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的对象

受贿罪的对象（精选3篇）

受贿罪的对象 篇1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 人们思想观念的迅速转变, 追名逐利日益成为了一种社会时尚。受贿犯罪在这样一个社会大背景下正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 已成为当前妨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顽疾。运用实证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并结合中国当前司法实践, 重新审视受贿罪的客体、客观方面和贿赂范围等方面的内容, 并就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证, 从而为重构中国的受贿罪提出一些拙见。

关键词：受贿罪,客体,客观方面,认定,完善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他人财物的, 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根据《刑法》第385条规定,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他人财物的, 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 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 违反国家规定, 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 归个人所有的, 以受贿论处。《刑法》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 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 以受贿论处。

中国刑法理论界对受贿罪的研究内容多集中在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以及受贿罪与其他相关犯罪的区别与联系等方面。由于受中国刑法学研究传统的限制, 理论界对受贿罪的研究多是局限于刑法立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范围内, 并没有突破受贿罪原有的定罪量刑框架, 以致这些研究无法对受贿罪的立法与司法起到应有的指导作用, 并严重制约了中国受贿罪立法目的与司法宗旨的实现。

一、当前中国关于受贿罪的争议

(一) 中国关于受贿罪客体的有关争论

在中国刑法学界, 通说认为受贿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 即国家对公务人员的监督管理权力和交付财物的人的财产权利。随着法学研究的发展, 这种“复杂客体说”的缺陷也日益显露。目前, 关于受贿罪侵犯的客体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观点:

1. 廉洁性说。

该说认为, 受贿罪所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廉洁性说的理论基础是反腐倡廉是中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建设措施, 而惩治受贿犯罪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受贿行为不仅背离了国家工作人员为政清廉的义务, 而且严重威胁到国家政权存在的基础[1]。

2. 正常管理活动说。

该说认为, 受贿罪侵犯的是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集体经济组织的正常活动。因为受贿行为表明国家工作人员以公权谋私利, 违背人民公仆的形象进行权钱交易, 导致国家机关正常管理活动和运行程序受到破坏[2]。

3. 选择性客体说。

该说认为, 受贿罪不仅侵害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和信誉, 而且主要的是侵害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这种学说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政府运用非经济手段对国民经济建设进行协调管理和干预的背景下产生的, 而如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逐步完善, 选择性客体说与中国社会体制相悖[3]。

总之, 廉洁性说概念模糊, 廉洁本身是一个包容性词语, 而对犯罪客体的界定不能用宽泛的词汇来概括。正常活动说把受贿罪的客体规定的太狭隘, 使一些贪赃而不枉法者成为漏网之鱼。选择性客体说具有不确定性, 难以给司法实践以明确指导。

(二) 中国刑法学界对贿赂范围的争议

财物, 是中国刑法规定的贿赂的内容, 是受贿罪的行为对象或称行为客体。对贿赂范围的界定, 直接关系到受贿罪的认定幅度。张明楷在其《刑法学》一书中, 将财物界定为具有价值的可以管理的有体物、无体物以及财产性利益。

目前法学界对受贿罪中的“财物”理解主要有三种说法:其一是财物说, 这里的财物是指有形的、能够直接用于消费的或者具有消费功能的物品。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金钱和物资两类[4]。其二是物质利益说, 该说认为对受贿罪中的“财物”应作扩大解释, 既包括财物, 同时也包括诸如设定债权、免除债务和提供住房等可以用金钱计算的物质利益[5]。其三是利益说, 该说认为受贿罪中的“财物”包括物质性利益和非物质性不正当利益。即凡是能够满足人的物质或精神要求的, 一切有形或无形的、物质或非物质的、财产或非财产性的利益[6]。

近年来, 随着受贿形式的多样性, 财物说已不可取, 而实践中常常活跃着某种物质或非物质的、财产或非财产性的利益来侵蚀着国家公务人员的职务行为。单纯的财物或者物质利益已不能满足立法者的原意, 为了严惩受贿犯罪, 利益说已经走上立法的舞台。

