的人, 在实施犯罪活动中的物质支出往往很少。如打个电话、当面交办、批个字条或伪造账册等就可以获得利益;有时也可能要请人吃饭、送点礼品、礼金等, 但这些费用也有可能是公款支付的。从我国情况看, 贪污贿赂犯罪分子付出的直接成本主要是劳力、精力。由于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时期, 体制的不完善, 机制、法制的不健全, 监督制约的薄弱, 使贪污贿赂犯罪机会多, 贪污贿赂犯罪者实施贪污贿赂犯罪行为, 并不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劳力。直接精神成本主要有犯罪行为实施前的心理预谋、策划, 犯罪中行为人心理紧张所耗费的心理资源, 以及实施犯罪受社会道德的谴责和可能受法律惩罚的恐惧所导致的精神痛苦和心理压力。由于贪污贿赂犯罪的犯罪人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手中握有一定的权力, 所以该类犯罪的直接物质投入一般都较低, 而精神成本则相对较高。

3.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即贪污贿赂犯罪分子把权力变成个人财产所要支付的成本。这一成本的高低与制度漏洞和权力交易市场的发育两个因素相关。

4.机会成本。机会成本是指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利用该资源进行某种行为而放弃的进行另一种最佳选择所能获得的收益。犯罪的机会成本是指由于一个人把一部分时间用于犯罪, 那么通过合法活动谋利的时间就会减少, 因此自动放弃经济活动可能产生的纯收益, 就等于放弃合法活动的时间造成的直接和间接利益损失之和。在贪污贿赂犯罪中, 犯罪主体选择进行贪污贿赂犯罪而放弃了守法的工作, 进行贪污贿赂犯罪得到的是贪污受贿所得, 他将因此而被惩处, 丧失财产、自由。而如果守法的工作则能安然地工作到退休, 其工作期间所得的收入及获得升迁的机会等就是贪污贿赂犯罪的机会成本。犯罪的机会成本愈低, 人们愈倾向于犯罪。

5.惩罚成本。犯罪的惩罚成本是指犯罪被司法机关侦破并判处刑罚对犯罪人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于并非所有犯罪都能被破获而实现惩罚成本, 所以犯罪的惩罚成本实则是一种预期成本, 它同两个因素有关:一是犯罪败露受到惩罚的机率即惩罚机率;二是因受到惩罚而实际遭到的损失。可见, 惩罚成本同惩罚机率和惩罚的实际损失成正比。

(二) 贪污贿赂犯罪的收益

贪污贿赂犯罪的收益是指行为人通过实施贪污贿赂犯罪行为所得到的非法利益。一方面是通过贪污贿赂犯罪所得到的直接物质经济利益;另一方面是因此实现了自己的占有欲, 获得心理上的满足。

三、贪污贿赂犯罪的预防

从犯罪经济学的角度出发, 预防贪污贿赂犯罪就要提高贪污贿赂犯罪的成本从而降低它的收益, 具体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减少预支成本。

建立良好的干部选拔任用和考核机制、评选表彰制度等, 满足官员自我实现, 获得社会认同等需要, 从而激励官员努力工作。而不是把精力、物力用在跑官、买官上。

2. 增加直接成本。

贪污贿赂犯罪的直接物质成本较低且由犯罪人自己控制, 所以提高直接成本重在提高心理成本。一是加强舆论监督。通过大众新闻媒体对贪污贿赂犯罪及时曝光, 不仅对于大案要案要曝光, 对于一般案件也要及时曝光, 使官员威信扫地、臭名远扬, 让腐败官员“政治上身败名裂, 经济上倾家荡产, 思想上追悔莫及”, 给那些正在实施或将要实施贪污贿赂犯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二是营造一种反贪的文化和道德氛围, 鼓励群众积极举报。同时, 通过道德教育来增强人们的道德意识和是非观, 使犯罪行为人在犯罪后会遭到来自家庭、社会等各方面的谴责和压力, 同时也遭受自己道德和良心的谴责。从而增加犯罪行为人实施犯罪后的痛苦, 减少因犯罪带给他的快感, 提高其精神成本, 达到遏制犯罪的目的。三是健全监督机制, 使腐败分考虑更多的因素, 以掩盖其罪行, 这也是增加其心理投入的方法之一。

3. 增加交易成本。

建立良好的监督制约机制和政务公开制度, 降低腐败交易的市场空间。健全监督机制, 使职务犯罪分子在策划、预谋犯罪时要考虑更多的因素, 以掩盖其罪行。实行政务公开, 增加公务透明度, 减少“寻租”的机会。

4. 增加机会成本。

增加对官员的激励因素, 降低贪污贿赂者进行腐败交易的主动性, 让官员“不愿贪污贿赂”。一是建立高薪养廉制度。要提高公职人员的薪金, 使之高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高薪一方面肯定了公务员的社会责任与社会报酬对等的要求, 肯定了公务员的价值。使他们看到现在的兢兢业业获得的是更大的满足, 而相应地, 一旦贪污贿赂, 失去的将会是更多的财富。同时, 在高薪的制度下, 更多的有识之士会选择进入这样的行业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而竞争的加剧, 原有的人员必然要克己奉公, 否则就会遭到淘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贪污贿赂的发生。二是建立廉政保证金制度。每年从公职人员的工资中提取一定比例存入政府为公职人员单独开设的保证金账户, 政府同时从财政收入中拨出同样数额的款项存入该保证金账户, 此笔款项及其利息到公职人员退休或辞职时全部退还给本人;假如公职人员在任职期间因廉政问题被判刑或开除公职, 则该笔款项全部没收上缴国库。三是建立对公职人员的奖励制度。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对公职人员的物质奖励, 提高奖励的数额, 对于促进公职人员廉洁奉公、勤奋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5. 增加惩罚成本。

完善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惩罚性机制, 首先, 要加大打击力度, 提高破案率, 增加贪污贿赂交易的成本, 让犯罪分子不敢以身试法。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说, 刑法的本质不在刑罚多么严厉, 而在于刑罚的不可避免。其次是建立惩罚性经济机制。一是对贪污、受贿的非法所得应予彻底追缴。对已经挥霍的非法所得, 应判令犯罪分子赔偿。同时, 对于贪污受贿犯罪分子的个人所有财产, 应判处没收其全部或一部分, 以剥夺其继续犯罪的物质基础, 并对其他潜在的贪污者产生强大的威慑。二是对贪污受贿犯罪分子应处以罚金。我国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虽然规定了没收财产, 但很多贪污犯罪分子在司法机关查处之前就通过各种方式将财产转移。而“刑事制裁应设法做到使罪犯由于实施犯罪行为而处境更为恶化。”因此, 应修改有关刑事法律, 对贪污受贿违法犯罪行为增加罚金处罚。

摘要：当前, 贪污贿赂等腐败现象成为当前我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文章从犯罪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贪污贿赂犯罪产生的经济根源, 阐明其违法成本的构成,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犯罪经济学,成本,收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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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意]切萨雷贝卡里亚著, 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43.

