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行为（精选8篇）
微观行为 篇1
语言学开展的主要目的是人际间的相互合作和交流规则的体现, 在文学作品中要运用文学语用的发展是作品中人物之间的相互交流。所以, 本文主要是从合作原则以及礼貌原则以及言语的行为理论等方面综合的分析《围城》中的微观言语行为, 并且对反讽行为开展探讨, 了解在文学作品中所充当的角色, 通过语言可以表达出人物关系。
一、合作原则、礼貌原则和反讽原则的发展
合作原则是接受言语交际中人们开展合作的主要方式, 在合作交流中可以让言语的交际更加的顺利和通畅。文学作品中很多人物之间的相互交流都是在现实生活中有所体现, 有的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再现还有的是现实生活的深化和发展, 所以有四条行为准则在运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数量准则, 主要是指我们所说的话要包含交谈内容, 以及整个对话的说话目的, 话语的多少是有一定的限度不要过多的超过说话的内容以及说话的信息。真实性原则, 文学作品即使是杜撰出来的情节和人物, 但是要想吸引读者成为一部文学著作还是要有显示生活的真实性, 不能说一些明知道不真实的语言和对话情节设置, 所说的话不要没有依据就出现在作品里面。
关联原则, 说话的语言要本着贴切的原则, 同时方式准则, 在语言的运用上面要做到有理有据, 不要说的话晦涩难懂, 有些民国文化背景的小说, 在语言上运用的是半文半白的说话方式, 但是在语言的运用上面没有现代文的直白同时也没有文言文的精炼, 这样所表达出来的语言让读者读者很生硬, 导致有时候没有条理性以及出现歧义的情况发生。但是有时候为了文学作品的表达就会说一些明知道不可能, 或者客观情况不会发生的事件,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对事件和人物的重视程度, 不可能还去说那么这种表达是隐喻的反讽。就像是小孩子打仗, 说你要是长到姚明那么高, 我就叫你大哥, 这样的表达在侧面反映另外一个孩子身高应该是不高, 通过不能达到的事件讽刺。这就是在数量原则上反讽的运用方式。
礼貌准则, 所说的礼貌准则是在说话的时候要有着说话的一致性和同情准则, 在语言表达里面包含着慷慨和赞誉的准则的发展, 在会话含义进程发展中要想先解答这一问题以后, 就要先丰富和发展整个对话发展的含义, 反讽是合作原则开展中的有意违反, 也是对于准则的一种蔑视行为, 正常的人际交往中都会按照说话人的准则开展说话内容, 但是在两个冲突人物出现语言交锋的时候就会运用反讽的语言表达形式, 一方面是要明确两个人的冲突, 还有一个方面是激发情节设施的矛盾点, 小说的关键和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语言的矛盾点。但是有的反讽设置的很精妙让人能够在不经意中流露出来矛盾和整个的故事内容的暗潮澎湃。在前一段时间比较流行的《甄嬛传》里面就有这些场景, 每一次各宫小主去景仁宫请安的时候, 彼此之间的唇枪舌剑里面就有着反讽的语言运用方式, 有些小主是运用礼貌性的原则顺应说话人的说话方式, 比如在开场的时候说夏常在, 华妃特意说夏常在比较能干, 在赞誉她同时是蔑视她不懂规矩。所以, 这部作品才能够受到广大观众的喜欢, 里面的演员在景仁宫对话中没有更多的动作表达, 都是运用语言的精妙很眼神表情表达自己的内心情况, 里面反讽运用最多的人物就是华妃, 在玩笑间对皇后和其他嫔妃进行讽刺。其中, 很多精妙的语言运用在围城中都能够找到影子, 经典名著之间都是有其异曲同工之妙。反讽的语言运用在小说作品中也能够给延伸到影视作品, 影视作品的详细阐述反讽可以为《围城》中的反讽基调奠定基础, 形象直观的理解反讽的语言运用形式。
二.分析《围城》微观反讽语言行为
(一) 阐述类的反讽
阐述性的反讽主要是让说话人对自己说话的真实性有着承担, 换句话说是说话人首先要相信自己说的话有着一定的真实性, 如果在开始说话的时候说话人本身不相信命题的真实性, 那么, 所说的话就有着很大的反讽意味。李渐道:“我最惭愧了, 这次我什么事都没有做, 真是个饭桶。”
李梅婷说:是呀!小方是真正的贵人, 坐在旅馆里面也不动, 我们替他跑腿, 辛楣, 咱们虽然一无结果, 跑是跑得够苦的。
李梅亭在说话的时候就违反了合作原则中所涉及到的数量和方式准则, 里面反复强调的是李鸿渐什么都没有做的客观事实, 在表面上面是运用的了遵从的原则, 对李鸿渐所说的话表示一种同意, 同时在没有诚意的情况下来赞赏小方, 但是语言很明白, 坐在那里什么都没有做, 大家替他跑腿, 实际上就是反讽的含义表达的很明显, 在深层次所表达的意思是什么都没有做, 自己还要邀功请赏的。表达出对李鸿渐的不满, 但是还不好意思直接表达出来, 只能够用这样的方式, 让李鸿渐自己明白怎么回事, 李鸿渐听到这句话也能够明白所要表达的含义, 在侧边反应出来两个人物的矛盾关系。
(二) 指令性的反讽
指令性的反讽主要是指说话人试图想让听话人去做一件事情, 但是在听到这句话感觉说话是没有必要或是不符合说话情理的时候, 所以就要思考说话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从反方面来判断说话人真正要想表达的含义, 这样语言就会有着反讽的意味。
方鸿渐对鲍小姐说, 你行李多, 要不要我送你下船;鲍小组很疏远的说, 谢谢你!不用劳你的驾, 李先生会上船来接我;苏文纨这时候会说, 你可以把方先生介绍给李先生。从这句话就能够表明苏小姐对于鲍小姐在有着未婚夫的情况下还和方鸿渐保持着暧昧关系的不齿, 同时, 很很恼火为什么方鸿渐会选择这样一个行为不检点的女人, 不选择自己。所以, 运用恶作剧般的语言说法, 从常理来推断可以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把自己的情夫带到自己的未婚夫面前, 苏文纨所表达的说话内容是自己听了都不可能去做的一件事情却是让其他人做, 很明显是违背了质量原则, 在表面上面是努力的维护说话人的面子, 但是在方鸿渐的心理是恨不得把苏文纨咬碎的感觉, 运用语言来侮辱双方。同时也把苏文纨的那种大小姐的清高和嫉妒的心态描写的出神入化。
(三) 承诺性的反讽
承诺性的言语行为是对说话人实施的是话语命题内容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其先决条件是说话者所说的话是要有能力去完成的, 但是双方在了解彼此的情况下面知道这个承诺是不可能完成的时候, 就会有讽刺的含义。下面就方鸿渐父亲和他之间的一段对话来作为例子:
既然如此, 你辞了就好。咱们这种人, 万万不可以贪图小的便宜而忘了大义。我宁愿你逃出来做难民, 不肯回乡, 也不过是为了这一小点民族气节, 你当初进报馆我就不赞成, 觉得比教书更加不如, 明天你来, 咱们爷俩讨论讨论, 我替你找条出路[3]。方鸿渐因为一时之气辞去了报馆的生计, 在他父亲的眼里是有些埋怨儿子行为的莽撞, 不想后果, 但是也不能够当面拆儿子的台, 事情已经走到了不可挽回的道路看, 最好的办法就是要帮助儿子找一条出路, 同时也承诺给儿子找一条出路。但是以他父亲的实际能力是不能够帮助儿子解决这个困境, 但是还有在媳妇面前维护自己的形象, 所以, 更加的突出的放映出来豚翁的死要面子的穷酸文人的形象, 这样的承诺反讽把豚翁想要维护自己威严的丑态描述的淋漓尽致, 同时, 也放映出来旧社会的一些文人对于生活现状不能够做到真正的脚踏实地的生活, 还是要维护自己高高在上的形象, 但是在面多现实的无能为力只能维护一些卑微的尊严。这和孔乙己在买酒的时候要把铜板排出来是一样的表达含义, 不承认自己的现实还是维护这形象, 其实在外人眼里都看出来这也只是在自我安慰。
三结语
钱钟书的小说《围城》, 作者运用了比喻和讽刺的语言表达方式, 在每一个篇幅里面都有着风海雨的形势, 在每一页里面都有着让啼笑皆非的世间和故事, 里面幽默原味十足。但是反讽是一种多项的语言表达形式, 在人物对话交流中要从言语的理解以及合作礼貌等三个重要的的方面, 详细的阐释和运用这种修辞方法。在有效理解文学作品的同时, 也可以从另外的语言表达视角上面对小说的语言行为产生强烈的说服力和解释。
参考文献
[1]郭振伟.论《围城》隐喻的主观性[J].齐鲁学刊.2014 (01) :3-5
[2]刘旭.试析《围城》中方鸿渐的围城人[J].殷都学刊.2010 (01) :13-15
[3]禄永鹏.论《围城》主题意蕴的多重复杂性[J].学理论.2012 (08) :16-17
微观行为 篇2
“全IMC”焊点以金属间化合物（IMC-Intermetallic Compounds）为微互连介质，结构为金属/IMC/金属。电子器件中焊点向微、纳尺度发展，将促使此类焊点的出现。“全IMC”微互连焊点的结构特殊（没有锡基合金/IMC界面），内部IMC晶粒数量有限、可数。其微观力学行为必然与传统的金属/IMC/Sn基钎料/IMC/金属焊点差异巨大，而焊点微观力学行为研究是理解其可靠性问题的基础。IMC具有定向生长的特性，“全IMC”微互连焊点界面处IMC界面反应、接合的机理对于理解和控制焊点内部組织结构至关重要。
此研究将借助SEM，TEM等手段分析不同焊盘结构和工艺条件下“全IMC”焊点的界面反应机理；应用量子学计算方法研究合金元素影响界面反应的机理，旨在控制IMC的生长及演变；在微剪切或原位拉伸条件下，从微观角度（晶界、相界面、位错和空位的运动等）研究其裂纹萌生、扩展和失效等力学行为。
3研究成果
（1）刘威，王春青，田艳红； 倒装芯片单金属间化合物微互连结构制备方法；专利申请号：201110105396.2。
（2）刘威，王春青，田艳红； 单金属间化合物微互连焊点结构； 专利申请号：201110105411.3。
微观行为 篇3
在创业板市场上市的是一批正成为技术创新和创业主体但同时处于弱小的、快速增长阶段的企业。在创业板的定位上,证监会认为其主要目的是促进自主创新企业及其他成长型创业企业的发展。然而自创业板公司上市以来,公司成长性和技术创新一直受到质疑,这些质疑可能反映了创业板对待上市公司的筛选存在问题,所以这些公司上市前的创新绩效有待检验。基于此本文对创业板公司上市前的研发投入及专利与公司的经营业绩的关系展开了研究。
