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国企

2024-12-15

国资国企（精选11篇）

国资国企篇1

上海近日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 包括国企分类监管, 建立国资流动平台、长效激励约束分配机制等20条细则。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地方公布的第一个国资改革方案。拥有我国最大体量地方国资的上海, 打响了新一轮国企改革的“第一枪”, 其示范效应令人期待。

从管资产到管资本, 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到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中, 国企改革的逻辑在升级、路径在拓展。“不谋全局者, 不足谋一域”, 今天的国企改革, 已然与整体性、系统性的改革捆绑在了一起。如何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 注入更强劲的市场活力, 使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 既关系国企基因的优化, 也关系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和成效。

正是在这样的改革语境下, 上海国资国企改革20条的新声初啼, 不仅是地方探索, 也是在为更广更高层面的国企改革探路先行。仔细分析国企改革的“上海方案”, 不乏令人惊喜的亮点, 带来不少深化改革的启示。

其一, 以混合所有制激发正能量。推动地方国企上市, 既可以通过股权多元化的渠道改善公司治理结构, 引进职业经理人等人才资源参与经营管理, 发挥企业家作用, 也为完善地方国企的现代企业制度、引入市场化思维打开了新窗口。

其二, 把国有资本的好钢用在刀刃上。盘活存量, 是去年以来中央反复强调的经济政策。国有企业资本存量巨大, 但在“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管理形态中, 资金使用效率偏低, 甚至不乏违规使用资金的情况。“上海方案”计划用3到5年的时间, 将国资的80%以上集中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设施、民生领域, 既可提高国企存量资金的使用效率, 也使国企资金的使用与国家战略、政策导向实现更高程度的融合。

其三, 厘清身份困惑, 明确发展方向。多年来, 国企该以利润诉求为重还是以公共福祉为重, 一直争论不断。“上海方案”规定, 要明确国企功能定位并按照竞争类、功能类、公共服务类三类实施分类管理。竞争类国企, 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功能类国企, 以完成战略任务或重大专项任务为主要目标;公共服务类国企, 以确保城市稳定运行、实现社会效益为主要目标。不同的目标, 意味着不同的评价体系, 这为国企找对路、做对事提供了基本遵循。

其四, 焕发企业家精神, 促进创新创业。国企改革, 最难改的是人。一直以来, 一些国企负责人“既当高官又拿高薪”。上海此次出台的国资改革意见中, 国企“去行政化”的导向引人注目。全面推行国企领导人任期制契约化管理、合理提高市场化选聘比例、积极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 这一系列举措意在推进市场化导向的选人用人和管理机制。

淡化行政化色彩, 可以把创新精神和市场气息更多引进国企, 更让国企薪酬制度的制定有了更合理依据。此外, 建立鼓励改革创新的容错机制, 无疑在制度上为敢闯敢试、创新创业撑腰鼓劲, 为竞争类国企成长为市场主体提供了坚实舞台。

回首来时路, 国企前进的每一步, 无不以市场化为航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今天, 国企不再是由国家承担无限责任的特殊企业, 而努力变身为与其分量相匹配的市场领军者和改革生力军。上海启动的国资国企改革, 让人对国企改革前景充满了新的想象。当全面深化改革的集合号吹响, 我们需要更多的探索者、行动者,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引的方向, 共同创造国企改革发展的新精彩。

上海启动的国资国企改革, 让人对国企改革前景充满了新的想象。

国资国企篇2

编者按：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31日，194家上市公司涉及国资改革。其中，化工、商贸百货、房地产三大行业成“重地”。市场分析人士表示，国资改革题材覆盖面广，且更多涉及蓝筹股群体，对整体市场撬动作用明显，无疑成为二级市场投资者重点关注的板块。其中，笔者最关注的当属广东国资国企改革带来的巨大的市场机会。

一、广东2017年混合制企业占比将超六成

据新华社报道，新华社记者8月5日从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专题调研座谈会上了解到，下一步广东省将通过强化制度引领、分类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

广东省国资委副主任周兴挺透露，广东省将举行全省国企改革发展工作会议、全省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项目招商推介会以及科技创新意见会，再次吹响广东国企改革的号角，激活企业的积极性和市场关注度，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根据安排，下一步广东省将通过制度设计，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全省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和《深化省属企业改革的实施方案》，并制定具体方案以及实施细则，系统推进广东省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

按照计划，今年广东省将推进40至50家企业进行体制机制创新试点，培养一批有竞争力的企业，带动提升省属企业活力，并在明年抓一两个集团层面的企业作为改革试点。

此外，广东省还将组建持股平台，以持股平台为抓手，集聚和盘活存量资本，广泛吸纳各类资本，放大国有资本功能，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并准备成立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广东省商务厅副厅长吴军建议，应吸收外资在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中的作用，国有企业可以借助外资参股，更好利用国内外市场和资源。

二、市场化改革催生并购重组潮

广东是我国的国资重镇之一，广东国资委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力争到2015年末，国资证券化率突破60%。不过，目前广东国资证券化率仍游走在20%之下。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5月底，在广东省产权交易所挂牌的混合所有制项目金额为1256.75亿元，成交金额仅为4.32亿元；而广东国资体量已超过4万亿元，可见广东国资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有着巨大的空间。

根据广东省国资委网站信息显示，目前直属于广东省国资委的国有企业共有21家，按照主要经营范围看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广新、广晟、广业、广弘(现已并入商贸控股集团)4家上一轮国企改革时成立的国有控股集团，这些集团的资产多为经营性资产，旗下上市公司资源相对丰富；第二类是机场集团、水电集团、粤电集团、交通集团、粤海集团、航运集团6家以公共事业和基建为主的国有企业；第三类是旅游控股集团、建工集团等11家目前尚未拥有上市公司的国有集团。

广东省国资委“十二五”规划提出，2015年底资产证券化率突破60%，而目前只有20%左右。安信证券分析师认为，广东国资证券化步伐亟待提速，其中商业竞争类企业具有很大整合空间。

近年来，广东省一直探索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涌现了诸如顺德美的集团、惠州TCL、珠海

格力集团、广州海格通信、粤电力、宏达爆破、省广股份等成功案例，这些企业通过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让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发生“化学反应”，激发了企业活力，提升了市场竞争力。

一位广东省属企业相关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广东省国资国企改革意见也已制定成型，近期有可能就会下发。广东国资委将挑选旗下40至50家公司进行体制机制创新的试点，分别进行薪酬体制改革、股权激励、员工持股等方面的试验，从而尝试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接，混合所有制企业经营管理、员工持股方式、出资人管理事项清单等改革举措。

金证互通董事总经理陈斌表示，国资改革最大特点是行业整合，包括不同上市公司之间的同一平台整合、优质资产注入、整体上市、成立新平台整合优质资产lP0上市等多种形式。对二级市场投资者而言，同一控股股东旗下存在行业整合可能、总市值规模不大、业绩较差的企业，更有可能成为先期改革对象，值得重点关注。

三、投资策略和建议：

广东国资委则希望通过5年的努力，让上市公司成为国有企业的基本组织形式，其中省属企业资产证券化率由现在的20%上升到60%，主营业务完全实现整体上市，并明确提出“国有股权出让不设下限”，并计划到2020年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比重超过80%，二级及以下竞争性国有企业基本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