贪污贿赂犯罪 篇5

当前，职务犯罪已成为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和科技发展的阻力，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有利于维护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珍惜和利用党的人才资源、保护好党的干部。综观近三年我院反贪局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主要表现是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经济犯罪，是腐败现象最突出的表现。因此，对我院近几年查办案件情况的摸底，了解所查办的主要案件的基本情况、特点、危害性及其发案缘由，针对法案缘由提出预防职务犯罪的几点建议对我县经济、文化、政治和科技的发展尤为重要。

一、近三年查办的主要职务犯罪案件基本情况及其特点 从2009年1月1日至今，我院反贪局共查办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案件28件40人，其中贪污案件16件24人、受贿案件9件13人、挪用公款案件3件3人，涉案金额共计634.98万元，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共计289.44万元。我院反贪局近三年所查办的主要职务犯罪案件的基本情况及其特点如下：

（一）犯罪主体整体素质不高，发案部门相对集中。1.涉案人员中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总人数的 52.5%，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总人数的45%，小学文化程度的占总人数的10%；涉案人员平均年龄45.3岁，其中30岁以下的3人，30-39岁的9人，40-49岁的16人，50岁以上的12人。公职人员的文化水平偏低、年龄结构老龄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体素质不高。

2.涉案人员中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有15人，煤炭行业的工作人员有8人，国有公司的有8人，行政机关的有5人，教育系统的有1人，公安机关的有1人，林业部门的有1人，政协机关的有1人。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占总人数的37.5%，其中大多数是村民组织的村支书、村主任和副主任。发案部门相对集中，煤炭行业和国有公司是职务犯罪的高发行业，而行政机关主要集中在扶贫领域。

（二）案件线索以自行发现为主，其他途径来源为辅 查办的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案件共28件40人，其中通过本院自行发现的有14件22人，纪检监察部门移送的5件8人，单位举报的有5件6人，上级院交办的有3件3人，自首的仅有1件1人。

（三）涉案金额较大，窝案串案较多

近三年贪污、受贿及挪用公款的涉案金额为634.98万元，总体平均每案的涉案金额为22.68万元。其中贪污犯罪案件的涉案金额为293.54万元，平均每案的涉案金额为18.34万元；受贿犯罪案件的涉案金额为123.47万元，平均

每案的涉案金额为13.7万元；挪用公款犯罪案件的涉案金额为217.97万元，平均每案的涉案金额高达72.66万元。贪污犯罪案件的涉案金额相对较高，而挪用公款犯罪案件的平均涉案金额最高。

在查办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案件中，其中有9件21人是共同犯罪，即贪污又受贿的有3件3人，即贪污受贿，又挪用公款的有1件1人，窝案串案较多。

（四）党员犯罪数额较多，科级干部为数不少 涉案人员中，属于中共党员的有27人，占总人数的67.5%，副科级干部1人，正科级干部5人，科级干部占总人数的15%。

（五）作案时间持续较长

查办案件中，能及时发现的较少，大多数是在持续作案的过程中发现的，有的持续作案时间甚至长达5年之久。作案持续时间长，一伸手就不知道收手，而且疯狂作案。

二、职务犯罪的危害性

（一）侵犯了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洁性，毁损了国家政党的形象

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应当内强素质，外树形象。然而，违反公共财物管理和使用的规定，假公济私、化公为私；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谋取利益，以权谋私；脱离实际，弄虚作假，损害群众利益和党群干群关

系。这些行为不仅侵犯了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洁性，而且严重毁损了国家政党的国际国内形象。

（二）引发了社会矛盾，影响了社会稳定

腐败与矛盾是一个共生体，有腐败的地方必然有矛盾，有矛盾的地方也往往深藏腐败。很多发生在人民群众身边、直接侵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人民群众强烈反映的职务犯罪的案件，特别是发生在村民组织、移民办、扶贫办、粮站等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比一般的经济犯罪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阻碍社会经济的健康稳步发展

在近三年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职务犯罪案件中，截止目前已经造成了345.54万元的国有资产流失。贪污腐败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最大敌人。贪污腐败对于投资、人力资源配臵、制度绩效、社会稳定等负面影响都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健康稳步发展。

三、职务犯罪的原因剖析

（一）公职人员思想道德素质低下，法制意识淡薄是造成职务犯罪的主观原因

思想是一切行为之先导。公职人员的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异化、私欲膨胀，产生“拜金主义”思想，享乐主义思想，内心没有真正的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自己牟利的工具，铤而走险，踏上了职务犯罪的道路。待到归案后，很多涉案人员都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这就是没有好好把握好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没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思想理念。法律作为职务犯罪防的最后一道防线起到威慑的作用，然而，法制意识淡薄，不知法律严不可碰、威不可测，触碰法律的“高压线”，以身试法，方知法律的威严，为时晚矣。公职人员思想道德素质低下，法律意识淡薄甚或为法盲是导致公职人员职务犯罪主观因素。

（二）权利过于集中，监督机制不健全，监督制约软弱无力是造成职务犯罪的客观原因

权力越集中，监督越疲软，就跟人治社会没有区别，便谈不上法治社会，职务犯罪也会有增不减。近几年，随着新农村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大，国家各种支农、惠农资金给农村经济带来活力和动力，各管理支农、惠农资金的公职人员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的权限空间也得到扩大，负责管理的资金也相应增多，这些工职人员既是具体经济活动的实际运作者，又是经济活动管理者，集权钱于一身，权力相对集中，为职务犯罪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内外部监督缺失，有的虽然建立了内部监督机制，却由于相关环节人员相互勾结等原因，致使监督机制形同虚设。而在外部，对于干部管理、财务管理等重要环节缺乏有效的监督方式，无法真正发挥预防犯罪的实际效果，使腐败分子更是有机可乘。

四、预防职务犯罪的几点建议

（一）努力提高公职人员特别是党员干部的综合素质，增强法制观念

1.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提高自身的政治理论修养，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2.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要时刻拥有“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 识。如果权力主体连根本的监督意识都没有，那么监督就是纸上谈兵。因此要加强对公职人员权力的监督制约，最基础性的措施就是要从思想教育入手，着力强化权力主体的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和主动大胆监督他人的意识。自觉接受监督既包括自觉接受上级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审计机关的监督，也包括自觉接受单位内部的领导干部、同事之间的监督，还包括大众媒体、人民群众及社会舆论的监督。主动监督他人是对他人的关爱、对社会负责。公职人员有违纪违规的行为要及时加以规劝，将问题处理在萌芽阶段；有违法犯罪行为的，要及时向司法机关举报，阻止职务犯罪的进一步危害。

2.建立健全的监督制约机制。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作为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具有严格的规范作用和鲜明的行为导向性，它是领导干部权力运行的准则，是规范管理和执法执纪的准绳，是党内外群众监督领导干部的依据。因此通过建立健全有关监督制约机制进行监督，是加强对权力制约的重要保证。制度建立要要抓住关键人、关键部门和关键问题来加强监督制度建设；要有针对性、系统性，形成全方位的监督控制体系；要有强制性、约束力；要有量化标准，不能笼统，过于原则；要有可操作性，尽量减少弹性，便于组织和群众的监督；要赏罚分明，制定切实可行的处罚

