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事实（精选5篇）
案件事实 篇1
案例:仲裁庭依据双方的仲裁协议约定, 受理了申请人长建公司 (施工方) 与被申请人花电公司 (建设方) 建筑工程承包施工合同纠纷。该建筑工程承包施工合同范围包括办公用房一栋, 配套用房两栋, 道路两公里。审理中, 仲裁庭为查明事实, 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该建筑工程合同结算价格进行鉴定, 鉴定结论待出具。鉴定过程中, 自然人袁某以实际施工人名义, 依据其与长建公司签订的无仲裁条款道路建设分包施工协议, 就两公里道路施工结算争议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诉讼中, 法院依职权追加花电公司为被告。法院为查明结算金额, 就道路结算事项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与仲裁机构选定的鉴定机构不一致) , 鉴定结论待出具。据此, 被申请人花电公司申请中止审理仲裁案件。待法院审理结论确定后再行恢复。申请人长建公司申请将道路部分从鉴定事项中剔除, 以避免同一事项产生两个不同的鉴定结论。
审理查明, 袁某系与申请人长建公司签订道路施工分包合同, 没有经过被申请人花建公司签署和认可。合同范围为仲裁庭受理的建筑工程中道路部分。且没有仲裁条款约定。仲裁庭受理案件和委托鉴定时间均在法院之前。就仲裁审理中部分内容与法院审理内容相重叠部分的处置, 仲裁庭形成几种意见。
一种意见是, 仲裁庭应当裁定中止审理。理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中止诉讼: (五) 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 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的规定, 仲裁庭正在审理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包括了法院正在审理的道路施工合同部分的结算。如果法院委托鉴定的结论与仲裁庭就该部分事实委托鉴定的结论不一致 (肯定不会一致) , 会出现同一工程内容出现两个鉴定结算结果的情况, 是法律所不容许的。故应当中止鉴定和中止审理, 待法院审理结论出来后, 再行恢复审理。
第二种意见认为, 仲裁庭应当致函法院, 告知其所审理范围在仲裁范围内, 且案件在先受理, 建议法院中止鉴定和中止审理。理由是《仲裁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 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本案袁某与长建公司虽然没有仲裁协议, 但其分包内容属于仲裁协议中一个部分。另外,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 (五) 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的有关规定, 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事实得到实施。故法院不应就同一事项受理。由于袁某与长建公司没有仲裁条款, 法院基于不同的当事人受理案件。但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151条的规定中止审理, 待仲裁结论出来后, 再根据生效仲裁结论做为证据, 判断袁某请求的合法性。
第三种意见认为, 鉴于法院审判权和仲裁庭准司法权是两个不同的权利, 且法院受理案件的权利主张人与仲裁庭无关, 仲裁庭应当依据《仲裁法》《仲裁规则》自行处理。与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没有关系。理由是法院受理的案件原告为有独立请求权的实际施工人, 且其获得施工资格的合同, 是独立于有仲裁协议之外的分包协议。该分包协议的计价原则、取费标准、风险因素均不同于建筑工程施工合同, 且个人承包建设行为本身存在缺陷。故两个合同是独立的, 不可能合并审理。而且, 即使两个鉴定结论不一致, 应当也是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原因是合同约定的结算条件与内容。
哪种观点正确呢?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是正确的。分述如下:
第一种观点貌似合理, 且抓住了审理结论的公正性与公平性来判断, 极为容易让人接受。但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 本案出现仲裁所涉及部分事实与法院审理部分事实重复, 不是《民事诉讼法》第151条规定的中止审理的情形。首先, 民诉法第151条“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事实不存在[1]。仲裁案件不应当以法院审理的案件为依据。因为法院审理的案件是基于与仲裁案件不同当事人而生产的。由于合同基础不同, 包括合同双方当事人不同、风险因素设定不同、计价原则的不同, 该部分道路的结算的计算方法与仲裁案件对于该部分道路结算的计算方法并不一致, 自然会出现两个不同的结论。这种不一致是合法存在的。其次, 本案所涉及并非同一案件, 而仅仅是部分案件事实的重合, 不是全部案件事实的重合。这部分客观事实仅仅只是仲裁案件的一个部分, 不能因为部分问题处理而影响其它问题的解决。最后, 所有案件处理依据均得以依据法律事实, 而不是全部客观事实。法律事实是可以证实的客观事实, 而客观事实是事件的发展真实过程。当证据无法证明客观事实时, 且相对方不承认该客观事实, 该客观事实在法律上就不能称为法律事实。本仲裁案件与法院受理的案件, 基于不同论据, 计算出不现的结算结论, 属于不同证据条件下确认的不同法律事实, 均是裁决案件的依据, 均是合法结论。
