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行为

受贿行为（共6篇）

受贿行为 篇1

尽管国家加大了对受贿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 但是产生了一系列新型的受贿手段和受贿方法, 大大增加了受贿行为的隐蔽性, 这种新型的受贿行为通常和日常的社会交往融为一体, 使我国司法陷入困境, 为了改变目前的形势, 必须加强对新型受贿行为的认识, 并及时提出有效缓解司法困境的措施。

一、新型受贿行为的分类

新型受贿行为是相对于传统受贿行为的, 由于新型受贿行为拥有更强的隐蔽性, 而且复杂程度更高, 《意见》中严格地进行了新型受贿行为的分类工作, 将主流的受贿行为分为以下六类。

(一) 交易型受贿

交易是市场经济性最常见的行为, 等价交易是买卖双方必须遵循的最基本的交易原则。交易型受贿就严重违反了等价交易的原则, 以与市场价格严重不符的价格进行商品的交易, 从而实现受贿行为, 归根到底交易型受贿就是权钱交易, 只不过是打着交易的幌子而已。

(二) 干股分红型受贿

这种类型的受贿行为指的是股东在没有进行任何出资行为的情况下就占有了公司的股份。众所周知, 股权作为结构复杂的一种权利, 在进行权利转让时必然经历股权转让, 这里所说的转让是实际的转让。干股分红型受贿数额的确定在《意见》中有明确的阐述, 但是在实际的司法办案时, 对于受贿数额的认定具有一定的争议性, 使司法实践陷入困境。

(三) 合作投资型受贿

合作投资型受贿是以“合作”作为幌子谋取经济利益, 即“空手套白狼”的受贿行为。

(四) 委托理财型受贿

委托理财指的是单位或者个人把资金委托给相应的投资机构或人员, 使其执行资金的管理权, 通常用于投资证券市场, 双方将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这种类型的受贿行为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行为人在没有任何出资的情况下以委托理财的方式获得收益分配;二是行为人进行了实际出资, 但是获得的利润明显高于出资应得的受益, 分配不合理。

(五) 赌博型受贿

赌博型受贿指的是行为人借职务之便, 以赌博的方式收受财物。通常此类受贿行为人赢多输少, 输钱时对方将所赢现金返还。

(六) “挂名”领薪型受贿

“挂名”领薪型受贿指的是受贿人在不参与任何工作的情况下获得薪酬的受贿行为。我国规定了正常获得工资必须是建立在付出劳动或提供服务的基础上的, “挂名”领薪型受贿的认定必须明确区分非法获益和正常工资领取。

二、新型受贿行为特点分析

(一) 犯罪隐蔽性强

新型受贿行为通常由受贿行为人和若干“身边人”共同完成。目前具有较高权力的领导人员不会直接参与受贿行为, 行贿人员通常从领导的亲人入手进行行贿犯罪行为。领导应当加强对身边亲近人员的监督, 避免“身边人”的违法受贿行为。

(二) 犯罪多以团伙实现

新型受贿行为通常涉及党政机关干部与若干公务人员共同参与, 随着案件的侦破总是会发现案件愈发复杂, 涉及人员越来越多, 案件和案件之间也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三) 犯罪行为“市场化”

部分领导干部抵不住金钱的诱惑, 纷纷涌入经济浪潮之中, 拿出大量资金进行投资。不少行贿人员抓住了这些领导干部对投资的热情, 以各种优惠政策间接进行行贿行为, 以合法的市场经济行为作为幌子, 掩盖行贿行为的真实面貌。

三、受贿行为立法缺陷

《意见》中若干条文缺乏科学性、准确性, 使受贿行为的认定难度增加, 这种条款出现的漏洞必须及时指出。

(一) 描述模糊不清的条款

《意见》中认为只有交易价格明显偏离市场价格时才可以认定为受贿犯罪, 这个“偏离”的程度是含糊不清的, 实际过程中无法针对确定标准的偏离值进行认定过程。刑法中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罪刑法定原则, 对法律条文标准的确定性有很高的要求, 条文中应尽可能将标准量化, 例如高出几个百分点, 或者低于一定值。

(二) 多余性条款

上述第三种新型受贿行为指的是受贿人与行贿者之间以“合作”为表面工作, 实行受贿犯罪行为。这种行为以最基本的判断就可以认定为受贿, 这种受贿方式和传统受贿方式唯一不同的就是以股权代替了财务的交换, 该条款显得多余, 特别是如今司法资源高度匮乏, 多余的条款实际效用不大。

(三) 不合理条款

“意见”中针对“干股”形式收受财物的受贿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但是有随意扩大化解释之嫌。

