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受贿犯罪

贪污受贿犯罪（共6篇）

贪污受贿犯罪 篇1

一、对于贪污贿赂犯罪初查行为性质的界定

检查机关一般在立案之后开始对犯罪行为予以侦查, 而在立案之前, 检察机关对相关贪污贿赂犯罪行为相关证据以及材料的收集和取证就是所谓的“初查”, 在本质上, 这与一般案件的侦查行为没有多大的区别, 都是对犯罪行为予以一定的证据收集活动, 。我们知道, 要想对某一种行为进行归属, 就必须全面了解它的性质, 贪污贿赂犯罪初查行为也是如此, 所以, 这里有必要对当前的初查行为进行一定的性质分析。

( 一) 关于初查行为性质的争议

对于贪污贿赂犯罪初查行为的性质, 学界历来都存在着不同的争议, 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定论。几种重要的观点如下: 第一, 初查行为不是一种正规的侦查活动。许多的专家认为, 初查行为是在立案前进行的, 而一般正规的侦查活动行为都是立案之后, 刑事诉讼过程当中开展的, 这种观点存在一定合理性, 但也失偏颇。第二, 初查行为是一种非诉讼活动。拥有这种观点的学人的理由与上述基本相同, 都认为诉讼活动是在立案之后开展的, 而对于立案之前的这种初查行为则不属于诉讼活动。第三, 初查行为是一种诉讼活动。这与上述观点相反, 持此类观点的人认为初查行为也是为了破获案件所进行的证据, 材料的收集工作, 理应归入诉讼活动当中。最后一种观点认为初查行为是一种侦查行为。他们一直认为无论从主体、内容以及性质等方面来考察, 初查行为都具有侦查工作的性质, 所以归于侦查行为是合适的。

( 二) 笔者对初查行为之理解

初查行为应该从实践当中去加以理解,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初查行为的性质。第一, 初查行为的发起是拥有一定的侦查性质和随意性质的, 一方面, 因为它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获得相应的证据和材料。另外一方面, 当前我们国家的立法当中对于犯罪初查行为的相应的开启程序、初查过程以及执行的相关程序和内等都还没有做出一个法律上的规定, 这就必然使得初查行为具有了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第二, 犯罪行为的初查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一种认识活动。这是因为初查行为是对相关案件的前期侦查, 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相应的证据以及各种材料, 并以此对案件的存在性予以确认, 更是为案件的侦查工作提供相应的证据。综合以上两个方面来看的话, 初查行为其实可以归纳为一种拥有侦查意识的认识活动, 主要是为了收集相应的证据证明案件存在的真实性, 为案件的侦查提供一种清楚明了的依据。

二、通过立法对贪贿案件的初查行为予以规范

初查行为已经成为处理贪贿案件的一个很普通的行为, 但是初查行为没有法律进行很准备、明白的法律界定。由于初查行为没有纳入法律范畴, 因此初查行为在现实中更没有可能去达到有法可依的境界, 因而在执行中, 很可能照成权力的滥用, 发生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的现象。为了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 笔者将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以确保在纳入法制轨道的前提下, 初查行为能够合理有序的执行, 并保护他人的合法权益。

( 一) 修改刑诉法以确保初查行为的合法性

我国在处理刑事案件的最为主要的法律依据就是刑事诉讼法。因此要让初查行为达到一种合理合法的地步, 就必须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因而, 笔者在这里认为将其纳入刑事诉讼法法则中侦查行为规定之前的章节中, 并且可以明确其过程为前期调查阶段。因此初查行为的法律性质就得意明确界定—侦查行为。因而可以确保在初查行为的执行中被查对象的合法权益得以维护。

( 二) 对贪贿犯罪初查行为的制度设想

在这里必须明白的是贪贿犯罪的侦查不同于以往的刑事案件的侦查, 因此不能将两者混淆看待, 因而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要区分开来。所以笔者在依据《反贪污贿赂法》的基础上, 在适用初查行为中, 应当对其程序规则进行遵守。比如在通过活动获得的重要信息要及时的记录与整理, 同时对所记录的信息要进行必要的审查。同时在获得领导的批准后, 在符合程序的前提下方可执行, 从而确保了初查行为结论的有效性与合法性。

