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关系论文

经济关系论文（精选8篇）

经济关系论文 篇1

能源利用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关系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各种能源都得到了非常大的消耗，任何的经济活动都是以能源的消费为基础的，经济要想快速的发展必须有着非常牢靠的能源供应源头。我国只有采用节约能源的措施才能实现正真意义上的节约型社会，其关键就是提高整个能源的利用效率，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本文中笔者结合自己多年研究经验，简要的探讨了我国能源利用效率和国家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供各位经济人士参考，以更好的处理我国能源的利用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能源利用效率 经济增长 分析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整个国家的能源消费也成指数关系增长，根据我国的经济能源研究所的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在能源的消费量达到100250万吨，占整个世界的百分之是以左右，在整个世界上仅仅的在美国之后，成为全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但是，相关的数据也表明我国的人均能源的消费只有0.84吨左右，这个数据占不到世界人均能源消费量1.9吨的一般。从我国整个经济的规模来讲，19我国的国内平均生产总值也就是GDP占整个世界GDP的百分之四点一左右，换算到每个人的GDP还不及日本的六十分之一，不到整个世界人均GDP的八分之一。此外，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整个经济的形式依然处于发展的阶段，这就可以肯定的预测将来我国的经济规模肯定会不断的增大。相关的专家指出，依照我国当前的总体消费能力，如果我国的经济技术水平到达美国的标准，那就意味着全世界的煤炭资源、全世界的铁矿石、全世界的钢材、全世界的水泥等等一系列的资源都不够中国使用，也许这些数据不是那么的精确，但是这在很大的程度上表明如果我国不改变现在的经济增长的模式，中国将变为整个世界的能源的黑洞，这不仅仅会影响到我国自身的发展，而且给整个世界的发展都带来非常大的影响。从当前的我国的计划经济我们可以得到在二十一世纪的钱二十年我国预定的GDP总额要相对先前的水平翻两翻，但是我们从能源的角度来看整体的能源消费只能翻一翻。这就给我们说明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的采取一系列的有效的措施，依然按照现在的形式发展下去，将会给我国的能源供应造成很大的威胁，这在很大的程度上也会给整个世界的能源供应造成很大的影响。

通过各个研究都表明要想解决当前的能源性问题，我们必须采取一定的举措，总结为四个字就是“开源节流”。所谓的“开源”就是增加加大能源的开发，加大对于能源的开发主要集中表现在加大对于现有能源的开发、新型能源的开发以及起补充作用的国外进口能源的引进等等。所谓的“节流”主要就是提高各个能源的使用效率。从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节流”的措施是既有利于现在也是对未来能源消耗的重要保证。我国只有全面的落实相关的“节流”措施，才能正真的实现节约型社会的建立，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为了更好的把握未来的能源消耗以及相应的经济增长，我们必须对我国现代的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耗的关系进行准确的把握，然后针对现状研究一些针对性的措施来不断的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和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

一、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现状

世界上的能源利用的效率是根据能源消费原单位作为标准的，能源消费的原单位就是单位的GDP增长带来的能源消费量，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单位的GDP增长所带来的能源消费量，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这个数值越小，说明这个国家的整体能源利用效率越高，因此，这个指标在国际上被广泛的应用。

我们通过分析现有的一些资料发展，我国的整体的能源利用的效率是比较低的。从一些相关的`资料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我国的能源消费的原单位值要远远的大于世界上的一些发达的国家，这在很大的程度上能够表明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是以消耗非常珍贵的资源为代价的，是一种能源消费性经济增长模式。但是这种情况的经济增长的方式是可以改变的，如果我们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我们可以降低能源消费原单位的数值，能够出现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能源消费的不增长。如果整个国家的能源消费量降低这在很大的程度上能够给我国的环境保护带来非常大的好处，实现正真意义上的节能减排工作。

我国现在正在处于向中等发达国家前进的重要时期，整个工业的水平也正处于一个向全面工业化产业迈进的阶段，在这个重要的时期，我们必须重视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切实的将两者保持在一个相对平衡的水平上。

二、我国的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

国际上一般采用国内人民生产总值也就是GDP来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宏观经济增长的标准。因此，我们分析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分析国内的人民生产总值和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来进行。相关的资料表明我国的能源消费和国内生产总值长期以来处于一种几乎呈一种同样的态势在发展，说明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能源的消费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不过从整体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内生产的增加速度要大于能源消耗的增长速度。

我国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经济的增长主要靠能源的投入来带动，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从整体上来看整个能源的投入量呈减小的趋势。九十年代之后到现在整个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能源的利用效率也得到了非常大的改观。

三、提高我国能源利用效率的相关的策略

(一)逐步的实现对于制造业相关产业效率的提升

相关的研究表明，我国的空气污染物大部分都是由产业部门排除的，而产业部门中制造业占据着非常大的一部分，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就要求我国提高制造业相关产业的能源使用效率，我们可以逐渐的改善小规模的投资来逐步的改善相关耗能设备的使用效率，也可以通过对现有的设备在工艺流程的很多方面进行大规模的改造，从根本上提高整个设备的能源使用效率。

经济关系论文 篇2

经济法治所要求一个健全的法治环境, 比如市场运行、宏观调控、市场主体等等都以法律文件形式相继被确立下来, 经济法治所要求的这些内容, 实际上在经济法中都得到了集中的呈现。现在学界普遍的观点就是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法治经济, 要想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 就需要一种法律制度的保障, 需要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等各种法律法规来调整比较复杂的经济关系, 特别是经济法更是调整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律。就我国而言, 经济法的本质和灵魂则是经济集中和经济民主, 这是产生在经济集中和经济民主对立统一的环境中, 它要以维护社会责任作为本位, 对国家和企业以及个体等各方面予以均衡协调, 既要保障企业和相关市场主体权力的有效实施, 又要维护权利主体的真正实现济法在运行的过程中, 要始终坚持经济法治的基本精神, 要进一步落实国家关于宏观调控的各项基本要求, 要与民法、行政法等各种法律一道来维护社会市场经济的全面调控和治理的需要, 因此必须加强经济立法是整个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与经济民主的发展相随的必然是民法的显达。这样就会出现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状态, 必然使社会整体的利益遭到损害, 多数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就目前而言, 这个问题被凸显出来。因此, 作为相关研究者应该正视这个问题, 在努力推进经济民主、彰显民法作用的同时, 要考虑到这种两种分化带来的严重的后果, 应该考虑多数人的利益、考虑经济领域的实质民主, 这些已经成为当前社会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矛盾, 我感觉首先就是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 社会上存在的贫富分化的矛盾, 只有通过站在社会利益角度的经济法才能予以解决。因为经济法正是以均衡社会利益为目的, 以社会责任为本位, 在各种利益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 要切实顾及到各方面的利益, 均衡发展, 特别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 既要考虑到个人利益不受影响还要适当顾虑到社会利益, 法的它作用正好体现在这里, 它能够限制各种社会利益的矛盾冲突, 能给以有效协调, 这样对于经济法治的建设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正因为经济法的大力推进, 我们可喜地看到, 即使个人利益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满足, 同时又不对社会利益造成伤害。通过大量的实践可以看到, 经济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法的繁荣, 还对于其他途径对于法律功能的欠缺予以弥补, 有效地增加了法律的平衡功能, 同时又通过自身的价值优势弥补了民法功能上的不足, 这样不仅保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转, 从而实现了对市场秩序的有效保护和调整。

