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转入国资改革

国企改革转入国资改革（精选6篇）

国企改革转入国资改革 篇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八个月后, 国资委7月15日宣布首批央企改革试点名单, 这意味着国资国企改革打破僵局, 也标志国资国企改革进入顶层设计与试点同步推进的阶段。外界期待, 有关方面能够扎实做好相关试点工作, 为国资国企改革探索出一条新路。

意义——国资国企改革面临诸多难题, 而且相互交织、彼此叠加, 破解难题, 还是要通过深化改革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彭华岗7月15日宣布, 国资委正式启动国资国企“四项改革”试点, 首批试点6家央企名单亮相。

就此次“四项改革”试点的意义, 彭华岗说, 推进“四项改革”试点, 是国资委和中央企业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具体举措。

首先, 通过试点和企业一起探索破解改革难题。国资国企改革面临的难题很多, 而且相互交织、彼此叠加, 破解这些难题, 还是要通过实践, 不断深化和探索, 少走弯路, 规避风险。

其次, 通过试点进一步总结经验。在一些改革的重大问题上, 企业有大量的实践, 试点一方面是完善这些实践, 另一方面也是总结实践经验, 探寻规律。

再其次, 通过试点以点带面, 有序推进改革。企业是改革的主体, 改革的动力也应该来自企业。中央企业都有先行先试的愿望, 开展“四项改革”试点, 也是顺应企业的要求, 发挥试点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当然, 试点一定要按照中央的要求, 依法依规, 稳步实施, 有序推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 国务院国资委专门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目前已召开9次全体会议和5次专题会议, 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重大问题进行研究。据相关负责人介绍, 仅今年上半年, 国务院国资委就至少开了11次会议, 讨论国企改革。这些会议上透露出的信息显示, 新一轮国企改革顶层设计已经基本成型。

目标——把探索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作为主线, 加强试点之间的统筹协调和整体推进

“四项改革”试点的目标是舆论关注的重点, 对此, 彭华岗表示, 开展“四项改革”试点不是搞“盆景”, 也不是搞政策“洼地”, 目的是要试出新体制、新机制、新模式。

据彭华岗介绍, 试点的目标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

第一, 探索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体制模式;探索国资委与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关系;探索授权投资公司经营国有资本后, 投资公司如何提高国有资本的运营效率和效益。

第二, 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有效路径;探索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市场化劳动用工制度和激励约束机制, 探索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

第三, 探索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工作机制, 建立起法人治理完善、激励约束有效、经营管理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

第四, 探索对国企负责人重点监督的纪检监察方式, 增强监督的相对独立性、权威性和有效性, 推动中央企业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

关于如何规范“四项改革”试点, 彭华岗表示, 将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 坚持基本经济制度, 坚守改革底线, 坚决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在彭华岗看来, 推进国资国企“四项改革”试点, 关键是要把探索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作为主线, 加强试点之间的统筹协调和整体推进。同时, 必须更要注意体现不同试点之间的差异化和个性化, 有针对性地研究和探索相应的政策措施, 鼓励各项改革试点能率先突破的就不等不停、先行先试。

步骤——及时把符合条件的企业纳入试点, 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及时把好做法、好经验推广出去

“四项改革”试点出台后, 大家很关注这个问题:为什么是这6家央企?“国资委此次选择的都是工作有基础、试点有条件、近年来改革力度较大、效果较好的企业。”彭华岗说, “符合试点条件的央企不在少数, 但最终只选择了少数企业试点, 也是出于稳步推进的考虑。”

那么, 6家央企应该怎么试?彭华岗给出的答案是:按照5个步骤有序推进。

第一, 统一领导、分工负责。试点工作由国资委改革领导小组统一组织, 成立4个专项小组分别负责组织实施、协调推进和试点企业的指导服务。

第二, 因企制宜、一企一策。由企业提出试点方案, 牵头厅局与试点企业进行对接, 确保可操作、能落实、有突破、出经验。试点企业的方案, 成熟一个、审议一个、实施一个。

第三, 加强指导、大胆实践。取消或下放的审批事项, 率先在试点企业落实到位;试点需要解决的政策性问题, 在不越法律法规“红线”、不碰国有资产流失“底线”的前提下, 多开“绿灯”、少踩刹车。

第四, 总结经验、完善政策。注意总结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 从中提炼出可以指导全国相关改革的可操作办法和制度性安排, 及时完善相关政策文件, 具备条件的及早出台。

第五, 梯次展开、逐步推广。及时把符合条件的企业纳入试点, 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及时把好做法、好经验推广出去, 更好地发挥试点的示范带动作用。

国企改革转入国资改革 篇2

从管资产到管资本, 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到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中, 国企改革的逻辑在升级、路径在拓展。“不谋全局者, 不足谋一域”, 今天的国企改革, 已然与整体性、系统性的改革捆绑在了一起。如何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 注入更强劲的市场活力, 使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 既关系国企基因的优化, 也关系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和成效。