(三) 对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客观要件的争议

《刑法》规定的受贿罪 (索贿除外) 、单位受贿罪均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受贿罪的客观方面要件。对这一要件性质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应该采取客观要件说, 即受贿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他人财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但也有学者认为应该采用主观要件说, 该说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行贿人与受贿人彼此心照不宣, 就钱权交易达成的明示或默示的合意。至于是否真正为请托人谋利, 不作为考量因素。

根据客观要件说, 即使行贿人与受贿人双方就谋取利益的意思表示已达成一致, 但尚未着手实施就已案发, 是不能认定其构成受贿罪的。由于司法人员对“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的不同理解, 在司法实践中会导致不少尴尬的局面, 例如对犯罪行为制裁范围狭隘、受贿罪既遂和未遂理解上的分歧、案件事实定性的困难等等, 况且不同法官对同类个案的处理往往不同, 打击受贿犯罪的标准在全国难以达成统一。

二、关于受贿罪认定存在争议的成因

(一) 立法与实践的不平衡性

在司法实践中, 受贿罪的表现形式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贪赃枉法, 另一类是贪赃而不枉法。对于贪赃而不枉法的受贿犯罪, 受贿者虽然收受了贿赂, 但并没有破坏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如果按照立法原意, 将会使这些贪赃不枉法者逃避法律的制裁。立法虽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但它不能够预见所有的受贿犯罪行为, 犯罪行为的多种多样必然会导致法学界对于受贿犯罪所侵犯的客体的不同理解。正是由于对受贿罪客体的不同解读, 才加剧了立法与实践的矛盾, 最终影响定罪。

针对这种情况, 现行的法律已不能更有效的预防、惩治犯罪, 立法与时代也渐趋不同步。就目前的条件下, 对受贿罪的客体多用宽泛的词语来概括, 由于其本身并不能揭露受贿罪的本质, 加上依据具体行为划分受贿罪的客体具有不确定性, 往往造成实践中对于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难以确定, 进而失去了对受贿罪客体研究的实际意义。

(二) 刑法解释的局限性

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机能并不排斥司法机关在适用刑法时进行必要的解释, 甚至也不绝对排斥个别情况下对刑法规定进行扩大解释。把非物质性利益纳入受贿罪的对象范围之内, 无论是从中国当前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迫切要求, 还是从立法的角度来看都是必要的。

虽然对刑法的解释有助于正确理解刑法规定的含义, 有利于刑法的正确实施从而指导司法实践, 但这些是有限度的。扩张解释要求其解释不能超出词语可能具有的含义。据此, 我们可以适当把“财物”扩大到财产性利益, 但我们如果把“财物”扩大到非物质性不正当利益, 会使刑法解释陷入一种尴尬的氛围。

刑法解释有助于弥补立法空白, 但它又有自己的局限性, 针对一些盖然性词语不能够随意扩大和缩小。面对当前行贿和受贿手段的隐蔽性, 对“财物”范围的界定不能单纯依靠对刑法的解释, 而应当加快立法的步伐, 把灰色地带加以明确化。

(三) 刑法既遂通说与受贿罪立法原意上的矛盾

目前根据《刑法》规定, 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划分通说是以贿赂是否到手为标准。也就是说只要接受贿赂, 尚未为他人谋取利益也视为受贿既遂, 但同时通说认定“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客观要件之一。根据犯罪构成理论, 犯罪既遂是齐备分则所规定的所有要件, 当然也应包括“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客观方面的要件, 这就在理论上产生了互相矛盾的情况。

法学界认为如果不采用以贿赂是否到手作为受贿罪既遂与未遂划分的标准, 则有以下两种选择。如果采用客观说, 则收受型受贿罪的既遂应该包括“收受贿赂”和“为他人谋取利益”两个要件。如果按照传统客观行为说, 该罪既遂包括“收受贿赂”和“为他人谋取利益”两个实行行为的要件;如果按照主观承诺说, 该罪既遂则是要具备“收受贿赂”和“承诺为他人谋利的行为”两个要件。如果行为人已经收受了贿赂但未有为请托人谋利的行为或承诺, 此时仍被视为未遂, 明显与刑法立法原意相背离, 更放纵了刑法所要重点打击的损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的犯罪行为。如果按照主观说则受贿罪既遂只需要具备收受贿赂一个构成要件, 这种划分标准则很难与刑法兜底罪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相区别。