国内外探讨创新活动与公司经营绩效关系的研究可以归结为以下3个方面:(1)建立R&D投入与公司经营绩效的线性模型,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Lev and Sougiannis,1996;Gerard Ballot et al,2001;陆国庆,2011)[1,2,3];两者之间存在负相关(Hitt and Hoskisson,1991;Chamanski A and Waago JS,2001;郭斌,2006)[4,5,6];两者不存在相关性(Lee et al,1994;Souitaris,1999)[7,8]。(2)建立R&D投入与公司经营绩效的非线性模型,认为两者是曲线关系。Zhijie Lin et al(2011)[9]利用1923家信息技术公司的数据对R&D与这些公司经营绩效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两者之间存在U型关系,表明了两者关系之间的混合与复杂性。而刘德胜与张玉明(2010)[10]则认为R&D支出与企业绩效呈到U型关系。(3)探讨合作研发或研发联盟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Rachelle C.Sampson(2007)[11]通过对463家有研发联盟的通讯企业的研究表明,在技术多样性适中的情况下,研发联盟对公司经营业绩有正向促进作用。任庆娟等(2012)[12]认为合作伙伴的选择与识别、合作模式的构建、技术与产品的互补性及合作双方对知识溢出的吸收能力都会影响合作研发对公司经营业绩提高的效果。
1 数据说明与基本模型
1.1 数据说明
虽然创业板于2009年10月30日开始挂牌交易,但通过上市公司招股说明书,可以获得本文考察期内的数据。其中可直接得到公司研发与财务方面的数据,同时结合WIND资讯金融终端中各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可以获得专利方面的数据;通过招股说明书上的公司注册地址和公司网站我们可以知道公司是否属于某个集群(如工业园区、高新区、产业基地或科技园等);由于许多样本公司是上市前经原公司整体变更设立而成,所以在统计公司年龄时,我们将样本公司原公司成立至考察期期末这段时间计算为公司年龄,成立时间不足半年的部分我们省略掉,超过半年的统计为1年。行业控制变量的数据取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资料》及国家统计局。目前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量已有300多家,但有2007年、2008年、2009年这3年微观数据的公司只有144家,其中9家规模偏小,15家缺乏行业数据,最终得到120家公司3年的数据共360个样本。另外,我们对公司主营利润、资产、现金流及研发方面的数据以2007年为基期用消费者价格指数进行了平减。
1.2 变量设计与基本模型
1.2.1 因变量
经营绩效即为公司现阶段经营成果,一般可以用净利润、利润总额、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ROE)及总资产收益率(ROA)(Lee et al,2009)[7]衡量。本文采用营业利润衡量公司经营绩效。根据财务报表的知识,营业利润经营业外收入与支出调整可以得到利润总额,利润总额减所得税可以得到净利润,营业外收入与支出及所得税不直接与创新活动有关,所以为了更精确的测算创新行为对经营绩效的影响,本文采用营业利润这一指标。
1.2.2 解释变量
源于研发行为的不可公度性,对创新的准确量化和测度一直非常困难,尽管共同体创新调查(CIS,Community Innovation Survey)创建了基于调查的指标以更精确的刻画创新(Keith Smith,2009)[13],但考虑到研究对象的差异,本文仍然使用研发费用和专利授权来对创新的投入——产出进行评价。创新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过程,所以在下文中可以看到创新的投入和产出间的共线性很低,所以本文同时将其作为解释变量。
1.2.3 控制变量
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产业集聚能够提供企业实现规模经济、降低成本及减少风险的良好外部环境,然而集群内信息低成本溢出可能滋生企业的复制性模仿行为进而抑制有利的集聚效应的发生(张杰等,2007)[14],本文设置集群虚拟变量来观察集群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影响。
在企业自身特征方面,财务管理基本理论认为净现金流是反映公司财务健康与否的核心指标,在企业运营方面有重要地位;公司的资本结构对经营绩效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能够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影响的负债率介于0.23～0.45之间(Masulis)[15];公司规模对企业经营有重要影响,但影响方向不确定,甚至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会呈现不同的特征(Shanmugam et al,2002)[16]。公司年龄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会对公司经营绩效产生影响的因素,Evans(1987)[17]发现企业年龄是影响公司成长速度的重要因素,企业年龄越大,成长性越差;另外,我们还借鉴陆国庆(2011)的做法,用行业创新投入中政府资金占比反映政府支持力度;用总销售收入中行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反映产业创新的的机遇;用行业产品出口收入与总销售收入的比例反映出口的学习效应。表1对变量的基本情况作了简要描述。
遵循从一般到特殊的计量经济学建模过程,并且为了减弱异方差和降低异常值的影响,我们对部分变量进行了对数处理,建立如下基本模型:
lnprofitit=α0+α1lnr&dit+α2patentit+β(Xit+Xct)+ξit
其中,ξit为随机扰动项,控制变量Xit和Xct(行业控制变量)的集合为:
2 实证结果分析
2.1 多重共线性及异方差的处理
表2给出了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一般认为,皮尔逊相关系数在0.2～0.4之间时,变量之间弱相关,为了避免模型产生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我们剔除掉相关系数在0.4以上的变量及和其他较多变量存在相关性的公司年龄变量,即我们最终删除了netcafl(净现金流)、tasset(总资产)、age(公司年龄)及expef(出口学习效应)共4个变量,最后的回归结果反映在表3中。另外我们也考虑了异方差带来的影响,在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的过程中利用STATA软件中的ROBUST命令能对回归模型中的异方差进行修正,以削弱甚至排除异方差对回归结果精确度的影响(回归结果见模型4),由模型4和模型3标准误的比较可知,异方差对回归方程还是很有影响的(因为我们有120家微观企业的数据,导致异方差较大)。
2.2 回归结果分析
BP检验和似然比检验的P值非常显著,所以在面板OLS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之间,我们选择面板随机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的P值为0.292,结果表明我们应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而拒绝固定效应模型。表3中前3列分别对应的是面板OLS、固定效应及随机效应模型。在前3列的回归结果中,面板OLS、固定效应及随机效应模型中各变量的符号高度一致,只是系数稍微有些差异,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重点分析模型4。
模型4中研发投入和专利的系数都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可以看出研发投入每增加1%,公司经营业绩将提高0.36%,我们模型中研发投入和主营业务采取的是对数值,这意味着回归系数缺乏弹性并且小于陆国庆(2011)利用中小板数据算出的研发投入系数,说明加大创新投入的决策虽有利于公司经营业绩的提高,但效果不会那么明显。当年有专利授权的公司比没有专利授权的公司经营业绩要高出0.18%。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对公司经营业绩的这种正向促进作用和大多数文献的结果一致。
反映外部环境的变量cluster与公司经营业绩没有显著相关性,而且系数在回归的5个模型中均为负数,这与我们的预期不一致。研究表明,并非所有产业集聚都能带来巨大的规模经济、便利的集聚资源以及优良的外部经济。当人们预期某地区产业集聚条件好、规模大及水平高时,容易导致过度集聚,与此相反,若产业集聚差、规模小及水平低时则会出现集聚不足(朱英明等,2011)[18]。
产业集群内复制性模仿的丛生(张杰、刘志彪,2007)、产业集群的边缘化(吴月越,2007)[19]、逐底竞争的出现(王缉慈、张晔,2008)[20]等导致国内产业集群不能获得持久的竞争力及当初预期的产业集聚带来的利益。我们的实证结果深刻的揭示出片面追求地区产业集聚的规模扩张,没有意识到产业集聚诸多困境的发生往往会事与愿违。