正是在这样的改革语境下, 上海国资国企改革20条的新声初啼, 不仅是地方探索, 也是在为更广更高层面的国企改革探路先行。仔细分析国企改革的“上海方案”, 不乏令人惊喜的亮点, 带来不少深化改革的启示。

其一, 以混合所有制激发正能量。推动地方国企上市, 既可以通过股权多元化的渠道改善公司治理结构, 引进职业经理人等人才资源参与经营管理, 发挥企业家作用, 也为完善地方国企的现代企业制度、引入市场化思维打开了新窗口。

其二, 把国有资本的好钢用在刀刃上。盘活存量, 是去年以来中央反复强调的经济政策。国有企业资本存量巨大, 但在“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管理形态中, 资金使用效率偏低, 甚至不乏违规使用资金的情况。“上海方案”计划用3到5年的时间, 将国资的80%以上集中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设施、民生领域, 既可提高国企存量资金的使用效率, 也使国企资金的使用与国家战略、政策导向实现更高程度的融合。

其三, 厘清身份困惑, 明确发展方向。多年来, 国企该以利润诉求为重还是以公共福祉为重, 一直争论不断。“上海方案”规定, 要明确国企功能定位并按照竞争类、功能类、公共服务类三类实施分类管理。竞争类国企, 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功能类国企, 以完成战略任务或重大专项任务为主要目标;公共服务类国企, 以确保城市稳定运行、实现社会效益为主要目标。不同的目标, 意味着不同的评价体系, 这为国企找对路、做对事提供了基本遵循。

其四, 焕发企业家精神, 促进创新创业。国企改革, 最难改的是人。一直以来, 一些国企负责人“既当高官又拿高薪”。上海此次出台的国资改革意见中, 国企“去行政化”的导向引人注目。全面推行国企领导人任期制契约化管理、合理提高市场化选聘比例、积极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 这一系列举措意在推进市场化导向的选人用人和管理机制。

淡化行政化色彩, 可以把创新精神和市场气息更多引进国企, 更让国企薪酬制度的制定有了更合理依据。此外, 建立鼓励改革创新的容错机制, 无疑在制度上为敢闯敢试、创新创业撑腰鼓劲, 为竞争类国企成长为市场主体提供了坚实舞台。

回首来时路, 国企前进的每一步, 无不以市场化为航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今天, 国企不再是由国家承担无限责任的特殊企业, 而努力变身为与其分量相匹配的市场领军者和改革生力军。上海启动的国资国企改革, 让人对国企改革前景充满了新的想象。当全面深化改革的集合号吹响, 我们需要更多的探索者、行动者,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引的方向, 共同创造国企改革发展的新精彩。

国企改革转入国资改革 篇3

今年8月,广东省委、省政府正式出台实施《关于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及时召开全省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工作会议进行动员部署,开启了我省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的重要征程。

一、把握总体部署,强化使命担当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国资国企改革始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一直高度重视,作出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不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展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指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中央企业负责同志肩负着搞好国有企业、壮大国有经济的使命,要强化担当意识、责任意识、奉献意识,正确对待、积极支持这项改革;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适应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进程,逐步规范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秩序,实现薪酬水平适当、结构合理、管理规范、监督有效,对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这为我省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高度重视,亲自推进。胡春华书记专门听取我省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研究成果汇报,要求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抓住大好机遇,加快推进国资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并注意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监管,做好国有资产评估工作,切实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在今年召开的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又专门强调,要特别重视抓好国有企业改革,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抓手,加大力度推动改革取得重大突破;要在这一轮国有企业改革中,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和壮大一批有竞争力的国有骨干企业,发挥对全省经济的重要支撑作用。朱小丹省长亲自领办省政协重点督办的国有企业改革系列提案,近期专门带队到几家省属国有企业考察调研,强调要在做好顶层设计的同时,发扬广东人敢闯敢试的精神,思想再解放一点,改革力度再加大一点,下功夫解决事关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

近期以来,我省各级党委政府和国资国企系统特别是省国资委,认真学习领会中央精神,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认真起草《意见》稿,同时主动开展试点实践,推动全省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积极进展。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积极探索混合所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开展省属国企与民间资本的对接工作,目前已有近200亿元的项目资产在交易平台上依法依规完成了交易;二是探索“清单管理”的国资监管模式,研究划定政府权责边界,注重防控企业经营风险,最大程度精简出资人审核事项,增强企业自主权;三是推进体制机制创新,选取50家省属国有企业进行试点,一些改革工作主动到位有为。总的来看,全省国资国企系统特别是省属国企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肩负重任、奋发有为,辛勤工作、从严要求,为全省国资国企改革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013年,全省国有企业资产总额44107亿元,比2008年增长155.1%,其中省属企业资产总额8724亿元,比2008年增长84.7%。

但我们也清醒认识到,当前我省国资国企改革发展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一是企业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当前国有企业还没有完全从政府的怀抱中解脱出来,国有企业自身的市场竞争主体地位还不稳固。这里既有历史遗留包袱问题,也有在改革发展过程中过多依赖政府的原因。二是产权多元化改革进展较慢。目前,我省国有全资企业和国有绝对控股企业户数所占比重约80%,资本运作水平有待提升,上市公司平台作用不突出,资产证券化率较低,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融合互补、互促共赢的优势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三是尚未建立长效激励与约束机制。干好干坏没有明显区别,甚至有些企业片面追求速度规模,有些企业虚报经营业绩、瞒报实际亏损。这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极大地制约了国有企业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壮大,必须下大决心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切实加以解决。