三、结语

在对污贿赂犯罪案件调查的实践中, 需要调用大量的力量, 尤其对于一些复杂的案件, 不能很轻易地做到有效处理, 所以, 对于实践中出现的立案之前的犯罪初查行为能够有效地为案件的侦破工作提供一个良好的依据, 所以相关的法律制度应该对其做出一个明确的规定, 促进初查行为在污贿赂犯罪案件调查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摘要：对于一些贪污犯罪行为的侦破, 初查行为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关键作用, 而且适用性也是比较普遍的, 然而, 由于当前我国立法存在的种问题和缺陷, 初查行为并未被明确立法, 故而其也未有合法性。鉴于这一原因, 对于初查行为的规制, 对这类行为予以很好的控制, 使得初查行为在使用过程当中不违背根本的宗旨, 是处理贪污贿赂行为的亟待解决的难题, 文章通过对初查行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分析, 希望能够促使初查行为在贪污贿赂犯罪侦查当中得到很好地运用, 促进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侦破。

关键词：贪污贿赂犯罪,初查行为,合法性

参考文献

[1]孙长永, 杨柳.论刑事立案前的初查[J].河北法学, 2006 (01) .

[2]王巧全.论刑事立案初查[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 2003 (05) .

[3]吕萍.刑事立案程序的独立性质疑[J].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1 (03) .

[4]刘战.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中的人权保障[D].苏州大学, 2006.

贪污受贿犯罪 篇2

6月16日，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新造镇贝岗村5名村干部私自挪用4000万大学城征地款案，数百村民赶去旁听。随着“村官”犯罪案件的增多，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对“村官”定罪量刑的理论争议越来越激烈。许多位检察官、法官认为，对村干部受贿如何认定是目前我国法律的一个“盲区”。“村官”，在法律上不是个确切的概念。个案中不能笼统以“村官”论，要看具体细分的职责，还要看其行为发生的领域、行为发生的影响，才能对特定的行为作出评价。

司法实践中，对应村干部职务犯罪所适用的条款，在我国刑法第九十三条中有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以立法解释的形式对刑法规范的含义进一步明确界限：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七种行为属于刑法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活动。这些行为：(1)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2)社会捐助村自治事物款物的管理;(3)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4)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5)代征、代缴税款;(6)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7)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从事前款规定的公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用公共财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构成犯罪的，适用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和第三百八十三条贪污罪，第三百八十四条挪用公款罪、第三百八十五条和第三百八十六条受贿罪的规定。也就是说，只有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才构成职务犯罪。

这一条款及立法解释在理论界最大的争议在于，如果职务犯罪的主体是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又没有在村委兼任职务，能不能直接定罪，理论界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不能直接定罪，理由是农村基层组织只有村委会，不包括党组织。第二种观点认为能够定罪，村支书这一身份可以解释为“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当今政治体制框架下，农村中除了村委会还有村党组织，在许多地方，村党组织负责人的影响力不在村委会之下，村里很多重大事项的决定，村党组织的意见可能起到重要的作用。第三种观点认为可以定罪，理由是将其作为共同犯罪人来看待。

浅析贪污受贿人员之心理特征 篇3

[关键词] 心理契约；贪污受贿；心理特征

一、心理契约理论的基本内涵

美国组织行为学家阿吉里斯在其1960年的著作《理解组织行为》中，最早使用了“心理契约”这一术语，强调在员工与组织的交互关系中，除存在正式的雇佣契约，还包含内隐的、非正式的和非公开说明的期望。施恩在其1980年的著作《组织心理学》中，将心理契约定义为“每一个成员与其组织之间每时每刻都存在的一组不成文的期望”，并认为它是影响员工态度和行为的强有力因素。心理契约就是员工个体对组织存在着隐含的、非正式的契约，是知觉性的、未公开说明的期望，并处于不断变更和修订的动态发展状态。

心理契约破坏是其动态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反映个人对组织未能完成其在心理契约中应履行的责任的主观认知。大多数员工会以组织的投入与自己对组织的贡献的比率作为其判断公平不公平的基准。若员工感受到合理且公平，则会继续与组织互惠互利，若感觉遭受到组织不公平的待遇，或是感知心理契约未被组织履行时，心理契约就遭到了破坏，在情感上体验到挫折和打击，并调整自己的付出使自己的所得与组织的投入达成平衡，表现出降低对组织的满意感和信任感，增强离职意愿，甚至会表现出极端的行为，如贪污国家财产、收取他人财物、泄露组织机密等等。

二、探讨贪污受贿人员之心理特征

贪污受贿人员的心理特征是指公职人员 （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受贿、变相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主体在实施某种违纪违法行为时所抱有的企盼与动机等心理活动。这种心理活动的出现，突出表现在公职人员心理契约的破坏。笔者利用期望理论、公平理论与强化理论分析贪污受贿人员的心理特征：

