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把手”腐败现象分析与思考

2024-09-29

对“一把手”腐败现象分析与思考（精选7篇）

对“一把手”腐败现象分析与思考篇1

对“一把手”腐败现象分析与思考

一、“一把手”腐败的现状及特点

近年以来，党政一把手违法违纪的案件不断增加，在领导干部犯罪中所占的比例居高不下，而此现象也引发了民众的热烈讨论与强烈反响，人们都在思考到底该如何来防治我国的政治腐败尤其是一把手的腐败问题。

仔细看一下近年的“一把手”腐败问题，我们会发现“一把手”腐败的比例是逐渐上升的。据统计, 1998 年全国查处的地厅级干部中“一把手”的比例占了42.1%；2003 年查处的省部级干部违纪案件中“一把手”占了55%;2004 年查处的16 名省部级干部中“一把手”也占一半左右;同时“一把手”腐败日益向“高层化”发展；除此之外，“一把手”腐败的金额是越来越大，案情也是越来越严重，部分还伴随着一种家族式腐败现象。

虽然近年我国打击腐败的力度很大，也揪出了一批贪官污吏，严惩了很多违反党纪国法的高级官员。但是腐败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根治，一直存在并有蔓延的趋势。根据中纪委、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数据，从建国到1978年，省部级官员腐败案件为零。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出现了省部级高官腐败的现象。1982年以来，纪检检察机关共查处省部级官员401人，其中涉嫌腐败并由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达57 名，最终判刑的有46名。1990到1999年之间，经全国法院审结的省部级官员贪污受贿案件就达69，平均每年有6名省部级高官受到审判。且这种数量是不断上升的，从1988年到1992年5年时间里，被检察机关查处的省部级高官有5名，而1993年到1999年又查处了6名省部级干部，仅2000年一年就有7名省部级高官被查出。

由此可见,我国政治领域的 “一把手”腐败案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在当前的条件下, 如何实施对权力特别是对一把手权力的有效监督,更好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如何建立完善的党内监督机制, 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 确保权力的有效运行, 进而防止腐败现象的滋长, 已是刻不容缓。

二、“一把手”腐败现象的原因分析

我国当前“一把手”腐败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有历史原因、社会文化原因、体制原因、人的本性问题、经济发展原因等等。现在高频率发生的腐败现象就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社会历史原因

我国是一个长期处在封建制度里的国家，二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厚的文化积淀，这些文化积淀从各个方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人的生活，政治生活中的腐败问题出现的原因一部分也要归结于这种长期沿袭下来的传统文化。我国历朝历代的腐败问题，无形中也影响到我们现代的社会，它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动机上影响到我们当代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使他们更多一些易被腐败的主观因素。我国古代的经济就是一种官僚经济，官僚阶层的主要收入并不是薪俸，而是受贿所得，官员的腐败收入往往是官俸收入的几十倍甚至几十倍。古代官僚的这种显赫地位，优裕生活，做官动机时刻影响着普通人民，使他们的思想中增加了易被腐败的主观因素，而但他们走上了官员的位臵上时，心中那份腐败的渴望就会被释放。

二是我国古代官僚体制中对腐败防治机能的软弱与保护腐败行为机能的健全，影响到我们现行政治体制对腐败的防治功能的不足与保护功能的滋长。这两点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现在我国的腐败问题难以治愈。我国自古就是一种人治的传统，凡事都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没有人是可以真正监督皇帝的。腐败问题在每个朝代都是存在的，但是没有哪个朝代制定出科学的、切实可行的法律和制度来监督权利的运行。

（二）体制原因

法国政治活动家孟德斯鸠指出：“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1945 年黄炎培先生问及中共如何跳出历代政权“其兴也盛，其亡也忽”周期率的支配时，毛泽东同志充满信心地答到：“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才不会人亡政息。”根据“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思路，共和国对公共权力的监督采取了“依靠人民监督，注重干部自律”的方针，建立了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监控系统。如党的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监督、行政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等。多年以来，如果每个系统都充分发挥了效能，可以肯定地说，现今反腐败的任务不会如此沉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公共权力监督不力、制约不严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其表现主要有：第一，法规制度不健全。公共权力运用的规章的不健全甚至没有，使有些监督无法可依，事实上无法监督，影响了监督的整体效果。第二，机构不健全。行政监察和党内纪检机构，相当多的地方和单位长期建制不全或人员缺编，严重影响监督检查的开展。第三，体制不顺。行政监察和党内纪检在行政首长或同级党委领导下开展监督检查，受制于人，极大地限制了监督的独立性、强制性。第四，市场经济体制下厂长、经理及行政首长一人说了算的现状，无法兑现举报人不受责难与打击报复的承诺，极大影响了群众监督的有效实施。第五，舆论监督受政治气氛制约太强。现实中对高层领导干部及其子女腐败行为的揭露暴光难度较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尤其如此，致使有些高层的腐败现象愈演愈烈，陈希同、王宝森一案就是明证。第六，人大、政协的监督名声大，效能小。第七，对执政党的监督不力，而其要害又是对党的主要领导干部监督不力。监督制约乏力的现状，已成为腐败现象产生、蔓延、久治不衰的重要原因。