经济法不仅体现了经济民主的内容, 又与经济集中的目标相适合。行政法在经济法治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行政法, 主要是经济行政法在调整经济关系、保护市场秩序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但它与经济法的功能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可以看到, 经济行政法承担的是行政管理职能, 行政指导有别于以往那种官员指挥系统, 而是一种新的管理手段, 他不是强调行政领导的重要性, 而是强调行政管理的民主性, 经济法的相关规定涉及到追责制, 也就是说一旦一个行政行为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后果时, 领导是有责任的, 所以经济法和行政法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 相辅相成的, 这是与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经济法治的建设是个系统工程, 它需要各种内部要素的不断推进发展, 只有经济法治内部的各个要素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才能整体推动经济法治环境的良性发展。同样只有整体经济法制环境变好了, 也才能更好地推进各个组成部分的完善。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向前推进, 特别是经济法治水平的不断提高, 我国的经济法制环境也呈现出了良性的发展, 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意味着随着市场经济领域的不断拓宽和深入, 经济执法能力也在不断地提升, 市场经济环境得到了很好的规范。特别是相应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产生后, 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的能力已然提升, 经济民主也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几年国家下大力气加强经济立法工作, 我想这将会继续促进经济法的制定和实施, 使立法者能够制定出更高水平的法律规范, 只有制定出较为全面的法律体系, 才能让司法者和执法者能严格地依法办事, 不仅要体现立法者的意图, 而且要服务市场经济, 更好地满足市场的需要, 从而充分地实现国家对经济的调控, 才能真正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经济关系与经济学规律 篇3

关键词：毛泽东经济思想；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国家；生产单位；生产者个人；经济学规律

中图分类号：F09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6-0015-02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12月26日发表于《人民日报》。在中国迅速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大力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即将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956年初，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全面阐述了新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建设领域中十对基础而重要的关系：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篇讲话语言朴实，实事求是，既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标志，也是这种探索取得的初步成果，是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方向和思想指导的重要历史文献。回顾历史，我们之所以在后来犯错误、走弯路，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没有真正执行这篇讲话提出的真知灼见。直到今天，这些关系中的很多方面依然是需要继续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本文仅以该讲话涉及到的两大关系——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以及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为例，重温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科学内核，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保持这些正确关系至关重要，以及在今天新的形势下怎样保持这些正确关系（下文所有引文若非单独注明出处，皆引自《论十大关系》）。

一、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

毛泽东提出并对比了两种发展重工业的方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二、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拿工人讲，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最近决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合作社同农民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得适当。合作社所拿的部分，都是直接为农民服务的。生产费不必说，管理费也是必要的，公积金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公益金是为了农民的福利。但是，这几项各占多少，应当同农民研究出一个合理的比例。生产费管理费都要力求节约。公积金公益金也要有个控制，不能希望一年把好事都做完。”“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

“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

三、毛泽东的论述符合基本经济学规律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在主席讲话近60年后的今天，重读以上字句，仍觉字字珠玑、意味深长。那么，这些话语为何正确，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又该怎样贯彻这些重要思想？

答案其实很简单，这些论述之所以正确是因为它们符合基本的经济学规律。这个基本的经济学规律是：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人类用自己的劳动生产满足自身需求的有用物品，创造出来的有用物品必须最终为人所消费。高效率的生产劳动过程包含了劳动分工、科技运用、迂回生产以及积累和生产性投资。随着科技的进步，劳动分工会日益精细，从生产到消费的链条会逐渐拉长，但究根追底，一切生产活动最终必须以满足人的需求为目的，除此之外，生产没有自己任何独立的存在依据。而当生产活动能够满足人的合理需求时，就会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打开财富创造的源泉。任何生产和科技活动，如果不能增进人的福祉、改进人的生活质量（包括人类获取知识的多寡），就只能是社会资源的错配和浪费。凯恩斯在《货币论》中，将这一经济学规律表述如下：“人类的劳作和人类的消费是使经济交往能取得任何意义的最后事项。所有其他形式的支出唯有迟早和生产者的劳作或消费者的支出发生某种关系才能具有意义。”这与毛泽东的以上论述不谋而合。

以毛泽东对“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的论述为例，它揭示的是典型的最终消费与中间生产的关系。重工业代表了生产资料的生产，是人类掌握科学技术、进入工业时代之后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发生的深刻质变：消费资料的生产越来越离不开专业化的机器和装备。为了生产出日益专业化的机器，以钢铁、煤炭、石油等燃料动力和原材料为代表的重工业就必不可少。因此，“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已经定了的”。但无论迂回生产的环节拉得多长，一切生产的最终目的只能是满足人的需要和消费，因此，“从长远看来，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而毛泽东对“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的论述也注意到必须关心劳动者的个人需求，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关心“农民的福利”，让90%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逐步改进工人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关心群众生活、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都体现了为人服务的思想，其结果就是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更快更好地发展生产，提高效率。

四、新时代下如何贯彻毛泽东的经济思想

当前中国正在大力发展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起毛泽东的时代，经济的组织、协调和运作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又该如何让“通过生产劳动满足劳动者需求”的基础经济学规律发挥作用？如何保证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以及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和谐发展呢？简单的答案就是：让劳动者充分就业并保证劳动收入稳步提高。因为大脑的发达和善于运用工具，人类在历史进化的过程中具备了一种独特的能力、劳动能力，也即通过脑力和体力的支出从事具有特定目的和有用性的活动的能力。劳动是生产出能够满足人类需求的各种有用产品和服务的源泉。无论是清扫大街、维护交通，还是家政服务、教书育人，这些劳动都能提高人的福利，改善生活质量。同时，依附于人身的劳动能力既不能储藏、又不能消灭，还必须持续地投入衣食住行以维持它的存在，所以，如果它不被恰当使用，就只能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自然消逝。因此，从最基础的层次讲，无论劳动生产率是高还是低，充分就业都是必要的。充分就业在一个方面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实际创造，在另一个方面意味着社会劳动能力的充分利用。反过来，只要有了就业，劳动者就会有收入。而为了自我生存和养育子女，劳动者必须把这些收入花费出去，它们就自然形成了资本增殖和盈利所必需的市场，成为社会有效需求的组成部分，成为保证宏观经济稳定和协调发展的最基本的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在今天实行了充分就业、增加劳动者收入的经济政策，就是在根本上贯彻了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所阐述的最重要思想：“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就是毛泽东经济思想在今天给我们的启迪。

