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影响（共12篇）
微观影响 篇1
住宅是城市重要职能的物质载体和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诺克斯[1]和吴缚龙[2]认为城市内部结构变化的最大的结果就是居住的流动性和居住区位的选择。长期以来地理学、社会学、 经济学等不同学科一直关注城市居住的相关问 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居住空间的各方面进行了研究。20世纪60年代早期国外研究者开始对城市中住房市场的微观经济和空间方面进行研究 ,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理论研究如古典人类生态学派的三大经典居住空间理论:伯吉斯的同心圆理论、霍伊特的扇形理论、哈里斯和乌尔曼的多核心理论[3];支付意愿和区位选择之间偏差的研究如新古典经济学派阿伦索的土地利用模型[4];居住区位选择行为模型的研究如布朗和摩尔的迁居行为模型[5]、赫夫和克拉克的迁居概率模型[6]。我国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开始关注城市居民居住区位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城市住宅区位选择影响因素[7]、城市居住空间结构[8]、 迁居行为[9]、居住分异[10]、住宅郊区化[11]、居住区位选择行为[12]等方面的研究。
在关于居住区位的相关研究中,分析城市居民居住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是主要研究内容之一。居住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宏观因素主要包括国家制度与政策方面、住房制度以及城市规划方面的因素[13]。微观因素主要包括居民社会属性、收入、家庭生命周期、交通、环境、就业可达性、工作地等,事实上微观因素更直接更具体地影响居民居住区位的选择。因此,对微观因素进行研究,可以在优化城市居住区位资源配置的基础上,提高居民居住环境的质量,使住宅开发与居民需求相吻合。
1居住区位概念和模型的认识
居住区位的概念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杜德斌认为居住区位是住宅所在的空间位置[14];张文忠认为这种空间位置具有固定性和独特性,不同的居住区位价格不同[15];董昕指出居住区位不仅仅是指住宅空间中所坐落的地理位置,还包括该位置出行的便捷程度以及该位置对居住者产生的非经济方面的影响。总体来说,就是该居住区位的地理位置和在此进行日常活动所需的货币和时间成本,以及该区位的自然人文环境对居住者身心的影响[8]。
居住区位模型的研究在国外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它对估计影响居住区位选择的因素以及对这些因素如何进行权衡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国内仍然缺少对这方面的研究。帕利亚拉和威尔逊将居住区位模型分成三大类:1基于城市经济学理论的居住区位模型;2基于空间相互作用理论的居住区位模型;3计量经济模型[16]。第一种居住区位模型起源于城市经济学理论,它受农业土地利用和租金思想的启发,理论核心是家庭在居住区位选择时需要对多种影响因素进行权衡。第二种模型的建立类似万有引力定律,主要来研究影响居民移动的因素和吸引他们的居住地的因素之间的关系。第三种居住区位模型来自于计量经济学模型,更明确地说是采用离散选择模型来研究居民居住区位的选择,它基于微观经济的随机效用理论,能够在家庭层面上来研究居住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很大一部分是由于离散选择模型方法的发展。
2影响居民居住区位选择的微观因素
居住区位选择的微观影响因素主要针对城市居民而设置,对城市建设更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通过对相关文献总结得出,国内学者研究发现居民在住房选择过程中考虑最多的因素是房价、房屋位置、交通便利程度、周边配套设施(尤其关注是否有适合子女的学校),而居民自身属性如收入水平、职业、年龄、教育程度等考虑很少[17,18,19,20]。由于城市的形成历史、制度、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居民个性的不同,影响居民住房选择因素在国家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约瑟夫认为主要有四组因子影响居住区位的选择:居住单元的特点 (尺寸、设计、是否有停车场、噪音大小等);居住区位特征(本地区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教育质量、安全水平、购物和休闲设施、交通等);可进入性的特征(进入城市多种职能区、购物中心、工作地等的方便程度);居民个人特征(家庭生命周期、教育、 收入等)[21]。库马尔等采用叙述性偏好和显示性偏好数据,研究发现居住地到目的地的时间和成本、租金高低、家庭收入、公共交通的可达性和邻里指数(是否走路能到学校、是否有好的环境)对居住区位选择有一定的影响[22]。
本文将影响居民居住区位选择的微观因素分为两种,共性因素和个性因素,其中共性因素主要是指居住 区位的因 素,个性因素 则与居民 自身相关。
2.1共性因素
2.1.1房价与居住区位的选择房价是居民在购房时考虑最多的因素,刘敬伟选择居住区和小学作为问卷调查地点,研究结果表明60% 左右的居民认为价格仍是现在和未来最重要的影响居住区位选择的因素,多数居民在自己的支付能力范围内选择实用性高的住房[23]。房价主要由房屋的面积和其坐落的地理位置所决定,这就表明当房屋的面积一定时,城市内不同的区位的房价也不相同。王玥等以沈阳市为例,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数据,对住房价格距最近的城市中心的交通距离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住房的价格受市中心的影响,即随着距市中心距离的减小,住房的价格增加[24],这和我国城市中房价空间分布规律相似。通常来说周边服务设施完善、靠近城市中心、文化和商业密集区的地段房价较高。
2.1.2可达性与居住区位的选择汉迪等表示可达性由潜在目的地的空间分布、每一个目的地的活动质量和特征所决定[25],即由进入一个特定地区的难易程度和地区的特征所决定。因此,居住区位的可达性由该位置的交通条件和进入城市公共设施的便捷程度共同决定[26]。可达性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影响居住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它很好地 解释了为 什么居民 喜欢居住 在城市中 心(因为它为接近 各种活动 机会提供 了一种潜 能)。苏鲁尔等通过计算达拉斯-沃斯堡地区的可达性指数,发现就业地、零售场所、公共停车场的可达性机会的确对居住区位的选择有明显的影响,同时就业地可达性机会对居民的影响更加显著[27]。在关于可达性的研究中,最多的是交通可达性和就业可达性的研究。
1交通可达性与居住区位的选择。交通可达性是居住区与外部联系的便捷程度,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指目的地与居住地的实际距离,二是指交通工具的可获得性[28]。一个地区的交通可达性很大程度上影响居民进行日常活动的方便程度,因此一般有较近的公交站点、轨道站点的地区是居民的首选地。林瑜茂研究了上海市轨道交通与居民居住地选择的关系,表明城市外围区域居民喜欢选择轨道交通站点附近的住房,随着距轨道交通站点距离的增加,住房被选择的机会减小, 与此同时市中心的轨道交通站点对居民居住区位选择的影响并不大[29]。莫林等总结了布鲁塞尔地区关于居住选择的各种案例研究,发现这些研究都认为交通可达性机会的影响不明显,认为主要是居民支付得起多样的交通工具,但是对于依靠公共交通的居民来说情况就不同了[30]。事实上,方便快捷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包括居住区周围道路数量和公共交通线路数量)对居民的住宅区位选择有很大的影响[31]。吕顺[32],张文忠[33]研究发现轨道交通对周边住宅区的价值有一定的提升作用,地区交通可达性水平越高,其房价也就越高,与此同时一个地区交通设施的改善,可以提高居民对该区位经济和社会价值的评价水平。潘达采用1998年和2004年曼谷的社会经济调查数据,采用双峰选 择模型 (Bimodle Choice Model) 研究交通轨道建设前后对居住区位模式的影响进行评估,结果表明,月收入高 者 (月收入大 于15 000铢)始终喜欢居住在城市外围,使用汽车进行通勤;不同点是在2004年,当引入轨道交通后, 中等收入者(月收入5 000-15 000铢)开始使用轨道交通,并搬到较原先远的地方居住[34],这也表明一个地区轨道交通的建设可能使居民离开现居地,重新选择居住地。此外赛蒙斯等采用离散选择模型来研究三藩市两性在选择居住区位的过程中对交通因素的敏感性,发现女性相比于男性对通勤时间更敏感[35],也就说女性更倾向于选择交通便利的居住地。
2就业可达性与居住区位的选择。就业可达性也影响居民居住区位的选择,地区提供的就业机会越多,人们选择在这里居住的概率也就越大。 杰西和钱德拉对达拉斯-沃斯堡的研究发现,就业可达性机会对高学历的居民的影响较大,对其他居民影响不 大[36]。现在,随着就业 流动性的 增强,双职工家庭的增多以及城市区域的分散,潜在工作中心的可达性在居住区位的选择 中变得重要。居民在选择居住地和考虑通勤时间时,同时考虑现工作地点和潜在的工作地的可达性。罗德里格兹等人通过控制重要的家庭和邻里属性,采用离散选择模型来研究北卡罗纳州-梅克伦堡县地区就业分中心地区对居民居住区位 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对于高收入的家庭,进入最近的就业分中心及累积进入所有就业分中心和居住区位选择之间没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对于中等收入的家庭,进入最近的就业分中心对居住区位的选择影响不大,但是累积进入所有就业中心对选择有显著的影响;对于低收入家庭,他们尽可能选择靠近最近的就业分中心同时更靠近所有的就业 中心[37]。
2.1.3环境与居住区位的选择居住区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自然环境包括比如光照情况,污染程度,住宅所处的山水形态等。现在, 随着城市污染的日益加重以及对健康生活的追求与享受使得居民对居住环境产生了更高层次的要求,环境因素在居民居住区位选择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刘长岐等研究发现随着北京市空气质量的下降,城市居民逐渐开始选择在环境优美、空气新鲜的小区购房[38]。亨特基于1 277个家庭进行面对面的访谈获得的数据建立一个Logit模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空气质量对居民选择有相对较大的影响,这些家庭愿意权衡市政税的增加和通勤时间的 增加,以获得降 低恶劣空 气质量的 频率[39]。同时城市自然环境中的地形对住宅区位的影响也较大,一般家庭会选择地势平坦的地区居住,方便出行,然而对于有钱人建别墅一般选择在山区城市中较陡峭的地段,因为这种地理位置具有的孤傲性和排它性恰好显示了他们的身份和地位[40]。人文环境主要是住宅区的居民属性、公共安全、公共服务设施等。格莱泽[41]和朵拉[42]指出,在发达地区,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对生活质量的需求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环境对居住区位选择的影响越来越大。盖达的研究发现, 在布鲁塞尔周围环境安静、安全、交通量低的地区更加吸引居民,此外儿童可以安全的在街上玩耍也是家庭选择居住区位重视的因素之一[43]。现在,随着对子女教育重视程度的增加,居民倾向于选择在教学质量高的学校附近居住[44]。总的来说,居民都倾向于选择环境优良、治安良好、基础服务设施完善的居住区。
2.2个性因素