上市公司国资改革投资主题投资参考，与挖掘新兴产业和成长股思路不同，国资改革概念股属于资产重组板块，投资的标的往往是业绩比较糟糕和资产质量比较差的，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1）国资改革先试先行的区域，比如，深圳、广东、上海、重庆、北京等；（2）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国资）的实力；（3）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进展和战略投资者的实力；（4）上市公司参与国资改革的实质性进展；（5）重点在总市值低于50亿元的国资上市公司中；（6）国资改革也是概念性炒作，一些浑水摸鱼的公司也可能成牛股，可参与但需要设置止损计划。

目前，格力集团转让49%股权引入战略投资者、深纺织A的控股股东深圳纺织集团拟转让公司部分股权、广晟有色拟增发49%的股份等都是广东国企改革的先行者。而依据改革受益先后顺序、估值安全边际、标的弹性大小等，我们认为广东国企改革有四类机会可关注：1，改革最先受益者(星湖科技、风华高科、广弘控股等)；2，存在安全边际的国企改革品种(广东鸿图、超声电子、粤水电)；3，整体上市带来重估的机会(广百股份、东方宾馆、广州浪奇)；4，引入战略投资人或实行股权激励的品种(珠江钢琴、深圳燃气等)。

广东国资改革相关概念股：星湖科技、广弘控股、格力地产、粤水电、佛塑科技、广东明珠、风华高科、省广股份、中金岭南、广晟有色等值得关注。

免责声明

“管国企”亟需转变到“管国资” 篇3

企业国有资产法规定：本法所称国家出资企业，是指国家出资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以及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这一规定给“国有企业”下了一个定义。但这一定义过于宽泛，会产生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这一定义会带来认识和划分上的困难。对于国有资本参股企业而言，难道国资占比仅为10%也算国企吗？而在国有控股企业中有相对控股和绝对控股两类：对于相对控股企业来说，到底多少比例是相对控股？对于国资绝对控股企业，难道仅仅因为其国有股占比较高，其企业或股份公司的身份就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其次，这一定义会产生实践上的问题。其一，不利于国企和民企的公平竞争。将国有参股或控股企业也视为国有企业在名义上就带来了国企和民企的分野，有国家出资的企业被贴上了国企的标签，没有国家出资的企业就被上了民企的标签，自然就会导致国企和民企地位的不平等。其二，不利于理顺国资管理体制。对于国有控股或参股企业在干部任用上过多地采用行政委任的手段，以公务员的标准对国企高管限薪限酬，使国有控股或参股企业的人事制度和治理结构不能向现代公司转化。

因此，必须从概念上拨乱反正，重新界定国企和国资的概念。目前，我国大部分国企已经完成了股份制改造，转变成了公众公司，国资委只是其中的一个股东，这些企业都应被视为国资。而只有公益性国企才是真正的国企。国企以保障民生、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目标。而国资则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目标，可以存在于一切竞争性领域。

区分国企和国资也有助于理顺国资监管体制，形成国资委管国资、财政部管国企的监管格局。国企是公益性质的，其特点是采取国有独资形态，不以营利为目的，企业家是公务员，对于国企高管可以限薪限酬。这类企业应当只占极少数，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接受公共补贴的企业为主，应由财政部监管。而国资则是国资委管理的营利性企业，其特点是国资控股或参股，以追求营利为目的，企业家来自职业经理人，不限薪限酬，应由国资委统一监管。

同时，在国资监管上，国家应通过国有资本这条所有者主线来保证国家战略和重要产业布局规划的实施。通过“上面千条线，资本一线牵，董事一线牵”来贯彻国有资本的意志。“资本一线牵”是通过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形成数量众多的“淡马锡”，将国资委的监管职能和出资职能区分开来。“董事一线牵”则是对“如何加强党对国企的领导”的积极回应，通过党管人事既能实现党管国企，也避免了对国企进行过多的直接干预。

国资国企篇4

如何在接下来的改革进程中抓住关键性环节“动刀”, 进而促使现代企业制度的真正建立?苗圩从六个方面提出了要求。最基本的思路是,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以完善公司法人制度为基础, 以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基本要求”。

在此基础上, 首先须理顺出资人、决策人和经营管理人的关系, 形成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各负其责、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在致力建设法人治理结构的基础上, 还须继续深化股份制公司制改革。推动具备条件的国有大型企业实现整体改制上市或主营业务上市, 不具备整体上市条件的要加快股权多元化改革, 有必要保持国家独资经营的也要加快公司制改革。

其次, 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制改革的角度来看, 须尽快完善国有资本合理流动机制, 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 允许企业员工持股。

第三个方面, 苗圩聚焦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上, 透露将继续推动履行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部门与企业脱钩, 实现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并健全国家出资企业投资管理、财务管理、产权管理、风险管理等专项管理制度, 健全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制度。

国企改革转入国资改革篇5

【作者：陈清泰/文】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2年05月19日 21:07

随着改革形势的发展，国企改革思路应当及时由如何经营国企，转向国有资产的资本化管理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处于低潮期。大家对国企改革正面的讨论少了，可是一些疑惑和担心在流传，国有企业也非常困惑。其中有一些是观点的争论，也有不少是概念上的含混。澄清那些似是而非的概念，有利于解放思想，推进改革。

一、企业做强做大与国有资本有进有退

“有进有退”指的是国有资本投向的调整。目前的掣肘在于国有资产实现形式没有资本化，在谈到“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时，往往误解为“国有企业有进有退”

国有企业做强做大与国有资本布局调整，这是改革发展都必须进行的两件大事。在谈到“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时，往往误解为“国有企业有进有退”。国企高管对此十分为难，不知道该怎么“进”、怎么“退”。这种困惑来自概念的混淆。

需要澄清的是，“有进有退”指的是国有资本投向的调整；而企业的天职则是做强做大。这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在公司制度下并不矛盾。就是说，企业追求做强做大并不受股东成分和股权结构的影响；国有资本从哪些行业或企业的进退也不受个别企业的牵制。

例如，沃尔沃原本是一家瑞典人投资的公司，1999年4月转手到福特；2010年3月福特退出，由吉利收购。投资者在十年内两出两进，而沃尔沃公司依然在发展。

现在国有资本的功能和个别企业目标的差异日益明显。例如，一方面国有钢铁企业制定雄心勃勃的战略规划，努力做强做大；另一方面，国有资本应当从部分钢铁企业中退出，转向投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是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和国有资本投资主体各自理性的选择。国有资本从产能过剩的行业退出，并不意味着国家不支持这些行业的结构升级；而企业做强做大，也不能限制国有资本布局的调整。

目前的掣肘在于国有资产实现形式没有资本化，“顶层”国有企业没有进行股份制改制，所有权与经营权没有分离。应改革国有资产实现形式，利用公司制度的特点，“解放两个自由度”：使国有资本具有流动性；保障企业自主经营，做强做大。

二、国有企业改革主导方面的转移

国企改革的主导方向应当及时转向寻找国有资产资本化的管理形式，使国有资产“资本化”，由“国有国营”转向“股份制”

如果说在过去较长时期，国企改革主要是使其从计划体制走出，适应市场竞争，增强活力的话；那么进入新世纪，尽管企业自身还有大量改革的任务，但深层次的改革已经转向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制度创新。

这两大改革命题主要是国家所有者层面的事，而不在企业。把改革的目光继续聚焦于“国有企业”本身，一方面因为没有抓住要害，而使改革难有实质性进展；另一方面，国企因对此无能为力而倍感困惑和无所适从。

