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租行为(共8篇)
寻租行为 篇1
在完全竞争经济条件下,通过市场机制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使整个社会的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是现实中市场不是完全竞争的,有时需要政府采取行动以弥补市场的缺陷,而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寻租行为。政府寻租行为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阻碍市场机制有效运行、寻租严重损害了政府运行的效率和公正性。因此,治理政府寻租行为,对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政府寻租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
政府作为社会公共组织,具有公共性和强制性的特点,它能在一定程度上能超越各种具体的利益,为公共利益着想。但是,政府是由政府官员组成的,政府决策是由政府官员做出并执行,由于政府官员理性经济人的特征,因此,政府行为和政府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政府官员的影响,政府行为存在着偏离社会公共利益的可能性,在转型经济时期,表现为政府寻租行为。政府寻租行为具体表现有以下几种:(1)政府定价。对资源施行价格管制,就会使受管制资源出现人为短缺。政府的定价行为此时已经在社会上制造了巨大的寻租空间。(2)政府特许权。政府的特许权制度人为的造成了资源短缺,因为获得特许权的人可以通过垄断地位获得垄断利润,这必然会刺激大量寻租行为的形成。(3)关税和进口配额。两者在一定程度上人为地设定了租金,使得落后产业可以制造短缺的产品,从而寻得租金。(4)政府采购。如果政府采购的竞争不是市场化的,那么它就有可能被某些公司所垄断。同时如果政府官员不够廉洁,那么承包政府采购的企业更有可能从中作弊,通过虚报成本等手段达到寻求更大租金的目的。
二、政府寻租行为的原因分析
由于公共产品、外部性等原因导致市场失灵,需要政府运用政治经济手段对国民经济加以宏观调控和微观管制。但由于政府自身一些缺陷,干预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 政府寻租行为就是其中后果之一, 导致政府寻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信息的不完全和非对称。一般地, 寻租活动都是与信息问题相关的。正是由于信息不完全, 有些人可以在某些地区或局部市场上建立起垄断力量, 这样, 即使表面上市场是竞争性的, 市场均衡也不可能达到均衡, 也不是帕累托最优的。在同样的情况下,政府亦会发生失灵的问题,这是现代政治经济体制结构本身所无法避免的,政府的失灵在经济活动中就通过各种寻租现象表现出来。
第二,政府对其干预经济的权力的滥用。寻租是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和管制的必然产物, 政府干预不可避免地存在垄断与特权, 这种垄断形成了有别于市场价格的显在的或潜在的政府价格, 两个价格差就形成了“经济租”。
第三,政府行为中“经济人”角色的异化。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管制是出于市场失效问题,但执行政府职能的却是处于代理人身份的政府官员,在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分析中,政府官员并不总是关心公众利益并以公众利益为最高目标的,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也是关心自身利益的经济人,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同时也追求权力的运用,在任期内会尽可能的使用其权力来增加个人的效用水平,这也有可能导致公共权力的滥用。
三、治理政府寻租行为的对策
在体制转换时期,现行的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的缺陷为寻租行为创造了大量的机会和条件。寻租活动产生的主要根源在于制度缺陷,只要制度上存在这个租,就会产生寻租现象,所以限制寻租活动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制度创新。
第一、完善制度创新,消除租金存在的空间。体制转换时期腐败蔓延的主要原因是体制性缺陷造成的,无论是社会民主监督作用的发挥,还是提高腐败查处概率都要通过制度创新和制度完善来解决。我国必须要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如稀缺资源的供求活动应尽量通过市场竞争进行,从而使政府在行使其经济管理职能时更加具有透明度和公开性。进一步放松政府管制,走向小政府大社会,把更多的事情交给市场去运作,同时把市场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领域,限制政府官员的权力滥用。例如:政府的某些活动如许可证、牌照的发放可以采用拍卖的方式。
第二、建立完善监督和惩罚机制,加大寻租者的成本。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如果没有完善的监督机制和惩罚机制, 官员的创租和寻租行为就无法得到监督与制裁。在实际工作可以采取的监督措施有: (1) 建立分配决策公开听证的程序; (2) 建立行政公开制度; (3) 推广招标、拍卖制度, 杜绝个人审批; (4) 建立政府官员的财产申报登记与核查制度。同时加强惩罚力度,对于已查处案件处理进行公开,加大非法寻租活动的精神成本。这样,使得非法寻租活动带来的收益远远高于风险,寻租行为主体经综合权衡后,将理性放弃寻租行为,从而使非法寻租行为得到有效的控制。
第三、加强意识形态资本积累,改变经济人的偏好。经济人的偏好构成经济人是否寻租的主观因素。要改变寻阻者的偏好函数必须加强经济人的价值观、道德观的教育和培养。对创租、寻租活动最好的控制和防范就是经济人的自律,达成自律就要强化道德领域规范和提高经济人的意识形态资本的积累,使他们从内心深处有明辨是非的道德意识,因而对寻租、创租产生一种厌恶感。人的道德品质既不源于先天的禀赋,也不成于后天的自我设计,而来自于长期的接受道德教育与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因此,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教育,从道德规范的角度加强的公务员队伍廉政建设。
摘要:我国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 经历了双重体制并存的阶段。由于利益激励的驱使, 以及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 人们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必将产生大量的寻租行为。本文分析政府寻租的具体表现形式, 探讨寻租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治理政府寻租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政府寻租,寻租行为,治理
参考文献
[1]、陈媛, 牟建江浅谈政府采购中的寻租行为[J]中国现代教育装备, 2006, (2) :79-80
[2]、祁芳芝, 薛良华浅谈预防政府采购中的职务腐败[J]经济师, 2006, (2) :254
政府采购中寻租行为的成因剖析 篇2
关键词:政府采购 寻租行为 “经济人”假设
DOI:10.3969/j.issn.1672-8289.2010.10.079
一、政府采购中寻租的内涵
政府采购中的寻租活动是指:在政府采购过程中,供应商及政府采购人员等利益主体通过讨价还价、贿赂、买通等非生产性活动谋求直接的供应权等非生产性利益的行为。政府采购中的“租”是由政府采购特权产生的,对于供应商来说,获得了供应权的话,就获得了由此带来的利润;对于政府采购人员来说,掌握着采购权就掌握着“权--钱”交易的法码。这里的寻租主体或许是供应商或者是政府采购人员即可以是任何此过程中的利益主体。在政府采购中,供应商寻租的目的是在自身能力的范围内最大限度的获取供应权,政府采购人员的直接目的则是最大限度的谋取自主采购权和最大限度的安全度,根本目的是寻求采购特权换取的利益最大化。寻租本身的特点是利用合法的或非法的手段得到占有租金的特权,合法的比如讨价还价、施加影响,非法的比如行贿,在政府采购的过程中,我们主要研究的是通过非法手段进行的寻租行为。正因为如此,寻租问题常常伴随着人们所痛斥的腐败现象。
二、政府采购中产生寻租现象的原因
在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的情况下,一些行业最容易演变成“特殊利益集团”,损害公共利益。利益驱动是政府采购中寻租行为的内在根源。在政府采购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各级政府官员,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官员是理性的经济人,它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他们也有条件以堂而皇之的形式来维护自身的狭隘利益,损害公共利益。因此他们在执行政府采购任务时,会把个人财富的需求与企业谋取自身利益的动机结合起来。政府采购寻租行为的产生,除了官员的利益驱使的内在因素外,外在采购机制的设置不能有效地防止寻租行为的发生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具体来说有以下原因:
(一)经济人谋求自身利益利益最大化导致不当行为
所谓“经济人”是指以追求自身最大经济利益为根本目的并以此作为选择行为方式准则的主体。任何政体下的权力个体作为经济人,都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和倾向。在政府采购中,从供应商的角度来看,其行为完全符合“经济人”假设:从政府采购主体或机构来看,其行为也符合“经济人”假设,也是以自身效用最大化为目的。当其受到主管部门强制约束和民众的有效监督时,该“经济人”就会选择那些能使主管领导满意的行为;而当这一目标得到满足以后,他们就忙于用“剩余的”权力来交换货币,力求获得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以致于无形中产生消极腐败的现象。
作为有产权约束的经济人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往往是不合法的。但是公共部门运作就会产生收益剩余,这种收益剩余势必会引起寻租问题的产生。按照“有限理性经济人”的理论,实施政府采购过程,一些部门或人员很可能会为了小团体或个人的利益而损害国家和社会的利益。采购过程中走后门,送回扣,扩大预算,高价围标低价抢标等违规违法行为就会发生。政府采购方对财富的需求与供应商谋取自身利益的动机相结合,构成了寻租的内在必然性。
(二)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在政府采购开始以前,权力寻租可以利用信息不完全,即政府采购的信息不是提供给所有符合投标的企业,而是把信息作为寻租的资本,造成来竞标的企业只有那么几家;也可以利用信息不充分, 在一个复杂的项目中,只提供给愿意寻租的一些企业更加详细的关于该项目的具体要求以及具体限定。在招标以后,又可利用信息不对称, 对企业的招标计划书的审核评价权进行寻租。因此,相对于作为政府采购方案提出者的采购主体,委托人要获得专业性很强的政府采购信息,必须付给代理者高很多的成本。在政府采购中委托人的决策往往受制于作为信息提供者的代理人,采购的范围、采购方式以及采购的限额标准实际上都是由代理人最终决定。虽然委托人与代理人可以通过签订契约的方式来规范双方的行为,但契约不可能事无巨细地规定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代理人可以通过掌握的信息,利用契约的漏洞去谋求个人效用的最大化。因此,在政府采购中委托人的决策往往受到提供信息代理人的左右。可见,这种信息不相容有可能成为代理人偏离委托人委托目标的现实表现。再加之我国政府采购监管部门自由裁量权无限扩大且监管乏力,考核机制不完善,责任不能直接量化到个人等是产生寻租的直接原因。
(三)产权关系模糊