条款。

（三）确保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营造良好的社会职场环境

贪污贿赂犯罪 篇6

去年至今年八月份，吉水县人民法院判决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共8件22人，法院判处实刑的仅有1人，其余4人判处缓刑，16人被免于刑事处罚，1人作不訴处理。法院判决缓刑、免刑的比例达90.9%。

一、成因

1、量刑规则的缺失。

现行刑法量刑幅度过宽，造成法院自由裁量权过大。为此，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1年8月18日出台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15类犯罪的量刑幅度，但仍然没有将贪污受贿类犯罪的量刑进行细化。这就导致法官在量刑时，只能凭借经验与直觉作出判断。刑法对多数贪污贿赂犯罪规定了数额标准，但量刑幅度仍然过宽，如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规定：个人贪污受贿在以5千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 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幅度为1至10年，量刑幅度过大。如今年我院在办理罗某等八人贪污粮食补贴案件中，领款的人数达23人，每人得款数均在4千元左右，涉案总金额达9万余元，被追究人数8人，八被告人均被判处免于刑事处罚。按照刑法的规定，法院所判处的刑罚并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但按照老百姓的一般看法，则会认为处罚太轻。

2、法院宣告缓刑是否适当，尚无相应的具体的操作标准。刑法规定的缓刑适用中“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认定适用缓刑条件规定过于粗疏且过于主观。法官在审理职务犯罪案件时，通常比较注重犯罪金额、认罪悔罪表现、有否退赃方面的考察，而对于犯罪动机、手段、社会影响等难以量化的因素较少关注，导致该类案件过多地适用了缓刑。有些审判人员对“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认定，往往过于强调“悔罪表现”。而只要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被告人有退赃行为的，往往也就被认定为“认罪态度较好，确有悔罪表现”，从而适用缓刑。此类案件的被告人通常比一般案件被告人更懂得如何解释审判，更懂得在法庭上主动认罪悔过，积极退赃，以博得审判人员的同情。因此比一般被告人更容易得到判缓刑的机会。但从公众的角度看特别是举报人角度看，犯罪后认错并将所得赃款退出，就判缓刑甚至免刑，举报人觉得处罚不公，以至出现涉案闹访的情况出现。

3、外来干扰因素多。贪污贿赂犯罪判刑偏轻与某些被告人案发前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人情网，法官或多或少受到“说情风”的影响也不无关系。

4、有关法律条文如何适用上尚未明确，导致法、检两家在理解上的差异。如我院提起公诉的许某贪污一案，法院认为是私分国有资产，判处许某免予刑事处罚。对其中直接实施造表、发放私分款项的，检察机关认为应认定其是直接责任人员，但法院却认为只是单位决议的执行者，不符合私分国有资产罪的主任资格，不能认定其为直接责任人员。一审判决后我院提出抗诉，并获得市检察院的支持，但最后还是法院说了算，抗诉后法院依然维持原判。

另外就是检察机关所规定的渎职侵权重特大案件标准与《刑法》相关加重处理条款上的“情节特别严重”规定是否一致也没有明确。如检察院以重特大案件起诉到了法院的案件，法院却认为，检察机关的重特大案件标准的依据是损害后果，损害后果特别巨大并不能等同于情节特别严重，最后法院均以普通情节条款对被告人判决处罚。

二、对策和建议

1、出台相应的量刑标准。

应该就贪污、贿赂类犯罪出台具体的量刑指导意见，统一量刑情节的标准，规范缓刑、免刑的适用。特别是要对刑法中的量刑幅度尽量缩小空间，如“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进行再细分。

2、制定相关司法解释，完善“悔罪从宽”法定情节。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有一项特别宽松的规定，即“个人贪污数额在二千元以上不满五千元，犯罪后自首、立功或者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贪污、受贿案件免予起诉工作的规定”第六条进一步明确个人贪污受贿数额在二千元以上不满五千元，犯罪后具有⑴自首、⑵立功、⑶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情节之一，且无其他从重情节的，可以免予起诉。不难看出，该规定不但把自首和立功当作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的法定情节，而且将“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当作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的法定情节。

3、统一规范正确的量刑指导思想。

虽然立法对于缓刑适用条件的规定过于原则、抽象，造成司法适用上的随意性。但是，实践中不当的量刑指导思想也使得此类案件处罚过轻。有人认为贪污、受贿罪属于职务犯罪，犯罪分子一旦被剥夺职务，就失去了再次犯贪污、受贿罪的前提条件，无法再危害社会，而且，适用缓刑还可以节约司法成本，因此主张扩大对缓刑的适用。正确的量刑指导思想，应当建立在对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与行为人主观罪过的正确分析与认定的基础上。量刑应当首先考虑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破坏程度。比如贪污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财产所有权与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即不可收买性，因此，对以上犯罪决定量刑时，不应当拘泥于犯罪金额，而应全面考察犯罪行为对国家造成的各种损害及带来的社会影响、同时还应当考察犯罪手段、犯罪动机等具体情节。

4、充分发挥监督职能。

检察机关不能只满足于法院的有罪判决，而要对法院判处缓免刑明显不当或量刑畸轻的案件敢于监督，不折不扣依法行使抗诉权。

贪污贿赂犯罪 篇7

一、明确贪污贿赂罪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

《刑法修正案 (九) 》取消了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 代之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解释》规定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规定的“数额较大”;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规定的“数额巨大”;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这样的规定解决了近年来由于受地域差距等原因导致的各地对贪污受贿移送追究刑事责任和定罪量刑的标准不统一现象,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把党纪挺在前面”的精神。惩治腐败在刑罚之前还有党纪、行政处分, 两者之间必须做到相互衔接、相互协调, 为党纪、政纪发挥作用留有空间。将贪污罪、受贿罪定罪的起点数额提高到三万元, 不意味者低于三万元的贪污、受贿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通过压低入罪标准, 有助于强化“莫伸手伸手必被擒”的戒律。《刑法修正案 (九) 》体现了数额与情节并重的立法精神, 对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由过去单纯的“计赃论罚”修改为数额与情节并重, 即使未达到数额标准, 但具有一定较重要情节的也要定罪, 并按照相应的量刑档处罚。《解释》规定, 贪污、受贿数额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 具有《解释》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的, 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贪污、受贿数额不满“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具有《解释》规定的情节的, 应当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或“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依法从重处罚。

二、明确贿赂犯罪对象“财物”的范围

贿赂犯罪的本质是权钱交易。这些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贿赂犯罪的手段越来越隐蔽, 如有的行为人通过低买高卖交易的形式收受请托人的好处, 通过收受干股、合作投资、委托理财、赌博等形式收受请托人的好处。《解释》对刑法规定的贿赂犯罪对象“财物”解释为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 并对“财物”作出了适度扩张的解释, 规定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财产性利益, 并明确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 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等, 还包括需要支付货币才能获得的其他利益, 如会员服务、旅游等, 犯罪数额以实际支付或者应当支付的数额计算。《解释》将贿赂犯罪中的“财物”概念扩张到“财产性利益”, 将有效应对请托人将在社会上作为商品销售的自有利益免费提供给国家工作人员消费的情况, 有利于检察机关成功起诉贪污、贿赂犯罪, 也有利于法院适用刑法有关条款定罪量刑。

