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影响力受贿（精选5篇）
利用影响力受贿 篇1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关于影响力和密切关系人的认定
为了完善贿赂犯罪罪名构成体系, 打击依靠裙带关系行贿受贿犯罪, 我国刑法修正案七在贪污贿赂章节中加入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在适用主体上, 将非国家工作人员单独列为本罪的犯罪主体, 是本罪设立的一大亮点。同时将主体限定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 客观方面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影响力。本罪的立法渊源来自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十八条的影响力交易罪。因此应该在我国刑法关于贿赂犯罪的设置与公约保持同步进行。在本罪的主体上, 应该首先明确近亲属和密切联系人的范围, 并且以此与权力主体的关系亲疏为基础判断其影响力。首先确定近亲属在刑法适用上的范围。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了近亲属包括父母、配偶、子女、同胞兄弟姊妹。而《民法通则》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外延、增加了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那么在本罪适用时以上述哪种法律为准则呢?笔者认为, 从刑法的谦抑性角度来看, 如果片面扩大本罪的适用主体范围, 会造成打击犯罪的扩大化, 而本罪主体应该朝着特定化的趋势发展。同时, 民法的立法目的是人人都可以成为维护自己权利的主体, 而刑事立法则由司法机关代表国家刑事追诉权, 因此应当慎重, 多从有无必要追诉的角度严格加以限制。所以笔者主张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特定关系人”, 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 (夫) 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可见, 立法机关多从与权利主体关联性, 以利益的形态来确定密切关系。在解读共同利益关系是否就是密切关系的过程中, 从我国亲情人情伦理社会实际出发, 在司法实践中, 多以亲戚、同学、朋友等关系来认定密切联系的范畴。
关于利用密切关系的影响力判断。理论上划分为权力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此种理论划分的背景在于当利用影响力受贿的犯罪嫌疑人在具备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时, 此时其是否利用其职权进行交易。例如, 甲乙均为国家工作人员, 且二者为夫妻关系, 有人想求乙办事, 甲利用其影响力收受贿赂。在此种情况下, 如果甲是利用其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从事行为的, 应以职务犯罪论处, 可以以介绍受贿罪或者受贿罪共犯定罪处罚。而甲如果是以乙的丈夫身份进行的, 则应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二、虚假承诺情况下能否成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首先设定角色分配, 请托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人、国家工作人员。在此种角色分配下, 关系密切人的虚假承诺分为两种情况。1.关系密切人在事前承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并且收受请托人财物后, 并没有现实的从事为请托人牟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在此种情况下, 关系密切人可能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未遂形态, 同时如果关系密切人拒绝归还财物或者虚构事实令请托人相信财物无法追回, 实际仍然被密切关系人占有的, 可以以诈骗罪或者侵占罪追究刑事责任。此种情况下是在国家工作人员尚未实际加入的前提下。2.当国家工作人员虚假承诺情况下, 比如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向密切关系人承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但是实际上, 该国家工作人员并未有打算为请托人牟取不正当利益, 只是打算诈骗财物。在此种情况下, 对于密切联系人能否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对于该国家工作人员能否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还是以受贿罪论处?在密切联系人和该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罪的共同故意的情况下, 是否以受贿罪共犯追究密切联系人和该国家工作人员的责任?
笔者认为, 在密切联系人和该国家工作人员事先没有受贿罪的共同故意下, 对于密切联系人应当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未遂论处。理由在于, 密切联系人利用了其身份和影响力的便利, 实行了收受贿赂的行为, 符合了本罪的犯罪构成, 虽然实际并未实现其所期待的不法目的实现, 但则应属于犯罪形态探讨的问题, 因此构成本罪的未遂。对于该国家工作人员应以侵占罪或者诈骗罪论处, 因为其并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图。同时, 对于密切联系人受贿罪的罪名体系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对于公职人员设置了受贿罪, 但是对于请托人如何定罪处罚?由于密切联系人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 因此对于向其行贿肯定不构成行贿罪, 但是因为其是并没有直接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 或者说,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相对人存在立法上的空白, 因此对于请托人如何让定罪处罚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三、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共犯问题
我国对于共犯的性质的确定一般通过主犯和从犯的划分以此来确定共同犯罪的性质。密切联系人和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的情况下, 可以依据主体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来确定是适用受贿罪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在共同受贿后, 主要依靠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此种情况下, 密切联系人利用影响力的行为可以内在的包含于在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行为的帮助行为, 依据主犯行为的性质确定适用受贿罪。
从立法机关的司法认定来看, 对于密切联系人和受托的国家工作人员相勾结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依据影响力的产生的权力途径不同分为权力影响力和非权力影响力。如前文所述, 权力性影响力是指在共同受贿中主要依靠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便利, 在主要依靠权力性影响力的情况下, 依照国家工作人员之身份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主要作用首先适用受贿罪。非权力性影响则是指在共同受贿中主要依靠非国家工作人员的非公权力便利, 在此种情况下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论处。那么关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共犯问题是否也可以依此模式划分责任呢?
