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国企改革实施方案

国资国企改革实施方案（精选8篇）

国资国企改革实施方案 篇1

国资国企改革方案

1会议简介

上海国资国企改革20条于2013年12月17日在上午举行的上海市深化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工作会议正式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即“上海国资国企改革20条”），以下为本社在会议现场获得的文件全文。

2会议背景

上海国资国企改革20条主要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加强党对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领导，营造鼓励改革创新的良好环境，推动国资国企成为上海加快推进“四个率先”、加快建设“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重要力量，现就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提出如下意见。

3会议内容

一、进一步深化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和指导思想

(一)重要意义。上海国资国企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深化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必然选择，对上海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对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也具有积极影响。近年来，上海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坚持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全力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国资监管体系基本确立，国资布局结构不断优化，国有企业竞争力明显提高，国有经济实力得到增强。

但是，国资监管体制机制仍需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改革动力和发展活力仍需进一步增强。当前，上海面临改革开放的新机遇和新型发展的新挑战，已经到了没有改革创新就不能前进的阶段。上海国资国企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抓住国家推进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机遇，更加主动地承担起推动上海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坚持提升发展、开放发展、创新发展、内涵发展、和谐发展，为上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坚持开放促改革、改革促发展，以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为导向，以深化国资改革带动国企改革为着力点，以推进开放性市场化重组为途径，积极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提高国有企业活力和国有经济整体竞争力，促进国有经济与其他所有制经济共同繁荣，实现上海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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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国企改革实施方案 篇2

从管资产到管资本, 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到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中, 国企改革的逻辑在升级、路径在拓展。“不谋全局者, 不足谋一域”, 今天的国企改革, 已然与整体性、系统性的改革捆绑在了一起。如何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 注入更强劲的市场活力, 使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 既关系国企基因的优化, 也关系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和成效。

正是在这样的改革语境下, 上海国资国企改革20条的新声初啼, 不仅是地方探索, 也是在为更广更高层面的国企改革探路先行。仔细分析国企改革的“上海方案”, 不乏令人惊喜的亮点, 带来不少深化改革的启示。

其一, 以混合所有制激发正能量。推动地方国企上市, 既可以通过股权多元化的渠道改善公司治理结构, 引进职业经理人等人才资源参与经营管理, 发挥企业家作用, 也为完善地方国企的现代企业制度、引入市场化思维打开了新窗口。

其二, 把国有资本的好钢用在刀刃上。盘活存量, 是去年以来中央反复强调的经济政策。国有企业资本存量巨大, 但在“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管理形态中, 资金使用效率偏低, 甚至不乏违规使用资金的情况。“上海方案”计划用3到5年的时间, 将国资的80%以上集中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设施、民生领域, 既可提高国企存量资金的使用效率, 也使国企资金的使用与国家战略、政策导向实现更高程度的融合。

其三, 厘清身份困惑, 明确发展方向。多年来, 国企该以利润诉求为重还是以公共福祉为重, 一直争论不断。“上海方案”规定, 要明确国企功能定位并按照竞争类、功能类、公共服务类三类实施分类管理。竞争类国企, 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功能类国企, 以完成战略任务或重大专项任务为主要目标;公共服务类国企, 以确保城市稳定运行、实现社会效益为主要目标。不同的目标, 意味着不同的评价体系, 这为国企找对路、做对事提供了基本遵循。

其四, 焕发企业家精神, 促进创新创业。国企改革, 最难改的是人。一直以来, 一些国企负责人“既当高官又拿高薪”。上海此次出台的国资改革意见中, 国企“去行政化”的导向引人注目。全面推行国企领导人任期制契约化管理、合理提高市场化选聘比例、积极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 这一系列举措意在推进市场化导向的选人用人和管理机制。

淡化行政化色彩, 可以把创新精神和市场气息更多引进国企, 更让国企薪酬制度的制定有了更合理依据。此外, 建立鼓励改革创新的容错机制, 无疑在制度上为敢闯敢试、创新创业撑腰鼓劲, 为竞争类国企成长为市场主体提供了坚实舞台。

回首来时路, 国企前进的每一步, 无不以市场化为航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今天, 国企不再是由国家承担无限责任的特殊企业, 而努力变身为与其分量相匹配的市场领军者和改革生力军。上海启动的国资国企改革, 让人对国企改革前景充满了新的想象。当全面深化改革的集合号吹响, 我们需要更多的探索者、行动者,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引的方向, 共同创造国企改革发展的新精彩。

国资国企改革实施方案 篇3

珠海国资改革方案上报

珠海市国资委主任吴爱存近期做客珠海政府网，就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这一主题，与网民即时交流互动，回答网民关心的问题。

吴爱存表示，这几年市属国有资产规模和收入规模一直名列全省地市级城市前三。到2013年底，共有市属国有企业14家，资产总额3，080亿元，国有权益583亿元，2013年实现销售收入1，424亿元，利润总额142亿元，归属国有净利润26亿元，市属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全面增强。

珠海国有经济成绩显著，但还是存在差距和不足。如战略布局结构不够合理，企业发展不平衡，行业分布不均衡，国有资源分散;部分企业战略不清晰，盈利能力差，人才缺乏;国资监管体制机制也有待进一步完善。吴爱存表示，经过近一年的调研、起草，广泛听取意见，反复修改，最近已经完成了《中共珠海市委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创新的意见》的起草工作，已上报市委、市政府，近期即可正式出台，相关的改革配套政策方案也正在积极推进。

吴爱存指出，珠海市国资国企改革创新工作一直没有停步。除国资国企改革创新意见、配套改革方案等顶层设计取得阶段性进展外，还取得4个方面的新的进展：

一是指导企业制定发展战略规划。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市管企业高端谋划，编制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市属国企“五年大跨越”发展战略和规划纲要。下一步，将按照“一企一策”、“成熟一个、实施一个”来推进实施。

二是积极推进国有资本运作。今年一家市管的企业集团成功收购上市壳资源，为下一步集团资产上市、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了有益尝试，这是增量部分。金控公司通过增资扩股、股权收购，取得了收购的证券公司的控股权和期货公司的全部股权。

三是金融平台搭建初见成效。通过与社会资本、民间资本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发起设立、收购了金融租赁、财产保险、村镇银行、消费金融、公募基金管理、融资租赁和保理等专业金融牌照，搭建了广东金融资产交易所、横琴新区稀贵商品交易中心、横琴煤炭交易中心、南屏村镇银行等各类交易平台。筹建成立了创业投资、产业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多个基金，撬动了大量民间资本参与金融创新。

四是改革试点工作有序推进。今年初启动的格力集团改革重组工作，吸引了国内外知名企业和机构的关注，目前正计划积极推进。金控公司探索市場化选人用人、珠海港（行情，问诊）信息公司探索内部员工持股等试点也在积极推进。

目标明确 国资改革再起航

2000年以来，珠海国企已经历了两轮大的改革。第一轮使上千家国有企业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面达到80%，第二轮改革则是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了调整，26家企业战略重组成13家。经过前两轮改革，80%的经营性资产已进入上市公司，这些混合所有制企业，撬动了14倍的社会资本。应该说，市场化程度也比较高。同时，在国资监管方面，政府也制定了40多项国资监管制度，在董事会建设、考核评价、投资管理、审计监督、全面预算管理等方面，一直走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前列。有部分投资者一度表示，珠海国企改革空间和资源可能有限。

不过珠海市国资委主任表示，目前珠海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的加速期、城市功能的提升期和综合实力的跨越期，面临着经济总量偏小，结构性问题突出，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传统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珠海国有经济还要继续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

随着横琴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港珠澳大桥顺利建设，珠海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期。这就需要珠海市国资国企要坚定改革信心，通过改革要动力，向改革要活力，以更新理念、更强决心、更大力度深化改革创新，用互联网思维创新理念，推动企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提升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使国有资本更好地为珠海城市发展服务，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新跨越。

首先，国资布局要实现“四个集中”。国有资本实现进一步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设施与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和优势产业集中。

其次，国企实力要实现“四强四优”。自主创新能力强、资源配置能力强、风险管控能力强、企业人才队伍强;经营业绩优、公司治理优、布局结构优、企业形象优。

再者，社会贡献要实现“四个提升”。城市建设支撑功能要提升，优势产业带动辐射功能要提升，战略新兴产业引导功能要提升，民生服务保障功能要提升。

国资国企改革实施方案 篇4

据国资委网站消息，国资委副主任黄书和今天强调，要着力做好五件事。一是认真准备国资国企改革方案，争取三中全会后尽快出台，形成上下联动的改革局面。二是高度关注地方机构改革中地市级国资委的机构设置和职能定位，防止出现体制弱化和倒退。三是积极推动地方综合性立法，完善地方国资监管体制。四是加大地方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五是加强县级国资监管机构建设。

全文如下：

为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在全国国资监管政策法规暨指导监督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国资委副主任、党委副书记黄淑和（2013年10月20日）同志们：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国资委系统“一五三”发展战略，总结政策法规和指导监督工作情况，分析当前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对这次会议高度重视，党委书记张毅同志要求认真组织开好这次会议，继续把政策法规和指导监督工作推上一个新台阶。下面，我讲四点意见。

一、国资监管政策法规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和明显成效

五年多来，各地国资委紧密围绕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大局，切实加强政策法规工作，勇于开拓，锐意进取，取得了新的进展和成效。

（一）立法工作全面推进，法律规范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

截至今年6月底，国务院国资委制定的现行有效规章27件、规范性文件297件，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共出台地方国资监管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3400多件，立法工作迈出新步伐。推动体制完善的地方立法取得新突破。各地国资委坚持党的十六大确立的改革方向，运用多种立法形式，不断推动完善本地区国资监管体制。湖北、山东先后出台本省《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条例》，进一步明确国资委的机构性质和全覆盖监管职责，积极探索以地方性法规推动体制完善。天津市政府印发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工作方案，大力推动“大资源、大配置”的统一监管模式。浙江省政府制定《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法》，统一本地区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制度。山西、辽宁、内蒙古、河北、福建、江西、云南等地国资委陆续完成国资监管条例起草，积极推动出台有关地方性法规。

