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案件

受贿案件（共6篇）

受贿案件 篇1

当前, 腐败犯罪越来越多的通过变换受贿的时间、空间来逃避风险。国家公职人员在担任公职期间, 利用职权为请托人谋取利益, 但不第一时间收取财物, 而是和请托人保持一种密切的联系和默契, 在其离职后, 以适当的方式收取请托人巨额好处。这种以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的方式腐败, 隐蔽性很强, 没有传统受贿行为一手交钱一手给好处那么的直接, 不容易被认定。为打击这种新型的受贿犯罪,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下文简称《意见》) , 而《意见》对离职后受贿需“事先约定”的限制在司法实践当中不但没有对离职后受贿行为起到应对作用, 反而给这种腐败提供了开脱的理由。

“事先约定”是指,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前或之后, 和请托人之间所达成的在其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一种协议。有学者指出, 事后受财行为能否构成犯罪, 关键看事先有无约定, 如果没有事先约定贿赂, 不应按受贿罪处理, 但是该行为具有较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可以通过指定另外的刑法规范来追究刑事责任。[1]2007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意见》第十项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前或者之后, 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 并在离职后收受的, 以受贿论处。”根据上述意见, 离职后收受财物成立受贿罪必须以事前有约定为前提。这也成为事前无约定的离职后收受财物的行为不成立受贿罪的有力论据。《意见》第十条第一款规定从字面上看是将“事先约定”作为离职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的必要条件的。但可以明确的是受贿罪的犯罪构成没有改变:主体方面是国家工作人员, 主观方面是故意, 客体是公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 客观方面是利用职务之便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 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无约定”为前提的离职后受财行为并不影响其构成受贿罪的犯罪构成。是否有必要在受贿罪的犯罪构成的范围内再作限制性的规定?笔者认为这是不符合法理和实践的。

一、离职后受贿不应以“事先约定”为前提

(一) “事先约定”造成司法实践的困扰

从实务部门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层面来看, 将“事先约定”作为必要条件来限制离职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是极其不合理的。因为要证明“事先约定”主要靠双方的口供, 如果行为人双方订立了攻守同盟, 拒不承认当时有约定的事实, 那么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就无法查证, 容易导致无法打击这种类型的受贿犯罪。而且大部分国家工作人员文化素质普遍较高, 一般对职务犯罪相关的法律规定都比较了解, 反侦查能力相对比较高, 为规避法律责任, 一些领导干部往往采用不明确约定, 隐蔽的方式进行权钱交易, 在彼此保持密切联系和默契, 等其在离职后再以某个合适的理由、合适的时间再收受财物。从表面上看很合理, 而法律又确实无法证明他们互相间存在权钱交易的对价关系。拉长了权钱交易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 以此来模糊职务行为和收受财物的因果关系, 同时顺利规避了法律的追究。就因为“约定”的规定这种期权化受贿行为的取证极其困难, 导致在司法实践中难以认定, 致使相当部分犯罪分子逃脱了其应有的惩罚, 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二) “事先约定”在立法中的矛盾

“事先约定”实质上仍然是根据《刑法》第385条受贿罪的规定做出的司法解释, 而且并不算是扩张性的解释, 而仅仅是受贿罪法律规定的简单变异, 其本质仍是受贿罪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约定”的规定会造成司法实践者的迷惑, 在一个罪行的外延内又规定了一个定罪标准, 他是否应该具有完全排他性。没有约定的离职后受贿属于这两个同心圆中的不重叠部分。这部分是否只要符合受贿罪的犯罪构成, 仍然是可以以受贿罪论处的。这就造成了司法实践者的困扰, “约定”是否有画蛇添足之嫌。同时,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 《意见》对离职后受贿有“约定”的要求己经开始松动, 《意见》第十项的第二段指出:“离职前后连续收受请托人财物的, 离职前后收受部分均应计入受贿数额。”这里, 我们可以看出是完全没有“约定”的存在的。

(三) “事先约定”背离了当前的刑事政策

据说在《意见》起草过程中, 就有观点提出, 由于“事先约定”主要靠行、受贿双方的口供, 只要双方或者一方否认, 就不能认定, 因此由于证明困难而可能放纵犯罪, 建议取消《意见》中的“事先约定”。但《意见》考虑到, 如果没有“事先约定”的要件, 很有可能造成客观归罪, 将离职后不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一概作为受贿罪追究, 与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不符, 会不恰当扩大打击面。[2]显然立法者错误领会了当前的刑事政策, 当前的刑事政策是宽严相济, 也就是对不同类型的犯罪采取区别对待。而受贿罪就应该是属于从严处理的范畴。这是因为, 国家工作人员“以公权谋私利, 进行权钱交易, 其社会危害性不仅表现在侵犯了公共财物所有权, 对公权利的滥用, 而且破坏了国家工作人员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玷污了党和政府的声誉, 严重侵蚀了党和国家的健康肌体, 威胁到国家政权存在的基础”。[3]在2006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中规定:“依法严肃查处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加大对职务犯罪的查处力度, 提高侦破率, 降低漏网率, 有效遏制、震慑职务犯罪。”2007年“两会”期间, 大多数受访代表委员也都认为, 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高官贪污腐败犯罪, 是属于“该严”的范围内, 要从严查处。[4]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明确指出:“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 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 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全党同志一定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可见, 从严惩处受贿犯罪, 不仅是相关政策的要求, 也是全社会的共识, 更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应有之义。[5]所以在此形势下, 仍将“约定”作为离职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构成受贿罪的一个必要条件, 必然将缩小受贿犯罪的打击范围和力度, 背离了当前的刑事政策。

二、完善离职后受贿规定的建议

笔者认为, 当前形势下, 很有必要对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受贿问题开展进一步的完善工作, 以确保立法和司法的科学性和严密性。为此, 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 撤销“事先约定”的限制

当前, 腐败犯罪越来越多的通过变换受贿罪的时间、空间来逃避受贿风险。国家公职人员在担任公职期间, 利用职权为一些请托人谋取利益, 但是没有第一时间收取财物, 而是和请托人保持一种密切的联系和默契, 在其离职后, 以适当的方式收取请托人巨额好处。这种以离职后收受财物的方式腐败, 隐蔽性很强。没有传统受贿行为一手交钱一手给好处那么的直接, 不容易被认定。这种期权交易的时空宽度也是非常宽泛, 时间上可能是数年, 空间也可能是跨国。而《意见》对离职后受贿的“约定”限制实际上不但没有对离职后受贿行为起到应对作用, 反而给这种腐败提供了开脱的理由。赤裸裸的“事先约定”是与现实生活脱节的, 生活中即使有, 又有多少人在犯罪行为被发现后肯承认这种约定。“约定”的规定严重与程序法脱节了。本文案例的庭审过程中, 辩诉双方的辩论焦点都聚集在是否有“事先约定”上, 一直争论不休。而实质上管某在送给王某5万元时, 已明确表明是为感谢王某在离职前的关照而送给他的, 王某也是在知道管某的意思表示后欣然接受。这样的权钱交易的性质应该并不难认定。但最终还是由于“事先约定”的限制, 王某成功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应该说在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后收受财物不需要事先约定, 只要明知送钱物人是其谋取利益的对象, 尽管受贿人在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时候没有受贿罪的故意, 但在事后明知所送财物是请托人所送或者是谋取利益的酬劳, 即可构成。[6]所以笔者建议, 将司法解释中关于“事先约定”的限制予以撤销。

