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

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精选12篇）

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 篇1

近些年来, 逐渐有学者试图从社会法的角度对经济法进行研究, 从而掀起了对这两部法律关系研究的热潮。然而在当前, 国际上对于社会法与经济法的涵义界定各不相同, 对二者关系的研究产生了一定阻碍, 因而要想深入探究二者的联系, 首先需要对于经济法的涵义进行一个明确的界定。我国学者近些年来借鉴国外学者对于经济法的定义, 细致总结了这一法律的分类, 将其分为广义、中义以及狭义三个部分, 为二者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一、社会法涵义界定

1. 社会法涵义

“社会法”是当代法理论里一个独有的名词, 这一概念由法国和德国的学者率先提出,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 不少西方的法学家大范围的开始使用社会法这一概念。《社会法典》对社会法的涵义进行了界定, 这本法典由德国学者完成, 在本书中提到“社会法可以为保障社会公平和社会福利提供理论依据, 能够有效调节社会福利的支出”。从这一概念上来看, 德国把社会法的概念与社会保障法进行等同。而在法国以及日本, 这一法律的概念范围比德国的更加大一些, 这些国家认为这一法律不仅应该包含社会保障法还应该囊括劳动法。在英国, 社会法被理解为具备广泛社会意义的法律的总称, 其对于教育、居住、福利以及其他社会保障的方面都有涵盖;而在美国, 在美国学者的著作中可以发现, 美国法学家一般将社会法进行了比较宽泛的阐述。美国法学界的观点认为这一法律不但可以为处理各类社会问题提供依据, 也可以为保护弱势群体提供立法的支持, 比如在1840之前颁布的济贫法、工会法等等;另外还可以处理棘手的社会各类问题, 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各项福利事业的开展。

2. 社会法分类

我国学者将多种“社会法”涵义进行划分, 一共分为广义、中义以及狭义三个类别。依据我国学者的分类, 广义上的社会法, 其实就是一个概念性的名词解释, 其具体含义是为了处理复杂的各类社会问题而颁布的多种法律法规的总称, 并且把经济法也纳入了这一法律的范畴;中义社会法的概念则认为社会法能够调整保障自然人基本权利从而衍生出的社会关系, 其中有弱者的保护关系、基础生活保障的关系以及其他与公共利益和公共事业相联系的多种社会关系;而狭义的社会法则仅仅是指一部社会保障法。由于各国学者对于这一法律的涵义界定不一致, 那究竟如何界定这一范畴则需要在综合分析这一法律的社会性的基础之上, 参考具体的司法实践来进行合理的分类。这一法律由于其自身具备较高程度的社会性, 所以会更为紧密的与社会各方面的运行产生联系, 其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据此可以发现, 中义的社会法更加适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 因此, 本文主要从中义社会法的角度研究其与经济法的关系。

二、经济法与社会法关系辨析

1. 经济法与社会法相同之处

社会法与经济法都是当代新兴的法律部门, 二者有许多共同之处, 因此, 在法学界有不少学者将经济法解释成社会法, 以及根据社会法的存在路径探究经济法的内在规律。单从法律本质上来说, 这两部法律具备相同的本质, 即都是现代法律门类的一种, 既包括公法的特质也包含私法的特质, 属于公法与私法相互交叉的表现, 在各国法学界普大致把这两种法律共同算作第三法域的范畴;并且这两部法律都含有政策性的内容, 也就是说国家相关政策会在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中产生巨大影响;这两部法律都会依靠国家相关领域的干预手段, 运用了多种法律手段相结合的方式, 注意强制性、任意性规范的相互配合;并且这两部法律都是以社会本位为据点, 以促进社会集体利益为追求, 力图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不但如此, 经济法的立法渊源也和社会法的渊源存在共性, 因此这两部法律的联系十分紧密。

2. 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区别

从严格角度来说, 这两部法律具备诸多不同之处, 在研究二者关系时不能将其混为一谈。二者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 经济法产生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 由于市场中的弊端逐渐凸显, 国家必须加以干预, 经济法应运而生, 而社会法的产生则主要因为在市场化运行过程中产生了诸多棘手的社会问题;二者的立法宗旨与目的也不相同, 前者主要从经济发展的角度, 以促进经济正常运行为目标, 追求经济发展的效益, 而后者则是为了保障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 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调整对象上, 经济法主要适用于经济管理关系、公平竞争关系、组织管理性的流转关系以及合作关系, 其主要调整的是商品、价格以及资本之间的关系, 而社会法则主要适用于具备社会意义的调整对象, 不但包括经济领域, 哈包括其他领域产生的合法社会关系, 主要可以总结为社会保障关系、弱势群体权益保护关系、公益事业举办社会关系和教育权利保障社会关系;在调整方法上, 经济法侧重于经济性的调整手段, 并且这是经济法进行调节的唯一手段, 而社会法相抵选择性较多, 主要包括对于人权、社会公平以及社会福利的干预。

3. 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功能配合

根据上述的研究不难发现, 在当前经济与社会逐步是实现一体化进程中, 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加深与完善, 这两部法律全部具备经济与社会这两类重要职能, 加之两者之间不断深化的功能配合, 对辅助国家各项政策的执行具备较显著的作用, 有利于实现国家的公平与正义。经济法与社会法相比, 前者的主要功能在于经济功能, 辅之以必要的社会功能, 可以有效调整国家在国民经济正常合理运行过程中产生的诸多法律关系, 保障社会各主体的利益;而后者则以社会功能为主, 辅之以必要的经济功能, 可以对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两部法律在当前谁注意市场经济体制下, 具备同样重要的作用与地位, 两部法律之间更应该进行深度的功能配合, 相互补充, 共同为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做出贡献。

三、结语

不同种类的法律部门以及不同种类的法学学科其价值取向与调整范围也会存在差异, 因此对待同一法律事件, 其视角不同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进而提供不同的处理办法。本文主要从涵义与分类两个方面对社会法进行界定, 进而探讨了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 二者在法律属性、法律渊源等方面具备较高的相似性, 而在产生的历史背景、立法目的与宗旨以及调整对象等方面也具备不可忽视的不同之处。由于二者之间拥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因此在实际的司法实践当中需要二者进行深度配合。

摘要：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是近代法学理论界探讨的又一重大课题, 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 法学界有着各不相同的看法。本文主要从涵义与分类两个方面对社会法进行界定, 通过研究了美国、法国以及日本等国家学者对于经济法的概念界定, 总结了我国学者对于经济法的分类, 主要包括广义、中义以及狭义三种类别, 进而探讨了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 二者在法律属性、法律渊源等方面具备较高的相似性, 而在产生的历史背景、立法目的与宗旨以及调整对象等方面也具备不可忽视的不同之处, 由此本文提出, 二者需要相互配合、相互补充, 共同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关键词：经济法,社会法,关系,探讨

参考文献

[1]李昌麒, 单飞跃, 甘强.经济法与社会法关系考辨——兼与董保华先生商榷[J].现代法学, 2003, (5) :3-11.

[2]李昌麒, 甘强.经济法与社会法关系的再认识——基于法社会学研究的进路[J].法学家, 2005, (6) :126-134.

[3]甘强.经济法与社会法的法本质定位——经济法与社会法关系之研究[J].经济法论坛, 2004, (1) :157-172.

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 篇2

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之间既互相促进又互相制约，经济发展决定着社会保障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受社会保障发展的制约；而社会保障亦反过来促进或制约着经济发展。

社会保障制度对经济发展既有促进作用也有阻碍作用，一方面，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它能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它能阻碍经济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

1.社会保障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保障有利于消除社会矛盾，从而避免社会矛盾激化，维护了社会安全和社会稳定，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稳定的社会环境，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2.社会保障通过其基金供需变化可以对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进行调节，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严重滞后，降低了居民的消费预期，使我国的消费市场难以真正启动，从而影响了我国经济健康发展。3.社会保障通过对劳动者的多方面的保障也直接促进着经济的发展。如社会保险既是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关键性机制，又是促进劳动者身体、心理及技能素质的重要保障机制，从而对经济发展起着直接促进作用。社会保障制度还能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

4.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能够促进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解决就业问题。

社会保障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如果社会保障超前发展，则可能构成经济发展的负担，损害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企业乃至国家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如果社会保障发展严重滞后，则可能影响社会稳定，阻碍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使社会保障不能成为政府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调控的有效工具，这样一来也制约了经济发展。

社会保障采取的是经济手段，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具体来讲，经济发展对社会保障的制约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制约着社会保障的规模，如发达国家因有发达的经济做后盾，早已普遍建立起健全、发达的社会保障体系甚至福利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却因经济发展落后而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网络；二是决定着社会保障的标准，即经济发展水平愈高，社会保障水平亦会相应提高，反之亦然；三是制约着社会保障政策，如效率优先必然制约社会公平，反之，效率与公平兼顾与协调会更有利于社会保障的健康发展。