四、司法困境

(一) 非财产性利益问题

犯罪行为人能不能包括非财产性收益是当前一个重要的司法困境, 这种犯罪行为经常发生, 对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十分不利, 应当予以高度重视。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之便非法获取了非财产性的利益, 非法为他们谋取利益。这里所说的非财产性利益只要指的是安置工作、工作岗位的调动、出国调研机会、职称的晋升、荣誉称号的颁发等等。关于受贿行为人包不包括非财产性收益的问题存在较多争议, 意见难以统一。在通常的司法实践过程中, 如果希望正确地判断受贿行为人能否包括非财产性利益, 应当按照刑法规定执行, 如果是受贿犯罪中的犯罪对象, 必须是财物。刑法采用这种认定方式是合乎罪刑法定原则的, 即把是否受贿以是否收受财物作为判断依据是执行法律所要求的。所以我们应当认为非财产性的受益应当不作为受贿犯罪对象处理。

既然如此, 收受非财产性利益是否就不会受到刑法的约束了呢?答案是否定的, 尽管一些行为人仅仅收受了非财产性利益, 但是也应当根据刑法相应的规定给予相应的处罚, 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执行。只有加大法律研究人员和司法实践工作者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 加大研究力度, 尽快实现理论和思想向法律的质变, 把先进的法学理论转变为切实可行的法律, 使问题有法可依。

(二) 房屋性质问题

在一些受贿行为中, 行为人收受的财产为没有办理过户手续的房产, 目前针对这种情况有两种主要的原则:首先是主客观一致原则, 其次是罪责罚相当原则。前者规定了在认定犯罪的时候, 不仅要求行为人的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十分严重的危害, 而且要求行为人有刑事责任能力和主观过失, 否则将不会构成犯罪, 例如受贿行为人如果是主观故意的收受房屋, 并且在客观实际上对房屋进行了使用 (入住) , 这无疑增加了职权的腐败性, 对此应当按照主客观一致原则追究受贿罪, 这也是《意见》中明确提出的。对于后者, 即刑罚的轻重, 应当和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在执行该原则时, 必须充分意识到行受贿的对合关系, 在进行司法实践过程中, 要将行受贿对社会造成影响的程度作为参考因素进行惩处。在处罚受贿人时, 也应当严格追究行贿人的行为, 对案件要求更加全面的认识, 此时应当关注受贿行为人是否具有索贿的犯罪情节, 从而决定惩处的程度, 根据犯罪行为对社会产生的不良影响来定罪量刑。

不同于房产, 汽车是一种极其特殊的动产, 由于其独特价值和特性的原因, 按照行政管理规定应当完成登记工作。按照基本的法律知识不难判断, 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的汽车不按照是否过户来判断犯罪既遂。但是以这种论证方法判断房屋不办理过户手续从而构成受贿既遂是不合理的, 从法律和事实上都没有最够依据。

行为人收受未过户的房屋后, 尽管行为人及其“身边人”常年居住在此房屋中, 对房屋仍然不具有实际占有权。但是从行为人自身角度来看, 他是希望实际占有房屋所有权的, 从行贿人角度来看, 要想实际地获得房屋所有权, 则必须办理房屋产权的过户手续, 否则不能对房屋行使合法的权利, 房屋除了基本的使用权以外, 还要更多具有价值的权利。受贿人对于房屋仅仅拥有暂时的使用权, 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仍然在行贿人的手中, 这种情况下, 尽管受贿人居住在收受的房屋中, 但是行贿人依旧掌握着房屋的所有权, 任意时间行贿人都可以无理由地把受贿人驱逐出房屋, 甚至以房屋的使用权作为威胁, 限制受贿人的行为。

有相关研究人员提出, 如果受贿对象是不动产, 应当以不动产是否办理合法手续作为受贿罪认定的标准, 换言之, 只有当受贿行为人完成了房屋过户手续的办理, 才能对受贿行为进行认定。如果收受的房屋没有办理过户手续, 从客观事实角度看待此问题, 则不能对该受贿行为进行受贿罪的认定, 否则和朴素的观念也是不一致的。

五、刑事立法的完善

(一) 修补法律条文漏洞

针对法律条文中诸如“为他们谋取利益”等限制性条件应当予以删除, 此类限制性条件的存在将会缩小刑法的打击范围, 从而削弱了受贿行为的打击力度。从受贿的本质来分析“为他们谋取利益”就会发现, 该限制条件对以权谋私者避开了法律的制裁。由于司法困境的存在, 使得大量受贿行为难以认定, 一些新型的贿赂变得堂而皇之。贿赂对象的范围应当扩大, 从而可以使受贿行为人更多的非法谋取利益的行为得到制裁。考虑到现实中有人通过和领导干部发生不正当性行为实现个人利益, 因此“性”是否应当作为贿赂对象也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二) 舒缓刑罚