三、进一步完善受贿罪之我见

(一) 构建受贿罪客体的理论框架

基于对受贿罪客体不同观点的分析与评判, 笔者认为, 受贿罪的客体应该是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易性。

1. 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易性是认定受贿罪社会危害性的客观标准。

不论受贿人实施何种受贿行为, 其本质都是将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作为筹码与行贿人所进行的一种非法交易。这种交易行为的发生, 使得公务人员不能依法、公平、正确的执行公务行为, 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受到严重的破坏。长此以往, 必将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 对党、国家、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信誉造成极大的损害。

2. 立法增加公民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信赖利益的保护。

信赖的基本含义应该是公民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 对国家机关职能本身的一种信任感和依存感, 它可以保证国家机关正常活动的运行。信赖也是公民的一种公平正义观念, 如果职务行为可以与某种利益相交易、或者公民认为职务行为可以被某种利益收买, 必将导致公民对国家工作人员失去信赖, 进而导致国家机关失信于民。中国刑法保护公民对职务行为不可交易性的信赖利益, 只要国家工作人员实施了“权钱交易”的行为, 公民对职务行为不可交易性的信赖将被吞噬。

总之, 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不是商品, 绝不可以用作交换。“权钱交易”反映的是双向性的行为, 不仅包括收买利益的行为, 同时也包括出卖利益的行为。准确把握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行为的本质特征将使我们清晰地认识受贿犯罪的本质, 也是通过立法更好地指导受贿罪司法实践的一种良好选择。

(二) 对受贿罪贿赂范围的重新审视

1. 在国际公约视角下对贿赂范围的构想。

笔者认为利益说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财物说已经不可取, 面对着当前形式多样的行贿和受贿方式, 我们坚持用有限的“财物说”去打击和惩处犯罪, 这是绝对不够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03年10月批准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中的第8条第1款规定受贿罪是指“公职人员为其本人或其他人员或实体直接或间接索取或接受不应有的好处, 以作为其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不作为的条件”[7]。但中国在公约对此款作了直接保留。显然在公约中所谓的“好处”包括了能满足人们一切欲望需要的利益, 既包括物质性利益, 也包括非物质性不正当利益。从揭示受贿罪的本质、体现反腐倡廉政策和实践中存在的贿赂现象来看, 利益说是能够弥补现有立法的不足, 而且这也是受贿罪的一种流行趋势, 一种国际走向, 是立法国际化的要求[8]。

2. 把“非物质性利益或其他不正当利益”纳入贿赂的范围。

笔者认为, “财物”不仅指金钱、物资, 还应包括其他财产性利益, 即可以用金钱计算的物质性利益及非物质性利益。随着经济的发展, 能够产生财产性利益的不仅仅限于财物, 由财物繁衍出来的物质性利益业已成为权钱交易的一个新特点。如果将贿赂仅仅限于“财物”, 实际上把行为人收受其他非物质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排除在受贿犯罪之外, 这无异于放纵犯罪。因此, 笔者认为, 受贿罪中的“财物”应该包括金钱、物资和可以行使物质利益请求权的凭证, 还包括诸如债权的设定、债务的免除、提供劳务等一些可以用金钱计算的物质及非物质性利益。但他们的共同点是这些利益是可以用金钱来计量的, 并能够转化为受贿罪的数额定罪量刑[9]。

近年来, 人们的消费方式和收入途径呈多元化态势。以财产性利益贿赂国家工作人员的现象大量存在, 其危害性与以财物为贿赂手段并无本质区别。至于收受了多少数额, 应根据其实际产生的价值来衡量, 如债权的设立, 设立了多大财产的债权;债务的免除, 免除的实际价值。