（一）以期望理论分析贪污受贿人员的心理特征

北美心理学家和行为科学家维克托•弗鲁姆（Victor H．Vroom）于1964年在《工作与激励》中提出来期望理论（Expectancy Theory），又称作“效价-手段-期望理论”。弗鲁姆认为，人们采取某项行动的动力或激励力取决于其对行动结果的价值评价和预期达成该结果可能性的估计。我们可以得出，当国家工作人员对工作升迁期望过高，或者对薪酬待遇期望值过高，而现实工作中无法实现时，就会出现极端的行为，如贪污国家财产、收受他人贿赂等等。主要有以下几种心理：

1、贪婪心理。贪婪心理是贪污、受贿腐败分子普遍的心理特征。我们曾随机抽查了百名贪受者的案卷发现，他们当中没有一人是因“吃不饱，穿不暖” 而去贪污受贿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期望值过高，占有欲望特强的，贪欲高度膨胀，总想让财富的雪球越滚越大，从而导致了贪污受贿行为的发生。如云南省交通厅前副厅长胡星在任期间受贿多达 4000多万元，其中深圳安远董事长陈族远向胡星行贿 32000万元，创造了当今中国的行贿金额之最。鄂钢原副总涂人刚受贿347万元，伙同他人挪用公款4亿多元，被判处无期徒刑， 受贿款被没收并处没收个人财产50万元。

2、从众心理。从众心理是一种被扭曲的心理契约状态。在查办案件时，检察机关经常碰到一些感到很“冤”的贪污受贿者，如某企业一个干部因购买材料虚增数量贪污公款被查处后，他还理直气壮地说，“现在不都这么做吗，怎么单单找上了我呢？”检察机关在查办一个领导干部受贿问题时，他振振有词地说，“我这点事（受贿上万元）你们也要查，别人贪污受贿那么多就没有人管”。这就是典型的从众心理。在持从众心理的人看来，上至领导下至一般群众，凡是有一定的权力的人，都在搞钱权交易，都在搞腐败，加我一个也不多。这种人把个性当共性，把个别当一般，看事物一葉障目就是典型扭曲的心理契约状态。在他们看来趁自己还在特殊的敏感岗位上，手里有点权，现在不下手搞点钱财，更待何时，“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可见，贪污受贿者的从众心理是心理契约破坏，从而导致实施贪污、 受贿行为的催化剂。

3、观望心理。观望心理是指贪污受贿者，在贪占钱财后大多持有犹豫的态度，自认为是踩在“红”、“绿”线的中间，一旦有了风吹草动，立即做出选择还来得及。如武钢每年都有几起遭查处后向组织上或廉政账户交出贪污受贿钱财的案件。为什么早不交、迟不交，偏偏涉及到案件被调查就想到退赃呢？实质上是贪污受贿者抱有静观动态的心理，随时准备被查处时变被动为主动。他们混淆了主动上交组织 （含退还行贿者本人）与已受到查处时向司法机关坦白的本质区别，观望使他们错失良机，滑向了犯罪的泥潭。

（二）以公平理论分析贪污受贿人员的心理特征

美国行为科学家斯塔西•亚当斯在《工人关于工资不公平的内心冲突同其生产率的关系》中提出公平理论，又称社会比较理论。该理论侧重于研究工资报酬分配的合理性、公平性及其对职工生产积极性的影响。公平感直接影响职工的工作动机和行为。从某种意义来讲，贪污受贿行为的出现，很大程度上由于工作人员感觉到薪酬待遇的不公平，或者是晋升机会的不平等，或者是付出与收获不平等，这都是心理契约的扭曲。主要的心理状态如下：

1、攀比心理。盲目攀比，是国家工作人员与不同的人，做出的不对称的比较。我们在研究贪污受贿者犯罪轨迹时发现，有部分贪污受贿者的初始贪污、受贿之手是在盲目攀比后，心理产生极度不平衡的条件下伸出的。如有的是在经济收入上与暴富者比，与经常打交道的商人比，与单位内部薪酬高的人比，攀比的结果是自己心理感觉到不公平；在消费上又与高消费者比，而攀比的结果是自己也要有“作为”。这样的盲目攀比，使他们的价值观念严重扭曲，心理契约随之失去平衡。于是就着手“堤内损失堤外补”，不断地以职务之便设租、寻租，一步步陷入贪污受贿的深渊。河北省对外经济贸易厅原副厅长李友灿说，我的蜕变是从接触进出口汽车配额开始的，看到身边大款如云，很受刺激，产生了攀富比阔、 急于求富的心理。