第二种观点错误是很明显的, 其实质就是民诉法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使用问题。所谓一事不再理的民事诉讼法原则是指“一事不再理”原则来自古罗马的“诉权消耗理论”, 是指一个诉权或请求权的行使, 都是有其对应的诉讼系属在起作用。同一诉权或请求权只拥有一次诉讼系属, 不允许二次诉讼系属的存在[2]。诉权行使一旦经过一个完整的诉讼或仲裁过程就而行使完毕, 不论结果如何, 其对应的诉讼系属就消耗殆尽。因此, 一个请求权的第二次诉讼会因其诉讼系属的缺失而无法成立[3]。简单来说, 其含义包括两个方面:第一, 当事人不得就已经向法院起诉的案件再次重新起诉;第二, 本案判决之后, 就产生既判力, 当事人不得就同一诉讼标的, 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向本法院和其他法院再行起诉。
依据本仲裁案件所涉事实, 以及诉请事项和仲裁请求事实, 该事实根本不属于一事不再理的范畴。首先, 本仲裁案件所涉及诉权, 或者说请求权, 来源诉讼属系为花电公司与长建公司施工承包合同, 是公司与公司之间的民事行为。该合同中道路施工部分, 仅是总施工项目中的一个部分, 它与该施工工地购进一批螺丝并无法律上的区别。而法院受理的袁某诉长建公司的诉权, 来源于袁某与长建公司签订的分包协议。且该分包协议仅限于道路部分。该道路部分的结算纠纷, 和施工工地购进一批螺丝形成欠款纠纷本质并无区别。我们不能因欠款纠纷形成的诉权而等同于施工合同纠纷。
第二种观点中向法院发出终止审理的建议函于法无据, 不能使用。同时, 向法院建议中止审理的权利, 是仲裁庭不具备的。是否申请诉讼中止审理的权利在当事人, 同意与否的权利在法院。仲裁庭在本案中不能越权作为。
综合分析, 笔者认为, 所谓两个鉴定结论不一致的情形并不存在。仲裁机构委托鉴定机构出具结算鉴定结论, 依据的是建设工程承包合同。该合同确定有结算条件, 包括计价原则、风险因素等条件。而法院受理委托鉴定的鉴定机构出具的关于道路结算结论, 依据为袁某与长建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依据该合同所约定的结算条件, 是当事人对于自己权利的处分和坚持[4]。包括仲裁或者法院, 均无权干涉。除非该约定违反法律之强制性规定。
摘要：仲裁案件所涉部分事实经常与法院审理案件事实重叠。由于仲裁案件受理依据为仲裁协议, 该重叠部分依据不同的协议, 法院不能拒绝受理。由两个不同的审理机构审理, 对同一事实进行审理得出的结论, 可能出现差异。这种差异合法与否, 在司法实践中颇有争议。本文试图以实例为依据, 以实证法分析该争议的处理原则。
关键词：仲裁协议,一事再理,中止审理
参考文献
[1]江伟.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251.
[2]王利明.民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32.
[3]郑立工作室.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322.
[4]李祖军.民事诉讼法学论点要览[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60.
案件事实 篇2
1、小孩的抚养及抚养费问题：
从案件得知，被告有暴力倾向，小孩应由原告抚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一方抚养子女，另一方应负担抚养费，至于时间长短和金额规定，有双方协商，协商不成法院调解。
2、原告被殴打所导致的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用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被告应当全额赔偿这些费用，但前提是原告必须证明这些费用是由于遭受虐待产生的。
3、原告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十条第一款第（一）、（二）、（三）、（五）、（六）项的规定，被告对原告因遭受被告虐待产生的精神损害应当全额赔偿，但是原告需要去举证案中所诉求的因被告的第三者而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
4、双方是否都有第三者介入，哪方在该婚姻关系中存在问题：对于第三者，双方都有此传闻但无具体证据证明对方有第三者的存在但是，被告一直对原告实施家庭暴力，故被告殴打是这段婚姻关系问题存在的原因。
5、商品房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是被告个人财产：
虽然被告强调商品房是被告婚前个人财产，但并无证据证明，并且在房产证上明显写有原告为共有人。所以商品房为夫妻共同财产。
6、财产应如何分割：
性侵害案件中类似事实证据的运用 篇3
一、问题的提出
[基本案情]被告人廖某，男，系某小学教师。2014年自担任被害人张某某（女，10岁）所在班级的语文老师后，经常利用副课时间为该班学生补课。同年10月至12月，被告人廖某利用在围棋室给被害人单独补课的机会，先后多次对被害人进行猥亵。其中，三次将被害人裤子脱掉后，玩弄被害人阴部；一次用手伸进被害人的裤内摸其阴部。