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不是以行政的力量改变一个个企业的业务结构，而是国有资本布局的动态优化。关键要使国有资本具有流动性；企业制度创新进一步要做的是使国家所有者转变成股东，将“顶层国有企业”改制成股权多元化的公司。这两方面的改革聚焦到一个点上，就是必须使国有资产“资本化”，由“国有国营”，转向“股份制”。

对于这一切，“国有企业”是无能为力的。随着改革形势的发展，国企改革的主导方向应当及时由如何经营“国有企业”，转向寻找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国有资产资本化的管理形式。

三、国有资本有进有退与私有化

国有经济“有进有退”与前苏东的“私有化”不能混为一谈；国有资本从某个企业退出，也不能与私分国有资产挂钩

国有资本投向的改变和布局调整是国家为提高国有资本运行效率而采取的主动行为。前苏联和东欧的私有化，是将国有财产无偿量化给个人，据为个人的私人所有。这种私有化不符合中国国情，是国家法律和政策所不允许的。前后两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

三峡工程投资大、周期长，重要的是社会效益，民营资本无意也无力投入。此时国有资本投入。当电厂发电、经济效益显现后通过资本市场将部分股权转让，以溢价回收的资金进行上游的梯级开发。再如上世纪90年代初为开发浦东，上海市政府出资建设了南浦大桥。开通后，以收取过桥费的形式将其转让，政府溢价收回建设资金，再投入杨浦大桥。在这过程中不仅国有资本实现了增值，更重要的是政府以有限的资金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保障了浦东新区的发展。

在这类国有股权部分或全部转让（西方把这种现象也叫做“私有化”）过程中，资本形态的国有资产并未因此而受到侵蚀和伤害。相反，因国有资本布局更加优化，而使其发挥的效能更加明显、效率进一步提高。

因此，国有经济“有进有退”与前苏东的“私有化”不能混为一谈；国有资本从某个企业的退出，也不能与私分国有资产挂钩。我们不能因概念含混，为防止出现苏东式的私有化，而停止国有资本布局的调整。

四、关于“授权经营”与国有资本布局调整

调整国有资本布局要做两件基础工作：一是将国有资产资本化，委托专业投资机构运营；二是取消“授权经营”，对国有企业进行整体改制，确立企业独立的市场地位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为“搞活”特大型国企，试点了“授权经营”的办法。其含义是国家把部分所有权交给企业，以提高企业的效率和活力。实际上，在政府层面“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产生了诸多弊端；而以“授权经营”的形式在企业层面的“两权不分”也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因此，这只是当时情况下的权宜之计。

“授权经营”使企业自己成了自己的“老板”。在这种情况下，实体企业的资产存量和增量由内部人来配置，只能“滚雪球”，不能调结构。尽管近年国有企业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重组，但国有资本覆盖的范围基本上没有变化。滞留于既有产业和企业的国有资本不断再投入，与民营资本同质化、与国家目标并不完全一致，有时甚至很不一致。例如在产能过剩的行业，国有资本每年还以大量投资推波助澜，或为追求短期的高收益而盲目多元化，出现了如炒股、炒作期货和国企“地王”等现象。

调整国有资本布局要做两件基础工作：一是将国有资产资本化，委托专业投资机构运营；二是取消“授权经营”，对国有企业进行整体改制，确立企业独立的市场地位。

五、国有资本发挥作用的领域和形式

原则上讲，国家特别需要，而非公资本无意或无力进入的领域，是国有资本发挥作用、体现价值的重要空间

“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这是中央认定的国有经济的定位。如果说，进入21世纪前，实践这一使命，就是使国有资本大举进入重大基础设施、基础原材料、能源开发、重要服务业、重要制造业，为工业化奠定基础的话，那么今天，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已经转向某些社会产品，如医疗保障、养老保障、住房保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制约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则是科技投入不足、技术进步相对缓慢、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企业竞争力不强；威胁可持续发展的是资源约束日益强劲，生态环境压力日趋加大。

此时，大量国有资本连同收益仍滞留在一般制造业，就践行“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使命而言，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在竞争性领域很难认定政府对某个行业是否具有资本控制力就“关系国民经济命脉”；也很难确认在某个行业提高国企占比就能“体现国家控制力”。

目前，一方面在传统制造业中过量的国有资本不断制造新的过剩产能，形成对非公资本严重的挤出；另一方面，在基础科学研究、重大科技专项、中小企业融资、新兴产业发展、重要基础设施，以及公租房、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领域，国有资本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一些地方政府不得不再建政府“融资平台”。

现在有巨量民间资本可以“接盘”。部分国有资本从一般性产业有序退出，转而充实那些更加重要的行业和领域，将产生双赢的效果，大大提高国家整体资本配置效率。原则上讲，国家特别需要，而非公资本无意或无力进入的领域，是国有资本发挥作用、体现价值的重要空间。

六、国有资本与社保和公益性基金

国家可考虑将滞留于一般产业国有资本的30％，或许50％划转到社保和公益性基金，使国有资产回归到全民所有、全民分享的本性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没有像前苏联和东欧那样“私有化”，留下了一大笔国有资产。这是解决改革发展必须处理的诸多历史性难题的宝贵资源。现在，社会产品短缺已经上升到主要矛盾，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

中国国有资本数量庞大，国家可考虑将滞留于一般产业国有资本的30％，或许50％划转到社保和公益性基金，如养老基金、医疗保障基金、住房保障基金、扶贫基金、教育基金、科技开发基金等，补充这些领域的投入不足，使国有资产回归到全民所有、全民分享的本性。

一方面，这可以大大增加社会保障性资金来源，有助于在体制转轨最艰难的时期，保障社会公平、保住社会稳定的底线；另一方面，公益性基金追求投资回报的压力，将成为改善经营、完善公司治理的积极力量。

七、行政性垄断与政府监管

设置国有垄断、进而政府控制垄断企业，以此调控宏观，有违经济规律

政府对一些行业设定行政垄断（或特许经营），由国有企业“控制”，其中一个理由是国企更有社会责任意识，可以实现国家调控目标。实践中出现了三个问题，一是给企业设定多元目标，使它们无所适从；二是行政性垄断意味着低效率，全社会将被迫为其埋单；三是企业的国有化与政府监管是不同的范畴，没有替代关系。

例如，在成品油与石油价格倒挂时，企业惜售，导致大范围“油荒”；通信运营商利用垄断地位，长期维持高收费、低网速；一些处于天然垄断领域的企业自行扩大垄断范围，把与天然垄断相关的业务泛化为垄断领域，谋取利益。

如上种种，一方面广受社会质疑，另一方面，企业利用政府给的条件谋取利益无可厚非。问题在于，设置国有垄断、进而政府控制垄断企业，以此调控宏观，有违经济规律；在社会效益大于企业效益的领域，企图依赖国有垄断、而非制度和监管实现社会目标，是不可靠的。

宏观经济失衡，是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出现了较大的不平衡。把国有企业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工具，以干预微观来调控宏观，不是科学合理的途径；除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外，在社会效益大于企业经济效益的领域，可以设立特许经营，但科学合理的法规和有效的监管是关键。法制不健全、监管不到位，国有企业一样可能违背公共利益；在监管到位的情况下，民营企业不一定不能进入特许经营。

八、关于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

国有资本是有政府背景的特殊资源，如果把“保值增值”提到不恰当的高度，就会产生谬误。结果是国有资本可能有很高增值率，但这是以不公平竞争和降低社会经济效率为代价

国有资本运营的目标与一个个国有企业的目标是有差别的。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把国有资本运营的目标局限为“保值增值”，似是而非，很容易产生误导。