加强国资监管的制度探索取得新进展。各地国资委深入总结实践经验，探索监管规律，出台了一大批国资监管制度规范。重庆、厦门、宁波等地国资委适应企业国有资产向境外扩展的发展需要，及时制定境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法。北京市国资委根据国有资产向子企业延伸的特点，研究出台《重要子企业重大事项管理办法》。贵州、新疆兵团等地国资委积极探索股权多元化背景下出资人的履职方式，制定了履行多元投资主体公司股东职责的有关办法。上海市国资委及时出台有关内幕信息管理办法，主动规范国资委成为上市公司股东后的相关行为。河北、四川、海南等省国资委出台指导监督实施办法，进一步明确指导监督的机制、内容和途径。

促进国企改革发展的立法得到明显加强。各地国资委加快国企改革发展的立法步伐，切实推动企业完善治理结构、提升核心竞争力。广东、天津、上海等省市加强国企改革顶层设计，出台有关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本地区深化国企改革的总体目标、基本路径和具体措施。陕西省国资委大力推进股权多元化改革，出台《关于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指导意见》，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国企改制重组。北京、青海等地国资委制定一系列董事会建设文件，大力提升董事会规范运作水平。安徽、深圳等地国资委通过制定自主创新奖励扶持办法，引导激励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增强内生发展动力。云南省国资委下发《省属企业转方式调结构科学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企业优化产业、产品和经营结构，促进企业加快转型升级。

（二）法律审核工作扎实有效开展，依法行权履责水平进一步提升。

五年来，各地国资委根据出资人机构行权履责的新情况、新特点，不断拓展法律审核的广度和深度，着力加强机关法律风险防范。

行权履责的法律审核机制逐步健全。河北、辽宁等省国资委进一步树立“决策先问法、违法不决策”的法治理念，制定出台重大事项法律审核办法，明确法律审核范围、机构和程序。大连市国资委出台公司章程管理办法，对章程的制定、修改、审核、备案等，实现全流程规范管理。上海市国资委区分企业类别制定章程范本，增加选择性条款，既强调章程的统一规范，又兼顾了不同企业的个性化、差异化。湖北省国资委每年对200多件股东（大）会、董事会表决意见进行法律审核，为体现出资人意志提供了法律保障。西藏自治区国资委在接收政府部门所属企业工作中，深入开展法律论证，认真拟定整体划转协议及相关方案。河南省国资委通过制定煤炭企业兼并重组合同范本，有效规范和保障省管煤炭企业的调整重组。新疆、吉林等地国资委组织常年法律顾问，深度参与需要出资人审批的企业重大事项的法律审核，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优势。

机关法律风险防范得到进一步加强。各地国资委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和机关合规文化建设，积极探索建立事前防范与事后补救相结合的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天津、辽宁等地国资委全方位排查机关行权履责的法律风险，杜绝“风险死角”，并对各个风险源点逐一提出防范措施。福建省国资委依法开展各类审批事项清理，将其中16项出资人审批事项改由企业自主决策。内蒙古自治区国资委建立了委主任授权委托书制度，确保授权委托的内容、形式均依法合规。深圳市国资委针对信访领域案件多发现象，加大法律咨询和审核把关的力度，有效化解信访工作的涉诉风险。五年来，各地国资委共发生诉讼、复议案件120件，目前已经结案100件，绝大部分案件得到及时妥善处理。

（三）地方国有重点企业法制工作推进力度加大，法律风险防范机制进一步健全。五年来，各地国资委深入推动落实地方国有重点企业法制工作第二个三年目标，取得了积极成效。据初步统计，全国省级国资委监管的906户出资企业中，设置法律事务机构的有732户，占81%；建立总法律顾问制度的有478户，占53%。建立重要规章制度、经营决策和经济合同法律审核制度的比例，分别为80%、94%和85%。广东、上海、陕西等十几个省市还主动实施了本省企业法制工作第三个三年目标。

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稳步推进。山东、山西、重庆、宁夏、青岛等11个省市中，省级国有重点企业全部建立总法律顾问制度。北京、山东等地总法律顾问制度进一步向重要子企业延伸。江西、湖北、安徽、海南等省国资委明确将总法律顾问纳入企业领导班子，列入企业领导人员职务名称表。据统计，全国共有432户省属国有企业，明确制定总法律顾问相关办法或将总法律顾问制度写入公司章程，为总法律顾问有效履职、发挥作用提供制度保障。江西、湖南、辽宁等省国资委组织总法律顾问述职，进行考核评价。

企业法律业务的指导工作逐步深入。湖北省国资委出台法律审核管理办法，规定企业重大决策必须进行法律风险评估论证，出具有关法律意见书。上海市国资委制定国有企业法务管理工作指引，指导企业加强合同管理和重大事项法务管理。四川、江苏等省国资委深入组织监管企业开展法律风险排查清理，指导夯实法律风险防范的基础。天津市国资委组织监管企业与中央企业开展对标，大力提升法制工作水平。湖南、江西等省国资委还将企业法制工作情况纳入经营业绩考核范围,强化法律风险防范的硬约束。

企业重大法律案件协调不断加强。河北、新疆等地国资委积极协调化解标的金额大、法律关系复杂、历时较长的积案，帮助企业化解风险、减少损失。内蒙古自治区国资委通过协调“拨改贷”转为国家资本金有关案件，争取有关部门出台政策，达到“协调一起、杜绝一批”的良好效果。福建省国资委对监管企业之间的纠纷，坚持“先协调后诉讼”，减少纠纷处理成本。不少地方国资委还注意总结协调个案的经验，完善有关制度机制。广西自治区国资委建立了与有关机关共同化解国有企业涉诉纠纷案件的协作机制。黑龙江省国资委有效整合法律资源，组织监管企业法律顾问集体会商重大纠纷案件，形成案件协调的合力。

五年来，各地国资委在开展政策法规工作中，始终坚守职责定位，抓住重点、突破难点，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法规体系进一步完善，出资人依法行权履责水平进一步提升，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进一步健全，为国资国企改革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里，我代表国务院国资委向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的工作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和薄弱环节。一是部分地方国资委政策法规工作站位不够高、定位不够准、作用发挥不够充分，个别地方还出现了政策法规工作职责被分散化的现象。二是地方国资监管立法工作的规划、协调力度仍然不够，重点立法推进能力需要提高，有关法规制定与执行“两张皮”现象仍不容忽视。三是指导推动省属国有企业法制工作进展还不平衡，有些地方的工作推进乏力，有些地方还存在畏难情绪。上述这些问题，需要我们予以重视并认真加以解决。

二、全面深化国资监管政策法规工作的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十分复杂，加强国资监管政策法规工作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从国际上看，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西方国家通过重构国际经济秩序和经贸规则，力图抢占新一轮全球竞争的制高点。从国内来看，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深入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不断健全完善，各类企业都要适应准入放宽、监管从严、责任更重的立法趋势要求。与此同时，国有企业自身的改革调整已经进入“深水区”，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亟需从政策法律层面寻求新的突破。在监管体制上，党的十八大明确要求“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定型”。目前，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现象在一些地区和部门仍比较突出，推动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的难度还不小，全国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工作也亟待从立法上统一规范。所有这些，充分说明新形势下做好国资监管政策法规工作的重要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我们一定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最新部署，准确把握时代发展变化的趋势和要求，及时研究明确下一步工作方向和重点任务，努力推动国资监管政策法规工作再上新台阶。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深化国资监管政策法规工作的总体思路是：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紧紧围绕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培育世界水平跨国公司的目标任务，将工作重点由注重国资监管制度创设向推动制度体系化、提高制度执行力转变，由注重法律审核把关向全面推进法治机构建设提升，由注重指导企业建立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向对标国际先进企业、全面提高法制工作水平迈进，力争在完善国资监管法规体系、全面启动企业法制工作第三个三年目标、抓好国企涉外议题研究应对、提升委机关依法行权履责水平等四个方面取得新的突破，为推动国资监管上新水平、国企发展上新台阶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撑和保障。下一步的重点工作任务是：

（一）以加快综合性立法为核心，不断健全完善国资监管法规体系。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应当不断深化立法工作，努力完善国资监管法规体系。一是积极推进国资监管综合性立法。要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和渠道，继续建议修改完善《企业国有资产法》有关条款，为促进改革、完善体制努力寻求法律突破。加快起草《企业国有资产法》的配套行政法规，建立健全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重要子企业重大事项管理等基本制度。要根据本地区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实践需要，积极推动出台地方综合性法规或政府规章，努力推动完善国资监管体制。二是深化和完善重点业务领域立法。要深入总结10年来国资监管的经验做法，及时修订完善投资规划、业绩考核、产权管理、薪酬分配等领域的规范性文件。进一步规范监管方式和手段，探索分类监管，健全完善责任追究制度，提升国资监管效能。着力加强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健全现代企业制度、规范董事会建设等方面的立法。要使各项制度设计更加有利于企业加强自主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和科学发展。三是进一步规范立法工作程序，提高制度执行力。要科学制定立法工作计划，严格立项审核，完善立法起草、审核、协调和审议程序，切实提高立法的质量和水平。注意把法规清理作为完善法规体系的重要内容，坚持立改废并举,及时废止或修改不符合改革方向、不适应监管要求或与上位法不一致的文件规定，形成科学统一的法规体系。加强对立法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探索建立法律实施后评价制度，确保国资监管各项制度得到有效实施。

（二）以全面启动省属国有重点企业法制工作新三年目标为抓手，推动企业法制建设再上新台阶。

指导推动企业法制建设，既是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内在要求，也是保障国有资产安全的重要基础。今后三年（2014－2016年），全国省属国有重点企业法制工作的总体目标是：紧紧围绕“一五三”战略，适应做强做优、国际领先的企业改革发展需要，在法制工作第二个三年目标完成的基础上，加快完善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推动监管企业全面设立总法律顾问，总法律顾问专职率和法律顾问持证上岗率均达到70%以上；加快完善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推动监管企业规章制度、经济合同、重要决策的法律审核率全面实现100%；加快监管企业法制工作与中央企业、国际先进企业对标步伐，进一步提升企业法律管理能力和水平，努力推动省属国有重点企业法制工作实现新跨越。