2.2.1居民收入差异与居住区位的选择居民在进行居住区位选择时,在支付能力范围内根据自己的偏好进行决策。低收入家庭的选择范围最小,以满足基本的居住需求为主;中等收入家庭会对居住的面积和环境等有所考虑;高收入家庭可以最大限度地根据个人喜好进行居住区选择。现实生活中,同一收入阶层的居民在消费观念、行为态度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他们对住房区位的选择也具有相似的倾向性。郑思齐等通过建立支付意愿梯度模型和区位选择模型,利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和重庆5个城市详实的社会调查数据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结果表明,高收入群体仍倾向于居住在距离市中心较近的位置,但是低收入阶层,受经济的限制,多会选择房价较低,出行购物和上班都较便利的地区[45]。
实际上,早期伯吉斯和霍伊特的居住区位理论就是从收入差异的角度来研究居民居住区位的选择。二者都认为,随着大城市的发展,高收入者多搬到新建的城市外围环境较好的新住宅,低收入者居住在他们搬出的离市中心较近的老住宅区。这主要是由于西方城市的高速发展,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出现了大量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而郊区也可以提供完善的服务设施和就业, 及公共交通发达和家庭汽车的拥有量多,因此高收入家庭一般选择居住环境质量良好、房屋面积相对较大的郊区。正如皮特等认为西方国家居民搬到郊区居住主要原因就是交通的发达和便利, 以及城市中出现的社会经济问题[46]。然而在我国由于市中心公共服务设施完善、商业服务业高度集中,高收入阶层偏好在距离城市中心较近的位置居住。例如在上海,高收入住宅主要分布在地段景观资源好、历史文化价值高、高起点成片开发地段以及市中心繁华地段,低收入住宅主要分布在老城厢、旧城区、旧工业区、设施不完善交通偏远的郊区[47]。
2.2.2居民社会属性差异与居住区位的选择居民的社会属性主要是指居民的教育程度、职业、 民族和宗教,出生及生长环境等,居民社会属性的不同会导致其对居住地的选择不同,如王铮等研究发现在校大学生在居住选择中更注重距交通干道、学校和公园的距离,而房价、距市中心、购物中心和医院的距离关注程度较低[48]。一般来说,从自身安全和心理需求出发,具有相同社会属性的居民倾向于选择特定的居住空间。然而张文忠通过问卷调查对北京市内部居民居住区位选择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不同职业居民在宏观居住区位选择偏好上趋于相似,职业对居住区位的选择更多地反映在微观层面上,总的来说个人属性与居住空间偏好之间基本独立[49]。
在居住区位选择研究中,生态学派强调居民的社会特征对特定区位形成的影响。伊文思在1985年出版的《城市经济学》中指出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兴趣志向相同的人倾向于居住在一个地区,而且需要类似服务的人通常居住在一起, 少数民族地区尤为突出[50]。行为地理学认为,家庭在做居住区位决策时,家庭的社会地位是很重要的考虑因素,特别是在一个社会分层严重的地区,社会分层可以来自于任何形式的分化(能力、 财富、知识、文化等),但住房和区位是最重要的表现形式[51]。在选择居住区位时居民对地区历史和文化的认知在做决策时同样有重要的作用。发展中国家,与文化、宗教等相联系的因素和情感在解释居住选择是不可忽略的[52],因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形成的居住分离现象,在旧中国的一些大城市中有十分明显的表现[40],如在北京,位于宣武区的牛街一直是回族居民的聚居地。在西方国家,由于种族之间的相互排斥十分激励,相同种族或国籍的人居住在一起,在特定的地域内形成界限分明的少数民族居住区。斯图尔特和加里以洛杉矶为例,对非洲黑人移民家庭和白人家庭居住区位的地域分异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非洲黑人移民家庭倾向于居住在市中心,而白人家庭倾向于居住在郊区[53]。
2.2.3家庭的生命周期与居住区位的选择根据家庭生命周期理论[54],不同发展阶段的家庭由于生活和心理需求的不同会选择不同的居住区位。罗布森[55]基于市中心处于衰落阶段,环境恶化,房价便宜的前提下得出,青年型家庭日常社交活动较频繁,喜欢出行方便靠近市中心的位置居住,因此他们的住房面积一般较小;中年型家庭相对富裕,对居住面积、住宅环境、特别是子女上学条件等要求较高,一般选择城市比较好的住宅区; 老年型家庭社会活动范围相对较小,趋向于选择贴近自然、价格便宜、邻里关系和睦和社区文化生活丰富的住宅区。然而罗布森住房区位选择模式只反映了一般情况[56],比如许多青年型家庭为了靠近父母居住,会选择离市区相对较远的住房。 如刘旺采用采用比奇的分异度指数和GIS分析方法对万科青青家园调查发现年轻型家庭由于文化程度普遍较高,收入较高,大部分拥有私家车, 因此居住区位的选择外移的趋势[57]。王益洋通过对上海市的调查研究表明,市中心区人口平均年龄大,边缘区人口平均年龄小,原因是城市边缘新建了许多住宅区,住房面积大,环境质量好,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因此许多青年夫妇会选择离开父母,居住在边缘区。而老年人熟悉原有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加上家庭住房和社区环境成为主要的活动空间,则仍多愿 意留在市 中心区[58]。 此外,梁丹等通过对郑州市8个城区居住空间分布现状和城市居民个人居住区位选择进行调查,表明不同年龄和家庭结构的居民对居住空间的选择存在趋同性[59],也就是说年龄和家庭构成对居住区位选择的影响不明显。
2.2.4工作地与居住区位的选择沃德尔认为工作地决定了家庭对具体区位的选择[60]。陈等人的研究发现工作地的距离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居住区位选择的因素[61]。劳瑞认为家庭到工作地之间的 花费是解 释和促进 家庭区位 分布的原 因[62]。同时有关研究显示,居民在选择住房时会着重考虑该位置到工 作的时间 和距离[63,64]。陈科等基于分层Logit(Cross-nested Logit)模型建立了居住区位和通勤交通方式的组合选择模型, 以《成都市综合交通调查报告》(2010)全市200家企事业单位的5 000名就业员工的调查为数据来源,结果表明:就业者在选择居住区位时,会综合考虑通勤成本和居住成本,且多数人更愿意居住在离就业地近的地方,但对于收入高且有私家车的就业者来说他们的选择范围更加灵活。此外女性同男性相比,她们更希望通勤时间较短,对工作地的选择会更接近居住地。家庭责任假说”(Hou sehold Responsibility Hypothesis)认为女性要承担更多的家庭工作和照顾孩子,因此女性的通勤时间要比男性短。而许多研究都证明了家庭责任的性别差异是造成通勤时间差异的重要原因[66]。
阿伦索,米尔斯和穆特的经典模型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就是,居民对住房支付意愿的高低很大程度上由居住地到工作地的时间和距离所决定, 居民对离工作地点较近的居住区位支付意愿偏 高。阿伦索[4]的经典住宅区位选择理论,是基于消费者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假设的前提下从城市内土地利用和交通系统的关系研究 住宅区位问题,称之为“互换论”。他指出在单中心城市中(所有的工作都在市中心),在经济能力范围内,家庭在居住成本和通勤成本之间选择效用最大化的住房,两者之和最小才是最佳的区位,通勤成本会随着距市中心距离的增大而增加,而住宅价格距离市中心越近越高。之后米尔斯和穆特在细节上对阿伦索的模型进行了一些修正和改进,形成了米尔斯-穆特 (Muth-Mills)模型[67]。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当富人搬进城市内的废弃地区,翻新和居住在那里时(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后来被称为绅士化(中产阶级化)[68]),该理论已经无法给出满意的解释了。里维拉等采用非集计算模 型(Disaggregate modeling)的方法来研究大马尼拉双职工家庭的空间行为和模拟他们的选择行 为,研究结果证实在大都市确实存在郊区化的模式,更多的家庭在居住区位的选择中愿意权衡更长的通勤距离,也就是通勤时间[69]。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互换论的思想是正确的,但它缺少考虑居民个体的差异和不同的偏好对居住区位选择产生的影响。
此外,性别也是一个影响居住区位选择的因素,女性一般喜欢在靠近市中心的位置居住。虽然中心区的房价高、居住空间较小、环境质量较差,但是由于 市中心基 础设施建 设比郊区 完善[70],所以大多数中国城市女性居民都觉得选择在城区中心居住会比在郊区更加方便。
3影响因素和居民实际选择之间的关系
家庭居住区位选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涉及一系列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对不同的家庭来说重要程度是不同的[71]。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的居住区位选择,同时各种因素不是独立地起作用,往往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 但居民在区位选择过程中也不可能兼顾所有方面,因此要在许多因素之间进行权衡,毕竟一套住房不可能满足所有居住偏好[72],家庭会根据自身的需求和偏好,进行收益和成本的权衡[73]。其中最经典的权衡理论是阿伦索的关于居住成本和通勤成本之间的权衡,布鲁克纳等在该模型基础上增加了城市设施因素,这使得居民在选择住房的过程中还要考虑该位置到城市设施的可达性,居民在这些因素之间寻求平衡[74]。埃普尔等认为居民在选择居住区位时在住房成本和城市公共品之间进行权衡[75]。韦克利等提出居民在居住状况(是一种和住房相联系的社会期望,如对宗教、 环境、文化的期望)和住房质量(住房的物理的、可测量的状况)之间进行权衡[76]。克兰等学者考虑到就业位置在未来可能会发生变化,这时居民就要关注长期的利益,也就是在居住地到当前工作地的距离和到未来工作地的距离之间进行权衡, 选择最适合的区位[77]。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更加注重游憩活动和环境质量的问题。研究者开始关注居民在住房成本和附近休闲设施之间选择的权衡、可达性(包括到工作地、商场和公共服务设施等)和居住环境质量之间选择的权衡,可达性和住房成本之间选择的权衡等问题。此外由于居民的社会经济属性、家庭生命周期、性格特质的不同及变化,他们对住房的偏好也会随之不断变化[78]。但最重要的是,居民只能在支付能力范围内选择效用化最大的住房。
4结语
居住区位的选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选择过程中,不仅经济因素对居民有影响,个体行为的差异也会对选择产生影响,同时外部住房市场、城市形态也直接影响居民的选择,只有将多种因素综合考虑,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解释其居住区位选择的机理,进而把握其居住区位选择的规律性。目前国外已经建立了较成熟的数学模型来研究居住区位选择微观影响因素及选择机理,国内现有的相关研究中,综合考虑多因素对城市居民区位选择的微观定量分析还不够完善,仍以定性描述居多。其中有一些学者虽然采用问卷调查获得数据,但大多只进行了简单的描述性分析,缺少模型的构建来研究影响因素和其影响程度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对离散选择模型的应用还很少。此外学者们对于一些更微观、更细致的影响因素(如邻里关系、小区人口密度和人口结构、区域交通噪音等)和一些与我国当代社会相结合的因素(如我国不同年龄层对住房的选择、是否靠近家人等)关注不够。国外已经开始关注住宅小区的特征(种族、收入、犯罪率等)、 周围公共服 务设施 (警察局。消防局等)、可达性(就业、商店等)等对居住区位选择的影响,而我国研究最多的是轨道交通对居住选择的影响。其实国内居民在选择的过程中也开始考虑这些更细致的因素,但是还没有得到研究者的重视,因此国外相关的研究对我国居住区位的研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事实上,我国对影响居民居住区位选择的研究还是很少的,因此关于我国居民个人住房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微观机理的定量研究将是今后的重点。
微观影响 篇2
耦合双振子模型手性分子的微观参量对和频过程的影响
用经典理论方法推出了适合于耦合双振子模型的手性分子的超极化率,给出了分子超极化率与分子微观参量的关系式.由微观与宏观极化率的关系,具体讨论了分子微观参量对宏观介质极化与和频过程产生效率的影响,本模型得到的.理论结果与已有的实验结果很好地符合.