在决定国有资本进与退的时候，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发问：“在赚钱的行业为什么要退？” 国有资本是有政府背景的特殊资源，如果把“保值增值”提到不恰当的高度，就会产生谬误。例如，政府向国企大量输送稀缺资源，构筑垄断地位；维持电信高收费；银行在高利差和存款负利率的情况下继续出台收费项目等都是资产增值的办法。结果是国有资本可能有很高增值率，但这是以不公平竞争和降低社会经济效率为代价。

国有资本的公共性，在投向上体现在两个方面，一类投资是追求财务回报，以投资收益弥补社会性赤字，保住社会底线；另一类是实现公共目标。例如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引领社会投资、推进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保障经济和国家安全、支持民生建设项目等。

再如，亚洲金融危机时香港政府为救股市，以上千亿港元敞开收购恒生指数股，在市场回升之后迅速有序退出，解散基金。上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出资几百亿美元实施阿波罗登月计划，结果发展出了一个完整的航天产业，至今保持领先地位。

这些都是国有资本实现公共目标和矫正市场失灵很好的案例。尽管在良好运作情况下，大多数可以获得高倍率的回报，但政府投资的出发点则不是短期的保值增值，而是实现经济社会的公共目标。

九、政府与企业的亲与疏

企业按所有制和隶属关系被分成“三六九等”。在地方保护主义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所有制之间的不平等竞争在强化，两种很强的反市场竞争力量降低了经济效率、抑制了发展的潜能

按企业所有制成分和行政隶属关系区别政策，是改革过程遗留的问题，近年在某些方面似乎在强化。

例如，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与政府关系有亲有疏，因而受到不同的待遇。其中国有企业处于绝对强势地位。

一是它属“体制内”、有“行政级别”和从政府那里获得稀缺资源的优势。如获得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获得电网、电信等特许经营权，获得政府投资项目的能力也最强。二是可以方便地获得银行贷款。国企产出大约占三分之一，但获得的银行贷款约占70％。三是国企在一些上游产业、基础服务业形成寡头垄断，获得超额利润。四是即便在竞争行业，也有市场准入和行政审批两道门槛。一些重要产业的准入条件往往是为大型企业“量身定制”；而行政审批则和与政府的亲疏程度相关。很多民营企业因此被挡在门外，称此为“玻璃门”。五是政府承担了过多的建设职能，在既有国企之外，通过“融资平台”又建立了一批国有企业，在基础设施等领域民营企业大都被挤了出去。

实际上企业按所有制和隶属关系被分成了“三六九等”。央企具有最高的社会地位和话语权，地方国企处于次之地位；外资企业有较强实力和话语权，受到国家和地方的青睐；民营企业则处于最为不利的地位。

近年来，为“躲避风险”，国企更倾向于在内部进行交易、形成配套。如为发展电动车，央企在自己圈子内组成联盟，大手笔投资，建立产业链，对民营企业形成了市场壁垒。银行显性或隐性地把民企看做不可信任的企业群，为规避“政治风险”，都有远离民企的倾向。再如，有的地方政府不惜直接出面干预，来“做大”国有企业，甚至强制盈利的民营企业被亏损国有企业兼并。在钢铁、煤炭、民航等领域屡屡出现民企被挤出的案例。

在地方保护主义还没解决的情况下，所有制之间的不平等竞争在强化，两种很强的反市场竞争力量降低了经济效率、抑制了发展的潜能。

十、关于“国进民退”与“民进国退”

摘掉企业“所有制标签”，消除“所有制鸿沟”，突破“姓国姓民”的桎梏，将是生产力的又一次解放

这个争论是没有意义的。作为执政党和政府追求的绝不是谁进或谁退，而是鼓励所有企业公平竞争，都做强做大、所有资本资源都迸发出发展的潜能。

争论的实质不是这个问题的本身，而是竞争的公平性。在我国渐进式改革中曾不得不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区别对待、轮番政策调整的做法没有及时改变，有些一直延续至今。

舆论、政府管理和涉及企业的许多政策都打上了“所有制烙印”，包括已经上市的股权多元化的公众公司，每家企业都有一个“所有制标签”，分作“体制内”和“体制外”，并对其有亲有疏。这就在市场中形成了一条很深的“所有制鸿沟”。近来，这种对立在社会上进一步情绪化，已经成为经济社会稳定发展非常值得重视的体制障碍。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把“所有制”提到如此的高度，以致割裂市场。

不平等的竞争条件和政府对国企的干预，使民企和国企都有诸多抱怨，都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市场效率来源于市场主体的公平地位和机会均等。从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的角度看，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各类资本都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应当受到公平的保护；各类资本投资的企业都会创造就业和税收，应当获得平等的竞争地位。

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积累，国有经济的比重呈下降趋势，有人开始担心民营经济发展是否已经碰到了“天花板”？面对种种现象和舆论，民企发展到一定程度就缺乏安全感，移民和财产向境外转移的数量和规模日益上升。针对这些现象，有人提出，在我们的体制和政策下能不能培育、容纳和留住本土成长出来的李嘉诚、王永庆、郭鹤年和李秉哲？

我们正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重要的途径是鼓励创新创业、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此时，非公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多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的理论观点中央早已确认并阐明；国务院“老36条”、“新36条”也已发布多时，但进展十分有限。近来，有关所有制的争论反而再起。

上世纪90年代初，有关“姓资姓社”问题的突破，大大解放了思想，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障碍，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增长潜力；今天，如果能摘掉企业“所有制标签”，消除“所有制鸿沟”，突破“姓国姓民”的桎梏，将是新时期生产力的又一次解放。

十一、探索亲市场经济的国有资产实现形式

在一般领域，国有资产实现方式的资本化是进一步深化改革重要的突破口

在确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的同时，中央一直特别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国有资产管理如何能与市场经济融合。早在1993年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就提出，“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和经营的合理形式和途径”。1997年十五大进一步指出，“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2002年十六大再次指出，“进一步探索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强调“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监管和经营的有效形式”。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将国有经济等同于国有企业，在产业领域把实物形态的“国有企业”作为国有经济的唯一实现形式。尽管在部分市场失灵的领域仍有实际意义，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在一般领域继续以拥有、管理和控制“国有企业”群，作为国有资产实现形式，使企业和政府不断遇到各种困惑。

将经营性资产资本化，选择可以用财务语言清晰界定、计量，并具有良好流动性、可进入市场运作的具有公共性的资本化的实现形式，具有重要意义。银行业国有资产资本化管理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一般领域，国有资产实现方式的资本化是进一步深化改革重要的突破口：

一是国有资产资本化意味着国家从拥有、管理和控制国有企业，转向拥有和运作国有资本；意味着顶层国有企业的整体改制。持股机构与投资的企业建立股东与公司的关系，政府不再控制和管理；企业依法成为独立市场主体，聚焦于财务业绩，在董事会指导下，在竞争中做强做大。这对政府和企业都是又一次解放。

二是资本化的国有资产具有良好的流动性，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将通过国有资本在行业和企业间的“有进有退”来实现。这种进退，原则上不影响企业的经营范围和业务结构。

