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事实（精选5篇）
客观事实 篇1
一、不良文风产生的原因
目前, 我国语言文字学领域里存在的不良文风有两个方面, 即将学术视为儿戏和抄袭、伪科学, 是因为现在很多文字撰写者缺乏学术道德和科学精神, 而在这一领域之所以会出现抄袭和伪科学等现象, 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之下, “向钱看”这一理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并成为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生活准则, 在这一心理的驱动下, 很多人成为名利的奴隶, 抛售哗众取宠的文章, 有的出版社只是为了赚钱, 完全不顾及社会影响和社会效益, 出版很多低俗劣质刊物, 让粗制滥造的文化产品在社会上流传, 社会上不良文风也就随之产生。
除此之外, 有的学者还认为在语言文字学领域里出现这样的现象, 还有别的原因, 那就是在专业的学术界里缺乏慎重、积极的批评精神, 学术上应该提倡积极慎重和严肃认真的批评精神, 要多一些敢于提出学术批评的学者, 形成良好的学术文风社会氛围是每一个语言文字学学者的分内责任。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传媒在社会的导向方面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以往的一段时间内, 新闻界在报道学术问题时, 有的时候对采访进行的不够深入, 还没有完全弄清事实的真相, 就被一些伪科学和行为不良者的自吹自擂所蒙蔽, 从而做出了不实的报道, 在客观上帮助了不良的文风风气在学术界的滋生与蔓延。
二、严把语言关, 彻底改革文风
(一) 努力学习广大人民群众语言
要形成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社会主义新闻语言, 就必须要使用人民群众听的懂的语言, 群众的语言是最生动最鲜活也最给力的, 优秀的群众语言要比一百句优美却华而不实的句子有用得多, 群众语言都是人民群众在日常的生活生产里总结出来的, 是人民智慧的反映, 也是人民的一种创造, 而且由于群众语言都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 因此也对这些语言特别熟悉与理解, 在文字报道中, 要多使用广大群众创造的语言, 加深群众对文字的理解, 形成全社会喜闻乐见的新闻文风。
(二) 加强文字撰写者的语言修养
实现文风、尤其是新闻文风的改进必须要有扎实的语言文字功底,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就曾经对不学无术的人进行严厉的批评, 说他们是墙上的芦苇, 脚轻头重根底浅, 是山间的竹笋, 皮厚嘴尖腹中空, 广大的人民群众说这些人都是半瓶子的醋, 这些人都是有文化的人, 但是文化水平却一般, 懒惰, 撰写文字时不舍得下苦工努力学习。
和文字打交道最多的莫过于新闻记者了, 记者如果没有好的语言文字功底, 不要说不能够改进文风, 就连本职工作恐怕都难以完成。但是修炼语言文字也不是短时间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所以只有努力学习苦练, 提高自己的水平。
现在的语言文风很浮夸, 很多人喜欢用华丽的辞藻和优美的句子来掩盖自己本身不高的语言功底, 文章内容夸夸其谈, 不着边际, 甚至空话连篇, 让人民群众看了摸不着头脑, 改变现在的文风, 实现文章的开宗明义和朴实无华, 必须要加强文字撰写者的语言修养和文字组织能力。
(三) 加强对文风改革的重视
加强对文风建设的重视, 充分地认识到学德和学风在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工作中的重要意义, 语言工作者们要有高度的责任感, 在从自身做起的同时, 弘扬语言文字学领域的优秀传统, 朴实的文风, 提倡职业道德的高尚性, 把文风建设工作不断地开展下去, 在贯彻落实国家“百家争鸣”方针的同时, 展开广泛的学术讨论, 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 在思想上保持对不正之风的警惕, 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 批判伪科学, 坚决地将抄袭和剽窃等行为揭露出来, 把反对歪风、弘扬正气的斗争持久深入地开展下去。
(四) 重视媒体的影响和力量
呼吁社会上的新闻传媒, 在深入了解事实的基础上, 科学精准、实事求是地进行学术问题报道, 建议学术刊物和出版部门要重视社会效益, 严格地进行出版把关, 确保稿件的质量, 不要只发表媚俗取宠的文字, 采写空谈阔论的新闻。对此, 要建立专门的审批执法部门, 确保出版社出版文字的质量, 保护正常的学术批评可以有效地进行;新闻媒体则要进一步加大对稿件的审核把关, 鼓励记者多深入基层, 多采写来自基层一线的新闻, 多采用通俗易懂、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 多用朴实无华的文风, 写出读者喜欢喜爱的新闻报道来, 传播社会的正能量。
结语:
总而言之, 严把语言关, 将文风改革进行到底, 文字工作者就是要客观地对待事实, 在构建文章时要恰如其分, 不缩小也不夸大, 不故弄玄虚, 不哗众取宠, 不浮夸, 用朴实的语句将客观的事物明确地反映出来, 文字工作者们也要在语言文字上面下大功夫, 学习广大群众的语言, 提高自身的修养和应用文字的能力, 促进文风的改进。