庭审中，鉴于该案能证明廖某涉嫌猥亵儿童犯罪的直接证据只有被害人张某某的陈述，缺乏相关客观性证据，况且廖某又否认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公诉人遂向法庭出示了三个与被害人同班的女同学证言，其主要内容大体一致，即廖某在围棋室给她们单独补课时，经常会摸她们的胸部、屁股等。
由于三个证人证言对被告人的“杀伤力”，致使该组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成为法庭辩论的焦点之一：辩护律师认为三个证人证言与本案事实没有关联，不符合证据的关联属性；而公诉人认为三个证人证言系类似事实证据，能起到补强被害人陈述的作用，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然而，法庭对于该组证据是否采纳，在庭审时以及在判决书中均不置可否。
通过本案控辩双方的争论，以及法庭对该组类似事实证据的回避，可以看出，类似事实证据的运用对于许多司法实务人员来说，仍是一个陌生领域，亟待相关理论指导。
二、类似事实证据的条件要求
类似事实证据又称为相似事实证据、相似行为证据等，是英美法系中一种重要的证据表现形式，是指当事人在诉讼中提出的旨在表明对方实施过的、与当前被指控行为具有相类似行为的证据。[2]类似事实证据规则最早确立于英国1894年判例——Markin v. Attorney-General for New South Wales案中，并在之后的相关判例中不断完善，直到近些年，一些证据立法对判例所确立的类似事实证据规则予以吸收，形成了明确的成文法规定。例如，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13条（a）、第414条（a）分别就性侵犯案件、儿童性侵扰案件，明确规定“法院可以采纳关于被告人实施了任何其它性侵犯的证据；该证据可以在任何与之相关的事项上加以考量。”[3]与其它证据规则一样，类似事实证据也有自己的品质要求。
（一）具有较高程度的相似性
顾名思义，类似事实证据之所以被冠以“类似”或者“相似”之名，可见相似性应是其首要品质。但问题是，何种程度的相似才能符合类似事实证据规则的要求？最早，英国1975年判例——Boardman V. DPP案提出，类似事实证据需要达到“惊人的相似性”，才具备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说服力和证明力，[4]但该判例并没有对“惊人的相似性”作进一步的解释。对此，英国《2003年刑事审判法》以及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等证据立法也没有作出硬性规定，而是交由法官自行把握。
尽管英美法系国家的相关判例未能对相似程度作出准确的界定，其成文法也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不能为我国性侵害案件的司法实践提供明晰的借鉴，但从类似事实证据规则的旨趣来看，具有较高程度的相似性是其应有之意。至于如何对高度相似性进行判断，则需要从是否具有相似的作案手法、相似的作案动机、相似的作案背景、相似的行为实施前后表现等方面入手。当多个类似事实之间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方面具有一致性时，就可认定其具有高度相似性。具体到廖某猥亵儿童案，首先，在作案背景上，三个女生的证言均证实被告人利用为学生单独补课的时机，在围棋室内对她们进行猥亵，与被害人陈述的被猥亵时间、地点相同，显然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其次，在作案手法上，三个女生的证言均证实被告人经常将手伸进她们的衣服内，摸她们的胸部、屁股等敏感部位，与被害人陈述的被猥亵方式也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可见，三个女生的证言符合类似事实证据的高度相似性要求。
（二）需要满足一定数量和时间要求
在刑事诉讼中，提出类似事实证据的目的在于，通过揭示被告人的其它不法或者不当行为，以及某些不良嗜好等案外类似事实，来说明被告人的该行为已形成习性、固定模式，进而强化指控被告人犯罪证据的说服力。而达到这一目的，需要一定数量的类似事实证据来完成。可是，在英美法系的判例和证据成文法中，从未对类似事实证据提出过数量要求，甚至在上文提到的Boardman V. DPP案中，在只有二个未成年被害人提供了类似事实证据的情况下，法官仍然作出了有罪判决。
对此，笔者认为，为减少类似事实的偶然性，降低证明犯罪风险，类似事实证据应当满足一定的数量要求，例如三个以上。因为类似事实或行为次数太少，行为是否已经成为习性得不到验证。[5]相反，类似事实或行为的数量越多，犯罪嫌疑人实施某种行为的概率就越大，误判的几率就越低。[6]另外，还需注意类似事实与案件待证事实之间的时间间隔问题，相隔时间越久远，两者之间的联系就越不紧密，证据的证明力就越薄弱。例如在廖某猥亵儿童案中，与指控的猥亵行为类似的证据有三个，而且集中发生于2014年10月至12月期间，时间间隔较短。
（三）通过叙事而非意见的形式来表现
在以往的判例中，英美法系证据制度都是将类似事实证据与品格证据截然分开，但英国《2003年刑事审判法》以及美国《联邦证据规则》一改过去判例确立的的传统，将类似事实证据归于品格证据之下，作为不良品格证据不能采纳的例外适用。但是，类似事实证据与品格证据有着本质的区别。
品格证据是指能够证明某人品格优劣或者是否具有某个特定品格的证据，其侧重于道德评价，通常是通过证人对当事人的名声、性格提供评价意见的形式来表现。类似事实证据虽然也是对被告人特定品格的证明，但其证明方式则是证人将自己遭受被告人的性侵害经历或者自己亲眼所见、所知被告人的不当性行为，进行叙事式的描述，而不是以评论、意见的形式出现。例如在廖某猥亵儿童案中，三个女生的证言内容既有“女同学们都讨厌廖老师，因为他喜欢摸我们的胸部、屁股”之类的话，又有三个女生各自被廖某摸胸部或屁股经历的具体描述。应当说，前者是一种意见性评价，属于品格证据；后者则是叙事，属于类似事实证据。
