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事实

2024-07-27

A-事实(精选7篇)

A-事实 篇1

1 文献与问题

任何一个国家、区域都存在公共政策冲的问题,表现为政策之间发生的不同程度的表面化的矛盾现象,其实质是公共政策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目前,西方学者们主要从两个层面进行公共政策冲突的相关研究,一是公共政策冲突的一般性原理,涉及的具体问题有公共政策冲突的内涵、原因、治理方式等(吴锡泓、金荣枰等,2005;Deborah A.Stone,2006);另一个则是具体的政策之间冲突的研究(Rosemary Sales,2011;Thomas R.Dye,2011)。

国内学术界对公共政策冲突的研究与国外学者的研究维度比较相似,但相关研究较之国外起步晚。如胡象明(1995)探讨了公共政策冲突的内涵、表现,认为公共政策冲突就是政策体制中的政令的相互矛盾。袁明旭(2009)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公共政策冲突的具体表现和可能产生的效应,并进一步对公共政策冲突的内涵进行界定,认为公共政策冲突是指在政策网络系统之中由各级政府部门所制定的公共政策之间的相互矛盾、相互抵触、相互对立的一种表面化的态势和现象。王仰文(2011)从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制度因素三个维度对公共政策冲突产生的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分析。任鹏(2015)以政策冲突为研究视窗,实证分析了不同类型的政策冲突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在政府行为逻辑的分析框架下探讨了政策冲突是如何产生的。由于公共政策冲突不可能完全消除,只能通过各种方法手段尽可能减少。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政策冲突治理的研究。王仰文(2011)认为公共政策冲突的基本治理需要明确权力界限,规范权力运行,建立有效的利益调整机制。蔡英辉、刘文静(2012)指出解决中国政策冲突的一个可行路径是构建一种兼容性的政策网络。吴光芸(2014)认为政策冲突治理要求政府模式从“回应性”向“前瞻性”转变。也有学者以政策冲突的具体案例为研究对象,相关案例涉及经济政策、房产政策、行政执法等。

综观学界的研究,目前学者们较多关注公共政策冲突的发生机理、行为过程和运作逻辑等方面。但公共政策冲突作为一种伴随着权责利博弈的外显的矛盾现象,这一过程中必然对政策相对人产生事实影响,甚至造成利益损失。因此,政策冲突所产生的事实影响极其法律救济问题不容忽视。本文第一部分检索相关文献,提出基本的研究问题;第二部分呈现一个公共政策冲突的具体案例,探讨政策冲突给政策相对人带来的事实影响和利益危害;第三部分具体分析政策冲突的相关法律救济缺失的现状及原因;最后一部分进行一些讨论。

2 案例呈现与分析

2.1 案例呈现

2009年,为推进A县城镇化建设,A县人民政府立项征收A县B镇C社区第X村民小组(下文简称“村民小组”)所有的位于A县B镇的集体土地,共136亩。2009年A县人民政府通过A政发[2009]64号文件和A政发[2009]73号文件公布相关的征地补偿方案。经双方协商后由A县土地储备中心与村民小组签订《征地协议书》。2010年8月,A县人民政府下属机构国土资源局和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与村民小组达成《承诺书》,承诺给予村民小组货币补偿及每征一亩地安置占地7.2米×9米、建筑高度四层半的“三产”用地宅基地。此后,根据双方签订的《征地协议书》,村民小组将土地交付后,A县人民政府给予了相应的征地补偿款,征地工作按期进行,但协议中的安置方案有待实施。事实上,A县人民政府的征地行为于2010年9月才得到上级政府的批复。

2014年5月,在双方已经开始履行《征地协议》后,A县人民政府认为《承诺书》中给予村民小组每征一亩地安置占地7.2米×9米、建筑高度四层半的“三产”用地宅基地的补偿安置方案与D省建设厅和国土厅下发的D建村镇[2007]11号《关于加强独立式城镇居民私人住宅建设管理的通知》的相关规定相悖,应予改正,并作出A政发[2014]21号《A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A县B镇片区及绕城路征地安置方案的通知》,单方面取消了原定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新的补偿方案为:将原来安置宅基地方式改为每征一亩地按30平方米建筑面积标准商用产业房或80平方米建筑面积标准住宅用房安置方式。

村民小组对改变后的安置方式不予接受,向A县人民政府提出异议,未果。遂上诉至D省E县人民法院,要求A县人民政府撤销[2014]21号文件和责令其执行[2009]64号文件和73号文件的安置方案。经E县人民法院裁定,A县人民政府作出的[2009]64号文件和73号文件的安置宅基地方案,虽然村民小组没有异议,但与现行的规范性文件相抵触,A县人民政府有权予以改正和重新作出不同的安置方式。村民小组对[2014]21号文件的征地安置方案不服,是对征地补偿安置的一种行政争议。根据2011年8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释[2011]20号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以及2011年5月18日国法[2011]35号《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做好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行政复议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规定,村民小组对[2014]21号文件的安置方案有异议,不能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而是应当先经过政府行政裁决程序,村民小组可以向A县人民政府的上一级地方政府即F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裁决。最终,E县人民法院驳回了村民小组的起诉。

2.2 案例分析

上述案例中主要存在两处政策冲突。一是A政发[2009]64号文件、73号文件、《承诺书》与D省建设厅和国土厅下发的D建村镇[2007]11号文件之间的冲突。这一政策冲突较为明显,属于政府职能部门政策之间的冲突。二是A政发[2009]64号文件、73号文件、《承诺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之间的冲突,这一公共政策冲突则相对较为隐蔽。

2.2.1 案例中的第一个政策冲突点

根据A县人民政府作出的[2009]64号文件、73号文件和《承诺书》三份文件,原定的征收补偿方案为: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共计40000元/亩,按征收被征地单位的集体土地计算,及每征一亩地安置占地7.2米×9米、建筑高度四层半的“三产”用地宅基地。但根据D省建设厅和国土厅下发的[2007]11号文件的相关规定:从本通知发出之日起,各地城市规划(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得核发独立式城镇居民私人住宅《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对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而办理了土地使用权手续的,不能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此外,各地不得以任何名义、任何形式批准出让土地给城镇居民作私人宅基地。显然,争议点在于对宅基地的使用许可上。根据D省建设厅和国土厅下发的[2007]11号文件作出的新的补偿方案A政发[2014]21号文件取消了对村民小组宅基地的补偿,这也是整个案例的诉点。

2.2.2 案例中的第二个公共政策冲突点

案例中的第二个冲突点涉及地方性政策和中央政策的冲突,也是行政文件与法律条款之间的冲突,而这一冲突在本文中显得相对隐蔽。这种“隐蔽”是指因相关主体专业知识、认知结构、行动条件上差异产生的政策冲突“可视”程度的差异。一般而言,熟悉相关法律政策的专业人士能够区分这种存在的公共政策冲突。但对于普通被征地群众、农民或业务素质不高的征地工作人员来说公共政策冲突的“可视”程度有限。征地主体相对于被征地群众占有较多的权力、物质、信息等方面的资源,但在某种“自利性”导向下,如果“有意规避”相关法律、政策,更降低了政策冲突的“可视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征用土地的一般工作程序应当是:“申请用地—受理申请并审查有关文件—审批用地—实施征地—签发用地证书—征地批准后的实施管理—颁发土地使用证”。根据案例中呈现的情况,征地行为于2009年就已经开始,而到2010年9月D省才对相关征地行为进行批复。A县人民政府的做法存在不规范的问题。因此在这个案例中A县人民政府作出的[2009]64号文件、73号文件和《承诺书》等相关文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的规定与要求存在冲突。

2.3 案例分析结论

综观整个案例,虽然A县人民政府制定[2014]21号文件是为了完善优化[2009]73号的补充方案。重新制定的[2014]21号文件的安置方式合理合法。但问题在于,案例中D省建设厅和国土厅下发的[2007]11号文件早于A政发[2009]64号文件、73号文件和《承诺书》存在。A县人民政府、国土资源局、住房与城乡规划建设局依然作出了与之冲突的政策方案。因此,案例中所呈现的政策冲突,既可能是一次因工作疏忽导致的偶发的政策冲突,也可能是一种异化了的实现征地目标的“特殊手段”。但无论是何种情况,既定事实已经发生,我们不仅要看到政策之间存在的冲突,更应当关注在“一来一去”的政策撕扯之中和政策冲突之后给相关主体带来的事实影响和利益危害。A县政府首先对被征地群众做出了违背相关法律规定的方案和承诺,可能在既定事实上已经对被征地群众造成了各方面的影响和损失。村民小组最后以诉讼的形式寻求利益保护,即是一个证明。经E县人民法院判定双方的纠纷是对征地补偿安置的一种行政争议,不应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而是应当先申请行政机关裁决,最后驳回了村民小组的诉讼。实际上这也是我国公共政策冲突法律救济缺失的一种表现。笔者将在本文的第三部分对这一问题进行阐述。

3 公共政策冲突的法律救济

3.1 概念界定

公共政策冲突法律救济的概念应当建立在法律救济的概念之上。法律救济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自己的人身权、财产权因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或者其他单位和个人的行为受到侵害,依照法律规定向有权受理的国家机关告诉并要求解决、要求予以补救的活动。因此,公共政策冲突的法律救济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自己的人身权、财产权因公共政策冲突产生的事实影响而受到侵害,依照法律规定向有权受理的国家机关告诉并要求解决,予以补救,相关部门受理并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活动。其实质是保护权利人受损的合法权益。