作 者：郑仰东 李俊庆 李淳飞 作者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物理系,哈尔滨,150001 刊 名：物理学报 ISTIC SCI PKU英文刊名：ACTA PHYSICA SINICA 年，卷(期)： 51(6) 分类号：O4 关键词：手性分子介质 和频产生 超极化率 二阶极化率微观影响 篇3
关键词：明胶 酸乳 质地 微结构
中图分类号：TS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336（2014）14-0005-02
明胶是一种从动物的结缔或表皮组织中的胶原部分水解出来的蛋白质，主要存在于动物皮、筋、骨胳中。结构上，明胶是由氨基酸组成的大分子，具有典型的蛋白质特性，在食品工业中可用作胶凝剂、稳定剂、乳化剂、增稠剂和发泡剂等。
酸乳是以牛乳为主要原料，经乳酸菌发酵形成的一种风味独特、营养丰富的功能性饮料。但凝固型酸乳常存在凝固性差、乳清析出等质地缺陷。所以常添加增稠剂来控制酸乳的质地，其中明胶得到了广泛的使用。本文主要研究了明胶对酸乳质地和微观结构的影响，旨在对酸乳的流变学参数与微结构之间存在的相关性作一探索。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新鲜生牛乳（来自奶牛养殖户）；冻干菌种（来自法国罗地亚公司）：由嗜热链球菌和保加利亚乳杆菌混合而成；明胶：来自丹尼斯克（中国）有限公司。
仪器：TA.XTPLUS质构仪（美国），恒温水浴锅，高压杀菌锅，高压均质机，恒温培养箱，LD4-2A离心机，扫描电镜（JeolJSM-5410）。
1.2 方法
（1）酸乳样品的制备。取新鲜全脂牛乳，预热至50～55℃，添加1.2%的脱脂乳粉（调整总乳固体含量在12.4%～13%之间），搅拌溶解后，加入糖与明胶的混合物，充分搅拌，之后进行均质处理（20MPa），90℃、5min杀菌，冷却到42-43℃，接种活化好的发酵剂，分装后置于42℃培养箱中发酵4-5h，转入4℃冰箱，冷藏两天作进一步分析。
（2）样品的流变学分析。选用A/BE探头：直径为35mm的压力盘。测定值的设置：下降速度与测试速度为1.0mm/s、提升速度为10.0mm/s，测试深度 30.0mm，记录探入过程中所需的应力（g）。探入过程中的最大峰值为硬度，到这一点的曲线面积为黏度，探头回缩过程中的负峰值代表凝聚性。每个样品重复测定4次。
（3）样品保水性的测定。在测定酸乳保水性的试验中，吸取5mL、4℃的样品放入刻度离心管中，以4000r/min的速度离心20min，1min之后读数。酸乳的保水力用离心后沉淀物体积的百分数表示[1]。
（4）样品的微观分析[2]。取酸乳中心的凝块，在2.5%的戊二醛溶液中固定3h；用pH=7.2的磷酸缓冲液清洗两次，每次10min；之后将样品在液氮中迅速冷冻，捶击使之自然断裂；分别用50%、70%、90%、100%乙醇梯度脱水，每次10min；之后用叔丁醇置换乙醇，利用叔丁醇进行冷冻干燥，最后用离子溅射方法镀金。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对制备好的样品进行分析、观察，得到相应的扫描电镜照片。
2 结果与讨论
2.1 质地分析
从表1可知，明胶的添加使酸乳的流变学参数和保水性不同程度地增加，并且明胶添加的比例的增大，这种加强效果越明显；由感官分析可知，添加明胶的酸乳具有更加细腻、结实的质地。这些结果说明明胶具有改善酸奶品质的作用，原因在于明胶是一种蛋白质亲水胶体，它的加入可在酸乳制品中形成弱的凝胶网络结构，从而起到改善质地、防止乳清析出[3]的效果。
2.2 微观结构
图1描绘了仍然保持着球状结构的酪蛋白胶束的链与丛之间的三维网状结构。从图1（a）可以观察到，在酪蛋白胶束中含有大量的酪蛋白粒子簇，并且在該样品的微观结构中几乎没有形成链状结构。
如图1（b）向酸乳中添加明胶，结果明胶所形成的大的薄片或表面与酪蛋白基质相作用，并在一些区域将酪蛋白颗粒包围，进而改变了产品的微结构。明胶与乳蛋白颗粒以及胶束链相连，结果产生连续的、比较均匀的、没有游离末端的、更加坚固的网状结构。这些酪蛋白颗粒仍保持它们较好的球形轮廓，并且在酪蛋白胶束之间可以明显地看到明胶所成的光滑的桥型构架。这种更加紧密的网状结构能够有效地保留水相，降低酸乳的脱水收缩[4]。明胶提供的这种新的结构能够对乳凝胶体系产生加强作用，正如表1中的流变学分析结果所示，明胶的添加使凝固型酸乳的硬度、黏度、保水性均产生不同程度地提高。
3 结语
明胶的添加在较大程度上改善了酸乳的组织状态。流变学的分析上，表现为硬度、黏度的增加；乳清析出方面表现为保水性的提高。同时，这些性质的改变也被微观结构的扫描图片所证实，添加明胶的酸乳与对照样相比，具有连续、均匀、坚固的网状结构。因此，酸乳所具有的空间网状结构特征，是决定酸乳品质的重要因素，增稠剂可以通过影响空间网状结构而影响酸乳产品的质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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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影响 篇4
一、有关土地价格的理论依据
(一) 土地价格微观影响因素研究
1. 国内学者的研究情况
胡冠军 (2007) 采用全国主要大中城市2000-2004年土地市场交易数据建立城市地价水平的PanelData模型验证了城市人口规模与土地价格存在正相关关系。柯善咨、何鸣 (2008) 根据单中心城市模型和中国土地市场若干特点建立了城市地价检验模型并利用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地价的横截面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 结果表明城市人口和收入是城市地价的重要决定因素。张娟凤、贾生华 (2008) 基于衍生需求模型构建理论框架以及对长三角城市的实证研究认为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强度、人均持有流动资产水平和城市住宅开发量三个决定因素对于解释城市间住宅土地价格差异有显著性贡献。
2. 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国外学者对于土地价格微观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有:Capozza和Helsley (1989) 提出的单中心城市地价的动力学模型认为城市土地价格由农业价值转换成本区位价值和发展价值四部分构成, 而在长期由人口规模增长所表征的城市, 发展速率才是造成城市间土地价格差异的根本原因。对邻里因素的研究, 很多学者认为邻里因素如超市商场、学校、医院、机场港口、公园等对土地价格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区位因素的研究, MurtazaHaider和Miller抽取美国主要大城市的土地和房地产交易数据, 通过构建特征价格模型, 选择离城市中心的距离和交通因素作为自变量, 得到的结论是居住用地的价格随着到CBD距离的增加而减少。
可见, 目前对城市土地价格影响因素的分类和影响程度等都进行了众多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国内外学者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由于影响城市土地价格的因素众多且复杂, 不同经济制度、不同区域的情况各不一样, 各影响因素之间存在互相影响并且是动态的发展。即在城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城市土地价格的影响因素会随着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和市场需求偏好的变化而变化。各国学者对城市土地价格影响因素的分类也多种多样, 没有统一的标准。对影响城市土地价格微观因素的研究也比较多, 原因在于学者们己经认识到微观影响因素对于城市土地价格影响的重要性。但由于学者们对于土地价格的内涵、土地价格的形成机制和土地价格体系的不同认识, 同时土地价格的微观影响因素在不同经济制度和社会发展阶段差别较大且随着城市土地市场发育程度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如何能找到一种适于城市土地市场发育的土地价格影响因素的研究方法, 并对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得出具体准确的结果, 对于城市土地价格进一步的研究会提供很好的借鉴。
(二) 本文对影响土地价格微观因素的分析
本文的研究对象和目标, 由于我国所处的社会阶段、土地制度等原因, 影响我国城市土地价格的宏观因素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固定性, 如利率、土地制度等在短期内不会有重大的变动。相反,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 微观因素对土地价格的影响更具有普遍性和直接性。
本文认为微观因素是指在一定时间范围内, 对城市土地价格变化具有显著性、特殊性和个别性影响的因素, 它主要影响城市土地价格的高低, 可以分为个别因素、邻里因素、区域因素和其他因素。对于城市土地价格方面的研究虽然很多, 但是主要集中在对土地价格的构成、形成过程的研究, 对城市土地价格影响的微观因素即普遍影响我国城市土地价格的具体的、细化的因素的研究较少。因此, 本文接下来以福安市的土地价格定级为例, 选取影响该城市土地价格的主要指标, 并对指标进行模型构建, 对影响土地价格的微观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一方面检验了这些因素对土地价格的影响机理, 而另一方面则深刻揭示了我国土地价格的形成演变特征。
从已有的研究文献可知, 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纷繁复杂的, 而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的不断进步、政策制度的不断改革以及需求的不断变化等, 这些影响因素也随之变化。因此, 依照现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以及出于实证分析的指标是否可量化考虑, 本文将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分为城市基础设施、土地区位因素、人口状况、城市规划, 如图1所示。
从图1分析可知, 在我国, 现阶段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错综复杂, 同时伴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进程,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土地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入, 这些因素在土地价格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占的地位也将发生重要的变化, 因此, 深入研究这些微观性因素对土地价格影响的动态变化, 进而揭示土地价格形成的演变特征是深刻认识和了解土地市场发展态势的关键所在。
二、福安市城区土地定级的实证分析
(一) 影响城市土地价格微观因素的选取原则
以定性分析与定量计算相结合的方法。考虑到众多的影响因素, 尽量把定性的、经验性的分析进行量化, 必要时才对某些现阶段难以定量的社会、经济因素采用定性分析, 以减少人为的任意性, 提高土地估价成果的精度。但应特别注意, 在进行定性分析时, 必须坚持以现实的市场资料为基础, 采用归纳、推理等科学的分析方法。
(二) 影响因素的选择及其影响程度的确定
本文认为, 在一个城市中, 影响土地价格的微观因素可以分成区域因素和个别因素。其中, 区域因素是指构成区域具体特征同时又对土地价格有重要影响的各项因素。对于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 影响地价的区域因素的项目和强度各有差异, 但主要有位置、交通条件、基本设施条件、环境质量、城市规划限制等;个别因素是指构成每宗地的具体特征, 同时对宗地价格又有重大影响的因素, 主要有宗地形状、面积、工程地质等情况。
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确定各类因素和因子对土地的作用强度。多因素综合评定法是指通过对城市土地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所表现出的各种特征进行综合考量, 得出城市土地市场价格或价格与其空间分布存在的相关性, 由此划分出土地级别。多因素综合评定法的理论依据是找出影响城市土地市场价格和土地利用价值的因子, 分析各因素的影响过程和程度, 才有投入到产出的思维方法。即通过系统地、综合地分析各类因素对土地的作用强度, 推论城市土地在空间分布上的优劣差异及其成因。全面考虑各种与土地质量直接相关的因素, 包含影响土地价值的经济因素, 而且包含了其他社会性的因素。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把经验转化为科学指标, 用定性的方法将复杂事物的直接判断转化为对事物某些方面的单项判断, 避免了主观随意性, 保证了土地级别划分的科学性, 同时将各种影响因素加以量化, 用精确的数学模型进行建构和阐释, 确保结论的严密性和参考价值。
(三) 选择定级因素
定级因素是指对土地价值有重大影响, 并能显著体现土地区位差异的经济、社会、自然的条件。根据上述原则, 并结合福安市城区的实际情况, 按土地用途分别确定其影响因素。
1. 商业用地定级因素选择
在繁华街道、交通干线交叉口、大型公共场所附近等人流集中的区域, 能吸引众多商家进驻, 商品品种齐全, 可选择性强, 吸引范围广, 形成较强的集聚效应, 其土地价格远远高于周边区域。确定福安市城区商业用地定级因素, 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
2. 住宅用地定级因素选择
参考其他城市土地定级经验, 结合福安市城区实际情况, 确定福安市城区住宅用地定级因素, 具体内容如表2所示。
3. 工矿仓储用地定级因素选择
确定福安市城区工矿仓储用地定级因素, 具体内容如表3所示。
(四) 确定因素权重
权重是反映土地定级因素重要性的量度, 它与因素对土地质量影响的程度成正比。能否准确地确定各定级因素的权重是土地定级的一个重要过程。根据《定级规程》, 权重的确定方法主要有特尔菲测定法、成对比较法和层次分析法。根据比较我们采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福安市城区土地定级因素的权重。
层次分析法是指将与决策有关的主要元素分解成目标、准则、方案等不同层次, 在此基础之上通过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决策方法。土地价格的影响因素众多, 因素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 采用该方法能明确的将各影响因素归纳分类及之间的关系, 而且在这个过程能用数学语言表达出来。
(五) 计量经济模型的建立
在福安市城区土地定级因素权重的确定过程中, 首先选择对于土地定级有影响的主要因素, 然后建立起各因素间一一对应的比较矩阵, 根据城市基础设施、土地区位因素、人口状况、城市规划等因素对福安市城区的土地进行划分, 然后通过对各因素两两比较、赋值获得参评因素。在进行参评因素两两比较时遵循以下规则:因子i比j十分重要, 赋值为7;因子i比j重要得多, 赋值为5;因子i比j重要, 赋值为3;因子i比j同等重要, 赋值为1;因子i比j稍次要, 赋值为1/3;因子i比j次要, 赋值为1/5;因子i比j次要得多, 赋值为1/7;而2、4、6表示相邻判断的中值。利用比较矩阵计算出其最大的特征值λmax, 则规范化后的特征向量W即为权重系数。