三是政府摆脱了与“国有企业”关联关系的掣肘，有助于站在超脱地位，进行市场监管，提供公共服务；有助于改变按所有制区分企业的政策，公平地对待各类企业，消除“所有制鸿沟”，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四是国有资本可分作两种投向，两种运作机制。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国家委托专业投资控股机构投资运作，实现政府特定的公共目标。在一般领域的投资，委托专业的社会性投资机构运作，追求更高的财务回报。两类投资各有明确的目标，有利于提高效率。

五是国有资本投资收益通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主要用于弥补体制转轨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那些需要公共财政支付的历史欠账，保障经济社会平稳转型，并使“全民所有”回归全民分享的本性。

六是国有资本预期功能主要通过市场运作实现，而不是以破坏市场机制为前提。这就使国有资本具有“亲市场性”。规模较大的国有经济的这种存在，原则上没有扭曲市场的动因，而是维护市场的力量。

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改革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大理论创新和指导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将为体制转轨、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国企改革再清源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2年05月19日 21:09 我要评论（1）打印| 字号：

国企改革初衷，即摆脱经营困境和提高效益，已经得以实现。如今改革到了新的阶段，这已经不是国资委层面可以驾驭的国企改革，而是围绕国有资产战略布局和国家战略层面财政体系重构的国资改革

此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国的国有企业替代人民币汇率，成为中美对话核心议题。在5月4日公布的成果清单中，中方承诺提高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增加上缴利润的国企数量，并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纳入国家预算体系，这让外界颇为意外，怀疑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而在业界看来，美国担心中国国企利润节节攀升，造成不公平竞争，大量利润留存企业，会抑制中国国民收入，进而影响消费升级，阻碍通过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因此冀望从外部给中国国企改革施压。而中国高层也意识到，借此外力，以红利上缴为起点，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实现财政体制重构正当其时。

重启国企改革呼声再起

国企改革是中国改革进程中一个颇受争议的话题。今年以来，重启国企改革的呼声再次鹊起。

2月27日，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2030年的中国》，该报告涉及国企改革与红利返还问题，一时舆论热议；“两会”期间，“国企要不要再改革”亦成为代表委员讨论的焦点；4月初博鳌亚洲论坛上，美国前财长保尔森指出，国企改革事关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成败，破除国企垄断，降低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舆论之所以如此关注国企改革，深层次原因是忧心国企改革方向模糊，动力减弱，利益固化。如今“做强做大”的国企高管似乎没有继续改革的动力，实现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国资委也缺乏继续改革的动力。一时间，国企改革要不要继续推进？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如何选择改革路径？国有资本变现如何与财政预算体系重构相协调？坊间诸多争议引起高度关注，一个基本共识是，已经到了必须厘清改革思路，再启国企改革的时候了。

回顾国企改革30多年来，从上世纪80年代的“放权让利”，到90年代的“抓大放小”、“三年脱困”、股份制改造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如今，国有企业数量减少而经济效益显著提升。在市场化浪潮的锤炼下，国有企业不再是政府的附属体，而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统计数据显示，1998年到2010年，国有企业的户数占比从39％下降到4.5％； 2002年到2011年，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加到28万亿元；营业收入从3.36万亿元增加到20.2万亿元，成绩是显而易见的。

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曾指出，在“三年脱困”之前，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的包袱和社会稳定的隐患。1994年，中国最大的500家国有企业全年销售收入的总和，还不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家的销售收入。而2011年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央企业已有38家榜上有名。一些国有企业已经成为国内市场“巨无霸”，在世界上也越来越引人瞩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包袱沉重、技术落后、资不抵债被迫破产的困局业已纾解。

也就是说，国企改革的初衷，即摆脱经营困境和提高效益，已经得以实现。不过，改革附带的历史遗留问题依然在发酵，诸如国有经济布局分散、战线过长、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不顺等问题。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前不久发布的《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中，中央对国有企业改革做了新的部署，高层推进国企改革的决心很明确。

那么，下一步国企改革的大方向是什么？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国有企业追求市场化、商业化以及利润最大化动机的“经济人”行为，已成积习。这也意味着，改革到了新的阶段，这已经不是国资委层面可以驾驭的国企改革，而是围绕国有资产战略布局和国家战略层面财政体系重构的国资改革。

不过，目前坊间论及国企改革时，多将国企改革、国有资本布局、国家财政体制重构、政府监管模式改革等不同层面的问题混为一谈，而相关争论也因议题失焦，往往是各执一词，莫衷一是。由此，曾任国资委主任的李荣融也抱怨：“为什么国有企业搞不好的时候你们骂我，现在我们国有企业搞好了你们还是骂呢？”

新的改革难点是国资进退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等学者提出，国有资产应首先从“退”入手，有序退出，退出之际方知国有资本的盘子究竟多大，国有企业应该存留多少家。

他主张，对竞争性行业，国有资产应当不再依附国有企业的实物形态，而是以自由流动的国有资本形态控股与分红，政府不再干预企业决策和内部事务；对自然垄断性行业，则放开准入门槛，制定行业标准，鼓励各类资本进入，实现政府监管模式重塑；对涉及自来水、电力、燃气、医药等公用事业领域，可采取PPP（公众、民营合作制）或者“授权经营”等方式取代行政管理；而最后事关国计民生的领域，则属国有资本“退无可退”之地，也即是国有企业生存之域。该领域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提供一般企业无力生产、不愿意生产的产品或服务，此类国企也被学者称为“公益型国企”。

《大学》有云：“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国家以服务民生为己任，即使付出一定的效率损失代价，也应不惜国家财政补亏。在诸如义务教育、民众教化、农田水利等这类民资不愿涉足的领域，正是“公益型国企”大显身手之天地。事实上，公益型国企早已存在于欧美等发达国家。这些企业并不将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目标，更多的是把国有企业作为提供公共服务弥补市场失灵的一种特殊工具。

由此，可以清楚看出，此“退”非彼“退”，非国有企业之退，而是国有资产之退，是资本的概念而非企业的概念。可以预见，如此布局之后，类似新加坡淡马锡那样的中国投资公司将不断涌现，或投资海外，或持股私企。国有企业并不一定必须是国家经营，可以“国有国不营”，而国有资产亦可以经由民企经营保值增值。

以国有资本战略布局的视野俯瞰全局，方易厘清国企、国有资本、财政体系重构三个层面的改革关系。如此，方能明晰国有资本 “保值增值”的真义：国有资本就是要在应该赚钱的地方赚钱，以股份、控股、分红、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等资本形式进入，“保值增值”才能保全民众的既得利益。

进而，国有资本可以以退为进，补足社保和公益性基金所需，使国有资产回归到全民所有、全民分享的本性。

中国正值转型时期，“未富先老”导致未来社保基金缺口庞大。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的研究表明，目前中国全国养老金缺口大约1.3万亿元，缺口将在2035年左右达到高峰，每年会产生1000亿元的“窟窿”。

应对这么大的“窟窿”，只有依靠国有资本这块“补天石”。除了加大国企利润分红力度外，还可通过变现部分国有资产划转到社保和公益性基金中，填补“亏空”。近年来，国资委大力推进国企整体上市，实现股权多元化，不仅可使国有资本处于可变现状态，保证国家不时之需，同时也进一步完善了企业微观治理结构。

长远而言，国有资本的进退，应与国家财政体制的再改革相匹配。目前已经到了恢复国企红利的公共财政属性之时。把国有资本预算与国家经常预算统一，税收与利润放在一起，将大大提升政府的财政调遣能力。经常预算出现困难，资本项下资金可及时补足。这将使国家资产负债结构更趋合理。