3.2 存在的问题

目前国内公共政策冲突的法律救济现状并不乐观。一方面,不论是政策主体还是相对人,都缺乏法律救济的意识和知识。另一方面,则是救济制度本身的缺陷。在我国,法律救济一般包括司法救济、行政救济等。司法救济方式有行政诉讼、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行政救济方式主要有行政申诉、行政复议、行政赔偿等。相应地,公共政策冲突的法律救济形式也应当包括在内。但不论是司法救济还是行政救济,都存在立法或是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在上述案例中我们也能发现这些存在的问题。

首先,由于政策冲突,导致政府先前作出的承诺成为一种过失,但承诺和约定又实际上影响了的征地行为,并且关系到被征地群众的补偿安置问题、利益问题,因此政府作出行政承诺不作为,一方面严重影响了政府的权威和信用,另一方面也对公共政策中的其他相关主体造成了损失。即使是由于政策冲突政府做出过失承诺,政府也仍应承担相关责任,承认其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补偿相关人承受的利益损失,而不是经法院一纸裁决就不再承担相关责任。

其次,申请行政机关裁决即申请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内部低成本且高效的监督救济的方式,但其制度自身也并不完善。较为突出的问题在于行政复议机构不独立。这一问题内生于行政机关的层级制,即很多政策或方案是经过上级机关或部门的指示作出的,这就导致了一部分复议机关的设置违背了“自己不做自己法官”的原则,形成了行政机关自己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局面。即使政策冲突给政策相对人造成了一些事实影响甚至是利益损失,但由于相对人维护自身权益的渠道相对比较狭窄,其合法权益可能也难以得到保障。如在本案例中,法院最后驳回了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意味着只能选择行政复议的救济方式,似乎又陷入了上述“行政复议的悖论”。

4 结束语

公共政策是政府的一种重要治理方法和工具。但由于不同政策主体利益冲突的客观存在,公共政策的冲突难以避免。可以通过加强政策冲突的治理尽可能在事前和事中减少由于政策冲突带来的不必要的损失和危害。但由于各方面因素的限制,我国还存在大量的相对隐蔽的政策冲突。因此,我们除了需要关注政策冲突产生的机理和过程,更应关注它的后果,即它对政策相对人产生的事实影响。只要这种事实影响使政策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和利益受到损害,那么政策冲突就必须受到法律的规制,相对人也应得到法律对其合法权益的保障,即公共政策冲突的救济。关注与加强政策冲突的法律救济问题,一方面能由果推因地发掘公共政策制定中存在的问题,提升公共政策冲突的治理能力;另一方面有助于减轻公共政策冲突所带来的危害。这不仅是我国政府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国家的题中之意,更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必然选择。法律救济是权利人的一种法定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一个重要的前提在于,法律救济以损害合法利益事实的发生为前提,没有损害事实就没有法律救济。但如何科学、合理、公正地界定政策相对人的合法利益事实是否遭受损害,则是下一步需要研究的问题。

摘要:公共政策冲突给行政相对人、相关者带来的事实影响不容忽视。从一个具体的涉及政策冲突的征地拆迁案例入手,分析政策冲突发生的过程,探讨政策冲突给政策相对人带来的事实影响和利益危害,提出公共政策冲突法律救济的相关概念与问题,对目前公共政策冲突法律救济缺失的现状及原因进行初探。

关键词:公共政策冲突,行政事实行为,法律救济

参考文献

[1]吴锡泓,金荣枰.政策学的主要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Deborah A.Stone.政策悖论:政治决策中的艺术(修订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Rosemary Sales.解析国际迁移和难民政策:冲突和延续[M].上海:格致出版社,2011.

[4]Thomas R.Dye.理解公共政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5]胡象明.“文件打架”的原因及对策[J].中国行政管理,1995,(9):17-18.

[6]袁明旭.公共政策冲突:内涵、表现及其效应分析[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1):110-114.

[7]王仰文.公共政策冲突产生的原因分析[J].桂海论丛,2011,27(4):93-97.

[8]任鹏.政策冲突中地方政府的选择策略及其效应[J].公共管理学报,2015,12(1):34-47.

[9]王仰文.公共政策冲突治理路径问题研究[J].兰州学刊,2011,(8):25-29.

[10]蔡英辉,刘文静.中国政策冲突的降解之道——建构兼容性政策网络[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8(2):39-44.

[11]吴光芸.论从“回应性”政府向“前瞻性”政府转变——政策冲突与政策滞后的治理与防范机制探讨[J].现代经济探讨,2014,(5):10-14.

[12]申素平.教育法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35.

浅析事实婚姻 篇2

(一) 什么叫事实婚姻

我国学界对事实婚姻的看法不一, 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所谓狭义的事实婚姻是指:“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男女, 未进行结婚登记, 即以夫妻关系同居生活, 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两性结合。” (1) 即只有具备了结婚的实质要件, 仅未具备结婚登记的形式要件, 才能构成事实婚。而广义事实婚姻是指:“具备结婚实质要件或欠缺结婚实质要件的男女双方未经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关系同居生活, 群众亦认为其夫妻关系的客观事实。” (2) 即不问实质要件是否具备, 只要未进行结婚登记就已经构成事实婚。目前, 普遍采用第一种观点, 即狭义事实婚的观点, 本人也赞同该观点。

(二) 事实婚姻与登记婚姻

在我国, 受法律保护的婚姻应当满足两个要件, 即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实质要件是指男女双方完全自愿, 禁止一方对另一方的强迫或者第三人干涉;双方均达到法定婚龄, 男满22周岁, 女满20周岁;双方均无配偶, 以符合一夫一妻制。无配偶包括三种情形:第一种是未婚;第二种是丧偶 (原配生理死亡或者宣告死亡) ;第三种是离婚。形式要件是指男女双方本人去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登记。

事实婚与登记婚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是否去婚姻登记机关进行了登记, 从双方当事人均为善意的角度出发, 双方在主观上都是想要与对方组成家庭, 共同生活, 而客观上, 双方实际以夫妻的名义公开同居生活, 并为群众所公认。也就是说, 事实婚姻的当事人完全满足了结婚的实质要件, 所欠缺的是只法定的形式要件。那么它与早婚、重婚、近亲结婚、疾病婚和非自愿婚等其他违法婚姻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

(三) 事实婚姻与同居关系

自从《意见》把“非法同居”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提出后, 它就被引入我国现行有法律效力的正是规定和制度中。而提出这一概念是因为我国婚姻法对事实婚姻态度的转变。是对事实婚姻的合法性作出了否定, 婚姻必须是男女经过结婚登记而形成的两性结合, 没有经过登记的, 就不是婚姻, 而是非法同居。这种观点目前不仅得到了司法界的普遍认同, 在法学界也产生了广泛的共鸣。

然后事实婚并不能等同于非法同居, 非法同居的外延远远大于事实婚。从特点上来看, 非法同居具有隐蔽性、临时性等特点, 而且维持双方当事人保持同居关系的纽带一般是为了满足彼此的欲望。反观事实婚则不尽然, 除了法定的形式要件没有满足外, 实质要件均以满足, 双方当事人本质上是以结婚、组成家庭为内在目的的, 故而, 将事实婚简单的等同于非法同居是不科学的。

(国) 事实婚姻的效力

对于事实婚姻问题, 我国立法思想并不一致、连贯, 先后制定了指导思想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若干司法解释和行政规章。不过相对一致的是在立法重心上采用了以善后问题为重心主义。 (3) 我国有关的司法解释着重就事实婚姻关系与非法同居关系如何区分、非法同居的后果做出规定。1989年《意见》对被认定为非法同居的双方的财产分割、经济帮助、继承权的有无、不当终止方对于另一方的责任等方面作出较为完备的规定。

新婚姻法中明确规定“未办理登记的, 可以补办登记”。也就是说, 如今我国的法律并不承认事实婚, 那么事实婚在法律性质上既非无效婚姻, 也非可撤销婚姻, 而是不存在的婚姻。 (4) 既然事实婚姻在法律性质上属于不存在的婚姻, 那么其必然不受婚姻法的调整。那么也就无论解除事实婚姻关系的问题, 然而在所谓婚姻存续期间和解除之后所产生和遗留的一系列问题该如何处置呢, 或者说该适用何种法律关系?在司法实践中, 婚姻法的立法思想要求法院在面对起诉要求解除事实婚姻关系的时候, 一般会要求当事人补办结婚登记, 其实也就是将事实婚转变成登记婚, 再根据婚姻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审理。

可是, 在实际生活中, 包括登记婚在内的要求离婚的案例中, 一般都存在这样的情况, 即一方当事人通过离婚能获得超过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 精神上的或者物质上的。那么, 即使是法院要求其补办结婚登记, 也必然会有一方不同意。因为如果补办了结婚登记, 那么事实婚就转变成了登记婚, 受到婚姻法的调整, 由此会带来一系列的后续问题, 这正是潜在拒绝方所希望规避的。那么新婚姻法中规定的“未办理登记的, 可以补办登记”基本不能达到其原本的立法目的, 立法者希望通过这条规定来将事实婚转变成法定婚, 从而将问题法律化的意图也以失败告终。