式中A为判断矩阵, λmax为A的最大特征值, W为对应于λmax的正规化特征向量, W的分量Wi即为相应参评因素的权重系数。采用一致性检验的方法对计算结果的可信度进行检验, 检验公式为:
式中CI代表判断矩阵的一致性, CR代表判断矩阵的随机一致性, RI代表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六) 数据来源和指标计算
本文的数据来自福安市国土局、建设局、交通局、环保局、财政局、教育局、供电局、邮政局、文化局、市政公司、自来水公司、电信局、旅游局、运输公司等相关部门单位历年的统计数据。
对于1-7阶矩阵, RI值分别为0.00、0.00、0.25、0.27、0.66、1.01和1.04。一般认为CR<0.1时, 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计算结果都是可信的。福安市城区商服用地、住宅用地和工矿仓储用地定级因素权重判断矩阵的随机一致性比例分别为0.0037、0.0081、0.0072, 所以计算结果十分可信的, 利用层次分析法最后求得商服用地、住宅用地、工矿仓储用地定级因素权重值, 结果如表4所示。
三、结论与启示
(一) 主要结论
商业用地是城市中经济效益最高、最重要的一种用地类型, 其土地质量的好坏主要取决于离城市商服中心的远近、交通便捷程度、人流量的大小和基础设施的完善度。主要影响价格的微观因素为土地区位、城市设施、城镇规划、人口状况, 权重值依次为土地区位0.575, 城市设施0.158, 人口状况0.1616, 城镇规划0.1054。
住宅用地是城市地域结构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与居民的生活密切相关, 它和商业用地一样, 都受到交通、基础设施、人口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同时, 对生活公用设施、环境质量的反应也很敏感, 如人们往往喜爱居住在教学质量好的学校或环境优美的公园附近。从计算结果看出土地区位 (权重值0.3746) 、城市设施 (权重值0.3752) 、环境优劣度 (权重值0.1738) 、城镇规划 (权重值0.0764) 是影响住在用地价格的主要微观因素。再次说明的是由于城镇规划一般是先对稳定, 其权重在确定的情况是较小值, 但是各地方政府出于种种考虑, 在特殊的情况下会很大程度上改变城镇规划, 这时权重值就相对较大。
工矿仓储用地是自然、社会、经济、技术及国民经济各部门综合影响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是城市土地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它主要受到交通条件、基础设施状况、产业集聚规模、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其中交通条件是工业区位中最为重要的因素, 权重值为0.3941, 企业往往通过交通运输使原材料、产品和市场接轨, 实现其产品的价值和利润, 从而体现其工矿仓储用地效益。优越的交通条件, 可以使企业降低原料、产品的费用, 缩短资金周转周期, 提高经济效益。另外, 适当的集聚程度 (权重值为0.1035) , 可以充分发挥企业之间的技术联合和基础设施的配套合作, 从而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经济效益。由于这种集聚效应, 促进了工业企业的集中成片分布。同时又由于受到土地区位的影响, 越靠近城市中心, 支付的土地成本就越大, 从而影响到经济效益。因此工矿仓储用地一般都集中成片分布在城市交通、用地条件优越的边缘区域。
(二) 启示
本文从土地的功能和效用出发, 通过总结国内外对于土地价格微观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 把影响城市三种主要土地类型价格的因素分为四类, 主要的量化指标包括商服繁华度、交通通达度、基础设施、城市规划、人口密度、公共服务设施、环境质量、自然条件、城市规划、产业集聚效益等因素。通过确立福安市土地特征价格模型和对微观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了三种主要土地价格的微观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通过对土地影响因素的特征价格的研究, 可以对土地价格的构成情况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 从而可以定量的认识土地价格的形成过程;通过对影响因素影响程度的分析可以了解土地使用者对土地价格影响因素的偏好, 为土地管理部门的决策提供依据。具体的内容可参考表4和表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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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的微观研究 篇5
——副刊如何革新求变
在现代报纸四大构件——新闻、评论、副刊、广告之中，副刊的新闻学价值和文化史意义是最独特的。这种独特性是与副刊自身品质与特性紧密相关的。在上述四要素中，新闻、评论和广告都有相对固定的行文规范和写作格式，在作为“报纸组成要素”的同时，这三者也是一种相对成熟的、相对独立的、范式化的“文体”。与之迥异的是，副刊则完全不具备这样的文体特征和独立价值，仅仅在“报纸的构成要件”这一点上，副刊具有活的文本意义。
现阶段，报纸副刊普遍存在格调不高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巨大变化和人们在情感观念上的起伏变迁视而不见,认为小小的副刊无法担此重任；而对生活中的小情调、小情感,却极尽铺张与渲染。这显然是报纸副刊的误区，要让报纸副刊真正成为反映社会文化思想的标尺，就要求以新的眼光重新审视副刊,在革新求变中为它准确定位。
从2007年开始，沂蒙晚报副刊“沂蒙湖”推出了“名家专栏”,约请临沂本地文人就某一主题写文章，专栏名由作者自拟，同时为每位作者配发漫画像。专栏推出后，当地“名家”积极配合，发了大量优质稿件。有位作者就感慨地说，自己这么多年来可谓著作等身，却远没有在报纸上发的这寥寥几篇影响大。这充分体现了报纸的名家专栏具备“点石成金”的能力。可见报纸副刊只有贴近本地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引起本地读者的共鸣，才能立足本地做大做强。
沂蒙晚报“沂蒙湖”副刊开辟的“琅琊”版，用独到的视角挖掘和探究蕴涵在古迹名胜中的琅琊历史文化，用或俗或雅的文字对沂蒙的风俗文化、地理娓娓道来。这些文章刊发后，获得了读者的好评，不少文章还被引去做专题。可见不管读者的口味如何变化，挖掘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还是会受读者欢迎。
每个地域都有每个地域的文化名人。这些人或居住在本地，或住在外地，但他们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的作品承载着该地域文化的某一部分，他们的身上都有地域文化的深深烙印。对当代地域文化人物的深度追踪，对这些人物进行专访，对他们的生平、创作、喜好、见解做全面生动的描述，比追捧外地的文化明星更能引起本地读者的兴趣。这充分体现了接近性的特点。
对本地自然景物、风俗习惯的细腻描写，此类文章不应只停留在一般的写景状物上，而是应充分发挥本地作者熟悉描写对象的优势，道人之所未曾道，让读者对自己所居住的地方产生新奇的感觉。
因报纸副刊篇幅有限，通常满足不了文学大家、名家的阅读需求，但是，对于平常老百姓，却是一片广阔肥沃的土地。副刊重视培植“草根”模式，摆脱自诩“阳春白雪”的仰视姿态，真正满足最普遍大众的阅读需求，才能走得长远。沂蒙晚报沂蒙湖副刊推出“市井”专版，生动地阐释了“草根”模式的内涵——“短、平、趣”：短小精悍的生活智慧，平民视角的心灵积淀，轻松好看的幽默小品。有人把刊登在“市井”上的“夫妻兵法”、“生活趣事”等小文比作豆腐块，这是很传神的比喻，这样的豆腐块虽然小，虽然软，却是有形的。看似廖廖数语，却深受读者喜爱。
再比如“连载”版，也可以用“草根”模式来阐释。具体讲，编辑要善于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等方面，从老百姓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中发掘主题，组织稿源。沂蒙晚报的连载版，每天三部不同风格、题材、不同出版社出版的作品同时 1
连载，满足不同层面读者的需求。为了使连载更加新鲜、快捷、精彩、好看，连载节奏也尽量加快，改变以往一部作品动辄登一两年的问题，保证最新最热门的作品能够及时上版，与读者见面。例如刊登的《本城公案》《求医不如求己》等作品既体现了选稿理念上的转变，又反应了在读者中引起了广泛反响。
要创新，就要紧追读者的阅读趋向，从观念到运作，从内容到形式，从文风到版式，来一次改变。在内容上，要善于寻找亮点，重视本土文化，走出传统报纸副刊沉重的历史性、文学性桎梏，把那些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纳入到副刊的视线范围。在形式上，注重版式的变化和美化，增强副刊的文化含量。
要创新，就要在理念上具有策划意识，充分发挥编辑的能动性，积极走出“象牙塔”，不断采取各种措施深入社会，深入民生，深入历史文化。在策划和组织活动中倾听读者的所想所求，扩大副刊对读者的影响力。举办征文活动，无疑是一个明智之举，既可以结合社会热点增强报纸副刊的可读性，又在无形中为报社树立了品牌效应、增加了创收。
近观美国，微观政治 篇6
薛涌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22.0O元
中国人喜欢谈政治，美国人也喜欢谈政治，不过二者取向与旨趣不同：中国人关心“大事”，指点江山，纵论寰宇，而且一谈就上升到高度；美国人关心“小事”，远取诸州，近取诸身，其问虽也夹杂“主义”、“社会”等大词，却多是为身边琐事作注解的一一这在中国人看来简直是浪费理论资源。
其实美国政治生活并非没有“大事”，只是“大事”已经上了轨道，很难谈出多少新鲜东西，连两党竞选纲领都越来越接近，美国人自然对“大事”兴趣不大。而美国人之所以关心“小事”，乃是基于美国社会结构之中根深蒂固的社区传统，美国人常给世人“自私自利”、“我行我素”的印象，其实这并非美国人惟一的面孔，他们另有热心公益、互助共济的一面。个人权利的高扬与公共领域的开放相互激荡，成就了美国别开生面的“做观政治”景观，诸如妇女是否有权堕胎、公立学校是否可以安排学生集体祈祷、政府是否应该加强枪支管制、焚烧国旗是否合法等关涉每个人日常生活的具体政治议题，总能引起全国范围的大辩论，职业政客、学界名流、贩夫走卒、家庭主妇兴致勃勃各抒己见，而此类辩论通常并无胜负可言，说服对方的可能性很小，其意义主要在于辩论过程中的沟通和互动，即使各方无法就解决之道达成共识，至少大家更清晰地认识了共同面临的困境。
美国也有民粹主义、反智传统、群氓心理等消极因子，造就了美国政治的荒唐一面。美国人对聪明人不放心、对高雅者不认同，精英们往往只能在自己的圈子里混，不易得到大众欣赏，但某些别具抱负的精英经过精心化装，装土装憨装嫩装拙，却也哄得人民团团转，这也印证了一则著名论断：民主不过是精英统治的一种形式而已。美国人平素挺敬重专家的，但一谈政治，就不再惟专家马首是瞻了，总觉得政治乃身边之事、众人之事、人人可议之事，自己并不比专家差，在此普遍的盲目的自信影响之下，远见卓识难免输给平庸之见，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掩耳盗铃、顾头不顾腚的政策得以顺利出台。美国人不爱学外语，不喜欢出国，国际交往经验贫乏，当遭遇国际政治问题时，总喜欢套用自己熟悉的社区政治理路，无全球战略眼光，不懂“同情的理解”，结果招来他国普遍诟病，自己却还惊诧莫名。
全书文笔尚属流畅，识见也算通达，于美国政治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观。
《杨小凯谈经济》
杨小凯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定价：25 00元
“中国向何处去?经济学向何处去，世上有资格同时思考这两个问题的人很少，有能力同时回答这两个问题的人更少，而杨小凯就是其中之一。天不假年，哲人其萎，风范长存，留泽千秋。
《寡头：新俄罗斯的财富与权力》
戴维·霍夫曼著，冯乃祥王维译。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定价：28．00元
霍多尔科夫斯基、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斯摩棱斯基、丘拜斯、卢日科夫，六个男人不但操纵了前苏联的旧制度,而且构筑了俄罗斯的新秩序，当这个国家从喧嚣和烟尘中重新现出轮廓时，高居于其上的正是他们——寡头，财富与权力的双重垄断者。
《游戏着经济学》
卢周来著。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定价：26，00元
增值税转型对我国微观经济的影响 篇7
关键词：增值税转型,生产型增值税,消费型增值税,微观经济,影响
增值税转型是在宏观经济下行风险的背景下, 政府为了保增长目标做出的重要努力, 会对我国的经济运行带来直接的影响, 对企业的发展壮大发挥一定的推动效果, 并且对于激活我国的证券市场也有积极作用。
一、增值税转型对我国微观经济的影响
第一, 增值税转型对企业会计报表的影响。增值税转型会给企业的会计报表带来比较大波动, 从而影响会计核算稳定性。会计核算需要保持谨慎, 避免少计或者是多计收益、资产, 不能少计或者多计费用、负债, 从而体现出稳定性特点。在增值税转型之后, 企业购入的固定资产在会计处理方面有着明显的变化, 转型之前的增值税不能抵扣, 进项税额当中无法体现波动, 转型之后能将进项税额记入到应交增值税, 从而一次性完成抵扣。不过如果当期企业的固定资产抵扣进项税额过大, 当期进行一次性的抵扣, 容易给企业的利润表以及资产负债表带来显著的波动影响, 从而影响到财务报表稳定性。
第二, 增值税转型后发票作为扣税凭证容易诱发偷税犯罪。在增值税转型之后的固定资产进项能抵扣, 同时税额往往也比较大, 所以可抵扣税款的数额显著上升。在当前征管环境下, 仅凭发票就能够抵扣税款。增值税按专用发票的进项税额抵扣, 从而导致专用发票成为唯一的扣税凭据。转型之后的购买双方可以虚开增值税的发票, 这也是当前增值税转型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
第三, 增值税转型导致企业盲目扩大投资。我国通货膨胀危险尚未全部消除, 而增值税转型容易增加资金需求, 从而刺激投资扩张以及产业设备更新。企业如果无法合理认清自身情况, 一味盲目投资而缺乏配套的先进管理经验以及生产技术, 容易出现盲目投资以及重复投资的问题。在此过程当中一旦出现技术不到位以及管理不到位, 就可能陷入到破产的境地。
第四, 增值税转型的初期阶段会导致一定的税负不均衡。在增值税转型之后, 不同地区以及不同行业之间会发生税赋相对不均的问题。东部沿海企业因为开放政策优势以及地理位置优势, 容易吸引技术以及资本。中西部企业的发展较为缓慢并且开放滞后, 资本的有机构成较高。加工工业以及基础工业的固定资产比例较高, 固定资产购进的机会也更多, 因为购买资金较多, 进项税额相应地显著上升, 扣除税款也随之加大, 有利于增加企业的现金流并且提高利润。所以资本有机构成比例较高的企业计税过程当中固定资产扣除之后税赋下降, 资本有机构成比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税赋会进一步加重, 严重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从而加大了破产的风险, 导致相当一部分的劳动力失业, 最终不利于保持经济稳定发展。在增值税转型的初期, 要是无法妥善解决不同地区的区域差异问题, 未能完善安置企业劳动力, 过急过快的转型会导致不同资本构成以及不同地区的企业出现显著差距, 甚至影响到我国微观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