摘要：语言文字学作为一项和社会生活各方面联系紧密的学科, 直接关系到社会交流和文化传播的效果和质量, 因此, 语言文字学一直备受专家学者们的重视。但是随着社会不断开放, 在语言文字学这一领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尤其是在新闻语言的应用方面, 一些套话、空话屡屡见诸于报端, 使读者对新闻语言的应用意见颇多, 为此, 如何进一步把好语言关, 改进新闻写作的文风, 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关键词：语言文字学,文风,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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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惠铭生.记者深入基层, 新闻才有生命力.舜网.济南日报.2011.08.15
客观事实 篇2
[ 肖佑良 ]——(2011-8-10)/ 已阅1069次
《客观事实证明许霆案是错案》的解说
核心提示：许霆案的本质是给付错误，定罪处罚终成为我国最大司法笑话。
许霆案，是因柜员机发生差错，导致许霆超出账户余额成功取款17.5万元，许霆的行为被定性为盗窃并判处无期徒刑的一起普通刑事案件。此案被报道出来后，各大媒体使出浑身解数，炒得沸沸扬扬。在我国法制史上，还没有任何一起普通刑事案件，能与许霆案相提并论，引起大家广泛参与讨论。
许霆案被引爆后，许多媒体进行了民意测评，结果是绝大多数参与者，认为许霆无罪。不过，在刑法学界，大多数的刑法学家认为许霆的行为构成犯罪。当然，认为构成犯罪的刑法学家，又因为构成何罪而争得不可开交，有盗窃说，有诈骗说，有信用卡诈骗说，有侵占说等。无论是有罪论者还是无罪论者，此罪论者还是彼罪论者，谁也说服不了谁。
许霆案，最高人民法院同样存在严重分歧。在分歧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又必须作出决定，于是，只好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表决核准了许霆一案的二审刑事裁定。
许霆案在学界引发了巨大争议，即使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此案，仍然无法达成共识。为了弥合分歧，刑法学界的领军人物赵秉志教授编著了《许霆案的法理争鸣》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教授谢望原、付立庆编著了《许霆案深层解读》一书。两本书中收集了刑法学专家们的论文，绝大多数人都是论证许霆构成犯罪，并且主流是论证构成盗窃罪的。
研究发现，许霆案实际上是一个错案，在认定案件事实时出现重大失误，为此，笔者撰写了《客观事实证明许霆案是错案》一文，有多个版本，发表在网上。其中，以在中经网我爱原创版块中发贴的内容最新。
许霆案件的基本事实是：银行电脑按照银行管理者的意志，与许霆进行了171次取款交易，每次成功交易数额为1元或2元，可是柜员机在执行银行同意支付取款指令时，因自身的原因每次都发生给付错误，每次都多给了钱，171次交易多余付给许霆的钱总计有174825元。相当于两个人面对面进行交易，其中付款
方每次都发生付款错误，多付了钱，收款方每次收到多余给付的钱。这种互动交易的行为，世界各国都还没有作为盗窃的立法例。
《客观事实证明许霆案是错案》一文，最重要的贡献有两点，一是弄清楚了办理银行业务的实际主体是电脑，银行管理者将自己的意志设置成电脑程序由电脑自动运行，完成银行业务的办理；二是弄清楚了柜员机付款机制，在一定条件下，自动柜员机同样会发生给付错误。
过去，客户到银行去存款或取款，银行方面都是由工作人员负责接待客户的，钱款进出银行也是客户和银行工作人员面对面即时清结的。在这种模式下，如果发生给付错误，无论是银行工作人员给错了钱，还是客户给错了钱，大家都不会认为是发生了盗窃的事实。现在，银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银行管理者将自己的意志，编成电脑程序安装在电脑中，电脑能够自动运行程序，与自动柜员机配合，银行与客户之间，可以随时进行存款或取款交易，这就是银行自动交易系统。大家要注意，这套银行自动交易系统完全是银行单方面设置的，实际就是电子商务。电子商务方面的法规明确规定，银行需要对由此带来的风险（例如发生付款差错），自行承担责任。这一点是很好理解的，因为是银行方面使用机器来代替人的，当然，机器自身发生问题产生付款错误，银行承担责任是合情合理的。
《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第八十九条规定，金融机构在提供电子银行服务时，因非客户原因造成损失的，金融机构应当承担相应责任。《支付结算办法》第二百一十五条明确规定，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以恶意或者重大过失付款的，应当自行承担责任。许霆案中的自动柜员机就是银行的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查明的事实，正是因为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的重大过失而付款引发此案的，银行应当依法自行承担责任。当然，许霆有返还的不当得利的义务。因此，将许霆的行为定性为盗窃并判处刑罚，显然是错误的。
刑法学家们万万没有想到，自动柜员机代表银行与客户进行取款交易时，也会发生给付错误。像这种只应该付1元钱的，实际付了1000元的事实，在现实中，确实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在银行电子交易系统出现异常时，却是完全可能发生的客观事实。一方面，案件基本事实没有搞清楚，另一方面，在刑法理论上又不承认电脑能代表银行成为银行资金的经手人，可以独立实施处分银行资金的行为，所以，刑法学家们在研究此案时，乱了套了，竟误入主观归罪的迷途，各种错误荒谬的观点纷纷出台，司法实务部门被误导了，最终酿成了我国法制史上最大的司法笑话。
严格来说，刑法学家和法院的判决具有相同的逻辑基础：自动柜员机付款正确时，就是代表银行意志的，付款错误时，就是违背银行意志的。这种逻辑思维的问题，就在于没有考虑到自动柜员机在执行付款指令时，也会发生多付了款或者少付了款的给付错误。将这种发生给付错误的情形认定为违背银行意志，显然与客观事
实不符。
特别强调的是，当论文依据常理和经验，推断出许霆案中有人刻意隐瞒部分事实，也就是许霆最后是在多次取不出钱来之后，才罢手回去的。被隐瞒的事实最终得到了郭安山的证实，就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文章内容的客观真实性。