(二) 从立法角度完善离职后受贿

从严密刑事法网和有力打击受贿犯罪来说, 立法方面的缺陷我们可以通过完善法律的方式来解决。从国外的立法事例来看, 日本刑法在这方面有明确的规定, 他们称为事后受贿罪, 是指曾经是公务员或仲裁员的人, 其在职时接受请托所实施的职务上不正当的行为或者没有实施相当的行为, 而收受或者要求或者约定了贿赂时, 处五年以下的惩役。[7]日本刑法中对事前有约定的离职后受贿行为是作普通受贿罪来处罚的, 他们比较认同该行为在形式上是约定于事后, 但实质上是约定于事中, 因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约定贿赂的合意都是在职期间进行的, 至于离职后收受行为被前面行为所吸收。韩国刑法关于受贿罪规定有单纯受贿罪、事前受贿罪、受贿后不正行为罪、事后受贿罪以及斡旋受贿罪等, 每一种受贿罪类型中都包含“收受”、“索取”、“约定”三种行为方式。[8]因此, 我们通过立法或者司法解释来弥补这个缺陷, 可以借鉴国外刑法中的合理因素, 把事前有约定的职后受贿行为以通常的受贿罪论处。针对事前无约定的职后收受行为和索取行为, 在刑法中设立“职后受贿罪”来对其进行规制, 只要能证明行为人明知该财物是职务行为的不正当报酬, 就能推定该行为符合受贿罪的构成特征。

(三) 引入贿赂推定制度

贿赂推定是适用于贿赂犯罪的一项特有证据制度。所谓贿赂推定, 是指贿赂当事人一方提供证据证明对方有行贿或受贿行为后, 被指控方必须提供相反证明, 否则推定其受贿罪或行贿罪成立。[9]英国是最早在单行的反贪污贿赂法中规定贿赂推定制度的国家。贿赂推定在证据法上的主要意义及特点, 就在于其主张的举证责任与一般的举证责任不一样, 贿赂推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犯罪嫌疑人如主张贿赂犯罪不成立, 那其自身就必须提出证据予以实质性的反驳, 否则就推定其受贿罪名成立。我们必须明确贿赂推定仅适用于贿赂案件, 而不适用于其他案件。在目前我国的司法实践当中, 为逃避法律制裁, 行为人经常以各种貌似合法的形式进行贿赂。特别是离职后收受财物的行为, 行为人经常以生病住院、逢年过节以及子女升学结婚等名义来隐饰;而且离职后收受财物的行为通常都是行为与请托人单独进行一对一的交易行为。在没有其他旁证的情况下, 在实际案例中案发后两人同时承认贿赂事实存在的情况极少, 经常是一人肯定贿赂行为的存在、而另一人则予以否认。而且无约定的离职后收受财物行为又区别于传统的即时交易的受贿行为, 从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 到行为人收取请托人兑现给他的好处, 两者之间有时间差, 空间方面经常也会发生很大位移, 这很容易导致相关的其他证据的严重缺失。再加之行为人与请托人当初所达成的事先约定只是相互之间心领神会的不受法律保护的“未完成协议”, 甚至是严密的“攻守同盟”, 所以一旦案发, 只要有其中一人矢口否认, 就会使案件的查处陷入困局, 部分犯罪行为人因此而逍遥法外, 也使司法公正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为了破解这一困局, 我们应当借鉴国外反贪污贿赂的成功经验, 确立并运用贿赂推定法则, 通过举证责任的倒置、移转, 先由被告人承担对特定问题的举证责任。如若被告人未能履行这种责任, 则推定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可以成立, 亦即其所收受的财物为贿赂, 从而推定贿赂犯罪成立。[10]可能有人为认为贿赂推定制度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和疑罪从无原则。但笔者不这么认为, 当国家工作人员和请托人之间没有特殊的友情亲情的关系, 突兀的赠送远超正常往来的款物, 显然违背生活常理, 按照生活常理得出的推定是合情合理, 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和疑罪从无原则。[11]综上, 笔者建议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 将贿赂推定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最后, 我们必须承认仅仅依靠法律的强制力来规制受贿罪还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还需加强党员干部的教育, 完善相关的制度, 比如领导干部的财产申报制度、离职审计制度、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 才能对受贿行为进行全方位的预防和惩治。笔者相信, 通过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开展, 刑事立法的不断完善, 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的各项规定也会更加的科学和完备。

摘要：在司法实践当中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存在着形态各异的表现形式, 而实务部门在实践当中对该类犯罪证据的收集、固定非常困难, 致使实务部门在对此类犯罪进行查处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疑难和困惑, 造成有些案件不能得到及时有效查处、有些犯罪行为人得不到其应有的惩罚, 这直接影响了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开展。一般认为离职国家工作人构成受贿罪必须以事先约定为前提, 否则不符合受贿罪的犯罪构成, 由于这种把权力以期货的方式来出卖是一种新的犯罪形态, 加之相关立法工作相对滞后, 目前惩治部分“期权”受贿犯罪尚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笔者以《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条规定为视角, 对离职后受贿是否应以“事先约定”为前提进行分析, 进而对完善离职后受贿规定提出几点粗浅意见。

关键词：受贿,离职国家工作人员,事先约定,离职后收受财物

参考文献

[1]陈兴良.受贿罪研究.刑事法判解.第三卷, 法律出版社, 2001.

[2]张铭训.新型受贿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7, 6) .

[3][4]赵秉志.和谐社会的刑事法治 (上卷)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

[5][6]孙国祥.新类型受贿犯罪疑难问题解析.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8, (4) .

[7][日]大冢仁.刑法概说 (各论) .冯军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8]宗剑峰.中西文化与贪污贿赂犯罪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3.[9[]美]乔恩·华尔兹.刑事证据大全.何家弘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3.

[10]阎德民.关于惩治“期权”受贿犯罪的立法建议.中州学刊, 2000, (七) .

[11]吕天奇.贿赂罪的理论与实践.北京:明日报出版社, 2007.