总之,省委、省政府在领会贯彻中央精神基础上制定出台的《意见》,明确了我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既强调了广东国资国企改革的系统性和协同性,又突出了改革的关键和重点,是我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各地各部门特别是全体国有企业一定要充分认识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意见》的精神实质,强化使命担当,以强烈的机遇意识、进取意识、责任意识,确保改革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二、把握关键要求,勇于创新实践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各地各部门各企业要坚持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意见》,抓住改革的关键点,落实好改革的时间点,科学谋划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充分体现“快、准、稳、实”的思路与要求。

——体现一个“快”字,就是要抢抓中央全面深化改革、扩大有效投资的政策机遇,充分利用我省推进珠三角地区转型升级和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的大好时机,加快吸引各种市场主体参与我省国资国企改革,把“快改革”与“快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努力促进国有企业加快做大做强。

——体现一个“准”字,就是要深入学习、准确把握好中央和省的有关精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我们要准确理解这项改革,认识到国资国企改革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发展混合所有制是国有企业集团尤其是二、三级企业推进改革最重要的实现形式之一。特别要强调的是,推进这项改革绝非搞“去国有化”和“私有化”,既不是“国退民进”,也不是“国进民退”,而是通过混合所有制的有效形式实现各类资本的融合发展、共赢发展。

——体现一个“稳”字,就是要坚持做到因企制宜、严格规范,严把信息公开、科学论证、合理评估、公开招标、集体决策等5个环节,严防国有资产流失,切实避免急于求成、一哄而上,一卖了之、不顾后果。特别要注意合理评估国有资产,做到既不片面高估,也不有意低估,确保合作双方的合法权益。

——体现一个“实”字,就是要结合各地各企业实际情况,明确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确保国资国企改革真正取得实质成效,决不一味追求比例,决不搞“花架子”,最终体现为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三、把握任务重点,狠抓工作落实

在具体工作中,要切实做到“六个致力”。

(一)致力做大做强,培育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骨干企业。

企业只有做大做强,提升核心竞争力,才能行稳致远。因此,《意见》提出,通过本轮改革,增强改革动力,形成30家左右年营业收入超千亿元或资产超千亿元、初具国际竞争力的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广大国有企业要结合自身优势和需要,积极主动作为,努力做大做强。

一是在承担重大项目中做大做强。主动融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积极参与公平的市场竞争,主动承接轨道交通、高速公路、机场空港、航道码头、电力设施、环保产业、民生事业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二是在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中做大做强。积极与民企、外企、央企等各类型企业强强联合,发挥各自优势,通过引入有实力的战略投资者、实行企业员工持股等方式,共同谋划和建设一批优质项目,以增资扩股的形式增强自身核心竞争力。

三是在资本运作中做大做强。通过市场手段,优化资产配置,以交叉持股、产业链延伸、项目合作等方式,推动国资系统、企业集团内部资源整合,打造优势产业板块。发挥上市公司等平台作用,创新资本运营手段和方式,充分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促进企业加快发展。

四是在投资平台支撑中做大做强。依托各类综合性、专业性投融资平台和产业基金,引导资金投向重大项目,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重大项目融资中的保障作用。同时,积极创新投融资模式,吸纳、整合和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民间资本,构建有利于国有企业做大做强的平台。

五是在“走出去”中做大做强。在强化管控、规避风险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开展境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获取更多关键技术、重要资源、知名品牌和市场渠道。粤海控股、南粤集团等省属国有企业要按照国际化标准经营发展,努力发挥好示范带头作用。

(二)致力因企施策,尽快提出适合本企业的改革方案。

国有企业是这一轮国资国企改革的主体。当前国资国企改革任务重、时间紧,各有关方面要结合自身实际,抓紧谋划和制订有关改革方案,明确阶段目标和重点工作,以创新的精神与机制,抓好各项任务的落实。

一要一企一策推进改革。要从本企业的实际出发,在深入摸清家底的基础上,坚持问题导向,突出规划引领,明确改革的目标、方式、措施,致力解决制约企业改革发展的瓶颈问题。省属企业集团要组织精干力量,尽快制订二、三级企业改革实施方案。

二要坚持试点先行。各类国企要主动开展改革试点,大胆探索实践、创新经营机制,积累经验、作出示范,以点带面推进改革。要设计好改革的容错机制与退出机制,让国企负责人切实解放思想,敢于作为。省国资委领导班子成员要挂点联系,加强指导帮助、协调解决问题。

(三)致力产权多元,推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主要切入形式、有效途径和治理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是国企发展壮大的需要。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推动改制上市、探索员工持股等多种方式,可以提升国有资本控制力和竞争力,有效吸纳、整合和利用社会资源,培育和壮大一批有竞争力的骨干企业。

