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发展与反腐败

经济社会发展与反腐败（精选11篇）

经济社会发展与反腐败 篇1

一、中央高压反腐给中国经济造成的间接影响

十八大以来,中央开展了前所未有的高力度、全方位、大规模的反腐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反腐的“触角”延伸下至村干部,上至副国级官员,无一例外收到了法律的严惩。很多贪污腐败的行径更是让人瞠目结舌,像河北秦皇岛的科级干部马超群,竟然利用职权贪污上亿之多。腐败甚至还渗透到军队当中,造成极其不良的影响。更甚者,一些地方出现买官卖官的恶劣现象,把人民群众的信任当成了权钱交易。经过两年多的高压反腐工作,在收到成效的同时也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一些机关部门领导各种权利一手抓,审批权都落在一个人身上,致使一些企业直接找到一把手,通过各种贿赂手段腐蚀公职人员,从而走捷径拿到审批。更甚者,一些不具资质的企业拿到营业许可后,对工程偷工减料,从而获取巨额利益,致使消费者的权益受到巨大损害。高压反腐后,很多领域不同程度受到影响。像礼品、烟酒、艺术品等市场不同程度受到影响。高价礼品不再像以前那样受欢迎,高档字画也是价高无市。不止如此,一些地方建设工程也不像以前疯狂扩张建设,原材料市场也颇受影响。可以说,高压反腐在惩治腐败的同时,经济的持续发展也间接收到影响。

二、反腐与经济持续发展的关系

近两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速放缓,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受到了反腐影响,许多行业甚至出现了市场萎缩。像以前火爆的白酒、礼品等市场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一蹶不振。一方面,反腐败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 另一方面,市场的萎缩也影响了很多人的收入。到底反腐与经济持续发展到底是否存在必然关系? 或者说,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到底有多大?

( 一) 功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俗话说,要想做好一件事,必须要先把劳动工具准备充分,这样才能高效的完成工作; 当劳动工具受损的这个期间,劳动成果必然会受到影响。这就好比反腐的这几年,整体经济增速放缓。反腐的过程就好像在打磨受损的劳动工具,一旦修护好劳动工具,那劳动效率必然会提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世界名列前茅,从落后的农业国家逐渐转型为以工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国家重点投入高新科技产业,努力打造新型战略国家。反腐只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节点,也是国家战略发展趋势的必然。反腐的过程中可能会对我国经济持续发展造成影响,但,反腐以后,经济的增速也会随之加快。

( 二) 反腐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

党的十八大提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这也是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累积起来的宝贵经验。其中,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体现。反腐就是要在实现公平公正,就是要建立健全法治社会,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给人民百姓带来了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新的问题。由于市场机制不规范,很多人依靠贿赂来腐蚀当权者以便获取个人利益,强占市场,根本无公平可言。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既得利益者手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为官者经不住金钱诱惑,自己也慢慢过上了腐败的生活。这种不公正的潜规则使得整个市场经济体制混乱不堪,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社会主义果实得不到公平的分配,对腐败分子也是诸多抱怨。

( 三) 反腐是给经济持续发展做一次全方位的“体检”

改革开放三十多以来,市场经济占比越来越大,由于没有具体的市场规范,造成了市场经济潜规则丛生,毫无规范可言。市场如此下去,不去制定相应的规则,只会让市场经济出现“病态”。就像人一样,人不舒服,就要去医院检查,如果长期感到不适,就要进行全身体检,否则,一旦身体出现状况,后果可能很严重。经济若要持续健康发展下去,也必须进行全方位的“体检”。我们可以审视这些年来市场经济出现的若干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做出解决办法。同样,对市场的预估也很重要,我们需要把眼光放远一点,审时度势,提前做好改革准备,这样才能预防市场经济“病态”的出现。十二五规划就是站在世界的高度去研判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怎样更好的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去除发展中的不平衡。反腐是会对一些行业造成短暂的影响,但是从长期来看,当整个市场规范以后,我国的经济势必会迎来更好的发展。

三、反腐与经济协调发展

放眼未来,世界经济一体化呈必然趋势,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关联将会越来越紧密。反腐就是要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反不公平、不规范,建立健全市场规范制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在管理层面,要下放权力,主管领导要做到不干涉、不过问,不能让腐败成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绊脚石,而是要把反腐工作当成经济发展的助推剂。

摘要：早在1933年,毛泽东同志就签署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反腐法令,对共产党员提出自身要求。全国政协十二次三次会议,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反腐败”,并进一步阐明坚定不移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近年来,反腐工作的卓越成效颇受老百姓欢喜,随着反腐败的深度和范围不管扩大,一些市场行业也深受影响,部分类似礼品行业甚至面临崩溃。一些人也开始怀疑反腐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更有甚者认为,反腐继续下去可能会使得经济发生倒退。如何正视反腐与经济持续发展的辩证关系,使得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健康持续发展下去,将在本文中加以探究。

关键词：反腐,经济持续发展

经济社会发展与反腐败 篇2

原因：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充分、不完善，社会经济转型中尚未触及方面易为腐败蔓延提供了的经济基础。一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完善，造成经济生活中一系列的二元结构。这种二元结构的存在，在权力与市场之间造成许多空隙，权力可以通过这些空隙进入市场，导致普遍而严重的权力寻租现象。二是新旧经济体制的并存过渡，政府与市场职能之间的界限模糊。市场调节，政府职能与市场职能之间的不断变动中，权力之手往往易于伸过界，造成腐败。

其次，经济转型过程中行政权力合法性、强制性和普遍性衍生出一些特性，为腐败蔓延提供了结构性基础。行政权力的手段性、独立性、一元性、时效性、膨胀性等易催生腐败。

行政权力必须为公民或国家服务，代替立法部门完成立法意志，必然具有工具性特征，但是这种工具性很容易被利用，在国家强制力的保护下谋取私人利益或集团利益。例如轰动全国的郭京毅案，2006年以来，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为己任的外资审批制度，长期以来竟然“垄断”在郭京毅、邓湛、刘伟等少数几个人手里，其内部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寻租圈”。

再次，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冲击。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必然冲击旧的规则和价值观，解构旧的社会经济秩序，往往导致某种程度的混乱，为腐败蔓延提供了可行性基础。

社会经济变革中，新旧规范之间冲突，导致行政人员行为处于“失范状态”。而社会经济变革中，财富权力之间交换，导致利益集团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交易”，以及社会经济变革中，行政监督体系残缺，导致缺少道德监督系统的桥梁作用。长期以来都为腐败的毒瘤提供适宜的培养基。

措施：

从以上市场经济转轨对腐败问题产生影响的分析可以看到，我国的腐败问题既有世界性的共通点，又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有着复杂的表里现象和深层次原因，因此，遏制腐败必须从“发现—清除—再发现—再清除”的误区中走出来，由里及表，从经济体制、道德监督、法制建设、权利制约四个方面着手，真正有效地构建起内外联动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逐步实现从“不敢腐败”到“不想腐败”的改变。

一是加快经济改革，必须加快经济体制改革。通过大力培育市场，提高收入水平，注重国际接轨，实现科学监管。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消除贫富不均现象，从根本上减少诱发贪污贿赂的因素，并为预防腐败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是注重道德途径，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治伦理道德体系。建立独立的道德监督机构，强化行政道德监督的内在机制，实现道德舆论监督与主体道德自律相结合。通过不断的道德监督活动，逐渐把各类外在监督转化为自身的道德习惯和道德心理，形成真正的自我监督机制。

三是加强法制建设，必须要加强立法，有法可依，执法必严。从根源上扭转我国法制建设滞后颓势。即通过注重经济立法加强对经济活动的法律调控，完善行政立法切实健全行政管理方面立法，明确公务员的职责范围，加强执法力度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政的方针，坚持在法律、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从发的层面上杜绝腐败的发生。

四是强化权力制约。采取渐进模式推动政治制度改革，强化监督制约，是遏制腐败的必由之路。通过加强用人制约，以还权与民为重点，改革党政干部考察任用体制，加强政务公，并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制度、完善监督法规，充分利用好媒体、网络等各种新式监督途径各项监督，动员一切监督力量，让腐败在阳光下无所遁形。

社会腐败与我有关 篇3

社会腐败表现在部分官员或部分实权派身上，这只是看到了一个结果，但是没有树叶和须根，这个果怎么结出来？我就在树叶和须根里面。比如说，春节腐败现象，就是因为像我这个普通公民，为了得到一点好处或想办一件法律不允许办的事，我就向有关人员送礼，有关人员也想往上爬或办某件不好办的事，就拿我送的礼，又向他的有关人员送礼，这样就形成了社会腐败。你看，社会腐败能跟我没关吗？我是社会腐败的基础，往往有的人不敢正视这个问题，自己做了腐败事，还大骂别人腐败，“把裤子一提溜，就充起好人来了”。

我说社会腐败与我有关，是由几个心理因素决定的。

从众心理。在医院里给老人看病，听说别人给医生送红包或请医生吃饭，我就立即去效仿，因为别人这样做了，自己不这样做，怕耽误了老人的病，这时根本就没想到用正当的手段，如，找医生理论，找院长评说或走法律渠道。只是随大流，别人送我也送，别人请我也请。这样，社会腐败就蔓延开了，如果都不送，都不请，医生照样治病救人，这是他的天职。但由于这种从众心理，对社会腐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羡慕心理。有位官员开着公家车回家给父亲过生日，我就羡慕这位官员，开着小车回来了，但我从没有认为，这车是纳税人的钱买的，是让官员办公事用的，不是为父亲过生日用的。我这一羡慕不大要紧，实际上助长了官员的腐败。如果我转变一下观念，变羡慕为怒斥，就会让腐败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官员的威风就会扫地。还有某官员给了我一根“大中华”烟吸，我喜中有羡慕，而我没有去分析，靠他的工资，每天能吸得起“大中华”吗？如果人人怒斥这种行为，腐败还有其生存的土壤吗？

看客心理。见有人搞腐败，最多只是暗地里骂几句，而不去揭露、鞭挞，认为没直接危害到自己的利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很少想到，任何腐败都间接危害到自己的利益。