二、事实婚姻存续状态解除之后的后续问题

(一) 财产问题

目前事实婚姻关系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被认定为同居关系, 并且还有合法同居跟非法同居之分。当被认定为合法同居的时候, 同居共同财产受到法律的保护, 而如果被认定为非法同居, 同居共同财产则不受法律的保护, 这里的法律应作狭义理解, 指的是婚姻法。

那么同居关系是否合法该如何认定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第五条规定:“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 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的, 应当区别对待:

1.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 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 按事实婚姻处理。

2.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 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 人民法院应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 为补办结婚登记的, 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该条规定的同居关系指的是无配偶间的非法同居。

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之前的事实婚, 法律规定比较明确, 不作讨论, 重点讨论颁布实施之后的情况。根据条例我们可以得知, 94年2月1日以后的事实婚姻不被法律承认, 其所谓的婚姻持续期间的共同财产不受婚姻法的保护, 那么当财产问题引起纠纷时该如何处理呢?1989年《意见》第10条规定:“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时, 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 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也就是说除了双方当事人共同投资, 共同经营, 共担风险, 共享收益外的财产都应当归个人所有, 具体包括:工资、奖金;各自生产、经营的收益;知识产权的收益;继承或赠与取得的财产;一方的婚前财产;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二) 子女的抚养跟继承问题

1994年2月1日之前的不作讨论, 重点是讨论其之后的情况。因为法律不承认事实婚, 导致事实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生育的子女成为非婚生子女, 那么非婚生子女跟婚生子女相比较, 在抚养跟继承问题上有何异同呢?

我国《婚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 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 应当负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 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

我认为《婚姻法》这样规定很科学, 无论事实婚双方是否有过错、谁有过错, 子女都是无辜的, 他们不能因为父母的原因而被剥夺在法律上本该享有的权利。《婚姻法》这样的规定将非婚生子女跟婚生子女一视同仁, 既保护了事实婚中生育的子女, 也保护了事实婚姻关系解除之后相对弱势的一方, 没有因为解除了同居关系就失去了作为父母的资格, 一定条件下缓解了事实婚所带来的矛盾和造成的不稳定。

三、结语

事实婚姻关系在世界上包括我国并不少见, 在我国尤其是在农村地区, 由于传统观念的作用跟现代法制理念的淡薄, 很多人认为结婚就是摆酒席, 吃顿饭就好了, 不知道想要取得法律上的效力还必须双方去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登记, 由此造成了很多的隐患。

双方感情一旦出现问题, 要求离婚时就会发现他们之间所谓的婚姻关系根本不受法律的保护, 也就是说他们一直以来都是以非法同居关系在一起的, 立法者所期待的先不办结婚证再办理离婚的情形基本不会出现,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双方当事人中处于弱势的一方, 通常为女性很难取得有效的救济。因为在现实生活中, 女性仍然主要充当着持家、照顾父母、子女的责任, 男方工作养家。在解除非法同居关系的时候, 由于不能按照婚姻关系进行财产的分配, 势必会造成不公平, 所以法律在这点上应该适当的照顾弱势的一方, 不能将此问题过度简化成非法同居关系, 将财产简化成一般共有关系。

说到底, 事实婚姻关系的存在还在因为人们对自己法律上权利的漠视, 只有知法、懂法、用法才能真正维护自己的权利。

摘要:我国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 然而在社会实践中, 仍然充斥着大量的事实婚姻, 即未经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在我国, 事实婚姻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三十, 国外甚至更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 正如94年修改婚姻法时, 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指出的那样, 一些事实婚姻的形成是由于乱收费或者登记部门的失误。但是造成事实婚姻比例如此之高的根本原因还是民众法律意识的淡薄, 对保护自身权益的漠然。本文将立足于司法实践角度, 对事实婚姻进行浅显的分析。

关键词:事实婚姻,登记婚姻

注释

1宋凯楚.违法婚姻论[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0:124.

2马俊驹主编.民法原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851.

3张学军.事实婚姻的效力[J].法学研究, 2002.

以事实来说“富强” 篇3

《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强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学生的道德发展,丰富学生的社会认识和内心世界,健全学生的人格,使他们能够以积极的生活态度参与社会,成为有爱心、有责任心、有良好行为习惯和个性品质的人”(课程基本理念)。品德教材作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对学生的价值引导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内容来看,品德与社会课程是非常丰富的。课程引导和帮助学生达到以下课程目标(节选):“热爱家乡,珍视祖国的历史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和自豪感,尊重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差异,初步形成开放的国际视野。”“了解家乡的发展变化,了解一些我国历史常识,知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革命传统,了解影响我国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坠崖建设的伟大成就。”……可以说,品德与社会课的学习内容每一条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关。

品德与社会六年级“身边的变化”是主题单元“我和祖国一起成长”中的一课,在教学活动中,通过对购物票证的收集和认识,使学生了解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社会生活,感受社会的发展与变化,丰富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以培养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感,增强对社会的责任感。在活动中,如何让学生认知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如何有机地融入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如何感受祖国的富强和自己的息息相关,如何初步形成自己的价值观,笔者做了如下探索。

一、调查走访拓宽了教学时空,感受历史的印记

课前,教师提供了一张调查表,指导学生就30多年前人们日常生活物品供应的情况,采访自己家的老人,并把采访内容记录下来。课堂上,学生就自己调查来的内容进行了反馈。有的学生说:听老人说,家里一个月供应28斤大米,我爸爸是劳动力,家里通常都不够吃;有的学生说:油也少得可怜,爷爷说,烧菜的时候只能用一点点,汤面上漂点油花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有的学生说:我还打听到,那时候一家一个月只能供应半斤糖,一瓶酱油,有时候还买不到,这些怎么够用呀?还有的学生说:我还听奶奶说,那时候买东西是要票的,买粮食要粮票,没有粮票还买不到呢。

虽然学生们没有经历过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但是他们能七嘴八舌地将从大人那里获取来的信息和同伴一起分享。这些鲜活的故事、资料的重现都让学生感受着祖国走过的脚步。教师随着学生的交流,或是相机出示课前预设的图片:一斤肉,二两油,三尺布,或者引导学生算一算,肉,每人每月二三两,平均到每天、每顿的份额又是多少?充分交流后,抛出问题:你挨过饿吗?过这样的日子,你有什么感受?

提升学生的认知并不是通过浅显的汇报,也不是论事的发表个人的意见,而是通过不断变化的方式,让学生从中获得丰富的体验,结合自身的身体活动去感悟其中的道理。学生在充分感悟的基础上,有感而发:国穷,家贫。

二、探究研讨激发了思维火花,体验政策的意义

教师展示琳琅满目的票证,引出小组讨论的话题:仔细看看这些票证,你有哪些发现?你得到了哪些信息?你有哪些看法?

有的学生说:这些票证使用的地区不同,有全国通用的,也有的只能在一个地区使用。那一个人要出差怎么办?有的学生说:这些票证的种类实在是太多了,有用来买粮的,有用来买布的,连小学生早餐都有专门的票;有的学生说:每张票面上,可以购买的数量也不一样,如这张全国通用的粮票可以购买十市斤的粮食,那张地方粮票可以买五斤粮,还有这张保温瓶票只能买一个保温瓶;也有的学生说:这些票证上的时间不一样,有1966年,还有1987年。就也表明票证时代持续了好多年;还有的学生说:我还发现票面上还有“遗失不补,过期无效”的字样,看来,一定要细心保管好,如果一不小心弄丢了或者过期了,该买的东西买不到,这日子怎么过呢?

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总是给人们留下历史的见证。课堂上呈现的多样票证,给学生们带来了大量的信息,学习过程以活动为主,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大家在活动中发现问题,对社会现象和历史问题进行质疑和反思。一个学生质疑:为什么要凭票供应呢?大家自由购买不就行了吗?学生们纷纷反驳道:东西都让有钱人买了,其他人吃什么呢?如果有人囤积粮食的人,坐地涨价,人们又买不起,那不就饿死了吗?大家没有吃的,没有穿的,社会不就乱了吗?用票证控制着起码能够保障大多数人能买到粮食。思维碰撞总能撞出多彩的火花。教师通过总结再次明确:凭借这种对社会资源和产品凭票供应方法,把有限的产品有计划地分配到单位和个人手中,这是一个国家处于某一时期,在生产力低下、物资短缺的情况下,保证社会和人民生活基本需求的一种有效的措施,对社会起到了很大作用。在活动中,学生初步了解到国家的计划供应政策是符合当时社会生活需要的,也就是说,计划经济政策是为了保证每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

三、对比反思跟进了生活经历,深化“富强”的内涵

教师创设情境,引导学生交流新老照片,让学生畅谈身边还有哪些变化。有的学生说:瞧,计算机更新最快了,从老式的台式机到笔记本,到现在的平板电脑,越来越好用;有的学生说:现在咱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鸡鸭鱼肉到各种海鲜,有时候我都不知道吃什么好?有的学生说:社会在发展,科技在发展,就拿衣服来说,面料款式越来越多,我妈妈的衣服堆满了整个衣橱;也有的学生说:我们的交通工具在变化,火车都提速了,从南京到北京只要4个小时;还有学生说:联系方式也发生着多样的变化,和远在国外的朋友也能天天通过网络视频聊天。