(三) 取消刑法中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决定犯罪的本质, 受贿罪从本质上讲侵犯的是国家的廉政制度。从受贿罪的本质特征来看, 受贿罪的危害并不在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而在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行为本身, 因为这亵渎了国家工作人员人民公仆的形象[10]。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就已经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政制度。所以, 只要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了他人财物, 不管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 就已经构成了受贿罪, 而不需要进一步以“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去限定。如果行为人受贿后履行了自己的承诺, 即实施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说明受贿人主观恶性大, 在认定为受贿罪的基础上从重处罚, 此时“为他人谋取利益”是作为受贿罪量刑的依据。如果行为人受贿后还实施“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 该行为又构成其他犯罪的, 应当实行数罪并罚。由此可见, “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应作为受贿罪在客观方面的必备要件, 它不影响定罪, 只影响量刑。这样就能统一受贿罪的定罪认识, 避免同案不同定性的情形发生。

受贿犯罪作为职务犯罪, 在反腐呼声甚高的今天, 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 其中的原因多种多样。笔者着眼于对当前受贿罪的客体、客观方面及贿赂范围等方面争议的分析, 并通过实践观察, 从多个角度进行细致评价并提出相关的立法建议。希望随着立法的不断完善, 中国能够更好地打击受贿犯罪, 根治腐败问题, 促进法治社会的建设。

参考文献

[1]马克昌.刑罚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2][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枫, 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8.

[3]陈兴良.刑法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4]刘白笔, 刘用生.经济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2.

[5]李希慧.贪污贿赂罪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4.

[6]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7]阮传胜.海峡两岸受贿罪之立法比较及其评析[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 2003.

[8]陈兴良, 周光权.刑法学的现代展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9]赵俊.受贿罪的本质及其要件[J].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02, (4) .

[10]陈兴良.当代中国刑法新境域[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

论受贿罪的界定及立法完善 篇2

1979年刑法第185条仅对受贿罪罪状简单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收受贿赂”, 因而导致其对受贿罪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只要收受贿赂便构成了受贿罪。1985年最高院《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以司法解释对受贿罪作出界定:“受贿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而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谋取利益的行为, 是渎职罪的一种”。这样更加明确地界定了受贿罪, 为司法机关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第385条将受贿罪概念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他人财物, 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 是受贿罪”。立法概念是立法者在刑法条款中所作的明确规定, 因而同刑法条款一样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 这样就避免了刑法学界对受贿罪概念的理解再产生不同的看法。”

2 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2.1 受贿罪的客体问题

受贿罪的侵犯客体问题, 理论界观点不一。有的学者认为受贿罪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廉洁性。因为其揭示了受贿罪的侵犯客体的实质, 在司法实践中也便于理解和适用。有的学者则认为受贿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 主要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务行为的正常秩序, 次要客体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还有的学者则认为受贿罪侵犯的客体应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

笔者认为, 受贿罪的客体应该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其理由如下:

第一, 符合我国刑法设立受贿罪的宗旨。

我们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廉政建设, 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廉政建设的政策和法律, 其目的就是为了减少贪污受贿行为的发生。由此可见, 受贿罪的本质特征就是损害了其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第二 , 符合犯罪直接客体的概念。

犯罪直接客体是指具体犯罪行为所直接侵害的具体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把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作为受贿罪的客体, 既突出了作为职务犯罪的特征, 同时又强调了这种犯罪违反廉洁义务的必然性, 从而与渎职罪中其他犯罪划清了界限。

第三, 司法实践中便于理解和适用。

受贿犯罪的情形非常复杂, 如果行贿人自愿行贿, 主动交付财物, 得到的利益又是受贿人不违背其职务行为的结果, 从表面看似乎没有什么社会危害性。实际上也给社会造成危害结果, 如果把客体定为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就可以有效地打击这样的行为。

2.2 受贿罪的客观要件问题

(1)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的适用问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行为人现有职务范围内的权力或者与职务相关的的便利条件。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9年9月16号公布施行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察案件标准的规定》中明确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 即自己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及其所形成的便利条件。”

(2) “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适用问题。

“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一种行为, 是由允诺、实施、实现三个阶段构成的, 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形:第一, 允诺为他人谋取利益, 但未实际进行。在这种情况下, 允诺应理解为“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的初始阶段, 一经允诺, 无论是否着手实施, 或者是否能够着手实施, 均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第二, 正在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尚未成功, 或者部分尚未成功。这种情况下, 行为人实施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虽然没有完全实现, 但行为人的行为足以构成受贿罪。第三, 实际谋取了利益, 满足了行贿人的全部要求。这种情况下, 对受贿罪的认定没有任何的争议。