许霆案被证实为错案，使刑法学界颜面尽失，让最高人民法院陷入尴尬之中，他们根本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想当初的主流民意，无罪论呼声很高，也未能阻止许霆被定罪判刑。许霆案，不是什么依法治国的标本，最终将成为主观归罪的经典错案而载入共和国的史册。
论法律事实的语用客观性 篇3
关键词： 事实 法律事实 语用学 客观性
引言
在法律论证理论中，学者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推理形式、规则建构和法律解释上。但在司法实践中，判决最大的困境大部分并不在于逻辑上的演绎，而在于大小前提的选择认定。没有一个真实的案件事实，多么精准的逻辑推理，也只能制造冤假错案。例如2005年的“佘某杀妻冤案”，佘某是否杀人才是整个判决的核心，但是，正是如此核心的案件事实却被错误判断，导致了一个无辜的人蒙冤入狱11年。在无数的法律争端中，有关事实的评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假如人们对有待承认的规范性语句没有异议的话，那么一个判决将只取决于其所依据的事实。但是，学界对于法律事实的客观性却一直争论不断，究竟何为客观事实，何为法律事实，以及法律事实的客观性标准是本文所试图要回答的三个问题。
一 事实的客观性辨析
对于事实的涵义罗素在为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一书所做的导论中说过：“严格的说，事实是不能定义的。” 在《我们关于外界世界的知识》一书中又指出：“事实乃是事物具有某种性质或某事物具有某种关系等有关事物的情况，而不仅仅指事物本身” 。尼采则认为每个事件既是“表象”又是“处境”，我們在解释的时候也必定被他人解释，解释的生命在于相信只有解释。尼采此处所说的解释即是主观性命题的描述，事实乃是对呈现于感官之前的实际情况的一种描述，通俗点说就是事实是主体用概念所接受的感性呈现。 斯特劳森则认为：“事实是命题所陈述的东西，它们不是命题存在所涉及的东西。它们不是像物或眼前发生的事情那样被目击，被耳闻或者被亲眼看到。”
我们看到，不管是客观存在还是主观认知甚至是主客双重属性，罗素和尼采的看法始终没有摆脱主客二分的哲学基础。而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以后，不仅斯特劳森，维特根斯坦也重建了事实的实践意义。事实的这种意义等同于语言的使用，而就“使用”这个概念预设了“规则”的概念，规则的概念预设了对错的可能性，也预设了可批判性，而对规则的遵守只能公开或作为一种实践才是可能继续。对于尼采和叔本华所揭示的对于客观性的主观认识是不可能完成具有真假对错的判断，不可言说的私人性不能成为知识的范畴。只有在可辨认的环境下进行的、可重复的、和公开的社会行为，规则才是可能的。语言是世界中的社会行为，同时语言又是客观性的形式，世界和人类行为最初都通过语言被建构为确定的可识别的东西。语言规则、客观环境和行为的社会模式构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被维特根斯坦称为语言游戏，语言游戏才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原初数据和原初现象，也是人类的生活形式。依据事实的语用性特征，事实的可理解性就是理解社会行动的意义。理解并不是重现当事人的意向，不是一种心理状态，也不是理论性的表达，本质上它是一种实践活动，它意味着与行动者建立一种实践性的沟通关系，采用他的“生活方式”，参与他的文化。
二 法律事实的概念辨析
综上我们可以知道，对于事实的描述是语言运用的过程，我们参与其中才能够理解它，这样的理解具有社会性和实践性的属性。法律事实作为一种事实的发生具有鲜明的法律规范性的特征，事实真假的判断标准如何建立完全取决于我们如何认识法律事实本身。
法学界对法律事实的定义也意见纷呈。主要包括如下几种观点：
1）法律关系变更说，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消灭的情况就是法律事实。
2）客观事实说，法律事实必须是客观存在并能够被证据确认的客观事实。
3）构成要件说，法律事实必须等同于法律规范中的行为模式构成要件。
4）因果关系说，其认为不管是自然事件还是人为事件，当它与生活事实相关，并产生法的意义时，即可成为法律关系发生的原因成为法律事实。
5）法律适用前提说，法律事实是三段论中的小前提。
6）法律规范说，法律事实是指实证法规范之生活事实亦即指法律事实所指称者，一直是发生于或继续存在于具体案件中之事实或状态。 郑永流教授也持同样的观点将建构小前提的过程描述为 ：生活事实经过人们的规范性价值评价，通过诠释的方法将生活事实归属于法律事实，法律事实到证明事实则是求真的过程，即被法律评价过的生活事实还需要进一步的验明真伪，这个证明的过程，是对物证和言辞证据的论证过程。
7）双重属性说，法律事实即法律规定的，被法律职业群体所证明、由司法裁判人员依照法律程序认定的“客观”事实。具有规范性和客观性两个属性。
上述的定义从不同技术层面反映了法律事实两个层面，首先它发生了，其次进入了法律评价范围内引起其他后续诉讼事实的发生。一般而言，学界通说认为，事实包括生活事实和法律事实两个层面。但这样的定义未能更进一步的揭示出法律事实是这样一种事实，它是在法律规范的语境下才得以确立其真伪的价值标准，如果脱离交往沟通语境，任何法律事实的确信都是没有标准可以参照的，在一个系统的生活过程中无法获得认知的标识。我们通过说出一个法律事实的过程完成了这个行为，但无法获得他者的认同，这样的行为本质上是独白式的无法完成法律事实的真假判断。
三 法律事实客观性基础
（一）真实本体论基础的检讨