2、吃亏心理。通过贪污、受贿案件分析，我们了解到相当部分的贪污受贿者在实施贪污或接受贿赂时，已产生了吃亏心理。而这种所谓“吃亏”心理又会萌发或加固贪污、受贿念头，进而做出错误的抉择。其特点为：一是认为自己付出得多，得到的少。某单位原有个领导干部，因工作需要经常与富商老板接触，发现这些富商智商不如自己，工作也轻松，当却富甲一方。在这种吃亏心理的支配下，他也由原先拒礼拒贿，发展为索礼索贿，走向了犯罪的道路。二是认为自己贡献大，回报少。如有个专业干部在被查处时说，为了赶工程进度，我白天黑夜在厂里干，棘手的问题解决了一大堆，自己这么大的贡献，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心理上极不平衡。这时，某工程承包头一次给他送去了上万元，他半推半就的笑纳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最终把自己送进了监狱。三是人家白给的，不要就亏了。在许多受贿人看来，行贿人送的钱是行贿人单位或个人的钱，受贿人得到或希望得到行贿人的帮助，受贿人认为自己是在瓜分行贿人的利益，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和本单位利益。事实证明，这些心理契约严重扭曲的公职人员，因怕吃亏而贪受钱财，最终就要吃大亏。

（三）以强化理论分析贪污受贿人员的心理特征

强化理论是美国的心理学家和行为科学家斯金纳、赫西、布兰查德等人提出的一种理论。斯金纳所倡导的强化理论是以学习的强化原则为基础的关于理解和修正人的行为的一种学说。根据强化的性质和目的可把强化分为正强化和负强化。斯金纳的强化理论讨论刺激和行为的关系。由于国家公务人员工作常态化，工作过于枯燥，容易受到上级负强化的影响，比如工作突出得不到领导赏识，反而受到批评等状态，这种感官的刺激，就导致了过激行为的产生，从而诱发了贪污受贿行为。主要心理状态如下：

1、赌徒心理。据心理学家分析，赌徒在赌博时赢了想赢更多的，输了想赶快赢回来，为赢而战，终尝败果这就是赌徒心理。贪受者的赌徒心理表现为：一是赌职位。在贪受者看来，人家送钱就是冲着我现在的职位来的，既然这个职位落到我身上，我何不利用这个职位的权力去赌一把呢。二是赌运气。捉到我该我“倒霉”，捉不到我是我命大福大造化大。三是赌以小博大。贪污受贿者的以小赌大表现为被查处时，只承认已被发现的问题，绝口不涉及其他问题，企图蒙混过关。只要主要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没揭露出来，最后是输得少赢得多。但事实恰恰相反，违纪违法案件只要撕开了口子，问题就会一个一个浮出水面，最终彻底全面被揭露出来。总之，持赌徒心理的人走上了领导干部岗位和敏感岗位，是很容易“栽跟头” 的。分析和掌握贪受者的心理特征，对于企业各级组织有针对性地做好惩治预防腐败工作有着积极意义，对于掌握权力的公职人员来讲，要力戒上述不良心理，在履行职责面对诱惑时，要抛弃一切侥幸和幻想，坚守“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信念，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2、侥幸心理。心存侥幸，是贪污受贿者心理契约破坏的一种常有的心态，甚至就是一种生活态度。腐败者为什么敢贪，为什么敢冒违纪违法的风险，为什么明知是不合法的钱还敢得呢？从我们查办案件情况看，大多数违纪违法者都是侥幸心理在作怪。他们总觉得自己行为诡秘、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只要行为隐蔽就没有问题。怀侥幸心理的人，时时刻刻都在看“风向”，经常是处于心惊肉跳之中，可最终的结果往往是鸡飞蛋打一场空，所以侥幸要不得侥幸的结果是不幸。

三、预防贪污受贿犯罪心理扭曲的政策建议

（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制教育。

预防贪污受贿犯罪必须从思想教育入手,从根本上提高国家工作人员的思想觉悟和认识能力。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是通过促发国家工作人员的自觉性来预防问题的发生,但仅此还远远不够, 还必须通过法制教育, 提高他们的法律素质,让其既理解法律条文规定的内容,又明白对违法者厉行法治、强行制裁、严厉惩处的结局, 使之真正懂得法律的普遍性、权威性和严肃性,懂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達到强化其法律意识与法制观念的目的。

（二）发挥法律的震慑力, 严厉打击贪污受贿犯罪行为

依法打击已经出现的犯罪,使之受到应有的惩罚,这不仅可以强制犯罪人反思,消除其违法犯罪心理,树立起遵纪守法的道德观念,而且还可以对已经产生犯罪心理还未付诸行动的人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 加强违法犯罪的对抗心理。外界的各种刺激信号会对行为人的心理发生导向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打击犯罪本身就是预防犯罪的一种有效手段。