公司经营业绩与政府支持力度(gov)显著负相关。创业板中超过90%的企业是高新技术企业,作为高新技术企业能争取到政府更多的支持,政府对研发的支持一般能促进企业经营业绩的提高,而本文的结论表明政府对创业板公司的研发支持竟然抑制了其经营业绩的提高。这一发现与陆国庆(2011)针对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研究基本一致。中国作为技术追赶型国家,政府惯常将R&D补贴作为激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关键政策手段,但事实是企业经常发送虚假“创新类型”信号以获取政府R&D补贴(安同良等,2009)[21],企业虽然获得了税收减免、政府补贴或R&D补贴,但在主营业务上却并没有显著提升(陆国庆,2011),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上市公司花费大量的成本对企业进行虚假包装并且一旦获得政府支持后“不思进取”,结果抑制了公司主营利润的提高。
公司经营业绩与资本结构(capstr)也呈负相关,但在模型4中不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验证了企业融资次序理论,企业倾向于首先内部融资,较强的盈利能力为内部融资提供了条件;当企业盈利能力较弱,产生的现金流不足于应付企业日常经营需要时,选择债务融资。这与国内外的实证研究结论相吻合(Titman and Wessels,1988;Rajan and Zingalas,1995;陆正飞、辛宇,1998;刘志彪等,2003)[22,23,24]。另外公司经营业绩与产业创新的机会窗口负相关,这个与传统观点是不一致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我们选取的数据是2007年、2008年和2009年的数据,这3年恰好美国次贷危机席卷全球,中国经济也受到重创。新产品上市在这3年中经历比以往更大的不确定性,致使回归结果与预期不一致。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0.1 **<0.05 ***p<0.01
2.3 稳健性分析
为了得到更为稳健的结果,我们采用近年来使用越来越广泛的非参数BS(BootStrap)法(Efron,1993)[25]计算模型的系数和标准误,采用非参数BS的一个好处是我们不必对模型干扰项的分布作任何假设,直接对原始样本进行自抽样,由于采取的是可放回的重复抽样,所以经反复抽样后得到的样本量会变得非常大。利用Bootstrapping Pairs计算标准误,得到模型5,步骤如下:
第一步:从我们的360个样本中进行可重复抽样,抽取360个观察值;
第二步:对360个观察值进行回归,保存估计系数;
第三步:将以上两个步骤重复进行400次,得到400组估计系数;
第四步:计算这400组估计系数的标准误。
对比模型5和其他模型可以发现,模型5的t值的绝对值变小,意味着更不容易拒绝原假设,此时我们发现模型5的显著性相比模型4没有变化,说明我们的结果有较好的稳健性。
3 进一步分析
在以上回归模型中,我们着重考察的是解释变量X对被解释变量Y的条件期望E(YX)的影响,实际上是均值回归,但我们也关心X对整个条件分布undefined的影响,这需要分位数回归(Quantile Regression)来刻画。Koenker和Bassett(1978)[26]提出了分位数回归,使用残差绝对值的加权平均undefined作为最小化的目标函数,能提供关于条件分布undefined的全面信息,结果不易受极端值影响,较为稳健。本文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0.1、0.25、0.5、0.75、0.9分位点,具体分位数模型回归结果见表4。
对研发投入而言,随着分位数的增加(0.1→0.25→0.5→0.75→0.9),研发投入的分位数回归系数呈先升后降的趋势(0.351→0.468→0.439→0.310→0.275),并且全部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研发投入对公司主营业务利润的条件分布的两端影响小于对中间部分的影响。也就是说,研发投入的增加对于经营业绩较低与经营业绩很好的公司影响都较小,最大受益者是经营业绩一般的公司。可能的解释是研发投入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在没有达到一定的阈值之前,研发投入作用较小。同时对经营绩效很好的公司而言,其在品牌、市场势力及营销渠道等方面具有的优势能维持企业较高的经营绩效。在0.25和0.5两个分位点上的回归系数比表3中均值回归得到的系数0.361有较大提高(分别提高了29.6%和21.6%)。对这些公司而言,相同的研发投入能带来经营业绩更大的提高。从专利的分位数回归系数来看,专利对经营业绩很差(分位数为0.1)及经营业绩较好(分位数为0.75)的公司有较大的影响,对其他分位点上的公司影响相对比较小。而且5个分位点上的回归系数显著性不一致,也就是说专利对公司经营绩效的条件分布的影响幅度并不稳定,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0.1 **<0.05 ***p<0.01
反映外部环境的虚拟变量cluster在分位数回归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在0.9分位数上的回归系数变为正数,这说明经营业绩较好的公司可能在充分利用外部环境的好处方面有优势,但其他各分位点上回归系数依然不显著。政府支持力度在分位数逐渐增加时,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在变弱,直到最后不显著,但符号仍然未变。资本结构在分位数回归中与政府支持力度表现相似,这也验证了我们上面的分析,即资本结构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不确定。产业创新的机会窗口这个变量没有表现出很明显的规律,回归系数的符号依然为负且绝大部分显著。
4 主要结论
本文运用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方法,以2007年、2008年与2009年3年的数据为样本,就企业的创新行为与其经营业绩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1)创业板企业上市前创新投入对经营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但缺乏弹性,专利与企业经营绩效正相关,非参数BootStrap方法表明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2)研发投入的增加对于经营业绩较不好与经营业绩很好的公司影响都较小,最大受益者是经营业绩一般的公司。专利对公司经营绩效的条件分布的影响幅度并不稳定,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
(3)政府支持力度与企业经营业绩存在负相关,但这种负相关关系随着分位数的提高而减弱,同时在面板随机效应中系数一直为负值的虚拟变量cluster在分位数回归中的0.9分位数上的回归系数变为正数。
摘要：创新是企业保持长久竞争力的不竭动力,创新行为对企业经营绩效会产生重要影响。运用面板随机效应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方法,以2007年、2008年及2009年共3年的微观企业数据为样本,就创新行为与创业板公司的经营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创新投入对经营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但缺乏弹性,并且其对经营业绩不好与经营业绩很好的公司影响都较小,最大受益者是经营业绩一般的公司。专利与企业经营绩效正相关,但专利对公司经营绩效条件分布的影响幅度并不稳定,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非参数BootStrap方法表明以上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微观行为 篇4
关键词：电力市场,博弈,市场力,对手环境约束曲线,信息反馈,不完全信息
0 引言
随着电力市场改革的深入开展,人们更为关注对电力市场稳定性问题的研究。Alvarado首次提出了电力市场稳定性问题[1],通过假设发电商电量增加的速度正比于价格与成本之差,而用户电力增加的速度正比于收益与价格之差,建立了两个一阶微分方程,研究平衡点附近的静态稳定性问题。Alvarado在后续的研究中考虑了频率的二次调节与报价的关系模型[2,3],试图研究当负荷发生变动时系统的稳定性问题。文献[4]建立了电力市场的框架模型,倡导用实验电力市场方法探索电力市场和电力系统的内在规律。
在开放的电力市场中,博弈论是研究和理解竞争行为的重要工具之一,对探讨电力市场稳定性的本质具有指导作用。经典博弈模型[5]以讨论均衡点为主,然而在电力市场中,基于某些因素,即使均衡点的存在,也不能保证参与者在实践中可以达到均衡态。博弈学习理论[6]将均衡看作在具有有限理性的参与人之间为寻求各自利益最优化而展开长期博弈的极限状态,分析有限理性的参与者通过各种学习过程,以达到稳定的均衡状态,其中心问题之一是参与者如何形成对手行动的预期(即学习)。文献[7,8]提出了猜测函数均衡的概念,建立了相应的电力市场的模型。文献[9]用猜测函数模型比较了几种常用博弈模型,建立了这些模型的统一描述。
以复杂系统自动机网络建模[10]的观点来看,博弈学习规则只是底层单元的部分演化机制。电力市场演化机制是多样性的,因此其演化结果也是多样和复杂的,只有从创新市场机制入手,才能有效地维持电力市场的稳定。