我们在追寻法律事实客观性的过程中，必然以最大程度的还原真相为根本，但是实践中客观真理论在理解客观性概念时是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预设，是主体与客体，命题与实在的对应关系，其目标也正如麦考密克所言“任何法律诉讼均预设了法庭能够重建过去所发生事实的真相这一条件”。 但是，正如波普尔的理论，虽然认可真理符合论-----真理与事实的重合，但是，他也清楚的看到，语言或者说是命题与事件之间的鸿沟，依靠独白式猜想的弥合，恐怕不能有任何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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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承认法律事实是法官对于事实的一种认识，不管真理符合论还是法律符合论，在哲学的论证中，它最终的走向都是认识符合认识。哈贝马斯对此有有过经典的论述，他认为事实被人们用语言或者称之为命题描述之后，就必然带有主观的色彩，如此，事实的真假并非全然取决于事件本身，更多的是陈述者的立场和真诚性。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表达的意思也正是对于主观不确定性的质疑。
对于主客二分思维所带来的事实与规范之间的鸿沟，依靠传统的思维模式，似乎并未能形成统一的见解，人们依然在为真相争论不休，并不断挑战司法的公信力。
（二）语用本体基础：语境和共识
但是，我们从语言学出发在迈向语用学的途中，发现依据维特根斯坦的事实的涵义，我们也理解了法律事实不过是在规范语境下的一场游戏，我们要想在这场游戏中必须要的前提是可以为对错、真假寻找一个基础，这个基础的生活形式是不可证立，不可批判的。但是，规则作为一种生活事实，语言的主体间性规则可以为主观的信念和观点创造出发展的可能性。理解这种可能的客观性只能由语言使用的具体生活情境中产生的不可分离的语法规则系统来保障，换言之就是把一切依赖于情景的言语行为均理解为在原则上心理的、个人的现象。在法律事实的建构上，必须通过言语行为背后的、应当与它们明确区分开的，一个统一的、同质的、包容性的关系系统来解释这些言语行为的主体间可理解性。由于一切社会行为及其产物都具有某种客观性意义，因此把社会生活的所有形式、制度和对象都化作语言、作为复杂的符号系统加以理解至少对于既定的群体成员来说是有意义和可理解的。我们在建构法律事实的客观性的同时，必须认识到，法律事实的建构是建立在具体规范情境化基础之上，而这些具体规范存在于任何特定的法律结构中。法律是构成实体性的伦理，建构客观的法律事实如若依据商谈模式的分析则需服从这种伦理。作为实践商谈参与者的全部相关者同意的规范才是有效规范，任何关于规范的这类商谈只能在特定伦理生活方式的边界内展开，这种原则是程序性的，并在这种意义上是可普遍适用的.另外据图尔敏的论证图式的发现，我们将证立规则，言谈语境加以实践论辩理論的演绎逻辑内部视角展开系统化。
从主体间性的外部视角来看举证方和质证方对于某一事件的认识具有不同的理解，或者，他们当中有人撒谎。这时候，不是要求法官也置于其中去参与论辩，而是要求法官从双方的论辩中抽离出来，成为外部观察者，通过外部的理解和参考标准去引起对内部说明的怀疑，从而使问题的实质也就是争论的核心得以显现，最后达成内部一致意见，这种一致是合理的也是可能的。虽然理性独立于语言，但是人却不能超越我们所是的对话。对话的语言是理论方面与实践方面的直接统一，或者说理论与实践已经在前见中得以消解。参与不间断的对话环节意味着有意识地认知或改变对话的前提预设的总体是不可能的。构成一切理解和一切理性的基础的背景共识不是一个固定的被限定的不连续的语言框架，而是一个在历史连续体中持续变化的视点。
伽达默尔也认为语言使用带有特定的历史性的印记，这个历史性的解释便是语用过程中的丰富语境，法律事实得以建构的核心旨趣就在于其历史性，也就是在于语言在对话中的自我建构和对生活的发展。这便得以超越具体性事实与普遍性事实之间的严格对立。实现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具体与普遍的统一。
法律事实建构的另一个基础在于共识，事物本身与他人的共识，也就是维特根斯坦在语言游戏中所称的客观（主体间）意义的可能性前提。维特根斯坦认为这个真理性的前提预设毫无意义，只需放弃自己的游戏采用他人的预设，但伽达默尔却认为在一场对话中，自己在自身的语言中获得了关于他人的真理性的诠释。二者方式虽然不同，但是结果都是预设了自我与他人之间有某种共同的东西，这种东西称为前见，前见不仅是变化的，而且构成我们存在的实际的历史性。前见不仅为我们的存在提供了具体的表达，而且为我们的未来可能性视域的视野投射提供了具体的表达。这也意味着理论与实践当中的鸿沟得以链接，从而实现自身和前见这两种语境本身达到融合。
结语
法律事实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主体间的共识，是以语言的本体性存在为前提，所以法律事实是建构性的，可废止的，建构其客观性的方法基础是一种特殊的普遍实践论辩。参与寻求达成共识的人们必须毫无保留的寻求以言行事的目标。对话被彻底的非客观化，而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对话关系被表述为事物自身，被表述为语境，被表述为所涵盖的事件。这种方式所导致的不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而是把自身显示为如事物一样呈现，只不过这种客体不是一种被动的事实，不是单纯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东西，而是此在的终极存在方式自身。对话客观性是一种我你之间的实践关系，只有通过一种指向对话主题的有意识的交互反思才能建立。只有在这两种要素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中，法律事实自身的客观才得以实现，捕获并超越了交往主体双方并由此，使得在司法过程中的法律融贯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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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事实 篇4
一、新闻与事实的距离, 使得新闻“失实”