二、完善增值税转型的措施
第一, 打破小规模纳税人以及一般纳税人之间的界限。这样能够提高企业之间会计信息可比性以及透明度, 改进增值税转型的稳定性。开放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发票开具限制, 或者是允许小规模纳税人使用固定资产专用发票抵扣增值税, 从而满足税收公平性。面对当期企业收购的固定资产, 抵扣进项税额的金额超过销项税额这一问题, 税务机关应当允许企业在期末留抵多余进项税额, 不过在此过程当中税务机关应当计算多余进项税额的同期存款利率。
第二, 强化增值税发票管理。面对增值税改个进项税额的抵扣机制, 能够为一般纳税人提供更多的逃税方法。在利益诱惑下, 很多纳税人选择铤而走险虚报税收的抵扣额、虚开增值税发票或者是伪造出口退税。所以税务机关应当增加税收信息化方面的投入, 不断改进征税管理的科技水平。通过使用科技手段以及强化管理双管齐下, 不断改进增值税发票管理监督, 将专用发票当作会计账簿核对的重要依据。发票不仅仅作为抵扣依据使用, 需要同会计账簿相结合加以抵扣, 从而淡化抵扣税款当中发票的凭证价值。
第三, 增加增值税征收范围。我国当时实施的增值税转型并非全面彻底的转型, 只是增加企业机器设备等资产购入的抵扣范围, 对当前营业税征收行业并未纳入到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当中, 这样就容易发生重复征税的问题。比如房地产行业作为征收营业税的范围, 但是并不属于增值税范围, 所以购买机器设备等资产的税额就无法当作进项税额进行抵减。同增值税纳税人比较而言, 营业税的纳税人税负较重, 除了邮电业以及运输业之外的营业税税负为营业额5%, 远远高于小规模纳税人的3%税率, 因此存在着违背税负公平的问题, 从而需要不断调整完善。我国各个地区以及行业在推动增值税转型的过程当中, 需要积极稳妥推动深化各个税种的配套改革, 例如个人所得税以及消费税的转型改革, 不断完善不同税种的结构、操作流程以及税负结构等。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还需要建立健全推动循环经济的税收政策、环保税收政策以及推动技术发展的税收政策, 不断优化我国的税制结构。
第四, 构建风险控制制度。政府应当加大对于我国中西部地区企业的优惠政策支持。从我国当前的投资领域具体情况而言, 长期以来投资规模过高主要是受投资体制的影响。投资者特别是政府投资者缺乏硬性的投资约束。相当一部分的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倾向于拿着政府的资金出风头、创功绩, 而不顾企业自身的具体实际请客, 普遍存在着乱投资以及投险资的问题。所以增值税转型的过程当中, 政府需要构建起理性约束机制以及风险控制机制, 最大限度降低投资的盲目性, 重点要避免出现盲目建设以及重复建设问题, 从而建立起科学合理的收入、投资还有经济运行制度, 实现企业的稳定、持续发展。
第五, 提高增值税的立法层级。如果一个政府规制的第一大税种在立法方面只有行政法规, 而没有专门的法律, 显然违反法律贵的那个以及税收法定的基本立法原则。增值税可以说是我国规模最大的一个税种, 在立法层面只有国务院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颁布的《增值税暂行条例》作为指导, 该《条例》仅仅属于行政法规, 并且带有暂行的字样, 这都表明增值税立法效力的层次比较低。当前各种暂行条例出现在各个单行税种当中, 这些行政法规占据我国税收法律的绝大多数, 同时普遍存在着授权立法的问题。税收立法领域, 我国的宪法当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台税法基本原则方面的具体规定, 因此缺乏通过最高法律效力确定增值税税收权威性。根据一税一法这一立法模式, 除个人所得税以及企业所得税之外, 政府对已经开征的各种消费税以及增值税等税种依旧停留行政法规层面。通过使用各种部门规章以及行政法规的形式来具体规定税收制度, 不利于充分体现增值税税收的强制性、权威性以及财政杠杆价值, 也不利于政府财政收入的稳定。长期以来我国都缺乏税法通则以及税收基本法, 这一问题的存在导致我国的税收制度改革发展非常缓慢, 授权政府各个部门或者是各级地方政府立法, 也导致我国当前地方政府税收制度方面比较混乱, 存在各种重复征税或者是征税漏洞问题, 也给不法分子偷税漏税提供了便利条件。所以要想改进税种立法的效力, 增值税应当能够提高自身法律效力层次, 从而发挥税收改革的带动作用。
综上所述, 增值税的转型一方面符合市场配置资源的要求,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企业投资资金的积累, 从而推动企业发展, 实现政府刺激经济发展的目标。可以说消费型增值税是当前我国微观经济发展的需求, 也是增值税转型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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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影响 篇8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微观环境的概括
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是让学生能够在正确的价值观引导下, 有一个良好的行为准则。但是, 高校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过程中, 忽略了外部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1]。其中外部环境主要包含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 对于高校而言, 宏观环境是大环境, 它产生的影响主要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需要一定的外在基础条件。而微观环境属于小环境, 它产生的影响主要是指学校、家庭、工作、社区等方面的影响, 因此, 思想政治教育中微观环境与高校的情况比较贴切。微观环境的影响没有抽象性、 间接性等特点, 所以想要有效地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就必须通过优化微观环境来实现教育目标。在良好的微观环境下, 才有利于高校学生形成优良的思想品德和优良个性心理品质。除此之外, 思想政治教育的微观环境还具有一些特征, 这些特征展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些特质。思想政治教育的微观环境的特征分别是具体性、互动性以及复杂性。它的具体性、互动性代表它是可以让双方进行交流和体验。
二、微观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1.微观环境改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在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 我们会发现, 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完全不属于客观存在范畴, 这就增加了学生理解的难度。属于意识范畴内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对于学生来说非常抽象[2]。但是微观环境属于客观存在范畴, 因此, 根据物质决定意识, 客观存在决定意识的基本原理, 微观环境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过程中, 要把学校、家庭、工作、社区等方面产生的思想政治内容融入到教育活动中。要在强调思想道德水平的先进性的同时, 重视现实性的把握。在思想道德教育问题上, 不能只片面地重视培养学生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 而忽略了帮助学生树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近期共同理想。同时要跟随时代的步伐, 随时更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引导下,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以发展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等思想作为学习和教育的目标。否则高校学生就不能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此外, 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过程中, 也不能忽视融入传统道德教育的内容。这是因为传统道德教育的内容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理想观念有契合之处。
2.微观环境改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微观环境所涵盖的范围比较广阔, 因此, 在一定程度上, 会促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进行改变[3]。传统的教育模式并没有因为新课程标准的实施而完全改变, 在大多数高校的课堂教学环节中, 授课模式仍然是传统的教学模式。但是这种教育模式只适应以往的社会经济环境中, 并不适用于当前的社会经济环境中。改革开放促使各行各业做出了相应的变革, 教育行业也不例外, 因此, 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教育手段就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情况。由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使得它在各个行业中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时, 就可以把信息网络技术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手段应用在其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环境下, 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和方法做出改变是一种必然趋势。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和方法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传统的教育方式只充分显示了教授者的主体性, 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没有给教授者以真实的反馈, 不利于教授者进行合理的教学过程。现行的教育模式完全地解决了这些问题。教授者和学生的互动交流越来越多, 教学过程进行得更加顺畅。第二, 采用分层教育的方法对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种方式有效地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效果, 更具有针对性和时效性, 更符合现代的教育观念。第三, 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 不能忽视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的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比较抽象, 单纯的话语讲述不仅会让学生感到枯燥和乏味, 而且不利于学生吸收。因此, 利用电影、动画等众多有趣的形式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非常必要的。第四, 要以"情"动人,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属于意识范畴, 和情感有一些共性。用情感来传递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法。
3.微观环境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由于微观环境会改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法, 那么,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后一部分,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也将会受到影响。微观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当校园微观环境状况良好时, 学风纯良, 教风纯良, 且校园有正确的舆论导向, 这对于校园微观环境的建设和优化是非常有利的, 这样非常容易形成严肃活泼的学习氛围。这种良好氛围的形成非常有利于学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如果缺少良好的校园微观环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将会大打折扣, 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不能起到很好的融合作用[4]。因此, 高校的领导层需要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加强高校内部的微观环境建设, 才能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创造良好的氛围, 才能为学生学习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优化微观环境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方法和策略
1.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微观环境的创建工作是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对于高校而言, 在完善和改造微观环境的过程中, 不能被动地采取措施[5]。要通过提高思想认识水平认识微观环境的内在和外在发展规律, 才能把握住要点, 为优化微观环境做出基础保障。高校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 要重视微观环境的创设和优化, 这样才能由内到外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帮助。此外, 也不能忽视对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和方法进行改革和创新, 否则,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功能效用。良好的微观环境也会潜意默化地影响人的思想发展, 因此, 通过提升提高思想认识水平来创建良好的微观环境是非常有必要的。