（三）逐步实现“高薪养廉”的经济保障机制

当前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犯罪心理产生的直接动因是社会分配严重失衡的现象。职业声望和收入地位发生严重背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收入序列的混乱和异常,反映了目前收入分配体制的不尽合理。因此,适当提高国家工作人员薪金待遇既可激励他们忠于职守,又使其廉洁奉公有了物质保障。此外,高薪政策中丰厚的养老金是以一生清廉为保证的,因此大多数国家公务员不愿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这也大大遏制了其贪污受贿犯罪心理的产生。

（四）强化监督机制,实行政务公开

历史经验证明,绝对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因此强化监督机制,实行政务公开,也是预防此类心理契约扭曲发生的重要方面。这些做法能够消除某些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力优势”心理,更可以有效地防止他们从中收受贿赂,谋取不义之财。我国目前存在权力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及民主监督等许多监督途径,应该说监督体系是比较完备的。但是,各种监督权力的行使都受到一定的限制,使监督力度大打折扣。

[参考文献]

[1]李原:企业员工的心理契约——概念、理论及实证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83

[2]孙德升，张光旭：员工帮助计划（EAP）：一种新兴的心理咨询模式和基于心理学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J].科技与管理，2005，4:127～128

[3]何俊培: 公职人员职务犯罪心理探微[J] ,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年（第1期）

论共同贪污犯罪的数额认定 篇4

一、犯罪总额法

犯罪总额法是指共同贪污犯罪中的各成员, 要对整个犯罪数额负责, 这虽然体现了共同犯罪原理, 但是由于各成员在犯罪时的作用不同, 贪污的数额存在差异, 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也不同, 采用犯罪数额法量刑, 违背了罪责自负的原则。

对于一个贪污犯罪集团来说, 集团首要分子要按照贪污集团的全部犯罪总额计算;一般主犯要按照参与、指挥的全部贪污行为的犯罪总额计算;从犯要按照参与的贪污行为所涉及的犯罪数额计算, 在此前提下可以从轻, 甚至减免处罚。在应用犯罪总额法时, 把分赃数额作为量刑的重要情节加以考虑, 同时还要综合考察犯罪成员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 结合作用大小进行轻重有别的处罚。

二、参与数额法

参与数额法, 主要是指共同贪污犯罪中的各个成员, 按照本人参与的贪污犯罪的数额来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但是这种数额认定标准并不能用于起到帮助、教唆、组织作用的案犯, 只能应用于有实际参与并有贪污数额的案犯成员, 因此不能作为共同贪污犯罪处罚的标准。

三、分赃数额法

分赃数额法, 主要是指共同贪污犯罪中的成员根据自己的实际分赃数额承担刑事责任。把非法所得作为量刑的标准, 体现了罪责自负的原则。但是这种方法的缺点在于, 只强调了各成员的独立性, 忽略了各成员在共同犯罪活动中的相互作用和成员间的联系, 量刑方式比较单一、片面, 存在局限性。如果出现以下情况, 分赃数额法会有失偏颇:一、多人共同参与贪污犯罪, 总额达到定罪标准, 但是各犯罪成员分赃所得的数额却达不到性最标准, 依据分赃数额法, 这些成员均无罪;二、有些共同贪污犯罪, 可能不分赃, 而是共同挥霍、消费, 或者在立案调查时还没来得及分赃, 在这些情况下分赃数额法并不适合, 无法将成员进行处罚;三、在共同贪污犯罪中, 有些成员分赃较多, 但在犯罪中的作用较小, 还有些成员虽然分赃较少, 但是作用比较大, 甚至起到关键作用, 此时, 如果只按照分赃的数额大小进行量刑, 会出现处罚不明的状况, 有失公平。

四、分担数额法

分担数额法是指共同贪污犯罪中的各成员, 量刑时依据参与数额、分赃数额和犯罪过程中的作用、整个犯罪案情等多方面的情况, 确定成员应承担的责任进行相应的惩罚, 主要表现为综合评定成员在犯罪中应承担百分之多少的责任, 根据着百分之多少进行换算, 最后以换算后的数额为准, 判断是否需要接受刑事处罚, 比如某一个成员同他人共同贪污了100万元, 经过分担数额人认定此人应承担40%的责任, 则此人应承担40万元的数额对应的惩罚。

“分担数额法”克服了“分赃数额说”的部分缺陷, 肯定了共同贪污犯罪中各成员的作用, 并将其纳入量刑标准, 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分担数额法也是将各成员独立开来, 忽视了贪污犯罪的整体性, 这种方法会受到犯罪集团成员数量的制约, 即犯罪成员越少, 则成员分担的责任越大, 犯罪成员越多, 各成员分担的责任也就越小, 并不能对成员进行更合理的量刑。

五、综合评价法

综合评价法并未提出任何有意义、有价值的标准, 只是主张要综合考虑所有的因素对各成员进行量刑, 表面看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方法, 但是没有实际的意义和价值。