一般认为, 新闻是对新近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报道的真实, 要求必须确有其人、其事、连时间、地点、人物、细节都必须是真实的”[4]、“新闻必须完全真实”[5]、“新闻真实性指的是在新闻报道中的第一个具体事实必须合乎客观实际。即表现在新闻报道中的时间 (when) 、地点 (where) 、人物 (who) 、事情 (what) 和原因 (why) 都得经得起核对。”[6]可以说, 新闻的真实就是事实的真实。但是一篇新闻的产生, 是记者以描述 (描写) 的方式来实现的。没有记者的描述 (描写) , 就没有新闻, 自然也就不存在新闻真实了。由于新闻是对事实的叙述, 而不是事实本身, 于是新闻与事实之间也就有了一定距离。这个距离的大小, 也就决定的新闻真实性的大小, 距离越大, 真实性越小, 距离越小, 真实性就越大。当距离为零时, 新闻就完全真实了。但这有可能吗?早在1922年, 美国学者李普曼就曾说过:“新闻和真相并非同一回事, 而且必须加以清楚地区分。新闻的作用在于突出一个事件, 而真相的作用则是揭露隐藏的事实, 确立其关系, 描绘出人们可以在其中采取的行动的现实画面。只有当社会状况达到了可以辨认、可以检测的程度时, 真相和新闻才会重叠”。[7]然而, 即使“社会状况达到了可以辨认、可以检测的程度”, 新闻与真相 (真实) 也仍会存在距离, 因为新闻的时效性使得新闻无法等到“隐藏的事实”被揭露之时。一案件发生了, 如果要等到案件侦破之时才报道, 那这新闻可能就不是新闻了。这就是说, 要实现新闻的完全真实是不太可能的。
决定新闻与事实之间的距离的大小, 其因素有很多。
(一) 新闻的简洁性、时效性与事实的复杂性、长期性, 使得新闻真实成为一种过程
除了报告文学外, 新闻的写作都要求简洁明了。“新闻要短小精练, 这是新闻写作的基本要求。”[8]但一件事情发生, 又往往是纷繁复杂, 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我们可能会“抓大放小”, 即只叙述与主题相关的某些方面的内容, 而舍弃貌似与主题无关某些内容。在这取舍之间, 我们可能会给人以新闻“失实”的感觉。我们对一个人物的采访, 同期声采访回来可能是10分钟, 但真正用在新闻中, 可能也就1-2分钟。这样, 就不可能避免会出现挂一漏万的现象, 被采访者认为一些重要的内容却被我们删除掉了。2009年, 央视播出了一条《刘猛春节留守灾区》的新闻。新闻播出后, 作为志愿者的当事人刘猛站了出来, 在腾讯网上发出了博客文章《独家:央视专访志愿者被剪掉的对话》, 称“理性思考部分悉数被切掉……通过CCTV给出来的仅剩下感动和飘扬”。[9]这当然不能怪记者, 新闻的简洁特点要求记者必须这么做。
“新闻与生俱来的基本特点是两个:一是真实, 二是新鲜, 由此而延伸出新闻报道上迅速及时的要求。”[10]然而, 事实的发生和演变本身就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 人们对事实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探究和深化的过程。当一事件发生时,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事件的表象,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事件的真相才有可能渐渐露出水面。这是一个复杂、长期的过程, 这个过程有时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上百年。这样就必然和新闻真实产生冲突。当年美国“9·11”事件发生时, 当时所有的媒体都报道说, 这是一起恐怖袭击事件。然而最近, 却不断有暴出“9·11”事件的真正原因是“‘9·11’事件是一个美国政府自编自导自演的苦肉计”。[11]到底真相如何, 笔者想, 在近期可能还是无法完全求证的。然而, 这并不能说当时媒体对“9·11”事件报道的新闻就是“失实”的新闻。受众对此也是可以理解的。对二者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用“有机运动”来解决。他说:“只要报刊有机地运动着, 全部事实就会完整地被揭示出来。”[12]这就是说, 新闻报道一开始就把整个事件都十分真实地报道出来, 不符合事物本身发生的规律;而等到全部事实都十分明了时再进行报道, 又违背新闻规律。因此, 新闻的真实, 往往表现出是一个过程的真实。如果这个事件可以连续报道或追踪报道的话, 那么越后期的报道可能就越接近真实, 甚至后期的报道有可能还会否定前面的报道。
还有一件事便更能反映出这种情况, 1997年12月6日, 俄罗斯一架安-124大型军事运输机在伊尔库茨克上空坠毁。《人民日报》12月8日, 报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9日, 该报又报道:“从瓦砾中挖出尸体41具, 还有32人下落不明。”11日又报道:“死亡人数已达120人, 尚有3人下落不明。”21日又报道:“这次空难的确切死亡人数为125人。”同一事件, 前后4次的报道, 竟然如此迥异, 第一次报道的伤亡人数不足第四次报道的十分之一, 如果按照“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的标准来衡量, 无疑, 前面三条新闻都不是新闻, 或者说是虚假新闻, 是“失实”的新闻。但其实不然。在新闻报道中, 新闻的真实都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事件本身在发展, 人们对事件的认识也在发展。8日报道称“造成至少10人死亡”, 符合当时人们对坠机事件的认识, 是真实的。后来的报道称:“确切死亡人数为125人”, 是人们在经过调查鉴定后的结果, 同样也是符合人们对事件的认识。由此可见, 新闻的真实程度与人们对新闻事件认识深入的程度是成正比的。
像这种现象, 在一些具有较强时效性的新闻报道中更会经常碰到。如突发事件中伤亡情况、赈灾捐款数量等, 都是如此。
(二) 记者的工作方式使得事件的真实情况难以得到展现