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 篇3

关键词：社会融资规模；金融体系；实体经济

一、引言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国家管理、监督和调控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杠杆和手段。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鲜明提出的“五个坚持”原则中，“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被放在首要位置。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结构多元化和金融产品和融资工具不断创新，传统的货币应量、新增人民币贷款等指标已不能全面反映实体经济的融资总量。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2011年4月14日，央行在召开的第一季度金融数据说明会上首次对外发布了“社会融资规模”。从此，社会融资规模作为完整的反映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关系的全新指标而备受关注。

中国人民银行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从2002年到2010年，我国社会融资总量由2万亿元扩大到14.27万亿元，年均增长27.8%，比同期人民币各项贷款年均增速高9.4个百分点。2010年社会融资总量与GDP之比为35.9%，比2002年提高19.2个百分点。此外，2012年一季度融资规模为3.88万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增加2.46万亿元，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增加1327亿元，委托贷款增加2809亿元，信托贷款增加1721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2271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3960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875亿元。我国社会融资总量快速扩张，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明显加大。基于此，从社会融资规模角度去研究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也显得尤为迫切。

二、文献综述

自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Husam-Aldin N. Al-MalkawiHazem A. MarashdehNaziruddin Abdullah（2012）

选用货币化比率（M2/GDP）和金融中介比率两个指标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发现两个变量之间的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Noureddine Khadraoui（2012）使用动态面板数据的GMM系统估计法对70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估计，得出资本流动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的结论。在国内，高松成（2011）采用2002-2010年的月度和季度数据得出与新增人民币贷款相比，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与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CPI的关系更紧密；王伟,郑月明(2011) 以中国各省1985-2007年数据为样本,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并且由于中国各地区经济与金融发展的不平衡,这一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朱庆（2011）采用2002-2010年江苏省盐城市的相关数据对模型进行验证，表明了区域融资总规模与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

结合前人研究的经验，本文立足于全国宏观环境去分析，考虑社会融资规模这个新指标的内涵，通过收集全国社会融资规模各组成部分与GDP的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和 Johansen协整检验，考察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最后通过 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并判断因果关系的方向。

三、实证分析与检验

（一）变量和数据

本文采用的是季度数据，考虑数据的完整性与可获性，将样本区间设定为2002年第一季度至2012年第一季度。从央行公布的社会融资总量的具体统计口径来看， 社会融资总量 = 人民币各项贷款 + 外币各项贷款 + 委托贷款 + 代客理财及资金信托产品资金运用（贷款部分） + 银行承兑汇票 + 企业债券 + 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 + 保险公司赔偿 + 保险公司投资性房地产 + 其他（包括小额贷款公司贷款、 贷款公司贷款等）,本文以DK表示金融机构贷款在量，代表信贷市场融资，其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经济信息网；以GPRZ代表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以ZQRZ代表非金融机构企业融资总量，其数据均来源于每季度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以BXRZ表示保险赔偿额，代表保险市场融资规模。最后，以GDP表示实体经济发展情况。以上5个变量的单位均统一为亿元，为减少数据的波动幅度和异方差性，对各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变换，最后得到5个变量： LNGDP、LNDK、LNGPRZ、LNZQRZ、LNBXRZ。

（二）ADF单位根检验

时间序列的数据可能是平稳的，也可能是不平稳的，为了防止伪回归，必须在时间序列的数据进行回归之前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在本文中我们以 ADF的方法对 上述5个变量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

注：检验类型（ C，T，K）中的 C、T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模型中含有的常数项、时间趋势，n表示不含常数项和趋势项。K表示滞后阶数，其中滞后阶数以 AIC准则为准。

从表1中可以看出： LNGDP、LNDK、LNQPRZ、LNZQRZ和 LNIM都是非平稳序列，而 DLNGDP、DLNDK、DLNQPRZ、DLNZQRZ和DLNBXRZ和都是平穩序列，即这些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从而国内生产总值、各项贷款、非金融机构股票融资及债券融资、保险赔偿之间有可能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下面，通过建立 VAR模型判断其滞后阶数，再通过 Johansen检验来分析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三）Johansen检验

Johansen协整检验由于协整检验是对无约束的 VAR模型施加向量协整约束后的VAR模型，因此进行协整检验选择的滞后项应该等于无约束的 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减 1，经过反复试验，按照 VAR模型的 LR、AIC、 SC等准则可以得出 VAR的滞后数为 3，所以可以判断协整检验的最有滞后数为 2，其检验结果如表 2所示。

从该表达式中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所有变量均通过了t检验。从总体来看，国内生产总值、总贷款、非金融机构股票融资及债券融资、保险赔偿都与国民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国内生产总值与总贷款的弹性为 0.432，也就是说当总贷款变动 1%，那么地区 GDP则变动 0.432%。同样，GDP与非金融机构股票融资的弹性为 0.127， GDP与非金融机构债券融资的弹性为 0.0036， GDP与保险赔偿额的弹性为 0.0036。可见，信贷对于实体经济的贡献对最大，符合社会实际。

（四）Granger因果检验

由协整检验结果可知，这五个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的方向如何，还需做出进一步的分析。 Granger因果检验的检验式是 VAR模型的一个方程，因此， VAR模型的最佳滞后期便是 Granger因果检验的最佳滞后期，前面已经得出 VAR的最佳滞后期为 3，因此 Granger因果检验的最佳滞后期也为 3。检验结果见表 3。

从表 3可以看出， LNDK、LNQPRZ、LNZQRZ、 LNIM不是LNGDP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非常接近为 0，这说明这四个变量对经济增长有影响。反过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LNGDP不是 LNZQRZ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 0.1105，说明经济增长对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的作用不太明显，而实体经济与银行信贷市场、保险市场相互影响，联系紧密。

四、结论与对策

（一）本文结论本文利用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对居民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协整检验和因果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从长期趋势上来考察，银行贷款、非金融机构股票融资及债券融资、保险赔偿额与经济增长都存在长期的正向协整关系，进而也能说明社会融资规模的确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有促进作用。

（2）根据格兰杰因果关系显示，银行贷款、非金融机构股票融资及债券融资、保险赔偿额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为金融的发展创造良好地宏观条件，二者具有较高的关联性，特别是经济增长对信贷市场和保险市场发展的作用更加明显。

（二）政策性建议

本文根据以上结论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优化信贷结构，力助经济转型

信贷结构调整中，必须坚持“有进有退、有保有压、有扶有控”的原则， 继续巩固前期宏观调控效果，把握好贷款投放进度和节奏，把握好信贷资金的投向，特别是加大多中小企业以及保障性住房建设等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在现有信贷额度下，尽最大可能让信贷资金流入经济活动中最需要的地方。大力发展中小银行和地方性金融机构，形成各具特色的经营模式，开拓国有商业银行不愿涉足的中小企业信贷市场，填补国有商业银行退出的县域信贷市场和欠发达地区信贷市场，促进信贷结构的均衡。

(2) 发展资本市场，构造多元融资体系

充分利用股权融资的优势，增加债权性资金供给；大力发展债券市场，积极鼓励大型企业发行企业债券。同时，扩大保险投资性业务，完善保险融资服务体系。通过发展资本市场，从体制上增加长期资金市场的竞争者，增加资本供给，相对减少市场对银行债务性资金的有效需求，从而压缩银行长期信贷市场，减少间接融资比例，构建多元化融资平台。由于股票、债券、保险等各市场特点不一，应该确立不同市场的角色定位，实现不同市场的差异化合作，改变监管思路，实现金融体系各市场差异化发展。

（3）加快金融改革，以创新促发展

2012年以来，温州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深圳的金融完善意见和人民币汇率扩大浮动范围、《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政策在短时间内集中出台，可谓金融改革大举措，为把握好实体与虚拟经济的发展关系提供良好的环境。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大力推进金融改革和创新，应该来说是经济中速增长时期较好的选择。当然，在改革创新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和服务实体经济需求这些根本要求，不能逾越创新的界限。

（4）转变中央银行政策调控方式，推动利率市场化

民法与社会经济的关系 篇4

与此同时还应充分认识到, 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包含了许多质的变化, 其重要内涵是市场主体应为自由、平等、开放、竞争的主体。市场经济是主体多元化的经济, 这些主体可以是公有的, 也可以是私有或混合所有的, 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 即都是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 都能自由地进入和退出市场。由于民法的性质, 特别是对市场主体之规定, 决定它在市场经济中仍处于基本法的地位。下面仅从三方面说明这一问题:

民法在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中仍处于基本法地位

法律体系是法律的内部结构, 即指一国现行法, 无论其外部表现形式多么零乱, 都可视作不同部门组成且部门间相互联系的一个统一的系统或整体。国家可以根据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对象, 把法律划分为若干部门, 如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等。各个法律部门有各自的特点, 互相配合, 互相照应, 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因素是部门和规范。其横向结构是分为不同的部门、制度;其纵向结构是规范制度、子部门、部门、部门群, 实质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层次问题。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 一方面包含着市场经济的一般性, 另一方面受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所制约, 呈现出固有的特殊性。表现在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紧密结合, 并鲜明地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这种特殊性反映在法律体系, 特别是法律层次划分上。保护人民的财产权、人身权始终是法律的首要任务, 而财产权、人身权制度都是由民法规定的。