因此，国企改革再出发，更深层的含义是国家财政体制的建设和国家财政能力的重构。此次中美对话中，中方承诺的提高国企分红比例正是财政体系重构的题中应有之义。

如此，国资委将不再是国有企业的管理委员会，而是国有资本配置的机构。财政部亦不再是出纳与会计的身份，而真正是国家财政统筹规划的机构。这样的战略布局，需要“顶层设计”和高层的决策勇气。

国有资本的进退离不开政府职能的转变。目前，公众对国企的意见，主要是国有资本借助国有企业的实物形态扩张，依赖行政特权获取利润，导致市场不公平竞争。当国有企业的存在不再以营利为目的之时，政府也就从建设型政府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更多行使社会管理职能，而国有企业以往所负担的社会功能全部转由社会担负。“卒走卒路，马走马路”，国企改革的思路与路径抉择将进一步厘清。

中美对话传递出的信号表明，国有资本进退已成为国际对话焦点。美国等国家认为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扩张，即国有资本借助国有企业的实物形态挤压民营资本，对民主基础是一种破坏。

同时，随着中国国企海外投资额逐步扩大，美国等国家认为中国国企享受政府权利获取低廉资源，造成了国际企业间的不公平竞争。美国财长盖特纳在此次对话中就批评国企享有巨额政府补贴及各项“不公平”的政策倾斜。

据了解，美国正在要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研究“限制各国政府对国有企业支持”的 “竞争中立框架”，该框架包括一整套政策建议，从税收中立、债务中立、规则中立、保证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的利润率具有可比性等方面入手，确保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能够公平竞争。一旦该框架成为具有全球约束力的国际公约，中国国企的海外之路将更形蹇促。

当此内外情势，决策宜早为之计，果断重启国企改革，将其导入国资改革路径，实现国有资产的资本化运作，与国家财政体制改革相配套，则国企“正名”有望，国资进退可期。

【作者：《财经》杂志编辑部】(责任编辑：黄玉龙)谨防三角债重来

本文来源《财经》杂志 2012-05-19

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迄今为止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真正走出危机，且近来欧债危机又有愈演愈烈之势。中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过程中取得很大成绩，但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同时还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一度已经化解的三角债现象死灰复燃。

由于国际市场需求放缓、国内经济增速回调，导致市场需求萎缩、价格下滑，企业发展大环境日益恶化。特别是近年来原材料价格、劳动力成本和融资成本上升，加上环境保护以及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导致实体经济出现下行趋势，房地产、汽车、钢铁、机械等重要行业进入紧缩周期，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日益加重。

2008年四季度之后，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实施了数万亿的刺激计划，银行贷款闸门敞开，地方融资平台急剧膨胀，企业争相投资扩张，企业投资和贸易链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债务风险。随着紧缩货币政策的实施，中央银行连续加息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市场上一部分流动性资金被冻结，中小企业纷纷闹起了“钱荒”，许多企业资金周转出现紧张，一些企业账户上的“应收而未收账款”及“应付而未付账款”大幅度上升。

根据上市公司2011年公布的资料，近1700家企业的应收账款总计接近1万亿元，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有上百家企业应收账款增幅超过100％。比如在“重灾区”的钢铁行业，综合公开数据，目前全国70多家大中型钢铁企业的应收账款达到500多亿元，应付账款超过3000亿元。此外，这些钢铁企业还有超过1万亿元的银行贷款，部分钢厂要想继续获得贷款已经很难，并已出现拖欠货款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企业之间由此出现了三角债苗头。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有可能演变为新一轮企业三角债。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中国曾经发生过严重的三角债问题，当时企业“应收而未收账款”规模几乎占银行信贷总额三分之一。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货款致使许多企业因缺乏流动资金而难以为继，巨额未清债务也使企业无法向银行申请新的贷款以缓解流动性困局。企业既不愿偿债，其债权也无法得到清偿，三角债导致越来越多的企业陷入到债务死扣之中。为了防止三角债蔓延，1991年9月，中央政府在全国展开了清理三角债的行动。到1992年底，国家共注入500多亿元资金，采取多种手段才最终解决了三角债问题。

纵观世界各国历次信用危机不难发现，在每一次经济增长出现明显减速之时，企业从延期付款渐渐变为拖欠货款，企业付款违约指数就会大幅度地上升。上次爆发全国性三角债问题，就是在经历上世纪80年代前期经济过热之后，1985年开始实行过银根紧缩政策，1988年前后发生严重通货膨胀，1989年后经济发展急剧减速，企业三角债随即大规模爆发。

此次刚刚露头的三角债问题，也发生在近十年的高速增长告一段落之后。目前由于通胀高企和银根收紧，三角债卷土重来的风险正在上升，这反映了国内市场经营环境在恶化，企业的经营能力在变差。新一轮三角债问题虽然不像20年前那样严重，但对于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对于金融系统安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风险因素，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蒙上了一层阴霾。

需要指出的是，如三角债卷土重来，债务阴影将首先笼罩中小企业。在最容易形成三角债的产业链上，大企业在原料、辅料供应中处于上游，如果大企业资金紧张，寄生在它周围的中小企业则没有了源头活水，相互之间开始欠账，三角债的情况就会加剧恶化，原本就处于弱势的中小企业，就成为“三角债务链”资金压力的主要承担者。

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调查，目前应收账款“高于正常”的中型和小型企业分别占24.8％、26.5％，资金“紧张”的中型和小型企业分别达到46.3％和51.3％。据广东省工商联调查，私营企业平均被拖欠金额为260多万元。为偿还债务，在拆借无路又融资无门时，“缺钱”的中小企业只能转而寻求高价的民间借贷。在产业链联系之外，企业之间又多了一条有形的资金拆借链，债务关系扩散到了整个行业的上下游，形成一条以产业链为主线，因上下游企业相互之间拖欠、拆借货款而形成的连锁债务链。被“三角债务链”绑架的企业，时刻面临着多米诺骨牌式的资金链危机。在一些地方，大量中小企业资金链不堪重负，因“债”跑路、因“债”停工频现，新一轮三角债已成为中小企业发展新难题。

黄淑和谈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篇6

黄淑和介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出了总体部署，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任务、新举措。国资委把全面贯彻落实三中全会《决定》精神当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任务，一方面集中时间认真学习和领会三中全会精神，广泛开展调研。另一方面，对国资国企改革的重点任务进行了全面分解，抓紧提出具体实施措施。我们考虑，主要从两大方面来抓好贯彻落实：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这方面重点落实好两项任务：一是加快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二是深化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健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重点抓好五项工作：一是积极探索“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新模式和新方法。二是抓紧研究组建或改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三是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进一步增强国有资产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四是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五是推进国有资本优化配置，使国有资本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战略。

中央电视台记者：据了解国资委正在制定国企改革总体方案，请问目前进展如何，方案的具体内容有哪些？

黄淑和：今年以来，国务院国资委专门组织了力量，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三中全会结束以后，我们正在按照三中全会的要求，抓紧修改和完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这个意见下一步将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实时发布。这个意见主要内容包括了以下内容，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优化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核心是围绕三中全会提出的要求，研究提出具体的落实措施。我们总的考虑，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坚持以下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第二，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第三，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

中新社记者：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请您介绍一下当前我们国有企业引进民间资本的情况。另外，下一步国资委将采取哪些措施推进混合所有制的发展？