受贿案件 篇2

【摘要】被告人王怀忠，男，1946年8月1日出生于安徽省亳州市，汉族，大学文化，原系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安徽省九届人大代表（2002年9月28日被罢免），曾任中共安徽省阜阳地委副书记、阜阳地区行政公署专员、中共阜阳地委书记、中共阜阳市委书记。住安徽省合肥市舒城路2号3栋102室。2002年10月14日被逮捕。现在押。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济南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怀忠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案,于2003年12月29日作出(2003)济刑二初字第3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怀忠犯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王怀忠不服，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1月15日以(2004)鲁刑二终字第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送本院核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复核。现已复核终结。

本院经复核认为，被告人王怀忠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人民币275万元，非法收受他人人民币230万元、澳币1万元，共计折合人民币517.1万元，为有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王怀忠的财产和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本人对价值人民币480.581103万元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其行为已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王怀忠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具有多次索贿的法定从重处罚情节。更为恶劣的是，王怀忠为逃避法律制裁，在有关部门查处其涉嫌经济犯罪期间，仍继续向他人索贿，且将索取的巨额贿赂用于企图阻止有关部门对其经济犯罪问题的查处，受贿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罪行极其严重。在法院审理期间，王怀忠检举他人犯罪，经有关部门查证，其检举或者无时间、地点等具体情节，不具备立案查证条件，或者所涉人员在王怀忠检举之前已经被举报、查处，或者不构成犯罪，王怀忠的行为不符合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关于立功的规定，不具有法定的从轻处罚情节。在一审期间，王怀忠拒不认罪；二审期间，王怀忠对其所犯大部分罪行予以供认，但对有确凿证据证明的其他犯罪事实仍予以否认，不足以从轻处罚。一审判决、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核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鲁刑二终字第6号维持一审对被告人王怀忠以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事裁定。

2004年2月12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王怀忠被执行注射死刑。

【关键词】：王怀忠，贪污受贿，安徽省副省长，拒不认罪，死刑 【王怀忠的犯罪事实]】：

经复核查明，一审法院判决认定：

1994年9月，被告人王怀忠利用担任中共安徽省阜阳地委副书记、阜阳地区行政公署专员的职务便利，指使原阜阳市长王汉卿等人，为涉嫌偷税犯罪的阜阳飞龙皮革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杨晓明办理取保候审手续。同年12月，王怀忠收受杨晓明人民币6万元。

1995年至1997年，被告人王怀忠先后利用担任阜阳地区行政公署专员、中共阜阳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多次主持召开阜阳行署、阜阳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协调会，为安徽国

银阜阳国际工业园开发有限公司在阜阳市开发的国际工业园、银海花园等项目，解决建设用地、减免银海花园二期工程城市建设配套费等。1997年7月底，王怀忠收受该公司董事长相坤1万澳元（折合人民币6.1万元）。

1997年至2000年，被告人王怀忠利用担任中共阜阳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多次主持召开阜阳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协调会，为安徽省阜阳汇鑫发展有限公司解决阜阳商贸城和敬贤山庄的开发用地、拆迁、安置等问题，先后4次收受该公司负责人姜旭、余永强、王忠人民币共计40万元。

1998年10月，被告人王怀忠利用担任中共阜阳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要求阜阳市有关部门解决安徽省阜阳市龙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腾公司）在开发静馨山庄过程中所遇到的拆迁问题，收受龙腾公司董事长马萍、总经理卢强（马萍之夫）人民币30万元；1999年1月，王怀忠利用担任中共阜阳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要求阜阳市公安机关不追究龙腾大酒店员工砸坏白金汉宫大酒店玻璃橱窗及车辆的责任，事后收受马萍、卢强人民币40万元；同年2月，王怀忠在龙腾公司《关于建设龙腾购物中心的报告》上签署要求阜阳市有关部门给予支持的意见，事后收受马萍、卢强人民币20万元；同年5月，王怀忠给阜阳市颍州区有关领导打招呼，为龙腾公司办理龙腾加油站的土地使用证手续，收受马萍、卢强人民币20万元。

1998年8月至1999年8月，被告人王怀忠利用担任中共阜阳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先后7次在阜阳市东方宾馆董事长周伟关于买断东方宾馆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的报告上签署意见，帮助周伟买断东方宾馆和协调解决贷款人民币1496.3万元，先后4次收受周伟人民币共计50万元。

1997年4月，被告人王怀忠利用担任中共阜阳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主持召开阜阳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协调会，要求对安徽省天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汽运大厦的城市建设配套费、土地出让金以及汽运税收等予以减免。1999年8月，王怀忠收受该公司董事长王新华人民币10万元。

1996年下半年至1999年1月，被告人王怀忠利用担任中共阜阳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主持召开阜阳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协调会，为阜阳市白金汉宫大酒店有限公司解决扩建白金汉宫大酒店过程中遇到的拆迁问题，并先后两次要求安徽省信托投资公司阜阳办事处为白金汉宫大酒店解决建设资金共计人民币320万元。1999年8月，王怀忠收受该公司董事长刘士强人民币20万元。

1996年2月至1998年11月，被告人王怀忠利用担任中共阜阳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通过召开协调会、签批文件等方式，为倪超所在的阜阳市绿洲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减免土地出让金、城市建设配套费等费用共计人民币149.29万元。2000年5月，王怀忠在天津市开会期间，向倪超索要人民币5万元。

1996年7月至1999年，被告人王怀忠利用担任中共阜阳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通过签批文件、召开协调会等方式，为李洲任法定代表人的安徽省阜阳国贸商城有限公司、安徽国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安徽亚杰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减免城市建设配套费、固定资产投资调节税等费用共计人民币587.448万元。2000年12月，已升任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的王怀忠得知有关部门正在对其涉嫌经济犯罪问题进行调查，向李洲索要人民币200万元，并将其中的120万元作为“活动经费”交给侯万清（化名“陈思宇”，已因犯诈骗罪被判刑），企图阻止有关部门对其经济犯罪问题的查处，另80万元让杨应宇代为保管。

2000年12月和2001年2月，被告人王怀忠利用担任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分管农业工作的职务便利，先后向拟在安徽亳州建农业基地的安徽牛王皮业服饰（集团）公司董事长王静索要人民币20万元，向正在筹建常青镇农业高科技园项目的安徽云鹏置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邓双梅、于旦生夫妇索要人民币50万元，并安排于旦生将其中的30万元交给北京新

世纪四环投资有限公司副经理余永强，20万元交给个体户苏辉满，用于寻找关系,试图阻止有关部门对其涉嫌经济犯罪问题的查处。

案发后，侦查机关依法扣押、冻结了被告人王怀忠的财产。除受贿犯罪所得和合法收入外，王怀忠对价值人民币480.581103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上述事实，有一审庭审质证的证人证言、书证、鉴定结论等证据证实，确实、充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遂作出一审判决。

【王怀忠案件的犯罪特点】：

（一）从王怀忠问题的性质看，这是一起高级领导干部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作风专横于一体的全方位腐败的典型案件。

（二）王怀忠不仅经济上贪得无厌，而且政治上蜕化变质，工作中滥用职权，作风上专横霸道，生活上腐化堕落。

（三）王怀忠表面上谦和、仗义，但骨子里却霸道专横、阴险狡诈。许多与他共过事的人评价王怀忠“老谋深算，善于搬弄权术，玩弄手腕，是一个十足的政治流氓”。

(四）在组织人事方面，王怀忠独断专行，任人唯亲，拉帮结派。他经常把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和组织部长找来，当场口授干部任职名单，并安排作为组织部的意见提交书记办公会。1998年12月，王怀忠一次就提出了75名干部的职务安排意见，让组织部长将此作为组织部的意见向书记办公会汇报。对于有不同意见或考察中明显不合格的干部，王怀忠仍强行安排。如1998年7月，王怀忠不顾他人反对意见，强行将口碑极差的原蒙城县委书记王保民、阜阳市公安局长付洪杰作为副市长人选上报省委组织部。二人在选举中落选后，王怀忠仍不罢休，又安排第二次选举，终使二人成为阜阳市副市长。王怀忠还违反政策，擅自决定增加编制，乱设机构。王怀忠在阜阳任职期间，阜阳市委正副秘书长最多时配到23人。截止1999年底，阜阳市直机关超编46.5%，事业单位超编27.8%。2001年安徽省对全省超编干部的统计结果显示，阜阳一市超编干部人数占全省总数的一半。