学生生活经验是课程有效实施的基础。在他们成长的岁月中,因为生活环境,家庭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每个孩子有着对社会不同的认知。从身边的变化说起,提取已有的生活经验和大家进行交流,能适宜激发学生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教师要适当的创设贴近学生生活的情景,包括他们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水平。在交流中,教师也通过图片介绍城市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变化:深圳,古时候流放犯人的地方,解放后也是一个边陲小渔村,在成为我国最早的经济特区后经过多年建设一跃发展成为现代化大都市。学生直观地感受到了这些地区的变化和发展。再加上本地的变化,学生在对比与反思中,说出自己感受最深的话题:国兴,家富。

富强,并不是泛泛而谈;爱国,也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渗透不能用说教来完成,事实比说教的力量大很多。“身边的变化”一课罗列的三个片断的活动,丰富了学生的知识域,加强了对生活感知的深度,其中蕴含的道理也不言而喻。

事实合同理论探析 篇4

一、事实合同的发展

1941 年德国著名法学家豪普特教授发表的一篇名为《论事实上的契约关系》中首次提出“事实契约”理论, 也就是事实合同。 (1) 依豪普特教授的见解, 如着眼于新的社会现象, 可以发现有些合同关系的内容、甚至对方合同的当事人, 并不能够归结为当事人的合意, 而且就合同关系的成立而言也存在同样的现象, 在这种现实面前, 当事人之间意思表示一致越来越失去现行民法所确定的制度意义; 他进一步阐述, 其实在某些情况下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并不依循“邀约———承诺”的缔约方式成立, 无需考虑当事人意思的事实过程, 豪普特教授将其类型化为以下三种: 第一类, 是基于社会接触而产生的事实合同关系; 第二类, 是基于团体关系而产生的事实合同关系; 第三类, 是基于社会给付义务而产生的事实合同关系。 (2) 第三种类型经过拉伦茨教授的改造, 形成了“社会典型契约理论”, 其主要观点为: “现在大量交易产生了特殊现象, 即在很多情形下, 当事人无需为真正意思表示, 依交易观念因事实行为, 即能创设契约关系。其所涉及的客体, 主要是生活上不可或缺的照顾给付”。 (3) 拉伦茨教授此项社会典型行为说, 似较豪普特教授之见解缜密, 深受学者重视, 德国联邦法院在BGHZ21, 319 一案中曾采为判决的理论依据。 (4) 即使是拉伦茨本人, 也开始对自己的学说进行修正, 最终放弃了由豪普特创设的事实合同关系理论, 他在1989 年出版的第七版《德国民法通论》中, 明确放弃了这种观点。 (5) 拉伦茨去世后续写第八版《德国民法通论》的沃尔夫教授明确表示, 应当拒绝这种学说和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 因为一来于法无据, 二来现代化大众交易的需求还不够充分, 三来即使在大众交易中也不应该放弃对未成年人权的保护。

在我国, 事实契约是个普遍的现象。 (6) 虽然有学者认为“事实合同关系超越了意思自治的范畴, 依事实过程即认有合同关系的成立”, 代表性的像王利明; (7) 但不少学者认为事实合同有一定现实存在意义, 应该深入研究, 韩世远认为:“个人意思的实际射程与传统理论中的理想模型已有相当差距, 由此引发一些现实问题, 仍然按传统的意思理论, 只能做拟制的解释, 必然具有相当不自然的缺陷, 甚至有些现象根本无法依意思理论做出解释, 面对这种意思理论解释缺乏力的现实, 按照事实合同关系理论, 的确可以比较灵活地解决这些新的现实问题”。 (8)

二、事实合同制度的特点

所谓事实合同是指合同的成立不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主, 而是因为特定的事实。它不是类似合同的法律关系, 而是确具合同内容的实质, 与传统观念上的合同不同之处, 只是其成立的方式而已, 所以关于其内容, 合同法的规定全有适用的余地。 (9) 事实合同理论虽然提出的时间距离现在已经将近一百年了, 但是争议不断, 本文有必要对它的构成要件和一般的合同要件进行对比。

( 一) 行为性质不同

事实合同属于事实行为, 非法律行为。 (10) 不问当事人的意思如何, 不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为要件, 只要当事人做了一定的行为, 符合法律规定就直接发生法律上的后果;而一般的合同, 必须是法律行为, 必须有双方当事人合意的一致, 尊重合同双方的意思, 如果当事人达不成合意, 则合同不会成立, 也就必然不会产生法律上的效果。

( 二) 成立要件不同

事实合同成立不需要“邀约、承诺”的过程, 即不要求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 它作为受法律保护和救济的一种例外情况存在, 所以需要借助一定的事实状态加以补救, 才能使合同成立生效。而一般的合同必须完全符合规定的条件, 即一方发出只要经对方同意就成立且生效的邀约的意思表示, 对方做出内容完全相同的承诺表示, 这时候合同成立且生效, 否则合同就因缺少法定的条件不生效。可以很明显的看出, 事实合同成立的要件简单的多。

( 三) 救济基础不同

一般的合同在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理论的指导下, 当事人之间经过意思表示一致而达成的合同条款, 就会成为当事人之间的法律; 当发生纠纷时, 法院只能根据订立合同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来解决争议, 不考了其它情况。事实合同则不然, 一旦发生纠纷, 法院全然不理会当事人之间一致还是不一致的合意, 而是出于对信赖利益的保护、公平原则的遵循、对公序良俗的遵守、对公共政策的考虑等, 直接援引法律的规定或是类推适用传统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给当事人以救济。 (11)

( 四) 效力来源不同

事实合同直接依据法律的规定产生, 如果法律没有规定为事实合同的, 则只能按照一般的合同规定, 前文已经论述过, 豪普特将事实合同归纳总结为三类, 因为事实合同不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要件, 容易造成公权力的扩大, 所以要进行限制, 以法律规定的内容为限。一般合同的效力, 来源于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 以他们愿意承受的为限。

三、事实合同的类型

事实合同是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产生的, 它的适用范围是法定的, 非常有限, 是作为一般合同的补充出现的, 只能在特定的事实上适用, 但法律不可能一一罗列所有事实合同的类型, 所以有必要在此条讨论一下事实合同的类型。

( 一) 基于社会接触而产生的事实合同关系

笔者认为, 豪普特所说的此种情况下的事实合同很难概括其本质与内涵, 由此导致这种类型下的事实合同比较庞大, 无法找出相同的规律来总结, 这也可能是事实合同最大的理论缺陷。笔者总结了一下, 事实上的合同包括两种类型; 其一是缔约过失问题, 当事人为缔结合同, 势必有所接触, 因一方当事人的过失, 致他人遭受损害者, 时常有之。 (12) 例如顾客在商店选择商品的时候, 因店员的疏忽, 货架上的商品掉下, 致顾客受伤, 合同也没有订立。此时如果适用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 可能因为举证责任的问题, 要证明有过错, 可能顾客会无法获得赔偿, 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不够。为使被害人能够主张合同上的权利, 德国判例学说另辟新径, 认为当事人为缔约而接触时, 即默示成立了一种“预备性的契约”, 豪普特教授认为此种契约的成立方式纯属拟制, 盖当事人之间, 并无缔约意思, 所以他主张放弃以意思表示为契约关系成立的基础, 另寻客观要件, 此即社会接触的事实, 当事人因社会的接触而产生照顾、通知、保护等义务。其二是以沉默方式成立的债的关系, 其中沉默的意思表示又可分为行为方式及特定的沉默方式, 所谓特定的沉默方式有包括约定的沉默和法定的沉默, 只有法定的沉默才能称为事实上的合同。 (13) 《合同法》第61 条、第62 条关于合同约定不明确的处理时, 排除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 完全以当事人默示来推。

( 二) 事实合伙关系

事实合伙关系是团体关系的一种, 所谓合伙者, 是指二人以上, 互约出资, 以经营共同事业的契约, 合伙合同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 才能成立生效。如果一旦不符合法律的规定, 例如违反强制性规定或者公序良俗, 或不具备法定的方式, 或意思未趋于一致, 或当事人一方意思表示有瑕疵时, 都会导致合伙协议无效。(14)合伙合同在实施或履行之后, 发现其为无效或因瑕疵致使被撤销时, 依据法律的规定, 应该恢复到订立合同之前的状态。

在无效合伙协议撤销前, 合伙的事务已经实施, 那么依据合伙关系实际上已经存在的事实, 在法律上就不能忽视, 虽然欠缺有效的合同基础, 为了避免失去的复杂化和交易的安全, 仍然应该承认其为事实上的合伙关系, 适用合伙的有关规定。豪普特所提出的“事实上合伙”说, 也逐渐被“有瑕疵的合伙”的理论所替代。合伙在性质上是一个具有继续性的合同, 合伙事务已经实施, 在内外均已经发生一定的法律关系, 则为了该合伙人、第三人的利益, 应限制其无效或撤销的效力, 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 应使发生类如终止、解散或退伙的法律效果, 只能向后发生效力。 (15)