经济和环境之间关系 篇4

经济和环境之间存在着三种关系，即共生关系、二者基本上不存在影响的关系、二者存在相互影响的负面关系。首先，就共生关系而言，经济和环境之间，本身就存在着相互促进的一面，经济和环境相相辅相成，共同发展，如生态农业模式，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其本身又对环境产生正面而积极的影响。其次，就经济和环境基本上不存在影响的关系而言，经济的发展本身并没有对环境产生太多的负面影响，经济和环境共同都在发展，二者是并行不悖的关系。如新加坡的发展模式。新加坡利用自身的地理优势，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服务行业，在推动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自身环境的发展，所以新加坡也被称为花园城市。再次，就第三种关系而言，其又可以分为两种关系：第一、经济的发展对环境的破坏并没有超过其本身的承载能力。第二、经济的发展对环境的破坏已经超过环境本身的承载能力。就前者而言，环境虽然遭受到了破坏，但并没有超过其负荷能力，在采取相应措施后环境依然能够逐渐恢复，甚至达到原有水平。对后者而言，环境已经在质上遭到完全破坏，环境已经不可能通过自我的自净能力恢复到原有水平，经济的发展已经对环境本身造成了不可修复的影响，那么这也是人们认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二者不能并行的重要理由。

值得强调的是，在经济和环境二者的关系中，共生关系和二者基本上不存影响的关系这两种关系中，并不存在环境的保护。环境本身就可以在被促进或自我不受影响的前提下良性的发展。而只有在第三种经济对环境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的情况下，我们才谈环境保护，才谈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并行关系。但笔者认为，就第三种关系中的两种情况而言，都存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能够并行的可能性，即使是经济的发展对环境产生了不可修复的影响，其理由如下：首先，环境保护的主要目的还是建立良性的生态平衡系统，其并不是一定要恢复到原有绝对理想完满的水平。其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平衡过程，不能说环境在遭受到严重破坏后就置之不理或不加以保护治理。再次，不管是经济发展也好，还是环境保护也好，二者都是为了服务于人类更好的生存和发展，二者缺一不可，所以应当也必须并行。最后，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二者不能并行的理论假设是错误的。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不能并行的理论前提是错误的

导致人类过分看重经济发展而忽略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应是西方的主客二分思维方式，“按照这种思路,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就只是一种主客二分式的关系:人和世界万物是两个相互对立、彼此外在的实体,人是主体,世界万物是客体,人通过认识(这里指广义的认识,其中包括实践—通常理解为人从世界万物之外进入和深入到世界

万物之中,对外物加以改造的活动)以解决 世界万物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的间题”。和这种理论构成直接相关的则是人类中心主义，[1]这一理论认为，在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中，只有拥有意识的人类才是主体，自然仅仅是客体。一切活动都必须满足人类这一主体的生存和发展为前提，人才是价值评判的尺度和标准。于是在“主客二分”和“人类中心主义”这种不是你就是我，不是主体就是客体的单一线型思维指导之下，人类开始疯狂而不计后果的向自然开采和掠夺。做为回报，自然开始反过来报复人类：生态的恶化，自然灾害频发，海平面上升等接踵而至，这些灾害无疑都是自然在遭受严重侵犯后，为了维持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而产生的正常现象，但是却对人类和其他生命体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和影响。

同时，由于“主客二分 ”、“人类中心主义 ”这种单一的不是主体就是客体的思维模式，主体性的人类在遭受到客体性的自然的打击和报复之后，人类往往又显得无能为力，人类的这种渺小性顿时又和自然的强大性形成鲜明对比。于是人们逐渐开始认识到，发展经济是不能够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和环境本身都对人类具有重要价值。因此，整体观、系统观、协调观等也开始逐渐代替了 “主客二分 ”、“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而中国“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就是这样的理论之一。中国“天人合一”的整体观

按照中国“天人合一”的整体观，“真正有生命力的深层和谐必然是天下、世界、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和谐，也只有在此情形下，一物、一人、一地、一国才可能获得真正持久的和谐。”这种整体观认为，人本身就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和自然万物构成平等的关系，“宇宙洪荒的实质是生生不已的创造力，其中涌动的是无穷的生命力。对于人与自然的所有生命而言，天地是所有成员的父母，万物和人类构成天地之间的生命共同体，即所谓“民胞物与”，有了这种情怀之的一，人在宇宙中不再具有疏离感，不再深怀孤独感，而是觉得自然与其他生命、山川草木，都是创化的产物，都是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存在者。”我们可以说：人和自然的生命不再是你就是你，我就是我的主客相分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辅相成，相互支持也相互制约的合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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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整体思维的指导之下，“人的存在境域不是一个狭小的人类社会，而是一个天地宇宙。” 人做为万物之灵，又是一个理性的存在，这就必然要求他把自我当作生命存在的同时也把外在生命当作一种存在，在重视自我生命的同时，也重视外在的生命。人其实并不是自然界的主宰之人，而是主载之人，所谓主载就是有义务和责任去考虑或承担其他生命的生存和发展，承载自我也承载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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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人和外在环境在本质上都属于宇宙洪荒的一部分，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大宇宙式的生态系统。人在从事经济活动的同时也必然要去考量其对环境的影响。同时，人类如果要真正生存和发展下去，就必须把自我置身于这个生态系统之中，平等地考量所有的生命存在。

这样，可以说在任何时候，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并行应该是可能的，而且应当变得可能，即使在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之下。倘若我们在理论前提上就认为二者不能并行，经济的发展最终在实际上会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失衡以至消亡。从而使经济发展变得不可能，人类也将变得难以生存和发展。

当然，在“天人合一”的整体观的指导下，传统的五行观，中医学理论则给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提供了实践上的可能。传统五行理论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元素的运动变化而生成的，他们存在于一个动态的系统之中，构成相生、相克的生成和制恒关系。事物在这样的生化克制关系中保持着平衡和发展，而中医学则以传统五行理论为基础，并将其应用到中医理论和治疗上，把人的身体看一个动态的平衡系统讲究：辩证施治、阴阳调和、抑强扶弱等。

文化与经济的关系 篇5

摘 要：文化和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基本的系统，是人类文明大河的两条支流。在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发展到文化发展到一定时期，文化与经济才得以相互融合。理清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有助于推动社会健康和谐的发展，也会使得文化和经济学得以更加完善。

关键词：文化;经济学;文化经济学

一、文化与经济的基点和内涵

1.文化与经济学的含义

文化，广义地说，一般是指在人类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1] 。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各种物质文明，包括日常用品、交通工具、装饰品等，是具体的客观物质。制度文化是指生活规则、家庭组织方式和社会制度等等。精神文化是指文学、政治学、哲学、历史学、伦理学等等，它们都深刻影响着人类思想和文明。

在个体层面上，文化一词具有合宜性。例如某个人受过良好的家庭熏陶和教育，言谈举止优雅，并在某些社会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都合乎社会主导价值体系，甚至是社会价值观所认可并崇尚的对象，所以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地位而受到尊重。在群体层面上，文化是指在不同社会群体中产生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思维方式[2] 。

