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视角下的国企改革

微观视角下的国企改革（精选3篇）

微观视角下的国企改革 篇1

一、社会急剧变迁环境下的内生规则

哈耶克从人类构成性“无知”知识论的角度, 提出了“自发社会秩序”理论, 以是否涉及权力要素为标准, 将社会规则界分为内生规则和外生规则。前者经由偶然采用某个行动策略的人在一个不知由来、不知其所终的缓慢过程中不断试错互动而来, 是社会在长期的文化进化过程中自发形成的产物, 是一种自生规则;后者则是由权力者制定, 往往表现为特定组织的特定规则, 是仰赖于权力等外部要素形成的外生产物。哈耶克认为, 只有自生而来的内部规则才是真正有助于自由或内部秩序的制度装置。

电影中福贵“上好的宅子”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为他带来完全不同的社会收益。土改之前, 宅子是财富的象征让他过着“阔少”的生活;土改之后, 由于宅子而给龙二定了“地主”的成分以至于枪毙, “什么都不如城市贫民好”。解放之前, 福贵与龙二达成财产的交易是从赌博转化而来, 解放之后甚至于福贵保留的皮影也成为了“四旧”而不能保留, 赌博而产生的财产交易更是不存在生存的土壤。在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前, 老百姓在维持旧的生产生活条件下产生了很多规则, 封建社会意识形态流传上千年未曾巨变, 广大老百姓不断的交往中不断摩擦并完善, 形成了哈耶克所称的内生规则, 制约着人们相互间的关系。但是, 自生规则本身具有的局限性, 使它难以完成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使命:

(一) 规则自我生成漫长演化过程难以适应社会情境急剧变动

规则自发形成需要经过不断地观察、试错、模仿中随机选择行为模式进行互动, 直至彼此协调适应。在相互协调的过程中, 一种合理的规则形成会经过长期的过程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况且, 由于规则形成之前, 参与者的行动由于没有理性的指导, 只能在随机选择后不适应而改变, 会经过很多不必要的损失。自此而言, 自生规则的时间跨度和形成成本制约了其在社会变迁速度加快的环境下无法满足社会对规则的需求。

(二) 自生规则的个体局部化局限

通信网络并不发达的年代, 人与人之间沟通存在很大的困难。自生规则形成并发展的基础就在于人与人之间交往磨合之后, 并能方便而有力的处以惩罚。在小范围地区内, 地理上的优势使得人们的交往便宜而适合内生规则的产生, 但是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内生规则并发挥主要的社会调节作用不具有可操作性。同时, 内生规则在各地区形成后会由于风土民情的差别而多种多样, 无法适应全国范围内调节社会秩序。

(三) 自生规则并不必然进步

自生规则的形成具有随机选择的特点, 那么很难说明自生规则形成后必然具有进步性而促进社会的进步。就此而言, 设定在《活着》这部电影中的社会主义改造及社会主义建设的背景下, 社会变迁非常快, 内生规则的形成不可能迅速完成而达到可以调节社会诸多问题的程度。所以, 内生规则, 哈耶克认为的真正的法律就显示出了他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 在社会变迁中内生规则在权力支配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在社会变迁, 尤其是在目的假设的前提下重要的作用。

二、外生规则及其形式的选择

外生规则存在有其合理性, 但是由于上升到一个国家的治理时, 其表现的形式, 运行的方式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在本文中, 结合电影背景, 只谈及文件与法律两种格式。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权力配置中, 三权分立的结构为很多国家所接受, 实践中改造为多种形式且在宪法中确立, 司法判决依据法律独立于行政。文件是一种达到政治目标的行政手段, 它的颁布与执行依靠行政体系, 与法律相比, 它的稳定性、逻辑的完善、保护当事人权益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缺陷。在庞德看来, 文明是“人类力量不断地更加完善的发展, 是人类对外在的或物质自然界和对人类目前能加以控制的内在的或人类本性的最大限度的控制”。当权力的行使如影片中所述, 可以说基于它产生的外生规则与内生规则相比, 显示出更多的弊端, 以至于对公民个体的侵害而非制度规则所需有的“一种关系的调整和行为的安排”, 借此能使人类的各种要求和愿望, 在最少阻碍和浪费的条件下尽可能满足。外生规则的表现形式, 权力的运行方式在文件下是不能充分发挥出它应有效果的。