民法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由于长期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调整经济, 民法对经济生活的作用未得到足够重视, 影响了民法作为基本法的地位。很多人认为只需要经济法, 民法只是管公民的生老病死之事, 法律价值不高。当我们深入研究民法时, 从《民法通则》的内容看, 尽管其条文较之各国民法要简单得多, 但《民法通则》基本上概括了市场经济主体进行经济活动最基本的一般行为准则, 并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市场经济是一种横向经济, 它要求经济活动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均等、竞争的条件均等、主体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均等。法律面前平等的要求反映在民法上, 就是对市场经济主体的规定。民法已限定主体范围包括公民、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人合伙、企业法人、机关和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团体法人、联营法人、法人合伙等, 主体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第一, 市场经济主体必须作为独立的自主的主体进入市场。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进入市场的主体的独立程度, 这就要求有主体制度确认和保障。民法给主体提供了这种依据。例如, 《民法通则》设立了法人制度, 对法人的成立、合并、分立、终止等事项作了较为系统的规定, 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竞争主体。

第二, 进入市场经济的主体。基于自愿发生等价有偿的经济活动, 即在商品交换, 交换主体意志始终是充分体现主体自身的自愿性、能动性。民法的基本原则是平等、自愿、等价有偿, 适用于主体的最基本的法律准则。

第三, 主体必须具有依法从事经济活动广泛行为的自由。民法适应这一要求。通过大量的任意性规范允许和鼓励主体基于自身利益进行广泛的生产经营决策和市场选择。

总之, 市场经济主体对权利义务的要求表现在对民法的肯定上, 民法的核心内容是主体的权利和义务, 满足了主体的自身要求。

增强民法观念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首先,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是认识、确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 也是树立、增强民法观念的过程。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促进了民法观念的形成。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战略的逐渐明确, 我国的民法观念也得以初步确立。这方面突出地体现在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规定上。改革开放以来, 对国有企业民事主体地位的认识有个过程。国有企业是否是民事主体, 改革之初有过激烈的争论。

其次, 在我国从总体上看民法观念仍然薄弱。一是历史上形成的“重刑轻民”现象和在改革中出现的“重经轻民”倾向仍然存在。民法观念不强, 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二是对法律的继承性、共通性认识不足。新中国的法律是在摧毁旧中国传统的基础上创立的。在彻底废除旧法体系的基础上创立新法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 但这一过程完全割裂了我国法律与一切私有制法律的联系, 使我国处于萌芽中的民法观念未能延续下来。三是“民法”一词在字义上往往被误解为“公民法”或“保护公民权利法”。有些人从这一角度理解、解释民法, 致使许多人只知有经济法, 不知有民法。

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 篇5

浅论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政策选择的关系

近年来,国际社会关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并且对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目的.也进行了全新的思考.人们已经意识到经济增长与发展是一种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不断相互作用的进程.

作 者：王杰峰 作者单位：辽宁财政高等专科学校,辽宁,丹东,118001刊 名：辽宁财专学报英文刊名：LIAONING FINANCIAL COLLEGE JOURNAL年，卷(期)：5(5)分类号：F810.451关键词：经济波动 社会保障 政策选择

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 篇6

【关键词】高校毕业生；择业观；社会经济

中国分类号：F121

一、大学生不良择业观的表现

择业观念是大学生在择业过程中形成的对择业目的和意义的比较稳定的看法和态度的体现。它是大学生择业行动的先导，在择业过程中起基础性和导向性作用，是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择业方面的集中体现。不良择业观念是大学生在择业过程中的消极择业观念，制约了大学生的择业。当前大学生的不良择业观念，主要表现为以下七个方面。

1.1“等”的观念

一些大学生面对社会、学校提供的就业机会顾虑重重，经不起磨难和挫折，不能独立地根据自己的实际选择合适的工作，依赖性过大，有的干脆依靠父母和亲属通过各种关系为自己联系单位，自己似乎成了双向择业的“局外人”。

1.2求“稳”观念

大学生在择业时，总是设想找到一份环境舒适、收入稳定、生活安定的工作，存在“一次选择，终身就业”的观念。在实际择业中，很多学生都把目光盯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外资企业。

1.3“漂”的观念

部分毕业生有能力就业、有机会就业而不想就业。在毕业生中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不主动就业，考研失败却仍选择了准备，明年再考研，甚至有少部分女生准备毕业后结婚，成為全职太太。二是学习成绩好，工作能力和社会能力较强，或是毕业于重点高校的部分学生，就业期望值过高，挑三拣四。三是受自身能力限制暂时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不能就业。

1.4从众就业的观念

少数大学生认识问题能力差，缺乏主见，别人找什么样的工作，自己也找什么样的工作，什么工作热门就找什么工作，别人说什么工作好，就选择什么工作，没有自己的主见，择业不能发挥自己的特长。

1.5攀比的观念

在大学生求职中，普遍存在着攀高心理，理想职业的选择标准是“三高”、“三点”。“三高”即起点高、薪水高、职位高；“三点”即工作名声要好一点，牌子要响一点，管理松一点。

1.6怕苦的观念。尽管国家近年来一直鼓励大家到西部去建功立业，但仍有一部分人依然坚持“宁要大城市一张床，不要西部基层一套房”。有的毕业生因工作单位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宁愿让父母养着，也不去上班。

二、产生问题的原因分析

目前高校大学生择业取向中各种问题的产生，绝非偶然，其形成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点。

2.1区域经济和城乡发展不平衡导致大学生择业地域集中

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区域经济发展仍不平衡。京沪、沿海等开放城市经济发展较快，岗位多，待遇好。为了追求更大的职业发展空间和更好的经济生活条件，大部分毕业生在选择工作地点时倾向于经济发达地区，从而造成西部欠发达地区以及偏远山区人才匮乏的无奈现状。

2.2高校专业设置不合理导致学校培养与实际就业脱节

目前，高校存在专业增长盲目、专业类型层次结构性缺失、产销不对路、结构不合理等问题。造成了多数高校大学生在择业过程中发现自身所学专业缺乏职业针对性不能满足用人单位的要求，形成一边是企业招不到人，一边是学生找不到合适企业的现象，社会适应性随之下降。

2.3社会传统观念造成大学生择业意向单一，女大学生择业压力偏大

受传统观念的左右，人们往往认为职业具有高低贵贱之分，毕业生择业过程中更倾向于管理者、高级技术人员、公务员等工作条件较为优越且“体面”、“高尚”的职业，从而造成高校大学生择业意向过于单一集中。此外，女性就业呈“边缘化”趋势，她们面临着比男生更大的就业压力。

2.4高校就业指导工作滞后导致大学生择业准备不足，缺乏信心

当前高校中专门从事就业指导的教师明显不足，就业指导工作多表现出阶段性，指导形式和内容比较单一，就业心理指导工作明显滞后于学生就业心理的发展变化。此外，职业生涯规划在多数高校中仍处于起步阶段，没有科学系统的课程结构体系。大学生无法真正了解自身发展的正确途径及当前的就业形势，以至于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缺乏自信，驻足不前，难以成功。

2.5大学生自身因素的影响

由于社会对高学历的要求，高校毕业生已越来越不满足于目前的学历，许多学生已将继续求学作为毕业后的第一选择。但由于其他各方面的原因，仍有部分大学生自身素质不强，或者心理发展不成熟，承受不起挫折与失败；或者动手能力不强，缺乏实践经验；或者胸无大志，只考虑眼前利益；或者缺乏对自己的正确认识，不能正确评价自己。

三、对策研究

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分析大学毕业生择业观出现的诸多问题及其形成原因，进行深入的对策研究，对症下药，加强教育引导，积极采取各种有效途径及有力措施，以期提高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数量和质量。

3.1政府与社会相关机制的完善和政策的激励

首先，国家应提倡创业精神，鼓励和支持大学生创业。其次，在就业激励方面，国家应强化毕业生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补偿激励机制，扩大对大学生的有效需求。再次，在改进政策效能方面，消除对高校毕业生需求的政策抑制，实行自由就业政策，促进自主供给与自主需求的实现。最后，政府须加强宏观调控，进一步完善就业市场。

3.2学校的积极有效引导

首先，要加强学生的职业生涯教育观念。开设大学生生涯辅导课，增强学生职业生涯发展意识和生涯规划技巧，建立大学生职业心理测评体系，为大学生的职业生涯发展提供指导和方向。其次，高等学校就深化教育改革，增强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实力。再次，开展毕业生心理咨询。积极开展大学生健康择业心理教育和心理咨询活动，帮助大学生客观认识自己，做到正视现实、敢于竞争、不怕挫折、放眼未来。

3.3毕业生要充分发挥内因的作用

首先，树立强烈的竞争意识，培养雄厚的竞争实力，坚持正确的竞争原则，保持良好的竞争心态。其次，树立先就业再择业的观念。树立不断进取的职业流动观念，学会在流动中发现机会、抓住机会、把握机会。再次，树立扎根基层服务农村、服务基层的观念。最后，树立综合素质和终身学习并重的观念。

四、结束语

在择业时注重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和谐统一。既满足自身利益，也要考虑国家需要。不排斥到需要人才的基层、偏远地区及农村去就业。同时要树立竞争观念，主动谋求适合自身发展的职业，主动寻求社会需要与个人需要的结合点，主动展示自己的特长和实力，勇于“推销”自己，积极参与竞争。