三、明确多次受贿数额累计计算

《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对多次受贿未经处理的, 累计计算受贿数额。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前后多次收受请托人财物, 受请托之前收受的财物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 应当一并计入受贿数额。”《解释》从两个方面对受贿犯罪数额的计算作出了规定, 一是针对小额贿赂款的问题, 虽然每次均未达到《解释》规定的定罪标准, 但是多次累计后达到定罪标准的, 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是针对收受财物与谋取利益事项不对应的问题, 明确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前后多次收受请托人财物, 受请托之前收受的财物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 应当一并计入受贿数额。对那些不断收取小数额财物、多次收受小数额财物的, 符合定罪量刑条件的应当一并追究刑事责任。

四、明确受贿犯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情形

根据《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 构成犯罪的, 应当依照刑法关于受贿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实际或者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的;履职时未被请托, 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的。因此, 根据《解释》可以看出, 不论是否实际为他人谋取了利益, 不论事前还是事后收受他人财物, 均不影响受贿犯罪的认定。另外, 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所谓“感情投资”现象, 作出了明确的处理规定。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 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 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高度强调从严惩治腐败, 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 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2016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简称《解释》) , 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作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新规定。

贪污贿赂犯罪 篇8

一、贪污贿赂犯罪刑事案件定罪量刑问题

《刑法修正案九》中正式取消了只以数额定罪量刑的标准,改为“数额+情节”的定罪量刑标准,《两高最新解释》把规定更具体化了,对于贪污、受贿刑事犯罪把“数额较大”的标准从5000元提高到30000元,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放宽了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惩治力度。首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次调整是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的。其次,在实践中处理的贪污贿赂类案件大部分的数额都是高于起刑点二倍甚至数倍以上,即使存在起刑点入罪数额的案件,也大多处罚较轻,甚至被免于刑事处罚,在加上各地经济条件的不同,也造成司法裁判上的不统一。最后,数额较大的标准调整为3万元并不意味着不追究低于数额较大标准的贪污、受贿刑事犯罪,《两高最新解释》中规定的有“其他较重情节”,即使数额只有1万元,也要追究其刑事责任。

同时,对于挪用公款、行贿等刑事犯罪案件的定罪量刑标准也进行了调整,挪用公款犯罪数额调整为全国统一标准,但是还是要区分挪用公款后的用途,如果是进行非法活动的,起刑点数额为3万元,如果性质较轻,只是归个人使用的,起刑点数额为5万元。在实践中挪用数额巨大的标准也一直是没有明确规定,《两高最新解释》明确了300万元的数额巨大标准。另外情节严重的标准也采取了数额和数额+情节的形式,针对不同的情形,都有了明确的规定,显得更加合理化。《两高最新解释》将行贿罪起刑点数额调整为3万元,不足数额的也规定了情节严重的情形,与受贿罪入罪标准相对应,同时按照五倍比例的标准规定了量刑升档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法律的宽严相济。为更好的打击受贿犯罪,对于“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行贿犯罪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二、贿赂犯罪对象范围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认定问题

(一)贿赂犯罪对象范围

受贿、行贿犯罪的本质就在于“钱权交易”,行贿的目的在于谋求利益,受贿一方也需要利用职权的便捷。现行法律规定,贿赂犯罪的对象是“财物”,如何界定财物的范围对于贿赂犯罪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现阶段,贿赂犯罪的主体都是高学历、具备反侦查的能力,犯罪的手段也越来越隐蔽,不易被发现。《两高最新解释》对财物的范围做出了规定,不仅包含了“财”和“物”,还延伸出“财产性利益”,而且还做了更进一步的归类细分,对于实践也起到了明确的指引,这也是现行贿赂犯罪比较常见的对象范围。

(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认定

“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法律规定受贿犯罪达到入罪标准的必备条件,一直以来也是司法实践的难题。《两高最新解释》对此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无论是承诺、实施、还是实现了他人的请托,都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基于履职事由事后受贿的、多次受贿的,受请托之前收受一万元以上的,一并计入受贿数额,也被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无论事前、事后受贿,都侵害了公职行为的廉洁性,另外对于上下级关系的“感情投资”数额达到3万元的,符合钱权交易性质的行为也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两高最新解释》的规定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打击的范围,但对于实践中的法律适用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三、结语

《刑法修正案九》和《两高最新解释》还对贪污、受贿犯罪故意的认定、受贿同时构成渎职犯罪的处理、涉案赃款赃物处理以及更重的罚金刑等法律适用问题做出了规定,本文就不再一一分析。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在十八大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理念下,检察机关在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中严格依法办案,为维护社会稳定和司法公正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李雅旺.贪污贿赂犯罪量刑问题初探—基于两高最新司法解释[J].法制与社会,2016(17).

贪污贿赂犯罪 篇9

一、犯罪特点

(一) 涉案人员主要是镇、村领导以及财务人员

立案查处的6件9人中, 担任镇、村领导6人, 占66.7%;财务人员2人, 占22.3%。

(二) 罪名较集中

在查办的案件中, 主要是犯贪污、挪用公款罪。其中贪污3件6人, 案件数占立查案件总数50%, 挪用公款2件2人, 案件数占立查案件总数33%。

(三) 共同犯罪较为突出

主要表现为集体私分公款、共同贪污等犯罪。如钦北区大直镇那泮村委原村支书陈某、原村委副主任龙某、原村委妇女主任梁某利用担任村委会干部的职务之便, 共同侵吞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30000元;钦北区板城镇政府原武装部长聂某、原建设办工作人员李某、原挂职副书记黄某利用办理危房改造的工作之便, 共同贪污2.8万余元。

(四) 作案手段多种多样

表现为利用经手管理集体资金的便利条件, 直接挪用、贪污;采用虚列单位支出、虚增采购发票金额侵吞单位公款;弄虚作假、违规收取侵吞群众费用;利用经办发放资金的便利条件, 采取非法截留等形式贪污公款。如钦北区大寺中心粮所会计张某利用其手上保管单位借款现金的便利条件, 私自挪用了公款4万多元;钦州市矿务局小学原校长郭某采用虚列单位支出、虚增采购发票金额侵吞单位公款2万余元。

(五) 涉案金额相对集中, 多数集中在5万元以下

其中1万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有8人, 占总数88.9%, 5万元以上有1人, 虽然涉案金额大多不高, 但社会危害性却不容忽视。

二、犯罪的原因分析

(一) 疏于学习, 经受不住诱惑, 思想兑变

部分乡镇基层干部不重视自我改造, 放松了学习, 从而思想兑变, 在金钱面前把握不住方向, 最终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如钦北区贵台镇原副镇长刘某, 年纪轻轻就被组织委以重任, 前途不可限量, 然而其却没有珍惜人生大好机会, 疏于思想改造学习, 思想兑变, 利用职务之便, 违规收取参保费, 私自多次挪用参保费37万元用于赌博, 最终走上腐败堕落的不归之路, 葬送了自己的美好前途。