笔者认为, 在此种情况下并非完全可以依此来划分。原因在于,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属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罪名体系构成, ,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对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中非国家工作人员行为的明确限制和规范, 主要针对于斡旋型受贿犯罪中, 对于非国家工作人员独立的罪名设置, 与此相对应的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斡旋型受贿罪, 即介绍贿赂罪。因此, 从这个角度说,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设立是完善斡旋型受贿罪的犯罪体系构成。所以在罪名适用上, 应该分别适用, 在片面共犯的情况下, 依照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依据主犯性质定罪。在存在教唆犯罪的情况下, 非国家工作人员教唆国家工作人员实施受贿行为。依照我国对于教唆犯的处罚原则, 依照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定罪处罚, 也符合意见以共犯性质定罪的立法方向。同时在国家工作人员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分别利用权力性影响和非权力性影响进行受贿的情况下, 意见规定也以主犯性质定罪, 但是此种情形下划分主犯从犯的标准并不明确。尤其是在权力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分别达成受贿目的后更加难以区分, 虽然意见规定分不清的情况下一律依照受贿罪定罪处罚, 事实上已经默认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在受贿犯罪的身份优先使用。在退休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与现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相勾结的情况下, 也是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共犯情形, 此种情况下分不清主犯从犯的, 也以受贿罪定罪。因为二者都是利用了不同时间段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进行受贿的, 并未脱离国家工作人员身份。
摘要：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七) 》中在贪污贿赂犯罪章节中新增的一款犯罪, 区别于斡旋型受贿, 本罪所打击的是以非国家工作人员为主体的以近亲属密切联系人利用其影响力所进行的受贿行为。区别于斡旋型受贿中常常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主体。本文围绕影响力的认定、密切联系人的认定、虚假承诺情况下是否依然成立本罪、与斡旋型受贿的界限、单位能否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等相关问题展开探究
关键词：影响力,受贿罪,相关问题
参考文献
[1]高铭暄, 陈冉.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司法认定中的几个问题[J].法学杂志, 2012 (3) .
浅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篇2
[关键词]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社会意义;法律适用;法律界限
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腐败问题,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惩治力度,2009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届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388条之一增设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标志着贿赂犯罪的主体范围已扩大至非国家工作人员,是我国刑事法制的重大突破。本文尝试从该罪出台的立法背景来探究社会意义,从该罪的法律构成来阐明法律适用问题,从该罪与其他犯罪的区别来明确法律界定,以期实现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确当领会。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立法背景及意义
(一)立法背景
1.社会背景。近年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我国的受贿犯罪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其中突出的问题是权钱交易由“直接”变为“间接”、由“现货”变为“期权”。具体表现为二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身边人”,如配偶、子女、近亲属、关系密切的人利用影响力,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收受请托人财物的案件不断出现;另一个方面,是一些离职后的国家工作人员依然会有利用在职时形成的人脉关系、社会资源去索取、收受请托人财物的隐性权势的影响力和寻租空间。为最大限度惩治腐败,确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势在必然。
2.国际背景。我国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结国,并且全程参加了这一公约的制定。在《公约》中第18条规定了“影响力交易”犯罪,即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地位或者其他影响,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行为,收取或者索取财物,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但我国《刑法》并无这方面的条文规定,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出台可以认为是我国在推进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做出的努力。同时也表明了我国履行国际义务,将条约内容转化为国内法的结果。
(二)重要意义
1.理论上,对传统受贿罪的一次“重大突破”,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受贿罪属职务犯罪,只有国家工作人员才能成为犯罪主体,而对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却没有明确规定,该罪名的出台填补了目前反腐败制度和法律体系存在的一个空缺。
2.实践上,反映了党和政府惩治与预防腐败的决心,实现了社会需要与刑法完善的良好对接,增强了刑法的适用性、针对性、时代性和科学性。
3.体系上,完善了我国《刑法》中关于贪污贿赂罪的体系建设,在刑法上形成了针对受贿行为的第三道堵截网:第一道是《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针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务行为而索贿或受贿的行为。第二道是《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针对国家工作人员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而索贿或受贿的行为。如今,“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设立了第三道网。[1]
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法律适用
(一)关于主体
按照《刑法修正案(七)》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犯罪主体的规定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和“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本人都不是主管请托事项的国家工作人员,但都与主管请托事项的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密切的关系。