因此，文化具有物质的属性，也具有精神的属性，二者互相依存，相互创造和发展。

经济，广义地说，是指人类为满足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而进行的一切活动。狭义上说，经济是指物质的生产、流通和分配，也形成了一门学科叫经济学。经济包含了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文化也有着物质内涵和精神内涵，因此，二者在本质上具有统一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叫做文化经济学。国际上权威文化经济学刊物《文化经济学》杂志将文化经济学定义为：文化经济学是一门将经济学分析方法应用于一切公共及私有的创作艺术、表演艺术、文化遗产及文化产业的学问。它着重研究文化部门的经济组织以及与文化相关的生产者、消费者、政府部门的行为，它的研究主题涵盖了很广泛的范围，包括主流的及新兴的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公共政策及制度经济学[3]。

文化经济学的产生，标志着文化与经济学的融合和发展。文化经济学一般包括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文化产品的价值;文化资本的可持续性;文化遗产的分析;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文化产品的消费。

2.文化产品的经济基础

文化在整体性上表现为对满足人类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需要的产品，这种文化产品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流通，表现为商品化。

文化产品具有社会实践的性质，脱离了社会现实意义的产品也终将会被淘汰。人们在最基本的日常生活中，都普遍凝结着文化因子，这种文化因子的普遍性正是文化产品进行流通的基础。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之下，人们选择相应的生活方式，建立完善一套相应的社会文化制度。人类整个的生产系统就是一个充满了文化意图的领域。也即，所谓自然，并非一种完全脱离于人的独立客体，而是由人的存在赋予了一定意义的、用精神的线予以贯穿起来的一种社会存在。这种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决定了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地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地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2]。

马克思指出：“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4]人类的经济发展过程，既具有自然属性，也具有社会属性，既是真实存在，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因此，物质的生产一方面具有客观实践性，也同时打上了文化含义的烙印;文化范畴一方面具有抽象和自制的性质，也同时拥有其物质基础。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文化事业的高度发展，市场中的企业不再单纯是生产的基地，而且也是不同企业文化相互碰撞和交流的地方。企业内的文化氛围，更具有维护社会稳定，实现人和人关系和谐的功能，这超越了仅仅是提供商品生产的功能。

在消费领域，传统的物质消费已经无法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开始转向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化产品的需求。在市场营销中，不仅宣传产品的经济价值，也宣传其产品的文化功能和价值，从而使得市场营销开始提升文化层面的评价，最终使得文化产品快速地商品化了。

二、文化与经济的基础性关系

1.文化与经济的共生

一般的说，经济是文化的基础，决定文化的发展;文化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支配和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从文化和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来看，两者具有共生的关系。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和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5]作为人的本质存在的一种体现，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它们都是人作为自然界本身的一部分，为维持和繁衍自己的生命存在而生产人所必需的消费品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结果[6]。

人类活动具有自我意识和主动性，具有非常直接的目的性。这种目的反过来使得人类活动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也使得活动过程本身也具有意义和价值。生产作为人类活动最普遍的一种行为，也具有了意义和价值。因此，在生产过程中，既体现了经济性质，也体现了文化性质。

因此，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上，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具有文化的性质，都具有文化的内涵和价值，而文化本身也蕴含着经济的性质。文化与经济是既有其独立性，又有其共生性。

文化和经济体现了人类的发展进程，二者也体现了生命的延续，统一地指向一个对象。彼此交融，形成了一种文化经济共同体，也即文化经济一体化。在人类社会发展到在物质生活可以满足自身的需求时，文化开始逐渐繁荣起来，为了适应人类对文化的需求，文化和经济开始互相结合起来，并成为一种互动双方，不能离开彼此。真正自觉的、合目的的、现代意义上的以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消费和流通为主体特征的文化经济活动，则是在人类文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即在人类自觉地发现文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于经济之外的一种财富之源，以及成为对现代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之后才出现的[6]。 2.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

人类的经济行为首先是为了生存，此后才是发展。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本身就具有了文化的含义，其行为也就有了文化的属性。每一次经济的革新，都代表了人类文化有了一次质的提高。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正是揭示了经过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产生的作用和价值，也说明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进程有着直接的关系，从而也说明了文化与经济逐渐交融，形成一个强大的力量，推动者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7]。

文化系统的全面升级，其内容包括了人在进行经济活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思想感情、思维方式等体系，也即文化和经济逐渐统一起来。文化有其结构，经济也有其结构，二者在共生的基础上走向了一体化。例如，农耕式的文化与自然经济相对应，工业文化与工业经济相对应。每一次经济结构的质的革新，必然伴随着文化结构的革新。同样，人类文化思想的每一次提升和解放，必然推动经济结构的的改变，二者一一对应。

历史文化推动经济结构，经济结构改变文化，二者共生，并彼此交相影响，逐渐融合为一体。现代社会，商品体现了以人为本，并附加了更多的文化象征和价值，形成了文化商品的产业链，也形成了工程学、美学等学科的融合。

当精神文化的消费需求实现了对于物质消费需求的本体性超越，使得一切关于知识和美的精神文化创造获得了财产和财富的价值认同，以文化的经济价值为追求目标的产业――文化产业应运而生，从而在全新的意义和层面上形成了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6]。

三、文化与经济学的学科关系

文化经济学一方面以文化行业、文化产品以及文化市场为研究对象，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对文化行业、文化产品以及文化市场进行研究和分析;另一方面以文化的视觉解读经济行为，二者互相结合，互相融合。

文化学是研究文化现象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它是人类文化活动的总的概括，一般包括文化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和文化生态学等等。文化经济学是文化学的一部分，重点在于考察和研究文化活动中的经济要素，解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文化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一般也是采用文化学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方法。例如量化的研究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科学抽象、理论联系实际、系统分析、动态研究、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总之，文化与经济有着各自内在的独立性、运动发展机制和规律，二者又存在着共生、互动和一体化的关系。二者的相互融合，一方面会促进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也丰富完善了经济学的体系，共同推动社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增进人类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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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关系论文 篇6

21论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

1.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的两个方面。

2.生产力：指人们改造和征服自然，生产社会财富的能力.它包括生产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和劳动力两个因素，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生产的自然属性.3.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相互关系。生产关系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生产关系是指在生产过程的经济关系。狭义的生产关系是指直接生产过程中的经济关系，是生产的社会属性。

4.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构成生产方式。在这个统一体中，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及其发展状况的变化，生产关系要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相适应。首先，生产力的发展会引起生产关系的部分性质变化。在一定生产关系根本性质不变的前提下，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可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生局部的调整和变化。其次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关系也就会随之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在这一定阶段，生产关系在根本性质上就不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这时就应该进行社会变革，假如当时人为的阻碍生产关系的变革，就会破坏或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再次，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着生产关系可能变化的程度，当然，变革生产关系归根结底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因此生产关系方面的每一种变革，都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要求。人为的跨域生产力的发展阶段，过早地建设新的生产关系并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新中国建立初期，大跃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忽视客观实际。⑵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极大的反作用，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时，生产关系就能够推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反之，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那么，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归根结底取决于和服从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这一规律表明，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生产力始终是决定的因素；是社会生产中最活跃和最革命的因素，他经常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