（五）在土地批租方面，王怀忠违反法律和规定，越过分管领导和职能部门，直接插手干预出让事务。他长时间将阜阳城区一些黄金地段出让的决定权垄断在自己手中，拒绝实行招标拍卖，并打着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旗号，采取多种违规手段把个人意见上升为市委市政府意见;不经评估，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以种种理由和借口擅自减免土地出让金和城市建设配套费;擅自以经济适用房政策为房地产开发商提供优惠;随意决定出让土地位置和用途，为不法开发商谋取巨额利益，自己从中收受贿赂。如，不法开发商丁佩琦看中了地处黄金地段的阜阳少年宫的土地。王怀忠收取丁的巨额贿赂后，不顾市委常委会议的多次反对，擅自决定将少年宫土地交给丁佩琦开发，并授意丁佩琦宴请有关单位领导吃饭，还亲自到场敬酒。之后，丁佩琦杜撰了一份“会议纪要”，称少年宫开发问题已由王怀忠在某酒店主持召开协调会进行了研究，决定在土地出让金收取、城市建设配套费减免等方面给予优惠。王怀忠竟签批了此“纪要”并以阜阳市委、市政府的名义下发，要求有关部门认真执行。由于王怀忠擅自减免土地出让金和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高达13676.04万元。

（六）在国有企业改制、大型项目建设过程中，王怀忠丧失原则，以“支持个私企业发展”为由，大搞权钱交易。如私营业主杨晓明想买阜阳肉联厂，王怀忠在收取其6万元的贿赂后，在杨晓明连资信证明都无法提供的情况下，就责令有关人员数次接受杨提出的苛刻条件，将肉联厂保留国有企业性质交给杨经营。22个月之后，杨将肉联厂甩包袱交给了市政府。经审计，杨接手时该厂资产为4800万元，杨退出时该厂资产为负2656万元，一进一出，国家损失数千万元。

（七）在作风上，王怀忠好大喜功，为追求个人“政绩”，捞取政治资本，不惜脱离实际、劳民伤财，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他直接干预并盲目制订不切实际的高指标。1995年，阜阳地区在制定“九五”规划时，王怀忠对市计委提出GDP要增长13%的目标十分不满，认为这个数字“太低”、“不符合政治需要”，市计委无奈调到1596，但仍达不到王的期望，只好第三次调整，即从15%提到18%，却再次遭到王怀忠的否决。在王怀忠的主持下，最后制定了“九五”期间阜阳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296的规划，而到2001年阜阳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确认，实际执行情况年均增长仅为4%。为了达到这不切实际的“目标”，王怀忠逐级分解指标，层层加码;各级政府采取财税“空转”的办法凑数，有的还虚构纳税人。于是在蒙城县出现了秦始皇、叶利钦、克林顿等古今中外名人交税的闹剧。

（八）在生活上，王怀忠道德败坏，大搞权色交易。从1995年至2000年，王怀忠利用职权，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两性关系，并为其中的某些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如其情妇马某原是一名护士，因与王的特殊关系，先是由王安排到阜阳市土地局做会计，不久又安排进某区公安分局，一天班没上就派到公安大学学习，回阜阳后不安心工作，王又将她安排到国贸大酒店任副总经理。王还将马某的弟弟由一名复转军人安排为派出所所长。

综上所述，王怀忠就是这样一个集政治流氓、地痞无赖和高级干部于一身的复杂混合体，是一个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腐败蜕变的典型;是一个政治野心膨胀、理想信念动摇、思想道德败坏、作风专横跋扈的典型;是一个官商勾结侵吞国有资产的典型;是一个“一把手”缺乏自律又缺乏外部监督而导致全方位腐败的典型。当地老百姓愤恨地称其为“王三亿”、“王坏种”。

【王怀忠案件的社会危害性认识】：

从此案造成的后果看，这是一起破坏生产力、瓦解凝聚力、削弱战斗力、给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多方面造成严重危害的腐败案件。

王怀忠的所作所为，给整个阜阳地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一是带坏了领导班子。在王怀忠的影响下，阜阳市的一些领导干部收礼受贿成风，买官卖官盛行，一批人落入法网。阜阳市原市长李和中、肖作新，原副市长王保民、付洪杰，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汉卿，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韩希鹏，原市人大副主任孙孔文，亳州市原副市长孙克杰、李兴民等，均因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在此案的查办过程中，专案组查处并向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移送案件共计47件，涉及厅级干部11人，涉案金额1285.97万元;处级干部12人，处以下干部10人，私营企业主等其他人员14人。涉案总金额3.55亿元。二是涣散了干部的思想和作风。在王怀忠错误思想和行为的干扰下，阜阳市党政干部一时间思想混乱，正不压邪。1999年春节，因向领导干部送礼的人太多，造成阜阳市领导干部宿舍大院交通阻塞，经交警疏导几小时方才散开。当地一个老干部说，在王怀忠的影响下，有人已形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式：要想当官就要花钱，当上官就要搞更多的钱，有了更多的钱就要当更大的宫。有的基层领导干部浮夸成风，争相搞“形象工程”作为升迁的资本，久而久之，形成“谁不造假谁吃亏”的怪象。三是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王怀忠身为阜阳市主要领导，肩负党的重托，手握人民赋予的权力，却不听党的召唤，置人民利益于不顾。百姓上访、社会问题被曝光，这些他都不关心。王怀忠最热衷的是傍“大款”。王怀忠在一些私营企业主开的大酒店、大宾馆设有专用房间，夫妇二人常以此为家，一住就是数月，用这些“大款”们的钱吃喝玩乐，打麻将、“斗地主”(一种游戏的名称)。王怀忠的种种恶行使党和政府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遭到严重破坏，阜阳市的对外声誉受到严重影响。四是搞垮了经济。王怀忠为追求个人政绩，不择手段地弄虚作假，劳民伤财，使阜阳市的经济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有资料显示，阜阳的“数字经济”导致全市各县(市、区)、乡镇债台高筑。1995年至1999年的五年间，阜阳市财政债务总计折合人民币11.1亿元，至2002年尚有债务余额7.8亿元。截止1999年底，阜阳市各县(市、区)财政累计欠发工资近4亿元。巨额债务负担和预算扣

款，使阜阳市财政支出矛盾更加突出，使原本经济并不发达的阜阳雪上加霜。所以阜阳人说，王怀忠的问题，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腐败，更严重的是他带坏了一个地区的风气，给阜阳带来了全方位的灾难，使阜阳坐失了发展良机，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王怀忠案件的社会意义】：