（三）人的本性原因

人无完人,任何人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弱点,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现代法治创设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人格的不完善性，当外部环境约束软化或个体道德自律下降时，人性的弱点或人格的不完善性就会表现出来，这在市场经济体制尚不成熟的阶段表现得尤为明显。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意识相应发生了巨大变化。相对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思想道德比较单一而言，目前的道德状况呈现出多重道德标准和多元价值取向的特点，由此带来了部分人心理和人格的变异，对某些意志薄弱的人来说，原先的道德标准溃败了，无是非感、无善恶感的心态得以蔓延，于是便演化成一幕幕腐败现象。市场经济在把私欲的合理性确认下来并释放出来的同时，也就不能不面对欲壑难填、物欲横流的现实。当追求个人利益的大门被打开之后就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在道德领域，“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大肆泛滥,造成了严重后果,而当人格的不完善性随着附加权力的拥有和扩张,往往表现出吞噬道德甚至法律,导致人格畸形或权力腐败.因此人格本身的不完善正是腐败滋生的潜伏因素，当环境许可和道德观念薄弱时便出来作乱，使得一个原本正派廉洁的人最终沦为腐败分子。

（四）教育原因

人都是有欲望的，对物质和金钱的追求是大部分人的本性。在这种欲望面前，一部分人用公共道德、理想信念来约束自己，一部分人慑于法律法规的威严而不敢放纵自己的这种贪欲。这部分人都是有自制力的，正因为这样，没有让自己本性中的贪欲产生危害社会的后果。我国政治腐败的一大原因就是政府官员的自制力不够，抵制诱惑的能力太低了。而这种自制力很大程度上是靠教育来赋予的。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时是非标准的教育，即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问题，如何来衡量是非，标准是什么；二是提高自制力的教育，即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人，提高人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准，增强自制能力。但是我国偏偏在这方面的教育做得并不好，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精神生活方面却不见得。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十年的时候总结说：“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我想，也正是由于这种失误，导致很多的政府官员是非观念和价值观念的扭曲，可以无视法纪，做出一些危害人民，危害社会，危害国家的腐败行为。

三、对策与建议

针对上面我们分析的原因，对于“一把手”的腐败问题，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去应对。

（一）科学、合理配臵“一把手”权力

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只有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才能“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针对“一把手”权力过度集中，得不到有效监督的情况，应该加强对“一把手”权力的规范，完善集体领导下的个人分工负责制。首先，权力要分散。即将“专权”变为“分权”，打破权力垄断，不要把“关键的、重要的权力”都集中于一个人的身上，大家的事情大家办，领导班子的事大家办，一定要改变一些单位的“一把手是绝对真理，二把手是相对真理，三把手没有真理”不正常现状。要形成“一把手”也只有一票的权力，要迅速改变当今“一把手”对大小事都有绝对否决权的不正常现象。领导班子员要按照权责统一的原则，科学合理的分工，明确包括“一把手”在内的每个领导成员的权力和负责的事项，不交叉，不重叠，权限清楚。

(二)加强对“一把手”和民众的思想教育

首先, 强化思想政治道德教育, 使广大群众、党员、干部敢于和善于监督一把手, 使一把手能自觉接受教育, 这是健全一把手监督制约机制的前提和基础。加强一把手监督的一切措施和方法, 最重要的还是通过一把手这个内因发挥作用。因为人们的一切行为都是受思想支配的,尤其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根本上指导和影响着人们的活动。因此, 切实增强一把手的自我监督意识, 是强化一把手监督的最基础性的工作。要解决好世界观和人生观问题, 最重要的是深入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唤醒和强化一把手科学评价自我, 正确看待手中权力;强化自律意识, 提高自控能力。同时上级组织要切实改变重选拔轻教育的倾向。此外, 要增强广大群众、党员、干部对一把手的监督意识, 从外部减少监督的阻力。为此, 必须在全社会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监督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素质, 普及监督意识, 尤其对监督职能部门人员,要做好职业道德教育, 明确自己担负的职责和使命, 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对一把手实施监督的最佳途径和经验方法, 做到敢于监督, 又善于监督, 在整个社会形成一种能够监督敢于监督一把手的舆论氛围。

（三）理顺监督机制，建立专门、独立、权威的监督机构

监督机构的独立性，体现在监督主体不依附于监督客体上。监督机构只接受上一级业务主管部门的领导，其他任何机关无权指挥、干涉监督机构的正常工作；监督机构的人事关系和人员待遇均独立于监督对象。目前我国的监督体制已经严重落后，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对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监督需求，必须进行改革。具体设想是：在合并现有三个廉政机关（纪委、政府系统的监察机构、反贪局）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独立的监督机构，专门负责反腐案件侦办及其他监督事宜。一般说来，监督机构应该设臵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之下，我国《宪法》第57 条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为确保其享有较高的法律地位和充分行使职能，所设的最高国家监督机构应向全国人大负责，受其领导和监督。

政治腐败是阻碍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团大石，我们必须加以避免和克服，否则最终受害的还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但是这一重任也并非只是属于当权者，它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义务，只有全社会都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腐败，同腐败作斗争，腐败才会从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慢慢褪去甚至消失。但我们知道：这条路注定是漫长而艰难的。