在现实世界中, 事件的发生、发展、结果往往纷繁复杂, 不仅“当局者迷”, 就连“旁观者也未必会清”。比如一个案件发生后, 基本案情应该是会清楚的, 但新闻报道如果要按照5个“W”来要求的话, 那就不那么容易了。时间 (Whe n) 、地点 (Where) 大体应该会比较容易搞清楚, 但人物 (Who) 、原因 (Why) 、经过 (What) 就有难度了。嫌疑犯是谁、谁被杀、案件为什么会发生、案发经过、最终结果会如何……这些都不是一下子能搞清楚的。即使采访现场目击证人、或者办案民警, 也都有可能得到并非真实的结论。这样, 作为记者, 又如何能够保证所采写的新闻就一定能完全符合事实呢?显然记者不能, 也没必要像警察那样对自己所采写的新闻事实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论证。如果真的要这样的话, 那新闻的报道就无法进行了。其实记者所要做的, 只是记录当时所发生的事实, 尽管这些事实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 可能会不正确。“一个新闻记者在极其忠实地报道他所听到的人民呼声时, 根本就不必随时准备详尽无余地叙述事情的一切细节和论证全部原因与根源。何况这样做需要许多时间和资料。一个新闻记者可以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复杂的机体中的一小部分, 他在这个机体里可以自由地为自己挑选一定的职能。”[13]
(三) 媒体的参与, 可能会掩盖了事情的真相
随着媒体在现代社会之中的影响力的日益扩大, 媒体也逐渐成为各方利益的“角力场”, [14]他们都想利用媒体来引导受众朝自己有利的方向来思考, 或者把对自己不利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从而树立起自己良好的形象, 因此, 当事人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只说好话不说坏话”。在这种情况下, 记者又如何能保证得到的新闻能完全是真实的呢?比如, 2010年福建省某市台报道《“110”辛苦的一天》, 由于记者一直在现场跟踪拍摄, “110”民警便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好的一面:很耐心细致地去处理一些鸡皮蒜毛的事情:小学生打架、一大娘在菜市场被偷了50块钱等等。而这些事情又恰恰跟人们在现实中对110民警形象不相符。
二、如何防止新闻“失实”
新闻“失实”现象的产生, 既有记者的主观原因, 也有现实的客观原因。我们分析新闻“失实”的一些客观原因, 并不是要为虚假新闻应当被批判寻找开脱的理由, 更不是纵容记者去采写虚假新闻, 而是让我们更好去把握新闻真实的内涵, 采写出更真实、更可信的新闻。要防止新闻“失实”, 记者除了要做好树立职业道德、增强大局意识、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自身素质等方面的“软功夫”外, 还要练好“硬本领”。
(一) 深入采访, 寻找“平衡点”
这是减少新闻“失实”的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我们说, 新闻与事实之间的距离, 是新闻真实与“失实”的分水岭。如果这个距离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那么尽管新闻事实并不完全符合事件事实, 受众也是会认可的。而要缩短这个距离, 就要求我们记者在采访时, 要深入、深入、再深入, 不断探询“新闻背后的新闻”, 多倾听各方当事人的意见, 寻求各方的“平衡点”, 从多个角度去挖掘, 努力构建起体现事件各个方面的综合体。比如儿童“失学”这个社会现象, 记者只有深入采访, 才能得出导致儿童失学的原因或是贫困, 或是“留守家庭”无人管教, 或是“家长存在上学无用论”思想, 或是儿童对上学没兴趣等等多方面的原因。正是由于记者的关注点、侧重点的不同, 才使得关于“失学现象”的报道完整而全面。同时, 深入采访还可以在众多的材料中区分出哪些材料是真实的, 哪些是虚假的。记者通过深入的采访, 可以不断地发现真相, 验证事实, 使得整个事件的报道显得更准确可信。
(二) 在表述时勿作合理想像
由于新闻是记者主观创作的产物, 那么记者在表述事件时, 就要尽量做到客观、公正。这其中, 重要一点, 就是勿作合理想像, 不要用那些主观色彩强烈的词语, 如“始终”、“从不”, (如: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他上班“从不”迟到。太武断了, 要是有一次迟到, 你的新闻不就“失实”了吗) 、“千万次” (如:这样的事, 在他的一生中经历过千万次。到底是一千次, 还是一万次, 新闻表达的是事实, 是一千次就一次, 一万次就一万次) , 等等。
有一则故事, 虽然是文学方面, 但用来说明新闻, 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传说有一天, 李白和老师外出赏景, 正漫步河岸桥头之时, 忽见一女子尸体漂于桥下水中。老师随即吟诗一首:“二八女多娇, 风吹落小桥。三魂随波转, 七魄翻浪涛。”李白就问:“老师, 你怎么知道她是‘二八’?又怎晓得她是被风吹到桥下的?那‘三分’随波, ‘七魄’翻浪你又是如何看到的?”老师问:“那你看怎写才好呢?”李白吟道:“谁家女多娇, 何故落小桥?青丝随波转, 粉面翻波涛。”老师赞道:“改得好啊!”在这里, 老师用的是文学手法, 李白用的是新闻写法, 特别是后面两句, 完全是现场的客观描写。
(三) 力戒概念化失实
客观事实 篇5
在W T O成立之前的关贸总协定中没有明确的条款与评审标准相关, 仅仅有一些专家组的决定处理过评审标准这个问题。在乌拉圭回合磋商期间各方就什么样的世贸组织法评审标准才是合适的评审标准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其中最为明确被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支持是一种被称为“合理标准”的方法, 它要求无论何时专家组调查由主权机关所做出的决定时, 该标准都应对专家组施加一定的限制——只要成员国政府合理地解释 (而且其行为与相关协议一致) 相关的协议, 专家组就应该尊重成员国政府的决定, 而该合理标准则主要是根据美国行政法的“切夫朗原则”进行构建的。最终在乌拉圭回合磋商中, 世贸组织只是在反倾销协议中具体规定了评审标准, 而对整个W T O中的评审标准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说明。
