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租刍议（精选7篇）
寻租刍议 篇1
继21世纪网总裁刘冬、副总编周斌、理财周报发行人夏日等人因涉嫌敲诈犯被上海检察机关依法批捕后, 2014年11月20日, 21世纪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沈颢、副总裁陈东阳等涉案人员被依法批捕。21世纪报系新闻敲诈案在“陈永洲事件”, 央视财经频道事件之后, 引发了新闻界的又一场地震。
据警方介绍, 21世纪报系新闻敲诈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制定高额考核指标, 要求下属的21世纪网、21世纪经济报道、理财周报三家媒体利用负面报道和“有偿不闻”的方式, 逼迫拟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合作”、收取“广告费”。二是报系领导亲自参与重大“合作”事项的决策, 对于21世纪经济报道的重要客户, 直接指使相关主编删除负面报道。每次“合作”收取少则数十万、多则上百万的“保护费”, 这已成为21世纪报系重要的盈利模式。
21世纪报系新闻敲诈案折射了目前新闻界传统媒体转型和盈利的困境。事实上, 这并非个案, 新闻寻租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业内的“潜规则”, 这颗毒瘤必须得以铲除。为此, 本文从新闻生产流程方面具体分析了21世纪报系新闻寻租的成因、表现、影响, 并探究相应的防范对策, 以期对新闻界有所裨益。
一、21世纪报系新闻生产流程失范的原因
(一) 新闻采写受不正当经济利益驱使
新闻采访, 是记者认识客观事物、寻找与挖掘新闻事实或新闻的调查研究活动。[1]新闻写作必须以采访为基础, 采访决定写作。记者应该具备严谨的采访作风, 在采写之前需要做大量地搜集资料的工作, 以确保新闻报道的真实和权威。
但是, 21世纪报系涉嫌新闻敲诈的采访并非源于此目的。如果说涉案记者在采访前的确做了大量资料搜集的准备工作的话, 只不过是为了利用所就职的媒体在财经界的广泛影响力, 通过各种途径挖掘、采编上市公司和IPO公司的负面信息, 并利用这些公司对商誉受损的恐惧心理, 达到要挟其签订“合作协议”, 大赚不义之财的目的。
退一步讲, 就现实而言, 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和改革的深水区, 传统媒体在新媒体浪潮的冲击下确实经营困难, 特别是最基层的媒体从业者, 他们收入不高, 常常自嘲为“新闻民工”, 这种辛酸和无奈值得同情, 但这绝不应该是记者和编辑进行有偿不闻和进行有偿新闻交易的借口。
“贫贱不能移”, 新闻媒体是社会的良心, 新闻从业者作为公众人物, 应该时刻坚持职业道德, 遵守宪法和法律, 心系家国、情怀民生, 引导舆论朝着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方向发展, 而不是在利益面前选择卑躬屈膝。反观沈颢等人, 作为21世纪报系的负责人, 为了经济利益背弃职业操守, 最终锒铛入狱, 无疑为新闻从业者敲响了一记警钟。
(二) 新闻编辑和把关的失职
新闻报道是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新闻的采、写、编等诸多方面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新闻采写方面没有做好, 作为把关人的编辑, 也应该有重新补救的机会。因为新闻选择过程中的“把关人”并不只有一个:记者是“把关人”, 决定着哪些素材应该写成新闻稿;编辑是“把关人”, 决定着哪些新闻稿应该刊播;编审和总编是“把关人”, 决定着哪些内容应该成为重要新闻。[2]因此, 媒体内部存在着一系列的把关活动, 这就要求记者、编辑等把握好新闻报道的政治关、文字关和事实关。
在“21世纪报系新闻敲诈案”中, 新闻记者作为第一个“把关人”, 明知所采写的负面报道是新闻寻租的前提却没有提出异议或选择放弃, 这是其作为“把关人”角色的失职。但是, 即使这第一层把关没做好, 后面的编辑、编审和总编如果秉持职业操守来仔细检查、层层把关的话, 也不至于沦落到此地步。可悲的是, 新闻敲诈是21世纪报系自上而下的一套盈利机制, 具有内部的“合法性”, 层层把关人无力撼动这套违法体系, 这也折射出其内部管理体制的混乱。
二、21世纪报系新闻敲诈案的后果及影响
(一) 引发公众质疑, 媒体公信力下降
21世纪报系新闻敲诈案的发生, 其后果不仅仅是对本身造成了负面影响, 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恶性的连锁反应:由事件本身波及了整个新闻界, 受众由此对整个新闻行业产生了信任危机。可以预见, 媒体作为社会公器, 公信力一旦受损, 将不利于行业的长远发展。况且近年来一些新闻寻租案已严重败坏了媒体的信誉, 如2002年山西繁峙矿难“封口费事件”, 以及备受关注的“陈永洲事件”, 无不令新闻界声誉扫地。不仅如此, 国外的一些调查也揭露了这一问题, 美国一项研究显示, 在66国“有偿新闻”指数排名榜上, 中国新闻界位居前列。在21世纪报系的事件中, 当被冠以“新闻圣徒”的沈颢承认自己为他人“背书”时, 媒体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已一落千丈。
(二) 使原本经营困难的传统媒体“雪上加霜”
媒体的社会认可度和信任度直接关系着发行量和视听率, 进而影响广告收益。当“社会公器”成为利益工具, 还有多少媒体和新闻值得信赖?如果照这样恶性循环下去, 势必会使本就盈利困难的传统媒体“雪上加霜”。21世纪报系虽身处国内权威财经媒体的矩阵, 但新闻敲诈事件造成公信力的下降, 此前一些忠实读者可能不会再忠诚于它。古语有云:人无信而不立。报亦有报格, 失去读者意味着发行量和广告收入将减少, 这让处在市场化竞争中的21世纪报系日子更不好过了, 何况纸媒还面临着新媒体的巨大冲击。
(三) 对新闻人才队伍的建设产生不良示范效应
“新闻寻租”的败露说明一部分新闻从业者存在职业素养低、法制观念淡薄的问题, 往往对《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口头上喊得热烈, 心里却以一种不屑的姿态对待。长此以往, 势必降低新闻从业者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准, 进而影响到整个新闻人才队伍的梯队建设。特别是作为南方系主将之一的沈颢, 其人生轨迹的偏离, 很可能对众多怀揣梦想的年轻一代产生不良的示范效应, 让人误以为传统的精神理想在商业化现实的冲击下很容易支离破碎, 使得原本稀缺的专业主义愈发褪色。
三、新闻寻租的防范对策
(一) 媒体要强化自律意识, 正确行使社会职能
(1) 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 提升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新闻记者是民意的代表, 是社会环境的守望者、社会舆论的代言者、社会公德的监督者、社会正义的维护者, 新闻记者被给予厚望。接连不断的媒介寻租案件说明, 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提升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并非一句空话。其中, 最重要的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建设, 真正把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坚持新闻真实的原则落到实处。例如, 湖北新闻界此前发起的“我是建设者”大讨论, 以“为什么强调媒体社会责任”、“记者的社会责任是什么”、“记者应该怎样承担社会责任”三个议题催人思考, 在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 大大强化了新闻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认识和了解。
(2) 正确行使公众赋予的舆论监督职能。媒体代表公众对社会事务行使舆论监督职能, 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大众并且有益于社会的进步。陈力丹认为, 舆论监督是传媒的一种职能, 但是媒体也是一个利益单位, 有时候传媒很可能为了追逐利益而把舆论监督作为一种手段, 当这种情况出现时, 媒体应该有所警惕, 切不可为一己之私做出有损公共利益的事情。
(二) 监管部门需进一步提升规制能力