三、类似事实证据的能力资格
证据的可采性，又称证据能力、证据资格，是指允许其在法庭提出并作为证明之用的适格性。[7]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类似事实证据的能力与资格常遭受辩方质疑，故而需要对此作出理论回应。
（一）对相关性质疑的回应
司法实践中，辩方对类似事实证据能力与资格的质疑之一，便是该证据与案件待证事实不相关，不符合证据的相关性这一基本特征。的确，在表面上，类似事实证据似乎与案件待证事实没有关联。但是，证据理论并不完全这样认为，相反，在肯定证据必须要与案件待证事实有实质联系的同时，又指出“在具体案件的处理过程中过分强调在客观现实意义上的证据相关性会容易导致将手段与目标相混淆的危险”，[8]并认为根据逻辑和经验法则，如果一个证据能够对案件待证事实起到支持或否定作用，那么该证据就具有相关性。目前，这些观点已被一些国家的证据立法所吸收。例如，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01条对证据相关性的标准规定为“该证据使得某事实更可能存在或者更不可能存在的任何趋向；并且该事实对于确定诉讼具有重要意义”。[9]
具体到性侵害案件中，由于被告人的一些不法或者不当性行为，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扭曲的人格，而且具有习惯性和稳定性，以至于可以根据被告人的多个类似性行为，对案件待证事实进行推定和判断。
（二）对引发偏见质疑的回应
在司法实践中，辩方对类似事实证据的另一个质疑，就是该证据容易引起裁判者的不公正偏见。的确，类似事实证据与不良品格证据一样，具有明显的倾向性，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偏见。然而，由于证据制度代表着社会的诸多利益诉求，体现了多元化的价值，譬如讲究效率、追求真相、实现社会政策等，[10]因此，在判断某个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时，不能仅仅从是否引起偏见这一个角度出发，还应该考量该证据的其它价值。正是基于此，证据理论普遍认为，当类似事实证据的证明价值大于它所产生的不公正倾向时，仍然具有可采性。
具体到性侵害案件中，由于性侵害案件多隐匿发生，天然缺乏人证及其它证据，如果不允许适用类似事实证据，那么基于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案件证明标准，法官就难以形成内心确信，反而会影响裁判的公正性，最终将破坏对妇女儿童权利特殊保护这一公共政策的实施。
四、类似事实证据的具体运用
虽然我国的证据立法没有对类似事实证据规则作出明确的规定，但如上文所述，在性侵害案件中，合理运用类似事实证据符合证据法的要求，且能满足一定的现实需求。具体来说，类似事实证据可以在以下几种情形下加以运用。
（一）确定犯罪主体
由于人的行为受自己的信念、意志控制，具有重复实施的倾向，并逐渐形成习惯动作。而习惯一旦形成，在类似背景、环境中就会反复出现，从而表现出一种带有明显个性的行事风格，这在性侵害案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当犯罪主体不明或存有争议时，如果犯罪嫌疑人具有与本案犯罪事实高度相似的行为特征时，就能认定二者达到吻合程度。在司法实践中，正是利用类似事实证据这一特性，侦查机关在侦查性侵害案件时，经常根据多起性侵害案件中表现出来的类似事实，认定系同一人所为，进而并案侦查；或者将本案的犯罪行为特征与其他已侦破的案件进行对比分析，从而确定犯罪嫌疑人。
需要注意的是，在利用类似事实证据确定犯罪人时，该类似事实必须具备非常独特的特征，以至于不存在巧合的可能性，才可适用。类似事实的特征越普遍，拥有该特征的人就越多，对确定犯罪人就起不到作用。
（二）反驳辩解
在性侵害案件中，被告人使用的辩护策略常常具有针对性。例如，在熟人强奸案中，被告人经常辩称性行为是在对方同意的情况下发生的；在猥亵儿童案中，由于儿童证言的可信度相对来说要低，被告人一般都是极力否认实施过猥亵行为。
针对被告人的辩解，公诉人合理运用类似事实证据予以反驳，往往能收到很好的指控效果，例如用以证明被告人具有主观故意，或者犯罪动机、意图等。这是因为，当多个事实或行为总是以某种特定方式出现时，虽然单独看起来似乎是偶然发生的，但从整体来看，则只能解释为一系列的故意犯罪。
（三）补强案件证据
显然，类似事实证据属于间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但它可以在性侵害案件中证明一些辅助性的事实，尤其是可以为被害人的陈述提供佐证和支持，以增强其可信度。因为多个证人各自对被告实施的性侵害行为进行作证，且陈述的事实具有高度的相似性，除非证人之间存在共谋，否则就不可能说同一个谎。例如在廖某猥亵儿童案中，在排除三个证人与被害人存在着共同陷害廖某这一可能性后，该三个证人证言就对被害人的陈述起到了补强作用，弥补了被害人作为幼女的认知缺陷，增强了被害人陈述的可信性。
需要指出的是，在系列性侵害案件中，即便没有案外的证人提供被告人的类似事实证据，但多个被害人的陈述之间只要具有高度相似性，也可以作为类似事实证据相互支持和佐证，其理由仍然是，除非被害人之间存在陷害被告人的共谋，否则就不可能说同一个谎。
注释：
[1]从广义上讲，相似行为证据可以分为刑事类事实证据、民事类似事实证据，其中刑事类似事实证据在性侵害案件中还包括被害人的性史证据。受论题范围所限，本文所称的类似事实证据仅指被告人的其他性犯罪或不当性行为的证据。