（作者株洲醴陵市纪委纠风室主任）

参考文献：

【1】姜明安.正当法律程序：遏制腐败的屏障.人民检察 2008年第三期【2】苏盾.腐败的双重根源分析.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申大田、高学栋.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腐败的原因.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4】戴永恒、徐照宏、刘新建.完善党内监督机制，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深入推进反 9 腐败进程.法制与经济.2008.08

【5】赵连章、杨玉武.滋生腐败现象的体制原因分析.社会主义研究.1994年第三期

对“一把手”腐败现象分析与思考篇2

一、高校物资采购腐败的成因分析

1. 高校自身对腐败问题认识不够。

相对而言, 高校发生的腐败案例较社会其他行业要少得多, 也正是受到此种思想的影响, 高校部分领导干部对腐败现象掉以轻心, 对学校内部已存在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处于无所为之状态。特别是少数干部对加强高校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不但不给予充分的理解、支持和配合, 甚至对反腐败斗争产生抵触情绪。

2.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 市场经济

重效率、重利益的价值取向, 在激励人们积极进取的同时, 也容易诱发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 造成一些人道德标准混乱、道德约束松弛, 高校有些理想信念不坚定、法制法规观念淡漠的领导干部, 在价值观、人生观、权力观、地位观发生了严重的扭曲, 导致心态失衡, 逐渐把人生的理想和信念转变成对金钱和物质的追求, 以权谋私, 贪赃枉法, 使自己的人格、良心和灵魂商品化、市场化, 最终堕落成只讲实惠、不讲理想;只讲索取、不讲奉献;只讲钱财、不讲原则的贪婪之徒;最后走向腐败。

3. 高校物资采购计划没有全部纳入政府采购。

我国近十年的政府采购实践也证明, 政府采购制度是实现“阳光操作”的有效平台。按照政府采购制度程序要求, 首先, 高校不是所谓的“业主” (这里的业主是政府) , 而是法定意义上的采购人, 采购人按其实际需要提出采购清单和技术要求, 由法定的中介机构严格按照政府采购制度程序进行采购。整个的采购过程贯穿了公开、公正、公平和效益要求, 并有着严格的监督保证。说穿了, 政府采购制度改变了采购单位所谓的“业主”身份, 失去了业主身份和采购自主权的采购单位的一切行为都置于这样的制度轨道之下。但是, 目前的高校采购项目大都是由各采购单位把持, 其“业主”地位仍牢牢地体现在采购活动的各个环节, 这是高校采购中最大的机制失缺。由于随意性大, 缺乏监督, 长官意志的干预无所不能, 暗箱操作变得轻而易举, 采购程序也不规范, 极易产生腐败。

4. 物资采购过程中供应商为了取得中标权, 想方设法向

项目申报和使用人员、评标人员、采购经办人员、验收人员进行行贿, 受贿赂者利用职权回报行贿者取得中标权。这种采购腐败渗透在物资采购的各个环节中。在项目申报阶段, 为促成某供应商中标, 项目申报人直接指定了采购的品牌, 或限定特殊规则来变相指定品牌, 排斥其他供应商参与竞争。或者以时间紧急、项目特殊等为理由, 要求采取单一来源采购方式进行采购, 以达到“倾向性采购”的目的。在项目评标阶段, 制定评分标准时, 为有利于某供应商, 制定只有该供应商才能满足的技术性能和指标来排斥竞争对手;有时评委向行贿者泄露评标成员、竞争对手、标底等不应公开的采购秘密, 并在评标过程中发表倾向性意见, 由于参加的评委大都是本校职工, 相互熟悉, 碍于情面, 其他评委人云亦云, 于是得出有利于行贿者的评标结果;有时由于评委通常由纪委、财务、工会等到相关人员组成, 其专业化水平往往较低, 而项目使用人员既代表使用单位又代表评审专家, 其观点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 表面上走招投标程序, 实际上却是由个别人说了算, 这就滋生了权力腐败。在项目验收阶段, 有些供应商为了利益最大化, 在中标后, 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质量比合同要求低, 以次充好、以假充真, 有时甚至在相关人员的保护之下随意更改合同, 而验收人员却为之开绿灯, 损害了学校利益, 导致腐败的发生。

二、高校物资采购腐败的预防及对策

1. 全面推行高校政府采购。

由于政府采购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和有序的竞争原则, 其目标可以概括为以下两方面:一是可以规范物资采购行为, 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变分散采购为集中采购, 不仅节约了采购成本, 而且使采购工作走上了程序化、法制化轨道。二是能够强化市场意识, 发挥资金的最大效益, 提高采购工作的透明度, 促进廉政建设。

2. 加强采购环节管理, 实行“阳光采购”。

高校物资采购必须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形成全程采购阳光机制: (1) 采购立项公开。经过论证、审批、立项的采购计划报送参与招标的职能部门。招标信息通过政府采购网、校园网、宣传栏或有关媒体公示。 (2) 采购过程执行公开。首先, 由学校监察审计处、财务处、工会、国有资产与设备处、使用部门及有关专家组成招标小组, 共同监督招标全过程。有关标书的技术参数需与使用部门反复沟通, 经确认后报招标小组审议。其次, 部分采购项目需实地考察的, 由招标小组集体考察。通过实地考查厂商资质、供货能力、技术保障、维修服务等, 为选择性价合理、售后服务好的中标厂商奠定基础。再次, 开标前首先讨论通过评标原则及办法。对专业性强, 技术要求高的设备要邀请相关专家参加。主要从厂商资质、技术性能、售后服务、合同条款响应、资信、履约能力、同类产品的销售业绩、培训计划等方面结合其最终报价进行综合评定各自打分, 确定中标商。 (3) 验收付款公开。招标物资都要由学校招标小组进行集体验收, 各有关部门各行其责, 防止走过场。每月排出付款资金进度表, 根据轻重缓急安排资金支付。 (4) 监督部门的职责公开, 监督电话公开。从程序上保证采购内容、采购环节、采购结果公开, 从而形成采购全程公开透明的阳光机制。