( 三) 事实劳动关系

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即无劳动合同或无有效的合同, 而为劳动给付。自从改革开放以后, 为支持城市建设, 我国农村越来越多的人进城打工, 基于各方面的原因, 很多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近年来, 劳务纠纷越来越多。根据我国《劳动法》第16 条第2 款的规定, 建立劳动关系应该签订劳动合同, 第19 条规定, 劳动合同应当以书面的形式签订, 根据法理, 这些都是法律上的强制性规定, 那么如果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 则不成立劳动关系, 劳务已经为一部分或者全部给付时, 无论在内部还是外部, 均已经发生了一定的法律关系, 则此种法律关系是已经存在的事实不能随便否认。劳务是一种无形的给付, 一旦履行就无法再撤销, 只能按照实际情况给付一定的金钱, 事实合同能够比较合理的解决这种问题。王泽鉴认为, “事实上劳动关系”说, 已经被“有瑕疵的劳动关系”理论取代, 主张劳动合同无效后, 应限制其溯及力。 (16)

( 四) 基于社会给付义务产生的事实合同关系

现在社会, 有些事自己去做成本太高, 还有些事根本无法凭借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去做, 这些事一般关系国计民生, 都是大量交易, 而且不可或缺, 比如电气、电信、瓦斯、自来水、公车等, 通常是由大企业经营, 就使用的条件及权利义务, 订有详密的规定, 相对人很少有选择的自由, 对企业所订的条款, 也难变更, 依据传统的观念, 利用此等给付系基于企业者要约的默示表示。豪普特教授认为, 如此的意思合致, 乃毫无血肉的形体, 与契约的本质并未符合。前述的各项给付具有社会义务, 提供者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 利用者对使用条件既无讨价还价的余地, 不必假借当事人的意思, 拟制法律行为的要件, 应该毅然承认此等给付是事实行为, 即成立合同, 当事人的内心意思如何, 可不必问。拉伦茨教授曾以豪普特观点为基础建立了“社会典型行为理论”。 (17) 王泽鉴认为, 传统的契约理论, 无论就其理念及技术而言, 在原则上仍可规律上述现代的大量交易。 (18) 虽然无法形成统一的意见, 笔者认为事实合同理论对于不需合意的合同更加适用, 所以有必要深入研究。

四、对事实合同的思考

从大陆法系传统民法的一般原理看, 债权债务关系既可以根据法律规定而产生, 也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约定而产生。在法定之债中, 法律直接对结果予以规定而不问当事人的意思如何, 如无因管理、侵权行为之债、不当得利之债等。而在约定之债, 债权债务关系的产生是根据当事人的意思而生, 合同之债关系是典型的约定之债, 没有当事人的合意, 是不可能产生合同关系的, 这无疑是大陆法系传统民法的普遍原则。但事实合同关系理论与一般的合同关系最大的不同就是前者是基于事实行为, 而后者是基于意思表示的法律行为。另外, 我们还应当看到, 这一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 其产生于德国纳粹的统治时代, 其意识形态为国家社会主义, 人民对私法自治抱有很大的怀疑, 民事主体的法律行为只可以在国家建立的所谓“生存保障体”许可的范围内生效, 而且国家对法律行为的许可是不可撤销的。

笔者认为, 虽然在解决一些问题上, 事实合同理论非常具有说服力, 非常直接简单, 但事实合同的应用领域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没有必要单独创设这种制度; 其次, 事实合同解决的问题现在法律上也做出了特别的规定: 基于社会接触产生的事实合同可以通过缔约过失、安全保障义务来解决; 基于事实劳动产生的合同比照劳动合同来解决; 基于社会给付产生的事实合同可以用合同中的格式条款解决; 基于事实合伙产生的合同, 比较复杂, 现行法律上没有规定, 一般按照《合同法》58 条解决, 但会产生非常复杂的后果, 因此按照此条解决不妥, 有许多学者提出“有瑕疵的合伙关系”。笔者认为, 一是合伙协议成立之后, 如果尚未开始营业, 则合伙协议无效具有溯及力, 由合伙组织将出资款返还给出资的合伙人, 有过错的合伙人应该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二是合伙协议成立之后, 已经开始了营业活动, 则应当按下列规则处理: 首先, 该无效宣告不具有溯及力, 仅对宣告之后的将来产生效力。其次, 应当由合伙人共同对营业期间的合伙事务进行清算, 清理其间的债权债务, 其处理方法完全按照有效合伙的债权债务处理规则操作, 合伙财产足够清偿债务的, 由合伙财产清偿, 不足清偿的, 由普通合伙人对经营期间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清算之后, 合伙财产有剩余的, 应当由合伙组织按协议或法律规定返还给出资的合伙人。最后, 其他合伙人对于合伙协议无效负有责任的合伙合同当事人, 可以依据合同法追究其缔约过失责任, 承担信赖利益受损的赔偿责任。

五、结语

如何准确运用事实论据 篇5

一、叙述事例要概括,要有侧重。

议论文中的记叙要求具有针对性和概括性,有的学生因不会围绕论据展开分析论述,就“理不够、例来凑”,为把字数凑足,便不吝笔墨地叙写事例,不管所叙内容能不能为证明观点服务,更不懂得删掉与论点无关的细节。议论是为了“以理服人”, 所以议论中的叙述应为证明观点服务,语言要精炼、概括。

如证明“失败是成功之母”这一论点,文章 《诺贝尔》 中关于诺贝尔发明炸药的过程有详细叙述,我们不能因为材料合适,就照抄全搬,而是要围绕论点,合理压缩剪裁、大胆取舍。因此可以将故事概括为:

化学家诺贝尔为了发明炸药,四年里做了数百次实验,换来的却只是数百次的失败。但他毫不气馁,不断地更换原料,改进方法,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发明了威力巨大的炸药。

二、叙述要有定向性。

定向转述,不是把人物原来的经历和事件经过照抄照搬,而是服从议论需要的再创作。为了观点的需要, 定向转述要选择恰当的角度或口径, 转述有关事件,为议论提供依据,使叙述的材料与观点一致起来。定向转述关键在定向上,同一个材料,服从于不同的议论观点就有不同的方向、 角度的转述,就有不同的论证效果。

如 《水浒传》 中“林冲棒打洪教头”的片段,原文是1400多字的故事。作为小说,作者抓住人物语言、 动作、神态等方面的人物个性特点, 来刻画林冲“忍”的性格和“武艺高强”的人物形象。为服从议论的需要,则有不同方向的转述。

1定向转述示例

如茅盾的 《谈 〈水浒〉 的人物和结构》 中,为了证明 《水浒》 故事发展的“前后勾联”“摇曳多姿”“错综而富于变化”的特点,茅盾这样定向转述:“要说比武了,却又不比, 先吃酒,当真开始比武了,却又半真 (洪教头方面) 半假 (林冲方面),于是柴进使银子叫解差开枷,又用大锭银作注,最后是真比,只百余字就结束了。”

茅盾只用了70来字就转述了这个比武的故事,抓住故事发展的三个波折点:不比、假比、真比,这样的定向转述 有力地证 明了 “ 摇曳多姿 ” “错综而富于变化”的观点。

2定向转述示例

毛泽东在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中,为了论证“战略退却”是 “为了保存实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的观点, 也援引了林冲与洪教头比武的故事。 他是这样定向转述的:“《水浒传》 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 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毛泽东用了不足50个字定向转述了这个 故事 , 紧扣 “ 退让 ”, 突出 “退让 ” 后的胜利 , 有力地论 证了“战略退却”的必要性。

通过有指向性、针对性的叙述, 可以使论据有的放矢地为主题服务, 有力地证明观点,从而使中心突出、 观点鲜明。

三、围绕论据要合理分析。

如果写作中只是把事例罗列出 来,而不能结合论点将事实论据中的精髓内涵挖掘出来,使得事例总是游离于主题之外,成了可有可无的摆设,那就不能有效地发挥其价值。因此,我们还应从以下两方面加强对事例的分析论述。

1.抓住根本,紧扣材料。

习作中一旦按照论点所限制的要素完成有侧重的叙述之后,恰当的分析论述就显得格外重要。有的同学在写完事例之后,马上就会写到“没有 ……就没有……”“就是因为……才有……”“这就是……的作用”,这是典型的不分析事例只下结论的表现。要克服这一弊端,就必须针对事例,认真分析其人其事的来龙去脉、 前因后果,以使主题与事例之间相互照应。另外,一旦确定要用事例证明什么,就要围绕其根本来展开议论, 决不能拖泥带水。如在分析“秦朝的灭亡是由于施行暴政”时,只应侧重秦朝施行暴政的内容,至于“秦朝如何崛起,百姓力量如何强大”等内容就可完全忽略。

2.一分为二,辩证分析。

习作中有些学生由于个人见解认识的局限性,有时分析问题总是显得片面、用绝对的眼光,或一味肯定或全盘否定,而忽略其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状态,结果使所选事例缺乏说服力。我们必须牢记,针对事例要考虑到其具体的条件,并通过一定的语言加以表现,为自己的观点留一定的余地。

浅析事实劳动关系 篇6

关键词:事实劳动关系,劳动法律关系,法律后果

1 事实劳动关系概述

1.1 事实劳动关系的概念劳动关系的规范程度来划分, 可分为

规范的劳动关系 (即依法通过订立劳动合同建立的劳动关系) 和事实劳动关系。在事实劳动关系中, 就事实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来看, 双方当事人虽然没订立劳动合同, 但双方当事人只要对各自的意思作了表示并且达成一致, 劳动合同就已成立了。事实劳动关系可以概述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虽然没有劳动合同或者没有有效的劳动合同, 却存在劳动关系的一种状态, 虽然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没有订立劳动合同, 但双方已实际履行了劳动权利义务。