[2]参见朱玉玲：《英美法系国家相似事实证据规则的发展、比较与借鉴》，载《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3]王进喜：《美国<联邦证据规则>（2011年重塑版）条解》，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16-122页。
[4]参见郭志嫒：《刑事证据可采性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页。
[5]参见李富成、周婷婷：《相似行为的证据功能探析》，载《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6]参见张理恒、申乐国、刘振：《性侵儿童案件可合理运用相似行为证据规则》，载《检察日报》2015年6月24日。
[7]同[4]，第19-20页。
[8]俞亮：《证据相关性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9]同[3]，第56页。
案件事实 篇4
任何一个国家、区域都存在公共政策冲的问题,表现为政策之间发生的不同程度的表面化的矛盾现象,其实质是公共政策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目前,西方学者们主要从两个层面进行公共政策冲突的相关研究,一是公共政策冲突的一般性原理,涉及的具体问题有公共政策冲突的内涵、原因、治理方式等(吴锡泓、金荣枰等,2005;Deborah A.Stone,2006);另一个则是具体的政策之间冲突的研究(Rosemary Sales,2011;Thomas R.Dye,2011)。
国内学术界对公共政策冲突的研究与国外学者的研究维度比较相似,但相关研究较之国外起步晚。如胡象明(1995)探讨了公共政策冲突的内涵、表现,认为公共政策冲突就是政策体制中的政令的相互矛盾。袁明旭(2009)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公共政策冲突的具体表现和可能产生的效应,并进一步对公共政策冲突的内涵进行界定,认为公共政策冲突是指在政策网络系统之中由各级政府部门所制定的公共政策之间的相互矛盾、相互抵触、相互对立的一种表面化的态势和现象。王仰文(2011)从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制度因素三个维度对公共政策冲突产生的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分析。任鹏(2015)以政策冲突为研究视窗,实证分析了不同类型的政策冲突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在政府行为逻辑的分析框架下探讨了政策冲突是如何产生的。由于公共政策冲突不可能完全消除,只能通过各种方法手段尽可能减少。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政策冲突治理的研究。王仰文(2011)认为公共政策冲突的基本治理需要明确权力界限,规范权力运行,建立有效的利益调整机制。蔡英辉、刘文静(2012)指出解决中国政策冲突的一个可行路径是构建一种兼容性的政策网络。吴光芸(2014)认为政策冲突治理要求政府模式从“回应性”向“前瞻性”转变。也有学者以政策冲突的具体案例为研究对象,相关案例涉及经济政策、房产政策、行政执法等。
综观学界的研究,目前学者们较多关注公共政策冲突的发生机理、行为过程和运作逻辑等方面。但公共政策冲突作为一种伴随着权责利博弈的外显的矛盾现象,这一过程中必然对政策相对人产生事实影响,甚至造成利益损失。因此,政策冲突所产生的事实影响极其法律救济问题不容忽视。本文第一部分检索相关文献,提出基本的研究问题;第二部分呈现一个公共政策冲突的具体案例,探讨政策冲突给政策相对人带来的事实影响和利益危害;第三部分具体分析政策冲突的相关法律救济缺失的现状及原因;最后一部分进行一些讨论。
2 案例呈现与分析
2.1 案例呈现
2009年,为推进A县城镇化建设,A县人民政府立项征收A县B镇C社区第X村民小组(下文简称“村民小组”)所有的位于A县B镇的集体土地,共136亩。2009年A县人民政府通过A政发[2009]64号文件和A政发[2009]73号文件公布相关的征地补偿方案。经双方协商后由A县土地储备中心与村民小组签订《征地协议书》。2010年8月,A县人民政府下属机构国土资源局和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与村民小组达成《承诺书》,承诺给予村民小组货币补偿及每征一亩地安置占地7.2米×9米、建筑高度四层半的“三产”用地宅基地。此后,根据双方签订的《征地协议书》,村民小组将土地交付后,A县人民政府给予了相应的征地补偿款,征地工作按期进行,但协议中的安置方案有待实施。事实上,A县人民政府的征地行为于2010年9月才得到上级政府的批复。
2014年5月,在双方已经开始履行《征地协议》后,A县人民政府认为《承诺书》中给予村民小组每征一亩地安置占地7.2米×9米、建筑高度四层半的“三产”用地宅基地的补偿安置方案与D省建设厅和国土厅下发的D建村镇[2007]11号《关于加强独立式城镇居民私人住宅建设管理的通知》的相关规定相悖,应予改正,并作出A政发[2014]21号《A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A县B镇片区及绕城路征地安置方案的通知》,单方面取消了原定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新的补偿方案为:将原来安置宅基地方式改为每征一亩地按30平方米建筑面积标准商用产业房或80平方米建筑面积标准住宅用房安置方式。