各地国资委要根据上述目标，结合本地实际，抓紧制定或完善实施方案，全面启动第三个三年目标的各项工作。一是加快完善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进一步扩大实施总法律顾问制度的企业范围，在监管企业全面建立总法律顾问制度，在规模较大、国际化程度较高的重要子企业积极推行这项制度。要切实保障总法律顾问依法履职，通过出台企业总法律顾问管理办法、明确要求列入企业章程、积极纳入国资委直接管理干部序列等多种途径，确保企业总法律顾问的定位层级和职责落实。大力推进总法律顾问专职化、专业化，鼓励考取法律执业相关资格证书。认真组织开展法律顾问岗位等级资格评审，加强总法律顾问后备人才队伍培养。二是加快完善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全面实现三项法律审核率达到100％，是企业法律风险防范的硬要求。要指导推动企业法律审核制度化、流程化，使法律审核成为监管企业各项经营业务运行不可逾越的重要关口。重视推进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向重要子企业、重大项目的延伸，努力构建法律风险防范的完整链条。三是加快与国内外先进企业法制工作对标步伐。指导推动监管企业从做强做优、加快发展的战略高度，通过依法治企能力、法制工作体系和法律顾问队伍等方面的对标，借鉴吸收国内外先进企业的经验做法，不断强化企业法制工作与经营管理业务的有效融合，积极打造与省属国有重点企业相匹配的法制工作软实力。

（三）以国企涉外议题研究应对为基础,指导企业加强国际化经营中的法律风险防范工作。

加强国际化经营中法律风险防范，是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企业适应经济全球化需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各级国资委要适应国内市场国际化、国际竞争国内化的大趋势，认真组织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一是高度重视国企涉外议题的研究应对。国务院国资委在中美经济对话、中美商贸联委会、中美投资协定和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议》的谈判中，深度参与了涉及国企议题的研究应对。这项工作由我分管，具体由法规局会同外事局等厅局负责落实。国企议题的研究应对，事关国有企业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和主动权，国资委系统一定要给予高度重视。各地国资委要以多种方式积极参与相关工作，注意跟踪研究国企涉外议题的最新动态，共同发声发力，维护国有企业正当权益。要重视组织监管企业配合开展好WTO贸易政策审议，充分反映监管企业合理诉求,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二是指导企业抓紧建立健全境外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结合省属国有重点企业新三年目标的实施，推动企业不断完善国际化经营规章制度，认真开展境外项目的法律论证和尽职调查，严格规范境外子企业公司治理、合规运营和法律管控。重视将法律风险防范机制进一步向境外业务延伸，嵌入境外上市并购、重大项目承揽等业务流程，实现国际化经营活动从项目可研到决策、从谈判签约到运营的法律风险防范全覆盖。三是积极帮助企业解决“走出去”遇到的重大疑难法律问题。指导企业坚持独立市场主体地位，运用国际贸易规则，通过当地行政、司法等救济途径，妥善应对东道国有关外资准入、国家安全和反垄断等方面的审查，争取公平待遇。重视加强与政府商务、外交等部门的沟通配合，指导企业积极应对境外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调查，妥善处理重大涉外诉讼案件。针对国外跨国公司实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及时提醒并指导企业主动申请贸易救济措施，依法维护企业权益和国内产业利益。

（四）以法治机构建设为目标，大力提高国资委依法行权履责的工作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务院对法治政府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国资委作为政府直属特设机构，在依法处理政企关系、政资关系上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各地国资委应当按照推进法治机构建设的总体部署，大力提高依法行权履责的工作水平。一是切实做到在法定框架内履行出资人职责。结合转变政府职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关要求，及时清理取消不属于出资人职责和面上监管职责范围的审批核准事项，进一步理清出资人机构与政府有关部门、监管企业和市场的关系，依法履行好出资人职责，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二是切实增强国资委重大决策的合法性。进一步健全重大决策工作流程和程序，坚持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制度，凡属于出资人机构的重大决策，无论是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抽象行为，还是决定监管企业重大事项等具体行为，都应当通过法规处室合法性审查后，再提请委主任办公会或党委会审议决定。三是加强委机关法律风险防范。进一步健全国资监管和国企改革发展可能涉及的重大矛盾纠纷的监测、预警、处理和回应机制。注意收集分析企业改制、产权管理、信息公开等矛盾纠纷多发领域的信息，及时制定预案，堵塞漏洞。依法妥善处理有关行政复议和诉讼案件，切实维护利益相关方的合法权益和国资委的良好形象。四是全面提高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权履责的意识和能力。结合落实“六五”普法规划，探索建立委领导和机关干部法律培训长效机制，在干部任前考试中增加法律知识内容，加强国资委系统典型案例宣传，增强“规则意识”、“程序意识”和“红线意识”。

三、当前深化指导监督工作需要强调的几个问题

在今年1月的会议上，我对国资委系统的指导监督工作已经作了总体部署。从今年来地方国资国企发展形势看，当前地方国有经济运行出现下滑的情况，应当引起各地国资委的高度重视。1-8月份，不少地方监管企业经济效益出现下滑现象，其原因比较复杂。从外部环境看，主要是外需不足，内需预期不稳定，钢铁、煤炭、有色金属、建材、化工、重型机械、造船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大多陷于增产不增收、增收不增利的经营困境。从内部因素看，一是企业增长模式和经营方式还比较粗放。过去效益来源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和规模扩张，今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企业投资规模上不去，经济效益势必下滑。二是企业运营质量不高、管理不精细。今年的成本费用和负债规模持续上升，且增幅高于同期收入和资产规模增幅。三是多数企业处于产业链中低端，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低，竞争力不强，企业对市场变化的应对能力较弱。四是地方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还不尽合理，一些地方仍在盲目上项目、铺摊子，造成重复建设；一些地方没有及时清理整合劣势企业和低效资产，导致整体效益下降。按照中央的总体部署和要求，下半年经济工作要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坚持稳中求进，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确保完成经济社会发展任务。根据这些要求，我对深入做好指导监督工作再强调以下几点：

（一）指导本地区国有企业全力以赴保增长。

当前，各省市国资委要切实承担起指导推动本地区国有企业实现保增长的责任。一是重视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要加强对市场变化和企业运行情况的分析，摸清影响企业利润增长的主客观原因，抓紧明确保增长的任务和具体措施。加强与政府有关部门的沟通，协助解决企业面临的重大困难。对重点亏损企业，要一企一策，帮助他们走出困境。二是指导企业大力开拓市场。引导企业围绕市场抓经营、抓生产，调整优化产品结构，打造拳头产品，提高高附加值产品贡献度。对有市场优势的项目，要集中力量加快实施。要重视指导企业创新商业模式，提高服务质量。积极搭建本地区国有企业产业对接、供需对接平台，推动企业在主导产业、重大项目上的协同合作，支持企业抱团发展。三是着力推进精细管理，降本增效。指导企业加强营业成本和各项费用控制，防止人工成本不合理增长，大力压缩非生产性支出，强化应收账款、存货的清理和管理。同时，注重防范大宗商品融资性贸易、金融衍生品等业务风险，防止出现新的损失。四是大力提高资产配置效率。要指导企业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坚决清理处置低效无效资产，止住出血点。从严从紧监管国有企业投资，严控非主业、产能过剩以及超过财务承受能力的投资。大力整合辅业资产，推动国有资本向本地区优势特色企业集中。

（二）指导本地区国有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

我国国有企业仍处在市场化改革的关键阶段。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对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做出新的部署。对此，各地国资委要高度重视，根据中央的决策部署，积极主动地研究本地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思路和具体措施。要牢牢把握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改革方向，立足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以资本为纽带的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夯实国有企业作为合格市场主体的体制基础。要认真研究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政策措施，根据放宽市场准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改革要求，推动企业在改制上市、兼并重组、项目投资等方面，积极引入民间资本和战略投资者，全面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要根据企业产权结构和组织形式的变化，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推进规范的董事会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加快形成适应市场竞争要求的企业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要研究界定监管企业的功能定位，深入探索分类监管的途径和方式，提高国有资产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一步激发国有企业活力。

（三）指导本地区国有企业切实做好“转型升级”这篇大文章。

加快转型升级，是我国打造经济“升级版”的必然选择，也是当前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实现可持续发展躲不开、绕不过的一道坎。各地国资委要紧紧抓住这个“牛鼻子”，着力营造良好的政策法律环境，发挥业绩考核、薪酬分配、资本经营预算等监管手段作用，促进本地区国有企业做强做优。要指导推进产业优化升级，以提高技术含量、增加高附加值、增强竞争力为重点，促进国有企业现有资源向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集中、向价值链的高端集中，着力打造形成一批具有竞争优势和地方特色的支柱企业。要指导推进本地区国有企业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完善创新机制，全方位推进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重视品牌建设，加强知识产权的创造、应用、管理和保护，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发展后劲。要指导推动地方国有骨干企业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一步加快“走出去”步伐，加强海外战略布局，构建国际化经营网络，不断提升全球化资源配置能力，为培育一批国际跨国公司奠定基础。