2.培养积极向上的观念。微观环境的影响因素非常多, 缺少积极向上的观念来进行相应的引导, 微观环境的创建就会出现问题。积极向上的观念是微观环境创建的一个精神支柱, 它能融合各种因素, 并把它转化为对自身有利的影响因素, 就能避免学生的思想认知水平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作为一种核心精神, 培养积极向上的观念是优化微观环境的关键。积极向上的观念是创建微观环境的精神保障, 有着非常正面的作用。
3.培育优良的制度文化。优良的制度文化是优化微观环境的制度保障, 它通过一种软性约束力来促使微观环境形成一种良性的氛围[6]。所谓的优良制度文化并非是同一种形式内容的规章制度、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 它所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 会涉及到组织、人事、工作、管理等各个方面。制度文化作为环境氛围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精神和物质都是它的组织内容。从根本上看, 微观环境的创建需要它, 它是创新发展的组织文化形态的重要依据。否则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就无法正常进行。对于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而言, 培育优良的制度文化的最终目标, 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价值。培育优良的制度文化, 作为一种实现目标的重要方法, 它能够对微观环境内部各个要素进行调整, 从而创建出一个符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软"环境。此外, 在培育优良的制度文化的过程中, 要体现积极性, 也不能忽略个性化的内容, 这样制度文化才能发挥巨大的价值。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 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重点的工作内容之一, 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开展其他知识教育的基础, 学校必须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微观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它会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法以及效果。因此, 必须采取措施让微观环境进行优化, 可以通过提高思想认识水平, 培养积极向上的观念以及培育优良的制度文化, 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才能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摘要：对于高校而言, 思想政治教育是进行所有知识教育的基础。高校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 要注重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才能深刻地影响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观念。但是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不可控的内容, 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发挥的因素非常多, 其中外部环境的影响是不能被忽视的, 外部环境中的微观环境尤为重要。本文首先阐述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微观环境的含义, 其次分析了微观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最后提出了优化微观环境, 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建议。
关键词：微观环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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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影响 篇9
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受到内外部环境中各类因素的影响。田虹在《企业社会责任及其推进机制》中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分别对应企业外部、中介结构和企业内部三类影响因素。Carter&Jennings采用消费品制造企业作为样本,研究顾客压力与采购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顾客压力与企业采购社会责任之间显著正相关关系。王晓巍、陈慧建立了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关系模型,表明企业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存在促进作用,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明显。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在企业社会责任变量的选取上,应反映企业的各方利益群体。规模大的企业更容易受到媒体和公众的监督,因而更注重履行企业社会责任。陈智、徐广成研究发现,企业规模越大,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就越好,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显著。而谭宏琳、杨俊在研究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时,发现企业规模与企业社会责任存在显著地负相关关系。本文从企业微观视角出发,分析企业财务状况、股权结构和高管董事会权力三类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探究微观视角下企业内部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机制。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1)企业财务绩效。企业实际拥有的资源决定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水平。Preston&O’Bannon对67家公司11年间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双向正相关关系。田虹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发现当期及前三期的企业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关系显著。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企业盈利能力对企业社会责任存在正向影响
假设2:企业成长能力对企业社会责任存在正向影响
假设3:企业市场竞争能力对企业社会责任存在正向影响
假设4:企业负债不利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2)高层管理人员因素。Mc Guire eta1.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发现企业高管薪酬结构有利于企业社会责任感的增强。Jensen认为,当CEO兼任董事长时,会强化CEO对董事会的控制权,不利于董事会职能的发挥。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5:高管薪酬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正向影响
假设6:两职兼任情况不利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3)董事会特征。陈智、徐广成研究后发现,董事会规模与企业社会责任呈显著地负相关关系,过于庞大的董事会规模反而不利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此外,还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所占据的比例等因素亦存在显著相关关系。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7:董事会规模对企业社会责任存在负向影响
假设8:提高独立董事比例有利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4)股权结构。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基础。国有股代表政府对企业的控制状况,国有股比例增加的会使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流通股自由转让的特征使市场对企业形成约束,因此流通股的增加也会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法人股股东直接参与公司决策。因此较高的法人股比例可以促进股东利益与企业立于趋于一致,充分发挥股东的监督作用。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9:国有股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10:流通股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11:法人股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呈正相关关系
(二)样本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选取沪深两市24家新能源类上市公司2006年至2010年共五年的相关数据,得到120个样本观测值。所用数据均来自巨潮资讯网公布的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全部由作者手工筛选录入。
(三)模型构建
本文建立面板数据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验证研究假设。模型如下:(1)用于检验财务绩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SCRit=α0+α1TAGRit+α2MOIGit+α3PGit+α4AGEit+α5SIZEit+α6LN_GDPit…(1)。(2)用于检验董事会特征及高层管理人员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SCRit=β0+β1DSIZEit+β2ROIDit+β3DUALit+β4EPit+β5AGEit+β6SIZEit+β7LN_GDPit…(2)。(3)用于检验股权结构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SCRit=γ0+γ1SLit+γ2PLit+γ3GLit+γ4AGEit+γ5SIZEit+γ6LN_GDPit…(3)。
(四)变量定义
社会贡献率是企业社会贡献总额与平均资产总额的比值,用来衡量企业运用全部资产为社会创造或支付价值的能力。企业社会贡献率的计算公式为:企业社会贡献率=企业社会贡献总额/平均资产总额*100%(企业社会贡献总额=员工工资、劳保退休统筹及其他社会福利支出、利息支出净额、净利润、应交或已交的各项税款、社会捐赠支出等。)选取企业现金流量表中的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支付的各项税费、分配股利与利润支付的现金来反映企业社会贡献总额中除社会捐赠之外的各项支出,社会捐赠支出由年报中披露的数据进行核算整理。(1)财务绩效变量:选取可代表企业经营能力的财务指标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财务绩效影响因素:用总资产增长率反映企业成长能力,主营业务增长率反映企业市场竞争能力,利润增长率反映企业盈利能力,资产负债率反映企业风险水平。(2)董事会特征及高层管理人员变量:选取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总人数的比例来反映董事会的基本特征。选取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由一人兼任以及高管薪酬中前三名薪酬总额来反映高层管理人员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3)股权结构变量:考虑样本公司股本结构信息披露的实际情况,选取国有股比例、流通股比例、法人股比例三个指标来反映企业的股权结构。分别用年度调整后的国有股、法人股、流通股占总股份的比例来表示。(4)其他变量:选取企业年龄,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的企业规模,企业注册地所在省份的GDP水平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详细的变量定义及计算方式如表(1)所示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由表(2)可以看出:总资产增长率和主营业务增长率的波动较大,不同企业的规模增长速度以及主营业务的扩张速度存在差异。利润增长率的标准差达到了4.13,表明不同企业间利润的变化情况差异很大。同样,不同企业间的董事会规模、流通股比例、高管薪酬的差距也非常大。不同企业间国有股占总股本的比例差距不大;而法人股的比例均值为0.22,国有股比例均值0.03,流通股比例的均值为0.72,这表明目前我国新能源类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以流通股为主。
(二)相关性分析
对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检验,判断各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地相关关系,以排除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具体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各个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性的相关关系,因此可以排除多重共线性对模型估计结果的影响,进行进一步回归分析。
(三)回归分析