5.社会生产的发展变化首先是从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开始的，然后才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变化的要求进行变革。每一次的生产力的大发展，又离不开生产关系的大变革，两者不可分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意义就是在于，它把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从一般的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作为自己专门的研究对象，在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揭示社会经济过程的内在规律，由此揭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和变化的规律。

6.经济体制改革：是指按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一客观规律的要求下，对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进行的改革。所以说经济体制改革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以我国为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体制的理论依据。从总体上看我国生产力水平和生产社会化程度仍然不高，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化程度参差不齐。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这种低水平、多层次和不平衡的特点将长期存在。这种多层次的生产力，不同的生产社会化程度就决定了我国的生产关系具有多种层次和多种形式。结合当前国情，我国在分配制度上，实行了按

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经济体制上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这正是坚持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而实行的正确体制。

经济关系论文 篇7

一、“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概念及假设

1、“国有经济”的概念。

国有经济一般是指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的一种经济类型, 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存在形式包括国有国营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和国有参股企业。

2、“民营经济”的概念。

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并不存在“民营经济”这样的概念, 民营经济是从我国经济运行中产生的一个概念, 且现在尚不存在一个明确的概念。本文认为“民营经济”是指以反映投资主体或经营主体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成分, 是在一个国度里由本国居民投资创办、经营或控股经营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经济要素的总和。也就是说是外资及外资控股、国有及国有控股以外的经济成分的总和。

3、一些假设。

在进入正式的讨论之前, 本文先做一些假设, 假设一:在明确了本文所论述的“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概念之后, 这里将境外资本 (包括国外资本和港澳台资本) 抽象掉, 不做考虑。假设二:不论企业的具体名称是什么, 如合伙制企业、股份制企业、独资企业还是集体企业等, 都仅从企业的资本构成角度来进行讨论, 资本的所有形式分为三个类别———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个人资本。其他的资本形式, 如法人资本最终也可以追溯到这三个类别中去。假设三:将个人资本和集体资本的总称为民营资本。

首先, 本文所讨论的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中均不包含国外经济和港澳台经济成分, 且主要讨论的是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二者之间的关系, 因此, 将境外资本抽象掉更有利于论述。其次, 企业的名称是从法律的角度来定义的, 而本文重在从经济角度考查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比重进而分析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关系, 因此就从资本构成的角度看待企业更利于分析。具体来讲, 如果一个企业的资本构成完全是国有资本则为国有国营企业、国有民营企业;如果一个企业的资本构成是国有资本为主、民营资本占少数则为国有控股企业;如果一个企业的资本构成是国有资本占少数、民营资本为主则为国有参股企业或民营控股企业 (这里采用国有参股企业这一说法) ;如果一个企业的资本构成完全是民营资本则为民营企业 (民有民营企业) 。当然, 从这个假设的角度来看, 国有经济就包括了国有国营企业以及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参股企业中的国有资本部分;民营经济则包括了民有民营企业、国有参股企业中的民营资本和国有民营企业中的经营权部分。最后, 本为将“国有”认为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所有”, 将“集体所有”这部分划入广泛意义上的“民有”这部分。另外, 本文为了叙述上的简明, 用“国企”一词指代国有国营企业、国有控股企业的总体, 用“民企”一词指代民由民营企业、民营控股企业 (国有参股企业) 。

二、关于“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关系的争论

1、有关“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关系的三种观点。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 “国进民退”现象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主要观点分为以下三种。观点一:反对“国进民退”。这些学者认为, “国进民退”背离了改革的方向, 是“死胡同”, 是很危险的。观点二:赞同“国进民退”。这些学者认为, 国有经济在某段时期、某些领域的“进”和“退”, 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 促进整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并且认为这恰是“中国模式”优势的体现。观点三:不存在“国进民退”的问题。他们的说法主要有——在整体上并不存在所谓的“国进民退”现象, 即便存在国有企业兼并民营企业的现象, 也是个别的、局部的;无论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趋势及其比重消长或者从市场经济运行的操作层面看, 还是从理论逻辑与论断的准确性看, 所谓“国进民退”都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一种主观论断;“国进民退”是个伪命题, 与我国所有制结构变化的现状不符合, 也不存在国家发展战略在这方面的重大转变。

2、对上述三种观点的评述。

总观上述的三种观点, 可以看出承认存在“国进民退”现象的人, 不论是反对的还是赞同的, 都看到了“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关系中所存在的相互替代的一面。并且, 这正反两方的争论还突出了我国经济发展中国企与民企的不公平竞争的问题, 而且“国有经济”在竞争中有主动权——即当国有经济在总体经济中的比重上升, 则民营经济的比重就被迫下降了, 当国有经济的比重下降时, 则民营经济的比重就上升了;然而, 不存在反过来的情况——即当民营经济的比重上升时, 迫使国有经济比重的下降, 当民营经济的比重下降时, 则国有经济的比重上升。虽然这两种情况的结果都是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此消彼长, 但是民营经济是被动的, 国有经济是主动的, 二者相互影响的力量对比是悬殊的。不承认“国进民退”现象的人其实是针对宏观层面来说是不存在“国进民退”现象的。

对于上面的这种说法, 应当辩证地来看。首先, 应正视“国进民退”这种现象。民营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种特殊现象, 国企与民企在实践中的冲突是确实存在的, 因此正视这种现象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是有意义的, 是有助于国民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协同发展的。其次, 应明确分析的视角, 是从宏观经济的总体来看, 还是从中观的不同的区域 (地区) 或是不同的行业来看, 还是从微观企业中的产权结构来看。不同的分析视角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最后, 关于“关系”的分析, 既应看到其对立的一面也应看到其统一的一面。上面的说法显然是揭示了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关系的部分对立面, 并且其对立面的分析也不全面, 同时这二者之间的统一的一面更加无从论及。因此, 本文就将以这种辩证的方法来看待“国退民进”这一现象, 进而透过这个现象分析“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辩证关系。

三、“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辩证关系

总的来说,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关系是辩证的对立统一的关系。下面对这种“统一性”和“对立性”做具体的分析。

1、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统一性”。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具有“统一性”:第一, 从宏观角度来看,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都是“工具”, 二者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如表1所示, 自2000至2010年间, 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呈逐年递增的态势, 并且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民营企业的工业产值也是逐年增加的, 由此可见二者是呈现出“共进”的态势, 并且统一于整体产值的增长中的。这一点在图1和图2中也可以较好地体现出来。第二, 从中观的不同地区以及行业来看, 二者相互竞争, 此消彼长的态势交替进行, 这种竞争既活跃又稳定了经济, 从而推动了整个地区以及行业整体水平的提高, 即二者统一于地区经济或是整个行业的发展中。以东部地区为例, 从1995年到2003年国有企业产值所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持续下降, 民营企业产值比重持续上升;至2004年国有企业产值所占比重相对上年有所回升, 相应民营企业产值比重相对下降;此后一直到2009年, 国有企业所占的产值比重继续下降, 民营企业产值比重继续上升。可见, 从1995年到2009年间, 国有企业比重与民营企业比重此消彼长, 国企与民企呈现出竞争的态势, 但东部地区的工业产值整体是呈上升态势的。因此,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在局部地区的竞争是统一于整体地区经济的发展中的。第三, 从微观角度来看, 通过企业内部股权的转让方式, 实现了企业内部的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竞争, 二者的竞争直接统一于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中。企业是独立核算的硬预算约束的基本单位, 其以盈利为目的, 因此, 任何股权