1.2 劳动法律关系和事实劳动关系的区别劳动法律关系和事实

劳动关系之间都体现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确立劳动关系方面的所达成的统一意思, 但二者之间还存在很明显的区别: (1) 劳动法律关系是符合法定模式的劳动关系;事实劳动关系则完全或部分不符合法定模式。 (2) 劳动法律关系的内容———权利和义务, 是双方当事人所预期和设定的;事实劳动关系的双方当事人之间虽然存在一定的权利义务, 但这一般不是双方当事人所预期的, 更不是由双方当事人所设定的。 (3) 劳动法律关系由法律保障其存续;事实劳动关系如果不能依法转化为劳动法律关系, 就应当强制其终止, 比如因为主体不合格而导致的事实劳动关系, 就会被劳动行政机构责令强制终止劳动关系。

2 事实劳动关系的表现形式

2.1 没有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不签订劳动合同及逃避了法

定的社会保险费用的支付, 又推卸了问题发生后的责任, 而劳动者在劳动力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为赢得一个工作的机会也往往放弃权利。

2.2 无效劳动合同当事人双方履行的劳动合同被认定为无效

劳动合同, 可能基于主体不适格、意思表示不真实、内容违法、形式要件和程序要件不具备的原因而使得合同的效力为无效, 也就在当事人间不能发生法律效力。

2.3 双重劳动关系劳动者同时与两个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

它可能是劳动合同关系, 也可能是事实劳动关系。双重劳动关系的存在, 但是这要取决于原单位是否有限制, 如果原单位不限制, 那该职工就可从事兼职工作, 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程序的就属于前者, 否则就形成了后者。

3 事实劳动关系的法律规定

3.1 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规定从法律角度来看, 可以概括

为合法阶段———非法阶段———合法阶段三个阶段, 并且三个阶段的法律责任各不相同: (1) 第一阶段:从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法律允许用人单位在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补签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应当在一个月内尽快补签。如果用人单位书面通知劳动者签订合同遭拒绝的, 用人单位可以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如果用人单位在此阶段没有补签劳动合同也没有终止与劳动者的事实劳动关系, 那会就进入第二个阶段。 (2) 第二阶段:从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未满一年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 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因此为非法阶段, 法律责任相对比较大。此时用人单位可以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如果用人单位在此阶段没有补签劳动合同也没有终止与劳动者的事实劳动关系, 那就进入第三个阶段了。 (3) 第三阶段:从用工之日满一年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 法律直接规定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既然已经订立了, 当然这一阶段也是合法了, 除了与劳动者保持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 用人单位还应当立即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

3.2 无效劳动合同的规定劳动合同被确认无效, 劳动者已付出

劳动的, 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的数额, 参考用人单位同类岗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确定。无效劳动合同是由劳动合同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的过错造成的。对于无效的劳动合同, 在确认其无效的同时, 如果给对方造成损害的, 有过错的一方应当承担经济赔偿责任。

3.3 双重劳动关系的规定兼职劳动也需要区分非全日制和全

日制两种。非全日制劳动关系可以随时终止, 用人单位无需支付任何经济补偿金, 而且非全日制用工, 用人单位仅需为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费, 不需要缴纳其他保险费;而如果是涉及到全日制劳动合同的, 则只要劳动者与原企业还存在工资、社保关系, 那么新的用人单位应当保障劳动者的工资待遇、加班待遇、法定休假待遇等。与普通劳动关系相比, 双重劳动关系的特殊性就在于双方没有社保关系, 合同解除或终止后没有经济补偿关系。

4 完善事实劳动关系的建议

4.1 明确非全日制劳动合同的书面化劳动合同法对于非全日

制用工的规定是可以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但是如果用人单位与非全日制劳动者发生纠纷时, 将导致用人单位与非全日制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被误判为事实劳动关系。因此, 用人单位在使用非全日制劳动者时应尽量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

4.2 明确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在欠缺书面劳动合同作为证据的

情形下,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及相关权益产生纠纷时有发生。在认定事实劳动关系是否存在时, 应当采用举证责任倒置制度, 由用人单位证明其与劳动者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否则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如果用人单位没有及时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时用人单位应当承担过错责任。所以, 用人单位在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上自然应当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

4.3 严格实行劳动合同示范文本制度劳动保障部门应加强对

用人单位实施劳动合同制度的指导, 针对不同行业以及不同类型用工的特点, 分类制定规范、简明、实用的劳动合同示范文本并向社会公布, 指导用人单位特别是私有企业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做到事前指导、事中管理、事后监督。

4.4 应完善劳动用工备案制度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

建立职工名册备查, 但还应当建立劳动用工备案制度, 这不但要求用人单位将其与劳动者签订 (续订) 、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等情况进行登记, 而且还要求用人单位将录用劳动者或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等情况到当地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备案登记手续。

4.5 应完善集体合同由事实劳动关系对劳动报酬约定不明确,

新招用的劳动者劳动报酬需按集体合同规定的标准执行, 因此, 用人单位可以在集体合同中预先按国家规定的底限标准约定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等标准。如到时发生事实劳动关系, 可以按集体合同约定的标准执行, 从而避免劳动报酬过高的风险。

参考文献

[1]董保华.劳动关系调整的法律机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3月版.第200页.

[2]李桂兰、苏代平.谈谈事实劳动关系纠纷案件的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调研专刊.2008年第3期.第56页.

[3]王全兴, 侯玲玲.事实劳动关系的法律定义重构.中国劳动.2006年第3期.第19页.

[1]经济法学劳动法学.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2004年第7期.

[2]贾俊玲.劳动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

[3]常凯:《劳动法》,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2月版.

弹弓论证与恰当事实 篇7

命题 < 雪是白的 > 之为真的根据是什么? 对此问题,符合论认为,该命题之为真依赖于世界之客观存在的方式,具体而言,它必须符合某个事实。这个想法一般被刻画如下:

( C1) 任给命题 < p > ,< p > 是真的,当且仅当它符合某个事实。

问题是,哪个事实? 这个问题也即是“恰当事实( the right fact) ”问题。由于语言是谈论事实的通常工具,所以一般的做法是,通过在一个真句子前添加“fact”一词来指明一个事实,如: “It is a fact thatsnow is white”。这意味着,事实是通过真句子而被指明的,同时也意味着,要确定是哪个事实,有一个直截了当的做法: 用“事实p”代替( C1) 式的“某个事实”,只要命题p是真的。于是得到这样的结果:

( C2) 任给命题 < p > ,< p > 是真的,当且仅当它符合事实p。

但这种确定事实的方式却隐隐地提示着一种困难。直观上,句子“那不勒斯比红崖更靠北”不仅与句子“红崖比那布勒斯更靠南”符合相同的事实,还与句子“爱琴海30英里内最大的意大利城市比红崖更靠北”符合相同的事实。这就意味着,同一个事实可以有不止一个真句子来表达它。设想这样一种极端情境: 同一个事实可以用任意一个真句子表达,或者所有的事实都可以用同一个真句子表达。此时,世界上只有一个事实,事实就是世界本身。这时,事实对符合论者来说毫无意思,因为说某个命题符合事实不过是说它是真的。

乍看起来,说所有的真句子符合同一个事实,这很荒谬,但它却是著名的弹弓论证( the slingshot ar-gument) 的结论。弹弓论证认为,如果真句子符合事实,那么所有的真句子符合同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戴维森称其为“大事实( the great fact) ”。弹弓论证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不少哲学家出于不同的目的运用着它。丘奇[1]最早用它反对卡尔纳普的意义实体,但他把它归于弗雷格; 蒯因[2,3]则用它反对模态逻辑。戴维森将这一论证广泛地运用到他的哲学中: 他对意义实体的拒斥,他对事实实体从而对符合论的拒斥,他对概念框架与经验内容之二分( 他称之为经验论的第三个教条) 的批判,以及他对表征主义的批判。[4]

考虑到弹弓论证如此巨大的破坏力,因此无论是从弗雷格式涵义理论、模态逻辑,还是符合论考虑,弹弓论证都值得专门讨论。本文从对符合论的辩护这一视角出发,考察反驳事实的弹弓论证,在文中我试图表明,弹弓论证并不如它的支持者所认为的那样简单明了,它不仅在诸多层面预设颇具争议的论题,甚至基于相互矛盾的前提。

二 弹弓论证的戴维森版

前面已经指出,直观上,如下三个句子符合同一个事实:

( S1) 那不勒斯比红崖更靠北

( S2) 红崖比那布勒斯更靠南

( S3) 爱琴海30英里内最大的意大利城市比红崖更靠北

即,当用“红崖比拉布勒斯更靠南”代替( S1)“那不勒斯比红崖更靠北”,“爱琴海30英里内最大的意大利城市”代替( S1) 中的“那不勒斯”时得到的表达式( S2和S3) 所符合的事实并没有不同于( S1)所符合的事实。注意到,( S1) 与( S2) 是逻辑等价的,“爱琴海30英里内最大的意大利城市”与“那不勒斯”是共指称的。因此,看起来,这一替换实例中隐藏着两个替换原则,这一点恰如戴维森所表述的:

如果一个陈述符合由“事实p”这种形式的表达式描述的事实,则它符合由“事实q”描述的事实,只需如下两个条件之一成立: ( 1) 替换p和q的句子是逻辑等价的; ( 2) ‘p’区别于‘q’的地方仅在于: 某个单称词项( singular term) 被具有共外延的( coexten-sive) 单称词项替换。[5]

不妨将条件( 1) 称之为句子替换原则( SS) ,将条件( 2) 称为项替换原则( TS) 。基于这两个替换原则,戴维森构建了如下版本的弹弓论证( 令S是某个真句子的缩写,T是任意真句子) :

( 1) 命题S符合事实S

( 2) 命题S符合事实( 此唯一的x( x= 第欧根尼&S ) 等同于此唯一的x( x = 第欧根尼) )

【S与加下划线的句子逻辑等价; SS】

( 3) 命题S符合事实( 此唯一的x( x= 第欧根尼&T ) 等同于此唯一的x( x = 第欧根尼) )

【( 2) 、( 3) 的斜体部分共指称; TS】

( 4) 命题S符合事实T【SS】

根据这一论证,可以看到,S与T符合相同的事实,因为T是任意真句子,因此所有的真句子符合相同的事实,这个事实即是大事实。

从形式上看,上述论证极其简单,但它是否有效? 借助于弗雷格信念报道之谜,我们立马可以看到上述论证的反例:

( F1) 弗雷格相信金星是金星

( F2) 弗雷格相信晨星是金星

由于晨星与金星指称相同,因此根据TS,“晨星”与“金星”的互换并不会改变“弗雷格相信金星是金星”所指称的事实。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弗雷格可以在相信金星是金星的同时却不相信晨星是金星。据此,TS是错的。同样的方式可以证明SS也是错的。当然,这个论证远不是最终的,因为如果将弹弓论证限制在没有非外延性算子( 如相信,认为等等) 的语境下,则上述反驳便不再存在,但此时的弹弓论证对于符合论依然是致命的。所以,我们下面将弹弓论证限制在不包含非外延性算子的情况下继续考察。

我们的考察主要针对两个替换原则,先来看SS原则。

假设用“雪是白的”代S。塞尔[6]188认为从( 1)到( 2) ,从( 3) 到( 4) 的推理不成立,因为“雪是白的”符合的不是关于第欧根尼的事实,第欧根尼以及他的同一性与“雪是白的”所符合的事实完全无关。这个论证的问题是用待论证的东西作为论据。塞尔意识到这一点,并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对事实、真理与符合这些概念之整个地理解。关于事实,他这样界定: “与这一讨论有关的整个‘事实’概念就是使一个陈述为真或一个陈述据以为真的东西的概念[6]189”。按此界定,要使命题 < 雪是白的 >为真,并不需关于第欧根尼以及他的同一性的任何信息,因此后者不是命题 < 雪是白的 > 所符合的事实。巴维斯和佩里通过坚持事实是一个与主题有关的东西从而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因为( 1)式与第欧根尼无关而( 2) 式与其有关,因此,两者所描述的不可能是相同的事实[7]。

但是,如果弹弓论证的支持者支持《逻辑哲学论》的如下观点,即重言式并不被任何东西使其为真[8],那么他们可以反驳塞尔说,使命题 < 雪是白的 > 与命题 < 此唯一的x( x = 第欧根尼&雪是白的) 等同于此唯一的x( x = 第欧根尼) > 为真的是同样的东西,因此,这两个句子符合的是同一事实1。文献表明,维特根斯担的这一观点拥有众多拥趸,如齐硕姆、莫尔纳( Georqe Molnar) 。与维特根斯坦等人的立场相反,在当代使真者理论中,很多人如阿姆斯特郎[9],坚持使真者最大主义( Truthmaker Maxi-malism) 论题,认为所有的真理都有使真者。可以看到,重言式是否需要使真者,目前并无定论。因此可以说,弹弓论证所基于的表面看来毫无问题的SS原则实际上依赖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论题。

然而,退一步讲,即使塞尔、巴维斯和佩里对SS原则的反驳是正确的,弹弓论证的支持者依然有可能构造一种弹弓论证,它不依赖于SS原则。下面来看一下这一点如何可能。

三 哥德尔版弓论证

早在1944年,哥德尔就已经提示了另一个弹弓论证的版本,这个版本不依赖SS原则但依赖TS原则以及哥德尔自己构建的GI原则。假设Fa,a≠b,Gb分别代表三个真的原始语句,f1,f2和f3分别是这三个原始语句所符合的事实。哥德尔构建了如下替换原则:

( GI) 一个具有“Φα”形式的原子语句,如果它是真的,则它与自己的如下扩展形式始终符合相同的事实: α是唯一的x( x = α且Φx)[10]122

根据( GI) ,“Fa”与( 5) “a是唯一的x( x = a,且Fx) ”符合相同的事实,即f1。同样,“a≠b”与( 6)“a是唯一的x( x = a,且x≠b) ”符合相同的事实,即f2。由于( 5) 和( 6) 中的限定摹状词( “唯一的x( x =a,且Fx) ”和“唯一的x( x = a,且x≠b) ”) 指称相同( 全都指称a) ,因此,根据TS,可以得到( 5) 和( 6)符合相同的事实,即f1= f2。

同样的方式可以证明f2= f3,于是Fa,a≠b,Gb三者符合相同的事实。

可以看到,这个论证不需要SS,但它需要TS,问题是,TS能否成立? 即: 两个共指称单称词项的替换会不会改变原表达式所符合的事实? 如果不会改变,那它们就应该可以保真替换。但是,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试考虑这样一个例子: 假设晨星和暮星指称同一颗行星,即金星。如果支持弹弓论证,则“晨星”和“暮星”在

( F1) 晨星是一颗早晨出现的行星

( F2) 暮星是一颗早晨出现的行星

应该可以保真替换,因此( F1) 和( F2) 符合相同的事实。但一般认为“晨星”和“暮星”在( F1) 、( F2)中保真替换失效。当然,这里并没有证明弹弓论证是错的,而是说弹弓论证的支持者面临着这样一个挑战: 他们要表明( F1) 和( F2) 可以保真替换,并解释为什么人们直观上认为它们具有不同的真值条件2。

抛开上面所给出的弹弓论证的众多难题,我认为依然有一个判定性的证据表明弹弓论证不成立:它基于两种不相容的限定摹状词理论。我们从哥德尔的想法谈起。哥德尔本人并不支持弹弓论证,他在提示弹弓论证的时候注意到,这个论证预设了对限定摹状词的某种理解,即限定摹状词是单称词项。他认为,如果一个人像罗素一样认为摹状词是量化式,是不完全符号,并不指称东西,那么他就可以拒绝弹弓论证,因为此时从( 2) 到( 3) 、从( 5) 到( 6) 的推理不成立。为了拒绝弹弓论证,哥德尔认为,我们应该放弃弗雷格的摹状词理论,弗雷格的组合原则与摹状词理论不可同时成立。哥德尔的想法给予我们以启发,但是沿着他的思路,我们最终发现他的结论是错的,因为无论哪种版本的弹弓论证( 戴维森版本或哥德尔版本) 实际上都预设了两种不相容的摹状词理论,因而不能成立,因此问题并不在于弗雷格的摹状词理论与组合性原则不相容。

先看戴维森版弹弓论证。我们已经知道,从( 2) 到( 3) 的推理假定了限定摹状词是单称词项,但是为了使( 1) 到( 2) 的推理成为可能,限定摹状词必须理解为量化式,因为如果限定摹状词是单称词项,那么( 2) 式的右边即是“第欧根尼 = 第欧根尼”,说它与S符合相同的事实正是弹弓论证要证明的。哥德尔版弹弓论证面临的情况与此类似。我们已经知道,从( 5) 到( 6) 的推理要求限定摹状词是单称词项。但是,如果限定摹状词是单称词项,那么很难理解( GI) 在何种意义上能成立,因为此时“a是唯一的x( x = a,且Φx) ”即是“a是a”,说它与Φα符合相同的事实正是弹弓论证要证明的。因此要使Φα 与“a是唯一的x( x = a,且Φx) ”符合相同的事实,限定摹状词就必须如罗素一样被理解为量化式。于是我们看到,无论是戴维森版还是哥德尔版,弹弓论证都预设了两种限定摹状词理论,一方面,从( 1) 到( 2) 、( 3) 到( 4) 、“Fa”到“a是唯一的x( x = a,且Fx) ”,限定摹状词被理解为量化式; 另一方面,从( 2) 到( 3) ,( 5) 到( 6) ,限定摹状词被理解为单称词项。问题是,这两种摹状词理论不仅仅是不同的,而且是不相容的。

如果情况确实如我上面所说的那样,那么对于符合论的支持者或者辩护者而言,也许可以不再忧郁于弹弓论证所提出的挑战。但是,正如哥德尔所担心的[10]123,弹弓论证所提出的挑战虽然消解了,但是隐藏在弹弓论证表面之下的东西似乎并没有被揭示出来。在我看来,这没有被揭示出来的东西正是事实的本性。