一般认为租金产生于政府的干预和管制,而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关系的模糊性才是产生寻租的深层根源,而政府干预和管制只是产权关系模糊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已。
政府采购的采购方一般是以公有产权代理人的身份来行使职权的,由于是全民资产的代理人而不是所有者,他们对资产不能享有法律上的剩余所有权,其权力范围十分广泛却又缺乏有效的制约,于是“出卖”全民资产获得利益成为他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手段之一。因此,政府采购所代理的公共产权就成为了巨大的租金来源,产生了一种产权不明晰的收益,而这对供应商来说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这时供应商就演变成了寻租者,利用各种非生产性的手段和方法获取租金。而政府采购方将会根据寻租者的寻租手段大不同。选择合谋的对象,从而放弃质量高的产品来,以一些次优的或者是较差的产品来替代,由此而来势必引起社会资源的不当分配。
西方发达国家也存在着政府采购制度,政府采购方同样是以公有资产的代理人身份进行采购,然而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采购领域的寻租问题却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原因在于,西方发达国家经过长期的实践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政府采购制度,对采购方牺牲公有资产来换取自身利益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约束。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共有资产的所有者还是表现出虚拟化或非人格化的特点,其产权代理人实质上是还是起着所有者的作用。在缺少立法或法律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公有化资产产权代理人和市场主体之间的寻租活动就愈发不得控制。
(四)寻租成本过低
通过成本———收益模型,我们可以发现寻租者的利益动机。对于寻租者而言,寻租的公关费是成本,而获得相应好处则是收益;对于被寻租者而言,被查处而罢官入狱是成本,从他人处收到的好处则是收益。由于公共权力本身是公共物品,所有权不被任何一个单一部门或人员完全占有,产权不明确就会导致权力部门觉得滥用职权所引起的损失不该由自己承担。至于罢官之类的成本对于集体设租的部门来说可能性更小。正是由于寻租活动是一本万利的投资,事情败露而付出的成本更低,才使政府采购中出现许多寻租行为。
(五)法制建制不完善
在《政府采购法》颁布之前我国政府采购所依据的法律主要是《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在立法时没有考虑到和《招标投标法》的兼容性,《招标投标法》与《政府采购法》在信息披露、供应商资格审查、招标程序、废标条件、法律责任、救济途径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冲突。结果是在实际操作中两部法律不能同时适用,依据前一部法律审查结果是违法的,但根据后一部法律可能就是合法的。另外政府采购的主要方式就是公开招标,但《政府采购法》却没有公开招标程序和适用的具体情况;竞争性谈判方式也存在着许多的“黑洞”等法律不完善问题,这都为寻租行为的发生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综上所述,笔者主要从经济人假设,信息不对称、产权关系,法制等几个方面分析了政府采购中造成寻租行为的原因。因此,要防范和解决此问题政府就需要从多方面着手,标本兼治,只有这样才能完善政府的采购制度,提高政府的采购效率。
参考文献:
[1] 陈媛,牟建江:浅谈政府采购中的寻租行为[J]中国现代教育备,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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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祁芳芝,薛良华:浅谈预防政府采购中的职务腐败[J]经济师,2006,(2).
[6]张华,向惠荣:关于完善政府采购制度的几点思考[J]长江论坛,2006,(2).
[7]姚立,吴霞:政府采购的寻租现象分析[J],特别关注.
作者简介:
MBO寻租行为成因分析 篇3
一、我国MBO寻租行为形成的市场因素
其一, MBO寻租行为形成的市场基础。市场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首先, 寻租行为几乎是不可能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存在的。因为, 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中, 每个企业都是价格的接受者, 每个企业生产的同类产品都是完全相同的, 市场上的信息也是完全的, 不会有超额利润产生, 所有企业均获得正常利润, 寻租活动无法进行。其次, 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存在着寻租行为。因为, 在该市场中, 企业除了可获得正常利润外, 还可获得超额利润。于是, 企业为了维持或获得超额利润, 便会把一部分资源投入到非生产性活动——寻租活动。因此, 我国实施MBO过程中存在的寻租行为, 正是由于在我国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中, 实施MBO可获得超额利润——租金所致。
其二, MBO寻租行为形成的市场环境分析。寻租活动的产生是由于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我国实施MBO过程中, 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纯粹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均不会出现寻租行为。因为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体制下, 政府没有任何资源分配的职责, 此时即使市场中出现租金, 也会随着各类企业的竞争性加入而消散;而在纯粹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政府承担一切资源分配的职责, 管理一切, 统收统支, 亏损补贴, 盈余上交, 企业和个人都是完全被动的, 不是独立的经济主体, 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 其经济福利的大小及增量都被制度完全规定了, 这就决定了个人无经济人特征, 缺乏逐利动机, 此时即便有租可寻, 寻租对自己也无益, 因此无人去寻租。
经济制度的变迁为寻租活动提供了寻租空间。目前, 我国国企实施MBO过程中之所以存在诸多寻租活动, 从市场环境的层面而言, 就是当前我国市场机制仍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阶段, 即我国仍处于一种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渡阶段。在这种混合经济中, 政府对社会资源配置依然起基础性作用, 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进行资源配置时常常规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健康的市场竞争机制还未形成, 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系统、高效、健全的市场体系还未建立;产权明晰、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在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中仍没有建立起来。这些客观上都为MBO寻租活动创造了条件。
二、我国MBO寻租行为形成的制度因素
制度是规范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的总和, 它由非正式规则 (如道德的约束、习俗和行为惯例等) 和正式规则 (如宪法、规章和产权等) 组成。制度是实施MBO的土壤环境, 优良的制度环境可以引导、规范MBO的实施, 使得MBO寻租者无租可寻。而不利的制度环境则使企业实施MBO的过程中出现寻租行为。现代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表明, 寻租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现有制度存在缺陷。在我国国企实施MBO的过程中, 正是存在着一些制度性的缺陷和漏洞, 才使得各种MBO寻租行为大量存在。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 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在我国, 国有企业的真正所有者是全体人民, 国家是全体人民的代表, 而国家把委托人的权利分散到下面的各级政府官员手中, 让政府官员来监督约束经理, 这样使得国有企业的真正委托人——国家完全游离于企业之外, 造成了国有企业严重的“所有者缺位”问题。在所有者虚置状态下, 由于国家支配着国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 而代理国家行使监督权的政府部门和地方官员却不拥有该权益, 使得代理人——政府部门和地方官员没有动力履行好监督责任。于是, 在MBO过程中, 出让方——代理人没有很好也不可能很好地行使所有者代表的责任, 从而为管理层开展MBO寻租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此外, 由于代理人没有履行好监督责任造成的所有者监督缺位, 使得管理者成为国有企业的实际控制人, 这样, 在MBO过程中, 他们自买自卖, 大肆开展寻租活动, 转移国有资产至自己囊下, 也就不足为奇了。更严重的是, 企业管理层和代理人——政府官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就为他们“共谋寻租”提供了可能。
其二, 缺乏针对MBO的法律法规。MBO需要适合的法制环境。迄今为止, 我国已经颁布的针对MBO的政策法规如下:2002年12月实施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2003年12月颁布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 2004年2月生效的《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 2005年4月颁布的《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以及2006年1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实施意见》。虽然这些政策的出台为MBO操作的透明化提供了一定的政策指导, 但这些都属于部门指导意见, 法律效力较弱, 在执行过程中极易地被地方政府和企业管理层规避, 使MBO成为法律缺失下大肆开展寻租活动以侵吞国有资产的“合法”通道。此外, 现有政策法规对MBO的具体操作细则制订方面, 比如收购主体的资格、MBO的定价机制、收购资金来源、还款方式、信息披露机制以及监管机制等MBO关键环节, 还存在着“法制盲点”。这些“法制盲点”为管理层提供了寻租空间, 会诱惑作为经济人的管理层开展寻租活动以获取租金。因此, 缺乏针对MBO的法律法规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MBO寻租。