结构的变动都是以成本收益为依据的。

2、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对立性”。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具有“对立性”。这种“对立性”具体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 从宏观角度来看, 对于一定时间内的经济整体是一定的,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有相对高低的差异, 比重方面时而国有经济大于民营经济, 时而国有经济小于民营经济, 时而国有经济等于民营经济, 但二者相等是偶然, 不等才是常态, 即二者有相互替代的关系。如图1和图2所示, 2000年国企数量比重为32.8%、民企为13.6%, 国企是民企的2.4倍, 以及国企产值比重为47.3%、民企为6.1%, 国企是民企的7.8倍, 这就是比重方面国有经济大于民营经济的情况。再如, 2002—2004年数量方面, 国企占比从22.7%到12.9%, 民企占比从27%到43.1%, 则可粗略判断大约在2003年国企与民企的数量持平;2008—2010年产值方面, 国企占比从28.4%到26.6%, 民企占比从26.9%到30.5%, 可粗略判断大约在2009年国企与民企的产值持平, 那么从数量和产值这两个维度来看,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应在2003—2009年间的某一时点上持平, 即比重上国有经济等于民营经济了, 但只是很短的时间。又如, 2010年国企数量比重为4.5%、民企为60.3%, 民企是国企的13.4倍, 以及国企产值比重为26.6%、民企为30.5%, 民企是国企的1.1倍, 这就是比重方面国有经济小于民营经济的情况。更进一步地, 从2000至2010年这整段时间来看, 不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产值上, 国企比重都呈下降态势, 民企比重都呈上升态势, 二者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是十分明显的。第二, 从中观角度来看, 当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处于同一地区或是同一行业中时, 一般情况下国有经济较民营经济的实力雄厚, 因此, 竞争是不公平的, 并且在竞争地位上, 国有经济是处于强势的。第三, 从微观企业角度来看,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都是有弹性的, 即在企业的内部会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出现国有资本将部分或是全部民营资本挤出, 抑或民营资本将部分或是全部国有资本挤出, 从而呈现出民营企业被国有化成为国有经济, 抑或部分国有控股企业被私有化成为民营经济。

(数据来源: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

四、当前“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关系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及趋势预测

1、“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关系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 我们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看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理应分布的经济领域。也就是说, 对于一个特定的经济领域, 如果国有资本比民营资本更有优势, 则就应由国有资本来进入;如果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优势相当, 则应共同参与并展开竞争;如果民营资本比国有资本更有优势, 则由民营资本进入。如果按这个理论来分析, 那么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自然垄断的、关系到国家安全的和具有战略性意义的经济领域应由国有资本来进入, 其他的竞争性的经济领域则视具体的情况由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共同进入或是由民营资本单独进入。

假设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顺利进行, 并实现了上面的这种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在理论上的分布, 则在此基础上继续分析, 看如果改革到了这样的程度是否还存在问题。首先, “类别1”和“类别3”是井水不犯河水的,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在各自的领域中施展能力, 那么就暂且认为在这两类中是不存在问题的;那么再来分析“类别2”。

首先, 这些领域由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同参与, 体现在民营经济形式的单独参与以及国有和民营经济的融合形式的参与。在这种竞争性的领域中, 国有经济的单独参与形式不能是国有国营企业, 因为国有国营企业就像一只老虎, 而民营企业就像一群小白兔, 小白兔是会被老虎吃掉的, 即使暂时不吃, 当个别民营企业壮大起来时, 威胁到国有国营企业的利益时, 这只老虎就会发威将其国有化。这是“竞争”的本性——优胜劣汰、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因此, 国有经济形式的单独参与是不可取的。而众多民营企业的参与, 将活跃市场, 增加竞争的有效性, 因此民营经济形式的单独参与是有利且必需的。国有和民营经济的融合形式体现在股份制企业当中, 即国有控股企业和国有参股企业。现代股份制企业的产权可转让性为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相互转化提供了渠道。从国有资本到民营资本———这种转化显示出了一种“刚性”。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这种刚性对于维护国有经济在社会总体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是有利的, 因为国有资本一旦私有化, 在现在股份制企业中就有可能会被进一步地为外资所掌控, 这个对于我国经济的稳定性是有威胁的。从民营资本到国有资本———这个转化显示出了一种“弹性”。在实践中多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了就被收为国有了。这对民营经济来说是重大的损害, 影响民营经济的积极性, 进而损害了市场的活跃性。上面的这一“刚”一“弹”既有利又有弊。其有利的一面体现在, 维护了国有经济在整体经济中的主体地位, 对于稳定经济的发展以及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尤其是当遇到经济危机时, 民营资本是根本无法对抗这种巨大的经济波动的, 若让这些民营企业倒闭则会造成就业率下降等重创, 此时若为国有资本收购助其渡过难关, 当经济好转时再转为民营企业, 这对于民营企业本身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其不利的一面则体现在, 国有经济的将民营企业国有化较易, 国有经济的民营化较难, 久而久之, 会造成民营经济整体比重的下降, 对民营企业的积极性造成损害, 进而影响市场的活跃性, 最终影响整体经济的运行。

因此, 可以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关系中存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适度的相互转化问题。其实, 即使去掉前面的那个假设——“假设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顺利进行, 并实现了上面的这种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在理论上的分布”, 这个关键问题也仍然是存在的, 只不过将上面的理论可以解决的问题都抽象掉更容易看清楚这个关键问题。

2、“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关系的三大预测。

对于这个关

键问题的处理可能会出现以下三种演变趋势:趋势一:国有经济过度侵害民营经济。即任由民营资本国有化的“刚性”发展, 而国有资本的民营化的弹性却不予提高的结果。这个过程是较为缓慢的, 在短期来看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仍然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竞争态势, 但如果取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去核算国有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重这一指标时就会发现, 国有资本的比重大大增加了, 国有经济的增量超过民营经济的增量, 从而实现整体经济的国有化, 民营经济则被边缘化, 甚至是退出历史舞台。趋势二:国有经济为民营经济所吞噬。即过度提高了国有资本民营化的弹性, 过度削弱了民营资本国有化的刚性所带来的结果。我国的经济会呈现出整体的民营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重较大, 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复存在。趋势三: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划江而治”。即国有经济仅存在于提供公共产品、自然垄断、拥有安全性和战略性意义的经济领域, 民营经济则活跃在除去这些领域以外的其他经济领域。也即国有经济仅仅存在于“类别1”中并占统治地位, 民营经济则占领“类别2”和“类别3”并占统治地位, 当然, 民营资本在“类别1”中的部分国有控股企业中也有参与, 但是仅为附属的成分。另外, 通过财政体系, 将从民营经济那里收到的的税、费用以补偿国有经济在提供公共产品时的损失。