（四）高度关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地市国资委的机构设置和职责定位。

地市国资委是完善国资监管体制的重要环节。在今年地市国资委主要负责人培训班上，我们对机构设置和职责定位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地市国资委与其他部门合署办公的还占20.3%，作为政府组成部门或工作部门的达到61.2%，履行企业领导人员管理职责的不到60%，还有35%的地方未实行收益管理。这种情况，与新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改革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前不久，党中央、国务院对地方政府加快职能转变、深化机构改革做了全面部署。各地国资委要把握新一轮地市政府机构改革的时机，按照新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改革完善的原则和要求，深入推进地市国资监管机构建设。要按照中央关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意见要求，落实《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有关规定，抓紧做好地市国资监管体制的完善。少数没有设立国资委的地市，要推动其尽快设立，力争使中央、省、市三级国资监管体系形成完整链条。要坚持国资委作为政府直属特设机构性质和职责定位，明确地市国资委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和专司国有资产监管，努力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不行使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政府其他机构、部门不履行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要求落到实处。要按照“同一件事情由同一个部门负责”的原则，积极推动地市政府有效解决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职责分散的问题，努力实现管资产与管人、管事职责的有机结合。各地国资委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主动加强与省机构编制部门和地市党委、政府的沟通汇报，积极争取支持。对机构改革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各地国资委要及时向国务院国资委反映。

四、进一步做好政策法规和指导监督工作的几点要求

深化国资监管政策法规和指导监督工作，任务繁重,责任重大，必须统一认识、凝聚力量、狠抓落实。这里，我提出五点要求。

（一）要把政策法规和指导监督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国资监管和国企改革的探索突破，离不开政策法规工作的支撑和保障，也离不开指导监督工作的有效推动。各地国资委要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将政策法规和指导监督工作摆上更加重要的议事日程，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研究解决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深层次矛盾问题。要注重发挥好政策法规工作在推动完善体制中的谋篇布局作用，在制度建设中的攻坚破难作用，注重发挥好指导监督工作在推动构建国资监管大格局中的全方位促进作用。对全局性的重点任务，委主要领导要亲自研究、亲自部署、亲自组织协调；分管领导要切实负责，全力投入，解决工作中的突出困难和问题。要立足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指导监督工作职责，充实人员力量，确保各项工作责任落到实处。

（二）要认真抓好重点任务的组织落实。

对这次会议提出的重点工作任务，各地国资委要结合实际，抓紧研究拟订工作方案，加大工作推进力度。要进一步明确本地区完善法规体系的重点项目，确定企业法制工作新三年目标的具体指标，细化本地区指导监督工作的目标要求。要加强对重点任务落实情况的跟踪，明确时间节点,随时掌握进展情况。对落实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要及时研究，紧抓不放，集中力量予以突破。切实加强对工作任务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合理运用纳入业绩考核、开展工作评价等多种手段，强化对重点任务落实的硬约束。国务院国资委将在国资委系统探索开展重点任务落实情况的评价通报，加大有关工作推动力度。

（三）要进一步增强政策法规和指导监督工作合力。

政策法规是一项综合性、基础性工作，指导监督工作则涉及国资委各个业务领域。做好这两项工作，是国资委系统的共同责任，必须强化工作合力。各地国资委要充分发挥立法计划的作用，系统梳理全委立法需求，统筹各个业务领域的立法项目，避免交叉重叠。要进一步强化指导监督工作计划的执行，促进各项指导监督工作任务落实到位。要通过制定机关法律风险防范预案，将各个处室、各个业务环节都纳入法律风险防范链条。要在推动落实企业法制工作新三年目标过程中，充分发挥相关处室的职能作用，齐抓共管、共同推动。对全局性、综合性工作，政策法规和指导监督处室要大胆牵头、勇于担当、加强协调，其他业务处室要积极协同配合；对各业务领域的专项工作，其他业务处室要负起责任、抓好落实，牵头处室要积极做好服务、协调和把关。要通过全委上下共同努力，继续开创政策法规和指导监督工作的新局面。

（四）要夯实政策法规和指导监督工作基础。

要继续建立健全政策法规工作制度，明确规章规范性文件起草制定、重大事项法律审核、授权委托、机关涉诉案件处理等工作的内容、程序和责任，切实做到有章可循。要建立完善政策法规工作联络员制度，加强立法技术培训和工作交流。积极运用信息化手段，将有关工作要求融入管理流程，通过建立政策法规工作数据库和网络交流平台，实现信息的互通共享。要提高指导监督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抓紧建立基层联系机制，确定省国资委对下级国资监管工作的联系点，争取以点带面，推动指导监督工作向纵深发展。要健全培训工作机制，积极开展对地市国资委、县区国资委负责人的培训。要探索建立督促检查机制，注重对下级国资委指导监督重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检查评价。

（五）要加强队伍的作风建设。

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以此为契机，深入加强作风建设，努力打造一支业务强、作风硬的国资监管队伍。要坚定做好政策法规和指导监督工作的决心和信心，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决克服在推动完善体制中可能存在的“畏难情绪”、在职责定位方面可能存在的“边缘意识”。要通过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充分听取有关方面对国资监管政策法规和指导监督工作的意见建议，了解基层的现实困难和迫切需求，防止工作中“自说自话、自弹自唱”。要坚持“抓重点、做精品、出亮点”，对已经确定的重点任务，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顽强作风，锲而不舍、长抓不懈，做出品牌。

最后，我就如何把握上述重点任务和工作要求，再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搞准一个定位。要牢牢把握出资人机构的职责定位。职责范围内的要干好干到位；职责范围外的尽量不干、少干，不得不干的要把握好角度和分寸，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定位准不准，检验标准在于出资人机构依法监管工作是否到位、有效，同时企业是否充满生机和活力。

第二，突出两项重点。一是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和集中优化配置。二是做强做优一批地方优势特色企业。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地方国资监管工作要紧紧抓住这两项重点。下决心予以突破。

第三，宣传好“三句话”。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政府职能转变，这三句话对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至关重要。当前国资改革不顺畅，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政企分开、政资分开不到位，就在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要坚持好、宣传好这三句话，进一步推动国资监管体制的改革和完善。

第四，推动企业做好四篇大文章。一是转型升级。要进一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注重发展新兴产业，不断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二是清理包袱。要重点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清理企业不能干、干不好的项目，做到“轻装上阵”。三是完善机制。良好的体制机制，是市场竞争的制高点。要按照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和要求，抓紧健全完善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体制机制。四是管理提升。要推动企业由粗放型管理向精细化管理转变，通过优化内部管理提高企业效益。

第五，着力做好五件事。一是认真准备国资国企改革方案，争取三中全会后尽快出台，形成上下联动的改革局面。二是高度关注地方机构改革中地市级国资委的机构设置和职能定位，防止出现体制弱化和倒退。三是积极推动地方综合性立法，完善地方国资监管体制。四是加大地方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五是加强县级国资监管机构建设。

国企改革转入国资改革 篇5

【作者：陈清泰/文 】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2年05月19日 21:07

随着改革形势的发展，国企改革思路应当及时由如何经营国企，转向国有资产的资本化管理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处于低潮期。大家对国企改革正面的讨论少了，可是一些疑惑和担心在流传，国有企业也非常困惑。其中有一些是观点的争论，也有不少是概念上的含混。澄清那些似是而非的概念，有利于解放思想，推进改革。

一、企业做强做大与国有资本有进有退

“有进有退”指的是国有资本投向的调整。目前的掣肘在于国有资产实现形式没有资本化，在谈到“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时，往往误解为“国有企业有进有退”

国有企业做强做大与国有资本布局调整，这是改革发展都必须进行的两件大事。在谈到“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时，往往误解为“国有企业有进有退”。国企高管对此十分为难，不知道该怎么“进”、怎么“退”。这种困惑来自概念的混淆。

需要澄清的是，“有进有退”指的是国有资本投向的调整；而企业的天职则是做强做大。这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在公司制度下并不矛盾。就是说，企业追求做强做大并不受股东成分和股权结构的影响；国有资本从哪些行业或企业的进退也不受个别企业的牵制。

例如，沃尔沃原本是一家瑞典人投资的公司，1999年4月转手到福特；2010年3月福特退出，由吉利收购。投资者在十年内两出两进，而沃尔沃公司依然在发展。

现在国有资本的功能和个别企业目标的差异日益明显。例如，一方面国有钢铁企业制定雄心勃勃的战略规划，努力做强做大；另一方面，国有资本应当从部分钢铁企业中退出，转向投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是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和国有资本投资主体各自理性的选择。国有资本从产能过剩的行业退出，并不意味着国家不支持这些行业的结构升级；而企业做强做大，也不能限制国有资本布局的调整。

目前的掣肘在于国有资产实现形式没有资本化，“顶层”国有企业没有进行股份制改制，所有权与经营权没有分离。应改革国有资产实现形式，利用公司制度的特点，“解放两个自由度”：使国有资本具有流动性；保障企业自主经营，做强做大。

二、国有企业改革主导方面的转移

国企改革的主导方向应当及时转向寻找国有资产资本化的管理形式，使国有资产“资本化”，由“国有国营”转向“股份制”

如果说在过去较长时期，国企改革主要是使其从计划体制走出，适应市场竞争，增强活力的话；那么进入新世纪，尽管企业自身还有大量改革的任务，但深层次的改革已经转向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制度创新。

这两大改革命题主要是国家所有者层面的事，而不在企业。把改革的目光继续聚焦于“国有企业”本身，一方面因为没有抓住要害，而使改革难有实质性进展；另一方面，国企因对此无能为力而倍感困惑和无所适从。

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不是以行政的力量改变一个个企业的业务结构，而是国有资本布局的动态优化。关键要使国有资本具有流动性；企业制度创新进一步要做的是使国家所有者转变成股东，将“顶层国有企业”改制成股权多元化的公司。这两方面的改革聚焦到一个点上，就是必须使国有资产“资本化”，由“国有国营”，转向“股份制”。

对于这一切，“国有企业”是无能为力的。随着改革形势的发展，国企改革的主导方向应当及时由如何经营“国有企业”，转向寻找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国有资产资本化的管理形式。

三、国有资本有进有退与私有化

国有经济“有进有退”与前苏东的“私有化”不能混为一谈；国有资本从某个企业退出，也不能与私分国有资产挂钩

国有资本投向的改变和布局调整是国家为提高国有资本运行效率而采取的主动行为。前苏联和东欧的私有化，是将国有财产无偿量化给个人，据为个人的私人所有。这种私有化不符合中国国情，是国家法律和政策所不允许的。前后两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