在收受他人财物构成受贿罪的情况中, 必须要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 笔者认为可以不需强调, 理由如下:

第一, 缺乏理论依据。

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廉政制度, 这就决定了国家工作人员不论是采取索取还是收受手段, 不论是否为行贿人谋取了利益, 只要客观上利用了职务之便, 实施了索取或收受了他人财物的行为, 就已经违背了廉政义务, 侵犯了国家的廉政制度, 就符合受贿罪的客体要求, 就应受到刑罚的惩治。

第二, 加大了司法实践中办案的难度。

现今的贿赂犯罪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现货交易向长期投资型转变, 为谋取个人利益, 这种长期投资型的权钱交易远比“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成功系数大的多, 但司法机关在面对这种交易时往往是束手无策。这就为狡猾的犯罪分子逃避法律的制裁提供了一个机会。所以建议在刑法修订中删除此构成要件。

(3) “索贿”要件的适用问题。

索贿具有两个特征:一是主动性, 即是受贿人先提出贿赂的要求;二是索贿由索要与收取两个行为构成, 是一种复合行为。“索贿”的基本特征应当是“主动性”。是否具有“主动性”, 这是“索贿”与“受贿”两种行为方式的主要区别。正如有学者所言, “索取或收取他人财物是受贿行为的两种基本形式。所谓索贿, 是指行为人乘他人有求于己或有困难之时, 以暗示或公开的方式主动要求对方向自己交付财物的行为。所谓收受他人财物即受贿, 是指行为人在受贿人以各种方式主动进行收买腐蚀的情况下, 被动的接受他人送交的财物的行为。对索贿, 受贿者居于主动地位, 行贿人则居于被动地位, 是由于不得以而为之;对于受贿, 则是行贿人居于主动, 受贿人则处于被动”。

2.3 受贿罪的主体问题

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 即国家工作人员。《刑法》第93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国家工作人员, 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 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已离退休的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本人原有职权或者地位所形成的的便利条件, 通过在职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 为请托人谋取利益, 而本人从中间向请托人收取财物的, 不能构成本罪。笔者认为对于已离退休的国家工作人员所实施的行为能否构成本罪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不能一概而论。一般来说, 已离退休的国家工作人员已经离职, 无职可渎, 故原则上不能成为受贿罪的主体, 如上述情形。但是在职的时候为他人谋取利益, 而约定在离职的时候受贿的除外。

2.4 受贿罪的主观要件问题

受贿罪的主观要件是直接故意, 即行为人明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会损害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 仍然决意而为。

这里探讨一下事后受贿是否存在故意的问题, 事后受贿是指行为人在现实地为他人谋利后受贿。事后受贿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指受贿人与行贿人约定在为行贿人谋利益后收受他人贿赂;第二种指行为人先为他人办事, 当时没有约定受贿, 事后收受他人财物。有学者认为, 在事先没有约定而事后受贿的情况下, 行为人虽有收受财物的行为, 但是没有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交换条件而收取他人财物的故意, 因而不构成受贿罪。笔者认为, 事后受贿应该属于受贿罪的范围, 因为受贿人应该知道为他人谋利后会影响到自己职务上的廉洁性, 对国家的利益造成损害, 因而是符合受贿罪主观上的故意的要件。

3 受贿罪的立法完善问题

3.1 受贿罪贿赂对象的完善问题

在我国现行刑法中, 作为受贿罪构成要件的贿赂对象仅限于财物, 而不能包括“非物质性利益”, 这是不妥当的。笔者认为, 鉴于“非物质性利益”与贿赂对象财物具有相同或更大的社会危害性, 因此, 有必要将贿赂内容进行拓展, 主要理由有:其一, “非物质性利益”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 像一些“帮助子女就业、免费旅游、免费就餐、还有颇受关注的色情贿赂”同样也能侵蚀行政机关的廉政建设制度。其二, 把贿赂的内容进行拓展, 从司法实践的角度也是可行的。例如日本的判例认为贿赂包括一切有形的、无形的的利益。除金钱外还有提供担保和保证、介绍就业、宴请艺妓表演等。这个对我国的刑事立法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将贿赂的内容拓展至非物质性利益也不会影响司法认定与量刑。可以尝试赋予司法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根据犯罪的性质、情节进行酌情认定。