目前国际上针对废除死刑的运动取得了新的进展, 因此我国针对受贿犯罪也应当进行适当的配置, 尽量限制死刑, 死刑应当只用于“最严重的犯罪”。由于受贿犯罪的危害相比直接侵犯公民人身财产情节轻得多, 因此前者所受报应相比后者要小。笔者认为增添财产刑是针对受贿罪的有效措施, 财产刑可以剥夺犯罪人财产性收益, 对预防受贿犯罪有很强的实际效用。

(三) 制定《惩治贪污贿赂法》

我们并没有完整的《惩治贪污贿赂法》及类似法律, 这与条件不成熟有关。目前社会对这样一部法律的需求越来越强烈, 为了将反腐斗争坚持到底, 此类法律的编写有重要意义。

针对受贿犯罪必须有法可依, 才能实现严格执法, 《惩治贪污贿赂法》的制定可以对公职人员起到监督作用, 打消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的念想, 该法律的制定可以严格认定违反法律的行为, 任何违法受贿行为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尽管我国目前针对受贿犯罪有相应专章规定, 但是必须努力完善法律法规, 才能制定出符合当前社会发展情况的法律规范。法律相比犯罪有一定的滞后性, 一些具体犯罪行为的认定还需要大量的研究进行调整。

六、司法困境解决措施

(一) 不把非财产性收益纳入受贿罪对象

在实际的司法过程中, 要严格地把受贿限制于财务的范围之中, 非财产性利益不作为受贿犯罪对象是合理的, 也是确保执法严格的基本要求。对于收受非财产性利益的受贿行为人应当给予玩忽职守罪等处理, 这和罪刑法定原则是相适应的, 这样可以既保证任何受贿行为得到相应处理, 也能确保司法工作有序进行, 避免不必要的混乱。

(二) 综合认定收受未办理过户手续房产的犯罪数额及形态

当面对收受为办理手续的不动产的受贿行为时, 严格按照是否办理所有权转移手续作为既遂与否的判断标准, 对于房产必须以产权转移与否作为受贿罪的认定标准。考虑犯罪金额时, 不能仅仅按照房屋的市场价格来决定犯罪金额, 应当鼓励会计算法的核定, 否则量刑过高或者过低。为了减少受贿犯罪的主观恶性, 尽量避免用同类房屋出租年限和金额来计算犯罪金额。按照商品房市场价格对犯罪数额进行认定是更加公平的措施, 犯罪数额的计算需要多种方法核算后进行综合考量, 并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

七、结语

《意见》对目前新型的受贿行为有较强的概括性, 但是从法律人角度看待《意见》, 其中不少条款确实存在不足, 只有努力去其糟粕, 弥补漏洞才能准确划分界限, 对犯罪有更强的打击力度。必须加快对受贿行为中贿赂范围的在界定, 尽量加大刑法打击范围, 对一切不正当行为起到监督作用。针对一些新型受贿行为带来的司法困境, 应当尽量遵循罪刑法定原则,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处理问题时要保持公正, 对于一切受贿行为不放过、不冤枉。

摘要：近年来我国受贿行为出现了新的方法和手段, 因为和传统的受贿犯罪有较大差别, 通常隐蔽性更强, 增加了打击受贿行为的难度。我国“两高”于2007年发布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 其中明确定义了几种最为普遍的新型受贿行为, 但是《意见》中部分条款不够严密, 笔者将根据其中的疑难问题展开研究, 希望能为目前司法困难带来新的解决思路。

关键词：新型受贿,司法,困境,措施

参考文献

[1]刘林锐.受贿罪若干问题研究——以“张小东受贿案”为例[D].西南政法大学, 2013.

[2]沈诗剑.新型受贿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J].商情, 2013, (17) :177-178.