如果凡见到腐败行为都勇敢地直面揭露，腐败还有生存的空间吗？只因为不去揭露，才助长了社会腐败大摇大摆地生长。

因此，社会腐败与我有关，这个立论是能够成立的。如果社会公民都能正视这个问题，充分认识到社会腐败与“我”有关，对铲除腐败必定起到一个积极作用。实际上腐败就在自己身上，可悲的是，自己是腐败的“肥料”，助长了腐败的蔓延，还在口口声声地骂娘。如果從自身做起，抵制腐败行为，消除从众、羡慕和看客心理，用制度和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影响周围环境，勇敢地讨伐腐败行为，社会腐败自然就会萎缩消亡。

经济社会发展与反腐败 篇4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制约我国经济环境改善的突出问题是消极腐败问题。不彻底解决有关部门和个别领导干部乱向企业伸手、乱向业户伸手、乱向农民伸手的问题，经济发展环境就无法改观；发展经济的政策再好，条件再优惠，如果下面出现中梗阻现象，方针政策就难以贯彻到位，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就成为纸上谈兵。要想真正改善和促进经济发展环境，解决和处理消极腐败问题，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监督。二是惩处。

近几年来，全国解决和处理消极腐败问题工作紧紧贴近经济建设，着力查处了一批涉及金融、证券、税收、建筑、房地产、走私等方面的案件以及在企业改制过程中侵吞国有和集体资产的案件。通过有效地查处、纠正破坏和干扰经济发展的消极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全面加强以推行政务公开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政治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充分体现了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

2 改善经济发展环境的有效途径是解决和处理消极腐败问题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不断调整自己的工作视角，找准工作切入点，善于把握工作大局，紧紧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任务来开展工作，党的中心工作部署到哪里，纪检监察工作就跟到哪里，努力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2.1 加强组织领导。

由过去的纪检监察机关抓变成了党委、政府抓，增强了工作的权威性，重点部门自觉整改的意识也得到了增强；相关部门各负其责，由过去纪检监察机关孤军作战变成了各部门的齐抓共管，增强了工作的整体性，从而为有效地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2.2 突出重点。

集中开展专项治理，不仅解决暴露出的个别问题，更着眼于经济发展的全局，从整体上治理环境。通过调查研究，把企业和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作为工作重点，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共同动作，集中治理，就能够收到微观与宏观统一的效果。

2.3 上下联动。

由于专项治理重点突出，目标明确，措施到位，尤其是落实了奖惩措施，对重点行业、重点部门促进很大，由纪检监察机关抓变成了部门主动抓，进而也促进了综合治理措施的落实。

3 创建优良的经济发展环境必须建立有效管用的监督制约机制

3.1 进一步加强行政监察职能。

行政监察是对行政活动的监督检查，是《行政监督法》赋予监察机关的权力。行政监察机关要主动深入到政府工作和经济活动中，利用有利条件，找准滋生腐败的深层次问题，充分发挥职能，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行政权力腐败问题。要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一些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加强事前和事中监督，做到关口前移、防范在先，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和漏洞，把行政权力腐败消除在萌芽状态。

3.2 大力开展机关效能建设。

机关效能建设的主要内容是以加强思想、作风、制度和廉政建设，着眼于效能、着力于监督管理。当前，重点要建立机关效能的绩效考评和激励机制。要依据行政工作人员的岗位职责，建立机关工作人员日常工作绩效考评制度，加强基础性工作，制定绩效考评办法，使考评工作更加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做到绩效考评的触角能达到每项行政权力的行使，既可以改进机关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发现行政权力行使中存在的问题，又可以及时纠正，敲响警钟。

3.3 扎实推进政务公开工作。

知情是监督的前提，公开是知情的保证。要由侧重事后监督的办事结果公开向侧重事前、事中监督的办事过程和议事决策过程公开。不仅要书面上公开，而且要进行动态的公开，公开行政过程，方便群众监督。要建立各级行政服务中心，把一些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经济软环境建设的重要行政项目集中起来，进行“一条龙”、“一站式”服务，简化办事程序，方便群众办事。同时，要建立健全相关的责任制度、审议制度、备案制度等保障体系，确保政务公开的真实性、公正性和有效性，使行政权力真正在“阳光”下得到行使。

4 创建优良的经济发展环境，必须坚持制度建设的针对性和科学性，完善从源头上解决和处理消极腐败的保证机制

4.1 针对权力运行失控的关键问题健全落实制度。

一方面，在坚持资金所有权、使用权、内部监管权不变和承认单位的财务主体、经济法律责任主体、管理主体地位不变的原则下，取消各单位的银行账户和会计核算，建立财务核算中心，集中办理单位资金结算，集中代理单位会计核算，集中管理单位财务档案，实行资金拨付直达，做到收入直达国库，公用经费直达项目单位，政府采购直达中标供应商，基建支出直达承建单位，干部职工工资直达个人账户，财务管理网络和会计信息直达监督管理部门。另一方面，要认真建立落实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制度。要把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作为促进领导干部勤政廉政、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一项重要措施，当作科学鉴别干部、正确使用干部的重要环节切实抓好。必须明确审计监督思路，在领导干部预备提升、调动和年度考核中，一律进行经济责任审计。

4.2 针对查处案件发现的管理漏洞健全落实制度。

在严格依纪依法办案、严惩腐败分子的同时，要特别重视做好查办案件工作的后续工作，既发挥查案工作的治标作用，又及时把查办案件的成果转化为治本的资源，实现查处与预防的有机结合、治标与治本的高度统一，力争取得结案之后查漏洞、步步设防早监督、防患于未然的综合效果。

4.3 针对重要领域和新兴行业的薄弱环节健全落实制度。

经济社会发展与反腐败 篇5

mzy，作者是人大国发院副院长聂辉华、国发院研究员江艇、经济学院张雨潇和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方明月。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经济改革和宏观调控的重要战略和主要抓手。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就是加快淘汰僵尸企业。7月27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代表课题组在北京发布了国内第一份全面研究僵尸企业的报告。人大国发院报告使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包含大约80万家企业和360万个观测值）和1998-2015年上市公司数据库，测算了中国工业部门的僵尸企业比例，归纳了僵尸企业的特征，分析了造成僵尸企业的原因，并提出了治理僵尸企业的建议。

首先，人大国发院报告提出了新的识别僵尸企业的方法。如果一个企业在当年和前一年都被FN-CHK方法识别为僵尸企业（即企业获得的贷款利息率低于正常的市场最低利息率），那么该企业在当年就是僵尸企业。相对于官方标准和学界流行的CHK标准，这一方法能够较好地减少僵尸企业识别过程中的“漏网之鱼”，又可以减少“误伤”。

其次，报告描述了中国工业部门僵尸企业的全貌。（1）分年份来看，2000-2013年，中国工业部门的僵尸企业比例最高时（2000年）大约30%，此后呈下降趋势，并在2004年之后保持稳定。2005-2013年的工业部门僵尸企业比例大约为7.51%。这说明中国僵尸企业的问题是在逐渐缓解的。（2）分行业来看，利用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人大课题组发现：僵尸企业比例最高的五个行业是：钢铁（51.43%）、房地产（44.53%）、建筑装饰（31.76%）、商业贸易（28.89%）和综合类（21.95%）；僵尸企业比例最低的五个行业是：银行（0.00%）、传媒（4.12%）、非银金融（4.65%）、计算机（5.23%）和休闲服务（5.88%）。（3）分地区来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南部地区僵尸企业比例比较低，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西南、西北和东北地区僵尸企业比例较高。（4）分所有制来看，国有和集体企业中僵尸企业的比例最高，民营企业和港澳台及外商企业中僵尸企业的比例相近，且远低于国有和集体企业中僵尸企业的比例。（5）分规模来看，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的僵尸企业比例最高，但由于基数比较小，大部分僵尸企业还是小型企业。（6）分年龄来看，随着企业年龄的增长，僵尸企业的比例越来越高。成立1-5年的企业中，只有约3%的企业是僵尸企业；而在成立超过三十年的“老”企业中，约有23%的企业都是僵尸企业。

再次，人大国发院报告梳理了导致僵尸企业的五个主要原因。（1）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政企合谋。为了政绩和维稳，地方政府不断给濒临破产的僵尸企业进行各种形式的“输血”，或者给非僵尸企业施加就业压力和产量扩张压力，然后再通过补贴和贷款来维持其局面。这使得本来不是僵尸的企业变成了“僵尸”、已经是“僵尸”的企业更加难以清理。我们发现，如果一个企业获得了更多补贴、或者冗员更多、或者是国企，那么成为僵尸企业的概率就更高。（2）地方政府之间和国企之间的恶性竞争。一旦国家将某个行业列入重点扶持范围，地方政府就一拥而上支持这个行业的发展，造成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在该行业出现大量僵尸企业之后，地方政府又纷纷提供优惠政策和补贴来支持当地企业，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扶持”来“挤垮”其他地区的企业。许多政府部门出台政策鼓励企业兼并、“以大吃小”，甚至在行业救助时直接规定只救助一定数量的大企业，这直接造成了企业间“竞相做大”的囚徒困境。（3）大规模刺激的后遗症。2008年11月，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压力，中国政府推出了投资总量约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然而，四万亿投资计划在一些行业引起了过度投资、盲目扩张，埋下了产生僵尸企业的隐患。（4）外部需求冲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长放缓、需求减少，使得出口依赖型行业和企业在短时间内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订单不足、商品滞销、资金周转困难、投资方撤资，许多原本发展良好的企业纷纷陷入困境，甚至沦为僵尸企业。（5）银行的信贷歧视。2008年以后，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利润率在波动中下降，但负债率却逐年增高；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利润率一直比较稳定，但负债率却有所下降。也就是说，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虽然国有和集体企业盈利能力有所下降，但却更容易获得贷款；虽然民营企业盈利能力非常稳定，但却更难获得贷款。