3.2 受贿罪客观要件的完善问题

我国的受贿罪规定在收受他人贿赂这一情形中, 必须有“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 不仅在司法实践中难以界定, 而且该要件给受贿罪认定带来诸多烦扰, 建议刑法将其删除。在受贿罪中, 是否谋取利益可以作为量刑的情节, 但却不宜作为定罪的依据。因为谋取利益不能决定行为性质, 社会危害性才是犯罪的本质特征。而当受贿人利用职务便利, 收受他人贿赂时, 而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就不符合受贿罪的客观要件而得不到处罚。这必将产生放纵犯罪的现象, 也不利于打击腐败行为。建议刑法修订时在收受他人贿赂这一情形中删除“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 以便于更好的为司法服务。

3.3 受贿罪的主体完善问题

受贿罪主体的社会变迁与侦查对策 篇3

受贿罪在立法中的变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受贿罪从建国初期依附于贪污罪, 到79年刑法独立设置, 迈出了从无到有的第一步。此后, 法律对受贿罪主体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 经历了从宽泛—收缩—再扩大—再收缩的演变过程, 其结果使“国家工作人员”得以纯化, 使受贿罪回归到维护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和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的本真上来。第二阶段商业受贿罪从1995年《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确立后, 其主体范围逐步完善, 经历了商业受贿罪—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不断演变过程。第三阶段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与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分野, 到特定关系人受贿罪增设, 后更名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随着刑法修正案 (七) 和各项司法解释的不断出台, 受贿犯罪自然人主体在立法上逐渐扩大, 各类受贿犯罪主体的法律界定日渐清晰。刑法从单一规制公务受贿发展到规制公务受贿、商业受贿和特定关系人受贿等多元并存的形态, 基本形成了受贿犯罪罪名体系, 织密了打击贿赂犯罪的刑事法网, 为有效预防惩治腐败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二、受贿罪主体的现状剖析

原有的受贿罪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 在侦查工作中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有相关单位的人事部门以及纪委协助, 进行界定相对容易。但是对于“近亲属”以及“关系密切的人”尤其是“关系密切的人”需要有力的证据进行证明, 不论是情人关系还是共同的经济利益关系, 应该都是一种更为隐形的情况, 在取证难度提高、准确界定复杂以及证据标准存在争议的情况下, 如何进行有效的侦查工作, 对职务犯罪侦查机关来讲是一个挑战。

受贿罪的主体进行扩充之后, 对于证据的组合以及证明标准都会有新的要求。如以前证明受贿罪主体的关键为书证, 即《干部履历表》、任职批复等相关文件, 调取证据相对简单。在受贿罪主体扩充为特定关系人以及近亲属后, 取证工作难度加大, 证据形式也从原有的书证到书证、物证、证人证言等多样化。除此之外刑法修正案 (七) 中增设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对原有证据的组合也提出了新的标准和要求。

三、更新侦查观念以适应受贿罪主体的变化

(一) 转变侦查人员传统的侦查观念

1.扭转侦查人员将注意力仅仅锁定为国家工作人员的传统侦查观念

侦查人员的侦查观念和意识水平直接决定着证据的搜集和组合, 也直接决定着侦查的思路和方向。在这种形势下首要转变侦查人员传统的侦查观念, 明确意识到现有的受贿罪的主体已经不仅仅是国家工作人员, 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 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以及关系密切的人都是受贿罪的主体, 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就要求加强侦查人员对于受贿罪主体的识别意识、开发意识。

2.增强侦查人员受贿罪主体扩充后, 敏锐探询新型受贿罪的侦查观念

侦查人员的观念进行转变之后, 更为重要的是要有敏锐的探寻和开发意识, 我们国家处在快速发展的时期, 犯罪形势也随之日新月异, 受贿罪的主体虽然经过了不断的扩充,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势必还会有新的情况出现, 这就要求我们侦查人员在转变传统侦查观念的同时, 要加强研究和敏锐的探寻新型受贿罪的主体变更, 以期能够更好的打击犯罪。