黄淑和：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资委将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实际上，我们国资委成立以来，积极推动国有企业，在改制中积极引入民间投资。目前，民间资本投资国有企业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

下面我讲一些具体数字。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引入非公资本形成混合所有制企业，已经占到总企业户数的52%。2005年到2012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通过股票市场发行的可转债，引入民间投资累计达638项，数额累计15146亿。截止到2012年底，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总共是378家，上市公司中非国有股权的比例已经超过53%。地方国有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681户，上市公司非国有股权的比例已经超过60%。2010年，新36条颁布以来，到2012年底，民间投资参与各类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的交易数量的总数是4473宗，占到交易总宗数的81%，数量金额总共是1749亿，占到交易总额的66%。这是国有企业改制中引入民间投资的基本情况。

国资委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改革的重头戏来抓，有六点考虑：第一，大部分国有企业通过股权多元化改革，逐步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第二，国有企业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将降低国有股权的比例。第三，大力支持各种非公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参与到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改革中。第四，国有企业通过实施股权多元化改革，一方面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与国有资本共同发展，另一方面促进国有企业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的运行机制。我们不仅仅是要吸引社会资本来发展，更要把着力点放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内部的运行机制上。第五，在具体实施中，实行一企一策，分类进行研究，分类提出措施，不搞一刀切。第六，改革要统筹安排，系统推进、稳妥操作、强化公开透明和规范运作，要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

基本思路是这样，加快推进国有企业特别是母公司层面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进一步优化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主要采取以下四种形式：第一，涉及到国家安全的少数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可以采用国有独资的形式。第二，涉及国民经济命脉和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国有企业，可以保持国有绝对控股。第三，涉及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行业的重要国有企业，可以保持国有相对控股。第四，国有资本不需要控制可以由社会资本控股的国有企业，可以采取国有参股的形式，或者是可以全部退出。

法制晚报记者：三中全会指出，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然后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请问这是否意味着现在国资监管层级由两层管理向三层管理迈进？国资委的定位和职责会发生哪些变化？另外，近日上海公布了上海国企改革，说到国企要去行政化，将来我们国企是否要去行政化？

国资国企篇7

意义——国资国企改革面临诸多难题, 而且相互交织、彼此叠加, 破解难题, 还是要通过深化改革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彭华岗7月15日宣布, 国资委正式启动国资国企“四项改革”试点, 首批试点6家央企名单亮相。

就此次“四项改革”试点的意义, 彭华岗说, 推进“四项改革”试点, 是国资委和中央企业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具体举措。

首先, 通过试点和企业一起探索破解改革难题。国资国企改革面临的难题很多, 而且相互交织、彼此叠加, 破解这些难题, 还是要通过实践, 不断深化和探索, 少走弯路, 规避风险。

其次, 通过试点进一步总结经验。在一些改革的重大问题上, 企业有大量的实践, 试点一方面是完善这些实践, 另一方面也是总结实践经验, 探寻规律。

再其次, 通过试点以点带面, 有序推进改革。企业是改革的主体, 改革的动力也应该来自企业。中央企业都有先行先试的愿望, 开展“四项改革”试点, 也是顺应企业的要求, 发挥试点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当然, 试点一定要按照中央的要求, 依法依规, 稳步实施, 有序推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 国务院国资委专门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目前已召开9次全体会议和5次专题会议, 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重大问题进行研究。据相关负责人介绍, 仅今年上半年, 国务院国资委就至少开了11次会议, 讨论国企改革。这些会议上透露出的信息显示, 新一轮国企改革顶层设计已经基本成型。

目标——把探索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作为主线, 加强试点之间的统筹协调和整体推进

“四项改革”试点的目标是舆论关注的重点, 对此, 彭华岗表示, 开展“四项改革”试点不是搞“盆景”, 也不是搞政策“洼地”, 目的是要试出新体制、新机制、新模式。

据彭华岗介绍, 试点的目标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

第一, 探索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体制模式;探索国资委与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关系;探索授权投资公司经营国有资本后, 投资公司如何提高国有资本的运营效率和效益。

第二, 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有效路径;探索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市场化劳动用工制度和激励约束机制, 探索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

第三, 探索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工作机制, 建立起法人治理完善、激励约束有效、经营管理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

第四, 探索对国企负责人重点监督的纪检监察方式, 增强监督的相对独立性、权威性和有效性, 推动中央企业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

关于如何规范“四项改革”试点, 彭华岗表示, 将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 坚持基本经济制度, 坚守改革底线, 坚决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在彭华岗看来, 推进国资国企“四项改革”试点, 关键是要把探索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作为主线, 加强试点之间的统筹协调和整体推进。同时, 必须更要注意体现不同试点之间的差异化和个性化, 有针对性地研究和探索相应的政策措施, 鼓励各项改革试点能率先突破的就不等不停、先行先试。

步骤——及时把符合条件的企业纳入试点, 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及时把好做法、好经验推广出去

“四项改革”试点出台后, 大家很关注这个问题:为什么是这6家央企?“国资委此次选择的都是工作有基础、试点有条件、近年来改革力度较大、效果较好的企业。”彭华岗说, “符合试点条件的央企不在少数, 但最终只选择了少数企业试点, 也是出于稳步推进的考虑。”

那么, 6家央企应该怎么试?彭华岗给出的答案是:按照5个步骤有序推进。

第一, 统一领导、分工负责。试点工作由国资委改革领导小组统一组织, 成立4个专项小组分别负责组织实施、协调推进和试点企业的指导服务。

第二, 因企制宜、一企一策。由企业提出试点方案, 牵头厅局与试点企业进行对接, 确保可操作、能落实、有突破、出经验。试点企业的方案, 成熟一个、审议一个、实施一个。

第三, 加强指导、大胆实践。取消或下放的审批事项, 率先在试点企业落实到位;试点需要解决的政策性问题, 在不越法律法规“红线”、不碰国有资产流失“底线”的前提下, 多开“绿灯”、少踩刹车。

第四, 总结经验、完善政策。注意总结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 从中提炼出可以指导全国相关改革的可操作办法和制度性安排, 及时完善相关政策文件, 具备条件的及早出台。

国资国企篇8

姚洪杰说, 中央企业要保证竞争力, 就要逐步建立一个企业自主分配、国资委依法调控、社会有效监督的收入分配新体系。

在调控方式上, 要对中央企业实行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 即企业按照国家收入分配的相关政策和国资委出资人的调控要求, 根据企业的效益、人工成本的承受能力和劳动力市场价位, 对企业职工工资的总额以及员工工资水平和增长作出预算安排, 并规范管理。

在调控内容上, 要逐渐把单一工资管理向全面薪酬管理的方向转变。他说, 这项工作要求加强对人工成本的统计分析, 实行人工成本的发布、预警和预算办法等, 建立相关机制。

目前, 国资委已初步建立中央企业的人工成本数据库, 下一步将逐渐把各省国资委监管企业的相关情况, 甚至一些国外企业的人工成本情况, 逐渐纳入这个数据库, 分析后再进行调控。

国资国企篇9

记者从国资委获悉, 2015年, 国资国企改革的重点思路中包括: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 稳妥、规范、有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表明国企分类监管有望在2015年取得实质性进展。

2015年的国企发展, 依旧是全力以赴“保增长”。国资委主任张毅在会上表示, 明年需注重提高经营绩效, 进一步做好降本节支工作, 切实加大减亏扭亏力度, 切实加强风险管控。