本文以博弈学习理论作为基础,从单个发电商的生存环境入手,引入对手环境约束曲线的概念,分析发电商价格可控区间和市场力的关系,提出市场力的信息反馈环的概念,并利用信息反馈环建立了一个猜测函数模型,给出了一个合理的厂商不完全信息学习机制,在学习中所用的信息是可行的。最后通过算例分析,得到市场力通过信息反馈环逐步加强的结论。
1 博弈基础
在博弈理论中,总假定每个参与人试图最大化自身期望效用ui(σi,σ-i),如何达到这一目的取决于参与人如何评估其对手采用的行动。对手行动由混合策略σ-i所决定,在环境不变的长期博弈中,参与人i观测到对手的博弈行为σ-i,则他可通过对σ-i的最优响应达到期望效用最大化的目的。即选择混合策略,使得
称为对对手策略σ-i的最优响应。
假定博弈环境是不变的,参与人可获得对手的历史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预测或假定对手行动的分布,从而在下阶段采用对这一预期分布的最优响应:
(1)在初始阶段,参与人i有一个外生的初始权重函数k0i:S-i→R+,即对所有s-i∈S-i,
(2)在博弈的第t期,参与人i观测到上一期t-1对手采用的策略ts-1-i,根据这一观察更新自己的权重,更新公式为
上式意味着随着博弈的进展,对手重复使用频率高的策略将得到大的权重,反之将被参与人i忽略。
(3)归一化权重得到参与人i对对手在t期采用纯策略s-1的概率分布预期。
(4)参与人i自己根据对对手的行为概率分布预期,在t期选择任一对γt-i的最优响应ρti(γt-i)∈BRi(γt-i)作为本期的博弈策略。
(5)参与人i在估计对手行为概率预期的同时,也可得到自身的边际经验分布:
显然d ti(s i)是i使用纯策略si的频率。
2 发电商生存环境分析
电力市场中的发电商,受到市场出清规则和其它发电商综合作用的影响,其报价策略应使自身游向高利润的地方。设有K个厂商,发电商i的成本函数为:
发电商采用边际成本的倍数报价:
其中:si为厂商i报价的纯策略,si为纯策略集;0s=1,sl=s0+l⋅δs,δs>0为离散策略间距,slow>0为策略之下界。令βi(s i)=1/(2ai si),αi=-bi/(2ai),则厂商i的供应函数为:
将其定为发电商i的对手环境约束曲线,如图1所示。
由图可见,发电商i的对手环境约束曲线在i的出力区间内是单调递减函数,其形状完全由对手的报价策略和市场弹性所决定,发电商i无法决定该曲线的形状。对手环境约束曲线在发电商的最小供应iq=0和最大供应iq处所对应的价格构成了i的价格可控区间。发电商i按边际成本倍数报价,得到一簇报价策略线,每一条报价策略线与对手环境约束曲线的交点均满足市场出清条件(4),这意味着发电商i只能在其价格控制区内改变市场价格,因此价格控制区反映了发电商i的市场力。将发电商i的利润等值线与其价格控制区叠加在一起,可以完整地反映出发电商i的生存环境。在图1中,报价曲线和环境约束曲线的每一个交点都是发电商i一种可能选择,由图可见,大多数交点可获得正利润。而最优利润则发生在对手环境约束曲线与等值线的切点处,即图1中的最优策略报价曲线,因此,发电商不一定追逐价格可控区间中的高价格,利润是决定其市场力发挥的主要因素。
对手环境约束曲线越平缓、发电商可供应的发电量越少,其市场力就越低。发电商不能直接决定对手环境约束曲线,但每一发电商的报价函数均为其它对手环境约束曲线的一部分,因而其策略对该曲线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样的影响又通过环境约束曲线反馈给发电商,形成信息反馈环。而诸发电商市场力的发挥与反馈环性质有关,如果市场中所有发电商均以利润最大化为追逐目标,则最终可能会形成均衡市场力,使市场价位进入均衡状态;如果某些发电商恒以控制区间的高价格为追逐目标,不断加大释放其市场力的力度,其市场力就可能在信息反馈环的作用下不断被放大,并诱导其它发电商市场力的增加,加大市场风险,最终导致电力市场不稳定。假定市场中有一部分发电商或发电量,其用于抑制市场力,则这种力量也将通过反馈环施加给其余发电商,并且应具有相当的力度。同时,信息结构对发电商市场力的发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的信息结构导致了发电商之间不同的演化机制,因而会表现出不同的市场形态。就此意义而言,市场一定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首先,不对称信息结构和对称信息结构下的均衡态应该是完全不同的,这导致了均衡态的多样性。其次,如果考虑到均衡不存在的情形,市场性态就会更复杂。同时,发电商之间可能通过信息交换达成某种形式的共谋,共谋意味着多个发电商将自己的市场分力预先加以合成并通过信息反馈环共同释放,因而是维持电力市场稳定性需要特别加以关注的情形。除此之外,信息的不完全可能使保守型的发电商循规蹈矩,通过市场的历史数据逐步学习报价策略,也可能使冒险型的发电商抬高报价,试图获取更高利润,等等。
3 对手环境约束曲线的猜测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当对手的报价策略给定之后,发电商i可通过选择其出力变量iq获得在其生存环境约束下的较大利润。如果发电商i决定了t期的出力iq,则很容易确定其边际成本的倍数策略tsi,这时厂商i可求出对对手策略的最优响应:
注意到当iq固定时,Ci(q i)与对手策略无关,因此
于是式(6)可化为
其中:Eσ-i(λr-i(Q-qi))是发电商i的对手环境约束曲线的期望,为厂商i对对手环境约束曲线的估计。若厂商i可以准确估计这条曲线,则对于理性的厂商,式(7)是一个很好的决策特性指标。
在完全信息的情形下,厂商根据对手报价的历史信息,确定本期的对手行动的预期,从而可做出本期的正确决策。在不完全信息的情形下,对手报价的历史信息不能直接被观察到:对手的成本函数和报价策略未知,或者ISO不公布各厂商的历史报价函数,则厂商不能构造出精确的对手环境约束曲线,其预期自然也无法得到。
但是,发电商至少知道市场出清价和自身出力的历史信息,也知道对手环境约束曲线为单调下降函数。利用这些信息,厂商可粗略评估自身的生存环境,给出较好的报价决策。
对手环境约束曲线整合了厂商的多个对手信息,在这条曲线下,厂商如同面对一个竞争对手。虽然无法知道该曲线的细节,但假设其为单调递减的线性函数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不完全信息的情形下,获得分段点的信息是困难的,因此可简单猜测对手供应函数具有如下形式:
4 发电商微观行为分析
假定发电商i的对手采用混合策略,因此环境约束曲线中的系数(s-i,α-i)是随机的,则发电商i对对手环境约束曲线的预期是:
对式(11)进行简化,得:
其中:ε为零均值的随机误差。在这些假定下,可分析发电商i在不完全信息情形下的博弈行为,即在持续的报价过程中,发电商i获得了市场价格和自身出力的一系列样本:
根据这些样本对未知参数进行估计,并根据这些估计自适应地改进i的报价策略,使之获得最优利润。
根据市场出清规则qi+q-i=Q-rλ,实际价格和出力需满足方程
则厂商i的预期对手环境约束曲线为:
发电商i根据式(13)可确定其最优报价策略,该策略对应一个厂商i所预期的最优价格。由式(13),可知厂商i的利润函数为,其最优出力可通过求解下面的利润最大化问题得到:
5 案例分析
本文使用IEEE 30模型进行案例分析。其中,各厂商的成本参数如表1所示。
考虑如下两种初始环境:1)低初始报价:各厂商以等概率随机选取策略{0.8、0.9、1}之一乘以边际成本作为报价函数,这时各厂商报价总是低于边际成本(但仍获得正利润),市场价位偏低。2)高初始报价:各厂商以等概率随机选取策略{1.3、1.4、1.5}之一乘以边际成本作为报价函数。这时报价策略中则总是高于边际成本,市场价位较高。
各厂商按上述方案之一产生一组随机策略组合,并通过市场得到统一出清价及自身的出力;如此重复30次得到30组初始样本,用这种方式描述市场不同的初始状态。在实验中负荷取为695 MW,弹性系数为0。
对环境1进行了多组实验,结果表明市场价格总是保持持续上扬的趋势,发电商行为表现出正反馈的特性。我们执行了近2 000次迭代,在前100次迭代中,除厂商1外,其它厂商均估计对手斜率参数等于0。由于厂商1估计的斜率参数不等于0,这一策略信号通过市场出清过程和信息反馈环反馈给其余厂商,并在不断重复中逐渐被放大。放大强化的过程大致为:其余厂商逐渐开始以非零的斜率参数估计对手预期环境约束函数,从而开始抬升报价,这些信号重复进入市场,通过价格反馈给其余厂商。如此,这种正反馈过程不断强化诸厂商抬升报价策略的信念,使市场价格不断抬升。我们观察到利润分配格局基本与厂商的成本保持一致,且所有发电商均在这种正反馈过程中得益,即各厂商的利润函数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保持递升趋势。因此如果没有外力的作用,所有的厂商都将乐意将此过程维持下去,这必将导致电力市场的不稳定。结果表明:迭代开始阶段,由于正反馈信号较弱,市场价格增速较小,价格增加缓慢。但随着正反馈信号不断加强,价格增速变快,这最终将而导致电力市场不稳定性。
当初始环境处于高价格的情形(环境2),正反馈现象仍然存在。通过观测,可发现各发电商的对手环境斜率参数曲线同步平行缓慢增长,策略概率接近于退化分布,即某一主策略具有接近于1的概率,但是在该策略两端的邻近策略具有很小的正概率。小概率策略的存在表明厂商仍存在改变报价的微弱动力。这导致了比环境1弱的正反馈,因此价格增速较环境1缓慢。在对环境2的多次实验中,我们还观察到负反馈的情形:在前2 000次迭代中,市场价格快速下降。然而市场价格不会为负,存在下界,因此下降不可永远持续下去,一定会在某个位置出现转折。在后2 000余次迭代中,价格开始缓步上升,负反馈结束,正反馈开始。