三、结语

《活着》这部电影, 向我们展示了社会变迁的剧烈, 向我们展示了时代背景下个体适应社会变迁付出的惨重代价。同样是中国大地上的我们回顾这样一个时代, 由于刚刚过去30多年而已, 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同质性, 至少我们还是能感受到权力和法律相遇时个体维权的渺小。影片全程法律的影子有两次, 一是龙二去福贵家中在村镇长者见证下执行债权, 一是龙二在群众的呼声中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前者是自生规则, 有其不合理性, 但至少有程序性保障, 后者是外生规则, 暂不论是否罪致死型, 但程序上存在着与保护人权相背离的嫌疑。引出此例, 并不是证明内生规则的巨大优越性, 是要说明在外生规则对社会变迁起着巨大作用的时候其更具体更细节的事物都对外生规则发挥应有的推动社会变迁的作用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必须要得到重视。外生规则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变迁, 在多大程度上是推动着社会发展而实现人类的文明的, 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社会变迁在实用主义角度有更多的贡献。在一个法治国家, 在一个权力不会任意肆虐的国家, 《活着》是不是还会有如此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 是不是还会有读者只能对主人公的悲剧叹息共鸣而不是“恨其不争”呢?

参考文献

[1]吴元元.规则是如何形成的——从哈耶克的“自发演化论”开始[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06 (4) .

[2]梁治平.文明、法律与社会控制<通过法律的杜会控制、法律的任务>读后[J].读书.

[3]濮彦.实用主义的理性思维——评庞德的<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J].法治和社会.

[4]苗志江.法律的变迁:从社会控制到公共治理读<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J].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

微观视角下的国企改革 篇2

一、先进典型的教育功能: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下的反思

典型教育, 是以典型的高尚道德、先进行为和卓越成就影响他人, 发挥其模范带头作用。典型教育将抽象的教育化为身边的人与事件, 具有直观具体性。

典型教育作为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方法,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典型本身代表了特定的时代精神, 同时反映了特定的时代需要。通过可观可学的典型, 增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

典型教育是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 通过典型人物与事迹的宣传, 引导青年学生主动接触与学习, 从而引发思想共鸣与价值认同。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关于进—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全社会都要关心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支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宣传、理论、新闻、文艺、出版等方面要坚持弘扬主旋律, 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为大学生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要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 反映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先进典型和优秀大学生的先进事迹。”[1]由此可见, 国家对于高校典型教育的重视, 同时反映出典型教育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高校典型教育具有榜样示范的作用。英国思想家洛克指出:“没有什么事情能像榜样教育这样能够温和地、而又深刻地打在人们的心里。”通过典型的言行, 把高深的思想政治工作原理和抽象的道德观具体化、人格化, 使受教育者从这富有形象性、感染性和可信性的典型中受到深刻的教育, 从而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感染力和实效性[2]。典型教育的突出特点在于具有直观形象性、目标确定性与学习自愿性。典型本身体现了一定的社会道德的本质, 是先进思想或者符合事物发展行为的具体体现, 典型的先进思想和典型行为, 能够引领学生提升自身的行为标准, 进而进行学习与推广, 具有示范的带动作用。同时, 典型是来自校园生活中而且能够反映某些特质的学生, 而又与典型教育客体有天然的联系, 容易引起情感和价值认同, 达到影响带动的效果。