(二) 转变侦查人员传统的证据观念

1.减少侦查人员对于口供的依赖

在传统的证据观念中, 口供具有及其重要的核心位置, 尤其是在行受贿案件当中, 口供的有无以及是否一致是定案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 侦查人员不自觉会穷极一切讯问手段来获取口供, 这样以来不仅执法成本较高, 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也及其不利。在现有的情况下这种局面势必会不利于新型受贿犯罪的侦破, 侦查人员要改变以口供为主的证据观念, 树立多方面多渠道获取行受贿罪犯罪的信息, 并对信息加强分析, 通过对于受贿罪新型主体的认识, 敏锐查处窝案、串案以及来共同犯罪, 在审查查办案件的同时, 提高侦查案件的效率和质量。

2.加强侦查人员对于新型证据进行搜集和认可的观念, 例如电子证据的利用

新型的犯罪势必伴随着新的犯罪特征和证据表现形式。受贿罪的主体扩充之后, 随着社会的变迁, 证据的形式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 例如确定情人关系较为有利的通话记录、短信内容、入住记录, 确定共同利益关系的工商注册、财务报表以及银行交易明细等较为有利的书证、物证以及电子证据。在办案实务中, 新型证据日益增多, 证明力也日渐提升, 这就需要我们侦查人员, 在转变侦查观念的同时也转变证据观念, 在突破仅仅注重口供的同时, 加强对于新型证据的认可和搜集观念。

(三) 丰富侦查人员的知识结构

1.加强职务犯罪侦查人员对于刑事理论的学习, 便于准确把握受贿罪的精髓

受贿罪自确立以来, 变动最大的是其主体的不断扩充和完善, 这是同我国的社会变迁分不开的。对于受贿罪主体的进行深入研究, 无疑会对受贿罪的立法精髓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我国有关受贿犯罪的刑事立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相比仍然存在一些漏洞, 有待进一步完善。针对受贿罪的主体扩充在实践中如何有效侦破进行创新思索, 不仅有利于提高侦查效率, 更有利于提高国家工作人员的公信力, 更好的保护广大人民的利益

2.培训侦查人员使用各种技侦手段, 拓宽信息搜集和受贿罪犯罪证据搜集的渠道

受贿罪的主体扩充之后, 随着社会的变迁, 证据的形式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 例如通话记录、短信内容、入住记录, 确定共同利益关系的工商注册、财务报表以及银行交易明细等较为有利的书证、物证以及电子证据。在办案实务中, 新型证据日益增多, 证明力也日渐提升。在这种情况下, 要有效收集并利用信息, 侦查人员要熟练应用各种技侦手段, 拓宽收集信息的渠道, 以便准确有效的打击贪贿犯罪。

3.加强侦查人员充分利用网络、舆情等各种信息渠道, 利于发现涉嫌受贿罪犯罪尤其是新型受贿罪犯罪的线索

网络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信息集散中心, 如果侦查人员能够细心的进行收集和利用, 这些信息经过核实都是可以成为办理案件的线索。尤其是现在舆情力量日益强大, 对这种现象加以留心, 充分发挥侦查人员的积极性, 熟练利用网络平台, 就能够时时处处及时发现线索, 克服目前线索少的困境。而且通过网上检索查询, 可以挖掘专线数据库中的情报信息和外网查询, 快速获取各种类型受贿犯罪的线索, 并且在受贿线索的查办过程中, 也可以通过网络广泛搜集涉案人员的社会信息以及社会轨迹, 利于准确制定侦查方向有效打击新型受贿犯罪。

四、创新适应受贿罪主体变化的侦查工作途径

(一) 准确把握受贿罪的主体范围, 积极与各单位纪委的信息沟通, 广泛挖掘涉嫌各种受贿罪的线索

原有的受贿罪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 在侦查工作中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有相关单位的人事部门以及纪委协助, 进行界定相对容易。但是对于“近亲属”以及“关系密切的人”尤其是“关系密切的人”需要有力的证据进行证明, 不论是情人关系还是共同的经济利益关系, 应该都是一种更为隐形的情况。以上人员即使是侦查人员也需要进行鉴别之后才能够有明确的认识, 各个单位的纪委工作人员以及人民群众在提供线索时难免会出现困难, 这就需要侦查人员以及检察机关犯罪预防部门, 在打击新型受贿罪主体犯罪的同时, 做好法律宣传工作, 并在侦查普通受贿案件的同时和案发单位纪委进行良好的沟通, 力求全面掌握涉案人员的社会关系, 敏锐挖掘新型受贿案件, 力求准确把握受贿罪的精髓, 全面有效的打击犯罪。