参考文献：

[1]艾军，黄志荣.大学生就业新形势分析及指导对策[J].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01期

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 篇7

一、社会化大生产是经济法起源的经济原因

经济法一词, 最早见于1755年,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者摩莱里在其《自然法典》一书中提出的一个新名词。摩莱里在其《自然法典》中所提出的经济法概念, 表达了“强调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实行统一的管理”的思想。摩莱里之后, 陆续有其他西方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者提出经济法一词, 如19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德萨米、20世纪德国法学家赫德曼。

从“经济法”一词出现到20世纪早期德国率先颁布以“经济法”命名的法律的过程来看, 经济法出现的历史阶段, 其经济背景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形成过程。

社会化大生产模式, 可以说是西欧诸国工业革命的一个必然后果。故分析社会化大生产必须比较西欧诸国在资本工业革命前后的历史变化。资本主义发展之前, 西欧诸国处于封建经济时代, 依照学界通说, 封建经济是指经济上分土建立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政治上分权形成国王和个诸侯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的模式。以一封建国家为例, 笔者认为由于经济主体模式是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 庄园内部, 经济自给自足, 只有极少部分依赖于庄园外的交易, 市场规模小。该种模式带来的必然结果是:该国经济总量是若干个庄园经济的简单相加之和。

18世纪工业革命始, 首先生产方式变革。机械化动力装置的使用要求劳动者不再是分散居住、独立劳动而是处于一个整体的劳动体系内进行分工和协助, 且由于机械化动力装置和新的工业机器的使用, 为提高效率, 必然要求劳动者集中居住。集中居住和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 形成了从18世纪以来的城市化的发展趋势。纵观西方工业革命的发展历史, 可以看出, 机械化的工业工厂生产模式, 从纺织业、采矿业、金属冶炼、运输业、制造业等行业逐步向全社会蔓延开来, 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 部门之间、行业之间的协助进一步加深。到工业革命后期, 生产模式从小生产转变为社会化的大生产。该社会化大生产的一个表现即是一国经济内部的各部门、各行业之间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该整体的经济总量, 并非各个经济部门生产总量的简单相加, 而是一个经过分工与协助之后总量。其总量一定大于其部分经济之和。

二、国民经济体系的有机整体性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结果

社会化大生产的结果, 是一国的各经济部门, 紧密配合, 分工与协助进一步深化, 组建成一个由无数个经济行业、部门所组成的一个全新的经济整体。正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一样, 国民经济体系具有不同于其组成部分简单相加之和的全新的总量和功能。从量的一方面看, 国民经济体系的经济总量远远大于工业革命之前的经济总量, 有数据显示, 英国资本量从1750年的5亿英镑增长到1833年的25亿英镑、1865年的60亿英镑。从质的方面看, 国民经济体系的高产量来自于其内部各部门之间的紧密配合, 国民经济体系的运转稳定、高效、正常的状态, 依赖于该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每一个环节的运转正常、环节与环节之间的量的适当和速度的匹配。如果将一国封建庄园经济总量比作为一袋土豆的话, 国民经济体系则是一个设计精确、相互之间齿轮配合协调的机械手表, 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影响到手表的精准度。

三、国民经济的整体性功能是经济法产生的根本原因

工业革命的出现, 将社会经济生活中分散的各个环节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相互协调、配合的国民经济体系, 该体系一方面带来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商品的极大丰富, 但同时也必然带来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所必然要面对的困境:其体系运转正常取决于其内部构成要素之间的协调和配合, 任何一个经济环节的问题必然带来整体国民经济体系的不稳定。

1825年, 英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经济危机, 此后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世界周期性出现, 据史料记载, 英国分别在1836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和1900年爆发全国性经济危机。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出现, 正是一国国民经济体系内部周期性出现供需矛盾, 周期性地通过危机的形式自我调节体系内部的不均衡。

对此, 笔者认为, 当生产模式从小生产模式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 劳动生产率得以显著提高, 社会生产不会因为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出现而退回到小生产模式中去的。人们只会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模式下, 经历一次比一次严峻的经济危机, 经济体系会进行一次比一次严峻的供需矛盾的自我调整。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不变的情况下, 要避免经济危机的周期性震荡和危害, 可以采取的手段是调整国民经济体系内部, 其调整目标是对国民经济体系内部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匹配和协调进行干预调整, 包括量的匹配和发展规模、发展速度的匹配, 包括国民经济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分工和协助的程度。

在这个角度上, 传统民法保障公民个体的权利的实现, 以平等、自由、协商为基本原则, 是无法触及经济危机的实质的。传统的行政法是基于行政权以保障权利行使为宗旨, 确保行政权依法行使、限制行政权的随意使用为目的的部门法, 无法在协调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中发挥灵活性, 因此也难以胜任。

故在前无可参照的法律模式情况下, 为保障经济体系的整体运转正常, 规范市场准入制度、规范市场主体、规范市场秩序、调整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的发展规模和速度、确保经济总量的供求的均衡, 确保经济体系整体的运转稳定协调, 这些新的调整目标是传统法律体系从未涉及的, 而它们正是经济法所调整的对象, 也是当出现前述种种新的调整对象和对应的新的调整手段后, 历史总结新现象, 赋予该种新社会关系和新的法律关系以“经济法”一词概况其复杂的涵义, 意在明确该种法律制度, 调整的是一国、一区域的经济整体, 确保的是该经济体系整体的秩序和发展。

因此笔者以为, 经济法产生其核心的原因来自于社会化大生产出现带来国民经济体系整体的形成, 为确保经济体系整体的运转稳定, 带来新的法律调整范围从而产生经济法。

参考文献

[1]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2][法]摩莱里.自然法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 1996.

[3]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社区体育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关系 篇8

1 社区体育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协调性

1 . 1 体育发展与物质生产水平的协调

体育设施是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缺少了体育设施就不能形成完整的体育项目。生活中常见的篮球、足球、田径等等,都是需要相关器材和场地的。就如篮球不能离开篮框,足球不能没有足球场。体育项目一旦缺失了体育设施或器材,就会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而体育的设施又是由生产水平所决定的物质组成,体育项目的运作,体育场地的建设无不考验着物质生产水平的发展。在世界各国中,有的国家大街小巷遍布运动场所,但有的国家却很难看见体育的身影。究其根本,在于不同国家的物质发展水平的不一致。马洛斯曾经提出了著名的层次需求理论,人的追求从低等的“生理需求”逐渐进化到高等的“自我实现的需求”,不同国家的经济物质水平决定了国人的需求层次。一般而言,发达国家早已度过了最低等的“生理需求”,体育场所的遍布体现的是一种包括对身体素质、体育素养、运动趣味等多元素的综合性追求,已经上升到了高等的需求层度。而落后国家还停留在以“吃饱饭”为原始追求的低层需求中,对于体育场所的建设自然是可有可无决定其需求层次的原因在于不同程度的经济水平所折射出的物质生活。因此,体育的发展不能脱离物质生产水平并与之协调。

1 . 2 社区体育与社会经济相协调

社区体育作为体育与社区服务的综合体,不仅承担着锻炼公民身体素质,提高公民体育素养的体育任务,更是承担着提升我国社区经济水平、促进社区产业发展的经济任务。在我国现在的环境下,社区体育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主流的体育形式,其普及率已从各大一线城市覆盖到二级城市甚至市下的县、镇。在广泛的普及程度下,随之而来的是日益增长的民众体育热情和对社区体育项目的极大欢迎,社区体育为社区服务行业开辟了一个新的市场。同时,社区体育的发展吸纳了各不同阶段的人群,扩张了劳动力,并在新市场的开辟中促成了下岗员工的再就业,有效提升了社区经济水平。此外,社区体育扩大了我国体育消费的内需,增长了购买力,促进了我国经济体系的多元化发展。从宏观意义上来说,体育事业的发展速度与规模,一方面来自于物质资料再生产所提供的物质保证,即物质财力的保证,包括来体育建设场地、设施、器材等大量经费的投入;另一方面,取决于社会再生产下对劳动力的需求,其需求程度直接决定了各类劳动力的数量和比例,并直观反映了体育的经济结构。社区体育很好的结合了物质再生产与劳动力需求的关系,与社会经济相协调,优化了经济资源配置,有利于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2 社区体育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制约性

2 . 1 社区经费制约社区体育类别

对体育项目的经费投入制约着体育的类别,不同种类的体育项目,其经费的投入大小也不一样。体育项目种类繁多,大经费投入的如足球,需要考虑场地面积、草坪种植、场地设施等众多经费计算。小经费投入的如乒乓球,只需要一张乒乓球桌。因此,社区服务产业对社区体育的经费投入数量制约着社区体育的类别。