最后，人大国发院报告提出了减少僵尸企业的五条政策建议。第一，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尤其是慎用产业政策。地方政府要减少对企业运行的干预，不要利用行政力量去推动企业兼并重组，不要给辖区内企业施加超出其负担能力的就业压力和财税压力，不要给缺乏效率、生存无望的僵尸企业提供各种补贴和迫使银行发放贷款。第二，完善国资委对国企的考核指标，全面理解“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要警惕最后的结果是国企光是“做大”而没有真正“做强”和“做优”。如果国企一味做大，必然陷入产能扩张的囚徒困境，必然导致更多产能过剩，从而产生更多僵尸企业。第三，强化银行的预算硬化。一是要加强对银行体系的监管，二是要减少地方政府对辖区内银行的行政干预，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确保银行体系的相对独立性。第四，多渠道化解过剩产能，鼓励企业兼并重组和改制分流，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网。可以考虑将过剩的钢铁、水泥、玻璃等用于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由中央政府或者帮扶的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债券代为支付。第五，加快国企改革步伐，关键是明确国企定位。进一步对国企进行分类改革，明确哪类国企要承担政治和社会功能，哪类国企是纯粹的市场化企业。对于前者，限制数量，当做特殊企业来对待；对于后者，加强市场化考核，鼓励做强做优。

腐败现象的经济学分析 篇6

关键词：腐败；租金；寻租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1024102

1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从形式上来看，腐败主要表现为贪污贿赂、以权谋私、挥霍国家资财、为特殊利益者提供优惠便利、兼职经商、渎职以及徇私舞弊等多种形式。尽管腐败具有多样化特点，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的实质就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换，即“权钱交易”。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于示范效应的结果，只要有一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捞取特殊利益，其他人就会模仿，出现 “权力泛化”现象。于是，市场经济中正常的商品交换被“权利交换”所取代，而权力已经成为一种特殊商品，或者交换资源的资源，“权力上市”最终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

那么，权力是如何完成利益交换和资源掠夺这一腐败的过程呢？

从经济学上来看，腐败产生的根源在于，控制着政治市场和经济资源配置权力的官僚在个人私利最大化的刺激下，因为制度的欠缺，出现了机会主义行为——“设租”与“寻租”，和直接的非生产性寻利行为。

1.1租金和寻租

对腐败产生的根源进行分析，首先需要明确租金和寻租。租金一词作为特定意义上的术语是20世纪70年代才在应用经济学理论中出现的，经济学家布坎南认为“租金是支付给资源所有者的款项中超出那些资源在任何可替代的用途中所能得到的款项的一部分”，因此租金是超出机会成本的收入，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超出资源或商品正常价值的价值，即“垄断利润”。寻租就是寻求租金，社会生活中最常见的是狭义的寻租，是指利用行政、法律等手段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经济交易自由竞争，从而达到获取和维护即得利益的行为。

从经济学本质上来看，寻租及腐败是非市场经济(non-market economy)或政府失败(government failure)的一个基本类型，寻租是政府干预的副产品。当政府干预市场时，由于人为地限定了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交易活动的竞争性，于是政府干预便带来了可以以“租金”形式出现的超额经济利益，这就是“设租”，即政府官员利用行政干预或权力的办法来增加私人企业的利润，人为创造租金诱使私人或企业向他们提供财物作为得到这些租金的条件。一旦官僚阶层的干预创造了超过正常利润的租金，这就为私人或企业通过非竞争手段获得租金提供了激励，于是政府官员会故意提出获得这些租金的特别条件，使私人或企业割舍一部分即得利益与他们分享，这就是所谓的抽租。

1.2寻租与腐败

由于租金的存在，利益集团常常为这样的干预进行各种游说活动，以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高的收益或超额利润。在现代寻租理论中，一切利用行政权力获取“非正常收益”的活动都可以称为寻租活动，租金则泛指政府干预或行政管制时常而形成的级差收入（即超过机会成本的差价），而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几乎所有的干预和行政管制都会为创造这种租金提供各种各样的机会。既然政府干预和行政管制能创造出差价收入，自然就会有追求这种租金的活动，即寻租活动。寻租导致不同政府部门及官员争权夺利，影响政府收入和增加廉正成本。它妨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降低行政运转速度甚至危及政府政权稳定。更为严重的是，它甚至使政府的决策和经济活动常常受特定的利益集团和个人摆布。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腐败的基本内容就是政治权利与经济资源和财富的交换，而这种交换得以形成的纽带就是寻租活动，而寻租活动的实质就是权钱交易。在寻租活动中，私人或企业是这种活动的一方经济当事人，通常他们因获得了“租金”中的大部分，所以是这种交易的主要获益者；官僚阶层是另一方当事人，他们也是受益者，可获得贿赂费用。由此，寻租活动在掌握政治权利的阶层和拥有财富的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一方用政治权利换取金钱，另一方则用金钱换取政治权利以谋取更大私利，这是经济人追求经济最大化行为的异化表现。

对于私人和企业主来说，寻租就是以较低的贿赂成本获取较高的超额利润，然而这种寻租活动寻求的是非生产性的直接利润。因为超额利润或租金并不是通过创造物质财富来增加利润，而是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努力，如游说或行贿等，促使政府出面干预经济活动、帮助限制竞争、增强自己的垄断地位等办法来获取的。对于官僚阶层来说，寻租就是运用自己手中的行政权利来谋取私人经济利益。然而官僚阶层在寻租活动的过程中并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被利用的角色，而往往是主动的去进行“政治创租” 和“抽租”，于是就产生了腐败。

2腐败的经济危害性

从上面的分析中不难看出，腐败的实质内容就是寻租和非生产性的寻利行为，即私人和企业为了获得以超额利润形式存在的租金，而官僚阶层为了从这种租金中抽租。然而，这种租金却来源于官僚阶层利用手中的职权人为地限制资源的自由流动和竞争，从而扭曲了市场交易和经济活动。一般而言，官僚阶层的干预程度愈大，市场扭曲就愈明显，经济租金就越高，寻租活动越呈现恶性循环的趋势。虽然寻租的当事人分别从垄断利润中分享了租金的好处，然而对经济活动和经济体系的运行却产生了严重的危害性，耶鲁大学著名的经济学教授安德鲁.施乐佛就曾形象地把政府的干预和寻租活动比喻为“掠夺之手”(grabbing hand)，具体而言，这种危害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2.1增加交易成本

寻租和腐败虽然会给寻租活动的双方带来额外的收益，但却增加了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了相当部分的社会经济资源。从表面上来看，支付给官僚阶层的部分租金似乎是私人和企业主从自身利润中分摊的，实际上这种费用是通过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来获得的，并人为地通过“特许”、“垄断”等形式让特定的经济群体获得租金，继而又把这种成本和费用转嫁给社会公众。尤其是，这种租金的存在不断地刺激着官僚阶层设租和企业向官员行贿的寻租活动，这是一种自我强化的机制。因此，寻租和腐败直接增加了经济交易的成本，使大量的财物浪费在“直接性的非生产寻利活动”中。

2.2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寻租和腐败所造成的另一个严重经济后果便是资源的误置。众所周知，在一个理想的经济体系中，资源和经济交易将在市场这只看不见手的作用下进行公正、合理、有效的配置和运行，即在竞争规律和价格机制的作用下，生产最有效率的企业总是率先获得资源、优先参与经济交易。然而，腐败以及由此产生的“特许”和“垄断”却人为地排除了效率优先的企业参与竞争、获得资源和从事交易的权利。这样，权力的上市使得市场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发生扭曲，导致市场竞争一开始就处在不同的起跑线上，效率优先的企业往往被排除在竞争之外，不能够获得经济资源。而那些通过行贿获得资源和参与交易的企业，通常效率较差，单位成本和边际成本较高，只能通过提高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向后将行贿成本转嫁给社会公众，从而破坏了“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帕累托最优条件，使资源的配置处于无效率状态。

2.3导致价格的扭曲

由于寻租和腐败导致了资源的误置、增加了经济交易的成本，这就必然带来另一个严重的后果，即价格的扭曲。

价格扭曲对于转轨中的发展中国家有着特别的意义。由于这些国家尚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之中，许多商品还存在价格双轨制，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例如一些农副产品价格、社会商品价格、生产资料价格中由国家直接控制或者计划指导的比重还占有一定的比例，因此必然会存在部分租金，这就为寻租者提供了相应的市场活动空间。

因此，寻租和腐败既是一只“掠夺之手”，也像一只“看不见的脚”，它会践踏经济秩序和破坏经济增长，一方面大量的资源和财富将被人们转移到了非生产性活动中，另一方面大量的寻租活动导致了资源配置和经济交易的非效率性。在一个寻租活动十分盛行的经济中，寻租收入在GNP中所占的比重必定较大，因此由GNP计算出的较高的增长水平是不真实的，或者说，在这个较高的经济增长背后，是低发展或无发展的困境，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有增长无发展的真实状况。

3抑制腐败的经济学对策

正是由于经济租金的存在和政治权利能够干预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才使权利和财富之间的交换成为可能并经常化。那么，如何最大限度的消除经济租金的存在基础，如何对政府权利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约束，限制和切断财富和权利之间的经常性交换渠道，就成为遏制以寻租为目的的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一个重要思路。

3.1提高经济活动的透明度

尽管租金是寻租活动的内在动因，腐败就是政治权利和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换，然而寻租和腐败得以实现和蔓延却依赖于信息的不对称性，或信息的不完全。从经济学意义来看，通常寻租活动都是与信息问题休戚相关，因为官僚阶层要想让惠与行贿的利益群体，必然要“暗箱操作”，或使参与竞争的其他经济人处于信息劣势。正是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或不对称，有些人可以在某些地区或局部市场上建立起垄断力量，或获得某种“特许”，这样市场和交易在表面上是竞争性的，而实际上并不符合帕累托最优条件。如果政府能够进行充分的信息批露、建立民主的投票和招标制度、严明的立法司法制度、严格的公务员制度，通过这些制度安排来传递经济运行中的信息，则可大大预防和减少寻租活动。

3.2减少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

在寻租和腐败活动中，显然政府干预得越多，政府官员权力越大，官员设租和寻租越是便利。因此，如何减少政府对市场交易的不适当干预、减少不透明的地下经济活动、使政府官员腐败的机会减小到最低程度是经济学家们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众多的经济学者认为，政府官员腐败的机会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密不可分，因为对经济的监管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主要方式，然而这种监管也为官僚阶层的腐败创造了机会。例如，如果企业进口商品需要许可和缴纳关税，拥有许可审批权和关税减免权的官员便有了收受贿赂的机会，如果无需进口许可或关税，那么官僚阶层的这一腐败机会就不复存在。正如罗斯•阿克曼所言，政府官员手中的权力与各种管制是相互联系的。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越严，其代理人拥有的公共权力就越大，因而也更易滋生腐败；相反，经济越是自由化，腐败程度越是有望下降。官僚阶层的管制权力越大，企业的负担就越大，滋生腐败的可能性就增大，从而企业主动寻租的动机则越强，官僚阶层的干预增大了寻租和腐败活动的可能性，因此减少政府不必要的干预是预防寻租发生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杨夏柏.反腐败研究（第四集）［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2］林吕建.驾驭权力烈马——公共权力的腐败与监控［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

［3］朱兴有.预防职务犯罪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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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Johnson,S.,Kaufmann，D.& ZoidoLobaton，P.,1998,Regulatory discretion and the unofficial economy，i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1.88.