3. 健全机制, 加强监督。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可见, 权力如果不被控制和监督, 极易产生以权谋私, 权钱交易, 最后导致腐败。因此, 高校必须建立一套有效制约滥用职权行为的制度体系, 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和权限, 各司其职, 互相监督, 互相制约。在物资采购过程中实行“采购、验收、付款”三权分离的制约机制;加强对重点岗位的监督, 对重点岗位的负责人和采购人员实行轮岗制度;严格采购审计, 并把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制度日常化、规范化;扩大民主监督的范围和渠道, 积极开展事务公开等行之有效的群众监督制度;加大对采购全过程的监督力度, 严格按照公开、公平、公正、节约、效率的原则组织物资采购招投标工作, 每位采购人员做到不吃请, 不拿回扣, 不私下接触供应商, 不接受供应商的任何馈赠, 廉洁自律, 杜绝各种形式的商业贿赂, 保证采购全过程的透明度, 积极打造物资采购“阳光化工程”。

4. 加强学习, 强化教育, 提高采购人员的思想素质。

实践证明, 一个人的腐化变质, 往往是从思想堕落开始的, 学习教育不够是产生腐败的主导因素。因此高校要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教育、法制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 认真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等法律法规, 结合各类腐败案件, 开展预防宣传和警示教育, 以案释法, 举案说法, 使领导干部和采购人员充分认识到腐败犯罪的危害, 树立遵纪守法观念, 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把腐败的欲望和动机扼杀在摇篮之中。

参考文献

[1]何翠薇.关于构建高校内部控制体系的思考[J]经济师, 2008, (5) :821, 881, 891.

[2]邵延学.高校政府采购中的风险及其防范[J]经济研究导刊, 2008, (6) :201-203.

对“一把手”腐败现象分析与思考篇3

【示例一】在数学活动“数字朋友7”中，教师A以乘火车去刘奶奶家的游戏导入活动。教师A要求幼儿根据车票上的实物或点卡坐到相应号码的车厢里，然后他当检票员和幼儿一起清点各节车厢的人数，检查每一位幼儿是否上对车厢。

【分析与思考】在导入环节上教师A设计了“乘火车”游戏，通过对号入座、清点车厢人数让幼儿练习点数。显然，教师A将幼儿的点数学习融入到了游戏之中，想让幼儿在玩中学，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玲玲小朋友拿到车票后一看是6号车厢，便迅速跑到了6号车厢里。由于教师A要一一检查每位幼儿是否上对车厢，因此玲玲等了较长时间才被检查到。被检查完后，玲玲还需等待教师A检查完后面的几名幼儿。在接下来的清点车厢人数中，幼儿大多没有兴趣，有的应和着教师A或同伴点数的声音，有的索性说起了悄悄话……

教学活动并非每个环节都需要游戏，是否需要设计游戏，关键是看游戏能否服务于教学目标、幼儿兴趣和发展需要。教师不应为游戏而游戏，游戏应能让幼儿轻松快乐地学到知识，否则教师所设计的游戏就形同虚设。

【示例二】在一次语言教学活动中，为了让幼儿理解掌握汉字“星星”，教师B事先在教室里藏了好几颗星星，然后请幼儿把星星一颗颗找出来，再一一贴到黑板上的背景图中，

【分析与思考】“找星星”这一活动环节花费了不少活动时间，那么花如此多的时间是否有效呢?现来回顾一下活动过程：教师B请几名幼儿去找星星，其他幼儿做观众。幼儿找到星星后，教师B将星星一一对应贴到写有汉字“星星”的背景图上。显然，这只是个别幼儿在“玩”，而大部分幼儿只是被动地“玩”。而且，找星星和理解掌握汉字“星星”几无关联，幼儿本有机会在一一对应贴星星时认识汉字“星星”，但又被教师B剥夺了。

既然这一活动环节达不到帮助幼儿理解掌握汉字“星星”的教学目标，那么其存在就是多余的。如果教师B能设计一些简单易行、便于每位幼儿都参与的活动环节。或许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示例三】在一次大班集体舞教学活动中，教师C讲解完动作便让幼儿跟着音乐跳起来。在音乐声中，不时响起教师C的提醒声：“XXX，出左脚。”“XXX，和旁边小朋友拉起手来。”……

【分析与思考】在幼儿学习动作的过程中，这是经常会出现的场景。然而。诸如教师C之类的指导，对幼儿学习有效吗?仔细观察幼儿的学习过程，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音乐响起时。幼儿都跟着音乐跳了起来。由于是第一次完整地跟着音乐，个别幼儿做不对动作或跟不上节奏是很自然的事。但教师C的提醒却干扰了幼儿的学习，因为当其提醒时音乐还在继续。是听老师的纠正动作，还是听着音乐往下做?幼儿即使稍做犹豫，也会使本就不熟练的动作更加跟不上音乐节奏。