二是国资体制创新的需要。推动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从管生产经营向管产权增值转变,并以制度创新推动管理理念、技术元素、经营业态、商业模式的改变,有利于建立国企的市场主体地位。

三是国企加强治理的需要。对大量的国有中小企业,减少国资控股、实行产权多元,可以更好地推进企业去行政化,真正建立企业内部有效的决策、经营、监管等运行机制。

四是企业间优势互补的需要。选择一批资产优良、实力雄厚的民企、外企、央企与我省国有企业联合,推动省属国企与市属国企相混合,可以促进社会资本与国有资本对接,相互取长补短,共同激发市场活力。

推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注重把握以下三点:一是探索多种实现形式。根据所处行业、资产规模、骨干队伍等情况,在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职工利益不受损的前提下,探索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多种方式。二是择优引入对象。积极引入真正在市场上干得好、有实力、讲信用的企业,充分利用其在技术、市场、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有针对性地弥补国有企业短板。近期,将召开全省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项目展示大会,进一步开展项目推介及对接。三是注重加强规范管理。合理制定资产评估和公开出让、集体决策等规则,重点在增量上做文章,主要以增资扩股、组成新公司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特别要注意避免把国有资产低估,更不允许借改革之机牟取个人私利。

(四)致力从严管理,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坚持以从严管理为基础,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切实防控投资决策风险、业务经营风险和个人违规风险。

一要加强内部风险管控。加强投资决策和经营管理风险防控,重点是确保资金安全。为加快推进高速公路、铁路、航道、棚户区、污水处理厂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省政府将注入更多资本金,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将同等作为市场主体公平参与竞争。作为国企来讲,对政府资本金的使用应更加珍惜,要切实负起责任,确保保值增值;发挥杠杆作用,通过市场多渠道融资;加强经营管理,进行市场化运作。

二要推行选人用人新机制。探索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对平台性质的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新设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国有企业的新增高级管理人员,积极推行市场化选聘,不拘一格多方选择企业所需人才。

三要建立激励约束机制。一方面,注重完善激励机制,着力解决收入差距过大,激励机制不完善的问题,充分调动企业经营者和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另一方面,注重建立完善约束机制,如严格执行审计制度、重大项目投资审批制度等。关于国企高管收入问题,中央提出了明确要求,全省国资系统要认真学习领会,正确对待、积极支持这项改革。

(五)致力机制创新,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

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机制,不断增强全省国资系统凝聚力,着力提升监管和服务水平。

一要突出出资人职责。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意味着更加强调从出资人的角度加强国资监管。要围绕管好资本、落实出资人责任,提高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要突出分类监管。以落实“监管、报备、奖惩”三个清单为抓手,坚持责权利相统一,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针对准公共性和竞争性两类领域的国企,探索实施分类改革、分类监管。

三要探索建立两类公司。探索组建或改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真正让管资本落到实处。省国资委已着手开展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改革试点,还将研究成立国有资本运营平台,要注意做好板块优化整合,切实避免增加企业行政成本。

(六)致力队伍建设,以良好的作风保障国资国企改革顺利推进。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壮大国有经济,迫切需要建设一支政治觉悟高、工作能力强、廉洁自律严的强有力的国企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当前,国资国企经营管理和干部队伍管理仍有不少薄弱环节,企业负责人中也出现过一些违法违规行为,亟待通过深化改革和强化管理来解决。全省国资国企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企业领导班子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增强四种意识,并身体力行付诸实践:

一是使命担当意识。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和领导人肩负着搞好国有企业、壮大国有经济的使命,要切实把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大局放在思想和工作的首位,并以“人一之、我十之”的精神状态推进实施。

二是责任奉献意识。要切实站在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来看待国有企业改革,始终以高度负责、攻坚克难的干劲,敢于打破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不计个人得失,坚决打好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这场硬仗。

三是创新进取意识。要树立强烈的创新意识,努力适应深化改革形势,适应企业战略需求,适应现代市场变化。特别要强化互联网思维,推动国有企业在投资决策与经营模式等方面加快转变。要勇于接受新形势新挑战,认真遵循市场规律,强化市场主体地位,以质量求生存,以实力求发展,而不能过多依赖政府给予扶持政策和资源。

四是廉洁自律意识。根据中央“八项规定”的总体精神和省委、省政府的各项要求,针对近年审计、巡视工作查出的涉及国企方面的问题,举一反三、建章立制。国企负责人特别是“一把手”要按照以下“6个决不允许”严明行为规范,主动接受监督:1.决不允许未经论证和集体讨论就决定重要项目和大额资金安排。2.决不允许个人和亲属插手国企工程建设项目和物资采购。3.决不允许自己负责的国企与亲属公司进行关联交易。4.决不允许国企财务报表弄虚作假、虚构业绩,套取高年薪等福利待遇。5.决不允许在国资产权交易过程中私相授受。6.决不允许国企奢侈浪费和把个人消费交由企业报销。省国资委要对有关事项和标准进一步明确界定,分类强化管理,抓好监督落实。