［6］Shleifer，Andrei and Vishny,Robert W,Corruption, i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经济社会发展与反腐败 篇7

(一)监督方针政策的执行

在监督经济责任负责人履职情况方面,通过对目标经济责任人权力行使的监督,确保被审计人员没有滥用权力、擅自批准经济事项的行为,杜绝行政人员收受贿赂为他人办事的可能性。

(二)关注财务收支的使用

通过对经济责任人收入的审计,关注收入是否纳入单位预算统一核算、统一管理,检查是否有不合理、不合法收入的存在,对私设“小金库”、公款私存等行为进行重点核查。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国务院“约法三章”要求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等规定贯彻落实情况。对公务支出和公款消费中的“三公经费”、会议费管理使用以及津补贴发放情况等进行一一核查;查实有无个人或其他单位长期占用公款;是否存在对外贷款担保、诉讼等或有事项。

(三)固定资产使用的监督

经济责任审计应关注固定资产管理的真实、合规性不给贪腐以可乘之机。固定资产的兴建、设备的采购是否实施了招投标和政府采购程序,防止经济责任人通过自身权力,将固定资产兴建、设备采购提供给提供贿赂的单位和个人。经济责任审计要对固定资产财务账、实物账进行排查监督,关注固定资产是否及时全额入账,账实是否相符,有无挪用行为,检查固定资产处置程序手续是否合规,有无重采购、轻管理,不给贪污腐败行为可乘之机。

二、反腐背景下经济责任审计发展方向

(一)拓展审计范围

经济责任审计以往着重于财务收支审计,随着审计功能的拓展和审计环境的变更,绩效审计也逐步走进人们的视野。通过绩效审计的开展,关注被审计经济责任人的效率性和效果性,不仅丰富了经济责任审计的内容,也使得经济责任审计更适应时代需要。

通过绩效审计,从全社会的角度去考察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及产生的效益,重点是审查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监督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经营行为,特别是掠夺式经营和经营的短期行为。主要通过考核企业为社会提供的产品、服务、为社会提供的就业机会及在承担基础建设,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国家和地方实力方面的贡献。

(二)明确经济责任审计定位

新时期的国家审计应服务于国家治理,在十八大后党中央反腐大潮下,经济责任审计应更着重于固定资产管理、三公经费开支等腐败容易滋生的重灾区。同时,积极与纪检等机关配合,提供审计资料以及审计人员支持。

(三)优化审计人员配置

经济责任审计要使用对审计领域熟悉的审计人员,审计人员不仅要熟悉审计专业知识,也需要对审计所在领域如固定资产,经济绩效等方向有一定的了解。如果仅仅对审计专业知识有所了解而对审计专业领域不够熟悉,可能不能有效的发现其中的弄虚作假和舞弊,不利于对被审计单位全方面的掌握。同时,在审计单位对被审计单位负责人进行经济责任审计时,应注意人员轮换,尽量规避同一批审计人员长期审计单一单位的情况,防止产生审计人员与被审计人员串通舞弊,影响审计独立性。同时,长期审计一家单位容易使审计人员产生审计盲区,误认为某个区域不存在舞弊风险,从而增大审计风险。

(四)改进审计方法

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随着计算机审计技术的发展,大数据平台的建立,审计人员也应与时俱进,积极利用信息系统和数据平台服务于审计。通过与其他部门数据平台的联动,多方面获取数据信息。审计人员应善于运用审计信息平台,利用计算机辅助审计,提高审计效率。

三、反腐环境下经济责任审计发展困难以及对策

(一)困难

一是缺乏经济责任审计有效评价体系。

在进行审计评价的时候,不仅仅要对违规违法问题进行披露,也需要对被审计领导干部任期内的成绩进行肯定,在成绩量化过程中指标的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指标体系内容尽管较为完整,但是仍然存在部分指标缺乏实际效力,有的比较陈旧,比如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情况没有很好的得到量化,流于形式,不能有效的进行评估,不利于审计整改以及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运行。固定资产增值方面,对通货膨胀以及长期使用价值的评估并没有做出合理规定。

二是经济责任审计作用影响有限。

一方面,审计机关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机构,没有执法权,对被审单位进行审计的时候发现问题只能反映到上级进行解决,存在屡审屡犯现象。经济责任审计一般是领导离任审计,审计周期较长,审计结果具有滞后性。同时,我国目前的经济责任审计人员大多将重心放在财政收支等方面,忽视了其他可能产生腐败的重灾区,也就不容易对领导干部的履职情况进行深入的了解,不能够充分的发现问题。

三是审计人员专业水平参差不齐。

目前我国大部分的审计人员基本上都是单一型的,有的精通工程审计,有的精通财务收支审计,各种行业。审计人员很多都是从会计行业还有工程行业专业而来,对审计其他方面的认识不够深入。而且随着审计地位的提高,地方政府交办的审计项目和其他事项日趋增长,审计人员特别是基层审计人员的力量严重不足,给在经济责任审计中创新和拓展审计内容带来了困难。

(二)对策

1. 完善经济责任审评价指标体系

与时俱进,及时对经济责任评价指标进行修正,加入指标评价内部控制体系建立的完成程度,在对固定资产增值进行评价的时候,考虑历史成本以及通货膨胀等多个方面。在进行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时,关注绩效审计方面,引入绩效审计评价体系,使得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更具有可操作性。

2. 提高经济责任审计地位

加强与纪检等部门的合作,给予经济责任审计人员一定的执法权。使得经济责任审计能够更直接的更有效的对被审计经济责任人产生效力。在进行经济责任审计时,应选用政治思想觉悟高,审计水平过硬的审计人员进行审计,减少审计风险的产生。多开展任期内的经济责任审计,争取早日实现审计的“全覆盖”。

3. 提高审计人员专业胜任能力

提高审计人员待遇,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进入审计行业。有计划的组织审计人员进行参加培训教育,特别是注重绩效审计、计算机审计技术的培养,使得新时期的审计人成为高水平的复合型人才,适应审计反腐的需要。

参考文献

[1]戚振东,尹平.经济责任审计产生的动因和权力监督特征研究[J].审计研究'2013,(01):15-19.

[2]蔡春,陈晓媛.关于经济责任审计的定位、作用及未来发展之研究[J].审计研究,2007,(01):10-14.

[3]马志娟.腐败治理、政府问责与经济责任审计[J].审计研究,2013,(06):52-56.

经济社会发展与反腐败 篇8

一、反腐倡廉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研究进展

反腐倡廉是党的理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都非常重视反腐倡廉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邓小平在1986年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风气如果坏下去, 会在另一方面变质, 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发展, 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江泽民从反腐的性质, 指出“反腐”是“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 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地位”。胡锦涛将反腐倡廉的“建设”替代“斗争”, 使反腐倡廉工作常态化, 显示出在“四位一体”建设中反腐倡廉具有的特殊地位。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用辩证的观点分析反腐败的性质,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构建反腐倡廉理论体系, 体现了反腐倡廉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一些学者、官员对反腐倡廉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研究。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廉政研究中心主李成言认为,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可能受到既得利益者的阻碍, 可能扩大权力寻租的空间, 可能增加权力监督的盲点, 也可能产生制度转换的“真空”。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黄红平认为, 腐败严重阻碍经济社会发展, 必须将廉政建设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 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河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臧胜业指出, 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客观需要、重要支撑和有力保证。

总体而言, 我国关于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研究较少, 大多停留在原则性探讨,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还不太强, 如何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对策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二、反腐倡廉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践现状

我们党始终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准确把握经济发展领域反腐倡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十六大以来, 中纪委监察部制定法规或规范性文件300多项, 并按计划逐年清理一批行政审批事项, 确保经济建设进程中的各项政令畅通。针对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官商关系日益复杂的局面, 纪检部门、司法机关、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 克服反腐案件形式多样, 反腐案件线索发现难等困难, 通过新闻监督、群众举报等途径解决了许多经济腐败的大案要案。与此同时, 在监察部下设国家预防腐败局, 加强对全国预防腐败工作的协调、规划、政策制定和检查。通过不断的实践探索, 形成党委领导、党政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负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为清除经济发展道路上的腐败障碍发挥作用。

目前我国反腐倡廉建设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不理想, 存在着主观认识、客观成效和建设路径三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 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的反腐倡廉建设认识不足。近年来, 反腐倡廉建设较多关注了商业贿赂、工程建设贪污等, 对于产业结构调整、对外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隐性腐败重视程度不够。

第二,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的反腐倡廉体制不健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症结在于体制障碍, 关键在转变政府职能, 改变政府职能错位、越位、不到位的状态。政府与企业职能划分中不明晰, 对微观经济运行干预过多;政府部门职责交叉、权责脱节, 行政运行和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完善, 为以权谋私、滥用职权埋下了隐患。

第三, 反腐倡廉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综合协调机制不完善。十七大提出“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 更注重治本, 更加注重预防, 更加注重制度建设。”虽然我国已建立了与本国国体和政体相适应的反腐专门机构, 但基层反腐倡廉实践的预防工作还有待广泛开展, 基层反腐倡廉建设的路径和手段仍较为有限, 难以综合协调形成合力, 难以满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

三、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领域

2010年2月, 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 就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八大重点工作, 即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自主创新、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生态文明建设、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文化产业、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为我们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明确了主攻方向。

