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和民法的关系

经济法和民法的关系（共3篇）

经济法和民法的关系 篇1

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以后, 宏观调控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法律调控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讲, 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经济法律规范是市场经济重要的行为规范。当务之急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配套完善的法律。

与此同时还应充分认识到, 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包含了许多质的变化, 其重要内涵是市场主体应为自由、平等、开放、竞争的主体。市场经济是主体多元化的经济, 这些主体可以是公有的, 也可以是私有或混合所有的, 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 即都是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 都能自由地进入和退出市场。由于民法的性质, 特别是对市场主体之规定, 决定它在市场经济中仍处于基本法的地位。下面仅从三方面说明这一问题:

民法在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中仍处于基本法地位

法律体系是法律的内部结构, 即指一国现行法, 无论其外部表现形式多么零乱, 都可视作不同部门组成且部门间相互联系的一个统一的系统或整体。国家可以根据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对象, 把法律划分为若干部门, 如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等。各个法律部门有各自的特点, 互相配合, 互相照应, 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因素是部门和规范。其横向结构是分为不同的部门、制度;其纵向结构是规范制度、子部门、部门、部门群, 实质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层次问题。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 一方面包含着市场经济的一般性, 另一方面受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所制约, 呈现出固有的特殊性。表现在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紧密结合, 并鲜明地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这种特殊性反映在法律体系, 特别是法律层次划分上。保护人民的财产权、人身权始终是法律的首要任务, 而财产权、人身权制度都是由民法规定的。

民法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由于长期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调整经济, 民法对经济生活的作用未得到足够重视, 影响了民法作为基本法的地位。很多人认为只需要经济法, 民法只是管公民的生老病死之事, 法律价值不高。当我们深入研究民法时, 从《民法通则》的内容看, 尽管其条文较之各国民法要简单得多, 但《民法通则》基本上概括了市场经济主体进行经济活动最基本的一般行为准则, 并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市场经济是一种横向经济, 它要求经济活动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均等、竞争的条件均等、主体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均等。法律面前平等的要求反映在民法上, 就是对市场经济主体的规定。民法已限定主体范围包括公民、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人合伙、企业法人、机关和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团体法人、联营法人、法人合伙等, 主体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第一, 市场经济主体必须作为独立的自主的主体进入市场。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进入市场的主体的独立程度, 这就要求有主体制度确认和保障。民法给主体提供了这种依据。例如, 《民法通则》设立了法人制度, 对法人的成立、合并、分立、终止等事项作了较为系统的规定, 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竞争主体。

第二, 进入市场经济的主体。基于自愿发生等价有偿的经济活动, 即在商品交换, 交换主体意志始终是充分体现主体自身的自愿性、能动性。民法的基本原则是平等、自愿、等价有偿, 适用于主体的最基本的法律准则。

第三, 主体必须具有依法从事经济活动广泛行为的自由。民法适应这一要求。通过大量的任意性规范允许和鼓励主体基于自身利益进行广泛的生产经营决策和市场选择。

总之, 市场经济主体对权利义务的要求表现在对民法的肯定上, 民法的核心内容是主体的权利和义务, 满足了主体的自身要求。

增强民法观念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首先,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是认识、确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 也是树立、增强民法观念的过程。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促进了民法观念的形成。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战略的逐渐明确, 我国的民法观念也得以初步确立。这方面突出地体现在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规定上。改革开放以来, 对国有企业民事主体地位的认识有个过程。国有企业是否是民事主体, 改革之初有过激烈的争论。

其次, 在我国从总体上看民法观念仍然薄弱。一是历史上形成的“重刑轻民”现象和在改革中出现的“重经轻民”倾向仍然存在。民法观念不强, 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二是对法律的继承性、共通性认识不足。新中国的法律是在摧毁旧中国传统的基础上创立的。在彻底废除旧法体系的基础上创立新法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 但这一过程完全割裂了我国法律与一切私有制法律的联系, 使我国处于萌芽中的民法观念未能延续下来。三是“民法”一词在字义上往往被误解为“公民法”或“保护公民权利法”。有些人从这一角度理解、解释民法, 致使许多人只知有经济法, 不知有民法。