对“一把手”腐败现象分析与思考篇4

腐败与反腐败已经不是个新鲜的话题，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网络每天都有大量的关于腐败和反腐败的报道，一些同志头脑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号，诸如“伟大的党、先进的党也会有腐败？”“反腐败力度这么大，为什么腐败现象仍屡禁不止？”“党靠自身力量还能不能解决腐败问题？”等等，有的人就此失去了对党的信任，在迷惑中失去了方向。那么，该如何看待党内的腐败现象？关键就在于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看待事物、分析问题，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看待党内腐败问题，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做到在科学分析中认清本质、把握主流，在反复思考中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对党的信赖。

中国共产党成立80年来，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创造了辉煌业绩，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党也有过“文革”、“反右”那样的严重失误，但我们党有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三大优良作风，具备纠正任何错误的勇气和魄力。党坚决地举起反腐败大旗，严惩腐败分子，从来都坚定不移，毫不手软。从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袭击的告诫，到建国之初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极刑，到前不久对成克杰、胡长清的审判，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一以贯之地把反腐倡廉作为治党立国的根本。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反腐倡廉的历史。这些年来，江泽民总书记再三告诫全党，越是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从严治党。如果治党不严，纪律松弛，组织涣散，发展下去就要亡党亡国。党中央审时度势，进一步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腐败分子纷纷落马，一批大案要案得到果断处理；反腐败正在逐步从侧重遏制走上标本兼治、加大治本力度的轨道。党的反腐决心与力度，与西方一些政党在面对腐败问题时互相推卸责任、逃避或遮掩事实的种种表现相比，有着天壤之别。那些把产生腐败的责任推给中国共产党，或者否定和怀疑党在反腐败问题上的信心和决心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不可否认，现阶段党内确实存在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还比较严重，对此一定要有正确的认识。当前产生腐败问题的原因很多，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既有现实的、也有历史的。封建思想、腐朽落后的东西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依然有存在的条件，对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要产生影响和冲击。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基础特别是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一些人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影响，利用体制机制制度上的不健全和工作上的失误，千方百计钻空子、捞好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实施“西化”、“分化”我国的战略图谋，一些人经不住诱惑和考验，在对敌斗争中败下阵来。总之，腐败现象的存在是多种复杂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把腐败问题简单地与党的领导、改革开放划等号，是极其错误的，也是极为有害的。我们既要充分认识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尖锐性，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更要深刻认识它的成因，这样才能对症下药，有效地解决问题。

正确看待党内腐败现象，必须区分主流与支流，认清现象与本质。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是局部的，并不代表着我们党的本质和主流，更不是根本性、制度性的腐败。从总体上说，我们党仍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清正廉洁的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党；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绝大多数同志是积极忠诚、公而忘私地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是能够抵制各种腐朽思想侵蚀的。六千多万党员是我们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骨干力量，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无论是在改革和建设的平凡岗位上，还是在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紧急关头，哪里有人民的需要，哪里最艰苦最危险，哪里就有共产党员。我们不能因

为太阳里有几个黑点，就认为太阳是黑的；不能因为一支队伍出了几个犯错误的战士，就认为这支队伍不好。同样，也不能以点代面、以偏概全，因为党内有腐败现象，就动摇对党的信赖。

在当前，怎样看待腐败现象，不仅是对形势的估价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当前的反腐败斗争是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下开展的。广大人民群众痛恨腐败现象，敌对势力也利用群众对腐败的痛恨，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诋毁党的形象、离间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企图达到颠覆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目的。西方敌对势力把我们党描绘得一团漆黑，把我们的干部队伍说得一无是处，攻击共产党解决不了自身的腐败问题，等等，其目的就是妄图以此动摇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信心。如果按他们的主张去“反腐败”，反掉的不是腐败，而是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政权。朱总理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回答德国电视台记者提问时就明确指出，我看不出反腐败的问题，跟一个党执政还是多党轮流执政有什么关系。你那里（德国）是多党轮流执政，不也是腐败吗？关键是法制，不仅要立法，而且要坚决地执法。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我们还要继续完善我们的法制。这就告诉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必须保持高度政治警觉，防止上当受骗，更不能让敌对势力的阴谋得逞。

一把手腐败犯罪警示录有感2 篇5

近期，大队组织全体民警观看了警示教育片《“一把手”腐败犯罪警示录》。下面结合自身思想实际，谈谈我的学习心得体会。

一、要保持艰苦奋斗作风，时刻为群众利益着想。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人民警察，绝对不能让这些腐朽风气蔓延，自己更不能有这种思想，从我做起，做艰苦奋斗的表率。在实际工作中，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为他们着想，要有好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二、领导干部要做廉洁自律的表率，自律必须坚持自觉。廉洁自律就是构建内部防线，要自觉，就要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一个人在工作、学习、生活上，无论是一帆风顺，还是坎坷不平，都要有良好的精神状态。做到成绩面前不满足，失败面前不气馁，工作上高标准，生活上低要求。不要有攀比的思想，不要居功自傲，要有一种平和的心态对待自己的贡献和荣誉，要有不断进取的精神。