第一, 加强经济领域的反腐倡廉建设。一是经济结构调整领域。重点加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快调整城乡结构, 加快推进城镇化、加快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和国土开发空间结构领域的反腐倡廉建设。要在工程建设、土地出让、资源开发、政府采购、政府扩内需项目等工作, 切实加强监督检查和审计。防止少数单位利用贿赂政府官员, 利用非正常手段争夺公共资源分配。二是产业结构调整领域。在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推进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进程中, 企业并购重组和龙头企业上市等改革进程可能引发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多样化的问题。要防止假借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之名, 转移公共资产或搞“政绩”建设。加强对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结构调整行政审批的监督, 对与企业搞“暗箱操作”或“行业潜规则”等行为应重点彻查, 坚决反对妨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权私用行径。三是农业发展领域。要将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政策落实为反腐倡廉的重点环节, 加强对贪污支扶农惠农公共资金的彻查, 保证专款专用。加强政府部门对粮食收购资金、粮食风险基金、粮食主产区转移支付、农田水利基建等资金管理的审计监管。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 加强对非建设性占用耕地的管理, 切实遏制耕地过快减少的势头。四是文化产业领域。经营性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文化产品审查、文化产品流通和打击文化盗版产品、规范文化市场交易行为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重点领域。文化产业发展不能完全的商业化、产业化和市场化, 在教育文化产业、娱乐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都应当有政府的适度干预, 应加强对文化市场准入、文化娱乐场所整治、网吧监控平台、出版物市场监管等相关管理部门的监管, 尽可能减少监管盲区。五是对外经济领域。要加强对企业“走出去”行政审批、技术展示和技术交易平台建设、招商引资等领域的反腐倡廉建设。在招商引资过程中, 要加大对非法占用耕地、挪用土地征用经费、随意减免税费等现象的查处力度。

第二, 加强和谐社会建设领域的反腐倡廉建设。一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领域。在公共资源分配、公共产品交换等领域, 容易出现社会保障、国民教育、公共医疗、社会分配不公等突出问题, 如教育乱收费、医药和医疗服务不正之风、上路执法人员违章违纪等腐败现象屡禁不止。应重点加强对直接关系民生的社会管理部门的反腐倡廉建设, 加强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强农惠农政策的监督检查, 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二是生态文明领域。加快建立资源节约型技术和生产体系, 实施生态工程是加快推进节能减排, 污染防治进程的重要途径。针对近年来涉及环保部门腐败案件被立案查处数量增多的情况, 应重点加强环评审批相关工作的监察, 充分发挥环评的“控制闸”和“调节器”作用。制定环境违法行为处罚自由裁量的细化标准, 减少权力寻租空间, 有效预防杜绝企业乱排污。

第三, 加强自主创新领域的反腐倡廉建设。一是科技管理领域。要加强对科技管理部门在科技计划立项、科技成果鉴定、对外技术交流等环节的反腐倡廉建设, 防治领导干部为个人留“科技项目”指标。严防人才管理部门在落实创新人才引进奖励政策中收受贿赂、滥用职权。二是科技研究领域。当前, 一些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存在重申报、轻执行现象, 项目资金运作缺乏必要的监管, 对知识产权转移转化和投资入股过程还不规范, 还没有建立成熟的重大事项决策、重大投资 (融资) 及大额资金使用的民主机制, 不利于科技资金发挥应有效益, 必须加强反腐倡廉建设。

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对策

第一, 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 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制度保障。加快推进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财政管理体制以及政府投资体制等领域的反腐倡廉制度建设, 进一步健全完善各项法规制度, 不断巩固重点领域改革成果。注重抓好制度的系统配套工作, 加强制度执行情况的纪律检查和行政效能监察, 切实提高制度执行力。将惩防体系建设纳入“十二五”规划, 同步部署, 同步推进, 进一步提高坚决惩治腐败和有效预防腐败的工作水平。建立健全责任机制, 把落实惩防体系建设任务情况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范围, 把考核结果作为选拔任用干部重要依据。

第二, 加强经济领域监督检查, 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纪律保证。要牢牢把握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 牢固树立全局意识和服务意识, 积极协调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对经济结构调整、市场价格调控、规范节约用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等重点工作的监督检查, 加强科技资金投入、社保基金、住房公积金、扶贫和救灾资金、“三农”资金、教育资金等专项资金的财政审计监督。坚持主动跟进, 及时发现、严肃查处各种违反纪律行为, 着力解决监督检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

第三, 大力开展行政纠风, 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群众基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要认真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重点围绕城市道路交通管理、保障性住房全程阳光工程以及城市改造、征地拆迁、食品药品安全、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涉及民生的问题, 加大纠风治乱工作力度, 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大力弘扬民主、廉洁、高效的行风, 形成由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共同参与的多层次行政纠风体系。

第四, 坚决处理违纪违法案件, 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约束。只有坚决惩治腐败, 才能使教育更有说服力、制度更有约束力、监督更有威慑力、改革更有推动力、纠风更有强制力。针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领域的违纪违法案件, 必须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 严肃查处党政领导机关、经济管理部门的违纪违法案件;严肃查处商业贿赂案件, 加大对行贿行为的刑事处罚、经济处罚和资格处罚力度;严肃查处违背科学发展、领导干部插手经济活动以权谋私以及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案件, 达到查办一起案件、教育一批干部、解决一类问题、完善一套制度、治理一方风气的目的。

第五, 坚持改革创新, 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精神动力。“十二五”时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期和攻坚期, 各地各部门在行政管理、金融、涉外经济、土地管理、科技、城乡统筹、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等体制机制不断改革创新。针对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要坚持创新精神, 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既要严肃执行党纪政纪, 又要积极促进干部群众解放思想、敢闯敢试, 形成共担改革风险、共创改革大业、共享改革成果的鲜明导向。既坚决维护党的纪律, 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约束, 对违纪违法行为坚决查处, 又充分依靠和信任广大党员干部, 坚持宽严相济、治病救人, 最大限度地保护干部、凝聚力量, 发挥各级领导干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 [M].人民出版社, 1991.

[2]、江泽民文选 (第一卷) [M].人民出版社, 2003.

[3]、李成言.警惕腐败因素干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J].领导科学, 2010 (9) .

[4]、臧胜业.努力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坚强保证[DB/OL].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网站, 2011-01-04.

[5]、吴敬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着力完善新体制[J].财贸经济, 2008 (12) .

[6]、胡锦涛.在省部级干部落实科学发展观研讨班上讲话[DB/OL].新华网, 2010-02-03.

经济社会发展与反腐败 篇9

世界银行公布的《世界发展报告》 (2002) :“现在人们认识到, 腐败对经济发展造成很大的不利影响。各国均有确凿的证据表明, 腐败越严重, 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水平越低。” 尽管大多数人对这一观点持赞同态度, 但在经济学研究中, 对于腐败产生的效应仍是具有争议的, 争议围绕腐败是经济增长的“沙砾”还是“润滑剂”展开;现实世界中高腐败与高速经济增长并存于同一经济体的“双高之谜”现象也为腐败“润滑剂”之说提供了一定的依据。不少学者已经开始关注这一谜团, 并求解腐败为何对不同经济体产生不同影响的多方面原因。比如, Alvaro Cuervo-Cazurra (2008) 研究了不同类型的腐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 普遍的腐败作为一种阻碍力量, 增加了投资成本;而独裁的腐败作为一种不确定性, 可能不存在这样一种阻碍作用。并认为转型经济体同其他的经济体相比, 腐败产生的影响也更为复杂;Keith Blackburna, Gonzalo F.Forgues-Puccio (2009) 研究发现, 腐败对有些国家的危害较小, 腐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依赖政府官员如何对寻租行为的调和程度, 不同形式的腐败可能造成了腐败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Méon and Khalid Sekkat (2005) 实证分析得出了腐败对经济增长和投资均产生消极影响。而杜晓燕, 李玉华, 叶明 (2010) 在针对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研究中发现, 不同区域的新兴国家腐败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不同。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实证分析“金砖四国”中的腐败对经济增长的总体效应, 并检验腐败对经济增长各个源泉的影响, 求解“金砖四国”是否存在“双高之谜”。选择“金砖四国”这几个正经历改革的经济体作为研究腐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样本, 有其特殊意义, 具体表现在转型经济体中, 各项经济市场体制并不十分健全, 腐败相对比较容易滋生, 腐败现象也较复杂, 研究相对也更具有代表性。

2 实证分析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2.1 实证分析模型构建

本文在Mo (2001) 建立的经济增长与腐败关系模型基础上构建实证分析模型。Levine和Renelt (1992) 以跨国模型检验了影响经济增长的许多变量, 其中有显著性影响的是投资占GDP的比例、人口增长率、初期人均GDP以及人力资本, 其中前两项为经济增长层面的要素, 后两项为经济发展层面的要素。基于Levine和Renelt的研究, 生产力增长率模型可以表示为:

γ=γ (CORRUPT, y0, HUMAN) (1)

式 (1) 中, CORRUPT是腐败指数, y0表示初始人均GDP水平, HUMAN是人力资本存量。在这个模型基础上, Mauro (1995) 加入了政治稳定程度变量INSTAB, Mo (2001) 加入政治权利变量PRIGHT来完善模型, 最终建立了经济增长与腐败影响模型, 表述为:

虽然Mo的理论模型已经涵盖了若干影响国家经济增长的变量, 但在将此模型运用至本文所欲探讨的“金砖四国”经济增长问题上时, 仍然需要对部分变量加以修正。①变量就业人口增长率替代劳动失业率。虽然劳动力的增长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动力, 且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产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 但如果劳动力的运用缺乏效率, 市场上充斥着失业劳动力, 这将可能使劳动力变量的解释力降低。因此就劳动力部分, 本文拟修正Mo的经济增长模型, 以就业人数增长率作为变量, 来衡量其与国家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②增加经济开放度变量;积极扩大对外开放, 利用外部资源和市场条件等所谓全球化红利, 加速自身发展, 是全球化时代“金砖四国”赶超发展的共同特征。在积极引入外资、利用外资的同时, 也滋生了大量的腐败活动, 因此在考察腐败与经济增长关系时引入经济开放度变量能解释一定的问题;③删除变量y0, y0表示初期经济水准。修正后的模型考察的是经济增长与各变量之间的关系, 初期实际的GDP水平在模型中的实际意义不大, 考虑摒除该变量;④增加投资率变量inv。腐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投资活动, 投资活动的变化会直接反映在经济活动总量上, 在此, 引入投资率这个变量, 是将其看做腐败与经济增长的中间变量来检验腐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经过上述修订, 形成本文的经济增长与腐败影响模型, 如下所示:

y=α0+α*1emp+α*2sc0+α*3fa+α*4inv+

α*5open+α*6cor+α*7gov+μ (3)