在电力市场中,当各发电商均以价格逼近为追求目标时,信息反馈环的作用较为明显。在长期迭代过程中,每个厂商的策略通过市场信号反馈给其它厂商,并通过他们的对手环境约束曲线中影响其报价策略,这种反馈作用在各厂商的斜率参数的迭代过程线中得到直观表达。通过这种反馈,市场合力得到加强或减弱,其过程较为缓慢并且是渐进式的。市场价位及趋向与初始环境有关,如果市场价位接近于完全竞争的边际成本价格,处于寡头地位的厂商将希望释放其市场力,因而价格有抬高的趋势,但市场价格可能会在一个较长调整期内增加缓慢,随着正反馈作用逐渐增强,价格增速加快,价格增长曲线变陡,最终很可能趋向无穷(理论上),这提示电力市场在危机爆发之前可能存在一个较长的市场力聚集过程。在高价位的初始环境,正反馈和负反馈可能并存,市场价格有可能先下降后上升,也可能直接上升,但上升速度非常缓慢,反馈作用较弱,这可能是因为各厂商已有足够的利润空间的缘故所至。
6 结束语
在电力市场中,发电商在进行报价时可利用对手的平均策略信息,对对手的行为了解更加充分,从而能够更好地释放自身市场力,以获得更高的利润。市场力是导致电力市场不稳定的最主要因素。本文对完全信息结构下发电商的生存环境进行分析,通过对对手环境约束曲线的猜测,引出了发电商在不完全信息下的演化机制:由于信息的匮乏,发电商不得不将其利润最大化的决策问题改为追求某种特定目标。例如:发电商获得额外信息可附加在优化问题的约束域上,从而形成不同的目标博弈模型;或者,只有一部分厂商使用价格逼近法,而另一部分保守型厂商宁愿使用水平直线作为对手环境约束曲线的估计,则市场的表现可能会完全不同。总之,演化机制是可创新的,市场表现是多样的、复杂的,这是在研究电力市场稳定性时需要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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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行为 篇5
各种不同因素导致了养猪户的饲料选择行为出现分化, 以往的研究大都是从宏观的角度研究畜牧业的发展和饲料的利用开发, 而笔者则是从经济学的角度、从微观角度分析养猪户的饲料选择行为和出现分化的原因。江苏省是猪肉生产的主产区也是主销区, 在相同的宏观背景之下, 笔者将以江苏省养猪户的163个调查数据为例, 对影响养猪户饲料选择的微观因素进行定量分析。
1 研究假设、变量说明
1.1 研究假设
假设一, 养猪户是理性的经济人。养猪户会根据自身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养殖特征等微观因素对不同的饲料品种、来源、价格和组合作出选择, 以达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
假设二, 每个养猪户面对的宏观经济环境、制度环境是同样的。养猪户的饲料选择行为的分化是由于其自身因素、家庭因素和养殖因素即微观因素差异决定的。
1.2 变量说明
1.2.1 关于因变量———养猪户的饲料选择分化。
对养猪户的饲料选择行为从2个方面进行衡量: (1) 养猪户选择什么样的饲料, 所占比重如何; (2) 养猪户是否选择配合饲料及微观影响因素。
1.2.2 关于自变量———养猪户饲料选择的微观影响因素。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同样的宏观环境和外界价格下, 养猪户选择饲料行为出现分化的因素主要是微观因素。主要有: (1) 个人因素, 选取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党员作为分析指标; (2) 家庭因素, 选取了家庭总人口数、种植面积、是否外出打工、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作为分析指标; (3) 养殖因素, 选取了养殖规模、养殖目的、是否听说过配合饲料、是否了解配合饲料的效果作为指标 (见表1) 。
2 基础数据与统计性描述
2.1 基础数据
因江苏省农村存在分化, 苏南和苏北的农村存在很大的异质性, 笔者选取了苏北的盐城农村作为代表, 苏南选取了常州的金坛作为代表,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对养猪户进行了实地调查, 共回收问卷200份, 整理后获得有效问卷163份, 占总问卷的81.5%。
2.2 统计性描述
在对江苏省163户养猪户的调查中发现, 选择使用配合饲料的养猪户占75%, 完全使用自家余粮和剩菜剩饭喂养的占25%。其中, 在选择配合饲料的养猪户中, 选择浓缩饲料的占32%, 预混料的占31%, 全价饲料占12% (见图1) 。
调查中发现, 在江苏农村农民受教育程度依然不高, 大多为初中, 教育水平高的从事养殖的人员比重较低, 年龄也以45岁左右及以上居多。
其他变量包括家庭特征变量和养殖特征变量, 在江苏农村的调查中呈现出以下特点。种植规模平均为0.46hm2, 主要种植水稻和小麦, 说明农作物种植量和家中的粮食数还是不少的, 但是余粮数则取决于家庭人口数和粮食消耗量。江苏农村的生猪散养规模依然很高, 散养户占总养殖户数的76.1%, 平均养殖6.5头/户, 而规模养猪户仅占23.9%, 平均养殖规模为626.5头/户。
3 模型选择、估计结果
3.1 模型选择
在定性分析养猪户饲料选择行为与各微观因素之间关系的基础上, 设定模型如下:
模型一, 被解释变量为Z1, 首先将养猪户选择饲料的行为分为选择配合饲料和不选择配合饲料2种, 当Z1=1时表示选择配合饲料, 当Z1=0时表示不选择。采用二元选择模型中的Probit模型对养猪户是否选用配合饲料的选择行为进行回归分析, 其基本形式如下:
3.2 估计结果
本文的模型使用eviews5.0软件进行估计, 采用向后筛选法, 其结果详见表2。
4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主要结论
4.1.1 养殖因素对养猪户选择饲料行为分化具有决定性影响。
说明养猪户选择饲料行为归根到底还是受养殖因素的影响, 具体是由养殖规模、养殖目的、是否了解配合饲料的效果决定的。
4.1.2 年龄越大的则受教育程度越低, 越不选择配合饲料。
年龄这个变量通过检验并且显著, 说明了在养猪户中, 年龄越大的则越不会选择配合饲料, 原因在于年龄大的受传统的养殖模式的影响, 不太愿意接受新事物和接受变革。
4.1.3 家庭人口数对养猪户的饲料选择产生正向影响。
原因在于这个关系到家中的余粮, 家庭规模的大小、家庭人口和种植面积的多少会对此家庭的养殖决策产生影响, 家庭人口多的, 则余粮相对较少, 会选择配合饲料。
注: (1) *、**、***分别表示10%、5%、1%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2) 数据来源为本次在江苏省的调查所得统计数据。
4.2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 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加强对农村农民的培训和教育力度, 提高农民的受教育水平, 有利于他们采用新的技术和接纳、学习新的知识, 提高养殖效益和养殖水平;二是目前在江苏农村生猪散养户仍然占多数, 如果要推进规模养殖化, 要充分考虑这部分人的就业、劳动力转移、他们的自身年龄和能力等问题, 综合协调, 才有其现实可能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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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行为 篇6
关键词：黑龙江,地域文化,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分析,影响分析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文化已经逐步渗透到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和环节, 出现了大量的文化经济现象。行为经济学家认为, 经济学问题的解决应从经济学的最本源, 即市场微观主体的人开始。行为经济学力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与标准经济学理论相融合。标准经济学理论以人的行为是不动感情的、理性的、自私的、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个体行为为假设前提;而行为经济学家观点与之不同, 认为人类行为不仅会受理性一面所支配, 还常常产生非理性的行为。正是因为人的行为由一定的意识、观念和心理状态所支配, 因而不同的文化观点、文化价值观, 以及在经济活动中表现出的与经济发展联系紧密的不同的经营观、效率观、消费观、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等都会导致截然不同的行为, 从而带来不同的经济发展和活动结果。毋庸置疑, 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积淀, 一种经济发展的约束力量, 其核心价值体系对各种微观经济主体的价值趋向、行为规范的影响日益深远。对于黑龙江省而言,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 黑龙江省也逐步形成了几种独特而具有代表性的文化, 如开放型文化、创新型文化、雄健型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等, 这些文化共同影响着黑龙江人的性格和行为, 成为黑龙江省经济发展的软件基础, 因而对黑龙江省经济活动的发展起到支撑作用。
一、开放型文化对黑龙江省经济主体行为的影响