(二) 法制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缺乏深度

乡镇基层工作琐碎而繁重, 部分乡镇基层单位很少对职工进行系统的法律教育, 职业道德教育也流于形式, 不能引起广大干部职工思想上的足够重视, 致使部分干部法律观念淡薄, 对犯罪行为抱有侥幸心理, 有的甚至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犯罪行为会带来什么法律后果。如大寺镇中心粮所原会计张某在任职期间擅自将单位公款4万多元用于自家房子装修, 他认为只要把钱还回来就行了, 什么时候都可以, 却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构成挪用公款罪。

(三) 对权力的内外监督机制不够完善, 监督落实力度不够

一是部分基层干部一身兼数职, 常常集人财物权于一身, 自批自支, 缺乏监督, 易形成权力制约的真空, 致使一些意志不坚定者滑向犯罪的深渊。如查办的钦北区大直镇那泮村村委原副主任龙某同时兼任村委会会计、原妇女主任梁某同时兼任村委出纳。二是政务不公开或公开力度不够, 操作透明度不高, 缺乏外部监督条件, 致使广大群众无法了解真实政务情况, 外部监督手段难以到位。如查办的钦州矿务局小学原校长郭某正是利用其任校长职务之便, 私自多次采用虚列学校饭堂支出, 采购办公用品时虚增发票金额等手段侵吞学校公款。三是职能监督不到位。如刘某身为分管社保工作的副镇长, 并无职权去直接经手办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工作。可实际操作中, 刘某却从2006年5月起, 一直都在直接经手为该镇群众办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而该镇劳动保障事务所也没有发挥其应尽的职责。四是镇、村群众了解的信息不足, 维权意识不强, 不敢监督, 一些基层干部正是利用群众的这些弱点, 肆无忌惮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如查办的钦北区板城镇原武装部长聂某、镇建设办工作人员李某两人正是共同利用了农村群众了解信息不足、维权意识不强的弱点, 在经手办理危房改造时, 以收取建房图纸费和保证金为名, 有恃无恐地扣取危房建房户群众的危房改造专项资金共3万多元并进行私分, 在群众当中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四) 财务管理不规范成为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是部分基层单位尤其是农村根本没有财务管理制度, 或虽然制定了一些财务规章制度, 但根本不进行落实。如有些单位会计或出纳从未经过专业培训, 只是充当建帐、下账工具, 甚至会计、出纳同为一人担任, 在收支上谁收谁管, 随收随花, 严重违反了财务制度的相关规定。二是普遍存在财务制度不健全、管理不严格和监督不到位的问题。如财务账目设置不规范, 财务审批不严格, 财务收支不公开, 财务管理缺乏明确分工, 工作人员责、权、利不分, 这些漏洞和隐患给违法人员以可乘之机。如钦北区大垌镇马王村委会十五队原出纳陈某, 把大垌镇马王村委会十五队22多万元的征地补偿款以其自己的名字开户保管, 明显违反了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 这为其挪用提供了便利。

三、防范对策

(一) 要强化对乡镇基层干部的学习教育工作, 增强廉洁自律的自觉性

一要加大宣传力度, 利用典型案例开展直观警示教育, 定期组织镇、村干部观看贪污贿赂职务犯罪警示教育专题纪实, 惩治和预防贪污贿赂职务犯罪成果展览, 充分吸取违法犯罪的沉痛教训, 增强廉洁自律的自觉性。二要依托相关部门开展对乡镇基层干部进行党风廉政教育和法律知识的普及, 注重内容和实效, 不断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和坚定理想信念, 从思想上筑起拒腐防变的坚固防线。三要通过多种形式不断提高乡镇基层干部的综合素质, 促使广大乡镇基层干部在思想道德、政治理论、业务知识上的相互融合和提升, 从而使他们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二) 健全对权力的内外监督机制, 加大监督落实力度

一要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 重大事项要经过集体研究决定。要重视听取群众意见, 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 把乡镇基层干部的日常工作置于群众的有效监督之下, 使群众手中的权利和利益在透明的管理模式下得以转化为现实。二要做到工作职责明确, 有章可循, 常抓不懈, 从制度上、程序上、操作上增强透明度, 赌塞漏洞, 防止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三要加强信息公开力度, 认真落实政务和财务公开制度。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宣传媒体广泛宣传, 充分尊重群众的知情权。四要加强对镇、村群众的法律宣传教育, 不断提高群众的法律观念和维权意识。通过有效的形式对广大镇、村群众进行法制宣传和反腐败斗争宣传, 通过反腐专题片、图片展等形式展示反腐败斗争成果, 用事实说话, 提高群众的法律意识、监督意识和维权意识, 积极鼓励群众检举、揭发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 不断提高群众的监督积极性, 加大遏制、震慑基层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力度。

(三) 规范财务制度, 完善财务监督机制

要严格按照《会计法》和有关财经制度的规定, 选用合格的会计、出纳人员, 努力实现财务人员专业化、现代化。要定期对乡镇基层财务工作进行审查, 加大财务公开的力度, 实施“阳光财务”, 避免暗箱操作。要不断规范财务管理制度, 做到财务要公开, 审批要严格, 建立完整、独立、规范的财务账目。要完善财务人员管理制度, 加强对财务人员的纪律教育, 加大对财务人员的培训力度, 提高财务人员的法律观念和职业道德素养。要重视定期审计和离任审计工作, 特别是对各种专款专用的审计, 要把日常监督和定期监督结合起来, 及时发现问题, 及时堵塞财务漏洞, 形成主管机关、专业部门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财务管理监督机制。

(四) 加大打击和预防贪污贿赂职务犯罪力度, 建立责任追究制度

贪污贿赂犯罪 篇10

一、天津市某基层检察院反贪局贪污贿赂犯罪线索现状

笔者以天津市某基层检察院反贪局贪污贿赂犯罪线索的处理情况为例, 以其职务犯罪举报线索清理结果的数据为基础, 并结合立案线索的特点, 再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深入的研究, 分析出线索积存原因并提出相关解决意见。

该基层院反贪局2010至2012年共受理线索133件, 均为控申举报中心转来的线索, 其中实名举报26件 (包括单位举报3件) , 匿名举报107件。受理线索中立案43件, 大案要案共37件, 占立案总数的86%, 查否73件, 存查17件, 每年均有积存的情况。对该基层院近三年立案的线索, 笔者分析得出如下特点:

(一) 从案件类型上看, 犯罪类型多样化

2010至2012年, 贪污和挪用公款仍是贪腐案件类型中发生最频繁的案件类型。其中贪污案27件, 挪用公款案7件, 受贿案4件。另外办理了几种较新类型的案件, 如行贿案、单位行贿案、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