其三, MBO定价机制的缺陷。首先, 我国MBO是以净资产作为转让定价标准的, 这一定价标准存在诸多缺陷: (1) 作为一个会计概念, 净资产与标的公司的价值相关性不大, 它仅仅是对公司历史经营情况的一个账面记录, 而不反映公司的真实价值, 因为公司的真实价值取决于其所产生的未来现金净流量。 (2) 净资产的计算依赖于所采用的会计方法, 如存货的计价方法、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无形资产的摊销方法等, 所以公司的净资产会随着会计方法选择的不同而具有一定的随意性。 (3) 诸如自创商誉、顾客群、壳资源等无形资产则由于会计核算的局限性而无法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中, 但这些无形资产却与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有着极强的相关性。 (4) 管理层可以通过会计操纵手段来调节净资产。正是净资产定价标准的以上缺陷, 管理层才可以在MBO前通过调节或隐藏利润的办法做亏企业以逼迫地方政府低价转让股权的手段进行寻租, 而MBO后, 管理层再通过调账等方式将MBO前隐藏的利润合法地显现, 以年底大量分红的手段进行寻租。其次, 我国MBO没有引入市场化的定价机制, 转让过程中, 只有卖方——地方政府和买方——管理层对收购价格进行谈判, 在国有企业“所有者严重虚置”的情况下, 二者间很容易发生共谋寻租。
其四, 融资制度的缺陷。国外MBO基本上都是以外部借贷的方式实现的, 贷款方除了银行以外主要是一些专门的收购基金 (如美国著名的KKR公司) , 这些机构将MBO与金融创新工具结合在一起, 以垃圾债券、可转换债券等创新的金融手段应用于并购业务, 成功地解决了管理层的收购资金问题。而我国目前的情况是, 在MBO中, 管理层需要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收购资金, 其合法的自有资金只能提供所需资金的极小部分, 其余部分则需要管理层向外筹集。但我国外源融资渠道匮乏, 一方面《商业银行法》和《贷款通则》都禁止从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用于股本权益性投资, 从而断绝了管理层通过金融机构获得所需资金的路径;另一方面, 我国债券市场品种单一, 缺少与杠杆收购相适应的垃圾债券、可转换债券, 且债券的发行条件十分苛刻, 使得管理层也无法通过发行债券筹集所需资金;此外, 我国还缺乏战略投资者, 专门的MBO基金和私募基金还没有发展起来。故在外源融资没有途径的情况下, 管理层不得不运用“迂回”的融资手段, 通过寻租以挪用国家的资金作为自有资金来支付收购款。
其五, 监督、惩罚机制的缺陷。监督机制的作用在于提高寻租活动的曝光概率, 从而降低经济人参与寻租活动的概率, 防患于未然。目前, 我国对企业实施MBO的监管十分不健全、不到位,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我国尚未专门针对MBO立法, 缺乏对管理层的法制监督。 (2) 国有企业的初始委托人——全体人民的监督积极性以及监督能力均较弱, 几乎起不到对管理层的监督作用。 (3) 由于不拥有剩余索取权, 各级地方政府没有动力履行好代理人的监督职责, 使得代理人起不到应有的监督功能。 (4) 市场监督不力。 (5) 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 导致企业内部监督缺位。监督机制的缺陷, 降低了MBO寻租活动的曝光率, 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MBO寻租。
惩罚机制的作用在于提高寻租活动的私人成本, 影响经济人的成本——收益计算, 使其成本期望值大于收益期望值, 因寻租得不偿失而放弃寻租行为。目前, 我国无论是在行政处罚、刑事处罚还是在经济处罚方面, 都没有对开展MBO寻租活动的管理层从重从严的惩罚。这种惩罚机制的缺陷使得管理层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 为其进行MBO寻租提供了动机。
其六, 信息披露制度的缺陷。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可以降低地方政府和管理层之间信息的不对称程度, 可以遏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从我国已经实施MBO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情况来看, 信息披露十分不完整, 缺乏及时性和有效性, 表现为对于管理层收购目的、收购价格、定价依据、收购资金来源、还款方式、关联交易、后续计划等方面都没有履行充分详实的信息披露义务, 已披露的信息不是含糊不清, 就是对有关依据未做说明, 或者是对有关情况的说明太过简单、笼统。而以变相的方式完成了MBO的公司, 也没有披露事件的实质。这种信息披露制度的缺陷, 造成了信息的不完全、不对称, 为管理层的MBO寻租行为开辟了活动空间。
三、我国MBO寻租形成的利益驱动因素
经济利益是MBO寻租的根本动力。在寻租理论上有“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或团体。在社会资源一定、“公共地”存在、寻租所受惩罚度较低的情况下, “经济人”有根本动力去利用我国实施MBO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缺陷寻求利己资源, 以获得经济利益最大化。其实在MBO寻租中, MBO本身并没有寻租的功能, 而是隐藏在其身后的“经济人”利益动机在发生着寻租的功能。
综上所述, 本文认为, 正是由于我国经济体制、MBO定价机制、融资制度、监督惩罚机制、信息披露制度的缺陷以及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缺乏针对MBO的法律法规和经济利益的却动, 诱使了我国MBO中管理层追求“超额利润”的寻租行为。政府应尽可能保证MBO市场运作的透明、公正和效率。首先应保证法规、政策、方案和操作过程清晰、透明, 没有黑箱操作;其次, 操作机制应规范、专业、高效, 程序公正, 避免出售操作的决策者拥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而出现设租、寻租、腐败、低效率、定价不当和其它不当行为;应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实现利益相容, 促使MBO公司的管理层与公司的利益相一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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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产生寻租行为动力的探讨 篇4
关键词:腐败,寻租,动力,微观经济
一、寻租的概念
寻租 (Rent-seeking) 是公共经济学和相关学科研究得较多的现象。租, 即租金, 也就是利润、利益、好处。寻租, 即对经济利益的追求, 指通过一些非生产性的行为对利益的寻求。
在现代社会寻租之所以受到如此之多的关注是因为这种行为与政府腐败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寻租行为在主流经济学中被认为是一种浪费社会资源的行为, 其盛行将产生社会生产的低效率以及社会福利的损失。寻租行为有多种形式, 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某经济个体为本企业得到项目、特许权或其它稀缺的经济资源的使用权, 贿赂政府官员;另一方面, 政府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利为个人获得好处。寻租往往使政府的决策或运作受利益集团或个人的摆布。寻租行为基本上是为法律所禁止的, 因为寻租往往成为腐败、社会不公以及社会动乱的来源。
就本文的分析做出以下说明
(一)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寻租行为就是一种腐败行为, 所以在本文中将直接以寻租行为来代表腐败行为, 而不考虑例如相机性寻租等问题;
(二)
寻租 (或者说是腐败) 行为是由双方共同参与的, 当一方是寻租机会的提供者时, 另一方就是寻租机会的需求者, 只有供给或只有需求是构不成交易的。本文分析的是寻租双方各自的寻租动力来源, 所以下文将从租金的供给方 (政府官员) 和租金的需求方 (企业) 来分析寻租行为;
(三) 文章中的理论是有侧重性的。
相对收入消费理论和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是当今主流经济学界对个体消费函数分析较为全面和具有较强说服力的两个理论;而成本-收益理论和期望收益理论则可以有效解释企业经营行为。正是因为几者各有不同的适用对象和适用范围, 所以我们一般不用前两个理论分析企业行为;同样的, 不用后两个理论分析个体行为。
二、政府官员寻租动力来源
案例1:2003年12月29日上午, 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受贿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在济南一审宣判。王怀忠受贿索贿的事实主要在1997年以后, 涉案总数额达997.68万元, 截至2001年4月被纪委“双规”, 共计1560天, 平均每天收受6000多元, 一天的收入相当于任副省长后三个半月的工资。而据查实, 王怀忠1997年-2001年4月工资奖金等收入仅为14.44万元, 其妻韩某1997年-2002年工资奖金等收入也仅有12.15万元。 (人民网)
附:现在公务员的退休金计算方式仍旧是依照《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规定来进行, 也就是职务工资、级别工资按一定比例计发, 基础工资按原工资的100%计发。其中职务工资、级别工资按以下比例计发:
工作年限满35年的, 按88%的比例计发;
工作年限满30年不满35年的, 按82%的比例计发;
工作年限满20年不满30年的, 按75%的比例计发;
工作年限满10年不满20年的, 按60%的比例计发;
工作年限在10年以下的, 按40%的比例计发。
(一) 从相对收入消费理论解释
以我国为例, 政府官员退休金的发放是按照其退休时工资额的一定比例来计发。因此我们可以认为, 在其他津贴和待遇不变的情况下, 政府官员退休后的实际生活水平会下降。根据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利提出的相对收入消费理论, 消费者会受自己过去的消费习惯以及周围消费水准的影响来决定消费, 从而消费是相对的决定的。
假设一个人的生活水平一直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那么当其收入减少时, 其生活水平的下降与收入减少成比例是较为困难的。这种消费水平容易随收入水平上升而上升, 不易随收入水平下降而下降的现象, 被称为“棘轮效应”。见图1, 当经济稳定增长时, 消费为收入的固定比率, 这就如同政府官员在任职期间的经济总额的增加, 所以长期消费函数为C=bY。在图中的形态就是路径C的上升形态。然而, 当出现变故, 如政府官员退休或被辞退等情况出现, 其收入会下降。在此, 棘轮效应就出现了。政府官员收入下降带来的不是沿路径C的同比例下降, 而是在某种收入水平下沿路径A、B的下降方式。其中空缺的部分y则必须由其他途径来进行弥补。这样, 寻租的一种动力便产生了, 那就是为了在收入水平下降时, 本人的生活水平不会太大程度的下降而进行的为未来的打算。
相对收入消费理论的另一方面内容就是示范效应, 其意味着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要受周围人们消费水准的影响。就一般政府官员而言, 他的收入水平并不高, 但是顾及他在社会上的相对地位, 不得不提高自己的消费水平, 这种心理也会提供一种政府官员寻租的动力。
从案例来看, 即使是工作35年以上的公务员在退休时也无法获得全额工资, 况且福利待遇等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比如对公车的使用、对公共资源的使用等。为了减轻“棘轮效应”的影响, 就迫使公务员在退休前寻求足够的积蓄以维持平常的消费, 这样就解释了相对收入消费理论中, 由于“棘轮效应”的存在而产生的寻租行为。
对于示范效应:1997年-2001年间, 王怀忠作为副部级高官, 其年均收入只有27000元。虚荣和示范效应使得其以腐败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收入。
(二) 从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解释