三峡工程投资大、周期长，重要的是社会效益，民营资本无意也无力投入。此时国有资本投入。当电厂发电、经济效益显现后通过资本市场将部分股权转让，以溢价回收的资金进行上游的梯级开发。再如上世纪90年代初为开发浦东，上海市政府出资建设了南浦大桥。开通后，以收取过桥费的形式将其转让，政府溢价收回建设资金，再投入杨浦大桥。在这过程中不仅国有资本实现了增值，更重要的是政府以有限的资金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保障了浦东新区的发展。

在这类国有股权部分或全部转让（西方把这种现象也叫做“私有化”）过程中，资本形态的国有资产并未因此而受到侵蚀和伤害。相反，因国有资本布局更加优化，而使其发挥的效能更加明显、效率进一步提高。

因此，国有经济“有进有退”与前苏东的“私有化”不能混为一谈；国有资本从某个企业的退出，也不能与私分国有资产挂钩。我们不能因概念含混，为防止出现苏东式的私有化，而停止国有资本布局的调整。

四、关于“授权经营”与国有资本布局调整

调整国有资本布局要做两件基础工作：一是将国有资产资本化，委托专业投资机构运营；二是取消“授权经营”，对国有企业进行整体改制，确立企业独立的市场地位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为“搞活”特大型国企，试点了“授权经营”的办法。其含义是国家把部分所有权交给企业，以提高企业的效率和活力。实际上，在政府层面“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产生了诸多弊端；而以“授权经营”的形式在企业层面的“两权不分”也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因此，这只是当时情况下的权宜之计。

“授权经营”使企业自己成了自己的“老板”。在这种情况下，实体企业的资产存量和增量由内部人来配置，只能“滚雪球”，不能调结构。尽管近年国有企业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重组，但国有资本覆盖的范围基本上没有变化。滞留于既有产业和企业的国有资本不断再投入，与民营资本同质化、与国家目标并不完全一致，有时甚至很不一致。例如在产能过剩的行业，国有资本每年还以大量投资推波助澜，或为追求短期的高收益而盲目多元化，出现了如炒股、炒作期货和国企“地王”等现象。

调整国有资本布局要做两件基础工作：一是将国有资产资本化，委托专业投资机构运营；二是取消“授权经营”，对国有企业进行整体改制，确立企业独立的市场地位。

五、国有资本发挥作用的领域和形式

原则上讲，国家特别需要，而非公资本无意或无力进入的领域，是国有资本发挥作用、体现价值的重要空间

“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这是中央认定的国有经济的定位。如果说，进入21世纪前，实践这一使命，就是使国有资本大举进入重大基础设施、基础原材料、能源开发、重要服务业、重要制造业，为工业化奠定基础的话，那么今天，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已经转向某些社会产品，如医疗保障、养老保障、住房保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制约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则是科技投入不足、技术进步相对缓慢、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企业竞争力不强；威胁可持续发展的是资源约束日益强劲，生态环境压力日趋加大。

此时，大量国有资本连同收益仍滞留在一般制造业，就践行“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使命而言，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在竞争性领域很难认定政府对某个行业是否具有资本控制力就“关系国民经济命脉”；也很难确认在某个行业提高国企占比就能“体现国家控制力”。

目前，一方面在传统制造业中过量的国有资本不断制造新的过剩产能，形成对非公资本严重的挤出；另一方面，在基础科学研究、重大科技专项、中小企业融资、新兴产业发展、重要基础设施，以及公租房、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领域，国有资本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一些地方政府不得不再建政府“融资平台”。

现在有巨量民间资本可以“接盘”。部分国有资本从一般性产业有序退出，转而充实那些更加重要的行业和领域，将产生双赢的效果，大大提高国家整体资本配置效率。原则上讲，国家特别需要，而非公资本无意或无力进入的领域，是国有资本发挥作用、体现价值的重要空间。

六、国有资本与社保和公益性基金

国家可考虑将滞留于一般产业国有资本的30％，或许50％划转到社保和公益性基金，使国有资产回归到全民所有、全民分享的本性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没有像前苏联和东欧那样“私有化”，留下了一大笔国有资产。这是解决改革发展必须处理的诸多历史性难题的宝贵资源。现在，社会产品短缺已经上升到主要矛盾，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

中国国有资本数量庞大，国家可考虑将滞留于一般产业国有资本的30％，或许50％划转到社保和公益性基金，如养老基金、医疗保障基金、住房保障基金、扶贫基金、教育基金、科技开发基金等，补充这些领域的投入不足，使国有资产回归到全民所有、全民分享的本性。

一方面，这可以大大增加社会保障性资金来源，有助于在体制转轨最艰难的时期，保障社会公平、保住社会稳定的底线；另一方面，公益性基金追求投资回报的压力，将成为改善经营、完善公司治理的积极力量。

七、行政性垄断与政府监管

设置国有垄断、进而政府控制垄断企业，以此调控宏观，有违经济规律

政府对一些行业设定行政垄断（或特许经营），由国有企业“控制”，其中一个理由是国企更有社会责任意识，可以实现国家调控目标。实践中出现了三个问题，一是给企业设定多元目标，使它们无所适从；二是行政性垄断意味着低效率，全社会将被迫为其埋单；三是企业的国有化与政府监管是不同的范畴，没有替代关系。

例如，在成品油与石油价格倒挂时，企业惜售，导致大范围“油荒”；通信运营商利用垄断地位，长期维持高收费、低网速；一些处于天然垄断领域的企业自行扩大垄断范围，把与天然垄断相关的业务泛化为垄断领域，谋取利益。

如上种种，一方面广受社会质疑，另一方面，企业利用政府给的条件谋取利益无可厚非。问题在于，设置国有垄断、进而政府控制垄断企业，以此调控宏观，有违经济规律；在社会效益大于企业效益的领域，企图依赖国有垄断、而非制度和监管实现社会目标，是不可靠的。

宏观经济失衡，是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出现了较大的不平衡。把国有企业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工具，以干预微观来调控宏观，不是科学合理的途径；除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外，在社会效益大于企业经济效益的领域，可以设立特许经营，但科学合理的法规和有效的监管是关键。法制不健全、监管不到位，国有企业一样可能违背公共利益；在监管到位的情况下，民营企业不一定不能进入特许经营。

八、关于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

国有资本是有政府背景的特殊资源，如果把“保值增值”提到不恰当的高度，就会产生谬误。结果是国有资本可能有很高增值率，但这是以不公平竞争和降低社会经济效率为代价

国有资本运营的目标与一个个国有企业的目标是有差别的。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把国有资本运营的目标局限为“保值增值”，似是而非，很容易产生误导。

在决定国有资本进与退的时候，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发问：“在赚钱的行业为什么要退？” 国有资本是有政府背景的特殊资源，如果把“保值增值”提到不恰当的高度，就会产生谬误。例如，政府向国企大量输送稀缺资源，构筑垄断地位；维持电信高收费；银行在高利差和存款负利率的情况下继续出台收费项目等都是资产增值的办法。结果是国有资本可能有很高增值率，但这是以不公平竞争和降低社会经济效率为代价。

国有资本的公共性，在投向上体现在两个方面，一类投资是追求财务回报，以投资收益弥补社会性赤字，保住社会底线；另一类是实现公共目标。例如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引领社会投资、推进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保障经济和国家安全、支持民生建设项目等。

再如，亚洲金融危机时香港政府为救股市，以上千亿港元敞开收购恒生指数股，在市场回升之后迅速有序退出，解散基金。上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出资几百亿美元实施阿波罗登月计划，结果发展出了一个完整的航天产业，至今保持领先地位。

这些都是国有资本实现公共目标和矫正市场失灵很好的案例。尽管在良好运作情况下，大多数可以获得高倍率的回报，但政府投资的出发点则不是短期的保值增值，而是实现经济社会的公共目标。

九、政府与企业的亲与疏

企业按所有制和隶属关系被分成“三六九等”。在地方保护主义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所有制之间的不平等竞争在强化，两种很强的反市场竞争力量降低了经济效率、抑制了发展的潜能

按企业所有制成分和行政隶属关系区别政策，是改革过程遗留的问题，近年在某些方面似乎在强化。

例如，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与政府关系有亲有疏，因而受到不同的待遇。其中国有企业处于绝对强势地位。

一是它属“体制内”、有“行政级别”和从政府那里获得稀缺资源的优势。如获得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获得电网、电信等特许经营权，获得政府投资项目的能力也最强。二是可以方便地获得银行贷款。国企产出大约占三分之一，但获得的银行贷款约占70％。三是国企在一些上游产业、基础服务业形成寡头垄断，获得超额利润。四是即便在竞争行业，也有市场准入和行政审批两道门槛。一些重要产业的准入条件往往是为大型企业“量身定制”；而行政审批则和与政府的亲疏程度相关。很多民营企业因此被挡在门外，称此为“玻璃门”。五是政府承担了过多的建设职能，在既有国企之外，通过“融资平台”又建立了一批国有企业，在基础设施等领域民营企业大都被挤了出去。

实际上企业按所有制和隶属关系被分成了“三六九等”。央企具有最高的社会地位和话语权，地方国企处于次之地位；外资企业有较强实力和话语权，受到国家和地方的青睐；民营企业则处于最为不利的地位。

近年来，为“躲避风险”，国企更倾向于在内部进行交易、形成配套。如为发展电动车，央企在自己圈子内组成联盟，大手笔投资，建立产业链，对民营企业形成了市场壁垒。银行显性或隐性地把民企看做不可信任的企业群，为规避“政治风险”，都有远离民企的倾向。再如，有的地方政府不惜直接出面干预，来“做大”国有企业，甚至强制盈利的民营企业被亏损国有企业兼并。在钢铁、煤炭、民航等领域屡屡出现民企被挤出的案例。

在地方保护主义还没解决的情况下，所有制之间的不平等竞争在强化，两种很强的反市场竞争力量降低了经济效率、抑制了发展的潜能。

十、关于“国进民退”与“民进国退”