村民小组对改变后的安置方式不予接受,向A县人民政府提出异议,未果。遂上诉至D省E县人民法院,要求A县人民政府撤销[2014]21号文件和责令其执行[2009]64号文件和73号文件的安置方案。经E县人民法院裁定,A县人民政府作出的[2009]64号文件和73号文件的安置宅基地方案,虽然村民小组没有异议,但与现行的规范性文件相抵触,A县人民政府有权予以改正和重新作出不同的安置方式。村民小组对[2014]21号文件的征地安置方案不服,是对征地补偿安置的一种行政争议。根据2011年8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释[2011]20号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以及2011年5月18日国法[2011]35号《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做好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行政复议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规定,村民小组对[2014]21号文件的安置方案有异议,不能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而是应当先经过政府行政裁决程序,村民小组可以向A县人民政府的上一级地方政府即F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裁决。最终,E县人民法院驳回了村民小组的起诉。
2.2 案例分析
上述案例中主要存在两处政策冲突。一是A政发[2009]64号文件、73号文件、《承诺书》与D省建设厅和国土厅下发的D建村镇[2007]11号文件之间的冲突。这一政策冲突较为明显,属于政府职能部门政策之间的冲突。二是A政发[2009]64号文件、73号文件、《承诺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之间的冲突,这一公共政策冲突则相对较为隐蔽。
2.2.1 案例中的第一个政策冲突点
根据A县人民政府作出的[2009]64号文件、73号文件和《承诺书》三份文件,原定的征收补偿方案为: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共计40000元/亩,按征收被征地单位的集体土地计算,及每征一亩地安置占地7.2米×9米、建筑高度四层半的“三产”用地宅基地。但根据D省建设厅和国土厅下发的[2007]11号文件的相关规定:从本通知发出之日起,各地城市规划(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得核发独立式城镇居民私人住宅《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对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而办理了土地使用权手续的,不能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此外,各地不得以任何名义、任何形式批准出让土地给城镇居民作私人宅基地。显然,争议点在于对宅基地的使用许可上。根据D省建设厅和国土厅下发的[2007]11号文件作出的新的补偿方案A政发[2014]21号文件取消了对村民小组宅基地的补偿,这也是整个案例的诉点。
2.2.2 案例中的第二个公共政策冲突点
案例中的第二个冲突点涉及地方性政策和中央政策的冲突,也是行政文件与法律条款之间的冲突,而这一冲突在本文中显得相对隐蔽。这种“隐蔽”是指因相关主体专业知识、认知结构、行动条件上差异产生的政策冲突“可视”程度的差异。一般而言,熟悉相关法律政策的专业人士能够区分这种存在的公共政策冲突。但对于普通被征地群众、农民或业务素质不高的征地工作人员来说公共政策冲突的“可视”程度有限。征地主体相对于被征地群众占有较多的权力、物质、信息等方面的资源,但在某种“自利性”导向下,如果“有意规避”相关法律、政策,更降低了政策冲突的“可视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征用土地的一般工作程序应当是:“申请用地—受理申请并审查有关文件—审批用地—实施征地—签发用地证书—征地批准后的实施管理—颁发土地使用证”。根据案例中呈现的情况,征地行为于2009年就已经开始,而到2010年9月D省才对相关征地行为进行批复。A县人民政府的做法存在不规范的问题。因此在这个案例中A县人民政府作出的[2009]64号文件、73号文件和《承诺书》等相关文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的规定与要求存在冲突。
2.3 案例分析结论
综观整个案例,虽然A县人民政府制定[2014]21号文件是为了完善优化[2009]73号的补充方案。重新制定的[2014]21号文件的安置方式合理合法。但问题在于,案例中D省建设厅和国土厅下发的[2007]11号文件早于A政发[2009]64号文件、73号文件和《承诺书》存在。A县人民政府、国土资源局、住房与城乡规划建设局依然作出了与之冲突的政策方案。因此,案例中所呈现的政策冲突,既可能是一次因工作疏忽导致的偶发的政策冲突,也可能是一种异化了的实现征地目标的“特殊手段”。但无论是何种情况,既定事实已经发生,我们不仅要看到政策之间存在的冲突,更应当关注在“一来一去”的政策撕扯之中和政策冲突之后给相关主体带来的事实影响和利益危害。A县政府首先对被征地群众做出了违背相关法律规定的方案和承诺,可能在既定事实上已经对被征地群众造成了各方面的影响和损失。村民小组最后以诉讼的形式寻求利益保护,即是一个证明。经E县人民法院判定双方的纠纷是对征地补偿安置的一种行政争议,不应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而是应当先申请行政机关裁决,最后驳回了村民小组的诉讼。实际上这也是我国公共政策冲突法律救济缺失的一种表现。笔者将在本文的第三部分对这一问题进行阐述。