(二) 从涉案人员上看, 呈现多行业多部门的广泛化态势

领导干部是涉案的主体, 尤其是重要环节、重要领域的工作人员。其中村两委干部、基本建设领域、教育系统、国有企事业单位都是贪腐现象高发的领域, 上至领导干部, 下至普通工作人员, 再就是重要领域的重要部门人员易出现职务犯罪, 如采购、财会等部门。笔者通过分析发现, 犯罪的多发部位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属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热点单位、热点行业, 也成了犯罪的热点部门, 这些热点领域是职务犯罪的高发区。

(三) 从贪腐犯罪趋势看, 窝案、串案增多, 贪污贿赂案件呈现群体化现象

该基层院近几年查办的案件中, 窝案、串案现象明显增多, 往往查处一件案子带出一串、查处一件案子带出一窝, 这种现象已经比较普遍。过去都是单一犯罪, 如今经常有互相勾结、上下串通, 共谋犯罪。有时是几个犯罪嫌疑人共同接受一个行贿人的贿赂, 或者是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几个主要领导相勾结, 共同贪污贿赂、共同贪污受贿, 已经达到了这种程度。

二、基层检察机关反贪部门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线索积存、查处不力的原因

(一) 举报线索质量低, 可查性并不高

举报内容的表面现象多, 实质问题少。基层院存查的举报线索中, 只有少部分反映的问题内容较为详实。有一些举报人由于对单位的人事、财务等方面了解局限, 往往根据道听途说或是猜测的情况进行举报, 举报事实的证据难以获取。由于举报失实多, 据实举报少, 办案部门经过评估, 认为立案几率极低。另外有一部分为了发泄对领导的不满、妄加猜测以达到个人报复目的或反映的问题没有涉及到职务犯罪的实质方面, 多属违纪或道德品质方面的内容, 这些现象的存在使反贪部门不但不能打击真正的腐败分子, 还大大地浪费了人力物力, 导致线索存查, 成为最终线索积压的主要原因。

(二) 举报线索匿名举报多, 实名举报少

因为举报人害怕被举报人的打击报复, 大部分举报线索都是匿名来信来电举报, 来访较少, 且来访的人中大多数也不愿意透露真实姓名, 这源于有关举报人的保护制度方面并不完善。由于匿名举报难以与举报人取得联系, 在线索初查中, 对重要证据的收集不易得到举报人的有力帮助和配合, 给案件的初查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与不便, 这直接影响到举报线索成案率。

(三) 举报线索初查机制不完善, 且受传统立案模式的制约

对线索的初步调查是开展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侦查的重要基础, 如果对线索没有进行认真初查就不能够及时发现案件, 对线索的不进行及时地整理和追踪就会直接影响办理案件的质量, 甚至关系到案件的成败。我国现行法律对初查没有明文规定,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和《关于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对初查的规定, 初查是检察机关对案件线索在立案前依法进行的审查, 包括必要的调查。在初查过程中, 调查的手段严格控制为以书面审查为主、外围调查为辅, 不得接触被举报人, 不得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等措施。由于缺乏明确的制度保障, 初查多为一般性调查, 泛泛了解一下情况而已, 对于现在日益复杂化、隐蔽化的职务犯罪根本就束手无策, 导致了初查成案率低。另外, 传统的“以人立案”的立案模式, 客观上已经将立案的条件给提高到了批捕甚至起诉的标准, 极易造成线索的浪费, 由于在查案过程中, 受到初查规定的限制, 在此阶段很难掌握被举报人的确切犯罪证据, 而不立案就无法采取侦查措施进一步调查取证, 于是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很可能就被迫搁置了。

(四) 职务犯罪的自身隐蔽性较强, 犯罪分子的反侦查能力也有所增强, 犯罪手段逐渐多样化、智能化

从侦查实践来看, 随着党和国家打击腐败犯罪案件的决心和力度进一步加大, 贪污贿赂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也明显趋于多样化, 犯罪分子规避法律的水平也不断地提高, 作案手段也不断地变化, 这些变化给我们带来的是打击和防范贪污贿赂犯罪的工作的难度也不断加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窝案串案突出, 系统性、行业性的集体腐败严重, 一些腐败分子从下面收、往上面送、自己吃中段, 主动或被动地使自己成为腐败链条中的一环;二是贪污贿赂犯罪的潜伏期长, 多次作案现象比较普遍, 从犯罪到被查处的周期较长;三是作案手法更加隐蔽, 如受贿方式由以往主要收受现金的方式, 向收受购物卡、交易形式受贿及特定关系人受贿转变, 呈现出多元化复杂趋势。由于这些犯罪特点, 导致对案件线索的查办难度明显增加, 这对侦查人员的侦查能力有更高的要求, 相对加大了侦查的难度。

三、关于基层检察院反贪部门解决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线索积存问题的解决建议

(一) 加大举报宣传力度, 对举报人加强保护, 引导群众积极规范举报

举报宣传工作是有效获取职务犯罪线索的途径, 宣传的目的就是要到群众中去, 与群众建立血肉联系。要进一步深化检务公开, 加强举报知识宣传, 引导、鼓励、帮助人民群众正确、依法举报。要走出办公室, 通过各种方式宣传检察机关工作职能、立案标准、举报制度以及举报人保护和奖励制度。增强群众对检察机关的信任, 引导群众积极举报职务犯罪, 提升线索的价值, 从源头上增加线索的成案率, 最终解决线索积压的难题。

(二) 完善初查方面的机制, 并且探索反贪的立案新模式

笔者建议制定和完善初查制度, 规范初查的方法、流程和权利义务关系, 赋予侦查人员在初查阶段更多的调查手段和权限, 提高线索利用率。侦查人员应强化初查工作, 实行办案工作重心前移, 加大初查阶段证据收集力度, 充分利用网络公共信息查询平台, 防止初查不到位。同时, 探索灵活的反贪部门立案方式, 建立起“以人立案为主、以事立案为辅”的立案模式, 在具体操作中严格掌握立案条件, 做好保密工作, 制定缜密的初查预案, 认真落实应对突发情况的工作预案, 对新模式加以严格规范, 然后根据不同的情况来适用不同的立案方式, 以提高成案率, 减少线索的积存。

(三) 进一步加强反贪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 提高查办线索的能力

反贪部门应结合新修改的刑诉法对反贪侦查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以信息技术的运用为依托加快转变侦查方式, 针对贪污贿赂犯罪日趋复杂化、智能化、隐蔽化等新特点新趋势, 深入研究贪污贿赂犯罪活动的行业规律, 强化现代科技意识, 大力推进侦查信息化和装备现代化, 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反贪干警教育培训力度和方向, 提升侦查手段科技化水平, 培养出更多的优秀反贪侦查业务人员和查办案件的骨干, 增强初查能力, 加大初查力度, 及时对贪污贿赂犯罪线索及其成案率进行分析研判, 实现反贪侦查工作转型发展。这样有利于反贪工作的顺利开展, 提高线索成案率, 提升办案质量和效率, 适应现实的执法办案工作需要。

(四) 基层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应及时与上级机关积极沟通, 与其他行政机关依法协作配合, 整合侦查资源