(二) 精确分析涉嫌受贿线索, 提高初查阶段成案效率

1.对于涉嫌受贿的线索的进行精确分析, 确定涉嫌受贿罪的主体, 探询是否有特定关系人涉嫌受贿罪的发生。侦查人员接到线索之初, 可能仅是短短几句话, 但是准确全面的查清案情, 需要在仔细分析线索的同时, 明确侦查方向, 受贿犯罪随着社会的发展, 发案形式也呈现多样性, 而受贿罪的主体的扩充也增加了确定侦查方向的难度。侦查人员要深入把握新型受贿犯罪的精髓, 在接到线索之初, 就要有深挖新型受贿罪的意识, 并且全面搜集涉案人员的社会关系, 准确制定侦查方向, 力求深入挖掘新型受贿犯罪。

2.通过和公安等相关部门信息渠道的建立, 快速落实线索中涉案人员的户籍、家属以及家庭财产状况, 深挖特定关系人涉嫌受贿罪的线索。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的权限有限而且侦查资源也许有效利用, 这就需要侦查人员和公安、工商、税务、纪检等部门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 以求及时全面的搜集涉案人员的社会关系以及财产状况, 给侦查工作提供有利的证据和信息, 以便准确制定下一步侦查计划, 有效查清涉案事实。

(三) 调整侦查思路, 有利打击各种涉嫌受贿罪犯罪

1.根据初查阶段获取的涉案人员的信息, 准确分析涉案人员范围、家属、特定关系人的履历、户籍以及财产情况, 以确定涉嫌受贿罪的主体范围和涉案类型。初查立案后, 侦查人员应根据初查阶段搜集的涉案信息, 初步明确涉嫌受贿犯罪的主体是传统的受贿罪主体, 还是新型的受贿罪主体, 例如特定关系人, 还有是涉嫌受贿还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在基本明确涉案人员以及涉案类型后, 制定侦破案件的下一步工作计划, 提高侦查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2.根据受贿罪的主体特点以及涉案类型, 合理配置讯问人员并制定相应的讯问计划。讯问在职务犯罪侦查中几乎每案必用, 虽然要注意避免依赖口供, 但是对于突破全案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职务犯罪特别是贿赂犯罪的隐蔽性及“一对一”等特征以及侦查人员信息掌握匮乏等原因, 容易形成讯问僵局和疑难案件。因此, 事先掌握丰富的信息资源, 便于自侦部门, 根据案件以及涉案人员特点合理配置讯问人员, 以提高讯问成功率。

3.根据讯问情况及案情发展, 根据现有受贿罪主体以及发案特点, 合理使用技侦、查询、搜查、扣押等手段, 以及各种强制措施, 进一步攻破案件

技术侦查是侦查机关利用技术手段开展秘密侦查的手段, 兼具秘密性、技术性、直接性等特点。因而能够在当事人不知晓的情况下, 通过某些科技设备直接收集到跟犯罪嫌疑人与犯罪事实有关的真实可靠的声、形、物等证据信息, 与常规侦查措施要通过证据逆向间接认识事物具有很大区别。同时收集的线索信息可以通过技术设备直接固定, 是证明犯罪的直接证据。因此充分发挥技术侦查手段的优势, 在其他手段、策略的配合下, 就可以很快突破案件。搜查和扣押等强制措施既是保证案件顺利进展、防止犯罪嫌疑人销毁证据的有效措施, 亦是侦查人员获取案件信息的有效途径。通过对犯罪嫌疑人相关处所的搜查和相关物品的扣押, 侦查人员可以有效掌握到很多之前无法了解的信息, 而这些信息也很有可能是突破案件的关键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