目前, 我国还没有出台专门的《新闻法》, 只是一些政策或准则上的约束, 缺乏详细的法律裁定, 这为一些记者进行利益寻租提供了可钻的漏洞。就媒体内部而言, 一些领导在处理记者违规行为时也会犹豫不决, 担心断然处理可能会影响媒体自身的声誉和利益, 因而对监管部门口头上支持, 行动上却明显不给力。因此, 在建立健全新闻传播法制、加强媒体规制能力的进程中, 要特别注重权力监督的落实和细化。首先, 应当明确监督主体, 并对其职责范围、权限、对象、工作程序等做出清晰的界定, 使之进一步法制化、规范化、具体化, 而不是流于形式;权力监督还应当加强协同性, 通过建立协调机制, 整合权力监督各部分的资源, 发挥整体优势。[3]
四、结语
新闻寻租是媒介权力异化的结果, 权力异化来自多重因素:权力本身的腐蚀性, 监督机制的缺失或“漏监”, “空监”地带的存在以及监督规范的滞后等等。凡此种种, 均有可能生成所谓的灰色地带, 使身在其中的媒体人和管理者从丧失警觉、模糊身份、淡化法制观念开始, 到浑水摸鱼、滥用权力, 及至以身试法, 欲罢不能。[3]深刻剖析21世纪报系新闻操作失范的成因及后果, 探寻相应的防范举措, 吸取其惨痛的教训, 有助于新闻工作者更加自觉地坚守职业道德伦理、严守法律底线, 使我国媒体在互联网时代更加健康、有序地发展。
参考文献
[1]梁一高.现代新闻采访学教程[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12:85.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131.
[3]程曼丽.媒体角色错位现象反思[J].新闻战线, 2014 (11) :51-52.
浅析会计寻租 篇2
关键词：会计寻租,会计寻租行为,预防措施
“公共领域里全部资源的价值就是租”, 寻租相对于寻利而言, 是一种对既定财富的争夺, 寻利则是一种对财富的创造。寻租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寻找租金。“会计寻租”一词于2001年提出, 颜敏等将会计寻租定义为:“在社会总财富水平和企业真实业绩 (即经济收益) 并未改变的前提下, 通过改变会计信息 (即财务报告收益数字) 来进行财富的非公平性转移和资源的不恰当配置。从而对其他社会主体利益造成损害的一种非生产性的行为。”会计寻租是一种负和博弈, 其本质是利用会计信息来取得非公平的财富转移和资源的不平等配置。
一、会计寻租的主要行为
产生会计寻租的原因是“诱饵在前, 管制在后”。寻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其本身获得更多的利润或使其本身利益不受损失。按会计寻租主体分类, 会计寻租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 政府创租
政府创租是指政府在制定会计政策、会计准则等制定权执行过程中的一种寻租行为。经济上使税收收入最大化、政治稳定以及宏观经济健康发展是政府会计寻租的主要动机。会计准则由政府 (或政府机构授权的民间部门) 制定的过程, 是政府对会计信息市场进行干预, 进行主动和被动创租的过程。
1.主动创租。
制定会计准则的政府官员或授权机构的人员, 通过行政干预增加一些集团的利益, 人为地制造租金, 于是就形成了“主动创租”。
2.被动创租。
政府在制定会计准则的过程中, 必然要把政府利益放在较高位置, 这就形成了政府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 政府就处于“被动创租”位置。
(二) 企业寻租
企业管理层希望通过自己的权力来影响企业会计信息的对外披露, 要求企业会计活动能生产出“利己”的会计信息。比如在亏损时虚报收益, 以骗取不正当的政治利益和经济所得。
1.企业内部寻租。
企业内部的寻租行为一般包括三种: (1) 企业资本预算中的会计寻租行为。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经营范围的延伸、组织结构的复杂化, 企业组织内部需设立若干从属于总部的部门。各个基层部门为了获得更多总部的资源配置, 就会产生会计寻租行为, 从而影响企业的整体战略方针和发展前途。 (2) 企业全面预算与业绩评价中的会计寻租行为。预算与业绩评价是企业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激励条件的诱惑下, 在预算和评价的某个环节中会出现歪曲事实、产生虚假会计信息的现象, 从而影响管理者的决策。当管理者意识到决策错误时, 却很可能碍于情面而不及时进行修正, 这就会为产生会计寻租行为提供温床。 (3) 企业内部转移价格制定过程中的会计寻租行为。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和复杂性的增加, 企业会采取分权管理的模式, 部门之间要频繁地进行劳务或产品的转移。在内部转移价格制定的背后是大量的磋商, 也是会计寻租的过程, 各个部门为了自身的利益有时会损害公司的整体利益。
2.企业外部寻租。
在委托—代理关系普遍存在的情况下, 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契约往往是不完全的, 激励机制也不健全, 代理人也是企业的管理者, 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 就会寻租。企业外部寻租主要对会计准则的制定施加影响以其对本企业有利或通过制作虚假会计信息来实现。
(三) 中介机构寻租
注册会计师对会计报表以及其他审计业务的合法性、公允性发表意见, 被审计人 (管理者) 要想通过会计政策选择、盈余管理等寻租, 只好向注册会计师行贿, 如果注册会计师难以抗拒这种诱惑, 就会与被审计人员同谋, 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 出具不真实的报告。
二、会计寻租的主要预防措施
会计寻租的存在导致了会计信息的失真, 破坏了市场经济的秩序, 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 扭曲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对于会计寻租的预防, 已经成为社会所关心的问题。
(一) 会计从业等相关人员的道德与法制建设至关重要
会计寻租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提示我们要高度重视会计从业等相关人员的道德与法制建设。一是社会伦理道德;二是思想觉悟;三是法律法规;四是职业操守。此外, 要加强对会计信息提供者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教育。作为会计从业及相关人员应自觉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 加强法制观念, 养成良好的职业自律习惯。
(二) 加大处罚力度, 使其真正起到预防作用
我国现有的资本市场监管规定中对滥用会计变更等会计寻租行为并没有相应的处罚措施。目前, 我国资本市场一方面设立了巨额的租金, 另一方面却缺乏有效管制会计寻租行为的措施。因此在减少租金设立的同时, 应加大对会计寻租行为的处罚力度, 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的民事赔偿法律体系。
(三) 减少融资政策对会计信息的依赖
制度变迁奠定了政府管制产生的基础, 政府管制导致了租金的产生, 融资管制对于会计信息的过度依赖, 会计信息的经济后果和信息的不对称性使会计信息寻租成为现实的选择。若要减少利益集团的寻租活动。按照市场自由化原则, 政府只进行制度执行的监督而没有决策权, 从而相对减少租金的设立。融资政策不再仅仅根据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做决策, 使虚假会计信息失去其利用价值, 这样就可以相对减少会计寻租。主要从以下四方面抓起:一是政府应尽量减少会计寻租的机会;二是企业应尽量转向寻利方面;三是中介应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去履行自己的职责;四是银行要深入实际掌握现有客户及潜在客户第一手资料, 平时要建立一个客户信用记录系统, 通过对客户全方位的信息收集, 减少对客户会计信息的完全依赖, 提高对客户在会计信息方面造假的辨别能力, 保证贷款的质量。
(四) 加强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
诺斯认为, 遏制寻租活动的有效方法, 是法制与道德。要通过有效的制度和机制, 消除租金存在的基础, 尽量避免政府的主动创租和被动创租。建立强有力的事前监督和事后惩罚机制, 通过法律制度、规章和道德、文化等有效机制来限制寻租者寻租。1.制度创新的原则主要有公开性、公正性、公平性、可操作性和严密性。2.机制创新的原则主要有高效性、变通性、相对稳定性、简洁性和循环性。