三、要加强学习，不断提高思想境界和道德修养。我们正处于社会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的时代，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更新日益加快，党的理论、思想也在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如果不注意学习，放松学习，就会迷失方向，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甚至不知道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自己犯了错误也不知道，这怎样领导开展工作？作为领导首先要加强政治理论的学习，要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增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并落实到各项具体工作中；二是要加强对现代科技、管理、法律、警务等方面的学习，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拓宽知识领域，努力使自己成为理论研究的行家，吃透政策，用好政策。有了这些知识，才能进行警务管理制度的创新、信息化治警的创新。

对“一把手”腐败现象分析与思考篇6

最近，“政治生态”成为一个热词。一般来说，政治生态，指的是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现状和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其核心是领导干部的党性、觉悟、作风，其要求是风清气正。今年6月30日，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最近，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领导频频提出净化、优化政治生态，这在当下反腐语境中无疑具有特殊意义：人们对反腐的期待不仅仅是抓几个人、解决几起腐败大案那么简单，而是要着眼整体、利在长远，要立足于“净化生态”的宏大视野使党风、政风、社会风气根本好转，最终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

政治生态问题的重要性，在当前一些腐败窝案集中发生地表现得更为明显。如山西吕梁、广东茂名、湖南衡阳、安徽萧县和泗县等地，均发生系统性、塌方式腐败，这些地方政治生态中正常的规则、风气、导向均遭到腐败分子与腐败现象的严重破坏，乱象丛生，给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而在这些地方进行“灾后重建”、净化政治生态的路径选择同样具有标本意义。本刊特组织多路记者，对这些地方的基层政治生态问题进行了深度调查。

多地基层政治生态遭严重破坏

最近，吕梁腐败窝案震动山西。正在接受调查的山西原省级领导聂春玉、杜善学、白云曾先后在吕梁任市委书记、副书记，而吕梁市级领导也有多人被调查。同时，多位吕梁本土富豪被带走调查。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买官卖官是吕梁腐败窝案的典型特征。

今年初，湖南衡阳发生破坏选举案，包括时任衡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纪委书记、组织部长在内的衡阳一大批党员干部在案件中严重失职、渎职、违纪，人数近500人„„

近期，广东省委通报了茂名腐败案，茂名原市委书记周镇宏和其继任者罗荫国、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原副市长陈亚春、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育英、原市委政法委书记倪俊雄等人落马，涉案人员包括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

在安徽萧县，因2012年原县委书记落马，“牵连”100多名干部被免职，暴露出该地政治生态被“关系经济学”严重侵蚀：以原县委书记为核心，以礼金为维系关系的纽带，人数多、涉及面广，上至县委常委，下至普通干部。萧县被免职的干部包括县政协主席、副主席、县人大副主任、副县长等县领导班子成员，县财政局长、交通局长、教育局长等十几名县直单位领导，全县23个乡镇中的近20名一把手。

在安徽泗县，因涉及原县委书记晏金星贪腐案，当地先后有40多名干部被免职，其中大部分是乡镇一把手和县直单位一把手。

在上述几个地方，腐败官员“一挖一大片，一提一大串”，显然已不是个别人、个别部门的问题，而是当地政治生态整体上由表及里都出了问题：表面是一把手“领衔”买官卖官，深层次是官商同盟圈、官场利益同盟圈代替了正常的基层政治生态圈，权钱交易、“劣币驱逐良币”的潜规则代替了正常的干部选拔规则，基层政治生态被污染的严重程度令人触目惊心。

一把手“失控”给基层政治生态致命一击

“地方腐败窝案的根子往往在一把手的权力失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认为，一把手位于权力的塔尖和核心位置，与其他官员相比，其腐败领域更加广泛、环节更加繁多，其“率先垂范”作用更加恶劣。

在广东茂名，原市委书记周镇宏被当地官员视为打开买官卖官“潘多拉盒子”的人，将所谓“市场逻辑”引入官场，是茂名窝案的肇始者。

茂名当地一些干部回忆，2002年至2007年，周镇宏任茂名市委书记时，曾被戏称为“周大炮”——因为他提出来的战略规划几乎都是“放空炮”，只停留在书面上、讲话里，根本没有落到实处。但周镇宏却顺利升任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这样一个说空话、搞贪腐的人被重用，对罗荫国的刺激极大。到了他主政的时代，买官卖官就完全公开化、常态化了。”当地干部说。

在安徽泗县，晏金星被一些干部私下称为“帽子书记”。自2002年2月至2012年9月，历任县委组织部长、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的10年间，晏金星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收受钱物批发“官帽”。

晏金星“卖官”所传导的错误用人导向和价值观加剧了当地政治生态的恶化。“当官就是跑官、买官、卖官、送官、保官，循序渐进。”泗县一位退休干部这样形容晏金星在任时的官场风气。

官商同盟圈、官场同盟圈代替了正常的政治生态圈

在一些腐败窝案发生地，领导干部与商人的正常来往、干部之间的正常交往已经被金钱和利益完全取代，形成了畸形的官商勾兑同盟圈和官场利益同盟圈。这些圈子的形成，从深层结构上破坏了基层政治生态，使清廉之风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在一些煤炭等资源富集地区，由于老板多，其政治生态更加错综复杂。前几年煤炭行情好的时候，煤老板一夜暴富，挥金如土，让一些领导和普通干部“羡慕不已”，最后这种畸形的经济生态渗透到党政机关，改变了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