其实, “趋势一”的描述貌似是我们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路径, 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国有也就成了事实上的全民所有了, 然而, 这个路径实质上是激进的, 非自然的。因为, 进入社会主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阶段是要具备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的这个条件的, 即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时才可以, 而非通过“国有经济”的“仗势欺人”来从表面上、形式上来达到的。因此, “趋势一”是不利的。“趋势二”显然是退回到资本主义上的一种道路, 这是很危险的, 这对于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成果会造成巨大的毁灭性的打击。“趋势三”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接受的模式。发展到这个阶段, 既有国有经济稳定整体经济、国家安全、提供公共产品, 又有民营经济活跃市场创造大量的物质财富, 从而推动整个经济体的发展, 进而为走向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创造丰厚的物质条件。

从上面的分析, 可以看出处理好“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关系对于稳定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

五、关于处理“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关系的建议

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关系中存在的“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相互转化这一关键问题, 下面从宏观、中观和微观角度提出三个方面的建议, 以达到相对削弱民营经济向国有经济转化的刚性、提高国有经济向民营经济转化的弹性、保证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适度的相互转化。

1、宏观方面。

宏观方面主要是建议政府断开与国有经济的亲缘关系, 以一个中立者的姿态, 依据整体经济发展水平, 引导和调节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在总量上进行适度的相互转化。具体来讲, 应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 政企分开, 包括中央政府与国有国营企业、国有控股企业的分开以及地方政府与国有国营企业、固有控股企业、国有参股企业、民营企业的分开。这里政府与国有企业方面的关系是历史上计划经济的遗留问题, 所以关注的较多, 理清这二者的关系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的关系却往往具有隐蔽性, 地方政府对于民营企业的干预是无形的, 也往往伴随着一些交易。这些干预使得民营企业无法专心致志地搞经营, 进而限制了其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 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主要职能应归位到宏观调控上来。通过硬的决策机制 (即制度安排) 和软的相机抉择, 来引导全社会范围内的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相互转化。这种调节应以经济周期为依据, 达到这样一种效果, 在竞争性的经济领域内, 当经济繁荣时主要是国有经济向民营经济方向转化, 即民营经济的占比提高;当经济萧条时则主要是民营经济向国有经济的方向转化, 即国有经济的占比提高。当然, 这里还应注意两个问题, 其一, 政府只是引导并不参与到具体的企业内部操作。其二, 在经济繁荣的时期也存在局部的、地区性的、行业性的或是个别企业的由民营经济向国有经济的转化, 反过来, 在经济萧条的时期同样也存在局部的、地区性的、行业性的或是个别企业的有国有经济向民营经济的转化。这里需要慎重考虑的是经济繁荣时, 应依据动态的比较优势来分析, 该民营企业的民营资本是短期的比较优势下降还是长期的比较优势下降。若是短期比较优势下降, 则应考虑优先由其他的民营资本进入, 具体的形式如其他民营企业对该民企的并购重组等;若是长期比较优势下降, 则应考虑由国有资本进入, 以便给民营资本以休整的时间, 当民营资本的优势恢复时再考虑国有资本的退出和民营资本再进入的问题。

2、中观方面。

中观方面主要是建议行业协会制定一些规范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行规, 构建有关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兼并收购的监督机制, 并及时发布有关国企民营化和民企国有化的信息和通告, 进而在行业内形成一层仅次于法律的软约束, 从而有助于监督和调节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在局部范围内进行适度的相互转化。

其中还应注意几个问题, 其一, 行业协会是企业的一种自律组织, 因此应排除行政干预;其二, 制定规范国企和民企的行规中应注意在平等的基础上, 适度提高对于民营企业的保护程度;其三, 构建的有关兼并收购的监督机制包括国有企业之间的、民营企业之间的以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三种兼并收购的监督机制;其四, 行业协会在组建具体的一个兼并收购事项的监督人员时, 注意不应引入当事人, 以保证公平性;其五, 注意及时发布有关具体企业的兼并收购的意向、进程及结果, 保证信息的透明度, 并收集社会反映。

3、微观方面。

微观方面主要是建议完善有关企业股权转让行为的相关法律, 以使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在企业微观层面上自发地进入和退出, 进而使得国有控股企业在一定条件下适度地自发地转化为民营企业, 也可以使得民营企业在一定条件下适度地自发地转化为国有控股企业。

企业股权转让方面:我国《公司法》第148条规定, “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可以依法转让其持有的股份, 也可以购买其他股东持有的股份。转让或者购买股份的审批权限、管理办法, 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这条关于“国有股权”转让的规定是出现在《公司法》有关“特殊股份转让的限制”的规定中的。由此可见, “国有股权”在我国法律中是受到特殊保护的, 国有控股企业民营化的难度可见一斑。并且, 国企的股权转让要经过审批这一点又明显地没有将政企分开。因此, 应完善这部分的法律规范, 体现政企分开的精神, 并区分国有国营企业、国有控股企业以及国有参股企业在法律中的不同地位, 不应所有的“国有股权”都搞特殊, 如部分国有控股企业和国有参股企业的国有股权可以与民营股权保持平等的地位。

六、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当前有关“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关系的三大观点, 得出应辩证地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角度来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 并得出二者具有既统一又对立的辩证关系这一结论。进而, 在这一结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当前“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关系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适度的相互转化问题。最后, 针对这一关键问题仍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角度提出了相关建议, 目的就在于通过这些措施来利用“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对立面的竞争性, 既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又引导和促进民营经济, 并协调二者之间保持适度的比重关系, 最终得以统一于整体经济的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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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汪海波:对“国进民退”问题之我见[J].经济学动态, 201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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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关系论文 篇8

［关键词］美台 两岸经贸 关系 互动

一、两岸贸易关系与美台贸易关系的互动

随着两岸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两岸经贸关系日益成为台湾经济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台湾对外经济关系的总体格局也相应发生重大改变，突出表现在两岸经贸关系与美台经济关系的相互消长上。

冷战期间美国曾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及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两岸贸易规模的日益扩大，美国在台湾贸易中的地位逐一被大陆所取代。1992年，大陆取代美国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2002年大陆又超越美国，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2003年起大陆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

根据台湾“国贸局”与“财政部”的统计资料，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岸贸易额，尤其是台湾对大陆出口额增长快速，所占比重日益提高；而美台贸易额增长则波动较大，所占比重逐渐下滑。1991年～2005年，在台湾贸易总额中，大陆所占的比重由5.39%大幅上升至20.59%，美国所占的比重则从26.17%下滑到13.34%；大陆占台湾出口的比重由9.1%大幅上升至29.7%，美国占台湾出口的比重则从29.3%下滑到15.0%；大陆占台湾进口的比重由1.0%上升至11.1%，美国占台湾进口的比重则22.4%下滑到11.6%。同期，台湾对大陆贸易顺差额由63亿美元上升至362亿美元；台湾对美国贸易顺差则从82亿美元减至75亿美元。美台贸易与两岸贸易此消彼涨的趋势显而易见。