(五) 建立健全会计制度体系
会计准则或会计制度改革所产生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可选择空间扩大为上市公司通过会计变更等政策进行会计寻租提供了条件。因此, 在减少监管政策对会计信息依赖的同时, 我国应建立较完善的会计制度体系, 包括会计准则和会计评估制度体系;以会计准则为核心的会计信息披露规范体系;以注册会计师审计为核心的会计信息披露监督体系;以证监会为核心的会计信息披露再监督体系。从健全的会计制度体系上防止会计信息寻租行为的发生。
(六) 确定所有权的归属
所有权界定模糊会形成一定的“公共领域”, 对“公共领域”内的所有权争夺, 其实就是广义范围内的寻租。因而, 所有权的归属制度决定了租金及寻租的难易程度。从会计寻租角度看, 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做起:一是政府等部门减少对会计准则制度中的不适当的过多管制;二是明确投资者、经营者、债权人以及国家各个经济主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 以缩小会计寻租生存的公共区域, 从根本上治理会计寻租行为的发生。
总之, 通过提高人们对会计寻租的认识, 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 使会计制度的内容与执行程序更加透明, 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管控的积极职能, 加大会计寻租的成本等手段, 在限制会计寻租行为的同时采取激励措施削弱寻租者的寻租动机, 从而尽可能地减少会计寻租的行为, 以避免这种非生产性损害其他团体利益的行为发生, 使寻租效益小于净收益, 引导人们由会计寻租转为寻利。
参考文献
[1]侯雪筠, 朱丽颖, 齐亚梅.从寻租理论看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5) .
[2]张建刚.论寻机性会计行为[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 2001 (2) .
[3]段万春, 贺卫.试论寻利与寻租[J].经济问题探讨, 2001 (4) .
[4]颜敏, 李现宗, 张永国.会计寻租研究[J].会计研究, 2004 (2) .
浅谈会计变更寻租 篇3
按照财政部2006年颁布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要求:企业采用的会计政策, 前后各期应保持一致, 不得随意变更, 但如果变更能够提供有关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时或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等要求变更时则可以变更;会计估计变更是由于资产和负债的当前状况及预计未来经济利益和义务发生了变化, 从而对资产或负债的账面价值或者资产的定期消耗金额进行的重估和调整, 符合上述要求的会计变更是正常的会计变更。然而, 若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关于企业会计变更的真正原因是否如此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证实。若企业经济效益一定, 通过会计变更后, 社会资源配置的结果将会发生变化, 社会财富也会发生非生产性转移。因此, 会计变更是极易发生盈余管理的领域, 具有天然的寻租功能。但会计变更并不等于会计变更寻租, 只有当会计变更是为了寻求基于会计的管制创造的租金时, 才成为会计变更寻租。
因此, 本文将“会计变更寻租”定义为基于现行的会计管制和融资管制下, 为了寻租而利用会计信息的改变进而引起财富的非公平性转移或资源的不恰当配置等后果的活动, 且会计信息的改变通常通过变更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
依据变更是否具有主动性, 可将会计变更分为自发性会计变更和强制性会计变更。由于国家会计规范的改变而引发企业的会计变更, 即不论企业的管理当局是否愿意, 都必须按照国家会计规范的改变而发生会计变更, 我们称之为强制性会计变更。而企业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 通过主动改变其原有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而引起的会计变更活动称为自发性会计变更。从横向看, 不同企业所处的特定经济环境和发展状况是不一致的, 使企业自发性会计政策变更成为必要;从纵向看, 特定企业所处的经济环境和发展状况前后会有重大的变化, 同样使企业自发性会计政策变更成为必然。自发性会计变更的出发点固然好, 是为了保证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和公允性。然而, 企业有时进行会计变更的目的并不完全是为了确保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和公允性, 蒋义宏 (1999) 对上市公司20个自发性会计变更的案例进行分析后发现, 利益驱动是上市公司自发性会计变更的主要动机, 而不是为了反映企业真实的经营业绩。因此, 企业通过自发性会计变更来改变企业收益的真实情况, 从而谋取本不属于企业的资源或财富, 这种寻租活动我们称之为自发性会计变更中的寻租, 其实质就是利用会计信息的经济后果性, 迎合基于会计信息的融资管制来进行会计信息寻租的行为。
本文所研究的是企业为了谋求自身利益而主动操纵会计信息的会计信息寻租行为, 它具有人为性和主动性的特点, 因此, 本文所探讨的会计变更寻租行为属于自发性会计变更中的寻租行为。
二、会计变更寻租的过程
1. 管制与租金的双重存在——前提
根据寻租理论, 会计变更寻租要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 需要有管制和租金的双重存在。而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 这一时期的经济特征为会计变更寻租由可能性转为现实性提供了制度基础。贺卫、王浣尘等 (1999) 认为:寻租活动是在从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两个纯经济制度向混合经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出现的。这一过程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经济一定程度上受政府管制, 使得资本市场上存在大量租金。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是, 那些国家存在管制是因为市场失灵从而引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而我国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管制的原因是由于市场初步形成, 机制尚不完善, 政府仍介入于市场中, 且政府的监管行为深受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方式和理念的影响。为了避免市场经济的不完善所带来的社会成本, 监管者将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方式和理念继续发扬光大, 使得各种制度尤其是基于会计信息为管制工具而制定的各种政策、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存在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
2. 通过会计管制获取的会计账面虚拟租金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 市场经济尚不完善, 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无处不在, 其中包括会计管制和基于会计的管制等。不同的管制产生会计租金也不相同, 例如对会计信息生成过程的管制将会创造一种虚拟租金。这种虚拟租金表现为一种账面上的财富转移而不是真实的财富转移, 是利益集团通过采取一定的会计或非会计的手段调高或调低会计收益数额, 从而使得利益集团的财务报表上反映的会计收益和利益集团预期收益相一致或靠近。如果公司通过正常经营所得的会计账面数据偏离了基于会计的管制规定的会计数据标准时, 则无法获得真实租金。如公司正常经营所得的净资产收益率小于10%或6%时, 不符合证监会规定的再融资条件, 因而也就不能通过再融资而获得新的现金流量;当公司连续三年经营亏损时, 公司将要退市, 因而也就失去了继续在证券市场上筹资的机会。为此必须把正常经营所得会计数据调整到与基于会计的管制规定的会计数据标准一致才行, 如将原来低于10%或6%的净资产收益率调整到大于或等于10%或6%, 连续两年亏损的公司将第三年出现的亏损调整为盈利, 而这正是会计变更可以发挥作用的空间, 会计变更的数额就是虚拟租金, 会计变更的标准就是基于会计的管制确定的会计数据。