六、总结

上述是共同贪污犯罪中数额认定的五种方法, 各有特点和缺陷。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法学博士熊选国认为:在数额认定时, 可以将犯罪总额作为量刑的基础, 分赃数额作为量刑的一个参考方面。共同贪污犯罪具有整体性, 各成员有犯罪的故意性, 在明知会对社会造成危害的前提下仍进行实施。虽然各成员在共同贪污犯罪中的地位不同, 起到的作用也不同, 但是目的是一致的, 并且为了共同的目的进行相互配合和联系, 才导致最后的犯罪成果, 因此在量刑时要坚持共同负责的原则。同时也要对每个成员的作用进行区分, 因为在共同贪污犯罪中, 结合的形式不同、各成员参与的次数也不同, 所以对各成员要区别对待, 各成员要负的刑事责任分清主次, 对各成员的具体的刑事责任进行分析和确定。

以共同贪污犯罪各成员在犯罪中的作用作为量刑的一个标准, 解决了罪责的范围, 将各成员的个人所得数额作为量刑的标准, 确定了罪责的大小。对于共同贪污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 要依据骑在犯罪中的地位和所得数额, 确定应受到的刑事处罚, 且无从轻处罚之说。而对于共同贪污犯罪集团中的共犯或从犯, 需要根据犯罪中的作用和所得数额, 依法从轻处理, 或减轻、免除处罚。

摘要：在共同的贪污犯罪中, 对共犯成员的刑事责任划分, 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贪污共犯因为牵扯到犯罪数额的关系, 同其他共同犯罪不同, 贪污共犯的刑事责任划分主要以贪污数额为依据, 具体的执行划分是司法中颇受争议的问题。目前根据不同的数额计算方法, 分为犯罪总额法、参与数额法、分赃数额法、分担数额法和综合评价法。本文主要分析了几种数额认定方法的利于弊。

关键词：共同贪污犯罪,数额,认定

参考文献

贪污受贿犯罪 篇5

2013年4月，某国有公司扩建处计划部副处长孙某（负责合同管理、扩建工程征地手续办理及灰场征地、租地、土地报批工作），受单位指派在公司附近的乡镇临时租用一片沟地做弃土场地。孙某随即找到附近某镇某村村委会主任胡某商谈租用该村三组一块集体所有沟地事宜，胡某要价租地费20万，孙某嫌价高。胡某就说：你们这是公家的事，村上情况也可怜，能照顾就照顾一点，随后给你拿点零花钱。孙某表示同意。经反复讨价还价，最后双方商定按照106000元定合同，钱到账后给村里6万元，给孙某46000元。因觉得将租地钱转入村集体账户后胡某不好处理，双方还商定以村委会会计王某个人名义与国有公司签订一份租地协议，并由胡某伪造一份王某的土地承包合同和租地协议一并交给该国有公司，然后由孙某运作将租地款转入王某个人名下。王某在明知二人预谋的情况下按胡某指派协助完成了相关事宜。2013年4月27日，国有公司将106000元汇到王某个人账户上后。后孙某因听说本公司因嫌弃土场成本太高，可以放弃不用的情况，就将之告诉胡某，并催要自己的46000元。2013年7月2日，胡某指使王某从账户中取出40000元，两人一起交给孙某，孙某将所得的40000元交由其妻保管。2013年8月6日，胡某指使王某从账户中取出6000元交给自己并据为己有；2013年9月17日，胡某指使王某从账户中取出30000元交给自己并据为己有；2013年9月19日，胡某指使王某从账户中取出30000元交给自己并据为己有，胡某将侵吞的66000元存在放自己家中。2013年12月2日检察机关调查相关征地情况，孙某、胡某为掩盖犯罪事实，遂将各自所得的款项交由王某全部退回国有电公司账户，并捏造了终止租地协议。

二、分歧意见

本案中孙某和胡某相互串通私自抬高租地费用并占有租地款的行为构成何罪，在处理中主要形成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孙某构成受贿罪。理由是孙某的行为所侵害的不仅是国有单位的财产利益，更重要的是国有单位的管理制度，超出了贪污罪对客体的要求，更符合受贿罪的客体特征。本案件中孙某所获取的不是单位的资金，从民法角度上讲，租地交易在村里收到国有单位租地款之时意见完成，村委员会主任和会计在收到租地款后完全可以不按照原来的私下约定向孙某兑现。贪污罪要求行为人对本单位财物具有事实的控制，也就是要能够直接的经手、管理和控制，如自己经手、管理的本单位财物应上缴而不上缴，应下发而不下发，然后采取虚报冒领等办法将财物占为己有的行为。而本案中孙某的职权只限于选择租地区域和操作租地交易过程，并不能对单位的公款进行实际控制和具体经手。因此孙某构成受贿罪，受贿金额是4万元；而胡某和王某则相应构成行贿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孙某的行为构成贪污罪。理由是孙某主观上具有占有本单位财物的故意，客观上利用给单位租地的职务便利，采取隐瞒真实价格的办法骗取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符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孙某行为构成贪污罪，胡某和王某属于贪污共犯。