摘掉企业“所有制标签”，消除“所有制鸿沟”，突破“姓国姓民”的桎梏，将是生产力的又一次解放

这个争论是没有意义的。作为执政党和政府追求的绝不是谁进或谁退，而是鼓励所有企业公平竞争，都做强做大、所有资本资源都迸发出发展的潜能。

争论的实质不是这个问题的本身，而是竞争的公平性。在我国渐进式改革中曾不得不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区别对待、轮番政策调整的做法没有及时改变，有些一直延续至今。

舆论、政府管理和涉及企业的许多政策都打上了“所有制烙印”，包括已经上市的股权多元化的公众公司，每家企业都有一个“所有制标签”，分作“体制内”和“体制外”，并对其有亲有疏。这就在市场中形成了一条很深的“所有制鸿沟”。近来，这种对立在社会上进一步情绪化，已经成为经济社会稳定发展非常值得重视的体制障碍。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把“所有制”提到如此的高度，以致割裂市场。

不平等的竞争条件和政府对国企的干预，使民企和国企都有诸多抱怨，都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市场效率来源于市场主体的公平地位和机会均等。从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的角度看，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各类资本都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应当受到公平的保护；各类资本投资的企业都会创造就业和税收，应当获得平等的竞争地位。

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积累，国有经济的比重呈下降趋势，有人开始担心民营经济发展是否已经碰到了“天花板”？面对种种现象和舆论，民企发展到一定程度就缺乏安全感，移民和财产向境外转移的数量和规模日益上升。针对这些现象，有人提出，在我们的体制和政策下能不能培育、容纳和留住本土成长出来的李嘉诚、王永庆、郭鹤年和李秉哲？

我们正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重要的途径是鼓励创新创业、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此时，非公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多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的理论观点中央早已确认并阐明；国务院“老36条”、“新36条”也已发布多时，但进展十分有限。近来，有关所有制的争论反而再起。

上世纪90年代初，有关“姓资姓社”问题的突破，大大解放了思想，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障碍，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增长潜力；今天，如果能摘掉企业“所有制标签”，消除“所有制鸿沟”，突破“姓国姓民”的桎梏，将是新时期生产力的又一次解放。

十一、探索亲市场经济的国有资产实现形式

在一般领域，国有资产实现方式的资本化是进一步深化改革重要的突破口

在确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的同时，中央一直特别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国有资产管理如何能与市场经济融合。早在1993年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就提出，“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和经营的合理形式和途径”。1997年十五大进一步指出，“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2002年十六大再次指出，“进一步探索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强调“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监管和经营的有效形式”。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将国有经济等同于国有企业，在产业领域把实物形态的“国有企业”作为国有经济的唯一实现形式。尽管在部分市场失灵的领域仍有实际意义，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在一般领域继续以拥有、管理和控制“国有企业”群，作为国有资产实现形式，使企业和政府不断遇到各种困惑。

将经营性资产资本化，选择可以用财务语言清晰界定、计量，并具有良好流动性、可进入市场运作的具有公共性的资本化的实现形式，具有重要意义。银行业国有资产资本化管理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一般领域，国有资产实现方式的资本化是进一步深化改革重要的突破口：

一是国有资产资本化意味着国家从拥有、管理和控制国有企业，转向拥有和运作国有资本；意味着顶层国有企业的整体改制。持股机构与投资的企业建立股东与公司的关系，政府不再控制和管理；企业依法成为独立市场主体，聚焦于财务业绩，在董事会指导下，在竞争中做强做大。这对政府和企业都是又一次解放。

二是资本化的国有资产具有良好的流动性，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将通过国有资本在行业和企业间的“有进有退”来实现。这种进退，原则上不影响企业的经营范围和业务结构。

三是政府摆脱了与“国有企业”关联关系的掣肘，有助于站在超脱地位，进行市场监管，提供公共服务；有助于改变按所有制区分企业的政策，公平地对待各类企业，消除“所有制鸿沟”，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四是国有资本可分作两种投向，两种运作机制。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国家委托专业投资控股机构投资运作，实现政府特定的公共目标。在一般领域的投资，委托专业的社会性投资机构运作，追求更高的财务回报。两类投资各有明确的目标，有利于提高效率。

五是国有资本投资收益通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主要用于弥补体制转轨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那些需要公共财政支付的历史欠账，保障经济社会平稳转型，并使“全民所有”回归全民分享的本性。

六是国有资本预期功能主要通过市场运作实现，而不是以破坏市场机制为前提。这就使国有资本具有“亲市场性”。规模较大的国有经济的这种存在，原则上没有扭曲市场的动因，而是维护市场的力量。

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改革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大理论创新和指导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将为体制转轨、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国企改革再清源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2年05月19日 21:09 我要评论（1）打印| 字号：

国企改革初衷，即摆脱经营困境和提高效益，已经得以实现。如今改革到了新的阶段，这已经不是国资委层面可以驾驭的国企改革，而是围绕国有资产战略布局和国家战略层面财政体系重构的国资改革

此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国的国有企业替代人民币汇率，成为中美对话核心议题。在5月4日公布的成果清单中，中方承诺提高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增加上缴利润的国企数量，并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纳入国家预算体系，这让外界颇为意外，怀疑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而在业界看来，美国担心中国国企利润节节攀升，造成不公平竞争，大量利润留存企业，会抑制中国国民收入，进而影响消费升级，阻碍通过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因此冀望从外部给中国国企改革施压。而中国高层也意识到，借此外力，以红利上缴为起点，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实现财政体制重构正当其时。

重启国企改革呼声再起

国企改革是中国改革进程中一个颇受争议的话题。今年以来，重启国企改革的呼声再次鹊起。

2月27日，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2030年的中国》，该报告涉及国企改革与红利返还问题，一时舆论热议；“两会”期间，“国企要不要再改革”亦成为代表委员讨论的焦点；4月初博鳌亚洲论坛上，美国前财长保尔森指出，国企改革事关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成败，破除国企垄断，降低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舆论之所以如此关注国企改革，深层次原因是忧心国企改革方向模糊，动力减弱，利益固化。如今“做强做大”的国企高管似乎没有继续改革的动力，实现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国资委也缺乏继续改革的动力。一时间，国企改革要不要继续推进？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如何选择改革路径？国有资本变现如何与财政预算体系重构相协调？坊间诸多争议引起高度关注，一个基本共识是，已经到了必须厘清改革思路，再启国企改革的时候了。

回顾国企改革30多年来，从上世纪80年代的“放权让利”，到90年代的“抓大放小”、“三年脱困”、股份制改造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如今，国有企业数量减少而经济效益显著提升。在市场化浪潮的锤炼下，国有企业不再是政府的附属体，而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统计数据显示，1998年到2010年，国有企业的户数占比从39％下降到4.5％； 2002年到2011年，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加到28万亿元；营业收入从3.36万亿元增加到20.2万亿元，成绩是显而易见的。

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曾指出，在“三年脱困”之前，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的包袱和社会稳定的隐患。1994年，中国最大的500家国有企业全年销售收入的总和，还不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家的销售收入。而2011年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央企业已有38家榜上有名。一些国有企业已经成为国内市场“巨无霸”，在世界上也越来越引人瞩目。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包袱沉重、技术落后、资不抵债被迫破产的困局业已纾解。

也就是说，国企改革的初衷，即摆脱经营困境和提高效益，已经得以实现。不过，改革附带的历史遗留问题依然在发酵，诸如国有经济布局分散、战线过长、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不顺等问题。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前不久发布的《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中，中央对国有企业改革做了新的部署，高层推进国企改革的决心很明确。

那么，下一步国企改革的大方向是什么？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国有企业追求市场化、商业化以及利润最大化动机的“经济人”行为，已成积习。这也意味着，改革到了新的阶段，这已经不是国资委层面可以驾驭的国企改革，而是围绕国有资产战略布局和国家战略层面财政体系重构的国资改革。

不过，目前坊间论及国企改革时，多将国企改革、国有资本布局、国家财政体制重构、政府监管模式改革等不同层面的问题混为一谈，而相关争论也因议题失焦，往往是各执一词，莫衷一是。由此，曾任国资委主任的李荣融也抱怨：“为什么国有企业搞不好的时候你们骂我，现在我们国有企业搞好了你们还是骂呢？”

新的改革难点是国资进退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等学者提出，国有资产应首先从“退”入手，有序退出，退出之际方知国有资本的盘子究竟多大，国有企业应该存留多少家。

他主张，对竞争性行业，国有资产应当不再依附国有企业的实物形态，而是以自由流动的国有资本形态控股与分红，政府不再干预企业决策和内部事务；对自然垄断性行业，则放开准入门槛，制定行业标准，鼓励各类资本进入，实现政府监管模式重塑；对涉及自来水、电力、燃气、医药等公用事业领域，可采取PPP（公众、民营合作制）或者“授权经营”等方式取代行政管理；而最后事关国计民生的领域，则属国有资本“退无可退”之地，也即是国有企业生存之域。该领域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提供一般企业无力生产、不愿意生产的产品或服务，此类国企也被学者称为“公益型国企”。

《大学》有云：“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国家以服务民生为己任，即使付出一定的效率损失代价，也应不惜国家财政补亏。在诸如义务教育、民众教化、农田水利等这类民资不愿涉足的领域，正是“公益型国企”大显身手之天地。事实上，公益型国企早已存在于欧美等发达国家。这些企业并不将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目标，更多的是把国有企业作为提供公共服务弥补市场失灵的一种特殊工具。

由此，可以清楚看出，此“退”非彼“退”，非国有企业之退，而是国有资产之退，是资本的概念而非企业的概念。可以预见，如此布局之后，类似新加坡淡马锡那样的中国投资公司将不断涌现，或投资海外，或持股私企。国有企业并不一定必须是国家经营，可以“国有国不营”，而国有资产亦可以经由民企经营保值增值。

以国有资本战略布局的视野俯瞰全局，方易厘清国企、国有资本、财政体系重构三个层面的改革关系。如此，方能明晰国有资本 “保值增值”的真义：国有资本就是要在应该赚钱的地方赚钱，以股份、控股、分红、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等资本形式进入，“保值增值”才能保全民众的既得利益。