3. 虚拟租金转换为真实租金
以账面虚拟租金的获取为条件, 当变更后的会计账面数据符合基于会计的管制规定的会计数据标准时, 上市公司就可以把账面实现的虚拟租金转化为真实租金。这两种租金获取的顺序必须是先实现账面上的虚拟租金, 只有这样真实租金才能得以实现。真实租金可表现为上市公司在利用我国特有的上市、再融资和退市等相关的证券市场监管规定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租金。
可见, 会计租金包括虚拟租金和真实租金两个组成部分。两者之间存在这样的关系:虚拟租金的获取是前提, 但最终目标还是获取真实租金。如果没有真实租金作为诱饵, 虚拟租金的获取就变得毫无意义, 而虚拟租金是一种账面上的财富转移, 并不是真实的财富转移, 只有真实租金才能在不同利益集团间转移。因此, 利益集团对真实租金的追求是其实施会计变更寻租的根本动因。
综上所述, 一个完整的寻租过程可以看成是:政府设租、基于会计信息的融资管制——真实租金的存在诱使会计变更——会计准则或会计制度的可选择空间为会计变更提供必要的条件——实施会计变更——会计账面利润的实现——符合基于会计信息的融资管制——实现真实租金 (见图1) :
摘要：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寻租最显著的特点是具有人为性, 由于现行会计准则具有较大的选择空间, 这大大降低了上市公司操纵会计信息的寻租成本。本文主要研究会计更正寻租的内容。
关键词：会计变更,寻租
参考文献
[1]鲁君谊.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寻租行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四川:重庆工学院, 2008.6
[2]侯雪筠等.从寻租理论看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5
[3]杨景海.企业会计寻租及对策研究[J].财会通讯, 2009.12
MBO寻租行为成因分析 篇4
一、我国MBO寻租行为形成的市场因素
其一, MBO寻租行为形成的市场基础。市场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首先, 寻租行为几乎是不可能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存在的。因为, 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中, 每个企业都是价格的接受者, 每个企业生产的同类产品都是完全相同的, 市场上的信息也是完全的, 不会有超额利润产生, 所有企业均获得正常利润, 寻租活动无法进行。其次, 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存在着寻租行为。因为, 在该市场中, 企业除了可获得正常利润外, 还可获得超额利润。于是, 企业为了维持或获得超额利润, 便会把一部分资源投入到非生产性活动——寻租活动。因此, 我国实施MBO过程中存在的寻租行为, 正是由于在我国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中, 实施MBO可获得超额利润——租金所致。
其二, MBO寻租行为形成的市场环境分析。寻租活动的产生是由于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我国实施MBO过程中, 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纯粹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均不会出现寻租行为。因为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体制下, 政府没有任何资源分配的职责, 此时即使市场中出现租金, 也会随着各类企业的竞争性加入而消散;而在纯粹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政府承担一切资源分配的职责, 管理一切, 统收统支, 亏损补贴, 盈余上交, 企业和个人都是完全被动的, 不是独立的经济主体, 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 其经济福利的大小及增量都被制度完全规定了, 这就决定了个人无经济人特征, 缺乏逐利动机, 此时即便有租可寻, 寻租对自己也无益, 因此无人去寻租。
经济制度的变迁为寻租活动提供了寻租空间。目前, 我国国企实施MBO过程中之所以存在诸多寻租活动, 从市场环境的层面而言, 就是当前我国市场机制仍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阶段, 即我国仍处于一种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渡阶段。在这种混合经济中, 政府对社会资源配置依然起基础性作用, 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进行资源配置时常常规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健康的市场竞争机制还未形成, 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系统、高效、健全的市场体系还未建立;产权明晰、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在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中仍没有建立起来。这些客观上都为MBO寻租活动创造了条件。
二、我国MBO寻租行为形成的制度因素
制度是规范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的总和, 它由非正式规则 (如道德的约束、习俗和行为惯例等) 和正式规则 (如宪法、规章和产权等) 组成。制度是实施MBO的土壤环境, 优良的制度环境可以引导、规范MBO的实施, 使得MBO寻租者无租可寻。而不利的制度环境则使企业实施MBO的过程中出现寻租行为。现代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表明, 寻租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现有制度存在缺陷。在我国国企实施MBO的过程中, 正是存在着一些制度性的缺陷和漏洞, 才使得各种MBO寻租行为大量存在。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 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在我国, 国有企业的真正所有者是全体人民, 国家是全体人民的代表, 而国家把委托人的权利分散到下面的各级政府官员手中, 让政府官员来监督约束经理, 这样使得国有企业的真正委托人——国家完全游离于企业之外, 造成了国有企业严重的“所有者缺位”问题。在所有者虚置状态下, 由于国家支配着国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 而代理国家行使监督权的政府部门和地方官员却不拥有该权益, 使得代理人——政府部门和地方官员没有动力履行好监督责任。于是, 在MBO过程中, 出让方——代理人没有很好也不可能很好地行使所有者代表的责任, 从而为管理层开展MBO寻租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此外, 由于代理人没有履行好监督责任造成的所有者监督缺位, 使得管理者成为国有企业的实际控制人, 这样, 在MBO过程中, 他们自买自卖, 大肆开展寻租活动, 转移国有资产至自己囊下, 也就不足为奇了。更严重的是, 企业管理层和代理人——政府官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就为他们“共谋寻租”提供了可能。