二、高校典型教育的困境:与偶像崇拜的对比研究

高校是思想文化相互碰撞的前沿, 各种新视角、新观念、新创意不断涌现, 形成高校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在经济全球化和思想多元化的影响下, 青年学生价值取向多元化, 批判意识也越来越强烈, 形成自我意识主体化的特征。随着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的兴起与发展, 追求自身价值实现的明星偶像逐渐成为青年学生关注的热点。这种现象体现出传统典型教育的一些不足之处, 本文将从与偶像教育的对比研究具体分析。

1. 从两者的内容来看, 典型类型单一, 无法反映社会多元化的价值追求。

青年学生所崇拜的偶像往往具有较强的学习性, 以其个人魅力吸引青年或者以其个人流行、青春、个性等元素吸引青年人。青年很容易将偶像加以神化, 放大其身上的闪光点, 从而容易出现盲目崇拜的现象。学生所选择的偶像和学校所选树的典型鲜有重叠;传统的典型类型单一, 容易过滤“平民偶像”, 树立的学生典型往往都是高大全的形象, 忽略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学者范中杰认为传统的典型教育存在四大缺陷:一是典型形象呆板;二是种类单一;三是内容陈旧, 难以激起青少年的共鸣和参与;四是忽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 对典型的要求整齐划一, 使青少年难以对典型难以产生心理认同[3]。

2. 从两者的特征来看, 典型教育具有较强的现实性与目的性, 学生主动参与性不强。

偶像具有理想性和幻想性功能, 与个人的心理成长有很大关系;而典型则多具实用性、现实性和替代性功能, 其作用与年龄和性别无特别关系[4]。学生的偶像崇拜属于自发行为, 不受学校等行政力量的约束;学生不断地适应潮流更换自己的偶像, 而学校则不停地加强传统典型教育的力量驱赶偶像。从两者概念看, 偶像包含的范围更广泛, 是学生出于心理共鸣自主选择的;典型则具有较强的教育功能, 基础在于学习与模仿, 在高校校园里推行具有指导性和示范性的典型人物, 是为了达到某种教化功能而选树的, 目的是使大学生在思想道德、行为规范等方面产生激励效果。然而两者并不是完全对立的, 有一定的重叠, 偶像在一定情况下, 同样可以发挥其教育功能, 而典型可经过培育上升为学生所崇拜的偶像。

3. 从两者的组织机制来看, 典型教育主要依靠行政化力量, 容易忽略学生主体意识。

传统的典型选树方式趋于简单直接, 完全依照制度化的标准选树典型, 当前学生典型的选树模式主要是借助行政化力量进行推动的。这种以行政化力量推动的典型选树工作往往忽略学生个性, 容易忽略学生群体所散发出的力量。这种模式下的典型教育往往强调的是指导性、干预性与传递性, 通常是采取自上而下, 一步到位的宣传方式, 忽略学生的主动性发挥。偶像崇拜往往是青年学生的自发行为, 这种形式是自下而上的, 并且和社会时代背景有着紧密的联系。从学生自觉的偶像崇拜特点看, 主要是青年学生自发的追求, 自觉地从偶像身上获取情感依附与心理认可, 希望复制一些偶像的成功之道, 为自己的成长提供途径。从组织方式看, 偶像的包装往往将时尚元素和一定的营销手段相结合, 通过其自身所具有的影响力接近学生, 达到影响青年学生的目的。

三、高校典型教育的发展思路:基于微观视角的工作研究

从与偶像教育的对比中, 单一化的选树标准、由上而下的选树逻辑、传统的选树方法与多元文化价值和学生主体意识增强发生矛盾, 因此, 必须使典型教育与青年学生的偶像崇拜心理相适应, 与学生多元诉求相结合;必须使典型教育与时代背景与文化发展相结合, 使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嵌入日常生活中。

基于微观视角的典型教育发展思路, 通过研究时代背景、文化发展与学生行为特点, 将高效典型选树工作置于时代与文化发展的大环境中, 探索如何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注重学生个体之间的微观联系, 发挥学生的主体意识, 增强典型教育的参与性;善用学生典型的微观力量, 发现不同学生个体的闪光点, 实现青年学生多元化的价值追求;借社会发展的微观秩序, 将典型教育与时代发展内在逻辑相结合, 使典型教育从自在到自为, 从自发到自觉。这与解决传统典型教育的困境相呼应, 达到思想政治教育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是基于微观视角下的典型教育研究的意义所在。