三、评析意见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即孙某行为构成贪污罪，胡某和王某属于贪污共犯。理由如下：

（一）贪污罪的客观要件并不限于行为人直接经手、管理的本单位财物

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和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虽然司法实践中贪污罪的“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行为的表现千差万别，但是可以基本分为四类：第一，侵吞型非法占有。“侵吞”是指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自己管理、经手、使用的单位公共财物直接据为己有。侵吞型非法占有行为以行为人事先合法占有本单位财物为前提。是指行为人基于一定的合法事由在一定时间内对本单位的财物具有控制权、支配权，变合法持有为非法占有。例如，将自己管理的单位罚没款或者罚没物采取收入不入账的办法非法据为己有。第二，窃取型非法占有。是指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取秘密窃取的方式，非法占有本单位公共财物的行为。在一般情况下，窃取型非法占有也以行为人合法管理本单位财物为前提，监守自盗就是窃取型非法占有中最典型的一种。如国有单位仓库管理人员将单位库房内的产品偷盗卖出。银行押运员在押运中偷窃押运的人民币。第三，骗取型非法占有。是指行为人采用虚构事实，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的行为。骗取型非法占有行为的本质特征在于行为人所骗取的对象是他人合法管理下的本单位财物。行为人事先对该财物并未合法持有，也没有合法控制和管理。例如，国有单位采购员利用涂改单据冒领财物，公务员利用出差虚报差旅费等。第四，其他类型的非法占有。是指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用除侵吞、窃取、骗取以外的其他方法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如国有单位内设部门人员巧立名目，私分单位财物等。从上面四类情况的划分可以看出，虽然在大部分情况下，贪污行为人都具有对公共财物的管理和控制，但在另外一些情况，行为人并不能真正控制自己所要贪污的财物，而是需要其他条件或者有人的配合。因此，能否具有事实的对财物的控制，并不是贪污罪的必要条件。

（二）孙某等人所侵犯的是国有公司的财产

从犯意产生的阶段看，孙某在协商租地事宜时就产生了骗取和占有本公司财产的意图。虽然胡某曾明示“能照顾就照顾一点，随后给你拿点零花钱”，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双方后来商定的46000元就是属于行贿款。从根本上来说，孙某和胡某的讨价还价过程本质上并不是孙某向胡某索要财物，而是在商量如何相互配合共同骗取国有公司的公款。要厘清这一点的关键在于认定《租地协议》效力。《租地协议》实际上是一个虚假和无效的合同，《租地协议》在本案中所起的作用就是欺骗国有单位及其相关领导，达到以虚假的合同的方式来侵占该国有公司公款的目的。关于《租地协议》的效力，本案中，租地协议应该是国有公司和土地所有权方签订的民事合同。本案中土地属于该村三组，是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的土地，而且在孙某和胡某炮制《租地协议》时，该片土地正被转包给其他人耕种。因此，村委会会计王某以个人名义与国有公司签订的租地协议因其不具有对土地使用权的处分权而当然属于无效协议。租地协议显然属于村会计王某在村主任胡某授意下和孙某相互串通，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的协议。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欺诈损害国家利益订立的合同无效。因此该《租地协议》当然是无效的合同。正是靠此《租地协议》，才达到了骗取和占有国有公司公共财物的目的。村委会主任胡某和会计王某在本案中不是行贿人，而是贪污共犯。事实上，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利用职务之便实施了骗取行为，当该国有公司将钱汇到王某个人账户上后，该贪污行为就已经既遂了。因为公共财物已经脱离了该国有公司的控制，而村委会主任胡某和会计王某是行为人孙某的共同犯罪人，至于胡某和王某是否会按照承诺将约定的钱给孙某，那属于事后共同犯罪中行为人之间赃款的去向问题，并不影响整个行为的性质。根据贪污犯罪所侵犯的法益，行为人将本单位的财物根据无效的虚假合同转移给了胡某和王某，胡某和王某虽然是事实上占有了该部分财物，但该财物的所有权因为存在犯罪行为而处于需要通过法定程序恢复的状态。此外，孙某行为的本质不是向胡某和王某索要财物，而是要求对方配合自己共同骗取本单位财物，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本案中该国有公司因虚假《租地协议》而多支付的钱应该由司法机关依据法定的程序返还给该国有公司。也就是说虽然孙某是从胡某和王某处拿到财物，但是该款项实际属于该国有公司的财产，不是胡某和王某给孙某的贿赂款。