其二, 缺乏针对MBO的法律法规。MBO需要适合的法制环境。迄今为止, 我国已经颁布的针对MBO的政策法规如下:2002年12月实施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2003年12月颁布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 2004年2月生效的《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 2005年4月颁布的《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以及2006年1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实施意见》。虽然这些政策的出台为MBO操作的透明化提供了一定的政策指导, 但这些都属于部门指导意见, 法律效力较弱, 在执行过程中极易地被地方政府和企业管理层规避, 使MBO成为法律缺失下大肆开展寻租活动以侵吞国有资产的“合法”通道。此外, 现有政策法规对MBO的具体操作细则制订方面, 比如收购主体的资格、MBO的定价机制、收购资金来源、还款方式、信息披露机制以及监管机制等MBO关键环节, 还存在着“法制盲点”。这些“法制盲点”为管理层提供了寻租空间, 会诱惑作为经济人的管理层开展寻租活动以获取租金。因此, 缺乏针对MBO的法律法规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MBO寻租。
其三, MBO定价机制的缺陷。首先, 我国MBO是以净资产作为转让定价标准的, 这一定价标准存在诸多缺陷: (1) 作为一个会计概念, 净资产与标的公司的价值相关性不大, 它仅仅是对公司历史经营情况的一个账面记录, 而不反映公司的真实价值, 因为公司的真实价值取决于其所产生的未来现金净流量。 (2) 净资产的计算依赖于所采用的会计方法, 如存货的计价方法、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无形资产的摊销方法等, 所以公司的净资产会随着会计方法选择的不同而具有一定的随意性。 (3) 诸如自创商誉、顾客群、壳资源等无形资产则由于会计核算的局限性而无法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中, 但这些无形资产却与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有着极强的相关性。 (4) 管理层可以通过会计操纵手段来调节净资产。正是净资产定价标准的以上缺陷, 管理层才可以在MBO前通过调节或隐藏利润的办法做亏企业以逼迫地方政府低价转让股权的手段进行寻租, 而MBO后, 管理层再通过调账等方式将MBO前隐藏的利润合法地显现, 以年底大量分红的手段进行寻租。其次, 我国MBO没有引入市场化的定价机制, 转让过程中, 只有卖方——地方政府和买方——管理层对收购价格进行谈判, 在国有企业“所有者严重虚置”的情况下, 二者间很容易发生共谋寻租。
其四, 融资制度的缺陷。国外MBO基本上都是以外部借贷的方式实现的, 贷款方除了银行以外主要是一些专门的收购基金 (如美国著名的KKR公司) , 这些机构将MBO与金融创新工具结合在一起, 以垃圾债券、可转换债券等创新的金融手段应用于并购业务, 成功地解决了管理层的收购资金问题。而我国目前的情况是, 在MBO中, 管理层需要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收购资金, 其合法的自有资金只能提供所需资金的极小部分, 其余部分则需要管理层向外筹集。但我国外源融资渠道匮乏, 一方面《商业银行法》和《贷款通则》都禁止从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用于股本权益性投资, 从而断绝了管理层通过金融机构获得所需资金的路径;另一方面, 我国债券市场品种单一, 缺少与杠杆收购相适应的垃圾债券、可转换债券, 且债券的发行条件十分苛刻, 使得管理层也无法通过发行债券筹集所需资金;此外, 我国还缺乏战略投资者, 专门的MBO基金和私募基金还没有发展起来。故在外源融资没有途径的情况下, 管理层不得不运用“迂回”的融资手段, 通过寻租以挪用国家的资金作为自有资金来支付收购款。
其五, 监督、惩罚机制的缺陷。监督机制的作用在于提高寻租活动的曝光概率, 从而降低经济人参与寻租活动的概率, 防患于未然。目前, 我国对企业实施MBO的监管十分不健全、不到位,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我国尚未专门针对MBO立法, 缺乏对管理层的法制监督。 (2) 国有企业的初始委托人——全体人民的监督积极性以及监督能力均较弱, 几乎起不到对管理层的监督作用。 (3) 由于不拥有剩余索取权, 各级地方政府没有动力履行好代理人的监督职责, 使得代理人起不到应有的监督功能。 (4) 市场监督不力。 (5) 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 导致企业内部监督缺位。监督机制的缺陷, 降低了MBO寻租活动的曝光率, 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MBO寻租。
惩罚机制的作用在于提高寻租活动的私人成本, 影响经济人的成本——收益计算, 使其成本期望值大于收益期望值, 因寻租得不偿失而放弃寻租行为。目前, 我国无论是在行政处罚、刑事处罚还是在经济处罚方面, 都没有对开展MBO寻租活动的管理层从重从严的惩罚。这种惩罚机制的缺陷使得管理层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 为其进行MBO寻租提供了动机。
其六, 信息披露制度的缺陷。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可以降低地方政府和管理层之间信息的不对称程度, 可以遏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从我国已经实施MBO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情况来看, 信息披露十分不完整, 缺乏及时性和有效性, 表现为对于管理层收购目的、收购价格、定价依据、收购资金来源、还款方式、关联交易、后续计划等方面都没有履行充分详实的信息披露义务, 已披露的信息不是含糊不清, 就是对有关依据未做说明, 或者是对有关情况的说明太过简单、笼统。而以变相的方式完成了MBO的公司, 也没有披露事件的实质。这种信息披露制度的缺陷, 造成了信息的不完全、不对称, 为管理层的MBO寻租行为开辟了活动空间。
三、我国MBO寻租形成的利益驱动因素
经济利益是MBO寻租的根本动力。在寻租理论上有“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或团体。在社会资源一定、“公共地”存在、寻租所受惩罚度较低的情况下, “经济人”有根本动力去利用我国实施MBO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缺陷寻求利己资源, 以获得经济利益最大化。其实在MBO寻租中, MBO本身并没有寻租的功能, 而是隐藏在其身后的“经济人”利益动机在发生着寻租的功能。
综上所述, 本文认为, 正是由于我国经济体制、MBO定价机制、融资制度、监督惩罚机制、信息披露制度的缺陷以及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缺乏针对MBO的法律法规和经济利益的却动, 诱使了我国MBO中管理层追求“超额利润”的寻租行为。政府应尽可能保证MBO市场运作的透明、公正和效率。首先应保证法规、政策、方案和操作过程清晰、透明, 没有黑箱操作;其次, 操作机制应规范、专业、高效, 程序公正, 避免出售操作的决策者拥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而出现设租、寻租、腐败、低效率、定价不当和其它不当行为;应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实现利益相容, 促使MBO公司的管理层与公司的利益相一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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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罗珊:《我国国有企业实行管理层收购面临的十大问题——由“郎顾之争”引发的思考》, 《生产力研究》2005年第1期。
会计寻租的危害与对策 篇5
一、会计寻租造成的租值耗散或福利损失