3 公共政策冲突的法律救济
3.1 概念界定
公共政策冲突法律救济的概念应当建立在法律救济的概念之上。法律救济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自己的人身权、财产权因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或者其他单位和个人的行为受到侵害,依照法律规定向有权受理的国家机关告诉并要求解决、要求予以补救的活动。因此,公共政策冲突的法律救济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自己的人身权、财产权因公共政策冲突产生的事实影响而受到侵害,依照法律规定向有权受理的国家机关告诉并要求解决,予以补救,相关部门受理并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活动。其实质是保护权利人受损的合法权益。
3.2 存在的问题
目前国内公共政策冲突的法律救济现状并不乐观。一方面,不论是政策主体还是相对人,都缺乏法律救济的意识和知识。另一方面,则是救济制度本身的缺陷。在我国,法律救济一般包括司法救济、行政救济等。司法救济方式有行政诉讼、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行政救济方式主要有行政申诉、行政复议、行政赔偿等。相应地,公共政策冲突的法律救济形式也应当包括在内。但不论是司法救济还是行政救济,都存在立法或是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在上述案例中我们也能发现这些存在的问题。
首先,由于政策冲突,导致政府先前作出的承诺成为一种过失,但承诺和约定又实际上影响了的征地行为,并且关系到被征地群众的补偿安置问题、利益问题,因此政府作出行政承诺不作为,一方面严重影响了政府的权威和信用,另一方面也对公共政策中的其他相关主体造成了损失。即使是由于政策冲突政府做出过失承诺,政府也仍应承担相关责任,承认其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补偿相关人承受的利益损失,而不是经法院一纸裁决就不再承担相关责任。
其次,申请行政机关裁决即申请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内部低成本且高效的监督救济的方式,但其制度自身也并不完善。较为突出的问题在于行政复议机构不独立。这一问题内生于行政机关的层级制,即很多政策或方案是经过上级机关或部门的指示作出的,这就导致了一部分复议机关的设置违背了“自己不做自己法官”的原则,形成了行政机关自己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局面。即使政策冲突给政策相对人造成了一些事实影响甚至是利益损失,但由于相对人维护自身权益的渠道相对比较狭窄,其合法权益可能也难以得到保障。如在本案例中,法院最后驳回了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意味着只能选择行政复议的救济方式,似乎又陷入了上述“行政复议的悖论”。
4 结束语
公共政策是政府的一种重要治理方法和工具。但由于不同政策主体利益冲突的客观存在,公共政策的冲突难以避免。可以通过加强政策冲突的治理尽可能在事前和事中减少由于政策冲突带来的不必要的损失和危害。但由于各方面因素的限制,我国还存在大量的相对隐蔽的政策冲突。因此,我们除了需要关注政策冲突产生的机理和过程,更应关注它的后果,即它对政策相对人产生的事实影响。只要这种事实影响使政策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和利益受到损害,那么政策冲突就必须受到法律的规制,相对人也应得到法律对其合法权益的保障,即公共政策冲突的救济。关注与加强政策冲突的法律救济问题,一方面能由果推因地发掘公共政策制定中存在的问题,提升公共政策冲突的治理能力;另一方面有助于减轻公共政策冲突所带来的危害。这不仅是我国政府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国家的题中之意,更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必然选择。法律救济是权利人的一种法定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一个重要的前提在于,法律救济以损害合法利益事实的发生为前提,没有损害事实就没有法律救济。但如何科学、合理、公正地界定政策相对人的合法利益事实是否遭受损害,则是下一步需要研究的问题。
摘要：公共政策冲突给行政相对人、相关者带来的事实影响不容忽视。从一个具体的涉及政策冲突的征地拆迁案例入手,分析政策冲突发生的过程,探讨政策冲突给政策相对人带来的事实影响和利益危害,提出公共政策冲突法律救济的相关概念与问题,对目前公共政策冲突法律救济缺失的现状及原因进行初探。
关键词：公共政策冲突,行政事实行为,法律救济
参考文献
[1]吴锡泓,金荣枰.政策学的主要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Deborah A.Stone.政策悖论:政治决策中的艺术(修订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Rosemary Sales.解析国际迁移和难民政策:冲突和延续[M].上海:格致出版社,2011.