杰克森 (Jackson) 教授曾在1996年提出DSU的第3条2款可能最终被作为WTO的一个普遍的评审标准而进行运用。但是, 当上诉机构在‘欧盟--荷尔蒙牛肉’案件中解释世贸组织的评审标准时, 却引用DSU的第11条款而不是DSU的第3条2款作为该案的评审标准, 这也是上诉机构第一次对评审标准的内容进行详细的规定。在‘欧盟—荷尔蒙牛肉’案件中上诉机构裁定在D S U中的第11条款与评审标准直接相关, 上诉机构认为实际上DSU的第1 1条对专家组在相关的协议下对事实的调查和该客观事实的法律特征解释, 均提供了一个十分简明扼要但是却足够清晰合理的评审标准。上诉机构最终裁定在DSU第11条中所描述的的评审标准既不是重新审查成员国政府的相关决定也不是完全的服从成员国的相关决定, 而是“对案件中争端的事项 (包括涉案事实和涉案事实的法律解释) 的客观地评估”。因此这就出现了在世贸组织框架下, DSU第1 1条款规定整个世贸组织评审标准而反倾销协议第17.6条款则限定反倾销争端中评审标准, 这样的世贸组织评审标准普遍性和独特性共存的现象。
二、对事实的客观评估是世贸专家组裁定的基础
1. DSU第11条款和反倾销协议中的第17条6款 (i) 段
D S U第1 1条款的第一句话规定了世贸专家组的职责是协助DSB履行本协议和相关适用协议的职责。第二句话则对专家组履行该职责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描述, 其主要内容是“专家组应对其审议的事项做出客观评估, 包括客观评估涉及案件的事实及有关协议的适用性、一致性, 并做出可以协助D S B提出适用协议所规定的建议或裁决的其他调查结果”。其中要求专家组对案件事实、相关协议适用性和一致性进行客观评估的这个规定被称为专家组对案件的评审标准 (standard of review) 。而在反倾销协议的17.6 (i) 条款中主要规定了在反倾销案件中, 世贸专家组对涉及反倾销案件中的事实方面评审标准。该条款中的第一句话‘在评估有关事项中的事实时专家组应确定当局对涉案事实的认定是否适当, 以及当局对涉案事实的分析是否公正、客观’是专家组在其做出某个事项裁定之前所必须执行的任务。只有当专家组确认了成员国调查机构对事实的认定是适当的、对事实的分析是公正客观的, 专家组才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和理由进行对该事项的评审裁定, 即本条款第二句话所要求的‘专家组应维持成员国调查机构原先所做出的裁决’。
2. 两条款中对事实评估方面规定的相互关系
虽然两个条款的评审标准中在描述客观评估的措辞并不是完全相同, 但是两条款文字中所表达的关于要求世贸专家组在履行对涉案事实进行评估的职责, 在内容上的意思却是非常相近的。上诉机构曾在‘美国——热轧钢’案件中对两种评审标准中, 要求对事实评审的两个评审标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的解释, 并认为两个标准在事实评估方面中的关系是相互不矛盾的。而上诉机构在‘欧盟——荷尔蒙牛肉’案中对‘客观评估’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解释:“……对涉案事实进行一个‘客观评估’的职责要求专家组对那些提交给专家组的证据进行考虑, 并根据这些证据为基础做出专家组在某个事项上的事实裁定。如果专家组对所提交的证据采取故意忽视或拒绝考虑, 那么这些行为就是与要求专家组对涉案事实进行‘客观评估’的职责不相符合。对那些事实证据在司法中或准司法中的原始意义采取‘忽视’、‘歪曲’和‘误述’的行为, 不仅意味专家组对证据的评估判断存在失误, 而且还代表了专家组在履行真诚善意的原则上存在重大的错误……”因此如果专家组对所提交的与争端事项直接相关的事实证据采取‘忽略’、‘歪曲’和‘误述’则代表了一个专家组没有对涉案事实进行一个‘客观评估’。
3. 对涉案事实的客观评估是世贸专家组裁定的基础
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秘书处的顾问艾伦在2006年, 其与前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秘书处法律官员塔妮亚共同发表的文章“The Facts Aside:The Limitation of WTO Appeals to Issues of Law”中有这样一种观点, 即越来越多的诉请都是针对世贸专家组在案件的审理中未能履行其职责, 特别是专家组未能对涉案事实进行一个客观评估的这个职责所提出的。而由于受到审理时间、接触争端各方的次数、咨询案件所涉及领域科学技术代表的权利及W T O法律协议中的自身规定的限制, 在案件的事实评估方面专家组在其审理的阶段要比上诉机构在上诉复审阶段更具有优势。因此, 他们认为一旦案件被提交到上诉机构进行复审, 上诉机构一般只会对涉案的事项中的法律问题进行重新的审理, 而对于涉案的事实问题上诉机构则不会轻易干预原先专家组在其审理阶段所做出的裁定, 但是上诉机构将会对专家组原先裁定中的事实问题进行严格的审查。虽然文章认为上诉机构不会轻易地干预专家组裁定中的事实问题, 但是两作者却引用了布隆科斯和麦克奈莱斯的观点认为“对于那些存在明显的事实错误和事实错误将会对整个争端的解决起决定作用的专家组事实方面的裁定, 上诉机构将会毫不犹豫地对这些事实方面的裁定进行检验和推翻”, 即主张在上诉复审阶段原始专家组评审中的事实基础是其相关裁定是否成立的关键。
三、美国加拿大软木反倾销系列第六案
1. 本案简介
2001年4月2日, 美国贸易委员会 (USTIC, 以下简称ITC) 应美国国内软木产业代表的要求, 展开了一项针对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软木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2001年5月16日, ITC初步裁定从加拿大进口软木得到了政府的补贴以低于市场价格在美国市场销售, 并且认为加拿大进口软木实质性威胁到美国内的软木产业。随着美国商务部 (USDC) 确认ITC的初步裁定, ITC开始了该调查的最后调查阶段, 并于2 0 0 2年5月1 6日得出该调查的最终调查决议 (final determination) 。2002年5月22日ITC执行了对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软木征收反补贴、反倾销税的指令。