会计寻租一个明显的不良后果是它们导致了非常不公平的财富转移, 这种不公平的财富转移对政府监管部门和工商界来说都是非常难堪的。会计寻租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不仅仅是一个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问题, 更主要的是, 会计寻租会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扭曲资源优化配置。从寻租人本身来讲, 他从寻租中获得的收益远远大于其寻租所付出的成本。尽管在寻租过程中他没有创造任何财富, 并且还要消耗财富, 但是对于寻租人来讲, 这些都是外在的, 从整个社会来看, 寻租行为是完全不可取的, 经济学家把会计寻租活动称作人类社会的“负和游戏”, 亦即一场就社会整体而言损失大于利得的竞赛。从理论上讲, 在均衡状态下和长期来看, 寻租者本身也捞不到什么便宜。因为既有寻租者, 就必有避租者与之抗衡, 到头来的结果是社会经济的“内耗”, 资源的浪费, 落得两败俱伤, 谁都不赢。
二、会计寻租导致会计信息严重失真
会计作为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重要制度装置之一, 其运行具有直接的经济后果, 即会计报告会影响管理者和其他人的决策。会计信息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 其天然的经济后果使得各利益相关者必然会对其进行寻租行为。会计信息供给者的寻租行为因而也就能严重影响了会计信息质量, 企业的会计人员对信息失真有直接的责任。但是, 企业的会计要受单位负责人的管理, 在委托-代理普遍存在的情况下, 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契约往往是不完全的, 激励机制也不健全, 这样, 代理人为了使自身利益最大化, 在企业即将公布会计信息时, 经常进行寻租往往要进行损害他人的寻租行为, 致使报告出来的会计信息严重失真。另外, 某些地方政府为了本地区的局部利益, 往往需要利用上市公司来体现本地区的经济水平或显示政绩。这样, 为了争取尽可能多的上市公司指标或者为了已上市的公司不被罚下, 会对所属单位虚报及虚夸问题采取默许、纵容的态度, 或者层层摊派经济指标, 或者指使几个部门联合起来造假会计信息。利益相关者进行会计寻租使得会计信息失真, 严重损害了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 阻碍了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美国的安然事件和我国的银广夏事件等都充分说明了会计寻租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危害之大, 它引起了资本市场的诚信危机, 进而严重影响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
三、寻租严重破坏了市场的正常运行环境
寻租的存在使一部分人在竞争时总想到运用不法手段如何多获得一些租金, 而不再考虑如何发展经济, 这样必然导致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难以为继。同样, 寻租过程中的各种违法活动促使行贿、骗汇等金融犯罪肆虐, 破坏了正常的法制建设。其一, 寻租行为大大增加了交易成本。寻租活动往往压抑竞争, 最后形成垄断。为获得这种垄断地位, 企业通常采取游说、疏通机关和对政府官员贿赂等办法;其二, 寻租加剧了投资风险。寻租的一般规律是付出租金的人必须收回高于租金的利益, 否则不会盲目付出租金。这就要求寻租人在付出租金后的预期收益率相当高, 根据收益与风险的关系, 预期收益越高, 其投资风险也越大。因此, 包含租金的投资风险明显高于正常金融风险, 给市场带来动荡因素;其三, 寻租滋生了权力腐败行为。前面我们讨论过, 在单纯的市场经济中, 寻租不可能发生。由于政府的介入, 运用行政权力对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 而这种行政特权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 造成了创租和寻租的可能。同时, 由于创租和寻租, 产生了一个腐败蔓延的恶性循环和一批靠寻租活动发财致富的食利层。近几年暴露出的寻租案例所牵涉的金额越来越大, 充分证实了寻租的危害性。
基于上述分析, 会计寻租对经济与社会、直至对个人福利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也会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而对于这种广泛的破坏性, 只有提早防范, 要从制度和根本上隔绝会计寻租的土壤。
1、加强董事会建设, 使独立董事具有独立性。
在我国实施独立董事制度, 必须解决好独立董事的选择机制以及激励等问题, 防止出现独立董事不独立的问题。董事长应由非执行董事担任, 防止出现内部人控制问题。 (1) 在独立董事的选择问题上, 不应由控股股东或其控制的董事会来选择独立董事候选人, 董事会建立专门提名委员会, 增加独立董事的比重, 提名委员会人员组成不是根据股东持股比重来组成。中小股东派代表与大股东代表人数同样多, 使选出的独立董事具有独立性, 真正代表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2) 关于独立董事的激励问题, 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对其独立性的影响, 要在承认独立董事的贡献与不损害其独立性之间找到最佳的均衡; (3) 董事会除了建立提名委员会外, 还要建立薪酬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薪酬委员会专门研究对高管的薪酬激励问题;审计委员会提高内部信息质量;战略委员会研究公司大的方针、战略发展问题。保证这些专门委员会建立的独立性, 防止高管人员操纵、控制。
2、建立经理人市场。
我国经理人市场很不完善, 许多国有企业的经理不是由市场筛选, 而是由政府主管部门任命, 其标准取决于他们的偏好, 并不反映经营者的经营能力。
3、培育机构投资者。
从西方发达国家成熟市场经济的经验来看, 机构投资者对于市场的成熟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美国, 机构持股在总量上约占美国全部上市公司股本的50%, 其总资产已由1950年的1, 070亿美元增加到1990年的5.8万亿美元。
4、强化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独立性, 加强自律建设。
独立性是注册会计师的立身之本, 注册会计师能否发挥独立审计的作用, 是能否防范虚假财务信息、杜绝财务假账的关键。虽然在我国已经颁布了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 为注册会计师开展审计业务、保持独立性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事实上注册会计师执业时受到方方面面的干扰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 必须为注册会计师创造相对宽松的法律环境、经济环境, 以保证其审计的独立性。
5、加大对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的惩治力度。
职业道德自律组织对组织成员的职业道德优劣表现要赏罚分明, 使道德诚信等内在制度被有效自觉地执行。
会计作为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重要制度装置之一, 其影响资源配置与利益分配的主要手段是会计信息的提供, 而会计寻租正是通过对会计信息的操纵来进行获利。只有从宏观政策和微观制度两个方面共同下手, 才能有效地控制会计寻租的实现。可以说, 其中的成绩是各方博弈的结果, 也必须要符合社会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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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住房沦为寻租工具之殇 篇6
北京市住建委首推自住型商品房政策时,因其定价普遍低于周边市场30%曾导致“一房难求”局面盛行,多少京籍户口及非京籍人士“削尖了脑袋”挤入摇号买房的“大部队”。对于好不容易争取来的“福利房”本应“窃喜”,如今保障房违规出租现象却屡禁不止,背后的原因如何厘得清?