国企改革转入国资改革 篇4

如何在接下来的改革进程中抓住关键性环节“动刀”, 进而促使现代企业制度的真正建立?苗圩从六个方面提出了要求。最基本的思路是,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以完善公司法人制度为基础, 以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基本要求”。

在此基础上, 首先须理顺出资人、决策人和经营管理人的关系, 形成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各负其责、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在致力建设法人治理结构的基础上, 还须继续深化股份制公司制改革。推动具备条件的国有大型企业实现整体改制上市或主营业务上市, 不具备整体上市条件的要加快股权多元化改革, 有必要保持国家独资经营的也要加快公司制改革。

其次, 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制改革的角度来看, 须尽快完善国有资本合理流动机制, 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 允许企业员工持股。

第三个方面, 苗圩聚焦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上, 透露将继续推动履行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部门与企业脱钩, 实现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并健全国家出资企业投资管理、财务管理、产权管理、风险管理等专项管理制度, 健全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制度。

国企改革转入国资改革 篇5

一、国资管理体制改革的几个方向

1.国资部门方案

根据国资部门的方案, 职能强大、权力广泛的国资委将被拆分成具有不同功能的国有资本管理体系, 从管理资产向管理资本过渡, 逐步淘汰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管理模式。在国资部门的方案中, 国资委拥有双层管理权限, 一个是对国有企业的直接监管, 一个是通过管人、管事、管资本来对国有企业进行监管。

对于国资监管的具体框架, 国资委认为应当以大型国有企业为基础, 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由这些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履行出资人代表职能, 而国资委则对这些公司的核心成员进行直接接管。由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 因此, 应由中央政府代表国家切实担起出资人的职责, 新组建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实质上担任的是一种“配角”角色。鉴于很多主营业务突出的国有企业, 其集团总部本身既是一个管理总部, 又是一个国有资本投资运行总部, 这两个方面很难区分, 因此, 国资委的方案实际上对利益格局的变动并不大。

2.财政部门方案

财政部门认为, 应当削弱国资委的出资人代表职责, 强化所组建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职责, 由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来履行出资人职责, 国资委只履行监管者职责。而财政部门则与相关职责部门共同制定资本管理、动态调整、支出管理等方面的法规、政策。

财政部门还提出, 把“管资本”作为改革的主要方向, 要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以股东的身份来参加国有资本投资运作等活动, 把现有特大型中央企业集团进行分类, 具体分为一般竞争类和公共保障类的公司, 并且再进行细致化分类。在以往, 我国采用国家统一管理、分级进行管理的模式, 国务院代表国家对国有资产行使所有者职能。而依据财政部门的方案, 财政部门、相关部门共同实施管理职能, 有利于企业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产权归属, 从而形成多元投资主体, 全面规范法人治理结构。

二、国资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的比较及建议

1.国资部门方案的实施难度及效果

近年来,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国有企业中的部分深层问题逐渐显露出来, 如政企不分等现象屡见不鲜。

国资部门的方案主要是以现有大企业集团为基础建立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建立两个机构的国资监管方案。总体来说, 国有资产运营公司主要是基于国企集团公司而组建, 所涉及的利益调整相对会少一些, 因而其实施难度也较小, 这会很大程度上降低国资改革推进难度, 但相应的, 其改革效果也可能不够明显。

同时, 因为国资委方案对国资委自身和央企的改动有限, 不敢触及更多的利益团体, 因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资产监管和国有企业经营的深层问题。当前, 很多大型国企没有进行真正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造, 始终抱着传统观念在运营, 如果不在这一方面进行深层次的改革, 就很难真正实现对国有资产的有效管理。

2.财政部门方案的实施难度及效果

我国的经济、政治制度决定了国企既要执行经济职能, 又要执行政治职能, 如果国企追求政治职能而忽视经济职能, 就会失去经济基础, 成为无根之萍。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来看, 财政部的方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很多西方发达国家都在采用这种监管方式, 该方式能有效解决国资委职能定位不清、国有企业出资缺位等问题。

但是, 该方案同样也存在一些不足, 例如其涉及的利益关系调整比较复杂, 实施难度很大等。将国资委定位为专业监管者, 而不是出资人代表, 政府的相关职能和组织结构划分就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而面对数量众多、规模庞大的大型的中央企业, 这种大规模的政府调整是不太现实的。其次, 由于我国的国情, 我国的国有资产与世界众多国家的国有资产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如果在现有央企集团公司之上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则投资运营公司的经营风险会变得很大, 大规模的行业重组也会危及我国特定行业的产业安全, 风险不容忽视。

3.关于对国资管理体制的监督

所有人缺位是以往国有资产监管的突出问题, 也是国有资产监管不到位的主要制约因素, 这一问题的存在使得国有资产出现的任何损失都要由国家来承担。其次, 在对国资管理体制进行监督时, 一般会对总资产指标进行衡量, 但定量标准依旧不够精确, 因此, 有必要在核定企业总资产规模的基础上明确国有资产“多”和“少”的精确指标;最后, 政府可以用市场化手段加强对国企经营者的监督, 拓宽国有资本监管的层次, 丰富国有资产监管的结构, 实现监管方式的转变, 尤其是要将全面经营性国有资产纳入监管范围。