观念的变革是制度变革的先导。社会主义市场观念的形成,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基础。民法观念的树立, 带动了民事立法的发展。改变民法意识淡薄的状况, 增强民法观念, 是建立科学的法律体系的要求, 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经济法和民法的关系 篇2

上传时间:2001-6-1

3《合同法》是一部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重要法律之一，它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合同法》总则和分则所规定的条文细致、整部法律操作性强，并从形式上解决了《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三法内容重复、交叉和内外两套合同法体系的缺陷，功不可没。与此同时，从《合同法》规定的内容看，虽然主要表现的是民事合同法的规范，但体现经济法规范的条文也不少。因此我认为；新的(合同法)在实质上反映了民法和经济法共同综合调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关系的实际。

一、对合同、民事合同和经济合同的理解

新《合同法》是将《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三法合一而集成的合同法律规范的主要表现形式；虽然《合同法》中没有民事合同和经济合同的概念，但是为了学习和理解《合同法》，从理论上弄清合同、民事合同和经济合同的不同含义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什么是合同？著名的英国法学家‘世界公认的合同法权威布莱克斯对合同下了一个定义：“合同是两个或多人之间，就某特定事项行为或不行为所达成了一种具有约束力的协定。”

[1]我国著名的民法学家佟柔、赵中孚、郑立教授指出：“从广义来说，凡发生某种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统称为合同，如师徒合同、劳动合同等；从狭义来说，专指产生民事立法上债的法律后果的协议，亦称债权合同。”[2]台湾法学家、东吴大学教授杨桢先生对合同(契约)的定义是：“契约一词，一般乃指二人以上，以发生、变更或消灭某项法律关系为目的而达成协议。”[3]著名民法学家王家福、谢怀栻等指出：“经济主体之间经过协商签订合同所建立的经济流转关系，获得了法律上权利义务关系的形式，称为合同关系。”[4]可见，合同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合同包括民事合同(即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与义务的协议)、劳动合同(即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劳动权利与义务的协议)、经济合同(即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经济权利与义务的协议)、行政合同(即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行政权利与义务的协议)等等。狭义合同专指民事合同。

民事合同是遵循平等协调、合同自由、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原则签订的，贯彻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民法精神，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受政府、任何单位和个人的非法干预。在我国，民事合同是民法体系中债法的主要内容。自古罗马法以来，民事合同一直是调整简单商品交换关系和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流转关系的最重要的法律形式。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阶段。本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发生了世界性的大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应运而生，认为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自由放任主义经济政策是产生危机的根源，主张扩大国家经济职能，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从而导致了对待合同的社会见解和立法方针的根本变化。‘于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种相对独立于民事合同的新型合同——经济合同。

在我国，50年代由于政府经济职能扩张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行；经济合同主要作为实 1

现国民经济计划的工具而存在。改革开放后的1981年我国制定了《经济合同法》，应当说这部经济合同法虽有民法规范的内容，但主要表现是经济法规范，带有经济政策性和计划性特征，因此将其纳入经济法体系。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的决定》，修改后的经济合同不是走民事合同与经济合同分立的思路，不是把作为经济法体系的经济合同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而是将经济合同法修改为商事合同法。现在新《合同法》实际上是一部在《经济合同法》基础上进—步完善的“民事合同法”，但还不是一部彻底的“民事合同法”，其中不乏“经济合同法”的痕迹；我们认为，新《合同法》颁布后，“原先的‘经济合同’虽已蜕变为民商事合同，但仍需要在经济法范畴内重构能够对组织管理性的流转和协作关系进行调整的合同制度，故有必要对经济合同重新定位，将其界定为‘政府’经济合同，即市场经济条件下直接体现政府意志或以政府意志为主导的合同，在此基础上完善经济法对它的调整。”[5]