自住房的初衷是支持刚需,平抑房价,首批自住房交房后的“自住”属性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地段好位置好的房子出现大范围出租以及翻倍售卖的现象,而在偏远地区的自住房业主基本以自住为主。一般来说,业主每个月的租金收入正好可以抵消房贷。“黄金地段”自住房吸引众多人抢购,高收益低成本的房子无法阻挡投资者的目光,在利益面前,人们可以放弃自己的居住需求。这是市场自主的选择,对于购房者来说,买房的目的是什么,政府没办法甄别。
再加上自住房申购政策的偏漏为出租事件“推波助澜”,自住房申请人数和供应套数往往不对等,其“门槛”存在弊端。按照规定,名下无房或仅有一套住房的北京户籍家庭以及符合购买条件且名下无房的非京籍家庭,都可以参与申购。这批人是否属于中低收入群体、是否确实有住房需要“很难说”。客观而言,自住房售价相对商品房有着不小的优惠空间,但即便如此,房价“水涨船高”,真正符合保障条件的人未必有购买力。
业主等到交房时期转手交给中介托管公司,自住房经过简易装修“改头换面”,租赁给“北漂族”或刚出社会经济不宽裕的毕业生。保障房家庭在这其中获取租金带来的经济利益,几次都没摇上号的市民心里自然也不平衡,既然是住房困难为何拿到房自己不住却租给别人收房租?政府部门的监管工作非常“纠结”,就算严格控制了审查程序,后期也没办法形成“一对一”的跟踪,市面上有多种处置房子的中介,哪能管得过来?
部分投机者为了获取“寻租空间”,实际上让政府帮忙买了单,低房价源于低地价,政府在地价上的让利明确了北京市自住房“共有产权”的性质。让政府和购买者共同享有土地和房价增值的利益,共同承担土地和房产贬值的风险。业主在买房时期享受了低价的福利,出租时却和市场价无异,所得的增值资金一定程度上有政府的贡献。长此以往,政府每年需要为支持保障房建设投入大量的资金,到最后没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受益,反而为条件优越者创造更多的投资方式。
经济适用房寻租行为分析 篇7
经济适用住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优惠, 限定套型面积和销售价格, 按照合理标准建设, 面向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供应, 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住房”, 它是我国保障性住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1年国务院提出大力发展经济适用的商品房, 优先解决无房户和住房困难户的住房问题以来, 我国先后建造了大量的经济适用住房, 解决了许多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然而, 在近20年的经济适用住房制度实施过程中, 也暴露出很多问题, 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经济适用住房在实施中的寻租行为。
寻租行为在经济学中指个人或组织通过寻求或维持行业内的垄断地位以寻求或维持已经存在的垄断租金的活动, 这种通过垄断租金获得额外的利益或好处是人为实现收入或利益转移的行为。在我国现行的经济适用住房制度下, 经济适用住房的建造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规划、推行、资助、监督, 但开发和销售权掌控在开发商手中, 供给对象则针对城市居民中的中下收入群体, 这就使得在经济适用住房建造、分配过程中寻租行为的产生成为可能。
二、经济适用住房实施过程中的寻租行为
经济适用住房从规划设计到建成销售的各阶段都可能出现寻租行为, 根据寻租行为主体的不同, 可分为以下三种形式:
(一) 开发商在建造过程中的寻租。
开发商在经济适用住房实施过程中的寻租行为主要表现为经济适用住房建造权的不公平取得。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由有定价权的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建设 (房地产) 主管部门规定, 其中利润不得超过开发成本与税金之和的3%。看似如此低的利润, 很多开发商却都想获得经济适用住房的建造权, 因为在垄断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经济适用住房的开发过程中还有很多可获得隐性利润的机会, 这就使得开发经济适用住房比开发一般商品房获得更高的利润。因此, 很多开发商向有关政府官员进行贿赂, 主动寻租。
(二) 政府机构有关人员的权力寻租。
权力寻租就是指代理行使公共权力的有关国家公职人员寻求租金的机会主义行为, 即国家有关公职人员在运用国家公共权力的过程中, 由于滥用社会公众赋予他们的管理和运作公共权力而出现的以权谋私的行为或其他腐败行为。
经济适用住房在实施过程中的权力寻租主体是相关的政府官员, 即权力的掌握者和规则的制定者, 在经济适用住房的配置阶段, 他们运用手中掌握的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 利用信息不对称, 不按公开、公平、公正、合理的规则配置经济适用房, 而是违反规则, 扰乱配置, 从中寻租, 使经济适用住房这一社会稀缺资源得不到充分合理的利用。
(三) 非资格申请者的寻租。
非资格申请者的寻租行为表现为没有或不符合《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中规定的申请人, 通过提供虚假信息或通过“疏通”关系并付出一定的交易费用后实现寻租的行为。《2005年中国房地产市场报告》通过对北京、西安、太原三个城市经济适用住房的抽样调查显示:经济适用住房主要满足了中等偏上家庭的需要, 中等偏下和低收入家庭所占比例并不高, 且很大一部分经济适用住房被用作投资。从房屋使用情况的调查结果看, 三个城市经济适用住房自用率平均为70.29%。近30%的经济适用住房没有被申请成功者自家居住使用, 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通过寻租行为获得经济适用住房的。
三、经济适用住房寻租经济行为分析
经济适用住房是一种稀缺资源, 当存在寻租行为时, 将会导致经济适用住房这一稀缺资源浪费, 社会总成本增加, 社会福利减少。由于存在以上三种主体的寻租行为, 我们将分别对经济适用住房实施中以上三种主体的寻租行为进行分析。
(一) 开发商的寻租行为。
当不存在寻租行为时, 开发商对经济适用住房建造权是通过竞争性投标方式获得, 设定以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进行评标。假设某经济适用住房在投标报价中合理的最低报价是BL, 某寻租成功的开发商的报价是BS, BS>BL>0, 因寻租产生的交易费用为CTR, 而对于社会而言, 经济适用住房的效益即为与该经济适用住房具有可比性的商品房的效用E。存在寻租行为时的社会净效用为:E-BS-CTR;不存在寻租行为时的社会净效用为:E-BL。因寻租而产生的社会总成本为:BS-BL+CTR。很显然, BS-BL+CTR>0, 即开发商因寻租行为而取得经济适用住房的开发权时, 将产生BS-BL+CTR的额外社会成本。
(二) 权力寻租行为。