从案件查办的社会政治效果上看，这是一起震动大、反响好、具有重要教育意义的案件。

王怀忠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三个被处以极刑的省部级腐败高官。王怀忠案件的查处，在阜阳、安徽乃至全国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得到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充分肯定。王怀忠在阜阳经营多年，作恶多端，群众对其所作所为恨之入骨。专案组一到阜阳，当地就传出民谣：“红旗飘飘利剑扬，中央纪委到阜阳”、“只要反腐不放松，定能抓住王怀忠”。许多百姓得知王怀忠被中央纪委审查后，自发地燃放鞭炮以示庆祝，并纷纷向专案组提供有关情况及案件线索。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专案组收到群众来信和举报电话700余件次，接待群众来访100余人次，还有50人主动交待了问题。阜阳市一副市长交出违纪违法所得170余万元;一名重要涉案人主动从外省躲藏地赶回阜阳投案自首。王怀忠案件的查办，对净化阜阳的社会环境、扭转阜阳的不良风气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地干部群众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惩治腐败、震慑犯罪、鼓舞人心、教育干部、弘扬正气的作用，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经济发展。王怀忠被开除党籍和被执行死刑的消息经媒体播发之后，全国各地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坚决拥护司法机关的判决。认为中央纪委对王怀忠案件的彻查再次显示了我们党从严治党、严惩腐败的决心。司法机关依法判处其死刑，罪当其诛。中央纪委发出了《关于王怀忠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通报》，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这对教育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具有深远意义。

【王怀忠腐败案件的主要原因及教训】：

（一)思想道德防线的失守，导致了王怀忠的人格扭曲、私欲膨胀。

分析王怀忠的演变过程我们不难发现，长期放弃对主观世界的改造、思想道德防线的失守、政治信仰的颓废，是其私欲膨胀、自毁前程的根本原因，也是其人格畸变、不可救药的主观根源。王怀忠父母早亡，是乡亲们把他拉扯大，是党的教育和培养使他从一个生产队的记工员开始，一步步成长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他理应为官清廉、奋发敬业，以报答养育他的父老乡亲和培养他的党组织。然而，他却反其道而行，把“宁愿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的极端个人主义名言作为自己行动的座右铭。这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蜕变，造就了他野心勃勃、唯我独尊和刚愎自用的狂妄心态，进而导致其人格的严重扭曲。如，当他得知群众称其为“王坏种”、而称自己的亲信王汉卿为“王汉奸”以后，居然在一次大会上当众对王汉卿说：“老百姓叫你‘王汉奸’那是敌我矛盾，叫我‘王坏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平日里，他常把“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这句话挂在口头上，以表白自己对党感情的深厚，但其所作所为却证明，这只是他哗众取宠的一种滑稽表演而已。审查期间，良心稍有发现的片刻，王怀忠讲过这样一段话：“随着职务升迁，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思想膨胀到极至，与党组织离心离德，我行我素;作风上独断专行，排斥异己，搞宗派主义、小团体;经济上行贿受贿，尤其是利用手中的职权接受贿赂达到惊人的程度;生活上追求吃喝享乐，由一名党员蜕变为严重的腐败分子。”这段话不仅是王怀忠的自画像，也描绘出其思想变质、意志蜕化、直至背弃共产主义信仰、背离党的宗旨、走上严重违纪违法道路的轨迹。前车之覆，不可不鉴。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坚定信仰，牢记宗旨，不断加强对主观世界的改造，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总实践行“三个代表”思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二)监督管理上的失控，滋长了王怀忠的狂妄自大、为所欲为。

反思王怀忠这个重大案件的发生，可以说与监督机制不健全、监督制度不完善、监督措施不到位有很大的关系，同时再一次提醒我们必须解决好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问题。首先，被监督者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是监督的重要前提。王怀忠就是被监督者拒绝监督的极端典型。他的狂妄心态使他忘记了自己作为党组织的一员、人民的公仆身份，把自己看做不可一世的枭雄、千万人之上的封建君主。他曾吹嘘“阜阳是他王家的天下”，按阜阳1300万人口计算，他就是“世界第58位总统”;他把有人为讨好而送他的“颖(阜阳)亳两州一圣王”的对联视为珍品收藏。可以说，他就是从拒绝监督开始，迈出了走向灭亡的不归路！第二，对一个地方党委主要领导行使权力的监督至为关键。对“一把手”权力的监督一旦失控，就会营造出一手遮天的“一把手天下”。王怀忠之所以能够颐指气使、作恶多端，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作为一个地方党委主要领导，其行使权力的行为没有受到有效的监督。在重要干部的任免、重要建设项目的安排和大额资金的使用等问题上，常常由他个人说了算，把正常的不同意见视为“杂音”，甚至孤立、打击敢于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他利用阜阳市主要领导的高位重权，耍人弄术，以牺牲国家利益和群众利益为代价，通过为他人谋利、谋职、谋官等方式，网罗了一批亲信，编织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关系网，这些人成为臭味相投、利益共生的腐败分子，把好端端的阜阳搞得乌烟瘴气，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第三，党组织的监督工作必须有为有威。王怀忠的胡作非为早就引起了阜阳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一些干部和群众不断向上级组织反映王怀忠的问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王怀忠不仅没有受到惩处，反而被提拔重，用，这在客观上助长了他的嚣张气焰，使他忘乎所以。他曾多次在一些会议上叫嚣“感谢纪委，查我一次，提拔我一次，查我十八次，提拔我十八次”。一个腐败分子敢于如此亵渎党组织的监督工作，这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条教训。依靠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根本途径。前不久，党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对于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严明党的纪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强调制度建设，强调从党的高层领导做起，强调把“一把手”作为监督重点，重视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明确了不同监督主体的监督职责，突出党内、党外监督相结合，意义深远，操作性强。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遵纪守法，切实增强接受监督的意识，做自觉接受监督的表率。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切实履行监督职责。各级组织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要加强领导班子内部的监督，健全工作制度，防范违纪违法行为的发生。广大党员要行使好监督权利，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做斗争。各级纪检机关要充分发挥监督的职能作用，对党员领导干部履行职责和行使权力情况进行监督。我们坚信，象王怀忠这种因缺乏监督管理的全方位腐败的典型会越来越少。

(三)干部考察和政绩考核的失真，助长了王怀忠的弄虚作假、虚报浮夸。

搞清王怀忠的底细我们可以回答许多人提出的一个疑问，王怀忠凭什么在仕途上一路青云直上?好大喜功、搞花架子、弄虚作假、虚报浮夸、欺上瞒下是他惯用的伎俩。他以工作出政绩为招牌，不惜一切捞取个人政治资本。他大肆借债，留下了巨额债务;夸大产值和有关数字，掩盖了矛盾和问题：并提拔重用虚报者。他经常讲“数字报大一点无关紧要，又不交税，数字能鼓舞干劲”。他一方面利用评比手段，以轿车、现金、提高工资、出国考察，甚至提高干部级别等作为奖励条件，重奖那些所谓完成任务好、实为虚报浮夸的人;而对实事求是、无法完成指标的人横加指责，有时居然在会场上责令这样的基层干部站着开会。1995年9月，为迎接在阜阳召开的全国农区发展畜牧业座谈会，“安排好”到蒙城等地的参观，王怀忠指示蒙城县领导干部，在参观者途经的10个村庄路边，要求所有农户都要建造统一样式的牛棚，每个牛棚约花费400元;牛的存栏数不够，就让去附近村借用。有媒体报导，王怀忠在阜阳搞的“几大形象工程”至少透支了阜阳未来10年的财力!王怀忠案件不仅使我们清醒地看到了做表面文章、搞虚假政绩给党和人民的事业以及给资源和环境带来的严重危