三、结语

随着市场环境的转变及新经济形势的到来, 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而国有资产作为国有企业的核心财富, 其管理效率、水平都是影响国有企业未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这一背景下, 我们有必要深入探讨国有资产改革的不同方案, 择优去劣, 统筹全局, 为国有资产的管理出谋划策, 确保国有经济的健康发展, 维护国民经济的稳定。

摘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 社会各界对国资国企改革的关注度大大提高,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相关决定, 当前的国资委、国有企业间将会有一个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加入到其中, 从而形成三层次的纵向关系。针对此改革, 相关部门也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具体建议方案, 以强化本部门对国资的管理。鉴于此, 本文研究了国资管理体制的改革方向, 比较了相关提议的优缺点, 希望能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出良好的建议, 促进国资管理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关键词：国资管理体制,改革方向,改革举措

参考文献

[1]郑小玲.构建福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模式的实践与探索[J].当代经济管理, 2010, (12) :68-72.

[2]陈少晖, 廖添土.近年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研究问题的讨论与反思[J].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3, (9) :26-30.

[3]宋立.深化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主要任务与改革重点 (总报告) [J].经济研究参考, 2009, (26) :2-27.

国企改革转入国资改革 篇6

企业如果在资产负债率较高、现金流紧张不足的情况下仍持续进行大规模投资, 超越现有的财务投资能力, 极有可能会加大财务风险, 甚至陷入财务危机。今年来, 各行业“巨无霸”企业因超越财务投资能力进行投资最终陷入财务危机 (甚至破产) 的实例屡见不鲜。如曾经国内最大的PTA企业——浙江华联三鑫在资金链紧张的情况下仍进行大规模投资而破产清算;曾经世界最大的光伏生产企业无锡尚德也因超现金流能力投资导致到期无法偿债, 最终被迫破产重整。

企业生产性质的投资机会与风险并存, 一方面, 如果不进行生产投资或是投入较少, 无法从市场取得更多的收入;另一方面, 如果资产负债率较高, 并且现金流紧张, 企业举债进行大规模投资, 由此加大财务流动性风险。那么, 如何确定合理的投资规模以避免财务风险过大, 这就需要通过投资能力预测 (投资额最大值) 以约束投资规模。

然而, 国资国企改革背景下, 传统的以现金流恒等式为逻辑起点的投资能力预测无法考虑央企集团变革的因素, 逐渐变得不够全面、实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 针对国有资产、国有企业的改革不断深化。改革对于大型国有企业集团 (尤其是央企集团) 影响深远。

首先, 通过集团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实现资本集中管控。央企集团实际成为控股公司, 主要功能为并购重组、资本运作与投资融资。

其次, 集团生产经营功能主要由子公司实现, 由此增强了集团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的自主权。

再次, 整个央企集团中内部资本市场实现集团资金安排的功能日渐凸显;最后,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原央企集团层面统一协调优化集团产业战略与业务布局, 央企集团中投资决策不合理、集团产业协同不足导致的重复建设与内部竞争等问题将得到改善。

区别于以往研究与实务探索, 本文的独特贡献在于:基于国资国企改革的新背景, 并结合最新的投资理论, 研究央企集团的投资能力预测问题。为改革导向下的央企集团“如何确定合理的投资规模以避免高财务风险”提供参考与借鉴。全文布局安排与目的功能如下: (1) 引言:提出问题与理论、现实背景, 点明本研究的独特贡献; (2) 已有研究评述:回顾现有央企集团实务中有代表性的投资能力预测方法, 依据相关投资理论辩证评述现行实务方法; (3) 投资能力预测的改进与创新; (4) 研究结论。

2 已有研究评述

本部分从以下两方面展开: (1) 回顾现有央企集团实务中有代表性的投资能力预测方法; (2) 依据相关投资理论辩证评述现行实务方法。现有央企集团实务中普遍使用的投资能力预测方法是以现金流恒等式为逻辑起点, 在给定资产负债率、预计销售收入、目标利润率下 (不考虑现金存量的情况下) 根据现金流恒等式逆推出投资能力, 即“投资能力=经营活动现金流净流量+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入+筹资活动现金流净流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根据投资规模约束等理论, 实务中现行给定资产负债率、预计销售收入、目标利润率的投资能力预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Myers and Majluf (1984) 提出:信息不对称导致外部资金成本高于内部资金成本。企业投资支出更多地依据企业内部现金流制定。企业在确定投资规模时, 需要考虑资金使用效率与财务风险, 限制投资规模。Tinbergen (1938) 认为:企业投资受限于预期利润。预期利润高的企业更倾向于更多的投资。结合中国企业特殊情况, 陆正飞 (1996) 指出中国企业普遍存在过度负债以投资的情况, 故此投资时需要依据负债水平约束投资规模。