二、新《合同法》与经济法思想

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说：“先有交易，后来才由交易发展为法制。：„„ 这种通过交换和在交换中才产生的实际关系，后来获得了契约这样的法的形式，等等；但是这一形式既不构成自己的内容，即交换，也不构成存在于这一形式中的人们相互关系，而是相反。”[6]这二论断精辟地阐明用了市场经济关系决定合同、合同法产生和发展的原理。因此，我国合同法决定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而不是传统的合同法律形式决定它的内容。归根到底，我国新合同法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所决定的。现代市场经济，都是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宏观调控更加自觉有力。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协调人，具有维护和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公共权力。确认和保障这种为管理和协调经济活动的公共权力的合法与适当行使是经济法的主要任务。按照经济法思想，现代市场经济生活中客观地存在着一种不同于民事合同的经济合同，这种经济合同是经济法用以管理与协调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的一种积极手段。正如英国法学教授、牛津大学圣约翰协会会员P.S.阿蒂亚在其《合同法概论》一书中所指出的：“自由放任主义学说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已经黯然失色了，这标志着人们已不再用老眼光看待法律。合同法已不再被认为是一种消极的，其主要作用仅是执行当事人经选 择而达成的协议的一种工具。现在的趋势是把合同看作达到公平的一种积极的工具。”[7]这位法学教授接着说：“今天，人们一般认为，对契约自由的干预常常是无可非议的，即使从纯粹的经济理由上看，也是如此。„„对契约自由的合法干涉并非是要破坏这种自由市场，而是要支持这种自由市场。当然，对契约自由的合法干涉，并不总是用来调整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平衡。例如，为各种经济目的，如控制通货膨胀而制定的立法现在并不罕见，这些立法对限制契约自由也起了很好的作用。”[8]承认和赋予政府有关部门在职权范围内依法对重大经济合同进行管理是经济法的思想；运用经济立法确定诸如供用电、水、气、热合同、借款合同、建设工程合同、运输合同、技术合同和融资租赁合同等的法定条款用以对合同自由进行限制也是经济法的思想；维护合同的公平与公正，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经济流转的安全与效率，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些作为经济法的任务之一，也体现经济法的社会责任本位思想。经济法的上述思想不仅体现在新《合同法》总则的“一般规定“和“其他规定”两章的具体条文中，而且也反映在合同法分则的部分条文之中。

总之，新《合同法》虽然在第二条明确界定合同为民事合同，但由于整部《合同法》反映的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它不能不体现出某种经济法思想。

三、新《台同法》颁布后仍需制定新《经济合同法》

新《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和关系的协议。”如前所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生活中客观地存在着经济合同现象。这种经济合同关系仍需要专门的法律来调整。因此，新《合同法》颁布后，我国仍需要制定一部名副其实的新《经济合同法》。其根据是

第一，政府是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和整个经济生活的协调人。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过程中，需要使用经济合同作为调控的法律手段.第二，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需要经济合同。因为经济合同一方面强调遵守价值规律和友好协商原则，调动经济合同当事人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要贯彻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符合宏观调控的目标与任务。经济合同最能体现二者的有机结合。

第三，现代市场经济讲究经济活动的公平、效率与安全性，而体现公平、效率与安全的大量具有经济内容的标准合同，就是经济合同的主要形式之一。因此，规范各行业出现的这类大量的经济合同关系需要<经济合同法》的调整。

第四，目前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国有企业生产经营方式和国有土地资源使用权转让等合同关系也需要《经济合同法》的调整。

第五，平等的地区、部门和财政主体之间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形成的经济协作关系，也需要《经济合同法》的调整。

总之，新《合同法》中规定的部分具有经济合同性质的合同应当从《合同法》中剥离出来，这部分内容与法律尚未规定的经济合同内容放在一起，统一由新的、名副其实的属于经济法部门的《经济合同法)：来调整。以民法和经济法综合调整市场经济关系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要求。因为，飞口果要用法律语言来表：述我们所见证的社会关系和思潮的巨大变革，那么，可以说，由于对‘社会法’的追求，私法与公法、民法与行政法、契约与法律之间的僵死划分也越来越趋于动摇，这两类法律逐渐不可分地渗透融合，从而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法律领域，它既不是私法，也不是公法，而是崭新的第三类：经济法和劳动法。”[9]