1.近亲属。在《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均有“近亲属”的规定,但内容并不一致。《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规定的近亲属则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民事法律当中的近亲属范围明显要大于刑事诉讼法。按理说,应该适用刑事诉讼法来认定近亲属的范围。但是,考虑到传统的亲属伦理观念以及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立法目的在于惩治特定人员利用影响力受贿的行为等因素,对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近亲属”而言,以民事法律规定的近亲属范围来认定似乎更符合立法本意。
2.关系密切的人。“关系密切的人”是一个范围很广的概念。所谓“关系密切”应当符合两个条件:第一,关系确为密切。通常形成“关系密切”的原因的情况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基于血缘关系。即除了近亲属之外,还应包括其他直系血亲关系、旁系血亲、姻亲关系等。二是基于区域关系。如同乡关系、邻里关系等。三是基于职业关系。如同事关系、合作关系等。[2]第二,能够对国家工作人员形成一定的影响力。所谓影响力,是指一个人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影响或改变他人心理和行为的一种能力。有学者将影响力分为权力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权力性影响力是指权力者所具有的与职务相关的影响力。权力性影响力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下级必须服从。同时,权力性影响力与职务相连,只有担任了一定的职务,才具有这种影响力。非权力性影响力则来自于行为者自身的因素,其中包括品格、知识、才能、情感、资历等个人因素亦即个人威望所产生的影响力。[3]按照《刑法修正案(七)》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犯罪主体的规定,本罪的影响力只包括前述的非权力性影响力而不包括权力性影响力。“关系密切的人” 在不同的具体案件中的情况可能不尽相同,关键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从人与人之间联系中的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实际出发综合判断,而不能只用一个固定的模式。
(二)关于主观方面
本罪在主观方面是由故意构成,只有行为人是出于故意所实施的受贿犯罪行为才构成此罪,过失行为不构成本罪。本罪的故意内容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故意以影响力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二是以占有请托人财物为目的。
(三)关于客体
本罪侵犯的客体应当是复杂客体,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职务正当性。本罪中,行为人是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或者是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去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是国家依法授予的,也只能在职权范围内依法行使才是正当的,一切基于“近亲属”、“关系密切”的人情关系而超越职权、滥用职权都是不正当的行为。[4]
(四)关于客观方面
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三个方面:(一)行为人利用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密切关系,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收受财物。(二)行为人利用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收受财物;(三)行为人利用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收受财物。
利用影响力受贿在客观上要求,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关于“不正当利益”的内涵,“两高”在《关于办理受贿犯罪大要案的同时要严肃查处严重行贿犯罪分子的通知》第2条规定:“‘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谋取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利益,以及要求国家工作人员或者有关单位提供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帮助或者方便条件。”如果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的是正当合法的利益,则该行为不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在这一点上,利用影响力受贿与一般的受贿罪是不同的。
三、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其他犯罪的界限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一般受贿罪的界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受贿罪在犯罪主体、犯罪客观方面,以及犯罪客体都存在不同。但两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是否有犯意的联络。如果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存在共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近亲属或者其他关系密切人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近亲属、其他关系密切人与该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的共同犯罪,近亲属或者其他关系密切人不成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而成立受贿罪。
(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斡旋受罪的界限。两者的区别在于犯罪主体的不同,前者为国家工作人员,而后者为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等关系密切的人。应当说两者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但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行为人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但并没有利用这样的职务或地位,而是利用自己能影响国家工作人员的便利,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为请托人牟利。在这种情况下,从修正案的文本看,该条文并未明确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不得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所以即使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仍可以构成该罪。
(三)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介绍贿赂罪的界限。介绍贿赂罪的主体也是非国家工作人员,也是在请托人和受贿人之间穿针引线,而且介绍贿赂的人通过他的介绍最后收取好处。但两罪的主要区别在于:介绍贿赂罪一定有一个受贿的国家工作人员,而影响力受贿罪根本就没有受贿的国家工作人员。
[参考文献]
[1]杜晓,任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被确定折射反腐法律触及深水区[N].法制日报,2009-10-19.