黑龙江省曾经历过几次较大的移民浪潮, 也多次被外国侵略者盘踞, 因而逐渐形成了一种较为开放和极具吸纳性的文化氛围。早期因“闯关东”而定居下的来自“关内”的汉人, 为黑龙江带来了很多新的风俗和新的生活方式, 无论是在语言、饮食习惯、娱乐内容还是种植技术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变革的作用, 这些变化又与黑龙江的原有文化相交融, 不断继承和发展, 一直延续至今。而在沙俄与清廷签订不平等条约并夺得铁路修建权后, 俄国对黑龙江的大范围占领也使黑龙江的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如现在哈尔滨市的中央大街 (亚洲最长的大街) 囊括了文艺复兴式、巴洛克式、折衷主义、新艺术运动等各种欧陆风格建筑, 是远东最著名街道, 它是俄国对黑龙江省文化注入新内容的代表。从那时起, 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人文层面, 哈尔滨以及很多黑龙江省曾经被殖民的地区, 都留下了外国文明的印记。
在这种开放型文化的氛围中, 黑龙江人相对于其他历史悠久、古代文明世代被传承的省份和地区更容易接纳新思想, 也更易于了解和接受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例如, 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往往面临着拆迁原有建筑和居民区的情况, 而很多地区的国人普遍固守着传统文化中安土重迁的思想, 因而政府和拆迁单位在施工过程中会屡屡受阻甚至发生各种纠纷和事故;而对于黑龙江人而言, 无论追溯至清朝时期“流人”被贬出关至宁古塔 (即今日的牡丹江市) , 还是后来因闯关东、被外国人侵略而被迫迁徙, 黑龙江人经历过太多的变革, 也接受了太多的文化变迁, 因而在这种较为开放的文化导向下, 相对许多地区而言更易于接受拆迁, 也易于尝试新方法来发展经济。再例如, 黑龙江除为数很少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外, 几乎所有地区都是说普通话的, 这与哈尔滨、双城等地都曾是满清“京旗”的移垦地区有很大关系。来自北京的早期贵族带来了这种各地区移民都易接受的媒介语言, 而后期闯关东浪潮过来的移民, 地位和出身都很接近, 因而互相尊重和平等, 语言上没有倾向性, 使得普通话成为了主导的语言, 并博采众长, 逐步形成了今天的黑龙江普通话, 也使黑龙江人在经济交流中更为便捷地与其他地区的人沟通和洽谈。
二、创新型文化对黑龙江省经济主体行为的影响
黑龙江省虽自古便是一个资源大省, 然而在很多年前, 各领域的技术却十分落后。随着各地移民的到来以及后期开发“北大荒”又有很多知识青年参与开拓, 黑龙江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开拓创新的文化氛围。早期艰苦的环境使人们不得不想办法适应新环境从而生存下去。黑龙江的冬天漫长而寒冷, 于是家家户户都建起火炕, 有了今天大部分农村居民还依然沿用的“热炕头”;大庆油田初建时技术落后, 生产跟不上, 于是技术人员们不断尝试和创造新方法去不断改善, 而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老一辈石油工人, 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 创造性的用挖“地窝子”、建“干打垒”, 用人拉肩扛、破冰取水、人拌泥浆池的方法加快采油, 并喊出了“有条件要上,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响亮口号, 以大无畏精神, 一举改变了我国石油工业的落后面貌;建国初期, 我国军事力量还比较薄弱, 于是在哈尔滨出现了“哈军工”这一培养军事和科技创新人才的高等学府, 并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为我国培养了大批的优秀将军和院士, 并创造了许多军工奇迹。
时至今日, 黑龙江省的这种创新的文化氛围依然十分浓烈。仅哈尔滨市, 除哈尔滨工程大学 (即“哈军工”前身) 外, 还有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多所一流大学, 为国家培养了许许多多的计算机、航天、船舶、原子能等多方面的科技型和创新型的人才。在科技和创新的推动下, 黑龙江省的经济不再仅仅依靠传统的小农经济去发展, 而是融入了科技和创新的成分, 不断发明新的发展模式, 改良农业和工业的工艺水平和技术水平, 使产量和质量都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促进黑龙江省经济的发展腾飞。
三、雄健型文化对黑龙江省经济主体行为的影响
建国初期, 百废待兴, 我国各方面发展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在这样的情况下, 黑龙江省以共和国长子的身份迅速崛起在龙江大地上, 成为我国工业化的脊梁, 建起了以电机、石油、机械工业等为主的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工业区, 还有以煤炭—森林工业为主的黑龙江西部工业区等。仅齐齐哈尔市, 工业成绩就十分卓著。作为国家“一五”、“二五”时期重点投资建设的重工业基地之一, 素有“共和国装备制造业摇篮”之称的齐齐哈尔市诞生了中国第一台自由锻造万吨水压机;被周恩来总理誉为“国宝”的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 是我国重大技术装备制造行业排头兵企业;“掌上明珠”北满特钢集团是我国特种钢和无缝管生产重要厂家, 生产的辊坯在国内处于垄断地位;齐重数控股份有限公司和齐二机床集团公司是我国重特大机床生产基地、中国机械行业百强企业。这些曾经的工业辉煌给黑龙江省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也逐渐在黑龙江大地上营造出一种雄健型的文化氛围, 一代代工业人都带着种流在血液中的拼搏进取精神奋斗在生产的第一线上。
在新时期, 黑龙江省在工业发展中并没有裹足不前, 而是继续继承和发扬这种雄健型文化, 振兴省内的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哈尔滨为例, 如今哈尔滨市的加工工业优势已十分明显, 主要产品已达4000多个品种, 产品市场覆盖全国, 并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哈尔滨电站集团是全国三大电站成套设备生产基地中最大的一个, 其产品已装备葛洲坝、刘家峡等200多个电站;国内四大工具厂中, 哈尔滨市有量具刃具厂、第一工具厂两家, 其产值和产量占全国的70%;哈尔滨亚麻厂是亚洲规模最大的亚麻纺织印染联合企业, 产品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50%以上, 产品90%以上出口, 远销美国、日本、香港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东北轻合金加工厂是我国最大的铝镁材生产基地, 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40%;哈尔滨飞机制造公司研制生产的运12通用飞机首家获得国际认证, 已先后出口近20个国家和地区;哈尔滨市生产的精密仪器仪表、电缆、电碳、绝缘材料、继电保护装置等产品, 不仅在数量上, 而且在技术上也都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以上这些惊人的可靠数据无一不昭示着黑龙江人在雄健文化带动下的开拓进取的崛起精神, 在未来的发展中, 黑龙江人也必然会继续将这种文化传承和发展下去, 内化在每个黑龙江人的血液中。
四、传统文化对黑龙江省经济主体行为的影响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指出, 不同的气候因素和不同的土壤因素, 会产生出不同的生活方式, 土壤和气候因素同居民的性格塑造也十分密切。黑龙江省地处我国最北端, 气候较寒冷, 使生长在这里的人们在自然的作用下逐步形成了勇敢、豁达、果断、勤俭、拼搏等文化氛围。我国古代的几个著名朝代的先祖均发源于黑龙江省, 其长达近半个中国古代史的统治无不昭示其性格特质的优秀和其勇敢、善战的精神。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 清朝因言论而被贬的文人流放到宁古塔地区, 也即今天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为黑龙江省增添了新的文化内涵, 将汉文化中的农耕和儒家思想也带到了这个荒凉的所在, 慢慢与黑龙江原有的文化融合、交织。后期闯关东大潮中又有大批汉人入关, 据1927年的统计显示, 当时的黑龙江省山东移民占70%左右, 河北人占17%, 其余则是来自河南、山西等地。这些移民尤其是山东移民, 本着自己原有的吃苦耐劳精神, 勤劳的开垦着这片沃土。