受贿行为 篇2

集中整治工作总结

根据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监察部文件精神，按照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市委组织部、市监察局的要求，区委高度重视，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全面深入。现将贯彻落实情况汇报如下：

一、集中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专项工作开展情况

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是一项十分复杂和艰巨的工作，目前我区集中整治专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后续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的开展。

（一）领导重视，健全机构，精心部署。2010年10月9日全市严厉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专项工作动员大会召开后，我们及早成立了由区委副书记任组长，区纪委、组织部主要负责同志任副组长，相关部门为成员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研究协调集中整治工作的开展。各乡镇党委、街道党工委，区直有关单位党组（党委）也相应成立了集中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层层健全机构，全区形成了分级管理、条块结合、职责明晰的工作网络，切实加强领导，为扎实开 1

展集中整治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区里多次召开相关会议，传达上级文件精神，统一思想，根据省纪委、省委组织部文件精神，制定下发了实施办法，明确了各阶段工作目标和任务，真正做到早计划、早部署、早行动。

（二）提高认识、动员宣传、营造氛围。区集中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领导小组对集中整治工作进行了层层广泛动员。10月下旬，召开全区关于严厉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专项工作动员大会，对全区集中整治工作进行动员和具体部署。随后各乡镇党委、街道党工委，区直有关单位党组（党委）迅速召开动员会，并根据区纪委和区委组织部联合下发的实施办法精神，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学习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监察部《关于严厉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的通知》和《坚决刹住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关于12起违规违纪用人典型案件的通报》等相关文件，进一步明确了集中整治工作的意义、目标任务、工作举措以及相应政策规定。加大对区各级领导班子法制教育和警示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认清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同时，在区纪委、区委组织部及各乡镇党委、街道党工委，区直有关单位党组（党委）分别设立集中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举报箱。

（三）调查摸底，真抓实干，确保实效。各乡镇党委、街道党工委，区直有关单位党组（党委）深入调查，全面梳理本部门自2008年5月以来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线索，并将结果及时上报区委组织部，通过摸排暂未发现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有行贿受贿行为。

在实施过程中我们把集中整治工作与规范用人行为相结合，与建立干部监督的长效机制相结合，着力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和监督管理工作机制，坚持预防、监督、查处并举，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形成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四）建立制度，落实责任，通力合作。在集中整治工作中，明确专人负责，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责任制。各乡镇党委、街道党工委，区直有关单位党组（党委）分别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定期向区纪委和区委组织部报告买官卖官问题线索及处理情况，建立信息通报、信息交流的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同时，区纪委、区委组织部对集中整治工作加强指导和督察，掌握工作进展和实际效果，及时总结经验做法，对进展滞后的单位进行重点帮助，并明确规定对集中整治工作措施不到位、工作不力、敷衍塞责的将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二、取得成效

（一）自觉抵制买官卖官意识明显加强。通过召开座谈会、签订承诺书和自我查找廉政风险点等多种形式，使全区干部职工对集中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手莫伸，伸必抓”的道理也有了更深的理解，提高了自我约束和廉洁自律的自觉性，增强了拒腐防变能力。

（二）廉洁自律氛围浓厚。全区上下廉政意识不断提高，通过自己找、群众评的办法发现自己存在的廉政风险点，自觉抵制行贿受贿行为。“人人思廉、人人讲廉、人人保廉、人人促廉”的良好风尚正在全区上下逐步形成，提高了廉洁行政和预防腐败的集体“免疫力”，形成了良好的政治生态。

（三）群众满意度进一步提高。通过集中整治买官卖官行为，广大党员干部工作更加积极，廉洁意识有了较大提高，把“上为党政分忧，下为百姓解愁”的工作宗旨融入到了平时工作中，群众满意度进一步提高。

三、存在问题

我区集中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专项工作总体进展顺利，但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治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如果不建立长效机制，过一段时间可能又会复发。因此我们下一步将继续在研究治本下功夫，加大工作力

周某的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 篇3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周某的行为如何定性。对此存在三种分歧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周某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第二种意见认为，周某构成介绍贿赂罪；第三种意见认为，周某系受贿罪的共犯，应按受贿罪定罪处罚。