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F检验与似然比检验,均支持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和混合效应模型。本文采取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各个因变量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程度,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主营业务增长率、资产负债率和利润增长率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均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主营业务增长率和利润增长率均为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正向影响的显著因素,相关系数均为0.04,而资产负债率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假设1、假设3和假设4得到验证。总资产增长率虽然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负向影响,但并不显著,假设2未得到验证。而在控制变量中企业成立时长也对企业社会会责任的履行存在显著影响。此外,整体模型的拟合度较高,达到了60%以上,F检验显著。这些都可以说明企业的财务绩效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物质基础,对企业能否有效积极的履行社会责任起到关键作用。表(5)的回归结果显示了董事会特征及高层管理人员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这些因素当中,只有董事会规模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且相关系数较高,假设7得到验证。其他因素未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显著影响的原因可能与所选企业的治理机制相关,我国企业现行的治理机制并不完善,尚未能有效地引入各方利益相关者机制来制衡企业的社会行为。引入的控制变量中企业成立时长的影响非常显著,相关系数为-0.02,这与模型一的结果是相同的。表(6)反映出在股权结构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方面。可以看出,国有股比例、法人股比例和流通股比例均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假设9、假设10和假设11均未得到验证。国有股比例较高反而不利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可能由于过高的国有股比例使得在企业实际运营过程中出现所有者缺位,造成企业“内部人”控制严重的情况,不利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流通股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呈负向关系,这可能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尚不成熟,部分投资者存在投机心理,关注眼前利益,而缺少对强企业长期运营状况的关注。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实证分析了微观视角下企业层面上的社会责任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主营业务增长率和利润增长率均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资产负债率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董事会规模与企业社会责任显著正相关。国有股比例、法人股比例和流通股比例均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国有股比例产生的影响最大,法人股与流通股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系数相对较小。引入的控制变量中,企业成立时长对企业社会责任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目前我国新能源类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整体偏低,不同企业之间差距较大。这与企业间的治理结构不同财务绩效不同及股权结构等都有很大关系。从本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出,股权结构和财务绩效是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因素,董事会特征及高管因素等尚未对企业履行社会会责任起到较大影响。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结论和建议:(1)企业财务绩效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物质基础,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负债状况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财务绩效影响因素。良好的企业竞争力和较低的资产负债率都可以使企业建立持续经营的信心,积极履行社会责任。(2)企业股权结构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有显著影响,但由于我国企业股权结构尚待进一步改善而国内资本市场尚不完善,良好的股权结构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因此企业股权结构的调整完善,充分发挥各类持股者对企业长期利益和行为的的监督作用1促使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途径。(3)模型三检验了企业董事会结构以及高管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尽管有国外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董事会结构、高管薪酬等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具有一定影响,但由于我国企业制度尚未完全成熟,独立董事等群体对企业监管作用不能充分发挥,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内部公司治理结构,这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保障机制。
参考文献
[1]田虹:《企业社会责任及其推进机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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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影响 篇10
一、虚拟货币概述
对虚拟货币的定义主要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广义上,虚拟货币就是流通于网络虚拟环境的货币形式,相当于虚拟世界中的一般等价物;而狭义上,虚拟货币指的是类似于Q币、点券或各种游戏币的只能在发行公司旗下产业内使用的替代现金的产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虚拟货币的重要性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并且,虚拟货币正逐步完善其自身的运作体系,开始越来越成熟。现阶段,学术界还不能全面、深入地探究虚拟货币的完整定义和功能。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应该是被所有人都认可的、衡量物品价值的、用于商品交换的物品,虽然货币有着不同的信用来源,但其信任关系都会伴随货币发展的始终。货币存在并能被广泛接受的最核心要素便是依赖稳定的、可信任的机构,这也是保证货币能够顺利运转的最重要条件。现实货币如此,虚拟货币也同样如此,它的正常运转也需要一个统一发行的并且具有权威性的机构。
虚拟货币实际上就是一种数字化相关信息的具体体现,虚拟货币的形态比较多样,但原则上都必须是虚拟的。当然,既然被称之为货币,那么虚拟货币就必然具有一般货币所具有的本质作用——交易功能。现实货币有主币和辅币之分,但虚拟货币没有,这也是虚拟货币和现实货币最明显的区别之一,因为虚拟货币理论上是无限可分的。
二、虚拟货币的发展
首先明确一点,是互联网的发展成就了虚拟货币(至于预充话费服务,笔者认为那并不能被当成是真正意义的虚拟货币,它的使用范围过于狭窄),因此,虚拟货币的整个发展史都必须结合互联网的发展历程来看。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虚拟货币才如井喷一样飞速发展起来,因为它能够方便地满足顾客在网络上消费的需要。
早期的互联网并不像现在这样发达,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互联网的普及度开始快速增长,更多的民众开始认识、了解、使用、学习互联网和与之相关的知识、产业等[1]。为了更好地进行商品交换,一些大型门户网站和早期的电子商务平台率先推出了虚拟货币,例如腾讯的Q币。虚拟货币有助于网民更方便地在网络上消费,减少了付款的中间环节。在网银业务流行起来之前,兑换虚拟货币的主要方式便是充值卡,面值有5元、10元、50元、100元不等。那时候的虚拟货币还不像现在这样流行,因此充值卡的面值一般都不高,并且充值卡所带来的限制就是可供选择的项太少。
除了门户网站和电商平台以外,对虚拟货币的发展贡献最大的当属网络游戏产业。网络游戏是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逐渐兴起的一种娱乐模式,网民通过在虚拟世界与其他玩家交流、对战。在网络游戏中,虚拟货币的作用比较重要,它是维持玩家地位和虚荣心的重要保证,而对于付费游戏来说,没有虚拟货币就无法进行游戏。
如今,虚拟货币已经扩展到了和网络相关的所有领域,并且有些网站开发出了多套虚拟货币,一部分作为现实货币的作用在旗下产业内流通,还有一部分作为优惠券或代金券的作用,成为现实货币在旗下产业内流通的辅助货币。
三、虚拟货币对微观经济的影响
(一)对发行者的影响
1.发行成本。发行虚拟货币是需要一定的经济成本的,包括网站的服务器购进与维护等各种硬件成本,也包括程序设计开发与维护的软件成本。首先是硬件成本,虚拟的货币无论是发行还是流通就是建立在服务器上的,因此,网站的服务器购买与维护的花费,以及其它网络设备的价格都是发行虚拟货币的硬件成本。在发行虚拟货币时,需要较高的设备成本,因为网站必须保证发行设备具有良好的性能,包括大空间的储存能力、极快的响应速度以及广泛的系统接纳能力等等,只有如此,才能实现对虚拟货币的实时监控。以腾讯公司的Q币来说,其适用人群庞大,服务器时常会突然处理暴增的访问量,因此,其服务器必须足够强大。而软件对于系统的稳定运行同样重要,软件的成本主要包括操作软件和处理数据。在流通虚拟货币时,硬件和软件都要随着货币的流通情况进行调整,因此,系统的性能决定了虚拟货币的安全性、稳定性[2]。为了确保虚拟货币能够有效流通,就必须强化对网站硬件和软件的维护工作,而这些费用都是发行虚拟货币所需的成本。
2.发行收入。虚拟货币的收入其实就是用户用现实货币购买虚拟货币后的收入,当用户再用虚拟货币进行交易时,网站实际上没有产生额外的收入。以目前虚拟货币的收入情况来看,虚拟货币取得收入的形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首先是留存资金收入,在获取虚拟货币时,要先购买虚拟货币,也可以理解为预付,因此,虚拟货币的发行者相当于是提前获得了收入,为网站吸引了大量资金。但这些资金本质上还没有到发行者的手上,相当于是发行者向用户借的钱,用户通过后期的购买使得发行者逐渐“还钱”给用户。
其次,虚拟货币扩大了网站的收入,网络服务需要通过现实货币进行购买,支付却是虚拟货币,这样一来便化解了大量的不便之处,也为网站提升了收入。购买企业的相关服务主要用虚拟货币进行,但特定的虚拟货币只能购买发行者旗下的产业服务,因此,促使用户购买虚拟货币,无形之中就限制了用户的消费范围,使得他们必须把已购买的虚拟货币全部用于发行者旗下的产业中去,因此也就起到了扩大企业收入的作用。
最后是虚拟货币的应用,虚拟货币的快速流通也加快了网站的资金运转速度,避免了网站因时间和交易成本而受到限制。
(二)对第三方商家的影响
1.成本影响。如果第三方的商家承认了某网站虚拟货币在本网站旗下业务的通用性后,此第三方商家也必须同时接受虚拟货币交易所带来的成本。对于第三方商家来说,虚拟货币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手续费和资金收益损失以及风险等问题上。
首先,在第三方商家接受了虚拟货币交易之后,就应与虚拟货币的发行者探讨协商,并签订相关协议,考虑到虚拟货币发行者的影响力,第三方商家会接受免收手续费等优惠措施,而这些优惠就成为了第三方商家的交易成本。
其次,消费者在使用虚拟货币进行交易时,第三方商家所收到的收入也是虚拟货币,现实货币仍然在发行者手上,因此,这期间这些收入所产生的额外利益,只能是发行者获得,而第三方商家却损失了部分资金收益。
最后,对于第三方商家来说,虚拟货币的本质其实是一种股票或债券,因为它并不是真是的货币,因此,一旦发行者破产或遇到财务危机等严重问题,本应属于第三方商家的真实货币就有可能无法最终落实到第三方商家的手上,如此一来,第三方商家将面临经济风险。
2.收入影响。第三方商家在利用发行者的虚拟货币进行交易时,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使用现实货币交易所带来的麻烦,对于消费者来说,使用虚拟货币购买第三方商家的商品也是比较方便和乐于接受的。出于第三方商家和发行者的合作关系,第三方商家可以获得免费宣传,也不需要支付广告的成本。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虚拟货币对微观经济有着较大的影响,其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第三方商家的交易成本,但又提高了第三方商家的交易量,促进了第三方商家经济效益的提升。针对于这一问题,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要注重把握虚拟货币的利弊,根据微观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对虚拟货币进行有效的把握。
摘要：不同于真实世界的货币,虚拟货币是一种在网络上流传的、具有特定价值的货币,它不能如真实货币一样广泛流通,只能在特定的系统里才具有价值,虚拟货币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网络游戏货币。通常,虚拟货币被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免费获取的,另一种是充值获取的。虚拟货币被广泛应用于基于互联网的第三方交易方式是近几年才流行起来的,虽然虚拟货币的概念很早就被提到,但其盛行的时间却很短。虚拟货币具有特殊的价值,它对微观经济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发行者和对第三方商家的影响两方面。
关键词：互联网虚拟货币,微观经济
参考文献
[1]黄艳.互联网虚拟货币对微观经济影响分析[J].中国市场,2015,22(22):75-76.