此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莫迪利安尼提出。其中心思想是人们会在更长时间范围内计划他们的生活消费开支, 以达到他们在整个生命周期内消费的最佳配置。由上文材料可以得知政府官员在退休或离职后的收入水平会下降。不仅如此, 本文还假设人是有限理性的, 且追求尽可能高的生活水平。见图2, 横轴为人生的所有时间, 纵轴的U表示人生活水平效用的度量, N表示人的某时财富总量。如果某政府官员是廉洁的, 那么根据正常的工资收入水平, 他一生中的收入积累最高点是N1点, 一生平均消费能达到的效用水平是U1。为了年老后收入降低时的生活从而效用水平不至于下降的太快, 其要做的一方面是在年轻时尽量积累财富, 使得收入减少时也能拥有较稳定的生活效用水平;另一方面是尽量贪敛财富, 提高自己的平均生活效用水平, 如图2中的U1提高到U2。
这种理论是有一定的假设前提, 但是其主要内容与现实生活还是吻合得比较好的。所以, 我们可以看出在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的指导下, 政府官员寻租的动力又得到进一步的增强。
在本例中, 王怀忠为在生命周期 (公务员任职期间) 中维持较高的效用, 其将自己的消费可能性平均每天提高6000元人民币, 即△U=6000。同样, 寻租使得王怀忠将自己收益最高点由N1=14.44万元提高到N2=1012.12万元 (14.44+997.68) , 总经济收益为△U×T=997.68万元。
三、企业寻租动力来源
案例2.据昆明中院确认的事实, 云南省交通厅前副厅长胡星因受贿案中, 深圳安远集团董事长陈族远向胡星行贿3200万元。
陈族远贿赂胡星的目的是希望胡星把总投资24.23亿元人民币的昆明市东连接线高速公路项目批给他的深圳安远公司。在1年多的时间里, 虽然昆明城投公司先后与多家投资商进行了接触, 但是, 昆明市东连接线建设项目最终花落深圳安远, 并且确定该项目的投资回报率为10%。
深圳安远及其伙伴面临的未来收益主要来自两方面:深圳安远及其投资伙伴将拥有东连接线公路建成后25年的经营权。项目建设完成投入使用后, 昆明市政府每年给予合资公司货币资金补偿1.2584亿元, 到经营期满为止;土地补偿则是合资公司拥有公路沿线11000亩土地的开发权。 (民主与法制时报, 2007)
(一) 从成本-收益分析解释
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 只要有利润空间的存在, 企业就会去争取利润的获得。而企业在理性的情况下, 只要在决策过程中能够计算得出:收益>成本, 那么企业在这种活动中就是有利可图的。
数学说明如下:
假设:企业是理性的且追求利润最大化;高的收益带来高的效用;“金钱”是正常品, 有“越多越好”的性质。一个企业初始拥有的资源禀赋为W 1, 寻租将花费另外的S1。寻租后的资源禀赋为W2, 资源禀赋增量为△W。因为企业是追求利润 (效用) 最大化的, 如果寻租意味着U (W2) φU (W1+S1) , 意味着有S 1<△W, 就有U (S 1) πU (△W) 。
由此可见, 企业在寻租过程中, 由于支付寻租费用S1而损失的效用小于由于寻租带来的收益△W产生的效用增量, 企业寻租有利可图, 在效用提高的动力作用下, 企业产生寻租行为。
在此案例中, 我们认为如果寻租不存在, 则此企业无法获得该项目的投资权, 或者投资收益大大减少。同时, 忽略考虑时际收益折算。
成本为:24.55亿元人民币 (24.23+0.32)
收益为:
1、项目建成后10%的投资回报率, 即2.423亿元人民币
2、每年货币资金补偿1.2584亿元, 25年共31.46亿元
3、拥有公路沿线11000亩土地的开发权。
且不算第三项, 资源禀赋增量为:2.423+31.46-24.55=9.333, 可见企业寻租行为的产生是伴随着大量利益收入的。
(二) 从期望收益理论解释
由于寻租行为的种种危害, 许多国家都将其列为非法行为。期望收益理论的中心思想就是在一定的风险下, 期望收益与损失的比较产生对寻租行为的诱导。以我国为例, 寻租现象一旦被司法机关发现, 其对行贿者的惩戒程度远远低于对受贿者的惩戒程度。假设寻租行为被发现的概率为P, 企业的期望收益为E (R) , 寻租产生的收入为M (为未扣除寻租支出的毛收益) , 寻租支出为L, 企业由于寻租被罚款的金额为 (1+a) L, a为罚金占贿赂金额比例且贿赂金额全部没收, 但是企业在被惩戒中没有其他方面的损失。那么企业的收益期望为:
在这个等式中, 企业存在两个可以对其寻租行为提供动力的方面:1.寻租行为被发现的概率P是不确定的, 在司法力量比较弱的国家, P值是比较小的, 2.L是在寻租行为中对某个人或者某些人的支付, 因为只有少数人才掌握对资源的支配权, 所以L一般相对不会很大。M是寻租行为带来的收益, 其值一般是比较大的, 否则寻租就没有意义。
针对以上分析, 在企业寻租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以及其对收益的期望和国家法制的力量都可以解释企业寻租的动力来源。
结合案例, 根据中国青年报有关报道, 专家测算我国寻租行为被发现的概率P:2%~3%. (中国青年报, 2004)
寻租产生的收入:
1、项目建成后10%的投资回报率, 即2.423亿元人民币
2、每年货币资金补偿1.2584亿元, 25年共31.46亿元
3、拥有公路沿线11000亩土地的开发权。
且不算第三项, 寻租产生的毛收益M为9.653亿元人民币, 寻租支出L为0.32亿元人民币。由于案件已经基本结束, 且行贿者还未受到处罚, 所以罚金比例a可以说是等于0。
期望收益理论中, E (R) = (1-3%) ×9.653-3%× (1+0) ×0.32, 所以, 期望收益E (R) 为9.36341-0.0096=9.35381。
四、消除寻租动力的方法建议
(一) 针对政府官员
收入水平稳定。给予政府官员的工资与福利水平应该在量上适当和质上稳定, 这种给予不应该过高或者过低, 更不应该随意变动。不应该过高和随意变动是防止“棘轮效应”的作用发生;不应该过低是防止“示范效应”的产生。
福利控制。政府官员的工资与福利水平在其工作与退休时不应差别太大, 以防止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和永久收入消费理论发生作用。具体的做法可以是按政府官员工作年限的增加而累计增加一定额度的奖金, 这笔钱的来源可以是平时收入的一部分, 到其退休后平均地按年加成一定数量返还。最理想的状态是退休后的单位时间总收入与工作期间单位时间总收入相当。
(二) 针对企业
增强法制力量作用。加大对企业寻租行为的打击力度, 一方面惩戒有寻租行为的企业总体, 如诚信度曝光等;另一方面大力惩罚该企业参与寻租行为的个人, 使其寻租可能导致的成本远远大于寻租行为得到的收益。
增强经济行为监控。加大国家有关部门对经济行为的监控, 在期望收益理论中就是提高P的值。在理想状况下, 如果P值提高到1, 那么寻租行为将不产生任何收益, 寻租企业就可以自动消除寻租行为。
减少行政干预市场。减少政府部门对经济事务过多的行政干预。在减少了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和尊重市场规律的情况下, 政府官员就没有机会进行寻租活动, 因此这也是消除寻租行为一种有效的做法。
五、综述
寻租行为是现在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 其由于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和造成社会福利损失而被大多数国家广泛的禁止。为了有效的减少寻租行为, 我们就必须从微观主体的层面上来分析寻租行为产生的动力机制。只有消除了寻租行为主体的寻租动力, 才可以有效的减少寻租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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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物资采购寻租行为分析 篇5
一、军队物资采购寻租行为博弈分析的基本假设
委托代理关系和信息不对称是产生寻租行为的重要原因。在军队物资采购过程中, 军队委托代理人 (事业部门、主管部门、采购机构等) 向供应商采购物资。供应商与代理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 都会以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为目标, 因此具有实际权力的代理人很可能利用自身的权力和供应商之间达成“默契”, 利用委托人的信息不对称, 牺牲委托人的利益而获取自身利益。本文对军队物资采购寻租行为的研究即着眼于代理人的寻租行为。
假设1:军队物资采购活动中, 存在三个主体——军队、代理人、供应商, 涉及两个博弈过程——军队与代理人的博弈、代理人与供应商的博弈。在本文分析过程中, 主要考虑军队与代理人在物资采购过程中的博弈。
假设2:军队只能选择委托一个代理人进行物资采购, 并且代理人能成功采购物资, 代理人在采购活动中获得的收益为R (给予军队采购机构和人员的福利和奖励等) 。代理人在与军队合作过程中有两种选择策略, 即寻租和不寻租。若选择寻租且没有被发现, 代理人可以获得额外收益△R。代理人廉洁采购 (即不寻租) 的概率为β。
假设3:军队通过代理人采购物资能够获得最大的军事价值V, 若不采购, 军队不能获得任何收益。军队用于物资采购的成本为CM, 军队采取措施监督代理人的成本为CS, 军队采取措施监督代理人的概率为α, 本文假定只要军队采取监督措施就能够发现代理人的寻租行为。
假设4:代理人一旦寻租, 若军队未发现, 则给军队带来的损失为L;若军队发现代理人寻租 (即寻租活动曝光) , 则代理人将会受到F的惩罚。只有当监督成本小于代理人寻租的惩罚, 即CS<F时, 监督才是有效率的;否则, 军队的监督得不偿失。
二、军队物资采购寻租行为博弈过程分析
军队物资采购过程中, 军队与代理人博弈树模型如图1所示。
这是一个多阶段的动态博弈, 寻求该博弈的均衡要从最后一级的子博弈开始, 用倒推法逆向逐步寻找博弈方的最优选择。
对二级子博弈分析可得, 该博弈有四组策略组合, 其博弈矩阵如表1所示。
军队的期望效用为:
对上式求关于α的一阶偏导, 得到最优的一阶化条件:
进一步求解得:
上式表明, 对代理人而言, 当军队对物资采购活动进行监督时, 可以使其廉洁采购 (即不寻租) 的概率β大于β*, 若军队不进行监督, 则其廉洁采购的概率β大于β*。
对于军队而言, 监督成本CS越小, 则其对代理人进行监督的可能性越大;反之, 军队会减少监督的次数以节约成本, 则代理人廉洁采购的概率会大大降低。在军队监督次数一定的情况下, 如果提高代理人寻租曝光的惩罚F, 则代理人廉洁采购的概率就会相应提高。
代理人的期望效用为:
对上式求关于β的一阶偏导数, 得到最优一阶化条件:
进一步求解得:
上式表明, 军队监督的概率α≥α*时, 代理人选择不寻租更为有利, 在物资采购的过程中会选择廉洁采购;军队监督的概率α≤α*时, 代理人廉洁采购的收益会小于寻租的收益, 则其在物资采购的过程中会选择寻租。
在军队加大处罚力度的情况下, 军队监督概率即使变小, 但由于一旦被发现, 寻租的损失巨大, 代理人更倾向于选择不寻租。而代理人寻租所获得的利益越小, 则寻租对其吸引力将越小, 代理人没有必要冒风险选择寻租。
因此, 可以得出军队和物资采购代理人进行物资采购活动时的混合纳什均衡解为:
三、军队物资采购寻租活动控制手段
(一) 加大对代理人寻租处罚力度
无论是从军队还是从采购代理人的角度进行分析, 对代理人寻租处罚力度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加大对代理人寻租行为的处罚力度,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提高经济处罚力度, 使采购代理人寻租变成不经济行为。二是提高纪律处罚力度, 依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和国家有关采购法规的规定, 对存在寻租行为的代理人进行严厉的纪律处分,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是重点惩处采购项目具体负责人, 将项目具体负责人的实际利益与寻租惩罚挂钩, 防止负责人怀侥幸心理而导致寻租活动的出现。
(二) 控制对代理人的监督成本
控制对代理人实施监督的成本, 可以有效提高代理人廉洁采购的概率。军队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控制监督成本。一是精简监督流程, 选取最关键的节点进行监督。二是根据实际监督检查内容精简监督队伍。增加财务审计专业人员的比例, 减少不相关人员比例。三是建立社会监督机制。要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 积极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 在不涉及军事和国家秘密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社会力量进行全方位监督。