[速解]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周某的行为构成受贿罪。理由如下：

第一，周某符合受贿罪共犯的主体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条指出：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同时授意请托人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构成受贿罪共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如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血缘、亲属、情人、同学、同事、朋友、战友等关系），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行为。本案中，周某在姜某授意下，打着“副区长”丈夫的旗号，以对外招商的名义为开发商张、潘二人牵线搭桥，并约定事成给予其300万元“好处费”。后张、潘二人由于姜某的帮忙也顺利获得旧城改造项目的开发权，并因此给予了周某200万元的“好处费”。在整个案件当中，姜某对周某收受他人贿赂一开始就持希望的态度。因此，周某与姜某之间存在共同受贿的故意，即存在通谋。周某符合受贿罪共犯的主体要求，宜以受贿罪的共犯处理，而不应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第二，周某具有与姜某共同收受贿赂的主观故意。从犯罪构成上分析，介绍贿赂罪的行为人明知行贿人具有行贿意图或者明知国家工作人员有受贿意图，而故意充当“掮客”，从中穿针引线，其目的是为行、受贿的实现进行沟通、撮合。因此本案中有意见认为，周某的行为可以构成介绍贿赂罪。由于周某的“撮合”，潘、张二人才能“引见”周某的妻子姜某以及村支书记朱某，由于周某充当了“掮客”，潘、张二人与姜某、朱某之间的行贿、受贿目的得以实现。但是，介绍贿赂罪与受贿罪最明显的区别就是，介绍贿赂罪其本身并没有行贿或受贿的目的，如果有此目的，则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即介绍贿赂罪中的“沟通”、“撮合”行为本身既非受贿行为，也非行贿行为，而是独立的介绍贿赂行为。如果介绍贿赂人成功“牵线搭桥”后，又继续参与受贿人的受贿行为，例如商议受贿的数额和方式，甚至亲自参与收受贿赂的，应当以受贿罪共犯论处。本案中，周某介绍潘、张二人认识姜某和朱某，其目的不仅仅是“穿针引线”，充当“掮客”，其牵线搭桥最终目的是与姜某共同收受贿赂，是为达到共同受贿目的而使用的手段之一，属于目的行为与手段行为的牵连关系，根据吸收原则，应择一从重处罚，即以受贿罪的共犯定罪。

第三，周某在客体与客观方面都符合受贿罪共犯的要求。周某与姜某共同利用姜某的职务便利，为开发商谋取了利益，并因此共同收受了开发商给予的贿赂。二人的共同行为完全符合刑法对受贿罪规定的要求。同时在客体方面，周某、姜某共同利用姜某的职务便利，收受贿赂，侵犯了姜某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综上所述，周某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应以受贿罪追究周某的刑事责任。

受贿行为 篇4

一共有两种观念, 第一种是国家公职人员的工作不可侵犯性。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是本罪的客体。”笔者认为, 其实这两种观点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其实“不可玷污性”与“廉洁性”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它只是对于一种事物的两种不同表达。但是廉洁性对于法律来说, 不应该被看作是国家公职人员的犯罪客体。在这个层面来说, 以上的两种观点都对本罪与受贿罪的界定模糊不清。首先, 从处罚角度考虑, 就能够明显体现出本罪与受贿罪的区别。从法理依据上讲, 受贿罪的可能性发生在“职能”的基础上, 我们可以理解为, 行为人要用物质与国家公职人员的权利进行交换, 也就是说, 被利用者对于行为人的权力有所需求, 因此通过斡旋来实现了这种权力的交换, 使其得到了与请托人财物相等价的权力关系。所以说, 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洁性受到侵犯的时候, 就可以以受贿罪论处。也是基于此种原因。“非职能性”的行为有的地方法院也裁定为受贿罪, 这是欠考虑的行为。因为比如一些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与物质利益进行交易, 由于没有形成权力与利益的对等交换, 也就不存在受贿之说。除此之外, 有一些国家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得到物质利益, 也就是没有受贿, 其亲属也没有直接得到物质利益的证据, 在这种情况下, 并不能依据国家公职人员的行为有利于某一方而断定是受贿罪, 但是可以从渎职角度出发进行进一步的审理。其次, 从构成要件方面考虑, 本罪也受贿罪也有较大不同。在我国1984年颁布的刑法中明确指出:只要行为人为请托人办理事件, 行为人收到财务, 无论该事件是否符合法律程序, 是否正当, 都应该以受贿罪论处。但是从本罪的角度考虑, 只有在国家公职人员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的利益的时候, 才能算是构成犯罪。另外, 在域外规定中, 也能够证明本罪与受贿罪的本质区别。在我国批准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 在第十五条严格规定了本国公职人员的行贿罪与受贿罪, 并且在该公约的第十八条做了有关利用影响力进行谋取利益的规定。《公约》对于受贿罪与影响力交易罪分别规定在不同的法律条款中, 同时也使用了不同的罪名, 因此, 可以判定这两种罪的客体差异性。国际公职人员在履行工作或是完成任务时, 要从国家的利益出发, 对国家和人民负责, 对于一些与履行职权无关的因素则不应纳入考虑范围, 进而确定职务行为的公正性。所以, 对于本罪而言, 侵犯的客体正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公正性。