微观奇趣 魅力无穷 篇11
微距摄影题材取之不尽，走到那里拍到那里，不管在丛林中还是在公园里，或者是在野外池塘边，包括农民的菜地里，都是拍微距的好地方。只要有绿色花草不管是什么地点都可去寻找你想要的目标，当你确定主体后，不要急着去拍，要细心观察物体的形貌特征，多角度去分析对比，用什么背景，光线和什么方法更好的突显主体。
我乐于用白，黑，绿单色背景，采用大光圈虚化背景托显主体，画面简洁大方.有空间感。任何光线都有其特点和作用。就是阴天雨天也是拍微距的好时光。阴天是散射光很柔,适合拍各种花类的高调片，雨天反差强色彩丰富，拍水珠是最好的时机。不需用闪光灯。不要人功背景。构图要一次构成，不需在电脑裁剪。
我乐于每天早晨太阳没出来前一小时出去，拍到太阳出来一小时后回来,在这时辰拍昆虫是最理想的。因为昆虫这一时段不爱运动，暖色光又柔又美。增加细节的质感和视觉冲击力。碰到好镜头时，在兴奋之余会把你带入一个崭新的微观世界中去。
利用递光黑色投影宽显了主体的凶焊和暗藏杀机的瞬间，让人感受到不同的动物用不同的光线会产生不同的显著效果。
芭蕉叶上
花 季
每年四月，盛开的郁金香五颜六色，艳丽非凡。以小见大的方法去表现郁金香的美丽。利用一朵虚化的红色的花来陪衬一只蜻蜓停留在花蕾上那种得意的瞬间，画面的虚实对比增强了艺术品味。
一对童子
野生的一种不知其名的果子，在成熟的果子壳中被阳光晒的自动曝裂，奇怪的是一果二子裸露着，在逆光中就像一对童子身穿红花衣在下棋的感觉，虚化的背景，凸显了主体，增加了艺术品味。
马伟华? 浙江省摄影家协会会员
1978 职业人像摄影师
2005 丽水，杭州，加兴分别举办微距摄影展
2007 丽水第二次举办微观世界摄影展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微观影响 篇12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 跨国并购成为跨国公司进行海外投资的主要形式。根据联合国贸发委数据, 在全球范围内,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 每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中, 有65%～80%是采用跨国并购的方式, 而从1991年至2001年外资并购在中国每年平均只有12亿美元, 占全国吸收FDI的3.4%, 因此跨国并购在我国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现阶段,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仅只是一种开放政策和发展战略, 而且还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 参与全球劳动分工的一种重要手段。
FDI的流入将会对东道国在资本集聚、产业结构、技术扩散和制度变迁等方面产生影响。首先, FDI作为一种投资形式, 可能会对一国的国内投资或是资本积累产生正面的刺激效应, 也有可能产业一定的挤出效应, 这要看FDI流入的领域是否存在国内企业以及国内企业的发展水平和竞争水平 (Manuel R. Agosin & Roberto Machado, 2005) 。其次, 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溢出水平之间存在一种曲线型的关系, 利用外资有助于本国企业获得外商企业的技术溢出, 但是一旦引进外资超过一定限度, 这种溢出水平就有可能下降 (Chengqi Wang & L i Yu, 2007) 。外资并购作为FDI的一种主要形式, 它可以使东道国的产业实现升级以及使经济制度不断完善, 当并购发生在一国的比较优势产业, 通过与当地企业建立纵向联系, 有利于技术溢出。
当然, 在看到跨国并购的积极一面的同时, 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跨国公司的战略性并购投资对我国来说是一把“双刃剑”, 利用得好, 对我国解决包括国有企业改制在内的众多问题都具有很好的作用;利用不好, 反过来就会对我国产业安全和民族产业的健康成长以及创新型社会的建立形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本文在前人对跨国并购研究的基础上, 针对跨国并购在我国的新发展, 在全面剖析跨国并购对东道国经济产生的正面及负面效应的基础上, 结合实际案例, 从微观角度分析跨国并购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
二、跨国并购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途径
跨国并购主要通过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对东道国经济产生影响。正面效应主要有:管理协同效应、规模经济效应、财务协同效应。负面效应主要有:品牌挤出效应、行业垄断隐患。
(一) 管理协同效应
跨国公司进行跨国并购活动中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获得协同效应, 也即1+1>2。而跨国并购的技术溢出效应主要通过管理的协同效应产生。管理协同效应是指, A和B两个企业, A的管理水平高于B, A企业并购B企业后, B的管理水平会提高到A的水平。管理协同效应的发挥同并购企业吸收管理技术的能力及其与跨国公司管理水平的差距有很大联系。B企业的管理水平很低且吸收管理技术的能力很差, A企业就有很大的动力通过将B企业做亏做空, 然后完全收购B企业, 使其成为A在东道国中的全资子公司, 完成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独资化步伐, 管理协同效应也就无从发挥。如果B企业的管理水平与A企业的差距不是很大, 且吸收管理技术的能力较强, A企业为了获得并购的协同效应, 其技术溢出水平就会明显提高, 使B企业的管理水平达到A企业的水平。
(二) 规模经济效应
跨国公司的横向并购会产生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通过扩大规模可以提高专业生产能力以及资本的有效利用率, 从而降低生产成本, 扩大市场份额, 提高企业的赢利水平。企业通过扩张获得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 跨国公司和并购企业都是规模经济的受益者。
(三) 财务协同效应
财务协同效应对跨国公司主要体现在企业的税收优惠及亏损抵税方面, 对东道国企业主要体现在外资的注入使得企业的股价出现有利的波动。外资的注入提高了企业的偿债能力, 降低了企业的财务风险, 有利于上市公司现金流量的健康发展, 对于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在短期内有明显的正面效应。
(四) 品牌挤出效应
品牌是识别企业的标志。跨国公司为了占领东道国市场, 树立自己的品牌, 在并购过程中要求并购企业限制使用或取消原有品牌, 更换新的品牌, 或者在并购实现之后, 跨国公司凭借其强大的品牌优势挤占并购企业品牌的发展空间, 使并购企业的品牌发展举步维艰, 最终在市场上销声匿迹。品牌挤出效应使并购企业丧失原有品牌优势, 成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贴牌加工基地, 仅仅获得加工利润, 国际竞争力受到严重削弱。
(五) 行业垄断隐患
跨国公司通过并购东道国行业龙头企业, 加快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独资化步伐, 形成垄断趋势, 对东道国的产业安全带来隐患。一旦东道国出现金融危机或是政治动荡, 跨国公司就有可能从东道国撤资, 东道国的产业将面临崩溃, 经济将受到极大的震荡, 甚至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些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对跨国并购也有严格的股权限制, 例如美国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出台了《反托拉斯法》。我国台湾地区规定, 单个外资在并购企业中的股份不能超过15%, 所有外资占并购企业的总股份不能超过30%。德国《公司法》规定外资收购德国公司25%的股份或取得表决权时, 必须通知联邦卡特尔局, 当这种收购产生并加强市场控制地位时, 这种收购将被禁止。韩国也有类似的规定。
三、跨国并购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案例分析
本文选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对外资跨国并购中国上市公司进行分析, 期望从微观角度出发对跨国并购给东道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得出分析结论。
(一) 案例描述
上海轮胎橡胶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轮胎橡胶公司”) 是国内知名的轮胎制造、轮胎研究、轮胎出口的综合性大型企业, 旗下拥有“双钱”和“回力”两大民族品牌。2001年3月24日, 上海轮胎橡胶公司与米其林集团双方共同投资2亿美金组建成立上海米其林回力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由米其林集团控股70%, 上海轮胎橡胶公司持股30%。新公司成立后, 上海轮胎橡胶公司将其下属乘用轮胎厂、上海钢丝厂泰和路工厂及轮胎研究所的部分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 出售给该合资公司, 售价为人民币9.7亿元。米其林集团首先通过建立合资公司, 然后通过合资公司反向收购上海轮胎橡胶公司的部分资产, 完成了此次跨国并购。
(二) 案例分析
通过比较并购前后上海轮胎橡胶公司在盈利能力、经营能力、偿债能力出现的变化情况, 分析并购对上海轮胎橡胶公司的影响, 为了避免行业因素的干扰, 本文将上海轮胎橡胶公司与行业发展情况进行对照分析。
1.盈利能力分析
毛利率=主营业务利润/主营业务收入。它是反映企业主营业务活动获利能力的指标, 体现了企业的获利空间和基础。该比率指标具有明显的行业特点。
如图1所示, 并购发生后, 上海轮胎橡胶公司的毛利率出现了较大的提高, 到2003年一直处于稳定的增长状态, 而行业平均值在此期间的变化不是很明显。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由于并购使得上海轮胎橡胶公司的主营业务更加突出, 在米其林公司的技术支持下, 公司的研发能力有所提高, 尤其是从米其林获得的子午线轮胎生产技术, 大大提高了公司技术实力, 使公司的“双钱”牌轮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2.经营能力分析固定资产周转率=主营业务收入*2/ (固定资产净值+上期固定资产净值) 。它是反映企业固定资产周转情况, 从而衡量固定资产利用效率的一项指标。
如图2所示, 并购发生后, 公司的运营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 行业值由于在2001年之前一直处于下降状态, 在2001年基本上稳定在一定的水平, 这主要是由于固定资产投资过热所导致的。而上海轮胎橡胶公司在2001年通过出售部分固定资产与外资进行合作的方式, 一方面减少了固定资产, 另一方面提高了盈利能力, 最后导致了公司的经营能力出现较大的提高。
3.偿债能力分析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它反映企业用可在短期内转变为现金的流动资产偿还到期流动债务的能力。
如图3所示, 并购发生后, 公司的流动比率出现了一定的波动, 但总体趋势有所上升, 而行业值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由于并购的发生, 企业获得了大量的现金流入, 增加了企业的流动资产。这种变动说明公司在短期内偿债能力有所提高, 有利于公司现金流量的健康发展。
四、结论
通过上述理论和案例分析, 可以看出跨国并购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是正面的。外资的跨国并购在现阶段有助于我国企业提高盈利能力和运营能力, 这主要得益于跨国公司通过管理协同、财务协同以及规模经济的溢出效应, 并且在短期内, 并购能够增加企业的现金流量, 提高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 有利于企业现金流量的健康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及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外资在中国必将兴起新的并购热潮。作为东道国企业, 要做好准备, 积极应对跨国并购浪潮, 通过与跨国公司建立合作关系, 把跨国并购可能给我国经济安全带来的不利影响降低到最低水平, 尽量争取获得跨国公司的溢出效应, 不断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和竞争实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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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anuel·R·Agosin&Roberto Machado.Foreign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Doesit Crowdin Domestic Invest-ment?[J].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June2005, Vol.33, No.2:149-162.
[3]Chengqi Wang and Li Yu.Do spillover benefits grow with rising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case of China[J].Applied Economics, 2007, 39:397-405.
[4]Brian Portelli&Pajneesh Narula.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rough Acquisitions andImplicationsfor Technological Up-grading:Case EvidencefromTanzania[J].The European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2006, 18 (1) :5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