二、两岸投资关系与美台投资关系的互动

冷战结束以来（1991年～2005年），美国对台投资继续快速增加，并重新成为台湾最大的外资来源国（台湾至今仍基本禁止大陆对台投资），美资占台湾引进的外资比重略有下降，仍达20.40％。美台投资关系与两岸投资关系相互消长态势主要表现在台湾对美投资与对大陆投资上。

根据台湾“经济部投审会”的统计资料，自1992年起，台湾对大陆投资金额超越对美国投资金额，而且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台湾对美国投资所占比重自90年代起就再也没有超过20％，而且起伏较大，2005年所占比重只有3.72％。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很高，台资企业对美投资是一种高风险的投资，多数台资企业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产品品牌的知名度都无法与国际跨国公司相比，没有市场优势。因此，台资企业对美投资多年来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相对比重却逐渐下降。而台湾对大陆的投资，则随着大陆经济的迅速崛起及两岸关系的逐渐缓和，自90年代以来呈较大幅度攀升的态势，尤其进入21世纪后，台湾对大陆投资所占比重迅猛提高，2002年～2005年每年都在三分之二以上，2005年高更达71.05％。因此，台湾对大陆投资的不断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台湾对美国的投资，使其对美国的投资增长乏力。

以上分析说明，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改变，特别是大陆经济的快速崛起，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而美台贸易与投资关系则呈弱化趋势。

三、美台经济互相依赖关系在形式上变得迂回曲折

表面上美台经济关系表现出被两岸经贸关系取代趋势，特别是美台间的直接贸易关系也确实较冷战期间减弱，但实际上这相当程度上只是国际经济新环境下全球产业分工重新调整的一种表现，美台经济关系实质上并未受到太多影响，台湾对美国市场仍然十分依赖，只是在形式上变得迂回曲折了些。

1.大陆台商在大陆出口市场扮演重要的角色

自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起，台湾对外经济关系的主要内容便逐渐转变为对外投资的扩张。台湾企业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区域化加速发展，加快了全球重新布局步伐，不适宜在台湾本岛发展的产业因而大量外移到祖国大陆与东南亚地区，但其所生产的产品仍然主要面向国际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换言之，台商赴大陆投资，普遍采用的还是“台湾接单、大陆加工制造与出口”的两岸分工模式，这样赴大陆投资的台商在大陆出口方面就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据商务部《2004年我国进出口额最大的500家企业及出口额最大的200家企业排名》得知，2003年、2004年居大陆前200名出口企业中的台商出口额占这些企业出口额的比重达26.63％、29.19％。而出口额最大的200家企业中，大陆台商在前10名就有4家，分列第一、二、五、八名。居第一、二位的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达丰（上海）电脑有限公司的出口额分别高达为83.50亿美元、83.02亿美元。2004年出口额居前100名的企业就有21家台商，其出口额高达454.70亿美元，占前200名出口公司出口额的25.10％。居前200名的企业至少有38家是台商。可见，大陆台商出口能力之强。这些台商大多数是属于高新技术产业的电子资讯业，他们的出口市场以美国、欧洲、日本为主。

另据台湾知名学者高长的研究指出，1994年大部分大陆台商的出口比率为85%，甚至有些高达100%，相较之下，大陆其他外商的出口率只有27%。1995年，大陆台商总共出口214亿美元，占了大陆总出口的14.4%。

2.大陆台商出口以美国市场为主

大陆台商出口比重大，而大陆台商出口美国市场的比重又有多大呢？这是需要进一步探究的。根据台湾学者童振源的研究，在1996年时，大陆台商总共出口278亿美元，占大陆总出口的18.4%。而大陆台商对美国出口的估计大约在72亿美元到112亿美元之间，相当于大陆在1996年对美出口512亿美元的14%到22%。而根据台湾“国贸局”的估计，在1996年时，70%的大陆台商成品被输往美国。台湾“经济部”的估计则是，在1998年前，大约45%到52%的大陆台商产品是被输往包括美国在内的第三国。

由于缺乏资料，相关的估计难以十分准确，但根据高长、童振源等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假定近年大陆台商出口美国市场占大陆出口美国市场总金额比重为20％左右，应该不会偏高。若此，2005年大陆对美出口总计约为1629.0亿美元，大陆台商对美出口大约应为325.8亿美元，这比同年台湾岛内对美出口285.1亿美元还多40.7亿美元，如果将两者相加即达610.9亿美元，占台湾本岛出口总额的比重升为32.25％，比按一般方式计算的2005年台湾对美出口依赖度的15.05％高出近17个百分点。这还未把东南亚等地区的台商出口美国市场的情况加以计算。这样分析说明，近年来美台贸易关系在台湾外贸中的地位实际上并没有很大下降，即使有下降，但下降的幅度至少没有相关数据所显示的那么严重。换句话说，台湾经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并没有真正减轻，只是表现形式迂回曲折罢了。

3.“台湾、大陆、美国新三角经贸关系”的形成

上述分析说明，由于台商大量投资大陆，便产生台湾、大陆与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转向效果，主要表现为：台湾对大陆出口的中间财与资本财急遽增加、由台商制造的大陆劳力密集产品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出口快速增加，以及台湾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出口的劳力密集产品大量减少，这种贸易转向效果反映了区域之间的全球商品链的重组。也说明，在冷战期间台湾对外经济所形成的“日、台、美三角经贸关系”逐渐转化为“台湾、大陆、美国新三角经贸关系”在此新的对外经济循环模式中，美国作为关键环节仍然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表面上台湾与美国贸易往来有所弱化，实际上是由于祖国大陆、东南亚等中间市场环节的增加，使美台经济关系变得更复杂、更迂回曲折。事实上，日本作为台湾最大进口来源，美国作为台湾最终出口市场（包括大陆台商、东南亚国家台商的份额在内）的地位并没有改变。

必须说明的是，台湾在美、日市场被取代的份额并非全部由大陆所引致，而大陆出口的产品也并不全部是台商赴当地所生产的产品。换句话说，大陆台商出口商品占大陆出口商品总值大约15％～25％左右，即使台商不赴大陆投资，大陆在一些劳动密集型和中、低技术密集型、中低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上仍然具有竞争优势，这些产品依然会在国际市场上与台湾产品相遇，并发生竞争。

虽然台商投资大陆对台湾本地生产出口产品确实形成了竞争压力，但这只是台资企业间的竞争，甚至只是同一企业集团内的“双手互搏”，对台湾经济本身来说，利大于弊。如果不对大陆投资，台湾商品则可能更无竞争力可言。

总而言之，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全球产业分工的重新调整，两岸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对美台关系产生了较大影响，表面上呈现前者取代后者的趋势，但实际上在“新三角经贸关系”中，美台经济关系的实质并未发生较大改变，台湾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性仍十分强。

参考文献:

[1]林长华赵玉榕彭莉:战后美台经济关系概论[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1

[2]李非:台湾经济发展通论[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

[3]邓利娟:21世纪以来的台湾经济－困境与转折[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