黑龙江这片土地以其广博的胸怀, 不仅接纳了我国各地区移民, 养育出朴实、热情的黑龙江人, 也在二战时期接纳了大批受迫害的犹太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这样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 曾有二万多犹太人为摆脱迫害、歧视而定居哈尔滨。哈尔滨人民以中华民族特有的博大胸怀善待犹太人的历史事实, 是一个世界人道主义的光彩记录。”在这些优秀的黑龙江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下, 黑龙江形成了独特而深厚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孕育企业家精神的源泉。尽管企业家精神的形成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但归根结底, 传统文化所带来的人文关怀、勤俭、奋斗等精神才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在传统文化的感召下, 黑龙江省出现了大批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最典型的例子是以奶制品生产为主的完达山乳业, 在完达山产品问世近半个世纪以来, 经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历年、历次抽检, 合格率始终100%。完达山乳业仅仅是黑龙江众多企业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许许多多的黑龙江人本着诚实信用的文化理念, 在当今假冒伪劣产品层出不穷的状况下, 不断为国人生产出一批批质量过硬、产量过关、安全放心的产品, 推动着黑龙江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为我国新时期的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除上述几大黑龙江的典型文化外, 黑龙江省还有许多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着黑龙江人的行为。应该说, 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积淀, 一种经济发展的约束力量, 其核心价值体系对各种微观经济主体的价值趋向、行为规范的影响日益深远。对于黑龙江省而言,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 黑龙江省也逐步形成了几种独特而具有代表性的文化, 这些文化共同影响着黑龙江人的性格和行为, 成为黑龙江省经济发展的软件基础, 对黑龙江省经济活动的发展起到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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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行为 篇7
一、政府行为与微观主体产权残缺:理论分析
因物品具有多样化属性, 想完全界定其不同的属性, 会产生高昂的交易费用, 因此其初始产权所有者会主动放弃这部分权利, 从而使其进入“公共领域”, 这就是巴泽尔意义上的“公共领域”, 记为“公共领域Ⅰ”。“在公共领域Ⅰ”中的物品的有价值的属性并不构成物品的所有权, 真正的所有权是指在技术许可的范围内, 能够被明确界定, 并且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明确其归属关系的那部分有价值属性的权利。然而, 由于法律契约的不完全性, 在所有权界定层次上, 法律只能大体规定所有者依法享有物品的使用权、用益权、处置权、转让权, 至于所有者如何使用、处置、转让以及享有多大比例的收益权, 法律不可能做出明确的规定。本文关注的重点是因政府行为而出现的“公共领域Ⅱ”。政府在界定产权时, 其行为表现为两种倾向:一是政府既可以将私人物品的有价值属性界定为归私人所有, 也可以界定为归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二是政府存在制造“公共领域” (记为“公共领域Ⅱ”) , 故意将私人物品的一些有价值的属性留在“公共领域Ⅱ”中的倾向。政府究竟会选择哪种行为, 取决于政府权力的大小和行使权力受到的约束力度。一般认为, 政府中的特殊利益集团或者其领导者个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 缺乏必要的约束, 按照经济人假设, 他们存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冲动, 往往具有产权模糊化倾向, 即通过制造“公共领域Ⅱ”, 将有价值属性属于其中, 进行租金的设置与分享。
二、政府行为与微观主体产权残缺:基于案例的应用分析
《广东内参》2001年第6期刊登了一篇关于江门政府修建长堤风貌街的文章, 其内容简述如下:江门市第一代华侨修建的150多幢“骑楼”, 沿着横穿市中心的江门河北岸长堤, 连绵1.14公里, 大半世纪以来, 一直是江门最主要的商业区。近年来, 江门市政府决定修建的集旅游、观光、购物、体闲娱乐于一体的“长堤风貌街”就选址于此。然而, 高投入并没有显示出高收益。当该工程竣工开通时, 围绕着改造费用、经营范围等问题, 政府与商户之间的冲突日益尖锐。惋惜之余又发人深思。对政府行为的分析如下:
(一) 政府具有产权模糊倾向
风貌街的原有业户中至少应该有两类人组成:私有产权所有者和租户。但是政府通过“建设集团”这一代理机构, 通过将私有产权界定为集体所有或者国有而把业主的全部或部分排他权利置于“公共领域”Ⅱ。同时, 风貌街开通后, 政府要求原有的业主进行商业结构调整———从“粗笨大路货”的经营转向中高档商品的经营, 可以认为这是通过限制主体的行为能力, 而把部分有价值的属性置于了“公共领域Ⅱ”。
(二) 与限制微观经营主体———私有企业相对应, 政府赋予“建设集团”更多的权力
政府通过培育特殊利益集团作为自己的代理机构而节约了交易成本或者把交易成本转嫁给了特殊利益集团, 同时, 政府通过特权设置“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中的利益由政府与特殊利益集团共享。因此, 政府行为为特殊利益集团成员界定了一种含租产权, 并分享了含租产权中的租金, 而为非特殊利益集团成员界定的产权则是受到削弱的私有产权 (罗必良, 2005) 。
三、结论
我国《宪法》以及《物权法》都明确私有产权受到法律保护, 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因政府行为的存在, 使其私产所有者只能部分拥有或者根本不拥有排他性权利。所以除了在法律层面上做出明确规定之外, 还需要对政府行为进行法律约束与规范, 即一个政府不仅要有能力保护政治权利、个人权利以及经济权利不受侵犯, 而且要把这些权利当作其行动的界限。没有法治, 政府的“掠夺之手”就有可能侵犯私人产权, 也不可能有产权的延续性和稳定性。
参考文献
[1]、R.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派译文集[C].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微观行为 篇8
随着金融市场发展,居民投资理财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通过股票、基金、理财等金融工具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居民金融资产总量增速早已远高于国民生产总值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并在居民生活和宏观经济运行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微观来看,研究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问题,能够引导居民家庭合理规划金融资产投资,为金融产品创新提供重要依据;宏观来看,通过分析家庭的金融资产选择特点,了解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程度以及相关传导机制,对于优化我国家庭金融资产结构、推动我国金融市场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与过去研究相比本文具有如下特点:1)从研究层面来看,以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为基础,克服了以往研究由于微观数据缺乏而导致研究只停留于宏观层面的不足;2)在指标选取方面,将房产加入组合选择模型,考虑了房产消费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持有行为的影响;3)从评估方法来看,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变量的刻画更加精细,评价结果更加准确。
二、文献综述
(一)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H eaton(2001)[1]研究发现股市参与度与年龄呈现弱的负相关关系,与收入、教育呈现强的正相关关系。Guiso,Sapienza and Zingales(2004)[1]发现对外界社会、金融机构等信任度高的家庭更情愿投资风险资产。Puri and Robinson(2005)研究发现对未来持有乐观预期的家庭更多地投资于风险较大的股票。Guven(2013)[2]认为房产的投资与消费的双重性质使家庭金融投资呈现随生命周期变化的特点,对房产的过度投资会减少对风险性金融资产的需求。于蓉(2006)考虑到消费者预期、信任度、社会互动、投资者情绪等行为特征对股票市场投资的影响。雷晓燕,周月刚(2010)[3]研究发现,健康状况变差会使其减少风险型金融资产的持有,并将资产向安全性较高的生产性资产和房产转移。王刚贞,左腾飞(2015)[4]认为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与投资经验、文化水平、性格特征、财富水平正相关与年龄负相关性。
(二)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分析方法的研究