在煤炭大市吕梁，多年来官商勾结在民间已是公开的秘密。官员没有企业幕后的赞助，“进步”无从谈起；企业没有官员幕后的支持，寸步难行。吕梁当地干部、群众至今还谈论2009年吕梁“公推县长人选”工作中的故事。一些副县级干部花了数百万元后仍落选，有的落选者大病了一场；有的借了企业的钱无法偿还，后悔得肠子也青了。这次推选也显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即经济实力强的市县“推出”的人选较多，经济实力差的贫困县石楼县、方山县没有人选被“推出”。

与官商同盟圈共存的还有官场同盟圈：在失控的权力周围，形成了越织越密的关系网，并且催生了“卖官掮客”。记者在广东茂名采访了解到，罗荫国、杨光亮等都是本地干部，在当地官场深耕多年，从农村基层干起，当过县委书记，从来没有离开过茂名市。罗荫国的“高州帮”与杨光亮的“电白帮”是茂名官场有实力的“圈子”。此外，茂名当时还有以罗荫国妻子邹继芳为首的“茂名贵妇交际圈”。在这些圈子里，不仅官员结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同盟，还通过一些“地下组织部长”、“卖官掮客”的奔走不断吸收新成员加入，使腐败圈子如“滚雪球”般增大。

“逆淘汰”的腐败规则使一些基层政治生态退化、恶化

政治生态的外在表现就是风气：党风、政风、社会风气。最近，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在分析一些地方出现腐败窝案、串案的原因时认为，一个地方风气不正，其实是政治生态不好的外在表现；如果放任不良风气持续存在，就会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导致政治生态恶化和腐败现象蔓延。

广东茂名的腐败窝案就是一个明证。在腐败案发前的茂名，“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调动”的官场潜规则大行其道，进而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干部任用“逆淘汰”现象。其中，有些基层干部的“从众”令人感喟。茂名市辖内信宜市有个镇长，努力工作卓有成效，每次开干部大会都受表扬，但多年没有提拔。为了升任镇党委书记，他抵押贷款5万元，凑了20万元行贿，此后很快被提拔，最终却也因此受到处理。

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不仅仅是利益集团里的“圈钱”游戏，它搞乱干部价值取向，侵蚀干部队伍肌体，也带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乏力。

基层政治生态恶化的后果是严重的，它往往造成当地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退化。在湖南衡阳各级贿选最为严重的时期，市人大机关不少干部甚至把每5年一次的换届选举当成是捞钱的“收割期”、把收取选举贿赂当成是5年发放一次的“福利”；在广东茂名，当地资源丰富却一直发展迟滞，原因之一就在于领导干部频频插手经济项目，与商人进行权钱交易，造成诸多烂尾工程；在山西吕梁，围绕煤炭经济利益的黑金政治大行其道，社会风气随之败坏，普通百姓不但无法从中受益，反而要承受矿难、环境污染、借贷危机、贫富悬殊的诸多恶果。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当前，中央反腐之风劲吹，一些地方“腐败窝子”陆续被连根拔起，在案件查处的同时“灾后重建”也已提上议事日程。净化、重建风清气正的基层政治生态，路在何方？

一把手是防腐、反腐、净化基层政治生态的关键

当前，反腐仍然是净化基层政治生态的首要手段，其中关键在于一把手的作用。

防止一把手权力失控是防止腐败发生的关键。当前，处于领导岗位特别是一把手岗位的干部有权对主管的项目拍板。尽管党政机关在工作程序上建立了一系列制度，但是安排工作、作出决策往往是命令式的。领导干部的分工责任制导致领导拍板，下面不敢、不会反对。

“以县委书记为例，可谓是‘雄霸一方’，各个行业包括土地开发、工程上马都听命于他。虽然有纪检监察部门，但也是在县委的领导下，这使权力的运行缺乏有效监督。”长期从事反贪工作的四川省反贪局侦查处处长刘霖说，权力的集中也极易导致买官卖官的发生。“一旦某个地方或部门频繁调整干部，有些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就给握有人事决定权的一把手送钱。”

同样，一把手的“好人主义”也要不得，往往一把手不作为、不讲原则、压不住阵，影响的是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甚至一个地区。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时任衡阳市委书记的他，面对严重的大范围破坏选举事件“求稳怕乱”，不听、不管、不查，回避矛盾，明哲保身。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李拓建议，要进一步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和管理，使其权力始终处于有效的监督之下。同时，大力推行政务公开，使各种重大决策部署可以充分接受社会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公开、公平、公正地运行，最大限度防止权力失控、权力滥用。目前，各地试点的县委权力公开运行改革可进一步推开，探索一把手监督的长效机制。

同时，一把手应该在党风廉政建设中负起主要责任。安徽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吴树新认为，腐败止于正气，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人情观，坚守正道、做好表率，对不正之风疾恶如仇、敢于亮剑，形成激浊扬清的政治生态，才能给整个社会带来健康向上的发展环境。