2002年12月20日加拿大驻世贸组织代表根据WTO相关法律所赋予的权力向美国驻世贸组织提出了, 对美国向原产于加拿大的软木征收反补贴、反倾销税的措施进行磋商的要求, 美国和加拿大开始了新的一轮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解决双边之间软木贸易中存在的摩擦问题, 始称美国---加拿大软木反倾销系列第六案。DSB对该案总共进行三次审理。最终在2006年10月12日, 美加双方的贸易代表通知D S B主席, 美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双方在2006年9月12日签订了一份新的软木协议, 该协议被用于解决双方在软木贸易中的一系列贸易摩擦问题。随后, 加拿大撤销了在WT/DS257/16、WT/DS264/17、WT/DS277/9中的诉请, 而美国也撤销了其在WT/DS257/17、WT/DS264/19、WT/DS277/10中的诉请。美加均认为新的软木协议中的解决措施没有损害美国和加拿大在世贸组织中应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
2. 本案第二次审理中各事项裁定的分析
本案第二次审理中加拿大引用世贸组织DSU第21.5条款要求建立一个世贸专家组。以下笔者就对该专家组在其对各涉案事项所做出的评审裁定中, 是否存在一个合理的事实基础进行分析。
(1) 进口数量的增长’事项上的裁定
(1) 1999年到2001年进口2.8%进口绝对数量增长。美国在S 1 2 9报告中分析了该期间软木进口的绝对数量的变化, 并认为‘此期间2.8%绝对百分比的增长是巨大的’。加拿大则认为1 9 9 9年到2 0 0 1年的进口数量增长如果从进口增长率变化的角度来分析, 这期间的进口增长率的增长只是1.4%, 并且引用了原始专家组在该事项上的观点认为1999年到2001年进口2.8%进口绝对数量增长并不能认为是‘巨大的’。而专家组在组报告中对‘1999年到2001年进口2.8%的绝对进口量的增长’事项的评审却只是集中在7.27段的第四句话“……ITC的‘进口2.8%的绝对数量的增长率是巨大’结论并不是不合理的……”
在笔者看来专家组在该事项上没有履行评审标准中规定的对事实‘客观评估’的评审要求, 比如说专家组没有根据加拿大与美国软木贸易的历史水平来分析2.8%的绝对数量增长是否超出了历史水平, 也没有说明其做出与原始专家组报告相反裁定的理由, 只是再一次简单地运用了‘没有不合理的’这种双重否定形式的标准对‘1 9 9 9年到2 00 1年间进口绝对数量增长’事项进行评审裁定。
(2) 无进口限制时期数量趋势及软木协议效应。在专家组报告中对于软木协议抑制效应和无进口限制时期的数量趋势的裁定只是局限在7.35段的第三句话。专家组的这个裁定主要是立足于7.3 5段的第一、二句话的分析而做出的裁定。笔者认为7.3 5段裁定的第一句话是专家组对I T C的观点进行的总结, 而第二句话中出现的双重否定词“没有…不 (合理的) ”则代表了专家组所运用的特殊而且错误的评审标准。这说明了该专家组在没有充分对S129报告中关于‘需求改变’、‘软木抑制效应’和‘临时措施的实施’的分析进行一个批判性、探索性的评审的情况下, 就裁定‘ITC的S129报告中在这几个方面的结论不是一个客观公正的调查机构所不能得到的结论’。而7.3 5段的第四句话则表现了, 在该事项上加拿大提供了另一个合理解释的情况下该专家组没有对此新解释进行分析, 因此专家组在这几点上所作的裁定更加地难以符合评审标准所规定的‘客观评估’要求。
(2) 价格效应
虽然专家组在价格效应上的裁定的篇幅和字数比之前的她在其他事项上的裁定的篇幅要大、字数要多, 但是在实际的裁定的内容与之前该专家组的不合理的评审行为十分相似。在7.50的开头第一句话里专家组首先对S 1 2 9报告中的价格效应做出了裁定‘虽然我们确实理解了加拿大在这个论点中的推理, 但是我们不认为加拿大的这些推理说明了ITC的S129决议是一个客观公正的调查机构所不能得到的结论’, 而从7.5 0段的第二句开始均是专家组解释其为什么存在另一个合理的解释的时候, 该专家组仍然支持S129报告中关于价格效应的观点。在价格效应的分析中专家组虽然承认了证明ITC的S129报告中‘价格效应’事项不合理的必要性, 但实际中却没有执行该任务而是间接地转移给了加拿大。而在“价格效应”裁定的最后一段中专家组更是第一次把其在本案中所持的评审标准运用到了具体事项上的分析当中, 但是这些分析仅仅限于7.5 2段的第二、三句话。
就笔者看来贯穿于7.50段到7.52段的专家组裁定在实质上还是重复了该专家组之前的推理逻辑与措辞语言, 一方面即承认了加拿大在该事项上的解释的合理性又不否认S 1 2 9报告的可行性, 另一方面还把其自己应该执行‘评审S129报告中的观点能否被加拿大的观点所推翻’的任务转移到了加拿大, 并以此为借口拒绝加拿大的观点而支持S129报告中的观点。在裁定的措辞上仍然沿用了其在本案中所反复使用的“没有不”的双重否定的用语。而在具体事实的裁定上, 该专家组所立足的理由多是之前关于数量增长事项中的其自己的裁定而这些裁定却又是不合理的, 所以立足于此基础的“价格效应”专家组裁定的合理性具有很大的争议。因此, 无论从推导逻辑、语言措辞、论点的相关证据上的不合理分析和裁定来看, 专家组在‘价格效应’事项上没有进行一个批判性、探索性的分析也没有对该事项进行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估。
同样的推导逻辑和裁决措辞也出现在了该专家组对‘价格效应’、‘美国国内软木产业的脆弱性’和‘无归因分析’事项上的裁定中。因此, 在本案的第二次审理中专家组对涉案事实采取的不合理的推导逻辑和特殊的双重否定措辞的模式进行事项裁定行为在本案中是一个普遍现象。
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