害，也使我们充分认识到改进和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方法，建立和完善科学的.干部政绩考评体系、防止干部考察工作失真失实的重要性。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政绩观的灵魂和指南，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追求政绩的根本目的，把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创造政绩的重要内容，把重实干、求实效作为实现政绩的重要途径，把党和人民的要求作为评价政绩的重要尺度。有关部门应研究建立科学的政绩评价标准，完善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制度，使考核结果能够全面、客观、准确地反映领导干部的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使勤政为民、真抓实干的干部得到褒奖，使好大喜功、弄虚作假的干部受到惩戒。要建立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度，有效防止干部“带病上岗”。

(四)对党纪国法的藐视，加速了王怀忠的自弃、自毁、自绝。

剖析王怀忠自弃、自毁、最终自绝的过程我们更加坚信，党纪国法的威严神圣不可侵犯。党组织对严重违犯党纪的党员干部进行立案调查，是运用纪律手段教育党员干部的一种有效形式，也是挽救犯错误党员干部的有力措施。违纪党员干部正确对待并积极配合党组织的调查，是悔过自新的良好开端，只有对党忠诚老实、主动交待问题，以积极行动改正错误、挽回所造成的损失和不良影响，才可能在组织的帮助挽救下弃旧从新、再立新功。反之，则法纪无情，无视法纪神圣的恶行必将受到严惩。然而，王怀忠却自作聪明，对其后路作了所谓的三种设想：一是被开除党籍、不被判刑，可以凭借一些社会关系做生意赚钱;二是被判处几年有期徒刑，弄个保外就医也就出来了;三是被判无期徒刑，最坏的结果是被判死缓，将来再减刑。在这种侥幸心理的支配下，他错误估计形势，藐视党纪国法，以为只要自己咬住牙关，法纪就奈何不了;他企图蒙混过关，逃避法律对其应有的制裁;他始终把组织上对他的挽救当作是与他“过招”，横下一条心，使尽全身解数，誓与党纪国法对抗到底，誓与党组织和司法机关较量到底。这种错误的态度和心理、使他一次次地丧失了接受党组织帮助、教育和挽救的机会。正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可以说，王怀忠与党纪国法的顽劣对抗，使他滑向了罪恶的深渊。王怀忠的结局告诫那些犯了错误的党员干部一定要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党组织，相信和依靠党组织，珍惜党组织对自己帮助、教育和挽救的机会，千万不可心存侥幸，藐视党纪国法的威严。

【防止类似案件发生的对策与建议】

王怀忠现象说明了什么？一个人的思想决定他的一切，自78年改革开放以来，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之下，赫然出现了众多贪得无厌的社会蛀虫，胡长清、成克杰尚未远去，王怀忠就敢顶风作案！实事求是，知易行难！

仔细审视王怀忠，我们不难发现，王怀忠式的干部所崇信的是驭人和观天。所谓驭人者，就是在种种动听的传统和现代词汇掩盖下实质上和内心里把老百姓当驾驭的对象，他们通过能够威慑、压制等手段处理社会矛盾从而实现表面上的平稳安定，通过高压手段和玩能政治手腕管理下属干部从而提高行政效率。在干部间像拜把子、认干亲成为发展势力的必须手段。所谓观天者，其实观察揣摩上级主要的领导的心理和喜好，敢于主动大胆地在形式迎合一个时期的政策和方针，从而为自己赢得领导的信任和支持，为自己寻找靠山。

他们彻底的抛弃了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的传统，重拾大跃进浮夸风，将一座座的空中楼阁做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将所有的苦果糟粕全部转嫁给人民！

所以，在面对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依然易发多发这一态势，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必须有效预防腐败。要立足教育，使领导干部不断提高思想道德水平，增强纪律观念，筑牢反腐倡廉的思想道德防线;要健全制度，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机制;要强化监督，有效防止权力失控和行为失范，使党员干部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要坚决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对腐败分子绝不能姑息，绝不能手软;要逐步建立健全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

如何理解受贿犯罪案件的构成要件 篇3

一、 如何把握“国家工作人员”这一主体要件

受贿罪的主体，是具有一定职务或职权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有时还是难以把握，例如受贿罪和公司、企业人虽受贿罪的主体确定有时就较困难，检察院和法院往往定性不一；再如由于“家族腐败”的出现，“国家工作人员”所发挥的作用有时不很明顯。受贿犯罪行为人一般社会阅历较深厚，经验相对丰富，手段繁多巧妙，且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而且贿赂犯罪绝大部分表现为一对一的秘密行为，很少留下物证、书证。正由于此，犯罪分子往往负隅顽抗，找出种种借口进行狡辩，为自己受贿的主观故意进行开脱。主要表现有以下五种情况：

1、以“借”为名掩盖受贿实质

一些受贿案件中，行为人往往把受贿辩解为借贷关系，有的早在贿赂行为成立时就留下“借条”、“欠条”之类的证据，以“有备无患”。为此，在办案中应当查明：行为人的借贷理由是否成立、借贷时间的长短、财物的用途、有无偿还的能力及归还意思的表示；出借方有否通过借贷方谋利或企图谋利，或者借贷的财物本身就是谋利后的产物等，从而揭示出所谓的“借贷”，实际上就是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借条”、 “欠条”实质是一种规避法律的形式，是行为人用来掩盖其利用职权，收受或索取他人财物的真实意图的道具。

2、以“夫办事、妻收礼”推卸责任

某些领导干部虽有一定觉悟，但又经不住各种诱惑，或放任、或纵容家人通过其权力谋取私利。一旦东窗事发，干部遮着盖着，家人藏着掖着，使案件变得扑朔迷离，行为人往往以收受财物为其家人所为，自己并没有收取为由来否认受贿的主观故意。但是，行为人家属收受财物是他人基于行为人的权力和职务，或者其家人利用行为人的权力和职务为他人谋取利益得到的“回报”，因为行为人与其家属具有不可分割性，事实上有很多行贿人是通过“夫人路线”谋取到了权力和职务所带来的利益。所以，行为人家屑只要明知收受的财物为行为人替他人谋利所得到的“报答”，或利用了行为人的权力和职务收受他人财物而不退回，就表明主观行为是故意的。

二、如何把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客观要件

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其客观核心要素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如果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则不构成受贿罪。其犯罪对象是贿赂，主要是指财物，不包括非物质利益。

在受贿案件的查办过程中，不仅承办人员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客观要件的理解有时出现争议，而且犯罪嫌疑人也常常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方面做文章，妄图掩盖其犯罪意图。

三、如何认定“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客观要件

“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中不可缺少的必备要件之一。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不是从事其他活动，而是为他人谋利，以换取他人财物，同时，为他人谋利也必须是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而不是通过其他方式进行的。受贿人之所以能取得财物，就在于他利用职权，有为他人谋利的条件；而行贿人之所以交付财物，也在于受贿人具有职务上的便利条件，能满足其谋利的要求。当然，行为人即使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了利益，但没有接受贿赂的，则不构成受贿罪；如果不是利用职务便利，而是通过劳动、提供信息等其他合法或非法的方式为他人谋取利益，即使收取了他人财物，也不构成受贿罪。