(三) 建立采购预算联合审核制度
采购预算审批环节既是军队物资采购的关键决策点, 也是治理寻租行为的重要控制点, 必须按照“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要求, 建立采购预算联合审核制度。首先, 通过采用听证会形式, 由财务部门邀请相关专家、预算编制人员以及相关部门代表共同参与讨论。其次, 重点审核采购项目安排是否合理, 预算价格是否存在高估或低估的情况, 看有无人为整合和拆分项目的问题, 有无混淆采购项目界线套用资金的现象。
(四) 推行采购轮岗制度
确保权力正确行使, 关键在人。不仅要有一批符合资质条件、经过专业认证的人才队伍, 还要有科学的人力资源配置制度, 包括采购轮岗制度。在有条件的单位和部门, 逐步推行采购相关人员轮岗制。一是要依据单位和部门的实际情况, 科学制订轮岗计划, 严格把关制订方案、确定人选、征求意见、研究决定、组织谈话等关键环节。二是及时跟踪问效, 对实施的轮岗计划收集反馈信息, 针对存在的问题及时研究解决对策, 不断完善轮岗制度。
(五) 建立可靠适度的激励机制
尽管在与采购代理人博弈的过程中存在一定风险, 代理人可能会出现寻租的行为。但如果一味地对代理人限制、管控, 不但不能起到控制寻租行为的作用, 反而会使代理人产生抵触情绪。因此, 适度的激励机制可以激发物资采购人员的工作热情, 使物资采购的效益有所提高。一是要加强精神上的鼓励, 定期对优秀的物资采购机构和人员评奖评优, 激发采购人员的廉洁奉献精神。二是要加强物质上的奖励, 对为军队物资采购节约采购经费、提高采购效益的采购机构和人员发放一定数额的奖金或其它物质奖励。
摘要:文章将军队物资采购过程中军队与物资采购代理人的合作简化为多阶段的动态博弈过程, 在分析基于委托代理的二级子博弈基础上, 提出控制军队物资采购寻租行为的对策建议:加大对代理人寻租处罚力度、控制对代理人的监督成本、建立采购预算联合审核制度、推行采购轮岗制度、建立可靠适度的激励机制。
关键词:军队物资采购,寻租行为,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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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会计政策选择中的寻租行为 篇6
1. 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不完备
首先, 我国现行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允许企业对同类业务采用不同的会计政策, 并允许会计政策变更, 这种做法的初衷是使上市公司能根据自身经营特点和经营环境自主选择会计政策, 从而更准确更完备地提供有关财务状况和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但这些弹性空间给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留下了较大的寻租空间。
其次, 会计准则制定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经济管理环境的变化及不确定性使会计准则存在时滞。加之会计相关制度本身就是根据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情况制定的,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新的经济行为、新的经济业务、新的金融工具的涌现, 使得会计准则因缺乏前瞻性而常常落后于会计实践和经济行为的更新, 导致会计事项的确认、计量和报告带有很大的弹性。
最后, 会计准则对会计政策选择的披露要求不严格, 会计政策变更可以说是持续性的会计政策选择, 在广义范围内, 变更也是选择的一种。我国的会计政策选择变更后除了确实无法合理确定累积影响数外, 均要求用追溯调整法, 调整最早期间期初的留存收益, 这种做法为企业提供了逃逸通道。
2. 企业不良动机导致
企业在进行会计政策的选择时, 往往会利用会计政策的自主选择权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企业要实现利益最大化目标, 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企业在发展中总会出现一些不可预见的问题, 于是企业就会产生寻租动机。不管企业出于何种不良动机, 其最终的目的是一样的, 那就是虚增利润。对于企业来说, 会计政策的选择无疑是最容易操控的。由此, 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给予寻租的可能性成为必然性。
3. 控制不严监管不力导致会计寻租愈演愈烈
从企业内部来看, 当今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分离的, 企业的会计由单位负责人管理, 在委托-代理普遍存在的情况下, 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契约往往是不完全的, 激励机制也不健全, 代理人为了使自身利益最大化, 在企业即将公布会计信息时, 经常进行寻租。委托人也会因各种目的或顾忌而听之任之, 没有对其进行控制约束。
对于投资者来说, 投资于股票大多是为了获得资本利得。在资本市场上, 只要有炒作机会, 只要能给他们带来收益, 只要能获得更多租金, 他们就会采取姑息放任的态度。可见, 投资者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租金, 使投资理念出现偏差, 导致会计寻租情况不但没有纠正, 反而愈演愈烈。
从企业外部来看, 我国《会计法》对随意变更会计处理方法虽然规定了相关的法律责任, 但由于《会计法》对会计处理方法变更的要求依从于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对会计政策变更的要求, 而我国会计制度并未对随意变更会计政策做出严格的限定, 从而使包括注册会计师在内的审计、监督组织无法做出是否合法的判断, 造成对企业利用会计政策操纵利润执法困难的尴尬。
二、会计政策选择寻租带来的后果
1. 会计信息质量下降
会计政策的选择是生成会计信息的基础。会计信息是会计政策执行的结果, 是反映会计主体经济业务活动的实际运行状况、运行特征及运行结果的一种经济信息。
会计政策寻租的结果是财务报表中利润和每股收益增加了, 向外部投资者传递的信息是:公司有持续的获利能力和发展能力, 公司未来发展的风险不大。会计政策选择寻租的本质其实就是对会计信息的操纵, 必然会导致会计信息质量的低下。
2. 经济效率下降和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
会计政策的寻租是寻租方式的一种, 也必然会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和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会计政策选择中的寻租还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企业在寻租, 那么利益相关者岂会袖手旁观?按财务管理的双方交易原则, 要求企业在财务交易时, 在谋求利益的同时要注意对方的存在, 对方也会遵循自利原则行事。那么, 作为得到利益的一方, 是不是要分一杯羹给别人呢?在完全的市场中, 投资者都是理性的, 在竞争的环境中, 如果某些企业通过寻租实现了自己的不良动机, 会不会引起其他企业的效仿呢?于是乎, 你寻我寻大家寻, 经济效率下降、财富分配不公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3. 增加社会成本, 浪费社会资源
相关监管机构为了研究如何去制止寻租, 要花费准则修订成本;准则变化会增加会计人员相应的培训成本以及更新会计电算化软件、重组会计基础性资料等带来的成本。
最为重要的是, 会计寻租引起的效率损失成本。会计信息失真向投资者传递错误的信息, 让经济要素错误地流入和流出, 对企业对社会都是巨大的浪费, 因为在财务管理中要高度重视机会成本。
三、遏制会计政策选择寻租行为的建议
1. 完善企业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 充分发挥其对会计政策选择的约束作用
(1) 建立由多方利益关系人参加的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制定机构。要制定出科学完善的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 首先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的制定要有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尽量使会计准则、会计制度所确定的会计空间与利益空间相一致。制定各方普遍认同的会计准则、会计制度, 尽量消除对同一事项选择不同会计处理方法产生差异过大的现象, 从而减少相关利益集团的可寻租空间。
(2) 会计准则的制定要有一定的超前意识。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的制定应具有适当的预见性和前瞻性, 尽量减少寻租的弹性空间。制定出的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不仅要考虑现实经济状况, 同时又要适应未来经济的发展趋势和会计环境的变化, 具有一定超前的分析和预测, 使制度和准则能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即使面对一些改革和变动, 也能很快适应形势的发展, 从而减少在新经济现象出现后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出现真空地带的可能性。
(3) 压缩会计政策的可选择空间。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应缩小企业会计政策可选择的空间, 更加严格地限制企业随意变更会计政策。虽然这可能会造成会计核算的机械化, 但总会比寻租成本小得多。这样也压缩了租金的来源, 使得上市公司进行会计政策寻租丧失了“先天性”的可能。
(4) 严格信息披露。会计政策选择的披露是在报表附注中, 披露的范围和内容太少太空泛, 所以一定要规范会计政策选择的披露, 扩大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及其变更披露的范围。
从世界范围看, 各国准则都强调企业既有适当选择会计政策的权利, 也有进行充分披露的义务。这就使得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透明度增加, 将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置于公众监督之下, 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管理当局利用会计政策选择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提高会计政策选择的公允性。
2. 完善公司治理、监督、激励机制
(1)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机制是现代企业在领导管理、控制约束方面的制度和原则, 会计系统在公司治理结构下运行, 必然受其影响, 公司治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司会计政策的选择, 还会影响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 会计系统的工作离不开科学严密的企业组织的引导和控制, 健全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是会计政策选择科学性和合理性的重要保障。同时, 强化独立董事和审计委员会的监督作用。在现代企业制度下, 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是通过特定的治理结构和治理程序, 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相互合作、相互制衡的机制。我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中内部董事的比例普遍过高, 这样就难以发挥董事会的监督作用, 而主管部门的介入则无法消除政府对企业决策的行政干预。因此, 增加上市公司董事会的独立董事, 特别是保持一定数量的具有专业知识、经验丰富的、具有独立判断能力的独立董事是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措施。