应充分发挥侦查一体化机制的实战功能, 基层院在查办案件工作中遇到干扰、阻力等困难和问题的, 首先应当及时向上级院反贪部门报告, 寻求上级院的全力支持和配合, 上级院可以运用提办、交办、参办、督办、指定异地管辖等措施, 或者采取有针对性的专项侦查行动, 推动办案工作顺利深入地开展。而针对贪腐犯罪群体化、跨区域等新态势, 应积极加强协同侦查, 整合侦查资源, 横向协作, 资源共享, 积极帮助。其次要形成行政执法与刑事侦查合力, 与公安、工商、房管等部门建立协作机制, 积极利用信息共享、联网查询、线索移送、案件协查、专业咨询等协作平台, 及时有效地收集、查询案件证据材料, 拓宽侦查渠道, 节约侦查资源。

(五) 基层检察院反贪局在内部机构的设置上, 除了设置侦查科以外, 还应该设立预审科, 具体可借鉴公安机关的经验

贪污贿赂犯罪 篇11

关键词：技术侦查 贪污贿赂 初查 审批机制

什么样的科技能成为技术侦查措施，当前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也未能达成共识。笔者以为，技术侦查是指侦查机关依据法律所赋予的一种特殊侦查权，即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设备，秘密的收集犯罪证据，查明案情的各种侦查措施的总称。包括密录密拍、电子侦听、通讯监控、电子邮件检查、电子定位，远程跟踪监视、传递个人情况数据以及用机器设备对比数据等。与一般侦查措施相比，其更具技术性、秘密性和侵权性。笔者在此就贪污贿赂犯罪侦查中，技术侦查措施的运用问题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技术侦查权的必要性

新刑诉法赋予了检察机关在贪污贿赂案件可以使用技术侦查措施，但新刑诉法(草案)一稿规定由公安机关执行，二稿直至通过稿都改为“交有关机关执行”，因此贪污贿赂案件能否由检察机关实施技术侦查的争议又浮出水面。笔者以为检察机关应该建立自己独立技术侦查系统，并独立行使之。

一方面是贪污贿赂案件存在不留犯罪现场、发现难、调查取证难、证据固定难等特点，而职务犯罪分子的特殊身份很容易利用各种关系阻碍侦查，其侦破难度比普通刑事案件更大，对于高科技侦查手段的需求更加迫切。

另一方面从以往的经验看，借用其他部门技术侦查手段的弊端不少：一是其他机关本身的技术侦查任务已经非常繁重，对于协助检察机关使用技侦措施显得力不从心；二是其他机关技术侦查人员对信息的筛选和把握不当，时常出现重要和关键信息没有被收集，从而失去取证的最佳时机；三是有的机关在协助检察机关利用技侦措施侦办案件时还收取不菲的费用；四是跨部门、耗时长的繁琐审批导致侦查拖延，技侦措施成为“想用时用不上，能用时又没用了”的鸡肋；五是增加了泄密隐患。

当前，还有不少人反对赋予检察机关独立的技术侦查权，其理由：一是检察机关使用技侦措施率低；二是检察机关缺乏技术侦查人才，技侦设备不能充分应用；三是保障人权和“党内不准搞技术侦查”思想的影响，对独立技侦措施的使用持否定态度。笔者窃以为上述观点均不成立，检察机关使用技侦措施率低，原因有二：一是法律本身不认可，所获取证据不能直接使用；二是借用其他机关的技侦措施，审批程序繁琐，容易贻误战机和泄密，去除上述因素，使用率自然会高。关于“检察机关缺乏技术侦查人才”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连技术侦查设备都不让购买，技术侦查人才从何而来。技侦设备得不到充分使用问题，检察机关完全可以根据技侦措施的使用频率和难易程度，逐级配备不同的技侦设备。

二、初查阶段使用技侦措施的入法合理性

初查也称立案前调查，其直接产生于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工作实践，并随着办案经验的积累不断完善。大量的成功案例表明，在查办贪污贿赂犯罪过程中，尤其是侦破疑难复杂案件，初查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遗憾的是，初查游离于《刑诉法》的具体规定之外，新刑诉法修改后，依然没有为初查正名，并将技术侦查措施的使用时间定在立案后，可以说这是对贪污贿赂案件查办规律的一种漠视。

我们知道贪污贿赂案件不像其他类型犯罪，留有现场或存在较多的见证人，可以马上确定犯罪的发生及犯罪嫌疑人。贪污贿赂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往往是单位或部门的负责人，容易隐瞒犯罪过程。举报线索很少能直接反映经济犯罪问题，多数是出自举报人道听途说和主观臆测，没有明确的犯罪现场，侦查手段则需要从犯罪嫌疑人本身入手，牵出犯罪事实。由于职务犯罪手段天生的隐蔽性、智能性和复杂性，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只有借助初查对举报线索进行筛选，从中找出有价值的线索，才能避免无的放矢、打击不力、浪费司法资源的被动局面。从一定程度上说，初查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立案后的侦查活动。经历过反贪一线的人都知道，立案后的侦查只是核对相关证据，对技术侦查措施的渴望度低、使用率也低。尤其是《新诉法》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以及赋予律师侦查阶段的辩护权，增加了讯问突破案件的难度，侦查模式急需由传统的依赖言词证据，“以供到证”逐步向收集和获取实物证据，“以事立案”、“由事到人”的转变，关键在于加强初查获取外围证据，在贯彻必要性的前提下正确使用技侦措施凸显重要。

三、建立技术侦查审批机制的科学性

根据新刑诉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人民检察院……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什么样的手续才是“严格的批准手续”，新刑诉法中没有作具体规定。

我们知道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繁多，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将更加丰富。这就给我们制造了一个难题，一方面我们要通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对技术侦查措施进行约束和限制，保护公民通信自由，个人隐私等合法权益，防止权力滥用；另一方面我们要充分、灵活的使用技术侦查措施，更多的使用新的技术侦查措施，有效打击职务犯罪，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这就要求我们建立科学的审批机制。首先，我们应当建立一个原则，即根据某项技术的稳定性，确定其能否作为技术侦查手段，此项权力应交给高检院和最高法院。其次，我们要根据技术侦查措施的使用难易程度、使用频率、设备价值和对个人隐私可能的侵害程度等不同，确定可以使用的检察机关层级，批准决定程序也应有所不同。例如密录密拍、用机器设备对比数据，传递个人情况数据因使用频率高、使用难度低，可以交基层检察院检察长批准，报市检察院备案；又如远程跟踪监视、电子邮件检查、电子定位经市级人民检察院批准，报省级人民检察院备案。再次，为了提高侦查效率，我们应当限制批准次数，以三次为限。

参考文献:

[1]朱孝清.试论技术侦查措施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适用[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第12卷)第1期:111.