模型中的α0, α1, α2, α3, α4, α5, α6, α7, μ均为参数。

2.2 变量说明

(1) 人均GDP增长率y:

被解释变量, 表示一国经济状况的变化。分别以四个国家1994年的人均GDP为初始人均GDP, 以计算期内每年的人均GDP与初始人均GDP之比作为人均GDP增长率。

(2) 国内固定资产增长率fa:

“金砖四国”都处于转型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在转型的过程中, 存在较强的投资诱因, 并进行多项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 以适应本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要求。本文采用实际国内固定资产增长率作为变量来对此加以衡量。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即预期固定资本增长率与经济增长将有正相关关系。

(3) 就业人数增长率:

劳动力是生产函数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本文以就业人口增长率来衡量。Mencinger (2003) 通过实证分析提出就业人数的持续增长对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来正面效益。故提出本文的第二个研究假设, 预期就业人口增长率将促进新兴国家经济增长。

(4) 中学入学率:

早期的许多研究表明教育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作用, Maddison (1987) , Benhabib和Spiegel (1992) 分别通过对多国数据的分析也得出了教育对经济增长起了重要作用的结论。教育水平代表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 人力资本对一国经济发展及其重要, 因此, 在本文中假设, 入学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5) 投资率与GDP的比率inv:

以样本期间各个国家FDI与GDP的比率计算而得, 样本采用的四个国家在引进利用外资上表现是比较积极的, 因此可以在传统的生产函数的基础上, 加入FDI这个变量, 在检验腐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使模型的解释力更全面。

(6) 外贸依存度open:

按照传统的定义, 外贸依存度是一国外贸总额与其国内生产总值 (GDP) 之比, 用于衡量一国经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传统的计算存在重大缺陷, 一国经济依赖国外和国内两个市场, 对两个市场的依赖程度之和是100%。然而, 传统定义下的外贸依存度却可能超过100%。本文引入外贸依存度的一个新的计算方法, 以经济活动总量来代替国内生产总值, 计算公式为外贸总额除以经济活动总量。

(7) 腐败指数cor:

透明国际组织公布的腐败指数CPI作为各国腐败的衡量指标。CPI指数直接可以从透明国际的官方网站上获得, 它每年都会公布一次。数值范围为0～10, 分值越高, 表明这个国家越清廉, 分值越低则说明这个国家越腐败。为研究方便, 我们取该指标的反向意思, 腐败数值的增加直接代表着腐败程度的上升。由于cor腐败指标的取值范围为0～10, 在回归分析中, 我们用 (11-cor) 来代替 (cor) 。

(8) 政府管理质量指数gov:

Kaufman (1999) 等人曾用一个腐败的不可观测组合模型来构建管理指标。他们首先将可用的管理指标划分为5个集, 并组合成5个复合指标。每一个复合指标代表管理的一个方面。数值在-2.5～2.5范围变动, 数值越高, 意味着管理越好。为研究方便, 管理质量指数表示为 (3.5-gov) 。通过言论自由与政府责任, 测量一个国家的公民参与政府选举的程度, 它代表政治系统的开放度。政治稳定和反暴力, 表示一个国家的统治政权被可能的违法或者暴力手段动摇或被推翻的可能性, 也就是一个国家的政治风险评估。政府效能, 表示公共服务的提供、官僚机构、公务人员的能力、政治压力下, 公共服务的独立性和政府政策的可信度这些方面的表现。法规执行品质, 对市场采取的一些不那么好的政策的发生率, 比如, 价格控制或银行监管不足以及强制实施的过度的管制负担。最后一个指标是法治, 有信心并遵守社会规则的程度。

综上所述, 得出如下假设:①就业人数增长率、中学入学率、国内固定资产增长率、外贸依存度、政府管理质量指数这些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向的, 各指数的相关系数应该为正数;②腐败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的, 相应的系数的估计值应该为负数。

2.3 数据来源

样本数据区间为1994—2008年“金砖四国”的数据, 其中1995—2008年腐败指数来自透明国际的网站, 由于1994年透明国际还未公布腐败指标, 1994年的数据为1995年与1996年的数据进行简单的加减平均得来, 管理指数和其他的经济、教育指标的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网站。管理质量的四个指标均是世界银行隔一年公布一次的, 因此中间那些未公布数据的年份本文均采用取平均数的方法将其补全, 鉴于这些腐败指标同政府管理质量指标每年的变化不大, 可以假设这些填充数据的影响不大, 认为其并不影响检验结果。就业人数增长率、国内固定资产增长率以及人均GDP增长率均是以1994年的值为基期, 用样本期间各年的数值除以基期数值得到的。

3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的计量方法是采用时间序列方法对“金砖四国”中每个国家单独进行检验, 数据区间为1994—2008年的数据。

3.1 数据平稳性检验:单位根检验

在进行时间序列回归分析之前, 为避免产生假性回归结果, 必须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 确定数据是否为平稳序列。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通过对原序列及其一阶差分进行平稳性检验, 检验结果均显示具有单位根, 也就是说原序列及一阶差分序列均为非平稳序列, 继续对序列进行二阶差分, 分别选择了不含常数项和趋势项, 只含常数项与既含常数项又含趋势项三种情况进行估计, 检验结果显示, 至少在10%的显著水平上, 各序列是二阶平稳的。检验可得到所有变量的单根检验结果都达到至少10%的显著水准, 拒绝了零假设。

3.2 计量结果分析

上一部分对变量进行了平稳性检验, 结果符合同阶单整的条件, 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下表是四国回归分析的结果:

注: () 内的是标准差。

根据回归结果可以得出如下:

巴西

y=-0.850129+3.707857*emp+0.001333 *sc0+

0.787166 *fa-4.433996 *inv-4.076801*open-

0.120509*cor-0.264469 *gov (4)

俄罗斯

y=1.344473+2.573222*emp-0.010081 *sc0+

0.811391 *fa+21.93346 *inv-0.503822*open+

0.206542*cor-0.982160*gov (5)

印度

y=7.692042-5.225500*emp-0.002455 *sc0+

0.370661 *fa-2.732041 *inv+0.088125*open+

0.050283*cor-0.548788*gov (6)

中国

y=-6.044184+9.977377*emp-0.007154 *sc0+

0.750919 *fa+2.972766 *inv+1.281135*open-

0.360717*cor-0.202467*gov (7)

根据上面回归分析结果, 下面对不同国家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详细分析。

(1) 就业人数增长率

就业增长率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正相关作用, 符合西方传统经济理论, 即经济的增长会促进就业增加, 二者呈现正相关的关系。而对金砖四国的其他成员来说, 这一正向影响并不显著, 甚至根据印度的计量分析结果来看, 二者的关系是反向的, 这表明, 对印度来说, 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明显背离了传统经济理论, 表现为经济增长率与就业弹性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这与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以及其经济增长方式相关, 印度国内的发展模式是重消费而非投资, 他的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比较好。例如, 印度国内的储蓄水平只有中国的一半, 消费对印度国内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巨大的, 它有30%～4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来自生产力的增长, 而不是资本或劳动力的增加。另外技术进步加深了对劳动的替代, 可能也导致技术进步对就业的拉动效应受到限制, 这些均可能是经济增长率与就业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的原因。

(2) 中学入学率

实证分析结果显示, 入学率对巴西的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不显著的正相关, 对其他几个国家来说, 中学入学率的影响均与预期的相反, 为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原因可能如下, 一是四国都经历了或正经历着经济体制的转型, 转型过程中, 教育对经济的影响可能被削弱;二是在发展中国家, 大学毕业生较高的失业率和智力流失, 反而可能导致教育发展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另外这可能是转型时期短期内虽然中学教育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 但是高等教育的普及还不是那么全面, 培养出来的人才不一定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 即存在着教育培养的学生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一致的情况。因此教育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正向作用在短期内不明显, 长期内, 这种教育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可能会慢慢显露出来。而对俄罗斯来说, 投入巨资培养的优秀人才, 培养出来后在国内却无人问津, 以致散落到世界各国。另外, 很多很有专长的优秀科学家, 在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的情况下, 不得不到国外谋生。与此同时, 很多发达国家也正是看中了俄罗斯既廉价又优质的专业人员, 大量网罗俄罗斯科技人员, 结果造成优秀专业人才大量外流。专业人才的大量外流可能造成教育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不显著的负相关。

(3) 国内固定资产增长率

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新经济增长理论, 无一例外地资本积累都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 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是无法否认的。与其他手段相比, 固定资产作为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 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为直接和显著, 因而成为政府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和进行宏观调控的首选手段。四个国家的国内固定资产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显著的积极影响说明了这一点, 当固定资产增长率增加1%, 各国的经济增长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对人均GDP产生的影响最小的是印度, 也达到了0.370661%的增长率。因此本文认为, 在“金砖四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 固定资本为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这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 将基础设施建设摆在重要位置的事实相符, 同样也说明, 这四个国家均受到外资的青睐。

(4) 投资与GDP的比率

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一驾马车, 投资具有两重性, 既对生产构成需求, 又能增加生产能力, 从而增加供给,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对俄罗斯和中国来说, 国内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而对印度和巴西来说, 国内投资不足是制约国内经济发展的一大弊端。印度国内的储蓄水平只有中国的一半, 每年流入印度的境外直接投资大约只有中国的10%, 印度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比中国落后10～15年;在巴西, 国内投资不足也是导致经济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5) 外贸依存度