[2]秦刚,裴杰.认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三个问题[N].检察日报,2010-5-10.
[3]李景华,李山河.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构成及司法适用[J].中国检察官,2009,(12):22.
利用影响力受贿 篇3
一共有两种观念, 第一种是国家公职人员的工作不可侵犯性。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是本罪的客体。”笔者认为, 其实这两种观点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其实“不可玷污性”与“廉洁性”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它只是对于一种事物的两种不同表达。但是廉洁性对于法律来说, 不应该被看作是国家公职人员的犯罪客体。在这个层面来说, 以上的两种观点都对本罪与受贿罪的界定模糊不清。首先, 从处罚角度考虑, 就能够明显体现出本罪与受贿罪的区别。从法理依据上讲, 受贿罪的可能性发生在“职能”的基础上, 我们可以理解为, 行为人要用物质与国家公职人员的权利进行交换, 也就是说, 被利用者对于行为人的权力有所需求, 因此通过斡旋来实现了这种权力的交换, 使其得到了与请托人财物相等价的权力关系。所以说, 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洁性受到侵犯的时候, 就可以以受贿罪论处。也是基于此种原因。“非职能性”的行为有的地方法院也裁定为受贿罪, 这是欠考虑的行为。因为比如一些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与物质利益进行交易, 由于没有形成权力与利益的对等交换, 也就不存在受贿之说。除此之外, 有一些国家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得到物质利益, 也就是没有受贿, 其亲属也没有直接得到物质利益的证据, 在这种情况下, 并不能依据国家公职人员的行为有利于某一方而断定是受贿罪, 但是可以从渎职角度出发进行进一步的审理。其次, 从构成要件方面考虑, 本罪也受贿罪也有较大不同。在我国1984年颁布的刑法中明确指出:只要行为人为请托人办理事件, 行为人收到财务, 无论该事件是否符合法律程序, 是否正当, 都应该以受贿罪论处。但是从本罪的角度考虑, 只有在国家公职人员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的利益的时候, 才能算是构成犯罪。另外, 在域外规定中, 也能够证明本罪与受贿罪的本质区别。在我国批准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 在第十五条严格规定了本国公职人员的行贿罪与受贿罪, 并且在该公约的第十八条做了有关利用影响力进行谋取利益的规定。《公约》对于受贿罪与影响力交易罪分别规定在不同的法律条款中, 同时也使用了不同的罪名, 因此, 可以判定这两种罪的客体差异性。国际公职人员在履行工作或是完成任务时, 要从国家的利益出发, 对国家和人民负责, 对于一些与履行职权无关的因素则不应纳入考虑范围, 进而确定职务行为的公正性。所以, 对于本罪而言, 侵犯的客体正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公正性。
二、“该国家工作人员”与被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是否需要有制约关系
要想准确掌握本罪, 首先必须对于“该国家工作人员”与被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有准确的了解。在斡旋受贿的研究中, “利用本人的影响力或是职务之便”的理解可归纳为相互制约的关系学说、特殊关系学说以及真空制约关系说等等三种观点。2003年的下半年, 最高法在《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严正指出:“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的‘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指行为人与被其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在职务上虽然没有隶属、制约关系, 但是行为人利用了本人职权或者地位产生的影响和一定的工作联系, 如单位内不同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上下级单位没有职务上隶属、制约关系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有工作联系的不同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斡旋受贿并不是受贿人与请托人之间的一种制约关系导致的必然, 而是双方有主观故意的情形下发生的, 但其间这种关系又是十分微妙的, 所以, 我们也可以将这种制约关系理解为一种管理制约。这就大大不同于斡旋受贿, 本罪中的“该国家工作人员”与被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是大不相同的。在斡旋受贿中, 国家公职人员作为被利用的人与请托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利益关系, 并不存在亲属关系以及所谓的制约关系, 此种情况可直接从刑法第385条找到依据;但本罪有所不同, 很明确的, 本罪不是直接受贿, 所以说国家的公职人员与请托人没有再次限制的必要, 也不用去纠结于两者是否有制约的关系, 只要研究国家公职人员是否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为请托人谋利益即可。
三、国家公职人员会否成为本罪主体