1. 注重“微链接”, 实现给予式向参与式模式转变。

在高校典型教育中, 被树立的先进典型一直被看做是教育的主体, 而接受教育的对象则是客体。先进典型教育就是主体向客体灌输榜样的先进思想, 客体首先作为接受主体接受信息, 然后作为主体发生作用 (人的主观能动性) , 先进典型教育才算完成。高校典型教育的实践长期处于“主体—客体”的两极框架之中[5]。然而, 当前信息化生活已经融入每个大学生的生活之中, 信息的传播打破了时空的限制。在“每个人都是自媒体”的社会背景下, 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应由传统灌输式、给予式的单向工作模式向启发式、参与式的互动模式转变。典型教育必须跳出“主体—客体”的两极框架, 探索学生个体之间的联系, 打造一条“微链条”, 将学生参与性与典型教育相结合, 基于相互“信任”在网络中重构现实生活的人际关系, 实现典型与接受者同呼吸共生长, 使得原本的主体-客体关系变成同质性的主客体共生关系。

2. 善用“微力量”, 形成“群星璀璨”的育人效果。

随着社会中平凡个体力量的增强, 其个人所代表的价值也逐渐显现, 社会个体更加强调实现自我价值。《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提出:“坚持教育教学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注重因材施教。关注学生不同特点和个性差异, 发展每一个学生的优势潜能。”高校典型教育最主要的优势就是较于偶像明星具有现实可感性。然而, 传统典型教育却忽略这一优势, 塑造的典型多给人以智力非凡、能力超群、人格完美、贡献重大等感觉, 从学生的角度看, 这种“高、大、全”的典型形象离人们的现实生活太远, 感觉不是在“作秀”就是过时。为了避免这种弊端, 必须充分发挥每个学生身上的“微力量”, 强调典型个人一个方面的价值和优势, 挖掘平凡学生中的闪光点, 增强典型选树的类别, 切实增强典型的可学性与真实性, 大力营造“处处有典型、人人可成才”的校园氛围, 形成百花齐放的典型选树格局。

3. 强调“微秩序”, 实现组织动员与主体推动融合。

马克思主义政治观认为, 任何时期的社会秩序都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共同发展的产物, 任何忽略社会文化发展的制度绝不是社会良性秩序。传统的典型选树工作往往忽略学生群体所散发出的力量, 这种单靠制度所推动的典型选树模式, 忽略制度赖以存在的历史文化心理基础, 容易走入“理性建构论”的误区。“微观秩序”是在遵循社会文化发展的基础上, 探索其微观的联系。对此, 高校典型教育必须适应文化多元化的社会现实, 主动适应青年学生的偶像崇拜心理, 充分发挥学生的自发力量。对此, 可借鉴明星传播的策划方案, 积极引入社会化团队力量, 对典型进行真实的“偶像化”包装, 改进传播, 扩大影响;借助明星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力, 将先进典型精神与对应的明星相捆绑, 增强宣传效果。

基于微观视角的典型教育工作研究, 绝不是对以前工作的否定。以前的发展模式是正确的, 是必要的, 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 典型教育成效较好地证明这一点, 这是不能够否定的。以前的典型选树机制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 现在的研究是在继承的基础上, 希望有所发展, 希望探索出符合时代发展的典型教育机制。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2004]年16号文) .

[2]王峰伟.典型宣传效应“短期化”现象透视[J].思想政研究, 2009 (4) :175-176.

[3]范中杰.论青少年榜样教育的时代特征[J].教育科学, 2001 (5) :49-50.

[4]岳晓东.论偶像——榜样教育[J].中国教育学刊, 2004 (9) :17-21.