（三）从是否符合价值规律来区别本案属于受贿罪还是贪污罪

一般认为，回扣是指卖方从买方支付的商品款项中按一定比例返还给买方的价款。按照是否采取账外暗中的方式，回扣可以简单分为两种，即“账内明示”的回扣、账外暗中的回扣。也就是卖方为了和买方单位或具体经办人保持良好的业务往来关系，确保双方的长期合作，而从本已属于自己的利益中按一定的比例拿出一部分给予对方。尽管在不同的商业往来和不同的时期，回扣会有不同的数额，但回扣从总体上说都是根据商业往来的具体情况和价值规律来决定的，因为回扣涉及双方利益的动态平衡，因此其数额的确定基本是有“潜规则”规范的。正常情况下，回扣产生于按照经济规律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但如果是产生在借签订、履行合同之机在价外约定的过程中，则就不属于回扣和贿赂。因为从本质上讲，经济往来的价格是由市场决定而不是由经办人随心所欲的决定。当经办人在经济往来过程中，违背价值规律，擅自提高或者降低价格时，其行为就不是自然和正常的经济活动，而是一种扭曲的或者说是虚假的经济行为，是借经济活动之名而行侵吞、骗取公共财物之实。也就是本案中的合同双方相互勾结，由卖方虚增价格，从而使买方多支付价款，然后再由卖方将买方多支付的价款返还给买方的具体经办人。这种情况不属于任何一种回扣，因为多支付的价款本来就属于买方单位所有，故而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职务犯罪案件，只涉及贪污而不涉及行、受贿。

（四）从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界定胡某和王某为孙某贪污罪的共犯

预防涉农贪污贿赂犯罪的建议 篇6

[关键词] 贿赂 贪污 建议

(一)加大查处力度,有效地震慑和遏制涉农贪污贿赂犯罪

由于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普偏较为低下,农村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国家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落实,使农村经济不断发展,个别乡镇、村社等基层干部却见利忘义,利用职务之便,侵吞、挪用农村基础建设、土地征用补贴、退耕还林等涉农专项政策补贴专项资金,损害农民的切身利益,作为检察机关,首先要从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和自觉服从服务于全党工作大局的高度,针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高发易发特点,加大打击力度,通过查办案件,有效地震慑和警醒相关职务犯罪。二是突出工作重点,强化措施手段。要紧紧围绕中央“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政策的实施,抓住涉农资金投入规模大、涉农职务犯罪易发多发的领域,重点查办发生在土地征用转让、乡村道路交通建设、农村社会保障等涉及民生的职务犯罪。三是要加大同纪检监察、审计等相关职能部门的协调配合,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增强发现职务犯罪线索的敏锐性,共同形成打击职务犯罪的合力。

(二)加大预防力度,从源头上防范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

针对农村干部职务犯罪的严峻形势和农村群众举报主要集中反映的问题,结合办理的案件,剖析农村干部职务犯罪的原因,有的放矢地为基层组织干部提出具体的预防职务犯罪的建议。可分片对农村基层干部进行一次全面的培训,主要是遵纪守法、规范管理、依法履职等方面的知识“充电”,提高基层干部法律意识、廉政勤政意识;组织农村基层干部到监狱参观,零距离直接听取职务犯罪服刑人员的忏悔,以达到心灵的震憾和警示教育的目的;实行检务公开,广泛宣传查办职务犯罪的法律法规程序,解释罪与非罪的界线,使农村基层干部对职务犯罪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不能做什么,促进其履职不缺位不错位。

(三)规范财务制度,强化监督制约机制

尽管现在已取消了村级财务,统一由乡镇负责财务收支,但有的村里将卖地款、承包地款纳入“小金库”,村干部自己留用。而这些款物缺乏规范管理。有关部门的财务审计和监督管理工作流于形式,村社干部缺少必要的监督,致使村级基层组织存在的问题得不到及时的发现和纠正。因此,必须完善乡镇、村屯的财务管理制度,严格执行财务审批制度,增加监督制约环节,减少发生犯罪几率。同时,要强化监督制约机制,制定内外部监督机制,定期检查和审计财务制度执行情况,公开财务收支情况,提高透明度。特别是县级财务部门和审计部门,要切实加强对乡镇、村屯的领导和监督,督促财务制度规范化,有效地抵制违法活动的发生。

(四)强化责任意识,积极主动为推进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组织建设献计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