当前，中央力推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落实，作为党委书记无疑在其中担负主要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党委主体责任的落实不仅是一种原则要求，更伴随着追究机制的建立，党风廉政建设发生“失守”将追究党委责任，尤其是一把手的责任。这是净化基层政治生态的关键所在。

重塑政商关系，防止官场结盟

扫描本轮腐败重灾区，无不反映当前一些地方政商关系异化，拜金主义全面侵入基层政治生态。纪委办案人员、专家均表示，官商一旦结成灰色利益共同体，通过“场外搞勾兑、场内走程序”，容易使钱权交易“合法化”。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监管，这种腐败就可能变为制度性腐败。

如今，中央八项规定得到贯彻落实，反腐风暴不断荡涤污泥浊水。在一些地方，反腐前，商人和官员“藤缠树”，反腐后，商人和官员互相躲着走。但有人指出，二者始终未建立正常的关系。地方党政官员因为招商引资等工作必然要和商人打交道，正常的交往无可厚非，但要防止利益结盟。

针对腐败重灾区官商勾结问题，许多纪委办案人员和反腐专家通过大量案例分析认为，这与当地行政审批权力集中、自由裁量权过大、信息公开不够等原因有关。行政审批权极易成为领导干部插手干预市场的工具。

针对此，南开大学教授齐善鸿认为，只有进一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能够由市场机制本身决定的权力下放给市场，减少政府不必要的权力，真正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前腐后继”的恶性循环。此外，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戴焰军认为，不管是在制度健全完善方面，还是在人们的规则意识培养、民主意识强化方面，都应当格外重视金钱与权力的分离。

防止官场利益同盟也是保持基层政治生态健康的重要方面。一些知情人士告诉半月谈记者，一些地方领导干部成为地方“实力派”，经营几十年，人脉关系根深蒂固，年纪较大时，往往容易产生退休前在经济上捞一把、让“跟随”自己的干部得点好处的想法，一些不良风气往往就此形成，甚至就此形成“腐败小圈子”。

防止官场结盟，关键在于公私分明。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与安全研究所教授毛寿龙认为：公私边界模糊，恰恰是腐败产生的重要的制度根源；公私分明是政治生态系统修复和重建的关键。要建立公私分明的官场文化氛围，一方面要探索领导干部回避制度、异地任职等制度建设，另一方面要严格党内生活，防止党内生活庸俗化。9月初，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印发《关于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在听取兰考县委和河南省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时重要讲话精神的通知》，其中着重指出：要坚持不懈严格党内政治生活，坚决反对党内政治生活庸俗化，强化党委主体责任，营造良好从政环境，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在当前进行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许多地方的民主生活会都开得很有质量，领导干部之间毫不留情开展批评，这种良好的势头如能持续下去成为常态，无疑是防止官场利益结盟的一大利器。

加大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从源头上治理基层政治生态

在腐败窝案发生地，正常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被买官卖官等潜规则破坏，是腐败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表示，用人腐败危害最大、最根本，也最致命，它会摧毁整个基层政治生态。

青海师范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教授马春芳说，如果“做事不如作秀”、“不跑不送、原地不动”成为常态，那么干部风气难以扶正，政治生态难以健康。必须改革完善干部选拔机制，保证“干事者得利、有为者有位”，让干部从正确的用人导向中看到希望和方向。

对此，不少专家认为，加大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力度，要注重源头治理。防止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根本出路在改革。应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经过实践经验的成功做法，及时上升为制度，把主要靠领导者个人选人，逐步转到主要靠制度选人方面来；把由上级部门对干部的制约，逐步扩大到由民意和社会舆论来加以监督；逐步扩大干部选拔任用信息公开的内容和范围，让干部的选拔、任用、评估制度在阳光下运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建议，对于一把手提拔干部的责任，应像审计经济责任一样追查到底，使一把手选人用人，慎之又慎，如履薄冰，不敢轻举妄动。

当前，选人用人制度、政治生态安全已引起中央高度重视。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围绕深化党的组织制度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制度改革、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等4个方面任务提出了26项重点举措，并提出了2020年前的改革时间表。这些重点举措诸如：针对当前一些地方和单位党内生活存在的庸俗化、随意化、平淡化倾向，结合巩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总结贯彻落实《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实践，提出对进一步严格党内政治生活作出规定；为规范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职责权限，提出制定地方党委决策程序规定等；深化干部选拔任用和考核评价制度改革，制定实施改进政绩考核、加强和改进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等制度规定；等等。显然，这是一个全面优化、净化政治生态的整体方案，其贯彻落实将有助于建立风清气正的基层政治生态。

在腐败重灾区，遭受腐败肆虐的基层政治生态也已加速重建。广东茂名在廉政教育、用人机制和作风建设等方面查缺补漏。“茂名窝案是这个城市的一道‘伤口’，揭开伤口固然令人痛楚，但只有挤出脓血才能让整个肌体健康、持续地生长。”一位当地干部说。

现任衡阳市委领导班子在反思破坏选举案时认为，衡阳当地官风不正、正气不彰、邪气上扬，拜金主义盛行，到了很危险的程度。为整顿风气，衡阳市委接连下发了四个红头文件，对干部入股、参股企业，打牌赌博，建私房、开发小产权房，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四方面突出问题进行重点整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