[4]Thomas R.Dye.理解公共政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5]胡象明.“文件打架”的原因及对策[J].中国行政管理,1995,(9):17-18.
[6]袁明旭.公共政策冲突:内涵、表现及其效应分析[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1):110-114.
[7]王仰文.公共政策冲突产生的原因分析[J].桂海论丛,2011,27(4):93-97.
[8]任鹏.政策冲突中地方政府的选择策略及其效应[J].公共管理学报,2015,12(1):34-47.
[9]王仰文.公共政策冲突治理路径问题研究[J].兰州学刊,2011,(8):25-29.
[10]蔡英辉,刘文静.中国政策冲突的降解之道——建构兼容性政策网络[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8(2):39-44.
[11]吴光芸.论从“回应性”政府向“前瞻性”政府转变——政策冲突与政策滞后的治理与防范机制探讨[J].现代经济探讨,2014,(5):10-14.
案件事实 篇5
一、根据《意见》第1条规定：“1986年3月15日《婚姻登记办法》施行之前，没有配偶的男女，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如起诉时双方均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可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如起诉时一方或双方不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应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从年龄结构上来讲，现行起诉到法院的，如年龄已在35岁以上，不存在非法同居关系，都是事实婚姻关系，对这类案件，比较容易操作。这类事实婚姻关系案件，诉讼到法院来的年龄较大，其子女基本上都已成家立业，或与父母分开居住生活。法院处理的重点在解决双方的矛盾，完全可以参照《婚姻法》来处理。法院调解、判决很少涉及到子女抚养问题。正因如此，双方当事人对“离婚”容易形成共识，矛盾较少，法院易于作出裁决。这类事实婚姻关系形成，双方在一起生活在15年以上较长的时间，在群众中、亲友中都认为他们是合法的夫妻关系。即使双方产生了比较大的矛盾，经村干部、亲友、邻居做工作后，又能重归于好一起生活，避免了家庭破裂。但这类案件，一旦诉讼到法院，依据《意见》第6条规定，调解不能和好的，则要调离或判离，没有回旋余地，就往往带来不好的社会效果。如：我们在审理罗某诉郭某“离婚”一案中，双方年龄均在六十岁以上，矛盾的根源主要在于罗某经常晚上外出整夜不归，和别人通奸。周围群众都知道这件事，对罗某不顾家、违反道德的行为很有意见，但谁也不好讲。郭某知道后，苦劝罗某改邪归正。罗某不但不听，反而诉至法院，要求“离婚”。法院为此多次做罗某工作，进行宣传教育，但罗某执意要求“离婚”。法院在调查了解、征求村干部和子女意见时，都希望法院判决他们不准离婚。但由于罗某与郭某“结婚”时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领取结婚证，故只能按事实婚姻关系处理，受《意见》第6条限制，法院不得不判离。群众对此很有意见，认为明明是罗某的过错，法院还支持她“离婚”，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意见》序言中指出，“……在一定时间内，有条件地承认事实婚姻，是符合实际的”。1956年1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研字第11633号）给河南高级人民法院复涵第1条指出：“当一方提出离婚时，双方都已达婚龄，其婚姻关系应予承认，并作为离婚案件处理”。这两条规定，实际上是给法院在审理这类事实婚姻关系案件时，行为灵活掌握的原则。但《意见》第6条规定，事实婚姻，调解不能和好的，应调离或判离。笔者认为，这与序言的精神相矛盾，不应有这种绝对条款，这样不利于法院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作出处理。如前面案例，法院完全有理由不支持罗某的诉讼请求，判决不准离婚，才能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根据《意见》第1条规定：年龄在35岁以下起诉到法院，有二种情况：一是事实婚姻关系；二是解除非法同居关系。但不管是事实婚姻关系还是解除非法同居关系，在实体处理上相当困难，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1、财产分割问题。这主要是婚后与父母未分家，对房产问题很难协商解决。一种情况，婚前原先没有房屋，但在一起共同生活超过8年；二是在一起生活后与父母共同建造的房屋。依据有关法规，应作为共同财产处理。因此，不把房产问题首先解决好，案件就很难处理下去。是否先中止“离婚”诉讼，等析产后再恢复“离婚”案件审理？那么，由谁提出诉讼，先要求析产？
2、子女由谁抚育问题。前面所述，这类“离婚”案件年龄在35岁以下占多数，一旦“离婚”必将考虑重新组合家庭问题，小孩带在身边就形成负担，故法院在实体处理时，往往出现双方都不要子女。有的一方为了达到不“离婚”的目的，故意不要小孩，有的知道这类案件非判离不可，机时坚持不要子女。子女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则法院就不可能轻易下判，而导致案件审限拖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