二、“该国家工作人员”与被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是否需要有制约关系

要想准确掌握本罪, 首先必须对于“该国家工作人员”与被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有准确的了解。在斡旋受贿的研究中, “利用本人的影响力或是职务之便”的理解可归纳为相互制约的关系学说、特殊关系学说以及真空制约关系说等等三种观点。2003年的下半年, 最高法在《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严正指出:“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的‘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指行为人与被其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在职务上虽然没有隶属、制约关系, 但是行为人利用了本人职权或者地位产生的影响和一定的工作联系, 如单位内不同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上下级单位没有职务上隶属、制约关系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有工作联系的不同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斡旋受贿并不是受贿人与请托人之间的一种制约关系导致的必然, 而是双方有主观故意的情形下发生的, 但其间这种关系又是十分微妙的, 所以, 我们也可以将这种制约关系理解为一种管理制约。这就大大不同于斡旋受贿, 本罪中的“该国家工作人员”与被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是大不相同的。在斡旋受贿中, 国家公职人员作为被利用的人与请托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利益关系, 并不存在亲属关系以及所谓的制约关系, 此种情况可直接从刑法第385条找到依据;但本罪有所不同, 很明确的, 本罪不是直接受贿, 所以说国家的公职人员与请托人没有再次限制的必要, 也不用去纠结于两者是否有制约的关系, 只要研究国家公职人员是否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为请托人谋利益即可。

三、国家公职人员会否成为本罪主体

对于此种问题, 业内存在很多争论点:其一, 本罪的主体必须是非国家公职人员;其二, 本罪的主体可以是国家的公职人员。对于这两种观点, 笔者对于后一种比较赞同。因为身份犯也可以构成非身份犯的犯罪主体, 所以对于前一种观点而言, 正是忽略了一个浅显易懂的道理。国家的公职人员在法律层面来说, 是具有社会人的基本特征的, 也就是, 他们可能会涉及到各种社会人能够涉及到的罪行, 比如盗窃罪、强奸罪等普通犯罪, 而作为一个国家公职人员, 又能够涉及到渎职罪、贪污罪等。这就是说, 只要利用了本身的权利进行犯罪、利用自身的身份进行犯罪, 就不是普通犯罪。这样一来, 公职人员就可以被最为本罪的主体。片面的说公职人员不能作为本罪的主体是不合理的。如果领导干部的子女受人之托去为请托人牟利, 且领导干部的子女也是国家工作人员, 那么就不构成斡旋受贿。

四、小结

我国关于斡旋受贿还有很多争议之处, 现在一般以判例为主要的量刑和定罪依据。当国家公职人员不予本罪的主体发生联系时, 自然其所作所为也就不构成犯罪, 如果党领导干部的子女不是国家公职人员, 且收了请托人的财务时, 构成斡旋受贿, 可以归结为使用领导干部的影响力为其谋取利益。在领导干部的子女是国家公职人员时, 就不构成受贿罪, 这样做显然是有欠考虑的。在今后的法律说明中应当明确。

参考文献

[1]江礼华.论国家受贿行为的法律分析[J].刑法问题与争鸣, 2010 (1) .

[2]禹建萍.保证公共权力受贿行为[J].法治时报, 2012 (16) .

受贿行为 篇5

被告人杨某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期间，为牟取一定的经济利益，违反土地管理法规，未经土地主管部门批准，多次参与、决策以村委会的名义，将该村集体所有的农民承包经营的基本农田及该村集体所有的林地、旱地等土地非法转让给马某等十五名矿主采矿或开办选矿厂，至使该村有78亩基本农田遭破坏，现

已无法复耕。被告人杨某在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期间，多次向多人索取、收受财物达52万元。

二、分歧意见

在审理该案过程中，就被告人杨某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意见较统一，一致认为被告人杨某的行为已构成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但就被告人杨某多次向多人索取、收受财物达52万元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形成二种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被告人杨某多次向多人索取、收受财物达52万元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应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理由如下，2000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的形式对《刑法》九十三条第二款作出解释，该解释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时，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一）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

（二）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

（三）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

（四）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

（五）代征、代缴税款；

（六）有关计划生育、户口、征兵工作；

（七）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虽然被告人杨某的行为不属于该解释前六种情况，但其行为符合该解释第七种情况，其身份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应以受贿罪对其定罪量刑。

第二种观点认为，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被告人杨某多次向多人索取、收受财物达52万元的行为不构成罪。理由如下，被告人杨某的行为不属于该解释前六种情况，而该解释的第七种情况为兜底性条款，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没有对这一兜底性条款作出进一步的解释之前，依据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不为罪的要求，司法机关不易引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九十三条第二款解释的第七种情况。因此，被告人杨某多次向多人索取、收受财物达52万元的行为不构成罪。