总体上来说, 经济体的开放对四国产生的影响是不显著的, 对中国和印度, 这种不显著的影响是积极的, 而对俄罗斯和巴西来说, 却显示产生的是消极的影响。而经济体的开放度对巴西的消极影响十分显著。这与外贸依存度本身是一把双刃剑相关, 如果其他国家处于经济的上升期, 则对本国产品的需求会扩大, 从而有利于本国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反之, 则会将本国经济带进衰退。国外贸依存度过高, 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就越高, 这样国内经济发展就会受到世界经济牵制, 在参与国际分工及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金砖四国”的高外贸依存度意味着四国的经济增长比较依赖国际市场, 国际市场上的突发事件都可能直接影响到四国国内经济的发展, 有可能影响到国家经济决策的能力。更甚者, 可能导致对外贸易摩擦增加。四国的发展是引人注目的, 国际上某些国家借此炒作, 提出所谓的“威胁论”, 成为了某些国家阻碍四国发展扩大贸易摩擦的借口。高外贸依存度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了经济增长的一个不利因素。

(6) 腐败

总体上来看腐败对各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 对巴西和中国, 腐败产生的影响是消极的, 对印度和俄罗斯来说, 实证显示腐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在中国, 腐败对经济增长却产生了显著的消极影响, 1%的腐败程度的上升, 可能导致人均GDP的0.360717%的下降。实证结果并不能得出高腐败与高增长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 一方面, 这可能与四国处于转型时期, 各项机制并不是十分完善, 腐败因此在法制的空隙中得以滋生与发展有关;另一方面, 经历着改革的“金砖四国”腐败现象复杂, 腐败形式多样, 腐败对增长的阻碍作用与腐败对政府管理缺陷产生的补充的积极影响的相互抵消也可能是腐败整体影响不显著的原因之一。

(7) 政府管理质量指数

四国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的是政府效能这一指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总体上显示的是政府效能对经济增长的不显著的负相关。分别将政府管理质量的其他指标代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基本上为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 政府管理质量的改善或者恶化, 实际上对经济增长以及对腐败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不大。

4 结论

在不同转型经济体中经济政策及政治形态上不同, 腐败可能产生的作用不同, 并影响改革的效率。在不同的情境中, 腐败可能会阻碍经济发展, 有时腐败也可以帮助避免经济上出现的低效率。但无论什么形式的腐败都有它的代价, 而这个代价可能并不出现在经济增长的统计资料中。本文对“金砖四国”实证分析腐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得出基本上符合腐败是经济增长的“沙砾”的这种主流观点。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 巴西是一个高度分权的联邦制国家。这一特性使它很难建立一个专门而独立的中央反腐败机构。巴西的反腐败力量分散在几个不相协调的机构中。但是从1993年开始, 巴西陆续颁布了相关的反腐败规章制度, 并积极参与国际反腐败合作, 在反腐败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在这样一种反腐败的环境下, 像Leff (1964) 提到的腐败对政府机构的“润滑剂”作用还是较难实现的。

第二, 我国打击反腐败的行动同样积极, “润滑剂”作用受到环境制约, 再加上中国是一个正在发展及正在转型的经济体, 腐败的形式复杂多样, 已经严重影响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发展。

第三, 对印度和俄罗斯来说, 腐败产生了不显著的消极影响, 这一结果说明, 在转型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家, 腐败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转型过程中, 一国经济政治体制发展不完善的缺陷, 贿赂的发生能促使政府各项政策比较有效率地制定及执行, 能够使企业避免负担应对官僚制度的成本。俄罗斯转型时期的腐败呈现出此前未见的形式与规模。其主要特点就在于:腐败与不受监督的“原始积累”过程密切相关, 与几乎无序的官僚资本主义的形成密切相关。这种不健康的市场运作方式几乎代替了正常的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体制, 在一定时期内, 腐败的“润滑剂”作用还可能继续在这种环境下发生。

在本文的研究中, “双高之谜”中的高腐败与高增长是四国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偶然现象。经济体在转型过程中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机遇和挑战, 经济体制的改革, 经济的全球化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诸多机会, 各国也分别储存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有利条件, 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 日趋进步的技术条件, 同时国内优越的条件也吸引了外资的大量进入, 成就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另外, 四国本身大范围存在腐败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均是巨大的, 加之国内体制转型带来的法制空当以及国际开放环境下增加的外来风险, 更为腐败的壮大提供了机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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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发展与反腐败 篇10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 (CSR) ,商业反腐败,整合

尽管国际企业社会责任(CSR)运动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取得跨越式的飞速发展，但是国际上对CSR的理论与实践仍然缺乏一种普遍认同的定义与方法。最悲观的理解甚至把CSR仅仅当作一种橱窗展示秀;最乐观的理解，认为CSR意味着企业与利益相关方针对当今环境、社会与伦理挑战的一种付诸行动的积极尝试。随着CSR运动不断演进，商业反腐败行动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商业反腐败行动如何选择合适的切入点支持与配合CSR行动战略注定要提上日程。

如果CSR运动正如他们承诺的那样是致力于企业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值得信赖的商业反腐败努力就应该更加密切地与CSR运动整合起来，以便更大限度地降低腐败风险和提升负责任的商业行为。然而，实践中CSR行动与公司治理中的反腐败方法与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各自为阵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企业的不负责任与贪婪暴露无遗，这也正印证了我们当下对CSR的本质内涵缺乏理解，对CSR促进公司治理及商业反腐败的作用缺乏分析，这就不利于公司诚信体系的构建。

本文致力于沟通并整合二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为商业反腐败在轰轰烈烈的CSR运动中争得一席之地;另一方面，CSR的演进及其重要性在公司运营中地位的日益增强，也能够为提升商业反腐败的绩效，提供一些有借鉴意义的经验与教训。

一、CSR与商业反腐败的关联

尽管对CSR的明确界定一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一个普遍被认同的共识是CSR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利益相关方的利润回馈，还应该使社会从企业CSR行为中不断受益。

CSR的终极目标是确保社会可持续发展，聚焦于企业与环境及社会良性互动中的伦理行为。公司治理过程中，从内部管理视角关注CSR与商业反腐败的关联，积极探寻方法从更广泛的公司治理努力中控制商业贿赂与腐败的风险，目的在于减少公司财务与运营过程中易受染指的薄弱环节，使公司治理达致透明、负责任与诚信状态。

评估与减少公司贿赂与腐败的风险不仅仅是公司治理的一个核心要素，而且也应该渗透到企业所有运营方法与行动实践中去，从而实现企业社会责任。在没有充分认识到企业运营活动应该竭力避免贿赂与腐败的情况下，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伦理承诺就往往会沦为空头口号。一些国家的政府就意识到这种关联，强调要整合商业反腐败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去，阐明公司反腐败战略、风险、业绩与可持续发展是密不可分的。考虑到上述关联理解，为了促进二者之间的共赢、互惠与高效，CSR应该而且能够与商业反腐败的努力更加紧密地整合起来。

十年前，对于CSR的认识存在一种矛盾心理，认为它仅仅是一个短命趋势。并且认为其方法与实践是肤浅的。然而，非政府组织及日益壮大的公民社会越来越关注公司商业行为，以期解决全球性棘手问题。尤其重要的是，通过更加负责任的公司行为，来防止这些棘手难题不断涌现。

然而，许多公司对于CSR的认识仍然徘徊在扪心自问阶段，以期搞清楚哪些是其真正的业务。CSR项目常常被贬低为一个公司的法务或诚信部门，而远远没有整合并渗透到公司的日常运营中去。尤其在反商业腐败方面，更加没有落到实处。

公司许多瞻前顾后的态度，导致对CSR的贬损，常常将其贬低为仅仅是另一类公关活动，或者仅仅是慈善的另一种称呼，甚至当做规避政府严格管制的挡箭牌。诚然，全球也有相当多的大公司与部门领导意识到，尽管CSR行动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它对公司未来可持续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战略情境要素。

二、CSR与商业反腐败行动的发展

公司成为更好的企业公民，压力不仅仅来自于利益相关方。近年来，股东开始越来越多地要求公司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目前在不断壮大的一群投资者开始把CSR标准整合到投资筛选评价指标中去，以便评估公司在环境，社会及政治方面的业绩(如社会责任投资)。

另一个关于CSR的新趋势是CSR被一些国家纳入立法考虑。如欧洲的丹麦和法国，就立法要求公司在其年度报告中必须包括CSR方面的信息。在英国，社会保障基金托管者现在必须要披露他们投资决策中关于CSR的考虑。还有一些国家CSR立法致力于关注工厂与社区的劳动与社会政策。

随着CSR行动日益成长壮大，反腐运动应该致力于整合商业反贿赂与腐败行动于CSR日程中来。如作为CSR重要部分的企业及其供应商的伦理要求，能够有助于强化在商业交易中直截了当地拒绝贿赂的滋生。在这个意义上，倡导作为CSR重要组成部分的商业伦理行为，能够对商业反腐行为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与此同时，强化透明的商业反腐行为，也能够增强公司履行CSR的承诺。

诚然，商业反腐败在CSR舞台还是一个新问题，它不像已经确定的内容，比如环境可持续及劳动与人权那样，商业反腐败直至20世纪90年代，还没有在公私领域大张旗鼓地作为政策宣扬，它是伴随着一些国际反腐组织及世界银行对商业反腐败的重视，尤其是2003年联合反腐败大会公开正式签署国际反腐宣言，才开始在国际上崭露头角。

三、整合CSR与商业反腐败的困境与动力

随着CSR与商业反腐败更深入地渗透到公共政策领域，二者之间建立紧密联系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更多地相互关注，而是要确定上述两方面对商业行为究竟有何影响。商业反腐败的责任尤其在美国公司受到重视，美国公司通常会接受法定诚信管制部门的全方位监管。

在公司外部，CSR有时经常委托给外来的CSR单位，与公司经常缺乏联系与一致性行动。在公司内部，CSR要求通常只被看作是软政策，并没有真正进入到公司运作与员工行动的层面。负责CSR的经理通常会抱怨他们的挑战来自企业内部，他们认为公司并没有把CSR行动当作核心业务，而通常是视为可有可无东西，严重忽视与低估CSR的重要意义。

尽管CSR面临这些公司实践中的困境，但是仍然有许多公司呼吁加大CSR与商业反腐败的整合与一体化力度，特别是在企业声誉等与伦理相关联的领域。许多公司在年度报告中致力于把二者的整合纳入其公司日常行为规范中去。它们寻求商业伦理规则与商业实践行为一体化，通过的CSR风险管理与伦理的整合强化二者的一体化。