对于此种问题, 业内存在很多争论点:其一, 本罪的主体必须是非国家公职人员;其二, 本罪的主体可以是国家的公职人员。对于这两种观点, 笔者对于后一种比较赞同。因为身份犯也可以构成非身份犯的犯罪主体, 所以对于前一种观点而言, 正是忽略了一个浅显易懂的道理。国家的公职人员在法律层面来说, 是具有社会人的基本特征的, 也就是, 他们可能会涉及到各种社会人能够涉及到的罪行, 比如盗窃罪、强奸罪等普通犯罪, 而作为一个国家公职人员, 又能够涉及到渎职罪、贪污罪等。这就是说, 只要利用了本身的权利进行犯罪、利用自身的身份进行犯罪, 就不是普通犯罪。这样一来, 公职人员就可以被最为本罪的主体。片面的说公职人员不能作为本罪的主体是不合理的。如果领导干部的子女受人之托去为请托人牟利, 且领导干部的子女也是国家工作人员, 那么就不构成斡旋受贿。
四、小结
我国关于斡旋受贿还有很多争议之处, 现在一般以判例为主要的量刑和定罪依据。当国家公职人员不予本罪的主体发生联系时, 自然其所作所为也就不构成犯罪, 如果党领导干部的子女不是国家公职人员, 且收了请托人的财务时, 构成斡旋受贿, 可以归结为使用领导干部的影响力为其谋取利益。在领导干部的子女是国家公职人员时, 就不构成受贿罪, 这样做显然是有欠考虑的。在今后的法律说明中应当明确。
参考文献
[1]江礼华.论国家受贿行为的法律分析[J].刑法问题与争鸣, 2010 (1) .
[2]禹建萍.保证公共权力受贿行为[J].法治时报, 2012 (16) .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构成要件初探 篇4
[关键词]反腐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构成要件
2009年2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下称《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条规定，在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实际上，该法条是对一种新的犯罪规定。2009年10月14日，两高联合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四)》，确定了新罪名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一、立法背景与意义
(一)立法背景
1.国内状况
近些年。有些国家工作人员的亲戚朋友等与其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同时，有些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在职时形成的影响力，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并索取或收受财物。这些行为严重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公正性，滋生腐败现象。
2.国际反腐形势
2005年10月27日，中国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该公约第十八条关于“影响力交易”的规定涵盖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的行为。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世界多数国家加大了公权力对资源配置的干预，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市场主体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利用公权力来捞取各种资源。如此，利用影响力交易犯罪日益增多。很多国家和组织都已将利用影响力交易犯罪纳入到法律的规制之下。如新加坡、法国、西班牙等都对该类犯罪作了规定，以履行所加入条约的义务；另外，《欧洲委员会反腐败刑法公约》、《非洲联盟预防和打击腐败公约》、《美洲国际组织反腐败公约》也对此作了规定。中国此次刑法规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对履行公约义务的必然要求。
(二)立法意义
1.形式意义——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设定填补法律漏洞。严密刑事法网。
现代刑法理论一般认为，刑法具有规制功能、保护功能和保障功能。刑法的规制功能也称为刑法的规律功能，是刑法对犯罪、刑罚以及两者的相应关系做出明确规定，从而对公民的行为进行规范、制约。对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的刑法规制，是填补刑法法律漏洞或者法律空白的必然要求，是法律发展的必然结果，客观上严密了我国贿赂犯罪的刑事法网。
2.实质意义——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独立成罪有助于防治腐败，保护法益。
刑法最重要的任务，就在于保护合法利益不受犯罪行为的侵犯，刑法所规定的各种具体犯罪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刑罚，即是为达到保护法益目的的必要手段。刑法规范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对行为人处以刑罚，利于防治腐败犯罪，保护国家、社会和公民的合法利益。
二、构成要件探析
(一)犯罪主体
依据法条，本罪的主体分为两类：一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二是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然而，这里需要界定“近亲属”和“关系密切的人”这两个概念。
1.“近亲属”范围的界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六项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在民法领域，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行政法领域，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显然，刑法领域近亲属的范围最窄，而行政法领域最宽。尽管对近亲属的规定各有不同，但就刑事法的规定过窄而言，有必要重新审视近亲属的范围。2010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制定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报告办法(试行)》，其第四条明确规定：领导干部的近亲属，是指与领导干部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人员。个人认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犯罪主体中的“近亲属”的范围应与此相一致，并且应包括有抚养、赡养关系的亲属。同时，有必要将各部门法的规定统一起来，以消除适用的争议和实现法制的统一。