三、评析

笔者同意上述第一种观点，并认为正确处理该案，必须理清两个问题。

其一是准确理解《刑法》九十三条第二款解释的缺陷与立法原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的形式对《刑法》九十三条第二款作出解释，该解释虽然列举了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七种行为，为司法机关在处理村民委员会主任等人员索贿、受贿案件时提供了依据，但仍然存在缺陷。集中表现在该解释既使用了列举的方法又采用了概述的方法。由于立法不可能将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类型全部进行列举，该解释最后仍采用了兜底性条款的做法，以“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加以概述。因此，对出现解释中前六种情况，司法实务理解较为统一。但是，对出现解释中前六种情况以外的行为，司法实务理解极不统一，有的认为：出现解释中前六种情况以外的行为不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因为，法无明文不为罪；还有的认为：出现解释中前六种情况以外的行为，只要是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就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否则，就没有必要在解释中规定第七种“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的情形。为此，有必要对解释立法原意进行研究。

从该解释规定的七种情形来看，前六种情况均是人民政府在农村行使的行政管理工作。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我国农村实行村民委员会自治，人民政府在农村行使的行政管理工作，必须在村民委员会的协助下才能开展好。该解释的前言和第七种情况均提到了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有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情形。因此，村民委员会主任成为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为村民委员会主任所从事的行政管理工作必须是人民政府在农村行使的行政管理工作。如果不是人民政府在农村行使的行政管理工作，村民委员会主任就不能成为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第二个条件为有协助人民政府在农村行使行政管理工作的义务。如果没有协助人民政府在农村行使行政管理工作的义务，村民委员会主任也不可能成为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这两个条也就是立法机关对《刑法》九十三条第二款作出解释的立法原意。因此，只要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所实施的行为同时满足上述两个条件，就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其二是准确理解村民委员会的法律性质。长期以

来，人们普遍认为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组织，具有自治性，其所行使的管理权力不具有国家行政管理的性质。村民委员会主任在行使管理过程中，向他人索取财物或者收受他人财物，不能按“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来处理。

现实问题并不这么简单。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在我国，村民委员会具有双重身份。其一是村民自治组织。《中华

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第一款明确指出：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委员会以这一身份行使管理、教育和服务的职能，此项权力不具有国家行政管理权力的性质。作为自治组织中的村民委员会主任，在行使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等活动时，其管理权力也不具有国家行政管理权力的性质，所以，对村民委员会主任不能按“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来处理。其二是行政管理的协助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第二款明确指出：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开展工作。这也是法律赋予村民委员会协助人民政府行使一定行政管理权力的依据。村民委员会以这一身份协助人民政府行使行政管理权力的职能，此权力具有国家行政管理权力的性质。作为行政管理协助机构中的村民委员会主任，在协助人民政府行使行政管理权力时，其管理权力具有国家行政管理权力的性质，所以，对村民委员会主任应按“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来处理。2000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九十三条第二款所作出的解释，就是看到了村民委员会所具有的双重身份，否则，该解释无立法依据。

由于村民委员会具有双重身份，现实中人们往往过分地夸大了村民委员会的自治组织身份，加上立法解释存在缺陷，给司法机关在处理村民委员会主任索贿、受贿行为时带来很大的困难。但是，只要正确理解村民委员会的双重身份和《刑法》九十三条第二款立法解释的原意，就可以正确评价村民委员会主任索贿、受贿行为的性质。