2 . 2 社区体育种类制约社区经济收入

社区体育作为社区服务行业的一种,是社区经济的来源形式,旨在社区文化中引导群众进行体育消费,在不同的体育种类中,所带来经济效益也是不同的。一般而言,社区经费投入越多,相应的经济回报也就越大,这是体育种类制约经济收入的基本规律。比如,社区投入经费修建足球场,那么以足球场为基础,首先可以举办大规模的足球比赛,能够带来巨大的消费潜力,并吸引投资方、广告方等第三方企业进行合作。其次可以开展各类文娱活动,综艺晚会、歌舞表演等,为社区增添人气,刺激经济增长。最后,还可以在民众热情的体育环境中有效引领群众进行体育消费,稳定的发展社区经济。在投入大量经费修建了足球场后,其经费的支出也会在形式多样的经济运转体系中得到回报。如果修的只是一张乒乓球桌,就不会有这么广泛的收益途径,也不会获得巨大的收益效应。因此,社区体育的种类决定了其根本的收益,社区经费的支出与收入成正比。

2 . 3 社会经济制约社区体育发展

体育的发展离不开物质生产水平,这决定了社区体育的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经济。社会经济是国家水平的体现,是一切社会生产和社会实践的原始动力。社区经济是社会经济的形式之一,又占据着社区体育在经济效益等方面的任务宗旨,是社区体育的经费投入者。从某种程度上说,社区经济制约着社区体育,而社会经济又制约着社区经济,这是三者之间的基本概念。同时,社区体育是社区经济的来源形式,而社区经济又是社会经济的组成部分,三者之间遵循由小及大,紧密相连的关系顺序。在社区经济的服务产业中,社区体育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体育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而经济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和制约着社区体育的开展规模。因此,只有努力地发展社会经济,才能在我国现行经济秩序下实现社区体育质的飞跃。

3 社区体育发展与社会经济的转换性

3 . 1 社区体育转换为劳动力质量

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已经衍生了众多代替人类劳动力的工具,但是并不意味着人类就能够与劳动力相脱离。有关数据显示,近20年,德国患心肌梗塞的人增加了20倍,而其中有30%左右的青年是因为缺乏体育活动所导致的肌肉力量不足。在劳动力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劳动质量无法得到保证,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积极的投入到社区体育锻炼中可以增强人们的体质,从根本上提高劳动质量,有效的以体育实践活动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3 . 2 社区体育转换为出勤率

身体素质不仅与劳动力质量有着重要关系,同时也是各劳动力生产部门出勤率的重要保障。前苏联的研究资料表明,1966年到1969年,经常进行体育锻炼的劳动者相比于平时不运动的劳动者,多创造了2%~5%的劳动价值比。而在1979年,因为苏联群众性体育运动的普及,大幅降低了病假请假次数,直接比去年增加了90多亿卢布的总收入。社区体育作为一种普及的大众体育,覆盖面较广,参与人数众多。在这样的条件下,能够最佳发挥体育锻炼的运动功能,提高人们身体素质,降低患病率,从而形成劳动出勤率的重要保障。

3 . 3 社区体育转换为体育产业的发展动力

社区体育的发展,开辟了社区服务行业新的市场,必然会加大对体育产品和劳动的需求。常见的体育产品如运动工具、运动服装、运动器械、运动饮料等都是伴随着体育运动的不断发展而发展的,而社区体育的发展也势必会促进体育消费的需求,从而将社区体育活动转换为体育产业发展的基本动力。1984年,奥运组委会主席彼得·尤伯罗斯第一次将奥运会与商业接轨,这让洛杉矶奥运会盈余2.36亿美元,成功的利用竞赛体育促进了经济的吸纳。由于体育活动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和吸引力,势必将是众多体育产业发展的支柱,社区体育作为体育的分支,同样承载着其对体育产业和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

4 结语

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 篇9

1. 积极影响

游牧业是藏族先民选择的适于青藏高原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的生产方式。据史料记载,藏族地区从公元2世纪出现了犏牛、骡子等杂交畜和储草、牲畜疫病防治技术。畜牧业在藏族传统的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为藏族人民提供了生活必需品,也为藏族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我们所知藏族赖以生存的肉类、奶类、皮类、毛类以及酥油、干酪素等乳制品及藏袍等服装制品和作为燃料的牛粪、羊粪等都由畜牧业所提供。这些制品都有其价值也有其使用价值。它们为藏族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

由此可见,畜牧业是藏族牧民稳定生活的保障,正是这种适于藏民族生存环境的游牧经济,为藏族人民提供了生产生活的必需品,自然也对社会的稳定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2. 负面影响

(1)游牧经济降低了牧民的主观能动性。人有主观能动性,世间万物,人最宝贵。只是由于历史条件不同,周围环境的差异,每个人的能动性未必都能得到较为充分的发挥。我们知道,游牧业是一种完全靠天的自然经济形态,它要求人们必须遵循自然的规律来生产,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只能被迫听从自然的安排,严重阻碍了藏民族人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2)游牧经济制约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包括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把“产品作为商品的经济形式”。这种经济形式的充分发展是繁荣藏族地区经济、推动民族进步的根本途径。但由于青藏高原地势高峻,交通不便,运输困难,许多地方虽然有丰富的物产,却很难把自然资源转化为商品,从而影响了商品经济在藏区的发展。

(3)游牧经济限制了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是指人口和产业活动在空间上集聚、乡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青藏高原的游牧经济方式不具备产生以生产场地、交换场所和大量人口聚集为标志的城镇化的基础条件,加之牧区交通不便,限制了藏族地区城市化的进程。

二、藏族传统社会对游牧经济的影响

1. 藏族传统社会对游牧经济的正面影响

(1)藏族传统社会文化有利于保护草原生态环境。草原生态环境是游牧经济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保障,而游牧经济又是游牧民族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类所拥有的先进技术和社会进步,都是以人类无法承受和难以弥补的生态环境破坏和牺牲为代价而获取的。藏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方式,不仅保证了不同区域的草地在不同季节得到休养生息,也让牲畜及时地利用生长期的牧草,在有效利用草地资源的同时,实现了既保护水草又保证牲畜的生长。逐水草而居绝非是一般意义上的一种游牧过程,它是藏族人民对自己家园保护的智慧结晶。游牧经济方式随着季节的变换,分地域流动放牧、“逐水草而居”等这些特点,使区域内的草地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既减少了区域内牧草资源的浪费,又能使草地得以休养生息,最终有利于草原生态的自我修复。

(2)藏传佛教思想有利于藏区人畜草之间的和谐。藏族牧民有对草原上所有生物物种天然产生的尊重与保护的观念,而且藏民族是一个全民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佛教教义中也有宇宙万物同生共存的教法。法国思想家史怀泽说:“只有敬畏生命,人才能与宇宙建立一种精神关系,以一种比过去更高的方式生存和活动于世。”在藏族的生存法则中,人被认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世间万物是平等的,所以人与自然是共命运的。

(3)藏族传统社会有利于游牧经济的发展。藏民族在长期的生存发展中,创造了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生产方式,即高原游牧方式。藏族人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畜牧经验并建立了一整套较为有序的游牧文化知识体系,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畜牧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在藏族畜牧业的发展过程中极具代表性的便是《医马经》与《驯马经》,以其中治马乏无走之方为例:耳内侧有一硬脉可放血.....,将“水沫”(冷水中撒入少量糌粑之饮料)从口灌入腹中,同时,亦灌入肛门,第二天傍晚喂饱后能走。类似医马的方法有很多,且都适用于吐蕃人的生活方式。这充分体现了吐蕃人畜牧业发展中,特别是马的繁育和使用达到相当水平,其畜牧学、兽医学的发展已成为藏医学的分支。

2. 藏族传统社会对游牧经济的阻碍

(1)传统观念对生产主体起到弱化的作用。价值观是社会文化的核心,是一种具有主观性、可选择性和传承性的社会意识。藏族是一个有着悠久传统文化的民族,其经济价值观带有传统的明显特征,这必然会在社会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深刻影响。我们知道藏族传统文化中,“众生平等”、“万物一体”、“勤俭节约”等思想都体现了人与自然的统一融合。由于在藏民族的观念中人只能顺应天意,惧怕自然,使得人失去了在游牧经济中的主动权,只能在大自然中处于从属地位,同时,“重牧抑商”,排斥商业,甚至把商业看成是社会经济之中的不正常现象,从而弱化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降低了自己在生产中的积极性,没有了改善生活水平的欲望。

(2)没有理性的消费方式和多样的理财观念。任何一种生产力的发展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扩大再生产,游牧经济也不例外。但是,因为藏民族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之下,原始资本的积累就变得极为困难。一是与宗教信仰有一定的关联。任何宗教仪式的举行、寺院的修建与修护和僧人的日常开销基本都来自普通牧民的收入,由于虔诚的信仰,牧民收入中除去部分用于日常开销以外,剩下的大部分都用于宗教活动。二是与藏族本身的消费观念与消费方式有着很大的关系。外人看来,藏民族的服饰非常奢华,样式有头饰、项链、耳环、戒指及奶钩等,质地有昂贵的珊瑚、玛瑙、绿松石、水獭皮等,因此,一套华丽的藏族服饰价值一般高达数十万元。藏族的服饰虽然非常具有特色,但是这种非理性的消费方式严重限制了牧民生产资本的积累。同样,在藏区人们只知道在银行存钱,却并没有其它诸如基金、股票、期货等的理财观念,这也限制了牧民用同样的钱去获取更多的效益。