董事会的CSR委员会应该随时监管公司责任报告中的伦理规则及声誉的风险管理。二者整合的动力之一：联合国全球契约，正在成为一种全球性倡议的目标之一。该契约包含一些自愿性的规范，涉及到劳动、人权、环境及反腐败等诸多方面，其十项原则根植于关于社会责任与商业反腐败的诸多国际公约之中。上述原则聚焦于向商业腐败开战，联合国的人权宣言积极推动了十项原则的实施。全球契约原则使国际社会意识到CSR与商业反腐败之间的关联以及整合的重要性，认识到商业反腐败是CSR体系建设的一个核心问题，把商业反腐败与CSR的中心议题，如环境、人权及劳动实践等紧密联系起来，有助于从更广阔的视域来把握CSR的理论与实践。

二者整合的另一个动力来自于投资领域。全球许多投资基金经理开始要求把企业反腐败维度纳入到CSR综合考量中来，不少国际组织也致力于把反商业腐败与贿赂的方法整合到CSR的准则、标准及指标体系中去，目前一些社会责任投资指数中就包含着商业反腐败的条款。对于那些高腐败风险的企业，整合反商业腐败的方法到其CSR行动实践中就显得尤为必要。

四、构建更加透明与诚信的CSR与商业反腐败行动

要成功构建CSR及商业反腐败行为的诚信度，就要求企业必须把CSR行动与反商业腐败的努力，与企业内外的利益相关方进行充分与坦诚的透明沟通。许多企业不愿意报告其CSR实践中的商业反腐败内容，还有一些企业把其可持续报告束之高阁，仅仅在市场促销中作为粉饰工具来使用，没有意识到其真正的作用，这些做法都严重地限制了上述行为的预期成果。

企业应该充分与利益相关方无障碍交流其在CSR方面所做的工作，尤其是企业针对反商业腐败与贿赂方面所做出的积极努力。全球许多企业开始迈出令人赞许的一步，它们通过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展示它们在CSR及商业反腐败方面取得的业绩。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列出了CSR一系列具有操作性的指标体系，商业反腐败的指标被其归类到社会表现栏目中，该指标体系仔细分析了企业的腐败与社会责任风险，一些内容涉及到政治献金等诸多关联领域。

企业需要进一步改进的是，把发布的非财务报告如商业反腐败责任报告，作为CSR体系的一部分，披露有意义及可持续的信息。目前全球大约有500家知名公司已经结合自己公司战略及管理体系，针对商业反腐败与贿赂问题定期发布报告。

然而从董事会的角度来看，许多企业仅仅倾向于将反腐败报告局限于公司高层中传达，而对于更大范围的企业利益相关方，董事会似乎更习惯于保持沉默与装聋作哑。商业反腐败报告细节的披露缺失，大大削弱了这些报告的公信力，而且也会引起企业内部与外部利益相关方质疑其CSR报告与承诺，究竟是真正落到实处还是仅仅粉饰太平。

最近几年几家全球大公司的贪腐丑闻频频爆发，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全球商业反腐败法律执行乏力，这就极大地腐蚀了公司诚信度，同时也使利益相关方更加怀疑企业反腐败与推行社会责任的承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落到实处。

目前一些国际组织开始致力于推动企业考虑公开披露反腐败责任报告，同时让独立第三方来监督其商业反腐败与贿赂的行动方案，以期通过增进企业对CSR与反商业腐败承诺的兑现来赢回利益相关方的信心。

五、未来行动展望

国际主流社会对CSR的接纳，能够为商业反腐败发起者在方法与内容方面增进与CSR的整合。企业反腐败倡导者对责任的关注以及CSR对伦理目标的追求，使双方很自然地找到了共同的兴奋点，从而共同致力于环保、人权及劳工权益的维护。

企业层面可操作性联接可以提升二者的整合，CSR与商业反腐败的发起者更多地进行对话与合作，有利于实现途径的一体化。为了实现有效的实质整合，一方面，应该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全球综合性商业反腐计划;另一方面，企业的CSR行动也应该逐步扩大其范围，从而把商业反腐败与贿赂纳入其行动计划清单。

对于商业反腐败行动而言，全球CSR实践的信息为商业反腐败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信息平台。商业反腐败运动应该而且也能够从CSR的成功实践中汲取经验与教训，从而为其改进关于人权、环境及劳工关系的国际准则与标准提供参考。尽管CSR的标准与框架还在不断演进之中，但它们较之商业反腐败的一些规则，具有更加成熟与可行的优势。为了推进二者的整合，反商业腐败运动应该包括以下行动：一要与全球CSR发起者进行深入对话，让对方明确商业反腐败维度的应有地位与作用;二要与CSR行动者及责任投资发起者密切合作，让他们接受国际商业反腐败的标准与规范;三要通过与CSR倡导者的合作，共同推动其更加透明地进行企业运作;四要使商业反腐败项目更加具有公信力，并且与CSR运动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如何看待科学发展观与反腐倡廉 篇11

一、要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科学的反腐观

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抓好第一要务,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反腐倡廉工作要紧紧围绕第一要务来服务,要抓好反腐倡廉工作,必须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科学的反腐观。

1、必须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反腐观

反腐倡廉始终要围绕人这个基本对象来开展,始终要把人作为反腐倡廉工作最积极、最能动的要素,正确把握人的思想行为蜕化、变质、腐败的根源和轨迹。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反腐倡廉的第一信号,把维护党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反腐倡廉的第一考虑,把满足人民群众发展的需要作为反腐倡廉的第一选择,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反腐倡廉的第一目标。

2、必须树立和落实“服从和服务于第一要务”的反腐观

反腐倡廉工作要服从和服务于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就必须为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必须为“两个文明”建设创造一个公开公正、平等择优的良好环境,必须把反腐倡廉工作贯穿于经济建设的每一个环节和整个发展的全过程,达到反腐倡廉与经济建设互促互利、共同发展的效果。

3、必须树立和落实“重点突出、统筹兼顾”的反腐观

有人认为,反腐败就是查处贪污受贿行为,就是严惩腐败分子。实不尽然。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是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的系统工程,是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大要案、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以及源头治腐等于一体的系统工程,它兼备教育、保护、监督、查处多种功能,既能起到惩治腐败之目的,又能达到预防腐败之功效。

二、要用科学的发展观构筑科学的反腐败体系

当前,腐败现象的表现日趋多样化、多元化、复杂化。惩治和预防的科学体系也必须是全方位、多层次、宽视角的立体体系。“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惩治和预防有机统一,是多年来反腐败实践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反腐败规律的科学反映。

1、构筑科学的反腐败体系,教育是基础

切实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和党纪国法教育,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和党纪国法防线。教育的重点是树立好“六观”、学习好“五典”、解决好“四自”、回答好“三个为什么”、坚持好“两个务必”、实践好“一个宗旨”。树立好“六观”,就是加强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着重树立好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事为民所办。学习好“五典”,就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重点学习好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党章,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解决好“四自”,就是加强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教育,使党员干部能够“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做到慎独、慎初、慎微、慎欲,自觉自愿,防范于未然。坚持好“两个务必”,就是要加强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在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考验中,“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实践好“一个宗旨”,就是要把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上来,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2、构筑科学的反腐败体系,制度是保证

制度建设是否完善是反腐倡廉工作是否成熟和规范的重要表现,也是我们是否依法治国、依纪依规反腐的重要表现。充分发挥制度在反腐倡廉工作中的作用,关键在于抓好“一、二、三、四”工程。落实好一个党风廉政责任制;贯彻实施好二个条例,即《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搞好“三个公开”,将政务公开、厂务公开和村务公开推上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轨道,真正实现办事公开、程序公开、结果公开;搞好“四项改革”,建立健全廉洁高效的行政审批制度、公开透明的财政管理制度、规范有序的投资管理制度和竞争择优的人事管理制度。

3、构筑科学的反腐败体系,监督是关键

党的十六大强调,要通过多种有效监督的形式,努力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搞好监督的关键是要坚持“一条主线”、加强“两个重点”、搞好“三个结合”、发挥“四个作用”。坚持“一条主线”,就是以管钱、制权、用人为主线,把监督渗透于人、财、物管理、使用、调配的全过程,防止权力失控、决策失误、行为失范。加强“两个重点”,就是重点加强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监督。搞好“三个结合”,就是搞好自我监督与他人监督的结合,搞好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的结合,搞好组织监督与群众监督的结合。发挥“四个作用”,就是要充分发挥好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做到既敢于监督,又善于监督,既乐于监督,又乐于被监督,将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统一于党风廉政建设的全过程。

三、用科学的发展观落实反腐倡廉各项工作任务

1、深入抓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大案要案、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三项工作

深入推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重点抓好对中央关于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各项规定的落实;加强对领导干部权力运行的有效监督;进一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切实转变干部作风,规范干部从政行为,树立领导干部勤政廉政的良好形象。

加大力度查办各种大案要案。要明确办案重点,重点查办领导干部违反政治纪律,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案件;坚决查办破坏经济发展环境的案件;严肃查处基层干部中发生的侵害国家、集体和群众利益的案件;集中查处国有、集体企业中资产严重流失,企业法人贪污、侵占国有、集体资产的案件旗帜鲜明地支持改革者,保护探索者,帮助失误者,褒奖成功者,惩治腐败者,追究诬告者,努力形成鼓励和支持广大干部大胆探索、潜心创业的浓厚氛围,决不能让干事的人胆怯心寒,不干事的趾高气扬。

集中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要从集中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难点、热点问题入手开展刹风整纪。加大对城镇拆迁、征用土地、企业转制等过程中侵害群众和职工利益的突出问题的查处力度。加强对纠风工作的监督检查,大力开展执法监察,确保纠风责任落实和政令畅通。

2、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推行统一核算,强化资金监管。进一步落实“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各项规定,对违反规定设立“小金库”、帐外帐,违规开设银行账户的要坚决予以查处,严格追究有关责任人和主管领导的责任。

实施“阳光工程”,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加强集中办事大厅管理,提升服务水平;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建立健全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招标拍卖、建设工程项目公开招投标、政府采购及产权交易进入市场等四项制度;积极推行公开办事制度,全面实施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校务公开、村务公开等“阳光工程”。

摘要：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我们党的反腐败工作,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