[2]倪金龙。检察机关运用技术侦查问题研究[J].百度文库,2009:2

[3]张保平.从制度设计和语言表述等方面完善技术侦查、秘密侦查入法[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11

办理贪污贿赂案件中缓刑的适用 篇12

缓刑称暂缓量刑, 也称为缓量刑, 是指对触犯刑律, 经法定程序确认已构成犯罪、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人, 先行宣告定罪, 暂不予以量刑, 由特定的考察机构在一定的考验期限内对行为人进行考察, 并根据其在考验期间内的表现, 依法决定是否适用具体刑罚的一种制度。

我国刑法中的缓刑, 采用的是司法制的缓执行制度。指人民法院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 认为暂不执行原判刑罚, 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 在一定考验期内, 暂缓执行原判刑罚的制度。缓执行制度在实践中对教育改造犯罪嫌疑人, 使之改过自新, 预防重新犯罪, 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 近年来各地在办理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的工作中存在着适用缓刑过多的问题, 难以达到缓刑的真正目的, 确有必要进行改革和完善, 严格掌握适用缓刑的条件, 以期达到最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二、适用缓刑的范围

我国刑法规定, 对于应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 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 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 可以宣告缓刑。这说明首先从客观方面要求, 在贪污贿赂案件中, 只有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的犯罪嫌疑人才可以被适用缓刑;其次还要求犯罪嫌疑人有悔罪表现, 这是确定其是否受到教育改造、是否以后不致再犯罪的主观因素。具体分析犯罪嫌疑人的悔罪表现, 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犯罪嫌疑人应有如实供述罪行的行为。

如实供述罪行是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适用缓刑的先决条件, 如实供述罪行才能证明犯罪嫌疑人具有积极悔罪的表现。缓刑的目的就是利用惩罚和教育相结合的方法, 改造犯罪嫌疑人, 使其不再具有社会危害性。如实供述罪行不但要求犯罪嫌疑人认罪, 还要求其如实供述其所有犯罪行为, 包括未被司法机关掌握的罪行。这种情况下更能够验证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积极悔罪的表现, 从而证明其不再具有社会危害性。

2. 犯罪嫌疑人不能有隐瞒犯罪证据消灭犯罪事实等行为。

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属于身份犯, 一般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可能出现找人说情和串供等情况。一旦这种情况发生, 对司法机关办理案件具有极大的干扰性, 犯罪嫌疑人出于逃避法律制裁的想法进行的上述活动, 从根本上否定了其积极悔罪的可能性, 如果其逃避了应受的刑罚, 会继续危害社会, 不宜判处缓刑。

3. 犯罪嫌疑人应有在判决前积极退赃的行为。

贪污贿赂犯罪属于经济类犯罪, 贪慕金钱等赃物是犯罪嫌疑人犯罪的原因, 其犯罪的主观动机就是为了非法占有国家、集体和私人财产, 如果犯罪嫌疑人没有积极退赃行为, 其贪利心理没有改变, 就谈不上积极悔罪、愿意接受教育改造。

三、不适宜适用缓刑的情况

1. 拒不供认犯罪事实而在案证据确实充分。

前面已经讲过, 拒不供认犯罪事实说明犯罪嫌疑人主观方面对其犯罪行为没有悔改的意思, 客观方面也可能实施了隐瞒犯罪事实的行为。与此同时, 能够证明其贪污贿赂的犯罪行为的证据确凿无误, 对这类犯罪嫌疑人不可以姑息迁就, 因其主观恶性尚未消除, 社会危害性比较大, 不适宜使用缓刑。

2. 主观上没有悔罪表现或者避重就轻, 口头上表示悔罪, 但却不如实交代罪行。

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主观上无悔罪表现的, 因其社会危害性尚未消除, 所以不适宜适用缓刑;而犯罪嫌疑人假意悔罪, 行为上却积极的为自己辩解, 试图蒙混过关, 逃避法律制裁, 这些与积极悔罪背道而驰的行为, 只能说明对犯罪嫌疑人不适宜适用缓刑。而这类犯罪嫌疑人通常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如何甄别其供词真伪,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3. 索贿造成他人生活严重困难或向生活严重困难的人索贿以及贪污国家扶贫、救济款物。

受贿类案件中的索贿行为是一种社会危害性极大的犯罪行为, 犯罪嫌疑人的索贿行为导致他人生活严重困难或犯罪嫌疑人向生活严重困难的人索贿, 更加重了其索贿行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 犯罪情节严重, 不适宜适用缓刑。贪污扶贫、救济等专项资金的行为属情节严重, 也不适宜适用缓刑。

4. 没有退赃和悔改表现, 挥霍赃款后无能力退赔以及因其行为给国家、集体、个人造成的损失难以弥补, 社会危害大。

司法实践中, 对没有退赃的犯罪嫌疑人一般不会适用缓刑, 退赃情节能反映出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悔罪态度。没有退赃的情况有三种, 一种是愿意退赃但确实无力退赃, 另一种是有能力退赃但拒不退赃, 第三种是挥霍赃款导致的无能力退赔。第三种情况的主观恶性最大, 犯罪嫌疑人主观上根本不愿意退赃, 对此不能适用缓刑。因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给国家、集体、个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的, 社会危害性大, 也不能适用缓刑。

5. 曾因贪污、受贿行为受过行政处分或刑罚处罚。

这种情况说明犯罪嫌疑人主观方面一直存在犯意, 曾经因贪污受贿行为受到过相关处分处罚, 但仍不思悔改, 行政处分或刑罚处罚没有达到相应的预防和惩治效果。刑法规定“累犯”制度的出发点在于累犯主观恶性大, 仅仅通过教育的方法无法纠正其犯罪, 无法消除其社会危害性。在此我们基于同样的原因, 也可以认定此类犯罪嫌疑人拒绝改过自新, 不能够通过缓刑来消除其社会危害性, 应对其加大惩罚和教育力度, 因此不适宜适用缓刑。

6. 赃款赃物用于走私、赌博等非法活动。

利用贪污受贿的赃款赃物进行走私、赌博等活动, 通常也会涉及到涉嫌走私罪、赌博罪等相关罪名, 此种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大, 适用缓刑无法有效避免犯罪嫌疑人继续破坏社会秩序, 危害社会安全。

7. 共同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等贪污贿赂案件经常会涉及到共

同犯罪, 此类共同犯罪中的主犯一般都是犯罪的直接受益人或最大受益人, 对犯罪目的的实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并且此类人不亲自实施犯罪行为, 本身具有很强的隐蔽性, 如对其适用缓刑, 必将助长起侥幸心理, 不利于改造。

四、结语

对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是否适用死刑, 主要考虑的是犯罪情节、主观恶性、悔罪表现、社会危害性以及对犯罪嫌疑人改造的难易等问题。只有对罪行较轻、罪过较小, 积极退赃, 如实供述罪行, 不掩藏、毁灭、伪造证据, 不串供的, 严格把握罪刑相适应原则以的适用尺度, 明确犯罪的一般预防的目的, 才能适用缓刑。

摘要：近年来, 各地办理的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案件中, 适用缓刑较多, 存在一些问题, 值得分析研究。对这些案件在适用缓刑时, 应严格掌握缓刑的适用条件, 不应过于宽泛。本文就办理贪污贿赂案件中的缓刑适用问题提出相应对策。

关键词：贪污,贿赂,职务犯罪,缓刑

参考文献

[1]赵春秀: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案件中缓刑的适用[J].中国法院网, 2004http://www.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114989

[2]詹艳:论对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缓刑的适用[J].株洲工学院学报, 2002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