该案中，被告人杨某系村民委员会主任，其在任职期间，非法将该村所有的土地转让给了矿主们开矿或者办选矿厂，其行为就是改变土地用途。《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条第一款明确指出：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该法第二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也包括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土地。该法第五条明确规定，对土地用途进行管制的部门是国务院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因此，改变土地用途的管理只能是人民政府行政管理部门，改变土地用途的行为具有国家行政管理权力的性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改变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土地用途，必须在村民委员会的协助下才能完成。也就是讲，对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用途进行管制是人民政府在农村行使的行政管理工作，符合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立法解释的第一个条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村民委员会是以行政管理的协助机构，有义务协助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对土地用途进行管制。也就是讲，对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用途进行管制，村民委员会有协助的义务，符合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立法解释的第二个条件。因此，被告人杨某非法将该村所有的土地转让给了矿主们开矿或者办选矿厂，是典型的改变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用途事件。其在协助人民政府对土地用途进行管制过程中，不仅违反了协助人民政府对土地用途进行管制的义务，构成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而且也违反了协助人民政府对土地用途进行管制时应保持廉洁的义务，多次向多人索取、收受财物达52万元。被告人杨某作为村民委员会主任，在协助人民政府对土地用途进行管制的过程中，其身份完全符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立法解释的第七种情形，即，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应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作者介绍】双学士学位，法律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曾任一级法官，现为一级检察官。1989年获工学学士学位，1993年获律师资格，1998年获法学学士学位，2000年4月任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副院长，2001年获清华大学民商法硕士研究生结业证书。2004年7月任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2002年考取华东政法学院在职法律硕士研究生，2004年12月29日获得法律硕士学位，硕士毕业论文《一人公司法律问题研究》被中国优秀硕、博士论文学术期刊网收录。在近15年的工作中，先后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1998年度被马鞍山市委评为全市十佳政法干警。1998年和1999年度二次被马鞍山市政府评为优秀公务员，记三等功一次。先后撰写了《人民法院人事制度改革初探》、《民事举证时效制度探析》、《防止司法腐败的几点对策》、《民事裁判文书结构改革初探》、《无限防卫权初探》、《合同法适用探析》、《可持续发展战略对法理学的影响》、《论优先权制度》、《论公民宪法基本权利救济制度》、《未发现物发现后归属权的探析》、《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集体企业改制中犯罪问题研究》、《厘清五点认识准确认定集体企业改制中的犯罪》、《物价部门事后处理意见能否成为认定合同条款无效的依据》、《刑法适应中的“举轻明重”和“举重明轻”》等十多篇论文，分别发表在国家、省、市级刊物上，且三次应邀参加全国性论文交流。

论刑法中的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 篇6

关键词 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 行为构造 界限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的概念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确定的新罪名。笔者认为利用影响力受贿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其近亲属以及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行为。

二、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的构造

笔者认为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的构造包括行为的主体，行为的方式和行为的对象。

（一）行为的主体

对于利用影响力行为主体主要存在以下争议：

第一，近亲属。法律上的近亲属包括刑法上、民法上和行政法上的三种不同规定，笔者认为，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主体中的“近亲属”的范围应与2010年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报告办法（试行）》第4条规定相一致，即领导干部的近亲属，是指与领导干部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人员。因为刑法确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就是为了监督、打击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形成的便利条件，收受贿赂等现象。

第二，关系密切的人。有学者认为包括近亲属以外的其他亲属，其他特定关系人和，与国家工作人员有一定的社会关系，能够对其产生足够的影响力或者心理强制力的人员。笔者认为，“关系密切的人”应该包括基于一定血缘关系，共同利益关系，地域关系，特定职务关系和共同情感关系而关系密切的人。判断上要从人与人之间联系中的主客观相结合的实际出发，注重证据收集，进行综合判斷。

第三，国家工作人员。有些学者认为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主体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前一种观点忽视了身份犯当然可以构成非身份犯的犯罪主体的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二）行为的方式

利用影响力行为的方式在于行为人在实施了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时，直接或间接的利用了自己的影响力。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和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的是与国家工作人员的特殊关系所形成的影响力或利用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所形成的影响力；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所形成的影响力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用，“索取”或“收受”请托人的财物。索取请托人财物，必须同时具备两个特点：一是行为人向请托人主动索要财物，即主动性；二是行为人向请托人索要财物的交易条件是特定的，即以请托人的请托内容为交换内容，即特定性；“收受”与索取财物行为相比，最大的特点是收受财物的被动性和自愿性，即是说，财物虽然是请托人主动送的，接受形式虽然被动，但没有拒收，收受心理上具有自愿性。

（三）行为的对象

所谓行为对象，也称犯罪对象，是犯罪行为所作用的社会关系的主体或者物质表现。有学者认为受贿的行为对象只应限定为财物，即金钱和物品；熊选国等一些学者认为受贿行为对象应限于财物，不宜扩大；也有学者认为，受贿的行为对象不应只限于金钱和物品上的财物，还应包括如知识产品、商标，甚至名望等无形的资产和提供劳务、安排旅游、提供吃请等可以用金钱计算的物质利益，这是因为在实践中财产性利益事实上已经成为贿赂的一种形式；还有学者认为，受贿罪的行为对象不仅限于财物和财产性利益，还包括可以满足人的精神和物质欲望的非财产性的权利和利益，如性服务、安排工作、出国留学、提职提级等。而《刑法修正案（七）》仍将行为人收受的利益限定为“财物”，这就将性贿赂等非财产性利益排除在法律规制范围以外，这对于受贿的认定很不利。笔者认为，我们不仅应该逐渐把财产性利益完全纳入法律法规中，还应该考虑把非财产性利益逐步的纳入法律法规之中，第三种观点代表了当前世界各国对受贿行为对象的范围新的界定标准，它也是一种流行趋势，一种国际走向。

三、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