四 事实的本性及恰当事实

事实是什么? 对此问题,常识的回答是含糊的;常识至少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事实”一词。一方面,事实有时候被看作是真命题,如“孙悟空不存在是一个事实”,“事实上林黛玉才是《红楼梦》中葬花的人”等; 另一方面,事实有时候又被用作存在于客观世界中的、使命题为真的东西,即使真者,如“< 雪是白的 > 是真的,因为雪是白的是一个事实”。对事实概念的这两种常识性的理解都得到了哲学上的回应: 摩尔、齐硕姆等人坚持一种命题式的事实观,即事实导源于真命题,事实是通过对真命题施加事实算子( 如“fact that”) 得到的; 而罗素、阿姆斯特朗等人则持有一种组合性的事实观,即认为事实是复杂的结构性实体,由对象、属性( 关系) 作为组成部分“组合”而成。

很显然,弹弓论证针对的是组合性事实观而不适用于命题式事实观。命题式事实观因为认为事实导源于真命题,因此事实的同一性条件被刻画为: 两个事实是同一的,当且仅当它们所导源的命题同一。这样,即使瑞秋的丈夫和利亚的丈夫是同一个人,因为 < 瑞秋的丈夫非常喜欢约瑟夫 > 与 < 利亚的丈夫非常喜欢约瑟夫 > 是不同的命题,其中第一个命题蕴涵着瑞秋结婚了而第二个命题蕴涵着利亚结婚了,因此导源于它们的事实也是不同的。同样,因为< S > 与 < 此唯一的x( x = 第欧根尼 &S) 等同于此唯一的x( x = 第欧根尼) > 是不同的命题,所以导源于它们的事实也不相同。这就意味着,如果事实被理解为命题式的,则不管是项替换原则( TS) 还是句子替换原则( SS) 都不成立。如果事实被理解为组合性的,即由对象、属性作为组成部分构成的东西,此时事实的同一性条件就被刻画为: 两个事实是同一的,当且仅当它们是由相同的组成部分按相同的方式构成。于是,共指称词项的替换不会改变原来事实所包含的组成部分。例如,如果“北京在上海的北边”这一事实是由北京、上海和方位关系“在…北边”作为组成部分构成的,那么,当用“中国的首都”替换“北京”后,并没有改变“北京在上海的北边”这一事实的组成部分。就此而言,TS的替换原则对于组合性事实是适用的。

那么SS原则和GI又原则如何,是否对组合性事实概念适用? 为什么逻辑等价的两个句子所符合的事实是同一的?1从组合式事实的定义来看,SS原则很容易被拒斥,因为“雪是白的”不包含第欧根尼作为组成部分,而“此唯一的x( x = 第欧根尼 & 雪是白的) 等同于此唯一的x( x = 第欧根尼) ”包含第欧根尼作为组成部分,因此两者符合的事实不相同。GI要更难拒斥些。需要弄清楚的是,如果事实“Fa”是包含F和a作为组成部分,那么事实“a是唯一的x( x = a并且Fx) ”的组成部分是什么? 这里有两种可能的回答: 第一,它的组成部分与Fa不同,它至少包含一个不属于Fa的组成部分,即“等于”关系。这样GI原则被拒斥。第二,它与Fa的组成部分相同,但构成方式不同。这样,GI原则也不成立,因为即使组成部分完全相同,如果组成部分组合在一起的方式不同,它们也是不同的事实,如“A爱B”和“B爱A”。

可以看到,无论对事实概念持有何种理解,弹弓论证都不成立。可以把这看作是拒斥弹弓论证的另一种进路。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持有何种事实观? 首先,必须拒斥命题式事实观,理由如下: 因为命题式事实概念导源于真命题,因此一方面有多少真命题就有多少事实,另一方面事实独立于对象。关于第一点,我们看到,因为 < 北京在上海的北边 > 与 < 中国的首都在上海的北边 > 是不同的真命题( 后者而非前者蕴涵着中国有一个首都) ,因此导源于它们的事实,即北京在上海的北边与中国的首都在上海的北边,就是不同的事实。这明显有悖于我们关于事实的直观。关于第二点。可以看到,因为给定一个真命题,就可以通过事实算子得到一个相应的事实,因此林黛玉才是《红楼梦》中葬花的人是一个事实,虽然林黛玉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意味着事实独立于对象。但是,苏格拉底是哲学家显然是一个与苏格拉底有关的事实,而不是独立于它。

其次,组合性事实观也必须予以拒斥,其原因是它也面临两个以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困难。第一,由于组合性事实观将事实理解为以对象、属性作为组成部分“组合”而成的实体,因此,在有了著名的布拉德雷倒退( Bradley Regress) 以后,它就需要回答这些组成部分如何能“组合”成一个整体,而不仅仅是这些组成部分的集聚。众所周知,罗素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而维特根斯坦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则既要求助于充满神秘色彩的“显示”概念,又要借用链条勾连在一起这样的比喻性说法。第二,由于“苏格拉底”是事实“苏格拉底是哲学家”的构成元素,因此在今天,当苏格拉底不存在了,事实" 苏格拉底是哲学家" 在组合性事实观下也不复存在。这意味着,组合性事实观实际上是将事实看作为如石头、楼房一样的纯粹外延性的东西,是处在时空中的实体。问题是,这样的理解是否恰当? 一个显而易见的困难是,某些本应该接受为事实的东西被组合性事实概念排除了,如“罗素活得比苏格拉底长”这样的事实。因为罗素与苏格拉底从来没有同时存在过,因此在任何时刻,这一事实都不存在。这当然很荒谬。

假设放弃事实是组合性的,即放弃对象、属性是事实的组成部分,而认为事实本体论依赖于( onto-logical depend on ) 对象、属性,例如,放弃将事 实“aRb”理解为个体,而将其理解为R对a和b的关联自身,那么组合性事实概念所面临的上述两类问题,从一开始就不会产生。当然,关于这一论题需要更详细的讨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由此一来,世界就不仅仅包含对象、属性,而且还包括事实; 甚至,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我们可以说,事实是构成世界的基本单位。当我们这样谈论世界,强调事实作为基本实体的存在时,与其说是要否认事物的本体论地位,不如说它的真正论点是: 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抽象地出现,其出现必然是以某种状态、位置、性质、关系或者数量等等而出现。这正是阿姆斯特朗“没有赤裸裸的对象”的论题。

那么,对事实的这样一种理解如何解决“恰当事实”问题? 根据对事实的使真者界定,直观上我们可以这样来确定一个命题所符合的恰当事实: 如果它是真的,则它所符合的事实便是使其为真的真值条件。相应地,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事实的同一性条件: 如果两个命题之为真的条件相同,则它们所符合的事实是同一的。考虑一下命题 < 雪是白的 > 符合的恰当事实是什么? 回答直接就是: 如果它是真的,则它所符合的事实便是使其为真的真值条件。这一真值条件我们可以首先通过语义分析予以确定,即: “雪是白的( Snow’s being white) ”,然后再基于一定的条件,寻找与命题 < 雪是白的 > 具有相同真值条件的其他命题,它们符合的是相同的事实。例如,我们会说 < 北京在上海的北边 > 和 < 中国的首都在上海的北边 > 符合相同的事实,因为前者为真的条件是北京这座城市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具有“在……北方”方位关系,后者为真的条件同样如此。这里,我们对摹状词作了单称词项的理解。

但是,这样一种确定恰当事实的方式会引发一个质疑,即事实不过是真命题的别称,或者事实不过是为真命题而人为制造的。前者是斯特劳森、戴维森的批评,后者是安德鲁·纽曼[12]的担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批评或担忧,但不是一个有前途的批评或担忧。之所以没有前途是因为,使真者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 使真关系的非对称性,这种非对称性将保证事实的本体论地位不会依赖于真理。而之所以它是重要的是因为,如果不对“使命题为真的条件”进行支持实在论的界定,那么斯特劳森等人的疑虑就不会消除。

塞尔[6]178曾经说过,当我们说事实是使得命题为真的东西时,并不是说它是语言性的东西,更不是说它是心理的东西。当我们说出一个真句子时,不仅表述了一个可以用“真的”来谓述的东西,同时也表述了一个使前者为真的东西,而且恰是后者使得前者为真。因此,正如塞尔所说的,符合论所要把握的观念是: 是恰当事实,如事实“雪是白的”,使特定命题,如命题 < 雪是白的 > ,为真。至于这个恰当事实如何使得这一特定命题为真,这里( 历史上) 有不同的刻画方式。无论是哪一种,只要它坚持了如上观念,便都可以将 其划归于“符合 论”这一大名称下。

摘要:一个句子之为真的根据,对于符合论者来说,存在于它与恰当事实的符合中;对此论题,戴维森通过著名的弹弓论证认为,如果符合是可能的,则所有真句子都符合同一个事实。在戴维森之前,哥德尔也提示了弹弓论证的一个版本,而丘奇和蒯因则分别运用它去反驳卡尔纳普的意义实体和模态逻辑。如果弹弓论证是对的,那么其结果将是毁灭性的,以符合论为例,则符合论所诉诸的“事实”概念就是一个虚假概念,因而符合论土崩瓦解。通过详细考察并分析了关于符合论的弹弓论证之两个版本,我们将看到,弹弓论证不仅在诸多层面预设颇具争议的论题,甚至基于相互矛盾的前提。文章最后,我试图提供一种刻画“恰当事实”的可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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