历史上藏族牧民的生活不是固定的,一直是游动形式的“逐水草而迁徙”。因而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便极需那种与当时环境相适应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由于帐篷易拆卸与易搬运的特点,他们的房屋———帐篷也是随着季节的变换而变换,他们的城墙、墓碑等文物中的一部分也因为不断的迁徙而丢失。因此,藏族先民除了放牧的草场之外再无固定资产。由此可以看出,游牧经济的这些特点既不利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存,也不利于固定资产的增加。

综上所述,藏族世代生息在青藏高原上,他们选择适应高原生态环境的游牧作为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青藏牧区牧民在长期的游牧实践中形成具有民族地域文化特色的朴素的生态观,世代保护着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家园。当前青藏高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较发达地区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且游牧经济与社会文化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当地牧民在草场保护中的主体地位,对青藏高原地区的生态环境采取合理的管理方式并给予充分的保护。同时也要意识到藏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需在尊重当地的传统游牧文化以及因地制宜的发展游牧经济的条件之下,促进当地自然、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的协调发展。

摘要：藏族世代生活在青藏高原,海拔高,气候寒冷,不适于农作物的生长,因此,游牧业便成为藏民族的主体产业。伴随着游牧业的发展,游牧文化也随之兴起,而游牧文化的产生又促进了游牧经济发展,两者之间发生碰撞和博弈对这一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经济产生了主要影响。二者的关系对经济社会存在积极一面但也存在局限性。正确处理藏族游牧经济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才能实现藏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藏族,游牧经济,游牧社会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费孝通.民族与社会[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黄万纶.李文潮.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新论[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

[4]陈耀.西部开发大战略与新思路[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

[5]尕藏才旦,杨树青,卓玛措.当代藏区经济发展简明史稿[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8.

[6]南文渊.藏族生态伦理[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7]罗莉.藏族经济[M].成都:巴蜀书社,2003(6).

[8]王尧,陈践.敦煌吐蕃写卷译释[J].西藏研究,1986(4).

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 篇10

一、解构GDP

国民经济统计之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英国的经济学家理查德·斯通 (Richard Stone) 在其撰写的《国民收入和支出》中给出著名的GDP支出法公式:GDP=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政府与企业的投资+消费支出。但是, 一些地方GDP挂帅已然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片面追求顺差带来环境污染、财富的流失、创新精神的丧失与外汇储备的风险;促进消费有可能造成更多的“堵城”与无谓的浪费;为促投资而降低存款利率实际上是在劫贫济富, 投资腐败, 造成浪费与环境污染——与大兴土木伴随而来的的尘土飞扬危害居民的身心健康, 拆迁自焚频现, 出现“楼爬爬”、“垃圾桥”、“胶水桥”, 无谓地重复地挖地没有创造财富, 反而破坏生态……

1. 片面追求顺差, 带来环境污染与财富的流失。

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 为追求GDP而扩大出口与对外资的种种超国民待遇, 不但使得某些既得利益者得以廉价地使用土地、自然资源、人力资源, 剥削农民工, 造成财富的流失, 透支了劳工权益, 而且透支了环境, 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ESI追踪21项环境永续的元素, 包括自然资源、过去与现在的污染程度、环境管理努力、对国际公共事务的环保贡献, 以及历年来改善环境绩效的社会能力。2008年, 在全球149个国家中, 中国的ESI指数位列第105名。

更有甚者, 依赖于贴牌的加工模式导致创新精神的丧失。同时, 巨额的外汇储备累积了极大的风险。外资企业是出口的主力军。亏损外资企业中约2/3为非正常亏损——许多亏损外企的投资增长率近几年平均每年30%~40%。通过转让定价使税款损失1000亿元, 而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缘于政绩需要却引资热度不减。吸引外资本是为了提升内企技术水平, 而国内企业普遍存在有制造无创新、有创新无产权、有产权无应用、有应用无保护的状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4—2006年, 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专利申请的只有2.6万家, 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的8.8%。我国对外专利申请量与我国对外贸易总量明显不相称。据海关统计, 2007年, 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各国向我国每出口1亿美元在我国申请发明专利22.1件, 而我国向欧盟每出口1亿美元申请发明专利却不到0.5件。

2. 一些投资领域的腐败, 造成环境污染。

为了促进投资而降低贷款利率的同时必须降低存款利率,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中国存款居民很可怜。笔者认为:双低利率实际上是劫贫济富, 是在掠夺储户的财产。

房地产捆绑了地方政府的公权、金融部门的扶持以及百姓的切身利益, 从其诞生起就过多地享受了政策的扶持、垄断交易权利, 为一些地方政府和地产商谋取暴利, 这样的交易不是充分竞争的产物, 因而不是市场经济, 已然偏离了市场经济的轨道。一些地方政府和房产商的交易是拿人民的权利和人民的利益进行博弈, 最终损害的是人民的利益。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民生问题、社会问题——“楼歪歪”、“楼脆脆”层出不穷, 征地、拆迁引发了一连串的群体性事件和极端暴力事件。长远来看, 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过高潜藏危机——畸形的经济结构挤压其他消费和相关产业, 是要一时的繁荣, 还是要国家的长治久安?

国民经济快速发展需要能源与之匹配。科技部石定寰秘书长指出, 中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之一,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燃煤国家。煤的利润越高, 企业越想加大生产, 结果就越导致事故发生。由于燃煤等带来的污染, 北京、沈阳、西安、上海、广州等5市名列世界污染严重的城市之列。目前, 中国能源利用效率比发达国家约低10个百分点, 主要工业行业产品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则高40%。

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在“西部畅想低碳: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特别报道低碳经济与绿色建筑产业”高峰论坛上表示, 现在中国每年新建的建筑面积消耗了全世界40%的水泥和钢材, 中国的建筑能耗占中国全社会能耗总量的40%, 年产数亿吨建筑垃圾, 给中国造成巨大的环境威胁。而中国新建筑物的平均寿命只有30年 (英国的建筑平均寿命达132年, 美国的建筑物寿命也有74年) , 商品房的产权70年比其平均寿命还长40年。中国很多地方的城市规划随意、短视、混乱;一些地方领导换一届, 规划就调一回;设计缺陷, 开发商为谋取个人利润最大化而牺牲建筑的某些功能;盲目拆迁、新建筑屡屡被拆都是建筑短命的要因。

二、仅有GDP无法反映国民幸福与社会和谐

1.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虽然有一定的联系, 但也有鲜明的区别。从内涵上看, 经济增长内涵较窄, 只是一个数量的概念;而经济发展的内涵较广, 既有数量的概念又有质量的概念。从因果关系上看, 经济增长只是经济发展的动因和手段, 而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和目的。如果没有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可是, 即便有了经济增长也未必会有经济的发展。为了经济的发展必须有经济的增长, 但是应该合理确定经济增长的速度。

2. GDP与社会发展。

首先, GDP只不过是经济学人杜撰出来, 用以评价经济增长的指标之一, 却被某些官员奉为圭臬。GDP的高速增长不等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其次, 经济的高速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再者, 即便有了经济的发展, 也不一定就会带来社会的进步, 相反, 对GDP的疯狂追求更有可能造成社会的退步。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证明了只有民生改善才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

3. 工业污染严重。

我国16个省区2.7亿人口遭到沙尘天气的侵袭。2010年悉尼碳农业大会说中国土壤的流失速度比自然补充的速度高57倍, 退耕还林赶不上土地沙化的速度。地质调查部门实施的全国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显示, 国土面积13%的土壤存在污染。经济发达和人口稠密地区频发镉、汞等重金属中毒问题, 贫困农村和边远地带受到砷、氟等地方病的困扰。2004年湖南浏阳市一化工厂周围树木枯死、两位村民因镉污染中毒身亡。陕西凤翔县一冶炼公司铅污染造成615名儿童血铅超标。湖南嘉禾县一炼铅企业引发250名儿童血铅超标。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懿说, 我国大部分的重金属污染来自于有色金属的采选、冶炼及后期产品加工企业。重金属污染生态环境后, 修复的治理技术非常复杂, 成本也非常高。国家环保总局一项调查显示, 在被统计的131条流经城市的河流中严重污染的有36条, 重度污染的有21条, 中度污染的有38条。自2005年松花江发生重大苯污染事件以来, 我国共发生超过140起水污染事故, 平均两到三天便发生一起与水有关的污染事故。黄河的污染情况不断加重, 干流近四成的河段基本丧失了水体功能。长江的污染面积也在不断扩大。一些欠发达地区, 把别人淘汰的东西当作发展经济、实现政绩的“法宝”。环境污染的幕后“推手”是错误的、有害的政绩观。环境污染在损坏人们健康的同时也破坏社会的和谐, 环境污染祸及当代也殃及子孙。

4. 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

GDP无法反映收入分配状况。无论是IMF还是WBG发布的2007年按PPP计算的人均GDP, 中国都只位于世界第99位, 但是奢侈品消费居然占世界第一。为追求GDP而扩大消费可能造成无谓的社会财富的浪费。