[1]转引自[美]丹尼斯·阿·豪尔著：(基本合同法》群众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2] 佟柔、赵中孚、郑立主编：《民法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6页。

[3]杨桢著：《英美契约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4]王家福、谢怀栻、梁慧星等著：《合同法》，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9页。

[5]史际春、邓峰著：《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22-423页.[7][英]P．S·阿蒂亚：《合同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页、24页。

[8][英]P．S·阿蒂亚：《合同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页、24页。

经济法和民法的关系 篇3

“行政”一词最早出现在顾炎武的《日名录》中, 将前人的政事统称为“用人行政”。而我国现代意义上的“行政”一词来源于日本, 日本为制订“明治宪政”, 曾派人到各国考察学习。我国是将日本字形相同的“行政”两字引入中国, 演变为今天的行政法而得以实用。

《谢尔曼法》是经济法的最早表现形式,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 微观经济日渐放开, 政府职能也不断转变, 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和其他国家一样, 都是随着公有制的确立和对国民经济计划的管理而逐步形成的, 随着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而得以完善。在继刑法、民商法、行政法充分发展之后, 经济法也自然“分娩”了。经济法在世界范围内的出现表明, 它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经济法产生的基础是民商法, 民商法在逐步发展过程中, 经济法才得以显现, 如果没有民商法的发展, 就不可能会有经济法的出现, 经济法是民商法的一部分, 之后才独立于民商法的。而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则进一步促进经济法的发展, 行政法的调整手段是经济法微观管理和宏观调控手段的重要来源。

从调整对象来看, 行政法调整公权力机关与普通公民之间的行政管理关系。传统民商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自然人、法人参加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属于私法范围。而经济法则是这两者的综合, 调整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 不调整人身关系, 它既要保护市场主体的平等权利, 又要维护市场秩序的和谐发展。在弥补民商法无法强制保护弱者权利的同时, 又限制行政权力对于公民权利的侵犯。

从主体来看, 传统民商法只包括平等的市场主体, 一般为法人和自然人。行政法则是公权力机关与普通公民, 不包括企业内部组织, 经济法则是把公权力机关对市场主体的影响纳入到调整的范围内, 包括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以及企业内部组织和有关人员、农户和农民, 直接在民商法和行政法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 在两者之间的权利 (权力) 义务 (职责) 之间进行了一次明确的再分配。

从调整手段来看, 传统民商法采取的是一种消极的调整方法, 即以民事制裁的方式为主, 最大限度地尊重当事人的意志, 很少强制性的对主体的行为做出规定, 该法以民事法律和商事法律为主, 学习难度一般, 就业前景主要针对律师和公司的法律顾问。行政法则正好相反, 除了实行奖励以外, 采取了以行政制裁的方式, 积极地调整社会生活, 维护秩序, 规范人们的行为。经济法介于两者之间, 采取奖励和惩罚相结合的调整方法, 可以说经济法就是用行政法的手段来调整民商法的关系。

经济法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 到今天仍不能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许多学者认为应归行政法调整或者在行政法下设立一个新的行政法分支, 这也一直是经济法最主要的争议焦点。行政法与刑法、民法构成了我国三大基本法律部门, 占据着重要的法律地位。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完善, 就要看民法是否完善。一个公民心中是否有主体观、人格观念、权利观念、自由观念和责任观念, 就要看他是否具备民法理念。

可见, 经济法在与行政法、民法相比之下, 法律地位是最低的, 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我国现代法律体系中的三大基本法律部门已经含盖了行政法、民法。故此, 在以后的法制建设中, 行政法、民法将起到积极的带头作用。

参考文献

[1].罗豪才.行政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2].李昌麒.经济法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