进而，国有资本可以以退为进，补足社保和公益性基金所需，使国有资产回归到全民所有、全民分享的本性。

中国正值转型时期，“未富先老”导致未来社保基金缺口庞大。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的研究表明，目前中国全国养老金缺口大约1.3万亿元，缺口将在2035年左右达到高峰，每年会产生1000亿元的“窟窿”。

应对这么大的“窟窿”，只有依靠国有资本这块“补天石”。除了加大国企利润分红力度外，还可通过变现部分国有资产划转到社保和公益性基金中，填补“亏空”。近年来，国资委大力推进国企整体上市，实现股权多元化，不仅可使国有资本处于可变现状态，保证国家不时之需，同时也进一步完善了企业微观治理结构。

长远而言，国有资本的进退，应与国家财政体制的再改革相匹配。目前已经到了恢复国企红利的公共财政属性之时。把国有资本预算与国家经常预算统一，税收与利润放在一起，将大大提升政府的财政调遣能力。经常预算出现困难，资本项下资金可及时补足。这将使国家资产负债结构更趋合理。

因此，国企改革再出发，更深层的含义是国家财政体制的建设和国家财政能力的重构。此次中美对话中，中方承诺的提高国企分红比例正是财政体系重构的题中应有之义。

如此，国资委将不再是国有企业的管理委员会，而是国有资本配置的机构。财政部亦不再是出纳与会计的身份，而真正是国家财政统筹规划的机构。这样的战略布局，需要“顶层设计”和高层的决策勇气。

国有资本的进退离不开政府职能的转变。目前，公众对国企的意见，主要是国有资本借助国有企业的实物形态扩张，依赖行政特权获取利润，导致市场不公平竞争。当国有企业的存在不再以营利为目的之时，政府也就从建设型政府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更多行使社会管理职能，而国有企业以往所负担的社会功能全部转由社会担负。“卒走卒路，马走马路”，国企改革的思路与路径抉择将进一步厘清。

中美对话传递出的信号表明，国有资本进退已成为国际对话焦点。美国等国家认为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扩张，即国有资本借助国有企业的实物形态挤压民营资本，对民主基础是一种破坏。

同时，随着中国国企海外投资额逐步扩大，美国等国家认为中国国企享受政府权利获取低廉资源，造成了国际企业间的不公平竞争。美国财长盖特纳在此次对话中就批评国企享有巨额政府补贴及各项“不公平”的政策倾斜。

据了解，美国正在要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研究“限制各国政府对国有企业支持”的 “竞争中立框架”，该框架包括一整套政策建议，从税收中立、债务中立、规则中立、保证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的利润率具有可比性等方面入手，确保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能够公平竞争。一旦该框架成为具有全球约束力的国际公约，中国国企的海外之路将更形蹇促。

当此内外情势，决策宜早为之计，果断重启国企改革，将其导入国资改革路径，实现国有资产的资本化运作，与国家财政体制改革相配套，则国企“正名”有望，国资进退可期。

【作者：《财经》杂志 编辑部 】(责任编辑：黄玉龙)谨防三角债重来

本文来源《财经》杂志 2012-05-19

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迄今为止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真正走出危机，且近来欧债危机又有愈演愈烈之势。中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过程中取得很大成绩，但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同时还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一度已经化解的三角债现象死灰复燃。

由于国际市场需求放缓、国内经济增速回调，导致市场需求萎缩、价格下滑，企业发展大环境日益恶化。特别是近年来原材料价格、劳动力成本和融资成本上升，加上环境保护以及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导致实体经济出现下行趋势，房地产、汽车、钢铁、机械等重要行业进入紧缩周期，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日益加重。

2008年四季度之后，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实施了数万亿的刺激计划，银行贷款闸门敞开，地方融资平台急剧膨胀，企业争相投资扩张，企业投资和贸易链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债务风险。随着紧缩货币政策的实施，中央银行连续加息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市场上一部分流动性资金被冻结，中小企业纷纷闹起了“钱荒”，许多企业资金周转出现紧张，一些企业账户上的“应收而未收账款”及“应付而未付账款”大幅度上升。

根据上市公司2011年公布的资料，近1700家企业的应收账款总计接近1万亿元，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有上百家企业应收账款增幅超过100％。比如在“重灾区”的钢铁行业，综合公开数据，目前全国70多家大中型钢铁企业的应收账款达到500多亿元，应付账款超过3000亿元。此外，这些钢铁企业还有超过1万亿元的银行贷款，部分钢厂要想继续获得贷款已经很难，并已出现拖欠货款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企业之间由此出现了三角债苗头。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有可能演变为新一轮企业三角债。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中国曾经发生过严重的三角债问题，当时企业“应收而未收账款”规模几乎占银行信贷总额三分之一。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货款致使许多企业因缺乏流动资金而难以为继，巨额未清债务也使企业无法向银行申请新的贷款以缓解流动性困局。企业既不愿偿债，其债权也无法得到清偿，三角债导致越来越多的企业陷入到债务死扣之中。为了防止三角债蔓延，1991年9月，中央政府在全国展开了清理三角债的行动。到1992年底，国家共注入500多亿元资金，采取多种手段才最终解决了三角债问题。

纵观世界各国历次信用危机不难发现，在每一次经济增长出现明显减速之时，企业从延期付款渐渐变为拖欠货款，企业付款违约指数就会大幅度地上升。上次爆发全国性三角债问题，就是在经历上世纪80年代前期经济过热之后，1985年开始实行过银根紧缩政策，1988年前后发生严重通货膨胀，1989年后经济发展急剧减速，企业三角债随即大规模爆发。

此次刚刚露头的三角债问题，也发生在近十年的高速增长告一段落之后。目前由于通胀高企和银根收紧，三角债卷土重来的风险正在上升，这反映了国内市场经营环境在恶化，企业的经营能力在变差。新一轮三角债问题虽然不像20年前那样严重，但对于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对于金融系统安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风险因素，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蒙上了一层阴霾。

需要指出的是，如三角债卷土重来，债务阴影将首先笼罩中小企业。在最容易形成三角债的产业链上，大企业在原料、辅料供应中处于上游，如果大企业资金紧张，寄生在它周围的中小企业则没有了源头活水，相互之间开始欠账，三角债的情况就会加剧恶化，原本就处于弱势的中小企业，就成为“三角债务链”资金压力的主要承担者。

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调查，目前应收账款“高于正常”的中型和小型企业分别占24.8％、26.5％，资金“紧张”的中型和小型企业分别达到46.3％和51.3％。据广东省工商联调查，私营企业平均被拖欠金额为260多万元。为偿还债务，在拆借无路又融资无门时，“缺钱”的中小企业只能转而寻求高价的民间借贷。在产业链联系之外，企业之间又多了一条有形的资金拆借链，债务关系扩散到了整个行业的上下游，形成一条以产业链为主线，因上下游企业相互之间拖欠、拆借货款而形成的连锁债务链。被“三角债务链”绑架的企业，时刻面临着多米诺骨牌式的资金链危机。在一些地方，大量中小企业资金链不堪重负，因“债”跑路、因“债”停工频现，新一轮三角债已成为中小企业发展新难题。

国资国企改革实施方案 篇6

同志们：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国资国企改革重要论述，加强领导干部思想淬练和专业训练，着力提高干部国资国企管理业务水平。今天，按照工作安排，我们组织国资系统干部集中学习培训。下面，我就开展好学习培训讲三点意见：

一、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业务学习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我们的干部要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加强学习的紧迫感，都要一刻不停地增强本领。一是学习是提高思想认识坚定理想信念的有效方法。通过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国资国企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使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爱党、兴党、护党思想理念贯穿落实到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各项工作始终。二是学习是提升能力素质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国资系统领导干部要不断加强理论和业务学习，切实提高科学决策能力、经营管理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有效解决企业改革发展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带领企业奋力前行，不断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抗风险能力。三是学习是培养人才强化企业经营管理队伍建设的有效手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培养选拔年轻干部，事关党的事业薪火相传”，”加强和改进年轻干部工作，要下大力气抓好培养工作”。要按照职业化、市场化、知识化、年轻化的要求，通过集中学，结合岗位学，真正培养一支有能力、懂经营、会管理、能干事、干成事的中青年经营管理人才队伍，逐步将企业人才资源转化为竞争优势，为企业改革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二、带着问题学，推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这次学习培训的内容有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政策解读、公司制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董事会建设以及企业薪酬体系建设等课题，都与我们的业务紧密联系，因此，各党员干部要带着问题学，带着思考学，通过学习真正提高自己的能力素质，齐心协力推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一是要进一步树牢改革精神。今年要完成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目标任务的70％，但从前期摸底情况看，有些改革任务没有按时间节点完成，要通过本次业务学习培训，进一步理解改革政策，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难点，敢于打破条条框框、敢于正视问题，履行好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增强责任感，全力开拓×国资国企改革新局面。二是要进一步树牢创新思维。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企业家大力调整发展战略，采取各种措施提升、优化管理水平。我们国有企业要发展，就要打破思维定势，加快运行、提高效率、再造流程，用现代企业管理思想来管理企业。要继续保持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态度治理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持续增强企业竞争力。三是要进一步树牢担当意识。放眼

”十四五”，国资系统必须紧扣新时代的新方位新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变过去的动嘴动脑为现在的动手动脚，特别是围绕改革发展的重点工作主动开展、积极履职尽责，真正把各项工作抓出成效、抓出实绩，用实际行动扛起自己该扛的那份责任，顶起自己该顶的那片天，做大做强国有企业。

三、端正学习态度，确保学习培训取得实效

国资改革:领唱2014投资大戏 篇7

对资本市场而言, 新一轮的国资改革堪称“二次股改”。而据统计, A股市场中, 国资控股上市公司市值约13.53万亿, 占A股整体市值的64.25%。分析人士认为, 随着管理层不断推出新的细化政策, 改革进程向横纵两方面深入推进, “国资改革”概念或将领唱2014年的投资大戏。如果本轮改革能够实质性推进, 其释放的制度红利有望有效提升股市的中长期估值水平。