然而, 实务中普遍使用的投资能力预测方法将不再适用于国资改革背景下的央企集团。同时, 该投资能力预测方法也忽略了实务中存在的诸多非财务因素。因其未考虑内部资本市场、集团产业战略协同、集团与控股子公司不同的职能分工等因素变化, 预测出的投资能力与实际相差较远, 也远远落后于投资决策者行为的发展变化。

(1) 行为投资理论将行为学、心理学等学科与企业投资相结合, 认为投资决策者自信、谨慎、从众等心理可能影响投资行为与实际的投资能力。Scharfstein and Stein (1990) 认为管理层投资决策存在从众行为。Malmendier and Tate (2005) 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层更倾向于更大规模更频繁地投资。

(2) 利益相关者外在的压力也会影响企业投资能力。Jen sen (1986) 提出举债因素能够有效制约公司投资规模。Baker, Stein and Wurgler (2003) 研究发现:融资约束越高, 企业投资规模对股价波动越敏感。换言之, 悲观投资者情绪会通过股市制约管理层决策, 制约投资能力。

(3) 其他的诸如的分配现金股利 (Jensen, 1986) 、独立董事与机构投资者等治理因素 (Richardson, 2006) 、内部资本市场 (Stein, 1997;陈胜蓝等, 2014) 等都能制约投资能力。现有央企集团实务中普遍使用的投资能力预测方法过于局限于财务视角, 且不适用于国资改革背景下的央企集团, 与实际投资能力相差较大。实务中对于“基于国资改革背景与实务管理视角的央企集团投资能力预测”的需求日渐突出。

3 投资能力预测的改进与创新

不同实务做法与理论对投资能力本身的界定不同, 本研究无法穷尽影响投资能力的因素, 只是试图探索国资改革背景下考虑重要实际影响因素的更实用的投资能力预测方法。另外, 本研究提出的方法仅为思想框架, 并非计算模型, 旨在为央企集团实务提供更全面、更实用的投资能力预测的思考角度。

3.1 投资能力预测的逻辑公式推导:央企集团实务中的现行方法

实务中普遍使用的投资能力预测方法是由现金流恒等式逆推出投资能力 (投资最大限额) , 原始公式如下:

预期投资能力=预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净流量+预期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入+预期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预期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公式 (1) 。

考虑上期现金存量, 预期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没有实质的财务意义, 因此, 实务中通常将原始公式 (1) 修正为:

预期投资能力=预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净流量+预期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入+预期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预期期初现金持有量-预期期末现金持有量, 公式 (2) 。

在给定资产负债率、预计销售收入、目标利润率的约束前提下, 欲得出投资能力 (投资最大限额) , 需要将公式 (2) 左右两边取极值, 得到公式 (3) :

预期投资能力= (预期收入*目标净利润率+预期折旧摊销-预期净营运资本增加量+预期利息费用化部分+预期长期资产处置损失+预期公允价值变动损失+预期投资损失) +预期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入+ (目标资产负债水平下预期权益与债务筹资流入-预期债务本息偿还-预期现金股利支付) +预期初现金持有量-预期末现金持有量

3.2 投资能力预测的改进与创新:基于国资改革下央企集团变化与其他因素

第一步改进:国资国企改革后的央企集团中, 集团公司实际成为控股公司, 实现并购重组、资本运作与重大投资融资, 而生产经营集中在子公司。虽然重大投资决策权在集团公司, 但是生产经营性质的投资 (而非股权投资) 需求实际源自经营实体子公司。

因此, 预期投资能力时需要区分主体是集团公司 (股权投资等) 还是其控股子公司 (生产经营投资) 。改进的投资能力预测方法中的部分考虑因素需要区分不同的预测主体, 尤其对于内部资本市场因素来说。原因在于:改革后的央企集团中, 内部资本市场实现集团资金安排的功能日渐凸显。

一方面, 集团可以通过内部资本市场调配帮助成员企业 (通常是控股子公司) 获取更多的投资资金 (Stein, 1997;王化成, 2011) ;另一方面, 也可以通过非正常关联将子公司资金调出用于自身或其他子公司更优的投资项目 (陈胜蓝等, 2014) 。

另一方面, 国资改革后, 集团将统一制定集团产业战略与业务布局以实现产业协同效应。故此还需从集团产业协同出发控制投资规模。综上所述, 需要在预测公式的右边加入“内部资本市场配置资金 (调入为正, 调出为负) ”, 并且以集团产业协同所允许的最大投资额来限定投资能力得到改进后的公式 (4) :

预期投资能力计算值= (预期收入*目标净利润率+预期折旧摊销-预期净营运资本增加量+预期利息费用化部分+预期长期资产处置损失+预期公允价值变动损失+预期投资损失) +预期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入+ (目标资产负债水平下预期权益与债务筹资流入-预期债务本息偿还-预期现金股利支付) +预期初现金持有量-预期末现金持有量+内部资本市场配置资金

第一, 当预期投资能力计算值<集团产业协同所允许的最大投资额时:

预期投资能力=预期投资能力计算值

第二, 当预期投资能力计算值>集团产业协同所允许的最大投资额时:

预期投资能力=集团产业协同所允许的最大投资额

第二步改进:公式 (4) 所预测的投资能力是投资的最大额度, 然而集团还需要重视保证持续经营能力与应对财务风险的能力 (李焰等, 2007;吴战篪等, 2013) 。保证可持续的财务能力首先需要保证持续经营的能力与适当的财务弹性。葛家澍等 (2008) 指出:财务弹性是指公司利用现金数额与时间分布的弹性应对现金意外需求的能力。

故此预测投资能力时需要加入应对意外资金需求因素, 即加入一定的弹性现金储备。同时, 持续的财务能力还包括持续的投融资能力。企业不能为了一次投资将全部剩余资金耗尽, 而错过了未来意外的投资机会。这部分因素已在弹性现金储备中体现。

本研究的弹性现金储备不仅包括应对财务风险的安全现金储备, 并且考虑了财务机会的积极现金储备。另外, 在确定为投资进行融资的方式与规模时, 需要权衡利弊。例如:不分配现金股利为投资节约资金也减少了股权融资的机会。预测中还需要考虑将融资相关因素取可持续的合理值 (通常小于最大值) 以保持持续融资能力。得到公式 (5) :

预期投资能力计算值= (预期收入*目标净利润率+预期折旧摊销-预期净营运资本增加量+预期利息费用化部分+预期长期资产处置损失+预期公允价值变动损失+预期投资损失) +预期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入+ (目标资产负债水平下预期权益与债务筹资最大流入-持续融资能力储备-预期债务本息偿还-预期现金股利支付) +预期初现金持有量-预期末现金持有量+内部资本市场配置资金-弹性现金储备

第一, 当预期投资能力计算值<集团产业协同所允许的最大投资额时:

预期投资能力=预期投资能力计算值

第二, 当预期投资能力计算值>集团产业协同所允许的最大投资额时:

预期投资能力=集团产业协同所允许的最大投资额

第三步改进:到公式 (5) 为止, 投资能力预测囿于传统财务指标的框架内, 并不能考虑实际投资中的非财务因素。借鉴行为投资理论, 预测方法还需要构建非财务指标的因素群以更贴近于实际情况。

管理层 (投资决策者) 自信、谨慎、从众等心理可能影响投资行为 (Malmendier and Tate, 2005;Scharfstein and Stein, 19 9 0) 。股市投资者情绪等利益相关者因素 (Baker, Steinand Wurgler, 2003) 、独立董事与机构投资者等治理因素 (Richardson, 2006) 、政治关联等也会影响企业投资规模。

考虑到以上非财务因素的影响, 本研究无法将其穷尽, 这些因素多为财务框架之外的因素 (非财务因素也可能是部分财务因素的函数) , 可以通过构建逻辑函数的方法加入公式, 得到公式 (6) :

预期投资能力计算值=[ (预期收入*目标净利润率+预期折旧摊销-预期净营运资本增加量+预期利息费用化部分+预期长期资产处置损失+预期公允价值变动损失+预期投资损失) +预期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入+ (目标资产负债水平下预期权益与债务筹资最大流入-持续融资能力储备-预期债务本息偿还-预期现金股利支付) +预期初现金持有量-预期末现金持有量+内部资本市场配置资金-弹性现金储备]*非财务因素影响系数函数 (管理层心理与行为偏好, 利益相关者因素, 治理因素, 政治关联……)

第一, 当预期投资能力计算值<集团产业协同所允许的最大投资额时:

预期投资能力=预期投资能力计算值

第二, 当预期投资能力计算值>集团产业协同所允许的最大投资额时:

预期投资能力=集团产业协同所允许的最大投资额

4 结语

本文以现金流恒等式为逻辑起点并在国资国企改革背景下, 研究央企集团投资能力预测问题并构建了新预测公式。区别于实务中已有的投资能力预测方法, 本文不仅考虑了国资改革背景下集团与成员企业关系、内部资本市场、集团产业协同等新影响因素, 还从持续财务能力、管理者行为、利益相关者等维度改进预测方法, 使预测的投资能力与实际情况更相符。

研究提出的方法仅为思想框架, 并非计算模型, 旨在为央企集团实务提供更全面、更实用的投资能力预测的思考角度, 为改革导向下的央企集团“如何确定合理的投资规模以避免高财务风险”提供参考与借鉴。另外, 本研究提出的新预测方法还有待国资改革后的央企集团进行验证。部分因素诸如价值创造、商业模式等因素未纳入考虑, 使得公式与方法本身存在不足。

参考文献

[1]陈胜蓝, 王琨, 马慧.集团内部资金配置能够减少公司过度投资吗[J].会计研究, 2014 (3) .

[2]葛家澍, 占美松.企业财务报告分析必须着重关注的几个财务信息——流动性、财务适应性、预期现金净流人、盈利能力和市场风险[J].会计研究, 2008 (5) .

[3]吴战篪, 李晓龙.企业集团资金安全预警体系研究[J].会计研究, 2013 (2) .

[4]Malmendier, U.and G.Tate.2005, CE O0verconfidence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Journal of Fi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