近十年的中国, 无论是地区、城乡还是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 已经突破合理限度。我国基尼系数在10年前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 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

据统计, 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 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当前城乡居民收入比已达到3.3倍, 而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 国企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

财富到了少数企业和少数人手里, 很容易滋生马太效应, 将社会卷入恶性循环。分配格局扭曲失衡不但影响个人的积极性、影响企业的效益, 也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不患寡而患不均, 如果劳动不能致富, 勤劳难以生存, 何谈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与和谐发展?以垄断和“身份”为代表的“权力分配”格局必然破坏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

贫富分化会严重威胁和谐社会的实现。因此, 必须将缩小贫富差距问题列入官员政绩考核与问责的目标, 不断健全国家分配体系, 在一次社会分配比例中提高居民工资水平、增加劳动者报酬, 取缔非法收入、抑制灰色收入。要利用公开透明的税收制度调节二次分配, 减轻“权力决定收入”的消极影响,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社保投入、发展慈善事业, 使百姓没有养老的后顾之忧, 使低收入群体获得生活保障, 逐步消除收入分配差距, 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与和谐发展。

三、改革考核指标, 重视民生与社会和谐

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 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以后就持续下降, 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 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从1978年到2005年, 与劳动报酬比重的持续下降形成了鲜明对比的, 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

我国的企业已经甩掉了办社会包袱, 当企业从办社会负担中解脱出来之后, 国家应该承担起相应的社会功能。但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 一些地方有意或无意地牺牲社会公共利益来保障GDP的增长, 教育产业化、医疗卫生市场化、房地产市场化造成新的社会问题。GDP主义盛行下去, 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领域被商品化和货币化, GDP主义在很多方面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07年数据的基础上编制, 2009年10月5日公布的人文发展指数HDI涵盖184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的HDI位列第92位。

一些地方错误的政绩观已到了“血铅中毒”的程度。片面追求发展速度, 不惜牺牲环境, 其根源在于扭曲的发展观与政绩观。笔者认为, 给“中毒”的政绩观消毒的关键在于从源头“治污”——改革考核政绩的传统模式, 实现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让公众对环保的监督落到实处;考核人文发展指数、幸福指数、和谐指数。

参考文献

[1].产值能耗世界最高, 中国节能任务重.http://www.china.com.2003.7.22

[2].中国国土面积13%土壤存在污染.中国新闻网, 2010.3.28

[3].汪永晨:沙尘暴源头不确定难治理.凤凰卫视, 2010.03.24

[4].汪永晨.西南大旱, 三个人为因素不可忽视.凤凰卫视, 2010.3.27

[5].我国劳动者报酬, 占GDP比连降22年.www.XINHUANET.com.来源:广东卫视, 2010.5.12

[6].石齐平.GDP概念, 未反映中国收入分配差距, 2010.1.1

[7].吕宁思.GDP主义将中国社会领域商品化.2010.2.4

[8].政绩观的“血铅中毒”最可怕.中国青年报, 2010.3.21

[9].守住贫富差距红线, 就是守护社会公平.中国经济网, 深白.2010.5.11

[10].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经济参考报, 2010.5010

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 篇11

【关键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中生；同伴关系；影响途径；启示

一、前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国民水平整体呈现出提高的趋势。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5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达676708亿元，虽然国民经济实力已经初步加强，但还是有很多地区存在着贫富差距，促使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并对孩子的教养形成了影响。本文将具体表述SES对高中生同伴关系所产生的影响。

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释义

一些心理学家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进行了概念界定，指出SES主要是对个人从其收入以及受到的教育水平方面来衡量其所处的社会阶层。在心理学的角度上，人们所了解的社会经济地位指的是其家庭的经济收入以及其父母所处的职业地位。除此之外，社会经济地位还包含了个人的父母所拥有的文化程度和是否存在单亲情况。人们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简称为SES，该概念已经延伸到了社会学以及医学等领域当中。在社会学的角度，SES应该将个人父母所接受的教育以及父母的职业等列为重要的衡量指标当中。很多国家都认为SES指的就是社会阶层，并且用单独的衡量指标来评判个人。我国一般讲SES称为个人所处的家庭环境以及个人的家庭背景。

三、SES对高中生同伴关系的影响途径

1.父母教养方式

在需要层次理论中，马斯洛指出个体对于社会交往的需要，并且认为该种需要将直接影响到个体在社会上的发展。为此，个体需要创造条件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以此保证身心发展能够更加健康。作为高中生，生活的物质条件都是家庭提供的，也受到家庭的深刻影响。根据社会学家的研究表明，学生的同伴关系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存在着很多的联系，父母的教养方式就是影响该种联系的重要途径。如果，父母属于专制型，那么其在教养子女的过程中也会对其性格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促使其无法用平常的心态接纳自己的同伴，高中生本身也会养成专制的习惯，使同伴逐渐的原理自己。如果，父母属于民主型，那么其在实践家庭教育的过程中会利用比较民主的方式，子女接受教育的过程潜移默化的养成一种随和、包容的心态，进而在维持同伴关系的过程中，会产生和谐同伴关系。

2.学生习惯及心态

高中生自身的行为习惯也是影响到SES对同伴关系的途径之一。在不同的家庭环境下，很多高中生本身就存在行为问题。有些同学对学习失去兴趣致使其学习成绩比较落后，在班级劳动方面比较另类，不愿意承担责任也会使同伴无法接纳自己。而高中学生如果在维护同伴关系过程中始终以良好的心态、包容的情怀进行，就会使得同伴与其敞开心扉，确保和谐同伴关系的健康发展。例如，高中生在生活与学习中正确认知合作与竞争，就会使得其能够时刻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与学习中的同伴，进而使得生活变得快乐。根据调查研究表明，高中生如果能够摒除自身的问题行为，就能够与同伴关系融洽，从而使自己在活动中被同伴邀请，而不是被同伴所排斥。

3.SES对高中生同伴关系影响的启示

对于社会人而言，同伴是生活与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和谐的同伴关系实确保我们每一个人健康成长的关键，是培养健康社会性发展关键，能够促使自己的人格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在研究SES对高中生同伴关系的影响过程中发现SES将对父母的教养方式产生影响，而父母对于子女的教育方式直接影响子女在日后成长过程中的诸多行为。在相互关联的过程中，父母应该明确自身的重要性。尽管不同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会使父母的教养方式存在差异，但是父母如果能够以自身SES水平为基础，选择正确的教育方式，是可以正确指导子女在学习生活中维系和谐、健康的同伴关系。父母可以经常听一些关于教育的讲座，从而转变自身的教育思想，构建民主化的教育行为方式，也转变自身的教养方式。如果父母在教养方式上能够提高觉悟，就能够弥补因为SES而为高中生带来的不利影响。父母也可以多与老师进行交流，与其他的家长交流和接触，对比自己的教育理念，了解更多的教育方式。家长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还应该控制自己的情绪，避免自己的消极心理影响到孩子，从而使其在与同伴接触的过程中也拥有过多的负面情绪。

四、结论

总而言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将直接关系到高中生的同伴关系，并且对其性格的养成产生一定的影响。当父母所受到的教育程度较高，且SES较好的情况下，父母将更容易接触到较多的教养方式，这就要求父母应该自身家庭实际出发，转变传统教育理念，整合适应时代要求的教育方式，保证子女能够以积极健康的心态面对同伴关系，维系同伴关系，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罗晓路，李天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留守儿童同伴关系的影响[J].中国特殊教育，2015，04（02）：78-83.

[2]程利娜.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习投入的影响：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J].教育发展研究，2016，06（04）：39-45.

[3]邹红，金盛华，吴嵩.青少年家庭经济地位与网络成瘾的关系：人际关系的调节作用[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4，05（02）：90-94.