国资改革箭在弦上

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 中国经济亟待进一步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 新一轮国资改革正是核心关键一环。

最新公开数据显示, 2013年1-11月, 我国国有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总收入约41.93万亿元, 同比增长11%;累计实现利润总额约2.15万亿元, 同比增长8.2%;国有企业资产累计约90.6万亿元, 同比增长13.5%。目前中央企业中公司制企业的比例已达到89%, 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比例达到52%。

展望2014年, 当前中国经济稳中回升基础并不牢固, 经济运行仍然存在下行压力, 企业面对更加复杂的市场环境, 而国有企业不少分布在传统行业和产能过剩领域, 所以2014年的首要任务还是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本次国企改革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可谓“箭在弦上”, 华泰证券提出三点理由:一是目前国有企业“行政化”的特征仍然明显, 不仅降低了整体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 也阻碍了生产要素的市场化;二是国有企业的优势垄断地位反而成为其经营活动效率低下的天然保护伞, 且国企高管激励机制的缺失, 无动力提高生产率;三是未来城镇化的推进要求完善的产业配套, 国企依然带有行政色彩的做法可能会造成局部产业发展失衡、过剩产能大量涌现的恶果, 有可能会导致农民贫民化。

改革路线图出炉

2013年12月19日, 国资委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后首次召开新闻发布会, 发布会对外发布了国资委在落实国资改革精神上的初步思路, 其中“两个大方向———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七项工作”的表述描绘了国资委下一步改革的大致轮廓。

国资委日前在部署2014年工作时进一步表示, 将着力在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事关国资国企改革全局的重大问题上下功夫。

据悉, 混合所有制是当前及今后国资国企改革的“重头戏”, 实现混合所有制主要有4种形式。其一, 涉及国家安全的少数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可以采用国有独资形式;其二, 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国有企业, 可保持国有绝对控股;其三, 涉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行业的重要国有企业, 可保持国有相对控股;其四, 国有资本不需要控制并可以由社会资本控股的国有企业, 可采取国有参股形式或者可以全部退出。

值得一提的是, 国资委将大力支持各种非公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参与到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改革中, 在具体实施中, 将实行“一企一策”, 分类进行研究、分类提出措施, 不搞“一刀切”, 这被业内视为本轮国企改革与过去30多年改革的最大区别。

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关键点在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其中最重要的步骤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有效的激励机制等。业内人士认为, 上市公司并购基金以公司产业整合需求为指导, 对横向或纵向标的资产的收购、整合、重组及运营, 并以向上市公司出售为退出方式, 有望成为国企改革资产资本化的重要载体, 也是改革红利的最大投资机会所在。同时国资委探索采取业绩股票、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等激励方式, 这对资本市场影响巨大。

申银万国认为, 此前对国企的种种制度性约束将在本轮改革中得到突破。与此同时, 新一轮国企改革将在激励机制、降低竞争性行业国资委持股比例和资产整合方面发生前所未有的实质性变化, 从而使国有企业的效果能够切实兑现在未来几年的业绩和效率的提升。

投资逻辑逐步清晰

据统计, 在A股市场中, 国资控股上市公司市值约13.53万亿, 占A股整体市值的64.25%。分析人士指出, 英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推行改革, 特别是国企改革, 推升了股票估值, 如果本轮改革能够实质性推进, 其释放的制度红利有望有效提升股市的中长期估值水平。

据广发证券的总结, 新一轮国资改革投资路径主要有三条, 一是出售股权, 大部分商业企业通过出售股权实行改制, 并购期间股价表现取决于能否控股或者是否有实施管理层激励, 改制后股价涨跌主要取决于盈利改善时间点、幅度和改善前PE。二是资产整合, 资产整合是未来国企发展方向, 一般资产整合后股价均出现大幅上涨。三是股权激励, 净利润率大幅改善推动股价大幅上涨, 股权或现金激励实施后享受估值溢价推动股价表现超越大盘。

鉴于国企改革的利益复杂性, 民族证券认为明年国企改革仅在共识性较强的几个领域推进, 一是国企的部分垄断领域将会放开竞争性业务, 如被几大石油公司垄断的上游油气资源、中游油气管道等将有望向社会和民营资本放开;二是推动竞争性国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提高国企运作效率, 如股权多元化;三是成立一批国有控股投资运营公司, 以整合并集中更多国企资本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国资改革路线纷争 篇8

私有化？还是坚持公有化？

私有化路线图

美国前财长保尔森认为，中国国企改革事关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成败，破除国企垄断，降低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中国面临的五大挑战之一。而花期银行副董事长古铁雷斯认为，中国不会很快改变国企发展的模式，但是会进行渐进式的调整、渐进式的私有化。

“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方向是公众化、市场化。”国资委副主任邵宁认为，公众化方面，通过资本市场把现在的国有企业改造成为上市公司，让它成为市场竞争主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另外一方面是使国有企业彻底市场化。

与此同时，一向敢于“放炮”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日前表示，国有企业已成为未来中国成长的最主要障碍之一，未来几年，中国在经济领域上要做三件事情，一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二是土地的私有化，三是金融的自由化。

有业内人士指出，现在推进国企私有化与上一次有着本质区别。上一轮是将国企物理属性的东西比如：资产、土地、技术、厂房等全部变卖甚至廉价变卖，确实造成了一部分国有资产流失。这一轮如果推进国企私有化的话，主要是通过变卖国有股份完成私有化的。

中国如何能较好地从现有管理国有企业的体制过渡到适合长远发展战略目标的新体制？世界银行的报告认为，首先，政府可以尽快把隐藏在国企中的股权证券化。这可以带来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引入现代企业治理机制，委任高级管理层，并向公众披露符合国际准则的财务报表，推行外部审计等，这些可为国企改革铺设道路。其次，政府可以考虑建立一个或多个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代持国有股份，同时在现行的金融市场对这些资产进行专业化管理和交易。国有资本的分红应由国有资产管理公司转移至财政。最后，一部分的国有资产应转移至国家养老基金，用其收益满足未来的社会保障需求。

不能放弃公有化

对于国企私有化，燕京大学校长华生表示了强烈的异议，日前华生微博中表示：“今大国企体制，可悲可骂可笑，亟待根本改革，然私有化则必陷中国于劫难也”。华生认为，当前中国权贵及官僚家族已捞不少，但守着自己掌控在手的万亿国资，不能据为己有、不能继承，只能偷着防着叼点零头，一退休则权力贬值，“他们馋死了急死了愁死了，做梦都想改制分之。”

中航工业新董事长林左鸣日前表示，目前，社会上在国企改革问题上有两种错误观点，一是主张继续政企不分，一是主张国有企业私有化。

他称，这两种错误观点目的都是为了唱衰整垮国有企业，反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对此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掉以轻心，丧失警惕。必须认识到，在新时期，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有两支重要力量，一支力量是人民军队，还有一支力量就是国有经济。只有发展好国有经济，才能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现以公有制为主导。当然，非公经济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部分，国家也支持非公经济发展，但是现在社会上有一股力量是要反对公有经济的存在，还有一股力量是要维持旧的体制机制，搞政企不分，把国有企业搞死。这两股力量都得到国际上敌对势力支持，国际上敌对势力就想通过这两股力量搞垮国有经济，只要国有经济被搞垮，下一步就是要搞垮军队。所以国有经济私有化、军队脱离党的指挥搞国家化，都是当前国际上敌对势力搞垮党执政基础的阴谋。

林左鸣表示，根据中航工业改革发展的实际情况，党组研究提出了一个分三步走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方案，一是先按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实现组织构建，二是今后再争取引进国有战投资金，实现国有股权多元化，三是条件合适时再实现整体上市，成为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当然也可能成为母公司保持全部国有股权，利用子公司各业务板块上市的形式实现整体上市。據此，中航工业向上级领导机关提出了进行董事会试点的申请。在当前形势下，推行军工国企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还有特别重要的政治意义。

有条件的私有化

资深财经评论员叶檀表示，改革过了利益均沾的阶段之后，少数人得利而多数人承担成本，在国企私有化的过程中，确实出现了权贵利益集团肆无忌惮剥夺民众权益的现象，在做低企业资产后低价收购，这是掠夺的过程，而绝非健康的私有化过程。

他称，张维迎先生所提出的分股方式，前苏联已经实行，结果却是权贵以低价收购股票，在极短的时间内在重要行业形成寡头垄断，导致社会民粹思潮横行。以国人逐渐恢复的理性、客观与越来越公开的博弈平台，中国可以走第三条道路，向公平的市场经济改革。

叶檀表示，国企以股票的形式分给国民以后，到底是会走向权贵资本主义，还是走向民生、共享的公平社会，取决于制约因素。两大制约因素一是信托责任，二是法律救济底线。国企私有化的过程，需要两大左右护法，一是建立信托责任社会，每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二是建立基本的法律救济底线，当弱势阶层受到侵害后，可以通过底线救济获得公平。

他说，在私有化过程中，弱势群体的利益难免会受到侵害。此时，通过制度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是第一步，如在股改时建立类别表决机制，普通投资者第一次可以用手投票，而不是无奈地用脚投票离开市场。股改后取消类别表决制是一个倒退，是对强势集团的绥靖之举。

如果制度设计仍不足以阻止侵害，独立而公平的法律将是最后一道防火墙，无论是民事赔偿机制还是集体诉讼机制，都是对公民利益的保护。没有独立的法律，则司法救济将成为泡影。

最后，叶檀要强调的是，以谁的利益为主、基本的底线是否存在，是私有化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当以往的政府官员与前国企掌门人摇身一变，成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这样的改革必然失败。

中国国企应该退出竞争性行业，大多数企业有必要私有化，但私有化稳妥推进，为了达到健康良性市场的目标，从现在开始培育信托责任机制，建立相对公平的法制社会，是当务之急。

（作者供职于中国财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