2.“关系密切的人”范围的界定
“关系密切的人”是《刑法修正案(七)》新产生的法律概念。在此之前，两高于2007年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之中提出了“特定关系人”的概念，该意见规定：本意见所称“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从法条和一般人的认识出发，就基本语义而言，“关系密切的人”显然包括“特定关系人”中除近亲属以外的所有人，但并不限于此。可见，“关系密切的人”所指相当广泛。如何理解“关系密切的人”，法学界看法不一。有的观点认为，“关系密切的人”并非仅限于有“共同利益关系的人”，那些虽然没有“共同利益关系”，但按照社会一般人的观念，基于工作交往、共同生活、传道授业、地缘联系等所形成的同事、同学、战友、师生、同乡等关系同样可以被认定为密切的关系。认定“关系密切的人”的标准应当采用社会上的通行标准，即根据社会一般人的观念，只要能够认定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关系不一般，就可以认定二者属于“关系密切的人”。也有观点认为，密切关系的人主要表现为三种情况：一是基于血缘关系，包括血亲和姻亲；二是基于地缘关系，包括同乡关系、邻里关系等，三是基于业缘关系，指人们因职业或行业的活动需要而结成的关系，包括同事、同级关系，以及行业外部的彼此合作关系、伙伴关系、制约关系等。总体上，这些观点对“关系密切的人”的解释是合理的。然而，前述观点未结合整个法条进行深刻的理解把握。如何确定“与其关系密切的人”不能从自然意义上理解，而应考察其法律特征，即影响力。能对国家工作人员施加影响力的人才是本罪中的“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如果不能施加影响力，即使关系再密切，也不是本罪主体。也就是说，关系密切的人的限定不能仅以通俗意义上的人际关系为依据。更重要的是以拥有影响力来影响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根本判断标准。本罪中，近亲属当然是关系密切的人，只是“近亲属”在本罪中做出特别明示，以表明刑法对此主体的着重关注。
(二)犯罪主观方面
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便利”解读 篇5
2007年11月，彭某所负责辖区内A汽配有限公司发生火灾，彭某作为管片消防监督员对火灾原因进行调查取证，并要求A汽配缴纳100万元罚款，A汽配公司部长金某（韩国籍）和技术主管王某代表该公司与彭某商谈此事，最终决定A汽配公司给天津市公安消防局武清支队“支建费”18万元，罚款4万元。2007年11月23日，A汽配公司金某、王某等人将18万元“支建费”交给彭某，彭某将此笔款项直接侵吞后用于其个人开支。2007年12月，A汽配公司职员李某到公安消防局武清支队将4万元罚款交给彭某，彭某如数收下后将其中2万元上缴天津市公安消防局武清支队，余款2万元被其个人侵吞后用于个人开支。2008年初，因A汽配有限公司发生火灾后消防设施被损毁，彭某向A汽配消防工作负责人王某提出A汽配公司相关消防设施需修复或新建，并将施工方苑某介绍给王某，要求A汽配公司只能用苑某做该公司消防工程。
2008年1月，天津市B化工有限公司发生火灾，彭某以同样的方法索取"支建费"4.5万元，并以一张盖有虚假公安武清分局消防处公章的收据到B化工公司领走4.5万元，直接侵吞并用于其个人开支。
2008年6月，按照联系成活给彭某提成的约定，苑某向彭某表示其于2007年1月借给彭某买车的3万元钱不用彭某归还而作为提成，另于2008年6月17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交给彭某3万元作为提成，先后共计6万元。彭某收到钱后用于个人开支。
法院认定彭某犯贪污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6年，被告人彭某不服，提出上诉，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本案认定为受贿罪的争议
认定受贿罪过程中，如何理解“利用职务之便”的内涵，是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一个棘手问题。由于法律用语语义边缘本身的模糊性，对其内涵与外延的理解并非不言自明。因此，结合彭某受贿案，正确诠释“利用职务之便”的含义，对当前的反贪的工作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案件办理过程中，办案人员察微析疑，发现了彭某帮助苑某承揽A汽配有限公司的消防工程，并收苑某6万元“提成”的事实，对彭某的行为是否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进而能否认定其构成受贿罪存在三种分歧意见。观点一：认为彭某不构成受贿罪。彭某帮助苑某承揽工程并没有利用其职务便利，只是凭借熟人关系介绍工程，故不构成受贿罪。观点二：认为彭某构成受贿罪。因为彭某虽然没有利用职务便利，但其是在利用工作便利，在日常工作中彭某熟识A汽配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其虽然没有利用本人职权范围内的方便条件，但是利用了其工作中的方便条件为他人谋利，故构成受贿罪。观点三：认为彭某构成受贿罪。因其作为主管A汽配公司片区消防监督员，对该公司有制约关系，其正是利用这种职务上的便利，帮苑某承揽工程谋取利益。
二、争议焦点