1、为他人谋取利益应包括准备阶段

“为他人谋取利益”虽然是受贿罪客观方面的必备要件，即必须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但也并非是只有实施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实行行为，才构成受贿犯罪。因为，刑法上的故意行为大多有一个从开始作准备、着手实行到最终完成的过程，“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也不例外。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应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理解为包括准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刑法总则规定，犯罪形式有预备犯，并且都要受到刑罚处罚，所以，刑法分则规定的故意犯罪行为，大多应理解为包含为实行犯罪作准备的行为。

2、没有谋取到谋求的利益不影响犯罪的成立

在许多受贿案件中，行为人不仅有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而且也想为行贿人谋取利益。并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工作，只是由于某种原因终未实行。如汪某某受贿案中，杀人犯的亲属向承办案件的法官汪某某行贿1万元，要求其设法留下被告人的一条命。汪某某答应帮忙，并建议对方想办法弄一份被告人有自首立功情节的假证明材料。汪某某审查案卷后觉得案件性质严重，必判死刑无疑，因而未将假材料提交审判委员会，也未发表从轻判处的意见，被告人被判处了死刑。汪某某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未实现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但他要行贿方提供假证明材料，已实施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准备的行为，在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程度上已无多少差别。因此，汪某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受贿罪。

3、谋取到非财物的利益也完成了犯罪链

受贿案件 篇4

一、对于《意见》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意见》第三条第一款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 由请托人出资, ‘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的, 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为请托人给国家工作人员的出资额。”该款规定明确了出资过程中的受贿行为及受贿数额。由请托人出资与国家工作人员合办公司, 其实质是国家工作人员在与请托人合作成立公司的过程中, 收受请托人给予的股权。对于股权是否属于受贿罪的犯罪对象曾经出现过争议, 传统刑法理论中, 受贿罪的犯罪对象仅指“财物”, 不包括财产性利益。虽然有人反对在没有对现行刑法做出修改的情况下, 就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将受贿罪的犯罪对象作任意地扩展, 否则, 就是对“罪刑法定”这一刑法基本原则的严重背离。 (1) 但笔者认为财物是具有价值的、可以管理的有体物、无体物以及财产性利益。受贿罪是以权换利的不正当交易, 将能够转移占有与使用的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 完全符合受贿的本质。 (2) 司法实践中, 随着经济的发展, 可供人们支配的利益在载体与表现形式上越来越丰富, 以财产性利益贿赂国家工作人员的现象大量存在, 严格按照“财物”字面意思适用法律正受到质疑和摒弃。股权的主要内容表现为资产上的受益权和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权。 (3) 其中, 受益权是指股东通过出资取得股权份额后所享有的参与公司盈余分配、获取利润的权利, (4) 是股东投资公司的根本目的所在, 《公司法》将其列为公司股权的第一项权利, 所以股权当然属于财产性利益。从19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1984]27号《关于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到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2003]167号关于印发《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对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股权的定性经历了从违纪到违法的过程。2007年7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其中第二条关于收受干股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关于以开办公司等合作投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的规定, 实质上明确了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股权以受贿论处。总体来说, 将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股权划入受贿罪的打击范围, 能够更好地适应当今越来越丰富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越来越复杂的反腐败形势, 有利于我国反腐败事业的发展。

如何理解“由请托人出资”对于司法实践中该款规定的适用至关重要。确定一个人的行为构成犯罪, 必须确认其同时具备犯罪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的要件。任何犯罪行为都是在一定的心理态度支配下实施的。我国刑法坚决摒弃“主观归罪”或者“客观归罪”, 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必须同时具备, 并存在着有机联系, 这是我国刑法主客观要件相统一原则在定罪和追究刑事责任上的含义。 (5) 因此主观要件, 请托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应具备行受贿的主观故意。有时候请托人给国家工作人员出资, 并不是真要给予其股权, 而只是想让被请托人做挂名股东, 此时国家工作人员在出资阶段还不属于受贿, 至于之后请托人再以分配公司利润的名义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 则应该适用《意见》第三条第二款之规定, 即国家工作人员在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管理、经营的情况下以合作开办公司的名义获取“利润”, 以受贿论处。此时受贿数额为国家工作人员以分红名义实际获利的数额, 而非请托人给国家工作人员的出资额。对于客观要件, 如何判断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收受了请托人给予的股权, 刑事犯罪行为和民商事法律行为在认定上应当有所区分, 前者强调客观事实, 后者则侧重法律形式的齐备。 (6) 参照《意见》第二条之规定“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 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 对于民商事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 可以作为证据证明客观事实, 但不能作为判断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收受请托人给予股权的标准。对于受贿行为的具体界定, 不能仅看形式, 更要看实质, 关键在于是否具备了权钱交易这个受贿的本质特征。 (7)

二、对于《意见》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意见》第三条第二款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 以合作开办公司或者其他合作投资的名义获取‘利润’, 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管理、经营的, 以受贿论处。”该款规定明确了利润分配过程中的受贿行为及获取利润的合法依据。所谓利润分配, 范围包括:国家基于公权力, 以税收形式从公司利润中提取一部分;公司的董事、经理等企业管理人员作为公司的实际经营者参与公司的利润分配;公司的职工通过公益金制度从利润中提取一部分作为集体福利等等。 (8) 基于此, 该款规定明确了国家工作人员与他人合办公司, 从公司分配利润的合法依据是实际出资或者参与公司的管理、经营。

实践中, 受贿方由于时间、能力等因素往往不会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 是否实际出资成为了判断国家工作人员有无资格从公司分配利润的关键。《公司法》第35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但是, 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依此, 在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股利分配权的计算依据, 原则上为股东的实缴出资而非认缴出资。 (9) 根据民商法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以及公平正义理念的要求, 只有依法实际履行出资义务后, 股权才是完整的、不受限制的, 没有履行出资义务而享有完整的股东权是不公平的, 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应该对未实际出资股东的股东权进行限制, 特别是不能享有与出资对应的权利———自益权。 (10) 而自益权即包括股利分配请求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利息分配请求权、股份转让权等一系列财产性利益。所以, 对于未实际出资的股东, 其股利分配请求权受到限制, 失去从公司分配股利的合法依据。因此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实际拥有股权, 且其股权所对应的出资义务是否已经依法实际履行, 才是实际出资的含义, 而不能简单地将其理解为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向公司出过资。如当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了请托人给予的出资后, 实际拥有股权, 且股权所对应的出资义务也已实际履行, 当然有权利通过分红获取公司利润, 虽然其本人并未向公司出过资。否则, 在这种情况下, 请托人给国家工作人员的出资额已经记入受贿数额, 根据民商法原理, 股份分红是股权合法产生的法律孳息, 如果再将分红以受贿论处, 则属于重复评价。再如, 实践中受贿方常以先出资再抽逃的方式规避法律。但股东未履行其缴纳出资的义务, 即未实际出资包括拒绝出资、不能出资、虚假出资、抽逃出资、挂名出资、冒名出资等等, 此时国家工作人员虽然曾向公司出过资, 但又抽逃了, 故不属于实际出资, 没有权利从公司分配利润。所以, 只有依据相关法律及刑法、民商法的理论统筹考量, 才能准确地理解“实际出资”的含义。