国外研究方面,Markowiz(1952)提出均值———方差模型,提供了一种寻求风险与收益的最佳配比的金融资产选择方法。Angerer(2010)通过构建资产定价模型,把住房的双重属性都考虑在内,讨论住房———消费这一资产定价模型对预期股票的回报率产生的影响。史代敏和宋艳(2005)运用四川省2002年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调查数据,采用Tobit模型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进行实证研究。卢家昌,顾金宏(2010)[5]构建出家庭金融资产投资决策的结构方程模型,对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各个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内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窦婷婷(2013)运用因子分析法结合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家庭选择证券类、保险类货币类、这三类金融投资品种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程度。张兵等(2015)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了宏观经济情况和地区特征对我国家庭证券类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
通过对过去学者在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研究的分析可知,其不足之处有如下三点:1)在研究视角方面,数据来源多为宏观统计数据,研究主要停留在宏观层面,对于家庭微观层面的研究存在较大的不足;2)在研究方法方面,较多的是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评价结果较为粗糙,对变量间关系刻画不够精确;3)在指标的选取方面,较少有考虑到房产投资对居民风险型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统计性描述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赣州市中心支行组织的“2016年赣州市城镇居民金融资产负债基本情况调查”。合计发放问卷1076份,剔除无效问卷后筛选出有效问卷1043份。
(二)问卷设计
由于城镇居民的金融资产存量和金融投资活动要明显多于农村居民,本次问卷调查重点选择城镇居民。在调查问卷中,主要设计了家庭成员、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水平、房产持有数。
(三)描述性统计
在1043张有效问卷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家庭有238户,占比为22.82%。家庭常住人口均值在3.93,从人口结构上看,主要集中在3人~4人之间。决策者年龄均值为2.91,主要分布于31~40岁及41~50岁两个年龄层次。决策者文化水平度均值为4.55,从分布结构上看,学历按由高到低排布呈现正态分布态势。家庭月收入水平均值为4.01,介于5001~10000及10001~20000元两选项占比合计达到68.64%。家庭持有住房套数主要以1套为主,占比为77.18%,无住房及持有3、4套住房均属于少数占比。具体统计情况见表2。
四、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选取及度量
外部金融环境会决定家庭金融资产的选择范围和配置比例,但即使投资决策者面对同样的外部环境,不同的投资决策者依然会根据自身状况做出不同的投资决策,为了进一步探讨影响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微观因素,在借鉴Rosen(2004)[2]、Guiso(2004)[4]、Clar k(2012)[6]、于蓉(2006)[8]、李涛(2006)[9]、雷晓燕(2010)[11]、段军山(2016)[13]等学者的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际调查数据,选取决策者年龄(age)、决策者文化水平(doe)、决策者职业(pro)、家庭收入状况(fme)、家庭人员数(fp)、持有房产套数(hn)六个因素对赣州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相关变量的度量方法见表1。
(二)居民金融资产选择行Probit模型的构建
研究居民金融资产持有问题,即“持有”和“不持有”风险型金融资产的二元决策问题,故可通过构建Probit模型对该问题进行分析。居民金融资产选择行Probit模型具体表达形式如下:
式(5)中,εi为随机扰动项,服从N(0,1)的标准正态分布。因此,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影响因素的Probit模型可建立为:
式(6)中,prob(Y=1/Xi)是居民“持有金融资产”(即Y=1)的概率。x1,x2,x3…xn为解释变量。α0为常数项,β1,β2,β3…βn为对应自变量的Probit回归系数,εi为随机扰动项,服从N(0,1)分布。根据前文的分析,选择了家庭人员数、年龄、文化水平、决策者职业、家庭收入状况、房产持有数6个解释变量研究赣州居民金融资产持有行为并构建出probit回归模型,各变量的具体说明见表1。
(三)Probit回归结果
以2016年4月在赣州市对居民进行网络问卷调查所获得的1043份有效问卷为数据来源,采用Stata11.0软件的pr obit运算工具对六个变量进行Probit回归分析(回归结果略),从全变量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决策者年龄(age)、决策者职业(Pro)家庭人员数(fp)三项解释变量的P值分别为0.254,0.055,0.175,无法通过变量的显著性检验,为进一步提高模型和变量的显著性水平,故采用逐步回归法对6个解释变量分别进行回归分析,以确定模型最终的解释变量个数,最终Probit模型回归结果见表3所示。
五、结论
(1)在六个设定的主要模型影响因素中,决策者年龄、家庭人口数两个变量在回归模型中不显著,予以剔除,决策者文化水平、决策者职业、家庭收入状况、房产持有数四个变量回归效果较为显著,是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持有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
(2)在决策者文化水平方面,变量Z统计值达到-5.11,显著性检验通过且系数为负(注:文化水平越高,评分越低),即户主受教育水平越高,居民持有风险型金融资产需求的可能性就越大。可能的解释是文化水平高的户主其个人素质和能力均较高,具备较强的接受新事物、风险辨识和学习新技术的能力,能帮助他们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上获取收益,故而有较强的风险型金融资产持有需求。
(3)在决策者职业方面,指标的Z统计值为-2.01,模型的显著性检验通过,其系数为负(注:职业稳定性越高,评分越低)。说明职业越稳定的决策者,其持有风险型金融资产需求的可能性越大。究其原因,职业稳定性越高的职业收入的稳定性越高,对金融资产的抗风险能力更强,因此对风险型金融资产的持有概率更高。
(4)在家庭收入水平方面,指标Z统计值为2.91,模型显著性检验通过,指标系数为正,说明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居民的风险型金融资产的持有需求呈现上升的趋势。原因很大程度是由于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家庭可支配收入更多,居民对于风险投资的需求逐步上升所导致。
(5)在房产持有量方面,指标的Z统计值为4.02,模型的显著性检验通过,且其系数为正,说明家庭房产持有行为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存在正相关性,即房产投资并没有对家庭的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可能的解释有两点:首先,居民在持有房产后,购房压力降低,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促进了金融投资行为;其次,持有房产越多,居民家庭财富积累越大,家庭金融资产投资活动的抗风险能力提高,使该类家庭风险资产金融资产投资需求增加。
参考文献
[1]Guiso,L.,P.Sapienza&L.Zingales.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Financial Developme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4(94):526-556.
[2]Guven C..Reversing the Question:Does Happiness Affect Consumption and Savings Behavior[J].Journal of Economics is Psychology,2012,33(4):29-36.
[3]雷晓燕,周月刚.中国家庭的资产组合选择:健康状况与风险偏好[J].金融研究,2010,(1):31-45.
[4]王刚贞,左腾飞.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5,(12):151-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