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用地是通过划拨的方式取得, 有些机关、事业单位以建经济适用住房的名义取得划拨土地, 但实际上是给自己单位的员工建福利房。事业机关单位的员工大多是处于中高收入阶层, 由上文社会寻租行为分析结果可知, 当这批划拨土地用作建经济适用房时社会效用为E1, 而用作建机关、事业单位的福利房时, 社会效用将为E2, 而机关、事业单位为了掩盖将划拨土地用作建福利房这一事实而付出的社会成本为CTR, CTR>0, 即由于权利寻租造成的社会总效益的损失为:E1-E2+CTR, 其中E1-E2>0, CTR>0。显然, E1-E2+CTR>0, 即由于权利寻租行为而将划拨用地用作建机关、事业单位的福利用房时, 将产生E1-E2+CTR的额外社会成本。
(三) 社会寻租行为。
根据效用函数可知, 对于同质的商品, 处于高收入段的人拥有该商品所获得的效用低于低收入段者获得该商品时的效用, 如图1所示。 (图1)
由图1可以看出, 为获得经济适用住房, 处于高收入段者I2支付CTR>0的交易费用寻租时, 对于社会而言, 他将获得E1单位的效用, 而没有寻租行为时经济适用住房的社会效用为E2, 因寻租行为而产生的损失为:E2-E1+CTR。显然, E2-E1+CTR>0, 即非资格申请者因寻租行为而取得经济适用住房时, 将产生E2-E1+CTR的额外社会成本。
由于经济适用住房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以上三种行为主体的寻租现象, 对社会稀缺资源的配置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和社会总体福利的损失。对于经济适用住房制度是否应当继续执行, 学术界争议颇大。从2005年两会期间, 全国政协委员、西安市原政协主席傅继德提交了“关于停止开发建设经济适用住房”的提案, 到2011年2月的武汉市政协委员吴健敏建议, 将廉租房、公共租赁房作为保障房主要形式, 取消经济适用住房, 反对经济适用住房建造一直没有停止。
四、解决经济适用住房寻租行为的策略
针对经济适用住房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寻租行为, 本文引入多指标准入机制和CM模式。
(一) 多指标准入机制。
经济适用住房的特定目标群体决定了它具有相应的适用性。这一特定的群体达不到申请廉租房的条件, 买不起商品房, 比起公共租赁房的目标群体, 他们又有更强的购买能力, 经济适用住房则刚好满足这一需求。经济适用住房相比其他性质的保障性住房有一次性出售而非长期租售的特点。由于现有的准入机制存在很大的问题, 在执行过程中很难甄别申请者的信息, 这给提供虚假信息申购及权力寻租行为留下了空隙, 并且目前我国的经济适用住房申请条件均为强制性约束, 只要有一条不符合, 则失去了申请的机会。再者, 非资格申请者通过提供虚假信息可以获得经济适用住房, 所以这种准入机制明显存在不合理性。因此, 我们可以进行多指标准入评价, 并且运用软约束 (如收入等) 与强制性指标约束 (如户口必须是本地) 相结合的准入机制对申请人进行评估。然后, 对综合得分较高者配置经济适用住房。本文主张, 经济适用住房应当配置给通过评估确定的最需要解决住房问题的申请者, 而不是笼统的符合申请条件的申请者, 这样才能使经济适用住房这一稀缺资源得到最为有效的配置, 并避免配置中的寻租现象。
准入机制要点如下:第一, 找出最能体现经济适用住房申请者经济特征的指标, 如收入、固定资产、汽车、工作等;第二, 由于这些指标对符合性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 应由专家对这些指标赋值;第三, 根据专家赋值求出各指标的权重βi;第四, 对每个指标进行区间划分, 并赋予区间标准值δ1;第五, 根据申请者的各项得分求出综合得分Φ。
标准应根据某个省或市的具体情况而定, 例如收入标准可根据当地的收入水平界定一个基准的收入范围, 如月收入在3, 000~3, 500元时, 给定一个Ψi值, 当收入在2, 500~3, 000元时给定另一个Ψj值;其他软件约束指标如资产状况、工作情况、年龄结构等也可按照此类做法。最后根据各项得分用权重β加总计算出综合得分Φ, 即为某个申请者的最后得分。具体计算过程见表1。根据以上指标对本次申请者提前审核, 并将审核结果、各项指标及评估方法公布于众, 接受公众的监督, 这样可进一步压缩寻租空间。 (表1)
(二) CM模式。
寻租行为成立的三个条件是政府 (或行业协会等权力机构) 干预、市场分割、预期的经济租金。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 寻租就不会成立。限制寻租就是要限制政府不公正的干预行为。因此, 在经济适用住房项目的实施中有必要引入一种机制, 使政府在经济适用住房领域的配置权力合理转移, 以减少寻租的可能性。
假定某批规划的经济适用住房有X套, 则通过以上设计的准入机制取申请人综合得分较高的前X名, 组成经济适用住房准业主联盟, 再由业主联盟委托一家CM单位进行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管理。CM模式指由业主委托CM单位, 以一个承包商的身份, 采取有条件的“边设计, 边施工”的生产组织方式进行施工管理, 直接指挥施工活动,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设计活动。这种通过组建准业主联盟并由它委托CM单位负责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管理具有以下优点:1、经济适用住房从设计到施工及交付使用整个过程中的监督权力由政府相关部门转移给准业主联盟, 这样可以减少政府相关部门对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过程的权力干涉, 进一步限制权力寻租;2、改变以往经济适用住房的配置程序, 由先建后配改为先配后建, 使申请阶段寻租的空间进一步缩小;3、将建设过程由开发商转换为CM单位进行建设管理, 这样可以避免开发商的寻租行为。
CM模式本身具有各种优点, 它的合同采用“保证最大工程费用” (GMP) , 在经济适用住房的整个建设过程中起到管理作用, 它不赚取总包与分包之间的差价, 并且在与分包商进行谈判时, CM单位会努力降低分包合同价, 经谈判而降低合同价的全部利益归业主所有, 这有利于控制工程造价;此外, CM单位还能在设计阶段发挥作用, 它通过对设计的影响, 建造出准业主真正想要的经济适用住房, 而不是大户型, 甚至被弃购的经济适用住房;CM模式一个更大的优点就是它能规避风险, 如果实际工程费用超过GMP, 超出的部分将由CM单位承担, 这就使得以往在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过程中没有成本控制动机甚至是故意加大、虚报开发建设成本的行为得到规避。
五、结束语
我国经济适用住房制度中实施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 本文分析了经济适用住房在建造、配置过程中的各种寻租行为, 并从经济学成本效益分析法定性分析了寻租对经济适用住房这一社会稀缺资源造成的浪费和社会福利的损失。通过引入多指标准入机制使原来经济适用住房的配置从符合申请条件转化为最需要经济适用住房的申请者, 使经济适用住房从先建后配到先配后建, 避免申请阶段的各种寻租行为;CM模式的引入更可进一步压缩开发商寻租及权力寻租的空间, 使经济适用住房这一稀缺资源得到较为充分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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