(2) 建立报酬和业绩相对称的激励机制。按照委托代理理论的观点, 现代企业中所有者和管理者有时候目标并不完全一致, 代理人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 往往会发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或是为了职务消费和政治前途, 使追求目标短期化, 这就难免出现寻租行为。建立健全激励机制, 使经营者的付出与回报成正比, 这种稳定的收入可以使代理人暂时放弃高风险的寻租、创租活动, 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寻租行为的继续。所以应进一步探索与上市公司业绩相关的激励机制, 制定较长期的经理人经营绩效的评价标准, 使管理当局的目标与所有者的目标尽量趋于一致, 以增强公司管理当局对股东的责任心与忠诚度, 减少经理人员的道德风险。
(3) 强化监督管理力度。第一, 减少政府部门的作用。我国地方政府与上市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使得监管部门投鼠忌器, 无力下手。我们应该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 这就要求政府缩小对经济的管制范围, 确定合理的管制边界。第二, 赋予证劵市场更大的监管权力。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 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 赋予证券监管部门更大的监管权力。
3. 提高职业道德水平, 法治和德治并重
(1) 提高职业道德水平。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诚实守信”, 财政部副部长王军提出:中国会计精神应当是诚实守信的品质、客观公正的意识、开放广阔的胸怀和进取创新的追求。其中的诚实守信是灵魂, 由此可见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的重要性, 我们可以通过职业道德教育, 提高寻租者的思想道德素质, 使他们主动放弃寻租。如果道德约束达到一定的程度, 就会具有体制和法律无法相比的力量, 因为从根本上讲, 对寻租活动最好的控制和防范在于经济人的自律。因此, 努力提高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水平, 建立具有约束力的意识形态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2) 加大惩处力度。从法制层面看, 要加大事前监督和事后惩罚的力度。提高寻租活动的事后曝光率, 从而使寻租者不得不放弃寻租。我国在经济立法和规范方面还存在许多真空地带, 寻租本身就是钻空子, 所以一定要加强法制、规范建设。建立具有强大威慑力的惩罚机制, 加大对寻租者的打击力度, 以增加寻租的违法成本和其他损失, 对报告虚假信息, 给信息使用者造成损失者, 发现一个处理一个, 决不姑息。对寻租者的行为选择起到震慑作用, 使寻租者不得不对自己的得失进行权衡, 从而规避寻租行为所带来的风险, 使得寻租的长期目标、收益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失去保障, 进而使寻租收益下降, 最终使寻租成本大于或接近于寻租收益, 可以从根本上降低寻租行为。
四、结论
寻租是一种非生产性的寻利活动, 会计政策选择中的寻租行为有其寻租理论的共同性, 也有其特殊性。会计政策寻租由于会计准则和制度的不完备、企业战略发展目的和利益相关者的推波助澜, 从可能性成为必然性。会计寻租行为的危害性很大, 所以, 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寻租行为应严加控制和监管, 从而发挥会计的职能, 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摘要:会计政策的选择是生成会计信息的基础, 其实质是一种经济利益的博弈。经济后果就是给利益相关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 进而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结果。公司都在积极地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于是会计政策选择中的寻租行为不可避免。本文探讨了会计政策选择中寻租产生的原因及其严重后果, 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会计政策,选择,寻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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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会计政策选择中的寻租行为 篇7
(一)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不完备
我国现行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允许企业对同类业务采用不用的会计政策,并允许会计政策变更,这种做法的初衷是使上市公司能根据自身经营特点和经营环境自主地选择会计政策,从而更准确更完备地提供有关财务状况和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恰恰是这些弹性空间给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留下了较大的寻租空间。如对存货发出的计价、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和年限的规定、外币业务的汇率等都可以选择不同的方法。以收入的确认为例,会计准则规定:收入确认要满足的条件之一,是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在判断风险和报酬是否转移的时候还分为通常情况下和某些情况下,这一个“某些情况下”便足以给企业一个较大的选择空间。
会计准则制定者在制定过程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经济管理环境的变化及不确定性使会计准则存在时滞。加之会计相关制度本身就是根据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情况制定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现象的更新,新的经济行为、新的经济业务、新的金融工具的涌现,使得会计准则因为缺乏前瞻性常常落后于会计实践和经济行为,由此导致会计事项的确认、计量和报告带有很大的弹性。按照契约理论的观点,企业就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企业行为是契约各方相互博弈的结果,会计准则也是契约的一种,同样具有不完备性,因此将会导致利益相关者在订立契约后利用会计政策选择给予的灵活性有利于私己利益的行为,在其可选择地范围内使契约各方的财富重新分配,上市公司利用了契约的这种性质便导致了在会计政策选择中的寻租行为。
会计准则对会计政策选择的披露要求不严格,会计政策变更可以说是持续性的会计政策选择,在广义范围内,变更也是选择的一种。我国的会计政策选择变更后除了确实无法合理确定累积影响数外,均要求用追溯调整法,调整最早期间期初的留存收益,这种做法为企业提供了逃逸通道。当前我国会计制度规定企业的报表附注中须披露重要的会计政策变更及其内容、理由和影响数。企业也只是在对选定的政策上夸夸其谈,并未真正深入地解析为什么选择会计政策、为什么变更会计政策,使用该政策对会计信息质量和财务指标影响到底有多大。
(二)企业不良动机导致
企业在进行会计政策的选择时,往往会利用会计政策的自主选择权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企业要实现利益最大化目标,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企业在发展中总会出现一些不可预见的问题,于是企业就会产生寻租动机。比如:企业为了达到增发股票的目的,就必须要净资产收益率三年加权平均达到6%的指标,如果企业连续两年达到了《证劵法》规定的条件,在最后一年没有达到,企业自然是不会甘心的。有的企业为了实现融资、增加企业市场价值、高管人员得到更高的报酬和奖励等目的,对外表现出良好企业形象和经营业绩,在会计政策选择上也会大做文章,尽量地增加利润。有些亏损企业竭力掩盖亏损或亏损的程度,往往也通过不同会计政策的安排,力争将会计报表做到减少亏损甚至是盈利。还有一些企业为了向外界利益相关者传递企业经营稳定、经营风险不大的信号,往往也是通过对不同会计政策的选择来实现。
不管企业处于那个不良动机,最终的目的是一样的,那就是虚增利润。对于企业来说,会计政策的选择无疑是最容易操控的。
(三)控制不严,监管不力
从企业内部来看,当今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分离的,企业的会计要受单位负责人的管理,在委托——代理普遍存在的情况下,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契约往往是不完全的,激励机制也不健全,这样,代理人就有自己的目标利益,代理人为了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在企业即将公布会计信息时,经常进行寻租。委托人也会因为各种目的或是顾忌而听之任之,没有对其进行控制约束。
对于投资者来说,投资于股票大多是为了获得资本利得。在资本市场上,只要有炒作机会,只要能给他们带来收益,只要能获得更多租金,对此也就采取了姑息放任的态度。可见,投资者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租金,这种寻租行为不但没有得到纠正,反而是越发厉害。
从企业外部来看,我国《会计法》对随意变更会计处理方法虽然规定了相关的法律责任,但由于《会计法》对会计处理方法变更的要求依从于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对会计政策变更的要求,而我国会计制度并未对随意变更会计政策做出严格的限定,从而使包括注册会计师在内的审计、监督组织无法做出是否合法的判断,造成对企业利用会计政策操纵利润的执法困难的尴尬。
企业外部的利益相关者也是导致该活动的因素,比如地方政府,上市公司和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某种程度上来说,政府本身就是天然的寻租者,因为有了企业的发展和壮大,才会有税收和福利。某些地方政府为了本地区的局部利益,往往需要利用上市公司来体现本地区的经济水平或显示政绩。这样,为了争取尽可能多的上市公司指标或者为了已上市的公司不被罚下,会对公司这种寻租活动采取默许、纵容的态度,甚至于和上市公司联合造假。这样,地方政府也能分取租金的一部分,结果是必然会使企业的寻租行为愈演愈烈。同时,作为“经济警察”的注册会计师,其基本职能就是对被审计单位财务会计报表的合法性、公允性和会计处理方法的一贯性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并出具书面的法定文件,为利益相关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同时为宏观经济管理服务。但是现实情况是,有些会计师事务所为了保持业务往来或是取得比正常审计业务更大的利益,违背职业道德,不但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经常与被审单位沆瀣一气,为被审计单位不正当的寻租大开绿灯。
二、会计政策选择寻租带来的后果
(一)会计信息质量下降