作者简介：

寺院经济与社会经济关系疏议 篇12

一、寺院经济之于社会经济的补充作用

首先, “寺院经济作为整个社会经济的一部分, 它的存在和发展本身就提供了合理性, 即它符合了社会的一定需要。”[1]自从魏晋佛教寺院经济形成之后, 寺院就已积极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之中。如寺院直接参与农业生产, 大力开垦农田、山林等, 广泛种植茶叶、蔬菜、瓜果、花卉等;同时, 还致力于手工业和畜牧业生产以及商业活动, 如在“寺院附近出现了一种制造慈善用品的手工业及其交易场所”[2]。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 丰富了市场需求。另外, 寺院还率先创置了质库, 为商业和借贷资本的积聚提供了便利, 今天的典当行业就是从其发展而来的。在有些地方, 寺院经济还是当地经济的支撑, 特别是在条件优越的城市中寺院经济往往成为一方商业贸易的中心或枢纽, 不仅拉动了城市的生产和消费, 还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寺院经济发展至今, 其对于社会经济的补充作用不仅依然如故, 而且这种作用越发突显。当代的寺院经济与社会经济的再生产过程相似, 也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就其生产环节来看, 包括农林经济、工商业以及服务业三大部类, 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工商业经营, 都扩大了社会就业, 安置了大量闲置劳动力, 缓解了就业压力, 同时还带动了宗教用具、宗教书籍、宗教服饰、宗教纪念品生产经营行业的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丰富了社会经济, 产品也满足了各阶层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另外, 宗教礼仪服务业如法会活动、旅游服务还拉动了交通、餐饮、住宿等等行业的发展。其次, 从寺院经济的分配结构来看, 寺院经济收入除去日常开支、建设维修以及文教慈善事业发展支出外, 剩余部分将继续用于扩大再生产, 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整个社会经济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总量。虽然寺院经济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金相对于社会来说微不足道, 但在社会经济处于低迷状态或发生经济危机时, 寺院的经济力也是不容忽视的。再次, 就其寺院经济的交换环节来看, 寺院经济的农工业产品除了用于满足寺院自身所需外, 一部分要进入市场流通, 同时寺院商业与贸易活动本身就是交换行为, 所以寺院经济与社会经济之间的输入与输出活动, 繁荣了市场经济。最后, 佛教组织作为一个团体, 要维系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消费一定的社会资源, 如僧众的衣、食、住、行、用等以及寺院其他开支都要耗费掉一部分资源。全国佛教信众以及许多指望佛菩萨佑助的人们作为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 一定程度上拉动了社会内需, 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总之, 佛教寺院经济作为特殊的经济实体, 因附设工商业、餐饮、旅游服务等经济事业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 佛教文化也正在成为现代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资源, 佛教文化旅游产业正在兴起, 如与佛教题材相关的旅游、饮食、服饰、出版、音乐、绘画、歌舞、建筑、装饰品、生活用具等等, 日益成为新兴的产业, 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而有效补充。

二、寺院经济之于社会经济的调节功能

佛教寺院经济对于社会经济的调节作用首先表现为寺院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社会财富总量。寺院经济通过农林业生产、工商业经营以及从事宗教礼仪服务等经济事业不仅获取了维系寺院正常运转的所需资金, 而且还增加了社会财富。当代佛教寺院特别是一些处于发达地区、城市中心或旅游景区的寺院, 每年的经济收入都在百万甚至于千万以上, 除去用于僧众修行所需与寺院的各项开支外, 还有大量结余, 这些收入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社会总财富。佛教团体经济上自给自足不仅减轻了国家对于宗教组织支出的经济负担从而能够把大量闲置资金用于扩大社会再生产, 而且还担负起了保护和维修文物所需的大量资金。另外, 寺院经济中的营业性经济活动按照国家税法规定所缴纳的税收又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其次, 佛教寺院经济还能够储存社会财富, 具有贮存功能。在寺院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寺院的一部分经济收入不是通过农林业生产、工商业经营等价交换以及宗教服务获得的, 而是社会各阶层和广大信众通过无偿捐赠或布施的形式流入寺院的, 这部分资金脱离了社会再生产过程, 是满足人们物质消费需求后的剩余财富。然而, 无论是寺院经营所得还是社会捐赠, “大量财富积聚于庙堂, 大量的劳动力归附于寺院, 对社会不会不发生影响, 但这些财富和劳动力并非简单地从社会消失掉, 而是一种等量的转移。在某种特殊的条件下 (如战争或天灾) , 寺院起了经济水库的作用。只要拉开闸门, 财富和劳力即可流回社会。”[3]寺院经济的这一作用具有解决整个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现实意义, 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社会经济生活。特别是当社会经济发展处于低谷或困难时期, 寺院经济通过大量输出资金或释放所储存的财富的形式从而达到平衡社会需求、解决分配不均以及缓解社会经济发展压力的目的。

寺院经济之于社会经济的调节作用突出表现为佛教组织通过救灾救难、济贫纾困、捐资助学等公益慈善事业的形式使剩余资金回流社会, 使社会财富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得以重新分配。所以, “佛教寺院的经济活动, 也由此社会本质层面具有了解决整个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具体意义。”[4]正如有学者指出, “把寺庙捐助与赈济联系起来考虑, 我们发现, 二者之间正好是一个经济循环过程———一般信众对寺庙僧众的施舍, 最后又通过“法施”与“财施”两种方式返回到一般信众身上。”同时, 佛教寺院经济进行纾困济贫的“财施”行为又具有两个特点:“第一, 它包含了按照宗教原则进行的经济调节;第二, 它烙上了深深的宗教印迹。一个富翁的慷慨施舍可以获得更多的‘法施’或者功德, 但不一定获得相应的‘财施’, 而一个贫户的微薄捐助不一定获得更多的“法施”或者功德, 但却可能获得至关重要的‘财施’。我们说寺庙经济是解决分配不均的具体行动, 就是以这种有限的经济再分配作为依据的。”[5]因此, 基于寺院经济对社会经济的重要调节功能, 我们应该充分研究这种调节作用的有效机制并加以正确引导, 从而使佛教寺院经济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 有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最终发挥寺院经济之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效调节作用。

三、佛教经济伦理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启示

“经历‘五四’之‘理性精神’的洗礼以及‘文革’打到一切‘牛鬼蛇神’的冲击之后, 儒、释、道等的神圣性被消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被看成做“从天国回到现实”的进步, 但市场经济所应促成的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尚举步维艰, 拜金主义和短期行为在神州大地上横行, 以致官之贪赃枉法、民之坑蒙拐骗都已不是个别现象。”[6]因此, 历来忽视宗教维度的中国经济学家感受到“没有信仰, 制度便形同虚设”, [7]感受到“唯有信仰, 市场经济才有灵魂。”[8]况且, 宗教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文化现象, 它对人们的各种行动都具有重要作用, 它在经济、政治、社会等现象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彼得·贝格尔说:“每一个人类社会都在进行建造世界的活动。宗教在这种活动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9]所以, 佛教作为一种文化, 特别是其包含的伦理思想必然对经济活动及其精神产生重大的影响。况且, 现代社会中的佛教本身就负有一定的为市场经济营造良好秩序的重任, 即所谓创造人间净土。

首先, 佛教的伦理经济功能, “就是佛教伦理向社会扩散而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 使经济活动更加具有诚信、公平等道德内涵而降低交易费用、约束市场运转。”[10]佛教经济伦理反对用欺诈、不正当等非法的手段牟取经济利益。如《郁迦罗越问菩萨行经》中说:“如法求财, 不以非法。”《优婆塞戒经》卷第三中说:“不以非法求觅财务。”卷四中说:“不以斗、秤、杂、余、异、贱欺诳于人。”卷五中说:“贩卖市易教令以平, 无贪小利共相中欺。”另外, 佛教经济伦理认为用邪恶的手段牟取商业利益, 其结果只能是对自身的侵害和欺骗。如《法句经》卷上说:“贪欲无厌消散人念, 邪致之财为自侵期。”《除盖障菩萨所问经》卷十八中说:“不以斗、秤而行欺诳。他所委信亦不侵取, 无复奸恶积蓄财利。”而且, 佛教经济伦理还认为正当的经济活动对造福社会具有无穷无尽的积极意义。如《六度集经》卷第三中说:“治生以道, 福利无尽。”[11]据此, 我们认为, 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但应该是法制经济, 也应该是伦理经济和道德经济。法制可以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法律与秩序的保障, 伦理则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与价值尺度”[12]。其次, 佛教经济伦理强调经济发展、商业活动要“自利利他”, 造福社会。众所周知, 佛教经济观有别于一般社会经济观。社会经济发展皆以营利创造财富就是本身目的。而佛教则教导人生正等正觉, 了解人生究竟目的, 故经济经营仅是手段, 获得财富也仅是过程而不是目的。如《大乘修行菩萨行门诸经要集》卷下说:“不为自己受蓄财物, 凡有所得悉为成熟贫苦众生。”《优婆塞戒经》卷第二说:“为众生故, 求以弘利。”

综上所述, 反观现代社会, 人类在自然科学方面确是今非昔比, 科技成果层出不穷, 令人眼花缭乱, 给世人的生活带来了越来越大的方便, 而突飞猛进的计算机智能, 巧夺天工的克隆技术, 使今日的人类智力几乎成了“造物主”。这一切, 可以说是循西方主流经济学思维向外征服自然的路线前进而取得的成果。然而, 人类物质生活虽然提高了许多, 社会苦难、社会问题和人们的精神、心理问题, 并未减少多少, 社会道德水准并未提高多少。至于佛陀主要要解决的生、老、病、死诸苦, 依然存在, 并未因科技之进步而解决。而且, 物质方面的发达, 还带来了能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弊端, 酝酿着使全人类毁灭于一旦的劫难。这一切, 当然也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片面逐物、忽视心灵的路线有相当的关联。所以, 佛陀所提出的通过“伏心”、“观心”[13]说来解决人生根本问题、文明根本问题的路线, 对经济学发展的确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综上所述, 当代佛教寺院经济并非消极地顺应社会经济的发展, 其发展不仅可以被看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补充, 而且也是佛教在伦理道德价值之外的另一社会功能。

摘要：当代佛教寺院在商品经济的浪潮中纷纷从事农林业生产、工商业经营以及宗教服务、旅游服务等活动, 形成了多样化的形态, 不仅解决了自养问题、改善了生活条件, 也为社会积累了财富。寺院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的特殊实体经济, 不仅是社会经济的重要补充, 而且还发挥着“经济水库”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