存在以上三种分歧意见的关键在于办案人员对于如何理解“利用职务便利”存在不同观点，梳理该问题之前，首先应明确此概念。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构成受贿罪的必要条件，而且正是这一条件，决定了受贿行为侵害职务廉洁性这一特征。因此，查明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是否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对于区分受贿罪与非罪的界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法理研析
如何理解受贿罪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理论界主要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专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第二种观点认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既包括直接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也包括利用上下级职务之间纵向制约关系所形成的便利条件;第三种观点认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既包括直接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利,也包括本人与第三人之间因纵向或横向制约关系所形成的便利条件;第四种观点认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的职权和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而所谓利用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指利用本人在职权和地位上处于控制、操纵、干预他人或者处于优势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总结上述观念，笔者认为，正确理解“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不能仅从外延上进行界定，而应当从其包含的内涵上着手。根据受贿罪的实质进行解释。从受贿罪的本质意义出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认定应从以下方面把握:
(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必须与职务具有关联性
关于受贿罪的本质,历来存在起源于罗马法的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说和起源于日耳曼法的职务行为的纯洁性说,当今各国刑事立法一般将二者结合起来,即以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为基础,同时考虑职务行为的纯洁性。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受贿罪的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受贿罪在实质上是一种侵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不正当对价(报酬),受贿行为就必须与职务有关系,否则,与职务行为毫无关系而收受财物,就不可能是职务行为的不正当对价,也不可能侵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从而在本质上不符合受贿罪。
(二)需要具有一般的抽象意义上的职务权限
从文理上说,所谓职务行为是指按职位规定应做的工作。职务除了针对职务行为本身之外,也包括针对与职务具有密切关系的行为，称之为抽象的职务行为。具体包括:(1)具有抽象的承担某事务的职权,因内部事务分工不同而不具体担当该事务,一般人也会认为其具有该事务的职权。(2)在职时接受请托,于不在职或退休后要求、约定或收受贿赂的,即理论上的“事后受贿”。(3)将要担当某项职务,利用其将要担当的职务,接受请托,要求、约定或收受贿赂,即理论上的“事前受贿”。
综上所述,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基本的含义是受贿行为就必须与职务具有关联性,但是这种关联性既包括现实具体地担当某一职务,还包括抽象的职务权限,不仅要从单纯的事实来认定,还要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地位来观察,以是否使职务执行的或不可收买性的腐败犯罪,贿赂的本质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受到侵害的价值判断上来认定。
四、结论
根据上述对利用职务上便利的分析，结合案件自身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的错误在于适用法律错误，案发时，彭某作为主管A汽配公司的消防监督员，负责该公司建筑审核验收、日常消防监督检查等工作，该公司正是忌惮这种制约关系，而同意使用彭某介绍的公司承揽工程，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第二种观点错误在于适用法律时，错误地把彭某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认为是“利用工作之便”；而且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等同为“利用职权或者工作便利”，认为利用工作便利为他人谋利也构成受贿罪。所谓"利用工作便利"，既可被理解为利用执行职务行为所产生的权力制约作用，也可被理解为利用从事某种工作的时机、对工作环境的熟悉、在工作过程中建立的人际关系、在工作单位偶然获得的某种信息等等，是很不确定的，甚至有观点认为，利用工作便利，可以指利用工作所涉及范围内的一切便利。办案过程中，将“利用工作便利”也作为受贿罪的要件，把职务与工作混为一谈，这就从根本上背离了受贿罪的本质，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势必造成在司法实践中扩大打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