会计政策的选择是会计信息赖以生成的基础。会计政策选择对会计信息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企业应根据会计环境的变化和企业生产经营特点选择合适的会计政策。会计政策运用得好,有助于增强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不但对于企业总体目标的实现是有益的,而且也会影响与企业相关各方的利益,从而与利益相关者实现双赢。会计信息是会计政策执行的结果,是反映会计主体经济业务活动的实际运行状况、运行特征及运行结果的一种经济信息。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中规定了可靠性、相关性、可理解性、可比性、实质重于形式、重要性、谨慎性、及时性八个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会计信息的质量决定着会计信息是否对决策有用,进而影响着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结果,同时也在加强企业管理、促进现代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自从会计政策寻租的行为出现,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变得无枝可栖。普遍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干扰了会计工作乃至经济工作的有序进行,寻租使得会计人员在进行会计的确认、计量和记录过程中,对同一项经济业务选取不同的会计政策,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会计信息,导致各利益集团做出不同的决策,从而影响各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最终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效果。
会计政策寻租的结果是,财务报表数据增大了,利润和每股收益增加了。给我们传递的信息是,公司有持续的获利能力和发展能力,公司未来发展的风险不大。殊不知,那些信号都是空中楼阁。因此,可以说会计政策选择寻租的本质其实就是对会计信息的操纵,必然会导致会计信息质量的低下。
(二)导致经济效率下降和社会财富分配不公
布坎南 (Buchannan) 认为,寻租是追求满足私利的个人使价值最大化,造成了社会浪费而不是社会剩余。塔洛克 (Taluoka) 也指出,大量的寻租族们为寻求租金而不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了整个社会经济效率的低下。寻租并不创造额外的经济资源,仅仅是改变了原有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关系。会计政策的寻租是寻租方式的一种,也必然会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和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
由于租金的存在,使人们为了争夺租金,耗费了大量的社会经济资源,却不为社会创造出任何财富。寻租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扭曲,在可操控的范围内,企业不再是去竭尽全力的改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改善服务、增强市场竞争力,而是如何在既得利益上再次取得额外的收益。在这个恶性的环境里,生产者未没有多劳多得,而没有从事生产活动的寻租者却可能大发横财,这对努力工作的生产者来说是很不公平的,削弱了发展生产的激励和动力。
会计政策选择中的寻租还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企业在寻租,那么利益相关者岂会袖手旁观,按财务管理的双方交易原则,要求企业在财务交易时,在谋求利益的同时要注意对方的存在,对方也会遵循自利原则行事。那么,作为得到利益的一方,是不是要分一杯羹给别人呢?在完全的市场中,投资者都是理性的,在竞争的环境中,如果某些企业通过寻租实现了自己不良动机,会不会引起其他企业的效仿呢?于是乎,经济效率下降,财富分配不公便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三)增加社会成本,浪费社会资源
会计政策的寻租让一部分人运用不当手段获得利益,那么既然是额外的利益,寻租者绝对不会愿意轻易放弃这样的机会。寻租的主体要为寻租行为花费成本,为了能够将寻租行为继续下去,还需要给一些会计管制机构贿赂,对准则进行评论花费成本。同时,该种寻租行为引起大家的效仿,便使得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难以为继。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
最为重要的是,会计寻租引起的效率损失成本,会计信息因为失真给投资者传递的错误信息,让经济要素错误地流入和流出,对企业对社会都是巨大的浪费。
三、遏制会计政策选择寻租行为的建议
(一)完善企业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充分发挥其对会计政策选择的约束作用
要制定出科学完善的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的制定要有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尽量使会计准则、会计制度所确定的会计空间与利益空间相一致,制定出具有普遍认同的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尽量消除对同一事项选择不同会计处理方法产生差异过大的现象,从而减少相关利益集团的可寻租空间。
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的制定应具有适当的预见性和前瞻性,尽量减少寻租的弹性空间。制定出的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不仅要考虑现实经济状况,同时又要适应未来经济的发展趋势和会计环境的变化,具有一定超前的分析和预测,使制度和准则能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就算面对一些改革和变动,也能很快适应形势的发展。从而减少在新经济现象出现后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出现真空地带的可能性。
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应缩小企业会计政策可选择的空间,更加严格地限制企业随意变更会计政策。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给企业一定的会计选择空间是必要的。但立足于我国的国情,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还在进行当中,“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在这种会计寻租现象层出不穷,上市公司信任度普遍下降,利益相关者虎视眈眈,内部、外部监督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应尽量减少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余地,虽然这可能会造成会计核算的机械化,但总会比寻租成本小得多,使得上市公司进行会计政策的寻租丧失了“先天性”的可能。
我国财务报表的披露是在报表附注中,披露的范围和内容太少太空泛,所以一定要规范会计政策选择的披露,扩大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及其变更披露的范围。我们不但是要看企业资产负债表、利润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更要知道那些报表上的数据的来龙去脉。所以应该尽快制定会计政策选择的披露规则,对会计政策披露的内容、方式、时间、格式、范例等予以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要求企业在财务情况说明书中披露会计政策及其变更,以便能够集中、系统、详细地揭示本企业的会计政策及其变更,便于增进对会计报表信息的理解和利用。在会计政策披露的范围上,不仅要披露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理由和影响数,还要披露变更的性质以及对变更的判断,同时在年度审计报告中说明当期存在会计政策变更及其对净利润和每股收益的影响,这能引起报表使用者对会计政策变更的注意。
从世界范围看,各国准则都强调企业既有适当选择会计政策的权利,也负有进行充分披露的义务。这就使得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透明度增加,将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置于公众监督之下,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管理当局利用会计政策选择而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提高了会计政策选择的公允性。
(二)完善公司治理、监督、激励机制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机制是现代企业在领导管理、控制约束方面的制度和原则,会计系统在其治理结构下运行,必然受其影响。公司治理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司会计政策的选择,还会影响到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会计系统的工作离不开科学严密的企业组织管理和公司治理对他的引导和控制,健全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是会计政策选择科学性和合理性的重要保障。同时,强化独立董事和审计委员会的监督作用。现代企业制度下,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是通过特定的治理结构和治理程序,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相互合作、相互制衡的机制。我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中内部董事的比例普遍过高,这样就难以发挥董事会的监督作用,而主管部门的介入则无法消除政府对企业决策的行政干预。因此,增加上市公司董事会的独立董事,特别是保持一定数量的具有专业知识、经验丰富的、并具有独立判断能力的独立董事是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措施。
建立报酬和业绩相对称的激励机制。按照委托代理理论的观点,现代企业中所有者和管理者有时候目标并不完全一致,由于他们的这种不一致,代理人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往往会发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或是为了职务消费和政治前途,使追求目标短期化,就难免出现寻租行为。建立健全激励机制,使经营者的付出与回报成正比。这种稳定的收入可以使代理人暂时放弃高风险的寻租、创租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寻租行为的继续。所以,应进一步探索与上市公司业绩相关的激励机制,制定较长期的经理人经营绩效的评价标准,使管理当局的目标函数与所有者的目标函数尽量的趋于一致,以增强公司管理当局对股东的责任心与忠诚度,减少经理人员的道德风险。
强化监督管理力度。可以说监督管理这一点是老生常谈,也任重而道远。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这无论在哪一个社会层面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证券市场上好像是财务丑闻、报表舞弊接二连三,究竟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得承认,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证券市场都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出现问题是再所难免的,关键在于问题能不能解决?怎么解决?