微观视角下的国企改革 篇3

一、政府行为与微观主体产权残缺:理论分析

因物品具有多样化属性, 想完全界定其不同的属性, 会产生高昂的交易费用, 因此其初始产权所有者会主动放弃这部分权利, 从而使其进入“公共领域”, 这就是巴泽尔意义上的“公共领域”, 记为“公共领域Ⅰ”。“在公共领域Ⅰ”中的物品的有价值的属性并不构成物品的所有权, 真正的所有权是指在技术许可的范围内, 能够被明确界定, 并且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明确其归属关系的那部分有价值属性的权利。然而, 由于法律契约的不完全性, 在所有权界定层次上, 法律只能大体规定所有者依法享有物品的使用权、用益权、处置权、转让权, 至于所有者如何使用、处置、转让以及享有多大比例的收益权, 法律不可能做出明确的规定。本文关注的重点是因政府行为而出现的“公共领域Ⅱ”。政府在界定产权时, 其行为表现为两种倾向:一是政府既可以将私人物品的有价值属性界定为归私人所有, 也可以界定为归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二是政府存在制造“公共领域” (记为“公共领域Ⅱ”) , 故意将私人物品的一些有价值的属性留在“公共领域Ⅱ”中的倾向。政府究竟会选择哪种行为, 取决于政府权力的大小和行使权力受到的约束力度。一般认为, 政府中的特殊利益集团或者其领导者个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 缺乏必要的约束, 按照经济人假设, 他们存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冲动, 往往具有产权模糊化倾向, 即通过制造“公共领域Ⅱ”, 将有价值属性属于其中, 进行租金的设置与分享。

二、政府行为与微观主体产权残缺:基于案例的应用分析

《广东内参》2001年第6期刊登了一篇关于江门政府修建长堤风貌街的文章, 其内容简述如下:江门市第一代华侨修建的150多幢“骑楼”, 沿着横穿市中心的江门河北岸长堤, 连绵1.14公里, 大半世纪以来, 一直是江门最主要的商业区。近年来, 江门市政府决定修建的集旅游、观光、购物、体闲娱乐于一体的“长堤风貌街”就选址于此。然而, 高投入并没有显示出高收益。当该工程竣工开通时, 围绕着改造费用、经营范围等问题, 政府与商户之间的冲突日益尖锐。惋惜之余又发人深思。对政府行为的分析如下:

(一) 政府具有产权模糊倾向

风貌街的原有业户中至少应该有两类人组成:私有产权所有者和租户。但是政府通过“建设集团”这一代理机构, 通过将私有产权界定为集体所有或者国有而把业主的全部或部分排他权利置于“公共领域”Ⅱ。同时, 风貌街开通后, 政府要求原有的业主进行商业结构调整———从“粗笨大路货”的经营转向中高档商品的经营, 可以认为这是通过限制主体的行为能力, 而把部分有价值的属性置于了“公共领域Ⅱ”。

(二) 与限制微观经营主体———私有企业相对应, 政府赋予“建设集团”更多的权力

政府通过培育特殊利益集团作为自己的代理机构而节约了交易成本或者把交易成本转嫁给了特殊利益集团, 同时, 政府通过特权设置“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中的利益由政府与特殊利益集团共享。因此, 政府行为为特殊利益集团成员界定了一种含租产权, 并分享了含租产权中的租金, 而为非特殊利益集团成员界定的产权则是受到削弱的私有产权 (罗必良, 2005) 。

三、结论

我国《宪法》以及《物权法》都明确私有产权受到法律保护, 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因政府行为的存在, 使其私产所有者只能部分拥有或者根本不拥有排他性权利。所以除了在法律层面上做出明确规定之外, 还需要对政府行为进行法律约束与规范, 即一个政府不仅要有能力保护政治权利、个人权利以及经济权利不受侵犯, 而且要把这些权利当作其行动的界限。没有法治, 政府的“掠夺之手”就有可能侵犯私人产权, 也不可能有产权的延续性和稳定性。

参考文献

[1]、R.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派译文集[C].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