国资委表示, 2014年的国企改革推进核心, 放在了“多措并举保增长, 经济实现平稳健康发展”上, 并大力转方式调结构, 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按照以管资本为主的要求加强监管, 国资监管日趋细化, 更加有针对性。

在此基础上, 国资委主任张毅对2015年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总目标提出要求。

明年目标包括: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 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围绕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加重要位置, 更加注重强管理降成本保增长, 更加注重改革创新, 更加注重依法治企、依法监管, 更加注重加强党建、反腐倡廉, 努力开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新局面, 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长期存在争议的国企分类, 有望在2015年得到进一步明晰。

根据上述会议要求, 2015年国资改革重点工作包括七大项, 其中一项是“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 稳妥、规范、有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积极推进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在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看来, 不管分类监管未来如何布局操作, 现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分类。截至目前, 官方、学界等还未对国企的分类达成共识。

除了国企功能界定, 张毅要求, 2015年要全力以赴保增长。要注重提高经营绩效, 进一步做好降本节支工作, 切实加大减亏扭亏力度, 切实加强风险管控;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创新驱动推动产业优化升级, 着力强化自主创新能力, 着力多渠道打造创新平台, 着力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深入开展国际化经营。服务国家战略, 加快优势产业“走出去”步伐, 探索创新“走出去”模式, 注重防范国际化经营风险, 探索国际化经营规律。

值得注意的是, 当天会议特别对“国资委简政放权自我改革”提出了要求, 明确表示应“放到位、给到位、管到位”。

此次会议着重强调, 各项改革措施都要立足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促进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更好融合。在推进改革中, 要注重把该企业行使的权力都放给企业, 把不该企业负担的包袱都卸下来, 切实增强企业作为独立市场主体的活力和竞争力。

国资监管部门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 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会议指出, 国资委监管工作的改革不应是动其皮毛的修修补补, 而必须是动其筋骨的大刀阔斧, 有些方面甚至要脱胎换骨。对此, 国务院国资委要带头自我改革、自我革命。

国资国企篇10

2011年, 陕西省实现生产总值12391亿元, 增长13.9%,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5459.58亿元, 增长17.9%。国有企业资产总额 (含中央驻陕和地市) 22365亿元,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1575亿元, 实现利润总额728亿元, 国有企业增加值对陕西省GDP的贡献率达到22.1%。省国资委监管企业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列全国第10和第4位, 西部第1位;资产总额列全国第7位, 西部第2位。

赵正永在讲话中说, 去年在十分复杂的条件下, 全省顺利实现了“十二五”开局之年稳健起步、首战报捷的预期目标, 这其中国有企业功不可没, 为实现全省全年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国资系统所取得的突出成绩表示祝贺, 向全省国资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表示感谢和慰问。

赵正永强调, 2012年是承前启后、确保实现“十二五”三个上台阶目标的关键一年, 我们一定要继续坚持推动经济平稳快速增长, 继续坚持切实改善民生和构建社会和谐, 继续坚持既定发展目标任务不动摇, 紧紧围绕解决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和进一步加强改善党和政府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来做好各项工作。各类企业都要按照全省发展要求争创佳绩, 更进一步, 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在推动科学发展、富民强省进程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赵正永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提出了三点希望。一是要以开展“央企进陕”活动为契机, 推进股权多元化,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优化国有资产配置, 努力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上实现新突破。二是要在企业规模、自主创新、经济效益、节能降耗等方面全面实施对标考核, 进一步提升陕西省国有企业整体发展水平。三是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在推动科学发展、保障民生和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 树立企业良好形象。四是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各级各类国有资产的监管, 积极探索分类监管的有效方式, 强化监管手段, 健全长效机制, 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李金柱在会上说, 当前, 国有企业要认清形势, 把握规律, 担当重任。要做强主业, 做优品牌, 做大市场。同时要创新国资监管, 增强国有企业活力, 提高陕西经济质量。

会上对2011年度优秀国有企业和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 省国资委负责人与监管企业负责人签订了2012年度目标责任书。延长石油集团、陕西煤化集团、陕西有色集团、陕西汽车集团负责人作了发言。

上海国资国企供给侧改革进行时篇11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十三五”发展主题词。记者近日在地方国资重镇上海采访时了解到，市属国资国企在地方经济中占到约1/4的比例。通过激发国企创新活力、调整优化布局结构和改革国资管理体制，上海国资国企的供给侧改革稳步推进。

278亿元投入激发国企创新，提高供给质量

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目标，科技创新，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前提。如何让国企焕发创新活力，成为上海国资国企改革的核心工作。

在硅谷设立风投，和阿里巴巴合作推出互联网汽车，探索自动驾驶和燃料电池技术……作为国内最大的汽车企业，近年来上汽集团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一系列酷炫产品和技术。“打造创新型全球车企。”这是上汽集团董事长陈虹的新构想。

上海仪电董事长王强说：“处于智慧城市这样高科技、高竞争的行业，创新和研发是永远的关键词，关键是政策要鼓励企业敢闯。”

除了汽车和智慧城市，在高端硅基材料、燃气轮机等多个领域，上海国企正形成关键突破。“驱动国企创新的因素，是上海实施的‘三个视同于、一个单列’考核政策。”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国资委主任金兴明近期表示。所谓“三个视同于”，即对国企经营者业绩考核时，对符合条件的研发投入、创新转型费用、境外投资项目，均视同于利润。

统计显示，截至2015年年底，约30家上海国企累计投入的278亿元创新研发费用被视同利润。创新道阻且长，考核机制的调整将推动国企经营者甩掉包袱、放手去干。

国资结构在调整中优化，实现精准供给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在于结构调整。对国资国企而言，不是什么领域都需要做，也不是什么领域都能做好。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在供给侧实现精准发力。

统计显示，“十二五”期间，上海地方国企累计投资1.1万亿元，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和民生保障等4大领域占到70%。“通过进一步调整，今年年底国资在四大领域的集中度可达75%，到‘十三五’末将达到85%。”金兴明表示。

国资调结构，一来是针对部分刚刚起步的新兴产业，市场机制还不完善，需要国资发挥先导性和基础性作用。二来也是回归“国企为民”的本义，为百姓提供更多安全可靠的产品和服务。

以食品行业为例，虽然这是一个市场竞争激烈的行业，但国资仍在其中发挥着“稳定器”的作用。近年来，上海蔬菜集团等市场主体纳入光明食品集团，更好地发挥其稳定城市蔬菜供应和价格的任务。

定位“城市基础设施综合服务商”的隧道股份总裁周文波表示，结构优化对国企效益的提升作用逐渐显现。今年上半年，企业新增合同额同比增长创下50年来最好水平。

约50%的企业整体上市或核心资产上市，强化制度供给

促创新、调结构，离不开国企自身的制度变革。坚定不移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资管理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是上海国资国企改革的两条主线，也是强化制度供给的重要体现。

依托资本市场的透明环境和公允定价来推进混改，成为上海国企改革的一贯特色。统计显示，仅2015年上海就有绿地集团、城建集团等3家企业整体上市。同时，华谊集团、临港集团等实现竞争类核心资产上市。两者在上海国企中的合计比例，已经达到约50%。

“目前上港集团正试点员工持股改革。这样的改革，如果没有整体上市的背景，要推起来难度很大。”上港集团副总裁方怀瑾说。

国企混改的推进和证券化率的提高，为国资管理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提供了良好环境。