三、综述

对于《意见》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的适用, 关键在于理解“由请托人出资”, 要从主客观两方面要件同时考量。对于《意见》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适用, 关键在于理解“实际出资”, 以此判断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有权从公司分得利润。对于“由请托人出资”与“以合办公司名义获取利润”, 原则上不能同时以受贿论处, 记入受贿数额, 否则就有重复评价之嫌。在认定“由请托人出资”和“以合办公司名义获取利润”的性质时, 重点要放在认定“由请托人出资”的性质。因为利润分配的合法依据是实际出资和参与公司经营、管理, 认定了出资的性质即可推出利润分配是否合法。总之, 依照《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三条办理国家工作人员以开办公司名义收受贿赂案件时, 要依据民商法关于股权及利润分配的有关规定和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考量国家工作人员收入的合法性;要根据刑法关于受贿罪的有关规定和受贿罪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 准确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惩处少数, 教育多数。 (11)

摘要：2007年7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该《意见》中第三条对以开办公司等合作投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做出了规定。本文旨在通过分析该条意见的实质及立法初衷, 结合刑法及公司法相关原理, 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探讨该条意见的理解与适用。

受贿案件 篇5

法发〔2007〕2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七年七月八日

为依法惩治受贿犯罪活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就办理受贿刑事案件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关于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下列交易形式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1)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汽车等物品的；

(2)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出售房屋、汽车等物品的；

(3)以其他交易形式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的。

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

前款所列市场价格包括商品经营者事先设定的不针对特定人的最低优惠价格。根据商品经营者事先设定的各种优惠交易条件，以优惠价格购买商品的，不属于受贿。

二、关于收受干股问题

干股是指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的，以受贿论处。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受贿数额按转让行为时股份价值计算，所分红利按受贿孳息处理。股份未实际转让，以股份分红名义获取利益的，实际获利数额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

三、关于以开办公司等合作投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由请托人出资，“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的，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为请托人给国家工作人员的出资额。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合作开办公司或者其他合作投资的名义获取“利润”，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管理、经营的，以受贿论处。

四、关于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

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未实际出资而获取“收益”，或者虽然实际出资，但获取“收益”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的，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前一情形，以“收益”额计算；后一情形，以“收益”额与出资应得收益额的差额计算。

五、关于以赌博形式收受贿赂的认定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通过赌博方式收受请托人财物的，构成受贿。

实践中应注意区分贿赂与赌博活动、娱乐活动的界限。具体认定时，主要应当结合以下因素进行判断：(1)赌博的背景、场合、时间、次数；(2)赌资来源；(3)其他赌博参与者有无事先通谋；(4)输赢钱物的具体情况和金额大小。

六、关于特定关系人“挂名”领取薪酬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要求或者接受请托人以给特定关系人安排工作为名，使特定关系人不实际工作却获取所谓薪酬的，以受贿论处。

七、关于由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

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八、关于收受贿赂物品未办理权属变更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房屋、汽车等物品，未变更权属登记或者借用他人名义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的，不影响受贿的认定。

认定以房屋、汽车等物品为对象的受贿，应注意与借用的区分。具体认定时，除双方交代或者书面协议之外，主要应当结合以下因素进行判断：(1)有无借用的合理事由；(2)是否实际使用；(3)借用时间的长短；(4)有无归还的条件；(5)有无归还的意思表示及行为。

九、关于收受财物后退还或者上交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贿。

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

十、关于在职时为请托人谋利，离职后收受财物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前或者之后，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请

托人财物，并在离职后收受的，以受贿论处。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离职前后连续收受请托人财物的，离职前后收受部分均应计入受贿数额。

十一、关于“特定关系人”的范围

本意见所称“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十二、关于正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问题

受贿案件 篇6

在广州市中院公布的典型案例中，不仅有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白云分局太和镇执法队原队长王宝林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原副局长谢左章受贿案等，同时还爆出增城市（隶属广州市）畜牧兽医局原局长姚子伦等6案7人贪腐系列案。

城管执法队长

受贿417万元黄金500克

记者了解到，作为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白云分局太和镇执法队队长的王宝林，一边是城市管理的执法者，一边却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收受贿赂，为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大开方便之门。

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6月至2011年7月，王宝林在任执法队队长及主持白云区太和镇城管办日常工作期间，利用查控和清拆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的工作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先后20次收受请托人邓某城等人贿送的财物合计417万元、黄金制品500克（折合人民币15.883万元）。除了受贿的犯罪事实，法院还查明，2009年7月至2011年12月期间，王宝林有人民币689.51万元无法说明来源。

最终，法院以被告人王宝林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以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同时判决追缴被告人的非法所得和赃物黄金制品，上缴国库。

林业局副局长

受贿80万元获刑6年

今天因受贿一同获刑的还有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原副局长谢左章。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80万元，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

法院审理查明，2004年下半年，谢左章收受广东恒泰环保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潘启开贿送的现金人民币10万元，后谢左章在该公司申请苗木种植补贴款过程中提供帮助。2004年至2006年期间，谢左章收受原增城林场副场长叶宜金及个体包工头江月南（均另案处理）贿送的现金人民币30万元。在林场工程发包过程中，收受江月南先后贿送的现金人民币共10万元。2008年3月至6月期间，谢左章在项目发包及施工过程中收受贿赂30万元。

2012年7月24日，谢左章投案自首。在案件审理期间，退出赃款人民币80万元。

法院认为，谢左章的行为构成受贿罪。鉴于谢左章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是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谢左章主动退回全部赃款，依法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据此，法院判决被告人谢左章有期徒刑6年。

畜牧局贪腐窝案

一局长三副局长获刑

近日，增城市畜牧兽医局原局长姚子伦等6案7人贪腐系列案在增城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

增城市畜牧兽医局原局长姚子伦因受贿罪被处有期徒刑8年，没收财产25万元；畜牧兽医局原副局长朱叔容因受贿罪被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没收财产5万元；畜牧兽医局原副局长阮金权因受贿罪被处有期徒刑5年，没收财产5万元；畜牧兽医局原副局长刘永刚、原增城市合兴猪场场长钟镜铭、副场长陈健雄、广州市六丰畜牧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成滔分别获刑3年至1年6个月不等。

据介绍，该系列案涉及原增城市畜牧兽医局（现合并到增城市农业局）、该局下属增城市合兴猪场、增城市动物卫生监督所以及一家私人注册公司，形成在单位领导班子之间、上下隶属单位之间、单位与个人之间的贪污、受贿、行贿等犯罪行为错综交织网。在这个窝案中，春节奖金、过年送礼等成为了掩盖受贿、行贿的主要形式，甚至披上“能繁母猪补贴”、养猪“奖金”等扶持政策的合法外衣，再以“回扣”进行返利，达到相互中饱私囊的违法目的。

■沉思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