解决这个问题最主要有两方面。第一,减少政府部门的作用。我国地方政府与上市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监管部门投鼠忌器,无力下手。我们应该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这就要求政府缩小对经济的管制范围,确定合理的管制边界。第二,赋予证劵市场更大的监管权力。应借鉴其它一些国家的一些做法,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赋予证券监管部门更多、更大的监管权力。
(三)提高职业道德,法制和德治并重
诺斯认为,扼制寻租活动的有效办法是法律制度和规范的文化与道德。道德制约和教育宣传有着法律约束所不能达到的特殊功用,法律具有惩罚性,调节范围有限;而道德规范则是预防性的,其作用带有根本性。如果道德约束达到一定的程度,它会具有体制和法律无法相比的力量,因为从根本上讲,对寻租活动最好的控制和防范在于经济人的自律。因此,努力提高会计人员职业道德,建立具有约束力的意识形态是相当有意义的。
从法制层面看,要加大事前监督和事后惩罚的力度。提高寻租活动的事后曝光率,从而使寻租者不得不放弃寻租。在以往通过会计政策寻租造成严重后果的会计造假案中,企业的经营者事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事件过后,按照经济法律的规定,一些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在触犯法律若干年限后满足了一定条件,还可以继续从事该领域的工作,仍然可在别的公司任职。随着《经济法》制度的不断完善,看似对于会计报表舞弊案的惩处力度是不断加大,但是实际上相对于案件发生的频率和造成的损失来看,处罚的力度还是远远不够的。
我国在经济立法和规范方面还存在许多真空地带,寻租本身就是钻空子,所以一定要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具有强大威慑力的惩罚机制,加大对寻租者的打击力度,以增加寻租的违法成本和其他损失,对报告虚假信息,给信息使用者造成损失者,发现一个处理一个,决不姑息,使寻租者不得不对自己的得失进行权衡,从而规避寻租行为所带来的风险,使得寻租的长期目标、收益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失去保障,进而使寻租收益下降,最终使寻租成本大于或接近于寻租收益,最终可以从根本上降低寻租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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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过程的寻租行为分析 篇8
关键词:工程,建设,寻租,措施
从行业上看,建筑业行业的特点是投入大,工期长,牵涉面广,工程项目管理是一个复杂的产业体系,如果管理不善,很容易产生寻租行为;从项目投资来源来看,我国经济体制处于转型期,民营经济虽然发展迅猛,但建设项目投资仍是国家投资的主体,具体的业主是国家资本的委托代理人,这就人为地形成一个寻租空间;从建筑市场和法律法规上看,我国建筑业的发展是在法律法规制度不完善以及市场不均衡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存在权钱交易的寻租行为。因此,研究工程建设过程的寻租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建筑工程寻租行为概述
1.1 寻租的内涵
寻租(Rent Seeking)通过获得或维持某个领域的垄断地位来寻求、保持和增加经济租金的非生产行为。寻租的条件包括政府(或行业协会等有权机构)干预、市场分割、预期的经济租金等。寻租活动的几个基本特点为:1)寻租是一种非生产性的寻利行为,其结果是导致社会经济资源的浪费。2)寻租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造成经济资源配置的扭曲,阻碍了更有效的生产方式的实施,从而降低了全社会的经济效率。3)寻租与政府的管制、垄断密切相关。
1.2 建设工程寻租行为概述
在工程建设领域存在着种种腐败现象,虽然从源头预防和治理方面取得了不小成就,但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横向看,建设领域覆盖面宽,工程量大,几乎涵盖了各个部门。其中的资金周转数额大、名目多,加之管理不规范,很容易滋生腐败。纵向看,工程建设过程的环节多、工期长,涉及到的每一个部门、环节都有产生腐败的机会和条件。在我国工程建设的各个过程中都存在同样的寻租问题:就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包括规划、设计、招投标、施工、采购、监理、验收各个环节),利用自身所掌握的信息资源为企业或个人寻租和避租等问题。
2 建筑工程中主要寻租行为分析
2.1 规划环节的寻租行为
1)政府无意创租,如建设用地指标制定失误使开发商借机牟利,不恰当的公共物品管理造成严重的“搭便车”现象等。2)政府被动创租,如在城市开发建设中,地方政府为追求短期政绩或迫于经济压力,受开发商制约,廉价出让土地,破坏生态环境等,为部分企业大开方便之门,它造成城市资源严重流失,为城市长远发展留下隐患。3)政府主动创租,如行贿受贿、用地性质随意更改、建筑容积率随意增加,违规批地、违规建设等情况的发生,阻碍了城市的发展。我国当前的租金来源以政府主动创租为主。
2.2 设计环节的寻租行为
在目前,建筑设计院众多,设计市场竞争激烈,设计师受设计规范的制约,相对而言权力较小,寻租的空间也较小。其主要表现形式为设计人员不通过设计院,违规私人承揽设计任务,应施工单位的要求,做一些不恰当的设计变更,增大工程量,以增加工程的造价。
2.3 招投标环节的寻租行为
近年来,建筑招投标领域一直是职务犯罪的高发区,招投标本身应该是一种公平竞争行为,它要求参与竞争的各方处于充分的竞争状态,但是我国现行招投标中非充分竞争现象严重,导致了大量的寻租行为。我国工程招投标中的寻租现象可以分成两种类型:1)利用行政权力干预招投标活动,进行权钱交易;2)利用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不规范,用各种违法违规手段牟取暴利。一方面制度本身是完善的,但某些人知法犯法,此种腐败为人为性腐败;另一方面是由于某些制度本身存在不够完善的地方,腐败分子钻了法律的漏洞,这种腐败是制度性腐败。
2.4 工程施工、材料采购环节的寻租行为
在建筑材料的采购环节上,建筑材料市场放开搞活以后,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某些采购人员收受供货方的贿赂后,抬高材料价格,从中捞取好处。此外,有些建筑单位主管人员虚报、冒算建筑材料,加大开支,从中大肆贪污侵占。
2.5 建筑监理环节的寻租行为
监理人员的寻租行为主要表现在工程量的签证和工程进度款的拨给上。虽然工程量的签证,工程进度款的拨给还要有业主同意才能生效,但监理人员无疑是第一道关口,拥有一定的权力,也就有一定的寻租空间。一部分监理人员就利用职权,对施工单位吃拿卡要。
2.6 验收环节的寻租行为
在质量验收环节上,建筑质监部门作为政府权力的代理人,行使建筑市场监管职能,其失信行为引发了工程建设领域大量的腐败案件。某些建筑单位为使工程顺利通过验收,向施工管理等有关人员和部门行贿。建筑监管部门的某些人员,在工程完工评定质量等级时,利用职权对施工单位吃拿卡要,致使工程等级向上或向下浮动一级。
3 防治寻租的措施
3.1 部分西方学者的观点
关于对付寻租者的手段,西方学者K·J·科福特和D·C·科兰德曾做过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其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对寻租行为予以揭露,也就是实行“阳光政策”。2)形成一种反对寻租的道德或思想环境。因为社会观点或意识形态对人们行为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3)改进调整财产权的程序,合理界定产权,防止由于所有权不清晰而引起的寻租行为。4)制定结束性条款,取消那些有利于特殊集团的法律或法规。5)政府出钱使垄断者放弃垄断地位,但此措施只适应于某些特定时期一次性使用,因为对政府来讲经常性地买下垄断地位可能会引起另外一些负面影响。6)改变制度结构,使寻租活动变得更加困难,从制度上限制那些可能造成寻租活动的行为,常见的有进出口关税和配额、特种行业价格和价格补贴、以及给特殊生产者和特定消费集团的补助或津贴,还有就是要弥补财政预算和税收制度可能出现的一些漏洞。7)改进政府内部的选举程序,建立减少寻租行为的选举制度,从而在决定政府官员的问题上形成一种竞争性市场。8)对寻租活动征税并对反寻租活动予以补贴,比如说,对政府政策造成的垄断地位所带来的纯租金进行征税。
3.2我国工程建设领域政府控制寻租行为的措施
1)加快体制改革,减少租源。从宏观上来讲,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在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情况下,尽量缩短新旧体制更替时间是减少租源,遏制寻租活动的根本出路。同时,加速我国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取消一些不必要的政府干预,改变目前“裁判员下场踢球拿奖牌”的现状,也可以有效减少租金的供给。2)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增强国民社会责任感。全民思想道德水平的提升能够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主体;另外还需要规范发展征信机构,培育企业征信市场;转变政府职能,限制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政府的监督管理职能等等。具体如下:a.实行招投标公开,杜绝“权力寻租”。b.推行建设市场廉政准入制度。c.提高监管强度,建立审计机制,对建筑工程的账目进行定期和随机相结合的审计,重点审计大账目。同时加强对相关权利人员的监管。d.建立激励机制,以举报有奖作为激励,鼓励群众踊跃对建筑寻租进行揭露。e.引进信息资源管理,努力减少监督成本,加大监督力度,提高监督效率,与此同时,还要与检察部门一道来打击建筑寻租的犯罪活动。f.加强建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大对“不抓小偷的失职警察(建筑监察部门)”的处罚力度,才能真正长期减少乃至杜绝建筑寻租。另外,在建设项目资金管理中,具体地,还要抓住重点,强化资金使用监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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